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糾紛的起訴程序，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只有因不同的法律事實，分別涉及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嫌疑，而且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又相互關聯的情況下，才可能適用“先刑后民”原則。對于這類案件又可以分為下列幾種情況：

其一，同一主體因不同法律事實分別涉及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根據最高法院法釋（1998）7號司法解釋第1條的規定，對同一主體因不同法律事實分別涉及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嫌疑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應當分開審理。例如，甲某給乙某長期供貨，乙某欠甲某的貸款一直未還，甲某多次催要無果后，將乙某的汽車盜走并轉賣獲益。這樣，甲乙雙方之間的欠款糾紛應按民事程序審理，而甲某盜竊乙某汽車的行為應按刑事程序審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沒有直接的關系，不適用“先刑后民”原則。

其二，不同主體因不同法律事實分別涉及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不同主體因不同的法律事實分別涉及經濟糾紛和涉嫌經濟犯罪的案件，如果刑事案件是否定罪，不影響民事案件裁判結果的，那么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可以同時審理，也不適用“先刑后民”原則。但是，如果刑事案件是否定罪，直接影響民事案件的責任認定，那么就必須中止民事案件的審理，待刑事案件判決后，再恢復民事案件的審理，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先刑后民”原則。例如，甲單位的工作人員乙某盜用甲單位的公章，對丙方提供擔保，這樣在甲和丙之間形成擔保責任糾紛，而乙某因盜用單位公章騙取錢財的行為是否被刑事程序判定有罪，就直接決定甲單位是否承擔擔保責任的民事判決。如果刑事審判認定乙某是盜用公章騙取財物歸個人使用，則甲單位對乙某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就不承擔民事責任，即甲對丙方就不承擔擔保責任；如果刑事審判認定乙某只是擅自使用公章，甲單位公章管理有明顯漏洞，那么甲單位對丙方就應承擔賠償責任。因此，甲和丙之間的擔保責任糾紛案就必須中止審理，待對乙某的刑事判決后，再重新開庭審理。由此可見，必須是不同法律事實涉及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并且刑事案件的判決直接影響民事案件的責任認定的情況下，才適用“先刑后民”原則。

同一法律事實的案件不存在“先刑后民”的問題

同一法律事實的案件不存在刑民交叉的問題，只存在刑民界定的原則。同一主體基于同一法律事實而發生的案件只能是一個案件，對同一案件是適用刑事程序審理還是適用民事程序審理，完全取決于對同一法律事實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如果其社會危害性嚴重，觸犯刑法，就應該追究刑事責任，然后再追究其民事責任；反之，如果其社會危害性不嚴重，未觸犯刑法，就只追究其民事責任。由于我國刑訴法規定可以附帶民事訴訟，對觸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的民事責任追究可以在附帶民事訴訟中一并解決，因此，對同一法律事實的案件，不存在“先刑后民”的問題，只存在對案件定性的問題。例如，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時，經審理認為不屬于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應當裁定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使犯罪嫌疑人能夠依法受到法律制裁。反之，如果法院發現犯罪嫌疑人而不聞不問，對同一法律事實的案件給予民事判決，那么，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就無權對同一法律事實重新立案偵查。致使犯罪嫌疑人只承擔民事責任卻逃脫刑事責任，導致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得不到應有懲罰，嚴重影響社會正常的法律和經濟秩序。

“民可止刑”的觀點將嚴重沖擊刑事司法體系

篇2

一、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的分類

 

(一)綜合經濟法訴訟

 

我國的綜合經濟法訴訟學說從上世紀80年起始，這一過程中的主流依然是“大經濟法”，其訴訟模式是依據不同的情況來分別處理，這一處理措施對當時的經濟糾紛案件起到了積極作用，然依然有所不足，即綜合經濟法本身沒有針對訴訟內容加以區別，導致部分糾紛無法解決，難以滿足社會需要。

 

(二)獨立的經濟法訴訟

 

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后，得到了快速發展，經濟市場中的經濟糾紛案件也越發多元化，部分經濟案件被獨立，這使得當時的經濟訴訟程序出現了獨立經濟法訴訟說。這一措施能夠依據不同的糾紛類型，對案件進行科學合理的處理。獨立的經濟法訴訟相對于綜合經濟法訴訟來說，對特殊性方面有了更全面的考慮，產生效果良好。但當前，我國既有的經濟法體系導致訴訟制度、相關法律無法徹底分離，還難以完全實現獨立的經濟法訴訟。

 

(三)經濟公益訴訟

 

在經濟持續增長的過程中，關于公益的經濟糾紛案件也不斷增多，其中呈現出的經濟公益的訴訟范圍、內涵成為了學者研究重點：即依據起訴人的訴訟，對侵犯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為，進行相應的制裁、審批。經濟公益訴訟也同樣對經濟糾紛特殊性進行了完善，但經濟公益訴訟完善性不高，多數屬于個人利益的糾紛范圍，局限性較大，對其完善就必須要更多的經濟法理論支持。

 

二、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加以完善的必要性

 

(一)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的理論依據

 

要實現我國依法治國的目標，國家法律就必須要不斷的補充和完善，特別是對于經濟法來說，其中利益錯綜復雜，成為了案件糾紛重點。只有對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加以完善，才能夠為其提供更好的理論依據：首先，制定出合理的訴訟程序，執行科學的裁決，其判決結果才能被接受和認可，從而實現對經濟領域秩序的維護;其次，現階段的經濟糾紛案件涉及到了國家、集體、個人多個層面，這必須要對其進行足夠的重視。

 

(二)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完善的迫切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開始之初，人們對經濟領域的概念不夠清楚，導致制定的經濟領域法律不夠完善，市場上所引發的經濟糾紛案件也未得到合理對待、處理。但伴隨著市場發展，出現的經濟糾紛案件在種類、數量上有了不同程度增長，還有部分案件是因為經濟法本身、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本身的不完善性所導致，這促使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的完善的緊迫性在不斷提高。就目前來說，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僅需要包含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維護內容，還要涉及收入分配、宏觀調控等內容，這使得我國經濟法內容更為復雜，必須要依靠更為完善的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進行處理，才能夠為我國經濟法發展提供助力。

 

三、完善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的相關策略

 

(一)持續完善我國經濟領域的相關法律

 

目前，我國現行的經濟領域法律在維護社會主義經濟秩序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本身的發展，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在不斷復雜化，這就需要對經濟領域的法律進行持續完善。同理，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本身和經濟領域法律之間是互相依存的：首先，在經濟領域相關法律持續完善的情況下，能夠對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進行更好的規范，樹立起更為完善的立法觀念，并且促進專門審判機構得以產生和持續發展，讓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得到更為長久的發展;其次，隨著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的快速發展，其完善作用能夠有效的彌補經濟領域相關法律所呈現出的不足，更好的保障我國公民合法權益。因此，為了完善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的，必須要對經濟領域的相關法律加以完善，兩者的緊密結合發展，才能夠保證我國法律體系的發展與完善。

 

(二)逐步構建完善的經濟訴訟模式框架

 

現階段，我國相當一部分經濟糾紛都需要通過法律途徑加以解決，這就更需要持續的針對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加以完善，其中對經濟訴訟模式框架的完善尤為重要，對模式框架的完善能夠有效促進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完善。目前來說，主要存在的三種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在我國一定時期、領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們是經濟訴訟模式構建完善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對于經濟訴訟模式框架的完善，還需要更多類似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的出現。這主要是由于我國所實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一制度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市場經濟來對資源加以優化配置，但我國還以此為基礎，實施了收入分配政策、宏觀調監控政策，通過這些政策的結合能夠有效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而也正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存在，使得市場經濟中所出現的經濟糾紛更為復雜，只有構建完善的經濟訴訟模式框架，才能夠真正的確保各種不同的經濟糾紛類型得到全覆蓋，保證越發多元化的經濟糾紛得到科學合理的處理，讓廣大經營者和大眾能夠真正的接受、認可經濟裁決結果。

