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過渡到中高速增長階段對城鎮化意味著什么？

國際金融危機后，國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最顯著特征就是開始由過去長達三十多年接近10%的經濟高速增長轉為7%以上、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階段。由于發展基數越來越大，維持過去那樣的高速增長已不現實。從需求條件看，靠大規模的政府主導型投資以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續性，我國經濟高增長過分依賴政府高強度投資的負面效果日益明顯，投資效率下降，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衡，產能過剩嚴重，長期下去不可能持續。而外需受到國際需求市場需求低迷的影響，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從供給條件看，隨著以勞動力短缺和工資持續提高為特征的“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以及以人口撫養比不再降低為表現的“人口紅利”的消失，再加上技術、管理等其他要素供給不足和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增強，經濟潛在增長率也不斷下降。此外，多年積累的諸多矛盾和問題，如產能過剩、環境污染嚴重等，也對經濟高速增長形成制約。特別是我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將面臨轉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城市化陷阱、資產泡沫陷阱、金融陷阱、捧殺陷阱等復雜問題。在中等收入階段保持中高速增長，不僅需要形成與經濟發展階段相匹配的高品質制度體系，而且需要擺脫增長機制鎖定，尋找增長與跨越的內在驅動。因此，在中高速增長階段，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相互交織，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相互影響，使經濟社會環境日趨復雜化，從而對城鎮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表現出以下特點：

一是經濟增長換擋調速，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需要城鎮化釋放需求和創造供給的能量。在增長速度換擋階段，由于市場需求和供給因素的變化需要一定的時間，經濟在一定時期內具有發展慣性，往往高時愈高、低時愈低，因此高速增長階段重點要防止經濟過熱、增速沖破上限，而增速放緩時重點要防止經濟失去活力、增速跌破下限，這就需要加強宏觀調控，使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范圍內。而且，在增長速度換擋階段，依靠國家大規模投資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由投資拉動向需求拉動轉變尚需時日，對外貿易狀況短期內也難有根本好轉，因此國家宏觀調控難度增加，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迫切需要對經濟的需求面和供給面進行深度調整，尋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空間，增強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城鎮化既能釋放需求，也能創造供給，如果能夠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就可能有效擔負起時代的重任。

二是經濟結構問題突出，轉型升級迫在眉睫，需要城鎮化推動重大結構性問題的解決。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以后，我國目前經濟結構性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轉型升級壓力依然較大。從內需結構看，經濟增長對政府投資、外貿出口的依賴程度依然較高，居民消費、投資所占比重嚴重偏低，通過刺激居民消費和民間投資帶動經濟增長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從三次產業比重看，二產獨大、三產比重偏低，2011年底我國三產比重約為43.3%，不僅遠低于高收入國家74.3%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國家55.6%的平均水平；從收入分配結構看，我國勞動報酬所占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不及40%，而世界通常比重是勞動報酬所占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貧富差距依然較大。

三是資源環境壓力增大，生態保護要求強烈，需要城鎮化與生態文明耦合推進。近年來我國資源和環境約束壓力顯著增大，是資源稟賦、發展階段、發展方式以及體制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人口眾多，許多重要資源、礦產人均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經濟發展受到的資源環境約束相對較大，三十多年比較粗放的發展方式也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破壞，而體制機制的不順和制度的缺失也導致了唯GDP主義的盛行，不少地方發展經濟是以浪費資源和犧牲環境做代價的。一些城市“十面霾伏”、“水漫金山”、“垃圾圍城”，給我們敲響了警鐘。迫切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城鎮化與生態文明深度耦合，處理好城鎮化發展和資源環境的關系。

四是“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尚存，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務繁重，要求城鎮化發展中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沒有變。伴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城務工，但長期以來，不少城市更多的是購買他們的勞動力，僅僅把他們看成是勞動者，而不是城市里平等的一員。如果城鎮化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城鎮化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在城鎮化的發展中，更加注重以人為本。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以后，城鄉社會矛盾、社會問題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領域矛盾還比較尖銳、迫切需要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在城鎮化進程中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五是國際關系深度調整，亟需擴大迂回空間，城鎮化應當成為我們手中的大牌。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經濟進入新一輪調整轉型期，發達國家提出了再工業化的口號，紛紛制定優惠政策將先進制造業留在國內，同時貿易保護主義也重新抬頭，并試圖通過 TTIP和TPP繞過WTO建立國際貿易新規則，國際政治經濟關系面臨深度調整。我國科技投入、創新能力不足，科技進步貢獻率40%，與發達國家 70%水平還有很大差距；產業發展水平較低，大量出口產品都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少數高端產品出口受到打壓，與發達國家競爭處于明顯劣勢；與此同時，我國勞動力成本提高、匯率上升，后起發展中國家以較低的成本和價格參與國際分工，我國在一些傳統領域的比較優勢逐漸喪失。這種“前堵后追”局面使我國拓展國際市場的空間縮小。為了增強我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我們要打好城鎮化這張牌，增大回旋余地。

在經濟中高速增長階段對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內涵有什么要求？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城鎮化的發展，為經濟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明顯改善作出了重大貢獻，推動人民生活從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推動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飛躍，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發展，這一點要充分肯定。但是，以往的城鎮化為了服務于經濟快速發展，將注意力集中在土地開發利用上，在為經濟提供發展空間、為地方政府提供財政收入的同時，對普通居民的利益保障、對生態環境保護重視不夠，也存在著“見地不見人”、半城鎮化、被城鎮化、貴族化城鎮化、“式”城鎮化等諸多問題，也受到了社會輿論的不少批評。在我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以后，增速放緩使城鎮化發展中的矛盾更加凸顯出來，特別是強制拆遷、環境污染、農民工權益、棚戶區、零就業家庭等問題飽受詬病，并成為引發社會矛盾和的重要根源，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對社會不公問題反映越來越強烈，迫切需要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新型城鎮化道路是不同于過去的城鎮化道路，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健康城鎮化道路。這里講的中國特色，主要有三點：其一，中國是具有13億人口的大國，要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走新型城鎮化道路，應該說是世界上最難的一件事情。在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實現城鎮化，在人類發展史上沒有先例。其二，中國是一個城鄉二元比較嚴重的國家，如何破解城鄉二元，是我們中國推進新型城鎮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我們要有耐心和定力。城鎮化目標正確、方向對頭，有利于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到2020年，要解決約1億進城常住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約1億人口的城鎮棚區和城中村改造，約1億人口在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其三，工業化、城鎮化和生態文明建設，這三件事情一個也不能少，屬于同步進行、疊加進行，這個難度也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難度要大得多，與先行現代化國家的歷程不一樣。走出一條新路，而且世界經濟和生態環境也將從中受益。我們理解，所說的中國特色，更多的是要考慮中國這三個特殊的國情，在考慮這個國情的基礎上推進我們新型城鎮化建設。我們推測，如果到2050年，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基本保持在平穩線上，城鎮化歷史任務能夠真正穩妥完成，就是了不起的世界級水平的成就。

那么，什么是新型城鎮化？簡言之是以人為核心、以質量為關鍵、以改革為動力。如果再具體一些怎樣講？以往我也做過歸納，曾提出過四條和六條，根據中央城鎮化會議的精神，我重新歸納為七條，就是走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城鄉互動、科學布局、綠色低碳、傳承文化、體制創新的道路。

第一，新型城鎮化，是堅持以人為本，體現公平共享、包容發展的城鎮化。要合理引導人口流動，重點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提高農民工融入城鎮的素質和能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和執政理念的集中體現，也是城鎮化科學發展的根本保證。以往的城鎮化，一些地方熱衷于“蓋高樓”、“造新城”，對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存在著見物不見人的傾向。而一些地方因城鎮建設和管理滯后，“城市病”已經顯現，影響了城鎮居民工作和生活質量。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就是要努力破解城鄉二元體制和城鎮內部的二元結構，使城鄉居民共享發展成果，過上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第二，新型城鎮化，是堅持四化同步，體現產業支撐、就業優先的城鎮化。城鎮化要有產業支撐，要促進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信息化和城鎮化深度融合、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有了四化并舉，產業（包括金融和技術）發展起來了，城鎮就能夠集聚人氣，有了吸納就業的能力，實現產城人三方面的融合，并能夠向智慧城市前進。沒有產業支撐的城鎮化，難以提供就業崗位，就是“唱空城計”，就會出現“空城”或“鬼城”。一些發達國家和東亞國家，較好地協調了四化同步，實現了現代化。而一些拉美國家由于四化不協調，就業問題突出，城市里出現了大量貧民窟，現代化進程嚴重受阻。在城鎮化發展中，我們要補上服務業的短板。服務業是城鎮就業最大的容納器，多為中小微企業，有的甚至是夫妻店，鋪天蓋地，潛力很大，要大力扶持，加快發展。

