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新聞傳播學，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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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搭建完善的全媒體實踐教學平臺

內蒙古大學新聞傳播實驗中心是自治區級新聞傳播實驗教學示范中心，擁有良好的實驗、實踐設備。以此為依托，在突出傳統新聞傳播學與網絡技術融合的教學特色的基礎上，立足于新媒體發展方向，建成了完善的全媒體實習平臺。包括網站平臺:內蒙古文化(www．nmgwh．com);電子雜志實習平臺:支持數字出版專業學生編輯出版全媒體電子雜志《渴望》，現已連續出刊30期;IPad版電子期刊實驗平臺:由學生分組制作;電子紙閱讀器出版實驗平臺:由學生分組制作電子書。通過全媒體實驗平臺的建設，實現了培養出集采、寫、編、錄、攝互聯網運用和現代設備使用于一體的復合型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2013年6月26日，組織學生外出到禾華農牧林綜合開發有限公司進行移動采編訓練，歷時三天，全面訓練學生移動采編技能。這次采訪通過微博、微信、網絡即時上傳新聞稿件20條，采寫編新聞稿件50篇，拍攝圖片200余張，拍攝的電視新聞片《希望》，制作圖片展板《走在希望的田野上》。這次采訪活動讓學生走進生活，充分感受到現代企業的發展狀貌，同時，也領略了全媒體新聞采訪的特點，強化了學生的社會責任與意識。2010年，以新聞學系學生社團“鑫源報社”創辦的刊物，并獲校學聯“優秀社團”稱號。馬強老師指導的“內蒙古大學新聞學官方微博”，編輯出版專業學生制作的電子雜志《渴望》、新聞學專業學生主辦的“內蒙古文化”網站、拍攝的電視新聞專題節目《內蒙古大學漢語系建系五十周年專題片》(2009年)、《國旗班的故事》(2012年)、《流流狗的訴說》(2012年)、《深視滿洲里》(2013年)在校內外產生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

三、建立系統的全媒體實驗教學模塊

新聞實踐教學中要加強全媒體技術和理念訓練，依托新聞實驗平臺，逐步建成全媒體實驗教學模塊，培養學生全媒體新聞采制編播能力。

1．報紙模塊。

提高學生紙質媒介新聞編輯與策劃能力。主要用于培養學生應用方正飛騰軟件處理數碼報刊編輯等業務，利用Photoshop軟件加工處理圖片，培養學生掌握新聞采訪、寫作、編輯、評論、專業圖像處理等業務流程、步驟以及實踐層面應采取的關鍵技術。

2．廣播電視模塊。

學生通過了解和掌握先進的影視高清影視多媒體制作手段，培養從事電視新聞節目和訪談節目采制、演播、視音頻節目編輯、主持、網絡直播等工作的能力。

3．數字出版模塊。

建立符合專業特色的數字出版教學、實習與科研系統。培養學生較強的數字出版物編輯、設計和制作、能力;熟悉國內外先進數字出版業務系統的運行流程。

4．數碼攝影模塊。

以室外拍攝、攝影用光布光、彩色膠片掃描等實驗為基礎，培養學生系統的影像理論知識和較強的實踐能力。熟悉國內影像后期制作業務系統的運行流程。應用設備及常用配套軟件的安裝使用，具備影視多媒體前期采集到后期編輯的相關知識技能。建立符合專業特色的攝影課程的教學、實習與科研系統。培養具備專業攝影理論知識和較強的實踐技能，能在新聞媒體企事業單位從事影像制作的高級專門人才。

5移動采編模塊。

學習突發事件新聞報道快速反應機制的關鍵技術，了解第一時間報道，現場報道，動態追蹤報道，深度報道和預警報道的步驟、作用，理解危機管理視域中新聞報道快速反應機制的功能和作用，開展全媒體技術演練。

全媒體實驗教學模塊實施以來，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獲得了極大提高，特別是學生網絡數字傳播技術的掌握獲得了較大提高，在網絡媒體及相關機構就業的學生逐年增加，包括:國際在線、新華網、人民網(英文版)、搜狐、新浪、CCTV內蒙古電視臺、公安部網絡宣傳處等。2009年至今，學生在《光明日報》、《中國經濟時報》、《海峽都市報》、中央電視臺、搜狐、新浪、《內蒙古日報》、《內蒙古電視臺》、《內蒙古晨報》、《北方新報》等區內外百余家新聞媒體上發表新聞報道作品近1000余篇，其中報紙260篇，廣播電視120余篇，網絡編輯稿件近500余篇。2009級新聞學生拍攝的《那年》、《一種念想》、《校園面對面》、《水壺終極轉》《止戰之殤》、《屌絲男生》在網絡傳播中引起了較大反響，點擊率達到5000以上，2009級新聞班為學院新聞實驗中心制作的4部專題片風格迥異，上傳至在國內外比較有影響力的視頻網站，如優酷、土豆、YouTube等，供網民分享。

