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社會公共問題，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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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保護主要就是指以專利法為核心建立起來的一套科學有效的保護機制，對于專利主體的相關利益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同時對于專利客體的利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保護作用，專利保護主要是用來平衡專利所有者、專利使用者、以及專利發明主體之間的相關利益關系，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和制約機制，以此來保障各方的合法權利。

社會公共利益主要就是指涉及到社會公共生產生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社會主體的需求，簡單來講社會公共利益主要就是相對于個人利益而言，它主要代表的是多數人的利益，同時，公共利益主要就是者社會為其所有成員努力努力爭取的基本目標的綜合體。

專利法具有十分明確的公共利益目的，主要是因為專利法在保護個人合法權權益的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社會公共利益，因為智力成果自身就帶有相應的社會價值，對于精神文明建設具有十分顯著的作用，由此看來，專利保護對于個人乃至整個社會來講，都是不可或缺的。不斷提高專利保護力度，完善專利法是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專利法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機制

（一）保障社會公眾對專利技術的接近

專利法在使專利所有者享有的專利權帶有一定程度上壟斷性，但是并未降個人權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完全的隔絕，專利保護在一定程度上允許社會大眾對專利技術的享用和接近，這就使專利的壟斷性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形成了穩定的和諧關系，這種平衡機制的制約使專利發明者合法權益不受到傷害的同時，享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和社會成就感，對于技術的發明創作具有推動作用，社會公眾有權利獲取專利信息是專利保護過程中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關鍵所在，只有將發明的細節和重點與公眾分享，才能使社會公眾更加公平公開公正的參與到專利發明的競爭行列，并促使更多的人在原有發明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和改進、推陳出新，不斷促進我國知識文明建設。

（二）確定專利保護的合理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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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是指公民依法以各種形式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和決策。所謂民生中的“民”，指的是普通民眾，即老百姓；“生”，指的是生存、生養、生活，而民生問題，就是指因普通民眾在生存、生養、生活方面的正當需求得不到滿足而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包括衣、食、住、行、用、教育、就業和生、老、病、死等方面的事宜。因此不難看出，民生問題的基本定義和內容決定了現代民生問題的解決對公民參與具有極大的依賴性，即公民參與能夠有效地促進公共民生問題的解決。

當下，中國正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期，社會矛盾的多發期”，這更是突出了基層治理的重要性?，F實表明，變革著的社會迫切需要新的治理之道。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環境下，甚至在不同的城市或者社區，實現有效治理的具體途徑各不相同。杭州市“以民主促民生”的工作機制的探索，給了我們很多鼓舞和啟發。

二、 杭州市在解決公共民生問題方面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從2000年至今，杭州市政府每年向市民（包括外來務工人員）、政協委員、專家學者、人大代表、企業等九個方面的參評代表發放1.5萬張選票，面向全社會收集民眾對于政府部門的評價以及意見建議。2006年至今，在各項考評和政府所進行的其他社會調查中，發現了“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物價”等一系列民生問題（參見表一）。

2009年初，杭州市委市政府在杭州日報、“中國杭州”政府門戶網站和“杭州考評網”，面向全社會發表了一份在整合10930條民眾評價意見的基礎上形成的《2008年度市直單位綜合考評社會評價意見報告》。與此同時，杭州市政府還把群眾意見較集中、社會反響較大的幾個民生問題作為政府的重點工作和整改方向，向社會做出承諾，并接受群眾監督。事后，政府征集市民對整改結果的評價，并將群眾滿意度納入市直單位綜合考評，形成了“評判―>整改―>反饋”持續改進的工作機制。

總體來看，杭州市政府在解決民生問題上的態度和工作，得到了廣大市民的認可。在最近四年所做的關于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評價上，杭州民眾對政府工作的滿意度一直保持在90%以上。由《望東方周刊》所做的全國性調查中，杭州市更是連續五年成為人民幸福感最高的城市，這不能不說是對政府工作最大的褒獎。

三、由杭州案例引起的對于全國民生問題的思考

民生問題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問題，只有解決好民生問題才能保持社會的安定、穩定、和諧。解決民生問題重點要做到：重民生、保民生、安民生、強民生、和民生。

杭州市“以民生促民生”的做法，可以說給全國其他城市做出了榜樣，從全國來看，各級地市的民生工程項目越來越多，政府預算中的民生開支也在不斷增加，但是，民生開支加大卻并不完全意味著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一定會提高。只有政府決策和行政過程對民眾公開，請民眾參與，用民主的方式來辦理民生工作，切實做出政績，為老百姓謀利，市民才能滿意，工作才會順利。

可以說，民眾為了自身的利益，積極參與到政府運行的過程中，是民主政治的原始動力。在利益主體愈發多元化的今天，民眾參與政府治理的熱情日益高漲，杭州市政府的做法啟示我們，要想實現良好的政府治理，就應該積極回應民眾的參與要求，將這種參與轉化為政府創新的原動力，切實保障百姓履行知情、參與、監督的權利，共同實現社會的和諧繁榮，保證民生事業的欣欣向榮。

參考文獻：

【1】《2009年度浙江省民生指數與民生評價報告》，2009年

【2】《公民參與與公共民生問題的解決:對杭州實踐的研究和思考》，余遜達，浙江社會科學，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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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向傳播媒介。在以往政府發展過程中，傳播的主要途徑是報紙、電視以及廣播，并且在政府公共關系中，這些傳播媒介發揮重要作用，在傳播信息、宣傳方式方面，單向傳播為政府公共關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礎。伴隨信息化時代的到來，雖然傳播媒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報紙仍舊占據重要位置。但是，在政府公共關系建立過程中，通過報紙進行宣傳，也存在很多缺陷。例如，報紙實效周期較短，在編輯報紙過程中，會帶有編輯的主觀色彩，無法確保報紙的客觀性等等。

（3）雙向傳播媒介。社會化媒體時代的到來，為政府公共關系的形成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相比于單向傳播媒介，社會化媒體具有很多優勢。例如，政府與人民群眾的交流機會逐漸增多，以及政府信息透明度提高。微博時代的快速發展，為人民群眾參政議政提供了便捷，使人們能夠及時關注政府微博動態。

（4）服務型政府。服務型政府的建立，是確保政府公共關系的關鍵，并且在建立的過程中，應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明確政府自身應當承擔的責任。因此，在政府公共關系開展過程中，應充分認識到政府服務理念的重要性，服務理念能夠為公共關系的開展指明方向。社會化媒體的實現，溝通是其主要媒介，相比于傳統媒體，社會化媒體能夠發揮人民群眾的監督職能。

二、社會化媒體時代政府公共關系優化策略

（1）轉變觀念。首先，在政府公共關系建立過程中，政府主體應轉變以往觀念，樹立政府的服務理念，以滿足人民群眾不斷變化發展的需要。并且在公共關系活動過程中，積極引導人民群眾參與到政府管理過程中，與人民群眾經常進行交流與溝通。其次，充分利用社會化媒體的優勢，在政府公共關系建立過程中，為使其獲得良好的傳播效果，要求公共關系主體應充分利用社會化媒體，依據活動對象的具體特點，選擇與之相適應的傳播媒介，社會化媒體時代的到來，雖然能夠讓公共關系的傳播獲得良好效果，但是，在實際開展活動過程中，政府主體應注意表達方式，以增加親和力。

（2）不斷引進新技術。首先，政府主體應不斷學習，能夠運用先進的科學技術，一個新媒介的產生，都有其自身獨特的功能。因此，為充分發揮社會化媒體的功能，政府主體應熟悉和了解各個媒體之間的優勢和劣勢。調查顯示，我國大部分政府官員，大多存在網絡恐懼心理，擔心自己發表的言語，在網絡運行過程中，會被惡意傳播，影響到自己的職業地位。因此，為適應時展的需要，政府官員應深入細致地分析社會化媒體的利弊，不斷擴展溝通渠道，建立健全溝通、協調機制，積極主動地學習新興傳媒技術。其次，轉變以往行政觀念。社會化媒體的實現為政府公共關系傳播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政府官員應認識到在線服務的重要性。例如，奧巴馬成功當選美國總統，社會化媒體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奧巴馬進入總統最后競選環節時，相關微博數據顯示，他的粉絲已經超過了310多萬，這為奧巴馬的成功當選奠定了良好基礎。

