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22 15: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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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是一個國家生存發展的經濟基礎,是國家進行治理的支柱。在財政范疇下,有關于稅務等多個管理內容,并且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財政方面改革成為一系列改革的首要方面。合理的財政基礎以及相關體制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穩定,維護市場大環境安寧,本文針對國家治理現代化框架下的財政基礎理論建設進行研究,希望有助于我國財政基礎理論的完善及發展。
一、財政在國家治理框架中的地位
在我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曾經提出,財政是我國國家治理的基礎以及重要支柱這一看法。在以往的財政地位描述中,是將財政的涵義定位為政府及相關部門進行的有關于我國財務收入及支出的配置活動,將部分社會資金用于國民生產或公共服務中,滿足人民對于社會的需求。國家治理框架作為一個較為專業的語言,與財政概念有著較高的相關度,因為國家治理框架中,包含著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多個內涵,而財政作為經濟領域內的一個基本概念,同樣存在于國家治理框架范圍內,而在以往對財政的定義中,只存在于國家治理框架下經濟中的一個小范疇,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重新對財政進行定位,將財政的認識更進一步,使得其在我國治理體系中提升到了更為重要的位置,是國家治理框架的基礎。
二、財政基礎理論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改革開放程度也在不斷加深,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直接反映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程度,有關于財政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斷增多。為建設自由、民主、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國開展了系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改革,努力構建我國形象。此外,財政是國家資金使用方面內容,有關于國家建設治理的各個方面,都需要財政資金進行支持,在稅制改革之后,我國現代化進程有了一定的提升。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國治理體系改革也有了新的思想觀念,在現代化進程中,為推進治理體系中其他方面的改革程度,將財政作為其中的關聯點,是有必要的。
三、現代化財政制度體現
我國稅務制度已保持了較久的時間,但就當前改革開放的相關情況來說,稅務制度仍然未轉變為一個引領各個方面的基本制度。在現代化進程中,稅務制度的表述從之前的公共財政轉變為當前的現代化財政,在公共財政當中,稅務制度所帶有的直接性質為共有,其財政性質也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符合的。而在現代化財政當中,國家財政情況的轉變主要與時展情況相關,從我國各個領域的體制改革上著手,與國家治理能力及治理現代化程度相關,構建出現代化財政制度,這是隨著人類文明進步而產生的一種財政方式。但這并不表示現代化財政脫離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恰恰相反,現代化財政制度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增加了時代元粗,更為深刻的促進經濟發展以及國家治理程度與時俱進,并且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創新點。現代化財政制度仍然是以公共性為財政活動的基本特點,并將財政收入用于有關于公民需求的方面,將建設后的服務設施及其他實體建筑納入到社會公共服務當中,更好的營造社會主義文明氛圍,實現國家治理目標。
四、財政基礎理論與社會主義法治
從我國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構建當中,可以看出國家及地方政府的財政活動中的各個環節都處于法治管理當中,在其活動中體現的是法律規范以及相關行為準則。在國家治理現代化框架中,法治體系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我們黨已將依法治國這一理念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并且不斷健全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保障人民生活及國家運作長治久安。因此,將財政作為我國國家治理框架的基礎部分,同樣需要受到法治內容的限制。但當前我國有關于財政方面的法律法規仍存在不完善之處,相關工作人員對于財政的法制觀念并不理解,在此種情況下應努力完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將財政發展的方方面面納入到法治社會的框架中,并且規范相關工作人員的財政活動,對其進行法治教育,了解到財政對國家治理以及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以填補當前財政法制中的空缺。
五、稅務制度的法治規范
有關于稅務制度的法制規范有三點。其一是將財政狀況作為法治的出發點。政府及相關部門在針對財政狀況進行相關活動時,要詳細記錄財政收入的來源以及財政支出的去處,構建合理動態的財政收支管制,在法治規范的基礎上,規范各個部門工作人員的財政活動,必須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進行。其二是有關于財政預算方面,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當從實際情況出發,針對財政支出進行合理預算,從民生入手,真正做到財政收入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三是有關于政府財政的公開性,應將其各個部門的資金使用狀況進行公開,做到權利由民監督,避免以權換錢事件的發生。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國家治理體系開始圍繞著經濟發展中的財政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變,在財政基礎理論中,主要指出了財政在我國國家治理中占有重要位置,其具體情況與稅務制度息息相關。此外,有關于稅務的相關改革是我國各個方面改革的結合點,從稅務進行改革可以直接影響到各個領域的發展情況。將財政作為首先需要控制的方面進行建設,可以全面推進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發展。
參考文獻:
實際上,從治理的角度,現代化階段主要解決的是管理問題;后現代化階段主要解決的是服務的問題,大體上相當于我們現在講的服務型政府和公共服務的概念。這兩個階段的焦點是不一樣的,所以我是不贊同要從管理型政府或者治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這個說法的。這個說法并不嚴謹,中國現在要建立的應該是一個管理服務型政府,因為管理提升的任務并沒有完成,如果單純地講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容易發出錯誤的信號。
