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

（一）政治體制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

為了適應經濟基礎發展需要，就要進行上層建筑改革。縱觀我國改革的路程可知，經濟體制改革深入后才會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在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中，就會引起新一輪行政體制的改革。通過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但為了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政治體制也要進行改革，以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例如：在1993年以后，政治體制的改革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基礎的。

（二）政治體制改革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

眾所周知，上層建筑的核心部分就是政治，政治以其特有的職能和功能，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政治對國家的發展方向具有決定性作用，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反作用，在某種條件下，甚至占據首要位置。政治能夠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進行調控和管理。政府作為我國經濟改革的推動者，對市場經濟的建立起著關鍵性作用。因此，只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為經濟體制順利改革提供重要保障。

（三）兩者相輔相成，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

經濟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政治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保障，兩者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相互促進，不能分割。兩者要緊密結合，相互影響，要協同發展，任何一方都不能明顯滯后于另一方的改革。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兩者相互促進的作用，為社會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現階段，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中，如何協調好兩者改革的關系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內容，因為，只有兩者的改革關系相適應，并進行不斷的改革，才能促進我國政治經濟的發展和繁榮。

二、如何協調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

（一）為什么協調兩者的關系

第一，社會基本矛盾決定兩者必須協調發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解決兩者的矛盾依賴于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影響生產力發展，這是根本矛盾，只有改變生產關系，并變革上層建筑，只有這樣才能解決矛盾。第二，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決定兩者必須協調發展。任何一個國家的改革，都涉及到很多方面，諸如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及文化教育改革等，它們之間相互促進，密不可分，必須協調發展。經濟體制的改革，使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混亂的經濟秩序、日益嚴重的經濟犯罪等，這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不完善所致，因此，只有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使兩者發展相適應，才能使市場經濟活而不亂，充滿生機。第三，兩者的關系決定了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協調發展。政治體制改革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保障，只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把握市場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經濟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只有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才能促進政治體制改革。兩者關系密切，不能分割。

（二）如何協調好兩者的關系

1.堅持目標模式協調發展

現階段，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明確目標，使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相適應，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去考慮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作為政治制度制定的重要依據。立足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際，進行創造性思考，借鑒先進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經驗，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對社會管理職能進行研究。

2.確保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現狀的協調

現階段，要對我國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的現狀進行研究和掌握，分析兩者的運行機制、相互作用機制，并分析現階段的政治體制在哪些方面阻礙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并商討改革的方案，促進兩者的協調發展。

3.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步驟要協調

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的保障，而經濟體制又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兩者相互促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要確保改革步驟的協調，任何一方都能嚴重滯后于另一方，保持動態中的協調發展，但并不是絕對的平衡推進，要正確把握保持協調、平衡的度。政治體制在改革的某方面，變動更大，時間更長，因此，要合理把握兩者改革的協調性，做好各項改革的方案，并進行排列組合，以確保改革順利完成。

4.加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

篇2

[中圖分類號]F1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28-0048-02

在30多年的市場化進程中，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實踐上取得了重大進展。與此同時，在非正式制度領域，卻出現了許多令人擔憂的現象：經濟信用的嚴重失常，急功近利的短期市場行為，各種各樣的尋租等現象，這些在市場化體制變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不僅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越來越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穩固和完善。為此，筆者針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著眼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非正式制度變遷的角度提出一些自己淺薄的看法。

1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表現市場化制度變遷中的正式制度主要是以求強求富為目標取向，通過自上而下的人為選擇過程而導入的，而初始的制度框架中延續的非正式制度卻更多地表現為以適應傳統的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為特征的意識形態和風俗習慣體系。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兩種不同層次的制度之間產生了強烈的摩擦、震蕩和沖突。相對于市場化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社會信用的缺失

我國正處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之中，信用缺失現象還相當普遍。例如：商業交易中大量的欺詐行騙、假冒偽劣、侵犯知識產權等違法行為屢禁不止；資本市場中欺騙瞞報、虛假信息披露和惡意炒作不乏其例。信用缺失已對社會經濟生活造成嚴重危害，不僅嚴重破壞了市場秩序，而且大大提高了市場交易成本。

12行為方式的非理性

所謂行為方式的非理性，就是指人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行為決策缺乏可靠的基礎，主要受情緒的支配。例如在投資領域，當投資者情緒樂觀時，樂觀的預期導致投資激增，經濟擴張，反之，投資萎縮，經濟衰退。在當前表現尤為突出的是一些盲目的從眾行為，人們的行為普遍缺乏理性思考和冷靜分析，這與市場經濟文化中“經濟人”的理性預期和理性經濟行為是相違背的，這種情況不僅導致了支撐市場經濟的文化基礎的缺失，還導致了因重復建設和從眾決策而產生的低水平、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嚴重過剩和產業結構的嚴重趨同，最終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配置資源功能的正常發揮。

13價值目標偏向，價值判斷失衡

目前，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成熟性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造成了一些人價值取向的混亂、偏離和失衡。如誠實勞動和守法經營未能蔚然成風。而過度投機和一夜暴富的心態卻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傳統關系社會的影響依舊普遍存在，凡事均通過關系來加以解決。這說明社會價值觀念和社會心態已被嚴重扭曲，社會經濟運行的文化基礎離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公平、公開、公正等觀念和秩序相去甚遠。

2導致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原因導致我國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程中非正式制度變遷嚴重滯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非正式制度變遷自身具有的自發性、漸進性等特點導致的原因，也有傳統文化的歷史積淀、道德規范缺位和政策實施力度不足等原因。

21非正式制度變遷受其內在的傳統根性和歷史積淀的影響傳統道德文化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思想傳播和滲透。已深深積淀在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中，形成了種種陳舊的價值觀念、生活習俗等。這些因素必然以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阻礙和遲滯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首先，傳統道德文化中“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在經濟生活中的直接危害就是造成人們商品經濟觀念淡薄、時效觀念較差、平均主義嚴重。其次，對和諧與謙讓人生態度的過度崇尚，是導致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競爭精神和開拓精神消減的原因。再次，德智傳統的盛行和法治傳統的缺失，導致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須堅持的法制原則難以落到實處。最后，重群體輕個體，抑制了個人的自主精神和創造精神的發揮，使市場經濟的發展缺乏足夠的原始推動力。

