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音樂美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作者：張教華 單位：漯河職業技術學院

標題音樂與無標題音樂的美學特征比較

1.作品的精神內涵。（1）標題音樂主要是對文學、繪畫、戲劇、現實生活及大自然中的某一具體形象進行描繪，從而達到抒情的目的。因此，標題音樂的美主要體現在它的描繪性上。如穆索爾斯基的鋼琴套曲《圖畫展覽會》，此曲是作曲家參觀了畫家加爾特曼的畫展后，創造性地將畫家的若干幅圖畫轉化成音樂，并用自己的想象補充和豐富它們。再如貝多芬在創作《田園交響曲》時說“田園交響曲不是繪畫，而是表達鄉間的樂趣在人心里所引起的感受，因而是描寫農村生活的一些感覺”。所以，音樂的描繪性只是對客觀形象外在的描寫，最終的目的還是為抒情服務。（2）無標題音樂的美體現的是一種純粹的抒情美，它不受標題文字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發內心的情感。這種抒情性可以表達作曲家的任何一種內心體驗，如悲傷、歡樂及對現實的看法等。無標題音樂與標題音樂不同的是它表現的是一種概括性的情感。如柴可夫斯基在談到他的無標題音樂創作時說：“這是純粹的抒情過程，是用音樂來傾訴激動的心靈，從本質來說，內心的感受借音響而流露，就像抒情詩人以詩句抒懷一樣。”也正是由于沒有明確的標題，聽眾在欣賞音樂時，能夠自由的發揮自己的想象。所以，從二者的精神內涵來看，雖然都是在傳達作曲家的思想，但因為表現方式的不同，就使聽眾在聽賞、理解作品時，所體驗的美感也有了不同的感受。2.作品的內容題材。（1）標題音樂的內容和題材常取材于文學、繪畫、現實生活和大自然等，通過某一特定的形象表達特定的感情。音樂與所選題材緊密相聯系，在音樂作品中聽賞者能清晰地感受到題材中的情景。如李斯特在評論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時說：“它在我們心中喚起了這樣的想法，在《艾格蒙特》里，我們發現了一個現代的先例——這位偉大的作曲家直接從一位偉大的詩人的作品中獲得靈感。”印象派大師德彪西的《大海》，也正是受到畫家莫奈的畫作《日出》的啟發而創作的，生動形象地描寫了海上從黎明的黑暗到日出的過程。（2）無標題音樂所采用的題材更多的是作曲家對人生或某一事物概括的想法，它不以表達某一特定的人物、事件為題材和內容，音樂不具有描繪性的情節。如貝多芬的《第五命運交響曲》總體上表現的是貝多芬失聰后，與病魔抗爭，頑強不屈的精神品格。再如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響曲》，它取材于席勒的詩作《歡樂頌》，但它更多的是表達貝多芬對人生的感悟，是一種希望人類和諧存在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表達。此類作品與標題音樂不同的情感體驗就在于此，聽賞者始終被這一核心主題所打動，使他們的情感在最后一刻完全被釋放出來。另外，雖然有些作曲家的作品是被某一種具體事物所打動而創作的，但其目的主要還是以音樂本身來抒感，更多的是表達一種富有概括性的情感。因此，此類作品仍然屬于無標題音樂。3.作品的體裁形式。（1）標題音樂的體裁形式比較自由，可以根據題材內容的變化而變化，因而產生了許多新體裁形式的音樂。如伯遼茲的《幻想交響曲》，它是根據英國作家德昆希的小說《一個鴉片吞食者的自白》而創作的。為了戲劇內容的需要，作者突破了傳統交響曲4個樂章的結構，采用5個樂章的形式。此類作品能夠與所選題材緊密結合，將要表達的思想內容明晰地表現在音樂作品中，使聽賞者不至于局限在傳統音樂形式的框架內，很容易理解作曲家的創作意圖。（2）無標題音樂的表達形式通常嚴格遵循音樂形式美的規律，以純粹的內心情感表達，形成情感和形式的完美統一體，不像標題音樂那樣需要根據題材內容來構思作品的結構。如巴赫的《創意曲》，鮮明、生動的主題是全曲的核心，它隨著不斷變化的樂曲形式發展變化著，無論是答題還是對題，它都將全曲緊密地統一起來，形成了一種嚴密的形式美感。再如古典主義時期確立的奏鳴曲式原則，它由主部、連接部、副部、結束部組成，主副部之間的調性對比、音樂速度對比、織體對比、和聲的進行等都有一定的原則，這種對比使樂曲達到了一種平衡的形式美感。無標題音樂本身這種獨特的形式美也同樣能給聽賞者帶來美的享受。因此，在欣賞標題音樂與無標題音樂時，要結合以上3個特征，這樣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作曲家的思想內涵，與作曲家產生情感上的共鳴。

標題音樂與無標題音樂的美學之爭

1.以李斯特和瓦格納為代表的標題音樂倡導者陣營。李斯特、門德爾松、瓦格納及伯遼茲等人持情感論的美學觀點，他們反對作品只是表達作曲家本人對事物的看法。他們認為，作曲家的創作一方面是表達本人的思想，另一方面要讓更多的聽賞者理解自己的創作，從而實現傳達作曲家思想的目的。因此，他們將作品如何獲得公眾的理解作為自己創作的追求，強調主觀情感的表達，傾心于標題音樂。他們還認為無標題音樂過于局限于形式，不能明確表達創作意圖，聽賞者也難以從中理解作曲家真正的思想內涵。2.以勃拉姆斯和漢斯立克為代表的無標題音樂倡導者陣營。在19世紀標題音樂時代，持自律論觀點的漢斯立克在他的論文《論音樂的美》里，完全將標題音樂排除在音樂美的形式之外，他認為“音樂作品的美是一種音樂所特有的美，即存在于樂音的組合中，與任何陌生的音樂之外的思想范圍都沒有什么關系”。他在談到李斯特的標題交響樂時說“這些交響樂前所未有地把音樂的獨立意義取消，他把音樂僅僅作為一種喚起形象的藥劑讓聽賞者服用”。再如勃拉姆斯也始終堅持他的藝術觀——所有作品均采用無標題音樂形式。他也不完全同意朋友漢斯立克的音樂觀點，因為漢斯立克將情感的表達完全排除在了音樂之外。在勃拉姆斯看來，標題音樂破壞了音樂的形式美感，無標題音樂才是情感與形式的統一。綜上，標題音樂與無標題音樂的美學之爭直到今天還存在各種不同的觀點。暫且不論這兩種音樂形式的美學之爭的結果如何，既然這兩種音樂形式都能被不同的音樂學派接受，就說明它們各自有各自存在的價值，只是標題音樂與無標題音樂所體現出來的美學意義不同而已。標題音樂將音樂與文學、繪畫、大自然等相結合，大大拓寬了音樂的表現范圍，由于它有明確的文字標題，使公眾更容易深刻理解作曲家的創作意圖。而無標題音樂以音樂本身來抒感的自由，這也是標題音樂無法比擬的。因此，這兩種音樂形式的美作為音樂美的形式是客觀存在的，作曲家要用辯證的眼光，從不同的角度看待這兩種音樂形式給聽賞者帶來美的享受。

篇2

董仲舒是西漢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其公羊春秋學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廣泛吸收了陰陽五行以及其他學派的思想，結束了春秋戰國時期“道術為天下裂”的思想局面，初步建立了適應大一統政治專制的思想體系。董仲舒是完成先秦儒家思想轉向的一個關鍵人物，徐復觀說：“在董仲舒以前，漢初思想，大概上是傳承先秦思想的格局，不易舉出它作為‘漢代思想’的特性。漢代思想的特性，是由董仲舒所塑造的。”探尋董仲舒的音樂美學思想，不僅可以理清由先秦至漢代儒家音樂美學思想的發展線索，而且能夠對音樂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的作用有更深刻的理解。

