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文化的民族性與多樣性，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公平、發展與文化多樣性保護

1.公平與公平理論

所謂公平，簡單地說就是公正、合理、平等。對于公平的認識經過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早在兩千五百年前，孔子就在《論語?季氏》中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后來，這種“均無貧”的思想被發展成為絕對平均主義。西方對公平的認識也是源遠流長，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伊壁鳩魯到霍布斯、盧梭、康德、黑格爾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等，分別從政治、社會、經濟和法律等不同角度闡述了公平的思想。

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最早是由美國心理學家亞當斯（John Stacey Adams）于上世紀60年代提出，是一種關于社會的比較過程的理論。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 1921 2002）則從社會政治的角度提出了公平理論。在他著名的《公正論》（1971）一書中，羅爾斯提出了社會公正的原則。作為一種激勵理論，公平理論常用于經濟管理。實際上，公平理論也適用于社會。如果一個群體或者說一批人感到不公平，那么就會產生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當這些矛盾和問題激化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影響到社會的安定。

2.公平、發展、與區域文化多樣性保護

公平與發展的問題由來已久。在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的時代，公平與發展的關系實際上就是公平與效率的問題。公平較多地被看作社會發展目標，效率則主要是經濟發展目標。人們逐漸認識到:二者同時作為人類社會這駕馬車的兩個輪子，共生共榮，等量并重，不可偏廢。他們作為社會均衡發展的整合目標表現為雙向互動的態勢。

公平與文化多樣性保護同樣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少數民族文化之所以面臨生存危機，是歷史上諸多因素造成的，而不公平的待遇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公平是文化多樣性保護的基本要求,不能從政治、法律、經濟等方面保證文化的公平,文化多樣性保護就不可能實現。就民族而言，公平有利于建立民族自覺和自尊,促進民族團結，縮小民族差距,而不公平則會傷害民族心理，激化民族矛盾,拉大民族差距;同樣，文化多樣性保護有利于公平的建立。保護意味著對弱勢文化的扶持與傾斜,這些政策、經濟和法律措施有利于提高弱勢文化的地位，從而實現權利和義務的公平。

另一方面，對于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又可以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方式。狹義的保護僅僅針對文化類型本身，重點在于某一種或幾種文化要素(基因)，其結果常常是死的保護，其效果也往往是事倍功半。所謂廣義的保護就是從整體上對文化生態系統加以保護。只有從整體上加以保護，才能使文化成為富有生命力的活的保護，也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實現活的保護，必須依靠發展，即在發展中保護。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是文化繁榮的基礎，而文化的發展也可以促進政治和經濟的昌盛。

總之，公平與發展和保護密切相關，對一個區域的文化多樣性來說，三者缺一不可。

二、乳源必背旅游興衰的個案分析

1.必背旅游的發展過程

必背位于廣東省乳源瑤族自治縣的東北部，是乳源縣轄鎮。從自然條件來看，必背鎮地處南嶺山地南麓，山高谷深，層巒疊嶂，溝壑縱橫，云霧繚繞，景色怡人，其山勢以峻、奇、險、秀著稱。從社會歷史條件來看，必背是乳源過山瑤的聚居地之一，是旅居美國、泰國、緬甸、老撾等海外瑤胞的發祥地。1984年，美泰瑤族代表趙劍高等四人和美國威廉?凱利國際大學語言學教授赫伯特?帕內爾博士（瑤族名字叫盤貴福）等人訪問必背。美泰瑤族代表的必背之行有三個目的:一是尋根。美國瑤胞于20世紀70年代移居美國，現有瑤族人口1.7萬多人。他們保留與必背瑤族相同的語言和生活習慣以及傳統的民族服裝;二是看望中國的瑤族同胞；三是研究瑤族文字。1984年春，以著名瑤族研究專家白鳥芳郎教授為團長的日本少數民族研究團一行23人訪問乳源。1984年12月，日本學者竹村卓二等人訪問必背。1985年5月，美國密執安大學音樂學院教授到乳源考察瑤族音樂。1986年5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華文化促進會聯合在香港舉行第一屆瑤族研究國際研討會，會議擬于會后組織與會人員赴連南和乳源考察，并在乳源閉幕。在這樣的背景下，乳源縣旅游局決定開發必背旅游。

1986年，乳源縣旅游局積極向國家、省、市旅游局匯報美國瑤族華裔到必背尋根訪祖及首屆瑤族國際研討會的活動情況，并作出可行性報告，爭取資金，建成必背兩層迎賓樓。1987年，韶關市旅游局撥款1萬元，市政府撥款15萬元，興建了一座歌舞廳和一座公廁;國家旅游局撥款5萬元，興建了門樓、辦公室、展覽室、小商店等設施。1990年，縣旅游局向財政借資數十萬元興建瑤山酒家。同年，必背瑤寨被廣東省旅游局列為廣東省四大民俗風情旅游熱線之一。1991年，縣旅游局和必背瑤寨旅游管理處請縣民族藝術團老師、演員編導瑤族歌舞，培訓了一支20多人的表演隊伍。在保留“銅鼓舞”、“鐃鈸舞”、“草席舞”、“頂杠”、“爬刀山”、“獨木行舟”等傳統節目的同時，增加了吊腳樓瑤族結婚表演儀式、“打竹竿”、“鬧金秋”等歌舞。以必背瑤寨為依托，乳源縣主辦了“穗港澳――乳源旅游業務洽談會”。通過采取走出去和請進來的辦法進行大力推介和宣傳，必背瑤寨的影響日隆。1993年2月，組織美國、新西蘭等國家的15個外國人徒步穿越大瑤山旅游活動。同年，市政府投資30萬元，修建了15套瑤山度假村。與此同時，瑤山酒家開業，主要提供瑤族傳統美食，并有瑤族姑娘敬水酒等，受到游客歡迎。1996年，縣旅游公司籌集資金10多萬元，成功開發必背峽谷漂流項目。總體來說，必背瑤寨旅游起步早，發展勢頭良好，客源充足。然而，1997年，韶關市重點工程楊溪水庫開工，由于修建水庫和電站，旅游交通中斷，必背瑤寨旅游逐漸沉寂下來。2002年，瑤山酒家被洪水沖垮，度假村變成了養豬場。

2.必背旅游對乳源瑤族文化的影響

必背旅游對乳源瑤族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首先，必背旅游的開發強化了瑤族人口的民族心理，喚起了他們的民族意識，增強了民族自信，認識到了瑤族民族文化的價值，從而激起了他們保護民族文化的自覺性。

其次，必背旅游的發展直接促使了瑤族文化的復蘇，活化了民間傳統工藝，有利于文化的傳承。例如刺繡，在旅游市場的帶動下，許多人重又拿起了棄置很久的針線，使這一具有重大價值的手工藝術重新煥發出光彩。再如歌舞表演，其演員均非專業演員，而是由當地附近瑤族組成的一支業余演出隊伍。旅游旺季是演員，旅游淡季是山民；游客來了是演員，游客走了是山民。通過表演，使瑤族的歌舞藝術得以發揚光大。這正是文化多樣性保護所要達到的最終目標，即：把死的藝術變成活的文化。

第三，必背旅游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有助于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除了門票收入以外，許多產品如臘肉、豆腐、番薯、玉米等價格上漲，一些土特產如石韭菜、冬菇、木耳、茶葉等供不應求。以茶葉為例，旅游開發時茶葉市場價每斤平均在100元以上，而旅游衰落后每斤20元左右還無人問津。按2004年茶葉產量23t計算，僅此一項，當地就損失約368萬元，平均每人600多元。即使按瑤民銷售價只相當于市場價的三分之一，平均每人每年純收入也減少200多元，每戶減少近千元。

不可否認，必背旅游對社會文化也存在著一些所謂的“負面”影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們商品觀念增強所導致的價值觀念的變化。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市場觀念取代小農意識，很難說這不是一種進步。

3.造成必背旅游終結的不公平因素

楊溪電站的開發最終導致了必背旅游的終結，這對當地人來說是不公平的。其不公平主要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首先，資源上的不公平。在資源開發上，重視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忽視了對文化資源的開發，甚至犧牲文化資源的開發來換取對自然資源的開發。乳源水力資源豐富，建國后，乳源縣一直把水電工業的發展擺在區域發展的重要位置。不可否認，乳源水電的發展對于當地經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在水力資源開發與旅游資源的開發發生矛盾時，旅游資源被忽視，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源觀的落后和發展觀的短視。楊溪電站的修建不僅阻斷了必背旅游的交通，而且巨大地改變了楊溪河的水面景觀，使作為必背旅游之一的漂流項目遭到徹底破壞。

其次，經濟上的不公平。至2004年底，乳源是廣東省小水電裝機容量最多、開發率最高、單列人均占有裝機容量最多的一個縣。然而，與許多其他地方一樣，水電開發并沒有使乳源從貧困中解脫出來。目前水電開發在經濟上主要有補償制度和分配制度。補償主要是以有形的財產（土地、房屋、樹木、設施等）和搬遷重建中的有形物耗為基礎計算的，很少或沒有考慮“無形”的損失，也沒有考慮潛在機會的損失（即機會成本）。楊溪電站的補償顯然無法彌補必背旅游消失所帶來的損失。在分配制度上，目前主要是采取“誰開發，誰受益”的原則，結果造成當地居民從中得到的利益非常小。