22道德規范缺位是我國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主要原因在轉軌過程中，與舊的經濟形態相適應的那一套價值觀和道德規范體系，由于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從而開始消解，并逐漸喪失了對人們社會行為的調控功能，而新的價值觀體系和道德規范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從而造成了社會道德領域的真空狀態。長期以來，以小農經濟和產品經濟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形態所出現的種種弊端，迫使我們不得不打破這種經濟結構模式和經濟運行方式，而引入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和結構模式。以多種所有制經濟結構、大工業經濟、市場經濟等為主要特征的新的經濟形態，本質上需要一套與之相適應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體系，然而，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新道德的傳播及其為人們普遍接受并發揮作用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在舊的道德規范體系被批判和否定，而新的道德規范體系又無法馬上建立的這段時間里，由于缺乏統一的價值評判標準和行為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必然是盲目而混亂的，表現出對新舊道德規范的困惑和迷茫。在這種困惑中。不可避免就有很多人超越于舊的倫理規范之上來行事，并出現大量的越軌行為。

23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制約了非正式制度變遷的進程

正如任何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發揮，都離不開一定的非正式制度的輔助作用一樣，任何非正式制度作用有效發揮，也依賴于正式制度的支撐。以當前誠信危機為例，除涉及上述原因外，法律制度建設中的滯后就是一個尤為重要的原因。從法律的角度分析，導致當前我國社會中產生誠信危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①我國缺乏一套統一的健全的誠信法律體系。②我國市場經濟關系的產權不夠明晰，產權制度建設滯后。現代誠信的核心是尊重其他經濟主體和公共的產權邊界，存在理性的激勵，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脫胎而來，在我國原有的體制下，缺乏經濟主體獨立產權的概念，不能給守信者以激勵，相反卻產生了大量不道德競爭等違反誠信原則的商業行為。

3對深化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的幾點思考31堅持以人為本，樹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發展觀所謂“以人為本”，就是指發展要體現對人的關懷，滿足人的基本權利和需求，以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為基本目標。社會主義制度是把人的全面發展當做社會最高發展目標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目標就是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而達到這個目標的辦法就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最有效途徑。因此，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沿著“以人為本”的目標推進。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既要考慮現在，又要考慮未來。以人為本中的“人”，既是自己身邊的人，又是全社會的人；既是現在已經存在著的人，也是將來要出現的人。想問題，做事情，搞改革，謀發展，即要在單個人身上體現以人為本。

32以誠信為基礎，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信用體系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石。市場經濟越發達越要求誠實守信，這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現代文明的基石。針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誠信缺失問題，借鑒國際經驗和一些發達地區的成功做法，分步實施，有序推進。首先必須凈化恪守信用的社會環境。當務之急是要大力普及信用文化，努力營造誠實守信的社會文化環境。一是通過各種宣傳、教育方式，利用學校、企業、社區、行業協會等組織機構廣泛開展行之有效的信用道德培養和教育。二是提高社會主體的守信意識和維權知識，并能自覺參與監督和抵制失信行為。三是引導和培養市場主體重視自身信用程度的社會評價，努力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級。其次必須加強恪守信用的法制建設，建立市場經濟的誠信機制客觀上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法律支持體系。為此，要健全法律體系，對各種非誠信行為有明確的法律規范、限制和懲處，做到有法可依。最后，必須規范恪守信用的企業行為。鑒于當前的實際情況，加快企業信用建設要結合企業制度創新來進行。要通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使企業盡快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產權清晰、責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市場主體。避免產權不清、司法公正性欠缺和透明度不夠等給企業失信創造機會。要著力完善企業內部信用管理機制，特別是企業內部有效的授信管理和嚴格的獲信管理，加強企業控制自身信用風險的能力，以促進企業不斷拓寬市場、最大限度地降低財務費用開支。培養企業品牌意識、形象意識，樹立信譽就是市場、信譽就是客戶的觀念，不斷增強企業維護自身信用的自覺性。要重視企業文化的創建，用先進的文化理念武裝企業，使依法治企和依德治企得以很好地落實。

篇3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7355（2012）03―0―01

也許是歷史的原因，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文明的起源地，總是在行動上與這片土地的天然氣質帶著一絲牽連，懷柔而含蓄。

說到中國的改革，勢必會立刻聯想到當下談的最熱的詞――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倘若要對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行法律的解釋，一定會有人站出來說，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就是在走政策之治的道路，上升不到法律的高度。也有人會說，中國改革走到目前這種狀況，是“先體制外后體制內”，從最脆弱最易突破的地方開始，從傳統政權勢力最不關心的地方和領域開始，最后接觸到中國改革最核心問題。

不論采取的是什么途徑，要想取得改革的實質性成功，最終必將觸碰到維持社會發展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線，那就是法律。倘若把現階段放入歷史中來考量，中國正在走的是從“政策之治到法律之治”的道路，把政策推動作為最終實現法治的必經階段。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一步步成就的取得，逐漸引起了世界范圍的普遍關注，他們紛紛探究中國這種如同“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如何能夠給中國帶來越來越大的利益。經濟學家們將中國這種改革模式稱為――漸進式改革。

這不同于前蘇聯休克式療法，搞一夜之間的大巨變這種暴風驟雨般的革命。這種“漸進式”是有好處的。通過分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三十年歷程，雖然改革的過程跌宕起伏，但是改革的路線卻相當清晰，隨著改革的逐步推進，改革的目標也愈加彰顯。改革從微觀入手，慢慢延伸到宏觀領域，這在邏輯上具有不可逆性。以往我們改革措施和強度都是針對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主要問題和社會承受能力來確定的。也許正是這種懷柔含蓄式的改革正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關鍵。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這種改革的方式，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的市場經濟也會以這種方式步入法治經濟。

