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人口老齡化利弊分析，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人口老齡化目前已經成為世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如今人口老齡化并不只是發達國家所特有的現象，現在已是全世界眾多國家面臨的普遍問題。人口老齡化是指總人口中因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應增長的過程。1956 年，聯合國在《人口老齡化及其經濟社會影響》一文中將老年人的起點年齡定為60 歲或65 歲；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就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進入了老齡化社會。

根據國家統計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顯示，2010年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顯然，中國已經成為人口老齡化大國。

在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大趨勢下，部分地區對人口老齡化的敏感程度也不同。其中西部地區是近些年來中國建設和開發的重點。所以研究老齡化對其發展的利弊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中國西部地區包括十二個省、市和自治區。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除港澳臺外），經計算西部地區有人口約360356231人。其中，有24706321人，占全國人口的6.86%，占5個自治區人口的24.26%。內蒙古是國家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地區。內蒙古經濟的發展直接反映了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研究內蒙古人口老齡化問題具有代表性。這對我們未來對內蒙古發展，乃至整個西部地區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010年約2470萬人中，其中65歲以上人口比重為7.56%，同2000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相比，65歲老年人所占比重分別上升了2.21和3.55個百分點。65歲以上人口有逐年上升的趨勢。而14歲以下人口由1990年的610.37萬人下降到2010年348萬人，下降了14.35個百分點（見圖1）。老少比由1990年的14.1%上升到2010年的53.61%。這些數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十分危急。

一 的人口現狀

數據來源：由2010年《統計年鑒》整理得出

1982年我國將計劃生育寫入憲法，我國的人口得到了有效地控制，出生率由1982年的21.2%下降到了2010年的9.3%。隨著國家醫療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病有所醫，死亡率由1982年的5.7%下降至5.5%，總體呈下降趨勢。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也導致了低自然增長率，1982年2010年，自然增長率逐年下降，2010年更是低到了3.8%（見圖2）。這些數據說明，已經步入了老齡化地區的行列。

數據來源：由2010年《統計年鑒》整理得出

二 人口老齡化對內蒙古經濟的影響

1.積極影響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可知，2000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經濟活動參與率為32.99%，其他國家也是如此。例如，2005年，發達國家老年人參與率為8.43%，而60歲以上老年人口中主要生活來源的23.88%來自勞動收入（見表1）。說明約有四分之一的老年人仍然奮斗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譬如學術研究，醫療服務行業的老專家，他們是經濟發展的有力推動者。他們其中有些甚至是內蒙古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數據來源：由國家統計局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整理得出

此外，老齡化趨勢會給服務產業帶來發展的契機。特別是內蒙古旅游業，內蒙古以其美麗寬廣的草原吸引著來自全國各地的游客。其中老年人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如今，旅游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之一，每年到內蒙古的旅游人數都有很大幅度的增長。

開發老年市場，振興老年產業，已經成為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必不可少的內容。合理利用旅游資源，讓“銀發一族“帶動內蒙古旅游產業，填補旅游淡季的空缺。

根據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可以推算出60歲以上的老年人未婚、喪偶和離婚的比例為29.445%，約有12459025人，由此可以推算出60歲以上未婚、喪偶和離婚的人有約81218人。這就意味著對于吃穿不愁的老人來說孤獨可能是老年生活最大的困擾。旅游散心可以讓他們親近自然，結交朋友。除此之外，旅游還可以改變老年人的精神狀態，對高血壓，神經衰弱等疾病都有一定程度的緩解作用。2006年，我國老年市場的年消費能力達6000億元，而2010年，這一數據已突破20000億大關。

2011年，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數達到151.52萬人次，其中老年人比例在逐年上升。旅游業總收入達到889.55億元。旅游業總收入占全區GDP的6.24% 。老年人能給我國的旅游業帶來龐大的資金注入，更應該抓住這個寶貴的機會。

此外，人口老齡化也將推動內蒙古家政服務行業的轉型升級。數據來源為內蒙古科右前旗婦聯對全旗的家政服務工作調研結果顯示：被調查家庭中，雙職工家庭占86%；家庭月可支配性收入達4000元以上的家庭占78%；有家政服務需求的家庭占40%；曾接受過家政服務的家庭占25%。越來越多的家庭需要照料老人的家政服務。人口老齡化將加快家政服務行業的轉型。

2.消極影響

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也是不容小覷的。如對消費總量和儲蓄總量的影響，對社會投資的影響。人口老齡化還使社會勞動力出現弱化和短缺現象。

從1990年到2000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不斷增加，的人均壽命也在不斷增加。根據生命周期理論，從短期來看，個人的年齡階段不同，儲蓄行為也會不同。預期壽命的長短會影響人們的儲蓄和消費。所以，在年輕時個人需要儲蓄年老時的消費所需。而預期壽命的延長，這要求勞動者在年輕時就必須更多地儲蓄以安度更長的晚年生活。

如學者leff（1969）發現，老年人口負擔比的提高會減少國民儲蓄率。通過我國多年的實踐上來看，leff的結論比較合適。隨著計劃生育的推行和年輕人婚姻觀、育子觀的改變，我國的人口大國的紅利即將消失，加之我國推行了退休金和社會保險津貼，導致老年人低儲蓄率，對國民儲蓄的透支會大大超過對其儲蓄的速度，國民的儲蓄會越來越少，而儲蓄會直接影響到投資。

中國老年人歷來勤儉節約，所以老年人的消費支出有縮減的趨勢。從全區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看，老年人的生活必需品、保健費和醫療支出有顯著的提高，但是對于生活水平相對較低的老年人來說，對耐用品，如冰箱、彩電和住房的消費需求不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消費。

老齡化背景下的勞動適齡人口變化將直接影響社會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速度，其后果是勞動力短缺、經濟增長緩慢。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一定數量和一定質量的勞動人口的穩定供應，人口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口比重加大，勞動適齡人口數量減少、比重下降，最后導致勞動力短缺。

如今，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豐富得到勞動力資源，是低廉的勞動力外向型經濟拉動的。人口老齡化讓我們的人口大國的優勢一點點喪失，尤其是，大部分的財政來源依靠資源帶動，開采自然資源，如果勞動力短缺，對內蒙古的影響將是致命的。

三 針對人口老齡化提出的建議

1.提高自治區老年人的教育水平和整體文化素質

加快發展自治區老年科教事業，提高老年人的科學文化水平和整體素質，讓更多的老年人在退休后還能參與到的經濟建設中，適當延長部分職業的退休年齡。從而更好地減緩老齡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為此自治區政府應該加大對老年人口教育事業的投資力度，興辦形式多樣的老年大學，構建適合老年人學習的設施和環境，實行學費減免和補償的措施，讓老年人為自治區的發展貢獻余熱。

2.加大公共醫療衛生事業建設的力度，提高老年人的身體素質

60歲以上的老年人健康的人數占到老年總人數的41.89%，但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被慢性病纏身。老年疾病嚴重影響了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因此內蒙古應重視老年人的健康問題，普及常見病知識，自治區內的優秀醫療專家應定期走到老年群眾中為他們義務巡診，為他們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對于患有嚴重疾病的老人，政府應出臺相關的政策，根據老年人本身的實際情況，相應的減免一些費用。總之，提高公共醫療衛生事業的整體水平在眼下十分必要。

3.政府發揮好帶頭作用

內蒙自治區政府應在處理養老保險金管理方面起到監督監管的作用，防止專款被亂用，濫用，防止“空帳”現象出現，防止養老保險基金在內的社保基金被擠占挪用現象發生，管好用好老百姓的保命錢。政府還應在養老院敬老院方面加大投資力度。近年來，呼和浩特市大力推進各級各類養老機構建設，重點實施了市社會福利院、市光榮院、旗縣區綜合福利中心、老年養護院和農村敬老院新建、擴建項目。總投資約31195.1萬元，新增床位數4136張。 在自治區老年人口工作中起到了模范帶頭作用。同時還應加大加快我區旅游業發展，有力促進相關服務行業的成長和壯大，降低發展對資源的依賴程度，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擴大社會就業和促進民生改善，激發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在老齡化程度不斷加劇的過程中，如何爭取政府資助基金、福彩公益金、委托服務項目，特別是長期項目以及接受政府轉移支付職能，助推老齡事業發展，幫助老年人安度晚年是自治區政府需要面對的挑戰。

總之，作為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未來中國將面臨老齡化帶來的更多的挑戰，同樣，乃至整個西部地區都會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我們應隨時做好迎接挑戰的準備，建立健全各項法制體系，從容不迫地迎接任何困難。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2號），2011.4

[2]原新，萬能.緩解老齡化壓力，推遲退休有效嗎[J].人口研究，2006 （4）

篇2

二戰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世界各國的人口再生產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傳統類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現代類型轉變，由此形成人口年齡結構從“年輕型”向“老年型”過渡的結果。特別是發達國家，普遍進入了老齡型社會。依據聯合國有關規定，一個國家65歲以上的老年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超過7%，或60歲以上的人口超過10%，便被稱為“老年型”國家，我國于2000年跨入了這一行列。但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老齡化有著自身獨特的特征，有學者將我國老齡化特征概括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齡；老年人數量大，老年人扶養比大，地區差異大，真實地反映出我國老齡化的現狀，同時也表明老齡化將給整個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挑戰。

隨著社會發展，我國人口老齡化將經歷快速老齡化、加速老齡化和穩定的重度老齡化三個階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國人口老齡化最嚴峻的時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需要撫養的老年人口將占人口總數的40%-50%。屆時，重度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將日益突出，我國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

雖然老齡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就業壓力，提高就業水平，但也會造成勞動力比例下降，形成勞動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過去人口高增長帶來的“人口紅利”終將消失，由此導致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下降。不僅如此，老齡人口的過快增長提高了社會負擔系數，客觀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目前我國的老年扶養比為0.11左右，即大約9個多勞動年齡的人就要供養1個老人。據測算，到2050年將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會負擔系數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社會保障作支撐，也決定著傳統的居家養老方式難以維繼。而到2005年底，我國養老金“空賬”已達八千億。這需要大量的養老資金投入，但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齡社會使得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現代化，與發達國家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條件下進入老齡社會相比，我國成為世界上惟一進入老齡社會的發展中國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這種狀況表明在解決老齡化問題上我國面臨著嚴重的資金缺口。

老齡化也同時引發了嚴峻的產業結構矛盾，集中體現在與老齡人口消費需求相關的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上，包括醫療保健、生活撫養、休閑娛樂等方面。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廣闊的老齡市場，但另一方面卻對老年市場多元化的需要供給不足，同時又需維系并加強老年市場的購買力。更為重要的是，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倒置顯著等特征，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及養老方式的城鄉差異交織在一起，使老齡化問題愈加復雜、艱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種種矛盾是化解老齡化危機不能回避、必須正視的問題。然而事情總有利弊的兩面。因為在壓力背后是開拓老齡市場和老齡產業的機遇，這必將對我國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帶來巨大的影響。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確實形成了相當規模的市場需要，但那僅僅是一種潛在的市場，要真正形成市場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續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購買力，從而推動老年市場供給的增加及老齡產業的發展成熟。

療養服務貿易是指以國外人口、特別是老齡、高齡人口為主要服務對象，以醫療保健、旅游、休閑消費、養老托老等綜合服務功能為主要內容，以創匯為主要目的的新型國際服務貿易。最早提出發展療養服務貿易的設想是在上世紀末。然而由于發展條件和認識條件所限，并未在實踐中引起重視。近年來，經濟的繁榮增長和老齡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劇使得從人口、市場、產業等多重角度的綜合審視具備了較為充分的條件，因而該領域的發展也正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

療養服務貿易潛在的國際市場

目前跨國醫療、旅游、養老的人數不斷增加，全球“醫療旅游”人數已經上升到每年數百萬以上。到2010年，國際“醫療旅游”行業的年營業額將上升到400億美元。發達國家醫療保健費用高漲，為亞洲的醫療服務公司提供了賺錢的機會。如面對日本老齡市場巨大潛力，東南亞各國政府紛紛放遠眼光，在住房、醫療、旅游等領域制定中長期計劃。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已經修改了移民、稅收和房地產購買的法規，以吸引富裕的外國退休者。雖然醫療旅游并非等同于療養服務貿易，但它是療養服務貿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見開拓這一市場的巨大前景。

