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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B08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1-6248（2017）01-0065-08

Abstract： Aiming at the interrogation of western Green Thoughts towards the anti-ec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ecology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by revealing the lack of theory in ecology centr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logy Marxism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anti-rationalism and anti-technology tendency of ecology centralism， but also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the natural value theory and the natural right theory. It believes ecology centralism root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to the personal value and attitude to environment， which is non-historism and idealism. Ecological Marxism also criticizes tha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explores ecological problems only from the view of value， instead of from the social system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which values are interdependen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insists that nature only has the instrumental value to mankind， which is abstracted from the certain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abstract modern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Therefore， its pursuit of human overall interests and human long-term interests is only fantasy. The defense of ecology Marxism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dheres to the basic stand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identifies the root causes of natural alienation to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advocating by changing the social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to eliminate the natural alienation and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It also points 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oth the natural dimension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sisting on preexistence and social historical nature， insisting on human nature and sociality， and always insisting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makes accurate position on the theoretical nature about western Green Thoughts view of n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advocates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construct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nature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Key words： view of nature； ecology centrism；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面對全球性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西方綠色思潮批判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反生態性，他們試圖用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或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取代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以此走出生態困境。生態學者通過揭示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理論缺陷，為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展開了有力的辯護[1]。本文旨在系統地論述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及其理論特質。

一、生態學對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的批判

生態中心主義以利奧波德、羅爾斯頓和奈斯為代表，他們在自然觀上堅持自然價值論以及自然權利論，反對一切形式的人類中心主義，主張與自然和諧共處[2-4]。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的上述主張受到了生態學者的嚴厲批評，他們不僅揭示了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的理論困境，而且揭示出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的后現代特征，生態學者同時批判了生態中心主義探尋生態問題的理論主張。

第一，生態學者揭示了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的理論困境。生態學者指出，自然價值論面臨著如何從事實認知推出價值判斷的理論難題。在生態中心主義者看來，自然的價值是自然本身就具有的，是客觀存在的，正因為自然價值的客觀存在，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著一般的倫理關系。基于此，生態中心主義者認為完全可以從“是”中推導出“應該”來，因為 “實然之道蘊含著它的應然之道”[5]。生態學者指出，生態中心主義者把價值等同于事實，這是他們最根本的理論困境。事實和價值存在著聯系，并非截然兩分，但是生態中心主義把它們等同起來，是不可取的。不僅如此，生態中心主義必須論證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客觀性。為此，生態中心主義者把生態系統構成要素的價值等同于它們的存在本身，這種論證方法不僅犯了前面所說的把價值論等同于存在論的錯誤，而且把自然作為評價主體去評價價值的內在屬性，這是不可能作出客觀評價的。除此之外，生態中心主義對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客觀性的論證并不是建立在科學的研究和嚴密的推理基礎上，而是歸結于人的直覺，這種作法很難保證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性。除了上述難題外，生態中心主義還需面對如何定義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挑戰。在生態中心主義者那里，這兩個概念沒有嚴格統一的規定。在定義自然價值概念時，他們要么認為自然價值就是一種“內在價值”和“客觀價值”；要么認為自然價值是指自然物的內在結構和屬性；要么認為自然價值就是生態系統的創造性。對于什么是自然權利，他們強調非人類存在物具有與人平等的，包括生存權利和自利在內的道德權利，這種道德權利應該得到人們的尊重。可見，生態中心主義者把本屬于人的價值和權利概念不僅做了寬泛的解釋，而且推廣到非人類存在物上，但這種嘗試未必是成功的。

第二，生態學者指認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具有后現代特征。生態中心主義主張“非人類中心主義”，反對理性主義，反對科學技術，使其理論具有鮮明的后現代特征。對此，生態學者展開批判性分析。在生態學者看來，生態中心主義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強烈反對，具有后現代反主體的特征。人類中心主義本身并沒有錯，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生態自然放在中心地位，勢必會帶來各種反人道主義的體制。其一，在對待人類理性方面，生態中心主義者指認生態危機緣起于人類理性的驕橫和對自然的控制，提出必須消解人類理性和批判“控制自然”觀念。生態學者一方面強調不能消解理性主義，而是應該探討如何正確地發展理性主義，使理性主義的優勢充分體現；另一方面指出“控制自然”并不意味著對自然的侵犯，而是在掌握自然律前提下的有意識的合理控制。其二，在對待科學技術方面，生態中心主義者目睹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中使用產生的諸多負面影響，他們反對科學技術，主張放棄技術，使人類退回到前技術時代。生態學者批判了生態中心主義的反技術主義傾向，強調應該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具體的社會結構中看到科學技術所帶來的消極作用和負面影響。可以說，當今社會的生態危機根本不是科學技術本身的危機，而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以及這種制度對科學技術的不合理使用方式的危機。

第三，生態學批判生態中心主義分析和解決生態危機的理論主張。生態中心主義把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歸咎于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基礎上的傳統倫理價值觀，提出要解決生態危機，必須拋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承認非人類存在物的“自然價值”和“道德權利”。對此，生態學者展開了嚴厲的批判。在生態學者看來，生態中心主義將生態問題的根源歸咎于個人對環境的價值觀和態度，這種觀點是非歷史主義的和唯心主義的，即生態中心主義把自然看作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根本沒有看到自然的社會歷史性；把生態問題唯心主義地歸結為世界觀和價值觀問題，看不到生態問題背后所隱藏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矛盾問題，因此無法真正找到產生生態問題的根源。生態學者指出，我們應該從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中去探尋生態危機的根源。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利潤最大化”的資本邏輯伙同消費主義價值觀，以及發達資本主義向第三世界國家推行的“生態殖民主義”，實施非正義的“生態掠奪”等才是全球生態危機產生的罪魁禍首。生態學者不僅批評了生態中心主義者對生態問題根源的探尋，而且批評了生態中心主義者對生態問題的解決方式。對生態中心主義者來說，未來社會生態問題的解決只需要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即用一種生態中心主義的價值觀看待自然以及自然與人的關系，培養一種對大自然的“生態意識”。福斯特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認為，當今最緊迫的問題并非改變人類的價值觀，而是毫不留情地揭示并消除資本主義制度的非正義性，打破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全球權力關系，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解決生態問題，在一個非正義的社會制度下，即使個體的生態道德得到明顯提升，也無益于生態問題的根本性解決。同樣，戴維?佩珀也認為，生態中心主義過分地迷戀個人的態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并把它們看成是促進社會變革、解決生態問題的主要動力，注定是要失敗的。因為現有社會制度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巨大力量才是解決生態問題所面臨的巨大阻力。

總之，在生態學者看來，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抽象地和非歷史性地看待自然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忽視了生態問題產生的社會現實根源，因而無法在實踐中找到解決生態問題的根本途徑。

二、生態學對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批判

生態學者不僅批判了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而且批判了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主要以墨迪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和諾頓的“弱式人類中心主義”為代表[6-7]。生態學者指出，無論是現代人類中心主義還是弱式人類中心主義，都具有鮮明的內在缺陷，這些內在缺陷決定了它不僅依然是一種與資本緊密聯系的近代機械自然觀，而且不能真正解決生態問題。

第一，生態學者揭示了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內在缺陷。在生態學者看來，無論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如何鼓吹人類整體利益和人類長遠利益，它依然是抽象地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根本無益于生態問題的解決。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堅信“生態化”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由此可見，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是相容的，它有可能淪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內在組成部分，這種內化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不僅不能解決生態危機，而且有可能與資本相結合加劇生態問題的產生。此外，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所追求的人類整體利益在現實中是無法實現的，因為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類整體利益。在現有資本全球權力框架中，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打著人類整體利益的旗號，實則維護著以資本為核心的階級利益和國家利益，人類整體利益根本無從談起，因此它是一種裸的地區中心主義和階級中心主義。不僅如此，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要求以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基礎，在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全球權力范圍內是無法真正落實于實踐來解決生態問題的。之所以這樣，不僅是因為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所追求的人類整體利益和人類長遠利益虛無縹緲，無從實現，而且當代全球范圍內的生態問題實質上是資本全球化的產物。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依仗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優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生態殖民主義”，加劇了生態問題的惡化和社會不公正。生態學者強調，探尋生態問題需要全球性視野和全球性行動，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對虛無縹緲的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追求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他們提出的解決生態問題的理論主張只可能是紙上談兵。

第二，生態學者指認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實質是一種近代機械自然觀。在對待自然問題上，近代機械論明確指出，自然是上帝創造出來的，它是一個按照客觀數學規律運行的冷漠的和無趣的世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不僅認為自然對人類而言只具有工具價值，而且認為自然只是獨立于人之外的客體，完全忽視了被人類改造過的自然所具有的社會歷史性特征。由此可見，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在對待自然方面仍然是一種近代機械自然觀。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近代機械自然觀繼承了西方哲學中主客二分的認識傳統，指認人與自然的關系其實就是一種主客關系。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強調人與自然關系中人的主人翁地位，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控制自然，但是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終究要受到理性思維的制約，否則生態問題隨之出現。可見，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所理解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只不過是一種建立在人類利益和需求基礎上的，控制與被控制的主仆關系，它仍然沒有跳出傳統哲學主客二分的窠臼。在對待科學技術問題上，近代機械自然觀十分推崇科學技術的作用，甚至把科學技術的進步等同于社會的進步，但是它沒有關注到科學技術運用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現代人類中心主義雖然注意到了科學技術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但它堅信只要以人類理性的方式操控自然，在F有制度框架下通過技術進步和技術革新就能夠解決生態問題。生態學者指出，無論是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還是近代機械自然觀，他們都是脫離一定的社會結構和歷史條件抽象地談論“控制自然”觀念和科學技術的效應問題，根本看不到“控制自然”觀念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與資產階級“控制人”的觀念緊密結合的，因而不能正確地理解“控制自然”的真正內涵，無法對現代科學技術的本質作出正確的評價，正是在這一點上，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和近代機械自然觀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第三，生態學批判性地分析了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與生態危機。在生態學者看來，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和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一樣，缺乏一種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它們僅僅從抽象的價值觀層面探尋生態問題，忽視了價值觀所依存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歷史條件，因而無法建立科學的生態自然觀。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建立在資本利益之上，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一部分，這就決定了它在探討生態問題時，只不過是一場“賊喊捉賊”的游戲。另外，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在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全球權力關系范圍內，缺乏實踐的可操作性，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在生態學看來，人類本身并不是生態危機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資本的全球權力分工。如果不變革這種資本主義制度，不打破這種以資本為核心的全球權力關系，一切解決生態問題的途徑都只是枉然。基于此，生態學者指出，生態問題的分析和解決不能離開人類立場，對此，格侖德曼、戴維?佩珀和休斯都作出了分析。格侖德曼認為，人類在分析生態危機和反思對待自然的現代態度時，絕對不能夠放棄“人類的尺度”。 戴維?佩珀指出：“生態社會主義是人類中心論的（盡管不是在資本主義-技術中心論的意義上說）和人本主義的。”[8]休斯發現人類中心主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并斷言就是這種廣義的人類中心主義[9]，與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不同，這種廣義的人類中心主義能夠為保護自然提供理論支撐。

