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發展經驗，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　積極的對外經濟聯系發揮了重要作用

而打開國門后才開始了真正的經濟發展，對外經濟聯系對日本經濟發展的作用顯而易見。開放前的日本經濟停滯了將近200年。雖然最初的通商帶來了日本民族經濟的危機，但是正是開放后引入的外界壓力帶給了日本奮發圖強的動力，讓日本痛下改革的決心，可以說，沒有與外界的接觸，日本不可能有發展的最初動力，更不可能出現由統治階級主導的社會改革，對外經濟聯系是日本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改革過程中，日本的對外經濟聯系發揮了積極的信道作用，聯系了日本國內與西方先進的知識體系，使日本能夠獲取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知識。

“求知于世界”是日本改革的基本方針，西方國家繁榮的經濟和強大的國家實力讓日本對西方世界充滿了向往。1871年12月，明治政府派出巖倉使節團出訪歐美，包括大藏、工部、外務、文部等51名官員對歐美國家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巖倉一行參觀了西方國家的工廠，體驗了西方先進的社會生產模式。這次出訪對日本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知識、實現社會知識增長具有深刻意義；首先，“使日本在政治體制上找到了所要追求的方向，那就是德國的立憲君主制。”第二，此次出訪使日本政府官員發現了當時東西方在價值觀和教育方面的差異，“東洋之學自政治道德出，唯據修身一科推究”，“恥于研究一草一木”這些認識促使巖倉使團代表回國后積極主張興辦現代教育，鼓勵國人重視務實，發展生產；第三，巖倉代表團走遍了英國先進的工業城市，深入學習了歐洲先進的工業生產技術和工廠制度，為日本引進和使用先進生產技術、興建現代工廠學習到了經驗。巖倉使團的歐美之行可以說是日本積極對外聯系的開始，是日本主動與世界先進知識體系接觸的第一步。

“貿易立國”是明治維新的重要措施之一，通過貿易，日本不僅開辟了海外市場，為本國工業發展提供了拓展需求范圍，更重要的是，日本實行了有選擇的進口政策，工業生產的機器最初全部從英國進口最先進的設備，例如1883年，私人投資建立的大阪紡織廠內所使用的全部都是進口的精紡機，并直接效仿英國蘭開夏公司的經驗，獲得成功。“二戰前，日本的新技術幾乎完全依靠進口，主要集中在進口一般設備、蒸汽機、紡織機等”。

人才交流也是日本對外經濟聯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曾經向發達國家派出大批留學生，這些學生回國后帶回了最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直接促進了日本的知識增長。

2　日本良好的國民素質基礎保證了新知識的吸收

日本在發展初期并沒有高素質的移民所奠定的良好的國民素質基礎，與美國不同。臨時處于封建統治的剝削和貧困落后的生活狀態下，大多數日本國民并沒有接受過現代科學教育，但是這并不等于日本缺乏高素質的國民，從德川(江戶)時代起，日本國民就開始普遍接受私塾教育，1868年，私塾多達1200013000所，學生數達到837000人。私塾教育使日本國民具備了基本的讀寫能力和對事物的理解能力，這讓國民能夠迅速接受明治時代的新的教育。

明治時代，統治者將建立現代教育制度作為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1872年，政府開始實行義務教育，1873年，日本社會人學率達到28％，并且通過1886年的新的學校條例、1889年的《帝國憲法》和1890年的《帝國教育公告》，依據國內實際情況，不斷完善教育制度，使之更加符合日本國情。1892年，開始興辦職業教育，為現代工廠培養了一批技術工人。雖然對于明治時代的教育效果存在爭議，甚至有些學者認為是較江戶時代的退步，但是事實上，明治時代所建立的現代教育體系將西方科學正式引入到日本的人才培養計劃中，國民能夠熟悉并理解“西方技藝”，培養了一批在日本經濟發展中做出重要貢獻的現代企業家。進入20世紀，日本教育加速發展。小學入學率達到90％以上，基本普及了中學教育，更多國民接受大學教育，從國民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來比較，日本的國民素質可以說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了。二戰后，面對百廢待興的國民經濟。日本政府選擇率先恢復教育，在當時社會居民基本溫飽都難以實現的條件下，要求兒童就是光著腳也要上學，集中了社會大量資源支持教育。教育在日本作為最基本的要求，被政府和民眾所重視，形成了良好的教育傳統和風氣，為日本培養了大批人才，提高了日本國民的基本素質，是日本經濟從落后到領先于世界的重要因素。