第三，新型城鎮化，是堅持城鄉互動，體現以城帶鄉、工農互惠的城鎮化。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的主要障礙，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推動新型城鎮化要與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要嚴防死守耕地紅線，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要探索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土地經營權流轉、集中、規模經營，要與城鎮化進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相適應，鼓勵發展、大力扶持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新型主體。要探索農民變市民，進城不離鄉，“就地就近”城鎮化的路子。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健全體制機制，不斷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城鎮化進程、共同分享城鎮化成果。

第四，新型城鎮化，是堅持科學布局，體現因地制宜、協調有序的城鎮化。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對城鎮化總體布局做了安排，提出“兩橫三縱”的城市化戰略格局，要一張藍圖干到底。要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發展基礎和潛力，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東中西地區因地制宜、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優化城鎮化空間布局和城鎮規模結構。目前，我國人口過度向少數特大城市集中，城市過度向東部集中的勢頭越來越明顯，造成大城市規模過大、小城市規模太小、地區差距日益擴大，城市布局不夠合理。這不僅產生大量的經濟問題，而且帶來嚴重的社會、政治和生態問題。由于中西部地區城市發育明顯不足，這導致了人口長距離大規模流動、資源大跨度調運，極大增加了經濟社會運行和發展的成本，不僅不利于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也不利于維護民族團結、保障國家安全。要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礎上，在中西部和東北有條件的地區，依靠市場力量和國家規劃引導，逐步發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為帶動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第五，新型城鎮化，是堅持綠色低碳，體現承載力強、和諧宜居的城鎮化。要根據城鎮人口增長趨勢和資源環境變化態勢，著力提高城市綜合承載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將生態文明融入城鎮化全過程。當前，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隨著城市人口的急劇增長及城市規模的迅速擴張，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倍受考驗，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路子不能再走下去了，必須堅持綠色低碳發展。要按照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的總體要求，形成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的合理結構。減少工業用地，適當增加生活用地特別是居住用地，切實保護耕地、園地、菜地等農業空間，劃定生態紅線。科學設置開發強度，盡快把每個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開發邊界劃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綠水青山保留給城市居民。

第六，新型城鎮化，是堅持傳承文化，體現歷史文脈、民族特色的城鎮化。城市建設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也是城市的軟實力。城鎮建設，要實事求是確定城市定位，科學規劃和務實行動，既不能閉門造車，也不能邯鄲學步，避免走彎路；要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要融入讓群眾生活更舒適的理念，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要融入現代元素，更要保護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體現民族文化的自信；要加強建筑質量管理制度建設，把文化和文明體現在有生命力的建筑中。在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既要提升和傳播城鎮文明，也要保護和尊重鄉村文明，要注意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

第七，新型城鎮化，是堅持體制創新，體現兩手結合、改革配套的城鎮化。要更加重視市場規律，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兩手結合，兩手都硬。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實踐證明，成功的城鎮化，既是市場調節、自然發展的過程，又是政府調控、規劃引導的結果。我國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許多問題都與市場和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沒有發揮好、沒有協調好密切相關。雖然市場存在著外部性等缺陷，但總體上看，我國過去曾經走過由政府包辦、排斥市場作用、忽視民間力量的城鎮化道路，政府過分干預是造成市場信號扭曲、不能正常發揮作用的主要因素。同時，政府越位與缺位并存還影響了政府作用的發揮，不該管的管了，該管的卻沒有管好。今后，一方面要堅持微觀交給市場，充分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另一方面還要充分認識到我國城鎮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復雜性、長期性和艱巨性，又要更好發揮政府在創造制度環境、編制發展規劃、土地用途管理、建設基礎設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治理等方面的職能。

新型城鎮化對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有哪些紅利釋放？

在經濟中高速增長階段，中國將面臨兩個方面的挑戰，一是如何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二是如何發掘和用好新的增長點。 2012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2.57%，距離65-70%的城鎮化率還有很大的空間。考慮到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5.29%，城鎮化的發展空間更大。而且，我國城鎮化地區差距也很大。從三大地區看，2011年東部地區城鎮化水平為61.07%，中部為46.99%，西部為42.99%，東部比中部高14.08個百分點，比西部高18.08個百分點。從各省份看，城鎮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與最低的貴州之間相差58個百分點。這說明城鎮化在增加供給、刺激需求、推動經濟社會變革等方面還有很大的作用空間，能夠在較長時期推動經濟中高速增長，保障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首先，新型城鎮化是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的重要保證。中高速增長階段，我們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經濟增長的下行慣性，同時避免在刺激經濟時引起物價的大幅上漲，就需要充分利用城鎮化自身具有的巨量市場需求、供給能力，使其成為經濟發展的“調控閥”，保證國民經濟維持一個合理、穩定、較快的發展速度。城鎮化將產生巨量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需求，改變農民原有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帶來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和民間投資、消費的蓬勃發展；城鎮化將大量農民轉變成市民，有利于增加勞動力市場供給、促進耕地和建設用地有序流轉，對于工業化、農業現代化深入發展大有裨益。一言以蔽之，城鎮化巨大的內需空間和強大的要素供給能力增強了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是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的重要保證。

其次，新型城鎮化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重要推動力。在中高速增長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任務就是，在保證經濟總量持續增加的同時，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城鎮化是我國內需最大潛力之所在，搞好城鎮化有利于減輕經濟增長對出口、投資的依賴，城鎮化的聚集效應也有利于普通居民服務業及科技、金融、信息、物流、文化等新興產業的發展；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城鎮化能夠為科技創新的產生和應用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為我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占據主動位置提供了良好條件；城鎮化通過人口非農化、社會保障體系和財政轉移支付措施，可以為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地區差距等突出問題的解決提供契機；另外城鎮化通過人口聚集實現資源能源的集約利用和生產生活廢棄物的集中處理，能夠切實減輕經濟社會發展對環境資源造成的 破壞。

第三，新型城鎮化是推動改革釋放紅利的重要突破口。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宏觀調控是必要的，但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最關鍵的還是要靠體制機制的完善，靠改革紅利的充分釋放。在中高速增長階段，各種深層次矛盾逐漸顯現出來，目前社會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利益主體日趨多元化，利益訴求日益多元化，要形成共識推進改革并非易事。而城鎮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市民化、棚戶區改造、城市環境質量等問題，社會比較關注，認識也比較統一，可以先行一步，通過城鎮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推動改革，為收入分配、土地制度、財稅體制、投融資體制、行政體制等整體配套改革的全面推進創造有力的條件。

第四，新型城鎮化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平臺。將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是城鎮化的起點而非終點，城鎮化建設過程是解決好城鄉居民生產生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全過程。新型城鎮化建設要求實現城鎮化和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各地在實際推動過程中也將產城融合、耕地和建設用地有序流轉作為城鎮化發展的基本條件，這有利于保障城鄉就業這一“民生之本”；新型城鎮化將農民工市民化和棚戶區改造作為城鎮化推進的重點工作，有利于改變農民工和棚戶區居民居住條件差、家庭收入少、保障水平低的現狀，改善底層群眾的生產生活狀況；城鎮化需要加強城市交通、地下管網、廢棄物處理等基礎設施配套建設，加大對城市水源、空氣質量的檢測和保護力度，這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條件，克服城鎮化粗放式發展帶來的各種弊端。

第五，新型城鎮化為贏得國際合作主動權提供了戰略迂回空間。“入世”使中國享受了十年擴大開放帶來的紅利，但目前這種紅利正在逐漸消失，勞動力原材料成本上升、新興市場崛起、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歧視性貿易摩擦增多等諸多因素疊加給我國對外貿易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城鎮化將立足點放在內需上，可以有效減輕外貿增長乏力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和個別國家對我國和平發展的遏制；城鎮化的集聚效應和綠色低碳發展方向能夠有效減少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消耗，降低我國對外資源能源依賴程度，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我國城鎮化搞得好，能夠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為國外的產品、資金、技術等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這為我國贏得國際交往的主動權和國際話語權提供廣闊的戰略迂回空間。

推進新型城鎮化需要正確處理的重大關系有 哪些？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個自然歷史和經濟社會發展過程，推進城鎮化要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出發，遵循規律，因勢利導，使城鎮化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推進新型城鎮化，需要正確處理若干重大關系，這里重點討論三個問題：

