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海洋生物資源的特點，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近年來，隨著我國海洋生物產業的發展，海洋生物資源高值利用的理念也被廣泛應用。國家相繼在海洋生物資源高值利用方面進行項目部署，重點關注我國海水養殖產業的品種優化、病害防治、增產增收等產業問題，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技創新成果。

目前，我國海洋經濟發展正在推進。在海洋生物活性物質作用機理和重要生物制品開發方面，我國針對海洋藥物開發中的生物活性物質作用機理、毒副作用降低和藥效增強以及產品高值化開發中的產品設計、構效優化和規模生產技術等關鍵科學問題，重點開展了自主創新藥物的藥源技術、新型農用產品的制備工藝、新穎海洋生物產品設計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目前，中國科學院已完成了微波技術制備甲殼低聚糖、殼寡糖的工藝優化，獲得了廢棄蝦蟹殼作為新型生物農藥源的資源再利用工藝技術，合成抑菌效果增強的5種殼聚糖新衍生物，并獲得了3種微生物制劑；研究建立了具有海洋生物特點的鹵素過氧化物酶生物催化體系，為工業應用提供科學依據；獲得了海洋貝類活性物質開發新型鮮味增強劑的關鍵技術，并實現產業化和制訂產品企業標準；攻克了海藻多糖胃溶植物空心膠囊的研制及產業化關鍵技術，獲得新型植物膠囊材料并實現產業化。

在海洋微生物活性物質及其組合物合成技術研發方面，我國針對熱帶海洋微生物的種屬選擇性培養基和培養條件、難培養分離菌株及稀有菌種菌株的穩定培養和傳代技術，微生物發酵液中的微量、難分離成分的分離純化和結構新穎、復雜的化合物的結構確定，多靶點生物活性成分篩選技術，熱帶海洋微生物顯效化合物的顯基因的重組技術和功能代謝酶的表達技術等關鍵科學問題，重點開展了南海熱帶海洋微生物的生物學、遺傳學、酶學和次生代謝產物的特征研究，探討微生物活性化合物的代謝機制，開發熱帶海洋微生物的組合生物合成技術。

海洋生物資源高值利用是海洋領域一個重要的新興交叉方向，是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柱性主導產業和突破口，是解決制約人類資源短缺等重大問題的必然選擇和有效途徑。

篇2

中圖分類號：K928文獻標識碼： A

一、前言

海洋自然保護區是我國面積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區的現狀也成為了影響我國海洋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探討我國海洋自然保護區現存問題，并提出解決的辦法非常有必要。

二、我國海洋自然保護區問題研究的必要性

海洋生物資源具有重要的現實和潛在的價值，是人類生存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實現條件。中國海域遼闊，海岸線漫長，海洋環境多樣，其海洋生物資源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對海洋開發利用強度日益增大，陸源污染不斷加劇，中國生物資源和海洋生態環境面臨嚴重威脅。為保護海洋生物資源和特殊生境，我國建立了海洋自然保護區制度，依法把一定面積的海岸、河口、島嶼、濕地或海域劃分出來，進行特殊保護和管理。研究和實踐證實，建立海洋自然保護區是保護海洋生物資源和海洋自然環境的有效途徑。

三、我國海洋自然保護區建設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類型單一，分布不均。眾所周知，只有保護區類型多樣齊全，才能做到全面、系統保護海洋環境和資源。但是我國海洋自然保護區卻明顯表現出類型較單一的特點。在數量上，已經建成的108個海洋自然保護區中，海洋和海岸帶生態系統保護區數量為53個，野生動物海洋自然保護區38個，而其他各種類型的海洋自然保護區總數量才16個。在保護對象上，已經建立的海洋自然保護區多以紅樹林、珊瑚礁、河口濕地、海島生態中的野生動植物為主要保護對象，而生物多樣性和非生物資源等類型的保護區很少。

2、保護區建設管理資金缺乏。資金是海洋自然保護區建設的物質基礎，資金不足直接影響保護區人才的引進和科研工作的開展，也影響到保護區基礎設施的建設。不解決好資金難題，建設質量較高的海洋自然保護區將是一句空話。經費不足問題是目前包括自然保護區建設較好的發達國家在內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我國海洋自然保護區經費大多數是來自當地政府，國家級保護區的一部分經費來自國家撥款，國家對地方海洋自然保護區很少撥款或不撥款。這就決定了地方經濟的發展狀況直接影響和限制自然保護區的經費來源，當地政府的行為和對保護區建設的態度直接影響了保護區的建設。

3、管理體制不夠合理。我國海洋自然保護區實行綜合管理和分部門管理相結合的體制。國家海洋局負責海洋自然保護區的總體規劃和建設，海洋、林業、環保、農業、國土等部門分別管理各種不同類型的海洋自然保護區。并且在同一個保護區內，各種管理職能也由不同部門行使。這樣，各部門都從本部門的利益考慮，分頭管理，各自為政，會出現相互爭權或相互推卸責任的現象。這些部門分別制定用海計劃和工作方案，相互之間溝通較少。他們依靠單純的行業管理很難解決保護區復雜的綜合性的問題，這種管理模式很難使各部門從生態開發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制定規劃，管理保護區，不利于保護區的管理。

四、海洋自然保護區的管理策略

1、理順保護區管理體制

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對自然保護區實行統一管理。從長遠看，我國也應該改變保護區管理體制，對保護區的管理機構重新進行行政定位，實行統一管理，徹底解決多部門分割管理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國家環保總局與林業、農業、國土資源、水利、海洋等分管部門是平行機構，不利于協調管理工作。因此建議集思廣益，逐步建立起國務院直屬的統一管理自然保護區的專門機構，各級政府也應該設立相應管理體系，使這些部門之中有著很好的相互溝通及協調，并且在很大的范圍內能夠實現資源共享，從而更加有效地開展管理工作。

體制變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短期內多部門共管海洋保護區的體制弊端難以得到徹底解決，因此在綜合管理部門協調各部門工作的同時，由海洋部門負責組織管理在海洋自然保護區范圍內的全部活動，以此盡量減弱現有體制的弊端。同時，針對地方政府積極性不高的問題，建議把保護區建設成績納入地方政府工作績效的考核內容。以提高地方政府建設和發展保護區的積極性，改變目前我國海洋自然保護區建設依靠法律被動發展的局面。

2、改善經費不足問題

海洋保護是一項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的綜合性系統工程，需要投入的資金較多。因此，必須廣辟資金來源，多渠道增加海洋開發利用與保護的投入。在經費問題上，國家應實行“政府為主，多方參與”的原則。

解決保護區經費短缺的難題不能僅靠政府投入，保護區本身也要尋求自養的途徑。與其他自然保護區一樣對海洋自然保護區的資源價值進行合理利用，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而解決保護區經費不足的問題這在實踐和理論上來說都是可行的。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曾經用消減經費的辦法鼓勵國家公園自我創收解決部分所需的經費，但對創收比例有一定的控制，如加拿大總體控制在25％，另外75％由國家撥款。我國在增加政府投入的同時也應發揮保護區自我創收的能力，利用保護區的經濟價值，解決經費不足的問題。

3、補充和完善海洋自然保護區總體布局規劃

逐步增加海洋自然保護區的面積，增加海洋自然保護區數量，滿足海洋珍稀瀕危物種及典型海洋生態系統保護的需要，調整海洋保護區類型結構，抓緊建立一批既能反映各氣候帶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和近海、島嶼、河口海岸濕地的生物多樣性，又能體現熱帶特有的珊瑚礁、紅樹林群落分布區生態系特點的各種生態系統和物種類型的海洋自然保護區，以及有特殊意義的自然景觀和歷史遺跡類型的海洋自然保護區。在全面規劃建設涵蓋具有特殊保護價值的自然生態系統、自然遺址、地質地貌、種質資源、珍稀瀕危物種、濕地等類型保護區的基礎上，要加快對具有重要價值、受破壞嚴重的“三場一通道”、珍稀瀕危物種、近海海洋生態系統(珊瑚礁、紅樹林、海草床、濕地)等水域實行保護，盡快劃建一批自然保護區，實行搶救性保護，重要區域盡快升級。在布局上要注意彌補空缺，完善已有的自然保護區網絡和體系。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要想徹底解決我國海洋自然保護區現存的問題，就要分析問題存在的根源，進而有針對性的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應對解決，這樣才能夠真正有效的解決海洋自然保護區存在的問題。

篇3

海洋生物多樣性具有現實價值以及潛在價值。首先，在人類的生物來源中，它是一個重要的來源，為人類提供了大量的動物蛋白，并且，有許多的海洋生物都具有較大的價值，例如存在一定的工業價值或者是存在一定的藥用價值。所以，在人類生存與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海洋生物多樣性是其中的一項重要物質基礎。

1 主要現狀

1.1 海洋生態系統的多樣性

從類型上劃分，我國海域生態系統主要有以下幾種[1]：（1）濱海濕地生態系統，（2）珊瑚礁生態系統，（3）上升流生態系統，（4）深海生態系統。

濱海濕地生態系統主要分為以下幾種，第一是鹽沼生態系、第二是河口生態系、第三是紅樹林生態系。海岸鹽沼處于大海與陸地相互作用的地帶，生態環境相對復雜，生物多樣性也較為豐富，該地帶也是進行海水養殖的重要區域。鹽沼生態系為候鳥提供了它們所需要的食物以及棲息地，是由蘆葦等多種鹽生草本植物和許多的潮間帶底棲生物所組成。

珊瑚礁生態系統主要在我國的南海地帶，以造礁石珊瑚為主，生物多樣性非常豐富，由以下幾種動物共同組成一個生態系統，第一是海綿動物、第二是腔腸動物、第三是甲殼動物等。

在我國的東南海域，海洋上升流生態系統就存在于其中。由以下幾方面的因素所組成[2]，（1）因為受到地形的因素所影響，（2）受到風漂流的影響，（3）因為水團邊界的影響。因為底層營養物質的上升，使得其初級生產力逐漸提升，往往會形成漁場區，與鄰近海域相比而言，其生物多樣性指數要更高。

深海生態系統主要在我國的東海以及南海的海域之中，通常是有一些構造較為特別，比較適應于在深水生活的動物所組成，其生物多樣性非常貧乏。

1.2 海洋物種多樣性

在海洋生態系統中，其物種的多樣性也是極其可觀的。在高級的分類階元上，與陸地生態系統相比，分布在海洋生態系統的動物門類要更多。從動物的體形來看，與陸地相比，海洋有著更豐富的多樣性，無論是巨大的鯨類還是微小的浮游生物。所以，與陸地食物網相比，水生食物網要更加復雜。隨著人類的過度性開發，給海洋生物多樣性帶來了極大的威脅。如，隨著工業生產的增加，全球氣候逐漸變暖，使得珊瑚的共生單細胞藻類發生了大量的死亡，而共生藻類的消失又會帶來極大的影響，如會導致珊瑚的死亡，會使得珊瑚礁就此消失，從而給漁業生產帶來了大量的損失。又如，隨著海洋的污染日益加重，使得潮間帶以及海洋物種數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我國海洋生物多樣性有著許多的特點：（1）物種數呈現由北向南遞增的趨勢，（2）我國海域是水種分布的邊界，如是西北太平洋溫水種分布的南界。

1.3 所面臨的威脅

隨著時代的變化與發展，全球經濟的不斷增長，使得人類為了追求最大化利益，當前人類對海洋資源的開發逐漸加劇，我國海洋生物多樣性已經面臨著較大的威脅，主要受到以下幾方面的威脅：

