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轉口貿易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荷蘭是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權國家，構建了第一個現代意義的金融體系，加快了其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本文以荷蘭金融與產業成長歷史為線索，分析荷蘭成為超級大國的基礎和根本原因所在，從而揭示金融成長如何保證和加快產業成長，為我國發展提供借鑒。

一、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與商人資本

（一）農業商品化與“商品農”

荷蘭獨立后農業生產率迅速提高，導致農業的分工和專業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發展專業化農業生產，農產品的商品率相當高國際貿易論文，成為歐洲國家糧食的重要供給國。荷蘭弗里斯蘭的哈姆馬農產品的商品率甚至達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蘭經歷戰爭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帶漁業成為重要產業，與當時其他國家不同，荷蘭的三大漁業（鯡魚、鯨魚和鱈魚業）不僅僅限于捕撈，而且還進行加工、包裝或提煉，漁業成了一種工業。荷蘭省北部島嶼以及荷恩與阿姆斯特丹之間地帶17世紀上半葉從事海上漁業加工的鄉村男勞力占其總數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羅的海的鯡魚中75%是荷蘭運輸，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蘭一國要占歐洲全部鯡魚年產量的1/2以上。

農產品、畜產品和漁業從生產、加工到銷售已形成大規模商品生產，高產量、高商品率和眾多的從業人員說明荷蘭的農業已突破傳統生產方式，農業已形成一種產業，支撐著荷蘭經濟強國的基礎。德·弗雷斯(1971)[2]總結認為，荷蘭鄉村經濟轉變的主要特征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農”的形成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作為前向聯系，農產品的商品化維系著為之服務的運輸和市場網絡。憑借繁密順暢的流通渠道，鄉村農產品貿易不僅遍及國內，而且擴大到國際，成為荷蘭龐大商業帝國機器運轉的“基本劑”。作為后向聯系國際貿易論文，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刺激了人們對于土地開發的投資興趣，推動了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肥料和飼料的貿易擴大，促進了鄉村手工業的興起和教育的興辦。直至整個18世紀，荷蘭農業始終在歐洲保持了最先進的生產水平。

（二）工業與金融業的形成

紡織業特別是呢絨工業是荷蘭的第一支柱產業，已形成生產的大眾化，而且紡織業的結構調整（如新呢絨生產取代舊呢絨生產）使荷蘭保持著持續的優勢。至17世紀，來登成為歐洲最大的毛紡織中心。

國內工業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業。在17世紀初期造船業已成為荷蘭居第二位的支柱產業。政府興建的國內四通八達的運河和造船業的大型化、機械化使荷蘭水上運輸趨向經濟化——運輸成本低廉化。造船業既為荷蘭的海外貿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又為荷蘭國內經濟飛躍提供了基礎，促進了荷蘭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形成和發展，同時推動了海上貿易在全球范圍的興起。

（三）商人資本與農業、工業成長

在農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成長過程中，商人資本起著重要作用。在經濟發展起始階段，由于經濟規模較小，商人資本和產業資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為一體。當荷蘭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迅速擴大時，產業成長的預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資本流向農業和工業，由于商人資本具有雄厚的資金、專業的商業技能，從而逐漸控制了生產和銷售的全部過程；同時，與商人資本早期實行合伙制的原有生產者逐漸喪失生產資料國際貿易論文，淪為工資勞動者。產業資本的增加進一步加強了農業產業化和工業的發展，即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專門從事農業、制造業的產業部門和專門為產業融資服務的金融部門。

二、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與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

（一）現代銀行制度與對外貿易

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擴大以及造船業的經濟化促進了荷蘭的對外貿易，對外貿易的迅速擴大內在地要求金融機構為之提供便利的國際貿易支付體系。在威尼斯銀行業模式基礎上建立的金融機構框架已不能使支付體系順暢、有效。此時，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銀行進行了一個劃時代的改革——銀行券代替硬幣，同時要求進出口商在該行開立賬戶，600弗羅林以上的支付必須使用匯票。“銀行券的發行與流通是金融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對經濟推動作用產生一個飛躍的轉折點，最初發行是為了節約金屬鑄幣和在支付體系內提高效率，但卻為后來信用貨幣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嘗試，開辟了通過創造廉價貨幣以促進經濟發展的道路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1]阿姆斯特丹銀行的業務創新對荷蘭經濟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實也達到了預期目標。更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國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銀行結算，既帶來了資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變為國際貿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產生大大滿足了產業成長所需資金。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的擴大，使得僅依靠內源融資不能滿足產業成長的需要國際貿易論文，傳統的銀行借貸既受資金來源約束，也有籌資成本過高的影響。信用工具的產生使得貨幣乘數作用出現，從而為產業成長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對外貿易迅速成長為荷蘭的支柱產業。第三，降低了籌資成本。銀行業務的創新大大便利了資金的借貸，也促進了銀行業的競爭，大量銀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銀行的借貸利率比歐洲其他國家要低幾倍，低利率貸款為產業擴大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馬克思所言：“在荷蘭，商業信用和貨幣經營已隨著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而發展，而且在發展過程中，生息資本已從屬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這一點已經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證券市場與貿易壟斷

海外貿易的迅速成長激發荷蘭人紛紛組織貿易公司，同時帶動了銀行業和保險業的擴大，產業成長（海外貿易）大于金融成長，資金需求成為瓶頸；同時荷蘭在早期實行的合伙制貿易方式問題凸顯：這種具有短期行為特征的貿易方式與荷蘭迅速壯大的海外貿易不相匹配。為解決長期資金問題，1606年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之時即發行了世界上第一張股票，這張股票讓荷蘭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輝煌。該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會募集資金，有的股東只有幾十個荷蘭盾，表明股份制在荷蘭已成為普及的籌資和投資方式。1608年國際貿易論文，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建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股票交易所。盡管只有聯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還有政府發行的各種類型的債券（更多股票和證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場交易），這個市場卻擁有成熟的交易技術，包括期權和期貨合約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當時歐洲的商業中心，與此相匹配，該交易市場成為國際股票市場的中心。——17世紀荷蘭資本積累比歐洲各國的資本總和還要多，對外投資比英國多15倍。投資于歐洲、東印度和美洲的外國債券的資金超過3.4億荷蘭盾。英國國債的很大一部分由荷蘭人持有，每年有上千萬荷蘭盾的利息收入[3]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更為重要的是17世紀中葉的“金融革命”——各省從向商人—銀行家借款轉為直接向富人出售國庫券。阿姆斯特丹成為當時歐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長期信貸供應者，成為一個規模空前的國際金融市場。

證券市場的迅速發展為對外貿易提供了豐富的資金，也解決了企業所需的長期資金問題；同時，證券市場的大眾化使得金融成長快于產業成長，從而保證和加快了現代商業（海外貿易）的成長。.

股份制幫助荷屬東印度公司打敗英屬東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貿易壟斷地位；證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銀行的建立為對外貿易提供了雄厚的資本和便利的支付體系；資金的自由流動使阿姆斯特丹成為資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創新使國際資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發達的金融體系又為荷蘭和其他國家提供了廉價而便利的資金來源。金融成長把廣大居民購買力的利益和產業成長（海外貿易）直接結合起來，促進了荷蘭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荷蘭成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同時國際貿易論文，也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至此，現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幫助荷蘭確立了國際貿易中心，金融成長和產業成長進入成熟期。

三、資本自由流動與產業衰落

海外貿易匯集的大量財富和諸多物產，源源不斷流入荷蘭，進而轉化為巨額商業利潤和資本，至17世紀中期，荷蘭已成為世界商業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資金自由流動，出現國內資本脫離產業轉向借貸資本，貸款回收的困難和泡沫經濟的破滅，動搖著其金融體系的穩定。

首先，轉口貿易的興盛改變了商人資本的性質。商人資本原為獲取商業利潤而參與并逐漸控制國內產業生產，當轉口貿易變得更為有利時，商人資本便傾向于進口而非制造，資本則由產業資本轉向商業資本，顯然阻礙了國內產業進一步成長。由于轉口貿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為首的商業城市，期望靠轉口貿易擴大財富國際貿易論文，無視國內工業成長的根本利益，激勵政府實行低關稅，對國內工業放棄保護，也就意味著對國內產業成長的阻礙：海外貿易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交換的基礎；放棄國內工業保護，也就意味著商品生產國商品競爭力的提升和直接貿易的興起，荷蘭的轉口貿易失去依托。商業資本在荷蘭商品經濟發展中不是逐步讓位于工業資本，而是使工業資本越來越屈從于自己，這一演變趨勢與西方近代資本結構演變的總趨勢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長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基礎和載體。金融業在促進海外貿易迅速成長的同時，荷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紀后期，荷蘭資本更多用于對外借貸而非國內產業投資。荷蘭金融業的高度發達具體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國家的利息率則是荷蘭的幾倍。由此不僅導致商人資本從產業資本轉向借貸資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國內低息借貸，國外高息放貸，進一步加劇國內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減少。

第三，銀行壞賬形成金融危機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到18世紀末期國際貿易論文，荷蘭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業資本主義演變為借貸資本主義。對外大量放款為荷蘭贏得了金融資本家的美譽，然而對外放款的對象：一是外國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強了外國的軍事和工業實力，另一方面戰爭使得大量貸款成為壞帳，嚴重影響著荷蘭的金融業；二是對外金融投機，到17世紀下半葉，其影響超過對外貿易。1758年，荷蘭商人購買的英格蘭銀行、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這些股票總額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導致投資者損失慘重。壞賬的形成和商人資本的損失大大降低了荷蘭的金融競爭力。各種投機活動導致一系列銀行破產倒閉，引發1763年的金融危機。

四、啟示

1．產業成長是現代金融體系形成與成長的基礎

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的興起增加了融資需求，銀行券、匯票、期權、期貨、國庫券等金融工具創新蓬勃發展，證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銀行、非正式交易市場等現代金融體系產生，產業成長引致金融成長；另一方面，金融成長又為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提供充足的資金，進一步促進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金融業本身得以成長。

2．現代金融體系保證和加快了海外貿易的成長

阿姆斯特丹銀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顯示了現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為國際貿易中心；荷屬東印度公司發行的股票既保證了企業長期生存，又促使荷蘭海外貿易迅速獲得壟斷地位；資金的自由流動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資金的集散地。因此，銀行券、國庫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創新、銀行制度和證券市場等金融制度創新既保證和加快了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國際貿易論文，又促進了金融業自身的成長，使荷蘭保持了一個多世紀的世界霸權。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荷蘭是“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蘭是“商業和金融資本主義的象征” [4]。

3．金融成長與產業成長必須保持合理關系

金融成長以產業成長為基礎。“郁金香事件”顯示了泡沫經濟的危害，此后歷史上多次的泡沫經濟與此都有相似之處——金融成長脫離產業成長必然帶來泡沫的破滅；“南海事件”表明資本自由流動的負面效應，美國歷史上也多次發生外國投資者遭受巨大損失的金融危機。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長超過產業成長所需以及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危害已引起各國關注，尤其是擁有外國巨額證券資產時更應引起重視，國家金融安全成為政府的職能之一。

作者：史恩義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縣人 工作單位：山西財經大學國際貿易學院

職稱：副教授

研究方向：國際經濟與投資

學位：經濟學博士

參考文獻

[1].范?德?沃德．鄉村史系學報與荷蘭鄉村史的研究[J]．歐洲經濟史雜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黃金時代荷蘭的鄉村經濟1500—1700[J]．經濟史雜志，1971，31(1)：266-267．

篇2

【關鍵詞】自由貿易區;保稅區;轉變

世界經濟和諧貿易一體化發展的大成管理體系建立,關鍵在于從自由貿易走向和諧貿易。從國外自由貿易區發展過程中的模式特點來看,自由貿易區最早的雛形可以追溯到古代排尼基亞全盛時期,13~14世紀,法國、德意志的一些城市相繼開辟自由貿易區。真正意義的自由貿易區是1547年意大利的熱那亞灣。此后的400多年中,自由貿易區的數量和規模都是有限,主要的活動仍然停留在轉口貿易,即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所屬的殖民地。據資料統計,這期間全世界共有26個國家設置了75個不同類型的自由貿易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特區,于1936年建立了美國境內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區。二次世界大戰后,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有很大的突破。到20世紀80年代末,全世界除大洋洲以外,自由貿易區分布在各大洲,亞洲25個國家和地區有161個,非洲14個國家有126個,歐洲17個國家有125個,美洲30個國家有217個。到了90年代,世界上已有各種類型的自由貿易區達900多個,其中2/3分布在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自由貿易區呈現國際區域一體化發展趨勢。隨著經濟全球化,一體化和貿易自由化的發展,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不管是在數量上還是管理上都有很好的前景。

幾個世紀的發展,世界上設立自由貿易區的國家,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發展對外貿易、繁榮地方經濟和擴大就業等方面取得輝煌的成就。筆者通過美國對外貿易區,巴拿馬科隆自由貿易區等為例,來分析介紹世界自由貿易區的功能和作用。通過對漢堡港、鹿特丹港、安特衛普港的考察比較,進一步為我國自由貿易區發展提供借鑒。

