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道教哲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近代以來學者關于儒學是否宗教化的討論

概括起來，近代以來關于儒學是否宗教的化的討論不外三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第一，認為儒學是宗教。具體的說，儒學本來是關注人、關注人的現世生命價值的哲學和倫理學。但是在歷史上逐漸被改造、被演化為道德宗教，由于長期神化孔子，把孔子塑造成為具有神靈的教主。

第二，認為儒學是哲學不是宗教。具體地說，孔子是人，不是神，不是上帝，儒學只講現世，不講來世，沒有宗教教義、教規、經典、儀式，所以只能是道德哲學，不能是宗教。

第三，認為儒學結構有內在的矛盾，雖然是人生哲學、道德哲學，不是傳統的宗教，但在歷史上起了宗教的作用。

二、把孔子與道德提升為信仰、崇拜對象

1、“儒”字根據徐仲舒的考證，出于甲骨文……最初的寫法，象征一位教士（儒者）在沐浴。甲骨文中有“子需”者，即是子儒，他是殷商時代武丁時期的一位主持祭祖、賓祭的教士。過去有所謂“儒事祖先，交通人鬼”的說法，如此看來，“儒”本就是半人半神的人。孔子在春秋末期所創儒學，也繼承了殷商之“儒”的職業特點，擅長祭祖、祀天，除了有人文的理念外，也殘留有神秘主義。這是儒學始終保持自己宗教性的一個歷史淵源。

2、儒家的天道觀、天命觀繼承了殷商的天道觀、天命觀。……孔子是在殷周文化基礎之上創建儒學的，他既批判了殷周的天神觀、天道觀，也接受了殷周“天命觀”的神秘主義的思想影響，……當然這里的“命”或“天命”概念，已經過了孔子的批判，賦予了人文與道德的內涵。但是……這里的“天”或“命”有濃厚的宗教感情存在其中，有神秘主義超自然、超社會的世界本體與道德本體的價值追求。這是儒學具有宗教性，儒學能轉化為宗教的內在的思想前提與理論依據。

3、后人神化孔子，把禮儀、道德絕對化，把孔子和倫理道德升華信仰、崇拜對象。……由于禮儀文化、倫理、道德是由孔子提倡、建構、發展起來的，因而孔子和禮儀文化、倫理、道德便成為中華文化的象征，逐漸成為被中國人所崇、信仰的對象，這便使作為宗教的儒教有了自己崇拜和信仰的對象。這是儒學轉化為宗教的基本條件之一。

4、西漢把儒學演變成為經學，把儒家典籍文獻升華為儒家經典。……儒學演變為經學，儒家典籍文獻變為經典，正是沿著這條思想邏輯之路，把儒學演變為宗教的。……儒家的經典既有哲學的豐富理念與學理，又有道德宗教的深沉感情與教條。從儒教經典的內容，可以看出儒學結構內在的二重性、矛盾性。所以說，儒學既是哲學又是道德宗教。

三、儒學演變成宗教已經成為歷史事實

據山東曲阜市文管會編撰的《曲阜觀覽-帝王祭廟考》中的統計，自漢武帝起至于清末，帝王（親自或委派專使）赴曲阜孔廟祭孔達196次之多。另外，由于歷代封建統治階級不斷加深對孔子的神化的普通中國老百姓對孔圣人的信仰與崇拜的感情的不斷提升，自漢代以后歷代歷朝特別是唐宋和明清各朝，爭相大修孔廟，規模越來越大。自明代山東孔廟重修以后，全國修建孔廟的模式遂成定制。據《圣門志》卷一上的記載和統計，及至明清時代全國已經修建了孔廟1560座。大體在縣城以上的城鎮普遍修建了孔廟。

在封建社會，封建統治階級神化孔子，推行教化，當然是為了維護與鞏固封建社會的舊秩序。隨著神化孔子，也普遍地宣傳與升華了倫理道德，神化了倫理道德，使下層普通百姓也都認同并積極參加神化、祭祀孔子的活動。許多下層普通百姓都把孔子盲目作為信仰對象、崇拜對象，他們確實用虔誠的宗教感情侍奉半神半人的這位圣賢。

根據以上歷史事實和儒學所具有的內在宗教性，我認為錢穆與梁漱溟先生對中國儒學與宗教關系問題的分析與論斷是深刻的、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梁漱溟在1921年就說：“孔子差不多有一副他的宗教。我們不要把宗教看成古怪的東西，他只是一種情志生活。人類生活的三方面，精神一面總算很重，而精神生活中情志又重于知識；情志所表現的兩種生活就是宗教和藝術。……我見他（儒學）與其他大宗教對于人生同樣有偉大的作用。我們可以把他分作兩條：一是孝悌的提倡，一是禮樂的實施，兩者加起來他的宗教。”（《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錢穆1940年就論斷：“若把中國儒家看作一種變相的宗教，……那是一種現實人生的宗教，是著重現實社會和現實政治上面的一種‘平民主義與文化主義的新宗教’”他又說：“西方宗教是‘出世’的，而中國宗教則為‘入世’的；西方宗教是‘不聞政治的’，而中國重量則是‘以政治為生命的’”。（《中國文化史導論》第六章）他還進一步說：“本來儒家思想可以代替宗教功用的，他是一種現實人生的新宗教，他已具有宗教教義中最普遍、最重要的‘慈悲性’與‘平等性’，他亦具有宗教家救世、救人的志愿與能力。”（同上第七章）從梁漱溟與錢穆的分析文字看，我認為他二位在實際上已經承認了孔子有自己的宗教，當然這是不同于西方宗教的“現實人生的新宗教”。這一點我們看得很清楚、很明確。

四、認同儒學是道德宗教的國際背景、學術價值與現代意義

關于儒學與宗教關系問題的討論，在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持續了將近一個世紀，何以近年來又重新提起、重新成為熱點問題了呢？這必須從國際與國內的歷史背景出發進行探討。第一，從國內背景來看，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放寬了思想控制，恢復了學術爭鳴的自由氣氛，儒學研究也取得了相當多的成績，敢于堅持自己學術見解的學者日益增多，這就為重新討論儒學與宗教的關系問題提供了自由討論的空間。同時，近幾年社會上有一部分人產生了“信仰危機”、“理想失落”，因而吸引一部分人去審視宗教、反思儒學，尋求精神寄托，安頓自己的生命。在這種思想背景下，重新討論儒學與宗教的關系是很自然的。第二，從國際背景來看，近幾十年西方出現了宗教多元化、世俗化、邊緣化的趨勢。……在世界宗教及宗教觀念發生變化的背景下，我們應當用時代精神去重新審視中國的宗教與宗教觀念。20世紀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常常把宗教定義為“麻醉人民的鴉片”，“封建迷信”云云，顯然是片面的。還把宗教局限于“信仰上帝”、“迷信神靈”、“追求天國”、“期盼極樂世界”等等，也是不夠的。還有人把宗教完全說成是“出世”的，也需要補充。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現代宗教發展的總趨勢，主要是多元化、世俗化、邊緣化，宗教觀念也應隨著宗教形勢的客觀發展而不斷調整、不斷修改、不斷補充，中國宗教應當改革。

世界宗教觀念的新變化、新形態，是我們認同儒學演變為宗教的基本理論坐標，是解釋儒學本身所包含的宗教性、歷代君民神化孔子等歷史事實的根本理念。從儒教的文化內涵來看，它是人文宗教、道德宗教。……中國的儒教就是以孔子的權威代替了上帝的權威的道德宗教。

認同儒學是道德宗教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篇2

摘要：《周易》是我國最古老的著作，其中的辯證法思想滲透各個學科，尤其對中醫學的深遠不可小視。張景岳說得好：“醫易相通，理無二致”。今就《周易》哲學的“天人相應”、“居安思危”、“潛龍勿用”、“反身修德”，與中醫養生的“四氣調神”、“防微杜漸”、“不妄作勞”、“德全不危”作一淺探，以明《周易》哲學對中醫養生學的巨大貢獻。

《周易》是古代著名的哲學著作，自古以來，倍受推崇，被尊為群經之首。正如《四庫提要》所說：“《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1]顯而易見，《周易》是中華民族公認的古老文化的奠基石，當然中醫學也不會例外。明代張景岳說得好：“醫易相通，理無二致”、“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2]可見中醫學從一開始就與《周易》結下了不解之緣，今就《周易》與中醫養生作一淺探，以求學者之斧正。

一、《周易》“天人相應”與中醫“四氣調神”

“天人相應”是《周易》哲學思想的精髓，被譽為“最古老的宇宙哲學”。《豐卦·彖傳》即蘊涵這一奧義：“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人與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自然界是人類生命賴以生存的外在環境，人類作為自然界的產物及其組成部分，定當受自然的支配與制約，因而人類只有順應自然界的變化而變化，才能與天地日月共存，達到頤養天年的最終目的。

中醫養生完全吸收了《周易》這一哲學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四氣調神”的養生觀點。

《內經》認為：春三月為萬物發陳的季節，應“夜臥早起，廣步于庭，被發緩形，以使志生”；夏三月為萬物番秀的季節，應“夜臥早起，無厭于日，使志無怒”；秋三月，其氣容平，應“早臥早起，與雞具興，使志安寧”；冬三月，其氣閉藏，應“早臥晚起，必待日光”，“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志若伏若匿。”[3]經中還告誡人們要“春夏養陽，秋冬養陰”，至此我們看到：《內經》的作者是根據自然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變化規律，提出了“四氣調神”的具體措施，而“四氣調神”的目的又在于保持陽氣的充沛，人體陽氣充沛，則生機活潑，精神煥發，就能達到預防疾病健康長壽的目的。上古真人、至人、圣人、賢人四類養生家便是實踐了“智者之養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4]的諾言，故能“提攜天地，把握陰陽”“處天地之和”而不危。他們之所以不反向運動，是深知逆四時的嚴重后果：“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陽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5]的經驗，揭示了一條永恒：的真理“陰陽曲時者，萬物之終使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6]

二、《周易》“居安思危”與中醫“防微杜漸”

“居安思危”是《周易》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系辭下》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坤卦》初六言：“履霜，堅冰至。”以上兩則經文的意旨提醒人們：事物的總會由量變達到質變，而要防止事物向壞的方面轉化，必須“見微知著”，“居安思危”。故《周易》中有“懼以始終”之言，也有“君子思患而豫防之”之語，《系辭傳》還將“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治而不忘亂”作為響亮的座右銘鄭重提出以警示世人。