（1）過度捕撈：當前，海洋捕撈船只逐漸增多，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當前的捕撈手段也較為先進，使得漁業資源逐漸枯竭，有很多的優質品種因為受到了損害而難以再形成漁汛。并且，浪費性捕撈使得大量的珍惜海洋生物受到了極大的損害，例如以下幾種方式對海洋的生態環境帶來了極大的影響，第一是底層拖網的方式，第二是毒魚的方式，第三是炸魚的方式。

（2）生境喪失：主要是受到以下幾種活動的影響而造成，第一是灘涂圍墾，第二是海岸工程的影響，第三是航道疏浚的影響[3]。上述這些活動如果情節較輕的話會對海洋生物的活動有著嚴重的干擾，情節嚴重的話則會使得海洋生物生境的徹底喪失。例如，我國紅樹林的面積就因為圍墾的原因而有了極大的減少。

（3）環境污染：主要因為以下幾種原因所造成，第一是陸源污染物的排放、第二是向海洋排污，第三是海洋石油的開采，第四是航運溢油。污染物會給海洋生物帶來極大傷害，甚至會使海洋生物被毒死，有的還會影響其正常的繁殖。

（4）生態入侵：因為遠洋船只的攜帶，或者是因為對外來種的盲目引進，使得本地的海洋生態遭受了極大的影響，許多原有物種因為外來種的侵入而被排擠甚至是消失。如，在我國福建海域曾發現一種沙篩貝，其原產于南美洲，它將海岸基巖的表面進行了強占，使得當地的附著生物全部消失。

海水養殖的單一化，不但將許多海洋生物的棲息地進行了強占，還會因為餌料的分解這一原因而造成了海域富營養化，甚至會造成赤潮現象的發生，從而使得大量的海洋生物死亡。除此之外，對單一品種進行高密度的養殖，經常會造成大規模的病害流行開來。

2 我國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2.1 保護政策

在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工作中，我國政府一直非常重視。我國最先對《生物多樣性公約》提出批準。我國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其中一個締約國，對養護管轄海域的權力與義務堅決予以履行[4]。在《中國21世紀議程》中，強調一方面要維持海洋生物多樣性，另一方面還要提升沿海居民的生活水準。

在關于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法律法規方面，我國政府制定了以下法律法規：（1）《海洋環境保護法》，（2）《漁業法》，（3）《自然保護區條例》等等。除此之外，在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方面，我國政府也制定了許多的管理辦法，如《紅樹林生態系統保護管理辦法》等。

在對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工作中，我國還制定了多個行動計劃，有一些計劃已經得到實施。例如，在《中國海洋21世紀議程》當中，就有專門的一章是對海洋生物資源的保護進行闡述與說明，此外，還講述了海洋生物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另外還編制了一些保護行動計劃，例如《中國海洋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

2.2 生態環境監測體系的建設

在海洋生物資源的調查研究上，我國政府一直以來非常重視，一直以來，我國開展了多次對海洋綜合調查。例如在1958年～1960年的全國海洋綜合調查，1989年～1993年的全國海島資源調查等。

在對我國海洋生物的類別上，我國學者都進行了分類學研究，在以下幾方面的研究尤為深入，第一是藻類、第二是甲殼類、第三是貝類、第四是魚類等，涵蓋了許多學科，如遺傳學、生態學等。尤其是對許多海洋經濟生物的研究更加詳盡，如海帶、蝦等。

在一些海洋科研機構中，我國在其中建立了海洋生態環境監測臺站，例如在以下幾個海域都進行了定期的海域生態監測，如大連灣、廈門附近的海域等等。

2.3 海洋自然保護區的建設

我國相關研究單位通過了關于“南海諸島以及其相鄰的海區綜合科學調查項目”的研究，發現了南沙群島不但生物多樣性較高，并且也是生物多樣性受到極大威脅的海區。在調查研究中發現，大量的造礁珊瑚已經受到了認為的毀壞，導致了大量的鹿角珊瑚受到了破壞。有許多的漁民以捕魚為名，下海對一些具有觀賞價值的貝殼進行掃蕩，然后將其售賣給其他人。有許多稀有的種類已經逐漸消失，如法螺等。另外蜘蛛螺等也已經面臨著非常危險的境地。一個物種的消亡，一方面意味著一種生物資源的缺失，另一方面會對生態系統的結構帶來極大的影響，從而造成生態失衡的現象[5]。

幸而我國已經逐漸建立了海洋自然保護區體系，當前，由國家海洋局建設的海洋自然保護區已經有60多處，在這當中，屬于國家級保護區的達到了18處。這些保護區在保護一些珍稀瀕危的海洋生物種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國的海洋自然保護區在建設過程中，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體制，從保護區的規劃、人員培訓等都有相應的制度法規。在各項工作管理當中，制定了相應的標準與規范，其中包括對保護對象的管理技術標準，對保護類型的分級標準等等。

我國海洋自然保護區在建設之初，存在著資金短缺以及裝備較為落后的局面，但是仍然以保護自然為宗旨，對各項管理工作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這些自然保護區在以下幾方面都有著扎實的工作，如完善管理機構、強化監察執法等等。與此同時，在對保護區的規劃與發展方面，對保護區的宣傳教育方面以及對保護區的國際合作等工作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劉沫茹，姜濤.我國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現狀及法律Σ[J].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2，（02）：126-128.

[2]張麗君.從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看我國海洋管理體制之完善[J].廣東海洋大學學報，2010，（02）：15-18.

篇4

漁業資源是人類從海洋獲得的最主要的水產品,占人類捕撈的水產品的90%,也是海洋最主要的生物資源,與海洋生態環境甚至整個地球生態系統都有緊密聯系。對于漁業資源的國際法關注也早就突破了單純海洋法的范圍,國際環境法的視角的強化更強調對海洋漁業資源的養護。為實現漁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人類活動應恪守義務約束;且活動關注的中心也應從人類利益轉向人類與生物共享的全球利益。可以預見的將來,對漁業資源的國際法規制必定是更多地吸收國際環境法的先進理念并通過具體的制度予以落實,這也意味著漁業資源國際法規制終將歸位于全球利益原則和義務重心。

1.2極限理論

漁業資源枯竭的現狀說明漁業資源的總存量是有限的,漁業資源的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也是有極限邊界的;人類的過度捕撈活動一旦超越了這一邊界就會產生漁業資源衰竭的問題。二十世紀80至90年代聯合國對公海“大型遠洋流網捕魚”作業的系列決議就是漁業資源“極限”問題的實證。海洋資源分配所體現的基本精神義務,它為人們占有、開發海洋資源的行動設置限制,它要求各國占有、開發海洋資源的行動服從全球海洋資源持續利用的總體安排。作為最主要的海洋生物資源,要以有限的漁業資源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需求自然也應服從這種以義務為重心的分配,而這種分配的義務重心則不僅要求漁業資源法律制度以限制人類行為為主,更重要的是為各項制度安排明確的義務主體并建立完整的責任體系。因此,對海洋漁業資源的國際法規制最終仍應落實和以推進國際合作國家責任為方向發展。全球共同利益原則和極限理論說明:一切作為人類共同財產的資源,其一定是將義務置于權利之上的,即將義務作為重心。且這種義務本身也是為了實現義務承擔者的長遠利益。國際海洋漁業資源法律制度正應以“全球共同利益原則”和義務重心的基本思想為指導原則,任何可能背離這兩點基本法理的嘗試都是危險的。實際上,國際漁業資源法律制度的發展已經表明其義務重心,《公約》和后公約時代的各項制度都通過義務主體的安排,對漁業活動予以了越來越具體的限制,且越來越強調通過國際合作履行義務。

2專屬經濟區內漁業資源管理

2.1專屬經濟區的概念

所有的沿海國都享有一種領海權利,即沿海國有權把沿海捕魚權完全保留給本國國民,禁止或限制其他國家的國民在其管轄海域內從事捕魚活動,這種權利被稱為漁業管轄權。二十世紀40年代起,以拉丁美洲沿海國家為首,提出了一種新的主張,在沿海二百海里海洋區域內建立經濟專屬區。自此,很多海洋國家開始紛紛效仿,專屬經濟區的概念也就被提到各種海洋大會議題。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專屬經濟區是領海以外并鄰接領海的一個實行特定法律制度的區域,該區域的最大寬度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起不應超過200海里。

2.2專屬經濟區的權利和義務

之所以要制定專屬經濟區內漁業資源相關法律,其目的就是明確海洋漁業資源管理的主體,并規范沿海國在享受海洋權益的同時,承擔該海域的養護任務。沿海國享有是權利主要包括:①自行決定該海域內海洋生物的可捕量,分為不同時期對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個別國家對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個別船只對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②限定其他國家對該海域的可捕量,因享有專屬經濟區的沿海國有促進該海域內生物資源得到適度利用的義務,因此,在這個前提下,他們可以限定其他國家對該海域生物資源的利用;③其他國家的國民在共享海洋資源的同時,必須遵守沿海國的相關法律法規,這也是確保沿海國能確實有效的保護海洋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前提。而沿海國同時也要承擔防止該海域內漁業資源的過度開發,并承擔養護的義務。

3公海漁業資源管理

3.1公海漁業資源管理的歷程

格勞修斯在1609年的時候曾發表了《海洋自由論》,自此,一種“公海捕魚自由”的觀點逐漸被大家追捧。而隨著沿海國對海洋漁業資源的捍衛以及海上霸權的爭奪,以及后來《公約》的形成,開始對“公海捕魚自由”進行限制,許多國家紛紛加入了該《公約》,公海捕魚的限制逐漸被廣大沿海國所接收。根據《公約》的規定,所有的締約國均有義務要求本國國民或自行,或與其他國家合作采取養護公海生物資源的必要措施。事實證明,不管是漁業資源的有效開發利用,還是漁業資源的養護與管理都離不開國際間的合作。同時,國際間的合作也是彌補海域劃界所導致的管轄權爭議,銜接各海域漁業制度的有效方式。除了《公約》對各個國家規定的義務外,《促進公海漁船遵守國際養護與管理措施的協定》也規定了公海漁業信息的交流與合作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便利了國家間在公海信息的廣泛交流。《遵守協定》強調船旗國之間應互相交流有關漁船的資料,以協助彼此查明懸掛其旗幟、從事有損國際保護和管理措施的違法漁船。另外,《遵守協定》還設定了締約國間通過糧農組織開展的合作。

3.2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始出現的船舶改掛旗幟現象,成為對漁業管理措施最具破壞力的因素之一,引起了全球的關注。

所謂的船舶改掛旗幟,是指船舶撤銷其在一個國家的注冊后又在另一個國家重新注冊,其通常是為了達到降低運行成本和優惠的繳稅條件等經濟目的,從而規避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規則的約束。漁船改掛船旗規避管理措施的行為,不僅嚴重危及了區域性漁業組織的管理主體地位,還直接影響了國際社會和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所采取的養護和管理漁業資源措施的效果。針對公海漁船改掛船旗,一系列國際法律文件都試圖以強化船旗國義務為問題解決的突破口。

4洄游魚類種群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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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P7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12-0024-04