第三，區域上的不公平。區域之間的公平原則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則之一，也是我國目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我國在過去的發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為了整體的利益犧牲局部的利益、為了一個地區的利益犧牲另一個地區的利益的不公平現象。在發展時我們忽略了環境成本和資源成本，一個地區的利益被轉嫁到了這個地區以外的地方。就乳源來說，雖然通過扶貧等各種形式有所回饋，但相對于當地的損失來說力度太小。

第四，科層上的不公平。“科層制(Bureaucracy）是蒙西爾?德?古爾耐(Monsieur de Gournay)在1745年所提出的概念，主要是指官員的統治。但這一名詞是隨著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對現代組織興起的系統解釋而普及的。組織作為社會權力的根源，能夠使個體承認他(她)也許是無力抵抗的。在楊溪電站的修建過程中，乳源當地領導也曾經多次到市里向有關單位提出不同意見和爭取利益，但是，最后的結果是個別干部因工作需要而被調離其工作崗位。這也可以反映由于科層上的不公平，越往下，其聲音越容易被淹沒，基層的要求往往不被上層重視和采納。

三、結束語

亞當斯和羅爾斯的公平理論皆強調了公平對于社會的重要性，人們也主要從社會目標上來認識公平。實際上，公平的內涵要復雜得多，例如，可持續發展要實現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代際公平。從乳源必背旅游的興衰也可以發現，造成必背旅游終結的不公平因素至少表現在資源、經濟、區域和科層等四個方面。因此，資源公平、經濟公平、區域公平和科層上的公平是我國民族地區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必須正視和處理好的幾個問題。

公平、發展、保護與民族地區文化多樣性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公平是民族地區發展和文化多樣性保護的必然要求；而發展既是公平的具體體現，也是文化多樣性保護的基礎和重要手段。乳源必背旅游的實例也充分說明:公平促進發展，從而有利于文化多樣性保護;反之,不公平制約發展，從而也不利于文化多樣性保護。從系統動態學的角度來看，公平、發展、保護與民族地區的文化多樣性既可以組成一個相互促進、不斷放大的負反饋回路，也能夠形成一個相互制約、不斷衰減的正反饋回路,其中，關鍵在于人們的選擇與行動。

篇2

一、我國舞蹈教育的現狀

現階段，在我國各大高校之中，僅有少數的學校設立了民族舞蹈教學課程，且這類課程的學習對象只限于專業藝術生。在大學教育階段，國內只有幾所舞蹈專業的本科學校設立了舞蹈教學專業，它們的教學目的是為表演行業培養人才，注重培養學生舞蹈專業的技巧性，以后的發展方向基本以舞者，演員為主。還有很多高校把培養重點放在舞蹈基本教育的訓練上，對于民族性舞蹈的教學至局限在形體鍛煉時，忽視對學生舞蹈感情和文化的培養。另外，我國各地區的少數民族具有自身獨特的文化內涵及舞蹈精神，這給高校舞蹈教育的民族性培養提供了豐富多樣的資源，但是學校的教學內容因為受到課程設計，職業規劃及師資團隊的局限，舞蹈教育的民族性并未完全的得到體現，很多學校只是設立了單獨的或者少量的少數民族舞蹈課程，使我國學生接受民族性舞蹈教育的培養受到約束，各種舞蹈類型的教學設施分配不平衡，教學方向缺少人文素養，缺乏多元化及多樣性的栽培機制。

二、我國的舞蹈教育如何體現民族性

舞蹈教育是藝術教學的重要部分，而民族性的舞蹈文化是我國舞蹈教學體系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在我國舞蹈教育體系中加入民族性的文化內容，將民族性深厚的舞蹈傳統文化及舞蹈內涵，是完善我國舞蹈教學體系應該追尋的目標。各大高校應當注重在舞蹈教育教學理念，教材設計及課程開展上進行民族性文化的設計，使先到舞蹈教育的民族性理念滲透到舞蹈教學的每一個環節，為傳播民族性舞蹈文化創設有利的條件。

（一）培養民族性舞蹈文化的教育理念

舞蹈教育機制注重舞蹈文化思想的交流，尤其在現在這樣一個文化具有多樣性及多元化發展趨勢的社會，在少數民族地區遇到民族舞蹈的傳播者及很多令人贊嘆又優雅美麗的民族舞蹈時，就好比一個藝術大師曾經說過的，我們無需用自己好奇及窺探的眼神去打擾和干預他們的表演，如果我們有興趣將他們的地區性文化作為創作資源時，那也不要使別人誤會我們創作的作品才是最好的詮釋。各大從事舞蹈教學的高校和研究舞蹈教學民族性特征的學者，在對少數民族地區舞蹈文化就行改造的基礎上，應當盡量的保持舞蹈文化的精髓，在審美及藝術價值上尊重原創的設計，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給以最高的認同與保護，而不要將它摧毀。現代文化的介入也許會對民族一人的生活帶來干擾，但只要懷著尊重與虛心研究的精神，對民族舞蹈文化給予肯定，就可以幫助少數民族人民更加理性的保護少數民族的舞蹈資源。

（二）注重舞蹈教材設計的民族性

少數民族的舞蹈在長時間的沿襲，發展與創新的過程中，逐步積累了少數民族地區深厚的舞蹈藝術文化。少數民族地區的信仰、藝術審美及道德、價值觀念等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都通過舞蹈表演的姿態、節奏及風格表現出來，甚至有時候還會擴展到音樂的曲調模式、演員的服飾及樂器的選用中。要使舞蹈教學的教材設計體現民族性，就需要通過民族風俗及文化歷史的角度，在把握舞蹈教學的民族性本源上，提取哪些可以反映少數民族典型的心理狀態的動作語言，使我們可以更加準確的體驗到這個民族特有的舞蹈文化風格，從而在舞蹈教學的過程中傳播民族舞蹈的文化。作為一個專業性的舞蹈教學機構，在民族舞蹈教材設計上需要注意的另一個要點就是民族舞蹈的訓練練：（1）在民族舞蹈教材的設計中，要利用一系列的難度逐漸升高的民族舞蹈單元設計舞蹈教材，使學生受到民族性舞蹈風格的訓練；（2）要將不同難易程度的民族舞蹈動作收入教材中，使學生能夠更好的鍛煉形體，進而提高身體的靈動美及立體感，最終可以使學生在表演時做到舞蹈動作的收放自如，表現舞蹈作品感情的張力。堅持舞蹈教材的民族性訓練課程設計要再保持民族舞蹈文化傳承性的條件下進行，使其完美的結合在一起既可以保存民族舞蹈文化的藝術價值又能夠符合現代舞蹈教學的理念，符合現代社會對民族舞蹈藝術的審美需求。

篇3

中國的動漫教育是動漫產業鏈上重要的一環，在動漫產業的帶動下，近10年來中國動漫教育出現火熱的發展形勢，從教育部網站公布的《2008年度經教育部備案或審批同意設置的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名單》中可以看到，全國擁有動漫類專業的高校增至485所，這個教育環節所展示出的勃勃生機從整個動漫產業鏈的發展形勢上看是必然的，但從教育本身的規律上分析卻是盲目的，甚至有的特征。在動漫產業對專業人才渴求的背景下，動漫高等教育的興起是大勢所趨，社會對動漫行業蘊涵的巨大商機也有了一個再認識的過程，但在高等動漫教育建設的問題上卻沒有充分意識到專業動漫人才的培養不是一蹴而就的；現代的民族性動漫教育體系的形成也是需要長時間的積淀，需要完整切實地對現代動漫理念進行探索。

一、動漫教育的現狀問題

就目前而言，我國的動漫教育游離于動漫產業邊緣，沒有體現出其在產業鏈中的支撐地位。相反，動漫教育在產業面前表現的嚴重不適應的窘困局面卻日益顯露出來。主要體現在中國動漫教育培養人才的單一性，不能適應動漫產業對高素質、多層次人才的需求。這主要是因為國內動漫教育體系發展至今忽略了動漫教育民族性人文理念的建設，普遍性出現“理論偏移”與“唯技術論”的兩種思潮。前者自身對現代動漫教育理論準備不足的情況下，植入其他藝術設計門類的理論體系，稍作修改，有的甚至原封不動地直接應用到動漫教育中，典型的“掛羊頭，賣狗肉”。后者更是泛濫成災，這種論調有一定的時代客觀背景。首先在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風起云涌的浪潮當中，各行各業都處于與世界接軌的進程中，動漫行業也處于悄然興起的雛形階段，中國原有的一點薄弱的動漫教育的根基沒有及時適應動漫行業由傳統向現代化過渡的時代要求就被國外洶涌而來的動漫勢力沖擊得七零八落，但這并沒有使中國的動漫行業發展的腳步停滯，反而在產業形成初期階段，需要大量人才的前提下促生了民間動漫教育團體的大規模出現，成為我國動漫產業初期人才培育的主導力量。雖然，民間動漫短期教育培訓以動漫軟件技術教育為主，有“時間周期短、見效快”的特點，但其因缺少傳統高校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豐富的學科交叉的深層次條件，故很難培育出現代的高素質復合型的動漫人才，培養的多是動漫企業中低級別的加工型人才。這種培訓體系經過多年的運作，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并且由于軟件技術看得見、易掌握、見效快、便于運作等特點，在動漫教育爆發式的建設階段被很多缺少動漫辦學經驗條件的高校直接借鑒過來，這類以動漫軟件技術為核心的動漫教育體系實際上就是民間動漫培訓體系的移植。這兩類教育體系模式如今在國內的高等動漫教育中大行其道，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它們的發展帶來的結果只會使動漫教育與動漫產業之間逐漸脫節，最后淪為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而缺少民族自身造血功能的民族動漫產業也會日漸萎縮，不得不依附國外的動漫產業鏈，最終必然成為世界動漫產業加工的血汗工廠。

