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古代經濟學思想，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7)03－0026－05

自20世紀末以來，我國旅游業蓬勃發展，自然旅游資源得到迅速的開發與利用。1998年中國人和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對100個自然保護區調查時，就有82個自然保護區已經開展了旅游經營。當我們從中獲得經濟利益的同時，旅游資源遭到破壞的消息也接踵而至，旅游發展與資源保護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為此，我們必須發掘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歷史經驗與倫理智慧，找到一種保護自然旅游資源、實現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道德規范。

20世紀70年代興起于西方的環境倫理學正是一門關于人類與自然的道德關系的學說，它認為人類行為道德的最基本準則就是尊重生命、生態系統和生態過程，通過對自然的道德關懷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1994年我國成立了中國環境倫理學研究會，近年來環境倫理學成為應用倫理學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學科之一，許多學者開始發掘我國古代哲學、宗教作品中的環境倫理學思想[1-5]，但對我國古代游記中的環境倫理學思想卻很少有人問津。事實上，昭示人與自然和諧是中國古代游記的基本價值取向，它們之中蘊藏著豐富的環境倫理學思想，以致有人將我國古代游記定義為是“一種揭示和展現人與自然關系的獨特文體”[6]，并指出它們“在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上比較多地看到人和自然的融洽與親和”[7]。本文擬對中國古代游記中的環境倫理學思想的內容、特點和價值做一初步探討。

1、中國古代游記中環境倫理學思想的內容

中國古代游記開始于魏晉，成熟于唐宋，盛行于明清[8]，到今天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概括起來，中國古代游記中的環境倫理學思想內容主要包括：

1．1愛護自然，珍惜資源――人類應是自然保護者的思想

環境倫理學關注人對自然的道德態度。工業革命后隨著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掠奪與征服成為現代社會對待自然的主要方式。所以環境倫理學說倡導愛護自然、珍惜資源的道德態度。而我國古人在游歷大好河山時流露出的人類是自然保護者的思想，與之不謀而合。我國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游歷楚地時看到“自州至永明，松之夾道者七十里”，不禁由衷的贊嘆“栽者之功，亦不啻甘棠矣”[9]，植樹造林、愛護自然的行為得到了徐霞客的大力贊揚。他在粵西登疊彩山時，發現一洞“高可丈五，而高廣盤曲，亦多垂柱，界竅分岐，而土人以為馬廄，數馬散臥于其中，令人氣阻[9]。自然美景被糟蹋為飼養場，令人扼腕不已!在桂林貓兒山的白巖洞，當徐霞客看到“出洞而東，有庵兩重，庵后又有洞甚爽，僧置牛欄豬笠于中”，不由得發出“此中之點綴名勝者如此!”[9]的憤慨，表現出對破壞自然美景的不滿。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的游記一直備受推崇，在其游記作品《齊云》中，他不但對肆意毀壞自然資源的行為嚴厲譴責，“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吁，亦不仁哉”，而且希望立律令來保護自然環境，“俗士毀污山靈，而律不禁，何也[10]一種對生態環境的仁愛之心，對自然美景的珍惜之情油然而生。從贊美、惋惜、不滿、譴責到要求立法，充分表達了人類作為自然保護者應該履行的責任和義務。

1．2回歸自然，與景為友――人類應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思想

環境倫理學試圖把人之外的自然界納入倫理關懷的范圍，倡導在深刻的倫理關懷和道德情感指導下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以達到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目的。這種思想在我國古代游記中也早有涉及，許多游記通過將自然景觀擬人化，以朋友甚至自然之子的身份來關懷自然、回歸自然，以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江水注》中盛贊三峽美景，日“其迭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他與自然山水是知己良朋的關系。唐代詩人獨孤及游虎丘山時“撫云山為我輩”[11]，把云山勝景作為我們人類志同道合的知交。徐霞客一生走遍大半個中國，陳菡輝曾如此評價他：“尋山如訪友，遠游如致身”，游山玩水對徐霞客而言就像走訪老朋友一樣。在其作品《徐霞客游記》中也常常流露出他以景為友的思想，當他出發“為人閩登陸道。十五里，出石門街”，結果途中“與江郎為面，如故人再晤[9]，與自然景觀的再見恍如老朋友再聚，歡喜之情溢于言表。而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甚至因愛美景，而“戀戀不能去”，安居在大自然中，返璞歸真，建成廬山草堂。“三間兩柱，二室四牖”；裝飾也很樸素：墻壁只涂泥土，不刷白堊，砌臺階用石塊，糊窗戶用紙張，一切再普通不過，按今天的說法是簡樸環保的，美國著名的環境倫理思想家梭羅是在一千年后才在瓦爾登湖畔過上這種生活，白公在這種草廬中“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云石”，發出“廬山以靈勝待我”，我“又何求焉”的感嘆![12]回歸自然的舉動充分體現和實踐了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想。

1．3融入自然，天人合――人類與自然渾然一體的思想

環境倫理學的基礎在于對世界的總體看法及人在其中地位的認識[13]。古代中國和西方哲學都認為人是自然的產物，但在西方哲學觀念中，人與自然是分開的(apart from nature)，“自然界是理性研究和思考的對象，是被科學所操縱和掠奪來最大限度服務于人的工具[14]。中國哲學認為人與自然是一體的(a part of nature)。我國古代游記是中國哲學土壤中生發的奇葩，也蘊含了“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15]的思想，認為人與自然是渾然一體的，人不是地球的統治者與征服者，自然也不是孤立和封閉的，人與自然之間是水融的關系。東晉文學家 孫綽在暢游天臺山時，面對自然美景，感到“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于自然[11]，人與自然不知不覺的融為了一體。唐代散文家柳宗元和四年秋(809年)游覽法華寺時，見到西山美景，盡收眼底，不禁“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12]，詩人在美景中心神安定，形體舒適，和萬物的變化暗暗相合，與大自然渾然一體。清代詩人方苞在游雁蕩山時，面對秀麗明媚的山川河流，發出“萬感絕，百慮瞑，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8]的感觸，天人合一之情油然而生。

1．4尊敬自然，關愛生命――人類與自然生而平等的思想

人類是否真的可以站在其他生命之上，對天地萬物為所欲為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們的生命來自其他生命，其他生命來自我們的生命，這一生物學上的事實在精神上特別重要”[16]。我們人類并不是掌控地球萬物的霸主，卡爾遜也曾把這種企圖控制自然的野心稱為“妄自尊大的想像產物[17]。環境倫理學將生命關懷的范圍從人擴展到自然界的一切生物，把尊重生態系統和基本生態過程作為一條重要的道德規范，認為天地萬物的生命和人類的生命一樣寶貴，人類與自然是生而平等的。這樣的思想在中國古代游記中可以說是俯拾皆是。中國古代游記強調人類不僅要尊敬自然，而且要像關愛自己的生命一樣關愛其他的生命。唐代獨孤及和朋友們在虎丘山聚會游玩時特別注意“不亂行于鷗鳥者”[11]，不讓自己的舉動驚擾了鷗鳥們。宋代秦少游和辨才法師觀龍井，盛贊“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之使遷；壯如涮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余，以澤于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于此?”[8]把龍井泉水和人放在一起對比，結果泉水的美德甚至超過古代有道德的人。這樣尊敬自然之情，使人們不再覺得自己是自然的統治者，而是平等視之。《西游記》中，唐僧就是一個“行路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18]的典型的生命關愛者。唐僧的原型是唐玄奘，據《大唐西域記》記載，玄奘對關愛動物的行為都特別加以記述，如西游到達千泉時，看到“中有群鹿，馴狎于人……下令群屬，敢加殺害，有誅無赦，故此鹿群得終其壽[9]；到北印度時，當地國君規定：百姓不準吃葷，誰若殺生，格殺勿論。[19]這些均體現出眾生平等、仁愛萬物的思想。在《徐霞客游記》中記載“二十七日霽，乃散步藏經閣，觀丁香花。其花嬌艷，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間，滇中最多，而雞山最盛。折插御風毯。時毯下小截，為駝夫肩負而筍，與上截處稍解。余故垂之墻陰，以遂其性”[9]，徐霞客對一株小小的折地丁香花也倍加關注，表現出他對植物生命的人文關懷。

2、中國古代游記中環境倫理學思想的特點

歷經近二千年的歷史，我國古代游記中所蘊含的環境倫理思想，在東方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念的大背景下，有其自身的內涵特色。