1美國對外貿易區

二戰后相當一段時間里,美國經濟一直處在貿易持續順差的位置,對外貿易區的發展相當緩慢。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初,出現貿易逆差,國內經濟出現低迷,就業壓力緊張。為了改變這個局面,到1980年,全美自由貿易區增加到77個,到1994年底,自由貿易區達285個,總數為484個。同時,管理和功能也日趨完善。

美國《對外貿易區法》(1934年),規定美國自由貿易區的主要功能是進出口貿易、轉口貿易和倉儲。1950年后,美國經濟日益繁榮,市場需求劇增,為國外商品進入帶來了便捷,同時允許提供商品展銷和加工制造。1980年后,各個貿易區先后允許用美國零部件與外國裝備為成品進入美國市場。

美國對外貿易區一個很鮮明的特色是:因地制宜的原則配置和完善自己的功能。紐約對外貿易區由于背靠美國國內遼闊的市場腹地,附近沒有合適的轉口國等原因,主要從事進口貿易和進口加工業務;邁阿密對外貿易區由于位于佛羅里達半島的最南端,因最佳貿易服務成本半徑內有多達30個國家的原因,主要從事轉口貿易和為轉口貿易配套的其他業務,貨物轉口量達65%以上。

2巴拿馬科隆自由貿易區

科隆擁有很好的地理優勢地位,位于巴拿馬運河的咽喉,靠近巴拿馬最大的港口克里斯托帕爾港。一方面,可以溝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另一方面又是北美與中南美洲的連接點,

屬于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東西南北貨物集散地之一,也成為東方產品通往拉美各國市場的橋梁。

科隆自由貿易區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有利地運用地理位置的優勢——世界航運中轉樞紐。大量的貨物在此地流轉,轉口貿易定位為主要業務。資金的大量流動也使科隆的金融業發達,外資銀行及分支機構密集。商品的展示,避免了客商遠涉重洋采購,節約了時間和費用。

3漢堡港、鹿特丹港、安特衛普港

漢堡港是歐洲經濟自由區的典型,被稱為“通往世界的門戶”漢堡自由港高效的管理手段值得研究,漢堡自由港對進出的船只和貨物給予最大限度的自由,提供自由和便捷的管理措施,貫穿于從貨物卸船、運輸、再裝運的整個過程中。這種自由和便捷程度,在世界上所有自由港和自由貿易區中都是少見的。漢堡自由港轉口貿易帶動了金融、保險等第三產業的發展,使漢堡成為德國的金融中心之一,這說明自由港與城市的功能是互相促進的。

荷蘭鹿特丹港是世界最重要的貨物集散地之一,鹿特丹港的最大特點是儲、運、銷一體化,通過一些保稅倉庫和貨物分撥配送中心進行儲運和再加工,提高貨物的附加值,然后通過多種運輸方式將貨物運往荷蘭等歐洲國家。鹿特丹港擁有完善的海關設施、優惠的稅收政策,保稅倉庫區域內企業在海關允許下可進行任何層次加工。對集裝箱貨物的倉儲和配送來說,坐落在港區和各個工業區內的物流配送基地,可以為其提供最完善的各種增值服務。

安特衛普港是世界海運網絡的重要支點。按純國際運輸量計算,它是世界第四大港。安特衛普港具有領先于歐洲其他港口的貨物裝卸作業效率,擁有現代化的EDI信息控制與電子數據交換系統。港務局使用“安特衛普港信息控制系統(APICS)”,計劃、安排船舶抵離港和掌握國際海運危險品的申報。安特衛普港還實行一種叫做臨時存儲(Temporarystorage)的管理方式。這種海關臨時存儲區,也可以不設在港區內,只需要提前作簡易申報即可進行臨時存儲,而不必得到海關批準。經過海運到達的貨物,可以在海關指定位置暫時保存45天,而以其他方式進入的貨物,保存期為20天。

中國保稅區的發展還存在問題。我國保稅區,是我國海關管理的特殊區域,是我國借鑒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在結合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形成的新型的經濟開放區域,處在我國對外開放的前沿。我國最早設立的保稅區,是深圳市沙頭角保稅區,成立于1987年12月。到1994年底,我國已經建立了13家保稅區。到目前為止,我國一共建立了15家保稅區。

我國保稅區和國外的自由貿易區有相似之處,但更多的是與世界優秀自由貿易區的存在差距。世界自由貿易區伴隨著世界經濟特區的產生而產生。我國的保稅區是伴隨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直到深化階段才形成。前者主要目的是在不影響國內市場保護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獲取全球自由貿易給國家經濟帶來好處。我國保稅區主要是為了改善我國投資、建設的軟環境,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外的資金、技術發展外向型經濟,充分發揮帶動效用,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在區域性質上,我國保稅區沒有明確的定性,行文規定不明,致使各部門認識不同一。沒有真正開放一線,監管手續繁瑣。在區域功能上,政策上的差異由于地理位置和操作手續的影響,難以形成規模。出口功能由于出口退稅政策的影響難以發揮作用;加工功能受企業進出口經營權的限制,貨物在保稅區與非保稅區之間進出也制約了加工功能的發展;區內貿易公司不具備進出口權,制約保稅區的貿易功能;外貿經營權,進口貨物不可以零售也不利于保稅區的發展。世界自由貿易區通常由國家政府直接管理。機構的設立代表的是國家政府的權利,管理相當的權威,負責自由貿易區的宏觀經濟管理與協調,是一種相對弱化的管理體制。我國保稅區不僅有國家的宏觀管理,有存在地方政府的微觀調控。兩者條條框框的行政摩擦,使管理上很大的混亂和不經濟現象。

我國保稅區面臨的機遇與發展對策。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加強,生產組織方式發生重大的變化。物流、信息流、人員流動的速度加快,世界成為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各國相互聯系,合作與競爭的局面共存。隨著國際貿易深度的加強,一方面貿易不僅存在傳統模式,另一方面產業內貿易,產品內貿易與公司內貿易的發展,使得國際分工合作更加重要。跨國公司的發展在其中有不可磨滅的作用。各國通過控制自己的核心技術能力,借助各國的資源稟賦優勢,通過服務外包等方式將非核心業務外置,使得整個國際分工體系更加專業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歐盟—加—墨自由貿易區的實現,亞太經濟一體化呼聲漸高,各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國際經濟合作大成管理模式。科技革命蓬勃發展,各國經濟開始轉形,客觀推動我國保稅區尋找新的出路。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保稅區向自由貿易區是外界客觀環境和自身發展矛盾內因共同決定的。通過對國外先進的自由貿易區優秀經驗的借鑒,是我們避免走彎路或錯路的一個重要途徑:簡單,高效。

4因地制宜,合理功能拓展與定位,提升發展空間

世界各國自由貿易區的目標選擇與功能定位與所在國的地理位置、歷史發展、經濟地位、政治狀況等因素密切聯系。美國自由貿易區的因地制宜就是相當好的典范。我國可以自己斟酌自身特點進行定位。從保稅區進出口額完成的情況來看,上海外高橋、天津港、大連、

深圳福田保稅區已成為全國保稅區開展國際貿易的主力。保稅倉儲功能在保稅倉庫內允許商品進行再包裝、分級、挑選、抽樣、混合、處理等商業性加工,實現商品倉儲自動化,配送高效化。張家港保稅區、廈門象嶼保稅區、沙頭角保稅區、汕頭保稅區等適合都以保稅倉儲為主,我國政府機構可以通過進一步突出他們的優勢,提供更加先進的物流系統。

5明確方向,整合資源,階段性提升深化改革

國際自由貿易區有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港、自由轉運區、自由貿易特區、出口加工區等多種形態。各種形態的規模不同,政策和開放程度也有差異。發達國家的自由貿易區在繼續經營貿易的前提下,日益注重加工制造業,傳統業務也開始注入新活力,加入更多的科技因素,朝資本密集型工業發展。鑒于我國工業化和各項基本實際情況,可以突出加工,努力朝自由貿易區轉型邁出堅定的步伐。保稅區是制度創新的產物,法制體制的完善日益提上日程。通過整合各個特殊監管區域的功能,政策,監管和法制,作到平衡互補,實現從外延擴展到內涵深化的轉變。功能上確保基本的功能項目前提下,統一特殊監管區域的稅收政策。統一海關的監管模式、作業流程、操作規范和信息化管理系統,降低監管風險,進一步提高管理效能。提高保稅區的綜合配套改革,提高開放程度,使投資貿易便利。改革的途徑,可以實現跨越式發展,但轉型過程中注意操作的層次性,避免資源浪費。

篇3

1中美貿易現狀

自上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以來，雙邊經貿合作不斷擴大。據中國官方統計自中美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增長86倍，年均增長17％。至2005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由1978年的10億美元增至2116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場，美國也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2007年兩國貿易額更是突破3020.8億美元。

然而隨著雙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日漸凸顯。近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增加。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此后美國對華貿易開始呈現逆差，并持續增長。據中國海關統計，1993年中方順差為63億美元，2000年中方順差297.4億美元，2001年則為281億美元，2004年為873億美元。2005年為1141.75億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別達到1442.6億美元和1633.2億美元。而據美方統計，1979年至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為3億美元，2000年為838億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億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貿易逆差高達1620億美元。2005年則突破2000億美元，2006年達到2325億美元。2007年1至11月，對華貿易逆差也已達2375億美元

隨著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拉大，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也日趨增多。自1980年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進行首次反傾銷調查開始，迄今美國已對中國產品實施了100多項反傾銷措施，其涉及的中國產品范圍非常廣泛，包括紡織品、自行車等多種產品。并且中美貿易摩擦正從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高技術產品轉移，從商品貿易向服務貿易轉移。貿易摩擦的對象由原來的初級產品轉向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帽等又轉向資本密集型產品，如化工、輕工、鋼鐵、汽車等，更進一步向高技術產品轉移。美國已成為世界上對我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訴訟最多、力度最大的國家。

2中美貿易失衡主要成因

2.1雙方統計方法和口徑不同導致雙方統計數據差異

(1)統計方法不同。中美雙方統計采用不同的貿易統計標準進行衡量。美方采用總貿易制，以國境作為統計界限，對進入美國境內存入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倉庫的貨物均列入統計；而中方采取專門貿易制，以關境作為統計界限，存入保稅倉庫的貨物不作為統計，因此造成美方統計范圍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劇。美方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而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中美兩國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經我國香港轉口的。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出口的60％以上是經過以香港地區為主的第三方轉口的，而轉口到美國的商品額中的29％是在我國香港增值的。貨物離開中國后在第三方增加的價值，顯然不應計算為中國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統計因忽視轉口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此外，美國還因出口統計不完全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值。

(2)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導致雙方統計上的差異。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對一般的進口貨物，通常是根據進口商的申報來判定原產地，被判定原產地為中國的貨物被記錄為來自中國的進口而不考慮是否實際上由中間方出口或者貨物在中間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國記錄成自中國的進口很有可能是應該記錄為自其他中間方進口的。

2.2中美兩國產業結構不同

2004年我國GDP普查數據顯示三大產業的GDP比重分別為l3.1％、46.2％、40.7％。顯然我國經濟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而2005年美國三大產業占GDP的比率分別為2.8％、23.4％和73.8％，到2005年則分別為23％，22％和75.7％。顯然美國經濟結構已經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而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具有本地化生產的特征，內需傾向突出，制成品的進口對本國生產、消費結構形成補充，因而進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國由于是過度消費國家，儲蓄率極低，從而導致國內投資和產出或者說供給不足，需要大量進口，而中國又因為自己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承接了大量由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地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淘汰轉移的制造業，并且質量又明顯優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國家和地區，因此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家庭最終消費結構難以與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進口需求也相對不旺盛。所以由此兩方面原因，所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3世界產業結構調整

2.3.1東南亞國家對華的產業轉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這些國家在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把他們在美國的一部分市場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形成中國與歐美發生貿易順差，而與亞洲周邊國家發生逆差的貿易格局。

2.3.2美國對華直接投資

美國及西歐一些發達國家在其產業結構升級調整過程中也逐漸將國內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其中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銷售和向母國返銷占據很大份額。有數據顯示，中國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國跨國公司向母國進行返銷，中國對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貿易，產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裝物件基本上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的，加上其他運輸和管理成本，約占到該產品的85％左右，而中國獲得的加工費為數甚微，僅占15％左右。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中國出口商品80％以上來自外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各國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原產地統計標準已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國家問的貿易關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家貿易統計制度，中美兩國在雙邊貿易統計數據上的巨大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2.4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貿易結構扭曲，加劇中美貿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制定了“出口管制條例”，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商務部將中國列入全面禁運的國家名單。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雖然逐步放松了對華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規定和執行過程中，仍保留有許多歧視性規定。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國會在美對華出口管制問題上的壓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臺后，進一步惡意地實施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諸如通過制定相應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規、頒布出口管制目錄(如商業管制目錄CCL、美國軍用品管制目錄USML和核管理委員會管制目錄NRCC)、執行許可證審議程序、強化執行機制與懲處力度等手段來管理和控制軍民兩用物品和技術的出口.