二、動漫教育民族性建設與產業民族化的關系

我國政府已經明確提出中國的動漫產業要實現民族化的長遠戰略目標，動漫教育的民族性建設是實現中國動漫產業民族化的重要的基礎環節。中國動漫產業民族化是全球化進程的必然產物。“民族化”的主要內涵不等同于民族性，而是更在于強調通過借鑒國外動漫產業的經驗來更好地突出自身民族風格，為表現民族內容題材服務，因為所謂“化”是必須以吸收外來東西為前提的。發展的基礎，關鍵還在于尊重自己的文化。“民族性”在動漫藝術文化方面主要指其本身的生存、成長的社會基礎與環境，帶有明顯的區域文明的性質和本民族的顯著特征。動漫的民族風格是由民族區域文明的地理環境、社會意識形態、傳統文化脈絡、風俗倫理、生活生產、語言心理等多種元素構成，每一個擁有悠久歷史文明的民族都有著本身對世界的不同的詮釋，任何一部優秀的動漫藝術作品的創作都必然存在其深刻的民族烙印。

現代性的民族動漫教育理念體現出的動漫文化具有民族化與民族性的雙向效應：一方面是文化的趨同性，另一方面則是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前者造成對本土文化的巨大沖擊，后者表現為對本土文化的守護和排外的特征。世界各種族和各國文化理念都獨具個性，動漫在某個區域文化范疇內，以其獨特的形態和廣泛的傳播功能，在區域文化意識形態方面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推動全球化，有時也成為文化入侵者的一種工具，這種文化的趨同性、差異性和多樣性存在著對抗的同時又相互協調融合，促使世界動漫文化多元化的產生，為全球化提供一種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格局。在多種族文化融合的過程中會使區域文化更具有典型性、多樣性。教育正是要肩負起對民族性在時代文明演進變化的任務，把握民族個性特征在本土動漫文化中的主導地位。俄國著名教育學家烏申斯基認為：“由本民族自己創造并且建立在民族性基礎上的教育體系，具有巨大的教育力量，這樣的力量是那些建立在抽象的思想基礎上或者從其他民族那兒借用來的最好的體系所沒有的，只有民族教育才是民族發展歷史過程中的一種積極手段。”因此，在目前中國動畫和國外動畫實力對比處于劣勢的背景下，深刻認識當代動畫藝術的時代性、商業性、流行性、娛樂性等特征，開放性地吸收世界多元化的動漫文化、科學技術，并與本土民族性傳統文化資源融合，主動構建民族性的動畫教育模式；通過有意識地傳授民族性文化藝術教育內容、培養受教育者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并使這種情感與精神內化為受教育者的一種穩定的品質的教育，從而在動畫產業民族化進程中實現民族性文化價值觀主體地位的進一步鞏固。這是高校本科動漫教育的社會功能與責任。中國的民族動漫產業只有在這個過程才會符合動漫文化新時期的發展要求。

三、動漫教育民族性建設的策略

當代動漫產業民族化是商業化的過程，是時展的必然產物。高校動漫教育在發展中極力探求與產業模式的關系，發揮其在產業鏈中的基礎作用，這是其社會價值化的體現。現代教育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及其獨立性。而我國動漫教育在產業化的影響下表現為完全的屈從地位，失去教育應有的獨立性，也失去了其對動漫產業的“支撐”作用。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掌控高校動漫教育建設中“民族化”與“民族性”的平衡。

1，構建完整的高校動漫教育體系，打造民族動漫教育品牌意識

現代動漫教育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動畫片創作教育的概念，動漫藝術教育發展到今天主要包括影視動漫和游 戲動漫兩部分。培養的人才要具備人文藝術與科學技術兩方面能力，這要求人才具備極高的綜合素質。培養人才的層次定位也有區別，動漫原創人才、動漫管理執行人才、動漫營銷流通人才、動漫高級設計制作人才、動漫技能型應用人才，這都需要不同的專業教學體系，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交叉關系，共同構建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其必然以民族性文化底蘊為核心，吸納國際化的動漫理念，同時符合中國特有的國情條件，與民族動漫產業緊密結合，才能共同打造民族動漫教育品牌。美國加州藝術學院與美國迪斯尼公司合作，使其成為世界聞名的動漫教育品牌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通過教育的學術研究到企業的應用實踐，全方位培育有民族性價值觀的時代動漫人才是動漫教育的社會價值所在，從而通過培養人才的宏觀的視角與長遠的民族文化意識，在產業全球化的背景下實現本民族文明特征、藝術形態經典化。

2，民族性文化傳統的繼承與融合

中國是擁有5000年歷史的文明大國，擁有獨具個性的民族性格，上個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國的動漫曾經輝煌過，《大鬧天官》《小蝌蚪找媽媽》《天書奇淡》等動漫藝術作品中強烈的民族性文化藝術表達讓世人贊嘆，被世界稱為“東方學派”，在東西方動漫藝術的交融中，中國的動漫藝術傲視寰宇。但那是時代造就的，有著強烈的社會性背景。今天中國的動漫產業與國外的動漫產業的博弈中的失落說明以往的教育模式并不能適應當代動漫產業的發展需要，但是傳統的藝術風格及影響力給我們很好的指引，民族性就是我們中國動漫藝術的性格。黑格爾《美學》宣稱：“性格就是理想藝術表現的真正中心。”動漫教育民族性建設正是強調民族性在動漫教育中的繼承發展，深化普及國學文化思想內涵，在動漫教育理論體系中拓展加強如漢文化、民間藝術等多種文化的傳承。當然教育民族性的建設不是狹隘的排“外”思想，而是立足于本民族性格特征的基礎上選擇性地借鑒學習國外先進的動漫理念，達到古典文化與現代文化相結合，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相結合，樹立成熟的民族化動漫理念，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性動漫教育體系。

篇4

曾經，在我國動畫電影的輝煌時期，一些經典的動畫電影以極具特色的民族樣式和藝術風格享譽世界。這些代表性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從場景設計、人物形象、服裝道具等方面展現了以其豐富的地域性、民族性，一些地域民族文化由此傳播海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1]。當前，如何在動畫設計中融入民族性、地域性，使動畫設計既充滿時代感，又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實現創新式發展，或許能從一些傳統的經典作品中獲得一些啟示。

1地域性、民族性元素在動畫場景設計中的應用

地域性、民族性文化屬于一定地域內生產生活方式、風俗習慣而長期積累形成的精神物質財富，它受到自然地理環境、歷史人文環境的雙重影響。從地域性元素來看，我國廣袤而復雜的地理環境和多姿多態的大自然，為歷史人文文化的培育提供了外部條件，為進行藝術創造提供了實踐場所和靈感源泉。例如：比較有代表性的《蝴蝶泉》[2]，其場景設計就以故事發生地云南大理的植被、地形地貌為藍本，并結合當地的少數民族特色，展現了生動的原生態美感，那繁茂的野花、圣潔的高山峽谷與代表民族性的圖騰紋飾相融合，極具詩意的審美意識和獨特的象征意蘊。在長期的歷史發展與演變過程中，我國各民族形成了“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特點，形成了包容多樣的民族文化。以1963年出品的《孔雀公主》動畫片為例，這部動畫片取材于傣族《召樹屯》中的故事，再現了英勇的召樹屯王子和南穆努娜孔雀公主的愛情故事[3]。動畫片中，舊時傣族的生產生活場景，淳樸的人文風情得到了真實展現，而且還通過代表傣族民族精神的孔雀舞這一藝術形式細膩展現了王子與公主的忠貞愛情，“孔雀舞”是傣族民族價值中浪漫純潔的象征，同時也表明了創作團隊對民族文化的尊重與熱愛。