從產業屬性來看，療養服務貿易屬于消費者服務貿易，其不僅包括對相關服務供給能力的規定，從而對國內產業、消費結構和水平以及發展趨勢有所要求，同時又需要順應、吸引、引導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場。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務貿易，需涉及自然人較長時期的跨境移動以及多方面的綜合服務內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國家之間的合作。由此來看，發展療養服務貿易需要從供給與需求及外部條件和環境進行綜合審視，其自身較強的專業特征使得除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及服務的相對價格這樣的決定需求強弱的因素外，消費者對服務的評價越加困難，所承擔的風險逐漸加大，因而消費服務的尋找及經驗特征減弱，信任特征加強，因此對相關服務質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國發展療養服務貿易的可行性分析

療養服務貿易則從開放經濟的視野下為解決我國老齡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徑。我國在開拓療養服務貿易新領域中較之開發“醫療旅游”的東南亞各國，除了共同的有利環境外，更有著自身厚實的優勢和基礎。主要表現在：

（一）療養保健資源是療養服務貿易的優勢和前提

首先必須充分發揮我國豐富而獨特的療養保健資源的功效。這些資源涉及自然、技術以及社會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術資源為基礎，以社會人文資源為依托，形成療養資源層級、互補結構。具體而言，我國地域遼闊，自然療養資源豐富，以這些資源為基礎已經開發出眾多旅游度假及療養勝地，為發展療養服務貿易奠定了基礎。此外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及民風民俗等對療養及形成健康、和諧的療養環境同樣重要。

（二）國內外消費能力的不斷提升是療養服務貿易的關鍵

從服務的提供地來看，本地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對于開發療養資源及形成配套設施和措施而言比較重要；從服務的消費群體來看，目前能夠成為我國療養服務貿易市場開拓對象的國家和地區基本屬于發達國家和地區，其經濟實力及消費能力不成問題，而關鍵在于如何吸引并為自然人流動創造條件。如同旅游市場劃分等級一樣，療養客源市場依據地緣、經濟實力、消費能力等標準同樣可以確定需要開拓的不同等級的目標市場。顯然依據我國旅游業及服務貿易合作的發展形勢判斷，療養客源市場的開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間。

（三）不斷增長的老齡人口是療養服務貿易的客源基礎

老齡人口無疑是療養服務的主要對象，尤其是人口老齡化及家庭結構、養老托老方式的變化，為該市場的開發注入了更強的動力。統計顯示，到2030年，西方7個主要工業化國家65歲以上人口將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來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選擇在國外消費和養老。如西班牙，憑借自身的旅游資源優勢，大力吸納日本的“出口”老人，積極支持國內企業在本國的療養度假地興辦日本老人村來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為老人提供完善的醫療保健、生活和文化娛樂等方面的服務，賺取了可觀的外匯，還引進了日本現代科學管理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我國開發療養服務貿易具備相關條件，并有著自身獨特的資源優勢和價格競爭力，通過積極的應對措施，可以形成廣泛而穩定的療養服務客源市場。

（四）開放條件下的區域合作是外部成長動因

開放經濟條件與封閉狀態相比，在謀求經濟發展的途徑、動力等方面顯然具備很多優勢。療養服務貿易的開展就是基于開放條件下的雙邊及多邊合作，它為解決各國及各地區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如人口老齡化提供了一個合作平臺。基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勞務合作、對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強，在解決療養服務貿易所涉及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上的難度會逐步降低，合作空間將進一步拓展。

篇3

隨著社會發展，我國人口老齡化將經歷快速老齡化、加速老齡化和穩定的重度老齡化三個階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國人口老齡化最嚴峻的時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需要撫養的老年人口將占人口總數的40%-50%。屆時，重度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將日益突出，我國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

雖然老齡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就業壓力，提高就業水平，但也會造成勞動力比例下降，形成勞動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過去人口高增長帶來的“人口紅利”終將消失，由此導致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下降。不僅如此，老齡人口的過快增長提高了社會負擔系數，客觀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目前我國的老年扶養比為0.11左右，即大約9個多勞動年齡的人就要供養1個老人。據測算，到2050年將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會負擔系數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社會保障作支撐，也決定著傳統的居家養老方式難以維繼。而到2005年底，我國養老金“空賬”已達八千億。這需要大量的養老資金投入，但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齡社會使得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現代化，與發達國家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條件下進入老齡社會相比，我國成為世界上惟一進入老齡社會的發展中國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這種狀況表明在解決老齡化問題上我國面臨著嚴重的資金缺口。

老齡化也同時引發了嚴峻的產業結構矛盾，集中體現在與老齡人口消費需求相關的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上，包括醫療保健、生活撫養、休閑娛樂等方面。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廣闊的老齡市場，但另一方面卻對老年市場多元化的需要供給不足，同時又需維系并加強老年市場的購買力。更為重要的是，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倒置顯著等特征，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及養老方式的城鄉差異交織在一起，使老齡化問題愈加復雜、艱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種種矛盾是化解老齡化危機不能回避、必須正視的問題。然而事情總有利弊的兩面。因為在壓力背后是開拓老齡市場和老齡產業的機遇，這必將對我國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帶來巨大的影響。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確實形成了相當規模的市場需要，但那僅僅是一種潛在的市場，要真正形成市場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續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購買力，從而推動老年市場供給的增加及老齡產業的發展成熟。

療養服務貿易是指以國外人口、特別是老齡、高齡人口為主要服務對象，以醫療保健、旅游、休閑消費、養老托老等綜合服務功能為主要內容，以創匯為主要目的的新型國際服務貿易。最早提出發展療養服務貿易的設想是在上世紀末。然而由于發展條件和認識條件所限，并未在實踐中引起重視。近年來，經濟的繁榮增長和老齡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劇使得從人口、市場、產業等多重角度的綜合審視具備了較為充分的條件，因而該領域的發展也正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

療養服務貿易潛在的國際市場

目前跨國醫療、旅游、養老的人數不斷增加，全球“醫療旅游”人數已經上升到每年數百萬以上。到2010年，國際“醫療旅游”行業的年營業額將上升到400億美元。發達國家醫療保健費用高漲，為亞洲的醫療服務公司提供了賺錢的機會。如面對日本老齡市場巨大潛力，東南亞各國政府紛紛放遠眼光，在住房、醫療、旅游等領域制定中長期計劃。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已經修改了移民、稅收和房地產購買的法規，以吸引富裕的外國退休者。雖然醫療旅游并非等同于療養服務貿易，但它是療養服務貿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見開拓這一市場的巨大前景。

從產業屬性來看，療養服務貿易屬于消費者服務貿易，其不僅包括對相關服務供給能力的規定，從而對國內產業、消費結構和水平以及發展趨勢有所要求，同時又需要順應、吸引、引導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場。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務貿易，需涉及自然人較長時期的跨境移動以及多方面的綜合服務內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國家之間的合作。由此來看，發展療養服務貿易需要從供給與需求及外部條件和環境進行綜合審視，其自身較強的專業特征使得除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及服務的相對價格這樣的決定需求強弱的因素外，消費者對服務的評價越加困難，所承擔的風險逐漸加大，因而消費服務的尋找及經驗特征減弱，信任特征加強，因此對相關服務質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國發展療養服務貿易的可行性分析

療養服務貿易則從開放經濟的視野下為解決我國老齡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徑。我國在開拓療養服務貿易新領域中較之開發“醫療旅游”的東南亞各國，除了共同的有利環境外，更有著自身厚實的優勢和基礎。主要表現在：

（一）療養保健資源是療養服務貿易的優勢和前提

首先必須充分發揮我國豐富而獨特的療養保健資源的功效。這些資源涉及自然、技術以及社會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術資源為基礎，以社會人文資源為依托，形成療養資源層級、互補結構。具體而言，我國地域遼闊，自然療養資源豐富，以這些資源為基礎已經開發出眾多旅游度假及療養勝地，為發展療養服務貿易奠定了基礎。此外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及民風民俗等對療養及形成健康、和諧的療養環境同樣重要。

（二）國內外消費能力的不斷提升是療養服務貿易的關鍵

從服務的提供地來看，本地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對于開發療養資源及形成配套設施和措施而言比較重要；從服務的消費群體來看，目前能夠成為我國療養服務貿易市場開拓對象的國家和地區基本屬于發達國家和地區，其經濟實力及消費能力不成問題，而關鍵在于如何吸引并為自然人流動創造條件。如同旅游市場劃分等級一樣，療養客源市場依據地緣、經濟實力、消費能力等標準同樣可以確定需要開拓的不同等級的目標市場。顯然依據我國旅游業及服務貿易合作的發展形勢判斷，療養客源市場的開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間。

（三）不斷增長的老齡人口是療養服務貿易的客源基礎

老齡人口無疑是療養服務的主要對象，尤其是人口老齡化及家庭結構、養老托老方式的變化，為該市場的開發注入了更強的動力。統計顯示，到2030年，西方7個主要工業化國家65歲以上人口將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來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選擇在國外消費和養老。如西班牙，憑借自身的旅游資源優勢，大力吸納日本的“出口”老人，積極支持國內企業在本國的療養度假地興辦日本老人村來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為老人提供完善的醫療保健、生活和文化娛樂等方面的服務，賺取了可觀的外匯，還引進了日本現代科學管理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我國開發療養服務貿易具備相關條件，并有著自身獨特的資源優勢和價格競爭力，通過積極的應對措施，可以形成廣泛而穩定的療養服務客源市場。

（四）開放條件下的區域合作是外部成長動因

開放經濟條件與封閉狀態相比，在謀求經濟發展的途徑、動力等方面顯然具備很多優勢。療養服務貿易的開展就是基于開放條件下的雙邊及多邊合作，它為解決各國及各地區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如人口老齡化提供了一個合作平臺。基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勞務合作、對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強，在解決療養服務貿易所涉及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上的難度會逐步降低，合作空間將進一步拓展。

結論

篇4

中圖分類號：F8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2）12-0018-05

一、引言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是每個國家、地區所必須經歷的過程，是人類所無法抗拒的。老年人數量的增加、占總人口比重的上升都會引起很多社會問題。最為明顯的就是家庭。家庭是社會最小的單元，只有每一個小家都過得幸福，那么我們的大家庭——整個社會才會和諧，國家才會安定。人口老齡化的到來使家庭結構發生變化，“4-2-1”模式逐漸出現。宋健早在2000年的時候就對家庭結構進行了研究，并將這種“4-2-1”結構歸結為一種家庭結構，重點強調代際關系。同時他還指出，出現這種格局的可能是有的，但是必須滿足三代共存、一對獨生子女之間的婚配和連續兩代獨生子女三個條件[1]。但是，2000年是我國剛剛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時期，老齡化趨勢并不明顯，65歲及以上老年人比重達7%，今天的這個數字已變為8.9%。如今，很多家庭都已出現“4-2-1”家庭結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使得“4-2-1”家庭結構加速形成：一個家庭4個老年人，一對夫妻，一個孩子。一對夫妻上有老，下有小，既要照顧雙方4位老人，還要照顧自己的孩子。隨著孩子逐漸長大，雙方老人還將逐漸變老，到了高齡的時期，老年人更需要人照顧，那么2個人照顧4位老人如何安排？如果再過10年或20年，這對夫婦也變老，他們的孩子也有了孩子，四世同堂本是人生在世的一大樂事，但他們的孩子要照顧八位老人和1個孩子，這樣的任務是如此艱巨。家庭結構的變化，使得年輕人贍養老人的負擔越來越重，他們不能放下工作一門心思的照顧老人和孩子，所以養老產業就應運而生，家庭養老、機構養老等模式隨之出現。然而，什么樣的模式適合我國國情、什么樣的模式才能滿足不同層次老年人的需求等問題接踵而來。學者們盡管對養老模式進行了研究，但對待同一模式或相同問題的意見仍有不同。因此，對養老模式作進一步探討十分必要。