（3）建立良好的網絡環境。首先，政府主體應保持與人民群眾交流的暢通性，確保政府公共關系的順利開展，從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出，經常進行溝通，政府主體能夠及時了解人民群眾的需求，依據人民群眾存在的實際問題，采取與之相適應的解決對策。其次，社會化媒體的實現，政府能掌握社會輿論的主動權，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政府具有一定的權威性，能夠掌握社會輿論的主動權。政府在應對社會輿論過程中，應積極主動參與到社會化媒體議程過程中，如果遇到不利于公共關系的社會輿論，政府應隨時與人民群眾交流，引導社會輿論朝向健康的方向發展，以建立良好的網絡氛圍。最后，利用社會化媒體，建立健康的網絡文化。伴隨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網絡環境是人們生活中的虛擬空間，一個良好的網絡環境，有利于社會朝向健康的方向發展，但是，由于多種因素限制，社會化媒體存在的缺陷，會為網絡環境帶來消極的影響，通過利用用戶匿名性特點，在網絡中，傳播不健康信息。例如，鳳姐事件，使人們的審美標準降低。因此，在網絡環境建設的過程中，政府公共關系能夠指引其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有利于建立健康、文明的網絡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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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社會公共服務的供給方面城市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空間布局不合理。由于歷史和體制的原因，城市各級政府在職能實施中仍不同程度存在著以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為重，偏好參與市場經濟活動，對關系城市居民生活的社會性公共服務缺乏足夠的重視，供給不足，存在明顯的“擠出效應”.同時，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城市發展呈現出一個顯著的特征，即城市區域面積不斷擴大，但老城區人口聚居效應并沒有減弱，新城區人口的分流作用沒有顯現。

(二)城市信息化程度不高，智慧城市需進一步發展。城市社會公共服務信息化是我國智慧型城市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目前，各地智慧型城市建設步伐逐步提高，但是就城市社會公共服務信息化來說還處于起步階段，各地的信息網絡建設參差不齊，信息網絡建設滯后，社會公共服務信息資源尚未能有效整合，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機制也未建立。

(三)社會公共服務人才總量缺乏，質量不高。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人力資源是公共服務資源供給和配置的重要內容，也是現代城市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長期以來，由于我們對社會公共服務發展缺乏足夠的重視，在社會公共服務人才培養方面，雖然有不少地方組織和公益性組織做了諸多工作，但是整體上人才培養意識還比較單薄。

(四)多元主體參與城市社會公共服務供給亟待制度創新。首先，政府在城市社會公共服務中“選擇偏好”依然嚴重。其次，社會組織自身參與動力不足。第三，社會資金介入不足。當前，我國城市公共服務的運營資金主要靠政府的財政投入，企業和個人參與較少，這一方面導致了城市公共服務對政府的過度依賴，另一方面也導致了城市公共服務資源的運行效率。

二、城市社會公共服務統籌管理和政策銜接的制度設計與創新

(一)城鄉一體化的社會公共服務治理。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的“共同繁榮”,一是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公共服務項目對接制度?？梢圆扇〗ⅰ皞€人社會公共服務賬號”和“全國性社會公共服務項目目錄”,兩者相結合，突出個人在所在區域的貢獻程度、發展特征以及地區對相應人才的吸引，廢除地域之間的限制，保障公民基本社會權利的實現;二是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公共服務運行機制。區域之間由于發展程度的不同，社會公共服務的標準也有所差別，特別是在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等方面，可以建立相應的“政府補助基金”,緩解由于區域差異所帶來的不同待遇。三是打造社會公共服務城鄉一體化的治理平臺。發揮政策的引導作用，在城鄉之間進行社會公共服務的統籌規劃和布局。四是打破城鄉分割的戶籍壁壘。消除戶籍決定身份等級的功能，對戶籍制度進行實質性改革，徹底剝離依附在戶籍制度上的各種福利，真正做到城鄉居民公平的享受各項社會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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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民工荒的現狀

中國是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然而，在2004年卻遭遇了嚴重的“民工荒”寒流，其原因是由于農民工自身科學文化素質較低，與市場脫軌，滿足不了企業用人經營需求，導致東南部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中小民營企業出現“招工難”現象。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政府高度重視，通過修訂了《新勞動法》，制定相關的勞動保障制度等措施，保障農民工的權益，努力解決“民工荒”問題。但至今效果不盡人意。

農民工是我國各行業的主要人力資源。2010年，據中國社科院的一份調查數據顯示，目前，全國第二產業就業人員中，農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業占68%，建筑業占80%；在全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農民工占52%；城市建筑、環保、家政、餐飲服務人員90%都是農民工。

但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社會保障，世界各國經濟放緩。而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主要是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制造業不可避免的遭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就業問題加劇。

來自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全國103個主要城市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從金融危機期間的0.85，大幅回升至0.97，接近2007—2008年的歷史最高點。

而“民工荒”問題進一步凸顯，據安徽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統計顯示，截至2010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過50人的企業達2300余家，缺工總數達到25萬人。

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公布的人力資源市場供求狀況數據分析報告顯示，2010年江蘇省轄市各類就業服務機構招聘崗位170.44萬個，相比上一季度增長1.15%。與此同時，進入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和職業中介服務機構進行登記的各類求職人員149.64萬人，減幅4.51%。

湖北省勞動就業管理局披露，今年湖北省勞務輸出人數預計將縮減10%～15%，減少外出人員至少100萬人，湖北省內的用工缺口約有60萬人。

重慶的有關數據顯示，有430萬農民工在外地區就業，而今年重慶市內的企業對勞動力需求將增加55萬，也出現大面積“用工短缺”。

廣東省有關數據顯示，廣東省用工缺口達200萬人以上，其中電子、帽鞋、服裝等制造業普工需求達80%。

另據媒體報道，號稱“鞋都”的溫州企業普遍缺工也很明顯，“以成衣、制鞋企業為例，普遍存在10%至20%的用工缺口。

嚴重的民工缺口對我國的中小企業造成嚴重打擊，企業招不到員工，接下的定單無法完成，效益下滑，一些企業被迫關閉部分工場，以應對金融危機。

顯然“民工荒”問題已成為了加劇我國社會矛盾，制約我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一大癥結。是當前擺在政府面前的一項艱巨任務，解決其問題刻不容緩。

二、導致民工荒的原因

1、農民工收入水平低下，而進城生活成本過高。

我國當前經濟通貨膨脹高達6.5%。生活方面，食品，肉類，蔬菜等生活必須品出現較大幅度上漲；居住方面，國家為了打壓房價社會保障，限購、限貸等政策陸續出臺。政府頻頻出招，卻屢屢失手，鏟草除不了根，治標治不了本。房價呈現出剛性上漲。受其影響，房租也出現大幅上漲論文提綱怎么寫。

生活必須品及房租的價格上漲，直接剝削了收入水平低下的農民工，加重了他們在城市生活的負擔。以浙江省為例，目前，外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在浙江省一個月工資在2000元左右。按照浙江省金華市的生活水準，一位農民工的生活支出為：租房200～350元，吃飯360～450元，其他開支，如水費、電費、交通費大約300～400元[1]。除去各項開支外，一個民工每月收入只剩下一半。而一旦農民工有子女上學或生病住院，農民工的收入將所剩無幾。甚至還會出現舉債的窘境。

在嚴重通貨膨脹的經濟環境壓力下，農民工進城務工所付出的成本實在過高。有項調查表明84.2%的農民工都覺得“城里的生活成本太高而收入水平太低”。因此，大多數農民工趁著農副產品價格上漲的機遇，回流農村，留守一畝三分地，種些農產品，增加收入。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機會成本遠遠大于務農的機會成本。所以，農民工不愿意融入城市，導致“民工荒”。

2、農民工的生存條件差，權益得不到保障

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的大多數中小企業國際訂單減少，國際市場出現了萎縮。企業面臨著較為嚴重的生存危機。企業工作條件差，工作環境惡化等問題普遍存在。雖然《新勞動法》規定了農民工最長工作時間及對加班加點進行限制。但長期以來，農民工面臨著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工資待遇低的老大難問題得不到很好地解決。農民工的基本權益依然得不到有力的保障。據勞動部們調查顯示：44.2%的農民工勞動時間在9到12小時，10%的農民每天勞動時間在12小時，52.7%的農民工休息時間在4天以下，22.6%的農民工根本沒休息過一天。而農民工的收入極低，月收入500元的農民工占到了15%，500到1000元占58%，1000以上的占27%[2]。