（一）正確處理速度與質量的關系。

按照美國城市地理學家諾瑟姆揭示的城市化發展三發展階段論，我國在30%～70%之間都將處于城鎮化加速階段，這是城鎮化發展的規律。根據城市病發展的四階段論，城市化率在50%～70%是城市病的發作階段，城鎮化是不健康的。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1.27%，應該說進入了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和城市病發作階段的疊加期。從中國城鎮化過程的特征看，在中國城鎮化剛剛進入快速發展和城市病發作階段的疊加期，雖然還沒有出現諸如拉美和印度那樣嚴重的“城市病”，但也存在諸如“半城鎮化”、“隱性城鎮化”、“被城鎮化”、“過度城鎮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病態城鎮化”等現象和問題，而且各種問題和矛盾日漸積聚、突出。此外，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調控機制，在城鎮化宏觀整體布局上，還存在著大城市過度集聚、小城鎮發展無序，地區發展失衡、城市之間的關系不協調等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未雨綢繆、及早診治，勢必演化為日益嚴重和難以治療的“城市病”，甚至陷于“拉美陷阱”，嚴重影響中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因此，在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周期和城市病顯性化和發作階段的疊加期，城鎮化面臨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速度太慢的問題，而是城鎮化質量方面存在缺陷，我們必須以提高城鎮化質量為關鍵，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否則，城鎮化就走不下去。從當前的情況看，需要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要積極促進農民工市民化，逐步解決半城鎮化問題。要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進，存量優先，帶動增量的原則，堅持兩手抓，一手推動戶籍制度改革，一手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二是要以人為本，妥善解決城市病問題。要提供與城鎮經濟發展水平相適宜的的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優先解決城鎮人口的就業、安居、教育、醫療、交通等問題，提高城鎮居民生活質量。三是要轉變城鎮發展模式，提升城鎮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要加強城鄉不同類別的空間管制，大力推進低碳生態城市建設，促進城鎮集約緊湊發展；圍繞提升城鎮發展軟實力，加快城鎮服務功能建設和綜合管理，提高城鎮管理服務水平。四是要建立城鎮化發展評價體系，確保城鎮化健康發展。科學制定城鎮化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將城鎮化質量納入政績考核、重大事項督查范圍。

（二）正確處理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的 關系。

篇2

一、成功追趕型國家在高速增長期后增長率下臺階是一個規律性現象

在經濟增長的國際比較研究中，按何種價格計量是一個重要而學術性較強的問題。可用于國際比較的數據來源較多，其中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世界經濟史數據，較好滿足了長時間跨度不同國家、不同時期比較的需要，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和公認度。麥迪森數據采用購買力平價和國際多邊比較方法，以1990年為基準水平，其計量單位簡稱1990年國際元。

根據麥迪森的各國長期經濟增長數據，20世紀以來，除美國、英國等處于全球技術和增長前沿的國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大都經歷了一個為時20年或更長的高速增長期。高速增長期結束后，增長率明顯下降，并轉入一個速度較低的增長平臺。這種增長率下臺階的現象在戰后高速增長的日本、韓國和德國等國家表現得較為典型，并呈現出一系列重要特性。

第一，經濟增長率通常在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左右下臺階，從高速增長階段過渡到中速增長階段，增長率下降幅度約30～40%。日本在1946～1973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為9.4%，戰后高速增長保持了27年。到1973年，人均GDP達到11434國際元，之后增長率下臺階，1974～1992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降至3.7%，中速增長維持了18年。1993～2008年期間年均增長率進一步降至1.1%。韓國1946～1995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為8%，到1995年人均GDP達到11850國際元，此后增長率下臺階，1996～2008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降為4.6%。德國（當時為聯邦德國）1947～1969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為7.9％。在1969年人均GDP達到10440國際元之后開始下臺階，1970～1979年GDP年均增長速度降至3.1%,進入中低速增長階段。

第二，在經濟增長率下臺階前后，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下臺階以前的高速增長期，工業產出比重持續上升并保持在較高水平；而下臺階后往往伴隨著工業產出比重下降，服務業比重則相應上升。日本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二戰剛結束時一度降至20%，而后迅速上升，至1970年達到46%的峰值；之后逐步下降，到2007年降至不足30%。韓國二戰結束時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15%，之后持續上升，到1991年時達到峰值，為42.6%,之后開始回落，2007年降低到37%。德國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65年左右達到峰值，為53％，之后逐步下降，到2008年回落至30.2%。

第三，在經濟增長率下臺階前后，總需求中投資與消費結構也發生顯著變動。下臺階之前的高速增長期，投資比重持續上升；下臺階后投資比重隨之下降，消費比重相應上升。日本固定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這里給出的是固定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包括存貨資本在內的全部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的變化規律，和固定資本比重的趨勢基本一致。在二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初呈上升趨勢，到1973年時達到峰值37.1%，與經濟增長率下臺階的時間點大體重合。之后，投資比重逐漸下降，到2007年降至23.4%。韓國的投資比重在經濟高速增長期內呈現明顯上升勢頭，從1960年的11.4%升至1991年的38.9%，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投資比重也都保持在37%左右，之后顯著下降，到2008年降至29.3%。德國的投資比重轉折和GDP增長率下臺階的時間點也基本重合。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投資比重保持在25%左右，到1965年達到二戰后的峰值，為28.3%，之后逐步回落，到2008年降至19.2%。

第四，經濟增長率下臺階前后，城市化推進速度也會相應變化。經濟高速增長伴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而經濟增長率下臺階后城市化進程也逐漸放緩。二戰后日本的城市化率快速上升，1945～1973年城市化率從27.8%上升到55.4%，年均增長0.98個百分點。1973年之后，城市化進程逐步放緩，2008年達到66.5%，1973～2008年期間城市化率年均增長0.32個百分點。韓國1950～1995年城市化率由20.9%提高到78.2%,年均增長1.30個百分點。1995年之后，城市化進程放緩，2008年城市化率達到81.5%,1995～2008年期間年均增長0.25個百分點。德國城市化水平起點相對較高，在“二戰”前就超過了50％。1950～1969年期間德國城市化率從52.9%上升到72.2％，年均增長1.02個百分點，之后城市化水平基本穩定，2008年為73.6％。

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持續高速增長，并在人均收入達到1萬國際元左右出現增長率明顯下臺階、經濟結構顯著變化的現象，反映了這些國家能夠憑借適宜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發展戰略，充分發揮技術上的后發優勢，在短短幾十年的追趕期內，“擠壓式”地完成先行國家在一兩百年內實現的工業化、城市化任務。當然，這個時候的增長速度下臺階，并不意味著已經全面實現現代化，主要表明以大宗工業產品生產和消耗為主要特征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的基本結束，隨后是一個更“精細”增長階段的到來。

在快速追趕階段，后發國家可以通過引進與模仿，從先行國家那里獲得大量成熟技術；與此同時，后發國家的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普遍較低，與已有技術和產出能力相對應的需求處在迅速成長和釋放期。只要依托有效的體制和戰略形成較強的資源動員和配置能力，就可以出現一個較長的持續高速增長期。而且歷史經驗顯示，似乎時間愈靠后的后發國家，“擠壓式”增長的特點愈加明顯，完成同樣工業化任務的時間愈短一些。當人均GDP達到1萬國際元左右的發展階段后，后發國家的技術水平逐步接近世界技術前沿，引進和模仿空間縮小，要素成本加快上升。另一方面，需求擴張速度減緩，能夠引致大量投資的基礎設施、住宅和相關產業擴張速度放慢。需求和供給兩方面變化，使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一組條件難以為繼，從而導致后發國家在“擠壓式”追趕期的高速增長結束之后，轉入中速增長階段。從現象上看，有的成功追趕型國家經濟增速下臺階時，恰好疊加了國際經濟環境的重大變化，如日本遇到了石油危機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韓國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國際環境的重大變化可以觸發和加劇增長速度的滑落，但不構成增長速度下臺階的根本原因。人們同樣可以觀察到，盡管資源匱乏程度與日本相近，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機并未打斷韓國的追趕進程；而韓國之所以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增長速度下降，主因還是人均GDP超過1萬國際元，進入了增長速度下臺階的時間窗口。

成功實現追趕的工業化國家的經驗表明，轉入中速增長階段并不僅僅是增長速度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經濟結構的大幅度變動，即工業主導逐步轉為服務業主導；相應地，投資比重下降，消費在需求增長中的份額上升；經濟增長逐步進入創新和服務經濟為主驅動的軌道。在這個調整過程中，人均GDP仍然保持了較為穩定的增長態勢。

二、增長階段轉換對發展方式轉型提出了緊迫要求

增長速度回落，我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近期討論較多的一個問題。我們研究表明，從工業化的歷史進程觀察，應當區分兩種不同類型的增長回落。一種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回落，典型的是拉美國家，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也有相似的經歷；另一種則是較完整地經過工業化高速增長期后的回落，典型的是上述日本、韓國、德國等二戰后的增長經歷。形態上看，二者有相似之處，比如都曾經歷過時期長短不等的“擠壓式”高速增長，繼而發生了經濟增速的回落。但深入分析后不難發現，這兩種類型增長回落的性質、原因與含義大不相同。首先，前者的增長回落大體出現在人均GDP達到4000～7000國際元的發展階段，而后者則出現在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左右的發展階段。其次，前者的增速下滑是在工業化中期后優勢尚未完全釋放的前提下發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關國家的工業化基本架構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業化進程無法持續，特別是高速增長過程無法順利完成。而后者的增速下降發生在后發優勢基本釋放、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基本結束之時，是一種“自然回落”。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以1990年國際元計算，2010年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7864國際元，超過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時拉美國家人均GDP 4000國際元和國家人均GDP 6000國際元的水平。按照目前的增長態勢，再過3～5年，我國將有很大可能達到成功追趕型國家經濟增長“自然回落”時所達到的11000國際元的水平。除非出現重大挫折或反復，我國落入拉美和前國家曾經經歷的那種含義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經很小。我國的增長形態，看起來與成功追趕型經濟體更為接近或相似。不同的是，在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回落以及回落后轉入新的增長階段過程中，將會面臨特殊的矛盾和問題。