生態學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批判了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內在缺陷，指出建立在資本利益基礎之上的抽象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不僅無法解決生態危機，反而會引發生態危機。人類只有立足于真正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打破資本全球的權力關系，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才能真正走出生態危機的困境。

三、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

基于對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批判，生態學明確指出，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生態學并不是對立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具有生態意蘊，以此為基礎，生態學展開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

第一，生態學深入挖掘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生態意蘊。在生態學者看來，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對自然概念和人類社會與自然關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克服自然異化的觀點都包含著一種生態學的關注。歷史唯物主義有一個現代性的自然概念。格倫德曼認為，馬克思關于自然的概念具有濃厚的現代氣息，它可以追溯到皮科、培根以及黑格爾，并延伸到尼采。馬克思還發展了一種獨特的對待自然的現代性觀點，即把自然看作是具有某種功用性的物體，它可供人類利用以滿足人類的需要和欲求。在這個物質世界中，人類為了生存，必須“控制自然”。自然在馬克思那里不是擬人的，它自身沒有目的，只是人類將其需要和欲求強加于它，因此人類對自然的控制不是以一種肆意的方式進行的，而是必須尊重自然的規律。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不僅強調自然概念的現代性，而且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辯證關系。戴維?佩珀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在戴維?佩珀看來，人與自然不可分離，人類通常與自然處于一種統一和斗爭狀態中，自然往往以一種與人敵對的姿態存在著，人類既依賴于自然生存，又要與自然作斗爭。勞動是人類與自然發生相互作用的中介，人類在生產勞動過程中，毫無保留地把自身的力量傾注于自然，其Y果是，人在被自然化的同時自然也被人化了。人類社會和自然相互改造，即當人類通過生產改變自然時，也改變他們自己，即人類的自然。隨著我們對自然改造的不斷深入，我們開始懂得應該去了解自然規律，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同時發展了自己的智力。此外，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的自然是一個社會概念，是社會歷史文化的產物，自然的異化意味著自然在人類社會實踐中從自身分離，它被視為一個社會產物的失敗，自然的異化其實就是社會生產方式的異化。要消除自然的異化，就必須消除社會的生產方式對自然的非理性控制，重新規范自然對整個社會的用處。生態學認為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指認自然異化的根源在于社會生產方式，主張通過變革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來消除自然的異化、解決生態問題，這種對自然異化的觀點是建立在人類-社會關系一元論基礎之上的。

第二，生態學者提出，歷史唯物主義不僅具有自然維度，而且具有文化維度。對此，詹姆斯?奧康納作出了詳細的論述。詹姆斯?奧康納指出，要充分重視自然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的地位，并將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向外擴展到物質自然界之中。自然界的能動性和自主運作性是自然的特性，自然界雖然是人類實踐的結果，但是它具有自身的運動規律，自然本身的運動規律是客觀存在的。詹姆斯?奧康納不僅強調自然的自身運動規律是客觀存在的，而且強調自然界的自身運動規律和內在屬性還會對人類的實踐活動產生影響。除此之外，詹姆斯?奧康納認真考察了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自然和文化維度。對于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自然維度，詹姆斯?奧康納認為，自然系統不僅內在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中，而且自然系統的內部發展趨勢和發展規律將會對人類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產生影響。不僅如此，自然系統的內在發展趨向和內在規律也會影響到社會形態和階級結構的形成和發展，并產生一定的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文化維度看，詹姆斯?奧康納指出，文化在前蘇聯那里只是社會上層建筑的一部分，這就直接導致了前蘇聯理論中的生產力、生產關系以及社會勞動等概念缺乏一個文化的視角。從文化視角來看，不管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它們都與一定的文化規范和文化價值觀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說，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文化價值觀和文化傳統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形成和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不僅是勞動力，而且包括勞動協作方式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傳統下進行，并受到這些文化傳統的影響。此外，詹姆斯?奧康納還考察了社會勞動的自然和文化維度。他指出，人類的生產勞動既受到自然的影響，是一種物質性的實踐，又受到文化的影響，是一種文化實踐。一方面，人類的生產勞動被賦予了自然的特征，自然的客觀規律制約著人類的生產勞動。另一方面，社會勞動被賦予了文化的特征，特定社會結構中的文化規定和文化實踐是社會勞動的建構基礎，而文化規定和文化實踐反過來又被社會勞動的形式所決定。

第三，生態學始終堅持歷史觀和自然觀的辯證統一。在生態學者看來，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社會系統相互影響，自然生態系統制約人類的實踐活動，而人類通過社會勞動調節和控制自然生態系統，生態學者所建構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正是建立在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辯證聯系的基礎之上的，以歷史觀與自然觀的辯證統一為其理論特征。生態學者指出，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堅持自然的先在性和社會歷史性。自然界及其自然規律是不依賴于人的一切意識和意志而獨立存在的，自然及其自然規律具有先在性、客觀性、制約性。人類只有不斷地認識自然，自覺地遵循自然規律，才會使自然向著有利于人類社會的方向發展。在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通過社會勞動把自然帶入到他們的視野。人類不斷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具有社會歷史性。歷史唯物主義不僅強調自然的先在性和社會歷史性，而且堅持人類的自然性和社會性。生態學者指出，“人類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會存在物”[10]，人類具有自然性和社會性雙重特征。一方面，人類作為擁有生理需要的自然存在物，像其他所有生物體一樣，能夠僅僅存在于自然環境中，人類不僅依賴于自然界并且受到自然規律的制約，人類還可以通過勞動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滿足人類的需要。另一方面，人類同樣也是社會存在物，他有別于其他生物體，人類通過“有計劃的意識”活動與自然進行“物質變換”，而且這種“物質變換”也發生在人類與他人的相互關系中。生態學者強調，人類具有自然性和社會性，人類不僅與自然發生關系，而且人類與人類之間也會發生關系，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類與人類的關系始終貫穿在馬克思的整個著作中，人與人的關系受制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又決定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的關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的自然觀和歷史觀是辯證統一的。

總之，生態學者通過強調自然的先在性和社會歷史性以及人類的自然性和社會性，實現了人類-自然的關系以及人類、自然-人類、人類關系的辯證統一。生態學者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與歷史觀辯證統一，在此基礎上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和解決之道，體現了其鮮明的理論特征。

四、評論

生態學者揭示和批判了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理論缺陷。基于此，他們深入挖掘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生態意蘊，并提出用自然和文化維度重構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社會勞動等概念，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歷史觀的辯證統一。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堅持的是立場，具有如下基本特點：

第一，生態學對西方綠色思潮自然觀和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理論性質作了準確的定位。生態學把生態中心主義看作是具有后現代性質的綠色思潮，把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看作是建立在資本利益基礎之上的近代機械自然觀，而把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看作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批判，認為它是現代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的后現代性質體現在它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反對科學技術，反對理性主義，主張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等方面；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之所以說是一種近代機械論自然觀，是因為它把自然看作是與人類相對立的客體，人與自然的關系建立在二元論基礎上，其自然仍然是與資本結合在一起的。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是現代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一方面是因為生態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并不抽象地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和科W技術的運用，它反對的是人類中心主義和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運用，強調生態危機的解決仍然需要堅持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立場，強調科學技術的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態危機的解決。另一方面是生態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強調人類對自然的“合理控制”，對自然的控制是建立在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滿足人類的利益和需求基礎之上的，因此，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并不反對經濟增長，不主張對工業實行限制，主張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的統一。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論述與西方綠色思潮的自然觀有著原則性的區別，這對于我們更加準確地把握生態學以及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性質提供了更為寬廣的視野。

第二，生態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是強調人與自然辯證統一的自然觀。無論是生態中心主義還是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他們都把人與自然的關系建立在二元論基礎之上，要么強調生態系統對人的制約和限制，要么強調人對生態系統的控制和利用，最終導致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根本無法解決人與自然在現實社會中的矛盾沖突。人與自然的關系在生態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那里是一個有機體，人類社會與自然是不可分離的，人和自然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相互改造。因此生態學反對脫離人類社會歷史的抽象自然觀，主張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所研究的自然是“人類歷史的自然”，自然的異化產生于人類社會中，具體地說產生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過程中。解決自然異化的根本方法在于實現一場根本性的社會變革。因此生態學指出，要解決生態危機，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就是要打破現存的資本全球權力關系和變革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走生態社會主義道路。生態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反對脫離具體的社會結構，單純從價值觀維度談論生態危機的根源以及解決之道，提出以資本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的不正義性和非生態性才是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其理論導向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批判。因此我們可以說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繼承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性方法，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向度，推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現當展。

第三，生態學者主張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歷史唯物主義中，建構起文化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理論。他們不僅突出自然在社會生產中的重要地位，強調自然對于人類社會的生產以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主張文化會導致不同的社會生產力和協作方式，進而導致不同的社會發展進程。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自然和文化因素的重視，把自然、社會和文化看作是一個辯證統一的有機整體，這不僅在理論上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空間，開啟了歷史唯物主義在文化、自然等領域的研究視域，而且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可以肯定地說，生態危機與我們忽視自然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以及過分強調經濟基礎的作用而輕視文化的作用有一定的關系。因此，生態學所建構的文化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對于我們從哲學意義上思考生態危機頗具啟發性。

五、結語

總而言之，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針對的是西方綠色思潮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反生態性的詰難，其辯護的實質是強調基于立場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是認識和解決生態問題的科學理論工具，以彰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性。生態學者與西方綠色思潮關于自然觀的爭論，不僅有助于我們正確把握西方綠色思潮自然觀和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理論性質；而且對于我們正確認識自然異化的實質，倡導通過變革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來消除自然的異化、解決生態問題，具有非常現實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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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性環境問題的出現，生態危機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這種關注從某個角度上講已遠遠超過了國家之間、地區之間、民族種族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人類越來越關注自身共有的生態環境和生存家園--地球。對生態危機的關注迫使人類重新審視自身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重新審視人類自身原有的思維方式、生產及消費方式、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倫理觀、發展觀，以及世界各國經濟、文化、政治發展前途和命運。全球性環境問題的出現，使得任何國家，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自工業革命以來，尤其是20世紀后50年全球環境遭到空前嚴重破壞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態學家、政治家稱為20世紀人類犯下的三大愚蠢行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戰”。“地球日”發起人蓋洛德·納爾遜曾精辟說道：來自自然的威脅（生態危機）是比戰爭更為危險的挑戰，從德國和日本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可以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起來，但沒有一個國家能從被毀壞的自然環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環境相繼出現"溫室效應"、大氣臭氧層破壞、酸雨污染日趨嚴重、有毒化學物質擴散、人炸、土壤侵蝕、森林銳減、陸地沙漠化擴大、水資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樣性銳減等十大全球性環境問題。全球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正殘酷地撕毀人類關于未來的每一個美好愿望和夢想，這一影響不僅會殃及一代、兩代人，而且將影響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環境問題及生態危機從以下一些數據和事實我們就可窺見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動植物物種消失的速率較過去6500萬年之中的任何時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約每天有100個物種從地球上消失。20世紀以來，全世界哺乳動物中3800多種中已有110種和亞種滅絕，另外還有600多種動物和25000余種植物正瀕臨滅絕。生態學家指出，迄今為止，人類對生物多樣性的損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復至少要一億年以上。水污染使人類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生存環境不斷惡化。據統計有17億以上的人沒有適當安全飲用水供應，30多億人沒有適當的衛生設備。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一項調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導致的死亡人數達2.5萬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亞因植被破壞、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災使得100萬人因饑餓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陸12個國家持續旱災，使得約3500萬人瀕臨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國古文明中心的發源地--黃河，目前年斷流最長達227天，與此同時，長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積加速，湖體面積和容量正逐年銳減，洞庭湖1825年面積約6000平方公里，1949年減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長江"特大"洪災時湖面面積僅為2653平方公里，據此縮減速度，洞庭湖將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時間內成為又一個"羅布泊"，從中國自然地理圖冊上消失。目前，長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悲劇在不遠的將來又將可能在長江重演。今年我國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發生的歷史上罕見的沙塵暴天氣，再次使得中國人感受到了環境破壞程度之深和距離之近。