1引言

生態補償是以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目的，根據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運用政府和市場手段，調節生態保護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關系的公共制度[1]。作為一種能有效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平衡的手段，它的發展對生態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近30年開展的生態補償工作來看，我國僅在自然保護區、重要生態功能區、礦產資源開發及流域水環境保護方面進行了大量工作并反饋到一定的效果[2]，對海洋生態補償的投入還遠遠不夠。作為一個海洋大國，我國擁有長達1.8萬km的海岸線和300萬km2的海域，海洋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產品，同時也提供了巨大的海洋生態服務價值。然而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如近海污染加重、漁業資源衰退和海洋環境災害頻繁等，都在不斷地削弱海洋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近些年，國家大力整治海洋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開始重視海洋生態環境的保護與修復，催生了各種形式的海洋生態補償。

通過海洋生態補償，一方面可以為海洋生態環境的污染與破壞提供及時有效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則通過合理的長遠規劃來保護與利用海洋資源，增加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實現海洋的可持續發展。而在海洋生態補償過程中，需要合理地選取補償方式，從而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最大化。

2海洋生態補償方法

現階段海洋生態補償從補償方式上可劃分為3大類，包括經濟補償、資源補償和生境補償[3]。這3類補償方式在實施主體、實施過程、實施效率和實施效果等方面都存在明顯的差異，所以在實際補償過程中，往往需要針對不同形式的海洋活動和不同類型的生態破壞，采取不同的生態補償方式。

2.1經濟補償

“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是海洋生態補償中最常見也是最容易的一種補償方式。廣義上的海洋經濟補償既包括收取的生態補償金，也包括政府出資、企業投資、公眾募捐以及其他途徑獲得的經濟補償，狹義上的海洋經濟補償只是針對破壞或利用海洋資源環境的主體收取生態補償金。一般來說，當地政府通過制定相關的規章條例，針對海洋工程建設、經濟活動開發等項目進行稅收，針對違法污染等行為進行罰款，然后運用這些資金進行海洋生態防護以及生態修復工作。

2.2資源補償

所謂海洋資源補償，是對海洋生態環境中缺失的生物資源以及其他資源，以人為的方式進行數量補充，使其恢復到最初的狀態。資源補償包括增殖放流和養殖兩大類，但通常情況下資源補償主要是采取增殖放流的形式。

工程填海占海、過度捕撈以及大面積的海洋污染，都可能造成海洋生物資源的衰退，物種（尤其是經濟物種）數量急劇下降，海洋生態平衡受到影響，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為了能夠快速解決這種海洋生態問題，增殖放流無疑是最佳的方式。增殖放流形式多運用于近海海域的海洋漁業捕撈或者養殖區域，且增殖放流的物種多為經濟魚類，增殖放流前期投入資金相對較低，放流后社會、經濟以及環境效益良好。它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將缺失的海洋生物數量恢復到一定的程度，使得區域物種多樣性得到提升，使原來弱化的海洋生態資源得到充分的補充，而這種恢復程度也與資源補償強度成正對應關系。除了提高了當地海洋環境質量，增殖放流也能為日后區域海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潛力與資本。

2.3生境補償

2.3.1建設人工魚礁

人工魚礁是指人為設置的一個或多個自然或人造構造物，并有目的地沉置于海底，形成一個為魚類等提供繁殖、生長、庇護和索餌的場所，從而改變海洋生物資源與環境[4]。作為一種生境營造的補償方式，建設人工魚礁有很強的優勢。人工魚礁投放后，礁區海域受到流場影響，礁體局部形成上升流，使得海水中營養鹽濃度升高，上層浮游植物大量生長，為海域浮游動物提供了豐富的餌料，并促進了游泳動物的生產繁殖；魚礁投放著床后，伴隨海域底質環境變化，底棲生物生活環境產生變化，其種類 、生物量 、棲息密度 、多樣性 、均勻度均有所增加[，6]；魚礁投放后，不僅對海域生態環境存在修復作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也明顯提高。

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用于構建人工魚礁的材料超過249種[7]，這些材料中既包括一些貝殼巖石樹木等天然材料，也包括一些報廢船體、混凝土、鋼筋、玻璃等廢棄材料和建筑材料，采用不同的材料建設人工魚礁會有不同的效果，且采取不同的投放方式會產生不同的流場效應[8]，所以在投放之前必須在礁區選址、配置方案和魚礁效應等方面進行充分的科學研究論證。

2.3.2建設海洋牧場

海洋牧場這一名詞的出現最早是在1971年，當時日本在海洋開發審議會上首先提出了“海洋牧場的構想[9]，指出了海洋牧場是未來漁業的基本技術體系，是海洋生物資源可持續生產食物的系統。國內一些學者認為海洋牧場主要通過放流、底播、移植等方式將人工培育馴化的生物苗種放流入海或者人工魚礁海域，利用天然餌料或微量投餌育成，并進行高水平的生物管理和環境控制，擴大海洋生物資源量[10]。海洋牧場建設一般包括生境營造、育苗培育、監測能力建設、管理能力建設以及配套技術建設幾個方面[11]。往往以大型海藻場營建、人工魚礁的投放和漁業苗種的增殖放流為手段，增加區域海洋漁業資源，改善牧場海域的生態環境，保護珍稀瀕危物種，保護近岸產卵場和索餌場，養護近海生物資源，增加了魚、蝦、貝、藻等生物資源數量，具有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2.3.3建立海洋保護區

海洋保護區這個概念最初并不是從生態補償角度出發考慮的，它以國家政府為行使主體，劃定特定的海域，禁止或者控制捕撈建設等人類活動，使保護區內生物多樣性得到迅速恢復和提升。由此可以看出，海洋保護區不單純是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它也屬于生態補償的范疇。其生態補償運行機制是在保護海域范圍內的各類生態要素間進行的，通過完整地保留各生態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規律，把各構成要素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以達到海洋保護區生態補償順利實施的目的[12]。

2.4補償方式比較

針對不同補償方式的補償主體、適用海域、特點、前期投入、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等方面進行了比較，具體見表1。

表1海洋生態補償方法的比較

比較項目海洋生態補償方法經濟補償資源補償生境補償海洋牧場（人工魚礁）海洋保護區

補償主體政府、污染者、受益者、社會公眾污染者、施工單位、企業企業個體、受益者國家、政府

適用海域任何海域施工建設海域魚類繁殖區、適宜生長區特征物種生存區

特點適用廣泛直接補償通過人為的生境營造建立適宜海洋生物生存環境，放流物種，并運用先進監測管理技術通過劃定海域有，強制減少或者禁止人類活動

前期投入無生物資源的選取與準備材料選取與準備、方案選取各種規劃文件

經濟效益無直接經濟效益經濟效益明顯，但受到投放效果影響具有較大的經濟效益經濟效益受到影響，經濟利益降低甚至消失

環境效益環境效益較弱，具有一定延遲性和間接性區域生物資源恢復明顯，生態環境改善較弱區域生物資源、生態環境改善明顯具有長遠的環境效益

由表1可以看出經濟補償適用性最廣，操作起來最簡單，但是不產生經濟效益，政府將通過多種渠道獲取的資金進行二次環境投資和環境保護，使得環境效益往往具有一定的間接性和延遲性；資源補償一般針對那些經濟魚類物種，雖有一定的環境效益但不長遠，補償效果不穩定且容易受到補償海域其他物種以及所處生境等外界因素干擾，甚至會產生由于物種選擇不妥而造成外來物種入侵現象，而補償實施后在效果評估方面也往往具有一定難度；生境補償最具多樣性，可以根據不同實際情況采取不同方法，雖然在過程實施方面會相對復雜，但卻具有長遠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也是目前最具前景的海洋生態補償方式。

3國內外海洋生態補償研究進展

3.1國外研究進展

目前，國際上比較通用的經濟補償主要通過政府補貼、財政援助、開征生態稅和借助國內外基金等方式進行，而經濟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則越來越多地采用生態稅收、綠色環保稅收等多種特定稅收來維護環境，平衡生態[13]。

資源補償方面，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前蘇聯和日本的技術已十分成熟。美國放流魚類歷史已有100多年，20世紀80年代僅對鮭魚的增殖投資就達7.1億美元，0年代還開展“巨藻場改進計劃以恢復和發展原有藻場，多次探索后并最終形成了人工培育胚孢子體密集撒播的方法；前蘇聯共有10多個養殖工廠和馴化站，90多處鱘、鮭魚的人工孵化場，僅在1976～1980年期間培育各種放流苗種70億尾以上[14]；日本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它對海洋的依賴性很高，早在1962年便設立了國家為主體的栽培中心，并建設了專門的增殖機構，幾十年的發展使得增殖漁業在日本成為了一種產業，對日本海洋經濟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甚至在一些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泰國、印度尼西亞等，通過增殖放流方式來提高經濟品種的捕撈產量也十分常見[1]。

生境補償方面，近年來各國為保護及改善海洋生態環境，恢復海洋生物資源，紛紛發展人工魚礁項目，其中日本及歐美等國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及財力，在利用人工魚礁改善和恢復海洋生態環境等研究和應用方面積累了大量經驗，獲得了明顯的經濟和生態效應[16]；韓國早在1971年便將62種不同的人工魚礁運用于周邊海域[17]，如今韓國在人工魚礁方面的研究已近十分成熟，針對不同結構形狀的人工魚礁構件的周圍水流速率變化都有很細的研究[18]；而一些歐洲國家為了緩解當地漁民與一些外來休閑漁業者的沖突與矛盾，開設海洋牧場休閑漁業，一方面對經濟魚類進行了補償，另一方面又帶動了其他經濟的發展[19]；而澳大利亞也在20世紀80年代開展了海洋生態補償與保護工作，如1979年建立了大堡礁海洋公園，1982年建立了第一個聯邦海洋保護區[20]。

現今，世界各國對海洋藍色經濟的開發不斷轉變，海洋環境保護意識逐漸增強，逐步從傳統的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轉變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存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在海洋生態補償工作中，受到不同地區經濟、環境本底差異的影響，國際上一直未能給出一個明確的標準體系，而傳統生態補償同新補償方法交叉實施后，如何權衡所獲經濟和環境效益比例，如何確立混合型補償標準將又是一個難點。隨著海洋生態補償工作的深化與豐富，海洋保護區網絡構建、混合型海洋生態補償，都將給管理體系以及評估系統帶來新的挑戰。

3.2國內研究進展

目前，國內海洋生態補償還處在研究試點階段，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是我國生態補償工作存在的最大的問題。整體上對生態補償機制等基礎理論的探討和研究較多，對補償標準、補償方法、補償關系等探討較少，導致海洋生態補償在實踐過程中存在不連續與不規范的現象。近些年，隨著對海洋污染生態問題的關注，國家海洋局先后組織多家單位開展海洋生態損害補償賠償制度和相關標準的研究，取得了“海洋生態損害補償辦法、“海洋生態損害評估技術導則、“海洋生態資源評估技術導則等階段性成果；沿海各地海洋主管部門也積極開展海洋生態補償機制建設的工作，如天津、山東、浙江、福建、海南等省在各自出臺的地方性法規中都明確規定，開發利用海洋資源，應當遵循“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等原則，強調各方面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的責任和義務；近幾年國內對于所有的涉海工程或者項目，在開展海洋環境影響評價過程中都會進行海洋生態補償金計算，海洋生態補償已經成為項目建設必不可少的環節；2013年4月11日，國家海洋局公布《國家海洋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指出，要從恢復海洋生態功能、提高海洋生態承載力角度出發，將研究建立海洋生態補償機制，選擇典型海域開展海洋生態補償試點。可見今后我國的海洋生態補償將迎來巨大的機遇。