二、養老模式研究現狀

目前的養老模式主要有三種，即家庭養老、社會養老、社區養老。其中，社會養老是以機構養老為核心的模式。

（一）家庭養老

家庭養老是一種環環相扣的養老模式。該模式以家庭為載體，自然實現保障功能，并完成保障的過程，這就是于1983年提出的家庭養老的“反饋模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萊因認為，家庭養老是我國未來20～30年的主要養老模式。因為目前的中國尚不能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不可能積聚大量的資金用于老年服務業，老齡化到來的時刻與經濟發展的時期不相適應，所以還要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養兒防老[2]。國內的一些學者也堅持認為：就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情況而言，家庭養老是我國主要的養老模式。據國家統計局的《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由此看出，我國人口老齡化與前些年相比略顯突出，但決定養老模式的關鍵并不僅僅要考慮經濟因素，也要考慮人們敬老愛老的傳統觀念。我國是農業大國，大部分農村地區仍是家庭養老的模式，我國城鎮也有34.9%的老人采用家庭養老的模式。新加坡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發達，但家庭養老仍是主要養老模式[3]。

（二）社會養老

這里所說的社會養老指的是機構養老。姜向群認為，機構養老是社會化養老的模式，該模式與家庭養老不同，是通過社會途徑、以社會制度保證的養老方式。它主要包括老年社會保障、老年社會福利、老年社會服務、機構養老等[4]。西方發達國家較早進入老齡化社會，機構養老也較為成熟。調查研究表明，每個國家都有其自身特點，美國提倡個人獨立，所以其養老機構給人以享受自由的感覺；澳大利亞早在20世紀60年代65歲及以上老年人比重就已超過8%，其養老機構并不一味追求現代化，更加注重家的感覺；作為亞洲最早加入老齡化社會行列的日本，繼承傳統的家庭養老的特征，注重人文關懷；法國是最早進入老齡化的國家，其特殊性決定自身養老機構的特性，那就是多元化。法國的養老機構模式較為豐富，主要由收容所、老年公寓、護理院和中老年醫療服務機構組成。此外，法國還建有名為圣雷米的老年人村，里面的老年人平均年齡為84歲，里面的生活、醫療服務設施一應俱全。機構養老雖然在國外發展較為成熟，但在我國發展明顯存在問題。韋克難將問題歸結為以下三點：第一，床位不足、設施不完善；第二，由于受傳統觀念的約束，老年人對養老院的服務等存有顧慮；第三，有些養老院的收費偏高，不適合所有普通工薪階層[5]。如果能將這些問題解決，機構養老無論對于老人還是對于子女而言，都不是一件壞事。因為機構養老有其自身優勢，老年人不但能獲得專業的照顧、使子女從對老年人的照料中解脫出來，而且還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徐英姿在2008年就對城市機構養老進行深入研究，發現這一事實，并呼吁社會各界和老年人要用發展的、長遠的眼光來看待機構養老，不要拒絕和抵制進養老院，因為機構養老必將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任何人都無法掌控的[6]。雖說現在的很多老年人及其子女都還沒有從陳舊的觀念中解放出來，家庭養老的模式仍是我國主要的養老模式并將持續很長時間，但最終將會被社會養老所替代[7]。

（三）社區養老

社區養老是以家庭養老為主，社區機構養老為輔，以上門服務為主要方式為居家老年人提供照料方面等服務的養老模式。“社區養老”最早出現在英國，之后西方國家紛紛效仿，并將此模式定義為由家人、志愿者和專門護理人員共同承擔的一項任務。社區是未來養老服務的最佳載體，社區服務是否完善也將成為老年人能否安度晚年的關鍵因素。因為日益弱化的家庭養老觀念、政府有限的財力、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機構養老的不完善等諸多方面的因素決定了社區養老必然成為未來養老模式的中心這一推斷[8]。在1993年《關于加快發展社區服務業的意見》中指出，85%以上街道要興辦社區服務中心、老年公寓、殘疾人收容所、托幼所；到20世紀末，基本建成服務質量高、管理水平高的社區服務網絡。2001年，民政部制定并下發“全國社區老年福利服務星光計劃”[9]。社區養老早在1996年8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就有所提及。該法對社區養老作了論述，并強調“發展社區服務，逐步建立適應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務、文化體育活動、疾病護理與康復等服務設施和網點”等要求。在此基礎上，陳永生分析了社區養老的可行性，并提出社區養老模式的初步構建框架[10]。社區養老模式的原則歸為“以人為本、依托社區、互助而助”，并從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出發，將社區照顧模式分為社區居家照顧和社區養老機構照顧兩個子系統，其核心就是為老年人提供完善的服務[9]。秦桂娟認為，社區養老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城市人口老齡化對策[11]。雖然社區居家養老符合我國國情，但就目前實際情況而言，切實做到實處仍存在一些問題，如法律法規不健全、資金缺乏、服務機構設施不完善等。要解決以上問題，就要制定相關政策措施、拓寬資金渠道、完善服務設施特別是醫療保障設施，同時要成立專業的人員和志愿者隊伍，為社區家庭養老的專業化建設奠定基礎[12]。

（四）中國特色的養老模式

我國三種養老模式各有千秋，然而家庭養老功能淡化，機構養老處于變革階段是政府及相關機構面臨的問題。社區居家養老已被很多學者提及，并公認是具有綜合實力的養老模式，但也存在很多問題。據調查數據顯示，我國社區居家養老中，家庭服務需求很大，但滿足率僅有15.9%。社區居家養老模式固然好，但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應該提升社區居家養老模式的專業化程度，盡快實現標準化管理[13]。1998年，穆光宗提出了“3+2”養老模式，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綜合養老模式，也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現狀，其主要是以社會養老、家庭養老和自我養老為基本方式的養老模式，最終目標是要積極發展我國養老事業[14]。家庭養老、社會養老和自身養老各有利弊，但傳統養老方式的改革是必然趨勢。城市與農村的情況不同，所以在城市要實施居家養老與社區養老相結合的模式，而在農村則以自身養老為主[15]。從我國國情出發，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相結合的模式是最適合我國養老的新型模式，因為社區養老既可以減輕家庭照料的負擔，也可以使老年人與社會網絡時刻相連，家庭養老可以使老年人享受到家人的關懷，所以二者如能結合那將是完美之作。社區居家養老，是一種揚長避短的新型模式，使得老年人既可以居住在自己的家中，又可以依靠社區的養老服務機構獲取相應的醫療、家政、餐飲、精神慰藉等服務[16]。居家社區養老模式被很多學者形象的稱為“沒有院墻的養老院”。此外，“社區+機構+家庭”新型養老模式經過張俊良、曾祥旭的研究分析正式提出，它是一種集家庭、機構和社區三種優勢于一身、同時避免三種模式缺點的新型養老模式。該模式提倡機構養老但又不摒棄家庭養老，所以該模式的宗旨是將養老機構建在每個社區當中，機構取代社區養老的作用，由機構直接面對老年人并為老年人提供標準化、高質量的養老服務[17]。無論是家庭養老、機構養老、社區養老，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養老方式，都與尊老愛幼的優良傳統聯系在一起。

三、農村養老模式

人口老齡化不僅是城市有的問題，也是農村所必須面對的挑戰。對于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而言，都出現過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這種現象被學者們稱為人口老齡化城鄉倒置，日本、俄羅斯等國家都出現過此種情況。日本1980年起就較早出現了人口老齡化城鄉倒置的現象[18]。對于我國來說，既是人口大國又是農業大國，人口老齡化在城鎮和農村同時出現，勢頭又十分兇猛。然而，城鎮和農村在生活環境等方面有很大差異，城市中有較好的設施、服務等可以提供給老年人，但農村這些條件頗為簡陋，再加上近年來我國打工在外的年輕人數量逐步猛增，農村留守老年人和兒童的數量不斷增加，加大了養老的難度。城鎮與農村的差異性就決定著其養老模式的不同。從經濟保障的角度來看，城市老人以社會養老為主，農村則以家庭養老為中心；從物質和精神方面來看，城鎮和農村的養老模式都以家庭為中心。但是，我國處于養老模式的轉型期，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的模式同時存在，由于家庭養老具有不可逆轉性，所以政府在推行社會養老的時候要時刻注意[19]。中國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農村人口占據很大比重；農村人口的基數大，老年人所占比重也就自然增加。據調查，中國老年人口中約75%居住在農村，受道義責任的約束，家庭養老成為農村老年人口養老的主要方式[20]。面對如今農村人口老齡化日趨明顯的趨勢，應當理性選擇家庭養老、土地養老和社會養老相結合的道路。因為家庭贍養功能逐漸下降，加上就目前社會養老保險的普及情況而言可以滿足農民的養老需求，所以要推出并鼓勵三者養老模式的結合[21]。就目前我國農村養老模式而言，可以歸結為家庭養老、土地養老、社會保險養老和社區養老四種，但地區老齡化嚴重、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等現象實屬常見，所以以家庭養老為主、在經濟較發達地區推行社區養老、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推行養老儲蓄，并且有步驟、有重點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才是最為明智的選擇[22]。隨著農村養老模式的不斷發展和成熟，新的模式也不斷提出，如“家庭自我養老與家庭互助型養老相結合、社會輔助”的模式[23]、廣東地區出現的股份合作制[24]等，這些養老模式的出現是因地制宜的具體表現，不但提高了農村老年家庭的社會地位，而且也使農村老年人真正實現老有所養。農村的養老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其模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但是以社會保險為核心、以家庭保障、社區互動作為輔助的模式是不變的，這種模式必將成為未來農村養老模式的發展方向[23]。

四、國外養老模式

人口老齡化程度不同，養老模式不同；國家或地區不同，養老模式也會出現差異。“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政策是西方多數發達國家養老模式的特征，也正是此原因，他們國家社會承擔了大部分養老問題。所以，國家投入大量的資金用于福利建設，結果卻出現了養老有保障、經濟發展出現阻礙的現象，瑞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45年二戰過后，瑞典致力于建設“福利性國家”，所以將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二投入其中，結果導致瑞典的高度負債率，據數據顯示，1982年，瑞典的國債達3 700億克朗。美國雖然將財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于軍費開支，但還是低于用于老年福利的開支，數據顯示，美國用于老年福利的開支也占財政支出的25%，這遠遠超過了其國防支出的數額[16]。西方眾多國家步入老齡化的時間都要比中國早很多，養老模式也經歷了變革。現代化技術的層出不窮，給發達國家養老產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國外的現代化養老機構屢見不鮮，然而，仍有很多老年人傾向于和子女居住。據研究發現，很多居住在養老院的老年人心理很容易出現孤獨感，失去了親人的關心倍感失落，所以發達國家的養老模式有由養老院向家庭養老回歸的趨勢，社區養老也就應運而生，因為它是集家庭養老和機構養老的優點于一體，所以逐漸成為老年人及家人關注的熱點。日本是亞洲率先進入老齡化的國家，日本政府于1950年代末開始對養老問題倍加關注，1959年的《國民年金法》、1963年的《老年人福利法》和1982年的《老年保健法》成為日本福利保障體系的三大支柱。《國民年金法》將20～60歲的日本公民都強制納入國民年金體系，加上各種各樣的保險，老年人再不用擔心無人贍養的問題；《老年人福利法》的出臺是日本養老社會化的開端，該法律規定了開展老年人福利的機構采取的措施，并將養老設施分為短期居住、長期居住等，增添健康恢復型和療養醫療型設施；《老年保健法》的出臺和1989年的“黃金計劃”標志著以“居家養老、居宅看護”為特色的日本居家養老模式的建立。2000年，日本高知縣社會環境部和高知縣立女子大學社會福利研究通過調查研究發現，進入21世紀以來，雖然日本經濟發展仍處于世界前列，但其養老方式卻依舊以居家養老為主，家庭養老是日本養老的傳統，老年集體宿舍也越來越受到老年人的歡迎[25]。但人口少子化和老齡化的加速發展，使得家庭養老受到威脅[26]。新加坡成立于1965年，至今有40多年。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新加坡65歲及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重達9%，到2050年該指標將達62.5%，2065年將達到歷史最高72%，之后開始下降。新加坡政府官員早已意識到這一點，他們鼓勵兒女與老人同住，并給予與老人同住的組屋提供便利和優惠，還有一系列的津貼計劃。1995年《贍養父母法》的出臺使得新加坡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將“贍養父母”作為法律條文的國家[27]。由此不難看出，雖然國外在應對人口老齡化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但不得不說，在養老方式方面他們還要向我們學習，學習老祖宗傳給我們的尊老愛幼的傳統。機構養老雖好，但也不能將家庭養老拋在腦后[28]。

五、養老模式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在人口老齡化的研究當中，養老模式可以說是研究較為深入的領域，但亦存在一些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概念不確定性。在養老模式研究中，家庭養老、居家養老、機構養老、社會養老、社區養老等概念最為常見。然而，實際上在很多文章中家庭養老和居家養老是一個概念，對于研究同一個模式，卻有兩個名稱，這就給其他人的研究帶來不便。

2. 權責不明確性。家庭養老、機構養老和社區養老都有其優點也有其缺點，但很少有人對這些模式的權責進行劃分。

3. 沒有從老年人真實意愿出發。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使得我國老年人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一些國企、事業單位、政府機關等退休的老年人拿到手中的退休金比一般工人要多很多，那么他們對晚年生活要求的質量就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老年人對于養老模式也有自己的想法，但很少學者對此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1]宋健.“四二一”結構：形成及其發展趨勢[J].中國人口科學，2000，（2）：41-45.