中醫養生繼承并發展了《周易》這一哲學思想，提出了自己的“防危杜漸”的養生觀。《內經》中“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7]體現的便是“未病先治”的哲學思想，并以“渴而穿井斗而鑄錐”加喻闡明治未病的重要意義。何謂治未病?明代張景岳感受深刻：“禍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預此者，謂之治未病，不能預此者，謂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謹于微而已矣。”[8]張氏還指出：“履霜堅冰至，貴在謹于微，此誠醫學之綱領，生命之樞機也。”[9]張景岳一語中的，道出了“謹于危”便是“治未病”的關鍵所在。世上任何事物的發生，都有其先兆，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健康當然也不例外，能將影響身體健康的微兆扼殺在搖籃中，這便是掌握了醫學的綱領、攝生的法則。

在“未病先治”方面中醫養生還有其獨具的特色，傳統的針、灸、按摩、藥補均可成為“治未病”的妙計良策。宋代太醫竇材云：“人于無病時，常灸關元、氣海、命門、中脘，雖未得長生，亦可保百年壽矣。”[10]，《內經》《千金方》亦記針關元、足三里，灸膏肓穴均有強身作用。宋代醫家張呆有一名言：“若要安，三里長不干。”山]是說經常按摩足三里，有舒筋活血，促進新陳代謝的養生功能。另外，中醫藥補的作用亦不可小視，《神農本草經》被列入“上品”的藥物均冠以“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之辭。如此豐富多彩的預防措施，實在是中醫養生的一大驕傲。

三、《周易》“潛龍勿用”與中醫“不妄作勞”

“潛龍勿用”是《周易》思想的又一重要名題。《乾卦》初九日：“潛龍，勿用。”龍是指龍星。《說文》“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故“潛龍”是指潛淵之龍，隱而不見。爻辭提醒人們，處在這種狀態，便應靜而不動，以伺時機。《艮卦·彖傳》亦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卦卦義為靜止，與“潛龍勿用”一脈相承。兩則爻辭在于表明凡事必須等待時機，謹小慎微，而不可肆意妄為，失去理智；否則便大難當

頭，災不可免。

中醫養生接受了《周易》這一哲學思想，提出了“不妄作勞”的養生觀點。

《內經》曰：“上古之人，知其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具，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12]在此把“不妄作勞”作為“盡終天年”的必備條件之一，可見其在養生學中的重要地位。那么要做到“不妄作勞”，在日常生活中，應當從何人手呢?首先，要做到“精神內守”。中醫養生注重內因，所謂“精神內傷，身必敗亡”、“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真氣的保養是人體健康的重要標志。所以《內經》主張“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13]以養生著稱于世的道家代表人物莊子在“精神

內守”方面亦有異曲同工的妙語：“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l4]其次，要注意節制。是人之本性，兩性活動是人的本能，正常的性生活有利于人體的健康，然而必須有節。若恣情，房勞過度，便會“耗傷腎精”，動搖根本，導致陰陽失調、早衰及百病叢生。《千金方》言：“恣情，命同朝露。”《內經》也告誡人們：“醉以入房，以

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于生樂，故半百而衰也。”[15]故此重視腎精與腎氣的保養，是長生的秘訣之一。第三，注意飲食有節。飲食是人類賴以生存，保持健康的重要條件之一。《需卦》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人是需要服食酒食的(古人的酒，是用糧食果類發酵而成的，度數較低)，但不能“困于酒食”，故要達到“酒食貞吉”，必須“節飲食”。如若飲食不節、暴飲暴食，超過機體的代謝能力，便嚴重損害脾胃，健康。《內經》有忠告：“飲食自備，腸胃乃傷。”“內傷脾胃，百病皆生。”第四，注意勞逸適度。《內經》反對“過勞”，它告誡人們“勞則氣耗”[16]，勞力太過則氣少力衰，精神疲憊；勞心太過，則陰血暗耗，心神失養。因而“過勞”對人體造成的危害不可小視。如《內經》所言：“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17]，可見“過勞”是健康的大敵。華佗認為：“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18]他的弟子吳普，得其“五禽戲”之真傳，“年九十余”。因而適度的活動，將壽蔽天地成為現實。

四、《周易》“反身修德”與中醫“德全不危”

“反身修德”是《周易》哲學思想的又一精華。《周易》注重道德修養。重視自身的完善，強調自強、自立、自省、自謙。《周易》書中關于德性修養的警句比比皆是，如《易傳》在釋《蹇卦》、《乾卦》、《晉卦》時分別提出了“君子以反身修德”、“君子自強不息”、“君子自昭明德”、“君子以厚德載物”等等。何為德?《正韻》歸納得好：“凡言德者。善美、正大、光明純懿之稱也。”德性的修養是人們事業成功的保證，也是趨吉避兇的法寶。《益卦》與《大傳》揭示得深刻“有孚惠心，勿問，元吉。”“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中醫養生承襲了《周易》重德的哲學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德全不危”的養生觀。

《內經》曰：“上古之人……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19]故“大德者必得其壽。”所以“淳德全道”是“任我逍遙過百春”的先決條件。俗話說得好：“心底無私天地寬”。道德高尚的人虛懷若谷，寬宏大量，心地善良，為人正派。故能心安不懼，心廣體舒。魯哀公曾向孔子請教，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回答道：“智者仁者皆可以致壽。觀世人凡氣質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宏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點者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宏也，重厚也，簡點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厲、殘忍、偏狹、輕薄、淺燥者之所能及。”[20]孔子的精湛回答揭示了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養德養性無二術”。縱觀我們看到：孔子不但提倡“仁者壽”，而且以崇高的德行履行自己的諾言，晚年“讀《易》，韋編三絕。”[21]七十高齡后仍堅持著書立說，誨人不倦，造福于子孫后代。唐代名醫孫思邈壽高德劭，被后人傳為佳話。他不但醫術精湛、醫德高尚，而且注重德性的修養，“心誠意正”、“順理修身”是他的至理名言。百歲后仍登山采藥，出診行醫，攻讀《易經》，撰寫醫籍。孔孫兩氏的輝煌人生向人們展示了“大德必得其壽”的必然結果，

當為后人養生的楷模。

綜上所述，《周易》哲學是《內經》醫學的活水源頭，《內經》充分汲取了《周易》中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及其思維模式，并將其創造性地和養生學緊密結合，從而創立了中醫養生獨特的體系，為中華民族的健康作出了不朽的貢獻。讓我們深研《易》理，盡啟其秘，以促進中醫養生學的新。

注釋：

[1]《四庫提要·易類小序》。

[2][9][明]張景岳《醫易義》。

[3][5][6][7]《素問·四氣調神論》。

[4]《靈樞·本神》。

[8][明]張景岳《類經·攝生類·不治已病治未病》。

[10][宋]竇材《扁鵲心書》。

[11][宋]張杲《醫說》。

[12][13][15][19]《素問·上古天真論》。

[14]《莊子·在宥》。

[16]《素問，舉痛論》。

[17]《靈樞·九針論》。

[18][西晉]陳壽《三國志·魏書·華佗傳》。

[20]徐以經《中華醫易薈萃》黃河出版社1990年版398頁。

[21][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

【中醫養生學論文范文】傳統道教與中醫養生

作為民間道教太平道的經典著作《太平經》，就存有大量的養生和醫藥內容。《太平經》中的陰陽學說、臟腑學說及精氣神學說，與《黃帝內經》是一致的，并將此學說貫穿于養生與治療之中。在養生方面，《太平經》注重內養功，認為：“養生之道，安身養氣，不欲喜怒也。人無憂，故自壽也。”這種內養功強調守“神”，提出：“使空室內傍無人，畫象隨其藏色，與四時相應，懸之窗光之中而思之。”“懸象而思守，行順四時氣，和合陰陽。”就預先給五臟各畫一副神像，煉功開始時，按季節、日、時掛出相應的畫像，以此作為信號和提示，臥下人靜后使意念集中到那一臟器上。通過這種意守臟器的練意功法，達到養生防病的目的。

晉代葛洪的《抱樸子內篇》，是道教理論和煉養方術之集大成之作。葛洪認為，萬物皆源于“道”或“一”，誰能得道守一，誰就可長生。書中提出了許多有益的修道健身的理論和方法。如《極言》篇說：“是以善養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堰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后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后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于此矣。”其中就包括了靜養、導引、吐納、食養、服丹等修煉方法。葛洪特別強調內保精氣。他說：“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卻惡。”(《至理》)他把行氣的方法歸納為吐納、導引、胎息三種。吐納是用呼吸行氣，導引是用形體行氣，而胎息是用呼吸和意氣相結合而行氣。并具體介紹了其煉養方法和注意事項。這些煉養方法大都被后人吸收，并在氣功中發展，沿用至今。轉貼于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道教徒們創造了許多修道養生的方法，在歷代道家的著作中，留下了諸如存思、守一、外丹、內丹、導引、呼吸、服餌、咽津、服氣、符篆、房中等養生修煉的大量資料。

“存思”“守一”屬于精神修煉。外丹是指煉服長生不老的金丹，內丹則是熔心、息鍛煉于一爐的綜合修煉方法，相當于氣功。早期金丹派以煉外丹為主，宋金以后的金丹派則修煉內丹，稱為晚期金丹派。內丹理論以黃老“道法自然”、“人身一小天地”的天人合一哲學觀為理論基礎，認為人身即為一個煉丹的“鼎爐”，人身內的精、氣、神則是煉丹的原料，通過一定的修煉，可以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煉虛合道，而結丹長生。從道教的初建到興盛，留下了大量關于內丹修煉的著作。隨著內丹派的興起，內丹理論和功法得到逐步深化和完善，北宋中期以后，傳統的內丹又深受佛教禪宗的影響，道禪相融合，形成了精深的系統理論和穩妥有效的功法。雖然不能成仙，但能幫助人們健身祛病，延年益壽。這對中醫養生學來說，無疑是一份寶貴的財富。

道教形體方面的修煉主要包括導引、按摩及武術等內容。導引通過肢體的屈伸俯仰，達到舒筋活絡、強身健體的作用，歷來為道家所重，修道者無不從導引做起。在馬王堆出土的醫書資料中就有一幅彩繪的《導引圖》。葛洪《抱樸子》中有龍導、龜咽、燕飛、蛇屈、兔驚等各種模仿動物動作的運動方法。隋唐之后逐漸由導引衍化出諸如八段錦、易筋經、太極拳等有效的運動方法。可以說葛洪的道教導引和華佗的醫家導引是這些方法的前身。