 

(三)學習發達國家成熟經驗加以完善

 

從市場經濟發展史上看，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比我國更完善、更成熟，其在市場經濟領域上的法律也更完善和成熟，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亦然。為了能夠促使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得以完善，可以對國外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加以借鑒，這需要做好以下幾點：

 

篇3

在社會生活中，人們相互之間總是會因為各種利益沖突而發生糾紛，經濟糾紛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民事訴訟制度的設立就是為了合法、公正地解決這一部分糾紛。

然而，就現有的民事訴訟制度設計來看，解決民事糾紛的一審程序只有兩種，一種是普通程序，一種是簡易程序。盡管簡易程序在某些方面比普通程序更為簡化，有利于快捷、低成本地解決一部分簡單民事糾紛，但是，目前的簡易程序設計依然無法滿足人們相互之間小額糾紛的訴訟需求。最突出的一點是簡易程序依然適用兩審終審原則，不僅如此，簡易程序的審理方式也仍然顯得過于程式化。而我們知道，人們相互之間的經濟糾紛從小額、大額以至巨額具有多層次性，因此，就應當建構適應不同數額層次的相應的糾紛解決程序。

訴訟就意味著成本和投入，通過訴訟解決糾紛不僅要消耗個人資源，也要消耗社會資源。個人、法人團體及法院都會因為訴訟而消耗物質、人力和時間。從經濟學的角度講，只有訴訟的成本低于訴訟的收益才是有效率的。訴訟成本越低，訴訟效率也就越高。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許多人因為幾十塊錢，甚至一元錢而打官司，盡管個別當事人還有經濟利益以外的追求，但是，為了如此小額的經濟利益而消耗大量的司法資源，顯然是沒有效率的。司法審判的運作更多的是消耗了全體納稅人的錢，而為了小額糾紛就啟動比較復雜的程序，消耗不必要的社會資源無疑是一種浪費。

小額糾紛畢竟是人們之間的一種利益沖突，雖然能夠通過其他一些非訟方式加以解決，但作為一種法律上的爭議，有一部分仍然必須通過訴訟程序加以解決。因此，就有必要建立一種獨立于、區別于簡易程序、普通程序的小額訴訟程序。小額訴訟程序的建立在法律上使得當事人雙方能夠通過一種更為簡潔、低廉的方式實現權利義務。在政治意義上，由于能夠快捷、低成本地解決當事人之間的小額糾紛，因此能夠有效、快速地吸收因小額糾紛所引發的不滿。眾所周知，矛盾總是由小成大的，如果不能及時地化解小的矛盾沖突，通過程序吸收不滿，就會使矛盾升級、擴大甚至激化，從而影響人際關系的和諧，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全社會的穩定有賴于一整套完善的穩定機制的建立，小額訴訟程序因為有效地解決了小額利益所引發的矛盾沖突，從而成為保障社會穩定的一種法律機制。

小額訴訟程序的建立也是司法為民的具體體現，其建立更有利于民眾接近司法，司法親近民眾，使人們能夠更有效、更廣泛地利用司法資源，這也是現代司法的基本理念。

篇4

    2、調解:包括民間調解、行政調解和法院調解。

    行政調解是指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產品質量監督管理部門及其他有關部門主持的調解。

    法院調解是以訴訟途徑解決糾紛時,先進行的一種調解。

    用調解解決產品質量糾紛的范圍和程序,一般沒有嚴格的規定,但調解必須遵循合法和自愿 原則。調解協議不能違反國家法律、法規,不能損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調解不能強加于 人,調解人不能強迫當事人接受調解或必須達成協議。調解成功當事人之間要簽訂協議,但 協議不具備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一方當事人也不能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3、向有關行政部門申訴。

    4、仲裁:仲裁是指雙方當事人自愿而且達成書面協議將糾紛交給第三方——各地仲 裁委員會作出裁決,糾紛雙方有義務執行該裁決,從而解決糾紛的法律制度。仲裁裁決一裁 終局而且具有強制性,表現在當事人一旦選擇仲裁解決糾紛,仲裁者所作的裁決就具有法津 效力,權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這也是仲裁和調解的區別所在。

    仲裁是一種第三方的公正活動,進行仲裁的第三方是仲裁組織,承擔仲裁任務的是仲裁庭或 獨任仲裁員。仲裁程序包括申請、答辯、庭審、調查取證等。

    我國《仲裁法》實行一裁終局制度,即仲裁裁決作出后,當事人就同一糾紛,不能再申請仲裁 或向人民法院起訴,但當仲裁裁決結果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消或不予執行的,當事人可就 該糾紛根據雙方重新達成的仲裁協議申請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我國的仲裁機構獨 立于行政機關,不實行級別管轄和地域管轄。經濟糾紛發生后,是否選擇仲裁以及選擇哪個 仲裁委員會仲裁都由當事人自主決定。

    5、訴訟:當產品質量發生民事糾紛,當事人各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這是法律規定的解 決產品質量民事爭議的最后途徑。訴訟由起訴、審判、執行三個基本階段構成,根據訴訟所 要解決問題性質分為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產品質量糾紛屬于民事糾紛,采用民 事訴訟。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司法保護,必須經過以下步驟:

    (1)起訴和受理。提起訴訟的人稱原告。原告起訴須具備四個條件:一是原告與糾紛有直接 利害關系。二是有明確被告,即原告認為侵犯其權益的人或組織。三是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 事實、理由。四是屬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起訴應向人民法院遞交起訴 狀,并按被告人數提交副本。特殊情況下也可口頭起訴。人民法院收到起訴狀或口頭起訴后 ,依法進行審理,對符合條件的,決定立案管理,對不符合條件的,裁定不予受理。 

    (2)審判。案件決定受理后,開庭前人民法院要做好準備工作,包括發送起訴書副本,審閱 訴訟材料、調查收集證據,更換或追加當事人等,準備就緒,通知開庭。

篇5

二、自愿平等原則，在雙方當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調解；

三、尊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原則，尊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不得因未經調解或調解不成而阻止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