“兩化疊加”條件下的治理難在何處
一是致使達成社會共識的過程更為復雜和艱難。比如說可能會出現用后現代化的眼光看待關于現代化的努力,說這種努力“標準太低”“太滯后了”;另一方面,你做的關于后現代化的努力同樣會有人說,“太超前”。比如,高速公路天天堵,說你滯后;高速公路修完了沒有幾輛車,又覺得你太超前。
其實,我們既有現代化的任務還沒完成,又拉到了后現代化的階段,如果我們思路更清晰一些有助于達成共識,但是現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并不是很清楚,還常常用后現代化的眼光看待關于現代化的努力,或者用與現代化階段相匹配的手段處理后現代化的課題,所以無論是從宏觀決策層面還是微觀的角度,難度都很大。當然原因不止這一個,但這是很大的原因。
二是導致政府發展理念上錯位。由于處于“兩化疊加”的時期,政府的發展應該是面臨著雙重的任務,所以現在簡單地強調從管理(管制)型向服務型政府轉變顯得有點急。中國歷史上積累下來的統治經驗比較豐富,但在管理社會,特別是管理城市方面,缺乏足夠的理論和經驗積累,治理的理念才剛剛進入。當然,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的時候,地方政府忙招商引資,當時正常的情況應該是要向服務型政府方向轉變的,2003年以來一直也要求地方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但是由于從上到下思路并不清晰,確實出現了在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的同時,地方政府開始把招商引資的熱情轉向開發房地產。可見這個思路還不是很清楚。
三是不利于正確認識當前社會發展中客觀存在的某些差距。我可能偏保守一點,我認為很多差距在短時間內是難以避免的,但是思路應該更清楚一點。比如現在的地區差距、階層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后者實際上最主要的成分還是城鄉差距。比如說有一次我和西部省會的朋友聊天,他抱怨地區差距,我就問他:“你吃的穿的比我差嗎?住房比我差嗎?開的車比我差嗎?”不差,甚至比我的都還好。那么差在哪兒?實際上不是差在個人,是差在西部整個社會結構、經濟活動當中,農民、農村比例比東部高很多。如果不做細致的分析,只是不加以區分地對比,一會兒拿現代化跟后現代化對比,一會兒反過來拿后現代化跟現代化對比,就會給人以“亂”、“矛盾多”的印象,同時會不切實際地抬高要求,進而帶來更多難題。
如何應對“兩化疊加”的雙重壓力
作為一個政治學和公共管理的研究者,我要特別強調,我們要繼續強化管理因素,我們的管理還要繼續補課,目前重點應強調“管理-服務型”政府,逐步形成完全意義上的服務型政府,即兼顧加強管理與提升服務,“現代化”階段的主要任務側重強化管理,“后現代”階段的主要任務重在擴大服務。同時,注意強化細節管理和流程管理,改變“重體制輕機制”的習慣。
加快城市化進程。雖然城市化的過程中出現了種種問題,包括土地、財政等等問題,但是當我見到媒體貶損城市化,心情總是不愉快。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還是要靠城市化解決。就像你跟西部的朋友對比,他們個人的生活可能并不比你差,差是差在農村和農民的問題上。西部農村和農民的比例比較高。這些問題還是要用后段加速,而不是降速的辦法解決,中國就得有速度,中國沒速度不行。要用融合而不是劃界的辦法,推動城市化健康提速與“精準扶貧”相結合,去積極彌補“兩化疊加”所導致的社會壓力和“社會斷裂”現象。
在各種政府的說法當中,相對而言,我還是比較贊成“有為政府”,也就是一個偏強和積極一些的政府。但是我說的偏強和積極一些的政府,不是比現在的政府更強,比現在的還是要相對的偏弱一點,但是和其他國家的政府比起來,它還是要相對偏強一些。它的特點我個人的理解就是:職責優化、行政主導、注重績效、規模適度、制約有力、敏捷靈活。
這里面我強調兩點,一是要堅持注重績效,雖然我不贊成搞成企業型政府,但是中國政府比較講績效,它拿績效管著你,還是有效果的。另外一個是敏捷靈活,我接觸國外一些同行時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經濟學教授對中國地方政府的評價要好于政治學教授,盡管他們的角度也不一定全面。我就問他們對中國地方政府的好評根據是什么。他們就說中國政府很積極,做事積極想辦法,反應快,很敏捷,這就可以了嘛。
在深思熟慮的基礎上考慮公共政策整體平衡問題,避免政策指導思想的不平衡、不統一所可能帶來的治理困難。看事不能只看這一個事,要考慮整體平衡,既要考慮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當中的幾個主要方面的平衡問題,也要考慮縱向平衡,就是中國現在正處在現代化和后現代化幾乎同步推進的這么一個歷史階段。中國發展得快,主要靠的就是這兩個階段同步推進。它是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
現在有一個說法,好像中國基礎設施不能再投了,再投就過了。其實不是的,比如中國的高速公路還是沒燈的,但我去過的發達國家,大多數高速公路都是有燈的。中國城市馬路上的路燈也不算太亮,還有我們自來水的水平還比較低,等等。這些小事對整個平衡問題的解決很重要。
1. 生態現代化――深圳未來30年目標
深圳在過去30多年里從一個邊陲小鎮迅速發展為現在人口超過千萬的國際化城市,是一個世界矚目的奇跡,也見證了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騰飛產生的巨大變化。今天的深圳已是中國四大一線城市之一,國際重要的空海樞紐和外貿口岸,中國重要的經濟和金融中心,2012年經濟總量居中國大陸第四位。
然而伴隨著深圳30多年的飛速發展,也日益顯見出資源匱乏(尤其是土地資源和水資源)、能源緊缺、環境惡化、人口擁擠“四個難以為繼”的瓶頸,2005年5月,深圳市第四次黨代會就提出要實現從“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轉變的戰略目標,探求深圳發展模式的改變之路。
可以說,資源匱乏(尤其是土地資源和水資源)、能源緊缺、環境惡化、大城市人口擁擠同樣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影響可持續發展的最為核心的問題。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曾經說過:“由于中國如此龐大的人口,人類至今為止走過的所有發展道路對中國都不能適用。要不了多久,中國非得開拓一條全新的航道不可。這個發明了造紙術與火藥的民族,現在面臨一個跨越西方發展模式的機會,向世界展示怎樣創造一個環境上可持續的經濟。中國如成功了,就能為全世界樹立一個光輝的楷模,為人敬仰效法;中國若失敗了,所有的人都將為此付出代價。”
中國環境保護雖然已有30年的歷史,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程度還處于起步階段,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浪費現象十分嚴重,因此,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經濟發展的壓力和環境資源的壓力都會非常大,現代化進程中如何科學的處理經濟、社會和環境的關系,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和緊迫的問題。
可見深圳所面臨的發展困局正是整個中國所面臨的發展困局,深圳所嘗試的轉型正是整個中國需要去做的事情。作為國家的經濟特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社會主義示范市和創新城市,深圳未來的發展目標除實現自身有限資源條件下的城市可持續發展外,還擔負了探索未來中國現代化的模式和路徑的歷史使命,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深圳現在所面對的和30年前所面對的,就本質而言并沒有多大區別。