2．1 哲學基礎――整體的自然觀

我國古代游記中蘊含的環境倫理思想強調一種天人合一、物我為一的思想，即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整體自然觀。游人在自然美景中感到“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11]，人和天地萬物不知不覺的、鬼斧神工的合而為一。看到山水風光時人們覺得“和以醇醪，齊以達觀，決然兀矣”[20]，超越紛然雜陳的萬物囿別，達到個體與萬物融合為一的生命境界。正是以這種整體自然觀為哲學基礎，我國古代游記中大量的環境倫理思想才能茁壯成長，也正是以這種整體自然觀為哲學基礎，才指導人們在對待自然萬物時，不是站在自然界的對立面，而是追求人與自然的整體協調。《徐霞客游記》中談到旅游景觀規劃的要點――“點綴得宜，不掩其勝”，就是要求人工景點的建設應與自然風光渾然一體，相得益彰，實際上這就是遵循“天人合一”思想，即人與自然整體協調理論在風景區的體現[21]。所以整體性的自然觀在我國古代游記環境倫理學思想中起到了了理論支柱的作用，引導人們形成熱愛自然、尊敬自然、親近自然、回歸自然的思維方式和道德職責。

2．2價值取向――和諧的人地觀

怎樣的人地關系才是最理想的呢?什么才是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價值取向呢?通過與自然景觀的頻繁接觸，我國古代游記提出了自己的價值取向，即和諧的人地觀，以對自然的道德關懷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最終達到和諧相處的境界。這既不是人對自然的卑恭臣服，也不是人對自然的狂妄征服，而是推崇一種最和諧的人地關系。在唐代詩人權德輿的《許氏吳興溪亭記》中就描述了這一幕和諧的場景，當他游觀吳興郡溪亭時，看到“鷗飛魚游，不驚不喁”，人在自然風景中愜意徜徉，魚兒鳥兒在人周圍閑適自在，人沒有傷害魚鳥之心，魚鳥也不畏人，當地人置身其中更是心情“陶然，心與境冥”[11]，這既是自然之幸，同樣是人類之福，其樂融融的景象盡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好。以這種和諧的人地觀作為人類的價值取向，將成為提升人們道德人格的內在動力，對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更為根本。

2．3實踐途徑――人化的倫理觀

中國古代游記中所體現出來的這些環境倫理思想確確實實在實踐中規范人的行為，提升人的道德修養，其特色在于將自然人倫化。承認自然是我們的母親，人類是自然之子。明代詩人袁宏道游天目山時就稱“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12]，是說對天目山來說，我也屬于子孫輩。所以不管人類發展成什么樣，人與自然之間都是母子親情關系，人類對母親的感激與敬愛之情應該是永恒不變的。把自然景觀當成我們人類的知心好友，以朋友的方式對之，徐霞客認為“下至一澗一阿，禽魚草木，亦賢人君子”[9]，所以人類應該愛護一草一木，珍惜一景一觀。正是人與自然在冷冰冰的功利關系之外有了一種親情、友情的關系，才能人倫化地相處，游客對待自然時才能有一種道德責任感。在湖南郴縣游乳仙宮時，徐霞客由于“足襪淋漓，恐污宮內”而退避，后至中觀，又因“觀門甚雅，中有書室，花竹悠然，乃王氏者，亦以足污末入”[9]。正是徐霞客有了一顆和自然人倫化相處的心，他才能過風景名勝卻不入，細微的舉動典型表現出他愛景護景的自覺性和責任感。

3、中國古代游記中環境倫理學思想的旅游學價值

當旅游資源環境問題日益加重，當旅游業“無煙產業”的光環日趨黯淡時，我們從我國古代游記中挖 掘到的環境倫理學思想對今日旅游資源的開發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價值。

3．1有利于提高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促進旅游環境問題的解決

現代環境倫理學還在形成與建設中。要我們的普通老百姓盡快接受這種環境倫理思想并體現在人們的道德修養和行為規范上，就必須與當地的文化傳統緊密結合。“如果這種倫理觀點與各種文化傳統相容的話，它被接受的可能性就大得多，而一旦被接受，它也會迅速成為文化的一部分”[22]。而由我國古代游記中提煉出的環境倫理學思想，以其鮮明的東方傳統特色，成為一個橋梁，使環境倫理學的基本原理在我們傳統文化中找到支持，非常有助于人們盡快接受它，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新的價值觀念，使愛護自然、尊重自然蔚然成風，從而在根本上促進旅游環境問題的解決。

3．2有益于引導和規范當今旅游者的旅游行為，提高審美情趣和道德責任

我國古代游人在旅游中更注重審美感受和道德修養，重視人與自然的交融。在春天“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在夏夜“吾愛其泉ss，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11]大自然不知不覺間給人的熏陶和感染，哪里說得盡呢!游人與自然美景的關系是那樣的親近，是朋友，是母子，而不是對立的敵人。這種道德倫理的關系會很好發揮出力量，正如劉湘溶先生說的：“道德手段在調控人類行為中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手段都不可取代的”[23]。通過這種道德倫理觀念的教化，人們無限膨脹的欲望才會維系上心靈的秩序。只有這樣旅游者的環境倫理意識才會提高，并落實在自覺的行動上；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規范旅游者的行為，使人們在旅游中自覺地善待自然世界，保護旅游資源。

3．3有助于提升旅游開發商的道義責任，確保自然旅游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在對待旅游資源的態度上，人類一直以自己的利益作為惟一的出發點和動力，視自然為自己的對立物，以技術為中介，通過對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獲得自身旅游享受[24]。正是這種觀念割裂了人與自然的整體關系，使人與自然的天平開始傾斜，出現了很多以破壞自然資源為代價，以滿足人類各種欲望為目的的經營運作與規劃開發。我們不禁捫心自問我們這么做到底是為了什么?是為了迎合市場需求，還是為了更合理的保護旅游資源?是一味地滿足眼前的利益，還是應該考慮到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古代游記中的環境倫理思想使我們懂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才是最美的風景。事實上，我國古代游記作者中不乏為旅游資源的規劃者、開發者。唐代著名詩人韓愈就提出“宜其與山水……智以謀之，仁以居之”[11]，要用智慧來謀劃山山水水，同時也用仁愛來保守自然風光。在白居易的《冷泉亭記》中稱在余杭郡“從山復湖，易為形勝”，前人已建五亭，他認為這“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后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白公充分認識到這里山水與亭閣的特點，聰慧理性的“故吾繼之，述而不作”。獨孤及在慧山“深源因地勢以順水性，始雙墾袤丈之沼，疏為懸流，使瀑布下鐘”[11]，依據山水自然的特點來創造自然美，開發資源，也不正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智慧嗎!

3．4有裨于開闊旅游理論研究人員的思路，為旅游倫理學的形成提供養分

環境倫理學是一門未竟的科學，需要豐富與完善。國外的學者都將目光投向了中國古代的生態智慧，環境倫理學創始人之一的施韋茲就認為中國古代哲學中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觀念是“奇跡般深刻的直覺思維”，并“倫理的肯定了世界和人生”[25]。我國近兩千年來的古代游記中蘊含著豐富的環境倫理思想，是中國古代生態智慧中枝繁葉茂的一簇，是現代環境倫理學的有益參照和養分。近十年來，一門新興的學科――旅游倫理學在悄然孕育，其中旅游的環境倫理思想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從理論到實踐這種思想會如一股澄澈的山間清泉，使旅游相關理論的研究者開闊思路、融會貫通。在它融入現代環境倫理學后，將會為環境倫理學的完善做出更大的貢獻，在協調人與自然關系和保護自然旅游資源上發揮出重要作用。

篇2

人類對財富的認識源于對自然與社會的實踐。然而，囿于社會歷史背景、經濟方式、文化背景的差異，人們在認識財富、創造財富的實踐中也會形成不同特質的財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豐富的財富思想。“人們普遍有一種感覺，中國古典經濟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顯。很多在先秦出現的經濟思想，后世竟未予以發揚光大”，而古希臘的經濟思想卻“得以發展為學說體系”，并成為西方近代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體系的重要先導。中國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經濟思想中都包含濃厚的倫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繼者走出兩條不同的道路。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中的倫理觀與政治思想緊密結合，并最終成為政治倫理思想的附屬物，從而枯萎了其學理內涵。西方學者把古希臘的財富倫理思想在經濟板塊中不斷加以充實，超越了單純的人性善惡與義利之辯，形成了“以價值判斷為主軸”的一種規范研究方法，豐富了財富思想中的學理成分。財富觀念與財富思想作為人類經濟活動的產物，它必然具有歷史繼承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沒有在中國形成而在西方形成，這與經濟思想(含財富思想)的歷史繼承性有一定關系。所以，我們從“倫理財富觀”與“學理財富觀”上來定位中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特質是有道理的。