篇3

二戰以后，先后有許多經濟體進入工業化歷史進程，但只有少數經濟體跨過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從中可以觀察到兩種不同類型的經濟增長速度回落。

一種是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在人均國民總收入不超過六七千國際元（購買力平價指標）時增長速度回落，陷入增長緩慢、停滯乃至倒退的困境。這些經濟體大多實施進口替代戰略，抑制市場力量的發展，借用大量外債，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有的迫于民粹主義的壓力，實行難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終導致高增長難以為繼。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國家。

另一種是經歷了一個更長時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長，在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時增長速度出現回落，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并躋身于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新加坡等東亞經濟體。這些經濟體具有較好的市場基礎，同時也有發展導向的強政府，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形成了具備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近年來增長速度有所放緩。2014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大體上相當于11000國際元，增長模式和軌跡與東亞經濟體顯示的增長規律較為相似。從長期增長框架看，我國已經成功利用了工業化時期高速增長的潛力；當前經濟增長條件出現一系列重要變化，構成經濟發展的新困難，經濟合乎規律地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應該認識到，我國現在達到的發展水平遠高于當年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時的發展水平，已經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經濟能夠實現由數量追趕向質量追趕的平穩轉型，就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

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

中高速增長平臺

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是一個“轉型再平衡”的過程。從需求側看，以往長時期帶動高增長的低成本出口、大規模開發建設、排浪式消費等主要需求發生深刻變化和調整。在供給側，由于重化工業調整相對較慢，部分行業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企業虧損擴大。但從今年一季度情況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業品價格有所回升，工業企業效益由降轉升。如果去產能到位，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回升，供給側也有望調整到位。隨著供需兩側達到新的平衡，我國經濟將進一步釋放增長潛力，進入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臺。

中高速增長期依然是追趕期。目前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約為8000美元，與發達國家人均四五萬美元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如果說以往高速增長期主要是數量追趕，今后將更多地表現為質量追趕。在這一階段，創新活動比重將有所增大，但大多數還是追趕型的，仍然需要重視向先行者學習，并要由過去的“鋪攤子”轉向“上臺階”。與數量追趕相比，質量追趕對發展條件、體制和政策環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決好以下三個突出問題。

糾正資源錯配。目前，行業之間生產率的差距依然較大，這表明要素流動不暢、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市場機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和定價受阻。通過深化改革糾正資源錯配，不僅可以使傳統行業繼續釋放出可觀的需求，而且能夠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產率，化解潛在風險。

激勵產業升級。產業升級既包括發展新興產業，也包括在已有產業中采用新裝備、新技術，同時還表現為在產業價值鏈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制造提升到高端制造，更加注重設計、研發、品牌等。產業升級將帶來專業化分工協作關系的深化、產業集中度的適當提高；將更多地開發和利用中高級生產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將通過制度和文化建設全面推動精致生產。

營造創新環境。主要是形成有利于市場發揮作用的體制和政策條件，使創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場競爭中流動，聚集到創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創新效率。

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為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有利條件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是聚焦于生產要素的流動重組和優化配置，將為我國加快質量追趕、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條件。目前，應將以下幾個方面作為優先領域加以推進。

放寬準入，深化壟斷行業改革。近年來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業準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進展，現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礎產業和服務業領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金融、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這些壟斷行業的投資看起來已經不少了，但其實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資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資效率。應進一步放寬這些領域的準入條件。

促進城鄉之間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推動城市發展從以往的孤島型轉變為網絡型，帶動大城市之間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加強互聯互通，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優化調整，將可引出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為此，應下決心打破城鄉之間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不合理體制和政策限制。

在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營造創新環境。創新與模仿具有實質性差異。在模仿階段，政府職能主要體現為指定技術路線、做好規劃。在創新階段，政府職能則主要體現在保護產權，穩定企業家和科研人員的預期，為創新活動提供有效激勵；深化各項改革，促進創新要素流動、聚集和優化配置，提高人力資本質量，為創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時，還應使改進創新環境成為地方競爭的新元素，推動形成創新型城市和區域創新中心。

篇4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3）03-000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3.01

一、文獻綜述

貨幣政策是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運用各種政策工具達到保持物價穩定并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最初研究認為貨幣政策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是一致、線性的，然而20世紀初30年代的研究表明貨幣政策具有非線性、非對稱性特征。特別是凱恩斯提出流動性陷阱問題，強調在此情況下貨幣政策是無效的，此后對于貨幣政策的非對稱、非線性研究更加深入。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體現在不同方向貨幣政策對于經濟運行的影響不同、不同經濟周期階段貨幣政策的效果不同、不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效果差異性以及貨幣政策對于一國不同地區可能產生不同影響。由于貨幣政策存在非對稱性特征，就需要根據具體經濟環境制定合理的貨幣政策，才能達到預定的政策目標，這對于貨幣政策制定具有極大借鑒意義。

國外主要從三個方面對貨幣政策非對稱性展開研究。Ball and Mankiw（1994）認為由于工資及價格粘性，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影響要大于擴張性貨幣政策，這一理論得到了Rhee and Rich（1995）等實證研究的支持[1-2]。Bernanke and Gertler（1989）提出的信貸配給理論則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貨幣政策非對稱性，認為信貸市場由于信息不對稱存在信貸配置行為，在經濟衰退時期信貸約束更加突出，因而緊縮貨幣政策既導致融資成本上升，也導致流動性下降，經濟衰退時期的貨幣政策影響要比經濟繁榮時期的貨幣政策影響大[3]。貨幣政策也會因規模不同產生非對稱效應，根據Ball and Romer（1990）所提出的理論，較小的貨幣政策沖擊會影響產出水平，但是價格水平可能保持不變，這是在于生產廠商保持價格不變的效用要大于調整價格所帶來的效用；而較大規模的貨幣政策沖擊可能引起價格水平變化，而產出不變，這主要在于生產廠商調整價格所帶來的效用要大于保持價格不變的效用[4]。Cover（1992）使用1951―1987年美國數據，使用兩步法來研究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研究認為緊縮政策對于產出的影響要比擴張政策更為顯著[5]。Beaudry and Koop （1993）、Pesaran and Potter（1997）使用帶閾值的自回歸模型（Threshold autoregression models）研究表明，不同經濟周期下緊縮和擴展貨幣政策對于產出的影響存在一定差異[6-7]。Dolado and Maria-Dolores（2006）使用馬爾科夫區制轉移的向量自回歸模型（Markov regime-Switching Vector Autoregression，MS-VAR），評價貨幣政策在不同經濟周期下所呈現的非對稱效應，表明在經濟衰退時期貨幣政策效果更為顯著[8]。Aragon and Portugal（2009）、Siow-Hooi Tan（2010）均證明貨幣政策在巴西、東南亞國家存在非對稱效應[9-10]。

我國對于貨幣政策非對稱性研究較晚，相關成果自2000以來開始增多。劉金全和劉兆波（2003）利用描述經濟增速波動成分的各種GARCH模型檢驗發現，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的收緊作用要大于擴張性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的刺激作用[11]。歐陽志剛、王世杰（2009）以經濟增速和通脹水平為閾值變量建立非線性貨幣政策反應函數，估計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對通脹和產出的反應隨著預期的通脹率和經濟增速的變化而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12]。劉金全和鄭挺國（2006）基于馬爾可夫轉移模型和沖擊響應分析等方法，檢驗了我國貨幣政策沖擊方向、沖擊規模以及經濟周期階段可能存在的非對稱形式，發現我國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存在顯著的非對稱性[13]。趙進文和閔捷（2005）采用了STR 模型對我國貨幣政策效果進行了實證研究， 發現在1993年1季度至2004年2季度期間，我國貨幣政策表現出了明顯的非對稱性和非線性特征[14]。王立勇、張代強和劉（2010）基于開放條件下的向量自回歸模型進行非線性檢驗后發現，我國貨幣政策具有非線性特征，并應用LSTVAR模型研究信貸沖擊和利率沖擊所產生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的差異性[15]。

本文在借鑒以上文獻基礎上，運用MS-VAR模型研究我國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效應。選用MS-VAR模型主要在于該模型能夠根據模型參數較好劃分經濟周期區制，同時該模型便于研究貨幣政策的多種非對稱效應。

二、MS-VAR模型簡述

向量自回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對于相互聯系的時間序列變量系統是有效的預測模型，同時VAR模型也被頻繁地用于分析不同類型的隨機誤差項對系統變量的動態影響，其表達式為：