高技術本是美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之一，但這一優勢并未在中美貿易中體現出來。在高技術領域，美國一直保持生命科學、電子電機、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術貿易上對華貿易順差,且在電子電機和航空技術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順差相對較大。然而在生物技術、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術貿易上，美國卻一直存在著對華貿易逆差。特別是在信息與通訊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了521億美元，這些舉措不僅未消除美中兩國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反而更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貿易順差。

3應對策略建議

3.1加快開放我國服務業，擴大美國對華服務貿易

由于美國在服務產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并且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一直比較感興趣，而中國服務業根據WTO要求也應逐步開放，因此中國逐步開放服務業，不但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發展，還可以減小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3.2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

目前亞洲、北美地區一直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而歐洲，以及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非洲在我國出口地區結構中所占比例甚小，這使得我國外貿與北美、亞洲市場的依賴度過高。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一直保持在21％左右，對美國市場的過分依賴也導致了貿易風險的加大，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直接影響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而且由于貿易不平衡和貿易摩擦問題，中國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因此，為改變這一局面，政府必須積極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系。

3.3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積極的調整

如上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轉口貿易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外資公司或跨國公司。外資的進入雖然有利于國內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的有效利用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重復投資，不僅不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還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壓力和破壞。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及時的引導和調整，不僅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3.4推動經濟結構升級

加強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產品以及以轉口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產品，從而導致實際獲利小而兩國順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國應當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依靠科技創新和應用，以政府政策為依托，大力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業；加快對相對滯后的醫療、教育、交通、環保、住房和金融服務等行業發展，并且適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體制，以擴大內需，促進內向型經濟發展。

3.5完善人民幣匯率體制

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進；實施“微幅、雙向、穩中爬升”的調控；適當放大浮動區間；同時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這樣不僅淡化給予美方在其國內定價過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國對外購買力的提升，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局面。

參考文獻

[1]張燕.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分析及對策[J].北方經貿，2007,(5).

篇4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國際貿易越來越普遍,帶動港口海運業務蓬勃發展。航運產業也隨著時代的變遷,其范疇不斷擴大。原始的航運業是圍繞港口碼頭展開,主要指貨物裝卸、倉儲運輸、貨運、船舶供應等以碼頭經營為主的下游港航業務;貿易及航運的進一步發展,又催生了船舶租賃、海事咨詢、仲裁、航運交易等資本密集型、知識密集型航運服務。

因此現代航運業不僅包括船舶運輸業和港口的裝卸業務,同時還包括那些與港口的綜合功能和船舶運輸業相關的,以及處于其上下游的,同時對其具有支持和輔助作用的各個行業。這些行業共同構成了香港的航運業,共同決定了香港的航運產業的發達程度。

作為國際主要港口之一,香港港口設施全部由私營公司投資、擁有和經營,這種運作形式全球少見。香港的集裝箱碼頭坐落于水深達15.5米的葵涌-青衣港池,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香港國際貨柜碼頭有限公司、中遠-國際貨柜碼頭有限公司、杜拜環球港務和亞洲貨柜碼頭有限公司這五個運營商管理和運營9個碼頭24個泊位,共7804米深水岸線。香港自1994年以來曾11年榮登世界第一大集裝箱港的寶座,而今依然是世界上知名的航運中心之一,其航運產業取得的成就與其源遠的航運歷史密不可分。

一、香港航運業的發展歷程

香港的航運業源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香港開埠,是香港最為古老的行業之一。最初的航運業務來源于鴉片貿易,并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船舶技術升級,大批貿易商行投資輪船運輸,當時最大的三家英商太古輪船公司、怡和輪船公司和美商旗昌輪船公司均在港設立了總部。蘇伊士運河開通及輪船的大量使用極大地推動了香港航運業,進出港商船隊猛增。與此同時,香港逐步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港口管理制度。十九世紀末開始,香港的轉口貿易進入高速增長階段,據資料統計,到1900年,中國對外貿易的41%從香港進出。

隨著中國國內市場的逐步擴大及香港基礎設施的進一步完善,香港轉口貿易穩步發展,而作為轉口貿易支柱的航運業更趨繁榮。香港實行的自由港政策,航運企業在經營上完全自由,船舶自由通航,自由登記,貨物免稅免檢,這些政策適應了當時的社會需求,加上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了遠東地區的航運中心。

1987年,香港崛起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集裝箱樞紐港,蛻變成為亞洲地區乃至全球重要的航運中心。1997年以來,除去1997年金融危機、2003年“非典”及最近的經濟危機的影響,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始終平穩增長(見表1),1997-2007年平均增長率達到5.0%。

航運產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及在香港經濟結構中的地位不可忽視。航運業曾經作為香港的龍頭及核心產業,帶動并刺激了香港各行各業的形成及發展。一般估計,包括貿易、金融、保險等服務在內的整個與港口有關的經濟收入相當于香港GDP的20%,相關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20%。眾多機構單位從事航運相關業務,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據香港統計處的數字,2007年198家船務及海外船公司駐港辦事處的就業人數為7777個,115家遠洋輪船船東及營運企業的就業人數為3731人,往來港澳船只船東及營運企業6家提供343個職位,35家船只經紀企業提供了184個職位。

在2008年,訪港的貨運及客運遠洋船舶及內河船只共217,380艘,是全球效率最高的集裝箱港口之一。作為全球供應鏈上的主要樞紐港,香港每周提供四百五十班集裝箱船班次,往返全球五百多個目的地。香港還提供形形的航運服務,效率高、競爭力強,是亞洲區域內船舶融資、保險、法律、仲裁、管理和經紀服務中心。很多國際著名的船東都在香港經營業務,由他們控制或管理的船舶噸數,約占全球的9%,使香港躋身世界十大航運中心之列。

二、香港航運業發展的成功經驗

1. 良好的營商環境

香港有良好的營商環境,有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制,各級政府服務簡便、高效及專業。在“一國兩制”的政治體制下,特區政府廉潔、奉公、穩定。特區政府為推進香港的航運發展,2003年6月將原來的港口及航運發展局一分為二,成立了香港航運發展局和港口發展局,香港船東會的許多資深船東都出任了航運發展局及港口發展局的成員,負責向政府提出發展香港航運服務的措施及計劃,協助政府推廣香港的航運服務,為發展和鞏固香港航運中心地位出謀劃策。多年的自由港政策為香港積累了理想的航運業發展環境。

香港是世界十大船舶注冊地之一,船舶注冊服務極具競爭力,能夠簡單快捷的注冊、撤銷注冊,且對注冊船舶船員的國籍無限制,符合資格及富有經驗的專業人士可隨時提供技術上的支持,船舶噸稅稅率低。各國港口當局出于對香港海事監督的信任,對掛香港區旗的船舶沒有歧視性政策。良好的稅制使得航運公司在世界各地的收入全部免稅,無需繳納任何營業稅及所得稅,且船東可以選擇在港注冊成立船公司或光船租賃公司,實際在港營業,也可不在香港設立任何形式的公司,只懸掛香港旗,聘請香港代付有關費用。截止到2009年12月,香港已與中國內地、英國、美國等十二個國家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雙邊協定。

2. 錯位競爭,航運產業的升級發展

深圳的蛇口港與鹽田港,毗鄰香港,近幾年崛起迅速,其低廉的貨運成本,分流了原來珠三角經香港出運的貨物,蠶食了香港的腹地,直接沖擊了香港的港口貨運業。在這嚴峻形勢下,香港提出了錯位競爭的發展方針,設立更高定位。除了繼續拓展傳統航運業務,延續以往吸引外資仲裁和融資等機構進駐政策,香港開始完善服務網絡,提升航運產業的水平,推進船舶融資、海事沖裁、運費期貨交易及高素質人才培訓等高端服務,加強培訓和引領香港年輕人進入航運界。目前香港船東、船舶管理公司及其他相關公司提供包括船舶融資、保險、船務經紀、驗船、維修、仲裁、法律服務等。

3. 完備的金融法律支持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金融產品多樣化,投融資環境優良,外匯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買賣。全球排名前100位的銀行中,超過70家在香港營運。近年來,香港致力于實現金融產品的多樣化,不斷開發新的金融產品,2008年11月恒生銀行推出全港首只伊斯蘭股票基金;同年香港特區政府撤銷了金條進出口的報關費,以提升香港黃金貿易的競爭力,2009年6月香港商品交易所正式成立,并計劃推出燃料油合約,開辟香港金融市場。較為完備的金融體系及金融工具為航運高端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支持。香港金融機構還為高風險的航運企業提供優質的風險管理服務,設立了一套有效的航運保險制度。

航運業一向很看重合約和有效的法律仲裁制度,如果在合約上有糾紛,法律仲裁就能夠提供重要的服務。而香港法律制度完善,擁有一個具有世界地位的仲裁中心,由于受到《紐約條文》的認可,仲裁結果可以在世界各地生效。世界上最著名的船舶買賣經紀、海運貨物經紀及保險經紀均在香港設有公司,擁有一批專業律師專門處理航運糾紛,這是香港發展海事仲裁、海事訴訟、海事法律咨詢等航運業務的基礎。

三、傳統航運產業受到挑戰及制約

1. 周邊港口的競爭

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及亞洲經濟的發展,香港周邊的國際及地區的港口與航運業發展迅速,臺灣地區、新加坡、馬來西亞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港口顯示出強勁發展勢頭,上海提出要發展成為新的國際航運中心,臺灣與大陸實現三通的大趨勢等,使得香港傳統意義上的航運業受到了壓力及挑戰。香港貨物吞吐量在世界與亞洲所占的比例會不斷下降,其集裝箱碼頭霸主地位由于周邊港口的迅速發展而難以維持,傳統航運業的競爭力下降已成為事實。

香港航運業原有的優勢也在逐漸喪失。自由港政策曾是香港最大的優勢,通關手續簡便,時間大為縮短。內地港口推行的“大通關”簡化通關手續,加快通關速度以吸引貨源,香港自由港的優勢不斷削弱。深圳、廣州兩港擁有的航線及航班也不斷擴張,與香港的差距逐漸縮小,這樣貨物在內地港口就可以減少中轉并節省運輸費用。

2. 地域資源制約

航運業的發展,多需要港口配備完善的臨港物流園區以提升服務水平,增強港口在供應鏈中的地位,但是由于香港陸域面積的限制,土地開發成本高,發展配套產業受到限制。雖然香港建有多條高速公路及內河碼頭,方便貨物從水陸進入海港,但貨物進港要過關,以貨車穿過鬧市轉運或內河貨物通過內河碼頭轉運,成本較高,且新碼頭的建設均需要大量填海,影響生態。因此香港航運產業的發展不能通過單純擴大港口規模來實現。

四、香港航運產業的發展趨勢

從總體而言,香港航運產業將面臨激烈的競爭。周邊港口的崛起,分流了部分珠三角地區貨源;環渤海區域的天津港、大連港和青島港近幾年的貨物吞吐量也緊追直上;上海在港口碼頭及軟環境方面加大投入建設國際航運中心,這些都威脅到香港國際中轉港的地位及航運產業的發展。可以預見的是今后這些港口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盡管如此,香港在管理經驗、法治、效率等方面,在亞洲地區依然占有優勢。香港成熟完善的法制下形成的國際規范,良好的營商環境,包括信息、資金自由流通,低稅率,簡單稅制等,對貨主、船東及航運相關企業極具吸引力,其經濟自由度連續十幾年居全球第一。香港是全球海岬型船的主要中心之一,也是三大礦石貿易中心之一。同時,隨著世界航運業的重心從歐洲轉向亞洲,但亞洲區內缺乏一個能為船東和船舶提供一站式航運服務的中心,航運高端服務向亞洲轉移也成為必然趨勢,這為香港的航運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因此,香港今后將效仿倫敦,弱化傳統航運產業,轉型發展碼頭之外的其他海運相關業務,如船舶融資、買賣、租借、海事仲裁和保險等,并加強與內地港口之間的合作,步入后航運時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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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袁持平,吳肯浩.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研究報告[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篇5

[論文摘要]在我國出口總額中占第一位的機電產品出口，目前正日益受到國外反傾銷投訴的困擾。本文從多角度分析了這一問題產生的原因，并提出機電產品出口企業必須提高創新能力，加快國際化進程，加強行業協作的對策建議。

機電產品貿易集貨物貿易、技術貿易和服務貿易于一體，是衡量一個國家對外貿易競爭力的重要標志。我國機電產品出口自1995年超過紡織品貿易出口額成為第一大類出口商品以來，已連續12年位居我國對外貿易榜首，為我國對外貿易做出了突出貢獻。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機電產品貿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隨著貿易量的增大，機電產品出口遭遇反傾銷訴訟日益成為困擾企業發展的問題。本文分析了反傾銷投訴產生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針對企業的對策建議。

一、機電產品出口現狀及特點

2006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達到5494億美元，進口達到4278億美元，占全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的56．7％，比上年同期提高2．4個百分點。因同期世界主要機電產品貿易國家和地區增速均小于我國，如美國機電產品貿易增長12％左右，德國增長9％左右，日本增長不到7％，2006年全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超過日本，上升到世界第三，位于德國和美國之后；全年進口超過德國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于美國之后。