四、建立穩定的多媒體校外實踐教學基地

校外實踐教學基地建設是實現教育、教學目標，全面貫徹新聞傳播學專業教學計劃，培養復合型、應用型新聞傳播專業人才的重要環節，自1987年新聞學專業創辦以來，內蒙古大學新聞學專業始終十分重視實踐教學基地建設，經過20多年的發展與建設，先后與內蒙古地區十多家媒體簽訂了實踐教學合作協議，建立起涵蓋內蒙級新聞媒體、盟市級新聞媒體、行業媒體、中央級新聞媒體駐記者站，覆蓋平面媒體(報紙、期刊、圖書)、電子媒體(電視、廣播)、網絡媒體(蒙漢文網站)、新媒體(手機報)的立體化實踐教學基地建設體系。2012年，與內蒙古電視臺合作建成了國家級大學生校外實踐教學基地“內蒙古大學新聞傳播學校外實踐教育基地”。2013年在呼和浩特市綠籬攝影沙龍影視公司建立了攝影校外實習基地。為學生新聞傳播學專業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保障。新聞傳播學專業校外實踐教學基地，為近百名實習生提供新聞采編的真實環境，讓學生們在新聞實戰中了解并掌握新聞媒體運行的基本流程，掌握真實情景下新聞實地采訪、寫作、編輯的基本技能，培養學生的非智力方面的素養、創新意識和職業精神。2010年以來，新聞學專業學生多次參與內蒙古電視臺《蔚藍的故鄉》、《百姓熱線》、《都市全接觸》、《新聞天天看》等欄目的節目錄制。2013年11月13號內蒙古日報社與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合作到包鋼集團采訪。學生采寫消息、通訊、人物專訪52篇，拍攝新聞圖片近千張。11月22日《內蒙古日報》5版發表教師與學生合作采寫的消息《包鋼稀土:今年年底將實現稀土工業廢水“零排放”》(郭志菊李婧曹敏);12月11日《內蒙古日報》以整版的篇幅，圖文并茂的形式，發表《我們眼中的包鋼》(視覺版)，集中了近10位師生的文字、圖片新聞。校外實踐教學基地建設，在強化學生基礎知識的同時增強學生專業技能和綜合思維能力，激發了學生開展創新型實踐活動的積極性，有效提升了每個學生的實踐與創新能力，增強了學生就業競爭能力。近四年來新聞傳播學專業學生的一次就業率始終保持在90%以上。在內蒙古日報傳媒集團、內蒙古電視臺兩大媒體的人員招聘中，幾乎每次都招聘了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相關專業的學生，招聘比例達到30%—40%。這些畢業生經過歷練很快成長為媒體中的業務骨干。

五、提升專業品牌效應

內蒙古大學實踐教學的探索與實踐在本地區范圍內起到了示范作用，且有一定的輻射作用。自治區高校范圍內同類專業紛紛來我校觀摩，交流經驗。20多年來新聞學專業學生的一次就業率達始終保持在80%—90%以上。2010年至2013年本科生整體就業率為92．9%，2009年至2013年本科生專業對口率為51．6%。適應現代傳媒需求的全媒體人才培養目標，加之系統扎實全面的專業實踐能力培養方式，使學生在就業中才顯示出獨特的優勢。2009級數字出版專業學生王超，大三在搜狐視頻實習，因經全媒體實踐教學培訓，很快適應崗位，面試一周后即確定正式錄用。2007級新聞班的遠輝帶著他發表的新聞作品，成功考入大型上市媒體公司光線傳媒股份公司工作，并于2013年進入搜狐網總部工作;2006級新聞班的李文明，則憑借他的獲獎作品專題片《來時，我們還年輕》在報考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生時獲得了考官的好評，并考入《內蒙古日報》要聞部，成為一名自治區級的主流媒體記者;2011年新聞系學生的就業范圍不斷拓寬，2007級新聞班的孟穎靠著優秀的業務能力和大學作品微電影《鹿城故事》的加分，考入光線傳媒有限公司，現已成為光線傳媒王牌節目《最佳現場》的主要負責人。還有一批學生進入國家、自治區黨政網絡管理機關和企事業網絡宣傳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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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解釋學是對理解的理解，可以狹義界定為關于理解的學說。解釋學又叫"詮釋學”。解釋學廣義上是指對于文本的意義的理解和解釋的哲學或理論，它強調忠實客觀地把握作者和文本的原意。解釋學中固然很重視“理解”，而這種“理解”隨著解釋學的不斷演變發展而呈現出越來越廣泛的趨勢，囊括了對自然，社會和文本的理解。解釋學既是方法論問題，也是認識論問題，即通過各種方法弄清楚研究對象的意義，它高度重視文字資料。

回顧解釋學的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將它分為：

1, 古典解釋學：解釋學的第一 階段，興起于19世紀，主要代表是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的方法論解釋學。

2, 現代解釋學：解釋學發展的第二 階段，開創于20世紀，代表人物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他們把對解釋學的研究由認識論和方法論性質上升為本體論性質，并逐漸發展為哲學解釋學。