食餌方面的修煉主要有服食金丹(礦物類)、五芝(菌類植物)、咽津、服氣等。如前所述，道教認為服食用礦物藥煉制的金丹和仙藥五芝，可以成仙，顯然是荒誕的，但其中有健身祛病的功效，則不可埋沒。咽津法包括叩齒、攪舌、鼓漱、咽津液等一系列動作，這是道教徒們每日必做的功課。關于咽津，早在《內經》中即有論述。如《素問遺篇·刺法論》說：“可以寅時面向南，凈神不亂思，閉氣不息七遍，以引頸咽氣順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餌舌下津令無數。”葛洪曾在《抱樸子內篇·雜應》中介紹了叩齒之法，稱此為“堅齒之道”。此法在唐宋時極為盛行，在方法上也有發展。明代高鐮所撰的《遵生八箋》曾詳細記載此法。事實證明，這種口腔保健，對人體健康是有益的。服氣，又稱辟谷食氣。修煉時主要以飲水食氣為主，同時服用一些輔助食品，如山藥、黃精、花生、大棗、核桃等中草藥。在馬王堆出土的醫書中，就有關于卻谷、食氣的記載。晉至唐時期曾盛行此法，宋元以后就少見了。

符篆咒禁，即為祝由。唐代太醫署首次設立咒禁科，還設有“祝禁博士”職，正是當時道、佛兩家咒禁盛行背景下的產物。唐、宋、元、明各代均有此科，統稱祝由科。可見其影響之深。對于祝由，早在《黃帝內經》中就有論述。《素問移精變氣論》說：“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所謂“移精變氣”，就是調整病人的精神活動，轉移對病痛的注意力，從而形成精神內守狀態，以產生積極的治療效果。這實際是一種宗教式的原始心理治療法。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看成當今的精神療法、暗示療法的先導。這種方法，在一定的時期內，對某些精神方面的疾病，確實能起到心理治療和精神安慰的作用。特別是在一定的宗教氛圍之中，對那些虔誠的教徒更為靈驗。這就是“心誠則靈”。但是它以祈禱、咒語、符篆、神水等手段為主，畢竟是迷信的東西。這是人類處于生產和認識水平低下的蒙昧時期的產物，也是人類醫學不發達時期的共同現象。

至于房中術，其中的性衛生知識可資借鑒，但對其糟粕必須剔除。

篇3

關鍵詞：民間信仰，元代，江西

何謂民間信仰？關于此概念學界有諸多論述，路遙提到三種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民間信仰就是信仰習俗，從“宗教心態”研究民間信仰和民間信仰乃是傳統之混合性宗教。而趙世瑜認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靈信仰即是民間信仰，和由這些信仰而形成的各種儀式活動，不僅是一種集體的心理活動和外在的行為表現，也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民間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歷史悠久，是中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

一、元代民間信仰的相關研究

1.從整體上研究元代民間信仰的研究：

《中國近世民間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王見川、皮慶生著，介紹了民間信仰的內涵與土壤，朝廷對其政策與方針，民間信仰主載體祠廟與相關現象，媽祖、張王等跨地域信仰的形成與發展，以及真武神等全國性信仰的形成于發展。使讀者從整體上對宋元明清三代的民間信仰有深層的了解。

2.以個案探討民間信仰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關系的研究有：

（1）民間信仰與國家的關系：

目前學術界對元代基層祭祀活動研究主要有日本學者池內功先生的《異民族支配與國家祭祀——談元朝郡縣祭祀》（郝時遠、羅賢佑主編：《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頁）一文，對元代郡縣祭祀制度、祭祀禮儀以及郡縣祭祀的教化功能進行了探究。在其《關于忽必烈朝祭祀》（平成2年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綜合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中國史的正統與異端》（2），1991年，第55～70頁）一中，主要探究了元朝忽必烈統治時期的祭祀活動。李逸友先生《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中的《祭祀文廟》一節中介紹了元代亦集乃路祭祀的對象、時間、禮儀等。

（2）民間信仰與經濟的關系

神祇和農業方面的研究有延保全的《廣禪侯與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載《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4期，2003年10月），認為元代統治者對農業的重視刺激了農民務農積極性，需求大量耕牛，借助神靈牛王“廣禪侯”尋求心理上的滿足，促使廣禪侯廟的進一步建立、擴大。

（3）民間信仰與社會的關系

研究神祇傳播的社會因素，有朱天順的《元明時期促進媽祖信仰傳播的主要社會因素》（載《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8月29）。郭文宇的《宋元以來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神靈塑造》（暨南大學2010年5月）通過概括增城及附近地區宋元以來的社會變遷歷程，來考察何仙姑形象的演變過程。

（4）民間信仰與文化的關系

研究民間信仰的文化、思想，有范立舟著《宋元以民間信仰為中心的文化風尚及其思想史意義》（載《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認為宋元時期，流行的民間信仰文化所涵攝的思想內涵，與士大夫階層經常用的儒家五經，及其注疏和義理闡釋之間所存在巨大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5）民間信仰與道教的關系

在道教方面，劉永海、郝秋香著《由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諸神信仰——以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純陽帝君為例》（載《中國道教》2010年3期），通過對道教神系的變化發展進行梳理，對于進一步認識古代官方與道教信仰的關系有一定參考價值。另外有曹飛的《萬壽宮歷史淵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宮觀在山西的孤例》，（載《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01期）等等。

二、江西地區民間信仰的相關研究

專門論述江西地區民間信仰的研究著作，近年來頗為豐富：

對江西許真君信仰的研究引起很多學者得關注，專著有章文煥先生的《萬壽宮》（華夏出版社，2004年），論文方面有李平亮教授的《明清南昌西山萬壽宮與地方權力體系的演變（1550——1910）》，（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明后期南昌西山萬壽宮的重興與地方權力體系的演變》（載《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9期）、《明清以來西山萬壽宮的發展與“朝仙人習俗”》（載《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10月第42卷第5期），張璇的《明清時期江西會館神靈文化研究》（江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等等。學者通過對萬壽宮以及許真君信仰的史料整理，研究萬壽宮與地方權力的關系，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創造過程，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諸多方面。

市鎮神靈崇拜與社區人群內部關系、地緣支配關系、社區內部聯系等因素之間的互動，在梁洪生教授的《傳統商鎮主神崇拜的擅變及其意義轉換》（見《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22-262頁）一文中，以江西吳城鎮的聶公崇拜為例進行了探討，顯示出了地方商業城鎮的經濟社會變化與全國范圍的社會政治變動之間的密切關系。

譚小軍揭示了民間信仰是鄉紳民眾與國家利益的結合點之一，在《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的歷史記憶——新干縣蕭公廟的個案研究》（載《宜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中研究了新干縣蕭公廟這個案，了解到鄉紳民眾可以利用“神的權力”，而國家在規范信仰也更好地管理了地方。

民間信仰與自然環境變化在扶松華的《環鄱陽湖的民間信仰》（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一文有明顯體現，以環鄱陽湖具有代表性的老爺廟、許遜和康王三個各案，分析了解民間信仰和鄱陽湖演變的關系。

林萍的碩士論文《南宋江西地區民間祠神信仰研究》，（南昌大學，2010年12月），分析概括出了南宋江西民間祠神信仰的特征，深入探析了南宋江西生詞現象，同時從戰亂與交通兩方面分析地方社會與民間祠神信仰。林宏的《明清時期江西地區民間信仰的地域差異》，（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通過對明清江西各府縣方志中“祠廟”等目的整理，梳理出22個主要神靈和對其信仰的地域差異，并分析形成原因。

吳小紅的《苛征、祠祀與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載《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溪的二孝女故事是教化性、政治性的文化資源，也是保護當地利益的經濟資源。二孝女進入祀典失敗，反映民間信仰隨社會情勢而變化，和元朝整合地方社會的某種松懈。

三.結語

元代是第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國家，具有其鮮明的特色。對元代江西民間信仰的研究起步較晚，但近來逐年增多，論述也漸深入。未來研究工作中大有裨益的當是對元代江西地方志中祠廟的部分進行資料的收集，了解元代江西民間信仰的基本概況，探究其深層形成過程。（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 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

篇4

    

   王逸注《楚辭章句》說:“太一，星名，天之尊神。”楚人先民自稱祝融部落，而祝融是火神，古人將星宿二稱為“大火”，人們根據它的位置來定農時。

篇5

智宏法師現在是普陀山佛學院教師，1995年出家，出家前她是清華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因為“在哲學中沒有找到需要的答案”，她選擇了宗教，進入了佛門。其實，佛教與中國的道教一樣，最初都是哲學范疇上的一種世界觀或人生觀，極度輕視物質財富，而將人的精神境界看成高于一切的價值。也就是說，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最初都是沒有神靈崇拜的，只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因為信眾的極度崇拜，而形成了神靈體系。一些人將建廟侍神看成了目的，而將人的超度與拯救忽略了。“和尚”的本義是師傅或導師的意思，就是能夠通過精神引導，使人們認識到生命的本質意義，忘卻生活中的苦難，通過頓悟與修行，使自己靈魂升入涅槃，獲得永遠的幸福。 

和尚引導人們放棄俗世浮華，獲得生命輪回中的超度，菩薩則是救苦救難，普度眾生，譬如觀音菩薩就是信眾們心目中的救苦救難的象征，而地藏菩薩則發誓要在地獄里拯救每一個受苦受難者，然后自我拯救。可惜的是，宗教的東傳過程，既是神化過程，也是世俗化的過程，更多的人并不是通過頓悟放棄身外之物，追求生命本真的意義，而是通過燒香膜拜來獲得神靈的幫助，以獲得切身的利益，觀音因此也就成了送子觀音與送財觀音。現在許多寺廟香火鼎盛后面，充斥著迷信與交易，甚至將寺廟做成了利益集團，香客們在這里似乎是購買精神安慰產品。 

清華大學畢業生進人寺廟有著重大的意義，一方面她的哲學追問精神使她不可能趨勢附俗，另一方面她更能本真地對待自己面對的一切。我們看到智宏從2001年至今，已經收養了26名棄兒，其中的20多名棄兒已經在國內的一些佛學院就讀或畢業。為了孩子的讀書、生活、治病，智宏法師修建寺院大殿的事一直拖延，“如果看到孩子的苦難，卻視而不見，念佛又有什么意義？”是啊，宗教無法論證天國的榮華，但可以直面人間的苦難偉大的宗教體現的是人本主義精神，而非神本主義迷信。 