調解工作紀律

一、不得徇私舞弊；二、不得對糾紛當事人壓制，打擊報復；

三、不得侮辱、處罰當事人；四、不得泄露當事人的隱私；

五、不得吃請受禮。

調解程序

一、受理糾紛：

1、當事人請求調解的糾紛及時調解；

2、發現糾紛要主動受理及時調解；

二、調查分析：

受理糾紛，要迅速查明糾紛發生的原因和爭議焦點，及時判明糾紛性質，是非曲直，進行研究分析；

三、調解：

在調查分析的基礎上做好雙方當事人的工作，充分說理，耐心疏導，學習法律規定，消除隔閡，促使當事人達成調解議。

匯報制度

一、每周向主管領導匯報一次糾紛排查及調處工作情況；

二、每季向黨委會匯報一次糾紛排查及調處工作情況；

三、重大活動和重要工作部署及時向黨委會匯報；

四、每月向司法局匯報工作情況。

登記制度

一、受理民事、經濟糾紛應填寫登記表；

篇6

（一）調審合一的內容及優點

我國民訴法第9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 應當根據自愿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第50條規定，當事人有權“請求調解”；第85條至91條規定了調解程序；第111條第7項規定，調解和好的離婚案件，調解維持收養關系的案件，沒有新情況、新理由，原告在六個月內又起訴的，不予受理；第128 條規定：“法庭辯論終結，應當依法作出判決?！?；第155 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審理上訴案件，可以進行調解”，“調解書送達后，原審人民法院的判決即視為撤銷。”；第180 條規定：“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調解書，提出證據證明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的，可以申請再審。經人民法院查證屬實的，應當再審?！鄙鲜鲆幎ù_立了我國法院調解的基本原則、制度及其與判決的關系。其基本內容是：（1）人民法院審判民事案件，對于能夠調解的案件， 應當采用調解的方式結案； （2）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自愿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自愿是指能否進行調解和調解能否達成協議，均須征得當事人雙方同意。合法是指人民法院進行調解必須遵守民訴法規定的程序，達成協議的內容必須符合民法等實體法的規定；（3）調解貫穿于審判程序的各個階段。不論是第一審程序，還是第二審程序、再審程序；不論是按普通程序，還是按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只要是能夠調解的案件，人民法院都可以進行調解； （4）調解和判決都是人民法院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調解以判決作后盾，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注：柴發邦主編：《民事訴訟法學新編》，法律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91頁。）

我國民訴法所確立的審判方式相當接近于一種可稱為“調解型”的程序構造模式。（注：王亞新：《論民事、經濟審判方式的改革》，載《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第9頁。）在這種模式中，法官處理案件既當調解員又當裁判員，一身二任，調審合一。法官把通過當事人的和解、合意來結束案件作為訴訟的首要目標，調解成為處理糾紛的主要方式，只有在調解不成的情況下，才作出判決。因此，對于負責審理案件的法官來說，調解既是任務又是職權，法官有責任積極主動地進行調解。調解結案，可以簡化程序，便利群眾，免得原告和被告之間有傷感情，還有利于迅速徹底解決糾紛。即便調解不成，由于法官比較熟悉案情，依法做出判決，也可以避免久調不決，迅速結案。

（二）調審合一的弊端

主要表現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法官的調解偏好，使重調輕判成為必然。從理論上講，盡管在民事訴訟中調解與判決已無輕重之別，調解已不再具有往日優越于判決的地位，但是，現行法實施以來的民事審判實務表明，調解在實踐中的主導地位并未有實質性的改變。據有關統計資料分析，調解結案率雖有所降低，但與判決結案率比較，仍占絕對優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法官趨利避害的選擇來看，與判決相比，調解至少可以給法官帶來三方面的益處：首先，它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時間內辦更多的案件；其次，調解可以使法官回避作出困難的判斷；最后，調解是一種風險較小的處理案件方式。出于自身利害關系的考慮，多數法官傾向于選擇快速、省力、風險小的調解而回避費時、費力、風險大的判決是不難理解的。所以，只要法律仍然把調解與判決共同作為法院行使審判權的方式，并使兩者合一，那么，調解的擴張和判決的萎縮就不可避免。（注：李浩： 《民事審判中的調審分離》，載《法學研究》1996年4期，第58頁。）

第二，強制與自愿的矛盾，使自愿原則難以實現。自愿反映了法院調解的本質屬性，通過調解解決爭議與用判決方式解決爭議的實質性區別在于：前者是當事人自愿達成協議，后者是法院的強制性解決。調解是以自愿為根基的，判決是以強制為特征的，它們原本是性質上完全不同的解決糾紛的方式，我國民訴法卻把兩者相結合，使得自愿原則難以得到落實。因為在這一訴訟模式中，法官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是調解者。作為調解者，他只能幫助雙方當事人澄清爭議事實，進行說服教育，以軟化彼此的對立情緒，消解雙方的分歧，引導雙方就解決爭議的方案進行協商或向雙方提示解決爭議的方案，促使、幫助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另一方面，他又是訴訟的指揮者和案件的裁判者。他在與當事人形成的民事訴訟法律關系中居于主導地位。作為指揮者，他可以盡量選擇調解方式解決糾紛，即使當事人本來不愿意調解，在法官的不斷勸說和要求下，通常也會轉變態度。作為裁判者，他可以認定或者否定當事人主張的事實，支持或者反對當事人提出的訴訟主張，批準或者拒絕批準當事人自行達成的和解協議，并在調解失敗的情況下作出判決。在這雙重身份中，法官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從調解人滑向裁判者。裁判者的身份使法官具有潛在的強制力，當法官擺出裁判者的身份進行調解時，或明或暗的強制就會在調解中占主導地位。然而，法官的強制調解一般不會以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會采用盡可能隱蔽的方式，如審判實務中的“以勸壓調”、“以拖壓調”、“以判壓調”、“以誘促調”等。在強制力的作用下，自愿原則不可能得到實現。（注：李浩：《民事審判中的調審分離》，載《法學研究》1996年4期，第61頁。）

第三，嚴格依法解決糾紛與適用法律的流動性、隨意性的矛盾，使合法原則得不到遵守。由于法院調解是雙方當事人在法院主持下通過協商解決糾紛，協商過程中法院和雙方當事人雖然也都要援引特定的法律規范，但是經過協商達成的協議則往往是當事人妥協讓步的結果，與法院嚴格依法作出的判決結果幾乎總是存在著或大或小的差異。因此，法院調解在合法性問題上往往會有所折扣，出現嚴格依法解決糾紛與適用法律的流動性和隨意性的矛盾。這種矛盾同時表現在程序法和實體法兩個方面。從程序方面說，為了保證判決的公正性，各國民訴法都設計了一整套復雜而嚴密的訴訟程序，依法進行訴訟首先就意味著各訴訟主體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各種訴訟活動。然而，法官采用調解方式處理案件時，程序法便不再具有原先的重要意義了，嚴格遵循程序規則進行操作的狀態就會發生變異，即調解具有某種非程序化的特征。從實體法方面說，無論在事實的認定還是在法律的適用上，調解與判決都存在著較為顯著的區別，如果說判決要求的是嚴格的實體合法性的話，調解則可以是相對寬松的實體合法性。判決結果必須與法院認定的案件事實和適用的法律相一致，而調解結果則并不一定要完全與已查明的案件事實相一致，出現一定的偏離是允許的，在實體法的適用上只要“不違反法律規定”即可。（注：李浩：《民事審判中的調審分離》，載《法學研究》1996年4期，第63頁。）

第四，讓步息訟與權利保護的矛盾，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切實保護。調解的本質在于當事人在調解人的斡旋下，通過諒解、讓步，平息爭執消除糾紛。即便是訴訟中的調解，諒解和讓步對于調解協議的達成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每一方當事人都固執于自己的主張，堅持自己的權利要求寸步不讓，一定不會成功。因此，為了獲得調解的成功，法官一定要做當事人的工作，要求當事人在調解中保持諒解和克制的態度，要求當事人對調解方案表現出足夠的靈活性。司法實踐表明，調解中的讓步往往是一種單方面的讓步，而且是合法有理的一方向對方的讓步。刑威法官在《人民司法》1990年第10期上撰文提出：“凡屬調解結案的案件，均屬原告作出了或多或少的讓步。在某種意義上說，調解就是促成原告讓步?！表椊ㄐ路ü賱t把原告讓步稱為調解的實質，他認為：“經濟糾紛的調解的實質，就是讓有理的一方當事人（一般說來是原告）放棄某些權利，作出讓步，以求得案件的調解，換言之，就是原告讓步。”（注：參見項建新：《淺談經濟糾紛案件的附條件調解》，載《人民司法》1993年第1期。）對此，雖然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大多數法官從工作實踐中得出調解中的讓步一般由原告單方面作出的結論都是不爭的事實。當然，單方讓步也是當事人行使處分權的表現，有其合理的一面，它對于防止矛盾激化，恢復當事人之間的和睦友好關系，保持社會的安定團結等有積極意義。然而，法院調解畢竟是訴訟中的調解，從訴訟的角度看，這種作法的合理性是以弱化權利保護為代價的，是不符合國家設立民事訴訟制度本旨的。（注：李浩：《民事審判中的調審分離》，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4期，第67頁。）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調解與判決之間的主要區別在于它們的目的不同。調解的目的是使爭議雙方在第三方的協助下友好地解決他們的爭議。第三方的建議只有在雙方當事人予以采納時才對他們有拘束力。而判決的目的則是通過強制性的操作即有拘束力的判定，使爭議得到解決。所以，將兩者統一規定在民事訴訟制度中必然會引起程序的不和諧，法官的雙重身份及其調解偏好又必然使我國的民事訴訟制度仍然繼續保持著“調解為主”的傳統格局，使民事訴訟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民訴法確定的目標和市場經濟的要求。