3, 當代解釋學：解釋學發展的第三階段，代表人物有赫希，利科和艾柯，他們認為應該在全新的基礎之上重構文本的客觀性。

二、解釋學與新聞傳播學的關系探討

1, 解釋學的“文本觀”對新聞傳播的啟示

法國著名哲學家保羅*利科給“文本”下的定義是通過書寫固定下來的任何話語。也就是說，無論形式如何，我們解讀的文本應包§所有書寫來的東西。那么，把文本概念引人到新聞傳播活動中，則是指由特定的符號語言系統組成的供受眾進行觀賞的特定新聞表現形式，它應包括報紙和雜志上的消息，通訊，特寫以及廣播，電視，網絡等等眾多的形式。但是，從這角度理解文本不具有根源性。從根源上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任何理論和學說都是在對一定‘文本’解讀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而人類的生活實踐是一切解讀的最終文本。”由此可以看出，當今社會科技飛速發展，那些廣播中的音頻，電視中的視頻，網絡中的多媒體的新聞作品理應在文本解讀的行列之中。

在新聞傳播活動中.文本選擇至關重要。一文本，是否能夠把新聞事件或新聞事實真實，客觀的呈現出來，決定著它能否最終成為新聞而報道出來。可以說，真實和客觀是衡量文本的重要因素。縱觀某傳播過程，我們不難發現，當一新聞作品問世以后，受眾對這作品的理解要以文本自身為基礎，他們希望自己的解擇與新聞事實的實質內容保持一致。其實，這種“一致”理論上是一無止境的“對話”過程。但是，每一新聞都具有一定的時效性，加之受眾的觀賞時間受限，這樣的“對話”過程在現實中是一有限的過程。

2, 新聞事實與“解釋的事實”

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這似乎揭示了“新聞=事實”這定理.但是新聞文本的事實雖然是實際發生的事實，但它是傳者最終選擇的事實。也就是說，傳者在事實成為新聞的過程中充當了“把關人”的角色.傳者首先要根據新聞傳播價值衡量現實事實.然后選擇性地對事實加以報道.從而構成新聞文本要傳播的新聞事實。

解釋學認為，偏見產生于理解的歷史性，理解的這種“歷史性”使得原本純正的“客觀性理解”站不住腳。伽達默爾指出，“不是我們的判斷，而是我們的偏見構成了我們的存在。”盡管新聞文本要求真實客觀，但客觀事實是一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新聞報道不可能是全方位的，面面俱到的，所以，最終的新聞報道取決于傳者所看到的新聞點，新聞點的選取在于傳者既定的傳播主體意識中。不同的傳者會有不同的閱歷，在對某1、新聞事件的背景，來龍去脈進行探究和采訪的時候，記者往往會憑借自己固有的知識經驗來推斷某一事件的發展態勢，這樣被報道出的新聞不可能完全沒有“偏見”。

3, 解釋的語言載體與新聞文本的意義生成

眾所周知，一完整的新聞傳播過程包括事實—新聞—傳播者—受眾。那么，新聞文本的生成也就是傳播者先形成思想意義.再編輯信息材料，然后再選擇符號載體。

語言是解擇學重點強調的一載體。解釋學認為，語言在解釋和理解中扮演了橋梁的作用，無論是何種解釋和理解，都是在交流和對話中進行，也就是通過語言來完成的。伽達默爾曾提出“語言游戲說”。他指出，解釋活動的雙方（解釋者與文本）的互動對話就仿佛處在游戲中，表現出一種自由呈現的結構。文本生存于這種結構中，作為游戲的一方，其語句的內涵意義也來自對話的情景。情景不同，意義則不同。

新聞文本的解釋即新聞語言的解釋。人們R有掌握了新聞語言才能準確把握新聞文本本身的內涵。人們通過語言來表現對世界特有的觀點或態度，R有語言才能本真表達人與世界的本質聯系。語言把新聞傳播者與世界，與受眾連接起來，在什么樣語言下.就有什么樣的新聞事實。同一1、信息文本可能就因為語言的差異而產生理解的偏差，因此，對于新聞傳播者來說，正確使用解釋的語言載體，才能更好的詮釋新聞真正的文本意義。

4, 解釋學的“問題視域”對新聞傳播的啟示

“問題視域”是伽達默爾提出的一1、概念。通俗講，視域就是看視的區域，它是指立足某1、點，向這1、點各1、方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達默爾所說的“問題視域”與我們平時所說的“問題意識”其實是一樣的。在新聞傳播活動中，受眾R有取得一定的問題意識，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新聞文本的內涵。

實際上，真正還原新聞事件是不可能的，比如：地上有一裝著半瓶酒的酒瓶，樂觀者說：“瞧，還有半瓶酒呢！”悲觀者說：“R剩半瓶酒了！”正如有多少讀者，就可能有多少哈姆雷特一樣，新聞的真實并沒有絕對的標準。受眾在不斷理解新聞文本的循環中，看侍問題的“視域”不斷被擴大或轉移，從而使得他們的“問題意識”也不斷被激發，"問題意識”的符號意義不斷轉換，這種轉換最終又會通過回到真正理解新聞文本中體現出來。