全球環境惡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經濟損失。據估計，我國每年因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2000億人民幣，這相當于20個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經濟損失。僅1998年長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達1600億人民幣，而每年全世界因環境污染和破壞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低于2.5萬億美元。因此，生態學家指出地球生態系統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污染和破壞，全球十大環境問題已直接威脅著全人類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續發展，生態危機已經超越局部區域而具有全球性質，來自于生態危機的威脅，已遠遠超過戰爭、瘟疫，保護地球家園已刻不容緩、迫在眉睫[1]。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不能只消極地適應，而應該是積極地作用于自然界。在這一相互作用過程中，人們才能形成對自然界本質的認識。因此，自然觀既不象唯心主義所說的那樣，只是人的思維的自由創造；也不象機械唯物主義所說的，只是思維對自然界的消極反映。構成自然觀基礎的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只是自然界本身[2]。

任何時代的自然觀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尤其與當時的自然科學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反過來，它又對自然科學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影響。在歷史上，最先出現的是神話形態的自然觀，進入階級社會以來,唯物主義自然觀與唯心主義自然觀的對壘日趨明顯。唯心主義自然觀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唯物主義自然觀大體經歷了三個大的發展形態。在古代，人們基本上把自然界看作是一個普遍聯系、不斷運動的整體，由此形成樸素的自然觀。近代科學深入自然界的各個細節進行孤立靜止的考察，由此產生形而上學自然觀。現代科學則日益廣泛地揭示了自然界的各種聯系，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發展著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這一科學的自然觀對整個自然科學和哲學日益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生態自然觀強調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這是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原則。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相對于自然世界來說，人類社會有本質不同。人不僅有自然屬性，更有社會屬性。生態文明的自然觀把包括人類在內的整個自然界理解為一個完整的整體，認為自然各部分之間的聯系是有機的、內在的、動態發展的，因而，人對自然不可能做出完全客觀而又絕對準確的描述，人對自然的認識過程只能是一個逐步接近真理的過程。所以，在生態文明時代，人類在自然面前將保持一種理智的謙卑態度。人們不再尋求對自然的控制，而是力圖與自然和諧相處，科學技術不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維護人與自然的和諧的助手。

高度認可并維護自然的內在價值是生態自然觀的一個重要特點。在生態自然觀看來，人雖然是大自然進化出來的具有較高價值的存在物，但并不是自然界中惟一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人的價值只是自然價值的延伸和升華。作為自然的一部分，人的內在價值也不可能大于作為整體的自然的內在價值。人與自然界的其它存在物都是一個巨大的存在之鏈上的環節。因此，人類應珍惜并努力維護生物的多樣性和價值的多樣性。生態自然觀還高度重視人在大自然中的獨特價值和主體地位。在它看來，人的這種獨特價值和主體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就在于，人是大自然中惟一具有道德意識的存在物，能夠認識到大自然創造、維持和促進眾多生命的潛能和趨勢，并能夠用道德理想來約束自己對待大自然的行為，自覺地維護和促進大自然的這種潛能和趨勢。因此，在生態文明時代，人們將超越工業文明時代那種認為保護環境只是一種權宜之計的膚淺的環保觀點，把維護地球的生態平衡視為實現人的價值和主體性的重要方式。生態文明將從文明重建的高度，重新確立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把關心其它物種的命運視為人的一項道德使命，把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視為人的一種內在的精神需要和文明的一種新的存在方式[3]。

所以，生態自然觀的產生及發展對大到世界，小到每個人都有積極的意義，也是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身為當代有志青年的我們，更應該去學習和了解生態自然觀，在將來的生活中時刻注意生態的重要，并以自己的行為去感染身邊的每個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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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態自然觀概述

自然觀是指人們對自然與人之間關系的看法。它直接影響人們的自然倫理觀和價值觀。生態自然觀注重的是生態系統的整體性、有機性、可持續性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性，即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生態自然觀是系統自然觀在人類生態領域的具體體現，是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現代形式之一。它是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原則。[1]生態自然觀是自然觀不斷發展的產物，從自然觀的現實基礎來看，生態自然觀是在資源日益枯竭、環境趨向惡化、發展的片面性等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因此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它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立足現代科技發展，特別是生態學的迅速發展，而創立起來的一種新的思維模式、一種新的價值觀念。[2]

2 生態自然觀對人類健康的積極意義

現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人類的生產生活對自然界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出現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生態危機的加劇使得自然生態觀的確立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

目前人類面臨的主要生態問題有：人口膨脹、物種變化、土地荒漠化、空氣和水資源污染、能源及 礦物資源減少等。面對這些生態問題，生態自然觀主張的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價值觀念，對人類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促進人類的健康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

生態自然觀對人類健康的積極意義在于其正確的反映出了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統一的本質，為緩解生態危機的影響提供了重要的哲學依據,促進人類社會朝可持續發展方向發展。人類的健康發展可以從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和人自身的健康兩個方面來理解：

2.1 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方面

人類社會的運行發展離不開自然界的物質基礎，受自然界的制約，同時人類活動也影響著自然界的和諧發展。當今社會，由于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使人類對自然界的開發利用達到了更深的層次，更多的資源得以為人所用，這加劇了地球上的能源危機。

一方面，人類生產生活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來支撐，雖然科技的不斷進步，為各種能源的開發利用創造了條件，但這往往跟不上人們的需求，各種現有能源被迅速消耗，而另一方面，人類所利用大部分的能源是不可再生能源，過度消耗將會影響到將來人類社會的正常發展。根據《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截至2011年年底，全球石油儲量約為1.653萬億桶，全球石油儲量可用54年。其他方面的問題，如：迅速膨脹的人口與有限的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植被破壞導致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能源消耗帶來的溫室效應和空氣污染，水污染問題等都加劇著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這些也勢必會影響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影響子孫后代的生存和發展。面對惡化的環境，為了能更好的生活，人類必需進行環境治理，而治理環境人類將會投入更多的資源，消耗更多能源，形成惡性循環。

生態自然觀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人類應當把自然看作是人類自身的母體，是實現自我完善發展的前提基礎。自然界為人類的生存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資源，人類的行為影響著自然界的發展狀態，人與自然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人類社會的發展不能以犧牲自然界為代價，不能只顧實現眼前利益而損害到子孫后代的長遠利益，這是可持續發展的意義所在。為實現可持續發展人類已經在節能減排、開發新能源等方面做出努力。生態自然觀的積極意義在此體現為：人類社會的健康有序運行人類必須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以此作為行動的依據。

2.2 人自身的健康方面

社會生產生活中引發的各種環境污染直接危害人類的健康；溫室效應，氣候異常，改變了人們的生存環境；土地沙漠化，植被破壞，使得耕地表少，影響糧食產量；水土流失，泥石流，則直接危及人的生命；人口迅速增長，人均資源占有率下降。當環境惡化及物質資源供應跟不上時，人類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生存問題，生存沒有保障，健康就無從談起。人類是自然界的有機組成部分，人類的生存離不開其所在的環境，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著人類的生存及健康，要使人與自然界保持健康，人類必須與環境融為一體，對環境就要像對自己那樣來呵護，才能保證這一整體的和諧發展，這即是生態自然觀主張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當今社會上提倡的“低碳生活”無疑是生態自然觀在人類生活中的生動體現，表達了人們對健康的追求。這也表明了人們的價值觀有所轉變，健康、正確的價值觀取向有利于促進人類的健康發展。

3 結論

總之，生態自然觀是人類面臨的生態問題加劇的情況下用辯證的思維去審視自然界，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它反映了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統一這一價值觀念，它讓人類更加深刻的認識到人與自然是個統一的整體，從而使人類能更好的開發利用和保護自然界，達到人與自然的共生共存，對人類與自然界的健康發展起到積極地促進作用。生態自然觀無疑是人類自然觀的發展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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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現代主義(或稱后現代思想)發源于20世紀60至70年代,是當今西方重要的哲學思想。后現代主義自然觀反思和質疑了現代主義生態觀,提出了振聾發聵的新見解,深刻地影響著西方社會的生態文化,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和實踐依據。

后現代主義自然觀的核心觀念

后現代主義自然觀的內容豐富,意義深刻,深入把握后現代自然觀的核心觀念,對于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無疑具有積極的啟發作用:

第一,后現代自然觀反對現代主義“二元論”,提出“整體有機論”。它批評“二元論” 將現代人與自然變為對立物,“認為自然界是毫無知覺的,為現代性肆意統治和掠奪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理由。這種統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現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①后現代“整體有機論”要求改變現代人的統治和占有欲望,強調人類與總體環境有著內在聯系,追求“適度的、自我節制的和完善的價值觀。……允許人類和非人類的各種正當的利益在一個動力平衡的系統中相互作用。”②后現代學者十分推崇“生態主義”和“綠色運動”,因為它們實踐著后現代“整體有機論”。

第二,后現代自然觀批判現代消費文化,要求從過度增長型經濟向穩態型經濟的轉變。后現代自然觀認為現代社會倡導“消費主義”錯誤引導人們過度消費,盲目開采、使用有限的自然資源、生物物種,給自然界帶來無窮壓力。后現代“穩態經濟”理論提出,基于生態系統的更新與同化的平衡狀態下,實現“使人口和人工產品的總量保持恒定的經濟”。換個角度理解,人類社會生產屬于生態系統內部資源、能量之間轉換與交流,生態資源總量的有限性,客觀上限定了經濟建設不能單純強調數量增長,必須轉向以提高質量為目標,穩態經濟反對片面追求國民生產總值,倡導恢復自然界的再生能力,維護生態系統的平衡。

第三,高度關注中國在全球環境保護中的舉足輕重地位。后現代研究學者欣賞、贊揚中國政府有效控制人口,努力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自然資源容量之間平衡、協調,為世界各國做出了表率。同時,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同樣飽受資源消耗過度、環境污染嚴重等困擾。中國生態建設是西方有識之士關注的話題,后現代自然觀的代表、美國著名學者大衛?格里芬強調:“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趨向將是我們這個星球的未來的關鍵”;“我的出發點是:中國可以通過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錯事,避免現代化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這樣做的話,中國實際是‘后現代化’了。”③