關于音樂的本源問題，先秦儒家的荀子有重要的論述。他認為音樂首先和人的情性有關，《荀子·樂論》篇說：“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僅從此句來看，荀子似乎肯定了音樂發端于人的情感，人的情感獲得外在的聲音、動靜等形式，內外結合就形成了音樂。但是在荀子的思想中，音樂這種自然人性上的起源恰恰成為音樂要被否定的一面。荀子是持“性惡論”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既然人的本性為惡，由人的本性而來的耳目之欲就應當成為禮儀防范的對象。這樣，荀子必定要為音樂尋找另外一個具有合法性的起源，這個起源就是“先王”，《荀子，樂論》篇說：“故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汗之氣無由得接焉。”荀子把音樂分為雅樂和聲，聲是發端于人的情性且無所節制的音樂，而先王所制定的雅樂則具有“以道制欲”的作用，可以使臣民的情感合理地發泄而又不至于讓社會產生動亂。由此可見，在荀子看來，具有合法性的音樂實際上是建立在其人文性根源之上的。

在音樂本源這個問題上，董仲舒吸收了不少荀子的看法，但他最終把荀子的觀點巧妙地融進了天人感應的思想體系中。董仲舒同樣有把音樂本源歸之于自然人性的看法，比如《春秋繁露·楚莊王》云：“樂者，盈于內而動發于外者也。”在回答漢武帝的策問中，董仲舒說：“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膚，臧于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弦之聲未衰也。”與荀子的性惡論不同的是，董仲舒主張性未善論，他認為人之本性有善和惡的可能，因而需要后天的教化使人性走向善的一面。他說：“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于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這種主張雖然沒有像荀子那樣把人性完全推向了惡的一邊，卻仍然強調了王道教化在人性向善上的決定作用，因此，“發于和而本于情”的音樂在董仲舒看來雖并非就是惡本身，卻依然有走向惡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董仲舒和荀子一樣要為音樂尋找一個自然人性之外的根源，《春秋繁露·楚莊王》云：“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虛作樂。”這種思想和荀子關于雅樂的看法如出一轍，都強調了王者作樂的重要性，其目的是通過王者對音樂的制約而導向社會政治的和諧與鞏固。

在音樂具有自然性根源和人文性根源這個問題上，董仲舒可以說是直接繼承了荀子的衣缽，但董仲舒賦予了天至高無上的地位，這點和荀子的制天命的思想很不一樣。在董仲舒思想中，音樂的自然性根源和人文性根源其實最終都歸結為天。首先，音樂發端于人的情性，而人的情性發端于天。《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說：“人之受氣荀無惡者，心何栣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于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栣，與天道一也。”身有貪仁，實際都來自天的陰陽之氣，這樣，音樂以人的情性為本，實際是以天為本。這里的天是陰陽之氣所構成的天。荀子也有用氣解釋音樂的思想，《荀子·樂論》說：“凡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但荀子這里說的氣主要指人的血氣，董仲舒說的氣則是作為天地宇宙構成元素的陰陽之氣，人的情性是由這種陰陽之氣所構成，以人的情性為發端的音樂自然也是由陰陽之氣所構成的了。其次，雅樂由王者制作，但王者之所以為王者是順應天命而產生的。在王者作樂這個問題上，董仲舒提出王者作樂是為了“見天功”的觀點，《春秋繁露·楚莊王》云：“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于終，所以見天功也。”董仲舒認為王者受命于天，為了表示他是承受天命而不是因襲前王，就必須改變舊的制度，但是音樂卻不屬于改制的范圍，新王朝建立之初用的還是前代的音樂，因為音樂是為了表示天命的成功的，因此要等到王者用新制度成功治理社會之后，王者才能制作新王朝自己的音樂。用以表彰自己的功績。可見，王者作樂在董仲舒這里同樣追溯到了天上面。這表明，在董仲舒思想中，天是音樂最終的本源。

先秦儒家關于音樂社會功能的看法集中體現在“和”這個概念上。荀子認為音樂可以在多個社會群體間建立一種諧和關系。《荀子·樂論》說：“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荀子認為音樂可以實現君臣、父子、長少之間的情感溝通，緩解由等級區分帶來的社會矛盾。荀子關于和的論述容易使人認為荀子是想打破或者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等級界限的，但這種看法是一種誤解。維持社會群體間的和諧確實非常重要，但荀子認為只有和諧而沒有區分是社會動亂的一大根源，《荀子·富國》云：“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因此，群必須要以分為前提，否則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同理，音樂能夠實現社會群體間的和諧，這是它的一大功能，但是這一功能必須要以等級區分為前提，否則將會使社會產生動亂，“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因此，樂的社會調和功能始終要和禮的社會區分功能結合在一起，《荀子·樂論》云：“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也者。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在此，我們發現在荀子的思想中，音樂的社會調和功能實際上可以看作一種更為深層次的社會區分功能。他說的“樂合同”是以“禮別異”為前提條件的，即音樂的調和功能必須建立在社會群體的等級區分基礎上，“樂合同”發揮的調和功能不但不是取消社會的等級區分，反而是要使社會群體在心理上更樂于接受這一等級區分。

先秦另外一位儒家大師孟子對音樂的社會功能的看法則有明顯的不同。據《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記載，孟子得知齊王喜歡音樂，便向齊王詢問，齊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這一觀點和荀子以及董仲舒強調王者制作雅樂的看法很不一樣，在荀子和董仲舒看來，只有王者制作的雅樂才能導民向善，但孟子認為無論先王之樂還是世俗之樂都是一樣的。在此前提下，孟子提出了“與民同樂”的觀點：“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從表面上看，孟子這里也是強調音樂具有社會調和的功能，能使各個社會階層處于和睦愉悅的狀態。但要注意的是，孟子關于音樂調和功能的看法和荀子關于音樂調和功能的看法是不大相同的。孟子主張性善論，在他看來，人人天生就有善的本性，并不因為社會等級的不同而有差異，“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圣人，與我同類者。”因為圣人和常人在本性上來講都是一樣的，所以對于美也有大致相同的感受，“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所說的“與民同樂”是建立在這種人人皆有善性的基礎上的，因此“與民同樂”在孟子那里有抹平等級區分的理想主義精神，而所謂先王之樂和世俗之樂也因為人人皆有善性而變得沒有什么差別。這種觀點顯然和荀子有很大的不同，荀子的音樂思想以禮別異為前提，因此在荀子的著述中我們幾乎看不到有關與民同樂的描述，他所闡釋的音樂的調和功能也不帶有孟子意義上的抹平等級區分的理想。