從一方面講，新聞傳播中的受眾作為解釋者，其有無問題意識影響著文本的解釋，所以，新聞傳播中應盡可能激發或引導作為解釋者的受眾的“問題意識”，從而取得更好的傳播效果；另一方面.對新聞事件的解讀又受到文本的制約，新聞報道中出現的各種評論，各種解釋都在調整和更新著讀者的“問題意識”,促使讀者對新聞的解釋不斷深人和變化。因此，在新聞傳播實際活動中，新聞報道應與多數受眾產生“視域重合”，避免“零重八”。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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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進行和發展，新聞傳播界的研究人員也在斷的更替。舊的研究人員不斷退休，以前的老教師也開始逐漸離開教學崗位，新老人員的更替為新聞傳播學的發展制造了新的契機。一批新的研究人員和年輕教師開始走上工作崗位。他們陸續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員的工作，在他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斷進步。在新一代年輕研究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聞傳播研究出現了一批豐碩的成果。年輕的一代作為各高校新聞院系和新聞研究的主創人員，他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視野更為開闊，知識結構較為合理，科研成果也將更為突出，為新聞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隨著經濟發展，新聞學專業開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發展，但是在發展的同時，由于基礎設施和高質量新聞傳播學教師的缺乏，其配套發展仍有很大的難度。

二、近年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重大進展

數套傳播學的譯叢(數十本)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起的連續幾年內陸續出版了，這對這回影響和促進新聞傳播學研究和新生代的持續發展。當前來看，我國新聞處奧博教學的應用教材多為翻譯版本，而且這些翻譯教材大多來自國外教材。傳播學研究方法的研究開始受到重視。隨著學術會議和交流增多，傳播學論文數量和質量也大有改觀。在高校各新聞傳播院系中，傳播學發展成果顯著，作為新聞傳播學的學科基礎課程的地位己經得到確立。許多受到傳播學界認可的教材被積極引進，并得到廣發應用，這些教材多為國外教材，國內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極為匱乏。隨著傳播學的快速發展，與傳播學相伴而生的傳播學批判學派也開始出現，批判學派的研究獲得發展，符號學、輿論學隨著批判學派的發展也有所進步。

三、發展新聞學研究的重大進展

《中國新聞事業通史》陸續出版，這是中國新聞史中提綜合研究的豐碩成果，這一成果已經得到了業內的公認，并且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國新聞史的個案研究在今年來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質量的研究論文不斷展示給大眾，研究發展蓬勃進行。中國新聞史的個案研究促進了新聞傳播思想的研究，各個時期的新聞傳播的研究思想都在這個時間段得到了新的重視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隨著最近你年來的各項發展，成套的新聞傳播學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這些教材注人了較新的材料和思想。隨著新世紀的到來，研究人員在回顧歷史、拓展研究的基礎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歷史性研究著作，這對于總結過去，繼往開來有重要意義。

四、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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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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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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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類新聞傳播學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體系。80年代，我國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復旦大學新聞系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統教材。90年代的情況大大改觀，各個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陸續組織寫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點的各種專業教材。到世紀之交，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則全套更新和增補新的面向新世紀的系列教材，北京廣播學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專業教材。

現在的問題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質量不高，甚至可以說是垃圾；內容重復現象較為普遍，相互抄，車轱轤話來回說。關于網絡的教材，顯然為了搶時間，更為粗糙，相當多的這類書籍停留在描述現象和想象的理論層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質量和在一定時期穩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寫作和出版的要務。

二，大量傳播學譯著在世紀之交的幾年內成批推出。這對于我國傳播學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這類譯著中有世界信息與傳播的綜述性著作，也有傳播學研究的概述性著作，還有一些專題研究的著作，例如組織傳播、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媒介形態、媒介與大眾文化、電視批評、媒介倫理等等。（參見我在《新聞與信息傳播》2001年夏季號的概述文章《直面當今傳播學研究----最近兩年我國傳播學譯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從贏利角度考慮較多，現在出版的傳播學書籍多數為教材，有的出版社選擇的層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傳播學讀物。這給國內某些本來就對傳播學有“階級”成見的人留下印象：傳播學就是這么個層次和水平。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尤其是傳播學經典著作很少，最近幾年的新著更少。經典中唯有麥克盧漢的著作出版了好幾種，但他畢竟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傳播學研究的經典譯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組織翻譯出版中。

譯著的翻譯目前也存在問題，如果是普及性讀物，由于語言和內容較為簡單，可以考慮組織研究生集體翻譯，但是學術專著若由一撥學生每人分上一章一節翻譯，在短期內出籠，差錯較多，后患無窮。已出版的譯著中有一些翻譯質量過差，甚至到了無法讀懂的地步。

三，國人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依然不多。盡管出版的新聞和傳播學方面的書籍越來越多，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浮躁使得可以列為研究性專著的書是有限的。相當多的書，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說學術結構，就是話語也是非學術的，或政治套話，或新聞報道式語言，用這樣的話語體系論證學術，可以想象是些什么東西：現象性的描述內容多于論證，擺出問題（有時很生動）但沒有能力說明問題；論證邏輯貧乏，諸如“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區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類。

四，出版新聞傳播學的“套書”呈現為一種趨勢。這種出版現象有商業包裝和贏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輕易說都沒有意義。如果學術研究的條件成熟，這種推出的方式對于學術研究有一定推動作用。近幾年傳播學譯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這種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這種方式。但是研究性的專著，不宜采用這種批量推出的方式，因為任何學術研究都不可能是工業流程式的。