后現代自然觀賦予的有效啟示

將“漠視自然”變為“敬畏自然”。解決生態問題,關鍵是持有什么樣的“生態態度”。現實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漠視自然”態度,指的是冷淡、不關心、不過問、甚至藐視自然存在,其后果是導致生態系統發生紊亂、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經濟社會無法可持續發展;而“敬畏自然”態度,指的是對待自然界持彬彬有禮、恭敬、發自內心的尊敬、感激,不敢逾越界限,它強調深刻認識自然的無窮威力,自然界所有生物和非生物與人類休戚與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合作伙伴。

將“漠視自然”轉變為“敬畏自然”態度,是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首要條件。徹底克服現代主義自然觀的消極影響,培養“平等、善待、尊重、接納、愛惜、保護”的自然觀。從追求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平等關系,逐步過渡到實現人與自然的平等關系,這應是人類社會的巨大進步。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 ④人類不是自然的主宰者,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與外在客觀事物及現象緊密聯系,共同構成自然界。人類作為自然生態系統中的子系統,也要像其他生物一樣,既要利用自然,也要與之進行合作。只有這樣,人類的生存資源才能不斷擴充,生存條件才能不斷改善。

消解科學與非科學的對立。不可否認的是,解決包括環境治理、垃圾處理等生態問題,需要依賴科學技術,但是,強調科學力量的同時,必須防止走向現代主義的思維模式、簡單將“科學”與“非科學”對立起來。現代化思維以為,生態建設屬于科技含量高,專業性強的行業,生態建設必須依靠專家和科學技術,例如,設計、論證、操作各類環保項目;或者創造、革新科學技術治理環境等。后現論批評現代主義只停留在解決科學和技術難題上,“科學”被特權化了,為克服這一缺陷,除了依靠社會精英運用科學技術治理環境之外,還應該有“非科學”的介入。與“科學”相對應的“非科學”,指的是包括人文學科、宗教、西方科學傳統之外的其他文化傳統。吸引被現代化理論遺忘的、擁有豐富的“非科學”傳統的各類群體,貢獻環保傳統、創造新鮮的環保經驗,進一步說,運用“非科學”的最終目標是,極大激發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性。例如侗族婦女利用淘米水清洗頭發、瑤族婦女使用植物染頭發等等,這些經驗無法納入“科學”體系,卻是防止化學制品污染水土及傷害人體、保護環境的有效方法。

重視實踐不確定性的意義。辯證唯物主義理解的實踐標準,強調實踐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辯證統一。在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現代主義思維過分強調了實踐的確定性。現代人使用科學技術將主觀意志轉變為一系列政策、措施,督促實踐按照預定方向和目標發展,最終達到預期效果。沿襲科學傳統,生態建設習慣于操作既定的方案、計劃、規劃等,將實踐定格在被量化的“操作數字”,例如,要求種多少樹、成活率達多少等;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比例等等。客觀上,明確實踐的目標,采取相應措施,方能保證實踐的成效性,便于考核檢查,也防止發生唯心主義的隨意性。但是,如果將“確定性”作為生態實踐的惟一衡量標準,片面強調實踐的確定性,忽視實踐的不確定性,將會導致思想的絕對化、死板僵化。后現論重視實踐“不確定性”,例如“模糊”、“間斷”、“異端”、“多元”、“散漫”、“反叛”、“倒錯”、“變形”等,都屬于“不確定性”。這些因素都蘊含有拓展實踐的嶄新空間,潛伏著生態建設創新的可能性。

人類的實踐對象是自然界,自然界本身就具有“變幻多端”特性。既有可預測的實踐“確定性”、也存在無法預測的實踐“不確定性”, 人們往往是在客觀和主觀的相互作用下進行生態實踐,如果片面、機械認識自然、改造自然、有可能引發各種失誤。關注“不確定性”意義在于:生態實踐的“不確定性”有可能孕育、衍生嶄新的環保意識、方法及手段,不能因為實踐的“不確定性”游離于人們事先安排好的計劃、方案、規劃等之外,輕易加以否定和排斥。容納、把握、利用實踐的“不確定性”,為生態實踐創新提供寬松的環境,制定相應的扶持與嘉獎政策,減免稅收,增加投入,調動一切因素參與生態文明建設。

生態實踐與現代化、后現代化理論的互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急切需要現代化理論指導,科學技術的廣泛運用,帶動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增加財政收入,改善和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否定現代化理論指導的重要性。但是,談論現代化建設,又不能忽視后現論的特殊作用,“后現代性概念值得珍惜,是因為它警醒我們注意一系列重大問題。……它迫使我們的眼光從狹隘的技術和爭論中放開,在更開闊的視野之下處理歷史變遷問題”。⑤

我國的生態環境復雜多樣,只有1/3強的國土面積適合人們居住和生活,生態與環保問題已成為無法回避的突出矛盾,因此,必須很好借鑒后現代化理論,避免重蹈發達國家和地區曾經發生的“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謀求發展” 錯誤,另辟蹊徑,大膽探索、創新發展思維、路徑、手段及方法。提醒世人將現代化與后現代化理念融合進行“新的合作”,⑥在“環境優先”原則下,建設生態經濟、生態政治、生態文化、生態社會“四位一體”的生態文明,造福于廣大人民群眾,為人類社會做出積極貢獻。(作者為廣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社科部教授)

注釋

①大衛?格里芬:《后現代精神》,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第5頁。

②F?費雷:“宗教世界的形成與后現代科學”,載格里芬《后現代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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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西傳統自然觀的差異中國傳統自然觀在很大層面上體現在以儒道禪學派為主的傳統哲學發展過程中，道教與儒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促進了佛教自然觀的產生，把自然與佛教意境充分結合了起來。之后發展的禪宗思想更是主張崇尚自然，利用自然形象表達其主張思想。西方自然觀主要可分為希臘自然觀、文藝復興自然觀和現代自然觀，視自然為神圣、為必然、為有機整體。文藝復興自然觀并不承認自然界的客觀存在，并以人的意志為中心對自然進行人為擺置，而現代自然觀人為自然是一直變化前進的。綜述來看，中國傳統自然觀講究天人合一，西方傳統自然觀講究實證和本體認識。

1.3中西傳統自然觀的價值意義中西傳統自然觀各具特色及利弊，對其優劣評判尚無明確的標準，但不可否認其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所產生的推動作用。中國傳統自然觀基于對自然的觀察及把握，具有整體性及象征性的優勢。西方受傳統自然觀的影響，將本體與現實對立，互相作用于對現實世界的解釋，用思維設想來規范世界。無論對于中國還是西方來說，傳統自然觀都需要進行新的變革和完善，在互相融合和滲透的過程中，形成現代科學自然觀。

2中西傳統自然觀對現代園林要素的影響

2.1石景設計中國園林注重以山水為景觀園林建設構架，假山堆砌及疊石一般作為景觀園林的主景，借助有限的空間與山石的對比，加深制造園林的山林氣氛，顯現出園林高于自然的特點。西方園林對石的運用主要是以雕塑的方式體現，全園以石雕為核心，各式各樣的石雕遍布全園，在分布格局上與園林整體規則對稱符合，構成空間序列。

2.2理水分布受中國傳統自然觀影響下的景觀園林在水的布局上分為集中于分散兩種形式，以水池為中心，增強空間開闊感及寧靜感，水池偏于園林一側，形成山水環抱格局，增強了環境的幽深感。西方自然觀影響下的景觀園林對水的運用則主要體現在噴泉設計上，錯綜復雜的噴水設計，加深了水對景觀園林的靈魂效果。

2.3建筑要素中國園林在景觀建筑方面利用建筑物做到整體空間環境的點綴，以山石、花木組成的半建筑空間組成了整個的景觀園里建設空間。西方園林強調主從關系，強調幾何與秩序的統一，建筑以石為主，磚石結構建筑廣布全園，建筑體積龐大，注重立體石面的劃分處理，具有相當的美學原則。

3中西傳統自然觀對現代景觀園林設計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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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世界范圍內的城市問題也在不斷加劇。在這種情況下，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城市綠化建設的重要性，很多國家開始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發展的重要理念。

1可持續發展分析

可持續發展理念其主要包括了3個方面的內容，其分別是生態持續發展、經濟持續發展、社會持續發展，而這一理念提出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促進人類和自然和諧相處。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還要保持生態平衡，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發展和資源環境相協調的狀態[1]。社會的不斷發展，使得城市在建設過程中也在不斷消耗資源。同時，還對環境造成了較為嚴重的影響，針對這一點，要想更好地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一理念，就一定要將城市作為重點，加強綠化建設，以此保護生態環境，減少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破壞。這樣就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一戰略思想，而城市綠化工作做好了之后，城市的品質也會得到顯著提升，從而能更好地促進城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由此可見，在走可持續發展這一條道路的過程中，城市綠化建設至關重要。

2城市綠化分析

2.1新型的自然觀念

要想真正實現城市綠化，首先就需要具備新型的自然觀念。城市綠化建設其本身就是為了將人和自然兩者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和諧。要實現這一觀念，人就一定要具備新型的自然觀念，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城市綠化建設。也只有人具備了新型的自然觀念，才能在城市建設過程中，懂得保護自然環境，同時，還能實現城市綠化這一目的。如我國古代就存在的“天人合一”這一哲學思想，其是在生產力較為低下的情況下所產生的，而就現如今而言，“天人共生”這一自然觀念就屬于較為新型的自然觀念。因此，在實施城市綠化建設的過程中，相關部門以及人員一定要具備新型的自然觀念，然后在建設過程中按照可持續發展理念開展城市綠化，以此真正實現城市綠化這一目標，同時，還能更好地促進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減少對環境不必要的傷害。

2.2植物群落

要想真正實現城市綠化，還需要具備植物群落這一觀念，在構建城市綠化的過程中，一定要以“植物群落”作為建設單位，畢竟城市綠化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生態作用。要想實現這一點，城市綠化植物就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修復環境的作用，其不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小氣候，還有著降噪除塵、避險等作用。而一座城市一旦有了相應的綠化系統布局，其對于改善城市大氣氣溫也有著一定的效果。由此可見，在構建城市綠化的過程中，一定要保持植物群落這一理念。但在應用這一理念實現的過程中，要針對具體情況進行分析，畢竟不同的植物其不僅會形成不同的景觀，還會具有不同的生態效能，因此，只有按照城市具體氣候以及地理條件對植物群落進行調節[2]。植物群落這一理念中，群落可以是單一的樹種或是多樹種的喬、灌木所構成，也可以是喬木混交等形式所構成，因此，在具體實施城市綠化的過程中，還要結合實際情況進行系統分析，才能更好地實現這一理念。