[2]劉歲豐，蹇在金，賀達人.我國老齡化與老年醫療保障[J].醫學與哲學，2006，27（1）：61-66.

[3]高和榮.家庭養老概念再探析[J].西北人口，2002，（4）：45-47.

[4]姜向群，張鈺斐.社會化養老：問題與挑戰[J].北京觀察，2006，（10）：22-24.

[5]韋克難.論我國社區照顧養老的必然性及其中國化[J].天府新論，2007，（1）：102-105.

[6]徐英姿.城市機構養老的發展[D].復旦大學，2008：10-18.

[7]陳賽全.中國養老模式研究綜述[J].人口學刊，2000，（3）：30-36.

[8]許愛花.中國城市社區老年人養老模式之反思[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27（3）：108-111.

[9]徐祖榮.城市社區照顧模式研究[J].人口學刊，2008，（1）：

[10]陳永生.對我國社區養老的可行性分析[J].北京城市學院學報，2008，（8）：45-49.

[11]秦桂娟.構建依托社區服務的新型養老模式[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17（4）：17-19.

[12]鄧娟.社區養老——新型養老模式的構建[J].當代經濟，2011，（21）：30-32.

[13]王麗.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模式的思考[J]當代經濟管理，2012，34（4）：52-55.

[14]張春燕.內蒙古農村牧區養老保障制度的研究[D].內蒙古大學，2011：10-20.

[15]穆光宗.中國傳統養老方式的變革和展望[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5）：39-44.

[16]龔靜怡.居家養老——社區養老服務：符合中國國情的城鎮養老模式[J].河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6（4）：72-74.

[17]張俊良，曾祥旭.市場化與協同化目標約束下的養老模式創新——以市場人口學為分析視角[J].人口學刊，2010，（3）：48-53.

[18]王瑛潔.我國人口老齡化城鄉倒置現象及對策研究[D].吉林大學，2011：5-10.

[19]張本波.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經濟社會后果分析及政策選擇[J].宏觀經濟研究，2002，（3）：27-33.

[20]張仕平.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研究[J].人口學刊，1999，（5）：55-58.

[21]袁春瑛，薛興利，范毅.現階段我國農村養老保障的理性選擇——家庭養老、土地保障與社會養老相結合[J].農業現代化研究，2002，23（6）：430-433.

[22]喻麗，何金旗.關于我國農村養老模式的探討.華東經濟管理，2003，17（2）：42-44.

[23]安增龍，董銀果.論中國農村養老模式選擇[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4）：59-63.

[24]周光復，袁正，夏志紅，滕純武.股份合作制與農村養老探析——來自廣東的考察報告[J].市場與人口分析，2000，6（1）：62-65.

[25]尹銀.日本的養老經驗與對策[J].外國問題研究，2009，（2）：17-22.

篇5

我國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討論由來已久，現行退休制度存在弊端。延遲退休年齡有其客觀必要性。

一.原因：

1、我國現行的法定退休年齡已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

我國現行退休年齡的規定始于上世紀50年代初。隨著經濟的發展，到2010年，我國男性平均壽命為72.4歲，女性約為77.4歲。可見，現行退休年齡遠低于平均預期壽命。另一方面，我國養老金的受領時長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法定退休年齡應隨社會經濟的發展相應調整，而現行退休規定顯然不適合發展需求。

2、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養老金的隱形負債問題顯現，我國養老金缺口將日益增大。我國“人口紅利”即將進入收割期。依現行退休年齡，我國很有可能形成“未富先老——經濟尚不發達的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社會”的局面，這必將對我國財政形成巨大負擔。由此發展，只有兩種結果：年老后得不到足額養老金；通貨膨脹，民眾手中的養老金不具其應有價值。

3、立足于我國勞動力市場，現行法定退休年齡導致了人力資源的浪費。隨著平均預期壽命的提高，人們的勞動年限增加，而現行退休年齡并未適應于這一要求。特別是對于那些腦力勞動者，其培養成本相對較高，但其勞動年限較短。這種投入產出的失衡，進而導致人力資源的浪費。

二.利弊分析：

延遲退休年齡是一大趨勢，但其施行涉及多方主體的利益，有利也有弊。下面將對其利弊進行分析。

（一）利：

1、從政府的角度，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有利于緩解財政壓力，減小養老金缺口。通過提高法定退休年齡，使政府達到“開源節流”的目的，即增加養老金的收繳收入，同時降低養老金支出。這一措施有利于緩解社會養老基金的收支平衡壓力，消除養老金的“空帳”危機，使得養老保障制度能夠正常運行。

2、從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角度。隨著經濟發展，平均預期壽命的提高，人力資源使用期限也相應延長。長期來看，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社會總產出的增加，能夠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同時，對于社會上相對短缺的智力勞動者，延遲退休有利于他們拓展個人的職業發展空間，人力資本的投入也能得到充分的回報。

3、從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角度。我國“人口紅利期”即將結束，老齡化不斷加劇。有資料顯示，“在2035年我國將出現8.1億勞動人口對2.94億老齡人口的局面”。與此同時，我國勞動力數量將降低，勞動力成本增加，不利于經濟的持續發展。延遲退休年齡，增加市場上的勞動力人數，有利于應對這一危機。

（二）弊：

1、從短期來看，延遲退休會加重就業壓力。這一弊端是很多人對延遲退休持反對意見的重大原因。作為新舊員工的一種更替方式，當老員工的工作年限延長，新員工將很難進入該企業。而如今，中國的就業形勢嚴峻，大學生從20多年前的“天之驕子”成為一個集中的“弱者群體”。因此，延遲退休會進一步加重他們的就業壓力。

2、加重弱勢群體的生活壓力。對于那些體力勞動者、低收入階層，民眾的反對態度是很明確的。由于他們的工作環境較差、工作強度較大，決定了他們對自身的工作滿意度較低，延遲退休會加重他們的生活負擔。而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夠完善，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并未落到實處。延遲退休對這一群體是不利的。

3、延遲退休可能成為少數人謀取利益的手段。延遲退休政策的受益者多為腦力勞動者、高收入群體及權貴階層。尤其是對于那些手握實權的政府官員，他們更愿意延遲退休。而這也為那些心懷不軌的人“鉆空子”提供了便利，不利于社會公平，同時也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縮小。

三.政策設計

延遲退休有利有弊，但為大勢所趨，如何設計一種方案，使得盡可能多地降低其不利影響才是重中之重。

1、在現行退休年齡下，應該嚴格控制提前退休。前面已經分析了延遲退休的必要性，盡管現階段對其施行還有困難，但控制提前退休是需嚴格執行的。政府需加強引導，強調個人的責任與義務，以防更多的人提前進入退休大軍。積極發展退休金“早領懲罰，晚領獎勵”的制度，聯合各企業單位，控制提前退休。

2、循序漸進，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齡。延遲退休不能一蹴而就，必須采取緩和的手段。首先，可以提高女職工的退休年齡，在統一女性的退休年齡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全體勞動者的退休年齡。其次，以點帶面，選擇幾個有代表性的城市試點，充分總結其經驗教訓，然后逐步推廣到全國。

3、推行彈性退休制度。彈性退休制度是指勞動者在達到法定最低退休年齡以后， 有選擇退休或者繼續留在勞動市場的彈性空間。作為一種激勵機制，它鼓勵勞動者多勞多得；給予勞動者相對較大的自由度，依照個人喜好有選擇地工作。同時，依據不同行業、不同工種之間的差異，制定有一定區別的退休年齡。在鼓勵延遲退休的同時，考慮不同勞動者之間的差異。

4、把握法定退休年齡改革推出的適當時機。具體年齡的制定與其所處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特點息息相關。具體來說，退休年齡的延遲應與勞動者當期的就業形勢及老齡人口比率緊密聯系。盡可能減少阻力，顧及更多的利益主體，使制度的施行達到預期的效果。

四.結論

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一條必經之路，從長期來看，利大于弊。但必須承認，其推行需要一個過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考慮到經濟社會大背景，選擇適當時機；推行彈性退休制度；完善社保體系，改善就業者、退休者和失業者的現實生活狀況并提高他們對未來生活保障的信心，促進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叢春霞.延長退休年齡對養老保險基金缺口的影響分析[J].發展.2010（01）

篇6

【中圖分類號】D91 【文獻標識碼】A

我國自1999年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老年人口增速以3倍于全國人口平均增速的速度增漲。截止到2014年12月底，我國內地人口總數達136782萬人①，成為了世界上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國家，面臨著來自家庭、社會與市場的三重養老困境。本文基于“倒金字塔”理論，分析現行養老困境的形成，通過調研資料分析并尋求獨生子女養老問題的解決路徑，以期保障老年人權益。

“倒金字塔”的理論框架

20世紀是世界人口激增的時代，21世紀是世界人口老齡化的時代。19世紀世界人口數量達10億，20世紀初達16億，1950年達25億，1960年達30億，1999年達60億，年增長率逾2%。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我國開始施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控制了人口數量的高幅度增長，世界人口增長速度顯著放慢，但人口年齡結構卻發生了巨大變化：1950年世界人口中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僅為5.2%，2000年為6.9%。根據聯合國的預測，2050年世界老年人口比例將達到16.4%，也就意味著前50年增長了33%，后50年將增長141%。②聯合國于1982年通過了《維也納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1991年通過了《聯合國老年人原則》，1997年通過了《1999年國際老人年的行動框架》，并把“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確定為國際老人年的主題。可以說，老年人口的激增和人口比例的變化是世界各國正在面臨的國際性問題。

最早提出“倒金字塔”理論的是日本著名人口學家黑田俊夫（のプロフィ`ル）。他認為應當從人口學視角來剖析全球性人口老齡化趨勢。傳統認為，人口老齡化僅僅意味著特定年齡人群（如70周歲以上）數量的增長，但卻忽略了老齡人口數量增長的同時也意味著中年、青年、少年人群數量的減少。因此，僅關注老齡人口數量變化是片面的，還須與其他年齡段人口數量的結構比例之變化進行關聯性分析。③另一方面，應當從社會經濟層面分析人口老齡化問題。傳統人口年齡分布結構一直是正三角形，21世紀后漸漸轉型為逆三角形。與此同時，建立在社會經濟關系之上的人口結構比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而該變革的內容與趨勢也必然會引發社會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再次，低生育率與老齡化是因果關系，因此，可以考慮以提高生育率為手段來緩解人口老齡化趨勢的發展。但是，提高生育率必須面臨著轉變既存的生育觀念與價值觀念風險，而觀念的轉變并非易事。可見，“倒金字塔”的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已遠遠超出了人口學的研究范疇，其對于各年齡群體在經濟、政治、文化、心理、精神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影響。