先秦盂、荀二人關于音樂社會功能的論述無疑給董仲舒以極大的啟發，在《春秋繁露》中，我們發現董仲舒有整合這兩人觀點的傾向。《春秋繁露·楚莊王》云：“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御這里董伸舒強調了改制和作樂的不同，改制是王者順應天命而改變舊制度，以表明上承天命而不是舊秩序的延續；作樂則是王者根據民心所向來制作的。董仲舒說：“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于己也。”舜、禹、湯、文王這幾個圣王所作的雅樂是根據當時的民心所向來完成的，“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圣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荀子也強調圣王制作雅樂以教化百姓，但是圣王根據什么來制作雅樂，荀子并沒有過多地言及，荀子想要強調的是音樂的教化作用，他說：“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因此，百姓主要是作為被動的教化對象而存在的。相比之下，董仲舒更重視民心在圣王作樂中所起的作用，圣王并非任何時候都可以制作雅樂的，只有在建立盛大的功德并受到百姓共同喜愛之后圣王才可以作樂。從這里看，董仲舒在一定意義上繼承了孟子那種與民同樂的思想。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董仲舒這里講的“民之所同樂”和孟子的與民同樂畢竟不是一回事，董仲舒雖然比荀子更注重民心的作用，但董仲舒不可能有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他是主張“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的，因此董仲舒不可能完全接受孟子的與民同樂思想。詳細考察董仲舒的原意，可知他所說的“民之所同樂”并非君王和臣民之間的“同樂”，而是臣民對君王承受天命所感到的快樂，君王承受天命并且建立盛大的功德，就能使所有的臣民都感到快樂。董仲舒這種看法既不同于荀子那種強調王道教化的音樂觀，也不同于孟子那種強調君民同樂的音樂觀，或者毋寧說，董仲舒在這里表現出了整合孟、荀二人音樂觀的努力。一方面，通過強調民心在王者作樂中的作用，董仲舒希望抑制在荀子音樂觀中過分張揚的君力；另一方面，通過強調臣民對君王順應天命產生的快樂，董仲舒又希望避免孟子音樂觀中的民本思想對大一統帝國等級秩序的顛覆。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把董仲舒的音樂觀概括為中國古代大一統政治趨于成熟階段的一種音樂理論。

篇3

二、在歌唱表演中展現音樂美學中的“美”

不同的歌曲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帶給聽眾，不同的歌曲中也存在著不一樣的美。有的歌曲旋律激昂、節奏富有動感，給人以活力；有的歌曲節奏舒緩或帶有傷感，給人以溫情或寂寞；有的歌曲充滿正能量，讓人積極向上。所以，聲樂學習者在學習歌曲時，對音樂美學的學習是很有必要的，對于歌曲的不同美的定義可以通過音樂美學的學習進行了解。歌唱者對歌曲的不同美的定義了解了之后，能夠對作曲家在創作時的本意予以很好的了解，在表演時才能有很好的表現。在音樂學習時要對聲音的技巧、歌曲的處理予以掌握，同時在自身作品中融入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也要學會，更好地體現出音樂美中的優美、壯美、喜劇美、悲劇美、崇高美等等。

三、在聲樂教學中要運用好音樂鑒賞能力

不同歌唱家對音樂作品的感受是不同的，在演繹相同的歌曲時每位歌唱家都會根據自身的情況做相應的改變，以致產生了有不同的效果。這就要求學習者在平時對音樂鑒賞能力的培養要予以重視。首先要對各種不同類型風格的作品要多多聆聽。各類復雜的聲樂作品是聲樂學習者要不斷接觸學習的，在不斷聆聽各種音樂作品時要做好筆記，做好音樂作品的分析，對其中的音樂處理予以掌握，培養好內心聽覺。其次要運用內心聽覺來熟悉、分析音樂。對于一部聲樂作品，歌唱者要先在腦海里呈現出作品的整體表現效果，再進行演唱。歌唱者對一部聲樂作品要先在頭腦中慢慢形成穩定、精細的聲音，然后形成內心聽覺。在看譜分析研究作品時，就要運用內心聽覺，心中形成作品的旋律，在頭腦中演繹出作品真實演唱的情景。最后是運用不同的處理方式來處理不同類型的作品。要了解作品的時代背景、創作意圖、思想情感。不同的歌者演唱同一首作品時，出來的效果各不相同，因為歌者投入了自己的情感，這就要培養歌者個人的文化修養和生活底蘊。不同的音色會給作品以不同的味道，歌唱時要尊重原詞的意境，吐字清晰連貫，聲音平衡流暢。

四、有關歌唱技巧訓練的一些建議

大部分初學者都不太注意自己的聲音，缺乏個人的聲樂審美觀，使學生的內心聽覺和聲樂的學習發展受到影響。教師要在學習之初就樹立學生正確的聲音概念。

1、對同一聲部歌唱家演唱的曲目進行模仿。學生在沒有掌握扎實的聲音技巧的時候，不要貪圖高音和技巧的表現，這會傷害自己的聲帶和信心。這時要征求教師的意見，選擇適合自己的曲目。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之后，再根據教師給自己定位的聲部，選擇同一聲部歌唱家演唱的曲目來聽、模仿，要以培養自身的歌唱聽覺為目的，認識自己的聲部特點。

篇4

(一)荀子“性惡論”人性觀

荀子思想體系以“性惡論”為基礎，其論點是“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說:“荀子的哲學，可以說是教養的哲學。”②荀子的思想基本上是圍繞著如何教育、改造人性問題展開的，而他的這種思想是建立在“性惡”論基礎之上的。他認為人性惡是人的自然屬性、生理本能。荀子之所以認為人性惡，是因人皆“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荀子•性惡》)。喜聲色、好利欲是人的自然天性，并非后天教習所致，這是人生來就有的本性，即使是堯、舜這樣的先王圣君也不能免俗。因此，荀子特別強調:“凡人有所一同: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榮辱》)同時他又指出，后天的人為因素又能使先天的人性惡，變成后天的人性善，亦即“化性起偽”。這一觀點既不同于儒家祖師爺孔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的人性觀，更與孟子所認為的人的本性是善的、人與生俱來便有“善端”的“性善論”呈兩極對立。按孟子的觀點，人性本善，是天賦而非外界施加的，“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是“不學而能”的“良”能，“不慮而知”的“良”知，只要能在“內省”、“盡心”基礎上自我實現，則“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與孟子不同，荀子認為“無偽，則性不能自美”(《荀子•禮論》)。荀子主張人可經過后天的學習與磨礪，使之變惡為善，變丑為美，否則人性是不可能“自美”的。從本質上看，荀子“化性起偽”的性惡論，其實質就是要倡導人們通過后天有意識地、自覺地、持久地進行自我改造，自我完善，把人們生而帶來的天性中的先天自然之“惡”，改造成符合他所主張的社會主流規范的禮、義、忠、信等善良品性，最終達到“涂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的理想狀態。這不僅是荀子政治倫理思想和文化教育思想的立足點，同時也是荀子整個樂論美學思想的邏輯起點①。

(二)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觀

從殷商時起一直到儒學的開創者孔孟二位先圣，唯心主義的“天志”、“天命”觀念就一直在社會思想中占據統治地位，統治階級的最高領導者自稱天子，代天行使權利管理萬民。當時的統治階級之所以極力鼓吹天是有意志的，它可以決定人世間的吉兇禍福，可以賞善罰惡，人為地把天“人格化“，把一切的社會現實問題都歸附于“天”，目的當然是為了愚民以利于統治。與“孔子所言之天為主宰之天;孟子所言之天，有時為主宰之天，有時為運命之天，有時為義理之天”不同，“荀子所言之天，則為自然之天②。他明確強調“天”并不以人的善惡、人世的治亂為轉移，而是有著自己客觀的運行規律。荀子從尊重自然界的客觀性和規律性出發，創造性地提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故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荀子•天論》)的樸素唯物主義的天道觀，即天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性。荀子把人與天區分開來，去除了人賦予上天的“人格化”，認為人與天是各有分別，各司其職的，只有明白天人之分，才可稱得上超脫世俗、修養非凡的至人。在荀子看來，天有自己內在的運行規律，人們只有自省自律，順天而為，才算得上是至人。因此，聰明的人便會“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荀子•榮辱》)。荀子之所以強調“知命者不怨天”，是因為天是有德的。正是由于“天”有誠而不欺、公正無私的品格，所以人們的一切行止只有合于自然規律才能獲得“天養”，一旦違背了大自然的規律，逆天而行，就必然遭到自然的懲罰。荀子認為，“天”有自身的發生、發展等自然規律，且這種規律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人們可以通過主觀努力，遵循自然規律，順勢而為去改造自然。在此認識的基礎之上，荀子創造性地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觀點，強調人類應在遵循自然規律的范圍內，努力駕馭、掌控自然，讓天地萬物皆為人類和社會服務，從而使自身的物質欲望與情感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③。人可以順勢而為地駕馭自然、改造自然，具有制服“天命”的主觀能動性這一樸素唯物主義觀點，是荀子所提倡的禮樂教化能夠得以實現的理論前提。