實踐方面，國內海洋生態補償工作最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展過相關的工作，先后在渤海、黃海流域實施中國對蝦的生產性增殖放流，但一直沒有開展起來；近年針對我國近海海域漁業及相關生物資源短缺的現狀，國家相關部委及部分沿海省份對海洋生物資源的養護采取了一些補償措施，山東、浙江等沿海省份聯合企業開展了一些近海生物資源的增殖放流；山東省決定每年省財政提供支持資金建設人工魚礁項目；山東、福建、廣東等省在圍填海、跨海橋梁、海底排污管道等項目建設中開展生態補償試點；山東省將征收的海洋工程生態補償費用于海洋與漁業生態環境的修復、保護、整治和管理，并把建設海洋牧場、修復海洋生態環境作為藍色半島經濟區建設的重要內容，將山東半島沿海建成能形成一定規模的、多種類型的“魚礁，為海洋生物營造棲息、繁衍的場所；福建、廣東省采取由項目開發主體實施紅樹林種植、珊瑚礁異地遷植等式，對工程建設造成的生態破壞進行補償；廣東大亞灣開發區安排資金扶持失海社區發展，對失海漁民進行創業扶持和生活補貼。

4開展海洋生態補償的方向及建議

完善海洋生態補償機制，加強海洋生態補償建設，對保護我國海洋生態環境、促進海洋資源可持續利用具有重要意義。收取生態補償金，加大增殖放流力度，增加人工魚礁建設投入，積極推展海洋牧場建設，改善海洋生態系統，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已成為沿海各省份海洋經濟發展的新熱點。

4.1加速我國海洋生態補償相關法律法規建設

面對海洋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的現狀，現有立法遠遠不夠，只有在合理的法律援助下，海洋生態補償工作才能走得更遠。所以，進一步有針對性地完善海洋生態補償相關法律法規，對我國海洋生態健康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4.2采取先進手段促進我國海洋生態補償體系發展

不斷完善海洋生態補償相關配套標準和辦法，積極探索高效先進的補償途徑和方式；建立多元化的生態補償金的融資模式和系統；逐步開展建設項目海洋生態補償的后評價，建立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效果評估系統，針對海洋生態補償后的經濟效益與環境生態效益進行系統評估與分析，及時反饋生態補償信息，提高海洋生態補償效率。促使我國海洋生態補償工作不斷向科學化和規范化發展。

4.3加強我國海洋生態補償工作的監督管理

在嚴格執行海洋生態補償相關法律法規、建立合理完整的生態補償體制、采取恰當補償方法的基礎上，海洋生態補償的發展仍需要加強監督和管理。如何建立合理的監管模式與體系，提高監管效率，是我們今后應該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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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1基本原理

生境修復與生物資源養護原理的主要研究內容包括生態系統結構、功能以及生態系統內在的生態學過程與相互作用機制，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多樣性、抗逆性、生產力與可持續、先鋒群落與頂級群落的發生、發展機理與群落演替規律，不同干擾條件下生態系統的受損過程及其響應機制，生態系統退化的診斷及其評價指標體系，生態系統退化過程的動態監測、模擬、預警及預測等。對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修復工程而言，生態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都需要在原位經過自然的生態過程，因此，事實上各生態學原理均可應用于生態恢復的實踐中。生態系統修復涉及的基本原理主要有限制因子原理、能量流動原理、種群密度制約及分布格局原理、生態適應性理論、生態位原理、演替原理、生物入侵理論、生物多樣性原理、功能群構建原理等。其中，干擾與演替原理、功能群構建原理是應用于海洋生態系統恢復中的重要原理。

2基本過程

修復行為實質上是對生態系統的一次新的干擾，很難保證所有修復行為均對目標系統的修復起到正效應。要想系統向預期方向發展，需要有科學的理論框架，制定合理的修復方案，并對方案進行可行性論證。Zedler以濕地生態系統的修復為例，將生態恢復的整個過程劃分為5個不同的階段，即目標設定—開發概念模型、恢復區域的選址優化、原地非生物環境的操控、原地生物區系的操控、生態系統維護等。

Clewell等將生態恢復的過程分為修復計劃準備、生態系統健康狀況評估、修復計劃制定論證、修復行動實施、修復后評估和管理等5個階段，并指出了生態修復過程中涉及的51條指導原則。

海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設施

1人工魚礁

人工魚礁(artificialreef)是人為放置在海底的一個或多個自然或者人工構造物，它能夠改變與海洋生物資源有關的物理、生物及社會經濟過程，并可改善海域生態環境，營造海洋生物棲息的良好環境，為魚類等提供繁殖、生長、索餌和庇敵的場所，達到保護、增殖和提高漁獲量的目的。用于建造人工魚礁的材料種類很多，礁體材料的選擇直接影響礁體的結構特征和礁區生物的增養殖效果。根據材料的來源不同，人工魚礁使用的材料可分為天然材料、廢棄材料和人造材料等3大類。礁體設計對人工魚礁效果的發揮至關重要，主要包括礁體材料、重量、形狀、幾何尺寸、內部結構等因素。礁體的材料、重量、尺寸、結構復雜性、表面粗糙度等應根據規劃要求與生物因素和水動力學特征相適應。根據投放的不同目的和用途，人工魚礁可以分為增殖型魚礁、漁獲型魚礁和游釣型魚礁等3種。

2增殖礁及增養殖設施

根據增殖對象生物不同，人工魚礁可分為藻礁、鮑礁、參礁等，而增殖海參、鮑等海珍品的礁體可統稱為海珍品增殖礁，又稱海珍礁，。由于礁體可以保護刺參、鮑等海珍品免受敵害侵擾，并可為增殖海珍品提供食物來源和遮蔽場所，因此，海珍礁廣泛應用于中國的海珍品增養殖中。在我國，很多種材料被用作刺參的人工附著基或礁體，例如石塊、瓦片、混凝土構件、扇貝養殖籠、編織布、塑料構件，甚至柞木枝等。

作者所在的研究團隊針對近岸泥沙質海灣、離岸開放海域和靜水圍堰等增養殖生境的受損現狀和刺參、鮑等海珍品的生態習性，發明了適用于近岸海灣的牡蠣殼海珍礁及其配套制作裝置、貝類排糞物再利用裝置，適用于離岸開放海域的大型藻類抗風浪沉繩式養殖設施、“海龍I型”底播式海水增養殖設施，以及適用于圍堰的多層板式立體海珍礁：這些設施設備實現了對不同類別生境的有效修復和高效生態增養殖，為海洋生境修復與海水增養殖產業高效健康發展提供了裝備支撐。

海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技術

1海洋生境修復與改良技術

1.1海草床修復技術

海草是單子葉草本植物，通常生長在淺海和河口水域。海草床對海域生境的修復和改良具有重要的生態作用，海草群落不僅是海洋初級生產者，具有高的生產力和固碳能力，還可起到穩定底泥沉積物、改善水體透明度及凈化海水的作用；同時，海草還是許多海洋動物重要的產卵場、棲息地、隱蔽場所及直接的食物來源，在全球C、N、P循環中具有重要作用。據《世界海草地圖集》顯示，1993年到2003年，全世界已經有約26000km2的海草床消失，達到總數的15%。海草床的衰退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許多國家都開展了海草床恢復方法的研究工作。海草床的恢復主要依靠海草的種子或者構件(根狀莖)，主要的方法有生境恢復法、種子法和移植法。

生境恢復法投入少、代價低，但周期長。移植法恢復大葉藻海草床是較為常用的方法，主要有草皮法、草塊法和根狀莖法，草塊法成活率高，但對原海草床有破壞作用；根狀莖法節約種源，但固定困難。應用種子來實現低成本、高效率、大規模的恢復海草床也是當前研究的熱點，種子法破壞小，但種子難收集、易喪失、萌發率低。

1.2牡蠣礁修復技術

牡蠣礁(oysterreef)指目前正在生長及挽近剛停止生長的、于河口洼地中的牡蠣殼堆積體。牡蠣礁在凈化水體、提供棲息生境、促進漁業生產、保護生物多樣性和耦合生態系統能量流動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生態功能。美國切薩皮克灣(ChesapeakeBay)由于人類活動的影響而引起了生境的退化(富營養化和大葉藻藻床的破壞)及生物資源的衰退(美洲牡蠣數量大為減少)。近年來，弗吉尼亞海洋科學研究所(VirginiaInstituteofMarineScience)的科學家實施了牡蠣礁恢復計劃，對礁體生物學、群落發生和營養動態進行了系統研究，并對恢復情況進行了追蹤，如Harding研究了恢復的牡蠣礁區域浮游動物群落豐度和組成的水平分布和時間變化，作為切薩皮克灣牡蠣礁恢復進展的潛在標準。該系列研究對當地牡蠣礁的成功修復起到了重要作用。牡蠣礁的修復主要通過結合防浪堤設置專用礁體以及利用牡蠣殼礁體兩種方式實現。

1.3珊瑚礁修復技術

珊瑚礁(coralreef)是石珊瑚目的動物形成的一種結構，它們是成千上萬的由碳酸鈣組成的珊瑚蟲的骨骼在數百年至數千年的生長過程中形成的。珊瑚礁被稱作“熱帶海洋森林”，其生態系統具有很高的生物多樣性和重要的生態功能，珊瑚礁為許多動植物提供了生活環境，其中包括蠕蟲、軟體動物、海綿、棘皮動物和甲殼動物，此外，珊瑚礁還是大洋帶的魚類的幼魚生長地。

由于全球氣候變暖、自然災害、海水消耗、過度捕撈、海水污染等原因，導致珊瑚礁的衰退現象嚴重。世界珊瑚礁現狀調查顯示，全世界19%的珊瑚礁已經消失，15%的珊瑚礁在10~20年內將有消失的危險，20%的珊瑚礁在20~40年內將面臨消失。珊瑚礁生態修復的主要方法包括有性生殖法(sexualreproduction)、珊瑚移植法(transplantation)、底質改良法等。有性生殖法是通過自然產卵產生的珊瑚幼蟲來培育珊瑚幼體，再將幼體進行移植；珊瑚移植是把珊瑚整體或者部分移植到退化區域，以改善退化區的生物多樣性，這是過去幾十年來修復珊瑚礁的主要手段；底質改良是通過穩固底質或在底質中增加化學物質，以吸引珊瑚幼蟲的附著和珊瑚的生長。

1.4人工魚礁構建技術

人工魚礁水動力學特征研究可以為人工魚礁的選址和設計的優化提供科學依據。了解人工魚礁水動力學性能需要首先研究人工魚礁受水流作用時受力的情況和人工魚礁內部及其周圍流場的實際分布情況，其研究方法主要有理論分析、模型實驗和數值模擬等。黑木敏郎與中村充在回流水槽中，觀察和測定了圓筒形、四角形魚礁模型周圍水流的變化。Fujihara等運用數值計算法對設置魚礁后的定常層流水域的流場變化進行研究，得到了魚礁流場的上升流范圍及分布特點。國外學者的研究表明：在魚礁的阻流作用下，魚礁下游的流場根據紊動程度可分為3個區域：紊流區、過渡區和未受擾動區。通透性礁體和非通透性礁體所產生的紊流區長度比和高度比均不同，通透性礁體的高度比小于1，長度比小于4，而非通透性礁體的高度比一般要大于1而略小于2，而長度比小于14。