現在從已出版的套書看，同一套教材，質量高低差距較大。有的較高，有的明顯地差。特別是網絡叢書，尚沒有一套提得起來。“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叢書總體水平較高，但也有的相對不高。“華夏傳播研究叢書”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資料價值。“南京大學當代學術棱鏡譯叢”中有幾本涉及傳播學的，尚有水平。“清華傳播譯叢”中有幾本的水平也行。有的叢書以“最新”或“高級”冠名，但內容不新，也談不上高級。

五，新聞記者的個人文集越來越多。現在只要有錢，出書不像以前那樣難了，難的是寫不出那么多好東西。最省力的就是將自己歷年發表的新聞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聞作品的時效特點，相當多的這類文集只有個人收藏價值，并無社會價值。有的新聞傳播學教師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這類文集在已出版的書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讓市場來調節吧。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出版獲得了很好的發展機遇，與過去相比，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憂慮的地方，即其中攙水的較多，書籍的內容質量（現在的裝幀質量一本賽一本）成為影響新聞傳播學外部形象的一個問題。

2002年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大約有300本，比去年增長了一半左右。但總體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書籍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概述如下：

一，幾乎同時，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關于中國傳媒近年總體發展情況和展望的書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陸小華的《整合傳媒》、孫燕君的《報業中國》、周偉主編的《媒體前沿報告》等。前一本帶有政策研究性質；后兩本像新聞報道那樣對媒體發展形勢作了記者式的描述，因而這類書籍屬于普及讀物。對近年媒體發展作一整體情況的描述是有意義的，但缺少學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書是喻國明的文章和調查報告集子《解析傳媒變局》。他本人強調學問就在于經世致用，必須與“問題單子”聯系在一起。作為一種觀點，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茍同。正是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使得我們這個民族缺少理論思維。創新的中國需要應用研究，同時也需要不是為了應用而存在的理論思維，它代表人類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學中我們需要陳景潤一樣，盡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沒有任何實用價值。

二，關于研究專著，數量依然不多，有幾本尚有新意。有一些書從標題上看是要構建某種理論、某種核心，但是翻開一看，索然無味，拍拍腦袋想出來的名詞概念較多，說來說去就是新聞傳播的一些常識知識，又換了一種說法或換了個包裝。研究專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認為侯健的《輿論監督與名譽權問題研究》給出一種什么叫研究的榜樣，他從一個較小的問題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聞法，給人以思想。陳力丹的《世界新聞傳播史》在結構和內容上比以往的同類書有些新意。杜俊飛的《彌漫的傳播》可能是這年出版的書最難讀懂的一本書了，表達上過于晦澀，但若硬讀下去，還是確實有思想的。

三，關于專題和會議文集，這年不多，下面書介中介紹的，均有些意義。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國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國新聞侵權的第四次浪潮》頗有水平，新聞法治意識十分明確而且論證有力，只是未對書名作解釋，令人莫名其妙。尹鴻、李彬主編的專題論文集《全球化與大眾傳播》，論題集中，這種有組織的專題論文集現在不多，值得提倡。張國良、黃芝曉主編的《中國傳播學：反思與前瞻》和展江主編的《中國社會轉型的守望者》屬于會議文集，也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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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2004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三、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