二、荀子“中和之樂”音樂審美觀

荀子可以說是中國美學史上最早完整地提出“中和”這一范疇的思想家。“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荀子•王制》)荀子在儒家思想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中和”的概念，而在其禮樂觀上，也明顯體現出了中和色彩。荀子在《勸學》篇中明確提出:“《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即是說，《禮》講究肅敬而有文飾;《樂》講究中正而又和諧。由此不難看出，荀子是以“審一以定和者也”作為樂的主要藝術審美特征的。“追求中和之美，是中國古代藝術一個基本精神，從‘先王之樂’開始到近代西方藝術精神傳入華夏大地之前，一直都以中和為藝術的最高境界。”①荀子“中和”之美是立足于“雅樂觀”，著眼于“以道制欲”，強調音樂教化功能的實用主義而非享樂主義審美思想。

(一)中和之樂的“雅樂”標準

荀子認為樂源起于情，是人的內在本性的自然發生。音樂的產生，是人們內心情感和各種欲望宣泄的需要，是人們思想感情的一種外在表達方式，也是出于人的自然天性的一種必然。荀子以情論樂的觀點，對整個中國古代樂論乃至整個音樂理論史有著深遠的影響，而此后集中代表了中國古代樂論思想水平的《樂記》中，在論述樂的產生時也明確提出“情動于中，故形于聲”的觀點，無疑是傳承了荀子以情論樂的思想。與此同時，荀子也一向主張人也具有性惡的本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骨體膚理好愉佚等，這些都是人與生俱來的先天的本能，如果放任這種本能，將會導致“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荀子•性惡》)。簡而言之，因為人性本惡，各種欲望和享樂思想與生俱來，源于民間的音樂往往是知聲而不知音、知音而不知樂的于色而害于德的俗樂，因而這種音樂不可能是真正的“樂”———“禮樂”②，這與“中和之樂”的音樂審美標準是相悖的。作為樂教的“樂”并非泛泛之樂，荀子認為應為雅樂。荀子提出“貴禮樂而賤邪音”，并進一步強調“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荀子•樂論》)。可見，在荀子看來，只有雅樂才稱得上是大齊天下的中和之樂。為了實現“審一以定和”的中和之美，荀子又提出了“化性起偽”的實現路徑，就是要求人們通過后天有意識的自覺的努力修為，來不斷弱化甚至消除人們與生俱來的先天自然之“惡”。具體到音樂審美上，就是依托雅樂，用樂教的方式，熏陶培養符合儒家音樂審美規范的中和之美。

(二)中和之樂的實用主義審美觀

在荀子之前，齊國名相晏嬰就在前人“聲一無聽”、“和六律以聰耳”的基礎上，提出了“和而不同”的音樂美學思想。晏嬰主張音樂要“和而不同”，也就是好聽的音樂是由不同的音樂要素組合而成，是各種音樂要素之間的相互對比，協調一致，配合得當③。他認為音樂如果只求合和為一，則會失去音樂的內在美和外在藝術表現力，只有將音樂中的各種對立因素既有對比，又協調統一，在聲音的調和中含有對比、在對立因素上又協調中和，才會產生美好的音樂效果。這就是晏嬰將音樂美具體到音樂的各構成要素、形成手法等方面來考察和論述，不僅揭示了音樂美內在的客觀藝術規律，也充分體現了音樂實踐活動中的辯證關系。筆者在《齊國音樂藝術探析》一文中認為這種“和而不同”的音樂思想，事實上是確立了一種東方音樂藝術美的基本準則④。與晏嬰僅從音樂藝術層面考察音樂的“和”不同，荀子把中和之樂更多地放在了教化結果的實用性上。仔細分析看，荀子的音樂美學思想從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儒學鼻祖孔子和孟子的，雖然他們三者的音樂美學思想在具體內容上有所不同，但其本質卻是統一的，孔、孟、荀都以“和”———“中和”為審美準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即是禮樂思想。從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始終貫穿的一條思想主線就是他們三者都重功利、重善、強調社會功能和教化作用，無論是人的審美欲求，還是音樂的藝術形式與娛樂作用都一律加以輕視，把音樂當作政治的工具，統治的手段⑤。從中國古代浩瀚的文獻典籍來看，以“樂”為教的傳統由來已久。在中國樂論美學思想發展史上，樂歷來與《詩》《書》《禮》《易》《春秋》并稱為六藝，正如劉師培先生所言:“古人以禮為教民之本，列于六藝之首。豈知上古教民，六藝之中樂為最崇，固以樂教為教民之本哉!”①荀子對“中和”一再反復強調，其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將充滿矛盾的各種事物調和起來，使整個社會達到一種高度和諧的理想狀態。不管一個社會如何世風日下，道德淪喪，人心敗壞，一個具備中和之德的人總能心有所守，潔身自好，而這恰好體現了音樂對陶冶人們的情操所特有的教化作用②。“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荀子•臣道》)由此可見，荀子對音樂的社會作用和教化功能的認識不僅非常全面，而且極為深刻。荀子一方面強調“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荀子•樂論》)，充分肯定了音樂可感化人心、陶冶性情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也認識到“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荀子•禮論》)的娛樂作用。與此同時，荀子還充分肯定了嚴肅莊重的音樂能起到鼓舞士氣、提高戰斗力的作用③:“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荀子•樂論》)因此，他主張“以時順修”，變革音樂，使之成為統一天下、鞏固政權的實用性工具。所以，荀子的中和之樂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對音樂本身中和為美的強調，更多是側重于對其政治與社會功能的關注。

篇5

二、電影《音樂之聲》所包含的情與愛

電影一開始就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奧地利鄉間寧靜祥和的自然風光:山坡上青草茂盛，潔白無瑕的薄雪草就像是星星一樣落在地上。主人公年輕修女瑪利亞站立在山坡上放聲歌唱，天上飛著嘰嘰喳喳的小鳥，身邊是潺潺的流水，隨著教堂低沉的鐘聲響起，震徹山谷。而隨著故事深入開展，透過美麗的自然風光我們看到了主人公純凈的內心以及與特拉普上校真摯的愛情。在電影中最生動的地方就是詮釋出不同的美好的愛，這讓整部作品都顯得如此溫馨。首先，電影中著重突出的是愛心。修女瑪利亞是一個善良、正直的女孩，對生活中每個事物都充斥著毫無雜念的愛心，每一樣物品都是她心中的最愛。對于孩子，她更是傾注了自己全部愛心，就像她喜歡在大自然中肆意歌唱一樣，都是她生命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另外，還有深沉的父愛。當特拉普上校與他的孩子在客廳中相互擁抱的時候;當七個孩子在宴會中做出了精彩表演的時候，上校臉上洋溢出父親的驕傲微笑，這是多么真情流露的神情!其次，愛情也是電影所要凸顯出來的主體，尤其是瑪利亞與上校之間真摯的情感。在瑪利亞陷入到愛情中后，激動地唱道:“我一定是做了那么多好事才換來如此的幸運，沒有做就不會有!”這是多么善良的女孩，多么純潔的愛情啊!而在最后，這些真誠的愛升華成為人們對國家、對民族的深沉情感。插曲《雪絨花》在電影中重復出現了兩次。在面對法西斯的威脅時，特拉普并沒有膽怯，而是深情地說道:“各位奧地利國家的兄弟姐妹們，現在我要為你們唱一首愛之歌，我知道這時候你們會分享這樣的愛，我希望你們不要讓它們離去!”人們對于祖國的愛意怎么會離去呢?這時候全場的人們都跟著上校唱了起來，唱出了心底凝結的對愛情的詮釋，而納粹分子只得無奈地看著。