一、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中國古代關于財富等經濟思想肇始于奴隸制時代，但“中國奴隸制時代的經濟思想材料較少、較零散，而且表現的不夠明確’。因此，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時代。在從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歷史時代中，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綿延流長，形成了以儒家倫理為本位，以適應中國封建政治統治為要求的倫理財富思想。

(一)儒學倫理思想是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礎

一個時代的經濟特征除了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外，還要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影響。倫理財富觀的產生、盛行與中國封建社會儒家倫理思想有著緊密的關聯。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倫理理念對維護社會穩定、緩和階級矛盾有著重要的作用，而被歷代統治階級所接受并發揚光大，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主導的正統思想。儒家思想以重倫理、尚道德為核心內容，并把其所倡導的倫理道德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與教育中，從而成為影響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主導力量。由此可見，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思想與財富思想不受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為其理論基礎的人性論納人到對財富的認知中。儒家倫理思想認為，人不僅要具有從事生產勞動的能力，還要具有道德倫理與善性，人是國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與道德倫理又是影響社會經濟活動與財富創造活動的重要因素。儒家倫理思想還把人性與社會經濟管理活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為本的經濟管理模式。在對財富的價值目標上，儒家倫理思想認為，財富的生產與創造有利于實現國富與民富，更有利于實現國家整體經濟利益與個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義利觀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儒學義利觀認為義重于利、義大于利、義先于利，反對談物質利益，專注于禮義與仁政。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以及“抑末利而開仁義”、“以禮義防民欲”《鹽鐵論·本議》)反映的就是這種思想。在儒學義利觀的影響下，儒學倫理思想與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產生了以倫理本位為主導的獨特的結合形式，即倫理財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倫理觀念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儒家倫理思想的政治目標是經國濟民，在儒家思想的視野里，倫理道德不僅是政治的基本原則，也是經濟的基本原則。在封建政治體制中，君與民的關系是社會關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儒家思想認為，君主在治理國家的時候要做到“民為邦本”，要惠民、愛民、恤民，這就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軸心—民本思想。以“民為邦本”為核心內容的民本思想不僅深刻體現了中國古代政治統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國古展社會經濟的根本措施，這種措施就是儒家政治倫理在經濟上的延伸與運用。

(二)封建皇權統治是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礎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從經濟角度論證了封建皇權統治的合理性。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強調獲取財富的正義性和使用財富的正當性，以義利觀為標準來看待財富。在孔子看來，義處在社會價值體系中本體論的地位，它是一種具有獨立自主價值的存在，無需在道德之外去尋找其他存在的依據。“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于此”《論語·里仁》)反映的就是這種思想。義作為人的內在道德需要，在與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較中，被孔子視為一種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優先考量的地位，這就是“義以為上”(((論語·陽貨》)、“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與義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倫理財富思想的視野中，當社會矛盾尖銳時，要以義為重，反對利大于義;要以社會的大義為重，反對個人利益大于社會利益。這種倫理財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階級矛盾。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推崇重農抑商政.策和倫理至上主義，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生產力與經濟的發展。在倫理財富觀那里，道德與經濟始終頭足倒置，在它看來，經濟活動的最高價值不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推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而是實現社會道德的完善與和諧。這種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倫理財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進社會變革的經濟力量的產生和壯大，有力維護了封建皇權統治。另外，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強調人們在經濟生活中要尊崇誠實守信的交換原則，先公后私、博施濟眾的分配原則和節儉愛物的消費原則。這種主張有利于防止財富懸殊分化，對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消除不公平的社會現象，維護社會穩定有一定的積極效果，從而對封建皇權的統治與社會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國古代的《論語》、《道德經》、《孫子兵法》等文獻中蘊含豐富的哲學思想和深刻的理性成分。我們不能否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對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的影響，這就像我們不能否認古希臘哲學思想中的倫理主義對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影響一樣。但關鍵的一點是，哪種思想、哪種精神對財富活動的影響更重大更持久。中國古代傳統哲學雖然蘊含深邃的理性精神，但是中國古代傳統哲學相對于古希臘哲學而言比較注重實踐經驗，注重整體思考，因而往往憑借著直覺體悟直接地把握認識對象的本質與規律。不難想象，這種憑借著直覺體悟的直接感知與直覺思維是比較輕視理論分析的，也就是說，中國古代哲學對財富思想的影響還是以倫理主義較多一點，因而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也更多地呈現出倫理特性。

二、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隸制時代稱為‘古代’，而把封建時代稱為‘中世紀’;在中國，人們習慣地把1840年以前的歷史時代稱為古代”但如果從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形態出現的時代來看，很顯然，亞當·斯密之前的財富思想和經濟思想都不能算是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思想。所以，從經濟思想的歷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財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時代—中世紀作為研究的對象和內容。在此意義上，我們研究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時空范圍就擴展了很多。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臘人在財富等經濟問題上提出了許多天才的見解，這些見解“歷史地成為現代科學的理論的出發點”。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經濟思想對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影響，我們可以這么說，西方古代的財富思想已經具備了初級的“科學”理論因子了，而這與其(財富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一)哲學的思辨與理性精神是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認識基礎

古希臘哲學思想的發展與數學知識的進步密不可分，并且古希臘哲學思想非常重視數學知識。在古希臘哲學家們看來，數學不僅是他們追求真知的內容，還是他們哲學思維的工具。正是因為數學知識的介入，古希臘哲學才有了全新的突破和飛躍，而數學知識的介人又賦予了古希臘哲學的邏輯辨證和理性精神。“柏拉圖認為數學是一切知識的最高形式。他的影響曾對那樣一種廣泛傳播的見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種見解認為，知識必須具有數學形式，否則就根本不是知識”。正是因為對數學知識的徹底崇拜，柏拉圖的“四線段喻”、“洞穴之喻”都是用幾何圖形來表述的。可見，數學對古希臘哲學乃至經濟思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希臘經濟思想(財富思想)中存在著較多的思辨成分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能的。柏拉圖的社會分工理論、貨幣理論、分配理論、利息理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正義的倫理色彩，但在討論如何實現他心目中的正義的時候，柏拉圖都是用帶有數學思維的哲學思想去思考的。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成熟了古希臘數哲學思想和邏輯思維，推進了古希臘理性精神的發展。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是理性存在物”，人與一切動物的區別就在于“人的行為根據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所以，不難理解，古希臘財富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在理性精神基礎上進行的理性活動。古希臘哲學思想的思辨與理性精神不僅為西方古代財富的生產、創造提供了認識基礎，而且為西方古代財富思想學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哲學底蘊。

(二)民主理念與宗教文化是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礎

一個時代的經濟特征除了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外，還要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影響。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也必然受到當時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和中國古代財富思想比較，西方古代財富思想更具有整體性和全面性，這個觀點已經得到當前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筆者認為其緣由是，民主與法制的理念給了經濟思想家們開放的視野和科學研究的運行規則，自由的思想與法制的約束更開闊了經濟發展的新空間，這必然地為深人研究財富問題提供了可能的對象與載體。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給了經濟思想家們理性的思考，基督教對人性的壓制更促使了人們對人性的呼喚、對人本主義的探索、對理性的追求，這種結果勢必會給財富的科學研究帶來新的精神動力。

(三)法制與神權是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礎

西方古代與中世紀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時代，但這兩個時代都沒有阻止思想家們對財富思想的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們形成的財富思想，與古代希臘、古代羅馬的政治體制特點、民主理念的蘊育有著緊密的關聯，而中世紀的思想家們所形成的財富思想與神權統治下的人性“吶喊”也不無關系。