我們的市場經濟現階段來講發展并不完善，其原因是缺少與其相適應的市場經濟基石，比如缺少商業傳統、公民民主與公平意識，政治體制傳統的影響，最重要的是服務市場的法律的缺失或法律體系的失衡。在產權方面，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13條明確規定了保護公民私有財產權，雖然法條上有明確體現，但憲法司法化的途徑在哪里？又如國家的一種無形產權，如國旗、國徽、“中國”字號等，商譽就意味錢，這也屬于國有資產。因而不應只將國有企業限于國有資產，它還包括國企外很多內容。在市場準入、交易與退出上面，很多法律只是政策性宣言而并沒有太大的可操作性，如剛頒布不久的《反壟斷法》，與美國的《反托拉斯法》相比，如何來保護或者說培育競爭文化，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法律有效調控市場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前提是社會主體對法律的忠誠和信仰。我們可以說《反壟斷法》是很先進與科學的一部法，但它能否解決現實問題才是優法與惡法的關鍵。倘若國家制定和頒布的許多經濟法律、法規被高高掛起、虛置一旁，很難實現其調控和規范市場經濟的功能和價值。還有，法律對一些特殊主體保護過寬，如“三資”企業法應給國民、外國人統一的待遇，統一標準、規格，使中國企業與外資企業處于同一起跑線，展開公平競爭。此外，還有作為法治經濟精神基石的誠信的缺失。

這些問題，都是需要從制度層面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因而制度的改革是勢在必行的。改革，本身就是一個動態創新的過程，而且只要我們承認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上掌握程度上的不對等性，那么改革是必然不可能提前設計的非常好且一夜之間就發生徹底的變化的。任何制度的變革與創新都有相對穩定性和歷史承繼性。中國的現行法律體系不能完全適應經濟轉型與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說，確認和保障市場經濟的主體及其權利義務的法律需要變，確認和保障市場交易規則和競爭規則的法律需要變，為避免市場經濟的盲目性滯后性而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法律需要變，在國際經濟交往和國際經濟活動中調整對外經濟關系的法律需要變。因為這種歷史的變化符合法治化要求。

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就是向著法治化要求的改革，這種改革是漸進式的且只能是漸進式的，它不是統治者自上而下的政策之治，而是由廣泛的利益相關者這一微觀主體發動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只不過，這場革命不像以往暴風驟雨那般。

參考文獻：

篇4

  1、以產權制度改革和產權關系調整為核心和主線。

改革者也許并沒有意識到最初的，以“放權讓利”為內容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當時也沒有產權理論作為指導。但是，這場改革實質上就是權利關系的調整。這種選擇也許是制度變遷的內在力量的推動和人們的本能選擇。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關的改革，都是以責權利關系及其制度的調整為核心和主線。農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的建立、發展和改革，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基礎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農業產業化等。考察這一過程，我們發現每一步改革的實質都是“產權制度改革”或“產權關系的調整”。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產權制度改革，因為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質上都是調整企業和政府的產權關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實質也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責權利的界定和調整。

  2、  以舊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強烈的環節——農業制度為突破口。

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早是從農村的土地產權制度和生產組織制度開始的。為什么制度變遷首先發生在農村？我們認為這是適應客觀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選擇。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價格剪刀差以及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為集體經濟，實為變相的國營經濟。與城市的集體和國營經濟不同的是，國家對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上“管而不包”。這樣農村改革的機會成本很低，農村對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強烈。因此，農村相對于城市而言，舊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產生，自發的制度變遷發生之后，更能夠得到政府的迅速認可和支持。

  3、允許舊體制外生產新體制，  即體制增量調整與體制存量調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進后者。

中國的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難度較大的情況下，確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體制外突破來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構和促進或倒逼舊體制的變革，這是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經驗之一，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和經濟的持續增長靠的就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無論體制改革還是經濟增長，都是“兩條腿”走路。公有制經濟（包括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體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經濟的出現要早。對集體農業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對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了。而且，在強調體制外改革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決不應當忽視國有經濟在改革和發展中的巨大作用。與非國有經濟相比，國有經濟市場化的速度較慢，這固然不利于市場化的進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經濟資源特別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部門處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這不僅有利于維護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有利于控制轉軌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而且能夠在市場機制很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的調節彌補市場的不足，克服市場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導向的作用，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國有經濟實際上也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承擔著成本。我們假設：國有經濟體制一開始就徹底變革，那么，非公有制經濟能否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否順利？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要改變。

  4、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  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的初始主體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差別，但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變遷過程中，是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并不斷進行著角色的轉換。其中，政府作為多元主體中的一員在體制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以農村改革為例。前面已經分析，農村經濟體制變遷包括許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與農業產業化相適應的正在進行的制度創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主體扮演不同角色，起著不同作用，不同階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變化的。政府雖然不是在每一項改革或改革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充當主角或領域者，但是，它作為重要的制度變遷主體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家庭承包責任制作為制度創新在很短時間里向全國推廣，則屬于新制度的擴散。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它對的認可、支持極大地打消了廣大農民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顧慮，使新制度以盡快的速度擴散。當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變革除了觸犯了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外，于農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屬于帕雷托改進，所在大家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支持改革的。

家庭聯產責任制也有局限性。還是農民自己在實踐中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創造了一種揚棄、適應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無疑問，廣大農民自己是主角，他們是制度的設計者和實施者。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認可、順應、引導。

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創新，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拉開了帷幕。農民現在已經意識到家庭小規模經營對他們的種種不利。因此，農民們自己又在探索，他們仍然是創新的主角。

鄉鎮企業的發展既是中國農村的產業革命，又導致了整個農村經濟體制的重要創新——可以與農業中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相提并論的制度創新。這一創新有一個過程，在過程的不同階段，創新的不同主體及其相互關系是有所變化的。幾乎在家庭承包制剛剛全面實施的同時，“社隊企業”開始實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隊包給一些“能人”。這些“能人”都是農民，是農民中的“基層干部”或原來就是“社隊企業”的經營者。第一步制度創新，是由“基層干部”唱主角，集體代表——公社、大隊、生產隊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廣大農民共同參與的，幾乎沒有反對的主體，因為它對任何一個群體或階層或國家，都是有益無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顯然支持，但不是創新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不是主角。

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有些大膽的農民開始投資辦企業了。有些單獨辦、家庭辦，有些是農戶合伙辦，這就使鄉鎮企業自身的組織也出現了新形式——家庭企業和合伙企業。非公有的鄉鎮企業取得了超常發展。農民自己仍然是創新的主角。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起了一個“放”或“允許”的作用，即所謂“給政策”，例如國務院1984年的4  號文件認可、允許個體或聯合投資。當然，“放”本身也是一種對創新的“參與”，它與阻撓或觀望是不同的，與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也是這一制度創新的重要主體。