三、電影《音樂之聲》的音樂元素美學價值研究

(一)音樂融合度高眾所周知，電影《音樂之聲》中的音樂藝術是達到一定高度的，并且所凸顯出來的最大一個藝術特征就是電影情節與音樂緊密融合。盡管這部作品在20世紀拍攝，但是如今我們再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還會被其藝術價值所震撼，內心激動不已。作品中選用的音樂旋律能夠很好地烘托出環境氛圍，促進電影情節發展，刻畫出角色的內心狀態與情緒。之所以音樂可以在電影中起到這么大的作用，就是因為創作者選擇了貼切的電影配樂，讓音樂旋律簡練、順暢，表現出真摯的情感，與電影情節有效融合并且不留痕跡。例如在電影開頭的時候，女主人公瑪利亞愜意地坐在草地上放聲歌唱，她優美動人的歌聲與阿爾卑斯山脈的自然風光完美契合。這首旋律不但拉開了電影的序幕，并且也表現出瑪利亞熱愛自然、熱愛生活的心態。接著修道院長與其他修女運用了宣敘調的演唱形式，展現出一種莫名的詼諧幽默效果，表達出她們對于主人公瑪利亞的不同看法，也彰顯出瑪利亞年輕、奔放、青春、狂野的性格———“她溫柔!她狂野!她是個謎語!她是個孩子!她最令人頭痛!她是一個天使!她是一個姑娘!”因為內心熱情奔放，瑪利亞經常會去原野中狂奔禱告，也因此經常會遲到。這些修女們認為主人公瑪利亞狂野、奔放的性格會破壞了修道院那肅穆莊嚴的氛圍，一方面這些女人們喜歡瑪利亞真摯、善良的性格，給予了她們足夠的歡樂;而在另一方面，瑪利亞充滿活力的不羈性格實在讓人們哭笑不得。就像歌曲《音樂之聲》中所描繪出來的，“她就像是天氣一樣難以預測，就像是羽毛一樣飄忽不定!”電影中借助了十分詼諧幽默的宣敘調的演唱方式，較為貼切展現出修女們討論瑪利亞性格的場景，并且這與瑪利亞的性格也十分符合。另外，這樣的形式也會讓人們看起來耳目一新，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力，調動起他們觀看電影的興趣。

(二)音樂簡練易懂為何電影中的音樂旋律能夠被眾人傳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音樂旋律簡練易懂，觀看電影可以聽到許多流暢、悅耳的旋律歌曲，這些音樂表達的情感十分質樸、真摯，唱起來也很容易朗朗上口。例如當瑪利亞在教孩子們唱歌的時候，專門設計了讓沒有學過音樂的孩子們去輕松學習的歌曲Do－Re－Mi。這首歌曲基本上都是由“1234567”這些自然音階中的七大骨干組成，而剩下的歌詞都是將這些骨干音符的抽象形象變得具象化的句子，讓孩子們很容易就學會了，并且觀眾也感覺朗朗上口，看著看著就會默默唱起來。電影畫面中，孩子們邊唱邊跳，音樂旋律與不斷變化的畫面緊密結合起來，為我們展現出一幅其樂融融的美好生活景象。這首簡單易懂的旋律，能夠滿足劇情中瑪利亞要教會從沒學過唱過歌的小朋友學習音樂的需求，又能夠體現出整部電影線條明晰、旋律優美、簡單易懂的音樂藝術特色。另外，電影中其他的歌曲如《雪絨花》《孤獨的牧羊人》《晚安，再見》等作品都具有這樣的特征，因為能夠體現出通俗性，所以才會吸引許多人欣賞，并廣為流傳。

(三)音樂中的豐富內涵電影中的音樂旋律除了具有通俗易懂的特色外，也包含了豐富的內涵，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美國著名音樂家理查德專門負責這部電影的音樂創作，他曾經創作了一千多首歌曲，而且歌劇多達幾十部，之后改編的歌劇版《音樂之聲》也在其中。他在電影中創作的音樂旋律講求藝術性，具有多元豐富的內涵，表現出來的情感真摯、樸實，刻畫出生動鮮明的音樂形象。例如電影中經典插曲《雪絨花》，能夠用簡練順暢的曲調表達出主人公真切的愛國情感。盡管歌詞質樸、簡潔，但是包含了創作者那高超的寫作技巧，凸顯出較高的藝術性。旋律汲取了奧地利當地民歌精髓，借助歌頌雪絨花來表現出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之情，而這樣的情感全部體現于歌詞之中———“雪絨花，雪絨花，清晨迎著我開放，小而白，潔而亮，含笑點頭多可愛。潔白的小花朵快開放，永不敗，愿我祖國春常在。”雖然歌曲篇幅短小，但是卻內涵豐富，具有較高的音樂審美價值，讓聽者內心深深震撼，產生強烈共鳴。

(四)音樂畫面感較強電影《音樂之聲》具有的音樂美學價值還表現在具有較強的畫面性。音樂具有的藝術性通常并不是單一的，而是要與描繪對象，表達情感主體緊密聯系在一起，而這部電影作品中的旋律都具有這樣的特征。電影所選擇的音樂片段都與故事情節緊密結合，展現出情節的動態性，并且，所有選用的音樂旋律都能夠獨立描繪畫面。觀眾可以在只聽到音樂的時候，就能夠聯想起畫面是怎樣的，這不得不說是其具有的獨特美學價值。例如上文所說的經典插曲《雪絨花》，即便歌詞十分簡練，但是與優美的旋律結合，就讓我們只聽旋律就感受到奧地利那滿地開遍雪絨花的地方風情，每個觀眾都似乎看到了那小小的、白白的雪絨花開遍了山川，在微風輕撫下搖曳著小小的潔白花瓣。

篇6

由于中西文化大背景的差異，必然形成藝術思維方式、內容、概念、稱謂、表現手法等方面的不同，甚至藝術范疇之界定也是不同的。我們中國樂的美學獨特性，有這樣三大特點：一是自然抽象之再造；二是自我情緒之控理；三是自我自宥之中心。

我們的祖先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百多萬年，仰觀于天，俯察于地，橫觀人化，到了伏羲時代總結出了第一部大書《易》，即宇宙變易的大學問。“圣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圣人因神而存之。”（《史記》）這就是因氣設聲律。“六律為百事根本焉。”故“太史公曰：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右，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中國人用樂所再造的自然世界，是相當復雜而又獨特的。先祖把捕捉不到的氣和流動變化的思維、情緒、無形的神韻等，都用數規定他們的律，再用測定的律鑄成有形的器（也就是藝術符號），然后運用這些符號編織成藝術樂章。