MS-VAR模型估計方面，MS-VAR模型主要采用期望最大化（Expectation-Maximization，EM）獲得模型參數的最大似然估計值。EM方法是一種迭代最大似然（ML）估計方法，主要用于可觀測時間序列依賴不可觀察隨機變量的模型的估計。EM方法每次迭代包括兩步，第一步為期望（Expectation），由平滑概率？孜t|T估計不可觀察狀態？孜t；第二部為最大化（Maximization），通過相關似然公式計算出系數向量？姿。

三、實證研究

（一）數據分析和模型設置

本文利用1994年1季度至2012年3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貨幣供給量（M1）、1-3年貸款基準利率（r）四類宏觀經濟數據，基于MS-VAR模型研究我國貨幣政策非對稱效應。其中，GDP主要用以反映貨幣政策可能對產出影響，為了獲得實際GDP，使用季度CPI對名義GDP進行平減；CPI主要用以反映貨幣政策對于通貨膨脹的影響，季度CPI主要由各季度內各月CPI平均得到；M1主要用以反映數量型貨幣政策可能對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r主要用以反映價格型貨幣政策可能對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各季度r主要季度內各月的r數據平均得到。本文數據主要來自統計局網站和《中國經濟景氣月報》，文中所有變量均使用X-12進行了季節性調整，以消除季節性因素；對所有變量取對數以消除數據波動性，即lGDP、lCPI、lM1、lr；為獲得穩定的數據過程，數據最終采用同比形式，即dlGDP、dlCPI、dlM1、dlr。本文使用Oxmetrics進行數據處理和模型計量分析。

建立MS-VAR模型需要樣本數據均為平穩過程，因而首先需要對樣本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經過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lGDP、lCPI、lM1、lr均存在單位根，而dlGDP、dlCPI、dlM1、dlr均在1%的置信度下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表明數據時間序列呈現穩定狀態，因此可以利用處理過后的樣本數據建立MS-VAR模型。

建立MS-VAR模型還需要進一步確定模型的滯后階數、經濟周期區制劃分以及模型參數選擇等模型設置問題。

1.模型滯后階數設置問題。模型滯后階數的確定直接關系到模型構建的優良性，本文主要根據似然比檢驗統計量（ LR） 、最終預測誤差（ FPE） 、AIC 信息準則、SC 信息準則和HQ 信息準則等標準進行篩選。實證結果顯示，有3個準則認為最優滯后階數為2階，因此本文MS-VAR模型的滯后階數確定為2階。

2.模型區制劃分問題。由于發達國家經濟周期波動多呈現古典經濟周期形式，因而國外研究文獻多采用二區制馬爾科夫轉移模型來研究經濟周期波動，也就是將經濟波動劃分為衰退和繁榮兩個結構狀態。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上升期，使用二區制劃分經濟周期并不能準確反映我國經濟周期特征。王成勇和艾春榮（2010）、袁吉偉（2012）實證研究表明，三區制馬爾科夫轉移模型能夠較好的刻畫我國經濟周期波動性特征[17-18]，因而本文使用三區制馬爾科夫轉移模型，進而將我國經濟周期分別劃分為低速增長區制、適速增長區制和高速增長區制。

3.MS-VAR模型具體形式選擇問題。MS-VAR根據常數項、均值、方差的變動情況可進一步劃分為MSM-VAR、MSI-VAR、MSIH-VAR、MSMH-VAR、MSIAH-VAR等不同類型。本文采用AIC、HQ、SC、LL四個統計指標篩選、構建實證模型。實證研究結果標明，非線性模型MS-VAR要優于線性的VAR模型，表明我國經濟周期存在非對稱性波動特征；AIC、HQ、SC模型篩選統計指標表明MSMH模型要優于其他模型，因而本文選擇MSMH（3）-VAR（2）模型進行我國貨幣政策非對稱效應的實證研究。

（二）實證結果分析

模型擬合結果表明，所估算的模型參數通過顯著性檢驗；從相關分析看，模型殘差和模型預測誤差均不存在自相關和偏相關問題；從Q-Q圖看，模型殘差和模型預測誤差接受正態分布假設。可以看到，MSMH（3）-VAR（2）模型能夠較好地刻畫了我國經濟周期的波動特征。模型擬合結果顯示，區制1、區制2、區制3的季度GDP同比增速均值分別為7.7%、9.9%和13.7%。區制1、區制2和區制3分別代表我國經濟周期中的低速增長階段、適速增長階段和高速增長階段。

從三個區制平滑概率圖可以看出，我國經歷了三次較為明顯的經濟增長狀態變化，基本呈現了劉金全和鄭挺國（2008）所認為的低速增長―適速增長―高速增長―適速增長―低速增長周期規律。1997年我國受到亞洲金融危機沖擊，我國經濟呈現由高速增長向低速增長過度的結構變化，并且在低速增長區制持續至2001年。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出口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出口紅利推動我國逐步由低速增長區制向高速增長區制轉變。可以看到，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國經濟持續處于高速增長區制，經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2008年下半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外需不振，加上國內投資、消費低迷，經濟增速大幅下降，由高速增長區制直接轉入低速增長區制，經濟呈現硬著陸狀態。經2009年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我國經濟得到較快修復，回到適速增長區制。考慮我國人口紅利、改革紅利以及出口紅利的消失，我國潛在經濟增速中樞下降，未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態勢可能不復存在。

同時，我國經濟周期的三個增長區制在波動性、概率分布、持續期等方面存在差異性。波動性方面，低速經濟增長區制波動性最大，高速增長區制波動性其次，適速增長區制波動性最低。持續期方面，低速增長區制發生概率為0.20，持續期為7.5個月；適速增長區制發生概率為0.59，持續期為15.8個月；高速增長區制發生概率為0.21，持續期為10.5個月，由此可見，適速增長區制出現概率最高，持續也最長。不同區制間的轉移概率也不盡相同，低速增長區制向適速增長區制、高速增長區制轉移的概率分別為0.12和0.01，表明我國經濟增速更傾向于由低到適速區間的過渡。適速增長區制向低速、適速增長區制轉移的概率分別為0.03和0.14，表明適速增長區制更可能向高速增長區制轉移。高速增長區制向低速、適速增長區制轉變的概率分別為0.04、0.07，這表明高速增長區制更傾向于轉向適速增長區制，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回落的過程是一個比較緩和的過程，這有利于實現經濟軟著陸，也與我國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措施有很大關系。

（三）脈沖響應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貨幣政策可能產生的非對稱效應，下面運用基于MS-VAR的脈沖響應來分析貨幣政策所產生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

1.價格型貨幣政策沖擊的脈沖響應分析

基于利率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在于，通過利率引導投資，調節社會需求，進而達到調控經濟增速的目的。根據脈沖響應分析，利率的正向沖擊代表緊縮性貨幣政策，利率的負向沖擊代表擴張性貨幣政策。

第一，不同方向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效應分析。從脈沖響應圖可以看出，緊縮性貨幣政策所產生的政策效果要大于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以低速增長區制為例，利率的一個正向沖擊將使得經濟增速下降2.5，使得通貨膨脹最大下降5.5；而利率的一個負向沖擊最大可使經濟增速上升1，通貨膨脹最大升高2.5。其他經濟周期也有類似結果，這充分表明，不同方向貨幣政策的效果存在較大差異性。這種差異性既可能來自工資和物價的粘性，也可能來自我國信貸市場的信貸配給行為。

第二，貨幣政策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非對稱性分析。價格型貨幣政策所產生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也存在一定差別，總體看價格型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要略大于對產出的影響，尤其是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下，其價格效應更為突出。

第三，不同經濟周期階段下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效應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經濟增速區制下，利率變動對于產出和通脹的影響略有不同。在低速增長區制下，利率的一個正向沖擊在3個月后會引起產出和通脹水平下降，這種下降趨勢將持續至第10個月，整體看，利率的正向沖擊將對產出和通貨膨脹產生負向影響。在適速增長區制下，利率的一個正向沖擊對于產出和通貨膨脹的影響與區制1基本相同，不過對于產出的影響程度要大幅下降。在高速增長區制下，利率的一個正向沖擊在第5個月才對通脹產生影響，在第1個月即對產出產生影響，整體看利率的一個正向沖擊對通脹產生正向影響，而對于產出產生負向影響。而利率的一個負向沖擊所產生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在低速增長區制、適速增長區制和高速增長區制逐步遞減。由此可見，貨幣政策在經濟周期的低速增長階段的影響力要強于經濟高速增長階段。

2.數量型貨幣政策沖擊的脈沖響應分析

基于貨幣供給量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在于，增加貨幣供給量，進而通過調節貨幣供求關系，引導市場利率，進而影響產出水平。根據脈沖響應分析，貨幣供給量的正向沖擊代表擴張性貨幣政策，貨幣供給量的負向沖擊代表緊縮性貨幣政策。