3　日本的社會規范發揮了保證知識增長的作用

首先，日本社會正式制度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日本的社會法律、法規起到了保證知識傳播體系建立以促進知識增長的作用。倒幕運動廢除了封建割據，建立了統一的中央政權，維新的許多政策能夠在全國貫徹執行，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建立創造了條件。另外，統一的中央政權能夠集中全國資源為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提供財力保證。作為長期處于封建統治下的小國，日本不能象美國一樣，依靠經濟個體的自發力量發展經濟，只能依靠一個強有力的組織集中分散的資源，帶領人民克服無處不在的封建殘余影響，推動自上而下的改革。

1889年，明治憲法公布，這是日本傳統政治思想與西方現代政治原則的融合，雖然明治憲法保證甚至加強了天皇高于政府的絕對權力，但是也對總理、內閣、議會等現代政體形式做出規定，奠定了近代以法統治的基礎，并且在機構設置上給予了國民參政的發展機會。以憲法為代表的各種法律、法規都遵循明治維新“富國強民”的基本目的，以“殖產興業”為導向，保證以教育提高國民素質、積極鼓勵與西方世界的對外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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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1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2-0106-02

1　日本積極的對外經濟聯系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外經濟聯系對日本經濟發展的作用顯而易見。開放前的日本經濟停滯了將近200年，而打開國門后才開始了真正的經濟發展，雖然最初的通商帶來了日本民族經濟的危機，但是正是開放后引入的外界壓力帶給了日本奮發圖強的動力，讓日本痛下改革的決心，可以說，沒有與外界的接觸，日本不可能有發展的最初動力，更不可能出現由統治階級主導的社會改革，對外經濟聯系是日本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改革過程中，日本的對外經濟聯系發揮了積極的信道作用，聯系了日本國內與西方先進的知識體系，使日本能夠獲取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知識。

“求知于世界”是日本改革的基本方針，西方國家繁榮的經濟和強大的國家實力讓日本對西方世界充滿了向往。1871年12月，明治政府派出巖倉使節團出訪歐美，包括大藏、工部、外務、文部等51名官員對歐美國家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巖倉一行參觀了西方國家的工廠，體驗了西方先進的社會生產模式。這次出訪對日本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知識、實現社會知識增長具有深刻意義；首先，“使日本在政治體制上找到了所要追求的方向，那就是德國的立憲君主制。”第二，此次出訪使日本政府官員發現了當時東西方在價值觀和教育方面的差異，“東洋之學自政治道德出，唯據修身一科推究”，“恥于研究一草一木”這些認識促使巖倉使團代表回國后積極主張興辦現代教育，鼓勵國人重視務實，發展生產；第三，巖倉代表團走遍了英國先進的工業城市，深入學習了歐洲先進的工業生產技術和工廠制度，為日本引進和使用先進生產技術、興建現代工廠學習到了經驗。巖倉使團的歐美之行可以說是日本積極對外聯系的開始，是日本主動與世界先進知識體系接觸的第一步。

“貿易立國”是明治維新的重要措施之一，通過貿易，日本不僅開辟了海外市場，為本國工業發展提供了拓展需求范圍，更重要的是，日本實行了有選擇的進口政策，工業生產的機器最初全部從英國進口最先進的設備，例如1883年，私人投資建立的大阪紡織廠內所使用的全部都是進口的精紡機，并直接效仿英國蘭開夏公司的經驗，獲得成功。“二戰前，日本的新技術幾乎完全依靠進口，主要集中在進口一般設備、蒸汽機、紡織機等”。

人才交流也是日本對外經濟聯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曾經向發達國家派出大批留學生，這些學生回國后帶回了最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直接促進了日本的知識增長。

2　日本良好的國民素質基礎保證了新知識的吸收

與美國不同，日本在發展初期并沒有高素質的移民所奠定的良好的國民素質基礎，長期處于封建統治的剝削和貧困落后的生活狀態下，大多數日本國民并沒有接受過現代科學教育，但是這并不等于日本缺乏高素質的國民，從德川(江戶)時代起，日本國民就開始普遍接受私塾教育，在1868年，私塾多達12000～13000所，學生數達到837000人。私塾教育使日本國民具備了基本的讀寫能力和對事物的理解能力，這讓國民能夠迅速接受明治時代的新的教育。