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進行了更深層次的體制創新，目標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接軌。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特別是縣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創新主體”行列。因為經過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鄉鎮企業走上了自我發展、自我創新的道路。在政府跟鄉鎮企業沒有產權關系，鄉鎮企業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權、給什么政策的情況下，政府面對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就顯得沒有什么可為了。進入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從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團化的演變，都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投資者和廣大農民自己的事情，他們順應市場、產業變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產權關系和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創新。這是由他們的產權及由此決定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關系決定的，他們有產權，從而有談判實力，能夠左右制度變遷的方向，而且也必須左右，以維護其產權收益。

國有企業至今為止的制度創新，盡管地方政府、企業及企業員工等主體在不同階段的角色或作用在變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創新初期很短時期外，一直都是創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導，它決定創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組織試點和推廣。

  5、從制度變遷的規律和中國實際出發，  選擇漸進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對于體制轉軌，理論上存在多種途徑或方式。在實踐中，也有多種方式，人們把20世紀開始、持續至今還沒有完成的許多國家的改革，大體上劃分為兩種方式：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或“休克式療法”。從改革的效果來看，比較多的人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漸進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標志是，在市場化改革推進過程中，經濟快速發展，連續20年經濟平均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物價上漲率限制在公眾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從1979年至1999年，社會零售物價上漲率平均為6.6％（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率從1985年至1999年平均為8.9％），沒有到兩位數，從而沒有危及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張卓元，2000）。由于經濟快速發展，物價上漲率總的來說處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圍內，全國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實惠。

所謂漸進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經濟制度不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對經濟發展過程中限制或阻礙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進行逐漸地改革。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體現在許多方面：從農村改革開始，然后擴展到城市；先著力發展比較適應市場經濟的非國有制經濟，而后重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先發展商品市場，然后著重發展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改革先調后放，調放結合，并逐步同國際市場價格相聯系；生產、流通、價格等都出現計劃內外雙軌制，然后向市場單軌制過渡；經濟特區、沿海城市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內地推開，實現全方位開放等等。在改革推進的方法上，也是這樣。先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隨著經驗的積累，逐步實行相互協調、相互配套的整體推進；還有是先易后難，先改革那些比較容易改的領域，最后搞攻堅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中國的國有企業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有著密切關系。由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牽涉到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社會成員的就業與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為復雜、最為困難的改革。為了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對企業的迅速改革可能導致的生產下降，失去社會大眾對制度變遷的支持，同時又要提高企業經營效率，中國企業制度的變遷實際上是通過體制外變遷和體制內發展相結合的道路來推進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兩條腿”走路。

當然，我們只能說，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比較成功。但是，它同樣有其局限性。而且，我們也不能認為或斷定激進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長時期的時間去檢驗。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制度變遷所面臨的環境和約束條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選擇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或教訓

  1、對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狀況重視不夠，造成的后果將是深刻而長期的。

我國在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收入分配領域進行著相應的改革，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實際情況是，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1）從基尼系數來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1978  年我國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33，這說明我國當時屬于個人收入差距比較小的國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數已達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僅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過了美國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數。（2）從城鄉收入差距來看，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的調查，1978  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率為2.36∶1，1985年為1.72∶1，1999年為2.65∶1；從這三個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先縮小后又擴大的趨勢。（3）從地區收入差距來看，1980  年東部地區職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約到1989年前后，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基本持平。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漸拉開，到1997年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比達到1.4∶1；農村收入差距則從1980年的1.46∶1擴大到1997年的2.5∶1。（4）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據統計，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是電力、煤氣和水生產供應業，職工平均工資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社會服務業，職工平均工資為392元，二者絕對差距是458元，相對差距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為金融保險業，職工年均收入為10，633元，  收入最低的行業為農林業，職工年均工資為4，528元，二者絕對差距為6，015元，相對差距擴大到2.35∶1。（5）從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來看，據溫州的一項調查，在一般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21倍，在具有百萬資產以上的私營企業中，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79倍。而據湖北省統計局、勞動廳、計委聯合調查組對湖北省50家停產半停產企業的1258名職工的調查顯示，他們的平均月工資只有66元，僅相當于私營企業主月生活費1827.56元的3.6％（韓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已經導致了嚴重而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雖然有許多種，但是大多數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數居民雖然有強烈的需求沖動，但是沒有購買力，無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內難以消除，而且隨著我國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實施，這種收入差距還會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2、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  導致經濟體制改革有時難以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在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從現實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滯后于前者的。當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才考慮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動或大推小動，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滿意，例如，機構改革，越改越臃腫。可以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后，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阻力。

  3、對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互動關系重視不夠，  技術創新落后于制度創新。

這里所謂的“技術創新”是指直接生產領域的技術發明、創新、運用，不是科學家的實驗室或檔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進行，可以說制度創新是明顯的。但是，技術創新相對于制度創新是嚴重滯后的。技術創新滯后于制度創新的后果就是當制度創新所帶來的效率完全發揮出來之后，經濟發展的動力就趨于消失。

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來看，從1978年開始的農民自發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農業技術基本上沒有創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現在，農業技術也沒有太大的、普遍的進展。國有企業主要強調進行經營管理體制和產權改革，技術領域的改革和創新、設備的更新和改造、員工的技術培訓等，都沒有明顯的進步。在調查研究中也發現，同一個地區的不同企業在面臨相同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下，在制度變遷發生后，雖然在短期內都促進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好轉，但是過幾年后，卻出現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差異。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術進步的作用。這也說明了技術創新在制度創新后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當然，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是互動的，技術創新的相對滯后，也與制度有關。說明制度安排對技術創新、推廣和運用沒有足夠的激勵。因此，我們應該從技術創新的相對不足反思我們的制度創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  漸進式改革的累積成本或后攤成本成為進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易到難，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目前的國有企業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這實際上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所導致的。漸進式改革強調在不改變憲法、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改革。從另一角度來看，制度的適應性總是有限的，任何一種制度只能適應特定的環境，而且這種適應也只能夠在短期內適應，可以說適應是相對的，而不完全適應是絕對的。例如，價格雙軌制是漸進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現之一，但是價格雙軌制所帶來的“腐敗”問題，則可以看作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在舊體制外生長出新體制，舊體制的改革則逐步進行，這種漸進性確實既依靠新體制的外力推動舊體制變革，又不至于使因舊體制的突然崩潰而導致巨大的社會震蕩。但是，它卻產生了新舊體制之間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對舊體制內公有經濟形成巨大沖擊，境況相對惡化，導致舊體制改革的難度越來越大。目前國有企業的效益不斷下降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國有企業大量下崗職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漸進式改革的后攤成本越來越大，成為進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篇5