第一，不同貨幣政策方向的非對稱效應分析。實證研究表明，與利率型貨幣政策效果相似，貨幣供給量的正向沖擊對于產出和通脹的影響要小于負向沖擊所產生的影響。在低速增長區制下，貨幣供給量的正向沖擊最大使通貨膨脹上升0.5，使經濟增速上升至0.125；而貨幣供給量的負向沖擊則最大使通貨膨脹下降1.3，使經濟增速下降0.8。在適速增長區制下，貨幣供給量的正向沖擊最大使通貨膨脹上升0.28，使經濟增速上升至0.125；而貨幣供給量的負向沖擊則最大使通貨膨脹下降0.4，使經濟增速下降0.3。這意味著緊縮貨幣政策的效果要大于擴張性貨幣政策效果。

第二，基于貨幣供給量傳導機制的貨幣政策，在低速、適速、高速增長區制下對于產出和通脹的影響有所不同，總體看，對于通脹的影響要大于對產出的影響。

第三，不同經濟周期階段貨幣政策效果的非對稱性分析。由貨幣供給量正向沖擊脈沖響應圖可以得到，在低速增長區制下，在第3個月后貨幣供給量的變化對于產出和通貨膨脹的影響達到最大值，使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速分別上升0.5和0.125，此后貨幣供給量的沖擊逐步放緩。在高速增長區制下，貨幣供給量正向沖擊會在第3個月對于產出和通貨膨脹的影響達到最大值，使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速分別上升0.28、0.08。從由貨幣供給量負向沖擊脈沖響應圖可以看到，在低速增長區制下，在第6個月后貨幣供給量的變化對于產出和通貨膨脹的影響達到最大值，使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速分別下降0.9和0.14，此后貨幣供給量的沖擊逐步放緩。在適速增長區制下，貨幣供給量正向沖擊會在第6個月對于產出和通貨膨脹的影響達到最大值，使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速分別下降0.2、0.15。總體看，經濟低速增長區制下的貨幣政策效果要強于高速增長區制。

3.不同傳導渠道所呈現的貨幣政策差異。

進一步比較利率和貨幣供給量沖擊所產生的產出效應和通脹效應，可以看出，貨幣供給量沖擊所產生產出效應和通脹效應要低于利率沖擊所產生的產出效應和通脹效應，這進一步說明了在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也存在非對稱性，價格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要優于數量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這與Romer（1994）的 研究結果相一致，其實證研究認為，利率渠道是貨幣政策最強有力的傳導渠道，并發現控制通脹的貨幣政策也會導致物價和工業產出同時下降[19]。

四、結論

本文利用MS（3）-VAR（2）模型，分析了我國貨幣政策非對稱性效應，主要結論為：

第一，我國經濟波動呈現非線性特征。通過模型檢驗發現，線性VAR模型并不能很好的刻畫我國經濟波動周期，而MS（3）-VAR（2）能夠很好的擬合我國經濟波動周期。我國經濟周期的三個增長區制在持續期、發生概率、轉移概率方面存在差異。其中，低速增長區制波動性最大，持續期最短，更易于向適速增長區制轉移；適速增長區制波動性最小，持續期最長，更易于向高速增長區制轉移；高速增長區制波動性、持續期中等，更易于向適速增長區制轉移。

第二，不同方向的貨幣政策效果存在顯著的非對稱性，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于經濟運行的影響要大于擴張性貨幣政策。

第三，貨幣政策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存在非對稱性，價格效應要大于產出效應。

第四，不同經濟周期階段貨幣政策具有非對稱效應，低速增長階段貨幣政策的效果要高于經濟適速增長或者高速增長階段。

第五，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具有非對稱效應，利率傳導機制對于產出和通脹的影響要高于貨幣供給量的影響。

總而言之，我國貨幣政策具有非常顯著的非對稱性，而且這種對稱性體現在多個方面，這就需要貨幣政策制定者根據不同經濟環境，借鑒貨幣政策非對稱，制定更加合理的貨幣政策，以達到預期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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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說完了新常態就必須要提到本篇的主題――經濟新常態，就是人類經濟發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進的成果；經濟學新常態，就是人類經濟認識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結晶。

新常態下的經濟下行穩增長

當前，人們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認識還存在一些誤區。有人以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會自動從高速轉為中高速，這是非常錯誤的觀點，是對于經濟下行壓力缺乏認識，對穩增長的必要性和意義缺乏正確判斷的一種表現。

確實，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潛在增長率由高速轉變為中高速。但中高速的潛在增長率只是一種增長的可能性，并不會自動實現。我國經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的過程仍面臨諸多風險和挑戰，只有主動作為、采取切實措施，才能成功實現增長階段的平穩轉換。

如何保持新常態下的經濟下行穩增長，需要全體國民的共同努力，同時也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一、加快新增長方式的形成

新增長方式的形成首要前提是要與目前的經濟新常態相適應，這也是成功實現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關鍵。從國際和歷史的角度來看，過去30多年我國的高速增長屬于比較典型的后發追趕型經濟增長，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符合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基本規律。

現在我國追趕型增長進程還沒有結束，目前所面臨的增長階段轉換，屬于后發追趕型增長過程中的階段轉換。關于這個時期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高低，近年來一直是學術界熱議的話題，現在已經形成兩個基本共識：一是我國經濟基本面正在發生變化，傳統增長動力減弱，潛在增長率有所下降，不可能再回到過去接近兩位數的高增長；二是雖然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經下降，但不會一下子滑落到發達國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在一定時期內實現中高速增長的潛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潛在增速只是由經濟發展階段、與發達國家發展差距及后發優勢大小等因素所決定的一種增長可能性，是通過努力有可能實現的增速，而不是不通過努力就可以實現的。所以，努力不僅是在個人奮斗中可以體現，在經濟發展中也能夠表現出來，正如那句話所說，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放棄一定失敗，在經濟發展中則是努力可能實現經濟增速，但不努力一定不會實現經濟增速。

有三個方面的國際經驗最能夠說明這種情況：一是世界上有不少處于低收入發展水平、非常貧窮的國家，它們的后發優勢和增長潛力很大，但長期沒有實現快速增長；二是一些成功實現追趕型增長的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及我國臺灣地區等，盡管它們在相似發展階段的后發優勢或增長潛力比較相近，但各自實現的中長期平均增長速度存在較大差異；三是一些追趕不那么成功的國家或地區，雖然在發展初期經歷了高速增長，但到中等收入階段則出現了發展的停滯，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些教訓都是值得吸取的。

可見，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變，并不僅僅意味著增長速度的變化，也意味著增長動力和增長方式的重大轉變。中高速增長并不能在延續舊的增長模式下自動實現，而需要通過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調整去爭取，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各方面共同努力。如果不能真正建立適應發展階段變化、有利于實現增長方式轉變的體制和政策環境，那么，不僅中高速的增長潛力不會變為現實，經濟還有可能滑落至低速徘徊，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關鍵是在保持經濟基本穩定、風險總體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時機地推進各項改革，加快形成與新環境、新階段相適應的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方式。同時，應加快培育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和新增長點，帶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二、穩增長與調結構的平衡

實現經濟增長階段平穩轉換的基本要求是把握好穩增長與調結構的平衡，在著力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同時，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1、統籌兼顧促改革、惠民生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復雜性，不僅在于經濟進入新常態所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還在于近年來我們一直說的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面臨的問題和矛盾可以說盤根錯節、異常復雜。我們既需要促改革、轉方式、調結構，也需要穩增長、防風險、惠民生。這些任務之間，從長期來看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但在短期內有時會相互掣肘，甚至存在矛盾。加大轉方式、調結構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強化市場約束，促進優勝劣汰，長期來講無疑有利于保持增長活力、控制風險，但短期內則有可能導致增速下降、加大矛盾和風險；而如果把短期增速的高低看得過重，或者不愿冒必要的風險去解決深層次矛盾，則勢必在促改革、轉方式、調結構方面邁不開步子，時間一長，就有可能陷入增長下滑、風險加劇和改革難以推進的惡性循環。所以，必須堅持整體謀劃、統籌兼顧，既緊緊扭住促改革、轉方式、調結構的任務不放松，又密切關注各項改革舉措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影響，并采取必要的調控措施，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2、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

增長方式的慣性作用常常會使宏觀調控政策面臨困難選擇。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屬于比較典型的規模速度型模式，只有在保持較高增速的情況下，企業才能盈利，財政才能增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存在滯后性。隨著經濟增速快速降至中高速水平，由于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方式還在延續，盡管增長速度并不算低，卻可能出現企業大面積虧損和財政收入增速大幅度下滑的情況。如何既加快推進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又緩解企業和財政面臨的困難，保持宏觀經濟基本穩定，是宏觀調控面臨的重大考驗。近兩年，我國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實行區間調控、定向調控，適時適度預調微調，提高了宏觀調控效果。