二、調審分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調審分立，除可以有效地理順調審關系，克服調審合一的弊端以外，還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客觀必要性和現實可行性。

（一）調審分立是適應社會條件變化的需要

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改變了適合于“調解型”審判方式的社會條件。

第一，民事案件的性質發生了變化。跨地域的商品交換越來越頻繁，規模也越來越大，進行這種活動并可能卷入其中糾紛的人彼此間往往既不是熟人，也不一定存在或必須保持長期的關系。這樣，就改變了過去民事案件單一，基本上被限定在婚姻家庭、相鄰、少量的借貸、人身傷害賠償等少數幾個領域，以及當事人居住范圍小，需要保持長期和睦關系的情況。

第二，人們的觀念發生了變化。在由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全面轉型的背景下，原有的價值體系也難以繼續維持其穩定和統一，一部分傳統的價值觀、道德觀受到沖擊，新的觀念不斷出現并引起爭議。在今天的形勢下，公民的法律意識逐漸增強，而委屈求全、息事寧人的狹隘、保守、自縛式的社會觀念則逐步退落，開放、競爭、進取的擴展式思維，已成為當代人的文化心理主導，人的主體觀念、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界限和權利不容侵犯的觀念越來越強。

第三，糾紛處理的方式和目的發生了變化。從本質上說，商品交換是一種匿名的、非人格的關系，只要服從其一般規則，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進入和退出。因此處理這種活動中發生的糾紛，重點不在于恢復或維持具體當事人間的“友好關系”，而在于保持一般規則的普遍性、明確性，以便給參加交換的人提供一種可預測性，或者利于改善交易條件和降低交易成本。這意味著糾紛處理的過程和結果在不得不犧牲某種程序的多樣性、靈活性的基礎上，盡量追求透明度和一般性，而程序本身的相對固定化和解決糾紛方式的定型化則是這種追求的表現。隨著上述變化而發生的糾紛處理目的從主要是維持社會治安轉移到形成和保護新的經濟秩序上來。（注：王亞新：《論民事、經濟審判方式的改革》，載《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第17頁。）

（二）調審分立是深化審判方式改革的需要

審判方式改革的核心在于程序的變化。從我國民事訴訟方式改革的實際過程看，先是以改革舉證責任制度為突破口，接著進行以庭審方式為中心的強化公開審理、強化當事人舉證、強化合議庭功能的改革，并出現了以設置調解中心為代表的，使調解過程與判決過程相分離的嘗試。訴訟程序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過程，對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改變，都會對其他環節產生深刻影響，以至引起整個程序結構的變化。僅就庭審方式改革而論，它的改革就觸動了“調解型”審判模式的各個方面。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強化當事人舉證，意味著調換了程序中判決和調解的位置，從而蘊含著使整個程序構造發生深刻變化的可能。（注：王亞新：《論民事、經濟審判方式的改革》，載《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第9頁。）在“調解型”模式中，法官的目的是通過取得當事人的和解、合意來結束訴訟。為此，法官在說服教育當事人的同時，還有必要調查收集證據，以及提供正確的調解方案。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以作出判決。很顯然，這樣的情況使法官自然而然地成了推動程序發展的主體。這種模式在邏輯上意味著作出決定以最終解決糾紛的不是法官而是當事人，程序的重點不在于當事人提出證據開展辯論，以爭取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處理，而是在于法官形成正確的方案并說服當事人作出接受該方案的決定。然而舉證責任的導入，使當事人當庭舉證、質證，然后法官當庭認證。這樣，法官和當事人在程序上的分工發生了逆轉，這里，當事人是推動程序展開的主體，其展開程序的基本動機則是說服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結論。換言之，舉證責任在邏輯上要求判決成為規定程序開展的目標。

第二，弱化庭前準備工作，使試行調解失去基礎。在我國的民事訴訟程序中，通常包括起訴和受理、審理前的準備、開庭審理等幾個必經階段。審理前的準備階段，是對案件的實體和程序兩方面在開庭前先行審查的程序。盡管這一階段不是專為調解而規定的，然而為了貫徹調解原則，它卻保證了調解可以在庭前準備階段找到契合點，司法中把這個階段的調解稱為試行調解。目前，法學界和司法界大多數同志主張，在改革我國民事審判方式時，必須弱化庭前準備工作，除審查程序問題外，不可就實體問題進行審查；應當突出法庭審理的中心地位，切實實行直接、言辭原則；應當把庭審的時間和地點作為審判人員審查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時間和場所。然而，如果繼續現行的法院調解制度，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即應當立足于調解解決，并可以在庭前進行調解，那么，我國當前的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就必然要陷于僵局，因為在這里存在著矛盾的死結。（注：王敬藩、張靈：《改革與完善我國民事訴訟中法院調解制度的芻議》，載《政法論壇》1997年第3期，第72頁。 ）如果要進行庭審方式改革，庭前不進行實體審查，那么試行調解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第三，強化庭審功能，使再行調解失去意義。根據我國民訴法中普通程序的規定，在法庭辯論階段結束以后，在判決前還可以進行調解，司法上叫作再行調解。由于審判方式改革突出庭審的中心地位，在法庭上經過舉證-質證-認證等一系列活動，案件事實已經查清，是非已經分明，責任已經清楚，在此基礎上法官依法做出判決，快捷、便當，使贏者贏得堂堂正正，使輸者輸得明明白白，使旁聽群眾聽得清清楚楚，完全實現了判決所追求的正當和效益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再去做調解工作，費時費力，不是走過場，就是畫蛇添足。因此，再行調解已失去了意義。

（三）調解結案的比例下降和判決結案比例的上升，為調審分立提供了現實可行性

隨著近幾年民事審判改革的不斷深入，調解已不再具有往日優越于判決的地位。判決的結案率與調解的結案率已呈此長彼消的趨勢。據統計，1990年全國法院民事一審案件共結案1，849，728件，其中調解結案1，194，350件，占結案總數的64.5％，判決結案353，940件， 占結案總數的19.1％； 1997年結案3，242，202件，其中調解結案1，651，996件， 占結案總數的50.9％，判決結案955，530件，占結案總數的29.4％。 1990年一審經濟案件共結案598，317件，其中調解結案414，580件，占結案總數的69.3％，判決結案88，296件，占結案總數的14.8％；1997年結案1，478，139件，其中調解結案732，753件，占結案總數的49.5％，判決結案428，509 件，占結案總數的29.0％?？梢?，全國一審民事案件，1997年與1990年相比，判決結案率增加了10.3％，而調解結案率則減少了13.6；一審經濟糾紛案件1997年與1990年相比，判決結案率增加了14.2％，而調解結案率則減少了19.8％。二審民事、經濟糾紛案件的調解結案率也逞下降趨勢，例如1992年全國二審民事案件調解結案15，507件，占當年結案總數129，079件的 12％；而1997年調解結案17，664件，占結案總數177，317件的9.9％，二年相比，調解結案率減少了2.1％，1992 年全國二審經濟糾紛案件調解結案5734件，占當年結案總數43，791件的13％，而1997年調解結案7799件，占結案總數86，347件的9％， 二年相比，調解結案減少了4％。再審案件的調解結案率歷來都不高， 僅占結案總數的5 ％左右。 （注：參見《中國法律年鑒》1990—1998年卷。百分比是作者計算的。）