機電產品的出口在保持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產品結構也在明顯改善：出口商品結構繼續向技術含量高、附加值較大的產品優化，大宗重點商品帶動出口增長，商品新增長點不斷涌現。2006年1～11月，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較高的機電儀器產品和設備進出口較快增長，其中主要產品如運輸工具、儀器儀表、電器與電子產品、機械及設備均有良好表現，貿易額增幅分別達到42％、22．8％、30．3％和20．5％，較上年同期凈增1731．1億美元。2006年1～11月，出口額最大的機電產品依次是自動數據處理設備、通信設備、家電和消費類電子、電子元器件和電工器材等。從具體產品看，手機出口增長3．5億部，增長73％；液晶彩電出口1346萬臺，增長105％；光纜出口2．7萬噸，增長99％；筆記本電腦出口4649萬臺，增長26％。在出口企業中，國有企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出口增長較緩，而外商投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出口所占比例繼續擴大，外商投資企業仍是出口主體。在地域分布上，與我國對外貿易發展不平衡類似，機電產品出口也呈現出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機電產品出口額9o％以上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廣大中西部地區只占了很少的份額。

二、機電產品遭受反傾銷的原因分析

我國出口的機電產品遭到國外反傾銷指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國際經濟政治因素的影響，也有國內企業自身的不足；除了經濟因素，還有法律因素的制約。

(一)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

由于近幾年全球經濟的低迷，新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在WTO的框架下，其成員國的關稅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特別是其中的反傾銷措施就成為貿易保護的主要手段。各國在反傾銷實踐中普遍存在歧視外國進口產品，偏袒本國工業的傾向。為了保護其本國產品的國內市場，一些國家頻繁地運用反傾銷手段來限制國外產品進口。他們打著保護公平貿易，使國際貿易不受掠奪性傾銷危害的旗號，實質目的卻在于保護國內工業，而且實際執行過程中又有許多有利于國內申訴方，不利于國外出口商的規定，所以反傾銷法已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以保護公平競爭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

(二)產品成本的確定問題

根據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中第15條規定，我國以“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身份加入wro，加人世貿組織15年內，外國對我國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仍可沿用“非市場經濟國家標準”。所以，盡管我國機電業早已形成較為規范的市場，但歐美國家一直將我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在對我國企業進行反傾銷調查時，認為由于存在政府干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以及對企業進行出口補貼等因素，對產品的“正常價值”以“替代國”或“參照國”國內市場交易過程中的正常市場價值作為代替標準，從而使我國的產品失去勞動力低廉而形成的價格優勢。

(三)反傾銷產生的連鎖反應

從國際貿易的角度分析，甲國某產品在乙國被裁定為傾銷成立，很有可能全部或部分失去乙國市場，第三國會認為，退出乙國市場的甲國產品可能會進入并沖擊本國市場，于是第三國也對甲國的該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連鎖反應使得我國產品在一國遭遇反傾銷指控時，其他國家也相繼提出訴訟，極大影響了我國產品的出口。例如歐盟于1992年對我國生產的彩電提出反傾銷調查后，1993年墨西哥、1996年阿根廷、2003年5月美國也先后啟動了對我國彩電的反傾銷調查。

(四)我國外貿體制和政策存在弊端

隨著外貿經營權的放開，目前我國有進出口經營權的各種類型企業超過2o萬家，其中“三資企業”占90％以上。國家缺乏在宏觀上的有秩序管理，造成出口秩序混亂，引發低價競銷。隨著外貿經營權的下放，中央和地方經營出口業務的企業急劇增加，各單位千方百計地擴大出口，競相壓價，壓低價格后出口創匯指標出現的缺口則通過出口數的擴大來彌補，而出口量的增加又導致出口價格的進一步下降，如此形成惡性循環。對轉口貿易缺乏有效的管理，使港澳臺地區有的廠商利用我國內地原產地證，躲避外國的反傾銷和配額限制，也增加了我國內地產品被反傾銷訴訟的機率。

(五)產品出口市場過分集中

從目前我國機電產品出口貿易流向來看，絕大多數機電產品跨國流動貿易都集中在北美、歐洲。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來看，機電產品貿易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在地域分布上的相對集中。我國約有75％的出口產品(含香港轉口)集中在西歐和北美。當出口產品在進口國當地市場所占份額超過2o％時，就容易遭到反傾銷調查。

(六)企業反傾銷應訴不力

反傾銷調查并不意味著傾銷成立，而拒絕應訴無疑等于默認傾銷的事實。在我國機電產品的出口中，有些案件完全有機會通過法律途徑和積極應訴贏得反傾銷訴訟的勝利從而保護企業及我國機電行業的利益。然而在面對國際反傾銷調查時，許多國內企業因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對反傾銷危害的認識不足以及對反傾銷的應訴經驗不足等原因不愿應訴，最終導致產品被征收高額反傾銷稅。

三、出口企業的對策建議

(一)調整結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加強自主創新，是“十一五”規劃中我國必須堅持的六個立足點之一，更是機電業創立自己的優秀品牌、增加產品附加值含量、提升產品競爭力、有力節制國際市場對我國機電產品反傾銷的有效手段。我國目前的自主創新能力薄弱，特別是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強。與發達國家相比，產業競爭能力的最大差距就是缺乏創新能力和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據統計，在我國企業中，只有25％的企業有研究中心，當今世界的國際競爭中，競爭要素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決定產業競爭優勢的主要因素已經從過去的自然資源條件和廉價勞動力，轉向創新能力、技術和管理優勢。因此，必須抓住時機，大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使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從資源依賴型向創新型驅動的轉變。

(二)加快國際化進程，曲線進入國際市場．

篇6

1.跨區縣項目如何拆分填報統計報表？

答：為滿足分區縣核算需要，從2009年定報起嚴格執行跨區縣項目拆分填報的規定。拆分時按以下辦法處理：

（1）將跨區縣項目拆分到涉及的各區縣。

（2）《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基本情況》（201-6表）中“項目建設地址代碼”填寫投資額所占比重較大的居（村）委會。

（3）其他指標數據按比重分劈。

2.具有多個審批文號的億元以上新開工項目如何填報審批文號？

答：若億元以上新開工項目有多個審批文號，只需填報一個文號。按照優先選擇的順序依次為發改委、建委、規委、國土局、環保局等相關審批文號。

3.農村合作建房是否應計入經濟適用房統計？

答：按照《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報表制度》中關于經濟適用房統計的定義，農村居民在村委會的組織下利用自有土地合作建房，因未納入政府經濟適用房建設計劃，無法拿到市建委核發的經濟適用房產權證明，所以不應計入經濟適用房。

4.如何劃分農戶建造經營性用房的投資性質？

答：若農戶建造經營性用房（如旅游景區內建造住宿用房），且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1）有營業執照即具有工商部門登記的注冊類型；（2）不利用自有宅基地；（3）計劃總投資超過50萬元時，可計入農村非農戶投資，否則計入農戶投資。

■ 科技及中關村統計

1.科技項目表填報的項目是否需要正式的項目立項書？

答：嚴格意義上，科技項目表填報的項目均應有項目（課題）立項書，如果沒有正規的項目（課題）立項書，但有較為固定的研究人員和財務上相對獨立的專門開支和核算，也應填報項目表。

2.關于臨時和外聘人員是否計入本單位科技活動人員？

答：臨時和外聘人員如果是直接從事或參與本單位科技活動，包括參加本單位科技項目（課題），以及從事科技活動管理和為科技活動提供直接服務，且全年累計從事科技活動時間超過制度工作時間10%以上，同時其勞務費（含工資）是由本單位發放，則應計入本單位的科技活動人員，其勞務費（含工資）應計入本單位的科技活動經費支出。

3.如何計算“發表科技論文篇數”？

答：發表科技論文是指在學術刊物上以書面形式發表的最初的科學研究成果。具體包括在全國性學報或學術刊物上、省部屬大專院校對外正式發行的學報或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以及向國外發表的論文。科技論文應具備以下三個條件：（1）首次發表的研究成果；（2）作者的結論和試驗能被同行重復并驗證；（3）發表后科技界能引用。注意：只統計本單位科技人員為第一作者的論文。

4.產品銷售收入中的系統集成收入如何界定？

答：系統集成收入以系統集成商與項目委托單位簽訂協議或合同時所涉及的合同金額為準。例如，某生產手機的企業從外單位購入的手機配件200元，整臺手機賣1000元。那么系統集成收入就應填1000元。

■ 房地產價格統計

1.非正常銷售的房屋如何填報？

答：非正常銷售房屋是指未按照市場價格進行銷售，如低于市場價格銷售給關系戶和以成本價格銷售給內部員工等。

樣本單位存在非正常銷售房屋時按以下方法處理：

（1）非正常銷售房屋“規劃住宅面積”分類與正常銷售房屋分類一致時，從正常銷售房屋中選擇樣本；“上期交易面積”和“上期交易金額”包括非正常銷售房屋部分。

（2）非正常銷售房屋“規劃住宅面積”分類與正常銷售房屋分類不一致時，分別從正常銷售房屋和非正常銷售房屋中選擇樣本；分別計算、填報正常銷售房屋和非正常銷售房屋“上期交易面積”和“上期交易金額”。

2.房屋銷售中既不屬于高檔住宅又不符合普通住宅標準，但建委批準用途為住宅的房屋如何填報房屋類別？

答：對于房屋銷售中既不屬于高檔住宅又不符合普通住宅標準，但建委批準用途為住宅的房屋中140平方米及以上的住宅計入“其他住宅”；屬于普通住宅標準的按照層數分為多層住宅和高層住宅。

3.實際建設房屋用途與批準用途不一致時如何填報房屋類別？

答：按照房屋實際建設用途填報。

4.房屋租賃和物業管理中“上期交易金額”是按合同金額填報還是按業主實際繳納的金額填報？

答：房屋租賃和物業管理均按照合同簽訂的金額填報。

5.房屋租賃和物業管理中樣本交易單價月租金標準如何確定？

答：如果合同中有月租金額，則按照三個月的平均數填報；如果合同中沒有月租金額，則將合同中的租賃金額總計按照租賃時間平均分配至各月，計算平均月租金填報樣本交易單價。

6.跨年度項目的項目編碼如何確定？

答：分三種情況處理。

（1）上年項目11月份銷售完畢，次年該項目不再填報，其編碼可為其他項目使用。

（2）上年項目12月份仍有銷售，次年該項目繼續填報，項目編碼與上年一致。

（3）本年項目年度中銷售完畢，項目編碼本年度保持不變，次年其編碼可為其他項目使用。

■ 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主營業務統計

1.外貿企業經營的未進入我國境內流通的商品是否計入企業的商品的購進或銷售？

答：外貿企業在轉口貿易中，從境外購進的商品，僅在免稅區停留或未進入我國境內就直接被銷往境外，盡管未在我國境內流通，但由于這部分商品的購銷金額已納入企業財務核算，其商品購進或銷售應包括這部分商品的購銷金額，分別計為進口或出口。

2.批發和零售業商品購進、銷售、庫存統計指標“商品庫存總額”與財務指標“存貨”的區別？

答：“商品庫存總額”指企業取得所有權的庫存商品金額。對于商品流通企業，即批發和零售業企業，庫存商品主要指外購或委托加工完成后驗收入庫、用于銷售的各種商品。財務指標“存貨”反映企業期末在庫、在途和加工中的各種材料、商品、在產品、半成品、包裝物、低值易耗品等。“存貨”的核算范圍大于“商品庫存總額”的統計范圍。

3.住宿和餐飲業企業是否填報財務表（E103-2表、E603表）中的增值稅？

答：如果住宿和餐飲業企業在進行住宿或餐飲經營活動的同時，也進行商品銷售或其他產生增值稅的經營活動，財務核算中設立了增值稅賬目，則應填報“增值稅”，否則，不填。

■ 財務狀況報表

1.如何填報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企業的財務指標“主營業務應付工資”？

答：“主營業務應付工資”指報告期內企業應付給與主營業務直接有關人員的工資。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企業根據會計科目“應付工資”中本期轉入“主營業務成本”、“營業費用”、“管理費用”科目的貸方發生額歸納填列。

篇7

上海市物流園區概況

（一）浦東空港物流園區

浦東空港物流園區是上海重點培育和發展的大型化、綜合性現代物流園區之一，規劃面積16.8平方公里，含物流倉儲、公共服務等設施，主要功能定位為國際中轉、國際分撥配送、國際采購、國際轉口貿易，并進行相關增值加工業務，是具有航空快遞特色的物流園區。該物流園區依托浦東國際機場，運用航空運輸的快捷便利優勢，具有綜合服務功能。

國家商務部、海關總署和上海市政府對“上海浦東空港保稅物流園區”的規劃給予了高度重視，認為浦東空港保稅物流園區的建設對于上海增強城市功能輻射能量、促進上海航空物流產業的發展以及更好地服務全國有重要的意義。