明治時代，統治者將建立現代教育制度作為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1872年，政府開始實行義務教育，1873年，日本社會人學率達到28％，并且通過1886年的新的學校條例、1889年的《帝國憲法》和1890年的《帝國教育公告》，依據國內實際情況，不斷完善教育制度，使之更加符合日本國情。1892年，開始興辦職業教育，為現代工廠培養了一批技術工人。雖然對于明治時代的教育效果存在爭議，甚至有些學者認為是較江戶時代的退步，但是事實上，明治時代所建立的現代教育體系將西方科學正式引入到日本的人才培養計劃中，國民能夠熟悉并理解“西方技藝”，培養了一批在日本經濟發展中做出重要貢獻的現代企業家。

進入20世紀，日本教育加速發展。小學入學率達到90％以上，基本普及了中學教育，更多國民接受大學教育，從國民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來比較，日本的國民素質可以說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了。二戰后，面對百廢待興的國民經濟。日本政府選擇率先恢復教育，在當時社會居民基本溫飽都難以實現的條件下，要求兒童就是光著腳也要上學，集中了社會大量資源支持教育。教育在日本作為最基本的要求，被政府和民眾所重視，形成了良好的教育傳統和風氣，為日本培養了大批人才，提高了日本國民的基本素質，是日本經濟從落后到領先于世界的重要因素。

3　日本的社會規范發揮了保證知識增長的作用

首先，日本社會正式制度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日本的社會法律、法規起到了保證知識傳播體系建立以促進知識增長的作用。倒幕運動廢除了封建割據，建立了統一的中央政權，維新的許多政策能夠在全國貫徹執行，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建立創造了條件。另外，統一的中央政權能夠集中全國資源為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提供財力保證。作為長期處于封建統治下的小國，日本不能象美國一樣，依靠經濟個體的自發力量發展經濟，只能依靠一個強有力的組織集中分散的資源，帶領人民克服無處不在的封建殘余影響，推動自上而下的改革。

1889年，明治憲法公布，這是日本傳統政治思想與西方現代政治原則的融合，雖然明治憲法保證甚至加強了天皇高于政府的絕對權力，但是也對總理、內閣、議會等現代政體形式做出規定，奠定了近代以法統治的基礎，并且在機構設置上給予了國民參政的發展機會。以憲法為代表的各種法律、法規都遵循明治維新“富國強民”的基本目的，以“殖產興業”為導向，保證以教育提高國民素質、積極鼓勵與西方世界的對外聯系。

其次，日本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日本的社會道德、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對人們經濟行為起到了潛在的約束、引導和引導作用，進而使經濟主體能夠為實現社會目標而做出行動決策，對于日本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保證和激勵作用。

篇3

發展循環經濟是新型工業化的最高形式，也是消除經濟增長泡沫的必由之路。在發達國家，循環經濟已初見端倪。在許多國家，再生資源的回收利用已成為重要產業。世界上發達國家的再生資源回收總值已達到2500億美元／年，并且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長。全世界鋼產量的45％、銅產量的62％、鋁產量的22％、鉛產量的22％、鋅產量的30％、紙制品產量的35％都火自再生資源的回收利用。利用再生資源進行生產，不僅可以節約自然資源、遏制垃圾泛濫，而且要比利用天然原料消耗生產能耗低，產生的污染物排放少。

一、美國――循環經濟思想的起源

實際上，循環經濟思想起源于美國，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指出，人類社會需要由“牧童經濟”向“飛船經濟”轉變，否則地球這一封閉系統的資源將耗盡。20世紀70年代，美國就開始推行循環經濟的理念了。如今，循環經濟在美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已不可或缺。