同時，雖然政府一直三令五申不能拖欠農民工工資社會保障，但至今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依然嚴峻。2007年政府責令用人單位為791萬名農民工補發工資待遇62億元，2008年為689萬農民工補發工資待遇83.3億元，2009年為93.5萬農民工追回被拖欠工資10.66億元，2010年又為70.83萬名農民工補發托欠工資及賠償金10.77億元[3]。農民工是低收入困難群體，自身的利益又被侵害。使得農民工進城務工所付出的成本遠遠超出了收益，得不償失。“民工荒”現象進一步惡化。

3、對于農民工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

農民工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一直從事著繁重、骯臟甚至工傷風險較高的工作。農民工理應公平享受城市的社會公共福利；需要政府、企業給予醫療、失業、生育、子女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的保護，降低農民工在城市生活、居住、事業、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風險成本。但由于地方性法規不完善，農民工的維權意識薄弱，政府對企業依法組織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費的強制力度不夠。使得大多數企業對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沒有很好的落實，將農民工排除在保障體系之外。2010年企業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的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為7.6%、21.8%、12.2%、3.9%和2.3%[4]絕大多數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沒有得到保護。農民工在城市生存，自身還要承擔著巨大的風險。嚴重的削弱了他們融入城市的歸屬感和安全感。導致了“民工荒”

從另一角度來看“民工荒”的出現是農民工對企業、社會不負責任的侵害其合法權益及福利，受到不平等歧視的反抗。呼吁勞資關系步入健康的正軌，期盼社會公平，促進和諧發展。

三、解決民工荒及促進我國企業轉型的措施

1、政府要降低或減免民營企業的稅率及融資貸款利息。

中小民營企業是吸納農民工的主要載體，而大多數的中小民營企業的產品以出口為主。產品無自主知識產權，技術含量低，無品牌優勢，產品的附加值極低。企業的利潤只有3%到5%之間。其中，企業微薄的利潤還得承擔水費、電費、工人工資等生產成本。大多數中小民營企業經營發展極其艱難。而政府征收民營企業的稅率高達17%，營業稅高達13%。加重了企業負擔。企業要改善民工的生活條件，提高農民工工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同時，政府為了打壓物價，回籠資金抑制住通貨膨脹，政府連續提高存貸款利率及出臺加息政策。增加了中小民營企業的還貸成本及融資成本。甚至使得企業融資渠道發生斷裂。出現中小民營企業“倒閉潮”現象。我國制造業環境出現了惡化。

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韓國也出現了“民工荒”的棘手問題。而日本、韓國政府在政策上減免中小企業稅率，并給予中小企業較低的貸款利率。降低企業生產及融資成本。使得大多數的中小企業抓住其機會，大搞動漫、數碼、IT產業科技創新。企業自主的進行產業創新調整，最后真正的擺脫了過去主要依賴廉價的動力來支撐企業存活的弊病，努力實現企業產業升級，由勞動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論文提綱怎么寫。為日本成為一大工業強國奠定了基礎，而韓國的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日本、韓國的成功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鑒。政府如能減免企業稅率，這不僅能減輕企業的壓力，使企業節省更多的資金搞研發，提高科技水平。同時，企業的稅率減輕，則生產產品成本便會下降。物價就會趨于平穩社會保障，農民工進城打工的成本下降，則“民工荒”的問題會得到緩解。同時，政府如給予企業降低貸款利率，則企業的融資壓力降低，資金得到充足快速運轉，將提高企業利益，促進企業轉型。

2、完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的各行業中，農民工自身承擔著巨大的職業風險，而社會保障不完善問題，一直是制約農民工融入城市，造成“民工荒”的瓶頸。因此，政府應針對農民工，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首先，政府要降低繳納各種保險費率，減輕企業及農民工繳納費用的負擔，同時針對于農民工的失業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工傷保險等費用，根據不同行業的事故風險程度，可以實行階梯型保險費率。一部分由企業承擔，另一部分由國家財政支持。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降低農民工進城務工就業風險，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其次，針對農民工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農民工疾病醫療保障制度。解除通貨膨脹導致物價高，房租漲，看病貴，看病難等問題對于農民工低微收入的壓力，保障農民工的基本生活及基本醫療問題；最后，加大對農民工的法律援助，規范企業用工。農民工的法律意識非常淡薄，外出農民工與用人單位或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非常低。如建筑行業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高達74%，批發業零售業、住宿餐飲業；服務業和制造業，沒有簽訂合同的農民工分別為66%、65.2%、63.9%、49.3%[4]。

一旦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農民工常常維權無路。因此政府應對農民工進行法律知識教育宣傳，提高農民工的法律意識。同時，要求所有用工單位或企業均須與農民工依法簽訂勞動合同法使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避免不公平待遇。而一旦農民工的權益受到侵害，農民工請求法律援助，政府要一律無償提供。

3、加大對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

過去企業所追求廉價勞動力的發展模式已呈現出邊際報酬遞減的窘境。技術型人才是企業立足于未來激烈市場競爭社會保障，提高企業經濟效益，推動企業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而農民工雖是人力資源重要的組成部份。但農民工自身的文化知識，科技水平達不到企業產業升級所需要的中高端技術型人才的要求，造成農民工被市場淘汰，導致了“民工荒”。

因此，政府應站在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角度，加大對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投資，聯合高職、高專院校興辦培訓中心，形成以市場為導向，培養高新技術型人才，促進就業的培訓體系，無償對農民工進行就業技能培訓、職業崗位培訓。提高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素質，使1.4億的外出農民工轉化為企業優秀的人力資源，提高企業資本技術構成，打破企業低附加值的傳統勞動密集局勢，增加企業效益。

加大對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投資即可以解決民工荒的問題，又可促進產業升級，實現“雙贏”的局面。同時，農民工如能擁有一技之長可降低在城市的生活、就業風險，提高農民工融入城市的信心，推動城市化進一步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浙江在線新聞網站【OL】zjnews.zjol.com.cn/05zjnews/system/2011/02/24/017318712.shtml

[2]劉威.“民工荒”成因【J】.消費導刊2010

[3]潘家華,魏后凱.中國城市發展報告【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8 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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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遭遇到地震、泥石流、洪澇等自然災害。在應對災害的過程中，國內災害救助工作體系在不斷積累經驗，慢慢地走向成熟。但是，也存在很多有待改進的地方。

要想在自然災害救助效果方面有所提高，就必須要在救助機制、救助方法上有所改進，提高救助的專業化水平。其中，社會工作介入災后救助就非常有利于災后救助水平的提高。在國外，例如在自然災害多發的美國、日本，社會工作介入災后救助已是慣例，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形成了一套國際公認的救助模式。在國內，從5.12汶川地震開始，社會工作介入災害救助已經開始迅速發展，并且取得積極的效果，但還有很多急需改進的地方。例如，國內的災害救助制度不夠完善；社工專業人才培養起步較晚，人才稀缺，隊伍專業化水平不足；專業社會工作者對于災后救助的介入程度還不夠，沒有取得有說服力的效果；專業社會工作在災害救助方面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其作用及意義還沒有得到社會大眾的普遍認同等。其中，在社會認同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受助者的不信任；受助者的需求和接受的服務的沖突；救助者自身的存在感普遍較低；政府部門的支持力度不夠。

一、蘆山地震災后社會工作介入的現狀

1、介入主體和途徑

在蘆山地震災后救助中，社會工作者主要是依托著不同的社會工作服務組織進入到災區進行救助活動。介入的主體和途徑呈現多元化。就介入主體而言，社會工作服務組織的類型主要有以下幾種：政府背景、民間服務組織（國內和國外）、高校背景（境內和境外）。以上救助組織介入災后救助工作的途徑大致分為：政府相關部門領導、民政部門注冊批準、高校合作等幾個主要方式。

2、介入領域

在蘆山地震災后救助工作中，社會工作服務開展順利，在很多方面都取得積極的效果。其介入的領域覆蓋面已經比較廣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災害救助、心理支持、能力促進、社區發展、醫療康復等。

在救助過程中，社會工作的介入強大了救助隊伍，豐富了救助服務的內容。從精神、物質上都為受災群眾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在取得救助成果的同時，社會工作救助服務面臨的社會認同問題還存在不少。