2地域性、民族性元素在動畫人物形象設計中的應用

由于交通不便，經濟落后，我國一些西部地區至今仍在思想文化、藝術形式上保留著較為古老的樸素思維和原生態的民族文化，這些特點在一些動畫題材中有所體現。例如，動畫片《阿凡提的故事之種金子》中，正反兩派人物的造型設計就充分體現了古代新疆吐蕃地區的彩陶等民間藝術中的藝術形象，阿凡提神態瀟灑、體形修長，而反派人物巴依老爺則身體無比碩大。在面部五官上，阿凡提的眉毛汲取了維吾爾族文字的特點，類似藤蔓狀彎曲，而鼻子則高高翹起，顯得較為幽默，精準有趣。從這里可以看出，要想將民族性應用到動畫人物形象中，考驗的不僅僅是主創團隊的造型能力，更需要他們對各民族豐富的文化內涵有全面理解。

3地域性、民族性元素在服裝、道具設計中的應用

服裝通常反映了一個民族的審美喜好、生活習慣、文化觀念，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同服裝一樣，道具也寄托著一個民族代表性的生活方式及思維方式。在動畫設計中，服裝和道具等元素非常重要。例如在《火童》這一動畫中，哈尼族代表性的黑色很充分的展現了出來。男子身穿對襟上衣，而女子身穿鑲邊開襟上衣，且均為黑色，還配有耳墜、手鐲等寓意哈尼民族文化的元素。而1997年出品的《馬頭琴的故事》，則生動描寫了小主人公蘇和與駿馬“雪龍”之間的深厚情誼。片中開頭就用特寫的鏡頭展現了蒙古族經典樂器——馬頭琴的琴柄頂部雕刻精湛的馬頭，而全片結尾處又以蒙太奇的手法將駿馬“雪龍”與琴頭互換，再現了馬頭琴精湛奇特的造型，將故事中重情重義的內涵充分表達了出來。這些細節性的呈現，充分凝聚了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色，也引發了觀眾對民族文化內在價值的認同。

4地域性、民族性元素與動畫設計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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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有所提及的，縱觀我國民族聲樂教育的發展歷程，民族性始終貫穿于始終，同時也是我國民族聲樂藝術取得進步和成功最關鍵的內在核心動因。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我國在人類歷史上創造出了輝煌燦爛的文化藝術，但由于我國地域形態復雜、民族眾多，每個民族、每個地域的人民都創造出了具有自身各具鮮明特色的傳統文化藝術，也正因如此，我國的傳統民族聲樂藝術雖然流派眾多，但直至近代都沒有像歐洲的美聲聲樂藝術一樣形成一種較為統一的聲樂藝術形態。這并不是說我國的傳統文化或聲樂藝術是不具有統一性和一致性的，恰恰相反，雖然在表象上來看，我國的傳統民族聲樂藝術各具特色、風格與審美習慣，但在核心的文化內涵、精神氣質和審美特質上卻具有內在的統一性與同質性。如我國的地域差異較大，每個地區人民的個性特征、生活習慣與習俗都不盡相同，北方粗獷，南方細膩，但在本質上卻都屬于一致的文化體系與思維方式；我國方言眾多，南腔北調，但無論任何地域的漢族人民卻都共同使用統一的漢語；我國的民族眾多，但又有誰能否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就我們的民族聲樂藝術本身而言，雖然我國每個地區的地方民歌、戲曲、曲藝藝術風格各異，各具特色，但在核心的藝術與審美特質上卻基本統一和一致。無論是北京的京劇、江南的越劇、廣州的粵劇、陜西的秦腔，無論是北方的京韻大鼓還是蘇州的評彈，雖然它們在表象風格上各具特色，但在內在的藝術特征與審美特質上卻基本保持一致，都注重文化的傳承與教化作用、都注重意境的渲染、在音樂層面上都屬于線性音樂，等等。我國高校的聲樂教育前輩們正是以此為基點，從表象上風格各異的，異彩紛呈的傳統民族聲樂藝術中將統一的民族性精粹予以提取和總結，并將其有效的貫徹于現代民族聲樂藝術的探索、創新和發展之中，才使得我國的民族聲樂藝術最終形成了一種合力，形成了一種具有較強規范性、系統性、科學性、學術性的統一的聲樂藝術理念、演唱技術規格、審美標準與學術體系。而這也是一種聲樂學派形成和確立的根本性要素。那么作為新時期的民族聲樂教育工作者，只有對這一點關鍵性問題有一個準確、深入、全面的理解和認知才能在全新的歷史時期和社會文化環境背景下堅持自我，發展自我，體現自我價值、風格和魅力。

2.民族性在高校民族聲樂教育中的秉承與貫徹能夠促進民族聲樂教育教學的多樣化發展

作為高校民族聲樂教育，其首要目的就是要培養、提高和完善學生的專業水平。我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由于地域遼闊，地域眾多，在幾千年的發展中，我國各個地區、各個民族的人民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傳統習俗與審美習慣，這也直接決定我國的民族聲樂藝術的民族性必然具有多樣性與豐富性的藝術特質。而當前在我國很多專業院系中廣泛存在著這樣一種情況，很多學生往往在發聲技術技巧層面都具有相當的水準，但在不同風格作品的理解和表現能力上卻存在著一定的欠缺，而對于我國的民族聲樂藝術而言，不同聲樂作品類型和風格的詮釋與表現能力是專業演唱水平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體現，因此，對于民族聲樂學生來說僅僅掌握發聲技術是遠遠不夠的。但同時必須要闡明的是，對于我們的民族聲樂藝術而言，強調聲樂藝術形態與演唱風格的豐富與多樣性要求和規格絕對不代表對于演唱技術的否定，恰恰相反，規范的，高水平的發聲技術與演唱能力與風格的多樣性絕對不是一對矛盾對立體，而是一對互為促進、互為統一、相輔相成的統一體。專業演唱技術是多樣性聲樂風格表現的最重要前提和基礎，是演唱者詮釋和表現不同地域特色與民族特色的手段和途徑，而不同的，具有鮮明地域特色與民族特色的聲樂文化和演唱方法則會極大的增強學生對于民族聲樂藝術的理解能力和詮釋能力，使學生的專業演唱能力得到全面的完善和提高。

3.民族性在高校民族聲樂教育中的秉承與貫徹是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手段和途徑

20世紀末至今，這短短的二三十年間對于整個人類社會而言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發展和變革的時期，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網絡和多媒體技術等現代科技迅速、完全的進入了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和細節，人類社會也正式從工業社會完全轉型為以網絡多媒體為核心的信息社會，社會轉型在極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精神狀態，而這也必然會直接對我們的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提出更新的，更高的需要和要求。作為傳統民族文化和民族藝術中最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族聲樂藝術，其傳播最為便捷、承載的傳統文化藝術元素最為豐富、受眾面最廣的音樂藝術形式，也必然要承擔更多的義務和責任。而作為民族聲樂藝術發展和進步“動力源”的高校民族聲樂教育教學也必然要首當其沖。高校民族聲樂教育的直接目的是要培養更多具有較高專業素質的民族聲樂演唱人才，使我國人民的精神文明生活更加豐富，而更深一層的意義則在于要以聲樂藝術為載體，以此繼承和弘揚我國傳統藝術的精神與魅力。可以說，從微觀的角度講，我國高校中的民族聲樂教育首先是我國高等藝術教育版圖上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從宏觀的角度來講，我們高校中的民族聲樂教育則是一種民族文化的傳承，這也是社會與時代所賦予我們的任務和使命。由此可見，民族性對于我國的高校民族聲樂教育來說不僅是一種提高教學質量和手段的途徑，在新的歷史時期和社會文化環境下，其更加賦予了我們更加深層的內涵與意義，因此，對于當前我們高校中的民族聲樂教育工作者們首先必須要對民族性對我國高校民族聲樂教育事業的重要作用、價值和意義有一個準確、清晰、深刻、全面的理解和認知，予以足夠的重視，并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更加堅決的秉承和貫徹。

二、民族性在高校民族聲樂教育教學工作中的進一步貫徹與實施

事實上將民族性與我國高校的民族聲樂教育教學相結合并不是一個新的“話題”，或者“問題”，但卻算是一個新的“課題”。之所以有這樣的觀點是因為，正如前文有所提及的，我國的現代民族聲樂藝術與我國的高校民族聲樂教育的發展與進步確實是與民族性概念緊密相關，密不可分的，但如果我們站在學科建設的角度來看這一現象就會發現在這一過程中民族性的秉承、貫徹與實施基本都是由少數優秀的民族聲樂專業教師個人實施的，更多依靠的是優秀專業教師們在專業教學層面上個人主觀能動性的創造性發揮，而不是由學科建設和整體教學設計與規劃所主導的，因此嚴格意義上來說，以往的很長時間內這種教育理念和教學方式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反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貫徹和實施。這并不是要徹底否定這種教育教學形態和其所取得的成就，而恰恰相反，這種教育教學狀況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與社會原因，同時也是符合當時的社會要求和需要的。因為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至21世紀初，在這一階段我國高校的聲樂教育、音樂教育、藝術教育，乃至整體的高等教育的各個層面、各個環節都處在一個研究和探索的過程之中，而具體到我們的高校聲樂教育教學來說，這一時期我國的民族聲樂教育工作者教育的職責和使命是研究和探索，而不能逾越整個大的高等教育環境。而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已經取得長足的進步和發展，我國的高等教育的各個層面、各個環節上都已漸趨完善和確立，因此面對這種情況和全新的社會文化發展形勢，當前我們的高校民族聲樂教育工作者們除了要繼續秉承民族性外，還要在具體的教育教學工作中對其進行進一步的，系統化、規范化、科學化的全面貫徹與實施。