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矛盾如何協調解決,深圳市現有資源環境條件能否支持未來持續性發展,并實現更高概念的現代文明,深圳未來該如何定位,生態現代化理念或許就是答案,其特色在于進一步強調現代化進程的生態轉型,也即是實現生態現代化,或許可以解讀為探索未來中國生態現代化的模式和路徑。
過去20多年,許多發達國家選擇了生態現代化并取得了國家發展的顯著進步。深圳市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運用生態現代化理論的基本原理,去解決現代化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這是一個科學而又行之有效的選擇,這是我國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一次歷史性的戰略轉型,而深圳可能再次為歷史所選擇,這或許就是深圳市未來30年作為社會示范市和國家創新城市的歷史使命。
此外,生態現代化作為一種結果和目標指的是生態型的現代化,而作為一種過程指的是生態化的現代化。而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和物質載體, 生態涵蓋了眾多要素,例如目前熱門的低碳概念,也僅是其元素之一。同時,生態在社會復雜巨系統中并不是孤立的要素,它與經濟、社會等要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相互制約。從系統論的觀點出發,生態現代化應是經濟的生態現代化、社會的生態現代化、以及生態建設的現代化等諸方面的整合,完全可以統籌深圳市提出一系列城市概念,例如“效益深圳”、“低碳生態城市”、“宜居城市”、“低碳城市”、“環境保護模范城”、“園林城市”等,這樣有利于打造深圳市獨特的城市名片,與國內其他城市的定位相區別。
2. 環境科技創新是生態現代化的實現基礎
生態現代化的概念最初是由德國社會學家J?胡伯于1985年提出,他認為生態現代化是工業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工業社會的發展有三個階段:工業社會突破階段(1789―1848年)、工業社會形成階段(1848―1980年)、工業社會轉型階段(1980年以后)。三個階段的發展動力都是經濟和技術,第三個階段主要凸現人類活動與環境保護相互協調的技術需求。胡伯還認為,在環境轉型方面,政府的干預和環境運動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最終能發揮重要作用的是經濟部門和企業家,他們通過技術創新推動工業生產的生態轉型,從而實現經濟的生態化和生態的經濟化。其核心觀點是把現代科學技術創新作為改善生態環境的核心機制、把環境污染既當作危機也當作發展環境科技的機遇、把減少污染看成是經濟競爭力的工具。他認為,生態現代化代表一種積極預防的環境思想,是利用人類智慧去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進步之間矛盾的現代化理論。
德國社會學家M?簡尼克也是較早提出生態現代化概念的學者之一,他將環境政策分為補救性和預防性兩個類型,認為生態現代化實施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從補救性策略向預防性策略轉化的過程。他指出,實現生態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科學技術的革新過程,并非要改變根本的社會制度。他主張通過社會結構性變革和采用預防性策略,以有益于環境的生產和消費形式替代傳統形式,這樣還可以避免激烈的社會沖突。
荷蘭學者A?摩爾認為,生態現代化作為一種社會變革理論具有四個特點:第一,科學技術是實現生態轉型的關鍵因素,而不是造成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第二,反對經濟與環境勢不兩立的觀點,環境影響的內在成本化是生態現代化的重要機制之一;第三,承認政府在環境管理過程中、在生產和消費方式的導向作用中的不可或缺性;第四,政府與市場在環境問題上的重新定位在生態轉型中將發揮重要作用。摩爾還指出需要進行變革的幾種社會要素:政治――政體向公眾參與決策的開放民主的政治組織形式轉變;經濟――環境保護從增加成本向獲取利潤轉變;法律――舉證責任從受污染方轉移至污染方;科技――創新技術從補救性向預防性轉變。這些社會要素的變革既是社會結構的變革也是社會基本價值觀念的變革。
學術界和各國對生態現代化的理解或存在一定差別,但其核心特質卻是高度一致的,即消除現代化發展中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的不相容關系,尋求兩者之間正向結合的理論意蘊和現實出路,并認為環境科技創新是實現生態現代化的基礎。
3. 加速環境科技創新的幾點建議
3.1 推動思想意識的生態轉型
沒有現代生態環境意識就沒有生態現代化,由此也失去環境科技的創新動力,提升全體市民,特別是管理者和決策者的現代生態環境意識,是深圳市實現生態現代化的成敗關鍵,自然也是決定環境科技創新成效的關鍵。
現代化被片面地理解為經濟現代化,物質財富的多少被視為區域發展甚至社會進步的首要標準,經濟發展帶來的繁榮與享受降低了人們對環境風險的估計,環境退化變成了經濟發展的合理代價,這應當是深圳市的可持續發展陷入“四個難以為繼”的根源。所以,深圳必須在未來的發展思路中消除上述片面的發展觀念,著眼于整體和全局的長遠利益,著眼于可持續發展需要,以創新思維把環境保護變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以現代化的生態轉型推動經濟、社會、環境的全面發展。
思想意識生態轉型的戰略措施主要有:①開展生態現代化的理論研究,詮釋生態現代化的生態概念,并構建可操作的指標體系;②加強環境教育,普及生態現代化理念;③公開環境信息,鼓勵公眾監督和參與環境決策。
3.2 建設利于環境科技創新的體制環境
目前,深圳市環境科技創新體制有待進一步完善,關鍵技術、工藝及設備研發嚴重滯后于市場需要,環保科技投入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環保科技成果轉化率低,難以形成成熟的環保產業。公益性科研機構缺乏穩定的投入機制,環境科研工作的系統性和長遠性不夠,難以形成長期的、整體的、能滿足生態現代化所需的科技支撐能力。環境科技創新體系尚未形成,環境科技創新基礎能力薄弱,人才匱乏,亟需探索有利于環境科技創新的新機制、新體制和新制度。
結合深圳市政府機構的深入改革,建議由深圳市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統籌環境科技的創新規劃、創新標準的制定和相關鼓勵政策的制定,并監督落實相關項目的實施或直接主導相關項目的實施。
3.3 創新重點從“末端治理”向“全過程控制”轉變
對應于生態現代化理論,環境技術創新應通過將著重于環境壓力下的“末端治理應急性”技術向“全過程控制預防創新性”技術創新轉變,由此實現推動環境保護的“成本投入型”向生態建設的“效益產出型”轉變。
環境科技與各行各業密切相關,需要把生態技術和設計融于各個領域,需要從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采取措施,尋求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模式,使環境與發展協調。發達國家普遍加速了生態制造技術、生態建筑技術、清潔能源技術等清潔生產技術的研發。深圳市從上世紀90年代,從發達國家引入清潔生產和污染預防理念,本世紀初又引入了循環經濟概念,當前又興起低碳經濟的浪潮。目標都是希望污染控制能實現從末端治理向源頭削減和全過程控制轉變,采取綜合污染防治戰略和技術手段。而目前,在全球氣候變暖背景下,低碳經濟概念日漸熱門則有利于能效的提高和新能源的使用。由此可見,深圳市環境技術的創新重點從“末端治理”向“全過程控制”轉變已具較好基礎,其實施效果的關鍵則在于落實相應的激勵政策、資金和引入創新技術。