這篇東北林業大學本科畢業設計開題報告的關鍵詞是東北林業大學,畢業設計,本科,報告,

選題依據：黨的xx屆三中全會出臺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解決》，在完善社會經濟體制上有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在公有制實現形式上，提出股份制為主要形式，在發展非公有制上突破了過去的局限。這對現有林區經濟體制的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現有林區經濟體制存在很大的問題，極其不適應現有的市場環境，造成現有的林區經濟落后。而且，發展沒有后勁處于兩難境地。一直以來，森工企業都是在計劃體制和短缺經濟并存的環境下生存。體制、機制、科技諸方面還跟不上社會整體的上升步伐。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2019年國家出臺了《關于加快林區發展的決定》為林業的發展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國家正在實行老工業基地改造政策，對政府體制、企業經營機制、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急迫要求，改革社會經濟體制以成為改造振興老工業基地的首要任務。從當前林區經濟運行體制來看，必須改革經濟體制。否則林區經濟將無法擺脫困境。當前影響我國林區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1)政企不分。由于歷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業事業交叉的經濟運行體制。而由此導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如林區、縣政府機關、教師同工不同酬，工資差距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區建設包括林區基本建設、公益事業、社會事業等，造成重復建設浪費嚴重。三是國有森工企業承擔著龐大的政府經費和社會負擔，難以進入市場經濟體制進行正常的市場競爭。(2)市場環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業難以作為市場主體進入市場競爭。一方面束縛了國有企業的發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資者對這一市場環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區域經濟的發展。生產布局結構不合理。(3)原有的生產布局結構不能適應現在的林區經濟發展。(4)國有資產的管理不嚴。沒有對國有資產進行合理的利用，沒有人真正關心國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論述：目前林區經濟發展體制改革面臨難得的機遇。如天然林保護工程的實施，為林區生產布局調整、職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資金支持;生態保護區建設為林區改善自然資源環境提供了條件;西部大開發為林區基礎設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條件，改善了職工生活條件，為吸引投資創造了良好的環境;老工業基地改造政策，可以為發展林區經濟，振興林區企業提供全面的經濟支持。同時近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實踐工作，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經驗。

本論文擬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相結合;對比論證;列事實、擺依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過圖書查詢;網上瀏覽;去中小企業實地調研等方法來收集資料。擬運用經濟學、管理學、組織行為學等相關知識來撰寫論文。

本論文擬分以下幾個部分撰寫： 第一部分：現階段林區經濟發展的現狀。通過對現有的林區經濟發展體制存在的問題闡述進行林區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二部分：現階段林區經濟發展體制存在的問題。對林區經濟發展體制存在的問題進行系統的闡述，分析問題形成原因過程以及問題的影響面。第三部分：針對現有林區經濟發展體制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通過對現階段林區經濟發展體制存在的問題剖析，尋找到問題產生的根源，并從根本上提出解決方法。

2019年09月20日—2019年1月15日收集資料，擬訂論文題目，撰寫論文提綱。2019年3月1日—3月30日畢業實習調研。2019年4月1日—4月30日撰寫論文初稿。2019年5月7日—5月20日修改論文，撰寫論文第二稿。2019年5月21日—6月8日修改論文，撰寫論文第三稿。2019年6月8日—6月18日修改論文，完善論文格式以及答辯前準備。2019年6月19日—6月20日左右進行答辯。

篇6

【編者按】：論文頻道為您提供各類論文范文參考，以及論文寫作指導和格式排版要求，解決您在論文寫作中的難題。

選題依據：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出臺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解決》，在完善社會經濟體制上有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在公有制實現形式上，提出股份制為主要形式，在發展非公有制上突破了過去的局限。這對現有林區經濟體制的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現有林區經濟體制存在很大的問題，極其不適應現有的市場環境，造成現有的林區經濟落后。而且，發展沒有后勁處于兩難境地。一直以來，森工企業都是在計劃體制和短缺經濟并存的環境下生存。體制、機制、科技諸方面還跟不上社會整體的上升步伐。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xx年國家出臺了《關于加快林區發展的決定》為林業的發展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國家正在實行老工業基地改造政策，對政府體制、企業經營機制、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急迫要求，改革社會經濟體制以成為改造振興老工業基地的首要任務。從當前林區經濟運行體制來看，必須改革經濟體制。否則林區經濟將無法擺脫困境。當前影響我國林區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1)政企不分。由于歷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業事業交叉的經濟運行體制。而由此導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如林區、縣政府機關、教師同工不同酬，工資差距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區建設包括林區基本建設、公益事業、社會事業等，造成重復建設浪費嚴重。三是國有森工企業承擔著龐大的政府經費和社會負擔，難以進入市場經濟體制進行正常的市場競爭。(2)市場環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業難以作為市場主體進入市場競爭。一方面束縛了國有企業的發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資者對這一市場環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區域經濟的發展。生產布局結構不合理。(3)原有的生產布局結構不能適應現在的林區經濟發展。(4)國有資產的管理不嚴。沒有對國有資產進行合理的利用，沒有人真正關心國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論述：目前林區經濟發展體制改革面臨難得的機遇。如天然林保護工程的實施，為林區生產布局調整、職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資金支持;生態保護區建設為林區改善自然資源環境提供了條件;西部大開發為林區基礎設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條件，改善了職工生活條件，為吸引投資創造了良好的環境;老工業基地改造政策，可以為發展林區經濟，振興林區企業提供全面的經濟支持。同時近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實踐工作，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經驗。