古希臘奴隸城邦制度的形成和發展為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古希臘城邦往往是一個獨立的實體，可以自由獨立地進行農業、手工業和商業活動。在奴隸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隸，自由民是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的所有者，而奴隸勞動則是農業、手工業與商業活動中主要的勞動力來源，也是古希臘經濟能夠進人極盛時期的重要原因。可見，奴隸城邦制度為古希臘經濟的繁榮與財富生產活動提供了政治空間。同樣，古羅馬奴隸制政治體制中統一的行政系統與羅馬法律也促進了古羅馬奴隸制經濟的繁榮。當然，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發展不僅依賴于經濟的繁榮和財富的增長，還與古希臘、古羅馬所倡導的民主理念密切相關。“民主”一詞最早來源于希臘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權、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財富等經濟活動中形成的較為系統的經濟思想與民主理念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品性—經濟自由。民主與法制反映在經濟活動中，就是要求實行經濟自由。“希臘的貿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國家沒有什么限制，但個別商品除外’。同樣，羅馬法中規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進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價值標準和統一的等價物，同時它要求人們享有各種交易自由，不受束縛。可見，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是在經濟自由的基礎上產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襲經濟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從色諾芬到亞里士多德，從賈圖到奧古斯丁，從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經濟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權勢的政治家或官吏。這就決定了這些思想家們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狀態來探究財富活動，從而形成較為系統的科學的財富理論。其三，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內容與主旨—財富增值。色諾芬認為，莊園經濟的管理應“能夠繼續支付一切開支，并獲有盈余使財產不斷增加”。古希臘其他思想家還論證了分工可以增加財富數量、提高產品質量等。 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標志著歐洲中世紀的開始。這是一個壓制人性的時代，也是一個貶斥私有財產的時代。基督教雖然鞭撻私有財產，但卻規定財產公有只是適用于從事完善事業的神職人員，不難看出，這種財富思想是為了鞏固基督教神權統治的。但關鍵的一點，基督教是如何將美好的J懂憬引人到人們的頭腦中的呢?這是一個難以解釋的問題。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的主體性力量是人的本能沖動、理性思考和某種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產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導地位，就連中世紀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維的神學論證。想必在那個依靠“理性”的神學論證建立起來的基督教的時代，經濟思想家們對財富理論的論證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學呢?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世紀時代的財富思想也是充滿理性思考的，這與基督教神學理性并不相悖。

三、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比較中的啟示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可謂博大精深，但遺憾的是沒有被發揚光大，在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中也很難尋找蹤跡，而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卻能不斷傳承并發揚光大，成為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先導，這個問題不得不讓我們深刻思考。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們在財富認識方面的思維方式與人性意識的不同。

(一)思維方式

(1)理論思維。這種思維源于古希臘。古希臘人的科學活動有一個完整的體系或者說有一個十分明顯的框架，無論體系還是框架都是以幾個最為一般的原理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以此為源頭，古希臘人通過演繹方法將知識具體化，取得知識，走出一條推演的路，而不是發現或想象這條路，因而貫穿推演道路始終的基本上是理論形式。這種思維一旦運用到財富活動中，易于形成一個較為系統、完整的知識體系，而中國古代財富思想就恰恰缺少這種思維。所以，著名學者吾淳認為:“中國人的知識體系似乎顯得四分五裂、支離破碎。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國的科技活動沒有像希臘那樣被高度理論化。因此，中國的知識體系便沒有可以貫穿始終的‘線索’，……它如同一盤散沙，難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論體系，也難以取得與高水平的理論體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

(2)邏輯思維。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缺乏邏輯思維。許悼云認為:“中國的數學發展就好像是為了做實際的四則雜題一樣發展起來的，并不是為了抽象的思考而發展的，這與古代希臘的數學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古代的思維傾向于直觀性和模糊性，所以，邏輯思維在中國古代“一直發展緩慢，始終沒有建立起西方那樣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邏輯推理體系”。缺乏邏輯思維對經濟思想形成與發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沒有能夠成為完備理論體系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3)創造性思維。中國古代重視“天人合一”，“它是一種封閉的思維，不重視與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有學者也指出:“缺乏個人的創造性，沒有將知識推向進一步充實和獨立的發展，這是東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種束縛性的必然結果。與中國古代相比，古代希臘、古代羅馬人更具有競爭意識和創新精神，這一點從古希臘城邦經濟的獨立性方面可以窺見。

(二)人性意識

古希臘、古羅馬時代有很強的公民意識。這種公民意識，可以看作是一種民族主義和國家觀念。后來私有意識超越了公民意識，西方社會轉向了以私有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人性意識，激發了西方人文主義的發展，而人文主義就是西方古代經濟思想能夠發展成為體系的一個關鍵性因素。中國古代官本位思想不僅表現在政治上，也滲透到經濟中。自秦王朝開始，“士志于道”的觀念“變得高度的政治化了”從漢武帝后，中國的士大夫很少沒有“恒產”的。隨著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長，士大夫的實力也不斷增強，他們既擁有借政府之名的社會統治權，又擁有跟地主一樣的財產權。長期以來的官本位思想，極大地壓制了人性意識，致使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現出一個精華遞減的走勢，最終沒有走上“復興”的道路。

(三)現代轉換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雖然沒有形成完備的科學體系，但其蘊含的精華在今天的經濟活動中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如何體現這個意義，把意義轉化為現實，需要我們認真地作如下思考:

（1）要積極整理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運用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使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精華部分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同時，要積極把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精華納入到當代中國經濟學學科基礎理論之中。

篇3

中國古代醫學是建立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基礎之上的，中國古代易經哲學認為萬事萬物都有陰陽二氣，物質的狀態決定于陰陽氣比例的高低，這也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別。西方文化中，科學與宗教是截然分開的，東方文化則注重學習、思考和智慧的整體性思維方法。應用于醫學上就有這樣一個結論，健康的身體是陰陽氣調和的結果，一旦身體內氣流不暢，就會引起健康問題。中醫的療法就是基于這樣一種原理，采取針灸和中草藥物來舒暢人體內的陰陽氣的流通，達到恢復健康的目的，而且認為人經常與外界（樹、植物和其他人等等）交流陰陽氣有利于身體健康。

將“易”理論運用于人體產生了中國古代醫學，將“易”理論運用于經濟學將會得到“易”經濟學，它注重由真實經濟活動衍生出來的精神經濟。每當人們進行市場交易、生產和消費時，總會產生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就是精神經濟。精神經濟相互聯系的中介是傳統的價值體系：家庭、社區和社會人際關系網絡。

篇4

    中國古代的農業經濟思想,在宏觀方面主要強調富國安民,必須“以農為本,重農抑商”和減輕農民的租稅負擔;在微觀方面主要強調發展農業生產必須善于利用天時、地利,改良農業技術,并精心管理。闡述這些思想的代表著作有成書于戰國末期的《管子》和《呂氏春秋》、后魏時的《齊民要術》等。

    歐洲古代農業經濟思想大體上和中國古代相類似。其代表著作有羅馬時代大加圖的《論農業》和瓦羅的《論農業》等。但是農業經濟作為一個專門學科,則是隨著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而逐步形成的。

    十八世紀中期,在英國首先出現了研究農業經濟問題的專門著作,主要是對新興的資本主義農業產生的狀況進行描述,以及對農業中大生產的優越性及生產要素的合理配合問題進行分析,其代表著作有英國的《農業經濟》等。

    十九世紀中期以后,德國出現了用抽象方法研究農業經營和農業生產的區位配置的農業經濟學著作,這把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向理論概括方面大大推進了一步,其代表作有屠能的《孤立國與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19世紀中期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經濟學轉向研究農業經營形態問題,注重探討農業生產經營的合理集約度和合理的部門結構。

    二十世紀20年代以后,美國對農業經濟學的研究趨于活躍,它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條件下,農場主如何以最少的投資獲得最大利潤的原理、原則和方法,同時也更加重視對農產品運銷和農業金融問題的研究。

篇5

一、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

在進行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胡老經過不斷的探索，尋找出了一套頗具個人學術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學研究方法。大體說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堅持以為指導

胡老一直堅信對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指導意義，并將這一理念貫穿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整個研究過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時，最初只考慮到是搞一門專史，對歷史分期問題采取了一種被歷史學界較多接受的觀點一一秦漢封建制說。但隨著胡老對經濟思想分析的深入，卻碰到了一系列按照政治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問題。于是他依據的基本原理，對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重新進行了審視，果斷地放棄了前說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論，肯定西周是較典型的封建領主制經濟，結果困難即迎刃而解。①