先人用樂舞進入的抽象自然世界，不僅僅是用來做娛樂的，主要是：“以律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方，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即通過樂舞的作用，以求達到“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并用它組成人性、情緒、倫理道德、社會行為的有機調控系統。運用這種調控機制達到社會的安治和諧。這種讓人在快樂中自我完善的藝術構架，確是具有獨異思維特點的東方美學。不管樂舞的作用是否可以達到：“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前漢書》。或：“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記》）但畢竟得承認祖先在數千年前尋覓出：以道中軸、以歌舞為載體的藝術調控機制，確實是值得自豪的一大創造，留給我們的藝術創作啟示、法則，以及藝術道德，仍然是一筆巨大的文化財富。

從制律作樂，循章抃舞，詩歌以故事來看：中國人的創作主體意識是相當突出的，所達到的藝術高度、藝術的科學思維，絕非“下意識的潛流”所能流成的滔滔黃河文化流，也非“非理性”所能理得清天、地、人這個藝術大世界的。這種用抽象符號編織成的藝術世界，喚起人們對大自然和社會的感知和深入認識，顯示了中國人高超的藝術才能和獨特的創作意識，其主體意識就是：有與無二字及其辯證關系。不僅在樂舞的虛擬表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主體意識的表現，即使書法、詩畫的創作也無不明顯地留記著中國人創作的主體意識，以無表現有，以有存其無。以達形、神兼備、兼美，表現出作者的人格、情緒和追求來。中國人的主體是有理性的物質體，中國人的藝術是在高度理性支配下創造的藝術。至于“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植柳柳成蔭”的現象，可能正是律呂偶合，以致陰差陽錯造成的偶然現象。要靠“守株待兔”去尋覓創作的成功，只有在“夢”里找到這種“潛意識”的滿足了。至于“夢筆生華”的好夢，那正是理性辛苦尋覓，勞而獲之的藝術財富。很難想象一個沒有理性的主體，怎樣去制造生存的社會和人的藝術！我們的祖先正是由十分清醒的理性支配，才造出合乎天、地、人的藝術來，并成為自我完善和調理社會善惡的樂（戲）藝術思維的主體。

自宥于自我中心。這一特點在中華民族生存的全部歷史過程中，都表現得十分突出。這是和我們民族的天圓地方的自然觀不可分的，也是與其“人”居天地之中、“人”頂天立地的生存意識和自信心分不開的。我們民族具有這種自尊、自愛、自信的積極意識，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

遠古有西王母族饋我白玉琯，西周有專門研究管理四夷之樂的鞮鞣氏，改夷補中。漢魏晉以后“胡馬度陰山”帶來了“吞刀吐火”雜技百戲。隋唐兩代西域音樂，胡旋舞蹈，已是風靡朝野，更為宋元雜劇積累了雄厚基礎。文化發展是個漸進和積累的長河，封閉意識是需要啟開的，吸收營養也可以加快速度，但我們必須明白文化中的民族獨異性是不可能湮滅的。像古代希臘與波斯的戰爭多么殘酷持久，誰又能把一種文明強加于對方？羅馬，土爾其都曾占領過地中海沿岸幾多世紀，奧林匹斯山上的文明印跡、文化價值消失了嗎？大不列巔占領印度多么長久，“阿彌陀佛”在次大陸失去了他的靈光了嗎？只要一個民族的人民還存在，它的“鄉音”、民俗文化，也包括它的美學獨異性就會滔滔流淌不息。這樣的洪流是永遠不會干涸的。我們要求的不是改變黃土地的顏色，只是把“君臨天中”舉向云頭的鼻臉俯向“四極八荒”，采風配律，奏出我中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新樂章。筆者絕不贊成“斷割”“再造”等虛無者的高論。若按某些先生之論，將中國樂（戲）文化來次“割頭換血”，“全方位地再造”，豈不都造成了單一的“海派”色了嗎？民族樂（戲）的特性，真如人面各異一樣，那么希臘樂（戲）的特異性表現在哪些方面呢？正像英國美學家鮑桑葵在《美學史》序言里，對東方美學說過的那句話：“我沒資格從事這件任務。”我們站在遙遠的東方，向云蒸霞罩的奧林匹斯山與碧波蕩漾、深邃莫測的愛琴海望去，除了對人類文明“兒童”的贊嘆外，更深刻地剖析，只有靠他們的歐洲老鄉鮑桑葵先生來說說明白了。他說：“希臘人卻總是以那種冷酷的利己主義，抓住自己的利益不放，把每一個妨礙他的人都當作敵人，拒之千里之外，他們僅僅對兩三個有興趣中的一個興趣保有專一的忠心。”(轉第85頁）(接第69頁）英國紳士的話未免刻薄了。這個早熟的“文明兒童”在他的樂文化中確實是有些古板的，專注地發展了悲劇事業。而對同時期的阿里斯托芬的世俗喜劇，則給予了冷淡和輕視，直至羅馬帝國建立之后，這種藝術才得以發展，形成了歐洲又一個戲劇——拉丁喜劇。但人們認識希臘，也使希臘人引以為榮的還是他的悲劇成就！希臘人通過模仿創造出自己的戲劇，用以傳授、教訓、和悅、。不可否認，他們的樂文化也是他們民族心態的“面孔”。相信歐羅巴也一樣絕不會丟掉他們的希臘美學根，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希臘文化根的“蕤賓”，莎士比亞的悲劇就是來自希臘神授。盡管在元、明、清我們的戲劇已發展得相當完善了，但西方從來沒有人主張把中國戲劇全套搬將過去。其實沒有必要合二而一，還是各有各的特色，各自保持自己的根，組成一個百花齊放、豐富多彩的世界。

綜上所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不同的地方，千秋萬代后，這種不同，還會照樣存在。這，與我們的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不會變成藍眼睛、黃頭發、白皮膚一樣。當然，你可以染成其他顏色，但本色你是改不掉的。正如“賈湖古笛”告訴我們的就是這個理。現在談什么都是接軌，我們知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種哲學，造就一種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實踐方式。如《梁祝》《黃河》《茉莉花》等，不但是中國人喜歡的曲子，同樣外國人也能接受。特別是《梁祝》《黃河》，看上去是西洋樂器演奏的，但其作曲方式，百分之百是中國傳統的。與貝多芬《命運》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中西文化大背景各異，必然形成藝術思維方式、內容、概念、表現手法等方面的差異，甚至藝術范疇之界定也是不同的。梁漱溟先生在其《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這樣說：“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印度文化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而中國文化是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根本精神的”。像中國的十二律與十二個月；五聲與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腎、喜怒哀樂懼之關系等，都超越藝術范疇的界定了。然而中國藝術是十分強調這種關系的，其力求使自己與道（即易）能和諧，形成自己的生存次序，這種藝術哲學雖然復雜，但他仍以自身特殊的生命力長存于藝術長河之中。

參考文獻：

篇7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歷史深淵，長期以來深受儒道互補的美學思想影響。講究人格：把自然理解為生命的統一體；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天人合一；審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體驗，這都是傳統文化所推崇的。中國傳統音樂美學思想，受大的文化思想的影響，用獨特的、自然的形式，把美學思想滲透其中。儒家重心性問題的仁學兼倫理學解，著重人際關系及人倫情感的聯系與溝通；道家重心性問題的自然哲學解，著重人心靈與自然的聯系與溝通。他們都關注于人文精神的發展，共同開拓了深遠而燦爛的美學精神之蒼穹。