本論文擬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相結合;對比論證;列事實、擺依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過圖書查詢;網上瀏覽;去中小企業實地調研等方法來收集資料。擬運用經濟學、管理學、組織行為學等相關知識來撰寫論文。

本論文擬分以下幾個部分撰寫： 第一部分：現階段林區經濟發展的現狀。通過對現有的林區經濟發展體制存在的問題闡述進行林區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二部分：現階段林區經濟發展體制存在的問題。對林區經濟發展體制存在的問題進行系統的闡述，分析問題形成原因過程以及問題的影響面。第三部分：針對現有林區經濟發展體制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通過對現階段林區經濟發展體制存在的問題剖析，尋找到問題產生的根源，并從根本上提出解決方法。

xx年09月20日—xx年1月15日收集資料，擬訂論文題目，撰寫論文提綱。xx年3月1日—3月30日畢業實習調研。xx年4月1日—4月30日撰寫論文初稿。xx年5月7日—5月20日修改論文，撰寫論文第二稿。xx年5月21日—6月8日修改論文，撰寫論文第三稿。xx年6月8日—6月18日修改論文，完善論文格式以及答辯前準備。xx年6月19日—6月20日左右進行答辯。

篇7

改革者也許并沒有意識到最初的，以“放權讓利”為內容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當時也沒有產權理論作為指導。但是，這場改革實質上就是權利關系的調整。這種選擇也許是制度變遷的內在力量的推動和人們的本能選擇。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關的改革，都是以責權利關系及其制度的調整為核心和主線。農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的建立、發展和改革，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基礎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農業產業化等。考察這一過程，我們發現每一步改革的實質都是“產權制度改革”或“產權關系的調整”。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產權制度改革，因為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質上都是調整企業和政府的產權關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實質也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責權利的界定和調整。

2、以舊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強烈的環節——農業制度為突破口。

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早是從農村的土地產權制度和生產組織制度開始的。為什么制度變遷首先發生在農村？我們認為這是適應客觀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選擇。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價格剪刀差以及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為集體經濟，實為變相的國營經濟。與城市的集體和國營經濟不同的是，國家對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上“管而不包”。這樣農村改革的機會成本很低，農村對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強烈。因此，農村相對于城市而言，舊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產生，自發的制度變遷發生之后，更能夠得到政府的迅速認可和支持。

3、允許舊體制外生產新體制，即體制增量調整與體制存量調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進后者。

中國的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難度較大的情況下，確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體制外突破來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構和促進或倒逼舊體制的變革，這是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經驗之一，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和經濟的持續增長靠的就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無論體制改革還是經濟增長，都是“兩條腿”走路。公有制經濟（包括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體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經濟的出現要早。對集體農業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對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了。而且，在強調體制外改革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決不應當忽視國有經濟在改革和發展中的巨大作用。與非國有經濟相比，國有經濟市場化的速度較慢，這固然不利于市場化的進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經濟資源特別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部門處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這不僅有利于維護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有利于控制轉軌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而且能夠在市場機制很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的調節彌補市場的不足，克服市場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導向的作用，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國有經濟實際上也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承擔著成本。我們假設：國有經濟體制一開始就徹底變革，那么，非公有制經濟能否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否順利？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要改變。

4、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的初始主體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差別，但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變遷過程中，是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并不斷進行著角色的轉換。其中，政府作為多元主體中的一員在體制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以農村改革為例。前面已經分析，農村經濟體制變遷包括許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與農業產業化相適應的正在進行的制度創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主體扮演不同角色，起著不同作用，不同階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變化的。政府雖然不是在每一項改革或改革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充當主角或領域者，但是，它作為重要的制度變遷主體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家庭承包責任制作為制度創新在很短時間里向全國推廣，則屬于新制度的擴散。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它對的認可、支持極大地打消了廣大農民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顧慮，使新制度以盡快的速度擴散。當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變革除了觸犯了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外，于農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屬于帕雷托改進，所在大家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支持改革的。

家庭聯產責任制也有局限性。還是農民自己在實踐中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創造了一種揚棄、適應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無疑問，廣大農民自己是主角，他們是制度的設計者和實施者。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認可、順應、引導。

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創新，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拉開了帷幕。農民現在已經意識到家庭小規模經營對他們的種種不利。因此，農民們自己又在探索，他們仍然是創新的主角。

鄉鎮企業的發展既是中國農村的產業革命，又導致了整個農村經濟體制的重要創新——可以與農業中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相提并論的制度創新。這一創新有一個過程，在過程的不同階段，創新的不同主體及其相互關系是有所變化的。幾乎在家庭承包制剛剛全面實施的同時，“社隊企業”開始實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隊包給一些“能人”。這些“能人”都是農民，是農民中的“基層干部”或原來就是“社隊企業”的經營者。第一步制度創新，是由“基層干部”唱主角，集體代表——公社、大隊、生產隊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廣大農民共同參與的，幾乎沒有反對的主體，因為它對任何一個群體或階層或國家，都是有益無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顯然支持，但不是創新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不是主角。

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有些大膽的農民開始投資辦企業了。有些單獨辦、家庭辦，有些是農戶合伙辦，這就使鄉鎮企業自身的組織也出現了新形式——家庭企業和合伙企業。非公有的鄉鎮企業取得了超常發展。農民自己仍然是創新的主角。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起了一個“放”或“允許”的作用，即所謂“給政策”，例如國務院1984年的4號文件認可、允許個體或聯合投資。當然，“放”本身也是一種對創新的“參與”，它與阻撓或觀望是不同的，與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也是這一制度創新的重要主體。

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進行了更深層次的體制創新，目標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接軌。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特別是縣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創新主體”行列。因為經過第

一、二步政府“放”以后，鄉鎮企業走上了自我發展、自我創新的道路。在政府跟鄉鎮企業沒有產權關系，鄉鎮企業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權、給什么政策的情況下，政府面對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就顯得沒有什么可為了。進入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從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團化的演變，都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投資者和廣大農民自己的事情，他們順應市場、產業變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產權關系和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創新。這是由他們的產權及由此決定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關系決定的，他們有產權，從而有談判實力，能夠左右制度變遷的方向，而且也必須左右，以維護其產權收益。