1.進一步加強和鞏固民族聲樂專業教師對于民族性重要價值與意義的理解與認知水平及素養

在我國的高等教育領域，在任何類大專院校之中，教師都是教育教學工作的主體，無論是何種教育理念、教學計劃、教育方式、教育手段都要依靠教師來具體執行和完成，因此要想在我們的教育教學工作中對民族性進行進一步的全面貫徹和實施，就必須從專業教師思想理念與素質為首要著手點。當前，隨著老一輩教育先驅逐漸退出，中青年民族聲樂教師逐漸成為教學第一線的絕對主體，而在這些教師當中，尤其是青年教師，基本都出自各大專業音樂學院，一方面他們具有規范的、專業的演唱技能，但另一方面與老一輩教育家相比，大部分在對傳統文化藝術及傳統民族聲樂的了解和掌握方面還存在一定的不足。針對這一狀況，我們的青年教師們應從幾個方面入手。首先，青年教師要與教育前輩多多學習傳統民族聲樂知識及教學理念與方法，形成良好的“傳幫帶”互動關系。第二，青年教師要切實加強自身對于傳統藝術，尤其是傳統民族聲樂藝術的系統性學習，要對傳統民族聲樂的藝術風格、特征與審美特質有一個整體、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信息社會所帶來的教材資料及音響資料的豐富和系統也為教師的學習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第三，青年教師要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量多的去親身接觸、感受和學習傳統音樂藝術，包括親身聆聽民間音樂的演出，親自向民間藝人學習唱段、唱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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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廳2011年自然科學研究計劃項目（項目編號：2011C630013） ；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0FWX020）；2010年河南省決策研究招標課題（項目編號：B764）。

現代動漫形象設計需要挖掘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精神和藝術形式，結合現代人的審美情趣適應公眾的欣賞習慣，這已成為國家設計是否趨向成熟的標準之一。我們的審美習慣受現代社會文化的影響。從深層次剖析，更受中華民族傳統的價值觀念、審美觀念、風俗習慣等方面沉淀的決定。因此，動漫形象設計要凸顯中華民族獨特的東方神韻與文化魅力，就要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并且以開放的理念融合西方先進的文化形式，形成新時期的現代化民族性動漫形象。

民族性原型具有強烈的本土性，在現代社會它不能夠完全成為大眾欣賞的形象。打破這種局限性，需要運用歸納與演繹、比較與融合、添加與簡化、解構與重組等現代設計方法對民族性元素進行改造，轉換為富有時代感、原創感的民族性現代動漫形象。從而，改造后的民族性元素應用到動漫形象中不受文化、國度和語言限制，使動漫形象既具有地域性和社會性的特征，又具有現代性和被設計對象的視覺文化特征。因此，民族性元素能夠擺脫原型在形式上的局限性和在語意上的偏差，消除文化上的障礙和思想上的隔閡，真正成為導演與受眾之間的紐帶，能夠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理解它所傳遞的內容。

一、民族性、現代性的動漫形象設計定位

以孫悟空的動漫形象發展演變為例，1941年萬氏兄弟受美國迪斯尼動畫片《白雪公主》的影響，創作了以民間神話為題材的中國動畫片《鐵扇公主》。片中的孫悟空形象借鑒綿竹年畫孫悟空和迪斯尼的米老鼠動畫形象。日本動畫大師手冢治蟲由于在年幼時期看了《鐵扇公主》中的孫悟空深受啟蒙。在1964年出品了日本動畫片《悟空大冒險》。《悟空大冒險》與同年出品的中國動畫片《大鬧天宮》有巨大的差異，《大鬧天宮》中的齊天大圣具有神話形象且較忠實于原作，京劇臉譜式頗具中國傳統特色，而《悟空大冒險》較多融入了作者對悟空的理解成分，有明顯的娛樂性戲說成分和稚趣型特征。《悟空大冒險》影響亞洲影視界，使此后創作的悟空形象都表現出了后現代式的無厘頭的風格。例如：1998年中國動畫片《西游記》的導演大膽去掉孫悟空的臉譜，演繹出進取向上的猴哥少年形象；2005年臺灣導演王童出品的《紅孩兒大話火焰山》出現了Q版的娃娃悟空形象。

孫悟空形象從神到人、從成年人到少年進而轉型到兒童的巨大轉變中，既保持了本土原創藝術角色，又大膽地融入現代的審美特征，使形象具有新時代的民族精神。由此看出，我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前動漫形象具有本土化傾向，此時期的動漫形象博取民間木雕、剪紙、戲劇臉譜、服飾、國畫的精華，借鑒中國民族性美術的形式、造型、手法、意蘊；八九十年代以后開放時代的中國，隨著經濟和文化的全球流，動漫形象傾向于既運用傳統又調侃傳統的后現代主義風格。現代社會需要既具有民族性特征又具有現代性特征的藝術形象運用在動漫形象中。那么，民族性動漫形象的現代設計方法就至關重要。

二、民族性動漫形象的現代設計方法

（一）歸納與演繹

民族性元素承載著中國民族文化精神，表現出具有最深刻的象征意義和最神奇的傳遞力度，而且它的內涵仍然貫穿在現代人的思想潛意識之中。由于它具有強烈的本土文化特征，民族性元素的色彩、符號、創意手法，在民族性現代動漫形象設計中起到了不可取代的審美作用。根據現代動漫形象設計的造型有意識地收集民族性原型的圖像元素、思維理念，觀察、篩選的藝術手法和典型特征，并歸納、分析、梳理元素的本質含義，以建立關于動漫形象設計內容有關的“資源庫”。民族性的現代形象需要把民族性元素融入時代形式，從而使現代受眾更容易接受現代形象所表現的情感、文化、社會和心理等的信息。把民族元素轉換成現代動漫形象，不是抄襲、拼湊傳統民族元素于現代形象之中，而是抓住民族元素的文化內涵、造型手段和民族特征，通過定位分析，運用添加、簡化、解構和重組等現代設計手法，注入現代特征和時代意義，進行原型的整理和轉換等復活活動。民族性元素具有人類本源的思維意象，現代設計者用現代人的審美意識、設計思路去演繹，有助于形成出奇制勝又合情合理的創意。

例如：2006年設計的動畫片《桃花源記》是現代具有濃郁的中國特色的原創動畫片之一。該片歸納皮影、剪紙、木偶、臉譜等民間美術資源，結合現代科技三維的制作方式，演繹出來自傳統又有別于傳統的佳作，創作出從骨子里透露出中國味的藝術作品。再如，臉譜在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生活經驗和藝術鑒賞中逐漸形成各種不同的表現力。臉譜的設色與造型與特定的戲曲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及劇中身份密切相關。現代動漫《實話秀》《武訓行乞與義學》《西湖醋魚》《中國戲曲經典動畫系列》的角色都是歸納戲曲臉譜造型演繹到不同的動漫角色形象上，根據故事內容和思想演繹出多樣的形象。《實話秀》的角色具有調侃性、《武訓行乞與義學》的角色樸拙醇厚、《西湖醋魚》的人物形象滑稽夸張、《中國戲曲經典動畫系列》的人物形象可愛且經典。

（二）比較與融合

現代和古代的文明存在延續中的差異性，全球性與本土性的文化存在包含與排異的異化狀態，世界、民族的美術形式存在多樣性。如果想進步就要學會運用從不同中求相同、從相同中求差異的比較思維。只有運用這種方法才會揭示造型上本質差異，無論傳統和現代的、全球的美術造型相對于對方都是新的形式，這種“新”如同新鮮的血液，融合后會帶給文化于新穎。動漫形象也是同樣需要比較與融合，接收外來各種的信息來激發和補充。迪斯尼在20世紀80年代告別了傳統的美學觀念和制作方法，比較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篩選各民族精華融合到動漫創造形象中，例如，將中國民歌《木蘭辭》中的古代民族女英雄改編成了動畫片《花木蘭》、以《圣經》舊約中“出埃及記”的故事為藍本形成了動畫片《埃及王子》、從英國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故事中獲得靈感創作了動畫片《獅子王》，它們的造型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頗具影響力的新形象，且具有強烈的美國民族的價值觀念和審美習慣。確切地說，美國動漫的發展不是被他民族文明同化，而是對自己本民族的創新，這個創新甚至影響世界動漫的審美取向，成為一種全球化的動漫形象。

中國現代設計師不要一頭扎到傳統的海洋中不能自拔，也不可以面對外來的強勢文化不加分析地排斥或接納。我們應該以世界性宏觀的視角和現代性高度的平臺，去重新審視我國諸多民族造型，用比較和融合的方法去設計。日本在運用比較和融合方法的方面是我們的老師。日本在融合他民族文化時總是能把本民族的哲理感悟、宗教意味和民族形象，形成新形態的文化產品。通過動漫形象符號步入受眾內心，受到受眾的喜愛，從而滲透、侵入和擴散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例如中國文學名著《三國志》《西游記》和《聊齋志異》等都被不同程度地呈現在日本動漫故事中。其中日本橫山光輝版的動畫片《三國志》忠實于原著、畫面形式新穎、心理刻畫細膩，使不少中國青少年受眾通過它了解我們國家那段風云變換的歷史。