胡老在長期的研究中敏銳地發現，單純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學說”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會碰到許多不易正確解釋的問題。他從同志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得到啟發，認為將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并列為社會基本矛盾，對中國封建經濟的歷史分析是一個很有力的指導理論。由此，胡老提出，在歷史研究尤其是中國封建經濟的研究中“還須充分運用同志的社會基本矛盾理淪作為分析的武器”，認為“掌握了這一理論武器，會幫助我們解決單純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時所不能很好解決的問題。”②由此他開創了運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先河，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更為有效的的科學方法。正是在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的指導下，胡老準確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對此，胡老曾深有體會地指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作者深深地體會到，如果不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正確地運用思想，許多的歷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③

胡老還以此為理論基礎構建起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堅實大廈。他發現，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經濟思想史也相應地呈現出不同階段的時代特征，“一個國家的經濟思想史，是與這個國家的社會發展進程有密切關聯的，所以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在這里，就應該特別予以考慮”。④基于這種認識，胡老將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作為肇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大廈的理論基石，在分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變動的基礎上探討經濟思想的變遷，并將其作為貫穿歷史上各種紛繁經濟觀點的一根紅線，從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系統框架。所以，胡老始終強調，“一部完整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的范疇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⑤“他的中國經濟思想史體系，是在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⑥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關于歷史經濟問題的分歧意見或觀點，都是由于沒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理論才產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運用經濟諸范疇”，結合中國歷史的實際情況，“作出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⑦

2．主張以近代習用經濟范疇為基礎構建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體系

許多學者認為，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時應該有和它相適應的獨特體系，而不能按財富、生產、流通、分配、財政、金融等經濟范疇為體系的方式敘述，否則就是以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框框來套中國經濟思想史。由于這一觀點涉及到應否借用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某些“框框”的問題．所以是一種方法淪的問題．對此，胡老發表了自己獨特的看法。⑧

胡老指出：“任何一種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論范疇，只有在闡述其特殊理論范疇的發展過程條件下，才能顯示它本身的特色”。⑨他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則必須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為基礎。因為“這樣做有幾個好處：(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時代的經濟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階級關系和經濟條件；(2)可能把不同時代的或同一時代的各個思想家的經濟觀進行比較分析；(3)易于探索許多重要經濟概念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賴以產生的階級關系或經濟條件的變化”；(4)中國歷史上不存在專業的經濟思想家，傳統經濟思想大都混雜在哲學、政治等論述之中，將各個經濟觀點按照經濟范疇分別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學、政治等觀點嚴恪地區分開來；(5)經濟思想史區別于其他思想史之處即在于它以論述代表一定階級或集團的經濟概念、理論及其發展過程為任務，而只有以一定歷史時期或人物所接觸到的經濟范疇為表述內容，才能實現這一任務，更充分地體現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特點。⑩

同時，這種表述體系并非是資產階級學說史的“框框”，其實經典著作就是采用財富、利息、生產等范疇來考察、論述經濟學說史的。故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敘述一定歷史人物、學派或階級的經濟思想，非但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學體系應該且必須采用的，即便“將來從事于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思想史的編寫也必須使用這些范疇。”⑾胡老進一步指出，由于舊有的古代經濟思想與近代經濟思想在邏輯思維和名詞術語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完全以舊有經濟思想的范疇作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的基礎，而“必須以近代經濟范疇為基礎并：兼顧舊有特點的體系來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⑿這樣才能更好地運用觀點對舊有的經濟思想遺產進行整理，才能使人們易于理解。因此，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以近代習用的經濟范疇為基礎，“不僅無可非議并是勢所必然。”⒀

3．倡導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視并極力主張運用比較分析的萬法。他指出：“所謂對比分析，以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來說，就是把各種經濟觀點在可能范圍內進行古今對比、中外對比并加以分析批判．”⒁針對一些學者反對進行古今或中西對比的觀點，胡老堅定地認為：“進行對比分析，不僅可以這樣做，有時甚至必須這樣做。”⒂

一方面，各類經濟范疇有進行對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范疇如勞動、消費等，其本身就具備相對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過對比才能體現出各社會形態經濟范疇所反映的經濟思想和客觀經濟條件的特點。其次，一定社會形態所特有的經濟范疇，只有通過對比才可能發現其在同一社會形態下的中西方不同國家之間以及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上的具體差別，且只有把同一社會形態下中西方特有經濟范疇進行一番全面對照之后，才能發現中國經濟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疇。最后，幾種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范疇，如貨幣、商品等，“是古代社會和近代社會所共通的”，故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與它的半殖民地時代的經濟思想相對比，也可以與西方從奴隸制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思想相對比。”⒃且只有通過對比才易于發現一定經濟范疇的演變過程，并找出它在各個生產方式或不同國家之間的共同點和差別點。另一方面，對比分析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紀后半期西方經濟學說即開始輸入中國，并成為人們談論經濟問題的慣用模式，而之后傳人的的經濟范疇在名詞術語上仍是沿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范疇．由此他認為，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任何一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學者，無論他是以為指導或是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都必須選擇使用人們所熟習的經濟范疇才能為人們所理解，而“這樣做，已經是在進行一種對比分析”。⒄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國經濟思想史，既然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的范疇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舊有的經濟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過的由西方傳人的資產階級經濟思想，這就要求必須進行對比分析。只有通過對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紀中葉前后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存廢變遷情況，理清其發展演化的歷史線索。最后，只有把我國舊有的經濟思想與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經濟思想進行對比分析，才能使我們知道我們祖先曾經為經濟學說作出過哪些貢獻，及其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中占據怎樣的地位，才能真正發現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光輝成就。所以，胡老堅持認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進行對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現代化”

如何準確而恰當地解釋、分析和評價古人的經濟思想，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討中一個頗受重視的熱點。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者曾發起了一場關于該問題的討論，即“古人思想現代化”之爭．胡老旗幟鮮明地主張“古人思想現代化”。

胡老指出，所謂“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應該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不遵守列寧所說的“嚴格的歷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當代的東西，無中生有、牽強附會地強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種情況是遵守嚴格的歷史性，運用現代科學觀點、概念、術語和語言論述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應有的思想和行動。⒅胡老堅決反對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種情況的現代化顯然是錯誤的，幾近于無中生有的造謠，這已不完全屬于把古人思想現代化范圍”，而“第二種的現代化是正確而必不可少的步驟，也是所有反對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同志們所認為應該堅持的正確研究態度”。⒆

胡老一再強調，要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去分析、評論古人的思想和用現代的科學概念與術語去解釋古人的思想，進行“古人思想現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和現代科學成就去整理祖國文化遺產，盡管我們遵守嚴格的歷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須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過程．”⒇

胡老認為，真正正確而恰當地將“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要經過三個必須的過程：一是“轉譯”把古人習用的語言，“現代化”為我們今天通用的語言，即將古漢語譯成現代漢語；二是“對口徑”，即為古代的概念術語找到現代習用的相應替代概念術語；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無確定術語概括的思想用現代習用的概念術語表達出來，從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這些概念、術語和語言，由于歷史的差別，古代與現代必然在內容上有簡單與復雜之別，認識上有深淺之別，以及反應客觀事物的正確程度之不同，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進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從某種意義來說，對口徑、加工和轉譯等才是真正而正確的把古人思想現代化。”[21]

對于“古人思想現代化”，胡老是一貫堅持的。20世紀80年代已年屆80多歲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將古人思想及其有關文獻予以現代化成為任何古代中國學術史者所必須闖過的第一關”。而“無論今譯、對口徑或加工均是治我國任何古代學術思想史者(包括中國經濟思想史學者)所必須經歷的過程和艱巨的任務，其目標正是使古人思想現代化，并無可非議之處”。[22]

二、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學術創見

胡寄窗先生作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大師、專家，他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的卓越學術成就，集中體現在他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系統總結和獨到評析上。

1．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研究

從整體上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進行系統的貫通性總結和研究，是由胡老開創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國經濟思想史》是以為指導寫出的第一部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通史專著，在該書中胡老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提出了許多獨到見解，主要有以下幾大方面：