國有企業至今為止的制度創新，盡管地方政府、企業及企業員工等主體在不同階段的角色或作用在變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創新初期很短時期外，一直都是創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導，它決定創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組織試點和推廣。

5、從制度變遷的規律和中國實際出發，選擇漸進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對于體制轉軌，理論上存在多種途徑或方式。在實踐中，也有多種方式，人們把20世紀開始、持續至今還沒有完成的許多國家的改革，大體上劃分為兩種方式：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或“休克式療法”。從改革的效果來看，比較多的人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漸進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標志是，在市場化改革推進過程中，經濟快速發展，連續20年經濟平均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物價上漲率限制在公眾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從1979年至1999年，社會零售物價上漲率平均為6.6％（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率從1985年至1999年平均為8.9％），沒有到兩位數，從而沒有危及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張卓元，2000）。由于經濟快速發展，物價上漲率總的來說處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圍內，全國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實惠。

所謂漸進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經濟制度不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對經濟發展過程中限制或阻礙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進行逐漸地改革。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體現在許多方面：從農村改革開始，然后擴展到城市；先著力發展比較適應市場經濟的非國有制經濟，而后重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先發展商品市場，然后著重發展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改革先調后放，調放結合，并逐步同國際市場價格相聯系；生產、流通、價格等都出現計劃內外雙軌制，然后向市場單軌制過渡；經濟特區、沿海城市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內地推開，實現全方位開放等等。在改革推進的方法上，也是這樣。先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隨著經驗的積累，逐步實行相互協調、相互配套的整體推進；還有是先易后難，先改革那些比較容易改的領域，最后搞攻堅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中國的國有企業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有著密切關系。由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牽涉到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社會成員的就業與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為復雜、最為困難的改革。為了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對企業的迅速改革可能導致的生產下降，失去社會大眾對制度變遷的支持，同時又要提高企業經營效率，中國企業制度的變遷實際上是通過體制外變遷和體制內發展相結合的道路來推進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兩條腿”走路。

當然，我們只能說，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比較成功。但是，它同樣有其局限性。而且，我們也不能認為或斷定激進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長時期的時間去檢驗。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制度變遷所面臨的環境和約束條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選擇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或教訓

1、對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狀況重視不夠，造成的后果將是深刻而長期的。

我國在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收入分配領域進行著相應的改革，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實際情況是，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1）從基尼系數來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1978年我國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33，這說明我國當時屬于個人收入差距比較小的國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數已達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僅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過了美國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數。（2）從城鄉收入差距來看，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的調查，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率為2.36∶1，1985年為1.72∶1，1999年為2.65∶1；從這三個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先縮小后又擴大的趨勢。（3）從地區收入差距來看，1980年東部地區職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約到1989年前后，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基本持平。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漸拉開，到1997年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比達到1.4∶1；農村收入差距則從1980年的1.46∶1擴大到1997年的2.5∶1。（4）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據統計，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是電力、煤氣和水生產供應業，職工平均工資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社會服務業，職工平均工資為392元，二者絕對差距是458元，相對差距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為金融保險業，職工年均收入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農林業，職工年均工資為4，528元，二者絕對差距為6，015元，相對差距擴大到2.35∶1。（5）從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來看，據溫州的一項調查，在一般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21倍，在具有百萬資產以上的私營企業中，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79倍。而據湖北省統計局、勞動廳、計委聯合調查組對湖北省50家停產半停產企業的1258名職工的調查顯示，他們的平均月工資只有66元，僅相當于私營企業主月生活費1827.56元的3.6％（韓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已經導致了嚴重而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雖然有許多種，但是大多數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數居民雖然有強烈的需求沖動，但是沒有購買力，無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內難以消除，而且隨著我國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實施，這種收入差距還會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2、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導致經濟體制改革有時難以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在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從現實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滯后于前者的。當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才考慮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動或大推小動，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滿意，例如，機構改革，越改越臃腫。可以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后，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阻力。

3、對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互動關系重視不夠，技術創新落后于制度創新。

這里所謂的“技術創新”是指直接生產領域的技術發明、創新、運用，不是科學家的實驗室或檔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進行，可以說制度創新是明顯的。但是，技術創新相對于制度創新是嚴重滯后的。技術創新滯后于制度創新的后果就是當制度創新所帶來的效率完全發揮出來之后，經濟發展的動力就趨于消失。

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來看，從1978年開始的農民自發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農業技術基本上沒有創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現在，農業技術也沒有太大的、普遍的進展。國有企業主要強調進行經營管理體制和產權改革，技術領域的改革和創新、設備的更新和改造、員工的技術培訓等，都沒有明顯的進步。在調查研究中也發現，同一個地區的不同企業在面臨相同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下，在制度變遷發生后，雖然在短期內都促進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好轉，但是過幾年后，卻出現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差異。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術進步的作用。這也說明了技術創新在制度創新后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篇8

1982年的政府機構改革，主要是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實現干部年輕化，其歷史性進步可用三句話來概括：

(一)是開始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

(二)是精簡了各級領導班子；

(三)是加快了干部隊伍年輕化建設步伐。

第一次改革之后，國務院各部委正副職是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部委的領導班子成員的平均年齡從64歲降到60歲，局級干部的平均年齡從58歲降到50歲。本次改革沒有觸動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政府職能沒有轉變。

二、1988年

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

1988年的政府機構改革是在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現的，其歷史性的貢獻是首次提出了“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這一命題。由于后來一系列復雜的政治經濟原因，這一命題在實踐中沒有及時“破題”，原定于1989年開展的地方機構改革暫緩進行。

國務院在調整和減少工業專業經濟管理部門方面取得了進展。如，撤銷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組建新的國家計委。撤銷煤炭工業部、石油工業部、核工業部，組建能源部。撤消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和電子工業部，成立機械電子工業部等。

三、1993年

適應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

首次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1993年我國進行了第三次政府機構改革。首次提出政府機構改革的目的是適應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但從學術觀察的角度，1993年的政府機構改革 “目的清楚、目標不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改革任務就是要減少、壓縮甚至撤銷工業專業經濟部門，但從1993年機構設置來看，這類部門合并、撤銷的少，保留、增加的多。