（三）添加與簡化

現代動漫形象設計可以參考民族性元素中生動的故事場景、個性夸張的角色形象加以添加和簡化，并結合現實生活觀察和整理形成有機整體，創造出充滿民族性的中國風格的現代形象。

“添加”是根據動漫故事內容的需要將傳統元素與動漫角色、道具、場景的形象雛形進行合成與集合。例如角色設計中的緊身衣、盔甲和制服可借鑒歷代的服飾配以穿著；頭飾、披風和武器等配飾可以嫁接在傳統的飾品中；化妝則可以吸取中國傳統臉譜、面具、刺青、傷痕和妝容；場景設計可參考傳統建筑、園林、陳設、風景的各種類型；生活用品、武器裝備、玩具等器物道具設計可以采用傳統文具、休閑用品、古代兵器和民間玩具等。把中國民族性元素嫁接在現代形象對象上，會使被設計對象更豐富、更真實。例如：設計師可以通過添加中式服飾、妝容、道具等，使得招財童子、國粹京劇、中國娃娃等Q版人物形象更加可愛、更加有古典氣息。

“簡化”是把傳統元素中不適合動漫形象的部分刪除或精煉。這樣使動漫形象更符合現代人的審美傾向。例如：對民族性元素進行簡化與概括是現代形象設計的一種方法。花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的時期是魏晉南北朝，當時是中國古代社會極為動蕩的一個時代，其服裝樣式因“日”改異而“無復一定”“所飾無常”，在戰亂年代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服飾也相對簡潔。動畫片《花木蘭》服飾就是保留基本的傳統裝飾形制，如飾邊和腰飾采用簡約的幾何構成方式，裝飾符號極度簡化，通過去繁就簡，令服飾效果也頗具現代性。

（四）解構與重組

在動漫設計中解構與重組使轉換民族性元素能夠另辟蹊徑，創造出適合現代人審美需求的動漫形象。解構重組就是打散構成，這種方法的重點是用分解組合的觀點去觀察、認識民族性元素，并創造新的動漫形象。例如，美國電影善于融合各個民族的文化用本民族的意識形態表現出來，動漫《功夫熊貓》采用中國的典型代表“功夫+熊貓”，讓兩個看似不相干的內容重組在一起。這部影片融合了諸多中國民族性元素，讓受眾了解到中國信息，使人感受到在傳統中流露著時尚、現代的氣息。這種具有民族特色的形象設計，既易于融入美國電影的思維模式，又使世界范圍的受眾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同時，設計師可以按照自己創作的需要，在解構和重組時有意改變客觀對象的常態外貌，以創造具有表現力的藝術形象的方法。這種方法是根據策劃需要將角色、道具、場景原型與多種元素的形態進行伸縮、增減、生長、改變比例、夸張特點、擬人擬物、錯位等變異。此外，《天書奇譚》的人物動作的變形就很有特色，除了運用輕微的拉伸或壓縮的夸張手法，更重要的是借鑒民族性形式也做出屬于純中國方式的變異方法，使片中獨特的人物造型具有神異、別具一格的形象。《天書奇譚》的喜劇效果很大程度上是靠人物的動作表演來完成的，每一個形象都保持相對的完整性，使人物富有趣味性和多樣性，特定造型的動作符合不同人物性格，如府尹像不倒翁、小皇帝沒有腳滑著走、狐母融入了民間老太太請神的形象、狐貍阿拐丟了一條腿只能跳著走。

三、結 語

以民族性元素為資源融入動漫形象設計，是對傳統的繼承，它吸收本土風格、民俗特色以及歷史所遺留的文化痕跡，會使動漫形象具有完整、豐盛的民族性特征；傳統元素轉換為動漫的原創形象，是對傳統的創新，是化民族于世界、化古老為時尚的現代性的創造行為。民族性現代動漫形象設計是結合時代特征、現代人的審美需求與民族性元素進行對接，是民族性語言用現代設計轉換的表達方法，這樣才能使中國動漫設計真正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

［參考文獻］

［1］ 孫立軍.世界動畫藝術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

［2］ 于朕.動漫畫人物設計［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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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原生態民歌 民族民間音樂文化 和諧發展

原生態民歌具有特定的時間性和空間性，與某地域或某民族的地理環境、人文歷史、民風民俗等融為一體，并與特定的傳承人、受眾、方言或民族語言、功能指向、價值認同、生產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息息相關。“原生態民歌”這一概念的出現，筆者認為，是在農耕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碰撞、交融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對中華民族幾千年積淀下來的傳統音樂文化的重新定位和理性審視；是由一百多年來，我們對西方文化的膜拜和對自我文化的漠視轉變為大力強化發展自我母體文化的必然訴求；是在我國經濟實力空前提高后，對發展國家文化軟實力而尋求根的支持的必然選擇。

原生態民歌中蘊含的傳統文化精髓的價值超越了時空，是聯結著中華民族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精神家園。這些精髓承載著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歷史記憶，凝聚著世代中國人的情感認同，解讀著當今民間純正、鮮活的生存信息。因此，保護原生態民歌就成為時代必然，而對于保護原生態民歌在當今時代的現實意義就成為民眾的共同關注。以下是筆者對保護原生態民歌在當前中國所具有的現實意義的幾點認識。

一、有利于保護母體音樂文化

歷史告訴我們，任何國家或民族在重大或轉折性的發展過程中，必須要對傳統文化的價值再行認定與評估，并據此對古今文化進行整合，構建符合本國、本民族人文精神的發展環境與模式。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影響具有全人類的意義，其共同之處是，兩者都是基于傳統文化之上的繼承與創新。

中國民歌的歷史源遠流長，民歌的種類異彩紛呈，也就孕育了如今多樣而獨特、久遠而親切的原生態民歌。民族民間音樂是音樂文化的基礎、土壤和母親。正如中國藝術研究院田青教授所言：“古往今來的大藝術家沒有不對‘草根藝術’保持一個尊敬的心態的。”①面對被我們誤讀太深、漸已淡忘，即將消失卻滋養我們已久的天籟之聲時，尊重并保護原生態民歌，普及傳統音樂知識，弘揚民族民間音樂文化就成為我們急需達成的文化共識與義不容辭的文化責任。真正理性去關注和保護性地開發原生態民歌，則既強化了自身音樂文化歸屬、文化自覺和文化認同，也為應對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堅實的母體音樂戰略資源，更為當前我國音樂文化的創新與發展帶來了源源不斷的生機。也就是說，中國人要搞好屬于自己的現代音樂，首先應當學好中國自己的傳統音樂。正如中央音樂學院周青青教授在《中國民歌》一書的前言中寫道：“民歌不僅是傳統民間音樂的基礎，也是專業作曲家創作的基礎。”②因此，保護好原生態民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我們的母體音樂文化。

二、有利于推動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產業、旅游經濟的發展

文化產業成為經濟新秀而蒸蒸日上，旅游業成為市場需求而如火如荼，這是人們尋求文化多元、生活方式多樣的必然結果。當前中國，廣大農村地區也是原生態民歌的發源地、傳承地。

自改革開放以來，廣大農民不僅為中國的崛起做出巨大貢獻，而且還為我們留住了那些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遺產。面對國家解決“三農”問題的歷史機遇，實施文化扶貧戰略，借保護原生態民歌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東風，通過國家政策引導、主流媒體宣傳、各級政府的資金扶持，利用某地域或某兄弟民族音樂文化特色來發展旅游經濟，將保護原生態民歌、改善人民生活與滿足人們對異地和異民族音樂文化的消費需求，推動鄉村建設相結合，對“樂失求諸野”后遺存于廣大農村中的原生態民歌及其所蘊含的文化底蘊進行可持續性開發。從而改善民間藝人的生活水平，改良民間文化的生態環境，改變農村的文化貧困狀態，最終實現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產業、旅游經濟的雙贏。納西古樂為納西族、麗江古城帶來的豐厚回報；南寧民歌節成為廣西經濟振興、旅游業興盛的助推器等，都很好地說明了這一問題。

三、有利于推進我國民族聲樂的發展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原生態民歌在歌唱方法、曲調創作、情感表現等方面有利于推進我國民族聲樂的發展。

其一，從歌唱方法上來看，從《禮記樂記》《東府雜錄》等書中所記載的歷經數千年總結而成的中國古代聲樂理論中，汲取精華；從兄弟少數民族獨立、完整的聲樂體系中借鑒經驗，比如蒙古族長調、侗族大歌等，從而推進演唱方法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的形成。

其二，從曲調創作來看，原生態民歌的曲調數量可謂浩如煙海，為中國民族聲樂的發展積累了豐厚的曲目，要不斷傳承并成為創新的素材。如孟姜女調、茉莉花調等一些作為母體的時調在我國民歌、說唱、戲曲、器樂發展中所體現的“同宗性”。