“倒金字塔”養老面臨的困境

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倒轉主要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實施了計劃生育政策之后。我們用了短短的30年順利地完成了發達國家需花百年時間才可能完成的人口結構轉變。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后，養老問題日益凸顯，養老現狀令人堪憂。獨生子女人口有1.2億（不完全統計）。在“倒金字塔”家庭結構下，獨生子女養老處于“弱中之弱”的不利地位，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經濟支持。隨著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社會對于老年人提供的保障多注重退休金與養老金的增長，獨生子女提供的經濟幫助在老年人經濟支持中處于次要地位。在“421”式的家庭結構中，獨生子女的經濟贍養能力受到挑戰：第一，80后的第一代獨生子女承擔著生養下一代與贍養父母的雙重責任，必須權衡所獲經濟資源的合理分配，主要矛盾在于兼顧“上有老”與“下有小”的責任分擔。第二，“雙獨家庭”子女面臨給予四位老人的經濟援助，如何做到平均且合理的經濟分攤是獨生子女不得不深思考慮的問題。第三，與獨生子女同住的老人中，子輩或孫輩無形中的“經濟掠奪”必然會給老年人的經濟保障帶來威脅。

生活照顧。我國第一代獨生子女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如今已經進入組建各自家庭的階段，其父母是當下的主要老年人群。無論獨生子女是否已經結婚，又或者是否與父母共同生活，前者對于父母而言是能夠提供比較充分的生活照顧，但會增加家庭主要勞動者的體力消耗與精神負擔，因而，多數老年人不得不面臨尷尬的選擇―主動幫助獨生子女卸掉“沉重的包袱”，使其增加機會成本的砝碼，后者對于父母的生活照顧捉襟見肘。此外，即使與父母共同居住，獨生子女還必須面臨選擇與哪一方父母共同居住的難題，這也必將會發生對未共同居住的一方父母難以照顧的困境。在生活照顧困境方面，失獨家庭的老人不但要繼續承受喪子之孤苦，更面臨著疾病、醫療、養老等一系列現實難題。④

精神慰藉。隨著個人經濟收入水平的提高，父母在經濟方面無疑會得到獨生子女給予的更有力的保障，隨著多元化養老模式不斷實踐，獨生子女父母的生活質量也必然會得到提高。但是隨著年齡的增加，老年人的可塑性會下降、社會交往會緊縮，尤其是當獨生子女為了工作和家庭而離開時會讓老人感到失落。在獨生子女父母回歸家庭后面臨因年老產生的行動不便、喪偶、生病等，容易引起情緒不穩定、孤獨抑郁、焦躁不安等心理問題之時，老年人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

“倒金字塔”困境下獨生子女養老問題之實證調研

為了進一步了解“倒金字塔”困境下我國獨生子女養老問題的存在，筆者組建了5人調研小組，于2013年9月至2014年10月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實證調研。我們通過發放問卷、個人訪談的方式對秦皇島市海港區的7個社區開展調研。最終收集整理的數據包括：第一，對345位獨身子女父母進行了個人訪談，主要內容包括選擇養老居住的方式、是否擔憂自己的老年生活。第二，對198位獨生子女進行了個人訪談，主要內容包括婚后是否與父母同住、父母養老誰是主力、獨生子女有能力供給哪些方面的幫助以及可能會面臨哪些方面的困難。其中，在227戶獨身子女父母家庭中，有165戶在秦皇島市定居兩代以上，62戶因讀書、工作、婚姻等原因從外地遷移到秦皇島市并擁有本市戶口且打算長期定居。從家庭類型來看，131戶為空巢家庭，23戶為失獨家庭，48戶為喪偶獨子家庭，25戶為三無老人的特殊家庭。在131戶空巢家庭中，有27戶獨生子女與父母居住在同一小區，18戶因子女出國長期不回家單獨居住，24戶獨生子女與父母同在秦皇島但居住地相隔較遠，62戶則是生活在外地，回家次數平均一年1次。

獨生子女父母選擇的居住方式調查。由調研可知，在獨生子女父母愿意選擇的養老居住方式中，72人愿意和獨生子女共同居住，占21%，一半的父母愿意選擇自己單獨居住，94位父母愿意進入養老院居住，占27%。可以說明：大部分獨生子女父母將子女的小家庭幸福放在第一位，不希望自己成為子女的負擔。我國傳統的“養兒防老”的觀念開始“變味”，當老年人“看清”不能“指望”子女隨時陪伴自己的情形時已經默默地做出了自己的決定。這說明第一代獨生子女父母的養老觀已經發生了變化，并且也已經做好了不依靠子女養老的心理準備。

獨身子女父母的養老觀念調查。由調研可知，在被調研老年人中，僅有9人對養老極度擔憂，占2.7%，36人表示比較擔憂，占10.5%，18.6%的老年人認為不用太擔憂，絕大多數老年人表示不擔憂，占65.9%，還有個別老人還未想過養老問題，占2.3%。可以說明：我國第一代獨生子女父母在經過30余年的政策洗禮后，已經接受并具備了樂觀積極健康的養老心態，隨著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絕大多數老人不再擔心自己未來的養老問題。因此，獨生子女父母開始走向“獨立養老”，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風險并不會大幅度提高。

獨生子女婚后與父母同住調查。由調研可知，獨生子女婚后有超過一半的人不愿意選擇與父母同住，占68.8%，13.7%的被調研者表示從來沒有想過該問題，17.5%的被調研者愿意與父母同住。可以說明：我國獨生子女深受傳統孝文化的熏陶，普遍認為父母的養老是自己應盡的義務。雖然有過半的被調研者愿意選擇婚后單獨居住，但這并不表示他們就不愿意盡孝。獨生子女成年組建家庭后面對的物質與精神的壓力相較于非獨生子女來說比較重，擔負起父母養老的責任自然也比較艱難，因此他們往往會更傾向于以工作為主，這直接會影響到獨生子女群體對于居住方式的選擇。

獨生子女家庭養老主力調查。由調研可知，獨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由子女承擔家庭養老的占71.2%，父母相互照顧的占19.7%，也有小部分被調研者選擇由養老機構或請保姆的方式來照顧父母的生活起居，僅有3.3%的選擇由親戚朋友委托照顧獨生子女父母，為他們提供生活的主要照料。可以說明：第一，獨生子女父母的養老方式中，家庭養老仍然是主流，獨生子女意識到自己必須要承擔父母養老的主要責任。第二，在沒有兄弟姐妹可以分擔責任的情況下，獨生子女已經可以預見并已經開始考慮父母養老方式的他選，比如社區養老、社會養老、機構養老等。

獨生子女提供養老的幫助調查。由調研可知，在父母年老后獨生子女可以有能力提供的幫助中，常回家看看的占32.7%，陪伴在父母身邊的占18.5%，有29.8%的表示有能力提供經濟支持，19%的表示有時間與父母多交流感情。這樣的數據可以說明獨生子女父母養老可能面臨的困境，即經濟短缺、精神缺少慰藉、生病無人照料等。另一方面，這樣的數據也隱射出獨生子女雖然可能由于各種原因不能與父母住在一起，但是他們也會盡最大的努力爭取讓父母安度晚年。

獨生子女養老困難的調查。由調研可知，獨生子女對未來照顧父母可能會遇到的困難是有心理準備的，而且事先也已經做出各種預估。其中，32.9%的被調研者擔心父母生病，7.8%擔心父母退休后心理出現不適，擔心自己工作太忙無暇照顧父母生活起居的占31.5%，還有27.8%的擔心與父母異地居住難盡孝心。實證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獨生子女（無論男女）在面對已經預測的可能發生的種種養老困難時并不是采取回避的態度，絕大多數都是正視困難并盡力想辦法周全。可以說明，性別差異在獨生子女對父母養老問題上并無顯著差別，“傳宗接代”的觀念在當今社會的養老問題上并無太大影響。同時，較于非獨生子女，獨生子女確實面臨著更大的經濟與精神壓力，但卻更懂得如何權衡各種利弊，為父母養老提供最有利的幫助。

“倒金字塔”困境下獨生子女養老問題的解決路徑

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后，養老問題日益凸顯，養老現狀令人堪憂。“今天，我們如何養老？”成為擺在每個人面前的一道現實考題。根據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積極發展老齡事業”倡議以及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為指導“十二五”時期社會養老服務發展的綱領性文件《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011-2015年）》的主導精神，通過分析實證數據，可以從如下方面考慮來解決獨生子女養老問題。

完善多元化養老服務體系。雖然我國現在仍然以傳統的家庭養老為主要模式，但社區養老也已經漸漸地開始被越來越多的空巢老人、失獨老人、三無老人所選擇。但我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卻一直“滯后”，特別是在“倒金字塔”困境下，獨生子女將承擔更沉重的養老負擔。因此，完善家庭扶養制度，實現家庭養老與社會保障的互為補充實屬必要。⑤養老服務要確立尊重老人選擇意愿、確保老人生活質量以及家庭、社會與政府共同擔責等基本理念⑥。目前，亟需建立多形式、多層次的社區養老服務體系。一方面盡可能要滿足獨生子女父母對物質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還要盡全力滿足他們的精神生活需求，讓父母減少挫敗感、孤獨感、失落感，這不僅可以發揚居民的自主互助精神，還能彌補獨生子女家庭養老功能的不足。

建立計劃生育補償機制。我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30余年來，對獨生子女父母的補助水平一直就處于最低層次，據筆者對多省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統計，各省均有“自愿生育一個的夫妻，在子女年滿14或16歲之前都可申請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并享受獎勵優待”。所謂的“獎勵優待”是每月發給10元左右的獨生子女保健費。如今，第一代獨生子女已經成年，父母的養老問題會因為家庭只有一個孩子而風險加大。因此，應當加強對獨生子女家庭的政策傾斜力度，建立計劃生育的補償制度，從獨生子女父母的醫療（特別是簡化異地醫療保險的報銷程序、優先享受大病醫療補助）、購買住房等實行優惠政策，可在原標準的基礎上再增加。此外，還應對獨生子女家庭實行一定的物質補償以及考慮實施獨生子女照料父母帶薪公休假制度的試點。

設立獨生子女家庭的及時救助機制。計劃生育政策下的獨生子女家庭面臨的風險是比較大的，意外事故的不可避免會給這樣的家庭帶來經濟上的巨大壓力，特別是遭受夭折、傷殘、重病等天災人禍之時。因此，政府必須加大投入或者社會采取捐贈等方式確保獨生子女家庭養老資金的來源，對于失獨家庭的總量以及每年增加的數量進行統計，提高扶助力度，對其設立特殊的保險制度，通過社會化、專業化的運行和操作，對失獨老人提供心理疏導、助老陪聊、創傷醫療、臨終關懷等服務。

（作者單位：燕山大學文法學院法學系；本文系河北秦皇島市科學技術研究與發展計劃（軟科學）項目成果，項目編號：201302A278）

【注釋】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5年2月26日。

②United Nations：Changes In Juvenile Popul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1999. 資料來源：http：///en/.