3.4 加大環境科技創新的資金投入
目前,深圳市直接用于環境科技創新的資金投入來源于兩部門,市人居環境委每年約有2000萬元的環保科研專項經費,該部分資金主要用于支撐環境管理決策的研究工作,此外,科信貿工委每年提供金額不等的資金,用于環境科技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整體而言,資金的投入遠低于環境科技創新的資金需求,企業申請的難度較大。
鑒于深圳市每年將近1個億的環保專項資金主要用于支持企業污染設施的升級改造,從實際使用情況來看,主要用于末端污染治理設施,而該類設施的改造本身就是排污企業所應承擔的責任,且不符合“全過程控制預防”理念,建議將該部分資金用于補貼企業“全過程控制預防”的環境技術創新工作。同時將深圳市每年投入的科技創新資金的五分之一直接用于環境技術的創新工作。
3.5 加快關鍵技術和設備的研發和應用
資源匱乏(尤其是土地資源和水資源)、能源緊缺、環境惡化、人口擁擠“四個難以為繼”的瓶頸突破,水資源及能源效率的提高、環境污染的治理完全可通過環境技術的創新實現,建議重點加強節能、節水技術和設備的研發和應用、重金屬污染行業的水處理及回用技術、大氣、噪聲和固廢污染防治技術和設備的研發和應用。
以水環境領域為例,由于深圳市主要河流的污徑比過大,各污水處理廠出水必須達到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方能滿足水環境目標要求,而目前各污水處理廠的排水指標距離上述目標存在較大的差距,科技創新資金可適度向污水處理廠深度改造技術的研究傾斜。
3.6 打造技術創新及技術服務平臺
隨著經濟實力的迅速提升和環保監管力度的加強,重污染企業污染治理投入不斷增加,政府每年同時利用近億元的“環保專項資金”對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升級改造進行直接補貼。就目前而言污染企業末端治理的硬件設施已普遍滿足法定要求或國家相應技術規范要求,但是,大量的投資并未達到預期的環境效益,企業自身的環境管理水平及技術能力嚴重滯后,使得污染治理設施難以發揮應有的效能是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之一。而從污染防治的效果來看,單純局限于污染物的末端治理難以真正解決企業的環境問題,而污染防治要向源頭和全過程控制轉變,推動企業的清潔生產和循環經濟建設,無疑對企業的環境技術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就大部分企業而言,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難實現突破。
企業環境技術能力尤其是創新能力提升的全面提升絕非一朝一夕之力,對一些環境意識、環境管理和技術水平相對落后的企業尤為如此。必須系統全面的診斷企業的環境問題及其在環境管理及技術能力所存在的不足,且需要政府、污染企業和節能減排技術服務機構形成合力,并持續有效的推動實施。在類似深圳這樣的發達地區則完全有必要建設環境技術創新及服務的公共服務平臺,探索推動企業環境技術創新的新模式。
4. 結語
經過30多年的經濟飛速發展,深圳市的現代化進程出現了資源匱乏(尤其是土地資源和水資源)、能源緊缺、環境惡化、人口擁擠“四個難以為繼”的瓶頸,而深圳所面臨的發展困局正是整個中國所面臨的發展困局,其背后的根源則在于原有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出現了瓶頸。近年來,深圳市重新定位資源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對傳統不可持續的現代化模式進行反思與變革,并提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和創新途徑,其實質符合了生態現代化的概念。對應于生態現代化理論,要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核心在于環境科技的創新。深圳市應當把環境科技創新作為改善生態環境的核心機制、把環境污染既當作危機也當作發展環境科技的機遇、把減少污染看成是經濟競爭力的工具,利用特區人的智慧去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進步之間矛盾,力爭在未來30年實現生態現代化,在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也為中國現代化進程提供示范,這也正是作為社會示范市和國家創新城市的歷史使命。
參考文獻:
[1](美)萊斯特?R?布朗,B模式2.0:拯救地球 延續文明,東方出版社,2006
關鍵詞:轉型社區治理公民參與
Key word:Reforming The community governs the citizen to participation
一、概念及背景
在現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中,社區治理和社區公民參與已經成為非常流行的話語。那么它們的概念和定位是什么呢?廣義的“社區治理”是指社區與國家和市場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社會互動方式。①而對于社區參與這一概念的理解,目前多內大多數研究者有著較為一致的看法,即認為它是指社區成員自覺自愿地參加社區各種公共活動或公共事務的決策、管理和運作,影響社區權力運作,分享社區建設成果的行為和過程。在我國的城市社區發展建設中,實現社區自治式的社區治理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目標,而社區自治的主體就是社區公民,社區自治的實現需要真正地實現社區公民參與。城市社區公民參與的興起和提倡與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和城市化是緊密聯系的。
從宏觀角度來看,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中,我國城市的“單位制”社區開始瓦解,逐漸開始向社區制轉變,社區就像一個小型的“社會”,逐漸成為介于政府和家庭之間的一個公共空間,而社區緩和現代化進程中的矛盾和問題的作用也逐漸凸顯出來。從微觀的角度看,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社區居民不僅在物質生活和生活質量上的要求提高,同時對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參與的要求也在日益增長。
二、發展中呈現的問題淺析
盡管公民參與在社區中興起并成為社區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由于我國社會處在這樣一個轉型期,各種類型的社區內的公民參與發展程度事實上是參差不齊的。一般說來,在單位型社區和處在城鄉結合部的社區的居民參與度較低,而在一些新型的商品房小區里的社區居民參與度則相對較高。這是由多方面因素導致的,單位型小區的居民由于習慣了傳統的縱向管理,因此,人們對于社區治理和社區參與的理解更多地帶有自上而下的參與取向。而處在城鄉結合部的社區居民通常來說是由郊區農民、進城務工人員等組成,這類社區由于社區的發育程度較低,社區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較低,因此,人們在社區治理中的參與意識并不強烈。而在新型社區里的居民由于有較好的收入,參與意識較強,且具備參與的能力,因此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程度較前兩者高。但是隨著“單位型”社區的功能的逐漸弱化、越來越多的人由“單位人”轉向“社會人”,以及現代化的發展,單位型社區和處在城鄉結合部的社區的公民參與程度會逐漸地提高,而目前社區參與的不同發展程度正是中國從傳統到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必經之路。