其三，從情感表現來看，原生態民歌所唱的親情、愛情、鄉情、友情等具有眾所周知的普遍性、本真性、普適性。相同的人性、相通的人情、相似的人事使那一首首歌曲跨越時空，使“天涯共此曲”“此曲共千秋”“今人未唱古時歌，今歌卻被古人唱”成為可能，如《在那遙遠的地方》《蘭花花》《茉莉花》等。

四、有利于促進我國音樂文化的和諧發展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一個民族世世代代積淀成的文化傳統，將長期作用于這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音樂文化的和諧發展需要傳承傳統，需要個性與多樣性，需要不斷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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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人類學，是音樂學與人類學的交叉學科，其最根本的學科目的是研究人的音樂理念、音樂行為和音樂文化形態。《樂記》中寫道：“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那么，研究音樂必然要分析人類音樂實踐活動的背景、表象及意義，諸如生存環境、習俗、文化等要素。人類學是從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對人類進行全面的研究。音樂人類學的產生使研究者們走出了以往只對音樂作曲與演奏技術理論，他們把目光投向了更為廣闊的領域，深入到人類文化的層面進一步研究人的音樂行為。文化與人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不同的人由于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思維方式、道德觀、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會創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正因人類有眾多各不相同的優秀文化，才孕育了今天五彩斑斕的音樂世界。

中國揚琴自傳入至今，走過了約四百個春秋，在眾多揚琴前輩的不懈努力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風格，創造出既有中華民族特色，又具世界性水準的揚琴音樂，自成體系、匠心獨具。本文旨在從音樂人類學的角度研究中國揚琴音樂的民族性。

一、中國揚琴的民族化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所有藝術的根基，研究一個民族的音樂，需了解該民族的文化。著名音樂人類學家湯亞汀在《文化研究與音樂人類學——一種研究范式的構建》的學術講座中指出：從方法論來說，音樂人類學要研究學科各個時期及當今的各種思潮和理論框架；從地區研究來說，它是研究各民族具體的音樂文化；從理論意義上講，音樂作為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音樂風格實際上是民族文化的體現。中國作為東方文明古國，有著極其深厚的文化積淀，音樂藝術更是源遠流長，在西漢時期曾誕生了第一部音樂美學專著《樂記》，明代大音樂家朱載堉最早向世界提出了十二平均律，“曾侯乙編鐘”的出土，更是震驚世界，這些引人矚目的成就，使中國民族文化的魅力不顯自彰。

揚琴作為外來樂器最初傳入我國約在明朝萬歷年間，距今大約四百余年的歷史。一經傳入，便植根于中國文化生態的土壤中，廣泛吸收養分，經過長期的碰撞、改良、融合，才得以躋身于中國民族樂器的行列。初入中國的揚琴，從名稱、器型、音列，到演奏器具、技能、技巧，以及作品創作風格、手法等方面都進行了中國化改良，同時吸收了各地的“方言土語”，逐漸從伴奏行列走上了獨奏的舞臺。可以說在極短的四百年里，“中國揚琴”已名副其實，形成了自己鮮明的民族特征，成為民族音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與歐洲揚琴體系，西亞、南亞揚琴體系形成三足鼎立之局面。

二、中國揚琴音樂中的地域風格內涵

“風格”是很難用精確語言來界定的一個概念。赫爾佐格把風格描述為“特征”、“特點”的集合體。音樂風格實際上是民族文化的體現。縱覽中國揚琴發展歷程，自廣東傳入到內地，再到邊疆，所到之處無不扎根于當地厚重的文化土壤中，與地方的樂種結合，在吸取了充足的養分后，羽翼逐漸豐滿，遂形成了極具地方文化特色的廣東音樂揚琴、江南絲竹揚琴、四川揚琴、東北揚琴等風格流派。

廣東是“粵文化”的故鄉。勤勞、質樸的廣東人用活潑淡雅的音樂語言描繪著家鄉的秀美山川。揚琴入主廣東音樂絕非偶然，若不具備優美的音色和豐富的表現力及統領樂隊之用，是無法擔當此重任的，一旦引入便有了長足的發展，在經過長期的摩擦與融合，吸收了廣東音樂的精華，形成了以嚴老烈、丘鶴儔、呂文成等揚琴大家為代表的“粵韻”十足的廣東音樂揚琴流派。

篇9

音樂人類學，是音樂學與人類學的交叉學科，其最根本的學科目的是研究人的音樂理念、音樂行為和音樂文化形態。《樂記》中寫道：“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那么，研究音樂必然要分析人類音樂實踐活動的背景、表象及意義，諸如生存環境、習俗、文化等要素。人類學是從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對人類進行全面的研究。音樂人類學的產生使研究者們走出了以往只對音樂作曲與演奏技術理論，他們把目光投向了更為廣闊的領域，深入到人類文化的層面進一步研究人的音樂行為。文化與人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不同的人由于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思維方式、道德觀、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會創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正因人類有眾多各不相同的優秀文化，才孕育了今天五彩斑斕的音樂世界。

中國揚琴自傳入至今，走過了約四百個春秋，在眾多揚琴前輩的不懈努力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風格，創造出既有中華民族特色，又具世界性水準的揚琴音樂，自成體系、匠心獨具。本文旨在從音樂人類學的角度研究中國揚琴音樂的民族性。

一、中國揚琴的民族化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所有藝術的根基，研究一個民族的音樂，需了解該民族的文化。著名音樂人類學家湯亞汀在《文化研究與音樂人類學——一種研究范式的構建》的學術講座中指出：從方法論來說，音樂人類學要研究學科各個時期及當今的各種思潮和理論框架；從地區研究來說，它是研究各民族具體的音樂文化；從理論意義上講，音樂作為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音樂風格實際上是民族文化的體現。中國作為東方文明古國，有著極其深厚的文化積淀，音樂藝術更是源遠流長，在西漢時期曾誕生了第一部音樂美學專著《樂記》，明代大音樂家朱載堉最早向世界提出了十二平均律，“曾侯乙編鐘”的出土，更是震驚世界，這些引人矚目的成就，使中國民族文化的魅力不顯自彰。

揚琴作為外來樂器最初傳入我國約在明朝萬歷年間，距今大約四百余年的歷史。一經傳入，便植根于中國文化生態的土壤中，廣泛吸收養分，經過長期的碰撞、改良、融合，才得以躋身于中國民族樂器的行列。初入中國的揚琴，從名稱、器型、音列，到演奏器具、技能、技巧，以及作品創作風格、手法等方面都進行了中國化改良，同時吸收了各地的“方言土語”，逐漸從伴奏行列走上了獨奏的舞臺。可以說在極短的四百年里，“中國揚琴”已名副其實，形成了自己鮮明的民族特征，成為民族音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與歐洲揚琴體系，西亞、南亞揚琴體系形成三足鼎立之局面。

二、中國揚琴音樂中的地域風格內涵

“風格”是很難用精確語言來界定的一個概念。赫爾佐格把風格描述為“特征”、“特點”的集合體。音樂風格實際上是民族文化的體現。縱覽中國揚琴發展歷程，自廣東傳入到內地，再到邊疆，所到之處無不扎根于當地厚重的文化土壤中，與地方的樂種結合，在吸取了充足的養分后，羽翼逐漸豐滿，遂形成了極具地方文化特色的廣東音樂揚琴、江南絲竹揚琴、四川揚琴、東北揚琴等風格流派。

廣東是“粵文化”的故鄉。勤勞、質樸的廣東人用活潑淡雅的音樂語言描繪著家鄉的秀美山川。揚琴入主廣東音樂絕非偶然，若不具備優美的音色和豐富的表現力及統領樂隊之用，是無法擔當此重任的，一旦引入便有了長足的發展，在經過長期的摩擦與融合，吸收了廣東音樂的精華，形成了以嚴老烈、丘鶴儔、呂文成等揚琴大家為代表的“粵韻”十足的廣東音樂揚琴流派。

篇10

影像文化有助于形成社會集體記憶。在歷史的發展中，影像記錄著歷史的變遷、聚焦著文化的變動。影響人類的重大歷史事件都是激發影像想象力的重要源泉，因此，對世界政治格局造成重大影響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成為各國影像爭相創作的重要題材，如《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布谷鳥》《最長的一天》《拯救大兵瑞恩》《不列顛之戰》《從海底出擊》《老槍》《虎口脫險》《美麗人生》《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橋》《虎！虎！虎！》《地道戰》《紅櫻桃》《紅高梁》《南京！南京！》等關于二戰題材的經典影像已形成全世界人民的一種集體記憶。有時這種記憶也會通過影像集中在一些世界著名、瑰麗璀璨的明星身上，如奧黛麗?赫本、西爾維斯特?史泰龍、阿諾?施瓦辛格、邁克?杰克遜、李小龍等，在他們身上就濃縮了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這些經典的影像跨越了時空，為不同時期的人們再現著歷史上的某一時期、某一時刻，已成為世界各族人民心里永恒的記憶。