一、虛與實的結合

張世英認為，“中國古代文化中，儒與道是其中的兩家兩派，但究其實質，卻代表中華文化之一體中的“虛”與“實”兩個方面：儒家雖亦言境界，但主要講人倫道德的境界，是實；道家雖亦言人事，言實，但它著重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仍居本根地位，所以主要是講虛。”可以說，儒道兩家是人性之虛實兩面在文化方面的反映。

儒家的基本思想精神是仁。在《論語》中，孔子多次提到了仁，他所提的“仁”，是基于人的生命之上，從生命的角度看待與處理人倫、人際關系，蘊涵著其美學精神。“仁是對人之生命的鐘愛，有一個人際之‘親’的結構蘊涵在其中，這結構的骨骼’是等級性的‘禮’，而其‘血肉’是居于審美意義的親情，這也便是‘樂’。‘樂’是人之本在的在這個生命世界中的歡愉和喜悅，是生命本身所洋溢的喜劇性情調。”孔子把“樂”作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養“仁”的精神的最佳行為方式。他把音樂看作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并主張把音樂的活動與人們的生活協調起來。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他提倡樂教，主張“游于藝”、“成于樂”，強調在詩、歌、舞的審美活動中，獲得自由與愉悅，最終在“樂”中實現個人主觀修養的提升與全面發展。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倫理為本，決定了音樂的“陶冶功能”。上古周代，談“樂”就必然涉及“禮”，如《周禮》、《儀禮》等古籍文獻記載，古代雅樂中的樂舞用于吉禮，如人神、鬼神相通等重大典禮場面，詩樂與鄉樂用于嘉禮、賓禮和人際交往及親近的愉悅的儀式場面。禮樂思想的根本在于維護、鞏固社會既定秩序的和諧與穩定。

“游于虛”乃道家思想所要求于審美意識的核心。“游”是一種精神之游，屬于心靈活動的范疇，就必然決定它具有虛無性的特征。莊子所首創的道家思想和審美觀點之所以酷愛大自然之美，就在于一個“虛”字。莊子崇尚自然美，他的美學思想是“法天貴真”，即認為音樂的本質是“民之常性”，音樂要擺脫禮的束縛，合乎自然、合乎人的本性。音樂美的準則是自然而不造作，樸索而不華飾。強調“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心齋”、“坐忘”。要求審美主體忘掉自身、忘掉功利，超越個人的生理感官、擺脫個人之機心，用心靈去感受、體驗、想象，從而達到與自然融為一體的自由審美境界。莊子對自然之樂倍加推崇，他把聲音分為三種：“人籟”、“地籟”、“天籟”，是指人為的樂音，風吹草動的聲音、完全自然的音響，這種音樂“聽不聞其聲，視之不風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游于虛”具有自然無為性，是一種完全超越時空、超越現實的自由精神狀態，這也是一種審美的境界。

儒家重視道德修養，直截地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作實在的政治、倫理的建構，以積極入世的精神實現其自我慣常的道路；道家則主張修道、淡泊名利，心游于無窮。道家審美精神之“虛”與儒家之“實”相輔相成，是中國傳統音樂美學思想之精髓。

二、天人合一的美學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史上長期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儒家和道家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天人合一”觀。儒家的“天”具有道德性，是人與“義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而道家的“天”則指的是自然，不具有道德含義，是人與自然意義之“天”的合一。

孟子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倡導者，他認為，“人在于人心，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即包括封建倫理綱常等所有的道理都可以在人們的心中找到。努力挖掘自己的內心世界，擴充內心固有的善端，理解了人的本質特性，也就認識了外在的天理。這樣的“窮理”，既是求知的方法，也是道德修養的方法。孟子繼承了孔子“仁”的文化思想精髓，他認為“仁”是人生來就固有的，音樂可以陶冶人性，進而規范人的行為、意識。他還要求“以德行樂”，用音樂來表現喜樂之情，宣揚仁、義之德。茍子在“仁”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關于藝術審美標準的“中和”觀點。中和源于上古時期人們對宇宙萬物和諧統一的運動規律的認識。后來人們認識到，音樂中五聲、五律、八音的相濟相成，協調統一，就體現了天地之和，給人以美感。茍子提出中和之樂能給人以平靜安寧，喚起人們的仁愛之心，有利于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和是真善美的統一。孔子對音樂的要求是盡善盡美，美善統一，即中和之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是舜樂，體現了舜的仁的精神，既仁中有樂，樂中有仁。因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武是周武王之樂，含有發揚征伐大業的意思，充滿了武力，雖然“盡美”，卻未能“盡善”。這種戰爭之樂是“仁”所排斥的。只有“樂而不，哀而不傷”合乎中的樂，才是盡善盡美的，而只有盡善盡美的中和之樂才能喚起人們自覺行仁的要求，才能把審美與藝術和政治教化聯系起來，達到孔子所追求的治國平天下和個體人格與人生自由的最高境界。

道家其根本在于自然之道，如老子所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通行本25章)道家注重天人關系、即人與自然關系，主張人與自然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人應該順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道家這種自然人文主義的精神特質是指向對“道”合規律與合目的性的洞察與想往，洋溢著濃厚的人文情結。從中國傳統音樂存在的整體狀況來看，道家自然人文主義與音樂的關系主要顯示在中國傳統音樂與自然生命生態相統一的力量和意趣，箏曲《寒鴉戲水》前半部分的慢板節奏寫出寒鴉在岸上蹣跚的步態，憨態可掬，趣味盎然；后半部分的快板則寫出寒鴉們在水中的活潑敏捷，煥發出旺盛的生機。中國的傳統音樂如中國水墨畫上空靈意境所顯示的自然圖景：千里山川、無垠天空、滾滾江濤、靜靜田園，是自然生命場、地理場、物理場所構筑的宇宙生命能量的相互力動，是天籟、地籟、人籟的合一。

儒家通過重視人格修養“與天地合其德”以達到天人合一，道家則是通過崇尚自然之天并把人復歸到天以達到天人合一，儒道兩家可謂殊途同歸。

篇8

二、多面互動，優化體驗

輕松的音樂課堂離不開有效互動，相對其他學科，音樂的精神交流更具主導性。因此，課堂教學一定不能忽略學生的感受與實踐。要想讓學生充分自主體驗，一定要讓課堂互動多面化與系統化，多媒體電子白板能夠實現有效操作。電子白板的信息綜合性和多功能引導性是最大的特點，教師可以通過對聲、像、文的多角度融合編寫教案，將教學環節的每一步清晰呈現，將互動激發點更有啟發性地引出。例如，在小學音樂四年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教學中，我將學習內容的歌詞與意義作為教學側重點，我在電子白板上逐句展示并詳解歌詞，并配合圖片介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誕生、演變過程。我不時地經由展示內容和學生們進行問答交流，如：“‘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是指什么時期？”“你認為這首曲子的基調是什么樣的？”隨著學生們的感知深入與精神交匯，我還組織學生們展開了“學習國歌的意義”討論，互動更加具體。