二、面臨的社會認同問題

1、遭遇到受助者的不信任

首先，是受助者特殊的經歷。由于地震災害的影響，受助者自身和周圍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心理和生理上都遭受到巨大的打擊。強烈的安全感缺失，讓受助者很難輕易地接近陌生人，這對于社會工作服務的開展帶來很大的阻力。社會工作服務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服務。服務的順利開展不僅要求社會工作者有較高的專業素質，也需要受助者在心理、行為上各方面的配合。

其次，是受助者對社會工作的不了解。在國內，社會工作的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從相關理論教學上來看，開展力度還不夠。從社會工作實踐上來說，即使在香港、廣州等經濟發達的城市，其工作的開展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內地的社會工作開展覆蓋面不足，民眾認可度不高問題更為突出。蘆山地震災區地處偏遠的西部，絕大多數受災群眾對社會工作了解甚少，幾乎是聞所未聞。面對提供救助服務的社會工作者，受助者很難信任并給與配合。

2、需求和服務的沖突

受助者和服務者之間有一個需求和滿足需求的關系。在現階段災后救助的工作中，社會工作者提供的服務和受助者的需求上有一定的沖突關系，這種沖突更多是由受助者的認知水平引起的。在物質需求方面，社會工作者可以鏈接各種物質的提供、資金的注入，為受助者提供災后急需的食品、生活用品、醫療設備、重建資源等。對于物質提供的服務方面，受助者非常配合、積極。但是，針對受助者的不同需求，社會工作者會提供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服務。在精神需求方面，是社會工作者提供服務的一個重要環節，但卻是為受助者最不重視的地方。這主要關系到受助者自身的文化教育、認知水平。比如，針對災后兒童的心理重建問題，社會工作者可以從專業的角度提供心理支持、社會支持網絡重建等服務。但是，在受助兒童家長的角度來看，處于學齡期的兒童需要的是學習方面的支持。父母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子女在學習上提高，而忽略了災害對兒童精神層面的嚴重影響。

3、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不足

開展災后救助工作的社會工作者大多是外來人員。救助工作的開展需要受助者的配合，更需要當地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

由于目前社會各界對專業社會工作了解甚少。而像蘆山這一類災害發生地大多地處偏遠山區，政府部門及社會各界對社會工作的認知度非常低，致使災后社會工作服務的開展得到的支持非常有限。另外，社會工作沒有被政府納入災后救助體系當中，政府也沒有主動與專業社工機構形成有力的合作。相比國外的服務購買模式，政府對社會工作服務則很少購買，使得社會工作服務在災區的開展存在很多困難。很多社會組織在開展活動的過程中，常常感到缺乏生存空間。在實際的活動開展中，當地政府大多持觀望態度。社會工作者沒有實質性的權力，很難參與到正式的救援系統中。這樣一來，社會工作專業的工作方法，如針對社區發展的工作開展起來就非常困難。這些阻力的存在，直接影響到社會工作功能的發揮和作用的充分體現，而這種情況再次反過來影響政府對災后社會工作服務功能和作用的認識。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社會工作開展阻力大——功能發揮不足——社會認可度低——政府支持不足——社會工作開展困難。

三、改善途徑

面對以上災后社會工作中存在的阻力，想要改善災后社會工作面臨的社會認同問題，我們需要從客觀和主觀雙方面去改進。通過對蘆山震后開展的社會工作服務的現狀和問題進行分析，借鑒相關研究成果，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對策建議。

1、加強社工隊伍建設、提高專業化水平

要獲得群眾的信任和支持，除了一些客觀的條件之外，更需要的是社會工作隊伍自身服務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做好分內工作的基礎上，才能獲得受助者的肯定。同時工作的成效有助于提高工作人員的信心，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員的自我存在感。有了信心、成就感，進一步促進工作水平的提高，這是一個良性循環。

要加強社會工作隊伍的建設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需要做到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培養更多的相關專業人才。例如，一線的社會工作服務人才、社會工作督導人才、社會工作機構管理人才、社會工作研究型人才等。第二，加強專業隊伍的建設。一個專業的團隊，需要把各類專業人才糅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協作的整體。這樣才能從一線服務的開展到機構、團隊的管理運行和后勤的保障上有效地展開，盡可能地避免目前國內救災隊伍中常見的專業技術問題、組織無序問題。我們需要這樣一支組織有序的專業團隊，在重大災害發生時，擔當起災害評估、介入方案擬定和實施、專業督導等任務，從專業技術層面更好地保障災害社會工作開展的成效。

2、各地要開展適當的宣傳，培養當地社工人才

在當下的多媒體時代，信息的傳播迅速。面對廣大民眾對于社會工作的認知缺乏，社會工作者在做好分內工作的同時，對于工作成果可以開展適當的宣傳活動。例如，加強電視新聞媒體對于災害社會工作開展的報到，利用微博等途徑進行適當宣傳。這是一種正能量的傳播，既可以宣傳災害社會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又可以讓社會各界對災后救援工作有所了解，讓心系災區的民眾看到自己所奉獻的物質、經濟支持在災后救助活動中取得的成果。這樣一來，加強了整個社會對于社會工作的認識，讓受助群眾看到社會工作在災害救助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從而增加對社會工作者的信任度，更好地配合相關工作的開展。

此外，在近年來災害救助工作的實踐中，社會工作服務組織在個人、家庭、學校、社區等領域取得了豐富的工作經驗，形成了一定程度上“本土化”的服務特色。社會工作來源于西方，國內災害社會工作大多是借鑒國外的理論和實踐經驗，主要依靠的實踐者都是“本土力量”。因此，加強本土人才隊伍的建設是急需的。在開展救助工作的同時，專業社會工作者可以培養當地的工作人員。這樣既擴大了救助隊伍，又起到一定的宣傳作用。這種培養當地人才的思路有助于提高社會工作服務的長期性、穩定性，避免專業隊伍撤離所造成的影響。

3、加大相關制度性建設

目前，社會工作還沒有被列入政府災后重建的相關規劃中，政府也沒有主動與相關機構形成有力的合作。面對如此困境，可以從以下方面來進行改善：

第一，健全相關法律、政策支持。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災害社會工作的開展一直處于領先水平。這不僅因為其相關理論發達、專業隊伍實踐能力過硬，國家從法律、政策上的支持也是關鍵的一個環節。例如，在日本，所有的防災、抗災活動都是有法律為依據的。其相關法律體系從災害預防、防災規劃、災害緊急應對到災后重建都有覆蓋。

為了社會工作在災害救助工作中的開展有法可依，社會工作者的權力有所保障，減少不必要的阻力，相關法律的完善就勢在必行了。

第二，將社會工作納入國家災害救助體系。從宏觀層面來看，出臺相關政策規定，將社會工作納入國家災害救助體系，有利于形成以政府主導、社會廣泛參與的格局。從而做到災害救援工作的有序開展、統籌兼顧。同時，明確了社會工作者在災害救助中的角色、地位，保障了社會工作者的相應權力，以便社會工作者更高效地參與到災害救助工作中。

第三，形成政府與社會工作服務組織之間的合作關系。在香港、廣州等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模式已經比較成熟，并且運行良好。在內地，這種購買服務的合作模式可以作為災害社會工作的借鑒。從過往幾次災害社會工作的經驗來看，社會工作服務在災區的開展彌補了政府部門相關工作的不足。但是，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的生存面臨著資金短缺的問題。在救助初期，社會各界的資金、物資注入相對充足。但一段時間后，隨著社會關注度的減少，服務機構就面臨著資金短缺導致的生存問題。如果有政府部門購買服務的資金保障，社會工作服務的開展會更具有可持續性、穩定性。

由此看來，形成政府和社會工作服務組織的合作關系，有利于雙方各盡所能、整合資源，從而更高效地推動災害救助和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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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涉“黃賭毒”現象突出，主要存在聚眾賭博、站街招等問題，群眾反映強烈。對此，辦事處協調轄區派出所多次開展專項集中整治，也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存在整治過后，“黃賭毒”現象容易死灰復燃的問題。

二、存在問題的主要原因

（一）“價值觀”錯位，貪圖享受。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的飛速發展，人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發生了錯位。一些人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通過各種手段獲取到了大量的物質財物，他們往往“飽暖思欲”、不追求高雅文明健康的精神生活，而是貪圖驕奢逸、腐化墮落的生活方式。