2.3地帶性特征以及城市特色

在實施城市綠化建設的過程中，還需要遵循的理念就是注意地帶性特征以及城市特色。我國國土遼闊，地域地形復雜并且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再加上氣候等多方面也不盡相同，針對這一點，各地區在進行城市綠化建設的過程中，一定要考慮到地帶性特征，然后建設出屬于本地獨有的城市綠化，以此構建特色城市綠化，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城市綠化的發展。如唐山市，按照其自然地帶性植被特征以及適宜的生長植物類型和種類，其在實際綠化城市建設過程中，其常見的樹木和花卉有國槐、月季。而各項植物種類比例中，大多都是具有唐山市特色以及地帶性特征的植物，也正是因為這樣，使得唐山市城市綠化建設具有較為較高的水平。因此，在構建城市綠化的過程中，最好還是要將地帶性特征以及城市特色考慮到其中，以此促進城市綠化質量和水平的提升。

3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主要對可持續發展理念進行了分析，凸顯了城市綠化建設的重要性，然后針對城市綠化建設過程中需要遵循的新型自然觀念、植物群落、地帶性特征以及城市特色這幾個理念進行了具體的分析，以期能夠真正實現城市綠化建設，進而就能有效地促進科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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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N0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3）05-0048-04

女性主義思潮于20世紀初興起，最初關注的是女性的社會地位，以追求女性解放和男女社會平等為目標，并對造成男女在社會中不平等的原因進行反思。到20世紀70年代之后，女性主義吸收建構主義的思想，并將其運用到對性別的社會分析中，將性別之間的差別看做是一種“社會性別”之差，男女的社會性別差別要遠遠高于生理性別的差別，在男權社會下，女性的角色被定義為男性的附庸。隨著人類生存環境問題的顯現，生態問題進入了女性主義的視野，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由此形成。生態女性主義將性別社會建構的這種分析視角，通過各種隱喻引入到其對生態問題分析，將現代生態問題的根源歸結于男權社會的“人類中心主義”與對“人和自然”兩分的機械論自然觀。此外，生態女性主義者對現代科學進行了批判，將理性、客觀性等現代科學的基本原則視為男權為了實現對女性、對自然的“統治”而建構出來的，生態女性主義者所要解構的正是這些基于“男權”統治思想建構的觀念，并把對男權的批判和消除“人和自然”二分的機械自然觀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從而建立生態女性主義的有機論自然觀。

一、性別與自然隱喻

隱喻是語言學和哲學中重要的一種分析方式，它是通過將一種熟知的對象借用認識另外的不熟悉的對象。古希臘哲學家就經常使用隱喻來表述自己對世界的認識，亞里斯多德將隱喻定義為一種“通過將屬于另外一個事物的名稱用于某一事物構成的，這一轉移可以是從種到屬或從屬到種，或從屬到屬，或根據類推。” 〔1 〕 （P149 ）隱喻這種認知方式表達上的模糊和不準確，一直被科學家所批判。隨著科學哲學等對科學的研究發現，科學研究中也經常使用隱喻的方法，黑洞、夸克等科學詞匯都是通過隱喻的方式來界定自然現象的，批判科學哲學家使用隱喻認識方式的不確定性在科學研究中同樣存在。生態女性主義者的研究更是發現，科學家對隱喻的使用在近代科學創立之時就已經大量存在，科學領域對性別、自然、認識方式等的描述都采用了隱喻的方式，正是通過這些隱喻，科學為自身的合法性提供依據。所以，在生態女性主義者看來隱喻“已成為人們認識世界和賴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2 〕 （P3-6 ）生態女性主義者通過隱喻的方式對性別、自然等文本進行解讀。

在生態女性主義者理論中，女性與自然之間的隱喻普遍存在，女性被認為較男性更接近自然，自然首先被隱喻成一個女性母親的形象。卡洛琳·麥茜特在《自然之死》中引用帕拉薩爾蘇斯對女性的描述，女性“以她自己的方式成為地球的一個領域，與地球沒有一丁點不同，可以這么說，女人取代了地球，她是孩子被播種和栽植的領域和花園沃土。” 〔3 〕 （P29-30 ）女性之所以被描述為這種孕育自然的形象是基于女性的自然特征。女性養育兒女，將食物轉化為乳汁，哺乳兒女成長，自然則用自己的資源生長萬物。這些特性上的相似在生態女性主義者看來都是女性更接近自然的物質基礎。但女性生理特征與自然的這種相似只是西方文化中女性的一個形象，代表了自然一個慈祥的孕育者的形象。

在西方文化中女性還有另外一種形象，這就是生態女性主義者所說的邪惡的繼母、妖女和女巫的形象。在這種形象中，女性孕育兒女的那種慈祥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不可控制的、野性的、非理性的形象。女性的這種形象在科學興起之后逐漸被強化，“平和、寧靜、仁慈、善良的女神與母親形象逐漸消失，狂野、無序、混亂、神秘的繼母與妖女形象占據了主導地位”。 〔3 〕 （P2 ）女性的這種形象被人類用來描述自然不可控制的一面，在男權主導的近代科學看來正是因為自然的這種形象，所以需要通過科學方法來認識自然，通過理性來控制自然，消除自然狂暴的一面。這種人類通過科學認識自然，使自然臣服于人的觀念與社會領域男權對女性的壓制，對女性非理性形象的建構一致，“無法無天的婦女如同混亂的自然一樣需要加以控制”， 〔3 〕 （P140 ）近代科學就是通過這種隱喻取得了合法性，而生態女性主義者也是基于對這種隱喻的認識，認為男權對女性的壓迫與人類中心主義者對自然的壓迫直接聯系。

生態女性主義者和科學主義者對性別、自然隱喻的認識方式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兩者對自然現象進行了不同的解讀，從而賦予了女性在性別角色中的不同地位。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需要對女性性別重新解讀，以此破解科學主義者對自然、性別的隱喻，而女性這個性別是一種社會性別，在生理上男女之前的差別要遠遠小于社會性別，女性的性別是男權社會下的一種社會建構。在男權社會中，男性掌握“話語權”，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這種男性相對于女性的主導地位也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對生態女性主義者而言，男女在社會中的性別角色以及相對應的社會地位、思維等等都是男權社會條件下，男權強行加在女性身上的。女性成了西蒙·波伏娃所說的“第二性”，作為“第二性”的女人是“父權制社會的性別統治、性別壓抑以及一整套意識形態，鑄造的歷史性的女人，女性降為男人的‘他者’” 〔4 〕 （P309 ），男權通過這種方式確定男性比女性在地位上的優越，這種對女性社會性別地位的建構與現在人對自然的設定是一致的。

二、生態女性主義對“男權”主導的人與自然二元結構的解構

科學主義者對女性、自然的隱喻基于一種二元的認識模式：在社會性別上區分為男、女，男性是主導，女性成為男性的附庸；在人與自然關系上，將人與自然區分為主體、客體，客體是被動的，主體具有能動性，在認識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主體是認識和實踐的中心，客體本身的價值逐漸被忽視，其價值重新以主體的需要來定義，人類中心主義在這種認識論模式下成為必然。在生態女性主義者看來，男權之所以能夠取得女性在價值等級上的優勢，取得對自然的優勢，是西方認識論上的二元認識結構所致。認識上二元結構根源于價值二元論和價值等級制。價值二元論就是將世界上的事物都區分為對立的兩類事物，“并把這兩類對子視為對立的（而非互補的）、相互排斥的（而非相互包容的）” 〔5 〕；價值等級制則是將這些對立的兩類事物在價值上作出一個高低的區分，“價值等級制則用一種空間意義上的‘上-下’隱喻來理解事物的多樣性，并把較高的價值賦予那些處于‘上面’的事物。” 〔5 〕正是根植于西方認識論上的二元價值區分模式，在性別上將人區分為男女，男性被賦予了理性、客觀的價值內涵，而女性則被賦予了感性、主觀等較價值等級上低于男性的價值內涵。

卡林·沃倫為這種男權與女性、人與自然二元結構之間的隱喻進行了一種邏輯上的推理。卡林·沃倫設計了A、B兩個序列 〔6 〕，A序列用來推理人如何確立對自然的優勢即人類中心主義者的邏輯模式，這個邏輯推理的起點是通過價值對立的二元劃分，將“具有有意識地改變他們生活于其中的共同體的能力”的人與沒有意識的植物相區別，以意識的存在作為價值等級判斷的標準，人因為有這種意識能力，取得了“在道德上的優越”。卡林·沃倫認為正是這種“道德上的優越”為人對自然的支配提供了道德依據，她稱這種邏輯為“統治邏輯”，通過這種從價值二元區分到價值等級再到統治邏輯的推理，人類中心主義者得到了人對自然統治的合法性。B序列的邏輯推理與A序列相同，只是將主體換成了男女兩性，B序列同樣首先從價值二元將女性認同為“自然”和“身體”的范圍，男性則是完全的不同的以“人”和“心智”存在，男權主導下的社會就是這樣通過價值的二元區分將男女之間做了“人”與“自然”、“心智”與“身體”之間的區別，這樣的區分在價值等級上將男性在社會等級以及在認識自然中的地位建構為高于女性，“心智”對“身體”，“人”對“自然”取得了支配的合理性。這樣，社會領域中男性能夠支配女性，自然界中人能夠支配自然。

卡林·沃倫通過這個邏輯推理隱喻了西方文化中人類中心主義形成的邏輯。而在卡林·沃倫看來這些都是男權社會中男權主導的一種“社會建構”而已，是男權的一種體現，價值二元、價值等級、統治邏輯等確立二元結構的依據在生態女性主義者看來都是男權的一種建構，目的是在社會領域將女性設置為男性的附庸，女性處于劣等的被支配地位，而在人與自然關系上則是將人確切地說是男性作為對自然的一種主體存在，自然只是為了人而存在，這也為人對自然的肆意掠奪提供了道德依據。男權通過建構價值二元、價值等級等此類原則將女性與男性、人與自然等進行二元的、不對稱的區分，人與自然的對立就是源于這種主體、客體的二元結構。

人與自然的區分在古希臘文化中已經存在，文藝復興中“人”從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但不管是在古希臘文化中，還是在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中，人與自然的關系都沒有形成生態女性主義所說的人類中心主義。人與自然的主客關系的形成是從笛卡爾開始。笛卡爾通過“我思故我在”命題，將“我”作為論證外在世界存在的唯一依據，外在世界的價值要憑借“我”去定義，思維是“我”的本質，“除了我是一個思維的東西之外，我又看不出有什么別的東西必然屬于我的本性或屬于我的本質。” 〔7 〕 （P27 ）除了思維的特性之外，笛卡爾哲學中“我”還是一個實體。

“我”的主體地位在笛卡爾那里得到了確立，成為一種區別于客體的存在。主體與客體二元結構劃分的直接結果是人類知識也被劃分為主觀知識和客觀知識，而知識的正確性要求主體采取一種客觀的態度去認識客體，這就是科學所稱的“客觀性”。在生態女性主義者看來，科學的這種認識模式“被笛卡爾用來與男性氣質的觀念與認識活動聯系在一起，以確保主體的自主性。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看，笛卡爾思想的背后動機是幼童擺脫母親的潛意識，借助于對‘客觀性’的構建而達到征服自然的目的，亦即成為父親的角色。” 〔8 〕 （P15 ）笛卡爾的主客二元結構為近代科學奠定了認識論的基礎，而生態女性主義者極力反對的就是這種二元主客認識結構和由此形成的男權主導女性、人統治自然的觀念。