（二）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

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是國務院批準的首家區港聯動試點項目，享受保稅區和出口開發區的相關政策，是上海外高橋保稅區10平方公里的重要組成部分。園區緊靠上海外高橋集裝箱三期碼頭，開發面積1.03平方公里；總投資28億元人民幣，包括現代化倉庫、集裝箱轉運區、商務中心、政府監管服務平臺以及先進的硬件和軟件配套設施。具備國際中轉、國際配送、國際采購和國際轉口貿易四大功能。據上海海關統計，2007年上海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進出口貨物34.36萬票，貨值383.73億美元，貨運量231.2萬噸，同比增長69.59%、114.94%和85.06%。

外高橋保稅區物流園區憑借獨特的區位優勢，依托海港、航空港和信息港，利用優惠政策，通過區（保稅區）、港（海港、航空港）、鎮（高橋鎮、機場鎮）聯動，大量集聚物流企業，重點發展第三方物流，形成合理的物流產業布局，將成為世界經濟供應鏈中具有競爭力的物流節點之一。

（三）西北物流（江橋）園區

西北物流（江橋）園區位于江橋鎮，是由上海市經委、嘉定區江橋鎮人民政府共同組建的上海市“十五”期間重點建設的四大物流園區之一，園區是以產品的采購和一級分銷為核心，以現代物流為支撐，集展示、貨運采購、儲存、加工、配送、轉運、商貿、信息等七大功能為一體的現代物流園區，是提供公路、鐵路、水路及航空多式聯運一體化的內陸口岸與加工輻射性的第三方公共綜合物流樞紐園區。江橋園區位置選擇在204、312國道和滬寧高速公路的匯集處，是上海通往江浙及長江三角洲腹地的咽喉要道。

（四）洋山深水港物流園區

洋山深水港物流園區從廣義上包括：洋山深水港港區、東海大橋以及與之配套的港口物流園區。從狹義上單指配套的蘆潮港輔助園區。洋山港區依托大小洋山島鏈形成南、北港區。規劃至2020年，可建成深水泊位30余個，集裝箱吞吐能力達1300萬TEU。東海大橋總長32公里，橋寬31.5米，按雙向六車道高速公路標準設計，設計車速為80公里/小時。大橋通航標準為5000噸級，主通航孔凈高度為45米。

洋山深水港物流園區（蘆潮港輔助園區）位于臨港新城西側，東臨A2（滬蘆高速公路），距洋山深水港區32km，距市區55km，距郊區環線10km，距浦東機場30km，通過多層次公路網與郊區環線，外環線，內環線相連。園區規劃面積13.8平方公里，并預留8平方公里做為備用發展地，建成后將逐步發展成為東北亞國際物流的樞紐中心。洋山深水港物流園區具有倉儲、運輸、加工、貿易、保稅、臨港工業、分撥、增值和國際商貿等綜合功能，是提供物流服務和國際交流的中心。

上海市物流園區布局中存在的問題

（一）物流服務需求來源不能完全滿足

城市物流園區布局應考慮其主要承擔的物流服務需求來源，一般應設置在主要物流服務需求來源方向上或接近該方向。從上海的地理位置來看，上海地處華東，又作為長江的龍頭，依靠洋山港、外高橋港和浦東空港，可作為內陸地區貨物進出口的集散地。西北物流園區承擔著進出上海市區貨物的物流集散功能。但上海西南松江區擁有占全國出口加工區出口總額近1/3的松江出口加工區，該出口加工區是我國僅次于外高橋、深圳保稅區之后的進出口額第三大區，2007年進出口總額為386.2億美元，該區的物流服務需求僅依靠上海市目前的物流園區是無法完全滿足的。

（二）現有交通網絡未能充分利用[要形成物流網絡布局就要高效利用現有資源，在建設物流園區時要注重完善城市現有與港口、鐵路、機場的對接配套，提高城市物流設施的輻射能力和效率，保證貨物及時運抵。滬杭鐵路、滬杭高速公路、滬青平高速公路、同三國道、嘉金高速等干線，在松江形成了縱橫交錯的道路交通網，松江也是上海西南重要的門戶。但松江區內的物流需求目前僅依靠區內零散的物流企業滿足，未能通過物流園區的規模效應充分利用現有的交通便利條件。

（三）物流園區在區域上的不平衡

目前建成的四大物流園區中，三個分布在上海東部，重點在進出口貨物的物流集散。浦東區借助外高橋港和國際機場兩大物流基地的優勢，正在加快保稅物流園區的建設，不斷吸引國內外知名現代物流企業落戶，不斷完善其現代物流產業鏈的框架，正與洋山港一起將成為亞太地區最大、世界最重要的現代物流基地之一。但上海西部僅有江橋的西北物流園區，松江區在物流園區的建設上還是空白，且區內又存在著大量的物流需求有待滿足，這種狀況不利于松江區的招商引資，不利于該區域的經濟發展。

在松江建立物流園區的可行性分析

（一）相對較低的成本

由于松江土地資源充足，成本相對較低，有利于物流園區的投資，也為未來的進一步發展留有空間。該物流園區建成后在未來物流活動中的輔助設施建設規模、倉儲費、運費、勞動力成本等物流費用上具有顯著優勢。松江位于上海市邊緣地區，在松江建立物流園區可緩解對于上海中心城區的交通壓力和噪聲污染，也有利于環境保護，降低社會成本。

（二）便利的交通網絡

物流園區建設一般應考慮設置在城市對外交通主要樞紐或城市交通系統轉換銜接節點附近，交通便利，便于多種運輸方式相銜接。例如鐵路、城市對外交通（高速公路、國道、省道等）主通道出入口、機場、沿海或內河港口等交匯處，有利于開展多式聯運。松江具有相對完善的綜合交通運輸網絡：便捷的公路交通網絡；滬杭鐵路復線貫穿松江；距離虹橋國際機場25公里，浦東國際機場68公里，有高等級公路相連；黃浦江橫貫松江區東西。在擁有便利的交通網絡，又存在大量物流需求的基礎上，松江區具備了在區內建立物流園區的必要條件。

（三）松江出口加工區物流需求的有力支撐

物流園區建設應盡量接近城市物流需求集中或貨物集散地點，現有物流資源有一定基礎，一般有較大物流需求量，如工業園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企業分布較集中的區域。松江出口加工區就屬于企業的集聚區，也是大量貨物的始發地和終到地，物流園區布局在此，能獲得加工區物流需求的有力支撐，也有利于降低作業成本，提高物流園區運作效率和經營效益，提高物流設施的利用率，實現運輸集約化。

（四）明顯的規模經濟效益

松江物流園區的建設能夠將目前松江區內散布的物流企業集中在一起，園區內部可對大型倉庫的布局進行統一規劃，可發揮整體優勢，統籌兼顧，實現物流企業的專業化和互補優勢。同時，這些企業還可共享園區內的公共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實現規模經濟。

在松江物流園區的建設過程中應注重采取柔性規劃，建立持續改進機制，確立建設過程的階段性目標，對園區建設堅持階段性評估檢查制度，從而保證建設成效的最終實現。

篇8

由于曹妃甸保稅區剛剛獲批，尚在建設過程中，無法獲悉相關數據，本文僅利用唐山市港口和腹地經濟相關數據，采用灰色關聯度分析法和數據包絡分析模型，分析港口經濟和腹地經濟的聯動關系。

1.1基于灰色關聯分析法的唐山港和唐山市產業轉型升級的聯動關系分析

（1）灰色關聯分析法簡介

灰色關聯理論是灰色系統理論內容之一， 可用于在不完全的信息條件下， 對所要研究的各要素通過一定的數據處理，在隨機因素序列間找出它們的關聯性，發現主要矛盾，找出主要特性和主要影響因素。

（2）唐山港與唐山市腹地經濟的灰色關聯分析

為分析唐山港與唐山市產業轉型升級的灰色關聯度，本文選取“港口吞吐量”這一指標衡量唐山港發展狀況，選取“國民生產總值”等九大指標衡量唐山市腹地產業轉型升級狀況，選取“2006-2011”六年的數據進行灰色關聯分析。

利用grey modeling V3.0對原始數據進行分析，得出港口經濟數據與腹地經濟數據的灰色關聯度，如表1所示。

通過唐山港港口吞吐量與唐山市的灰色關聯度分析發現，唐山港與唐山市的經濟和產業存在較為顯著的影響。在為引入預測值之前，港口吞吐量影響唐山市經濟發展較大的幾方面包括“進出口總額”和“科技成果鑒定數”，說明唐山市外貿經濟對港口依存度較大，而港口發展與唐山市的科技進步也存在較為顯著的互動關系；在引入預測值之后我們發現，即使在唐山市經濟結構不進行調整，港口吞吐量不加速擴大的假設下，在今后的幾年中，唐山市港口對于唐山市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值如“地區國民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增加值”和“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貸款余額”等的影響都將顯著增加，說明唐山港的發展將在唐山市的經濟發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港口吞吐量和科技成果鑒定件數的灰色關聯度達到0.8419，說明唐山市港口的發展將越來越依存于唐山市高新技術的發展水平。

曹妃甸綜合保稅區建立之后，受保稅區貿易創造效應和輻射效應的影響，唐山港的港口吞吐量無疑將有明顯提升，進而促進唐山市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調整；而保稅區的投資乘數效應將帶動金融等相關行業發展，而鑒于唐山市港口吞吐量與“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貸款余額”等金融數據間越來越強的關聯度，唐山市的金融行業有望借助綜合保稅區對港口的良性影響獲得飛躍式發展；同時，綜合保稅區的技術外溢效應將促進港口企業的技術水平提升，并通過港口與腹地科學技術發展水平間的緊密聯系，提升唐山市高新科技水平。

2.發揮曹妃甸綜合保稅區作用，促進唐山市產業升級轉型的策略

按照實證分析發現，綜合保稅區的設立將通過對港口經濟的促進推動唐山市的外貿經濟，科技進步，第三產業發展和金融產業發展，進而有效推動相關產業的改造升級。而就具體的策略而言，本文認為，應該遵循以下的程序：以臨港新城的產業改造和升級為起點，依靠臨港新城和唐山市腹地經濟的聯動，逐步推動唐山市腹地產業的升級改造。

首先，曹妃甸新區作為綜合保稅區所在地，應作為臨港新城成為產業升級改造的排頭兵。作為新建立的地區，曹妃甸新區沒有歷史包袱，可以充分依托保稅區，發展相關產業，包括交通運輸倉儲、金融保險業以及批發零售業。首先應該大力發展的是現代物流業，依托臨港新城的保稅區和物流園區，充分發揮保稅區，夯實基礎設施，建立保稅物流和出口加工中心、非保稅物流中心、自營物流中心。其次，航運服務業也能成為曹妃甸新區的經濟增長點，航運交易、航運信息服務和總部經濟、研發經濟都可以成為航運產業鏈的重要環節。城市服務業是在臨港新城經過港城相互關聯階段后需要大力發展的一個產業，目前，曹妃甸新城和曹妃甸商務區的建設已初見成效，隨著大學城和科技園區的建設完成，城市服務業對于地方經濟的帶動作用不容小覷。

隨著曹妃甸新區的發展，將對于唐山市腹地的產業升級和改造帶來積極的作用。如依托曹妃甸物流園區，將有效延長鋼鐵，機電和煤炭等唐山市傳統產業的產業鏈，降低原材料采購和銷售成本，促進唐山市傳統產業升級；而曹妃甸新區造船，汽車制造等一系列產業的引進，也為唐山市傳統產業的升級提供了很好的契機；同時，臨港經濟將能夠有效帶動海洋經濟的發展和新能源技術的研發，如果能夠進一步加強對于海洋經濟的重視程度，如在本地院校中加設海洋相關專業，建立專門的海洋經濟研究所，積極引入相關人才，將能夠很快的在海洋經濟方面取得進步，進而推動唐山市海洋產業這一重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3. 結論

應用灰色關聯度分析對唐山市港口與腹地經濟的聯動關系進行分析，發現唐山市港口發展將對唐山市的“地區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增加值”，“進出口總額”等重要的經濟指標發揮重要的影響，同時與唐山市科技進步之間存在緊密聯系。因此，綜合保稅區一旦建成，借助其貿易創造效應，集群與輻射效應，乘數效應以及技術外溢效應，將直接拉動唐山港港口吞吐量和進出口總額的提升，從而帶動港口相關產業的升級改造。而在依靠綜合保稅區促進唐山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遵循先發展曹妃甸臨港新城產業，進而推動臨港新城和唐山市腹地的產業聯動，最終實現促進唐山市產業改造升級的目標。

注：本論文為唐山市科技局課題“科技支撐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及產業鏈體系建設”（2012cx-2），科技支撐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及導向政策研究（2012cx-3）部分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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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蔣琴兒、劉德弟.我國保稅區轉型模式及發展前景[J].商業時代，2006（9）：14-15