從城市社區組織來看,在社區內通常存在著縱向組織和橫向組織兩種參與取向的組織。盡管在許多城市社區中,業主委員會、中介服務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橫向組織進入社區大大地推動了社區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發展,但是居委會、街道辦事處等縱向組織作為政府在社區的代言人,在很多社區中仍然在發揮主導作用。這種社區的居民參與依然表現出一種自上而下的參與取向,所謂的“參與”只是一種政府動員、推動下的被動的參與,并沒有發揮居民參與社區事務、實現自治的真正作用。
三、小結
法制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發展現象,但是世界各地又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發展模式。研究法制現代化的模式,對現代化進程進行總結,其意義不僅僅在于回顧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進程歷史,更重要的是能夠為我國正在進行的法制現代化提供經驗和教訓。從而更好的推動我國的社會變革和法制變革,更快的實現我國的現代化。我國許多學者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大量富有見地的論述,將法制現代化道路按照不同的標準進行了分類。呂世倫教授借鑒我國現代化學者對現代化道路的分類將法制現代化模式分為內源的法制現代化和外源的法制現代化。夏錦文教授在此基礎上以法制現代化的動力來源為標準,將法制現代化劃分為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外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和混合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一、法制現代化的概述
(一)法制現代化的概念
一個社會的法制從傳統人治型法律規范價值體系向現代法治型法律規范價值體系的轉型變革過程。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第一從橫向來看,包括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和法律觀念的現代化,觀念現代化了,才是現代化真正實現了。第二從縱向來看,包括立法現代化、執法現代化、司法現代化、守法現代化和法律監督現代化。
(二)法制現代化的特征
法制現代化是一個歷史變更的概念。法制現代化是人類法律文明的成長與躍進過程。這種歷史性躍進,導致整個法律文明價值體系的巨大創新,法的現象絕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條件的發展變化而不斷運動的社會現象。
法制現代化是一個民族性的概念。法制現代化這樣一個普遍性的進程總是要在一個國家具體進行,在不同的國家所呈現的特點和樣式并不一樣,每個國家都會有體現自己民族特色的法制現代化特征。因此,法制現代化是一個具有特定民族精神的概念,是共性與個性的統一,是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統一。
法制現代化是法律的理想目標和現實進程的統一。法制現代化作為一個過程體現時間的連續性和歷史的承接性。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就是現代型法治社會的建構及其在生活中的實現,以現代法治國家的形成作為其終點。第四,法制現代化是法律的工具價值與目的價值的統一。法律的工具價值體現在運用現代化的法律來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社會,通過法律的治理實現法治。法治國家的形成也就是法制現代化的目的所在。
二、法制現代化的模式
(一)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1、內發型法制現代化的定義
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是指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法制因內部諸條件的成熟而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性躍進過程。這種法制現代化模式以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和美國為典型。從動力來源上看,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的動力主要來自社會內部,是因社會內部經濟因素的增長和生產方式的發展所導致的社會進步對法律變革的需求。
2、內發型法制現代化的特征
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是一個由社會自身條件成熟而發展起來的自發的、漸進的法制變革過程。西方法律伴隨著教皇革命、宗教改革運動、羅馬法復興運動不斷演進;同時,也伴隨著英國光榮革命、美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逐漸成熟。從不成文法到成文法、由憲法典到民法典進而到其他部門法典,西方法律的形式化運動蔚為大觀。正是在這樣的進程中,西方法制逐漸展開了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內發型現代化的歷史畫面。
(二)外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1.外發型的法制現代化的定義
外發型法制現代化主要是指在一國內部社會需求軟弱或不足的情況下,由于一個較為先進的法律系統的劇烈沖擊和強大壓力,而被迫對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所實行的突變性的改革。
2、外發型法制現代化的特征
外發型法制現代化的特征在政府的目標指導下設計形成的,人為設計和建構出來的。即以國家強制力為支撐通過加強立法來人為地、有計劃地創造一種現代化的社會秩序。
(三)混合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1、混合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是指因各種內外部因素相互影響形成的合力所推動的一國法律體系從傳統型人治走向現代化法治的革命性變革。
2、混合型法制現代化模式特征
這種模式中存在著兩方面的動力,即域外法律文化的沖擊和該社會內部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方面因素的作用。并且需要內部因素和外來影響相互作用,其中,社會內部存在著的處于變化狀態中的經濟、政治、文化基礎和條件是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動力根源。
通過對法制現代化概念和發展模式的闡述,我們發現,無論采取什么樣的模式,對于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其最終結果是要誕生體現中國特質的中國法律。這是一種反映了中國法律人一個多世紀的不懈追求和當代中國法制理想的中國法律,這是一種在中國法律文化與世界法律文化相交融的基礎上能夠與世界法律文化平等對話的中國法律。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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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光劍.清末修律與近代中國法制現代化[D].吉林大學,2008.