將人和自然看作對立與控制的關系是二元論的典型表現。生態女性主義在承認人與自然的基本區分的前提下，消除那些分裂式的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簡單理解，更多的是讓人們認識到人與自然、自然中的人類個體以及其他生物個體乃至自然物之間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我們要想共存，所遵循的正確邏輯不是斗爭，而是合作。我們要用這樣一種理性觀念去取代舊的主人理性，“這樣一種理性開始能夠正確對待這個世界上的文化和生物生命之間彼此不相容的豐富差異性，并且能夠和其他人一起參與到生命共同體的偉大對話之中。” 〔9 〕 （P196 ）

三、生態女性主義的有機論自然觀

在男權的主導下，人與自然被建構成完全對立的兩極，在這兩極中人是自然價值的主體，人類成為自然的中心，這在生態女性主義者看來是一種機械論的自然觀。生態女性主義者對二元結構的解構就是要消解男權以及人與自然的二元思維結構，從而消除男權對女性、人對自然的壓迫，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女性的解放與自然的解放。而正是“人類中心主義”思維的基礎，也造成現在的生態問題，生態女性主義所做的正是要破除人類中心主義，恢復自然本身的價值，從而建立一種有機論自然觀，進而取代現代機械論的自然觀。

首先，生態女性主義有機論自然觀是對古代自然觀的適度回歸。現代自然觀認為自然并不具有超出經驗描述之外的任何神秘的屬性，凡是不能用因果關系來解釋和說明的都是無意義的。這種現代的自然觀和古希臘的萬物有靈論的自然觀以及宗教神學的自然觀相比，消除了自然的神秘性，增強了人類對自然的預言和控制，但這一方面造成了人與自然的對立，另一方面滿足不了人類對意義和價值的追求。生態女性主義要求我們正確對待和評價古代自然觀中蘊含的合理因素。比如，古希臘萬物有靈論的自然觀可以使人類對自然保持應有的敬畏之心，等等。當然，生態女性主義者的真正訴求并不是要完全回到宗教神學的神秘世界觀中去，而是要為現代自然科學所過度祛魅的自然重新賦予意義和價值。

其次，生態女性主義有機論自然觀的核心就是要恢復自然自身的價值。卡洛琳·麥茜特在《自然之死》中采用隱喻的方法將有機論概括為：“有機理論的核心是將自然，尤其是地球與一位養育眾生的母親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個設計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類所需的一切。” 〔3 〕 （P2 ）卡洛琳·麥茜特對自然有機論的定義中包含著以下含義：首先，自然是一個具有自我價值的系統，自然存在的價值不再是以人作為尺度；其次，自然是有序有規律的、設計好的系統，但與機械論將自然界定為一種設計好的系統不同。在機械論看來自然是被動的，自身并不具有自我運行的能力。所以，機械論總是在尋求自然的最終推動力和規律的設計者，為此早期機械論不惜尋求“上帝”的力量，直到最后“人”取代了上帝，自然成為客體，自然的作用只是“認可了對自然及其資源的掠奪、開發和操縱”，人在這個自然淪為客體的過程中，地位不斷上升，尤其是在機械論者看來，人甚至“為自然立法”；再次，有機論還強調自然為人類的生存提供所需的一切，這也是生態女性主義者將自然隱喻為女性的一個原因，女性為嬰兒生命的成長提供營養，自然則為人類生存的發展提供資源。由此看來，生態女性主義者并不反對人對自然的開發，只是在強調自然自身價值前提下的一種開發；最后，生態女性主義有機論將人作為自然中的一種存在，蘇珊·格里芬更加明確的認為人就是自然。

再次，生態女性主義有機論自然觀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從“控制”轉向“敬畏”。在有機論自然觀下，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再是機械論中人對自然的掠奪和壓迫，更加強調人對自然的“敬畏”。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這種“敬畏”在西方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是人對自然的基本態度。在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雖然人的價值已經被提出。在古希臘人的觀念中，世界萬物都是有“靈”的，世界是“處在不斷的生長過程中的有機體，世界中的萬事萬物均是從這個有機體中生長出來的。最原始的‘自然’概念指的就是這種生長過程。” 〔10 〕 （P107 ）這也是人對自然最早的直覺，這種直覺決定了在對自然的關系中，人始終在一種“敬畏”中認識自然，對自然“敬畏”的存在也使得人類不能毫無顧忌地開發自然。人對自然的“敬畏”在男權社會下被打破，自然萬物的內在價值也被忽視，卡洛琳·麥茜特也是在這個層面上講“自然之死”，“宇宙的萬物有靈論與有機論觀念的廢除，構成了自然的死亡”，而這是科學革命對人類最深刻的影響。

生態女性主義者強調恢復對自然的“敬畏”，人與自然不再是掠奪和被掠奪的關系，而是存在一種倫理關系。這種倫理觀念的基礎即為“生命是軀體、精神與靈魂的三種意義層的統一，而不是三種序列”。〔11 〕自然同樣是具有“生命”的，也是由以上三層構成的，人不比自然更高級，所以人與自然之間應該是一種新的“自然倫理”，從而為新的社會前景和新的倫理改變世界提供了力量。為了恢復對自然的“敬畏”， 生態女性主義者告誡人類，自然萬物都是有“靈”的。人類在利用自然維持自我生存的同時，也應該關注自然本身的價值，在自然面前保持一種“敬畏”。

總之，生態女性主義者所做的就是對男權這種建構的思想基礎——二元思維進行批判，在解構這種二元思維的同時，強調建立一種新的有機論自然觀，以此來重塑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的倫理關系，從而恢復自然的價值，消解人類生存的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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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管文婷.女性主義關于科學客觀性問題的研究〔D〕.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0.

篇8

【中圖分類號】D6011 【文獻標識碼】A

馬克思恩格斯生態自然觀主張將人由大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轉換為大自然的公民和普通成員，認為人只是生態關系中普通的構成元素，應該和其他構成部分共存共榮相互依賴。人類要想維持自身的生存發展，必須要懂得尊重生態系統的其他組成部分，無論是在價值取向上還是在實際行動上都應尊重生態系統的平衡關系和各個因素。

馬克思恩格斯生態自然觀實現了唯物主義自然觀與歷史觀的統一

在批判繼承傳統自然觀的基礎上，馬恩生態自然觀實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與歷史觀的統一。在自然觀方面，建立了一種在實踐基礎上人與自然高度統一的新世界觀。首先，它強調實踐是人與自然統一的基礎，克服了舊唯物主義者只從客體或直觀去理解事物，避免忽視人的能動性和實踐性。傳統天人合一的生態自然觀源于人對自然的恐懼與無知，人的生存與自然息息相關，這種依賴使地理、天文等自然科學率先發展起來，但也使人很難充分認識自身的價值，而是在實踐中被迫選擇順應大自然。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類能夠通過自身智力和體力的發揮來認識和改造自然界，并不斷為自身創造更適宜居住的環境。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人同自然界打交道，不僅遵循外在物種的尺度以及人自身的尺度，還要遵循“美的尺度”。人的自由創造活動是人的類特性、人的本質。人是有意識、有目的并且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的能動主體，是社會的存在物。由此馬克思強調，自然界之所以能夠構成為人的一部分，是因為人身上內在地擁有一種自然，并且通過社會實踐的作用而與外在自然發生著聯系，即人通過實踐活動與外在自然進行著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也因此自然界才成為人存在的基礎和生活的必要要素。

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也克服了唯心主義者從純粹的抽象意識方面夸大人的主體能動性而無視外部自然界的缺陷。在實踐的基礎上將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高度地統一了起來，確立了一種嶄新的世界觀。

馬克思恩格斯還論證了人類社會生活、社會實踐的本質，指出人如其他動物一樣，首先是要借助吃、喝等行為來維系自身生命，獲得生活資料，但人卻并不像其他動物那樣消極地、本能地適應自然，而是通過自身能動的活動即實踐讓自然界滿足自己生存發展的需要。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實踐是一種感性的對象性活動，它既存在著人與人的聯系，又存在著人與自然界的聯系。這種聯系是通過一定的感性活動引起的。也正是在實踐活動中，唯心主義抽象的自我意識的封閉性被打破，作為舊唯物主義脫離實踐、脫離人活動的純“物自體”的封閉性也被打破。

其次，它提出實踐是人與自然的中介，只有借助實踐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統一。自然界的普遍聯系及運動變化規律，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是客觀存在的。要注意從自然界中尋找規律。要求人們的活動一定要遵循客觀規律，不斷審視自身行為，糾正有害于自然的行為。只有這樣，人的活動才會有成效，人與自然才能和諧相處。

人類改造自然的活動必須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恩格斯認為自然生態系統是一個由人、生物、自然環境三者構成的相互影響、彼此聯系的有機統一體。人類自身的活動與地球生態系統緊密相關。隨著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沖突日益加劇，生態危機日益嚴重，人類更應該對人、社會、自然三者之間關系進行思考與自我反省。

在歷史觀上，確立了歷史的自然、自然的歷史這一全新的唯物史觀。馬克思恩格斯從人類歷史中考察自然，認為自然界并非是與人無關、獨立自在的自然，而是將其視為被人類不斷認識和改造著的自然，即“人化自然”，其本質是“人居生態”。

馬克思恩格斯又從自然中考察整個人類歷史。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類歷史歸根結底是人類改造自然的生產勞動史，是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矛盾運動的歷史。改造自然的生產勞動是人類歷史的真正起點，并由此展開著人類歷史的豐富性。因此，改造自然的生產勞動才是理解社會歷史的一把鑰匙。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類社會要生存、發展下去，需要從自然界獲取物質生活資料，因此必須通過不斷勞動對自然界進行改造以創造新的物質財富。也正是改造自然的生產勞動，使“自在的自然”轉變為“人化的自然”，使自然界打上了人的烙印。同時，人又占有和消化自己生產勞動的成果，使其成為自身的組成部分，這樣客體也在向主體轉化，人的社會屬性逐漸自然化，使社會歷史自然化。

總之，從社會歷史中考察自然和從自然中考察社會歷史，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根本方法，由此確立起他們的歷史觀。社會歷史不是純主體的、純意識觀念的過程，而本質上是人類改造自然的生產勞動的歷史、生產方式矛盾運動的歷史。即人類的歷史也是以改造外部世界的實踐活動為基礎的自然史的過程，是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統一性過程，從而也最終實現了自然觀和歷史觀在實踐基礎上的高度統一。

馬克思恩格斯生態自然觀實現了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超越

人類中心主義以人為中心，只承認人的利益和價值，不承認自然界的利益和價值。一切從人的利益出發，依照自身的利益去對待其他事物。雖然在一定階段造就了人類璀璨的文明成果，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但也成為了人類目前面臨困境的思想根源。