③[日]黑田俊夫：“F代の人口}”，《人口學研究》，大明堂，1990年，第12頁。

④宋強玲：“失獨家庭養老問題及對策研究”，《人民論壇》，2013第5期，第126頁。

篇7

【關鍵詞】

中式；學練養療；田園之家；養老模式

中國面臨嚴峻的老年化問題，據預測，2010～2019年，我國平均每年凈增老年人口近800萬人，60歲及以上老年人總量將達2.4億；根據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的預測，2025年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比重達21%；2033年突破4億，比重達27.7%。如此大規模的老年人口在任何國家或地區都未曾出現過[1]。如何面對如潮水般涌來的銀潮，這是關注養老問題的學者所面臨的艱巨任務。研究養老模式，也是為了對即將到來的養老挑戰，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議或對策。在探討中外現有養老模式利弊的前提下，提出“中式•學練養療•田園之家”養老模式理論的基礎下，如何設計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將此養老模式加以運用，并進行推廣，就變得很有意義了。模式設計重點要解決3個問題：該田園之家養老模式何以生根？何以成形？如何運行？第1個問題，是探討該養老模式背后，促使它形成的機制問題；第2個問題，是探討按照此養老模式理念，如何保障建成1個中式學練養療的田園之家單元？第3個問題，是探討這樣的養老之家是如何運行的？

1資料與方法

1.1文獻資料在設想設計一種適合國人諸多具體情況的養老模式之前，研究組成員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以核心詞“養老模式”下載了中國知網（2009～2016）核心期刊論文195篇。經過認真研讀之后，主要參考的論文資料如下：姜玉著《中國養老服務模式研究》[1]，李長遠《我國政府購買居家養老服務模式比較及優化策略》[2]，時華等《政府購買社區養老服務：動因、模式及困境》[3]，李洪心等《國內外養老模式研究》[4]，喬琦等《非血緣關系的多代居——德國新型社會互助養老模式案例及啟示》[5]，肖金花等《特大城市可持續養老模式設計研究》[6]，盧德平《略論中國的養老模式》[7]，左美云等《養老模式分類的全景圖：一個房車模型》[8]，李哲等《〈黃帝內經〉中養生原則在養老保健中的應用》[9]，狄愛生《養老模式的變革取向：“醫養結合”及其實現》[10]，陳芳等《我國“自我養老”模式研究述評》[11]，王霞等《醫療服務融入居家養老服務模式中的探討》[12]，郜凱英《PPP模式應用于中國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研究》[13]，仉媛《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城鎮社區居家養老模式探析》[14]，孫文華等《“低齡老齡化”形勢下“以老養老”的機構養老發展模式——針對上海市的實證研究》[15]，王棟明《對構建養老新體系和服務新模式的思考與建議》[16]，胡宏偉等《“嵌入式”養老模式現狀、評估與改進路徑》[17]，汪大海等《福利多元主義視角下社會組織參與養老服務問題——“鶴童模式”的經驗與瓶頸》[18]，蔣迪剛等《產業化養老的開發模式與布局探索——以舟山市為例》[19]，盧布等《54321養老產業模式研究——兼論農區養老主題小城鎮建設》[20]，尹孔陽等《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多元化養老模式的選擇》[21]，龍耀等《南昌市小金臺社區老年人養老現狀與“樓(院)式”養老模式調查研究》[22]，田素慶《阿昌族“上奘”宗教實踐與現代養老模式構建》[23]，鄧大松等《國外居家養老模式比較及對中國的啟示》[24]，王貝芬《社會化養老模式研究綜述與展望》[25]，佚名《明天我們如何養老“美日臺新韓”模式誰能解困中國》[26]，潘凌飛《西方國家的居家養老與自助養老服務模式》[27]，趙曉芳《健康老齡化背景下“醫養結合”養老服務模式研究》[28]等。

1.2研究方法研究過程中，主要采用了文獻研究法、討論法與分析法3種方法。研究組確定研究方向與思路之后，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認真閱讀、比較、摘錄筆記，然后一起討論、分析。經過多次討論、分析與綜合之后，提出了“設計‘中式•學練養療•田園之家’養老模式”方案。

2結果

本研究認為，“中式•學練養療•田園之家”養老模式內容包括孕育機制、組建方式和運行方式3個方面。

2.1孕育機制孕育機制主要是指促使田園之家養老模式誕生的力量及方式。大體有4種力量，促成田園之家的孕育誕生。1）由縣級以上政府相關部門出面，構建1個或一批具有較大規模的養老村鎮；2）由社區出面，搭建1個或一批可以容納幾百上千人的養老社區；3）由公司出面，構建1個或一批具有一定規模的養老山莊；4）由私人組團，抱團養老，構建1個或一批可以獨立運作的田園養老之家。

2.1.1政府構建政府構建，是指由政府出面選擇地點，進行規劃，構建1個或一批可以容納千人以上的養老村鎮。開建之前，可以預先調研，在該級政府所轄范圍內，了解未來5～10年內，到養老之家生活的需求人數，然后按照需求，設計1個或一批可以容納多個田園之家的養老村；同時，按照既定規模，設計并建設好菜市、超市、運動場、醫院等相關功能設施。建好之后，面向社會招租信息，指導退養大眾，按照“中式•學練養療•田園之家”養老模式進行組團租用。政府在該地設立管委會，指導協調田園之家的日常運行。政府以成本價將養老的場所租賃給養老團隊使用，養老成員在田園之家產生的生活、娛樂、服務等消費，由成員自己承擔。

2.1.2社區搭建社區搭建本質上屬于政府構建范疇。按照田園之家的要求，社區主要是指臨近大城市周邊的社區，才具有構建毗鄰田園養老之家的地理條件。社區搭建與政府搭建相比，規模小一些，但在整個養老系列設施的功能需求和設計方面，與養老村鎮相似。投入使用時，建議以招租方式進行，歡迎各方人員組團來開展自己的退養生活。

2.1.3公司營建公司營建，是指由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單位，出資修建檔次比較高的田園之家養老山莊及其配套設施。主要面向對居住環境、養老環境要求比較高的人群。修好之后，可以以比養老村鎮、養老社區高的租金租與養老團體。公司營建的收益，主要是從租金與配套服務的消費方面來獲取。仍然要求按照“田園之家”養老模式的操作方式來進行。

2.1.4私人組建私人組建，主要是關于退養人員如何由零散的退休人員組織成1個共同生活團隊，并集體實踐養老的過程。這是完全獨立的、民間的田園之家的構建模式。私人抱團組建涉及兩方面問題，一是生活場所之類的“硬件”類問題；二是成員構成、生活安排、養老理念、管理模式等“軟件”類問題。老年生活場所，對于私人抱團養老的人來說，既可以租用由政府、社區、公司修建的養老場所，也可以自己以多種方式構建。如由其中的1人、多人或全體，出資或集資買地修建、買房改建、團購、團租等。構建生活場所的每種方式各有利弊，因此，運用何種方式，完全由抱團人員的興趣、經濟實力、身體狀況等因素決定。比如，租住的好處之一，就是只要成員身體健康條件允許，就可以定期或不定期改變居住地點，順帶實現短距離的旅游式養老模式。當然，無論是政府構建、社區搭建，還是公司營建，最終都需要這樣1個抱團組建的養老團隊來開展養老活動。

2.2組建方式組建田園之家時，要求退養人員按照“中式•學練養療•田園之家”養老模式的要求，從人員組成、地點選擇、生活起居、學習安排、運動安排、交流娛樂、治療選擇和臨終關懷等方面進行協商議定。具體做法：有結伴開展退養生活愿望的人員，可以自由組合成1個10～20人的團隊，按照田園之家養老模式的運作方式來開展老年生活。團隊成員主要由同學、同事、朋友和親人等具有一定感情基礎的人員構成，團隊里有懂醫、懂法、懂管理、懂家務的人更好。首先，可以實現團隊成員之間感情的高融洽度；其次，由于是集體養老，可以排遣老年孤獨；再次，團隊成員之間彼此信任，可以實現高親密度；第四，還可以增進團隊內部成員之間的安全感；第五，在一個如同大家庭一樣的田園之家開展老年生活，可以傳遞正能量，促進社會和諧。當然，成員可以自由退出。無論什么原因，導致田園之家成員減少或補入新人時，都必須在征得半數以上的人員同意之后，才能接納新人。此處面臨的問題是：誰來宣傳、推廣這種養老模式及其理念呢？為了推廣并保障田園之家的運行效果，建議由各級醫保或社保部門成立“田園之家管委會”，牽頭開展田園之家養老理念的介紹、推廣、組織與評估等工作。首先，由“管委會”開展該養老模式的理念培訓；其次，由“管委會”開展養生知識培訓。第1步，開展養老理念培訓。聘請專家，安排學時，講授《“中式•學練養療•田園之家”養老模式研究》的有關理論與操作方式。第2步，開展養生知識培訓。成員之中，必須有1～2人懂得養生，這樣才能在日常的養老生活中，切實可行地推行并保障健康養老。所以，建議“管委會”聘請專家，安排學時，講授養生知識，特別提倡講授以中醫理論為指導的養生知識。由于培訓班面向退休人員進行，要求學習費用盡量低，最好免費，學完后發結業證。建議“管委會”創造條件，讓政府對遵循這一養老模式的團隊給予一定獎勵。如果政府條件許可，可以出資對提供這一養老模式的單位、參與這一養老模式的個人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助，可以看作是政府購買養老的一種新形式。時華等[3]分析，政府購買社區養老服務，是近年來由上而下推行的重點政策之一。至于政府如何進行購買田園之家養老模式的相關服務，可以根據具體問題，開展深入研究。而牽頭的“田園之家管委會”，主要負責對不同單位或團隊進行審核、評估，并分配贊助金額。對機構的審核，主要是看某養老機構是否具有提供勝任推行田園之家養老理念的環境及設施；對參與該模式的退養人員，主要是審核他們是否已經形成了1個可以運行的團隊，同時考察內部成員的養生素養、文化程度、經濟收入、消費狀況等。具體審核的方式方法，可以在逐年的實踐工作中修改完善。如果要提供一定的經濟支持，就有必要建成2～3年1次的審核機制，到期進行復查、審核，根據復核結果決定是否繼續支持。當然，參與這一養老模式的個人，即使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補助，但只要在這種養老理念的指導下開展老年生活，自己過得健康、快樂、自主，其中的積極意義也是無法估量的。

2.3運行方式由于這種養老模式，主要針對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一定經濟能力的退休人員。居住條件方面，建議1人住公寓式套一，或兩人住套二（含廚房、衛生間），這樣就可以具有獨立的私人空間。1個10～20人的田園之家，要求聘請1～2名服務人員，主要負責1日3餐，以及其他的生活事務。每頓飯，一般是全體“家”人，1桌到兩桌人，共同進餐。日常養老生活中的學習課程，可以由內部勝任的成員免費提供，也可以集體決定集資聘請外面具有資格或能力的人來辦班教授。所有的決定必須要經過超過半數以上成員的同意才能進行。其他有關人員組成、地點選擇、生活起居、運動、交流娛樂、治療和臨終關懷等方面，在成員的共同協商下，由家長、家委會帶領大家完成內外協調或日常事宜。家長及家委會，由田園之家成員民主選舉產生，他們的工作都是無償的。田園之家實行民主、協商、自我、義務管理。一切活動，由于都是經過成員集體討論協商的結果，費用方面，要求大家共同承擔，提倡AA制。這樣，才能保證田園之家養老生活的可持續運行與健康發展。當然，這并不排除“家”中的某個人，自愿為其他成員選購并贈送某一生活用品，但這是自愿的、無條件的，不影響AA制的執行。

3討論

篇8

我國已于1999年步入老齡社會，中國13.67億人口中，60歲及以上的老人2.12億人，占總人口比例為15.5%；65歲及以上人口數為1.37億人，占比10.1%，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050年，中國將有35%的人口超過60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在嚴峻的形勢之下，政府對于老齡人口給予的關注也越來越多，不斷加強政策引導：連續11年由國家統一提高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待遇水平并持續按10%的增幅調整，21個市（區、州）建立高齡津（補）貼制度。中國未來，既不能完全走家庭養老的傳統道路、忽視社會養老，也不能象西方發達國家那樣完全走社會養老之路、忽視家庭養老，而必須走二者相結合的路。[1]與此同時，我國于20世紀90年代引入社區養老理念，并對其現有模式進行增刪減改以適應我國具體國情。社區本是社會學的名詞，意為“聚居在確定地域內的人的社會生活共同體”。我國現行的社區養老是以家庭養老為主，社區機構養老為輔，在為社區老人照料服務方面，又以上門服務為主，托老所服務為輔的整合社會各方力量的養老模式。較之于傳統的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社區養老的概念是更為獨立新穎的，指的是老年人既可以住在自己或親屬的家庭里，在繼續得到家人關懷的同時，又可以居住在社區敬老院或社區托老所。老年人不必離開熟悉的生活環境、離開熟悉的鄰里，到陌生的環境中接受照顧，以人為本的精神得到充分體現。社區養老為養老事業的進一步深化發展提供了契機。