（二）“利益觀”驅動，鋌而走險。由于有了“黃賭毒”的消費群體，大量從事“黃賭毒”經營的場所應運而生，并在“利益觀”的驅動下，有愈演愈烈之勢。經辦事處和轄區派出所多次集中打擊整治后，該區域從事“黃賭毒”人員的行為從公開轉為地下，行事更為隱秘，并有專人在街口等部位負責望風報信。

（三）“社會觀”影響，打擊不力。由于轄區派出所警力嚴重不足，“無力”去管。該轄區有常住人口36000余人，流動人口10000余人。轄區派出所鎮江寺派出所現有警力17人，40歲以下民警僅5人，50歲以上民警5人，年齡結構老齡化，加之轄區事務繁忙，民警長期超負荷工作，導致管理上“心有余而力不足”。社區、梨園街的建筑大都為老舊的開放式小區，社區內小巷四通八達，居住人員情況復雜，治安情況復雜，也為管理帶來了不少難題。

三、整治工作開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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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霞，廣西壯族自治區交通運輸廳財務處主管會計，長安大學交通運輸規劃與管理工程碩士。廣西南寧530022

[中圖分類號]F5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1)10-0038-03

2010年底，我國公路總里程已達到398.4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7.4萬公里，農村公路通車里程達到345萬公里，以“五縱七橫”國道主干線為重點的國家公路主骨架建設基本完成，全面緩解了長期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交通“瓶頸”狀態。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實施的收費公路制度對我國公路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我國公路建設用20多年時間就走過了發達國家一般需要40年才能完成的發展歷程。盡管收費公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不意味著收費制度得到了社會公眾的廣泛認可，特別是最近媒體上甚至出現“路橋收費再現暴利神話，利潤超過房地產業”、“物流業內認為路橋費成為物流發展瓶頸”、“政府應從路橋利益中抽身，取之于民用于民”等觀點，再度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收費公路政策的質疑。

筆者認為，收費公路存在的諸多問題或許與收費信息公開程度有限、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收費公路政策過于原則、各地在政策執行上情況不一、政府監管不到位等原因有關。但是看待公路收費問題應持理性態度，不能因為收費公路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就否定收費公路制度存在的必要性。政府部門應該做的是正視收費公路存在的問題，并通過提高政府對普通公路的財政投入、完善政策、加強行政監督等方式加以解決，緩解因此引發的社會矛盾，促進收費公路健康發展，繼續發揮其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先行官作用。

一、收費公路制度的必要性和意義

(一)　收費公路促進公路發展

收費公路對公路建設發展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中國高速公路從0到74000公里，位居世界第二，其中95％是依靠收費公路政策、法律建設的，完全靠財政出資建設是不可能完成快速發展的任務并取得如此成就的；--是中國的普通公路(其中包括農村公路)從改革開放前的70多萬公里發展到現在的390多萬公里，主要靠行政性規費和財政支持建設，如果收費公路占用這一資金，公路里程是不可能快速增長的，因此，收費公路支持了普通公路的發展；三是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公路技術等級主要是三級以下公路，只有少量的一、二級公路?，F在從高速公路到一、二、三、四級公路都有，其中61％的一級公路、42％的二級公路是靠收費公路政策、法律建成的，因此，收費公路促進公路結構更為合理。

(二)　收費公路推動政府明確義務

公眾對收費公路的不認可主要是認為公路是社會公共物品，應該由政府部門通過財政資金安排來提供，而不應該通過市場進行配置。由于經濟、歷史、文化的多種原因，公眾道路需求與政府義務始終沒有劃定分界。收費公路政策、法律的出現，促進了政府明確自身的義務：建設養護普通公路是滿足公眾人人享有交通權的普遍，政府承擔資金保證義務；建設養護收費公路是滿足快速和舒適交通的選擇，由選擇的社會成員承擔費用。

(三)　收費公路有利社會公平

政府財力的本質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財富，應用于建設養護公路時必須要兼顧公平、效益和效率。何謂公平、效益和效率?就是兼顧有車人與無車人的利益，如用大量政府財力建設公路，可能形成有車人無償使用無車人的財富。還要兼顧特殊需求與一般需求的利益，如使用政府財力養護北京機場路，可能形成用不乘坐飛機的公眾的財富去滿足高消費的航空乘客的需求。收費公路政策、法律將公路分成不收費的普通公路和收費的高等級公路，由政府財力和社會成員分別負擔，是這兩個兼顧的典范，從這個意義上講，收費公路促進了社會公平。

(四)　收費公路促進交通事業發展

中國已經步入機動車出行時代，由此所產生的交通擁堵、事故、環境污染等也不可避免。由于土地和能源是有限的，因此改善和保障交通安全暢通是世界性難題。如何發展高效交通，國家出臺了許多政策、法律，其中都包括了收費公路。這是由于當某種產品成為稀缺時，反映價值規律的價格杠桿必然會產生。以北京機場路為例，如果取消收費則可能將其變成又一條擁堵不堪的京順路，通過收費減少對路的需求，保障了急于趕飛機的乘客有一條尚能通行的公路，從這個意義上講收費公路促進了交通安全暢通。

二、收費公路存在的問題

2009年1月1日國家實施成品油價格和稅費改革，規定取消公路養路費等六項交通規費；逐步有序取消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收費。截至2009年5月1日，中東部12個省份已經全部取消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收費，涉及公路里程7.08萬公里，共撤銷收費站點1263個，占全國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收費站總量的65％。西部欠發達地區將由各省、自治區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是否取消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改革實施后，引起公眾爭議的收費公路等級不合理的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然而收費公路仍存在以下幾點不容忽視的問題：

(一)　部分收費公路尤其是經營性公路收費標準過高。收費期限過長

在我國東部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利用收費公路政策發展公路建設事業較早，但同時由于我國收費公路制度建設滯后等種種歷史原因，存在著經營性公路收費標準偏高、收費期限過長等種種問題。以廣東省為例，廣深高速公路曾經因為高速公路超期限收費被告上法庭，并爆出驚人的利潤：1997～2009年廣深高速收取通行費累計超過300億元，是初始投資122億元的近2倍。這個數據并未考慮公路的運營養護成本和相關稅費、管理費用，因此結論未免有誤導公眾之嫌，而收費公路信息不夠公開也是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之一。另一個例子三水大橋是佛山市三水區一座橫跨北江的特大斜拉式橋梁，始建于1993年，1996年1月正式通車。從通車時的1996年到2049年，收費時間長達55年。截至2010年，該大橋扣除全部初始投資及經營管理稅費后已實現凈利潤7000多萬元，在到期的2049年以前的39年內預計將實現14億元的利潤。盡管如此，不同收費公路因地理位置、技術標準不同，經營情況也不盡相同，例如廣東省西部的部分經營性公路也存在入不敷出的現象。200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收費公路管理條例》第十四條規定：經營性公路的收費期限，按照收回投資

并有合理回報的原則確定，最長不得超過25年。國家確定的中西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經營性公路收費期限，最長不得超過30年。對于從1984年開始實施利用收費公路政策發展公路事業的行為來說，2004年頒布的《收費公路管理條例》不免顯得有些姍姍來遲，況且對經營性公路的收費期限及收費標準的規定過于原則，對于合理回報的規定也過于籠統，對過去存在的不合理收費期限及標準問題也沒有明確規定。在這些存在問題上，既有歷史條件的原因，也有政府方面的責任，還有制度方面的原因。

(二)　收費公路經營權轉讓不規范

2008年2月27日審計署第2號公告《18省市收費公路建設運營管理情況審計調查結果》中對收費行為的不規范問題提到：“部分收費公路經營權轉讓不規范”，具體行為包括：地方政府越權和違規審批經營權轉讓項目；經營權轉讓程序不合規，一些項目招投標流于形式，不經評估或壓低轉讓價格等對外轉讓，造成國有資產損失。