十報告提出到2020年教育現代化要基本實現,“實現教育現代化,教育治理要率先現代化。”“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在各級各層教育領域展開,當前我國“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布展主要集中于大學教育、職業教育,還缺少對學前教育層級的關注。學界已就此問題進行了探討,但是系統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開展。我國目前學前教育治理研究狀況如何,學前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否必要,是否可行,應從哪些角度開展系統的研究是本文著重論述的內容。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回顧
(一)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術界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當前學前教育治理的困境與破解策略上。駢茂林(2012)認為,由于治理責任不明確、治理理念不清晰,以往我國學前教育公共服務水平受制于地方政府自身的努力程度,學前教育治理結構、過程和結果呈現明顯的“碎片化”特征,并將此歸因于政府學前教育公共服務職能不明晰;學前教育服務的制度供給不足以及學前教育服務標準缺失和監督機制缺位。時麗(2015)認為我國學前教育的發展還存在政府投入嚴重不足、學前教育公平缺失等問題,其根源是學前教育治理結構的失衡。并且指出市場、民間力量和家庭也是學前教育的重要治理主體,要理清政府與其他治理主體之間的關系,明確治理體系各主體的參與領域和職責,實現學前教育治理體系的創新,從而促進學前教育的良性發展。
(二)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研究的突出成果集中于以下幾項:(1)學前教育的多元立法。英國《兒童法案》(2004)和《兒童保育法案》(2006)的頒布,為進一步明確建立、健全政府職能,明確相關重要部門和責任人的職能和職責,實施整合服務為所需的機構重組和跨部門合作機制提供法律支持。德國政府制訂了《兒童和青少年福利法案》(1992)、《托幼機構拓展法案》(2004)等,以保障學前教育與基礎教育之間的連續性。(2)實施學前教育“弱勢補償”方案。國家制定并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系統的學前教育發展項目和發展計劃是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促進學前教育發展的重要措施。(3)鼓勵機構的多元發展。國外學前教育機構的供給途徑有國家教育部門、地方政府、社區、教會、慈善團體、學校、企業、私人等。
(三)研究述評
通過對國內外既有研究成果的檢視發現:(1)對學前教育治理的研究還不成熟。治理的理念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引入國內,學界對其的分析也不可謂不多,然而結合中國國情和體制特征進行的有價值和有力度的分析依然不多見。(2)在立法多元、均衡發展、課程設置理性化、治理主體多元化方面,國外已有了實際操作,但是基于自己的國情,我難以照搬他們現成的理論和經驗。(3)“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教育領域的延伸,應該在各級各類教育展開全面的研究,而學前教育層級的系統研究還未展開。
二、學前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是落實中央政策,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改革的總目標,落實到教育領域就是要通過全面改革,完善科學規范的教育治理體系,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治理能力。當前教育工作存在的諸多問題,都可以“牽引”到學前教育層級,學前教育的治理現代化研究在教育的基礎環節,將起到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作用。
其次是破解學前教育熱點、難點問題的需要。袁部長提出了當前教育工作的問題,其中之一便是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不足。習慣于用分數管學生,制約了學生的創造性;習慣于用升學率管老師,制約了教師的創造性。問題“牽引”到學前教育層級就要杜絕學前教育小學化。但是,學前教育存在的“問題”是動態的、流動的,要破解難題,則離不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因而這一研究將為破解學前教育熱點、難點問題提出可供參照的對策建議。
再次是建設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的需要。“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是指在政府、社會和市場等主體的參與下,將公平、優質的學前教育惠及所有農村適齡兒童的管理保障體系,具有公益性、普惠性和政府主導性。”學前教育治理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善治(good governance),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學前教育屬于公共產品,要實現其“公益性”與“普惠性”就要規避單單依靠市場進行學前教育資源配置的缺陷,要在政府發揮主導性作用的前提下,通過多元主體“共治”來保證學前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這樣學前教育才能最廣泛地惠及到“弱勢”適齡兒童。
三、學前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可開展的研究路徑
第一,要在厘清學前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涵方面做出努力。因為明晰概念是進行科學研究的邏輯前提。首先,學前教育治理與大學教育治理、職業教育治理有相同也有不同之處,從治理的本質來講,都是對主體利益的協調與整合,區別就在于學前教育治理涉及的利益主體的特殊性,學前兒童的發展是我國學前教育一直關注的焦點,國內知名專家都普遍認為應該充分尊重兒童發展的規律性,杜絕學前兒童的超前教育,學前教育的“去小學化”旨在通過科學教育培養幼兒的創造力、想象力與動手能力,而非集中在小學知識的掌握。其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學前教育治理現代化的兩個必要維度,治理體系是規范政府、學校、市場等多元治理主體的權利與行為,維護公共教育事務和提供優質教育公共服務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治理能力是治理主體,即治理組織和相關人員開展治理活動,實現治理目標的能力。治理體系現代化是學前教育體制改革的核心任務,治理能力現代化則是學前教育現代化的重要保障。
第二,應關注學前教育治理的“現代性”意蘊研究。學前教育治理現代化,不是“化”為現代學前教育就算完成任務,而是要在現代學前教育的基礎上,追求更為長遠的“現代性”。對于學前教育治理的“現代性”意蘊可分別從治理理念、治理主體、治理機制、治理工具、治理過程幾個維度展開。按照現代性所秉承的“大寫的人”(即主體性)及“大寫的理性”特征,學前教育治理理念需要凸顯公平、民主與效率;治理主體要凸顯多元化特征;治理機制要凸顯法制之理性以及市場之理性特質;治理工具要注重法律與契約;治理過程要凸顯“互相承認”、“民主協商”等特征。現代化是現代性的獲得過程,學前教育治理的“現代性”是什么,直接決定了學前教育現代化的走向。
在制定現代化灌區指標體系時,要注重科學性、真實性與國民經濟發展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
1灌區有健全而強有力的管理體系。
2灌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全國中等以上水平,農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不超過12%~15%;服務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超過45%;非農業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過70%。
3灌區有文化的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過80%,青年適齡組中上大學的人數比例超過10%~15%,管理隊伍人員中專以上文化程度應占職工總數的90%以上,中高級專業技術人員比例占30%以上。科技進步貢獻率在50%以上。