[4]王莉、陳寧.我國保稅區向自由貿易區轉型的若干問題評述[J].對外經貿實務，2005（8）：15-17

篇9

城市和市鎮經濟研究是本區域清代經濟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漢口、景德鎮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視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鎮、墟市以及對市鎮體系的考察。近年來，還出現了對一個省乃至長江中游全區域市鎮經濟的綜合研究。這種研究趨勢的發展的特點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長江中游區域城鎮體系的層級特點，即屬于全國性或全區域性的中心城市規模大，數量也與本區域在全國的地位相匹配；初級市場——大量的介于縣與村之間小市鎮(集市)數最多、分布廣；而處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間的中間層級的城鎮數量少，起不到在前兩級之間的承接作用。

漢口。關于長江中游地區城市和市鎮經濟的研究以漢口最多。吳量愷在研究清前期國內市場時已注意到漢口在全國商品轉運、銷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漢口為例說明城市經濟和商業貿易之間的關系③。其后，吳量愷又在對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漢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為全國性的轉運中心、各地商貨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動中心，其城市經濟的發展與商業貿易的發展是互為條件的。轉運貿易的興盛促使湖北自然經濟發生分解，刺激了商業性農業的發展，也對全國經濟局勢產生影響④。

陶建平的研究認為，至遲到康熙年間，漢口已成為一個商業網絡極為遼闊的大商鎮，其形成原因可以從物資依托、地理優勢、社會氛圍和武漢原有的貿易基礎方面考慮。漢口商業網絡的形成對商品生產的發展、商人組織的涌現乃至當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漢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業的發展都起了影響和促進作用⑤。宋平安從市場、商業組織、貿易及其機制、交通諸方面對明清漢口商業經濟體系進行了探討，認為作為轉口貿易型城市，清代的漢口已處于其商業經濟的“黃金時代”，漢口商業經濟的發展，加速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自然經濟解體的速度，但解體是相對的，由于農業經濟的制約，轉運型貿易城市無法真正自立。漢口商品經濟的繁盛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發展的一般狀況與命運⑥。石瑩認為清代前期漢口鎮興起并發展為全國四大名鎮之一，正是“兩通”(交通、流通)發展的結果。并對清前期漢口商品市場的形成、規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討，認為漢口市場具有明顯的消費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轉貿易，作為一個典型的商業城市，依靠轉運貿易形成的商業繁榮，其商品流通的性質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封建經濟的重要補充⑦。關文發從漢口商業發展的歷史因素、背景條件和地理優勢對漢口商業崛起的原因進行了探討，認為漢口之興與漢陽奠定的基礎有直接的關系，鸚鵡洲的湮沒間接地促使漢口成為大市，明代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則是漢口興盛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為漢口的地理優勢轉化為商業優勢提供了前提，實現了漢口歷史上的第一次起飛。關文發探討了商業的主體結構以及商業行幫等問題，指出漢口主體行業的發展與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勢有關，但是由于生產技術條件的限制，漢口工業與商業發展不平衡。漢口商幫對于漢口市場環境的形成、對于漢口成為全國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張國雄通過對歷史上武漢市場轉移的考察，也認為由于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商業市場更明顯地向漢口集中，使漢口后來居上，成為著名商業中心。漢口在短短幾百年間的崛起，其原因在于兩湖平原大開發帶來社會經濟的進步和商品生產的發展，為城鎮商業繁榮提供了物資依托，唐、宋商業的繁榮為明清商業網絡的形成提供了基礎，同時還在于漢口所處的地理交通優勢適應了社會生產對商品市場的需求。清代的漢口已是全國性商品市場，其主要功能是中轉貿易，也是各地商人廣泛集中活動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漢口商業資本發展的狀況與原因⑩。王永年對晚清漢口城市的發展以及對外貿易和商業發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國學者羅威廉對漢口商業行會的研究作了介紹⑿。任放對漢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陳鈞對漢口商業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對武漢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漢口經濟研究更推向縱深。

景德鎮和沙市。在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鎮的興起，不是因為它在政治上或軍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處要沖而繁榮，景德鎮之所以成為城市，全憑瓷業的發展，是一座單一的手工業城市。但它又與明清時期江南的手工業城鎮不同，就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而言，明清時的景德鎮已基本上完成了這一歷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鎮的前面，成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將其景德鎮研究總結為一部專著⒄。蕭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鎮作為工商業城市逐漸形成和發展，以及與農村分離的過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鎮走向繁榮的階段，這一時期瓷業發展的特點是以小型民營手工工場為主，出現了燒造聯合的較大的手工工場。景德鎮同農村分離的過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預示著有向近代城市轉化的趨勢⒅。曹國慶的研究指出，明清時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鎮活動非常活躍，這與瓷業生產的發展帶動了商業貿易的繁榮，景德鎮瓷器原材料對徽州祁門瓷石的依賴，以及徽商的經商才能等多種因素有關⒆。曹國慶與蕭放還根據實地調查材料，結合有關文獻討論了景德鎮的瓷業生產、商業貿易、行會、城市社會生活，以及與周邊地區的關系等問題⒇。此外，近年關于景德鎮的綜合研究，還有方李莉的《飄逝的古鎮——瓷都舊事》[21]。

在長江中游城市和市鎮經濟研究中，關于沙市的研究僅次于漢口和景德鎮。徐希凱討論了清末民初時棉花貿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與沙市城市經濟之間的關系[22]。吳量愷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時同時指出，沙市與漢口一樣具有轉運貿易性質[23]。陳關龍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詞等史料對明清時期沙市的商品市場進行了探討，認為沙市經歷了明清之際的蕭條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豐同治時商品市場繁榮，并分析了其繁榮和貿易發達的原因、清末開埠后傳統市場的被沖擊，以及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張國雄的研究綜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論點，在考察商品市場和商幫的基礎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結構與漢口相似，帶有明顯的消費特征，貿易的功能主要是轉口貿易，這與其地理位置有關，隨著兩湖平原開發的深入和漢口的興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鎮經濟研究。關于宜昌，吳量愷的研究說明，它與漢口、沙市一樣，屬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轉運貿易城市，但地位與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個階段，認為宜昌是一個轉口性極強的貿易城市，并進一步闡述了轉口貿易城市的發展和國內經濟狀況、社會環境、運輸狀況及地理環境的關系[27]。

蕭放討論了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景德鎮、河口鎮、吳城鎮、樟樹鎮)發展的共同特點以及各自在工商業和貿易中的側重[28]，并且就樟樹鎮藥業的發展作了詳細的個案研究[29]。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內對于初級市場形態以及偏遠地區的市鎮和墟鎮的考察逐漸增多。徐曉望在對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中討論了江西農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場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撫州府墟鎮的數量、規模、層次以及分布特點[31]。曾學優探討了贛江中游的農村小市場、縣級市場和地區市場，實際上也是關于市鎮、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贛江中游地區市場分布的特點，指出清代贛中地區已初步形成農村市場網絡[32]。謝廬明利用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資料，對明清時期贛南農村墟市的數量、類型及特點進行描述和分析，探討了近代社會變遷對贛南農村墟市的影響，并分析了當地農村墟市在近代市場化過程中遲緩的深層次原因[33]。

李華在關于清代湖南商業的研究中對長沙、湘潭、衡陽、清泉縣城、衡山縣城等的商業發展形態進行了分析，填補了這些地區城市經濟研究的空白[34]。王朝輝以永順縣王村鎮清末至民國年間桐油貿易與港口勃興為切人點，討論了近代湘西市鎮化的發展[35]。張家炎的研究認為，明清時期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動，有利于加速該地區農產品商品化的過程，同時也促進了該地區農村市鎮的繁榮，然而其商業只限于初級農副產品輸出和境內外物資簡單轉運貿易，市鎮功能過于單一，不利于農村經濟突破種植業為主的結構，使得江漢平原始終只以農業見長[36]。

此外，許檀關于明清農村集市的研究中對長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廣、江西的農村集市與華北大體相同，是在明代中葉起步，清代中葉時形成一個涵蓋廣闊、運作自如的農村集市網[37]。

關于本區內較大范圍市鎮經濟的整體性研究，較早的是劉石吉對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鎮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來許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碩士、博士論文的研究，將長江中游區域市鎮經濟史研究基本覆蓋。許檀對江西商業城鎮的研究認為，由于贛江航道在江西商業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獨口通商，大庾嶺商道在全國南北貿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嶺商道沿線的七個商業城鎮的興盛及其與大庾嶺商道的關系[39]。巫仁恕和傅樂園分別探討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鎮發展與變遷[40]。任放則考察了明清整個長江中游地區的市鎮經濟，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市鎮網絡、墟場和集期、專業市鎮、市鎮與倉儲、市鎮管理機制、市鎮功能以及以漢口為代表的市鎮經濟的近代轉型，內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開拓和深入為前人所未及[41]。方志遠在其專著《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42]中對本地區城鄉市場進行了層級劃分(作者文中稱為“有形市場”，實為學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鎮)，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點、專業市場(市鎮)以及決定其規模的諸因素。

二市場、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國性清代經濟史研究中，涉及到長江中游地區市場(廣義的市場)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和《論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內市場》[43]對清代長江中游地區在國內市場中的地位、糧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進行的總體性考察，其結論對隨后的研究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吳量愷對清代前期國內市場進行了考察[44]，認為清朝前期區域性市場已發展為全國性市場，商人遠距離活動活躍，并指出了全國商品糧運銷中湘鄂地區的作用。方行對市鎮經濟功能類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給”型市鎮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場”功能性質的市鎮，但論述的重點是江南地區“多功能全面發展”的市鎮[45]。傅衣凌認為明清時代國內市場已經初步形成，較早地論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級市場，如洪江、劉家隔、樟樹鎮，專業市鎮如漢口、江西景德鎮和東鄉縣，以及江西鉛山的商品市場、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畫了明清長江中游在全國市場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陳學文的《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也部分涉及到長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隨著清代經濟史其它領域研究的展開，對長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寬深入。如徽州學研究中關于長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長江中游的地位顯得重要起來。張海鵬的《徽商研究》是對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總結，其中“徽商在長江流域的經營活動”涉及到了長江中游和下游的商業流通情況；“徽商在茶、木、糧、典和棉布業中的經營活動”探討了除鹽業以外，徽商所從事的大宗商品的長途販運貿易活動，包括徽商與茶葉貿易、徽商與木材貿易、徽商與糧食貿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與江南棉織業幾個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別對徽商與吳楚貿易、木材貿易進行了專題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長江中下游長距離商品貿易外，對本地區商品流通的專門研究，目前僅限于糧食、食鹽和棉花的流通。其中關于糧食流通，較早的是80年代初陳支平對清代江西糧食運銷的研究。他詳細考察了江西產生省內糧食運銷的原因和特點、省外糧食運銷的方向和路線，估算了外運糧食數量，并指出其對東南沿海和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及其有限性。這一研究可稱為研究區域糧食運銷的優秀范例，亦為本研究領域長期無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糧食貿易研究圍繞著“湖廣熟，天下足”的討論展開。吳琦在對清代湖廣漕運的研究中，論述了湖廣漕運(主要是糧食)與商品流通的關系及其對城鎮發展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對本地區商業城市繁榮的推動作用[51]。鐘永寧用計量方法討論了18世紀湖南糧食輸出的可行性問題[52]。張國雄對兩湖糧食外運的研究認為，“湖廣熟，天下足”這一經濟現象產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運糧食有漕糧、官府采買和民間商販三種結構，其集中的方式、解決的問題以及產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時期的余糧輸出省中，兩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這一觀點在張國雄與梅莉合著的《兩湖平原開發探源》中也有表述。張建民在其關于“湖廣熟，天下足”的討論中也考察了長江沿岸的米糧流通[54]。方志遠的近著對以上觀點作了總結研究。此外，張巖考察了漢口糧食的省外省內運銷情況及其性質和影響[55]。最近，鐘興永在對湘米貿易的研究中，對清代湘米產量和輸出渠道、省內湘米市場網絡、湘米交易方式、貿易價格以及湘米貿易發展的原因等作了更為細致的考察，填補了該領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對長江中游糧食貿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遠對明清湘鄂贛地區食鹽流通的研究非常詳細，包括淮鹽的行鹽區與行鹽額、政府對淮鹽和私鹽販運的不同態度，以及淮鹽在湘鄂地區行銷的狀況[57]。關于棉布流通情況，劉秀生論述了清中期湘鄂贛地區棉布生產的自給性，討論了其區域內市場和外銷市場圈，從而考察湘鄂贛市場圈在清代全國布匹市場格局形成中的決定性影響，以及形成這種格局的原因。這一研究別開生面，很有價值，對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導性意義，無論就其研究方法還是研究結論而言，均可稱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上乘之作[58]。對于其他經濟作物作為商品的流通，目前雖未見到專門的研究，但一些學者的研究已對本區域的藍靛、甘蔗、苧麻和茶葉的流通有所涉及[59]。