而與人類中心主義不同，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同樣強調人的主體性，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卻沒有像人類中心主義那樣，把人類定位到絕對支配的地位，而只是賦予人類一種改造自然的能力，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合理要求和適度利益應該是人改造自然的思想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認識論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自啟蒙運動逐步發展起來，其代表者是黑格爾，他建立了以“絕對精神”為基礎的“唯吾獨尊”的生態自然觀。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自然觀正是在批判繼承“人類中心主義”，尤其是黑格爾“絕對精神”的生態自然觀后，建立了天人合一的生態自然觀。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只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生共榮，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統一。而“人類中心主義”則賦予了人“唯吾獨尊”的特權。黑格爾就認為，自然是理念的產物，是人觀念外化的派生物。在“人類中心主義”者的眼中，所有自然的豐富多彩都離不開人來發揮價值，只有在人類不斷的創新技術、發揮效能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其存在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從整體性視角立足實踐，縱觀歷史完成了對“人類中心主義”在認識論上的超越。提出了自然是客觀存在，并且是先于人而存在，有其自身運行規律，其內部矛盾的相互作用構成了自然發展的動力，推動著自然一步步地發展演變。人只是自然的產物，是自然發展演化而來的，是自然孕育了人類。

其次，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人類中心主義”所蘊含的人的主體性思想。人類是自然的發展物，人類離不開自然但也并非絕對臣服于自然。人能通過自身的作用賦于自然新的力量。人類是生態系統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人絕非像動植物一般充當自然的依附物，人憑借智慧、技術、理性、工具毫無疑問地作為自然的主體、生態系統的主體。但人類絕不是自然的主宰，人類雖然不斷改變著自然界的面貌，但人離不開自然，并依賴于自然，這就決定了人類的行為不能恣意妄為。人類讓自然順應自我需求的同時，也要遵循自然運行的規律。

最后，馬克思恩格斯實現了對人類中心主義“以人為本”理念的超越，從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出發，真正實現了“以人為本”。

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價值論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首先，它對人與自然的價值關系進行了辯證分析。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發揮人類在與自然交往過程中的主體能動性的同時，否定對生命原則的背離和對自然界的貶低態度。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自然界是一個多樣性的價值體系，自然界對于人的價值和意義正是通過人對自然的改造利用的實踐才能實現。在對人與自然價值關系進行深刻全面分析的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還進一步提出應將人類的自身價值和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聯系起來全面把握。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徹底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將人類自身的價值都扭曲了，使得人成為追逐利益的機器，自然也淪為了被剝奪的對象。

其次，馬克思恩格斯從價值論角度分析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異化的根源。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以及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是導致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異化的根源。在“人類中心主義”那里，人類為了追逐自身利益，滿足自身需求，可以任意向大自然索取。并且這種索取可以不顧及大自然本身的承受力。在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與資本追逐利潤的沖動是完全一致的，這會使得資本主義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的，于是異化產生了。人與自然本應有的和諧統一關系被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界出現了資源、能源和生態的危機。人與自然異化了，同時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異化也產生了。工人所要加工的產品越多，所要付出的勞動就越多，但是付出和收獲并不成正比，工人本身和自己生產的勞動產品之間產生了異化，勞動不再屬于工人本身。“不合理的生產資料占有方式以及產品分配關系，遮蔽了人與自然之間的本真的價值關系，正是勞動異化的具體體現。”①

再次，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要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離不開社會關系。他們認為社會關系是聯系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堅實橋梁。自然界是人存在的基礎，是生活的基本要素，是人與人關系的紐帶。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在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概念中才體現出其價值和意義的。社會關系是人與自然之間多層次多角度的聯系溝通的紐帶和橋梁。

總之，正是基于馬克思恩格斯對于人的價值、自然的價值以及兩者之間關系的辯證理解，徹底改變了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二元對立、唯我獨尊的對象性關系，使之轉變為人與自然價值兼容的對象性關系，從而最終實現了從認識論和價值論角度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全面超越。

馬克思恩格斯生態自然觀與非人類中心主義有原則區別

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實踐，對處于異化狀態的社會現實和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維護了人與自然之間應該具備的和諧關系，對人類和大自然都賦予了人道主義關懷。馬克思恩格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揚棄，并不代表他們完全站在了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上，而是與非人類中心主義有原則區別。

“非人類中心主義”有其積極的意義。馬克思恩格斯并不主張對人類中心主義采取全面否定和拋棄態度，而是應在思考其歷史合理性和局限性的基礎上，清除其極端、狹隘的方面，吸取其合理因素。而作為生態倫理學的一個流派，非人類中心主義則是以人類中心主義的反對者角色出現，其主張是將非人類的價值放于首位，并不認為自然是人類發展、進步的工具。

近代以來興起的“生態中心主義”作為“非人類中心主義”當下最具代表的理論將“自然價值論”與“自然權利論”作為其理論基石。所謂“自然價值論”就是強調人以外的生命及其自然存在著不依賴于人的“內在價值”。而所謂的“自然權利論”主要是指生物和自然界人之外的其他事物按照生態規律存在下去的權利，主要是指生存的權利、自主的權利和生態安全的權利。因而在其理論之下，生態中心主義者認為人與自然之間應具有倫理道德關系，同時強調地球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和地球優先性。

由此可以看出，“生態中心主義”提出要尊重自然的內在價值，尊重一切生命的觀念，實現了環境倫理學上的一次新的突破。非人類中心主義把對人類社會的道德關懷進一步擴展到了自然界以及自然存在物身上。其有價值的思想包括：尊重生命，在宇宙間生物和人是平等的；自然界既有外在價值，又有自身內在固有的價值。非人類中心主義的這些思想包含了維護人類與自然和諧統一關系的積極因素，對于克服人類中心主義的片面性有積極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生態自然觀與非人類中心主義有原則區別。“非人類中心主義”忽視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主體地位。誤將自然作為了價值主體，混淆了人與自然物的倫理界限。其實質是將自然物與人平等對待，否定了人自由創造活動的本質。如當代西方倡導綠色運動的綠黨，就是主張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典型代表，他們反對經濟增長，反對生產和科學技術，崇尚回到叢林、回歸人類原始生活狀態。其思想中有保護自然環境、維護自然生態平衡的積極因素。但是這種思想將人的主體性消解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被遏制了，最終結果必然導致自然生態環境至上。

其次，它誤解了自然界在價值體系中的地位。在如何體現自然界自身價值問題上，“非人類中心主義”認為，自然界具有不依賴人類活動即可體現自身價值的屬性。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價值具有屬性，離開了人類的存在，價值也就失去了意義。②可見，價值是在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形成的，人相對于自然界，正是主體之于客體的關系，主客體的價值關系也只有在客體與主體的關系中才能形成，客體對于主體的價值也只有通過實踐才能實現。

總之，雖然非人類中心主義從化解人與自然對抗沖突出發，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進行了有益探索，但因為其本身的理論缺陷，導致其無法很好地指導人類正確處理自身與自然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生態自然觀在實踐基礎上將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研究問題的核心和主要線索，在對這一基本問題科學回答的基礎上也對人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對象性活動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凝練出了“人化自然”的理論，從而構筑起了新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由此形成了科學的生態自然觀。

（作者單位：河北科技大學后勤集團）

【注釋】

篇9

［中圖分類號］B845.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11－0098－02

生態系統指由生物群落與無機環境構成的統一整體，它是個開放的系統，為了保證自身的穩定，必須不斷輸入能量，否則就有崩潰的危險；生態系統也是生態學領域的一個主要結構和功能單位，它屬于生態學研究的最高層次。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人類的各種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干擾不斷增大，在破壞與保護、生命與金錢的痛苦交織中，人類逐漸意識到了生態系統的真正價值，人類才真正開始關注生態系統的現狀，并將其納入倫理道德體系中，形成一種全新的生態倫理道德，這一切都深深地影響著人類的命運。

一、當前生態系統的現狀

半個世紀以來，隨著人口的迅速增長和科技的飛速發展，人類不但擁有了空前強大的建設和創造能力，也擁有了巨大的破壞和毀滅力量。一方面，由于人類的各種活動增大了向自然資源索取的速度和規模，導致了生態失衡，帶來了一系列災害。另一方面，由于自然規律的反饋作用，人類本身也遭到“報復”。因此，當今世界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已經把生態環境問題作為制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來研究。

人類目前正面臨著一場空前險惡的生態危機。所謂生態危機，就是指生態破壞、環境惡化、臭氧層損耗、氣候異常、資源匱乏、疾病蔓延、生物多樣性銳減等。

二、系統科學地“看”生態

系統科學就是以系統為研究對象的基礎理論和應用開發的學科組成的學科群。它主要考察各類系統的關系和屬性，并揭示其活動規律，探討其有關系統的各種方法和理論。系統科學的方法和理論正在從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領域向社會科學領域廣泛轉移。

生態系統依其不同的結構實現其一定的功能，而系統的特定功能的實現要具備一定的結構。若要調整生態系統的結構，就有可能會改變系統的功能；而要改變生態系統的功能，就必須改變系統的結構，人類片面追求經濟價值使其結構和功能發生混亂，導致了一系列的生態危機。這些都表明，人類解決生態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理論認識的問題，而更多的是社會經濟的問題。客觀地說，現今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人的主體能動性的異化是導致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

（一）人的主體能動性的異化

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之所以能導致一系列的生態危機，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人擁有了一種特殊的能力，它不同于自然界的意志自由，它被稱為人的主體能動性。而人的主體能動性的異化，就是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質而被置于對立面的狀態，并且在這種狀態中，人的“自由意志”發揮已不再是“以人為目的”，而成了一種實現外在過程的工具，因此，當這種工具把自然與人的分離與對抗推向極端的時候，就導致了生態危機的發生。

（二）人的主體能動性異化的表現形式

異化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三點：第一，從人的價值觀念來看，當前片面地強調自然的價值性，一味地索取和占有，主觀地推崇財產私有，導致自然服從于人，物質的發展以不斷實現價值增值為最終目的；第二，從人的生產方式上來看，當前世界人類一味地追求功利來滿足自己的欲望，片面地發展生產力，一味地追求最大利益；第三，從人的意識形態上來看，奢侈、貧窮、霸權、強權等這些都是私有制度的產物。

三、非線性的思維“救”生態

通過系統科學地“看”生態，全面分析生態問題，我們可以得出，要想科學和諧地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且有效解決生態問題以及生態危機，就必須改變和突破人類以往所具有的線性思維和觀念。從非線性思維角度出發，建立一種全新的“大自然觀”、全新的“大生產觀”、全新的“大社會觀”。

（一）建立一種全新的“大自然觀”

我們要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就必須改變以往狹隘的自然觀，建立一種全新的“大自然觀”，它對自然的解釋和評價采用一種系統整體的方法，并且重新審視人的作用和位置。我們要意識到社會的發展不僅包括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提高，也包括全新“健康”的生態系統的建立。

（二）建立一種全新的“大生產觀”

我們要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就必須改變以往狹隘的生產方式，不斷擴大和豐富生產的內容和范圍。要想建立一種全新的“大生產觀”，我們就必須實現社會生產與自然生產、社會生產力與自然生產力的有機結合，建立一個將兩種生產和兩種生產力協調統一的大生產觀。

（三）建立一種全新的“大社會觀”

我們要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除了改變自然觀和生產方式，還必須改變與我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整個社會制度，以科學發展觀為核心，建立全新的“大社會觀”。