四、1998年

消除政企不分的組織基礎

這是涉及面最廣、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機構改革。1998年改革的目的與目標高度協調。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是目的，盡快結束專業經濟部門直接管理企業的體制是目標。1998年改革歷史性的進步是，政府職能轉變有了重大進展，其突出體現是撤銷了幾乎所有的工業專業經濟部門，共10個：電力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冶金工業部、機械工業部、電子工業部、化學工業部、地質礦產部、林業部、中國輕工業總會、中國紡織總會。

五、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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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報告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成為我國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只有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才能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

一、目前我國政府與市場關系存在的問題

第一，市場機制不健全。通過改革，我國在市場機制的完善方面已取得一系列成就，但是，目前總體上仍是不健全的，主要表現在價格信號的逼真度仍然不高，很難真正反映商品價值和市場供求狀況，價格與價值嚴重背離的現象仍然存在，價格信號的靈敏性仍然不夠，不能盡快調節市場供求關系。

第二，市場法規不完備。首先，體制轉換中產生一些新事物、新矛盾，而經濟立法較慢，于是經濟運行中無法可依的情況屢見不鮮。其次，原有的法律法規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需要進一步修訂。再次，對市場經濟的誤解以及公民法律意識的淡薄，加上我國司法制度和法律監督機制的不健全，往往使法律在實際中難以起到規范、約束、制裁的作用。

第三，市場體系的殘缺。主要表現為：消費品市場發展較快，而資本、勞動力、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市場發育緩慢；有形市場發育較快，而無形市場明顯滯后；初級市場發育較快，高級市場發育緩慢；區域市場分割，全國統一大市場還未形成；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尚未完全接軌。不完善的市場體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市場機制功能的發揮。

二、政府與市場關系存在問題的原因

首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還沒有定型。關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實踐中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我國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干預程度不夠，應該繼續深入，通過強勢手段介入市場，向市場延伸自己的觸角，建立一種強勢政府主導市場的經濟模式。而且現在歐美金融危機不斷波及我國，政府更應該強化對經濟的干預，以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來推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另一種觀點認為，現在我國經濟生活中，各種利益關系盤根錯節，經濟改革難以推進，究其原因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過度，市場的作用得不到有效發揮，為了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必須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逐步弱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兩種觀點雖然相互對立，但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卻都有著各自的市場。

其次，不科學的政績觀和不完善的干部考核任命制度的錯誤導向。政府部門及其官員都視發展經濟為政府第一要務，能否提高當地的GDP和經濟增長速度成為他們最關心的事情。根據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有的地方政府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直接進入市場去參與競爭，有的地方政府通過手中的行政審批權和行政執法權去干預微觀經濟行為。這些政府行為的本意是想推動經濟發展，但是結果卻造成了投資過度、重復建設和無序競爭等問題。

最后，我國的法治建設滯后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首先是法治經濟，完善的市場經濟必須靠法治來保障。雖然我國的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進展，但與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還有著不小的差距。

三、如何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首先，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堅持科學發展觀。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發展不限于經濟范疇，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實現社會公正、制度文明與社會進步相適應，都應成為發展的重要內涵。因此，政府職能轉變不僅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制度前提，而且必然要求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要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必須認識到，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在市場，企業和老百姓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應該是創造環境的主體。政府的職能要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創造良好的環境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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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的落實與知識的運用

基礎知識的落實主要包括學生對基礎知識的記憶、理解和靈活運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展》一課要求學生通過學習，掌握以下基礎知識：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格局；改革開放成就。為了落實基礎知識，我作了以下嘗試：

1．課前質疑。學生在一堂課上不可能時時刻刻集中精力，特別是對于高一的學生來說，歷史課本他們都能看懂，上課就容易開小差。課前指導學生預習，質疑課本，提出問題。在課堂上，當老師講到學生不理解的地方，他們就會集中精力，從而提高學生聽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2．對基礎知識的理解。課文中涉及了經濟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等較為抽象的概念，教師可以先對這些概念進行解釋，然后要求學生根據經濟體制的含義發現農村和城市原有經濟體制的各種弊端；根據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解決農村和的主要內容，這樣有利于強化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有效理解。

3．對基礎知識的歸納整理。課后讓學生填提綱，形成完善的知識系統。提綱的結構分四個方面：改革開放之因、改革開放之策、改革開放之果和改革開放之續。通過對提綱的填寫，不僅有利于學生鞏固基礎知識，還有利于形成本課的知識體系。

4．對基礎知識的靈活運用。通過實戰會考和高考的相關試題，可以加深學生對基礎知識的理解，有效檢測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程度。

二、方法的掌握與能力的提升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展》一課的教學過程中，我力爭讓學生掌握以下學習方法，有效提升以下能力：

1．社會實踐的方法和能力。為了加深學生對改革開放歷史的認識，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充分開發和利用地方歷史，在講課前，我把研究對象定格在廣西玉林市，分別選取玉林新農村試點村太陽村、玉柴集團和玉林對外交往情況，讓附近學生針對上述三個問題開展廣泛的實地調查研究，掌握實地調查的方法，有效鍛煉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

2．觀察問題、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能力。在講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格局時，我把學生調查到的有關改革開放前的玉林太陽村、玉柴集團和玉林對外交往情況整理成三則材料，讓學生以經濟學家的眼光，用醫生的診斷方法，分別為改革開放前的玉林太陽村、玉柴集團和玉林對外交往情況寫一份診斷書。

3．合作學習和探究的能力。考慮到學生對醫生的診斷方法不熟悉和不理解，我讓學生“會診”，這樣，有利于培養學生合作學習和探究的能力。

三、認識的提高與情感的升華

簡單地說，要完成情感認識的升華與知識傳授相結合，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著手。首先，以知識激起情感，形成學生的外部情感體驗。其次，以學生情感體驗為基礎，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做出價值的判斷，形成相應的價值傾向，表現出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并在情感上確信其價值的存在。最后通過情感和知識相互交融來達到情感態度價值觀教育的目的。

在教學的過程中，筆者力爭通過課堂教學，有效提高和升華學生以下的情感認識：

1．物質提高的享受。課前通過“結婚三大件”的變遷讓學生充分感受改革開放帶來的中國人民物質生活提高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