（四）調解中心的建立和實踐為調審分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在審判方式改革的過程中，各地法院普遍建立了“經濟糾紛調解中心”，有的法院還建立了“婚姻家庭糾紛調解中心”。目前有的“中心”已撤銷，有的仍在不斷改進中發展。這些“中心”的基本特點是：從組織建設上，突破了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從案件受理上，突破了民訴法關于管轄的規定；從審理方法上，實行法律咨詢、調解、執行“一條龍”服務，實現了快速高效的要求。盡管這一嘗試還有諸多不足和爭論，但是它的有利于及時解決糾紛、有利于發展市場經濟、有利于緩和雙方的矛盾、有利于案件實際執行以及有利于提高辦案質量等優越性，還是取得了共識的。

關于婚姻家庭糾紛調解中心的性質，實踐證明它具有訴訟調解和非訴訟調解的“雙重性”。它只進行調解，不適用判決，如果雙方經調解達成了協議，所制作的調解書與審判程序中制作的調解書效力等同，該調解書具有訴訟法律文書的性質；如果經“中心”調解后，雙方未能達成協議，則終結調解程序，告知當事人另行起訴。另行提起訴訟，只能按民訴法關于管轄的一般要求，由有管轄權的法院受理。“中心”的調解與將來法院的審判無任何關系，因而這種調解即具有了非訴訟調解的性質。（注：張文香、王紅巖：《“婚姻家庭糾紛調解中心”中幾個法律問題的探討》；馬莉莉：《淺談經濟糾紛調解中心》，載《法學前沿的爭鳴》，武漢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396—406頁。）這一實踐，為研究調審分立制度提供了實踐經驗。

三、建立調審分立制度的構想

不少國家和地區都有訴訟調解制度，但筆者認為最值得借鑒的是我國臺灣地區關于法院調解的規定。臺灣的“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都相當重視民事訴訟中的法院調解，“司法院”1980年的《民事訴訟須知》第15條稱：“訟爭終兇，古有明訓。凡訴訟者，動輒經年累月，不但荒時廢業，且耗費金錢，縱幸而獲勝，亦往往得不償失。若其敗訴，所受損失更為重大，故于起訴之先，如有可以協商之機會，亦須盡力和解?！迸_灣的法院調解制度，包括兩個方面的內：起訴前的調解，依調解程序之規定（第403條至426條）；訴訟中的調解，稱為和解，依和解之規定（第337條至380條）。就實質而言，調解成立與訴訟上的和解并無不同。但在程序上，二者仍有許多差異：（1 ）調解限于訴訟系屬前由第一審法院依聲請為之；訴訟上和解系屬后由系屬法院（不限于第一審）依職權為之。（2）調解成立后， 如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可對之提起宣告無效或者撤銷調解之訴；訴訟上和解如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則得請求繼續審判。（3 ）和解須當事人完全合意才能成立。而調解時，當事人雖未完全合意，可依法視為調解成立。（注：齊樹潔：《臺灣法院調解制度評析》，載《法學》1994年第8 期，第46、47頁。）根據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情況，借鑒臺灣地區法院調解制度及其他國家關于和解制度的經驗，筆者認為，改革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內容應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確立正當的訴訟目標

以何種結案方式為訴訟目標對程序模式有很大影響。以往以調解作為目標，便產生了“調解型”訴訟模式，因而改變了調解性質，形成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出現了種種弊端。要改變這種狀況，就應當把判決作為訴訟目標，圍繞這一目標而展開的程序才具有階段性和連續性，程序比較固定，當事人和人民法院都受其約束，程序的任意性和選擇性較小。在這種程序結構中，以判決為主導，調解只是某些案件的前置程序，只有調解不成的，才轉入訴訟程序。法官不再具有“雙重身份”，只能或當調解員或當審判員，各司其職。建立一種以審判為主體，包含調解程序，使調審二者既有密切聯系，又有明顯區別的獨具特色的“判決型”訴訟模式。

有的學者主張以判決作為訴訟目標，但仍把調解作為判決過程中的組成部分，認為在可能調解的條件下進行調解時，兩個過程出現暫時的、相對的分離，總體上是以判決為主線進行，調解程序已為判決程序所吸收。然而，這里有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是，在這種“暫時分離”的情況下，主持調解的法官是以“調解人”的身份出現還是以“審判官”的身份出現，當調解不成轉而判決的時候，是另換審判官，還是由“調解人”轉而成為“審判官”。如果是另換審判官，那么調解就不是“暫時分離”，而是另一種調解程序，如果是“調解人”轉而成為“審判官”，那么，這種“暫時分離”仍解決不了法官身份“雙重性”的問題。要徹底解決“調解型”訴訟模式中調審合一的問題，就必須解決法官身份“雙重性”問題?？梢?，“調審分立”才是唯一辦法。臺灣地區的民事訴訟立法正是把調解作為一審的前置程序而規定的。

篇7

一、經濟法訴訟理論研究

（一）經濟法可訴性的概念

一般經濟法的可訴性概念可理解為廣義和狹義兩方面，狹義指的是在經濟法實施權力時，為了更好地判斷經濟糾紛中的責任，經濟法糾紛主體可以對審判方提起訴訟；從廣義上經濟法的可訴性則可理解為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若有不滿是否能向法定機構進行申訴或者仲裁，使經濟法行為主體的權益不受侵害。需要注意的是廣義概念中提到的法定機構不只是指法院，只要是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或仲裁委等都屬于法定機構的范圍。

（二）經濟法可訴性的必要性幾點總結

第一，可訴性在法律當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項措施，是法的基本屬性?？稍V性越強，就代表著法律更完善，經濟法作為眾多法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可訴性在經濟法中同樣具有著重要的作用。

第二，可訴性也是經濟法的自然屬性。法律權利是指國家通過法律規定，對法律關系主體可以自主決定為或不為某種行為的許可和保障手段。它是一個和法律義務相對應的概念，指法律關系主體依法享有的某種權能或利益。法律權利主要表現為權利享有者可以自己作出一定的行為，也可以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種行為。但是由于法律利益具有的稀缺性和有用性等特點，就很容易出現未上升到法律利益的非利益主體，從而出現尋求利益救濟的途徑，這時就充分體現出訴訟的作用和關鍵所在。

第三，經濟法中不可避免的經濟沖突造就了可訴性的發展。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沖突的發生和種類也隨之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就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沖突對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不可小覷，最嚴重的后果往往恰是經濟沖突導致的。經濟沖突無法自行和解，只能通過法律訴訟得到解決的途徑。因此，就經濟沖突的嚴重性而言就已經決定了經濟法可訴性的必然要求。

第四，外國經濟法中可訴性的經驗吸取。國外經濟法訴訟主要有兩種方式，分別為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以西方國家為例，西方國家人民普遍以權利為重，尤其是在啟蒙運動之后，法治社會逐漸成形，權利救治得到推廣。同時無論是英美法體系還是大陸體系，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經濟法中明確了對權利的司法救濟。其中主要以經濟公益訴訟的方式來表現可訴性更為突出。我國經濟法可訴性基礎的奠定與成功吸取國際經驗有著不可推脫的聯系。