(1)《管子》經濟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對《管子》經濟思想作出了系統整理和分析。頗值一提的是對《管子》輕重理論的研究。他不但力排眾議，認定該理論成于戰國中后期，而且對該理論的內容從研究對象、輕重規律及其運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曉暢的分析，同時獨樹一幟地指出，輕重理論實質是封建王權與商業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國學者大多認為《管子》的消費觀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處理的一部分，因為《管子》既主張崇儉卻又鼓勵侈靡．胡老則認為，這二者并不矛盾，崇儉是一般情況下都適用的原則，而侈靡是在特殊情況下為了達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對于《管子》的其他經濟思想如貨幣數量說、自利觀念、財政上擴大經濟收入和價格；既念等等，亦都有獨到精辟的論述。

(2)古代經濟循環論的首次發現和系統闡述．中國古代經濟循環論后人始終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內涵，更沒人作出明確系統的論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書所載“木饑”系“木康”之誤，后世輾轉傳抄，迄今未被發覺，這樣就不但糾正了一個史料的謬誤，而且首次對這一中國古代經濟循：不論作出了系統合理的闡述，認為該學說說明當時人們已察覺到社會經濟生活過程中存在著某種客觀規律，是世界上最早說明社會經濟變動規律的經濟循環論．

(3)古代人物經濟思想的重新審視。胡老對古人經濟思想提出了許多新穎獨到的見解。例如，對于王莽的經濟思想，學術界幾乎全盤否定，認為其代表了漢代大地主階級最腐朽集團的既得利益．胡老則對王莽的經濟思想給予了較為肯定的評價，指出王莽對當時社會經濟的一些問題已有較為深刻的認識，如認識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條件；非生產性的家庭奴婢人數的增加會導致農村勞動力的缺乏；具有壟斷性的生產事業由政府嚴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對標準價格的設計和對生產成本的重視以及對利息來源于利潤的認識，更是十分深刻和獨到的。所以盡管王莽經濟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錯誤之處且以失敗告終，但失敗了的經濟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錯誤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對經濟問題有一定觀察力的知識分子，能對以前的思想家在這方面的成就加以綜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較深刻的或獨到的認識．

(4)古代土地思想、貨幣理論、財政思想、“重本輕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統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會前期解決土地兼并問題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們設計了各種以小土地平均分配為指導原則的各種土地方案，從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從唐中期開始，土地思想則從解決土地問題本身更多地轉向賦役問題，特別是從宋代起，思想家多將土地兼并看成是積重難返不易改變的客觀事實，并對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進行了分析批判，主張定經界和清丈土地成為土地思想的主要內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雛形開始萌生。

2)貨幣理論。胡老指出，“子母相權”論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貨幣理論，而《管子》的貨幣思想則標志古代貨幣理論的最高峰，這二者支配了整個封建時期，成為封建地主經濟時期經常被引證的貨幣理論依據；封建地主經濟前期雖出現了一些新的貨幣觀點，但經常是點滴的發現或論述，少有人對這些觀點作綜合的系統研究，且絕大多數均系重復前人的觀點；宋以后，由于紙幣的出現和流行，給貨幣理論增添了一個嶄新的內容，紙幣問題成為爭論最多的議題，而從明末開始白銀則不時成為貨幣議論的中心問題。

3)財政思想。中國古代財政思想是甚為豐富的。胡老對其發展演變的脈絡進行了系統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時期許多基本的財政觀點包括量人為出、開源節流、培養稅源、平均負擔、輕徭薄賦等均已產生，西漢思想家則將其具體化為財政措施，在許多方面都具有首創意義，對此后的封建王朝財政起了極大的指導作用，但就其理論來說并未有所突破；隋唐開始發生了重大財政改革，出現了一些新的財政觀點，如量出為人、以貧富為差征稅等等；宋代起則更多地是對傳統財政思想教條的批判、深化和改進。

4)“重本輕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國古代“重本輕末”思想的變化主要表現在“輕末”思想的演變上，具體說來：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戰國開始出現輕末思想，漢代則成為一個傳統的：經濟教條，但漢末即有人對其提出了異議，封建地主經濟后期這一趨勢更加顯明，明清之際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論對傳統的輕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則以新的時代精神宣揚富國，給輕末觀點敲響了喪鐘。這種對輕末觀點的懷疑或公開批判，體現了順應商品經濟發展客觀條件的進步要求，特別是明中葉以后的反輕末思想更是預示未來新興剝削階級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認為，中國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會的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特點：戰國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張緩和貧富對立現象，兩漢戰國末年的分配思想則變為肯定貧富不均現象的合理性，兩漢起卻又掀起了激烈抨擊貧富對立的思潮，而從宋代開始，則較多地宣揚富民思想，反對打擊富民的思想日益流傳，維護富民利益成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經濟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剝削階級思想家所謂“均貧富”只是用溫和的方法以適當縮短懸殊的貧富差距，勞動人民的“均貧富”要求則是以革命的暴力剝奪方式達到財富的絕對平均。

此外，胡老對于古代價值與價格概念、消費觀點、干涉與放任等也都進行了較為系統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許多獨到論斷，不一一列舉。正因如此，學界稱譽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領域中開辟出一條路徑，和他對許多空白的填補以及對大量未見分曉的問題的澄清，則胡氏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23]

2。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中國近代經濟思想亦作出了許多深刻獨到的分析和評價。例如，對于近代官督商辦，當時學界大多傾向于指責其對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認為官督商辦形式本身也是錯誤的。當時民營工商業的幼弱、國際資本主義的強大競爭壓力，以及外在融資條件的欠缺，決定了官府參與工商業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辦企業，則民營工商業將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緩慢出現，所以官督商辦企業開風氣之先的創始意義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認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辦之說，亦自有客觀基礎，不應受到責難。又如，舉借洋債主張在當時學術界一直受到較多的批評．胡老認為，舉外債以興辦近代工業是任何一個經濟落后國家發展國民經濟的正常途徑，不應當將其同一些由于經辦官僚的無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債條件攪混在一起。當時馬建忠因倡議舉外債以修鐵路而備受非議，胡老則認為馬建忠所說的外債是指在資本市場上發行鐵路股票以籌集資本，是資本主義世界創辦工商業的習慣方式，其倡議舉洋債以興辦各種工商事業之論的本身，從理論上講是不能非議的。

在對近代歷史人物經濟思想評價上，胡老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例如稱魏源“在經濟思想領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國式經濟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稱述的思想家，同時也是向西方文明學習的這一巨大歷史潮流的發軔者，所以，魏源的經濟思想標志著我國傳統經濟思想之歷史變革的轉折點”。[24]魏源以后，許多學者大量接觸了西方經濟學，并以此來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因此胡老提出對這些學者的經濟思想應以近代經濟學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為在以前的經濟思想學界多給予較高評價，胡老在肯定其進步作用的同時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習的先行者的意見加以綜合，雖在個別問題上有所發展，仍談不上增加了中國經濟思想的什么新內容”；[25]嚴復是真正傳播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惟一學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義的資產階級經：齊學家，因為他只有對許多經濟學說或問題的片面見解，缺乏對任何一個經濟理論范疇的較完整的表述”。[26]等等，不一而足。

注釋：

①胡寄窗：《對古代史分期問題的一點意見》，《學術月刊》1979年第6期。

②⑦胡寄窗：《關于研究中國封建地主經濟的若干問題》，《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

③④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第l頁．

⑤⑩⒁⒂⒄⒅⒆⒇[21]胡寄窗：《關于目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學術月刊》1964年第1期。

⑥談敏：《回憶我的恩師一一胡寄窗先生》，《財經研究》1994年第4期．

⑧⑨⑾⑿⒀⒃[22]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歧見》，《學術學刊》1986年第3期．

⑦張立容：《評述胡寄窗著<中國經濟思想史>》，《美國政治經濟學季刊》1987年第3期。

[24][25][26]胡寄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頁、第209頁、第235頁.