(三)　收費資金管理不規范

部分地方政府還貸公路的通行費收入被擠占挪用的現象時有發生，個別地方的收費成本較高，收費公路營運管理費用開支比重較大，甚至存在收費養人的現象。

(四)　部分地區收費公路債務負擔過重

一些地方政府因財力有限，對公路建設的投入很少，過度依賴“收費還貸”政策建設收費公路，造成收費公路規模過大，債務負擔偏重，在隱含償債風險和資源風險的同時，產生負面社會影響。在欠發達的西部地區，地方財政實力薄弱，一般財政預算支出遠遠超過一般預算收入，財政支出主要依賴于中央轉移支付。按照公路水路交通行業發展統計公報提供的數據，2003-2008年我國公路建設資金構成中，通過貸款形成的投資占公路建設總投資的平均比例為40％左右，西部落后地區比例遠高于這一數值。西部地區由于經濟不發達，車流量及當地物價水平等因素，大部分地方政府還貸公路的通行費收入扣除運營養護費用后通常不足以償還債務利息，更談不上還本，通常需要借新還舊償還本金，造成了政府還貸公路的債務規模越滾越大。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對地方政府性債務要進行全面審計，表明了國務院對有些地方政府過度舉債問題已經引起了高度重視。目前西部地區的公路建設債務問題已非常突出，由于政府還貸公路還貸能力的削弱以及國家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市場化發展，導致債務速效風險進一步加大。

三、解決現階段收費公路存在問題的幾點建議

(一)　加大財政對普通公路的投入力度

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財政收入翻了20倍，國家財力日漸雄厚，僅2003年至2008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就由21715億元增加到61317億元。建議國家可以將每年中央財政增量的一部分用于農村公路建設，特別是在政策上和資金上對西部不發達地區傾斜，以緩解西部地區債務過重的風險以及縮小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各地方政府也應該充分認識到公路建設對當地經濟發展帶來的作用，明確政府在公路建設中的義務，切實加大財政對公路建設資金的支持力度，逐年增加公路建設的財政投入比重，減輕車輛通行費對社會公眾的負擔，真正做到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二)　建立規范并具有操作性的公路收費特許經營制度

要解決由于政府還貸公路過度利用貸款修建公路出現的債務負擔過重、銀行風險等問題，公路收費特許經營制度無疑是一種較理想的方式。我國在福建省泉州市刺桐大橋、湖北襄荊高速公路和廣西興業至六景高速公路等公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試行了“BOT”模式取得了成功，但該模式的推廣還存在法律、政策不到位，投資風險較大等障礙。因此，建立規范并具有操作性的公路收費特許經營制度，消除因政策、法規制度不健全帶來制約發展的不利因素，是當前政府部門亟需研究解決的問題。

(三)　解放思想，拓寬公路籌融資渠道，引入民間資本

交通運輸部財務司原司長許如清同志在2009年全國交通運輸財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要研究探索鼓勵民間資本以多種形式參與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制度和機制。研究探索將中央投資作為項目補助資金吸引民間資本投入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的機制。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可考慮將政府投入僅作為補資金處理不追求回報，民間資本在扣除政府補助資金后，只考慮自身部分的收益，不考慮政府資金的收益，這樣使本來不具備財務效益的收費公路建設項目變得相對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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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中旬，《天天315》節目連續報道家樂福玩價簽戲法，欺詐消費者，引起國家發展改革委的高度重視；2011年3月下旬，聯合利華多次通過媒體發表漲價言論，這些行為引發了部分城市發生日化產品搶購，擾亂市場秩序。以上兩個事件在2011年都引起了較高的社會關注度。筆者認為，在華跨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弱化有加劇的趨勢，必須及時采取措施對這種行為予以遏制。

一、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

“公司社會責任”是20世紀人類經濟活動高度發展后提出的一個全新概念，1924年由美國人謝爾頓在《管理的哲學》一書中最早提出。他明確地提出企業除了追求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利潤外，還應該承擔相應的社會成本即社會責任。隨著近年，環境保護和消費者保護的呼聲越來越高，公司社會責任受到了高度的關注。

所謂公司社會責任，是指公司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還應當最大限度地關懷和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包括消費者利益、當地社區利益、環境利益、社會弱者利益及整個社會公共利益等內容，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權尤其是社會權，也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的權利和利益。喬治?恩德勒在《面向行動的經濟倫理學》一書中指出，企業的責任應該包括經濟責任、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等三個方面，只有做好上述三個方面責任的企業才是一個平衡的企業。

二、在華跨國公司社會責任弱化的表現

（一）行賄形式多樣化

商業行賄屬于不正當競爭，擾亂公平原則。大多數國家都將其列為打擊對象，如美國專門設立了《海外反腐敗法》，禁止一切賄賂行為。我國商業賄賂行為本就比較常見，跨國企業本應憑借雄厚的實力和先進的企業文化來凈化東道國市場，現在卻打著適應中國國情的幌子，進一步惡化了中國的商業公平環境。2010年6月，強生公司被曝行賄藥監局副部級官員；同年，IBM被曝在華設有行賄基金，向中國官員提供海外旅游、娛樂和不恰當禮品等行為。

（二）涉嫌壟斷東道國市場

跨國企業憑借自身強大優勢，通過控制原材料渠道、低價傾銷、并購東道國企業、以知識產權保護為借口限制技術擴散等手段打壓東道國企業，達到壟斷目的。如迄今為止，我國大部分的食用油生產都掌握在嘉里糧油和益海糧油這兩家外資企業手上，他們大量進口美國轉基因大豆煉油，而不購買中國傳統的東北大豆，導致中國豆農生產經營難以為繼。

（三）侵犯勞工權利

在外企，違背勞動法的現象并不少見，如長期延時加班卻沒有加班費、缺乏勞動保護、歧視女工、侵占公休日、人為壓低工資等，尤其以外資生產型和加工型企業更為多見。如富士康“跳樓”事件就是極端例證。公司形象的重塑是艱難的，富士康內遷四川，仍然為招工難犯愁。

（四）利用招徠定價，玩標簽游戲

招徠定價本是企業定價策略中的一種常規形式，本意是通過一些商品的較低定價來吸引顧客光顧，進而帶動其他商品的銷售。但在一些大型的外資超市中，卻玩起了標簽游戲。如標簽上實行招徠定價，POS機結賬時卻是原價；玩數字游戲，通過人為放大或者縮小標簽上的價格數字，來誘導消費者購買等等。這些手段都是利用人們對外資超市的信任，而在結賬時忽視對價格的檢查來達到欺騙消費者的目的。

（五）制造漲價輿論，破壞交易秩序

在通脹周期里，廠家利用人們對漲價的擔心散布漲價輿論，導致消費者提前購買，從中獲利。這次聯合利華就多次通過媒體，發表“日化行業進入漲價周期”、“不排除第二次漲價的可能性”等言論。這些行為導致人們的恐慌，進而引發部分城市發生日化產品搶購的事件，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

三、遏制在華跨國企業社會責任弱化的措施

（一）借鑒歐美法律，健全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法律保障體系

法律是一個國家社會發展的基準，建立、健全法律保障體系是強化大企業社會責任的根本。歐美很早就開始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立法，如歐洲規定對轉基因食品必須要明確告知消費者，讓消費者有選擇的權利；美國通過《海外反腐敗法》，防范和打擊可能出現的企業腐敗行為。立法的初衷為了防范社會責任弱化的行為出現，當然也包括出臺嚴厲的處罰措施，在歐美，一旦企業出現違背社會責任的行為，將會受到極為嚴厲的懲罰。

相比國外動輒數千萬、上億美元的罰款，國內相關法規對這些跨國名企的約束力實在是太過于微弱，甚至根本不足以對跨國公司的失德行為構成約束。如家樂福被頂格處罰50萬，而這50萬也許僅僅是家樂福門店一天的營業額；聯合利華的200萬罰單也可以從其漲價輿論制造的搶購潮中得到報銷。法律的執行和監督不力，違法而沒有得到嚴懲，犯法得到的收益遠大于違法成本， “整頓時間短，處罰金額少” 是中國有關部門治理跨國公司企業失德行為的主要特點。

（二）加強社會公眾和新聞媒體的監督力量

跨國大企業能走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企業對于社會公眾需求的不斷滿足。我們可以發揮社會公眾這一壓力集團的效果，通過“用腳投票”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監督，同時，利用新聞媒體的敏銳嗅覺迫使跨國企業調整其經營行為從而成為其他企業的榜樣。

（三）發揮傳統道德力量，制約跨國企業社會責任弱化行為

儒家“十德”―“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勇”，“仁”意味著“仁愛，有權利就要有救濟”。儒家創始人首先認為，“恥，乃人禽之別也”，在如此認識的前提下，又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治國之道。民若“”，政與刑再多、再重，也難以抑制犯罪率的攀升?，F實生活中一旦公司或者公民能夠“有恥”和“自律”，就會自覺自愿地按照社會規范的要求調整自己的行為，社會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和諧。在華跨國企業不斷地標榜自己進行本土化戰略，那么企業文化的本土化可能更能使他們融入中國社會，得到社會認同。