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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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知網數據庫(CNKI)中檢索關鍵詞“媒介化社會”，可以搜集到的相關論文達兩百多篇。其中，發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會》一文已經被引用兩百多次，在學界的影響力可見一斑。這也間接地說明了“媒介化社會”在學界的研究熱度。但是這篇論文重點介紹的是互聯網所帶來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會化只是作為媒介融合的一個結果被簡單提及，并未對其特征進行詳細描述。不過其中關于“媒介人”和“擬態環境”的理論闡釋，開拓了媒介化社會研究的理論視野，成為許多后續研究的起點。不過，學界早在2004年舉行的“2004中國傳播學論壇”上已經把“媒介化社會：現狀與趨勢”作為論壇主題，積聚了一批頗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李雙龍、王婷婷對論壇所做的綜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會化”這一主題之下，大會研討的內容涉及到了包括傳者、內容、媒介、受眾、效果等傳播學研究的各個領域。12]這也顯示了“媒介化社會”這一概念對新聞傳播學研究問題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國內對于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文章從2006年開始大量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聯網的發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進切實影響到了人們的生活體驗。有學者提出社會的媒介化是與大眾傳媒的發展同步的，只不過“其突破性進展卻是在電視普及之后”，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使這一過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過一些研究者仍然習慣將媒介視為媒介化社會研究的中心，通過實證調查研究當前我國社會的媒介化程度，即受眾的媒介依賴程度、受眾對媒體的角色認知等。有的則將研究的中心轉移到社會中的特定群體(如少數民族、“農民工”等)身上，從媒體的“賦權”功能分析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權力格局變化。[51有學者從輿論學的角度關注媒介化社會中的輿論表達特點，實際上是闡述網絡自媒體的出現所帶來輿論生成過程的變化。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構社會的功能為出發點，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徑，旨在通過研究媒介建構社會的特點，來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但在媒介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仍然以媒介為中心和出發點研究媒介與社會的關系，已經不足以理解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正如有學者提出的，傳統想象空間已經不能解釋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我們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會并進而創新和完善社會管理，～個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應該看到，在社會媒介化的過程當中，媒介自身也在經歷著社會化的過程。從傳統媒體的中心輻射式大眾傳播到社會化媒體的病毒裂變式傳播，媒體已經不是天然地站在社會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結構的改變也必然要求學術研究范式的轉換。同時，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關注社會的媒介化有可能帶來諸多弊端。這種研究批判的路徑其實也是“媒介化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技術的過度發展和對人類的技術控制一直是潛伏于現代社會的深層憂慮。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就描繪了一個統治者依靠大眾媒介重寫歷史、改造語言、清理思想、重構社會的恐怖場景。因此有學者認為，“媒介化社會”的概念“越過了和比較中性的信息化與國家發展的關聯，而進入到與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偽環境’(即擬態環境)、甚至所謂媒介‘妖魔化’的關聯之中”。正是在這樣的警醒和反思基礎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會中語境進行媒介素養的研究有了更加顯著的意義，即使人們對現代傳媒擁有一種批判的能力(即素養)，幫助人們解構媒介的“編碼”，避免淪為媒介的奴隸。對媒介化社會的批判、對“媒介經驗”的不信任，在邏輯上也必然走向對人類“直接經驗”的強調。有學者就認為，“人類只能靠自己與生俱來的溝通本能，去訴說，去傾聽，去建立并實施新的關系或交往規則，幫助自己和自己關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總的來看，媒介化社會的行政研究路徑較為細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會的一些規律和特點，從社會建構、話語抗爭、輿論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具體變化，其缺點則在于對媒介社會化的意識形態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覺，對媒介技術帶給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過于樂觀，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會的傾向之中。媒介化社會的批評研究路徑對上述問題有著高度的警覺，但如何從此路徑進一步增加人們對于媒介化社會的認識和洞見，當前的研究似乎還缺乏有力的回應。實際上，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媒介化社會研究路徑，它既應該是有經驗的支撐、實證的力度，也應該擁有批判的視野、思辨的深度。

二、諸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

不過，讓我們暫時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會”本身來，因為它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一條理解諸多新聞傳播學命題和理論的路徑。19世紀30年代，大眾媒體的出現標志著社會媒介化進程的開始。隨著電視這種更加直觀化、娛樂化、大眾化的媒介的普及，人們對于大眾媒介的依賴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眾媒介對于社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而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繁榮發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資訊服務的同時，也大大地加重了人們的媒介依賴癥。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實質上是媒介不斷獲得建構現實的能力和權力的過程，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始終是與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同步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的媒介化是開展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客觀對象，而媒介化社會可以看作是眾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廈門大學陳賊如教授在其專著《心傳——傳播學理論的新探索》中曾對許多傳播學理論作過類似的總結。她認為，如學術前沿“框架”、“議程設置”、“把關人”等美國傳播學經驗學派的很多紅火的理論都有一個共同的預設，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現實——有選擇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關研究、議程設置，其目的都是為了推斷這些隱藏在傳媒內容背后的(選擇的)‘標準’。”而在陳教授所未論及的許多新聞學理論的背后，也同樣是以社會的媒介化為邏輯起點的。對新聞所作的定義“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已經將新聞的事實屬性和建構屬藏其中。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現實與鏡像之間的緊張關系是一切新聞學研究的學術起點，所有的新聞理論無不指向于如何讓媒體更好地反映現實。現代媒體以向讀者提供信息，幫助讀者觀察外部世界為基本職能，這也是公眾對于大眾媒體的最低期待。這種功能和期待也是隨著現代新聞業職業倫理的發展而形成的。包括新聞專業主義、精確新聞學、新新聞主義等在內的西方眾多關注新聞實踐活動的新聞學理論，從根本上都是希望從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觀角度出發，探索如何拉近“擬態環境”與真實環境之間的距離。網絡媒體的巨大繁榮對新聞傳播學的理論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集中表現在新的媒體環境極大地改變了作為邏輯起點的媒介化社會的內涵：大眾媒體的傳播中心地位被極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會作為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仍然有著頑強的學術生命力。例如，以大眾媒體為中心的傳統研究需要應對網絡媒體對媒體建構新聞事實的挑戰，研究如何利用網絡媒體采寫、傳播新聞。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棄原來的中心，跟隨著媒介化社會的新內涵，轉向更加廣闊的傳播領域。而這種轉向將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豐富的社會實踐、大量的研究課題、廣闊的學術空間，還有來自理論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戰。現在，我們可以把上一節結束時所希望探尋的全新的研究路徑拿來一起思考了。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W•凱瑞曾經說過，“學術上的事往往起點決定終點”。因此，我們探尋新的研究路徑，也必須要對研究的邏輯起點(即媒介化社會)進行重新的認識和改造。而凱瑞所帶給我們的啟示，遠不止上面引用的這個判斷。他提出的儀式傳播理論，對我們完成研究起點的重建有很多啟發。