1、制定了完備的循環經濟發展體系

美國制定了齊全完備的保護生態環境法律體系。1969年制定的《國家環境政策法》是綜合性的環境成文法，《資源保護和回收法》是對危險廢物實施全過程監控的綜合性環境基本法。20世紀70年代后的單行立法有《清潔空氣法》、《清潔水法》、《環境教育法》、《職業安全和健康法》、《噪聲控制法》、《寧靜社區法》和《綜合環境反應、補償和責任法》等。1990年通過的《污染預防法》，宣布“對污染應該盡可能地實行預防或源削減是美國的國策”。同年，美國加州通過了《綜合廢棄物管理法令》，要求通過源削減和再循環減少50％的廢棄物。1992年頒布的《能源法》，規定開發和利用太陽能、風能、生物能及沼氣等新能源將享受稅收優惠，立法鼓勵使用新能源、推廣新技術和淘汰落后工藝等。正是由于法律明確了企業和民眾在維持循環經濟發展中的責任，使得美國社會把循環經濟的理念作為自身發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保證了國家良好的生態環境。

2、在生產和消費領域制定措施

(1)政府采購政策。政府優先采購有再生成份的產品。美國各州幾乎都制定了有優先采用和使用再生材料產品的相關政策和法規，甚至聯邦審計人員有權對各個聯邦機構未按規定的購買行為處以罰金。

(2)財稅政策。政府通過財政手段鼓勵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美國不僅撥款資助可再生能源的科研項目，還為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項目提供抵稅優惠，抵稅優惠額度不斷提高，受惠的可再生能源范圍也從原來最初的兩種逐漸擴大到風能、生物質能、地熱、太陽能、小型水利灌溉發電工程等更多領域。同時也通過為消費者提供抵稅優惠促進消費者的生態消費，除了提供相應的優惠政策，美國政府通過征收新鮮材料稅、生態稅、填埋焚燒稅、倒垃圾費、污水治理費等引導居民的減量化和再生化使用。

3、鼓勵多方積極參與循環經濟發展

(1)聯邦政府的示范作用。聯邦政府在引導公眾和企業參與循環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非常重視自身參與其中。例如，由聯邦政府機構自愿參加聯邦電子產品挑戰計劃，鼓勵聯邦機構主動購買綠色電子產品，減少產品使用過程中的影響，并以環境友好的方式處理廢舊電子產品。

(2)非政府組織作用的發揮。民間非政府組織的各種團體在循環經濟領域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例如，建立于1978年的全國再生循環聯合會，通過向其成員提供技術信息、宣傳、培訓、教育等方式，支持減少廢棄物的產生和加強循環利用等活動。一些行業組織甚至在推動循環經濟立法、建立行業標準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3)公眾積極參與循環經濟發展。通過宣傳活動逐步提高居民的生態意識，并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約束其消費行為，最終使公眾自覺而積極地參與到循環經濟的發展中來。

二、德國――循環經濟實踐的開端

德國是一個工業高度發達、技術先進而資源匱乏的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德國開始考慮“循環經濟”理念，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德國已成為循環經濟最成功的實踐者之一。

1、綠色制度的快速建設

德國環境運動的一個特點是陜速制度化。2002年主張生態發展理念的綠黨成為德國第三大執政黨。綠黨上臺后，將生態現代化的理念貫徹到國家政治中去，自此，綠色制度建設獲得了飛速發展的機會。首先，在發展戰略上，把“社會市場經濟”學說發展為“生態社會市場經濟”。綠黨在與社民黨共同組閣時發表《聯合聲明》，明確把生態現代化確定為經濟發展的政策目標，并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環境立法、環境制度性法規與環境政策。生態社會市場經濟是對原有社會市場經濟的完善，是德國式的市場經濟發展的更高階段，也是對原有工業文明的修正。其次，確立循環經濟為經濟生產的發展模式。德國的《循環經濟和廢物管理法案》于1996年生效，該法把循環經濟定義為物質閉合流動性經濟，明確規定企業生產者和產品交易者擔負維持循環經濟發展的最主要責任，規定了廢棄物管理處置的基本原則和做法，推動了產業生態化和環保產業化，最終使經濟發展與資源和環境保護融為一體。

2、用法律確定環境保護的目標和標準

德國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著手進行環境立法的工作，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的環境保護系統，把環境保護的法規進一步擴大到經濟和生活的各個領域，為德國循環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推動作用。德國曾兩次修訂其憲法，增加了生態保護方面的內容。德國的各項環保法律都以此為基礎，遵循預防原則、誰污染誰治理和協作原則。德國環境法為公民確立了環保的目標和標準，規范了人們在環保領域中的行為和意識。但目前德國更多的是利用“間接法律調控”、運用經濟的手段影響行為者的經濟利益而達到環保目的，對污染企業或個人禁止的行為采用征稅。