關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鎮經濟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時常交織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對徽商的研究和曹國慶對景德鎮徽州瓷商的研究。張海鵬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長江中游的活動、經營行業、經營方式、商業資本流向情況。李華對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專門的研究。他認為清代湖北農村由于經濟作物的大面積種植，農產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來，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勢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頻繁還促進了大小市場和專業市場的形成，但占絕對多數的仍是小市場，進而指出湖北農村經濟在全國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鄉則活躍著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幾個外省商幫，為其他省份所少見，這一現象意味著湖南商品經濟的活躍和社會經濟增長水平的高度發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僅次于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動的各商幫中，本地商人似乎最為強大，他們不僅在本省經商，且在鄰省城鄉活動，湖南商人在當時全國眾多商幫中處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遠近著對湘鄂贛地區的商人亦作了總結性研究，內容涉及商人的社會構成與資金來源、經營行業與方式、經營觀念與利潤投向以及商人組織與市場管理。

三農村經濟的研究

關于農村經濟的研究，80年代較少，90年代學者對這一領域的關注開始加強。這方面的專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61]，他在書中關于城鄉商品經濟、江西工商人口流動的研究，具有開拓意義。陳學文、鄭昌淦以及劉秀生等學者在全國性商品經濟研究中對長江中游經濟均有涉及[62]，可視為清代本地區在全國經濟地位的一種反映。對于本地區的研究專著有吳量愷的《清代湖北農業經濟研究》[63]，龔勝生的《清代兩湖農業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

關于農村經濟的論文，也大量集中于糧食研究。譚天星就兩湖糧食產量、糧食商品化、農業生產技術水平以及兩湖農業經濟發表了多篇論文[65]，是較早關注這一領域的學者之一。江漢平原農業研究方面，張家炎的貢獻尤多，除前文介紹的關于農業開發對當地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影響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漢平原地區的水稻生產、作物結構特征以及該地區農業發展的地區特征、湖北雜糧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漢平原糧棉兼重、各種類型均有發展的特點。他并撰文比較兩湖平原和長江三角洲農業的發展，圍繞“蘇湖熟，天下足”和“湖廣熟，天下足”諺語的轉化，討論了兩地農業重點的次第轉變、勞動力轉移的不同途徑及其對當地農業經濟轉變的正負作用、城鎮工商業對農業的不同反饋作用，已從描述、分析的研究積累上升到理論總結的高度[66]。張國雄是又一位對“湖廣熟，天下足”有專門探討的學者，在前引張氏與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時他還專門發表了討論該諺語的經濟地理特征和產生條件的論文[67]。龔勝生除了前文介紹的對兩湖農業地理的研究外，還專門考察了清代兩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對兩湖米價的考察中指出，清代兩湖米價經歷了一個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趨勢過程，這個趨勢過程與其耕地負荷量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實質上反映了人地關系的演變，清代兩湖米價的長期上漲還對其民生狀況產生了深遠影響。另外，龔勝生對本地區耕地結構的研究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在對明清載籍耕地類型進行的探討中，龔氏闡述了該地區耕地結構的特點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條件的制約是該地耕地梯度差異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響該地區明清商品大米輸出諸因素中的主導因素[68]。此外，李華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產[69]，梅莉探討了湖北的農業區域特征[70]。

關于本區域經濟作物的研究，龔勝生考察了兩湖茶葉的種植與分布和棉花的集中產區[71]。梅莉對湖北茶葉的集中產區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葉發展的兩個階段，分析了各階段的發展情形和原因[72]。李華對湖北、湖南經濟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經濟作物種植與商人活動、商品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73]。關于江西經濟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樹基的研究較早地涉及到贛南和贛北經濟作物的種植。[74]其后于少海在對贛南商品經濟的考察中再次討論了贛南的經濟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還考察了江西撫州府地區經濟作物的種植。[76]昌慶鐘、李衛東等則對清代江西省經濟作物的發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討[77]。至此，對于湘鄂贛三省這一領域的研究已基本覆蓋。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該書內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專題均有總結性研究外，于湘鄂贛經濟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謂用力匪淺，在茶葉、棉花的研究之外，又開辟了對苧麻、藍靛、煙草以及其他作物種植與加工的研究。

90年代還出現一些對于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如方行、李華對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對江西撫州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研究[79]，徐曉望對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總體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對江西浮梁縣農村商品的考察最為細致，他認為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商品經濟繁榮，浮梁農村則自然經濟穩定，一個地區之內，先進的手工業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長期并存，很不相稱，城市雖能帶動農村輸出大量農村商品，卻不能引發農村經濟性質的變化[81]。

四 手工業和礦業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華對湖南采礦業的考察[82]和梅莉對湖北紡織業的研究[83]。江西手工業的研究則主要集中于景德鎮瓷器的研究，此處不再贅述。

本區域手工業和礦業整體性的研究以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中相關專題的考察最為全面，其內容包括制瓷業、造紙業以及各種經濟作物加工業(棉布加工業等)。文中比較了主要手工業與經濟作物加工業的異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簡單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學含量，但基本上屬于手工生產，其動力均為原始動力。差異性則表現在生產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會效應等方面。該書還考察了本地區的礦冶業及其生產方式。

五 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研究

清代也是長江中游部分地區的經濟大開發時期，這方面的研究較早的有80年代曹樹基對流民與江西山區開發的考察[84]，但這時的研究只注重開發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還未對其引發的環境問題進行考察。隨著研究的深入和展開，經濟開發在產生經濟效益的同時，其生態效應的問題也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張建民較早地在這方面作了探討，認為清代湘鄂西部山區人口的急劇增長推動了開潮，而落后的開發手段和水利條件，加上在不宜糧的山區進行以糊口為目的的開發，造成單一的生產、超薄型平面墾殖、以消耗甚至破壞自然資源為實現經濟增長手段的經濟特征。這種開發雖實現了量的增長，但最終造成森林等資源的破壞和浪費、與此相關的多種經營的枯竭以及在當時即已出現的水土流失現象或傾向。另外他還就江漢平原、洞庭湖區垸田與水災進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該地區生態惡化的問題[85]。

此后，宋平安對江漢平原水災害與經濟開發的互動關系進行了分析[86]。龔勝生探討了清代兩湖人口壓力下的環境惡化問題，認為兩湖在乾隆時期出現了人口壓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會安定、人口增長，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壓力的緩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擴散——土地開墾來實現，從而引起生態環境的惡化。對此清人雖已有認識，但囿于時代的局限和現實的困難，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張國雄對兩湖農業的研究也注意到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的關系[88]，在《兩湖平原開發探源》中又分析了兩湖平原水旱災害的變化及其與垸田經濟的關系，以此考察大開發過程中經濟效益與生態效應的相互影響，從而使兩湖經濟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關于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已經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來關于本地區市鎮和商品經濟綜合研究的出現，說明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正在朝著趕超同期江南經濟研究的方向邁進。但與同期江南經濟研究、珠江三角洲經濟研究相比，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仍然處在弱勢。無論是經濟現象的描述和分析，還是理論高度的總結，無論是數量或是質量，無論是方法論還是研究思想，本區域的研究都有待學者繼續探索。

綜上所述，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還存在著以下不足，筆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領域研究不平衡。對城市和市鎮的研究比重較大，也出現了一些總結性研究成果。但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鎮，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鎮的研究，對于廣大的中小城鎮，雖有涉及，但從整體來看，還遠遠不夠。對商品流通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在整個區域經濟研究中的比例適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關注到糧食、棉花、茶葉幾個大類，最多的還是集中于對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對于各類商品的生產圈、輻射圈、流通路線及其在清代的變化之類的研究基本還是空白。另外，對于手工業、礦業的研究還很薄弱。

二是同類研究中的重復內容很多。不知是學術態度的問題還是學術信息不暢，筆者在閱讀前人研究成果的過程中，往往發現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結論。因此，本領域的研究也亟待學者加強學術交流，拓寬視野，共同推進。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陳舊。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確有一大批論文堪稱優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創新不足，從而無法在理論上升華。

今后的研究，竊以為可以從以上薄弱環節出發，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礙，使本領域的研究達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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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關于清代湖廣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經論壇》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吳量愷：《清朝前期國內市場的發展》，《科會科學輯刊》1986年第2期。

③ 吳量愷：《明清時期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商業貿易的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2期。

④[23][26] 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時期漢口商業網絡的形成及其影響》，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時期漢口城市經濟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同上。

⑦ 石瑩：《清代前期漢口的商品市場》，《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2期。

⑧ 關文發：《試論清代前期漢口商業的發展》，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張國雄：《兩湖平原開發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漢口鎮商業資本的發展》，《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論晚清漢口城市的發展和演變》，《江漢論壇》1988年4期；《晚清漢口對外貿易的發展與商業的演變》，收入章開沅、朱英主編《對外經濟關系與中國近代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紀漢口商業行會的發展及其意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紅：《傳統市鎮近代化芻論——以漢口鎮為個案的研究》，《人文論叢》2000年號。

⒁ 陳鈞、任放：《世紀末的興衰——張之洞與晚清湖北經濟》，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陳鈞：《武漢近代商業文化的結構分析》，載《近代武漢城市文化散論》，香港天馬圖書有限責任公司，1994年。

⒂ 楊蒲林、皮明庥：《武漢城市發展軌跡》，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漢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吳勇：《漢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總督·一座城市·一場革命——張之洞與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時期景德鎮城市經濟的特點》，《江西社會科學》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蕭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鎮的形成和發展概述》，《江西社會科學》1987年3期。

⒆ 曹國慶：《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徽州瓷商》，《江淮論壇》1987年2期。

⒇ 曹國慶、蕭放：《景德鎮考察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飄逝的古鎮——瓷都舊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凱：《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貿易與城市經濟》，《江漢論壇》1988年4期。

[24] 陳關龍：《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探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27] 段超：《試論清代宜昌城市的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28] 蕭放：《試論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發展的特點》，同上。

[29] 蕭放：《明清時代樟樹藥業發展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曉望：《清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時期一個典型農業地區的墟鎮——江西撫州府墟鎮試探》，《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2期。

[32] 曾學優：《清代贛江中游地區農村市場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謝廬明：《贛南的農村墟市與近代社會變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華：《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輝：《試論近代湘西市鎮化的發展》，《吉首大學學報》1996年2期。

[36] 張家炎：《明清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對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的影響》，《中國農史》1995年4期。

[37] 許檀：《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及其意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西墟市與市鎮的發展》，《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臺北中研院經濟所，1989年；或見《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下卷，東京汲古書院，1990年。

[39] 許檀：《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城鎮》，《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3期。

[40]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鎮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臺灣大學1991年碩士論文；傅樂園：《明清時期湖北的市鎮發展與變遷》，武漢大學2001年碩士論文。

[41] 任放：《明清長江中游市鎮經濟研究》，武漢大學2001年博士論文。

[42] 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收入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45] 方行：《清代前期農村市場的發展》，《歷史研究》1987年6期。

[46]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8] 張海鵬：《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 王廷元：《略論徽州商人與吳楚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4期；李琳琦：《徽商與明清時期的木材貿易》，《清史研究》1996年2期。

[50] 陳支平：《清代江西的糧食運銷》，《江西社會科學》1983年3期。

[51] 吳琦：《清代湖廣漕運與商品流通》，《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52] 鐘永寧：《試論十八世紀湘米輸出的可行性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3期。

[53] 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外運糧食之過程、結構、地位考察》，《中國農史》1993年3期。

[54] 張建民：《“湖廣熟，天下足”述論》，《中國農史》1987年4期。

[55] 張巖：《清代漢口的糧食貿易》，《江漢論壇》1993年4期。

[56] 鐘興永：《清代湘米貿易論略》，《中國農史》2001年1期。

[57] 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食鹽的輸入與運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4期；或見《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

[58] 劉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贛棉布產銷與全國棉布市場格局》，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59] 王根泉、魏佐國：《明清兩代江西撫州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江西社會科學》1992年6期；陶德臣：《晉商與西北茶葉貿易》，《安徽史學》1997年3期。

[60] 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經商活動》，《中國經濟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劉秀生：《清代商品經濟與商業資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3年。

[63] 吳量愷：《清代湖北農業經濟研究》，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年。

[64] 龔勝生：《清代兩湖農業地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

[65] 譚天星：《清前期兩湖地區糧食產量問題探討》，《中國農史》1987年3期；《簡論清前期兩湖地區的糧食商品化》，《中國農史》1988年4期；《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初探》，《農史研究》第9輯；《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經濟發展的原因及其影響》，《中國農史》1990年1期。

[66] 張家炎：《清代江漢平原水稻生產評析》，《中國農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漢平原作物結構研究》，《古今農業》1991年3期；《明清江漢平原農業經濟發展的地區特征》，《中國農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雜糧作物》，《古今農業》1996年1期；《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兩湖平原農村經濟結構演變探異》，《中國農史》1996年3期。

[67] 張國雄：《“湖廣熟，天下足”的經濟地理特征》，《湖北大學學報》1993年2期；《“湖廣熟，天下足”的內外條件分析》，《中國農史》1994年3期。

[68] 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的玉米和甘薯》，《中國農史》1993年3期；《從米價長期變化看清代兩湖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際湘鄂贛地區的耕地結構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國農史》1994年2期。

[69] 李華：《清代湖南農村的稻谷生產及其商品化》，《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農業區域特征分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4期。