這位清華女生成為比丘尼，并致力于救濟孤兒，最使人想到臺灣慈濟功德會的創辦人證嚴法師。證嚴法師年輕時即入佛門，看到當時許多窮苦人因貧病而遭受苦難，發誓要為窮人建醫院學校，一樸素的想法形成后來慈濟功德會“人間佛教”的人文理念。40多年以來，證嚴法師籌集了逾百億元新臺幣的善款，在慈濟功德會的幫助下全球各地蒙恩受惠的貧民、病人、災民不計其數。如今的慈濟功德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國際性慈善救濟組織，其范圍涉及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環保、社區志工、骨髓捐贈、國際賑災，用慈濟的術語來說，就是“四大志業法印”。慈濟功德會也成功“登陸”，成為第一個在大陸合法營運的臺灣宗教性質的慈善組織。 

是什么原因使證嚴法師由傳統佛教轉入人間佛教呢？ 

篇6

智宏法師現在是普陀山佛學院教師，1995年出家，出家前她是清華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因為“在哲學中沒有找到需要的答案”，她選擇了宗教，進入了佛門。其實，佛教與中國的道教一樣，最初都是哲學范疇上的一種世界觀或人生觀，極度輕視物質財富，而將人的精神境界看成高于一切的價值。也就是說，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最初都是沒有神靈崇拜的，只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因為信眾的極度崇拜，而形成了神靈體系。一些人將建廟侍神看成了目的，而將人的超度與拯救忽略了。“和尚”的本義是師傅或導師的意思，就是能夠通過精神引導，使人們認識到生命的本質意義，忘卻生活中的苦難，通過頓悟與修行，使自己靈魂升入涅，獲得永遠的幸福。

和尚引導人們放棄俗世浮華，獲得生命輪回中的超度，菩薩則是救苦救難，普度眾生，譬如觀音菩薩就是信眾們心目中的救苦救難的象征，而地藏菩薩則發誓要在地獄里拯救每一個受苦受難者，然后自我拯救。可惜的是，宗教的東傳過程，既是神化過程，也是世俗化的過程，更多的人并不是通過頓悟放棄身外之物，追求生命本真的意義，而是通過燒香膜拜來獲得神靈的幫助，以獲得切身的利益，觀音因此也就成了送子觀音與送財觀音。現在許多寺廟香火鼎盛后面，充斥著迷信與交易，甚至將寺廟做成了利益集團，香客們在這里似乎是購買精神安慰產品。

清華大學畢業生進人寺廟有著重大的意義，一方面她的哲學追問精神使她不可能趨勢附俗，另一方面她更能本真地對待自己面對的一切。我們看到智宏從2001年至今，已經收養了26名棄兒，其中的20多名棄兒已經在國內的一些佛學院就讀或畢業。為了孩子的讀書、生活、治病，智宏法師修建寺院大殿的事一直拖延，“如果看到孩子的苦難，卻視而不見，念佛又有什么意義？”是啊，宗教無法論證天國的榮華，但可以直面人間的苦難偉大的宗教體現的是人本主義精神，而非神本主義迷信。

這位清華女生成為比丘尼，并致力于救濟孤兒，最使人想到臺灣慈濟功德會的創辦人證嚴法師。證嚴法師年輕時即入佛門，看到當時許多窮苦人因貧病而遭受苦難，發誓要為窮人建醫院學校，一樸素的想法形成后來慈濟功德會“人間佛教”的人文理念。40多年以來，證嚴法師籌集了逾百億元新臺幣的善款，在慈濟功德會的幫助下全球各地蒙恩受惠的貧民、病人、災民不計其數。如今的慈濟功德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國際性慈善救濟組織，其范圍涉及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環保、社區志工、骨髓捐贈、國際賑災，用慈濟的術語來說，就是“四大志業法印”。慈濟功德會也成功“登陸”，成為第一個在大陸合法營運的臺灣宗教性質的慈善組織。

是什么原因使證嚴法師由傳統佛教轉入人間佛教呢？

原來，在證嚴法師年輕的時候，遇見二位來臺灣的西方修女，在交流過程中，修女對證嚴說，佛教追求的是個人頓悟與超脫，缺少人間關懷;基督教興辦慈善機構，譬如育嬰園，收養被遺棄的孤兒，辦基督教學校甚至醫院，為什么佛教不能致力于這樣的關懷呢？一語驚醒夢中人，證嚴由此走向了人間關懷之路。

篇7

掉了根的大樹。”的確，從整個中國歷史來看，道學的作用實與儒學不相上下，它們一隱一顯，

共同澆灌著中國社會的文化土壤，對中國社會之發展和中華民族性格之形成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

響。

然而，長期以來，或者更準確地說，90年代之前，道學研究一直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如果說

儒學的研究可謂“門庭若市”的話，那么，道學的研究則可謂“門庭冷落”。有人將這種情況概

括為“儒熱道冷”，是大體符合實際的。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后，道學研究開始步“儒學

熱”之后塵，受到學界的關注，并陸續出版、發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果說用“道學熱”來揭

示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的特點，具有某種言過其實和“揚道抑儒”之嫌的話，那么，指出道學研

究構成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卻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總的看，20世紀后半葉的20年特別是后10年，道家文化研究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這種進展主

要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關于老莊其人其書及其他道家人物與著作的研究；二是關于道家思

想淵源及學派演變的研究；三是關于道家文化基本精神及特質的研究；四是關于道家思想的研究

特別是道家之道論與人論研究；五是關于道家思想的比較研究包括道家學派內部的比較研究，道

家與其他學派的比較研究，道家與西方哲學的比較研究；六是關于道家之歷史地位與道學之現代

價值的研究；七是其他問題的研究，諸如道家與道教的關系研究，道學史研究，郭店道家簡研究

等等。前不久，筆者組織編寫《中國文化研究20年》一書，就中曾設專章，從上述諸方面就近20

年道家文化研究的基本情況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總結。通過這一總結，并通過與儒學及儒學研究

之情況的比較考察，我們感到，有幾個問題仍有必要提出來，以引起人們特別的關注和重視。

（一）關于道家之地位問題

80年代中后期以來，道家在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和肯定，除

極少數論者執守揚儒抑道的立場外，絕大多數論者都普遍認同道家之重要歷史地位。這其中，有

一種看法尤為引起人們特別的關注，這就是“道家主干說”。“道家主干說”的代表人物前有周

玉燕、勤，繼有陳鼓應，后有胡孚琛、呂錫琛及涂又光，就中又以陳鼓應先生倡導最力最

勤。客觀地說，“道家主干說”的提出和討論，對于重新認識道學之歷史作用，推進道學研究的

深入，其意義是顯而易見的。然它與傳統的“儒家主干說”一樣，在某種程度上隱含著學派的偏

見或門戶之見，潛存著發展為“獨尊道學”之可能。這是不能不讓人有所擔憂的。歷史上董仲舒

的“獨尊儒術”，給予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乃至中國社會的進步曾造成極壞的影響，教訓是沉重

而深刻的。因此，人們有理由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認識，避免從重視道學、推崇道學走向“獨尊道

學”。事實上，儒學和道學在中國傳統哲學、傳統文化中皆有其顯著的地位，二者交叉主干，互

補互動，不論從積極方面抑或從消極方面，都對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何以一定要人為地在二者之間分出高低、主次呢？所謂交叉主干，說的是，為中國社會不同時期

的歷史條件和文化需求所決定，儒、道在中國哲學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變的，

而是遞相變化和發展的。從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來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是儒學起著主導的作

用，占居基礎的地位；在另外的一些歷史時期，則是道學起著主導的作用，占據基礎的地位。所

謂互補互動，說的是儒學的道家化和道學的儒家化。儒學的道家化傾向乃“道家主干說”論者所

持，道學的儒家化傾向目前學界尚無人這么提。事實上，這兩種傾向在歷史上都是客觀的存在。

前者說的是“援道入儒”，“以道補儒”；后者講的是“援儒入道”，“以儒補道”。很顯然，

“互補”是雙向的，不是單向的，是相互頡頏、相互刺激、相互吸收。

（二）關于新道家、新道學問題

在儒學的歷史發展中，有所謂新儒家、新儒學。與之相對應，有論者認為存在一個新道家學派。

董光璧先生在《當代新道家》一書中明確指出：“當代新道家的思想幾乎是同當代新儒家并行發

展的，它是在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危機情勢下，由一批科學家發展的。”英國科學家李約瑟闡述道

家思想的世界意義，日本科學家湯川秀樹論證道家思想的現代性，美國科學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

想中的生態智慧。“我把他們發展的道家思想的現代形式歸納為四個基本論點：道實論、生成

論、循環論和無為論。”這是“一種以科學新成就為根據的，貫通古今、契合東西的新文化

觀”，“一種基于文化趨同性的世界主義文化觀。”董先生稱李約瑟、湯川秀樹、卡普拉為當代

新道家的幾個“最引人注目者”。從中國學界來說，陳鼓應先生倡導“道家主干說”最力最勤，

胡孚琛先生對道學可謂推崇備至。盡管他們并沒有自命為當代新道家，是否可以大致稱之為中國

的當代新道家。與此相聯系，有論者如董光璧先生“確信重新發現道家具有地球船改變航向的歷

史意義”，有論者如胡孚琛先生進而提出創立新道學，以作為中華民族21世紀的文化戰略。這實

際上是要將道學提升為當代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礎地位或主導地位。從學術自由的角度

看，與新儒家、新儒學有其存在和發展的理由一樣，新道家、新道學亦有其存在和發展的理由。

但我們對“道學是參天地、贊化育、貫中西、通古今的大學問，創立新道學是中華民族在世界歷

史潮流中審時度勢，應變自強的唯一可行的文化戰略”（參見胡孚琛、呂錫琛著《道學通論》，

著重號為筆者所加）的說法，眼下還只能保留意見。希圖新道學引領中國乃至世界走向大同，是

否期許過高？不過，正如“道家主干說”的討論一樣，關于新道家、新道學的討論也將是有意義

的和必要的。

（三）關于道學與的結合問題

儒學研究中，人們曾就儒學與的結合問題進行討論，并取得一定的進展。雖然人們關

于二者能否結合的認識見仁見智，但多數論者普遍認為，“合則兩利，離則兩傷”。可是在道學

研究中，道學與的結合問題似乎未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依筆者看，探討道學與馬克

思主義的相同相異、相通相融關系，既是推進的進一步中國化，發展中國特色和中國

氣派的的需要，同時也是使道學獲得提升、獲得發展和發揚光大的需要。一方面，馬

克思主義的進一步中國化，有賴與中國的經濟、政治特點相結合的同時，吸收包括道學在內的中

國文化的有益養分，從而充實和豐富自身；另一方面，道學要實現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創造