參考文獻：

篇6

是傳統經管思想的重要優勢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制度和法律、政治等因素的側重是目前主流經濟管理理論所欠缺的。而事實上，主流西方經濟理論把制度因素和法律政治因素作為一種外生變量的模式，在西方經濟學界也深受各方詬病，這一缺憾也直接影響了西方經濟理論的發展，制約了其發揮作用的空間和能力。在這一背景之下，發現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當中對制度等因素的分析內容，能夠對目前的經濟管理理論產生重要的彌補作用。

1.傳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改革家往往比較關注各種生產要素的產權問題

孟子在探討產權關系對社會治理所產生的影響時，強調“有恒產者有恒心”的觀念。他事實上提出了產權對資源配置的作用，發現了產權能夠激勵和約束產權所有者的行為的現象。我國在春秋戰國之后就開始了一種以土地私有權和自由買賣制度為依托的封建社會。土地的私有產權和自由買賣制度極大的發展和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使我國的小農經濟高度發展，也使我國的封建社會可以長時間延續。這啟示著我國的經濟管理人員和經濟學、管理學領域的研究人員，產權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是一種跨文化、跨種族的普遍規律，私有財產的保護制度不僅僅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在自身的歷史和實踐當中所孕育出的一種制度安排，也是東方社會所需要的一種制度框架。并且結合孟子的相關學說的最終目標是向君王提出一整套管理方案的特點，現代的經濟學者和經濟管理人員應當明確產權制度的最終目標是形成一套經濟領域的社會治理制度。產權制度應當成為社會秩序穩定的一項支柱，而不僅僅是一種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建立起一種以公有制主體，但是又能夠充分的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框架，這應當成為我國目前經濟管理人員的思考對象。

2.傳統思想家和政治家在看待經濟管理問題時，并不將相關問題作為一個獨立的事物，將經濟管理行為轉化為整個社會的有機整體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傳統的法家、儒家的經濟主張，事實上都是整個治國方略的一個部分，不同的經濟主張的背后是不同的經管理目標和社會治理目標。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事實上就是一種能夠帶來一種非常強大的社會整合功能的專制主義制度的經濟延伸。商業本身不易被控制，商業也具有波動性大的特點。商人追逐利潤，因而難以形成對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忠誠，發展商業對于古代的君主和官僚機制而言是具有挑戰性的。

為了實現建立起穩定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目標，建立起自給自足的分散的經濟活動機制，使社會成員組織松散，缺乏對外聯系，就成為了必要的手段。而小農經濟又能夠保證國家能夠比較穩定的獲得財政收入和兵員，對于正在處于統一戰爭階段的諸侯國而言是再好不過的一種經濟發展策略。這啟示著我國的經濟管理學者和工作者應當將自己的視角拓展到整個社會的發展目標上來，發現不同的經濟理論背后的一種政策目的，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目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主要途徑。這意味著進行經濟建設時，管理人員所使用的理論應當與我國的基本情況相吻合，盲目借鑒成熟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一些經驗必然產生一種水土不服的問題。

3.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上，經濟思想的轉變也提示著我國的經濟管理人員應當發現不同時期的不同客觀條件，抓住不同條件下的不同主要矛盾

在我國封建制度形成之初，國家統一戰爭和封建勢力兼并戰爭的殘酷和劇烈，決定了封建國家需要動員其全部的力量進行對抗。而在兩宋時期為了能夠保持一種穩定的外交關系，減弱北方少數民族南下給中央政府帶來的生存危機，封建國家鼓勵發展商業，希望通過經濟聯系加強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對南方中央政府的依賴，進而削弱這些民族的攻擊能力。這體現出了國際關系和政治因素對經濟制度和經濟管理模式的巨大影響。這提示著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人員不能以一種簡單的經濟邏輯看待和分析宏觀經濟和國際經濟問題，應當考慮到當今世界的競爭是一種綜合國力方面的競爭。綜合國力固然以經濟實力作為基礎，但是也應當注意到經濟實力和其他實力之間的一種辯證關系。單純以市場的邏輯分析問題，而忽略掉了國家間在政治和軍事上存在的相互關系，往往會使經濟實力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一種次要實力。

二、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當中的理財觀念和啟示

傳統的理財觀念是我國古代經濟管理思想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在我國的傳統社會，由于商品經濟并不發達，因此決定整個社會經濟狀況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環境和國家的財政收支。如何在保證民生的同時解決國家財政支出的需要，這是擺在歷代統治者面前的大問題。

1.我國古代的理財觀念主要包括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即“開源”和“節流”

所謂“開源”即指國家應當努力的發現新的稅源，在既定的稅收制度之下，努力的增加社會財富的總額，最終實現財政收入的增加。而“節流”的財政觀念則認為一定時期的稅源是有限的，應當減少不必要的支出，最終實現國家財政的收支平衡和盈余。在我國古代的經濟實踐當中，“開源”的措施往往被轉化為一種與民爭利的行為。兩漢時期的鹽鐵官營，兩宋的鹽引和茶引制度，直到明朝中后期的“礦監”制度都是“開源”的表現，而在傳統的農業稅領域，“黃宗羲定律”更是揭示出了我國歷史上農業稅改革導致農民負擔不斷增加的必然結果。歷史上王安石變法的主要思想也是增加稅收的來源，而不用去改變稅基和稅率。但是由于缺乏約束和監督機制以及古代社會生產技術的有限性，“開源”政策往往會轉變成一種增加民眾負擔的形式。對于目前的國民經濟管理工作而言，注意對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通過鼓勵經濟總量的提高增加稅收，應當成為增加稅收的重要措施，但是也應當注重增加稅源的過程當中可能產生的種種敗德行為的防治。

2.我國古代的稅收管理制度當中缺乏對稅收征收成本的控制

我國古代中央政府控制稅收成本的手段主要包括對官員的道德約束，行政監察制度和不斷調整的稅率等手段。而每一次稅收體系的變動和改革，都在將一些原來地方政府控制的計劃外收入轉化為國家可以控制的計劃內收入。而地方政府最終也在不斷的通過自己的違規操作擴大自己的計劃外收入，稅收成本從未降低，而稅收負擔則與日俱增。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當中，這種現象可以被近似的理解為只注重通過要素的追加來增加產量，而沒有注意到改進生產函數，減少生產過程的損耗來實現收益的增加也是可行的。這同我國古代社會當中缺乏對實用技術的關注，在管理選拔的過程當中僅僅重視道德教育的水平有關。

3.我國古代的財政管理體系當中始終包含著一種重等級不重事權的內在矛盾

這體現著我國古代的一種用財政資源作為控制地方政府，加強中央集權的思想。財政資源在此時發揮著一種政治方面的杠桿作用，是形成中央對地方的管理優勢的手段。這事實上體現著我國的經濟管理機制和政治權利之間緊密結合的傳統特征。自漢代開始設立的“均輸”制度，到宋代的轉運使制度，乃至于明代不設立地方財政預算的管理制度，都始終強調中央對國家財政的控制能力，但是地方政府需要履行自身職能而產生的支出往往得不到中央的重視。

綜上所述，傳統的國家財政觀念當中，“開源”和“節流”之間的平衡和選擇的難題始終存在。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后，對“開源”的選擇，封建國家往往采用一種審慎的態度。這事實上提示著現代國家應當鼓勵新興產業的發展，刺激社會財富的增加，并在此基礎之上擴大稅基，在不增加經濟個體的稅務負擔的情況下增加財政收入。我國目前應當借鑒傳統國家財政制度的缺陷所在，加強對稅收征收成本的控制，編制更為合理的國家預算，減少財政資源的浪費。保證財權和事權的統，轉變對財政本身的認識，構建起能夠適應服務型政府職能需要的財政管理制度應當成為今后財政體制改革的一個重點。

三、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篇7

正如書中所言：“傳統成語、習用語、諺語作為農耕文明的產物，仍遺存著農耕文明生活的痕跡”，“有必要進行一次文化拓展與吸納之旅。”五千年的文化積淀賦予中國成語鮮明的兩重性：一方面具有持久穩定性，另一方面則難以與時俱進，具有一定的滯后性；一方面在數量上浩如煙海，資源豐沛，另一方面對成語文化的內涵解讀則較為單一；一方面多是對生活經驗的總結，另一方面則缺少嚴謹的科學與邏輯分析；一方面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則缺少必要的質疑與反思。而這本《中國成語批判》正試圖解決上述矛盾。在繼承原有成語基本含義的基礎上，加大對其引申義的發掘，深化中國成語的內涵與外延，并賦予它新理論、新思想、新觀點，也充分發揮了學者應有的引據求證的風范，做到了有理有據、有破有立。

篇8

我國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獨特的國情、獨特的歷史和獨特的經濟制度，對于這些具體情況，我們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立足國之根本，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經濟制度。我國目前正在實行的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要取得實踐的成功，就必須立足實踐，從實踐中汲取營養，進而總結出完善的理論，實現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

“范式”是指在某一具體科學領域、某一特定時間內比較占主導地位的研究學者普遍認同的概念、分析方法。1978年之前，在中國經濟學中占主導地位的是“蘇聯范式”。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經濟學理論范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篇9