合理的選址是人工魚礁規劃設計的基礎。人工魚礁投放區域的選擇是否合理關系到其功能能否正常發揮，投放區域不當會造成人力與財力的損失，并有可能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李文濤等認為人工魚礁的選址涉及地質科學、海洋科學、氣象科學、生物科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需要考慮海洋物理環境、生物環境和社會等多種因素，其中國家的海洋功能區劃以及海底底質類型、水深、水流等因素在人工魚礁的選址中是必須首先考慮的；王飛等根據水深、底質類型、地形坡度、生物密度、平均流速、離岸距離等影響人工魚礁選址的因素，并根據各影響因子的重要性程度確定其權重，建立了舟山海域人工魚礁選址的多因子綜合評價模式。

Tian對臺灣省老鼠嶼沿岸海區的五個預選礁區進行了綜合性的選址研究，研究內容包括了海底地形、地貌、底質特性以及海況，調查中使用了回聲測深儀、旁掃聲納、重力巖心提取器、地質測試儀、GPS、ADCP(多普勒流速剖面儀)和ROV(水下機器人)等先進的儀器設備。

2海洋生物資源養護技術

2.1人工增殖放流技術

增殖放流是恢復漁業資源、優化水生生物群落結構、提高漁業生產力的有效手段，其形式是通過向天然水域投放魚、蝦、蟹、貝類等各類漁業生物的苗種來達到恢復或增加漁業資源種群數量和資源量的一種方法。19世紀中期，美國、加拿大對紅點鮭進行了移植孵化實驗，后來又將一種溯河性鯡魚從北美大西洋沿岸移植到太平洋沿岸，并形成了有價值的自然種群。挪威、英國、丹麥和芬蘭也先后進行了鱈魚和鲆鰈類的資源增殖工作。日本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栽培漁業”概念，并在瀨戶內海進行了對蝦、真鯛、梭子蟹和盤鮑的放流增殖工作，至2002年，日本放流水產苗種已達83種。

長距離洄游的大麻哈魚類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最有成效的增殖種類，前蘇聯、日本、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先后進行了大麻哈魚的增殖放流，放流數量每年高達30余億尾，回捕率高達20%。目前世界上有94個國家開展了增殖放流工作，其中64個國家開展了海洋增殖放流工作。

我國近海漁業資源放流工作起步較晚，自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展對蝦增殖放流以來，已經開展了海蜇、三疣梭子蟹、金烏賊、曼氏無針烏賊、梭魚、真鯛、黑鯛、大黃魚、牙鲆、黃蓋鰈、六線魚、許氏平鲉等游泳生物以及蝦夷扇貝、魁蚶、海參以及盤鮑等底棲生物增殖放流工作，其中中國對蝦的增殖和移植、海蜇的增殖、蝦夷扇貝的底播移植等工作已初具生產規模和顯著的經濟效益；但在增殖放流過程中，存在管理體制不夠健全、資金投入相對不足、科學研究相對薄弱，缺乏規范的增殖放流技術規程等問題。農業部下發了《全國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總體規劃(2011—2015年)》，規范和細化了各海域增殖放流任務，提出了渤、黃、東海及南海具體適宜增殖放流的種類，對45種經濟物種的適宜放流海域進行了規劃。

2.2多營養層次綜合增養殖技術

多營養級的綜合養殖模式(integratedmulti-trophicaquaculture，IMTA)是近年提出的一種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海水養殖理念。對于資源穩定、守恒的系統，營養物質的再循環是生態系統中的一個重要過程，由不同營養級生物，如投餌類動物、濾食性貝類、大型藻類和沉積食性動物等組成的綜合養殖系統中，系統中一些生物排泄到水體中的廢物成為另一些生物的營養物質來源。因此，這種方式能充分利用輸入到養殖系統中的營養物質和能量，可以把營養損耗及潛在的經濟損耗降到最低，從而使系統具有較高的容納量和經濟產出。近年來，作者所在的研究團隊針對淺海筏式、底播和島嶼的不同特點和增養殖對象的生態特征，研發了筏式貝-藻-參綜合養殖、藻-鮑-參生態底播增養殖和離岸島嶼生態增養殖等多營養層次的綜合增養殖新技術。

3海洋牧場建設技術

海洋牧場(oceanranching)是一個新型的增養殖漁業系統，即在某一海域內，建設適應水產資源生態的人工生息場，采用增殖放流和移植放流的方法，將生物種苗經過中間育成或人工馴化后放流入海，利用海洋自然生產力和微量投餌育成，并采用先進的魚群控制技術和環境監控技術對其進行科學管理，使其資源量持續增長，有計劃且高效率地進行漁獲。建設海洋牧場需要一整套系統化的漁業設施和管理體制，如人造上升流、人工種苗孵化、自動投餌機、氣泡幕、超聲波控制器、環境監測站、水下監視系統、資源管理系統等。海洋牧場的構想最早是由日本在1971年提出。

1978~1987年，日本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進“栽培漁業”計劃，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海洋牧場——日本黑潮牧場。韓國于1994~1996年進行了海洋牧場建設的可行性研究，并于1998年開始實施“海洋牧場計劃”，該計劃試圖通過海洋水產資源補充，形成牧場，通過牧場的利用和管理，實現海洋漁業資源的可持續增長和利用極大化。美國于1968年提出建造海洋牧場計劃，1972年付諸實施，1974年在加利福尼亞建立起海洋牧場，利用自然苗床，培育大型藻類，效益顯著。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曾提出開發建設海洋牧場的設想，90年代又有學者對南海水域發展海洋牧場提出建議，并對南海水域進行了多項綜合和專項調查，為開發建設海洋牧場提供了背景資料和技術儲備。目前中國海洋牧場的開發還僅限于投放人工漁礁和人工放流，并且由于規模較小，形成的魚礁漁場對沿岸漁業的影響甚微。

海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的監測與評價

1海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系統的監測

生態系統的監測是海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監測信息的收集是決定恢復生態系統管理方式的重要環節，通過監測可以確定修復工程是否向既定目標發展。因此，制定監測實施標準和規程對于復雜的監測活動十分必要，如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區域海帶修復計劃中制定了海帶恢復和監測規程，規程為參與潛水的志愿者列出了詳細注意事項，以保證監測的一致性和精確性；全球海草監測計劃(SeagrassNet)也制定了有關海草恢復的監測規程、野外取樣和數據處理的注意事項、科學監測手冊等。

監測主要分修復前監測和修復的長期監測。通過修復前監測，可以了解生境和生物資源的受損程度，確定現存生態系統的特點，并有助于確定恢復的目標和恢復方式。修復的長期監測是自修復計劃正式實施以后對修復的全過程進行的監測，通過長期的系統監測可以對比修復系統與自然系統的特點，便于準確確定退化生態系統修復的生態變動過程及變動方向。

2海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效果的評價

在復雜的環境條件作用下，恢復的目標和效果可能會偏離既定的恢復軌道，因此，對海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效果進行評價是十分必要的。當前對恢復和自然生態系統及其功能參數特征的變異性了解還不夠深入，因此，海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效果的評價方法與技術手段也相對復雜。生態修復效果評價的主要方法有直接對比法(directcomparison)、屬性分析法(attributeanalysis)和軌道分析法(trajectoryanalysis)。評價生態修復效果應用最廣泛的方法是直接對比法，即對比恢復的和自然的生態系統的結構與功能參數，包括生物和非生物環境參數；屬性分析法是將恢復的生態系統的屬性轉化為定量和半定量的數據，以確定生態系統中各屬性要素的恢復程度；軌道分析法是一種正處于研究過程中但比較有應用前景的方法，該方法通過定期收集恢復數據并繪制成趨勢圖，以確定恢復的趨勢是否沿預定的恢復軌道進行。

恢復的生態系統的評價標準較為復雜。從生態學角度，恢復的生態系統應包含充足的生物和非生物資源，其能夠在沒有外界協助的情況下維持自身結構和功能的持續正常運轉，且具備能夠應對正常環境壓力和干擾的抗性。國內外在采用系統模型評價修復效果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Madon等提出了用于規劃濕地恢復的生物能量學模型(bioenergeticsmodels)，該模型可以用于評估不同環境條件下魚類的生長情況，華盛頓大學的研究人員利用該模型評估了河口濕地系統恢復過程中鮭魚幼魚的生長情況。Pickering等運用成本效果分析(CEA)、成本效益分析(CBA)和條件價值評估(CVM)等方法從生態學角度評價了人工魚礁修復近海生態系統的潛力。

Pitcher等采用生態系統空間模擬技術(ECOSP-ACE)預測了香港禁捕保護區內人工魚礁的資源和漁業的效益。

海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的綜合管理

海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的管理是海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全面了解以及對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的監測與研究。海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的管理應該從規劃開始，一直持續到修復效果達到預定目標。管理的目標是保障修復行動和修復效果的有效性。近年來，基于生態系統的管理(ecosystem-basedanagement，EBM)理念得到充分重視與發展。基于生態系統的管理是一種較為先進的資源環境管理方式，其核心內容是維護生態系統的健康和可持續，該理念強調從海洋生態系統整體出發制定漁業管理決策，并運用多學科知識，加強各部門合作，實現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相協調。適應性管理(adaptivemanagement)是海洋生境修復和資源養護中強調的另一種管理模式，該模式承認恢復計劃指定過程中無法預測某些不確定發生的事件，管理的目標是解決實施過程中出現的這些不確定事件。該模式涉及附加恢復計劃的實施，恢復系統中部分區域的實驗研究、不同環境條件下的并行研究計劃實施、評估整個過程有效性的實施等。適應性管理的模式廣泛應用于海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實踐中。

海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研究展望

海洋生境的退化與生物資源的衰退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重視，在典型生境的修復、關鍵物種的保護、修復效果的監測與評價、修復的綜合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對緩解海洋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與生物資源的持續衰退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生境修復與生物資源養護原理、生態高效型設施設備、生境修復與生物資源養護新技術、監測評價與管理模型、標準和規范等方面開展的研究與實踐工作相對較少，也是制約海洋生境與生物資源持續利用的關鍵因素，這也必將成為未來研究工作的重點和熱點。

1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原理

生境修復與生物資源養護原理是開展生態系統恢復計劃的依據。不同環境條件下的演替規律、功能群結構與功能、不同干擾條件下生態系統的受損過程及其響應機制、生態系統退化的診斷及其評價指標體系依然是未來研究工作的重點。

2生態高效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設施設備

生態高效型設施設備的研發是生境修復與生物資源養護工作的基礎。該領域未來工作的熱點將主要集中在生態高效型人工魚礁、藻礁與海珍品增殖礁的研發，資源與環境遠程監測設施設備的研制，水下攝像與測量儀器的研制等方面。

3環境友好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新技術

生境修復與生物資源養護技術是實現預期修復效果的核心。未來研究的重點將集中在生境修復與生物資源養護關鍵物種的篩選與功能群構建技術、碳匯漁業新技術、海洋牧場構建技術、智能型遠程監測與預警預報技術等方面。

4海洋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養護監測、評價與管理模型

篇7

北海道大學創立于1876年，其前身札幌農學校是日本首座高等教育機構。札幌農學校曾聘請美國馬薩諸塞農業大學的校長克拉克博士擔任第一任副校長。1877年4月，克拉克博士離開札幌時，給學生留下了“Boys，Be ambitious(青年們，要胸懷大志)”的學訓，這句話現已成為北海道大學的校訓，同時也是日本年輕人非常熟悉的名言。