4灌區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60%以上。
5灌區工程建設安全達標率達到98%,易澇農田治理率達到95%,田間防御能達20年一遇24小時雨量水平,大中型水利工程全部應用遙感、遙測、遙控裝置,防御能力達100年一遇水平,三防指揮系統覆蓋率達100%。
6灌區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充足、優質的供水保障,大中城市供水保證率要達到97%以上;一般城鎮90%~95%以上;工業95%~97%以上;農田有效灌溉面積達耕地面積的90%以上;飲用水源水質達到國家地面水Ⅱ~Ⅲ類;實現城鄉水資源統一管理包括地下水,并力爭實現水量與水質的統一管理。
7灌區要注重水環境保護,水庫和渠道為全社會提供水質達到國家地面水環境質量標準;灌區的建設要田園化山、水、田、林、路、城鎮綜合治理。
8灌區的農業機械化率要達到90%以上,水利工程施工機械化率要達到95%以上,工程達標率100%,工程完好率95%以上。工程管理單位良性循環率95%以上,辦公自動化率90%。實現水利信息網互聯互通,墑情、雨情、水情自動測報。
9灌區法律、法規、規章配套率達到90%以上,水行政許可、審批審查率達到100%,水政監察隊伍的“八化建設”達標率、水事糾紛的調處率和水事案件的辦結率均要達到90%以上。
二、建設現代化灌區的對策與措施
1加大改革力度,理順管理體制
筆者認為灌區管理體制改革的實質是調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應根據規模經濟基礎設施的共享性可帶來“集聚效應”的特點,以及我國具有傳統的層級觀念,應相應提高淠史杭總局的級別,以統管灌區的建設,嚴格執行水利工程建設的制度。按照“分級管理”和“政企分開”的原則,理順省、市、縣的管理事權,健全灌區專管機構和基層用水戶參與管理組織。將干渠以上或跨地市、縣市的分干渠,灌區中小型水庫交總局對水資源進行全面統一管理調度。充分利用水利工程的水土資源廣泛開展多種經營,發展壯大水利經濟。
2更新觀念
在決策的過程中,把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融入到決策者的價值觀中,注重提高灌區的科技含量。要有超前意識,敢于對高新技術進行風險投資。
3做好前期工作,提高規劃質量
組建淠史杭現代化灌區課題研究組,研究現代化灌區的有關事宜。加大對前期工作的投入和技術人員配備,根據灌區的地形、水文、地質和社會經濟與水利科技的發展,因地制宜,做好灌區綜合規劃工作。健立灌區前期工作咨詢機構,完善灌區咨詢、評估、論證制度。
4抓住機遇,廣開資金渠道
一、問題的提出與應用誤區的分析
目前,現代教育技術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運用有了迅速發展,但是也存在有問題和誤區,其主要表現為:第一,教育理念存在偏頗。傳統的教育觀念強調以教師為中心。而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之以合作學習為中心的多種虛擬學習環境和教學模式的出現,新的集成化教育系統為人們提供了更為直接和高效的現代化教育技術手段,而人們的理念尚沒有及時實現更新和轉換。第二,應用網絡教室和校園網的目的不明確。許多高校把網絡教室這種現代化教育技術僅僅看作是一個教學手段的現代化,而沒有看到有此所帶來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的改革和教學方法的更新,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實現學習的多元化、主體化和社會化。第三,在課程信息化建設方面,技術性思維被忽視。各高校遠程聯機系統中,有關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數據庫資源比較貧乏。
二、建構主義學習思想的借鑒和應用
建構主義的學習觀認為,知識是學習者在一定的情景即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師和學習伙伴)的幫助,利用有意義的學習資料,通過意義建構的方法獲得。這里建構主義所強調的是學生對知識的主動探索、主動發現和對所學習知識的建構。諸如把多媒體網絡等現代化教育技術手段運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教學,就比較利于實現建構主義的學習環境。因為現代化信息資源和技術的應用,不僅能夠極大地豐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情景,有效地促進學生該課程認知結構的形成和發展,而且也會促進現代信息技術和學科課程的整合,逐步實現教師和學生的教與學互動方式的改革。
從高校的現代教育技術發展來看,近幾年來,多媒體教學已成為各個高校教學改革的熱點和發展大勢,它以圖文并茂、聲像結合、動靜相宜的表現形式和非凡的視覺沖擊力、表現力,能把人們對事物及其發展過程的認識引人了一個新境界。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抽象的理論概念較多,如果采取傳統的方式教學不僅枯燥乏味,且有時也很難闡釋清楚,而一旦采用多媒體技術輔之以圖片、動畫和視頻傳導,就會起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借鑒并應用現代教育技術對思想政治理論課進行信息化教育改革,勢在必行。而作為信息化教育改革,必然會給傳統教育模式下師生的思想行為帶來巨大變革。一方面,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要熱愛網絡和諳熟相關技術,能在正確把握教學信息真意的條件下,有效地對各種信息進行主體意義的加工,并通過網絡技術進行有效和傳遞。這一過程既包括了對傳統教學方式和手段的改善和改造,又包括了從學生的可接受性和學習需要出發,進行教學特色的創意設計和提高教學的效能。另一方面,作為學生,要確立在現代網絡化環境中自主、自覺學習的新理念,根據自己的實際水平和學習方式自主地選擇性學習,鍛煉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構建智能導師系統尋求教學幫助,或通過網絡對學習進行反饋,培養現代信息技術條件下正確獲取和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推進高校政治理論課信息化的有效措施
(一)統一規劃,逐步形成工作系統
要建立由主管部門統一規劃組織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軟件設計開發系統。首先,設計開發軟件必須走規模化大兵團作戰之路,集中資金、人力和物力,克服和糾正各自為戰、效益低下的局面;其次,要根據教育教學改革的需要,制訂有針對性的、目的明確的科學開發規劃,克服隨意性;再次,要采用以系統為中心的開發模式,組建一支由政治理論課的學科專家、教師、教學媒體專家、教育心理學家、教育軟件制作者等多方面專家組成的研發團隊;另外,要注意引進和培育市場,有機地吸收大公司或企業的資金和技術,給教育軟件發展注人活力。
(二)建設數字化教育信息資源庫
作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信息工程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要建設數字化教育信息資源庫和建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信息網絡中心。一方面開發數字化網上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信息資源,開展多媒體教學和網絡教育服務,以解決可能制約高校網絡化教育發展的“瓶頸”問題。另一方面建設現代化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驗中心,為信息化課程的開發和教學實驗提供技術支撐,同時也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快捷的信息化服務。
(三)聚合各種資源,創建學習資源中心
一、問題的提出與應用誤區的分析
目前,現代教育技術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運用有了迅速發展,但是也存在有問題和誤區,其主要表現為:第一,教育理念存在偏頗。傳統的教育觀念強調以教師為中心。而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之以合作學習為中心的多種虛擬學習環境和教學模式的出現,新的集成化教育系統為人們提供了更為直接和高效的現代化教育技術手段,而人們的理念尚沒有及時實現更新和轉換。第二,應用網絡教室和校園網的目的不明確。許多高校把網絡教室這種現代化教育技術僅僅看作是一個教學手段的現代化,而沒有看到有此所帶來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的改革和教學方法的更新,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實現學習的多元化、主體化和社會化。第三,在課程信息化建設方面,技術性思維被忽視。各高校遠程聯機系統中,有關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數據庫資源比較貧乏。