3、區分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增速回落

經濟增長階段轉換期會出現兩種性質的增速回落：一種是由階段轉換、潛力變化和結構調整、矛盾化解等所導致的增速下降；另一種是由經濟景氣循環變化所引起的增速下降。這兩種增速下降雖然根源不同，卻會相互影響，甚至相互加強，尤其需要注意由前一種下降所導致的后一種下降。這是因為，經濟增速變化不僅受客觀因素的影響，還受心理預期因素的影響。由增長潛力下降或結構變化導致的增速下降，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通過預期因素導致經濟的周期循環型下降。如果說第一種回落很難避免，那么，我們應當盡可能減小第二種下降。這也是中央一直強調保持經濟處于合理區間、防止經濟慣性下滑的道理所在。當然，在“三期疊加”階段，也不能把合理區間簡單理解為一個增速數據，而應更加注重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注重就業與民生，注重環境改善，注重風險化解和防控。在這些目標和要求能夠比較好地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即使經濟增速低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

三、打造供需“雙引擎”

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只有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著力，才能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雙引擎”，實現經濟提質增效升級。

進一步加大有利于強基礎、惠民生的投資。我國現階段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資需求空間，特別是在城市地下管網改造、農房抗震加固、農村垃圾處理、大氣和水污染防控等方面，投資需求非常強烈和迫切。問題在于，與前一階段的投資相比，這些領域投資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大都具有一定公益性質，而不是可以直接商業化的投資。因此，一方面要通過建立適應新形勢的可持續的投融資體制，充分釋放國內投資需求，從需求側形成增長的新動力；另一方面，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形勢下，要按照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有力度”和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的要求，進一步加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支持這些領域的政府投資。

進一步深化改革，充分釋放我國在要素供給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后發優勢。比如，我國勞動力成本遠低于美國，但資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由于競爭不充分，遠高于美國。如果計算綜合成本，在不少產業領域我國甚至高于美國。這是導致近年來不少美國企業回歸甚至不少中國企業選擇到美國設立分廠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夠通過改革打破壟斷，提高這些領域的發展質量，降低成本，就能為發揮我們本來具有的比較優勢創造條件，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形成有利于新興產業成長以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體制和政策環境。當今世界，信息、新能源等領域的技術進步一日千里，基于商業模式創新的新業態層出不窮，二者相結合，孕育大量新商機、催生眾多新業態。另外，隨著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結構變化，健康、環保、養老等服務業存在巨大需求。但這些產業發展還面臨監管方式、財稅政策、金融政策等的制約，需要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創新創造適宜的環境。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我國人才資源豐富，科研教育基礎扎實，具有巨大的創新驅動發展潛力。但長期以來，教育體制、人才體制、科研立項、經費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嚴重制約創新驅動發展潛力的發揮。必須加快相關方面的改革，給市場和社會留足空間，為公平競爭搭好舞臺，創造有利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良好環境。

中國經濟穩增長調結構的平衡點

按現有的庫存去化速度，當前的“低增長+高流動性”，可能將持續到明年。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穩增長的挑戰變得愈來愈迫切。在當前的經濟態勢下，總理提出了“三大招”：一是多出深化改革開放的“硬招”；二是多出針對性強的“實招”；三是多出提升發展能力的“新招”。可以預見，這三個政策取向的思路在未來五年的政策設計中會體現得更加充分。

圍繞中國經濟增長，2015年有兩大主題：一是經濟下行趨勢何時見底？二是如何完成全年GDP增長目標？對于后一個命題，市場的主流觀點始終持積極態度；但對前者，隨著近期多項宏觀經濟數據的下滑，各方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卻樂觀不起來。

比如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5年6月CPI和PPI指數顯示，上半年CPI同比上漲1.3%，其中6月環比持平，同比上漲1.4%；上半年PPI同比下降4.6%，其中6月的PPI環比下降0.4%，同比下降4.8%。拉長時間段來看，CPI漲幅已從2011年7月的6.5%的高點持續放緩。居民收入持續放緩抑制消費需求，通脹將繼續維持弱勢格局。在CPI還未顯示經濟進入通縮的狀況下，PPI則表明在經濟下行壓力之下，工業品通縮壓力加劇。看商務部公布的工業企業產品價格分項數據，黑色金屬連續下跌，隨著原油價格回落，橡膠價格和化工產品也在下降。稍微帶來些許安慰的是，6月官方制造業PMI為50.2%，與5月持平，連續4個月保持在榮枯線上方。這顯示穩增長的政策措施效應正逐漸顯現，經濟運行逐漸筑底趨穩。

不過，這種回升仍很不穩固，并未脫離疲弱增長的區間。考慮到6月匯豐制造業PMI初值僅為49.4%，雖然較5月略有改善，但仍連續第四個月跌破50%的榮枯分水嶺，且就業分項指數創下六年來的低位，這無疑表明經濟增長還很難稱得上樂觀。

在經濟增速持續放緩、債務急升時出現通縮，顯然是最不樂見的情形。特別進入6月以后，高頻數據又呈現萎靡現象。經濟學家連平表示，年初以來制造業PMI逐步回升，呈逆季節回升特點，連續三個月保持“弱”擴張態勢，經濟增長可能趨穩。近期全社會用電量上升、中長期信貸較快增長、部分原材料價格止跌回升，市場需求筑底企穩已露端倪，經濟增長可能溫和回升，全年經濟運行呈前低后穩特點。結構調整和財政貨幣政策的效果持續顯現，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積極因素，大大增添了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的信心。

篇6

潛在經濟增長率與投資增速進入新的階段

1．投資拉動河南省潛在經濟增速不斷走高(1)河南省投資增速走高帶動潛在GDP增速走高。1981～1992年河南省從GDP增速10．1%、投資增速18．6%;分別提高到1993～2003年的11．3%、20．3%;又分別提高到2004～2012年的12．7%、30．9%。(2)河南省GDP增速越來越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根源在于投資增速比全國越來越高;GDP增速每高于全國1個百分點，需要投資增速高于全國約2．5個百分點。2．全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由高速向中速過渡中國社科院經濟所課題組曾根據我國1978～2009年GDP增長指數，利用HP趨勢濾波法，計算得出改革開放30多年潛在經濟增長率中線為10%，趨勢增長率大體處于8%～12%的區間內。由于資源緊缺，資源價格成本上升，環境容量接近極限，約束剛性化顯現，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人口紅利趨弱，我國經濟增長正在從過去的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速增長階段過渡，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趨于下降。十二五適度經濟增長區間為8%～10%，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中線為9%。［4］3．河南省潛在經濟增長率由高速向次高速過渡從河南省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來看，三十多年來不斷抬高，比全國越來越高，當前河南省正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加速增長階段，處于加快趕超全國平均水平階段，所以河南省經濟增長率將由12%～14%的高速增長階段，向10%～12%的次高速增長階段轉換，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中線為11%，約比全國高出2個百分點。如果按照2002～2011年近10年的平均投資彈性系數2．33計算，河南省的潛在投資增速約為25%，適度投資增長區間約為23%～28%。

篇7

王爍同志，您好！

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新常態”這一詞匯開始進入中國百姓的視野。

那么，什么是“新常態”？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新”就是“有異于舊的”；“常態”就是經常持續的狀態。新常態就是不同于以往的、相對穩定的狀態。這是一種趨勢性、不可逆的發展狀態，意味著中國經濟已進入一個與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期不同的新階段，意味著中國經濟這輛快車已經換擋行駛，而且將是一個相對穩定的速度。

實際上，作為近年來重要的經濟術語，“新常態”一詞最早由美國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總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盡管在不同領域有不同含義，但“新常態”在宏觀經濟領域被西方輿論普遍形容為危機之后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

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出現，同西方國家的“新常態”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標志，而不是由國際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其次，這種“新常態”的出現，始終處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許可的正常運行區間，從根本上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

2012年，國際評級機構惠譽表示，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符合“新常態”增長率。惠譽同時認為，中國經濟將避免“硬著陸”。

篇8

2.公路運輸的經濟

在公路運輸轉型階段的初長期中體現出來的,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公路規模增長速度高于當時公路人口密度的增長速度;規律二適用于轉型階段的成長期,這個階段是公路運輸高速發展的階段;規律三適用于轉型的成熟期,因為在這個階段,我國公路運輸網絡的規模已達到了一定程度,要繼續高速發展公路運輸,唯有依靠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學的管理手段;規律四則適用于轉型的完善期,因為那時影響公路運輸發展的已經不是速度、能力、范圍等,而是是否符合那時的生活要求,因此要以提供更為舒適、更為方便的交通條件為目標去發展公路運輸;規律五則適用于整個公路運輸發展階段,因為此規律可以作為指導公路運輸發展方向、發展速度和發展內容的理論原則，預計行業加速增長的趨勢逐漸結束，行業將進入穩定增長期。對比各道路季度間通行費收入的增長率，2009年一季度到2009年四季度，除受分流影響的道路外，其余道路收入持續加速增長。2010年一季度，部分道路收入增速出現環比回落。對比各季度收入的復合增長率，2009年四季度的復合增長率在6%以內，明顯低于2010年一季度的復合增長率。我們認為，2010年一季度收入、盈利增速出現環比回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低基數導致2009年四季度增速過高有關。另一方面，也說明未來車流量增長的動力主要取決于經濟的增長。不存在路網分流、道路維修擴建等微觀因素的影響下，高速公路整體的收入增速與區域經濟的增長同步。在2008年四季度經濟下滑到2010年一季度經濟恢復增長的周期中，高速公路收入增速與經濟增長的同步性尤為明顯。我們認為公路行業加速增長的趨勢可能逐漸結束，隨著宏觀經濟增長動量的減弱，公路行業將進入穩定增長期；金融危機以來，國家圍繞“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采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為我國公路運輸行業提供了較為寬松的國內發展環境，使行業從2008年下半年以來的困境中得到了緩解和恢復。我國公路運輸行業也在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為行業持續發展提供了動力和支撐。