3、廢棄物的回收和利用

德國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城市里和較大的鎮上，全國平均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221人，屬人口稠密的國家。對于德國這樣一個技術先進但又資源貧乏的國家來說，恰當處理城市廢棄物就顯得很重要。德國對待垃圾首先是避免，即從產品的原料到生產過程都盡可能避免產生垃圾和污染物；其次是回收，將垃圾中有用的部分最大限度地再利用；最后將剩下的部分填埋，或者用生物分解、焚燒等方法處理。

德國最早在1972年就制定了廢棄物處理法，當時，強調了廢棄物排放后的末端處理，1986年將其修正為《廢棄物限制廢棄物處理法》。1991年頒布了《包裝廢棄物處理法》，1996年，又提出了新的《循環經濟與廢棄物管理法》，該法成為德國建設循

環經濟總的“綱領”，把資源閉路循環的循環經濟思想推廣到所有生產部門。同時，德國政府還制定了《包裝法》這一法規，且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德國目前還規定，不允許過多地使用包裝材料，并規定各種包裝材料要能夠使用多次以減少浪費。此外，德國還設立了專門的機構監督企業發展循環經濟和處理垃圾情況的部門，生產企業必須要向監督機構證明其有足夠的能力回收廢舊產品，才會被允許進行生產和銷售。

4、國家利用各種方式提高民眾的環保意識

德國人的環保意識很強，這是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大力強化民眾環保意識的結果。德國歷屆政府都采取各種方式在社會上進行環保宣傳，利用媒體等輿論工具和其他手段來呼喚民眾保護環境，設立專門的環境部門負責環保的工作。政府還特重視對中小學進行環境教育，并通過直接參與環保活動來提高他們的環保意識。

三、美德發展循環經濟的幾點啟示

1、法律制度的建設和執行

從發達國家發展循環經濟的實踐來看，首先應重視法律和制度建設。因為發展循環經濟涉及方方面面的主體，政府、企業還有民眾，這些主體的社會和經濟活動所產生的負外部性在沒有經濟利益的驅使下，是不可能通過自身解決的，此時，法律或制度的強制作用就非常重要了。完善的法律體系是經過了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的，首先在個領域建立一些相關法規，隨后才出臺整體循環經濟法律的立法步驟，有關法律法規經過不斷實踐、修訂，最后形成條款詳盡、結構完善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涉及社會的各行各業，從生產領域到消費領域、從單一個體到整個社會。立法是基礎，執法同樣重要。例如，德國的執法體系是健全而高效的，不但采用先進的現場適時監測、遠程在線數據監控、企業數據報表，還有政府管理的執法隊伍在污染排放源頭實施不定期的監測，保證了法律的嚴肅。

2、針對性的開發生態技術

循環經濟在生產和消費領域的分表現為清潔生產和綠色消費，這些生態問題的解決可以絕大部分歸結到技術進步上來。如最近美國的一份調查報告表明，新一輪以信息技術為先導的技術創新浪潮，在21世紀所產生的經濟增長完全能夠承受為解決全球變暖而需要削減的二氧化碳排放等造成的經濟損失。但是，對于我國來說，環保技術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重視度，而是成本太高。由于投入有限，不僅自主研發困難，而且電造成了發達國家技術轉移的障礙，因此我國可根據實際發展需要，或是自主開發項目，或是和先進國家合作，共同出資，共同派遣工作人員，而不是大而廣地開發所有生態技術，做到在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下，最大化地解決環境生態問題。

3、財稅政策

循環經濟的發展對企業的生態要求較高，企業需要付出比線性發展模式更高的資金成本，企業處理廢棄物的利益應該得到政府、社會、企業和民眾的認可和保障。因此，遵循循環經濟發展機制的企業需要得到很好的經營環境和條件，政府可按條件給予一定資金和政策支持，如政府參股、貼息貸款、資源回收獎勵、保證金歸還、對新技術研發與應用的支持以及征收清潔費、污水處理費等，在稅收和投資等環節采取經濟激勵措施，以期完善我國資源節約使用的措施。