二、我國經濟法訴訟存在的問題

（一）目前經濟訴權規定還不夠詳細

目前訴權規定還無法達到當前公益訴訟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在二戰之后逐漸升溫的人權觀念，訴權正好呼應了這一觀念并作為實施的有效途徑得到了國際憲法的保護。但是在我國經濟法的發展中很容易忽略訴訟方面的規定，以至于我國法院在處理經濟糾紛時，如果出現了非法院管轄范圍或者法律中未有明確規定的事件，就會有一些法院不予受理甚至直接駁回起訴。在這種經濟訴權不完善的情況下如若出現相關糾紛就得不到解決。因此，在我國司法體制不斷完善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應當注意建立更全面的經濟訴權規定，補充經濟法結構體系中的不足之處，確保司法實踐能夠穩定執行。

（二）經濟司法的權威不高

目前我國的司法部門在執行司法工作時，大部分都要受到政府行政部門的干預，司法審查制度還沒有建立。但是由于畢竟是兩個體系因此政府在制約司法工作很容易產生弊端，政府的一些經濟行為與司法偏離，也妨礙了經濟法可訴性的實現。尤其是經濟法雖然有審判的權力，對于查處經濟違法行為的更多是行政執法機關的職權，這種現象決定了經濟司法的權威不高。

（三）經濟法司法體系不健全

在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經濟法能夠起到經濟和發展的有利制約作用。經濟法的實施，通過解決經濟糾紛等事件，最大的起到了保障當事人的權利的作用，但是雖然目前法律已經對基本的義務做出了規定，尤其是有一些復雜的經濟職權都做出了相關規定，卻對糾紛處理方面的規定甚少。在我國經濟運行中，由于司法權在行使時要受到政府行政的干預，而司法又無法全面監控政府的經濟調控，這種局面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法可訴性的發展。

（四）檢察機關在經濟法訴訟中的缺位

訴權是由訴的法律制度所確定的，賦予當事人進行訴訟的基本權利，是指公民所享有的請求國家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的權利。即賦予民事法律關系主體在其權利受到侵犯，或者權利義務關系發生爭執時，具有進行訴訟的權能。訴權完整內涵包含程序含義和實體含義兩個方面：程序含義，是指程序上向法院請求給予司法救濟的權利。實體含義，是指請求保護民事權益或者解決民事糾紛的權利，亦即公民有權請求法院同意其在實體上的具體法律地位或具體法律效果的主張。從我國司法實踐中了解到，一般訴權只存在于觸犯刑法的行為在人民檢察院中的起訴，同時，憲法中也明確規定了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是檢察院，這都表現出了經濟主體的權利無法更好地得到維護的現象，經濟法的可訴性也隨之被削弱。

三、我國經濟法可訴性的實現

（一）以法律制度為基礎加強經濟法可訴性

第一，明確經濟法主體。經濟法主體亦稱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依法享受權利（權力）和承擔義務的社會實體。它是經濟法律關系構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法律關系的直接參與者，既是經濟權利（權力）的享有者，又是經濟義務的承擔者，是經濟法律關系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因此，在經濟法司法實踐中明確規定經濟主體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突破法律關系建立經濟法體系。在經濟訴訟受到經濟法的約束的情況下，為了更好地明確經濟主體應當承擔的經濟責任，可以建立明確經濟主體、權利義務和責任的體系，并有利于進行責任追究。同時，經濟法實踐中還應該明確法律責任。如果立法中責任不明確，則不利于法制權威的實現。因此，在經濟法的實施中在主體具有經濟訴訟權的同時還應明確規定責任制度。

（二）拓展經濟法訴訟原告的范圍

在當前經濟發展和法律運行的環境中，擴大經濟法訴訟原告的范圍是必然趨勢，即將有起訴權的原告范圍從只具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群體擴大到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個人或組織。由于在經濟法運行中一般主要表現為公益訴訟，所以即使沒有侵犯到個人利益卻已經侵害了公眾利益。因此在訴訟權發展的道路上我們應突破傳統理論，排除直接利害關系訴權人的約束，適時地調整能夠適應新時期發展的訴訟方法，將經濟法訴訟原告的范圍擴大到社會公眾、行業協會、消費者、潛在競爭者甚至覆蓋相關職責的機關等。

（三）詳細界定經濟法訴訟的適用范圍

經濟法訴訟的適用范圍一般可以定義為無利害關系的當事人為了保障社會公共利益進行起訴，或是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并且涉及到社會公共利益時進行起訴行為。通常經濟起訴案件的適用范圍可以概括為一下幾點。

第一，危害環境案件。良好的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甚至影響著人類社會生活的發展。愛護環境，保護環境成為現代公益活動的首要提倡目標，也因為如此危害環境案件正式列入了經濟法訴訟的范圍之中。

第二，產品質量糾紛案件和消費侵權案件。產品質量案件在生活中算是比較普遍，涉及到的主體也比較復雜，主要牽涉的對象就是企業和民眾的根本利益，因此更加偏重于公共利益的保障范圍。而消費侵權案件中就更突出地體現了經濟訴訟法的重要性，因為如果弱勢群體沒有起訴的機會，利益就會受到侵害。

第三，宏觀調控行為案件。在干預市場經濟的行為中宏觀調控行為范圍最廣，也最具影響。由于在民主社會中具有每一項侵害行為都應當受到追訴的權利，因此宏觀調控案件也同樣可以被受理。

第四，侵犯國有資產的案件。一般情況下，對于不執行國家政府投資管理體制的行為應歸納到經濟公益訴訟的范圍之中，為了保障國有資產人們有權通過司法手段進行干預。

四、結語

綜上所述，經濟法的可訴性作為經濟法的基本屬性，是全面保障行為人經濟權利的訴權法律，因此經濟訴權也是社會主義法治下的重要法律構成。經濟法在實踐過程中有效實現的是對經濟法權的救濟，主要是通過訴訟體制是否健全來保障經濟法的權力。作為我國的法律核心，經濟法不僅關系著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更影響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種種論述證明，發展經濟訴權首先就需要突破傳統訴訟觀念，吸取國際先進訴訟理論，本著公眾利益為重的原則發展經濟訴權發。

參考文獻：

[1]瞿雯雯.論經濟法的可訴性及其模式選擇.金卡工程（經濟與法）.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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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民商事關于經濟糾紛的審理及舉證

王長君

在訴訟中，當事人可能因存在某種障礙而不能及時向法院提供證據，且這種障礙是否會消除以及在何時消除均無法確定。如證人出國一時無法與之聯系，持有重要書證的人下落不明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對當事人一時不能提交證據的，應根據具體情況，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內提交。當事人在指定期限內提交確有困難的，應在指定期限屆滿前，向人民法院申請延期。延長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決定”。究竟延長多長時間為好，可由審判人員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自由裁量，但應以不過分延遲案件的審結為準。一般情況下，當事人不得再次提出延期申請。

后，自國家立法以來，已走過半個世紀的蒼桑立法歷程，至今沒有一部專門關于證據的法律。我國司法實踐中，不論刑事訴訟還是改革開放后的民事訴訟，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訴訟、勞動爭議仲裁訴訟中的問題，證據問題占了較大比例。證據問題不但是訴訟當事人、訴訟參與人都較為頭痛的問題，也是法官們感到非常棘手的問題。20xx年，經過無數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終于以立法的形式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法釋[20xx]33號，20xx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簡稱《若干規定》）。自《若干規定》起施行以來，總的來說適應中國國情的發展，訴訟中當事人基本上能及時舉證、質證，符合現行法院審判工作的需要。但在適用該規定的過程中，除仍存在一些問題外，還出現了許多新問題，這些都需要進行實際、全面與深入的探討。