二、建構主義學習思想的借鑒和應用
建構主義的學習觀認為,知識是學習者在一定的情景即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師和學習伙伴)的幫助,利用有意義的學習資料,通過意義建構的方法獲得。這里建構主義所強調的是學生對知識的主動探索、主動發現和對所學習知識的建構。諸如把多媒體網絡等現代化教育技術手段運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教學,就比較利于實現建構主義的學習環境。因為現代化信息資源和技術的應用,不僅能夠極大地豐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情景,有效地促進學生該課程認知結構的形成和發展,而且也會促進現代信息技術和學科課程的整合,逐步實現教師和學生的教與學互動方式的改革。
從高校的現代教育技術發展來看,近幾年來,多媒體教學已成為各個高校教學改革的熱點和發展大勢,它以圖文并茂、聲像結合、動靜相宜的表現形式和非凡的視覺沖擊力、表現力,能把人們對事物及其發展過程的認識引人了一個新境界。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抽象的理論概念較多,如果采取傳統的方式教學不僅枯燥乏味,且有時也很難闡釋清楚,而一旦采用多媒體技術輔之以圖片、動畫和視頻傳導,就會起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借鑒并應用現代教育技術對思想政治理論課進行信息化教育改革,勢在必行。而作為信息化教育改革,必然會給傳統教育模式下師生的思想行為帶來巨大變革。一方面,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要熱愛網絡和諳熟相關技術,能在正確把握教學信息真意的條件下,有效地對各種信息進行主體意義的加工,并通過網絡技術進行有效和傳遞。這一過程既包括了對傳統教學方式和手段的改善和改造,又包括了從學生的可接受性和學習需要出發,進行教學特色的創意設計和提高教學的效能。另一方面,作為學生,要確立在現代網絡化環境中自主、自覺學習的新理念,根據自己的實際水平和學習方式自主地選擇性學習,鍛煉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構建智能導師系統尋求教學幫助,或通過網絡對學習進行反饋,培養現代信息技術條件下正確獲取和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推進高校政治理論課信息化的有效措施
(一)統一規劃,逐步形成工作系統
要建立由主管部門統一規劃組織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軟件設計開發系統。首先,設計開發軟件必須走規模化大兵團作戰之路,集中資金、人力和物力,克服和糾正各自為戰、效益低下的局面;其次,要根據教育教學改革的需要,制訂有針對性的、目的明確的科學開發規劃,克服隨意性;再次,要采用以系統為中心的開發模式,組建一支由政治理論課的學科專家、教師、教學媒體專家、教育心理學家、教育軟件制作者等多方面專家組成的研發團隊;另外,要注意引進和培育市場,有機地吸收大公司或企業的資金和技術,給教育軟件發展注人活力。
(二)建設數字化教育信息資源庫
作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信息工程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要建設數字化教育信息資源庫和建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信息網絡中心。一方面開發數字化網上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信息資源,開展多媒體教學和網絡教育服務,以解決可能制約高校網絡化教育發展的“瓶頸”問題。另一方面建設現代化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驗中心,為信息化課程的開發和教學實驗提供技術支撐,同時也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快捷的信息化服務。
(三)聚合各種資源,創建學習資源中心
原因在于“救火式”治理便捷、高效的背后,潛藏著種種治理危機。在某種程度上,它意味著政府對社會新問題、新危機、新風險的缺乏預見性,在處理相關問題上的不夠徹底,以及公共管理體系的不夠完善等。而上述種種則導致公共資源的極大浪費和不必要的公共利益損失。正如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指出的,“問題發生之前,是‘政府最小化’狀態,政府對市場上發生的破壞游戲規則行為聽之任之,無所作為;問題發生后,是‘政府最大化’狀態,政府幾乎耗費所有的資源去應對某一問題,整個市場則為之停擺,政府與市場都付出了太多的代價”。
當前,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場景發生了整體性改變,要保障社會平穩快速發展,滿足公眾對政府不斷抬高的期望,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思維和國家的治理體系,乃至干部管理體系都必須進行現代化的轉型。面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我們顯然不能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救火式”辦法來解決。
治理能力、治理體系的轉型,所保羅的內容非常豐富。從宏觀層面來看,有價值取向、防治文化、能力建設、配套制度等方面的考量;從制度設計上來看,則要考慮治理主體、治理依據、治理方式、治理過程、治理形態等的均衡選擇。目前,世界主要國家都通過在治理中導入風險管理來完善自身的治理體系,全面提升政府風險管理制度設計應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選擇。
對“救火式”治理的批評早就存在。但時至今日,為什么這種治理方式仍有市場,甚至在一些地方還能大行其道呢?這預示著我國治理體系存在哪些主要癥結?治理轉型的出路在哪? 本期策劃我們邀請相關專家就這些問題作出探討,深入總結“救火式治理”的缺陷及其影響,從風險防范、政府考核等視角分析“救火式”治理現象存在的癥結及制度出路,為從“救火式”治理向“均衡式”治理轉型出謀劃策,以期為推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啟迪思路、有所助益。
—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
如何改革國家治理體系,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是擺在各級治理主體和全體公民面前的共同任務。完成這一任務,不能靠疾風暴雨式的運動,而是要靠一個個問題的解決,靠鍥而不舍的改革、轉型。相對于“救火式”治理,均衡式治理類似“彈鋼琴”,追求的是各治理要素之間的和諧勻稱,而不是畸輕畸重,顧此失彼。其基本要求是:治理主體的均衡,治理依據的均衡,治理方式的均衡,治理過程的均衡,治理形態的均衡。
—郎佩娟
推進全面風險管理制度是完善治理體系的國際趨勢,應以全面推進政府風險管理作為重要切入點。重構風險防范視角下的治理制度,應重視治理制度的整體性、預防性和邏輯性設計、“制度設計人”的風險管理能力培養以及相關配套性制度的結構性改革。
—游志斌
對突發性事件的預見能力是減少突發事件的發生,控制、減輕和消除突發事件引起的嚴重社會危害的前提。“只治不防”的傳統治理思維,是導致事態驟然加劇而相關部門只能倉促應對、疲于應付的根源。對社會問題的預見能力應當與防控體系的建設結合起來,如果兩者是脫節的,有關部門也不可能對社會問題作出及時、有效的判斷。
—袁峰
只問結果不問過程的考核容易造成以下的一些不良后果:一是投機取巧,做表面文章;二是領導干部存在僥幸心理;三是助長了領導干部弄虛作假的不正之風。此外,有時還會因專業知識的局限而使上下級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信息不對稱性,這就為下級做假帳和“摻假”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最終的結果是,由于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危機始終無法消除,各種事故頻繁出現,管理者和領導者陷于“救火”之中而忙得不可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