（四）開展社會責任培訓，強化跨國企業社會責任

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已有30多個年頭，經過這么多年的本土化，在華跨國企業內絕大部分員工甚至是高管都已經是中國雇員了。而在一些出現社會責任弱化的外企中，中方雇員也有不可推脫的責任，他們身為中國人，但卻由于利益為外方服務，一旦價值觀出現扭曲，可能成為所謂的“香蕉人”。因此，政府或者行業協會有義務定期組織外企中的中方高級雇員進行企業道德方面的培訓，讓他們成為外企自律的有利監督力量，同時從自身做起影響周圍的人，凈化商業環境。

（五）施加政府影響力，在外企中建立工會組織

工會是基于共同利益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團體，代表勞方與資方談判，獲得相應的福利。在外資企業中建立健全工會組織，有利于增加中方的話語權，同時也能有效的減少企業對于員工權利的侵害。

在華跨國企業社會責任弱化的事件近期不斷被媒體放大，關注度不斷提升，如不及時進行約束與防范，這些所謂的“成功者”很可能會被國內眾多民營企業所效仿，進一步加劇我國商業環境的惡化，傷及我國經濟。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指出，要“著眼于增強公民、企業、各種組織的社會責任”。因此，強化公司社會責任不僅是一種企業行為，更是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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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社會合作公共服務機構

[分類號]G259.23

本課題研究重點之―便是通過考察圖書館與其他公共服務機構的信息服務銜接及互補關系，明確圖書館發展的現有合作狀況和未來戰略協作發展方向。課題組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通過預測試進行問卷初稿調整，隨之面向全國范圍的圖書館外部的社會公共服務機構(以下簡稱“公共服務機構”)正式發放問卷并借助SPSSl3.0對問卷結果進行分析。

1　問卷基本情況分析

問卷利用項目組成員的社會人際網絡進行發放，時間為2008年4月至10月，方式主要是電子郵件、紙質郵寄以及調研者實地調研當場收集數據，共發放問卷320份，有效回收170份，回收率為53.1％。

本次有效問卷的來源地區涵蓋全國22個省份(限于篇幅未列出明細表)，并具有一定的區域傾斜?？傮w上，我國北部地區、南部地區和中部地區樣本量較多，而西部地區相對較少。根據行政區劃及區域經濟發展情況分為三類，有效問卷地區分布數量是：發達地區(包括江蘇、浙江、山東、廣東、北京、上海、天津7省市)共有頻數77，占全部樣本量的45.3％；中等發達地區(河北、遼寧、河南、吉林、安徽、福建、湖北、重慶、四川、云南10省份)頻數80，占47.1％。欠發達地區(山西、陜西、青海、貴州、廣西5省份)頻數13。占7.6％。其中發達地區和中等發達地區所占比例較高。

問卷來源中，文教衛體事業和政府機構分別占55.3％和20.0％；商業機構以及科研院所分別占13.5％和7.6％；社區服務以及駐地部隊分別占1.2％和0.6％，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圖書館與各類機構的合作情況目前尚不理想。從問卷來源單位所處的行政級別看，基本上集中于縣級以上單位(地市級頻數61，占35.9％；省級46，占27.1％；國家級30，占17.6％)?？h級及鄉鎮(街道辦、社區)單位的問卷回收相對較少(縣級21，占12.4％；鄉鎮7，占4.1％；其它2，占1.2％；缺失3，占1.8％)。

2　公共服務機構的信息服務狀況分析

2.1　服務范圍與服務條件分析

本次調研結果顯示，有近一半的公共服務機構其服務范圍是“本機構人員”和“本地所有人員”。比例分別為45.3％和38.4％，服務于“本地常駐人員”和“有本地戶籍人員即可”的比例很低，僅占2.5％和1.9％。另有11.9％的公共服務機構選擇“其它”。從服務條件統計數據看：為用戶提供“無償服務”頻數70，比例占到最高41.2％；“需要登記”和“需要辦理借書證”分別頻數為55、39，比例分別為32.4％.22.9％，處于中等水平，說明大多數類似圖書館的文化服務機構還是需要―定的條件才可使用，反映了對本單位信息的保護態度?！白C件和押金都不需要”用戶提供的機構頻數為12，比例較少只占7.1％。提供“有償服務”的頻數為33，占19.4％。“需要一定押金”的頻數為13，占7.6％，將兩者合并，需要用戶付費的機構占到了27％，可見用戶獲取信息時需要付費的比例還是相當高的。值得公共服務機構思考的是：信息服務是否應收費，哪些機構、何種服務可以收費，有償服務和無償服務的界限在何處。在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這種界定既是必要的也是亟需明確的。

從各單位的對比情況來看，文教衛體事業單位的限制性條件最多，即需要辦理相關證件、交納押金或進行登記等，而且這種情況較為普遍。信息服務機構限制行為雖然有利于文獻和讀者管理，但卻提高了資源接觸門檻，降低了讀者利用的便捷性。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構中，合理配置資源，簡化服務手續，提高服務效率，應是主要的發展方向。

2.2　服務目的分析

調研數據如表1所示：

其中，為本機構人員提供信息服務依然是各公共服務機構服務的基本出發點，共計占57.6％的比例。同時，為社會公眾無償服務和為具體用戶提供有償服務的比例也分別占23.2％和15.8％，而為特殊群體或弱勢群體服務的比例則較小，為3.4％。從公共服務機構的具體性質來看。政府和文教衛體事業單位較之其它部門更關注社會公眾的文化需求，尤其文教衛體事業單位作為社會最大的公共事業組織，在社會中占有較大的比例，其服務目的能較好地兼頤機構內外人員，采用有償和無償服務相結合的方式。相比之下，科研院所面向社會大眾服務的力度還有待增強，為本院所人員提供服務占有絕對比重。值得關注的是，商業、服務企業的信息服務，其針對具體用戶開展有償服務的商業性特征在本次調研中并不顯著，而同樣是把對內信息服務作為工作的重心。可見，當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受眾面仍不夠廣泛，在思想觀念和具體行動上仍未真正實現全民平等服務。圖書館的外部合作環境在客觀匕并不理想，很多公共服務機構更為關注自身內部的信息服務滿足，而較少關注機構外社會用戶的需求，從而較難產生聯合服務或互助服務的意愿。

2.3　公共服務機構中圖書館擁有及使用狀況分析

在本次調查收回的170份有效問卷中，關于公共服務機構是否擁有自身的圖書館或類似的信息中心的調研結果顯示，有67.3％的機構回答“是”，32.7％的機構回答“否”。而在問及是否還利用過外界圖書館時，有47.3％的機構回答“是，但很少”，27.9％的機構回答“是，經?！保泄灿?4.9％的機構回答“否”或“不清楚”。進一步的數據交叉分析如表2所示：

其中，擁有自己的圖書館或信息中心的機構使用過外部圖書館的比例遠高于沒有自己圖書館或信息中心的機構，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一個機構擁有自己的圖書館或信息中心有助于增強員工的信息意識，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即使存在相當數量的各類機構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的存在仍是極有必要的，因為單純的個別機構圖書館還是難以滿足用戶的需求。

3　公共服務機構與圖書館關系分析

與圖書館合作較為密切的單位主要有學校、科研院所、政府、文教衛體事業單位等?？梢钥闯鱿嗨频姆招再|和資源優勢有助于彼此服務功能的認同，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達到資源共享及合作服務的效果。比較突出的是商業、服務企業與圖書館的合作比例很低(17.4％)。雖然在調研前已預想過圖書館與商業、服務企業的合作不會很密切，但是調查結果仍低于預期水平。大部分的圖書館合作對象仍局限于主管部門，

如政府，或者是同類型的事業單位，與外界的商業機構接觸并不夠廣泛。這些信息為構建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供了兩種思路：①借助同質性的行業合作關系，強化當前的公共文化信息資源共建共享能力；②突破行業合作，注意開拓異質性網絡，加強與商業化信息服務機構的資源互補，借鑒商業性機構的靈活的信息服務方式，提高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整體能力。