4、加強宣傳教育，調動非政府組織和公眾參與的積極性

實施循環經濟，不僅需要政府的提倡，企業的自律，更需要提高廣大社會公眾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政府除了運用經濟、法律等行政強制性手段外，美、德、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所重視的輿論傳媒等各種宣傳手段也非常有效，并且實行官民合作，即政府、企業、公民以及社會團體共同參與解決環境問題。

5、政府和民間團體相輔相成

循環經濟的實質就是解決資源的承載力不足問題和環境污染問題，這正是一個政府所必須關注和解決的問題，僅靠企業和民眾是不可行的，因為企業和民眾所考慮的只是與已有關的一個或數個領域，要他們在發展循環經濟的起始階段就要求自覺、主動關注和解決資源問題是不現實的，只能靠政府通過宏觀管理解決。同時，在發達國家循環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各種社團扮演了十分活躍的角色，發揮了政府和企業難以發揮的功能，成為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特是像覆蓋全德國的非盈利的DSD回收系統、瑞典五大包裝廢品回收等組織發揮著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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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低碳經濟發展背景分析

2005年，《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并建立三種碳排放交易機制，遏制全球變暖。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商品，正式進入人們的視野。世界各國紛紛建立碳交易市場，擴張規模，以期在這一新興市場中搶占先機。全球銀行統計顯示，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場達到1500億美元，超過石油交易成為全球第一大市場，預計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將達到3.5萬億美元（據英國新能源財務公司預測報告顯示）[1]。

在全球低碳經濟背景下，我國也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自2006年以來，出臺多項方針政策，努力推動低碳經濟發展。2007年12月26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的能源狀況與政策》白皮書，著重提出能源多元化發展，不再提以煤炭為主。2009年11月，我國宣布碳減排指標為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下降40%-50%。2011年12月，國務院印發了“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2]。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碳市場，其交易額為11.5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僅次于2013年歐盟碳排放交易額為20.39億噸二氧化碳當量。

歐、美發達國家低碳經濟發展策略分析

（1）公共財政大力支持

發展低碳經濟，其經濟利益并不能馬上凸顯，企業受經濟利益制約，參與低碳經濟意識不強。為支持其發展，發達國家紛紛加大公共財政的支持力度，以財政投入、稅收激勵等機制引導企業和低碳項目的投入。例如英國自2000年至今，已累計投入300多億英鎊，用于支持低碳技術改造。美國政府出資1500億美元建立“清潔等原開發基金”，計劃投入超過900億美元用于新能源的開發與利用等[3]。

（2）多項政策保駕護航

不同國家和地區紛紛采取財政稅收政策發展低碳經濟。例如2003年歐盟頒布《歐洲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指令》；2007年公布《歐盟能源技術戰略計劃》；2009年成立《關于促進和利用來白可再生供給源的能源條例草案》。美國1997年宣布《碳封存研究計劃》；2003年公布《碳封存研發計劃路線圖》；2005年頒布《能源政策法》；2007年頒布《能源獨立安全保障法》等，這些法律、法規為各國低碳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指引和促進作用。

（3）金融機構深度參與

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金融機構低碳經濟的參與度都比較高，銀行、基金、證券公司以及保險公司等都成為碳金融市場的重要參與者，業務也滲透到了市場的各交易環節。例如愛爾蘭銀行開展的“轉廢為能項目融資”綠色信貸業務，日本政府與企業共同出資管理的碳基金，法國國有金融機構信托投資局投資參與建立BlueNext交易所等[4]。

國外發展低碳經濟對我國的啟示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多元化的融資渠道是推進低碳經濟發展的關鍵。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我國低碳發展潛力巨大。促進國內碳交易市場和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同樣有賴于金融業的積極介入和積極支持[5]。

（1）強化銀行低碳理念，開展多元化碳金融業務

在過去幾年中，我國商業銀行為支持節能減排項目積極嘗試金融創新，并獲得了有益的經驗和成果。但由于缺乏各類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碳金融衍生工具，限制了我國在全球碳交易市場上的定價能力。作為專業化的金融服務平臺，商業銀行應通過提供融資租賃、財務顧問、資金賬戶管理、基金托管等業多項業務，全方位地介入CDM項目的中介服務，從而拓寬中間業務收入來源，逐步優化商業銀行的收入結構，爭取與國際市場盡快接軌[6]。