三、凱瑞的傳播儀式觀

詹姆斯•w•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中提出了兩種不同的傳播觀，即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開拓了傳播學研究的新視野，推動了美國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凱瑞提出的傳播的儀式觀，或儀式傳播理論，來源于杜威對傳播的洞見。他提出傳播“是人類共處的基礎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個有機的系統內循環，社會便成為可能”。他以充滿宗教色彩的“儀式”一詞來指稱人們分享意義、傳播共識的行為，并將它所涵蓋的范圍擴大到了大眾媒體的傳播活動。人們被邀約進入新聞的閱讀儀式或收看儀式，目的就在于通過某種戲劇性的行為改變讀者作為旁觀者的身份，進而卷入到權力紛爭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僅僅從中獲得有用的信息。“傳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傳遞，而是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凱瑞的儀式傳播理論是對人類所有傳播活動的整體性反思，遠遠超越了新聞傳播學的傳統范疇。但是他對于社會的媒介化過程所引發的深刻變化，卻有著非常卓越的洞見和描述。他曾以電報為例闡釋了技術的出現對日常觀念的影響，包括新聞客觀性觀念的產生和簡約文風的形成、全球時區的劃分和標準時間的確定、空間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貨交易的出現等。;或許，類似這樣的對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才符合我們的學術期待，而這就要求我們把整個媒介化社會納入到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視野之中，而不再僅僅盯著新聞報道做文章。這種研究范式的轉換，或許也可以借用文化轉向來稱呼。

四、對文化轉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學派是西方新聞傳播學界中的重要組成。但因為西方經驗主義傳播學的巨大影響，國內文化研究學派理論的引介不多，在國內的影響力也比較有限。實證的定量研究把論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們的學術“匠氣”十足，缺少思想的靈動;研究的問題具體而微，得出的結論也經得起科學的證實和證偽，但是許多問題的解決既不能拓展我們的認識，也缺乏理論的縱深。倡導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正是為了擺脫這種困境，煥發學科發展的新活力。這種倡導，還源自于網絡媒體的發展所帶來的傳播革命。一方面，網絡媒體的出現導致了媒體環境的重新洗牌，大眾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漸喪失，以大眾媒體的新聞生產為主要對象的傳統研究盡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漸削弱。另一方面，社會在媒介化的同時，媒介也在朝著社會化方向大步邁進。社會化媒體的出現重新結構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徑、思維習慣，重新定義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傳播，而新聞傳播學目前卻一直沒能從理論上系統地解答這些問題，只是在某些細節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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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生新聞的一般概述

首先，民生新聞的概念。民生新聞一詞既是一個較為新鮮的詞匯，又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淵源的詞匯，從民生一詞的誕生到民生新聞受到的廣泛關注與認可，它既不斷的繼承了該詞豐富的歷史內涵，又容納了社會發展不同的認識和觀點，從而奠定了民生新聞的理論基礎。談到民生新聞的一般表述，學界的眾多學者可謂眾說紛紜、說法不一。以上海復旦大學的陸曄教授為代表的人認為，民生新聞并不是一個關乎新聞題材樣式的專業性概念，它更多的體現出了一種針對新聞媒介和新聞記者實踐活動的價值取向；以南京師范大學的白小易博士為代表的人則認為，民生新聞是一種以大眾為收視對象的新聞樣式，它以平民的視角、站在百姓的立場上去播報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新聞，并以平民化的視角來對百姓所關心的事件進行評說的新聞樣式；然而，筆者認為，所謂的民生新聞，應該是立足本地，并以當地普通的老百姓為受眾對象，根據民眾視角，反映民眾生活、民本取向的一種新聞。

其次，民生新聞與生俱來的局限性。其一，民生新聞中的民不包括農民。僅從民生新聞的字面意義上來理解，民生新聞應該是以廣大的人民大眾，即處于社會中下層的城市市民及農民為收視對象的新聞。然而，現今民生新聞的報本文由收集整理道對象卻日漸狹窄，其關注的焦點不自覺的轉向城市居民，而忽視了那個龐大的、最應該被關懷的農民群體；其二，我國現今的民生新聞過分的追求視覺刺激和收視率。在媒體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許多地方電視臺的民生新聞節目為了提高節目的收視率，對于新聞題材的選擇往往沒有達到道德規范的標準，這無疑會對人們的價值觀以及社會認知等產生負面的消極影響；其三，在民生新聞的節目中，主持人評論過渡、誤導觀眾的現象屢見不鮮。新聞的基本屬性應該是真實性，而無論是記者還是主持人，在面對新聞的時候都應該進行客觀、公正的評論，而非帶有自己強烈主觀色彩的評論。

2公共新聞的一般概述

首先，公共新聞的概念。公共新聞還被稱作是公民新聞，它是一種興起于美國并對新聞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的一種新聞思潮。公共新聞是一種交互式的新聞形式，它讓媒體積極的募集到生活中形形的人，并讓他們生產新聞故事及新聞報道的一種新聞形式。最早提出公共新聞理論的人是美國紐約大學新聞系的教授jay rosen，他認為，新聞業是健康公共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呼吁新聞媒體應該擔當起更加積極的角色，加強公民的職責和權益的保護，推動公共討論、復興公共生活。