篇9

2多媒體的運用有利于強化教學效果

教師通過有效的運用多媒體輔助教學，有利于積極教學情景、營造良好教學氛圍，充分調動學生上音樂欣賞課的積極性，以趣激思、強化音樂教學的效果。例如在樂曲《春江花月夜》的欣賞教學中，在進行學生對該樂曲的開頭、、結尾三部分的欣賞中，首先引導學生發揮想象力感受每一樂句的速度、力度及樂器的音區、音色和情緒等。在該曲的開頭部分，黑管和大管演奏出一段自由節拍的引子，表現的是夕陽西下、朦朧夜色時的美好景象。黑管演奏是主題音樂，長笛獨奏是裝飾性的樂句，音樂的速度是漸快的、力度是自由的、情緒是抒情優美的。在該曲的的部分，表現的是波濤洶涌澎湃、歡樂嬉戲、野鴨戲水時的生動場面，采用了多種配器法，通過木管樂器合奏逐漸推向，音樂速度漸快、力度漸強、情緒高漲，場面熱烈歡快。在欣賞到這一部分時，學生的面部表情愉悅，每人都感受到了江水的澎湃與嬉戲的快樂。在該曲的結尾部分展現的是歸舟遠去、野鴨憩息了的畫面，演奏時由黑管在低音區走主旋律，既輕柔又舒緩。在結尾部分重點引導學生感受到幽靜的月色，沉浸在了美好得遐想之中。通過多媒體的展現，學生能夠投入到音樂所帶來的優美的意境之中，把自己與樂曲溶為一體，可以為學生欣賞樂曲創設了生動的場景，使學生產生了美好的遐想，增強音樂的吸引力。

3多媒體的運用有利于努力培養學生的能力

學生在欣賞多媒體的音樂過程中，產生了美好的感受，有助于他們用優美、生動的語言把樂曲所表達的意境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在課后，學生的口頭作文說到：“我在欣賞樂曲的過程中思緒隨音樂飛揚，腦海里隨著音符的出現了浮想聯翩，呈現出一幅幅生動的畫面，自己好像沉浸在幽靜的月光中。夜漸深，江水趨平，在月光的映襯下，江色妖嬈。此刻，勞累了一天的人們已經進入了甜美的溫柔鄉”。由此可以看出，之所以出現這種教學效果是得益于多媒體與學科教學的有機整合，全方位的調動了學生的感官，從聽、看、想和律動等方面全方位的欣賞音樂，提升了學生的感受、想象、欣賞、理解、口頭表達的能力。利用多媒體將學生融入到欣賞教學中，最大限度的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全方位的提高了學生的各種能力。

4多媒體的運用利于多元文化的整合

音樂本身有著多元的文化背景，豐富的創作手法、獨特的表現形式、多種的唱奏方法等。比如中國民歌，民歌的最大特點是地域性和獨特性，每個民族都有著不同的風俗習慣、建筑風格、衣著打扮、方言土語等文化特點，民歌是民族地域文化特點的集中展現，民族文化幾乎全部滲透到音樂之中。在民歌的教學過程中，如果教師僅采用圖片、語言等教學手段進行教學顯然教學效果是微不足道的，學生對于民族文化的理解是淺顯的。通過運用多媒體整合教學，可以集多元文化把教師所想到需要的資料事先做成課件，讓學生不僅在一節課上僅僅感知的是一首歌（樂）曲，更能讓學生了解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文化瑰寶，開拓學生的視野，同時學生能更加深刻的感受音樂。備《青春舞曲》這節課時，教師可以集維吾爾族的風俗和服飾以及建筑等多元文化都融入到多媒體課件中，讓學生全方位的充分了解維吾爾民族的風土人情和文化魅力。

篇10

一、從聲音上進行節奏審美觀塑造

在很早以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有個著名的歌唱家，她叫做秦青。在《列子.湯問》中，對秦青的歌唱技巧進行了一系列的闡述和表達，最著名的一句莫過于“聲振林木，響遏行云”，韓鵝的歌聲“余音繞梁，三日不絕”，這句話也是體現了當時的歌唱家具有的超高藝術技巧和很強的音樂表現力。回到如今，作為一名音樂教師，在對學生進行聲樂發聲訓練中，如何發展美好的聲音，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技術問題。上海音樂學院著名的聲樂教育家周小燕曾經指出：“練聲是為了訓練發聲的基本狀態，所以練聲的時候對聲音要求要非常嚴格、規范”，這里是指，當我們唱到高聲區的時候要盡量做到“上不封頂”，不能有任何蓋住的感覺，需要徹底的打開。然后，還要注意在換聲區的一些細節問題，要做到放松，不能隨意的去加力或者伸張，如果力量使用的不恰當，聲音就會像粗大的線頭，無法穿過鋼針一樣。“高音地下撿，低音天上拿。”這即是從聲音的角度來講的。還有許多的學者在針對這個問題，建議用樂曲取代練聲練習來進行開聲訓練，這種提法和方法，應該對如今的聲樂教學研究有一定的建設性意義，如中央音樂學院彭康亮教授在一次講學中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美妙而動聽的聲音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美感，著名的聲樂教育家倪瑞霖在一次講座中曾經提出，什么樣的聲音才算是美妙動聽的，這與聲音震動的頻率和震動頻率的均勻性有很大的聯系。已故的意大利聲樂泰斗帕瓦羅蒂在其自傳《我的世界》一書中指出，他常常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男高音的音色會讓聽眾那么著迷，甚至激動與興奮。聽眾聽男高音，莫過去去等待HiC或者更高音的到來，從而達到。由此得知，聲音本身所帶來的感染力是巨大無窮的。很難想象一個充滿嘶啞和干澀的音色能夠引起聽眾的共鳴。如著名的歌曲《一杯美酒》，這首歌曲中的前一部分表現愛情的內容，是借用美酒來進行比喻，伴隨著祈禱形式的回音音型，襯托出對美好真摯感情的一種主觀上的向往，而在后一部分，則以長音“啊，親人啊”作為出現的烘托方式，形成與前一部分的對比與落差，特別是在結尾部分采用的8度大跳，更加突出了這一特點。

二、從情感上進行節奏審美觀塑造

這里所說的情感，主要是從內容上來談的。如果把聲音稱作形式，那么情感就是內容，是對作曲家譜寫在樂譜上的音樂作品精神內涵的把握。情感的把握，要做到適中而不過分，即要把握“度"。這在我國古代即有相關的表述，北宋成玉石在音樂美學著作《琴論》中即推崇“質而不野，文而不史”的琴樂風格，要求琴樂演奏既要講究文飾，卻又不“用意太過”；既要把握樂曲之“大綱”，而又不率意自任講的就是對樂曲“度”的把握。聲樂教學中，在情感的塑造上應該追求真摯而又有說服力，感情過溢或不足都會讓聽眾難以引起共鳴，從而削弱藝術的感染力。當然，合度合理的情感的塑造需要具備多方面的條件，與表演者的文化涵養、生活體驗、價值取向等方面都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是歌者綜合素質的反映。王次紹教授在《論音樂的表演》一文中說，世界上一切偉大的音樂家，都是具有廣闊知識眼界的大家，就像巴倫博伊姆一樣，他既是著名的鋼琴演奏家，同時也是著名的指揮家和音樂教育家，他對眾多的音樂文獻，如鋼琴資料都有著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對音樂發展的發展了如指掌，這些都是他成為一位偉大音樂家的必備素質。在聲樂演唱和教學中，要做到“一發聲，入人耳”，便能“感人心”，就需要在文化修養、生活體驗等方面加以提高。音樂是根源于人的本性。從自然的本質和精力來創造音樂和豐富的自然。可以說，音樂源于自然，高于自然，它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描繪了人類靈魂的狀態。音樂是聽覺的藝術，在最后的分析是用來享受的，聽了聽音樂，讓人感覺它要表達的，這是我們應該感覺。因此，音樂欣賞和理解，我們不能給予固定的框架。一般情況而言（非特殊情況），音樂的理解不存在“懂得欣賞”和“不懂得欣賞”，根本沒有更多的實際意義的標準。

作者：連璐璐 單位：湖北宜昌三峽藝術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