性轉化，有必要以為指導，用理論來改造自身，使其獲得新的生機與活

力。現在，道學之現代價值和現代意義得到愈來愈多的人們的普遍認同，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實

現道學精神與的結合或融合，正是使道學之現代價值獲得充分體現的一條重要途徑。

在中國文化史上，有所謂“儒道互補”；在現代中國，顯然存在一個道學或儒道與的

互補問題。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作，相信學術界有人為之。

（四）關于道學的普及與大眾化問題

儒學研究中，在20世紀90年代，人們曾就儒學的普及與大眾化展開討論，亦有人做了一些儒學普

及的實際工作，如儒家倫理的啟蒙教育，儒家經典的背誦等，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但總的說，還

局限在學術討論的層面，從學術探討進入普及的真正的實際操作，還有很大的距離。然畢竟邁出

了可喜的一步。筆者認為，道學也存在一個普及與大眾化的問題。道學研究工作者在這方面亦是

可以大有作為的。當然，這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一方面，道學中有精華有糟粕，有“神奇”

有“臭腐”，需要人們作出準確的價值判斷和取舍；另一方面，道學之普及化、大眾化不等于道

學之庸俗化、簡單化，其間的分寸也不易把握。正因為如此，道學研究工作者更有責任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養、理論素養、道學素養乃至語言素養，在道學之普及中發揮引導作用。現在的要務是

提高認識，重視起來，盡快將道學之普及與大眾化工作提上議事日程。

（五）關于道學史研究

隨著道學研究縱橫兩方面的展開，道學史研究近年也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在道學通史的研究

上，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黃釗先生主編的《道家思想史綱》，陸玉林等著《中國道家》，胡孚

琛、呂錫琛著《道學通論》等等。在道學斷代史的研究上，學術界較為注重者為先秦道學、魏晉

玄學、道教等。關于先秦道學，較為代表性的作品有：張松如、邵漢明著《道家哲學智慧》，朱

哲著《先秦道家哲學研究》，張運華著《先秦兩漢道家思想研究》等；關于魏晉玄學，較為代表

性的作品有：湯一介著《郭象與魏晉玄學》，許抗生著《三國兩晉玄佛道簡論》，趙書廉著《魏

晉玄學探微》，高晨陽著《儒道會通與正始玄學》，王葆玹著《正始玄學》等；關于道教或道教

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卿希泰著《中國道教思想史綱》和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等。此

外，關于稷下道家、黃老之學、唐代道家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若干成果問世。上述作品的先后發

表，對于人們克服揚儒抑道的傳統偏見，重新認識道學的歷史地位，無疑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

用。但總的看，與儒學史研究相比，道學史研究仍顯薄弱，至少現在還沒有一部貫通古今的全面

詳盡的《道學通史》。如果有一學界權威人士出來，牽頭組織編寫一部多卷本的《道學通史》，

當是道學研究與發展中之幸事。應該說，現在時機已經成熟。

（六）關于郭店竹簡與儒道關系問題

1973年，帛書《老子》的發掘，曾使老學研究取得新的進展。時隔20年，1993年郭店楚墓竹簡—

—《儒家簡》、《道家簡》的發掘，為儒學和道學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契機和條件。短短的若干

年，在該方面已經取得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多部著作，發表了一批學術論文，一些論文

集中反映在《中國哲學》第20輯、第21輯中。對于郭店楚墓竹簡的價值，學界給予了很高的評

價，海外學者甚至譽之為“中國的死海遺書”。還有論者說，郭店楚墓竹簡出土以后，整個中國

哲學史、中國學術史都需要重寫。在眾多研究成果中，一個頗為普遍的認識，是肯認儒道之相通

篇8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本人學養的限制，客觀上此一題目不好寫。我在書的正文中，已經對此一題目研究的實際困難作了介紹，且不來多說。這里只是稍述自己研究中的實況。

我關注道教的符篆，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起初是對符產生了興趣。對符稍稍探索之后，對于篆也開始注意起來。只是當時授篆與篥本身的問津者不多，我自己的疑問和尋覓也極淺，根本談不上研究。進入上世紀90年代，隨著《儒釋道與中國民俗》、《道教法術》等書的完成并陸續出版，自己對于篆的興味越來越濃。蓋在這些書中，大量涉及符和用符，而歷史上常符篆連稱，可是雖然多次講符，有時也說說“符篆概論”的題目，而對于篆實只數言帶過，別說卑之無甚高論，連稍微深入也談不上。所以內心總覺得自己欠著一筆學術的債務，總想著去還清它。20世紀末，對此一探究竟的沖動越來越強烈。遂留意于收集此一方面的資料，并注意現實中的動向。正好，2001年，中國道教協會在上海召開授篆工作會議，得以與負責此項工作的道教界負責人交換看法，了解情況。于是有了直接考察當代授篆活動的機會。對于這樣一個研究課題來說，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道教素有“道不外傳’’的傳統，不管對此如何評價，現實就是如此。沒有與道長們的真誠交往，要深入到像授篆這樣處于其宗教制度內核的層面，是根本不可能的。到了2007年，“道教授篆制度研究”正式立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在資料和研究環境上的條件，已經比較齊備。但是，正式深入開展，還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所以項目的研究是做做停停。這一項目，深入到道門信仰和制度的核心，應當說，主其事者最有發言權，許多疑難問題可以通過向他們請教獲得解決。然而，現實的情況是，授篆制度已經曠缺40多年，當年參與過此項活動的老人極少，原存于嗣漢天師府等地的法篆連其刻板也被“”的鐵掃帚清理得干干凈凈。即使20世紀末修水地方的道士將部分法篆獻給了天師府，但要想恢復其形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更加嚴重的情況是，其儀式的恢復問題更多。在道教的系統中，經書、科書是實物形態的抄本或印刷品，若是失而復得，可以較好地研究、解讀，其難在如何正確詮釋；而儀式，除了科書的記載、規范，大量的是靠口耳相傳，手把手地教。很多科書上只是載某一環節行持“如法”，若不明白其“法”是什么，任憑百般猜測，也難得確解。因為那“法”，指的是某種程序，以及在此程序中行持者的手、眼、身、口、步，有時還包括相關的心理活動。若不給你指明，那真是無從索解。道門中的許多東西，若僅靠長期的師徒秘授，盡管可以保證大致不走樣，但也潛藏著失傳的危險。比如，符的傳授便是如此。符是根據創制者的某種宗教體驗，和由此形成的思維邏輯加以創造和規范的，其最基本的構成單元，是符字。符字有音，所以最初是能讀的。但是，其所使用符字的音、形，都出于自創，多數與通行字不同，其音只有創造者明白。數傳之后，其徒孫、細孫遺忘其音，最后只知其形，無法再讀。同時，畫符過程，需要布氣，布氣之法也以秘授為主，數傳之后失其法的，往往而有。授篆的儀式，內部包含著眾多的成分。這些成分的具體做法以及先后銜接等，若沒有權威的指導，極易失其原樣，使繼之者莫衷一是。此一情形，于我們的研究，當然很不利。

所以，這一項目做得緩慢，幾度處于停頓。好在努力并未停止，道門中的制度恢復也多少有了起色。法篆實物和儀式的舉行，都有了較為完整的形態。盡管其間的缺失仍然相當嚴重，但對于我們的研究來說，基本的條件具備了。研究對象本身的形態一旦確定，研究才有著力處。無論如何，不算前面的知識準備，從2006年立項開始，到2012年結項，凡6年，又修改一年，共經歷7年，項目終于完成。

二

由于本書寫成所經歷的時間長，故研究方法的學習和使用，便有了更多的機會。本書是一個綜合研究的成果。在研究的內容上常被拖進不同的領域，在方法上則逼迫自己，走出書齋，越過現有資料文獻，尋找新的線索。同時，有時候還與自己的研究對象一起探討。

宗教的研究，與哲學有很大不同。同樣高高地聳立于九天云霄之上，處于上層建筑中意識形態的最高處，兩者有許多共通之處，但又有重大區別。哲學，一般都以思辨的形式出現。研究哲學，只要掌握足夠的文獻，加以思維的分析，便基本上足夠了。其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低，主要取決于研究者本身的學術思考水平，當然也受到同時代人與前人成果的影響。宗教除了對信仰及教義的論證，還有大量的制度、儀式、建筑、造像與其他藝術。原因在于，宗教的創立者與信奉者，對于自己信仰的世界有大量感性的設想或設計，對于自己信仰的對象采取感性膜拜的方式。這些，是一般的哲學所沒有的。研究哲學，所使用的主要是抽象思維，而研究宗教則同時需要運用形象思維。特別是宗教藝術、儀式的研究，更必須到現場才行。當然，哲學與宗教除有許多交叉包容的領域外，兩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還是很明顯的。我個人原來從事中國哲學的教學和研究，當時主要是以解讀分析文獻為主。但自從接觸道教之后，就有了若干變化。20世紀80年代我還習慣于從文獻出發進行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當時研究宗教，尤其是研究道教的人少，大量的文獻少有人接觸，無論從哪一方向挖掘下去都會找到寶藏。在完成第一本書《中國道教文化透視》之后，我想集中探討道教的思維方式，然而在發表了一兩篇相關論文后，卻自己打住了。原因很簡單，作為一種宗教，道教徒的觀念世界與我們這些無神論者有很大不同。只舉一個例子。我們抬頭四望，眼前除了光怪陸離的種種實物，就是虛空――當代物理學認為，物質由實體粒子與場共同構成，我們看到的虛空其實充滿物質，只是許多我們憑肉眼無法感知而已，這且不論，反正眼見便是如此；而宗教徒所見到的未必皆如此。佛教與道教徒都常提到“虛空過往神靈”，認為這些神靈不僅都能看到，而是在儀式中都能請到。他們還會用非常肯定的口氣說明，在儀式中意念的重要。普陀山的法師告訴我：一次有法師正做施食儀式，天突然下雨，法師猛然想起還有東西晾在露天，而門上加了把鎖，別人進不去。后來呢，當天來領法食的鬼魂都說，不但沒有享受到法食，反而給加上了一塊鐵疙瘩。他由此強調了法師心無外騖的重要性。我不是法師，看不見鬼神，但也不會簡單地把他們的這一說法看成欺騙或迷信；相反，我常在想，難道他們的感官和心智真的與我們不同嗎？接觸多了，才知道，他們確有某些與我們不同的心理狀態。在物理層面上，我們可以說無鬼神；但在心理層面上，則需要費些思量再下結論。因為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可以有許多超越物理層面的體驗。而此類眼前浮現鬼神形像的狀態，對道教徒來說，與一種叫做存想的方術有關，而存想的運用與訓練主要在其儀式及修煉方式中。不了解、不理解他們的儀式和修行，也就很難理解他們的心理狀態。很自然的是，對道教儀式研究的闕如，便無法開展對其思維方式的研究，因為對道教徒的觀念世界，研究者在理解上總隔著一層。由此，從20世紀末開始，我轉向了道教法術、儀式的研究，同時從中慢慢解讀道教徒的內心世界和思維方式。