在民商事審判過程中對于發現的經濟犯罪的嫌疑和線索如何進行處理，長期以來一直是困擾人民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的一個難題。對于犯罪行為的偵察、起訴與審判，涉及到公安、檢察、法院三個部門，而民商事審判又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庭進行。由于涉及的部門多，認識不一，加之案件自身疑難復雜，給這類案件的審理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近年來，這類案件有逐年增多之勢，且矛盾更加突出，引起了當事人和社會各屆的極大關注。為了公正、及時地處理好此類案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通知要求，省法院民二庭在全省范圍內就有關問題進行了專題的座談和調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資料，總結了經驗，找出了問題，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建議。現將有關情況總結如下。

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釋（1998）7號《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基本區分了民商事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對于正確處理民商事糾紛與經濟犯罪的交叉問題，依法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民事權益，提高民商事審判工作水平，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幾年來，我省各級法院均處理了一批涉及經濟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糾紛案件。由于統計上的原因，有些民商事糾紛案件，雖然涉及經濟犯罪，犯罪線索已經移送或發出了相關的司法建議，但由于未影響到案件的審理，故在案件統計上未能顯示。有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曾要求全案移送，但其意見未被合議庭采納，在民商事案件統計上也未能顯示。幾年來，我省各級法院審理的涉及經濟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糾紛案件的類型主要有：存單糾紛案件、借款擔保糾紛案件、票據糾紛案件、涉及農村“三會一部”的案件，涉及非法集資的案件、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等。其中，在河南省內有重大影響的此類案件如：涉及鄭州市城市合作銀行的存單、借款擔保案、涉及滎陽中行的存款及存單糾紛案、涉及百花集團、三星集團非法集資案、涉及農村“三會一部”的存貸款案件，涉及信托投資公司、期貨經紀公司、證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案件等。這些案件，既涉及到對當事人合法民事權益的保護，又涉及到與公安、檢察機關及法院內部刑事審判庭的協調與配合，程序復雜，認識上往往并不一致，給案件的審理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由于在案件處理上存在中止或移送等情況，致使一些案件審理周期長，直接影響到當事人合法民事權利的及時實現，誘發了一些新的矛盾，當事人反映強烈。《若干規定》對于舉證時限一般規定為：第三十三條人民法院應當在送達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同時向當事人送達舉證通知書。舉證通知書應當載明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與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據案件情況指定的舉證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證據的法律后果。舉證期限可以由當事人協商一致，并經人民法院認可。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當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次日起計算。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文書樣式(試行)》的通知（法發(20xx)2號）中規定了《舉證通知書》的格式與內容。在民商訴訟中，訴訟當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轄人民法院的規定提交證據。但在司 法實踐中，法院認為簡易案件應當快審，一般未通知訴訟當事人協商確定舉證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確定。此時法院一般希望答辯期屆滿就開庭，不少案件法院確定的開庭日為答辯期限屆滿的次日。而答辯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顧及《若干規定》第三十三條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規定，舉證期限一般規定為答辯期相同，或開庭日的前一天。這種“簡易”作法顯然是不符合《若干規定》，如果說，人民法院堅持司法解釋屬于我國法律范疇，那么這種作法就是法院違法的。對于這類情形，上級法院或一審法院一般不予理會，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在司法解釋的適用上，法官們往往采取自由實用主義態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適用。這種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體個案中，表現非常普遍與突出。這也是我國不立法，而通過司法解釋造法的嚴重弊端之一。司法解釋應對此作限制規定，以程序法來體現公正、公平，來保護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真正做到保障審判的合法性與正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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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幾點思考

范愛金

勞動爭議是勞動關系的雙方當事人之間因勞動權利和義務而發生的糾紛，由此糾紛引發的訴訟案件，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結構的調整加快和勞動用工制度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呈日趨上升之勢?，F行法律、法規已遠遠滯后于形勢發展和審判實踐的需要，審判工作中存在著大量的疑難問題亟待解決，下面結合實踐談幾點看法。

一、人民法院對勞動爭議仲裁裁決的審查

仲裁是指雙方當事人達成協議，自愿將糾紛交協議選定的仲裁委員會作出裁決，雙方有義務履行，從而解決糾紛的法律制度。仲裁和民事訴訟都是解決民事、經濟糾紛的重要方式。仲裁和民事訴訟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我國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下簡稱（仲裁法）及與之相適應的各種仲裁條例都相應規定：申請人和被申請人不服仲裁裁決的在法定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或在法定期限內不申請訴訟的，義務人不自動履行義務，權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這二種情況無論哪一種都是把法院的訴訟程序放在解決當事人糾紛的最后一個環節，勞動爭議案件也不例外，而且還特別規定了仲裁前置的原則，通過仲裁后再進入到法院的訴訟程序案件人民法院對仲裁機關作出的裁決書是否要進行審查？如何審查？在目前的審判實踐中存在較大的爭議，普遍的觀點認為，勞動仲裁程序與法院審理勞動爭議案件，是兩個截然不同程序。勞動仲裁機關與法院都是相互獨立的機構，他們之間無隸屬關系，雙方依法獨立行使仲裁權和審判權。筆者認為，對仲裁機關作出的裁決書的審查應從二個方面進行。一是程序，二是實體。勞動爭議仲裁機關進行仲裁有原則的程序規定，主要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辦案規則》，這兩個規則都嚴格規定了勞動仲裁機關施行仲裁時操作程序，所以，人民法院從程序審查時主要以下幾個方面：一查管轄看爭議是否屬于作出裁決的機關受理；二查主體看裁決的爭議是否屬于勞動法調整的范圍，三查時效看當事人提起仲裁的時效是否有超過，四查爭議內容看其裁決的糾紛是否屬于勞動權利義務爭議。在實體審查，主要審查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查證據看有無事實依據，除審查被告是否明確、訴訟請求是否合理外，應重點審查事實依據。二是查適用法律，看裁決機關所適用的國家法律、政策是否適當，三是查其裁決是否違背社會公共利益等。

二、仲裁與訴訟及級別管轄的銜接

在審判實踐中，如何把握勞動爭議仲裁與勞動爭議訴訟在程序上的相互銜接，是關系到勞動爭議糾紛的解決和勞動者合法權益順利實現的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

1、勞動爭議案件的級別管轄目前做法較混亂，實踐中因不服仲裁裁決向法院起訴的案件中既有經過區、縣級仲裁機關裁決的，也有直接由市級仲裁機關或省級仲裁機關裁決的，當事人向法院起訴，一般由基層法院立案受理，但也時常發生區級仲裁裁決由市級中級法院作一審或省、市級仲裁裁決由基層法院作一審的情況，這種較混亂的級別管轄及管轄銜接，既不利于對當事人權利義務的保護，也使審判中的不正當之風有機可乘。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明確規定：勞動爭議案件由用人單位所在地或者勞動合同履行地的基層人民法院管轄，該解釋解決了案件的管轄問題。