辦學理念

北海道大學歷經130多年的歷史，以“開拓精神”、“培養國際性”、“全才教育”和“重視實學”作為教育研究的理念。

開拓精神是指學生和教職員應隨著時代的需要，毅然地開拓新步伐的理想主義。在今天，不斷改變學術方向和響應最新提出的關于人類課題的研究，就是現代的開拓精神。

札幌農學校曾引進歐美文化及科學技術，并由外國教師進行英語教育，從創辦開始就向各方面推展“培養國際性”的精神。北海道大學為培養學生和教職員的國際性，促進國際社會的發展，在擴大海外留學和進修機會的同時，積極接收外國研究者和留學生，以促進與以亞洲和北方圈為首的世界各國的文化和社會交流。

札幌農學校不僅培養農業專家，還謀求培養出具有豐富品格、高才智和知識面廣的人才，在人文社會領域優秀人才層出不窮，培養出了許多思想、文學方面的名人。為培養具有靈活應用專業知識的綜合性判斷能力及高見解能力的人才，北海道大學的全才教育理念貫穿于重視教養的教育實踐中，其傳統流傳至今。

重視實學的理念自從北海道大學建校以來經過許多曲折，在發展到綜合大學的過程中，逐漸演變固定為兩個涵義：一、重視與現實世界融為一體的普遍性學術的創新性研究；二、不但重視基礎研究，而且重視應用和實用化，使其研究成果還原子社會。北海道大學在追求重視實學理念的普遍性和現代意義的同時，希望不斷推進與現實世界融為一體的普遍性真理，并創造具有北海道特色的學術。通過與產業界、學校和政府間的進一步合作，將研究成果還原干北海道、日本乃至世界。

學科專業

北海道大學重視研究生教育，學校現有12個系(招收本科生)：文學、法學、經濟學、醫學、牙科學，工學、獸醫學，水產學，理學、藥學、農學、教育學，17個研究生院(招收碩士生和博士生)：文學、法學、經濟學、醫學、牙科學、工學、獸醫學、信息科學、水產科學、環境科學、理學，藥學、農學、生命科學、教育學、國際大眾傳媒與觀光學、保健科學、公共政策學。其中，農學、獸醫學和水產學是北海道大學非常有特色的專業院系。

農學系由生物資源科學、應用生命科學，生物機能化學、森林科學、畜產科學，農業工學和農業經濟學等7個專業組成；農學研究生院由共生基礎學、生物資源科學、應用生物科學和環境資源學等4個專業的15個學科組成；農學系和農學研究生院共有教員132名。此外，還有由生物資源生產學、環境資源學和應用生命科學等3個研究室組成的農學研究院。

獸醫學系由生物醫科學、病因病理學、應用獸醫學和臨床獸醫學等4個獸醫學專業學科組成；獸醫學研究生院有比較形態機能學、動物疾病控制學、診斷治療學、環境獸醫科學、朊病毒病學、共患病學等6個獸醫學專業學科。獸醫學系和獸醫學研究生院共有教員45名。

單獨設在函館校區的水產學系和水產學研究生院，有教員86名，并擁有“忍路丸”和“潮丸”兩艘實習船。水產學系有海洋生物科學、海洋資源科學、增殖生命科學和資源機能化學4個專業；水產學研究生院由海洋生物資源科學和海洋應用生命科學2個專業的12個學科組成。此外還有水產科學研究院，下設海洋生物資源科學部門和海洋應用生命科學部門。

工學系是北海道大學規模最大的系，由應用理工系、信息電子學、機械智能工學及環境社會工學等4個專業的16個學科組成，學生3000多名；工學研究生院由15個專業組成，共有碩士課程學生800多名，博士課程學生250多名。工學系和工學研究生院共有教員275名。

除傳統優勢學科，學校還著力于發展生命科學、IT產業科學等新興學科，提高整體科研教育實力。生命科學研究生院現有生命分子科學、細胞機能科學和生態控制科學等3個生命科學專業學科；先端生命科學研究院有先端生命分子科學、先端細胞機能科學、先端生態控制科學、計算分子生命科學和生命分子機能學5個先端生命科學研究室。信息科學研究生院由復合信息學、電腦科學、信息電子學、生命人類信息科學、媒體網絡和系統信息科學等6個專業的20個學科組成，擁有教員99名。

國際交流

北海道大學作為具有國際特色的大學，一直堅持戰略性地開展教育、研究和社會貢獻活動。

學校與包括中國的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在內的18個國家和地區的55所大學，以及24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學及科研院所的院系部門簽訂了共162個協定，開展教育、學生的交流活動。為了加強合作關系，還和協定中的一些大學共同舉辦大學之間的聯合專題討論會。此外，學校還與國際協力機構(JICA)簽訂聯合合作協定，建立合作體制，并與國際協力銀行(JBIC)合作，積極致力于中國內陸地區廢棄物處理領域的人才培養。2006年接收中國重慶市的10名大學教師，進行為期4周的廢棄物處理研修，2007年以中國河南省的10位大學教師為對象，開展了近1個月的廢棄物資源化和處理技術研修。

篇8

中圖分類號：D922.5 文獻標識碼：A

在國際環境法上，根據自然資源是處于一國控制下、還是為幾個國家共同享有、或是為了所有國家利益而共同享有這三種情況，不同的自然資源的法律地位也有所不同。第一類“處于一國控制下的自然資源”的法律地位，一個國家的原則，對自然資源的永久要求，自然資源分配給各國家的根據建立分隔它們各自的陸地領土和領海的邊界。首先見于聯合國大會1803（ⅩⅦ）號決議中，該決議宣稱“人民和國家對自然財富和自然資源的永久”。1972年聯合國大會《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重申了國家對自然資源永久和國有化的權利。自然資源永久也為《國際經濟權利義務》、《斯德哥爾摩宣言》、《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簡稱《里約宣言》）《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國際性協定或宣言所確認。 第二類資源即“共享自然資源”（Shared Natural Resources）是不完全屬于一國排他的控制范圍，但也不是所有國家的共同財產，它們指那些處于一國領土或權利內，但其它國家基于如“歷史性權利”也有存在固有權利的資源，包括國際水道、區域大氣和遷徙物種等。共享自然資源要受到跨境合作和公平利用的義務的制約。 第三類資源即“共同自然資源”（Common Natural Resource）則具有“共同財產” （Common Property）的法律地位，即這類資源是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不能對其持絕對的權利，任何國家都可以對其進行開采的資源。

一、共同財產原則的內涵

在國際法上，共同財產主要是指位于國家管轄范圍外的財產，其中，公海及公海上空空間是最重要的共同財產的實例。 國際法的原則是：這些共同空間供所有國家合法和合理的開放使用，而并不分配給哪一國家對它享有排他。 因此，舉例來說，根據國際法院的決定，所有國家在公海捕魚必須合理利用其捕撈能力，以保護自然資源和其他國家的合理利益。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國際法要求各國防止、控制污染或環境損害的原則已經擴展到對共同空間的保護上來，這些共同空間目前是由一系列為此目的的多邊條約調整的。

共同財產的原則也擴展到這些共同空間的大部分生物資源上來，包括公海魚類、哺乳動物和鳥類等，這一觀點早在“白令海海豹案”仲裁裁決中得到了確認；而且，隨后又在公約中得到編纂。棲息于共同空間或在其間遷徙的鳥類和其他野生物種也被同樣看待。一旦生物資源被認定為是屬于這種意義上的共同財產，則財產的使用者對財產沒有排他的權利，也無權阻止其他國家參與共同開發資源。然而，這種生物資源一旦被俘獲或者取得，就會成為專有的財產而被某一國家或個人所擁有。

二、共同財產原則的性質分析

共同財產原則不同于最近新興的“共同繼承遺產”（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概念，后者是一種適用于特定礦產資源的專門機制，也不同于“共享自然資源”，正如上面所述，就“共享自然資源”而言，權利雖不是由單一國家享有但是由有限的國家共同分享的；資源不是由任何一個國家完全獨自占有和控制，《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第3條法令規定：對于兩國或國以上所共有的自然資源的開發，各國應合作采用一種報道和事前協商的制度，以謀對此種資源作最適當的利用，而不損及其他國家的合法利益。而在國家環境法上，需要重點區別“共同財產”和“人類共同遺產”兩個概念，進而明確這兩個原則之間的區別。

“人類共同遺產”的概念首次由馬耳他代表公開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旨在建立為全人類利益開發海床資源的新機制奠定基礎。該術語之后體現在1979年《關于各國在月球和其他天體上活動的協定》（簡稱《月球協定》）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并就此被限定在這兩個國際法文件中。 盡管這兩個公約都將這一概念適用于國家管轄范圍外的區域，但它們在此僅指非生物資源，這也是考慮到法律上的目的。

共同財產和共同繼承遺產的區別在于：

第一，原則指向的資源不同：共同財產指向的是公海、公海中的生物以及公海上方生存或遷徙的鳥類等資源。人類共同遺產則是特別適用于特定礦產資源的新機制，特別指向的是公海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 以及月球。

第二，對資源的利用宗旨不同：共同財產重點在對國家的限制，而不在于對這類資源的保護。因此，當這一概念適用在公海及生物資源時，其顯著特點就是這種資源不屬于任何國家所有，不是或權利，而是可以被各國自由利用和開發。人類共同遺產則強調對資源的利用必須是為全人類的利益而進行的，開發、利用和保護必須由公約規定的代表全人類的國際管理機構進行，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37條第1款規定，“任何國家不應對區域內任何部分或資源主張或行使或權利，任何國家或自然人或法人，也不應將區域或其資源的任何部分據為已有”，第2款接著規定，“對區域內資源的一切權利屬于全人類，由管理局代表全人類行使”。另外，人類共同遺產允許所有國家分享，即便并非所有國家都能參加實際的開采活動。

三、共同財產原則在國際環境法領域的適用

如前文所述，共同財產原則指向的資源主要是公海、公海中的生物以及公海上方生存或遷徙的鳥類等資源。之所以將生物資源劃定為共同財產，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一般認為這些資源是如此豐富，以至于主張或維持對這些資源的專有權利的成本將會大于所獲得的收益。在這種情況下，開放性的準人機制對每個國家都有好處。然而，正如哈丁（Hardin）所指出的，“共同財產的固有邏輯會無情地產生悲劇”， 因為免費獲取資源會毫無懸念的導致過度開采，進而減小任何國家在保護和限制開采上的利益。如果沒有所有開采國的一致支持，共同財產資源就不可能得到有效保護；一旦資源開發已經成為既定事實，就很難再使共同財產得到保護。隨著資源逐漸減少，某些種群或物種的價值逐漸升高，人們對于（）排他性的成本和收益問題的看法發生了變化。1950年以后的公海魚類資源就出現了這種情形，在此種壓力下，各國紛紛擴大了它們對海洋或海床底資源的管轄權。

魚類資源通常被認為是共同財產，容易引發“公地悲劇”。 在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發展過程中，沿海國對魚類資源排他性管轄權的擴大與遠海國（distant water states）主張的公海自由之間產生了大量沖突。在1974年“冰島漁業案”中，國際法院對公海魚類資源作為共同財產的性質作出了重要分析。盡管它承認既有的捕魚國在沿海國12海里的捕魚專區之外仍繼續享有公海權利，但卻認為所有有關國家都負有合理利用的義務，該義務要求所有當事國充分考慮到魚類資源養護的需要，并且允許沿海國在分配公海魚類儲量上享有優先權。在法院看來，所有當事國都有義務善意進行協商以公平解決爭議。