本課題的研究，正體現了這種特征。一方面，文獻的解讀仍是基礎，但必須與現場的調查、觀察、請教結合起來；另一方面，對于在考察中看到的一幕幕場景，要盡可能深入進去，挖掘其中的觀念和心理因素，乃至于他們所用以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思維方式。在本書的各章中，我都盡可能做到這一點，尤其是討論篆的結構和儀式的章節，更是如此。當然，能深入到多少，需要讀者的分析、檢驗。

要研究儀式，需要到現場。田野調查的方法在中國傳統的研究中，基本上是缺乏的。雖有少數學人注重實地考察，但終是鳳毛麟角，而且也沒有總結出特殊的方法論。中國人所說的考據，基本上限于文獻、文物。像我這般一向從事哲學教學的人，在田野調查方面更顯得十分欠缺。盡管以道教研究為主攻方向之后，也曾努力學習，但深入的調研還是做得很少。本項目的研究過程，算是調查研究比較充分的一次。其中，三上龍虎山，調查了法篆的形制，授篆的儀式，以及授者與受者的感受。同時也跑了其他的山頭，如三山符篆中的茅山、x皂山，還到過著名道土葉法善的故鄉，玉真公主最后一次受篆的王屋山。書中的一些實物和情景介紹，都是田野調查的結果。

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說，本人不僅觀察著研究對象，而且有時還參與著對象的建設，在參與中和從事者討論、溝通，從而深入地知曉了他們的問題、解決方法和內心的思考。關于篆的恢復就經歷了如此的過程。這些做法似乎有違研究中價值中立的原則，但在面對自己的研究對象包含著能動的人的時候，面對著某一眼前演化過程的時候，卻是有益的，恐怕還是不得不做的。而且，與對象的合作，基本上是在知識、歷史的層面，并不涉及到各自不同的信仰。也就是說，合作主要在事實判斷的層面，而非價值判斷。在龍虎山儀式現場，我還做過一次學術報告，算是將自己的研究心得與研究考察對象所做的分享，只說明一些知識領域的事，而對其信仰不做評論。這樣的方法，拉近了與對象的距離，有利于深入研究。在尊重信仰的前提下，與宗教界開展合作探索，不僅是可行的，而且可能取得比站在外邊的觀察與評論更加重要的成果。這或許是本書寫作的一個方法論上的嘗試。

三

我之所以會以道教研究為主攻方向，并且30余年來樂此不疲，實在有許多偶然的因素，不過其中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學術興趣。而這一興趣，也許從小就植根于心中，有了機會便顯現出來。曾應老家龍游縣之邀，寫過一個自我學術介紹。當時自己回顧，小時候的生活環境中，寺廟林立。我就讀的3所小學，無一例外是原來的廟宇；生活的小鎮，也常處于寺廟的裝點乃至于包圍之中。我出生的小鎮叫“廟下”，是因為先有個廟，然后漸漸有了居民，最終形成數百灶煙火的鎮子。而且在我發蒙的年代里，還有許多老人，經常講些廟中神靈的故事。所以雖然也曾接受許多“左”的教育，但對于宗教，倒并不排斥，開始研究它時并沒像某些學人那樣抱著批判的先決態度。研究了30多年宗教，在佛學院、道學院和基督教神學院都曾上過課，并交有許多朋友。雖然我沒有信仰、皈依任一宗教，但是也從來沒有無端地攻擊他們。信仰的問題，是人內心的問題，還是相互尊重、各自保持自己的主體性為是。只有相互尊重，才能相互理解。本書中表現的，就是這樣一種態度。

篇9

在“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化文學史上，林語堂是一位風格獨特的文化學者，他一生執著于“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文化追求，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林語堂出生在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在“親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的熏陶下，林語堂自然地成了一名基督徒。1917年從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之后，林語堂到北京清華學校任教。在清華學校，廣大的異教智慧世界向他敞開，他造訪孔子的堂室，攀登道山的高峰，撥開佛教的迷霧，在儒道釋的文化氛圍里徜徉，宣稱自己由基督教走向了“人文主義”。“三十多年來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義: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導已很夠了，而知識方面的進步必然改善世界。這是林語堂對自己三十多年“異教徒”生涯的總結。然而他后來又說，這時期盡管“自稱異教徒，骨子里卻是基督教友”。終于在1959年，64歲的林語堂明確宣告結束了三十多年的“無信仰時代”，重新回到基督教，宣稱“我的搜尋已告終結，我己回到家中了。

    綜觀林語堂一生的宗教信仰，似乎可以作如此的簡筆勾勒:基督徒—異教徒(儒、道、釋)—基督徒。但是這樣的簡筆勾勒不能夠描述林語堂一生精彩的宗教信仰探索歷程，也不能反映出他在宗教信仰上的探險、懷疑及困惑，更不可能把握林語堂宗教文化思想的精髓。因為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環節被忽略掉了，那就是林語堂自始至終是一個人文主義者，無論是受到家庭環境的熏染接受了基督教，還是在廣大的異教智慧世界里徜徉，以至于最后的重新阪依基督教，他總是在自覺或不自覺地以人文主義的理性意識觀照自身思想領域里的宗教精神，他的宗教信仰探索歷程就是尋找、認同各種宗教思想中人文主義精神的歷程，只不過在林語堂的思想觀念中，西方的人文主義與中國的人文主義的內涵是有所差異的。這正是林語堂最后決心阪依基督教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們有必要追隨林語堂的靈性大旅行，看看他是如何在耶穌、孔孟、老莊、禪宗的世界中，探素出人文主義的光芒，并燭照了自己一生的宗教文化思想。

    林語堂靈性之旅的第一個異站是孔子的堂室。林語堂對儒家經典思想的把握是從儒學是智慧型宗教這一角度切人的。他說:“孔子是一個實證主義者”、“孔子最關切的是人”、“我認為孔子對上帝及上帝意旨的關心及他對于宇宙的靈性性質的看法，已被孺家通常的實證主義所蒙蔽。”“我想考察孔子對于死、上帝、上帝的意旨，及人的靈性等較大問題的態度。

    林語堂把儒教的精神本質歸結為一種近情人理的“人文主義”，即所謂中國的“人文主義”:第一點，人生最后目的之正確的概念;第二點，對于此等目的之不變的信仰;第三點，依人類情理的精神以求達到此等目的。他認為，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國人用一種單純而顯明的態度決定了，它在于樂天知命以享受樸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與和諧的社會關系。

    林語堂在儒教中所探尋到中國的“人文主義”實際上是儒家的人本觀念。仁.‘義、禮、智的道德倫理也好，“中庸之道”的近情精神也好，還有回向常識.都體現了儒教的以人為本的思想，因而也形成了林語堂人文思想的特征:以人和人生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只關心人和人生，探尋怎樣才能獲得人生的快樂和幸福，一切立論以真實的人生、人生實踐和人生感悟為基礎。

    然而，在領悟儒教之人本觀念的同時，先人為主的基督教觀念總是在干擾著他.促使他把儒教與基督教作潛在的對照與選擇。他認為儒家教人在個人行為上要有好教養，在社交上要有好儀式與基督徒相信人要做一個君子和有禮貌的人是殊途同歸的，所以林語堂說“我們不能說一個基督徒不能同時是儒生”。而且.林語堂發現孔子也像圣公會教士和夭主教教士一樣，是個保守派的哲人，相信權威有其價值，相信傳統與今昔相承的道統。對于儒教與基督教之異”，林語堂也了然于胸。他說:“孔教精神的不同于基督教精神者即為現世的.與生而為塵俗的。基督可以說是浪漫主義者而孔子為現實主義者，基督是玄妙哲學家而孔子為一實驗哲學家，基督為一慈悲的仁人，而孔子為一人文主義者。所謂孔教精神之“現世的”、“生而為塵俗的”是說明孔子是倡導“克己復禮為仁”的人杰;而基督是神子，代表著上帝在人世的“道成肉身”，因而是負有拯救世人之使命的“救世主”。所謂“現實主義者”與“浪漫主義者”意即孔子是現實主義的務實者和善變者，他雖有“殺身以成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抱負，但在現實生活中卻不走極，而是出仕與通世相機而行、進退有路。而基督是理想主義的獻身者和殉道者，他生于世界淪落之際，以一種不合時宜的冒險精神來力挽狂瀾，為了救世濟民而不惜自我受辱、蒙難和赴死。所謂“實驗哲學家”與“玄妙哲學家”是指孔子向往名正言順的作為，一生抱著“士為知己者用”的態度，其道亦“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并不強求“不可為而為之”;而基督推崇忘我之愛、犧牲之愛，相信以信仰生命之超越而能達其神圣人格。所謂“人文主義者”與“慈悲的仁人”是說明作為儒教思想體系核心的“仁”表現出一種“人本”精神，而基督教信仰核心中的“愛”體現了一種“神本”精神，前者屬世，后者超越。“仁”無論是作為個人修養之“內圣”還是作為濟世救國之“外王”精神，都沒有離開這一“人本”。所以林語堂稱基督為慈悲的仁人，而孔子為一人文主義者。