中國現代經濟學不是從中國古代傳統經濟思想中“內生”出來的，而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經濟學及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近代留學生群體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其學術思想成為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獨特重要的組成部分。但中國經濟思想史學術界缺乏對近代留學生群體經濟思想的系統深入研究，留學生經濟學學術成就迄今沒有得到足夠重視。該書以中同近代留學生博士論文為切入點研究留學生留學期間的經濟思想，重點研究留學生博士論文對經濟學的貢獻。作者論述了留學生博士論文在理論經濟學、財政理論、金融理論、農業經濟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工商管理理論、經濟思想史、經濟史和經濟學等方面的學術貢獻，是一部近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百科全書式的學術著作，開拓了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領域。

二、挖掘了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學科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該學科一百多年來已有的學術研究成果主要是運用中文文獻資料，外文文獻資料少有運用，存在文獻收羅不足的問題，導致中同近代經濟思想特別是民國經濟思想沒有得到充分挖掘，許多經濟思想沒有系統加以研究。比如民國時期的劉大中、蔣碩杰、林霖、何廉和方顯廷等的經濟思想都沒有進入《中國大百科全書》，甚至沒有列入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進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創新，也要有史料的新發現。作者利用從歐美各國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經濟學博士論文，中國近代留學生在歐美經濟學刊物上發表的學術論文，兩方學者在歐美學術刊物上發表的有關中國近代留學生博士論文的評論文章等，研究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的變遷，其中大多數資料是第一手資料且第一次運用。

篇10

【導語】

寧夏固原2019年4月自考時間：4月13日-14日。

2019年4月寧夏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專業課程時間表

專業代碼 專業名稱 層次  4月13日(星期六)上午  4月13日(星期六)下午  4月14日(星期日)上午  4月14日(星期日)下午 公共課 　 　  12656 *思想和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  00009 政治經濟學(財經類)  00031 心理學  00012 英語(一)  03708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  03706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  02197 概率論與數理統計(二)  00015 英語（二）  02199 復變函數與積分變換  03709 基本原理概論  04183 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經管類)  04729 大學語文    00420 物理(工) 　  00020 高等數學(一) 　  02198 線性代數 　  00022 高等數學(工專) 　  04184 線性代數(經管類) 　  00023 高等數學（工本） 英語頂替課 　  00318  公共政策 　  00031 心理學  08046 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 20203 會計 專  00067 財務管理學  00146中國稅制  00155 中級財務會計  00144 企業管理概論  00157 管理會計（一）  00065 國民經濟統計概論  00156 成本會計  00043 經濟法概論 　 　  00041 基礎會計學 　       　 20207 市場營銷* 專  00058 市場營銷學  00178 市場調查與預測  00177 消費心理學  00043 經濟法概論（財經類）    00065 國民經濟統計概論  00181 廣告學（一）  00144 企業管理概論 　 　  00182 公共關系學 　 　 　  00041基礎會計 　 30112 法律* 專  05679 憲法學  00245 刑法學  00260 刑事訴訟法學  05677 法理學  00242 民法學  00223 中國法制史  00243 民事訴訟法  00244 經濟法概論  00247 國際法  00261 行政法學 　 　 40101 學前教育* 專  12340 學前兒童發展  30002 幼兒園教育活動設計與組織  09277 教師職業道德與專業發展   50114 漢語言文學 專  00535 現代漢語  00536 古代漢語  00534 外國文學作品選  00533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二）  00529 文學概論（一）  00530 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  00506 寫作（一）  00532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一） 　 　  00531 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 　 50207 英語* 專  00596 英語閱讀（二）  00831 英語語法  00522 英語國家概況  00795 綜合英語（二）  00595 英語閱讀（一）  00794 綜合英語（一）  00597 英語寫作基礎 　 50212 阿拉伯語 專  06755 阿拉伯語綜合技能（二）  06756 阿拉伯語語法  06758 阿拉伯語閱讀  06761 阿拉伯文化概況 100701 護理學 專  02997 護理學基礎  03179 生物化學（三）  02998 內科護理學（一）  03001 外科護理學（一）  02901 病理學  02996 護理*學  02864 微生物學與免疫學基礎  03002 婦產科護理學（一）  00488 健康教育學  03000 營養學  02113 醫學心理學  02899 生理學 　  02903 藥理學（一） 　  03003 兒科護理學（一） 90110 葡萄與葡萄酒* 專  02731 釀酒微生物  02735 葡萄酒工程學  02738 葡萄植物保護學  02736 葡萄酒工藝學 20115 經濟學* 本  00139 西方經濟學  00141 發展經濟學 　 　 20204 會計 本  00058 市場營銷學  00149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  00160 審計學  00158 資產評估  00162 會計制度設計  00150 金融理論與實務  00159 高級財務會計  00161 財務報表分析（一） 20210 旅游管理 本  00058 市場營銷學  00198 旅游企業投資與管理  00191 旅行社經營與管理  00152 組織行為學 　 　 　  00053 對外經濟管理概論 20218 人力資源管理 本  06089 勞動關系與勞動法  06091 薪酬管理  05969 人力資源戰略與規劃  11760 人力資源政策與法規 　 　  00937 政府、政策與經濟學 　 30106 法律 本  00230 合同法  00246 國際經濟法概論  05680 婚姻家庭法  00228 環境與資源保*  00249 國際私法  00262 法律文書寫作  00167 勞動法  00226 知識產權法 　 　  00258 保險法  00233 稅法 30302 行政管理學 本  00318 公共政策  00315 當代中國政治制度  01848 公務員制度  00034 社會學概論 　 　 00321 中國文化概論 　 40102 學前教育 本  00398 學前教育原理  00385 學前衛生學  00402 學前教育史 　  00401 學前比較教育 　  00387 幼兒園組織與管理 　 　 　  00882 學前教育心理學 　 60102 歷史教育 本 00774 史學理論與方法 　 　 　 40112 小學教育* 本  00464 中外教育簡史  00465 心理衛生與心理輔導 　  00467 課程與教學論 50105 漢語言文學 本  00037 美學 　  00538 中國古代文學史（一）  00537 中國現代文學史  00540 外國文學史 　  00539中國古代文學史（二） 　 80702 計算機及應用 本  02324 離散數學  02326 操作系統  04737 C++程序設計  04741 計算機網絡原理  04747 Java語言序設計（一）  04735 數據庫系統原理 　 　  02331 數據結構 　 　 　 82218 電子政務 本 　  00315 當代中國政治制度 　 　 90115 園林* 本  02662 植物生理學  07894 園林植物遺傳育種  07427 園林生態學  07899 園林建筑設計 90202 林學* 本 　 　  04215 觀賞樹木學  04216 森林規劃與設計 100702 護理學 本  03006 護理管理學  03200 預防醫學（二）  03201 護理學導論  03004 社區護理學（一）  03203 外科護理學（二）  03009 精神障礙護理學 　  03007 急救護理學  03202 內科護理學（二）  03008 護理學研究 　 　 100805 藥學 本  05522 有機化學  03023 藥物化學  03034 藥事管理學  02173 無機化學 　 　  03031 藥物分析  03050 藥理學（三） 80307 機電一體化工程* 本  02194 工程經濟  02240 機械工程控制基礎  02202 傳感器與檢測技術 　 　 　  02200 現代設計方法 　 20208 市場營銷 本  00185 商品流通概論  00150 金融理論與實務  00184 市場營銷策劃  00183 消費經濟學  00186 國際商務談判  00149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  00055 企業會計學  00098 國際市場營銷學 20202 工商企業管理* 本  00067 財務管理學  00150 金融理論與實務 　  00152 組織行為學 　 　 　 　 00149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 　 　 80806 建筑工程* 本 　 　  02448 建筑結構實驗  02447 建筑經濟與企業管理 50201 英語* 本  00087 英語翻譯 　 　  00604 英美文學選讀 50408 音樂教育* 本  00730 中外音樂史  00732 簡明配器法 　 　 90403 畜牧禽醫* 本  02678 農業推廣學  02794 動物遺傳育種學  06698 牛生產學  05945 禽生產學  說明：帶*號專業為寧夏高職高專在校生銜接自考本科、中職中專在校生銜接自考專科課程而開的，不接受社會生報考。 帶的專業助學組織必須嚴格按照限定的報考條件招收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