其次，公共新聞的優越性。其一，公共新聞有助于真正公共領域的構建。公共領域是公眾進行辯論的競技場，在此競技場中，人們可以針對自己的觀點對大家普遍關注的問題進行辯論和討論以達成最終一致的意見。公共新聞的出現與發展使媒體為公眾成立平臺成為可能，公眾可以通過公共新聞的平臺來廣泛參與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并提出自己的觀點和建議；其二，公共新聞有助于提升公民對于對公共事務的思考與分析能力。在公共新聞的發展進程中，只有深入群眾并發動群眾的媒體，才有可能得到穩定、持久的發展。此外，公共新聞還將公民看做是政治參與者，這種將被動接受采訪信息的公民看作是一個能夠獨立思考、具有分析意識與自我主見參與者的改變，正是公共新聞所無法比擬的獨特優勢；其三，公共新聞有助于推動公共事件的順利解決。由于媒體與生俱來的巨大影響力，致使一旦媒體將某一事件視為公共新聞，則不僅有助于個人能夠了解更多方面的知識，更加有助于政府作出科學、合理的決策；其四，公共新聞有助于促進新聞媒體之間的合作。公共新聞發展的最終目標就是要保持工作持久的注意力，即媒體與觀眾之間長久的聯系。然而，為了實現這一最終的目的，公共新聞通常是以連續報道和專題報道的形式出現的，這勢必需要媒體間的緊密合作才有可能實現。

3傳播學視域中民生新聞與公共新聞的關系

首先，公共新聞與民生新聞的區別與聯系。其一，在表現主體上，民生新聞更加關注民眾，而公共新聞則更加關注公眾；其二，在新聞解讀方式上，民生新聞的記者只是向觀眾反映新聞事實而已，而公共新聞的記者不僅要向觀眾展示事實，還要向關觀眾解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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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該新聞值得關注，并盡可能的為觀眾提供建議以促進其廣泛的參與到公眾生活中去。所以，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民生新聞與公共新聞無論從表現主體、價值取向上，還是從新聞的解讀方式上，都存在著較大的差別和不同，但筆者需要指出的是，他們二者之間并不存在沖突和矛盾。民生新聞的理念在公共新聞的身上得到了操作的復活，而公共新聞則是民生新聞的延伸與發展。公共新聞所突出強調的凸顯公共權益的價值理念是民生新聞發展遇到瓶頸時的最佳借鑒，為了使民生新聞更加順利的發展，提高其核心競爭力，它便應該積極的借鑒并吸收公共新聞的這一具有重要意義的價值理念，，即充分關注公眾的公共利益，盡量避免百姓平民意識的過量滲入，應該積極的尋找政府滿意與民眾關心之間的平衡。

其次，公共新聞是民生新聞的繼承與發展。在電視節目改革的歷史時期，民生新聞是一種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符合一定時期新聞發展規律的、并且獲得了廣大觀眾認可與好評的新聞形式。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民生新聞畢竟不是我國電視新聞發展的最終價值取向，其收視巔峰期一過，勢必會出現收視率下降的現象。民生新聞想要獲得更加持久的發展，就必須不斷的更新其新聞理念，隨著時代的收視需要而不斷的改革與創新。

篇10

對于一件事，只有有了興趣，才會有行動的動力，無論學習還是工作，都是如此，

媒介環境學創始人尼爾波茲曼曾說：我驕傲，我是媒介環境學人。而我，也很驕傲，因為我是媒體人。

說起媒體人，很多人都會想到電視主持人或記者，但我卻是名微信文案編輯。事實上，媒體行業也分很多種，其中傳統媒體包括廣播、電視、報紙、期刊等，而近幾年興起的新媒體則涵蓋了所有數字化的媒體形式，包括數字化的傳統美體、網絡媒體、移動端媒體、數字電視、數字報刊等。不管是哪種背景下的媒體人，他們都絕非電視上看到的那樣光鮮。說白了，媒體人其實很苦很累，在這里，常常是女人當男人使，男人不當人使。

說起來，我的中學時代似乎就為從事這個工作埋下了伏筆。那時超喜歡寫小說的我立志以筆浪跡天涯，于是在高考時我報考了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該專業的主干學科是新聞傳播學，主要學習新聞學、廣播電視學以及與廣播電視有關的學科的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而作為未來的媒體從業人員。新聞采寫、編輯以及攝影等知識的學習也是必不可少的。這些知識的實踐性都非常強，在進行理論學習之后，更多的便是相關的實踐操作。事實上，看似很好玩的新聞采寫在很多時候是件讓人頭疼的事兒要及時寫出既有時效性、真實性又吸引受眾眼球的文章，是非常困難的。

大學四年稍縱即逝。我的大部分同學在畢業后都去了電視臺、報社、出版社等媒體企業做記者、媒體運營、網絡編輯等。而我選擇了繼續深造，攻讀傳播學碩士。隨著對媒體行業的進步了解，我愈發向往進入該行業工作。于是畢業時我如愿進入了報社新媒體部做微售客戶端的文案編輯。作為微信文案編輯，主要工作就是把新聞報道、有價值的文章以微文的形式推送給受眾。本質上與傳統編輯沒什么差別。只不過換了種表現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