綜上所述，要想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關鍵還在于人性的提升。當我們人類學會“真正的利他主義精神”時，我們的自然觀、生產方式、社會制度自然而然會得到全新的改變。

四、展望

從系統科學角度分析了生態系統的各要素及其功能，當改變系統的結構時，功能隨之改變，同樣，當其功能發生改變時，其結構也要發生改變。其系統每個要素的重要性都不能忽視，但不能過多盲目地關注某一要素。例如，盲目任意地發揮人的主體能動性，導致了生態危機等一系列問題。非線性科學的誕生及發展，使系統簡單性與復雜性互生互換，使有序和無序巧妙地融為一體，使人類既繼承了線性世界理論，又對非線性世界理論進行了創新，為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各種許多重大問題提供了科學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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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1計成及《園冶》概述

 

1.1計成

 

計成，字無否，號否道人。明萬歷十年即1582年生。然“不知所終，卒年未詳”江蘇蘇州人，少年時喜好繪畫并遠近聞名。眾多畫家中尤愛荊浩和關仝。受良好教育，對詩詞繪畫有相當素養，同時游歷大江南北，中年時期回到家鄉吳江，開始了園林設計，并創作了《園冶》一書。然其一生未成就功名，艱辛坎坷。

 

1.2《園冶》

 

《園冶》是中國乃至世界上第1本造園理論的專著。由計成所著。全書共分為3卷，235幅附圖。主要內容為興造論和園說2部分。其中園說又分為相地、立基、屋宇、裝折、門窗、墻垣、鋪地、掇山、選石、借景10篇。

 

2《園冶》生態美學思想的溯源

 

2.1中國古代詩畫的生態意境

 

中國是一個崇尚自然的國家。中國的詩畫與自然有著密切的聯系。詩人、畫家向往自然風光，把這種感情寄托在詩詞及繪畫上，通過詩畫所創造的“意境”超越自然山水的空間限制，來達到心靈的滿足。在眾多詩畫中，留戀、贊美自然景觀的可謂比比皆是。在這些詩畫中更是親近自然，吟詠自然。這些詩畫所表現出的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而并非人類要征服自然。這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觀念正是生態自然觀的體現。在生態保護觀中更是不乏詩句。王建的《寄舊山僧》中 “獵人箭底求傷雁，釣戶竿頭乞活魚”以及《題金家竹溪》中的“山頭鹿下長驚犬，池面魚行不怕人”，都勸誡人們應保護野生動物，與野生動物和諧相處。

 

荊浩，關仝是計成所追尋的2位著名畫家，其繪畫風格對計成產生深厚的影響。自然在園林設計上更是深受啟發。荊浩北方山水畫鼻祖，畫風大氣且嚴謹。關仝師從荊浩，畫風樸素，形象鮮明且充滿靈氣。這些繪畫的風格、意境及構圖對計成后來創作《園冶》產生了深遠影響。

 

2.2中國古代哲學的生態思想

 

中國古代道家和儒家思想中都含有深刻的生態美學思想。“具有樸素而深刻的生態智慧”道家主張“天人合一”，這種思想最早由莊子提出，之后由董仲舒發揚。“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人類在改造大自然時，應尊重大自然自身的客觀規律，尊重事物的自然本性。不能以人的意識為轉移。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觀念”同時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同生態美學思想不謀而合。從《園冶》一書看，“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核心思想以及“巧于因借，精在體宜”的造園手法，都是這種“天人合一”思想的體現。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他所主張合于義的生活，反對奢侈浪費，主張勤儉節約，而這種思想在《園冶》中更是有所體現， “隨曲合方，當要節用”。中國古代哲學的生態思想對《園冶》的創作有著深厚的影響。

 

2.3中國古代的生態審美風尚

 

《園冶》成書于明晚期，在這一時期，明朝崇尚審美趣味，力求擺脫知識義理的束縛，追求自然之趣，新奇之趣。正如袁宏道在《敘陳正甫會心集》中說“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這種自然之趣，新奇之趣也是計成所追求的趣味。崇尚自然的生態審美風尚必然與《園冶》息息相關。

 

3 《園冶》生態美學思想的體現

 

本文從4個方面論述《園冶》生態美學思想的體現：生態自然觀、生態保護觀、生態節制觀、生態審美觀。在生態自然觀上，主要從《園冶》一書的核心思想及造園手法上表現。在生態保護觀上，主要分析在造園過程中對動物及植物的保護。生態節制觀上，從園林考察、規劃及資源的利用上進行分析。在生態審美觀上，從計成本人所表現的審美來敘述生態審美觀在《園冶》一書中的應用。

 

3.1《園冶》中生態自然觀的體現

 

3.1.1“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核心思想。在生態自然觀中，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人是自然界發展的產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環境創造人，同時人在實踐活動中通過勞動也創造新的環境。這個過程需要人與自然的和諧一致，人類不能一味地去征服自然，應以自然發展的客觀規律為前提。全書的核心思想為“雖由人作，宛自天開”，這一思想貫通于全書之中。一切以這句話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雖由人作，宛自天開”是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的延伸和具體運用，是生態自然觀的具體體現。古人“企圖逃離城市宮室……去過鄉村士紳的生活”，然而，當他們真正生活到山林之中則會感到孤獨寂寞，于是選擇了把自然景觀引進自家庭院的方法，開始了造園。造園要創造一種宜人的環境。這種環境要滿足人的需求，然而要做到“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則需要人與自然的高度配合，只有兩者和諧統一才能達到宛白天開的目的。而這種思想理念正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最高境界，也是生態自然觀的完美體現。

 

“雖由人作”中“人作”是表現人要創造環境，是人與大自然融合的過程。是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為。但要做到“宛自天開”。顯然包涵著對自然環境利用和自然資源索取的“度”的內容。就需要去保持自然風貌，保護自然環境。不僅在外在上做到與自然的一致，更深一層需要人類去保護環境、珍惜資源，達到外在形式與內在心靈共同對自然界的友好態度，共同去接受大自然，即不是一切以人類為中心，又不是單純的自然化，正是生態自然觀的完美詮釋。

 

3.1.2“巧于因借，精在體宜”的造園手法。園林巧于“因”、“借”，精在“體”、“宜”。就是說園林設計要因地制宜，巧而得體。如何做到因地制宜，巧而得體?計成曰：“‘因’者：隨基勢之高下，體形之端正，礙木刪椏……斯所謂‘巧而得體’者也。”即隨地勢、地形進行設計，砍掉有妨礙的樹木的枝椏，將流動的泉水引入石上，景觀要相互借用，適合建亭處建亭……這就是“精而合宜”。從全書的造園手法看，很多方面并不是完全按照人的意志進行建造。在園冶卷三造園組景中，強調“合宜則立”“臨機應變而立”、“隨意合宜則制”、“制亦隨態”、“隨形而彎”，這種“隨機”、“隨意”、“隨態”、“隨形” 都是生態自然觀的體現。

 

3.2《園冶》中生態保護觀的體現

 

在《園冶》中更可以看到計成對動植物的保護觀念。《園冶·相地》中說“新筑易乎開基，只可栽楊移竹;舊園妙于翻造，自然古木繁花。”容易規劃的新建筑，只能栽植易于成活的楊竹。翻新改造舊園，原有的古樹木發芽，繁花似錦，自然更具時間感，更有韻味。當代景觀設計師俞孔堅在設計上也是堅持保留原有老樹木，通過實際行動發揚著生態保護觀念。這種保存古樹，翻新舊園的現象表現了對生態環境的尊重及保護。《園冶·相地》中“多年樹木，礙筑檐垣;讓一步可以立根，斫數椏不妨封頂。斯謂雕棟飛楹構易，蔭槐挺玉成難”看出，自然景觀得到了尊重，植物的存在優于建筑，建筑要避開古老植物，合理保護植物，植物的生長周期遠遠長于建筑，是有生命的自然景觀。因此其存在優于建筑，優于亭臺樓榭。

 

計成的園林里動物是無可或缺的對象。“好鳥要朋，群麇皆侶”、“養鹿堪游，種于可捕”、“看竹溪灣，關于壕上”、“送濤聲而郁郁，起鶴舞而翩翩”、“隔林鳩喚雨，斷岸馬嘶風”……這種人與動物如親如故的場景令人陶醉。與此同時可以看到計成在造園的過程中非常注重動物的生活環境。如在《園冶·掇山·金魚缸》中“如理山石池法，用糙缸1只，或2只，并排作底。或埋、半埋，將山石周圍理其上，仍以油灰抿固缸口。如法養魚，勝缸中小山。”這種方法更加接近魚群原來的生活環境，讓魚類更快更好地適應新的環境，而不單單只是為了人的審美。

 

3.3《園冶》中生態節制觀的體現

 

在園林的建造中要做到生態節制，“就應該考察所造園林之地的地形地貌，然后因地制宜，合理地規劃原有地形地貌，同時要充分利用已有的自然資源對其進行合理的安排布置，盡量減少對原自然環境的改造及自然物棲居環境的破壞”。

 

《園冶》開篇興造論中“故凡造作，必先相地立基，然后定其間進”建造房屋，首先就要考察基地，有所規劃，然后再根據地基進行房屋的建設。考察地形，因地制宜，可以更好地節約時間、節省資源只有按照原有的地基建造房屋才更加合理，才能在以后的建造過程中避免浪費。在《園冶·相地》中“高方欲就亭臺，低凹可開池沼”在地形高的地方可以建造亭子，而在低洼之處可以挖掘池塘，這樣就可以節省時間，同時也可以節省自然資源。《園冶·興造論》中“隨曲合方”就是根據地形來建造建筑，這種尊重自然的做法可以更好地節省自然資源，同時能夠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3.4《園冶》中生態審美觀的體現

 

《園冶·屋宇》中“境仿瀛壺，天然圖畫，意盡林泉之癖，樂余園圃之間。”體現了對“天然”的追求，即“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同時受中國古代詩畫的影響，計成的《園冶》也具有如畫的審美性，中國詩畫是詩人畫家心靈向往的精神世界，中國山水畫“本于自然，高于自然”，計成撰寫《園冶》時，語言精妙之處，更是如詩如畫。《園冶》的審美思想得到了提升，不是一切為我所用，也不是純碎的自然化，而是“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將自然與人融為一體。

 

4 《園冶》對現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

 

接近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貫通于全書。從生態自然觀上，應正確處理人、社會與自然的關系，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建造宜居環境，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不能妄想征服自然。應結合自然，營造詩情畫意的景觀。在生態保護觀上，應該去保護自然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縱觀近幾十年來的生態環境，人類無休止地破壞，為了建造房屋而砍伐的樹木不計其數，淡水資源嚴重缺失。越來越多的動物瀕臨滅絕。《園冶》中的“好鳥要朋，群麋皆侶”是人們奢侈的畫面。動物是人類的朋友，而如今應為動物打造一個棲息之地。在生態節制觀上，需要全體人類的共同努力，愛護自然資源，做到節約而反奢侈。在造園中，則需要設計者合理的規劃，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更好地節約自然資源。

 

在生態審美上，作為21世紀的人類，面臨著文化的多元化和更多的誘惑，在眾多的選擇中，應該注重良好精神世界的構建。

 

5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