1 上海社區養老服務模式現況及問題

1.1 上海社區養老服務模式實施概述

自1979年上海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上海的人口老齡化程度逐年增強，人口老齡化呈現加速的趨勢。無論是與全國總體水平相比，還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上海的老齡化水平和人口老化速度都是位居前列的。與全國總體水平相比，上海是最先邁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地區，從老齡化的程度來看，上海是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先于全國2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截至2013年底，上海戶籍人口中60歲以上老年人比例為27.1%，遠遠高于15%的全國平均水平，已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近5年來，各年齡階段老年人口增速加快總體上來講，上海市人口老齡化程度高、速度快、高齡化突出，且純老家庭及獨居老人較多。與發達國家相比，上海進入人口老齡化的時間相對較晚，但是發展的速度快、幅度大。1851年，法國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比重達10.1%，率先步入老年型人口國家，19世紀末的瑞典以及1920年代后的英國和德國相繼成為老年型人口國家。1940年代，美國、加拿大、意大利、蘇聯和日本也先后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相比以上國家，上海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的時間比發達國家至少晚半個世紀。但從人口老齡化 發 展的速度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比例從7%增長到 14%，法國用了114年，德國、英國、美國等用了50年左右，日本為24年，而上海只用了21年。不同于歐美等發達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的人口老齡化進程縮短了近一倍的時間。[2]誠然，上海人口轉變的過程帶有一定的政策作用，和歐洲發達國家純粹由經濟力量推動人口轉變不同，上海在未富先老和經濟結構面臨調整的前提下，人口結構迅速老化的現狀對上海老齡人口的服務與管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海養老服務的發展歷程由于受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上海的養老服務有其特殊的發展歷程，與當時的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發展密切相關。具體而言，上海養老服務事業經歷了改革開放前的起步發展和改革開放后的制度構建與轉型發展階段。老年人的問題不再局限于個體和家庭，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3]進入21世紀以來，上海市政府不斷強化政府責任，逐步擴大社會參與，先后制定了發展養老服務的系列政策法規，加強了高齡、獨居、失能、失智、貧困、獨生子女傷殘或死亡的老年父母等特殊困難老年人的養老服務，推動了上海市養老服務的持續發展。上海作為我國老齡化嚴重的城市之一，上海面臨的養老服務壓力是空前巨大的，因此在2000年，上海市就提出依托社區的社區養老模式并開始試點實施。首先上海在靜安、嘉定、黃浦等六個區進行社區養老服務試點，通過大力推進社區養老服務體系的建設，使得養老服務覆蓋到社區，進一步推動了社區社會保障的建設工作。從2001，年提出構建社區養老服務體系開始，不斷完善政策制度。隨后，2005年，政府推行志愿者注冊制度，積極動員專業技術人員和身體健康的離退休人員等加入志愿服務隊伍，不斷創新服務形式，進一步推動社區養老發展，提升社區養老服務水平。

1.2 上海F行社區養老模式的優越性

上海現行社區養老模式的優越性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包括了維護傳統觀念、保持現有環境、加強資源利用以及促進社會發展。首先社區養老與傳統養老模式有重大區別、表現在幫助老年人實現他們心中傳統的家庭養老觀念，使得他們的心理需求得到滿足，體現了積極的老化觀和主動的應對方式[4]。第二，老年人平日居住以及活動的場所以社區為主，因此所在社區是被老年人所熟悉的社會環境，無論在物質還是感情方面，都是滿足老年人內心的根源所在。第三，社區養老在深層探尋和靈活運用養老資源更具優勢與競爭力。第四，社區養老提供了社區街道部門中更多的崗位，能夠解決一部分的就業問題。據統計在發達國家中，處于社區養老服務這一社區養老的老年人占有很大比重。在眾多發達國家，老年人已將社區養老視為養老方式中最為普遍的一種。提供食物以及食助、打掃家庭衛生、簡單輔助治療、基礎安全保障等享受社區養老的老年人需要的各種照顧全部由社區養老服務機構承擔保質保量地提供的責任。

1.3 上海現行社區養老實施中的問題與局限性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改革進程不同等因素，我國各種養老制度的保障水平之間存在較大差距，而這些差距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5]上海市現行的社區養老服務提供的服務主要為上門、日托、助餐服務等。據了解，即便服務具體形式與內容有別，但大體上仍只是集中囊括日常生活和老年人的起居照料。康復和護理、精神方面的關懷這部分，很少有區縣相關部門能夠考慮到，到了這一層面，能夠任職的專業服務人員數量則大幅度地下降，形成了相當的缺口。同時社區內養老服務人員隊伍不穩定。由于缺乏促進社區養老服務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機制，缺乏規范有效的管理，也由于許多人不能適應伺候老人的工作，致使社區養老服務人員隊伍缺乏穩定性。例如，在一些社區內，常常是社區管理者臨時組織居民為老人提供服務，一些小型的托老機構中的服務人員有的干不了一個月便自行離開。這種情況自然會影響為老服務的質量。[6]因此，社區養老服務作為公益保障類型的服務不能夠很好地提供除基本“托底”以外的其他生活保障。因故目前老年人社區養老的市場化服務一直未能達到應有的與老齡化程度相匹配的水平，使得社區養老總體的服務仍舊停留在較低的水平面上，深度與廣度都差強人意。

2 大學生志愿參與社區養老模式、機制構建的可行性分析

2.1 內外因分析法

經過內外因分析法的總體評價，大學生志愿參加社區養老志愿服務長效機制的建成需要政府、社區、高校有機聯動，通過政策上保障，措施上推進，形式上革新，使得大學生的老年人兩大特殊的群體能各取所需，促進社會的多元化螺旋上升，節省資源同時提高效率效果

2.2 馬斯洛需求理論分析法

基于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分析得出老年人擁有多種需求，從生理需求至自我實現需求，老年人的需求是多樣的。在經濟以及社會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從老年人的實際需求著手，有針對性的制定滿足老年人需求的社區養老服務。

2.3 問卷調查法

2.3.1調查問卷設置

研究范圍的確定：

上海市目前主要活躍在社區養老產業的是各社區扶老助老部門、非營利性社會公益組織以及大中小學志愿服務社團、服務隊。由于時間調配更有彈性靈活性，學習能力較強，心智和觀念也更為成熟穩定，同時相對年輕有活力，素|較高，與老年人的孫輩年齡相仿，更易與老年人深入交流，所以大學生是社會參與社區養老環節中最具潛力最具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

調查問卷的設計：

本次調研的數據來源主要是通過問卷獲得，問卷第一部分為基礎信息調查，例如所就讀專業大類、受調查者性別、對現今大學生志愿者服務、機制和組織的了解程度等，針對參與過養老公益服務的群體詢問其體驗、感受、對現今養老服務模式有無建議等等，對于未參加過相關服務的學生則側重于他們作為相對的局外人對于養老模式的意見和是否有意愿在有組織的前提下參與養老。問卷的形式分為單選和多選，對于不同受眾的問題設置也略有不同。問題的重點在于大學生在社區養老服務總體系中的定位。

調查過程：

問卷通過“騰訊問卷”網站，共最終回收364份問卷，經審核后去除2份無效問卷，得到362份有效的問卷。此外，團隊成員結合問卷分析結果多次舉行討論，以深入了解不同調查對象并驗證問卷的分析結果。

2.3.2問卷統計分析

問卷填寫者的基本信息：

一、填寫者的性別區分：女性占大部分

本次問卷的最終數據顯示共有男性109人，占總比29.9%，女性255人，占總比70.1%。填寫者就讀專業大類區分：主要為攻讀經管類專業學生

本次問卷的最終數據顯示填寫者中攻讀理工類專業（空間信息與數字技術、海洋科學、物理學、應用化學等）共100人占總比27.5%，攻讀文史類專業（英語語言文學、新聞傳播學、社會工作等）共82人占總比22.5%，攻讀經管類專業（物流管理、工商管理、會計學等）共182人占總比50%。

二、填寫者對現今大學生志愿者服務、機制、組織的了解程度：大多填寫者已有所了解

本次問卷的最終數據顯示填寫者中，有192名填寫者占總比52.7%的人數表示有所了解，有128名填寫者占總比35.2%的人數表示聽說過，有20名填寫者占總比5.5%的人數表示非常了解，有24名填寫者占總比6.6%的人數表示非常了解。

填寫人對老年人的大致看法：大多數認為有些老年人生活很可憐，可以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幫助。

本次問卷的最終數據顯示填寫者中，有112名填寫者占總比30.8%的人數表示老年人和藹可親，很愿意幫助他們，有215名填寫者占總比59.1%%的人數表示有些老年人生活很可憐，可以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幫助，有33名填寫者占總比9.1%的人數表示一般，沒什么特別的感覺，僅有4名填寫者占總比1.1%的人數表示老年人說話嗦，不令人喜歡。這項數據是進一步開展大學生參與社區養老服務的基礎所在。

填寫人對老年人的劃分定義：基本為60歲以上

本次問卷的最終數據顯示填寫者中，有38名填寫者占總比10.4%的人數認為老年人的定位為50歲及以上，有198名填寫者占總比54.4%%的人數表示認為老年人的定位為60歲及以上，有100名填寫者占總比27.5%的人數表示認為老年人的定位為65歲及以上，有28填寫者占總比7.7%的人數表示認為老年人的定位為70歲及以上。

2.3.3問卷統計結果交叉分析及模型建立：

一、最受到問卷填寫者接受的服務模式與培訓機制：學校開設相關選修課程培訓后一對一服務以及在學校經社區工作人員教學后多對一為老人服務

經處理后的數據顯示：問卷填寫者最能夠接受的服務模式為學校開設相關選修課程培訓后一對一的服務以及在學校經社區工作人員教學后多對一為老人服務，分別占比55.17%及45.21%，經過對數據分析和對部分受訪者（本校大學生）的問詢后得出，大學生希望服務前培訓的環節能夠在校園內進行，多數學生表示這種情況下能大致對服務內容以及所盡職責有所了解，方便決定是否進行下一步進入社區實地開展助老服務，節約了各方的時間成本，便于機制的健康運行。在校園內由于時間調控較為靈活、地點場所問題較易解決，成為大學生普遍接受的培訓場所。培訓方式上，意愿主要集中在學校開設相關選修課程，可以以建立選修課“校外課堂”給予人文社科類學分獎勵的方式或者與現有公益類社團合作，將重點放在無償公益方面。在調研工作中，上海海洋大學校級社團“微愛公益社”給予大力幫助，提供了歷來活動的相關詳細記錄，由記錄資料我們總結出現有社團的利弊：其優點在于組織者和參與者均為在校大學生，協調和交流溝通較為便利，同時無需固定場所、主要通過微信、qq方式線上組織活動；缺點則是大學生缺乏社會資源、工作范圍劃分不明確、信息對稱程度差，這也為建立更完備的可復制運行機制提供理論依據。

二、問卷填寫者對老年人的看法以及自身定位：大多認為老年人易于親近，將自身定位于解決其他社區養老服務形式的輔助補充

經處理后的數據顯示：填寫者多數將大學生定位為其他養老服務機構的輔助，所能提供的是必要的基本幫助以及協助解決老年人心理方面孤獨的問題。這與目前養老市場上的現況也大致吻合，現有家政服務機構、社區相關部門只能解決老年人最基本的需要，而忽視了他們的精神層面，而從事這一行業的現有人員的范圍主要是下崗再就業職工以及進城務工的大齡女性，普遍素質較低，造成了老年人缺乏心理關懷，物質與精神的受關懷程度嚴重不匹配，甚至出現部分職員耐心與職業素養，對其所服務的老年人言行不夠尊重。而大學生志愿服務群體則恰好能夠解決這一痛點，具有較高的素質和更好的耐心，同時大學生所具有的技能如歌詠、舞蹈、各類樂器等，都能豐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大學生也會為所行的善舉感到滿足，從而實現雙贏。