2、當事人在訴訟請求中增加、減少仲裁請求的案件如何受理問題。當事人起訴時減少仲裁請求即僅就仲裁處理的部分內容不服起訴，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條件，人民法院應當受理。根據勞動爭議案件的仲裁是訴訟的前置程序的法律規定，當事人一旦依法行使訴權，仲裁機構的仲裁結果歸于無效，人民法院應當對全案進行審理，并根據仲裁請求范圍進行全案審理作出判決。對于當事人向法院起訴請求中增加了仲裁請求，實踐中是否受理此案件存在不同看法。有觀點認為，仲裁程序是處理勞動爭議案件的前置程序，當事人增加訴訟請求因未經過仲裁程序的處理，不符合人民法院的受理條件，則法院不能受理。有觀點認為，只要當事人是在基于同一事實引起的法律后果內增加的仲裁請求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理由：人民法院對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享有最終司法權，當事人一旦依法提起訴訟，仲裁的處理結果歸于無效，人民法院就必須依《民訴法》程序及相關勞動法律規定進行審理，包括對案件事實及其法律后果的全面審理。但對不是基于同一事實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對此增加的訴訟請求應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

三、一裁二審只流于形式的程序機制

我國現行處理勞動爭議案件的程序為一裁二審制，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訴是司法解決勞動爭議案件的必要前置程序。由于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對勞動爭議案件無終審裁決權，勞動爭議案件的當事人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是司法機關，仲裁委員會是行政機關，故人民法院既無權維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裁決，對于認定有誤的仲裁裁決亦無權改判或發回。此種程序的設置使得對仲裁委員會沒有監督機制，導致仲裁程序形同虛設。另外，勞動爭議案件處理經過一裁二審，審理期限比普通民事案件長，涉案當事人在此過程中訴訟成本加大，使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不能得到及時有力的保障。改變這種狀態，建議修改勞動爭議案件的受理程序，參照普通民事案件的仲裁程序，將先裁后審改為或裁或審，即由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勞動合同中協議選擇由仲裁或訴訟解決勞動合同爭議，對仲裁裁決不服的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訴。

四、仲裁裁決是否生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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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訴方多為銀行或信用社，且信用社起訴的多，商業銀行起訴的少。

我國目前受理的借款合同糾紛中，農村信用社向法院起訴的占收案總數的80%；銀行向法院起訴的借款糾紛案件雖然較少，但其不能收回的逾期貸款數量卻很多，且國有集體企業借款居多，給銀行自身發展帶來嚴重困擾的同時，也給國家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損失，但由于種種原因，其有債不訴的現象較為普遍。

（二）原告不及時起訴、貸款續貸轉貸的現象多，貸款被拖欠的時間長。

當前，許多銀行、信用社對借款人逾期拖欠貸款不還的情況，不愿意或不善于及時訴諸法律、通過訴訟程序解決糾紛，而是通過不適當的轉貸、續貸方法解決，有的轉貸、續貸數次，多的甚至達數十次。許多案件從糾紛形成到起訴，一般都要接近兩年時間，如果不考慮訴訟時效的限制，原告還不會向法院起訴；金融部門不及時起訴，喪失了收貸的良好時機，不僅給收貸帶來了困難，而且加大了法院對此類案件的審理和執行難度。

（三）無效擔保的案件多，借款方主體變更的案件增幅大。

在借款合同糾紛案件中，屬違法擔保、空頭擔保、關系擔保及無效抵押等無效擔保的占了絕大多數。如有的鄉鎮政府為所屬鄉鎮企業擔保貸款；有的企業或公民自己無代為履行的擔保能力，盲目為借款人提供空頭擔保；有的企業虧損嚴重，為取得金融部門貸款，不惜采取“父子互?！钡氖侄翁兹≠J款；還有一些企業在貸款時將企業全額財產作為抵押，而有關金融部門明知這種抵押無效，卻予以認可。同時，借款方主體變更的案件也增幅較大。

（四）被告無力還貸的案件多，案件的執行難度較大。

在被告無力還貸的借款合同糾紛案件中， 被告多是一些嚴重虧損、資不抵債或瀕臨倒閉破產的企業，法定代表人躲債外逃，法院對于這些案件，如果采取強制執行或破產措施，一些企業勢必倒閉或破產，企業職工難以妥善安置，影響社會穩定；如果不果斷采取強制執行等措施，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則難以保障，法院在執行這些案件過程中處于進退兩難境地，案件執行難度很大。

三、產生借款合同糾紛的因素

（一）經濟政策因素。

由于國家加強了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和對金融市場的整治力度，促使銀行等金融部門加強了收貸工作，對于已逾期仍未歸還或無法償還貸款的單位，只好訴諸法院，要求其歸還。

（二）金融部門的因素。

一是貸前審查不嚴。許多金融部門特別是信用社的信貸管理存在漏洞，放貸前不審查借款人的資信狀況和還貸能力，盲目將巨額貸款投放給生產經營不景氣或經濟效益差的企業，致使大量貸款逾期無法收回，從而引發糾紛。同時有的銀行、信用社違反有關金融法規的規定，對一些到期不能償還貸款的借款人采用“以貸還貸”的轉貸方法延長還貸期限， 從而導致一些確無還貸能力的借款人包袱越背越重，積重難返。二是貸后監督不力。一些銀行、信用社給借款人發放貸款后，對其貸款用途和使用情況監督不力。有的借款人將貸款挪作它用，有的將名義上用于生產經營的貸款用于揮霍或賭博等違法活動，致使貸款無法追回；有的借款人則鉆金融部門對貸款用途監督檢查不力的空子，采取多頭貸款的方式來吃“貸款”，使得許多貸款難以收回。三是“三款”現象突出。銀行、信用社等金融部門的某些信貸人員利用職權發放“人情款、關系款、好處款”等現象較為突出，地方行政領導指定金融部門向某些嚴重虧損的企業貸款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四是擔保流于形式。許多銀行、信用社的信貸人員在發放貸款時，執行擔保制度不夠嚴格，有的甚至視擔保為兒戲，對保證人的主體資格是否符合法定條件，保證人是否具有真實的實際代償能力和擔保能力不加以嚴格審查，只要有人擔保，不論有無實際擔保能力，一般予以許可。

（三）借款人的因素。

一是只顧自身利益，法律意識淡薄。有的借款人并非無力歸還到期貸款，而是只顧自身利益，想方設法“拖債”、“逃債”，造成“貸款容易還款難”的局面，致使金融部門的貸款難以收回形成糾紛。二是有些企業、部門單位頻繁更換法定代表人，且許多“新官”不理“舊賬”，致使金融部門的收貸擱淺，只好訴諸于法律。三是經營管理不善，嚴重資不抵債。一些借款企業因經營管理不善，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況，虧損嚴重，根本沒有清償能力。

四、借款糾紛案的處理辦法

審理借款合同糾紛重點應該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準確地列明借款合同的當事人

一般情況下在借款合同中主要就是原告和被告，原告多為債權人，即出借人，被告多為借款人。在特殊情況下原告可能是借款人即原債務人，所謂特殊情況是在債務人認為債權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權益時可能向法院起訴，如債權人銀行等金融機構直接扣收貸款，或者債務人重復還款等。除這些情況外：

1、借款同時有保證人的保證人是共同被告；

2、行為人以他人名義 借款的，借款人知道行為人同時也知道借款人的，應以行為人和借款人為共同被告；

3、“私貸公用”情況下當事人的確定。實踐中有些地方出現“私貸公用”的情況， 所謂“私借公用”是有的“公”即企業，由于已經有逾期貸款未還等原因而不能貸款，于是便由個人或私營企業以自己名義代為貸款，所貸款項由企業使用。這就是所謂“私貸公用”。私貸公用以合同法的規定，應該屬于委托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出借人為原告沒有異議。如何列被告，應考慮以下情況：

（1）出借人不知道貸款人是企業，貸款后貸款人也未披露企業用款情況，企業也未主動介入還款事宜的，應以借款人為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