    在中、西宗教文化思想中，道教文化思想對林語堂的影響最為巨大，學者陳平原把林語堂視為“道家文化的海外回歸者”。林語堂也把道家看成自己的宗教信仰來崇信，他說:“倘若強迫我在移民區指出我的宗教信仰，我可能會不假思索地對當地從未聽過這種字眼的人，說出‘道家’二字。林語堂從道家的宇宙觀出發，認為人要順從天道，要讓人的自然之性獲得自由發展，而不受社會倫理、道德的束縛，從而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在林語堂看來，道家學說之價值并不表現為為求知者認識和闡釋世界提供邏輯的、理性的方式，而是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交融并在此基礎上來建立一種有益身心且又簡樸純真的生活方式。道家所推崇的那些終身察持自然理想，過著怡淡素樸、無知無欲的生活，超然于凡塵世俗之外的“圣人”、“真人”、“至人”以及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中所體驗的厭智、棄智的人生境界，是林語堂終生向往的人文主義境界，這與儒教之人生目的在于樂天知命以享受樸素的生活有異曲同工之妙。林語堂總結出道教的出世觀念，著眼于現實人生的自我完善，把“享受淳樸的生活，當作人生的真正目的。這種“人文主義的倫理觀”正好包含了現實人生的兩個側面，又互為約束，使人優游進退，處變不驚，游刃有余。儒家倡尚賢之道，道家講無為而治，都“適宜于好放任自由個人主義的中國民族，而合于中國人文主義的理論。

    林語堂在爬登道山的途中驚喜地發現道教與基督教有許多融會貫通之處。他感到老子柔弱的教義好像是耶穌澄山寶訓的理性化。老子柔弱的教義的基本是“柔弱勝剛強”的道理，從此出發，老子相信不斗、不爭、不抵抗，警告人不要用強力，認為用強是弱的征兆。同樣，《圣經·馬太福音》記述耶穌在山上向眾門徒講道的故事.即所謂“登山寶訓”.其中“論福”有一條:溫柔的人有福，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可見，老子與耶穌都相信陰柔之物能制勝，“強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并且，林語堂總結出老子對愛及謙卑的力量的訓言，在精神上和耶穌來自他獨創的、卓識的、閃光的訓言相符合，有時字句的相似也是很驚人的。

    林語堂之所以能發現道教與基督教的許多契合之處，在于他從根本上把握住了道教與基督教在“道”上的同一之處。道教之“道”，深奧莫測，是先于物質的存在，是產生物質的根源，是宇宙萬物的創始者，這是組成道教理論的核心和基礎。基督教教義的“上帝之創造”認為宇宙被造出之前沒有任何物質存在，連時間、空間也沒有，只有上帝和他的“道”，他的“靈”。上帝通過“話語”，亦即通過“道”來創造天地萬物。這是關切人的靈性問題的林語堂最料想不到的收獲。道教思想的人文主義精髓使林語堂否定了基督教經院神學思想，也促使他更加堅定地去尋找具有人文主義情懷的“上帝”。

   在孔子人道主義的堂室住過，且又爬登了道山的高峰，林語堂信仰之旅的下一站到了佛教。在林語堂的佛學思想里，他最感興趣的還是禪宗。從思辨上來講，禪宗主張不立文字，當下自識本心，強調自性是佛，平常即道。一旦見到自己的真性(本性)和本有心靈，我們就了解了終極的實在和得到了菩提(智慧)。禪宗主張，在實際的人生中才有自由，在自由中才有實際的人生。禪宗以創造人的生活和自我覺悟的日常途徑，來揭示人生的秘密，化平淡為神奇，寓神奇于平淡。禪宗極大地張揚了人的主體意識，肯定每一個人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成就人格。林語堂極為精微地剖析了“禪”的深邃性，對其直覺頓悟、直指人心的思想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在“禪”的精義中也看到了人文主義的靈光閃現:那就是解除一切空間、時間、及精神的束縛，追求心靈的完全自由，從而得以悠然處于人世，達到人與自然人生的和諧。禪宗與儒教、道教共有的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與解脫，使林語堂更加執著地站在人文主義的立場上而標舉禪宗.他認為“禪”和每天的生命及每天的生活密切相關，“禪”就寄托在簡單的日常生活里，且視簡單的日常生活為幸福的恩賜，而享受它的每一瞬。在佛教的世界里，林語堂也發現了能勾連起他的基督教情懷的東西。他首先發現佛教與基督教有一個共同的基本出發點一對于罪的承認及深深地關切人類受苦的事實。佛教中有一特殊的觀念是“業”，意即孽障或“罪的重擔”，這是由于人沉溺于不正當的欲望及精神上種種形式的卑瑣造成的，因此人注定要永久墮人輪回。“原罪”說是基督教的基本觀念，亞當、夏娃偷吃“禁果”犯了罪，成為整個人類的原始罪過，傳給后代子孫，成為人類一切罪惡和災禍的根由，并使人類有了受苦及必然死亡的不幸命運。接下來，林語堂對佛教及基督教罪的觀念與拯救方式進行了批判。他認為佛教的悲觀主義是一種消極的人生觀，佛對人類生命的評語可以合并為四個字:憐憫一切!對佛教教人否定人生，忘卻人生，進而出世、遁世，以消極態度回避人生的悲觀主義情結，林語堂難以接受。另一方面，對于基督教的“原罪”觀念，林語堂也堅決予以摒棄。林語堂對佛教基督教“罪”的觀念及拯救方式的否定，是因為這些觀念與林語堂的執著于現世的人文主義情懷背道而馳，必然要道到林語堂的抨擊。

篇10

        這些回回人士認為，各種宗教中的主要觀念和理念只不過用不同的語言表達出來罷了。比如，道家中所謂的“秉性”和“靈”所指的就是“道”，但是在佛教中是“佛”，在儒教中是“儒”即知識等等[3](37)。“東海西海之圣人，雖心同道合，但各有專任，彼此不相侵亂。如國家欽臣，各司其事。”[4](67)如果不同的宗教錯誤理解了它們的專門信仰作為本質上的特征差別，它們將相互爭吵，各不相讓，那么它們就永遠不會達成和平，其后果就像“世亂民危，國無共主”。“有識者決不以一方之尊而當天下之至尊也”[3]。在強調不同信仰之間的對話和主張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同時，云南回回教職人員經常以中國宗教的術語解釋伊斯蘭教，試圖將伊斯蘭教與中國傳統，尤其是儒家傳統作調和。下面，我們根據零星收集到的清真寺出版印刷的伊斯蘭教著述，經仔細閱讀，并將清季云南穆斯林學者在對伊斯蘭教與佛教和道教的比較研究方面所闡述的觀點作分別介紹和評述。

        

一、伊斯蘭教和佛教

        1.前定　回回穆斯林相信人的命運由真主安拉所決定。人們在生活中的不同命運是由“天”所安排的。如果某人過度地享受了神圣前定規定的名分，災難將降落到他的身上。這里的“天”按照伊斯蘭教學者馬德新的解釋，不是形體和物質的天，而是具有宋明理學中最抽象的終極目標和超驗理念思想的真主屬性（注：有關這一點的評論，參見筆者在伊斯蘭教和儒家思想文明對話研討會上的發言：《淺論馬德新的天的觀念》，南京大學，2002年8月。）。另一方面，人的本質也是安拉前定的。“善惡之里，出于前定，故言其有命焉。命所不能易，則見其萬化不能越乎真主之綱維焉。”[4](30)這里再清楚不過地指出，真主命定了人的善惡本質，人所做的一切都超越不了真主早就規定的范圍之內。

        由于與中國文化相接觸的關系，回回采用了佛教術語“前定”來解釋安拉所規定的大能大限。他們界定這詞的意思為每一個行為都是人在出世前由神圣的大能決定了人的一生，任何人都避免不了。這種態度與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漢民的前定觀相比稍有不同，尤其反映于圍繞家庭成員死亡的生活習俗上。當漢民為所心愛的人的逝世悲痛不已乃至號啕大哭時，回回在葬禮上一般既不痛哭也不號泣。回回穆斯林還使用“無常”這個佛家術語來借指穆斯林死后回歸真主而獲得永生。持有這樣觀點的回回的確不把無常當作悲傷或不幸的事件，相反，把它當作前定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對真主的復歸。

        一個善人生活于貧困，如果這是為主宰所命定的話，那么人們通常認為這未免不公平。為了解決這個社會困惑的問題，阿訇們將儒家學說、佛教中的哲學思想與伊斯蘭教的前定觀結合起來。他們說，善惡的動機的確影響了人們，但是人的命運是由“上天”所決定，因而，人的賞罰將在來世中獲取，由人的命運所實現。他們同時批評了中國宗教的前定觀有如下缺點：

        諸家不知真境有賞罰。而以塵世之禍福，為善惡之報。且見為善未得其祥，為惡未見得殃，遂創作輪回之說，以為二世報應。二世報應，必報未作之身也。前身作惡，而后身受罪，并不知其所為者何，悖理之談也！且以祖宗之善惡，而禍福子孫，怪誕之極矣。或問：托生換體既非理，則復生朽骨更可疑，現今不報死后報，亦猶托生理不明。曰：作物未了，難言好丑，為人未卒，難定賢愚，況善惡原屬自取，高下使其自分。若即行賞罰，則善惡不敢由已矣。蓋見賞而善非真善，臨罰止惡非真良。況物有其位，事有其時，非其位不見，非其時不得。[4](28)

        這是云南回回穆斯林在理論上比較直觀地批判佛教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消極性的因果報應論思想以及二世報應的偏頗，從而堅決地劃清了伊斯蘭教與佛教在報應論的界限。

        2.輪回理論在魏晉到南北朝時期，佛教受到封建王朝的支持，其結果是佛教在中國文化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記。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中，佛教的報應和輪回理論是路人皆知的。人們一般設想到，如某人干了好事或歹事，那么，他會在來世中受到報應。那些行一善的人將從上天得到百倍的賞賜。而相反，某人行一惡，那就會遭到百世浩劫。但是，許多人感到現實生活中并非如此行事。事實上，人們常常看見行善的人常常得不到好報，作惡的人也未受到懲罰。更有甚者，犯了大罪的人卻善度終生，做了大好事的人卻經常備嘗苦果而慘遭不幸。所以，許多中國人對輪回理論持有質疑的心理，而且懷疑圣賢們的說教，認為生活并非像宗教說教的那樣非常公平。針對這種功利傾向，馬德新說：儒者“不知圣人所言之禍福，是天堂地獄之報應，非人世之禍福也”[4](54)。對于佛教輪回投生的理論，他評論道：

        蓋清真之言復生，并不類道、釋冥府輪回之說，……佛氏有后世、天堂、地獄、賞罰、報應之說，但彼以今后為陽世，以死后為陰境，而又為靈魂鬼神之世，是為幻境，與吾人所言后世，迥別霄壤矣！[4](52)