三、參加過志愿服務的問卷填寫者的參加原因及與之的具體收獲：主要旨在體驗生活，最直觀明顯收獲為培養社會責任感

在參與問卷填寫的大學生群體中，共有202人表示參加過養老相關的志愿服務，占總人數的55.6%，其余填寫者表示尚未參加過。大學生中約有占一半的人參與過社區養老服務，在實地采訪歸納之后，大部分參與者是初高中時期學校組織的節日、假日敬老服務，此種情況下，學生密集扎堆為老人服務，不僅有缺乏管理組織疏松會導致的隱患，在節假日浪潮之后，老年人會有更大的心理落差，因此這種模式會對有效的長期機制建設產生負面效應。而實際上大學生有相當的意愿參與到類似社區養老模式的尊老敬老服務中去，可以體驗生活增添閱歷，社會責任感與交際能力得到提高，眼界與見識可以拓寬。而對于社會工作、行政管理類的學生，也為他們提前熟悉未來工作模式與環境，兼顧生理與心理上的鍛煉，具有重大意義。這于社會于學生本身都是節約人力資源、提升效率效果的良好方式。

3 未來可行模式及保障機制的具體構成

3.1 模式構成

3.1.1高校層面的模式建立

高校在大學生社區養老志愿服務活動過程中應該起到監督和指導的作用，高校應設置關于社區服務的實踐課程，教授關于養老服務的有關知識，以老年人的社區養老服務為課程的核心內容，將課程有關學分以及志愿者活動納入社會實踐相關課程的學分中，鼓勵學生通過志愿服務老年人的方式參與社會實踐。高校應該積極主動地與附近社區，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為大學生的為老服務實踐搭建良好平臺，使大學生能夠更好地參與到社區養老志愿服務中，同r，學校可為參與學生志愿者提供一定的資金和物質支持，從而更利于學生開展相關活動。

一些所學習專業與老人需求密切的學生，在實踐性為老服務中表現得更為良好，如醫護、美發、烹飪等專業，較為易于開展為老服務，同時收獲更好的服務效果。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其他所學專業與老人需求的聯系并不十分密切的學生不適合參與為老服務，實際狀況顯示，只要是具有志愿服務精神以及服務熱情的大學生，在社區養老服務過程中都可發揮重要作用。[7]學生參與社區養老志愿者服務時，可通過組建大學生志愿服務組織，對每位志愿者參與活動進行登記注冊，發放志愿者證，實現規范化的管理。志愿者組織應定期上門評估學生的志愿者活動，起到監督作用，并可做到以老人為本，及時了解到老年人的需求，不定期創新、改變志愿者服務的方式和內容，使志愿者活動能夠切實滿足老人的實際需要。

3.1.2推廣“虛擬貨幣”的制度

大學生可建立“虛擬貨幣”的賬戶，用于存儲志愿者服務所得的“虛擬貨幣”，通過計算志愿者服務的時間來決定對志愿者個人發放“虛擬貨幣”的數量。志愿者將參與公益服務所得的“虛擬貨幣”自己的賬戶中。“虛擬貨幣”主要有兩個用途：（1）志愿者可以將自己的貨幣用于換取不在自己身邊的長輩由當地大學生或者其他服務人員提供的服務時間，使更多的大學生參與到志愿者服務中。（2）大學生也可以將“虛擬貨幣”用于貨幣的投資理財，通過獲得的固定收益賺取生活費，減輕家人的經濟負擔，同時，也可以鍛煉大學生的理財能力，提升大學生的全方面素質發展和參與志愿者活動的積極性。

3.2 機制建立

完善機制的建立，使得大學生志愿參與社區養老服務不只是短期集中的活動，而是形成一個能夠一直循環往復的體系，在大學生結束學業成為社會人之后，仍有便利條件助力，將參與尊老敬老的習慣延續下去，進一步上升至社會層面，則能夠培養尊老敬老的大環境，也需要深入探討不同地區、不同老年人群體對養老服務的差異化需求，以便為養老服務的多元化、差異化供給和實現各類服務設施的科學配置提供依據。這樣方能夠促進一個長效機制的形成與后續發展。

3.2.1政府政策的保障

在多數發達國家，養老制度較為完善，政府基本上選擇以宏觀角度對于養老服務法規體系進行建設，推進整體養老保障事業更為法制、規范化。目前社區養老的政策方向問題主要體現在養老用地的拓寬、社會資源的利用、社區養老服務補貼監管和從業資格審核方面，適用于各級黨委、團中央組織敬老活動進行養老培訓的政策性文件的下達也應緊跟社區、大學校方需求。

3.2.2推行服務認證制

認證制不僅僅面向基本的服務者，而是包括對被服務的老年人在內的雙向認證機制，大學生需提供在讀證明及有關證件的復印件或照片以及填寫基本信息，而對于老人，則分為是否購買保險，所需要的差異化服務類型，同時推行身體狀況評級制度，免去大學生志愿參與服務的后顧之憂。

3.2.3其他機構的保障

其他社會公益性養老組織例如各區縣敬老愛老服務隊、各類NGO組織等，大學生與這些富有經驗的組織對接并接受培訓，可以更好地參與到社區養老志愿服務的第一線，并在進入脫離大學環境轉而進入社會后也能夠繼續投身于志愿服務。

參考文獻

[1]邢學亮，汪瑩. 老年心理問題與社區老年心理服務. 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2008（01）： p. 60-63.

[2]王志寶，孫鐵山，李國平. 近20年來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區域差異及其演化. 人口研究， 2013（01）： p. 66-77.

[3]李春玉，劉姝，陳宏吉. 試論我國老年護理現狀和發展方向. 護理學雜志， 2014（03）： p. 1-3.

[4]李海峰，陳天勇. 老年社會功能與主觀幸福感. 心理科學進展， 2009（04）： p. 759-765.

[5]王亞柯，王賓，韓冰潔，高云. 我國養老保障水平差異研究――基于替代率與相對水平的比較分析. 管理世界， 2013（08）： p. 109-117.

[6]陳友華，吳凱. 社區養老服務的規劃與設計――以南京市為例. 人口學刊， 2008（01）： p. 42-48.

[7]魏彤儒，郭牧琦. 大學生參與社區居家養老志愿服務長效機制構建路徑探究. 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 2012（02）： p. 59-64.

作者簡介

文泓翔（1995-），男，經濟管理學院2014級物流管理專業學生。

李明見（1995-），男，經濟管理學院2014級物流管理專業學生。

篇9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綜合國力穩步提高，我國的經濟社會不斷地向前發展，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十分顯著。發展不但給我們帶來了許多福利，也帶來了許多不可避免的社會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在我國日益嚴重，我國不得不面對“未富先老、未備先老”的社會現狀。除此之外，由于我國退休年齡普遍偏低，導致近年來需要社會養老的人群比重逐步增加，再加上我國日益匱乏的社會養老保險金，社會養老成為了擺在黨和國家面前的日益嚴峻、亟待解決的問題。

為此，2012年6月我國人社部提出了“延遲退休”的解決方法，試圖通過延遲民眾的退休年齡來減緩人口紅利消失的步伐，提高養老金的支付能力。延遲退休即延遲退休年齡，指國家綜合考慮我國人口結構變化情況、社會就業情況、社會負擔情況等因素，并結合國外成功實施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經驗，逐步制定一套合理可行的延遲退休制度，以此來提高我國的法定退休年齡。但是，該政策一出臺便引起了廣泛的社會探討，人們對其也褒貶不一。面對如此復雜的關系，我們該如何正確的看待和解決？

延遲退休不僅是與廣大百姓休戚相關的民生問題，也是當今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從目前我國的現狀來看，延長退休年齡的支持者往往是那些身體健康、收入和職位較高的人，他們希望通過延遲退休來繼續自己的工作，為自身帶來福利。與此同時，一些低收入群體則希望盡快退休，因為延遲退休需交若干年養老保險金讓讓他們壓力過大，因此兩個群體的訴求產生了沖突。但是這些贊成者與反對者是從自身出發、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去認識問題，始終是站在自我的立場考慮問題，未免偏頗。

有關專家指出，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延遲退休是必然的趨勢。由于我國現行的不合理的退休制度，尤其是養老金費率的厘定與養老金的領取之間存在嚴重的矛盾，進一步加劇了養老金的支付壓力，使得養老金逐漸出現嚴重的“空賬”問題。而延遲退休制度有利于促進社會養老保險金的收支平衡，緩解我國財政壓力，為我國可持續的社會養老保險金提供重要保障。在我國養老資金嚴重缺乏的現實下，延遲退休無疑是減輕國家養老金支出壓力的最好方法。其次，延遲退休可緩解人口老齡化問題，減輕供養壓力。延遲退休可以使老齡人口繼續工作，增加家庭的收入，同時還能幫助減輕年輕人的生活壓力，緩解年輕人的負擔，提升人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最后，延遲退休有利于人力資源更加合理的利用，可增加勞動力人口，加快經濟增長。延遲退休能為經濟發展帶來有著充足經驗的勞動力，讓那些即將退休的擁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豐富的工作經驗高級知識分子延遲退休，可以使這筆財富得到更好的應用和傳承。

但是，若只是把推遲退休年齡當做是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措施，將會產生一定的弊端。首先，延遲退休政策會增加就業壓力，使就業形勢更加嚴峻。盡管我國目前的總體經濟呈上升發展趨勢，但由于經濟新常態的出現，我國經濟正處于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的換擋期。延長退休年齡，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年輕人就業，使社會整體就業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倒掛”之勢，即老人就業比年輕人就業相對充分，更是加大了年輕人的就業壓力。其次，延遲退休更加突顯了分配不公，高中低收入勞動者工作壓力大。對于國家行政機關以及在國企工作的人來說，延長退休年齡可以使他們能長久的享受較高的薪酬、較好的福利待遇以及優越的工作環境，而對那些長期從事體力活動的勞動者來說，他們有著微薄的收入，干著繁重的勞動，他們希望盡快退休領取養老保險金，而如果實施延遲退休制度就意味著他們必須要延長勞動的年限，所以，一旦推行延遲退休制度，必然進一步凸現分配不公的問題，也容易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而且，退休是新老勞動力的更替過程，延遲退休年齡將減緩新老勞動者的替代過程。一方面，社會在不斷發展進步的過程中，生產技術也不斷的進步處于之中，人們的教育處于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通常來說，年輕人的勞動生產率會普遍高于年老者。另一方面，國家的教育水平處于一個快速提高的過程，就知識文化水平而言，年輕人會普遍高于年老者，更能跟得上時代的發展。因此，推遲退休年齡將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新技術的推廣應用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將不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由此可見，延遲退休事關國家發展命脈，牽一發而動全身，如果這項政策處理不好，將有可能激化更多的社會矛盾，切不可粗心大意，更不能操之過急。如何審時度勢客觀公允地認識問題，深入細致地思考問題，合情合理地解決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黨和國家在借鑒國外延遲退休制度實施的成功經驗的同時，更要立足于我國的基本國情，不僅要解決問題，更要解決好問題。

在我看來，我國不僅應該實施延遲退休制度，更應該實施彈性的延遲退休制度，這樣既利于延遲退休制度的順利實施，也有利于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的發展；我國在實施延遲退休制度的同時，要積極推進男女退休年齡一致化，要注重完善相關的配套制度，以消除人民心中的顧慮。同時，政府在平衡社會養老保險金收支平衡的情況下，要注重高社會養老保險金的盈利能力，盡可能減小國家財政和人民的負擔。只有滿足了這幾大前提，真正從廣大人民群眾的角度出發，做到公平公正，政策的推行才能暢通無阻，真正深入人心，從而達到預期的效果，否則只會是一紙空文，難以實行。

【參考文獻】

[1] 李星翰.中國延遲退休問題研究[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15.

篇10

[2]預防老年人犯罪的對策及建議[EB/OL].中國商務部，[2013-07-01].http：///article/difang/yunnan/201307/20130700190071.shtml.

[3]中國統計年鑒2011[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

[4]張歡.預防老年人犯罪促進和諧社會構建[J].四川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