3.1合作效果分析

在具體分析與圖書館合作效果評價方面，大部分公共服務機構給予了肯定。結果顯示，有66％的單位認為與圖書館合作“很好，有助于彼此取長補短”，有近1／3的單位認為“還可以，達到了一定的合作效果”，只有3％的單位認為和圖書館的合作流于形式?？傮w而言，與圖書館有過合作的單位基本都給予了好評，這為圖書館今后擴大交流合作范圍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如表4所示，在合作單位中，政府機構、科研院所、文教衛體事業單位、學校給出的好評比例相當，商業、服務企業認為與圖書館的合作較多地處于“還可以”階段。調研數據還顯示出當前社區服務領域與圖書館的合作認識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同時需要注意避免政府機構的一般性行政指導等，以免使合作流于形式。

3.2　合作途徑分析

調研結果如表5所示：

各類公共服務機構與圖書館的合作領域重點在于“資源共建共享”，這說明資源豐富仍是圖書館的核心優勢，開展更廣泛的資源共建共享有助于促使圖書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圖書館在專業人員配備、信息資源利用、用戶服務等方面擁有較大優勢，可以為相關機構提供培訓和相關服務?！叭藛T培訓”、“業務指導”也擁有相當的比例，顯示了圖書館在這些方面的優勢。同時，各類機構也與圖書館開展有“項目合作”業務，通過協調共進、合作互補，能較好地促進合作雙方的共同發展。值得注意的是“讀者服務”尚未在合作中占有優勢。今后圖書館應加強與公共服務機構在讀者服務方面的合作。

3.3　缺乏合作的原因分析

結合圖書館事業發展的現狀可以推測，當前圖書館與外部公共服務機構，即使是同行業的各級圖書館之間，都缺乏足夠的協調合作關系。本次問卷對相關部門沒能與圖書館進行合作的原因進行了調研，結果見表6。

明確指明沒有必要合作的觀點占據了最高比例(15.3％)，反映了圖書館的社會認可度依然很低，其功能、作用并沒有被社會所熟知，圖書館進行外界積極聯盟的主動性意識較差，這種自我發展的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與外界的溝通。如公共服務機構中認為有必要合作或曾經有過合作行動，但在實際操作中遭遇困難的觀念比例共占15.95％，有必要從體制和機制上進行改革，簡化公共服務機構之間的合作程序，提高機構運作效率，加強橫向聯系。還有少部分觀點則認為自身與圖書館存在著競爭關系，無法合作(0.65％)。其實，以公益為宗旨的圖書館在具體的運作方式中同樣可以借鑒學習商業性機構的有效做法，同時可以利用社會效益、社會形象、社會責任感等方式說服商業性機構共同參與公益，讓競爭對手轉化為某種層面上的戰略同盟。

3.4　競爭情況分析

對公共服務機構與圖書館競爭關系的考察結果發現，被調查單位大多數與圖書館不構成競爭關系，占被調查總數的84.7％，只有7.6％的被調查單位與圖書館之間存在著競爭關系。與圖書館的競爭點多集中于服務項目和設施上，基本上是基于圖書館現有的信息存儲、傳播功能和服務大眾的宗旨而產生的，服務質量和讀者數量及環境等所占比例較小，圖書館在這方面并不特別具有競爭力。圖書館提升自我競爭力應更多地將傳統的信息優勢加以強化，同時提高服務質量和環境的舒適度，增加對讀者的吸引力。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服務機構與圖書館最大的競爭點不是費用問題，而主要集中在服務內容、質量和環境等方面(見表7)，因此，免費只能作為圖書館的基本標準，而不能成為圖書館提升競爭力的主要途徑。

4　公共服務機構內外部環境分析

4.1　公共服務機構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認識

調研結果顯示，對于目前國家所提倡的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公共服務機構較普遍地認為“是個很好的機遇，可以給本單位工作帶來新思路”(頻數108，占67.5％)，主要集中于政府機構、科研院所、文教衛體事業單位等公益性機構，他們都明顯地受到國家政策的鼓舞，認為有助于自身的發展；另有一部分單位在認可機遇的同時卻感到“對本單位影響不大”(頻數42，占26.3％)，比如商業、服務企業，他們中選擇“機遇”和“影響不大”的比例相當，均為43.5％，總體而言，這個數據顯示出商業機構要比預想中更關注公共文化建設的發展。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應該將對商業領域的影響也概括其中，以擴大整個社會的信息服務效應和合力。另外，還有5.6％的單位持觀望態度，目前還不能斷定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對本單位的影響。只有0.6％的單位認為這會加劇單位的外部競爭，產生消極的影響。

4.2　公共服務機構對服務預期改進措施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公共服務機構較普遍地把未來工作重點集中于以下方面：加強服務理念、水平、態度等的管理；提高服務水平；擴大信息服務范圍。但關于費用方面的調整卻并沒有得到相當關注。這同樣說明了一點，費用問題已不再成為影響用戶選擇的最重要的因素，而服務的內容和形式則關系服務質量，進而影響到用戶的切身體會，是現階段和未來工作中需要特別留意的改革方向。尤其重要的是，公共服務機構對于業務拓展都表達了共同的心聲，如“擴大信息服務范圍”、“加強與其他文化機構的合作”、“增加服務項目”等的選擇比例很高。加強相關單位的合作聯盟，進行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應是業務拓展的一個重要渠道。

4.3　公共服務機構對于其他部門的期待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參與此次調查的公共服務機構在對其他部門提出期待時，將“政府加大財政投入”(頻數108，占63.5％)和“與其他部門開展信息共建共享活動”(頻數103，占60.6％)放在了重要位置，資金和信息資源問題成為最主要的期待。其它依次為：業務支持和指導(頻數75，占44.1％)；信息公開(頻數54，占31.8％)；無所謂(頻數4，占2.4％)；其它(頻數1，占0.6％)。這就需要圖書館進一步挖掘自身信息資源建設能力，以爭取獲得更多的外部合作機會。

5　公共服務機構在體系建設中的重要性

公共服務機構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其次是文化部，圖書館的重要性排在第三位，如表8所示：

政府和文化部作為政府機構，起著引導、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圖書館的重要性在本次調查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可，絕大多數的被調查單位肯定了圖書館在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重大作用。相比之下，社區館的重要性還沒有被充分的認識，

只有不到1／3的人認為社區館是很重要的，而且有25.3％認為社區館的重要程度“一般”。但其他諸如檔案館、博物館、文化館、社區館等與圖書館類似的部門，他們的重要性則不太陂看重。如認為檔案館、博物館、文化館的重要的比例都在30％左右徘徊，而認為這三個機構重要性一般的比例則在21％～25％之間。整體而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需要理清各公共服務機構之間的關系，確保資源建設不浪費、各機構職責明確不沖突，更好地支撐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發展。

6　結論

通過對發達和中等發達地區中縣級以上為主的公共服務機構，在信息服務范圍、條件、目的、與圖書館的合作關系及評價、合作渠道和合作期待、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自身和相關部門定位的認知等多個層面的考察，大致明確了圖書館未來合作發展的一些思路：

簡化服務條件或資源利用的機制門檻。與圖書館一樣，公共服務機構在提供信息服務時一般要求辦理證件或交納押金，這些重復的辦證程序如果能夠借助“一卡通”方式或更自由的進入方式進行，不僅有助于用戶便利地利用各機構之間的資源，而且還能大大克服用戶在信息獲取期待中的畏難或抵觸心理，提高用戶的資源親切感。

加強資源合作，提高對內有效服務。與圖書館的公眾服務目的相區別的是，每一個社會公共服務機構的工作重點首先都是滿足內部人員的相關信息需求，大多擁有自己的圖書館(室)或信息服務中心，尤其是科研機構和文教衛體事業單位。但這些機構都認識到圖書館的資源優勢，與圖書館資源、培訓、服務等方面存在一定合作關系，并對合作效果和未來期待都給予了一定的肯定。但調研中也發現不少機構在如何開展有效合作方面顧慮重重，圖書館應該盡快走出體制障礙，采取更為主動的姿態，以多種靈活方式幫助締結合作盟約，實現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更有效利用。調研顯示，對內的有效服務能夠促進用戶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外界圖書館。反過來，圖書館如果想要吸引更多的社會用戶，則可以借助延伸手段幫助各公共服務機構加強信息服務工作，讓用戶保持對信息服務的期待和信賴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