二、 影像文化的意義

影像文化作為視覺文化的一種典型表征形態，以其對社會生活的超強影響力和覆蓋力，把以語言為中心的文化理性結構引至以視覺為中心的感官享樂主義，基于影像污染、影像暴力等諸多負面因素的可能存在，人們對影像文化因其類型化與世俗化所導致精神文化的低俗化以及文化審美趣味的膚淺化進行不同程度的撕毀，然而事實并非僅僅如此，需用一種辯證的眼光看待影像文化存在的客觀事實。一百多年的歷史經驗證明，影像文化憑借其商業化運作大批量生產、遠距離時空傳播，實現了藝術產品的規模化創作，從而徹底改變了人類的文化交流方式和傳統消費觀念。與此同時，影像文化具有的現代性、泛性、大眾性、多元性以及商業性，使其在現代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強化了它在社會生活中的功能和意義。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們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會和文化形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可以跨越時空，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同時影像文化的崛起和發展，又克服了語言交流上的障礙，使不同階層、不同國籍的人們在溝通和交流方面更加的暢通無阻，使東西方異質文化在不斷的碰撞和沖突中，整合重構，融合創新，由此推動了全球化的進程。

影像文化重組了文化的形態和觀念，是一場張揚主體文化精神的革命，可以說，影像文化是傳統文化與當代傳播手段相互影響、相互結合而創造出來的產物。人類的文化傳播自古都有，不斷發展，從口口相傳發展到現在的以電子媒介作為工具的傳播，從以語言為中心的理性主義文化形態，日益轉向以視覺為中心，尤其是以影像為中心的感性主義文化形態。“電子媒體是一種具象的、動態的、較少受時空限制、傳播速度較快的文化傳播媒體。”[2]在它的作用下，影視文化藝術“剝離了高度抽象的Z言文字代碼，卸載了印刷媒體沉重的物質重負而代之以生動、逼真、直觀的影像畫面。”[3]影視文化的出現使人們對對象物的感知擺脫了相關文化知識的限制，繞開抽象的概念，通過影像而獲得相應的文化知識和倫理道德，即對行為主體的要求則是只需他們具備一定的感知能力即可。與聽覺的、空間的、心理的分析與闡釋等都緊密相連的影像文化為我們打開的是一個完整的互文世界。電子媒介將個體從自然與社會的雙重束縛中解放出來，在文化系統中重尋自身的合法地位，文化不再是少數人掌握的精英文化，而是一種大眾化的、全民性的群體消費行為，它不分人的高低貴賤，將世界各族人們都納入了文化的版圖，在這個意義上說，影像文化所帶來的是一場具有全球化意義的革命。

三、 影像文化的民族性表征：多元的影像民族風格

文化的民族風格主要取決于各民族獨特文化傳統。民族文化傳統主要指民族獨特的價值觀念、審美習慣、思維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在其歷史進程中積累起來的認識、形成的情感信仰、倡導的道德體系、制訂的法律規范、共同遵循的風俗習慣，它們相互影響共同作用，形成一個復合體。在共同的民族經歷中形成的民族文化，有利于維系民族的統一和團結，一個民族一旦失去了其共同的文化傳統，這個民族就會分裂甚至消亡。中國電影理論家羅藝軍指出：“文化危機在各種危機中乃最深刻之危機，因為文化是一個民族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一個民族自我確立的本質特征。”[4]同理，各民族所創造的影像也必然具有民族性。影像民族風格則是民族藝術家們在影像創作過程中，為了表現本民族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影像藝術傳統，諸如獨特的民族語言、獨創的藝術手法、特殊的地域風光、奇特的民風民俗、個性化的人物以及建筑等共同構成影像的民族性。

（一）民族內容

民族影像作為某一文化區域成員共同理解的代碼，必然要反映本民族的社會生活以及民族精神，帶有鮮明的民族色彩。以來，帝國主義列強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和屈辱，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民族影像藝術家把他們的愛國精神和赤子之心化為我國影視藝術的主題，《上海之戰》《共赴國難》《風云兒女》《保衛我們的土地》《熱血》《古剎鐘聲》《鐵道游擊隊》《獨立大隊》《地道戰》《》《晚鐘》，無論在主題思想還是題材內容上都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蘇聯電影《戰爭與和平》《母親》《十月》《區委書記》《虹》《庫圖佐夫》《偵察員的功勛》《真正的人》《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出于相似的原因，也傾向于以十月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為題材，以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為主題，“革命的英雄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成為富有民族特色的紅經典，在世界范圍內產生深遠的影響。美國電影《碧血金沙》《不歸路》以西部拓荒和加州的淘金熱作為題材，宣揚美國民族的自由冒險、開拓進取的精神，查爾斯?卓別林的《淘金記》用喜劇的手法真實而夸張的描述了美國人去西部淘金的熱潮，贊揚他們挑戰困難的奮斗精神，在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影像中的民族性“標識”

文化的多樣性導致世界的多樣性、民族的多樣性，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點。影像產品的民族性為其代碼之一同時也是彰顯其個性的標識。在競爭激烈的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各國影像產品的這種民族性標識便于本民族文化的傳播，既滿足本國觀眾的欣賞口味，又滿足了其他國家觀眾的獵奇的心理。眾所周知，當論及電影時，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好菜塢夢工廠的西部片、科幻片、災難片以及歌舞片等，英國的諜戰片、意大利的喜劇片、韓國的唯美悲情的情感片、印度寶萊塢的歌舞片、日本的動畫電影、中國的功夫片等。這些影像呈現給觀眾的自然景物、人文景觀、節日慶典、文娛體育等都是民族的標識性象征，諸如象征中華民族長城以及黃河、日本櫻花以及富士山、埃及金字塔以及尼羅河、美國自由女神像、法國埃菲爾鐵塔、英國大本鐘、意大利比薩斜塔、印度泰姬陵、荷蘭風車、丹麥美人魚的影像；文娛類的，如代表中國的乒乓球、日本的空手道、美國的橄欖球、法國的劍術、巴西的足球、蒙古的摔跤、西班牙的斗牛等；節日慶典類的如歐美的圣誕節、復活節、萬圣節、狂歡節、愚人節、情人節，亞洲的新年、中國的春節、伊朗的諾魯茲節、印尼的灑紅節。根據羅斯列夫托爾斯泰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戰爭與和平》，影片中出現的化妝舞會、狩獵、占卜場景，就充分體現了19世紀俄羅斯民間的風情，為影像中的民族性“標識”。

（三）影像的民族形式

影像除了內容的民族性，還有其形式上的民族性，這種形式上的民族性主要表現在影視語言、影視結構及其手法上。日本最具傳統風韻的影像導演溝口健二，他在景別上多用全景遠景、少用特寫，在拍攝手法上，多用全景長鏡頭，其鏡頭如動態畫卷般的緩緩移動。這種獨樹一幟的幾乎完全回避特寫的全景長鏡頭，極富透視的空間感，是日本民族電影風格的一大標志，在影片《阿游小姐》（1951）、《雨月物語》（1952）中，這種長鏡頭得到了典型運用。其攝影機流暢的運動，使受眾在欣賞洋溢著日本影像的“靜謐幽玄”之美的同時，能深刻感受到作品中體現出來的日本式的空間觀念。巖崎弛在《日本電影史》中道出了日本與其他國家電影風格差異的玄機：“日本電影和外國電影風格上最明顯的不同是，日本電影遠景和全景這種遠距離攝影位置的鏡頭多。”[5]歐美電影在電影語言運用上與此截然不同，它們以人帶景，注重人物的細節，多用特寫，強調視覺沖擊力，講究R頭的節奏和變化，突出色彩對比。這些乃歐美電影在影像藝術形式的民族特色。

另外，民族風格還體現在影視作品的結構和表現手法上。影像在敘事、情節設置、細節刻畫方面都帶有民族特色點，比如說我國最早的電影――“影戲”以敘事（特別以戲劇性敘事）為核心，以講故事為重點，以舞臺戲劇相似的段落場面為其基本的敘事單位，帶有強烈的戲劇化色彩，如《定軍山》《難夫難妻》《勞工之愛情》，在結構方面多采用“謝晉電影模式”，即“開端、發展、和結局”來結構故事，其沖突和戲劇懸念是其首要元素。《春蠶》《大路》《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東流》《小城之春》影片，注重按照時間順序來展開情節、安排矛盾，也很少用首尾顛倒、頻繁閃回結構方式。與此相反，西方電影一般以人物的意識變化和心理流動來組織故事的情節，比如瑞典電影《野草莓》，就是采取汽車旅行和心靈旅行兩條線索交叉的敘事結構，在交叉的時空背景中展現主人公的意識流動。即使那些故事性較強的西方電影，也是通過鏡頭的變化，采用倒敘、插敘、頻繁閃回的電影敘事手法，與中國電影不同。

參考文獻：

[1]盧蓉.電視劇敘事藝術[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2004：156.

[2]尤游，戴元光.影視文化社會身份芻議[M]//圖像時代：視覺文化傳播的理論詮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