由于以下兩個理由，這一判決無疑是重要的。首先，該判決為把世界大部分魚類資源更加徹底地轉讓給沿海國管轄開辟了道路，這種做法在聯合國第三次海洋法會議獲得了效力，并且被沿海國以200海里專屬捕魚區或專屬經濟區的方式迅速地采納了。事實上，從陸地牧場到漁業區域，許多共同財產資源并不完全是開放給所有人自由獲取的；它們中的許多資源是由一些有專門管理機構的組織來使用的。 因此，海洋生物資源的大多數現在已經不是共同財產了，盡管還存在一些重要的例外，如高度洄游物種、其他遷徙于沿海和公海的物種以及位于一國海洋區域之內但他國可以開發的其他物種。 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從共同財產轉變而來的資源并不意味著它們落入了某一國家的專屬管轄范圍之內，而是構成了洄游于各沿海國家管轄區域的共享種群，正如北海或地中海資源那樣，對此，公平利用原則將得以適用。因此，即使位于一國海洋邊界之內，但對這些資源的養護國際社會還是有重大利益的。

其次，“冰島漁業案”首次表明，在習慣法上，國家不僅有義務公平分配共同資源，而且還要為了可持續利用的未來利益而進行資源養護。在這個意義上，養護已經成為許多多邊漁業協定的基礎，從1958年《公海捕魚和生物資源保護的日內瓦公約》開始，到最近的對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條款予以具體化的1995年《高度洄游魚類協定》都是這樣。養護的內容也在許多野生生物協定中得到承認，而且也與《世界自然保護戰略》和布倫特蘭委員會所贊同的對可持續利用的強調相一致。

然而，在實施養護措施以限制過度開采和確保可持續利用上仍然存在各種問題，無論這些措施是基于共同財產還是專有管轄的解決方法。“養護”的概念盡管是建立在可持續的基礎上，但仍然與滿足人類需要密切相關。而且，無論如何措辭表達，例如合理使用、公平利用、養護或者可持續使用的義務，盡管是有用的指導，但是，它們經常太過含糊和籠統以至于在實踐中沒有什么用處。在這些情況下，至關重要的是，所有國家涉及共同空間和共同財產的活動都應置于國際一致同意和制定的養護和環境控制機制之下。這些一般最好是通過條約來設定和實施，并由政府間委員會或類似機構監督執行，這些機構能夠定期以靈活的和持續的方式制定必要的規則，以更好的適應變化著的科技知識和建議以及變化中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形勢。因此，共同空間的保護及其生物資源的養護和可持續利用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其中，科學、道德、倫理、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因素難以分開地交織在一起，并且時常發生沖突。共同財產可以為農村等貧困人口提供一定的優勢，特別是提倡通過促進公平獲得生存資源。因此在國際環境法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者：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2011級民商經濟法學院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生）

注釋：

劉丹：《海洋生物資源保護的國際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

1978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保護與協調利用兩個或多個國家共享自然資源的環境行為原則》原則1。

【英】帕特莎？？波尼、埃倫？波義兒著，那力、王彥志、王小鋼譯：《國際法與環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頁。

1958年《日內瓦公海公約》第1、2條；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87、89條；1967年《外層空間》第2條。

同3，第133頁。

1958年《日內瓦公海公約》第1、2條；1958年《捕魚及養護生物資源公海公約》；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87、136條；1978年《月球協定》第11條。

【英】帕特莎？？波尼、埃倫？波義兒著，那力、王彥志、王小鋼譯：《國際法與環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頁。

篇9

2.國家海洋局北海環境監測中心，山東 青島266033）

摘要：2013年5月、8月對天津大神堂淺海活牡蠣礁區生物資源現狀進行調查監測，利用側掃聲納系統掃描分析，天然活體牡蠣礁已遭到嚴重破壞，保存良好的僅為60 hm2。調查結果與近三年比較，浮游植物、大型底棲生物、魚卵仔稚魚、游泳動物平均密度有所增加，浮游動物平均密度及魚類、蝦類、蟹類、頭足類等游泳動物平均資源量降低較為明顯。筆者提出，建立天然牡蠣礁核心保護區，在加強監管，開展集魚型海洋生物資源養護設施建設的同時，積極開展增殖放流，改善淺海生態環境狀況，達到部分修復當地已經消失的活牡蠣礁，提高生物多樣性水平，遏制生態系統的退化的目的。

關鍵詞 ：天津大神堂淺海活牡蠣礁區；現狀調查結果；分析與建議

天津大神堂淺海活牡蠣礁位于天津漢沽大神堂以南大、小沙崗及其邊緣海域，在該海域形成了以活牡蠣礁為依托的獨特生態系統。據調查，牡蠣礁附近海域生活著牡蠣、青蛤、扁玉螺、縊蟶、櫛孔扇貝、甲蟲螺和毛蚶等種類非常豐富的海洋貝類，是渤海非常寶貴的貝類種質資源庫。隨著渤海經濟的快速發展，天津近岸灘涂區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人為干擾，高強度的海岸帶開發、海洋捕撈及大量排污使近岸海域海洋生物生存棲息環境受到破壞，生物資源不斷減少。為進一步了解天津大神堂淺海活牡蠣礁區生物資源現狀，2013年5月、8月，筆者在該區域開展了調查監測，對現存牡蠣礁狀況、漁業資源的種類組成、棲息密度及生態分布等進行了分析與研究，旨在為天津大神堂淺海活牡蠣礁獨特生態系統保護與修復提供參考。

1研究方法

1.1調查區域

調查區域位于國家海洋局2012年12月21日批復的“天津大神堂牡蠣礁國家級海洋特別保護區”區域及周邊海域，調查面積約為63 km2。具體監測站位見圖1。

1.2調查方法

1.2.1牡蠣礁區海底地形地貌調查采用HD-27單波束水深儀進行水深地形測量。采用英國GeoAcoustics公司雙頻數字側掃聲納進行側掃聲納測量，采用Chesapeake 公司出品的SonarWizMap軟件進行側掃聲納數據處理，繪制地貌圖。導航定位系統采用美國 Trimble 公司生產的DSM 212H型信標接收機進行水深地形定位；采用美國 Trimble 公司生產的 SPS361 Dgps 信標接收機進行側掃聲納定位導航。

1.2.2活體牡蠣礁成活比例調查采用貝類拖網（網口面積150 cm×15 cm，網長270 cm；網目尺寸4 cm）在每站位拖網10 min，平均拖網速度2.5 kn。對天然牡蠣礁樣本進行分析。

1.2.3浮游植物調查采用37 cm口徑淺水Ⅲ型浮游生物網自海底至表層垂直拖網，樣品用5%福爾馬林溶液固定保存，采樣結束后在實驗室內進行鏡檢分析。

1.2.4浮游動物調查采用50 cm口徑淺水Ⅰ型浮游生物網自海底至表層垂直拖網，樣品用5%福爾馬林溶液固定保存，采樣結束后在實驗室內進行鏡檢分析。

1.2.5底棲生物調查采用0.05 m2箱式采泥器采集海底泥樣，每站采泥4次，將泥樣倒入孔徑為0.5 mm套篩中用海水沖洗，挑揀每個調查站位內全部生物個體作為1個定量樣品，以5%福爾馬林溶液固定，帶回實驗室進行種類鑒定、計數、稱重。

1.2.6魚卵、仔稚魚調查采用淺水Ⅰ型浮游生物網（網口面積0.2 m2，網長145 cm），由海底至海面垂直拖網取樣，用5%福爾馬林溶液固定樣品，在實驗室進行種類鑒定、計數、稱重和分析。

1.2.7游泳動物調查采用單拖網（網口水平寬度8 m）拖取漁獲物，每站拖網時間1 h，平均拖網速度2.5 kn。在實驗室對樣品的種類組成、生物量、資源密度等進行統計學分析，計算公式為：

D=Cqaa=1.8521000L·V·T

式中D為漁業資源密度（kg/km2），C為平均每小時拖網漁獲量（kg/網·h），a為每小時網具取樣面積(km2/網·h)，q為網具捕獲率，取值范圍按表1執行。L為調查船網口水平寬度（8 m），V為調查船平均拖曳速度（2.5 kn），T為調查船拖曳時數(1 h)。

1.3評價方法

根據各站所獲樣品的生物密度，分別對樣品的多樣性指數、均勻度、豐度、優勢度等進行統計學評價分析，計算公式為：

1.3.1香農─韋弗（Shannon－Weaver）多樣性指數

式H′=-∑ni=1PiLog2Pi中：H—種類多樣性指數；

n—樣品中的種類總數；

Pi—第i種的個體數（ni）與總個體數（N）的比值（n1N或wiW）。

生物多樣性指數評價指標見表2。

1.3.2均勻度（Pielou指數）

J=H′Hmax

式中：J—表示均勻度；

H′—種類多樣性指數值；

Hmax—為log2S，表示多樣性指數的最大值，S為樣品中總種類數。

1.3.3豐度（Margalef計算公式）

d=S-1log2N

式中：d—表示豐度；

S—樣品中的種類總數；

N—樣品中的生物個體數。

1.3.4優勢度

Y=fi×Pi ；Y＞0.02時，定為優勢種

式中：Pi---第i種個體數量在總個體數量中的比例(ni/N)

ni—i物種的密度(cells/L)

N—總密度(cells/L)

fi—第i種的出現頻率。

2調查結果

2.1天然牡蠣礁現狀調查結果

2013年10月與國家海洋局北海環境監測中心技術人員協作，利用側掃聲納系統、單波束水深測量系統和高精度衛星導航系統對調查區域進行了海底地形地貌調查。本次調查側掃聲納高頻與低頻掃寬量程均為200 m；航速保持在 4～5 kn左右， 測量過程中海底聲學圖像資料清晰，調查可以清楚地探測到古牡蠣礁體裸露情況，清楚地探測出海底地貌、海底障礙物（定制網）以及海底拖網刮痕情況等。

天津大神堂淺海牡蠣礁區位于北緯39°07′17.00″～39°10′15.00″；東經117°55′42.00″～118°00′00.00″。該區域水深較淺，介于0.5～4.5 m之間，海底地形總體上呈北高南低的趨勢，等深線呈東西向展布，總體地形較為平緩。

本次調查測區總面積為5 918 hm2，調查發現牡蠣礁體保存比較好區域（即人類活動相對較少的區域）約79 hm2，位于1號牡蠣礁群北側，占測區范圍的1.3%；發現牡蠣礁體被破壞嚴重區域面積約1 177 hm2，位于2號牡蠣礁群西北側和東南側，占測區范圍的20%。天然牡蠣礁分布見圖2。

本次對活體牡蠣礁存活情況進行了取樣調查，根據取樣分析，活牡蠣礁所占比例平均為31?9%。活牡蠣礁所占比例最高值38.5%，出現在M02站位，最低為24.9%，出現在M05。活牡蠣礁分布不均勻，密度最大值為25.5 kg/網·10 min，出現在M03站位，最小值為1.8 kg/網·10 min，出現在M06站位。活牡蠣礁密度分布見圖3。

2.2浮游植物現狀調查結果

在調查海域監測到浮游植物共34種，分屬硅藻門、甲藻門，其中硅藻門30種，占總數的88?24%；甲藻門4種，占總數的11.76%。主要優勢種為虹彩圓篩藻、格式圓篩藻、具槽直鏈藻、浮動彎角藻、丹麥細柱藻、勞氏角毛藻等。