3.公路運輸的發展

篇9

2.公路運輸的經濟

在公路運輸轉型階段的初長期中體現出來的,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公路規模增長速度高于當時公路人口密度的增長速度;規律二適用于轉型階段的成長期,這個階段是公路運輸高速發展的階段;規律三適用于轉型的成熟期,因為在這個階段,我國公路運輸網絡的規模已達到了一定程度,要繼續高速發展公路運輸,唯有依靠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學的管理手段;規律四則適用于轉型的完善期,因為那時影響公路運輸發展的已經不是速度、能力、范圍等,而是是否符合那時的生活要求,因此要以提供更為舒適、更為方便的交通條件為目標去發展公路運輸;規律五則適用于整個公路運輸發展階段,因為此規律可以作為指導公路運輸發展方向、發展速度和發展內容的理論原則，預計行業加速增長的趨勢逐漸結束，行業將進入穩定增長期。對比各道路季度間通行費收入的增長率，2009年一季度到2009年四季度，除受分流影響的道路外，其余道路收入持續加速增長。2010年一季度，部分道路收入增速出現環比回落。對比各季度收入的復合增長率，2009年四季度的復合增長率在6%以內，明顯低于2010年一季度的復合增長率。我們認為，2010年一季度收入、盈利增速出現環比回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低基數導致2009年四季度增速過高有關。另一方面，也說明未來車流量增長的動力主要取決于經濟的增長。不存在路網分流、道路維修擴建等微觀因素的影響下，高速公路整體的收入增速與區域經濟的增長同步。在2008年四季度經濟下滑到2010年一季度經濟恢復增長的周期中，高速公路收入增速與經濟增長的同步性尤為明顯。我們認為公路行業加速增長的趨勢可能逐漸結束，隨著宏觀經濟增長動量的減弱，公路行業將進入穩定增長期；金融危機以來，國家圍繞“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采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為我國公路運輸行業提供了較為寬松的國內發展環境，使行業從2008年下半年以來的困境中得到了緩解和恢復。我國公路運輸行業也在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為行業持續發展提供了動力和支撐。

3.公路運輸的發展

篇10

作為國家發展的主要基礎設施，高速公路能夠對區域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起到重要作用。特別是“五縱七橫”網絡建設及全國高速公路網地形成，高速公路在對交通需求最大限度滿足的同時，也對社會經濟發展及公眾生活水平提升等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現如今，社會經濟快速發展，隨之產生的運輸需求和工程總里程都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動態）。公路的人口密度和運輸強度會達到極值，以及在這過程中逐漸達到滿足信息化、工業化和智能化要求的狀態稱之高速公路運輸現代化。為此，利用分析研究高速公路建設、運營期，將高速公路建設運營環節對區域經濟發展拉動作用的微觀機理找出，對其拉動效益進行測算，其結果也是評估高速公路經濟、社會效益的重要依據。這對推動公路事業可持續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

一、高速公路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

我們根據現代化的特征，把高速公路經濟分別從動態和靜態兩個方面去概況，因為在靜態或動態條件下的高速公路經濟概念有所不同。在靜態條件（運輸需求一定的情況）下，考慮到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高速公路經濟是指運輸效率和通達性之間的一種均衡狀態。當這兩種情況相同時，公路的社會總成本最低，此時的公里路程也就實現了現代化的公路規模，高速公路建設業實現了合理配置了社會資源。作為一種特殊性經濟產物，高速公路能夠對整個區域經濟中心進行有效連接，其作用為橋梁、樞紐。為更全面地分析了解高速公路經濟，則需對其與區域經濟發展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探究。

（一）高速公路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作為資金密集型活動，高速公路建設投資對經濟增長起到直接帶動作用，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可由高速公路設計、建設單位產生的各類生產要素收入等構成，也就是增加GDP。作為一個龐大的系統，區域經濟具備系統特征。交通運輸系統為其內部系統之一，而高速公路又是交通運輸系統主要構成成分。區域經濟和外部不斷進行各類信息、資源等交換，為耗散結構。高速公路投資可將負熵注入區域經濟系統，不斷增加其有序性，則推動區域經濟系統有序運轉。

（二）高速公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表現

1.提高高速公路可達性，區位優勢格局改變。以區位論角度分析，高速公路建設、運營將直接影響沿線區域經濟，其主要體現在所有區域可達性地提升，進而改變其經濟、交通地理位置，并對其區位優勢格局加以改善，這樣既可對區域發展起到拉動作用。通常來講，當區位狀況發展改變，在宏觀經濟區域內該地點的地位、作用等將受到嚴重影響，也就是說某一地點區位條件不錯將獲取優先發展的權利。安全、高效、運輸成本低、運輸時間短、服務半徑大為高速公路的主要特點，這些特點的存在對企業而言極為重要。

2.高速公路節點發展為區域經濟新的增長極。以增長極理論而言，經濟發展速度快的城市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增長極對其他地點的擴散作用。在建設高速公路早期，應充分考慮諸多因素合理選擇階段，這些節點具有無限潛能，也就是所說的區域增長極。高速公路出口設置極為重要，一般可設置在高速公路與2端中心城市連接位置等，因此，可將新興工業、運輸業等建設到高速公路出口位置，這些都是經濟建設發展的潛力因素，對推動沿線區域經濟發展及形成產業帶極為有利。

3.實現高速公路經濟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作為我國基本發展戰略，高速公路經濟可持續發展是指對高速公路交通運輸系統及經濟發展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研究。公路交通運輸不僅要對現階段其和綜合交通運輸體系之間的適應性進行充分滿足，還需對交通和自然、社會等方面的適應性進行滿足，如周期長、投資大與見效慢為公路基礎設施建設的特點，如投資建設不合理將制約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進而對國民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這就要求在建設公路交通體系時，必須對其負面外部性因素進行充分考慮，在交通運輸事業發展中，應不斷加大高速公路經濟發展力度，確保其投資建設力度符合當前社會需求。同時，在對公路交通運輸能力供給增加的同時，需降低破壞資源、環境的程度，最終達到社會經濟與交通運輸的和諧發展。

二、高速公路建設期的效益分析

由建設至運營，高速公路各個環節對區域經濟的貢獻方式、數量都存在極大的差異。相比一般公路，高速公路在效益產生方法、顯著程度等方面也存有一定區別。高速公路建設階段經濟效益不僅具有直接效益，還對其他行業存有間接性拉動作用，能夠增加消費，進而產生宏觀經濟效益。本文以高速公路建設單位投入對GDP貢獻進行探討。

三、高速公路運營期效益分析

高速公路在拉動區域經濟中，以區域經濟發展推動作用內在機理來講，其不僅表現在建設期，還表現在運營期。與運營期相比，建設期時間短，短暫、臨時為該階段的投資效益，而其使用年限較長，約20年，建設完成后，運營階段的效益將對高速公路經濟發展極為重要。本文通過定性結合定量的方式，合理計算高速公路運營階段效益。

（一）運輸成本降低的效益

燃料、輪胎、折舊等為汽車運輸成本。運輸成本降低效益計算可選取差額成本法，按照《建設項目經濟評價方法與參數》相關規定，計算可分為客車、貨車類型。

（二）運輸時間節省效益

建成高速公路后，將大大縮短城市和城市間的里程，能夠有效提升車輛運行速度，并對運行時間大大節約，并能夠帶來節約時間效益。如節約旅客在途時間，能夠增加其生產時間，節約貨物在途時間，可對貨物占用資金周轉速度進行有效提升，進而降低對資金利息地占用，促使此類占用資金能夠將其時間價值充分發揮出來。

四、結語

綜上所述，作為綜合交通運輸的主要方式，高速交通建設在我國綜合交通運輸系統內具有重要作用，是連接國民經濟所有部門的紐帶。在社會發展中，高速公路建設對區域經濟發展存有拉動作用。建設與完善高速公路建設體系對發展區域經濟極為關鍵，高速公路建設不僅能夠為物質生產部門自身進行價值創造，還能對運輸業、建筑業等多個領域起到帶動作用，是實現相關行業結構化升級的重要保障，能夠達到強化經濟發展優勢的目的，為此，必須加大高速公路建設力度才能對區域經濟發展起到良好的拉動作用。

作者:金偉 單位:周口市交通運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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