[71] 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茶葉的種植與分布》，《古今農業》1993年3期；《清晚期兩湖纖維作物的種植與發展》，《古今農業》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葉及其生產分布》，《湖北大學學報》1994年2期。

[73] 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又《清代湖南農村經濟作物的發展》，《清史研究通訊》1989年3期。

[74]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5年4期；《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試論明清贛南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國：《明清兩代江西撫州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

[77] 昌慶鐘：《清代江西經濟作物發展的原因》，《南昌大學學報》1993年3期。李衛東：《清代江西經濟作物的發展及其局限》，《中國農史》2001年4期。

[78] 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農經濟》，《中國史研究》51991年2期。李華：《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3期。

[81] 梁淼泰：《明清時期浮梁的農村商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時期浮梁的田畝數和畝產量》，《江西大學學報》1988年1期。

[82] 李華：《清代湖南的采礦業》，《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3期。

[83] 梅莉：《清代湖北紡織業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學學報》1993年2期。

[84]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6年2期。

[85] 張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區的經濟開發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漢一洞庭湖區堤垸農田的發展及其綜合考察》，《中國農史》51987年2期。

篇10

紡織服裝行業是中國的支柱產業。紡織和服裝業的發展涉及的社會勞動力超過1億人，2006年紡織服裝業占工業企業總增加值6％以上。2006年，紡織服裝業銷售總值2．45萬億元，比2005年增長21．8％；實現利潤88億元，比2005年增長28％；出口總值1470億美元，增長25％，占全國出口總值的15．2％。2005年1月1日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以后，紡織服裝行業呈現量增價跌的趨勢這種趨勢也使得中國與美國、歐盟等幾個重要的貿易伙伴之間的紡織服裝貿易摩擦加劇，出口市場混亂。未來中國紡織服裝貿易仍將面臨諸多困難，本文也將深入探討具體的應對措施。

一、中國紡織服裝出口貿易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一)未來中歐、中美之間依然可能爆發大規模貿易摩擦

2007年年底，中歐紡織品協議率先到期，中美紡織品協議也將于2009年年底到期，屆時中國對歐盟與美國的紡織服裝產品出口數量必然增加，如不進行積極有效的管理，中國與歐美之間紡織服裝貿易摩擦可能再次激化。

1．中歐協議到期后，雙方發生貿易摩擦的可能性增加

首先，歐洲方面，中歐協議到期后，因受限而通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轉口貿易會發生回流現象，從而導致對歐出口的增加。2006年歐盟對中國大陸部分紡織品實行進口配額限制，國內很多企業為了規避限制，采取“曲線出口”的戰略，即先將產品出口到羅馬尼亞、土耳其等國再轉而出口到歐盟。如2006年前10個月中國對羅馬尼亞出口40．5億美元，增幅達到800％，對土耳其出口增長更是達到1394．5％，這其中很大部分產品將最終流向歐盟。中歐協議到期后，這些因受限而進行轉口貿易的產品將重新由中國出口到歐盟，導致對歐出口數量的激增。

其次，中歐協議到期后，跨國服裝公司可能會把因設限而轉向東南亞國家的訂單轉回中國生產，如國際知名企業阿迪達斯公司與耐克公司。這兩家公司在東南亞與中國均設有分廠，一旦中國紡織品出口受限，它們便可以把生產任務部分轉移到東南亞分廠。從歐盟2006年進口來源國進口數量變化情況看，2006年中國受限后，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度尼西亞、越南對歐盟出口數量明顯增加，這其中有相當部分是受跨國公司的訂單轉移影響。一旦訂單轉回中國生產，勢必將增加中國對歐美市場出口數量的增加。

再次，歐盟理事會為了平衡內部各國利益，極有可能對中國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歐盟成員國中英國、法國及意大利等均為老牌紡織大國，從中國進口的大量廉價紡織服裝產品會影響到其國內的就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而且歐盟東擴中的不少新成員國也是以紡織服裝業為支柱產業的發展中國家，歐盟內部要求對中國產品實施限制的呼聲越來越強。因此，歐盟理事會很可能對中國的紡織服裝貿易采取限制措施。

2．中美協議到期后，美國可能對中國采取新的限制進口措施

首先，美國方面，2009年中美協議到期后，雙方發生貿易摩擦的可能性增加。2005年全球配額取消以后，中國對美國紡織服裝產品出口大幅增長，占美國進口份額的26．89％，遠高于2004年的19．84％。因此，中美之間簽訂協議，對中國21類出口產品進行限制。從受限產品實際貿易情況來看，2006年對美出口協議類別產品均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有3類產品的下降幅度更是超過50％，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之間的協議暫時壓制了中國產品的出口能力，但并沒有削弱國內受限產品的生產能力，2009年中美協議到期以后，受限產品極有可能重現2005年對美出口激增的情況，如不采取有效的出口管理措施，屆時中美雙方依然可能爆發貿易摩擦。

其次，美國頻繁運用特保機制對中國出口紡織品實施特保措施。2005年，中國有10類紡織品服裝共計43．32億美元遭到美國的特保措施，大約占對美出口紡織品服裝總額的1／4。2008年12月31日以242段為依據實施的特保措施將到期，屆時美國有可能通過新的國內立法，依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16條下的特定產品保障機制對紡織品采取特保措施，以方便2009年以后繼續對中國紡織品服裝實施特保。

(二)技術性貿易壁壘已經成為中國紡織品出口貿易的新挑戰

技術性貿易措施是指一國或一個區域組織以維護國家或區域的基本安全，保障人類健康和安全，保護動植物健康和安全，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保證產品質量等為由而采取的所能夠對國際商品、服務以及知識產權等方面的貿易產生影響的技術性措施。而技術性貿易壁壘(TechnicalBarrierstoTrade，TBT)是指一國以上述理由為借口，刻意采取的限制他國商品進口，以保護本國商品和企業的帶有歧視性的技術性措施。從國際經濟法，特別是WTO法律規則來看，這種技術性貿易壁壘是與公平、自由貿易原則相違背的，也是受世貿組織《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簡稱聊協定)和《實施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協定》(簡稱SPS協定)規制的對象，是一種貿易保護手段。技術性貿易壁壘自身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及執行上的強制性，并且其立法內容也具有廣泛性和較強的技術性，法律適用也是靈活多變的。

目前影響中國紡織服裝產品的主要技術壁壘形式包括產品認證制度、產品包裝標簽制度等(如表1)。

中國紡織企業面對目前的這些技術壁壘時屢屢受挫，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條：首先，紡織品出口企業法律意識淡薄，沒有對世貿組織的(TBT協定》進行深入理解，并且在遭遇到聊壁壘時的應訴性不高。其次，國內有關紡織業的技術標準及法律法規不健全，檢驗設備相對落后，這種缺陷已經嚴重影響了中國紡織服裝產品的出口，使中國企業處于被動地位；最后，國內紡織企業環保意識淡薄，沒有足夠重視對于產品的標準化認證工作，對于整個認證體系缺乏足夠的認識，行動遲緩。而從目前來看，歐盟、美國、日本等幾個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都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善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體系，并且這類發達國家或地區往往掌握著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主動權，同樣，它們對中國的出口紡織品設限最多，也最嚴重。科技上的劣勢使得中國等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處于被動地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往往只能高價購買發達國家的技術或產品甚至是退出現有的國際市場。目前國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越來越苛刻，對中國紡織品出口影響日益增強，而中國紡織企業原有的低成本優勢被逐漸削弱，大多數企業的出口成本相對增高，整體投入加大。技術性貿易壁壘也使得中國紡織品對以上幾個主要貿易伙伴的出口增速減緩，市場份額變小，長此以往將嚴重影響中國紡織服裝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

(三)《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對中國紡織服裝產品出口的限制．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規定：從中國加人世界貿易組織之日起12年內，如原產于中國的產品在進口至任何WTO成員領土時，其增長的數量或所依據的條件對生產同類產品或直接競爭產品的國內生產者造成或威脅造成市場擾亂，則受此影響的WTO成員有權在防止或補救此種市場擾亂所必需的限度內，對此類產品撤銷減讓或限制進口。直到2016年，在進口方針對中國產品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是可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體。由此可見，“非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在未來很長時期內都會成為中國紡織品服裝面對反傾銷措施時的軟肋。其實自1995年以來，中國是遭到反傾銷最多的國家，也是受到最終制裁最多的國家。國外不斷增多的“反傾銷”措施也是中國紡織服裝行業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中國紡織服裝產品的競爭特點是價格相對較低，但總體附加值不高，大多數屬于中低檔產品。國內巨大的生產能力導致了出口產品產量大但價格低的局面。中國的紡織服裝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競爭優勢明顯，進口國擔心中國產品對本國紡織行業造成沖擊，才會對中國提起不斷增多的反傾銷調查，并且這一狀況在很長時期內不會有實質性改變。由于中國承諾的242段項下的紡織品特保措施將與2008年12月31日到期，屆時進口國可能將中國紡織服裝產品限制的重點由特保措施轉移到反傾銷措施上。

二、中國紡織服裝行業應采取的措施

(一)運用積極的出口管理措施以防止貿易摩擦

積極的出口管理不僅可以有效的規避貿易風險，還可以提高本國產業和產品競爭力，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世紀50年代以來，日本通過運用積極的出口管理措施，對紡織品、彩電、汽車等產品采取一系列自愿出口限制，不僅有效的緩解了對外貿易摩擦，還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本國產業的升級和產品質量的提升，最終使得國家綜合競爭力顯著增強。由于出口配額管理的目的性和針對性強，效果明顯，中國宜采取出口配額管理措施以抑制紡織服裝產品出口的過度增長。2005年中美、中歐分別達成協議以后，中國對輸美21類和輸歐10類產品進行配額管理，有效地抑制了產品過快的出口增長速度，避免了可能出現的貿易摩擦。而且出口管理只針對特定的國家或地區市場，并不影響受限產品對第三國的出口。

在具體操作層面上，出口配額管理部門主要涉及海關與外貿管理部門，管理和協調的難度低，比較靈活。自主配額管理雖然可能部分加大企業成本，但卻是幫助企業規避貿易風險的有效途徑。

(二)提高產品核心競爭能力，走品牌經營道路

要從根本上解決其他國家對中國紡織品服裝不斷增多的反傾銷措施，必須改變目前出口產品數量大但價格低，產品技術含量低的局面。中國紡織業目前還是以加工為主，國內大多數產品為貼牌定牌產品，自有品牌占有率小于10％，整個銷售利潤的大部分被國外企業拿走35％的利潤被品牌所有者拿走，55％被設計環節和銷售環節(包括運輸商、批發商、零售商)拿走，中國工廠只能拿5％一10％的利潤，但中國的企業卻成為了反傾銷的“主要受害者”。針對這種情況，中國企業必須要優化產品結構，提高產品附加值。具體來講，可以采取以下兩種辦法：1．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創建境外技術、研發和設計中心，利用當地人才，設計適應國際市場需求的產品。2．建立自有品牌。應逐步提升產品檔次，對產品進行深加工和精細加工，提升產品質量，從而提高知名度、美譽度和顧客忠誠度。有條件的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產品市場定位，建立境外營銷機構，形成國際化的營銷體系。

(三)加強行業協會作用，提高企業法律意識，建立完善的預警機制

首先，要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積極規避和應對各種保護措施。要加強行業協會的獨立性，特別要加強其在制定行業規范，實現行業自律方面的作用，以維持公平有效的市場秩序，規范出口經營秩序，杜絕惡性競爭中國企業面對的反傾銷與特保，大部分是由于本國企業相互間的惡性競爭所引起的。因此，要充分發揮進出口商會的協調和服務職能，通過龍頭企業，加強行業自律。

其次，要加強企業法律意識，積極應對進口國提出的紡織品反傾銷、“特保”案件。現實中，很多企業由于資金問題放棄了應訴的權利和機會，只是默默的承擔由此帶來的損失，可以考慮建立一個應訴基金以解決資金問題。資金來源問題可以考慮以下兩種方式解決：1．出口企業從利潤中按一定比例提成；2．保險公司設應訴貿易壁壘險。此外，還應認真研究進口國紡織品貿易政策，通過采取靈活的措施，擴大中國紡織品出口。

再次，要完善中國紡織業的國際標準認證體系。中國紡織企業在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時，不應以消極的態度去對抗貿易伙伴的“技術性要求”，而應以積極的態度考慮如何提高自己的技術含量以達到國際標準，政府職能部門要通過立法完善中國紡織業的國際標準認證體系。具體來講，就是要加強企業對ISO9000質量體系認證、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及各種生態紡織品體系認證和SA8000社會責任標準認證的重視程度。總之，積極開展國際標準認證工作，才是中國紡織業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有利武器。

最后，應完善目前的各種預警機制，建立應急決策機制，主動應對各種貿易保護措施。有關部門、行業協會要充分發揮自身的職能作用，密切跟蹤中國的幾個主要紡織品貿易伙伴國或地區的市場動態，了解國外企業、政府的政策取向，建立一整套可以廣泛共享的預警機制，及時預警信息，避免企業的盲目出口。要對量大、價廉但質不優的出口敏感產品及時預警，主動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