浮游植物密度變化范圍(0.871～2 377.1)×104 cells/m3，平均密度為405.178 ×104 cells/m3。

浮游植物多樣性指數變化范圍為0.93～2?63，平均為1.69；豐度變化范圍為0.18～0.57，平均值為0.36；均勻度變化范圍為0.28～0.84，平均值為0.60。

2.3浮游動物現狀調查結果

在調查海域監測到浮游動物共16種，其中毛顎類1種，占種類組成的6.25%；橈足類4種，占種類組成的25.00%；幼蟲類8種，占種類組成的50.00%；水母類2種，占種類組成的12.50%，糠蝦類1種，占種類組成的6.25%。主要優勢種為無節幼蟲、強壯箭蟲、長尾類幼蟲、雙殼類幼蟲等。

浮游動物密度變化范圍1.52～19.60 ind/m3，密度平均值6.3 ind/m3；生物量變化范圍0?01～51.25 mg/m3，生物量平均值7.2 mg/m3。

浮游動物多樣性指數變化范圍為0.00～2?322，平均為1.54；豐度變化范圍為0.00～1?916，平均值為1.10；均勻度變化范圍為0.685～1.00，平均值為0.93。

2.4底棲生物現狀調查結果

在調查海域監測到大型底棲生物共32種，其中軟體動物門腹足綱和瓣鰓綱12種，占種類組成的37.50%；節肢動物門甲殼綱10種，占種類組成的31.25%；環節動物門多毛綱4種，占種類組成的12.50%；棘皮動物門蛇尾綱2種，占種類組成的6.25%；脊索動物門硬骨魚綱各4種，分別占種類組成的12.50%。主要優勢種為凸殼肌蛤。

大型底棲生物密度和生物量平均值分別為199.69 ind/m2和91.23 g/m2。

底棲生物多樣性指數變化范圍為0.271～2?322，平均為1.28；豐度變化范圍為0.221～0?861，平均值為0.68；均勻度變化范圍為0.23～0.87，平均值為0.48。

2.5魚卵、仔稚魚現狀調查結果

在調查海域捕獲魚卵、仔稚魚9種，其中仔稚魚4種，魚卵5種。5種魚卵隸屬3科5屬，其中鯡科2種，鳀科2種，魚銜科1種；4種仔稚魚隸屬于2科4屬；其中鰕虎魚科3種，鯔科1種。

魚卵密度范圍為0～10.7粒/m3，平均值為1.79粒/m3，仔稚魚密度范圍為0～7尾/m3，平均值為4.7尾/m3。

2.6游泳動物現狀調查結果

在調查海域監測到游泳動物27種，其中魚類15種，占55.6%；甲殼類10種，占37.0%；頭足類2種，占7.4%。主要優勢種為口蝦蛄；重要種和常見種主要為焦氏舌鰨、日本蟳、六絲鈍尾鰕虎魚、斑鰶、火槍烏賊等。

游泳動物多樣性指數變動范圍為0.784～2?065，平均值為1.65；豐富度變動范圍為0.692～1.350，平均值為1.13；均勻度變動范圍為0?206～0.558，平均值為0.45。調查海區均勻度、多樣性指數均變化不大，總體呈現較低水平。

游泳動物平均生物密度為2 136.2 ind/h·網（19 678.11 g/h·網）；現存平均資源量為1 617.59 kg/km2。

3討論和建議

3.1小結

調查結果與近三年（2010-2012年）渤海灣天津海區魚蝦貝產卵場監測結果比較，浮游植物平均密度略有增加，增加了9.697 9×104 cells/m3；浮游動物平均密度降低68.22 ind/m3，平均生物量降低120.86 mg/m3，降低幅度較大；大型底棲生物平均密度增加68.098 ind/m2，平均生物量增加38.494 g/m3；魚卵平均密度增加0.823粒/m3，仔稚魚平均密度增加0.428尾/m3；游泳動物平均生物密度增加385.046 ind/h·網，平均資源量降低187.972 kg/km2。比較結果顯示：魚卵、仔稚魚、游泳動物生物密度有所增加，可能與近年來不斷加大的增殖放流力度有關。游泳動物生物密度增加，生物量下降，說明了魚類、蝦類、蟹類及頭足類等重要的游泳生物平均個體減小了，這與海洋環境的破壞及基礎性生物餌料的匱乏有關。

海洋生物多樣性是海洋生物資源和生態系豐富程度的重要標志。調查結果顯示，該海域浮游植物、浮游動物、大型底棲生物、游泳動物的生物多樣性指數分別為：1.69、1.54、1.28、1.65，根據生物多樣性指數評價標準，調查海域生境質量等級為“差”，說明該海域生態環境質量狀況已嚴重制約了海洋生物多樣性水平的提高。

天津大神堂淺海活牡蠣礁是全國唯一保存下來的現代純天然泥質活體牡蠣礁。據報導，礁體資源在20世紀70年代礁群面積約為35 km2，2011年中國地質調查局天津地質調查中心在該區域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為：牡蠣礁共有兩個分散的礁體群組成（礁體群編號為1和2），兩個礁群呈東北——西南方向分布，礁群區總面積約為4.75 km2（475 hm2）。與此比較，本次測量結果表明，1號和2號礁群破壞嚴重，已被漁民利用拖網刮平和布設了大量的定制網具。僅在1號礁群北側發現兩個小礁體，保存良好，面積約60 hm2。在其他區域，2號礁群及其西北、東南側破壞嚴重。根據本次現場取樣分析，現存的天然牡蠣礁中存在大量的死亡牡蠣貝殼，活體牡蠣礁平均僅占31.9%。可見，天津大神堂淺海活牡蠣礁生態系統退化程度是非常嚴重的。

3.2天津大神堂淺海活牡蠣礁區生態系統保護與修復的幾點建議

在大神堂淺海活牡蠣礁分布最為集中區域設立呈東北-西南方向（與當地海底沙崗方向一致）的核心保護區，在核心區周圍設立航標燈塔，建設監控平臺，安裝監控系統，禁止船舶進入和一切捕撈活動。在加強監督管理的同時，開展公眾宣傳，普及生態保護知識，建立環境與資源監測常態機制。

在核心區的外圍設定一定規模的生態修復區，在修復區投放構型合理的箱型人工魚礁礁體，構建生物功能群，發揮功能群組成及其主要種類在食物關系、營養層次轉化中的重要功能作用，提升生態區的生物多樣性水平。

根據大神堂淺海活牡蠣礁生態系統特征，投放牡蠣礁礁體，合理確定牡蠣礁礁體的捆扎工藝、規格和數量，建設牡蠣礁群，提高牡蠣幼體的附著成活率，養護活牡蠣礁生態區的密鱗牡蠣、長牡蠣、脈紅螺、青蛤等貝類資源。

篇10

關鍵詞：地域特征；多元功能空間；本土、鄉土；專屬性景觀；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y Dalian Cape bay new Shenhai Expressway east of the coastal landscape zone (Project one) engineering design, the author realizes that the landscape creation must strengthen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avoid blindly copying the other natural geographical landscape concept type that cause loss of geographical landscape features or alienation, create the geographical specificity of local or native landscape, reproduce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s artily and use the functional landscape space to design. Through the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traction project: romantic, open, sharing, individuality and ecology, create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space belonged to Pu Bay New Area geographical features.

Keywords: Geographical Features, Multi-functional Space, Local、 Native, Specificity Landscape

中圖分類號：TU986.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 項目概況

1.1 區域、區位分析

“普灣新區”位于遼寧省普蘭店市，于遼東半島西側，北緯39.23°，東經121.58°。屬南溫帶濕潤季風氣候區，無嚴寒之冬，無酷暑之夏，卻又四季分明。全年平均氣溫攝氏8.4-9.4度，年平均降水量635-920.8毫米，年無霜期174-188天，日照平均每天7小時。

普灣新區為濱海區域，擁有濃厚的海洋文化底蘊，古稱“沓氏縣”，舊稱“新金縣”，是遼南歷史悠久的古城。又因出土千年古蓮子，得名“蓮城”，具有特色的民俗文化有遼南民歌、普蘭店鼓樂、清泉寺廟會等。其中清泉寺是佛、道、儒三教并存。

1.2 現狀分析

1.2.1 場地現狀

本案位于普灣新區內灣核心區的濱水景觀帶，位于沈大高速以東，環繞渤海灣，總長度約為10公里，分為三部分，北岸沈大高速至十四號橋底，約2.4公里；南岸鞍子河入海口橋南至十六號橋底，約5.6公里；南岸十四號橋底至南22號路與零號路交匯處，約1.3公里。總面積約為139.5公頃。

1.2.2 自然植被資源

基地為濱海區域，具有明顯的鹽堿特征，周邊原生山林植被資源豐富，以黑松、櫟樹、刺槐等植物為主，水生植被主要有：蘆葦、堿蓬等。

1.2.3 海洋生物資源

據不完全統計，大約有280多種的海洋魚類以及多種海洋生物。海洋魚類主要有小黃魚、帶魚、墨魚等。

1.2.4 鳥類資源

豐富的海洋生物資源也吸引來大量的候鳥作為遷徙驛站。主要包括黑領噪鹛、金翅雀、黑枕黃鸝、雀鷹等。

1.2.5 景觀風貌現狀

自然風貌格局為 “山、海、灣、林、田”等自然特征，景觀設計應延續自然風貌特征，創造屬于本土或鄉土的專屬性景觀。

“山、海、灣、林”為普灣新區獨有的自然景觀，其中“海灣”這一獨有的自然要素成為本案差異性景觀的重要體現。

橫縱交錯的“海參田”，也充分強調了本區域自然景觀的個性，成為展現本案地域特征的主要設計素材。

依據以上分析，園林景觀設計應依托城市自然風貌特征，挖掘城市文化，打造屬于普灣新區獨有的濱海景觀空間。

2 設計理念、目標及原則

2.1 設計理念

海浪定格 多元體驗

海浪定格：灣區平緩的沙灘，凝聚成雋美的瞬間，形成對濱海生活的定格。

多元體驗：契合地域的自然特征，創造多元的“3e”國際性濱海景觀空間。

Easeful（舒適的）：打造時尚、現代、浪漫的舒適生活及活力商業的開放式共享港灣。

Fashion, vitality,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enjoy life open harbor

Ecological(生態的)：創造人類與植物、動物及微生物共生、共娛、共棲的和諧生態景觀空間。

Feel the romantic atmosphere of the harbour

Educational|(有教育意義的)：強調文化性、知識性的人文環境營造，彰顯城市個性，展現城市文脈。

Major lines, large opening sequence landscape, space, color rhythm using

2.2 設計目標

契合地域的自然特征，以共生的生態理論為基本，運用現代的設計手法，以標識性建筑、主題性景觀和特色項目為核心，創造人與自然和諧的濱海空間[1]。

2.3 設計原則

2.3.1 前瞻性原則

依據普灣新區的總體規劃，結合本案周邊用地性質，路網關系，地貌形態，軸線特征等規劃未來公園的功能性。

本案灣區特點及周邊用地屬性與悉尼灣極其相似，結合長遠規劃及周邊用地性質確定了公園屬性。在居住區相對密集區域、教育組團及濱海商務區營建海洋公園、航海科技公園和商務公園。

2.3.2 統一性原則

（1）平面海浪定格

在海洋文化定格了本案岸邊公園的同時，也必然在整體灣區公園定格；在大空間形成浪漫統一風格的同時，一切景觀要素也必然在海洋文化下展演。

（2）橋體的“海洋”定格

區內人行橋及區外車行橋統一考慮，均采取“海洋文化”元素設計。

（3）公園的整體統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