        所以，馬德新批評佛教的理論是“悖理的”、不合邏輯的，因為“來生報應，是報未作之身，夫前身作惡而后身受罪，并不知其所為者何，于理可乎？”[4](55)這位大阿訇思忖道，儒生也一樣犯了這樣的錯誤，因為儒生相信“祖宗之余德余殃，而應于子孫之說”。所以，他宜稱，佛教的轉世和輪回“究其說，乃無稽之談”[4](55)。

        在馬德新對世界末日審判的敘述中，他的對作惡者的懲罰的觀念卻是與佛教的輪回理論很相像。馬德新說，在末日審判時，亡者將以他們真正的本質而以體形重現。比如，“行虧者，復活而為狼之形；者，復活而為豹之形；喜穢者，復活而為豕之形；為盜者，復活而為鼠之形；以及奸成性，復活者其形為虎”[5]。馬德新的這些觀念來自于何處或何書目前暫時不得而知。無巧不成書，類似的輪回理論在什葉派中的伊斯瑪伊派中能找到（注：在與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師、瑞典隆德大學宗教史系的都德·奧森(Tord  Olsson)教授討論中，我得知與希臘唯理論(Gnostics)有聯系的某些什葉派中的極端派也發展了輪回理論。）。該派的思想也許在與印度教的歷史接觸中受佛教輪回理論的影響（注：塔吉克族的伊斯瑪伊派中的信仰也有輪回理論。）。可見，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中，其思想離不開中國宗教文化的環境和氛圍，雖然中國穆斯林學者竭盡全力想捍衛中國伊斯蘭教的純潔性和正統性，但是中國穆斯林由于生活在中國社會中，他們從本質上不可能完全隔離與中國的漢傳佛教文化的聯系及其徹底擺脫它的影響。

        3.佛教對生活的消極厭世態度有些阿訇的著述中把佛教描繪成是視俗世為骯臟、世界為罪惡的信仰。由此，按照佛教，生活于現世的人們不可避免地有罪。阿訇認為，佛教要求人們離棄現世，克服現世的私欲以便免于罪孽。除盡私欲，人就可以達到涅pán＠①。所以，“佛氏有言：‘人心乃太玄菩薩寶座蓮臺，人能棄絕紅塵，化俗身以歸空極，太玄菩薩顯于人心焉。到此則人是佛身，佛是人形’”[4](60)阿訇們并不贊賞佛教的悲觀厭世的世界觀，因為穆斯林對今世生活的態度是積極的。如果穆斯林行善，他不僅為自己在后世進入天園（天堂）鋪平了道路，而且也為今世的美好享受作了準備。阿訇寧愿設想這樣：在伊斯蘭教中，兩世生活并無矛盾和沖突。可是，在釋、道、儒教中，兩世卻是分別對待處理”[4](60)。

        4.對佛教的評語比較儒教與釋教，阿訇們感覺到他們自己的傳統伊斯蘭教更接近于儒教而不是釋教。阿訇們尤其感到不舒服的是他們所認定的佛教偶像崇拜，拒絕屠宰牛羊以及生活中的消極厭世的態度。所有這些都直接與伊斯蘭教的基本信仰和實踐相沖突。在佛教教義中，屠殺生靈是嚴禁的。這樣，中國的佛教徒不宰牛。佛教的這種態度是與儒教強調農耕的傳統一致的。中國封建王朝通常禁止屠宰耕牛以保護農業，這是受了中國宗教思想的影響。哲學和生活觀的這種差異會導致伊斯蘭教和佛教之間的摩擦。清朝中期的中國佛教并非是卷入政治的宗教（除了某些政治派別比如白蓮教以外）。相反，佛教徒愿意遠離俗世而隱居。伊斯蘭教和佛教間的沖突和碰撞事實上僅局限于精神和哲學領域。在回回和佛教徒之間的大規模對抗從未發生過。然而，他們之間在哲學和宗教教義方面的距離并不意味著它們在社會聯系中也保持著極大的距離。在我的社會調查中，一些穆斯林旅行者由于找不到清真飯店和旅舍而有時不得不在佛教寺廟里下榻，并接受寺廟僧人提供的飯食。云南的回回中還流傳幾例回回阿訇與佛廟僧人師父們交往的民間故事。

        

二、伊斯蘭教和道教

        1.進和伊瑪尼“道”在道教中有許多意思，但主要有“真理”、“正確的生活方式”、“自然法則”，或更廣泛地說，是“宇宙規律”。對回回學者來說，道以理性的解釋可以表達為伊瑪尼（阿拉伯語，信仰），或者是伊斯蘭教實踐，或伊斯蘭教傳統。穆斯林學者在宗教小冊子中還認可把道使用為與伊斯蘭教教義原則相符的概念。他們闡述道，伊斯蘭教教義（道）是由神圣旨意所決定，但是，教義的實踐則取決于人。如果人能純潔他的心靈并克制他的欲望，消除他的私心，那么，他就能進天園。道是真正的信條。“道也者，天人授受之真明，而為靈心之所以然者也。”[6]在對照安拉這樣的抽象絕對理念時，馬德新引用了老子的話：

        老子曰：“寂兮寥兮，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予不得其名，字之曰‘道’”。又曰：“道不可言，言者不知，知者不言。”又曰：“大道無名，大象無形。”亦似乎吾人所言之真一也。[4](22)

        在這里，馬德新將“道”與伊斯蘭教認主學教義中的“真一”觀念相聯系，可見他是將道教中的“道”與伊斯蘭教中的“真主獨一”的概念作類比的。

        回回還欣賞道教中的自我克制和真理境界的達到，假如這兩者被解釋成是陶冶伊瑪尼修養和維護伊斯蘭教傳統的話。然而，佛教和道教鼓勵人們遠高現世，避免或者超脫物質生活環境，在這一點上，阿訇并不認為道家的生活方式對回回來說是一個值得學習的楷模。

        2.長壽觀　漢民族文化中長壽或長生不老是一個基本的價值觀念。漢民非常重視為年邁的父母舉行大壽慶祝活動，強調身體調養、飲食文化和自我養生之道。在祝壽宴會和結婚宴會上，人們習慣于向年邁的父母親表達祝愿他們長壽的美好愿望。這種對老人的美好祝愿在家庭和氏族社會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在漢民民居的門戶上、客廳墻上，在新房的大梁上，尤其是新郎和新娘的屋里，人們總是裱貼上寫有“壽”和“喜”大字的大紅紙。希圖長壽不僅是達貴人家而且也是平民百姓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人們經常強調飲用中藥藥酒、茶和服食滋補藥品比如人參、熊掌、鹿茸和三七等以延年益壽就是反映了人們持有這種生活的信條和生活觀。

        許多道士修煉靈丹妙方以制作長壽仙藥。回回從伊斯蘭教的觀點則認為一個人的壽限是由真主決定的。即便如此，許多回回以人為的方法而實踐或尋求人生的長壽（注：在筆者的田野調查中發現，云南各村的大多數回族老人并不慶祝他們的生日，這與漢族文化適成鮮明對照。僅僅在宗教氛圍比較淡薄的社團里，個別老人會操辦生日大壽的慶宴。）。當然，回回生活在深受儒教、佛教和道教文化影響的中國社會環境中，自然一些回民會為中國文化所熏陶而寧愿以良好的祝愿來向往長壽。在歷史上，許多回回的房屋中懸掛著書有中國大字“壽”的卷軸。在壽宇中是從《古蘭經》中摘錄的阿拉伯文書法詞句（注：1990年11月11日采訪來自云南省鳳儀縣的女哈里發（阿拉伯語，繼承者，即宗教學生）薛光玉中得知她爺爺曾藏有祖傳的中堂掛軸。另外，The  Chinese  Recorder（《中國紀行》）雜志，由上海的中國傳教會出版，1913年第46卷第2期的“中阿書法卷軸”中也攝有類似掛軸的照片。）。

        3.道教和蘇非思想　有些回回相信，在道教的早期教義中，人能通過修身養性達到道。人能解脫外形而顯現他的真正本質。他能進入仙境，他能飛躍，能改變體形，能生命永恒，青春長駐。他還能躍人天空而隨心所欲”[4](60)。這種道教在修心養性和施展魔術上所描述的超人特性上似乎與伊斯蘭教的經典中所闡述的依賴于安拉的全能、無所不在、超驗等屬性格格不入。然而，民間伊斯蘭教的習俗諸如“吹睹阿”（寫有經文或祈禱詞的紙片）和“吃睹阿”，由下級教職人員和普通信徒實行的替病人治病以及行奇跡（阿文，karama）等現象。在蘇非教團比如哲赫林耶教團傳入云南后，被格迪目（阿拉伯語，老派，或傳統派）阿訇指責的哲赫林耶教派的謝赫（長老，教主）常常被教徒尊奉為圣人。圣人有行奇跡的超級力量，能替教徒治病，能為教徒解決日常生活問題。格迪目教職人員譴責哲赫林耶教團的謝藉模仿道士制作長生不老藥、施奇跡來吸引教眾參加蘇非禮拜儀式[6](34)。

        盡管道教和尊奉謝赫的蘇非神秘主義的實踐被激烈地批判，在阿訇的著述中仍存留著道士生活方式和自我克制、修養的痕跡。由儒教占統治地位的中國三大宗教混合合一的政治文化模式決定了中國社會生活規范和行為。在這種社會環境里，當回回在進行跨文化區域的接觸時，要想免于中國文化影響是不可能的。反映于回回學術著作中的思想和文化也不可能完全免于蘇非主義的影響。在阿訇的宜教小冊子中介紹修心養性和堅定重振伊瑪尼時，就有蘇非主義和道教思想的中和內容：

        道之初境，先守八德：四少、四常。少食、少飲、少睡、少言；常潔、常念、常齋、常靜。此八德是立教之柱也。守之能歷千日而不變，則以莫乃（注：以莫乃：即伊瑪尼，信仰。原文都帶有“口”字偏旁。）之真種動焉，而萌芽生矣！[7](42)

        這種蘇非主義的禁欲態度有些類似于道士的清心寡欲式的精神修煉。我們知道，在中國西北地區的一些蘇非教團的修行生活和體驗中，蘇非大師或門宦教主們吸收了許多道教和佛教坐靜、默思、練氣、靜修甚至苦行的方式和方法。日本已故學者井筒俊彥曾經將伊斯蘭教的蘇非理念與道教的基本思想作了比較研究（注：參看井筒俊彥(Toshihiko  izutsu)《蘇非主義和道教》(Sufism  and  Daoism)，伯克萊：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1983.）

        

三、就伊斯蘭教和佛教及道教之間聯系的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