（2）促進多元化的金融機構參與

在歐、日、美等發達國家，國際碳金融市場的參與者眾多，包括銀行、、證券、保險、基金等，我國目前僅有銀行參與其中，證券、保險、基金等機構參與不足。應當借鑒世界世界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加大直接融資的支持力度。例如促進低碳保險產品創新，為CMD項目提供碳交易保險。吸引私募基金的參與，彌補公募基金資源的不足等。

參考文獻：

[1]中國碳交易市場深度調研與未來趨勢研究報告（2013-2017）

[2]施曉春.我國金融業低碳發展戰略探討，[J].長春金融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3（3）：24

[3]崔新進.化解低碳發展融資難題的國際經驗，[N].學習時報2014.6.2

[4]牛慧.碳金融發展的國際比較及對我國的啟示，[F].北京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7）：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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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搭建服務平臺。繼續完善政務信息網站。由市發改委牽頭，有關部門配合，在政務信息網站中及時市委、市政府及有關部門出臺的各類政策,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成功研究的一些專利技術、發達地區產業轉移的一些投資創業項目等，為全市廣大干部和群眾及時提供各類政策以及創業致富信息。明確部門掛點重點企業安商幫商責任。市委、市政府成立安商指導委員會。由市委組織部牽頭，每年從全市各經濟職能部門中抽調一名副科級領導干部，專門從事安商幫商工作，為企業立項報批、辦理證照、協調各方面的關系等提供全方位服務，工作與原單位脫鉤，年終由企業評議，組織部門考核。同時,建立優化經濟發展環境聯系會議制度,堅持每月召開一次聯系會議,交流和通報全市工作情況。二是增加工作透明度。進一步加大政務公開力度,按照“既要最大限度方便群眾、又要廣泛接受群眾監督”的要求，除國家法律、法規、規章明文規定不能公開的事項外，其它各類政務查字典事項都必須公開。各單位職能、人員分工、科室布局、辦事流程及有關規定，必須公開在本單位最醒目處。匯編成冊的資料，要擺在辦事群眾一眼能看到的地方，單位工作人員要實行掛牌上崗。三是規范辦事程序。政府各部門尤其是與客商和群眾直接打交道的職能部門，要有明確的辦事制度、行為準則和獎懲辦法；要推行限時辦結制、一次告知承諾制、首辦負責制、部門內部會審制、項目備案制。實行重大投資項目集中聯審和“一事一議”，統一辦理有關證照，開通重大項目審批“綠色通道”。做到效率為先，服務至上。四是推行聯合執法。重點是推行“一費制”繳費辦法。由市監察部門牽頭，組織市行政服務中心、工商、物價、財政、法制等有關部門對面向企業的各類收費進行一次全面清理，梳理出各類收費項目、收費標準、收費依據，審核匯編成冊后，針對企業的性質不同，分門別類印制發放“企業繳費明白卡”，由企業統一到市行政服務中心繳費，并納入財政專戶，嚴格實行收（罰）繳分離制度，各相關部門不得擅自到企業上門收費。對明白卡之外確需執行的個別收費項目，須報市政府審批后，按最低標準收取，切實做到“放水養魚”，不搞“殺雞取卵”。五是實行“六項制度”。實行首查先行責令改正制度、同城一家檢查制度、重大投資項目服務效率跟蹤制度、優化經濟發展環境監督員制度、損害經濟發展環境黃牌警告制度、投資環境行政問責制度等優化發展環境六項制度。

在優化治安環境上下功夫

一是強化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由市政法委牽頭，進一步完善治安防控體系，在火車站、工業園、新城區、農產品示范園區等重要敏感區域設立治安防控點，及時、準確、高效地打擊一些黑惡勢力和地痞流氓，對強買強賣、敲詐勒索、欺行霸市、強攬工程、偷盜搶劫、尋釁滋事等破壞發展環境的人和事要做到露頭就打，嚴懲不貸。二是建立公安部門與重點企業定期聯系制度。市公安部門要發放《警企聯系卡》，不定期開展企業周邊村莊治安整治活動，嚴厲打擊侵害投資者合法權益的人和事；對涉及企業或投資者的刑事、治安案件，要從快查處，從重打擊，切實保護企業和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凡出現涉企治安案件或重大財產損失的，要實行限期破案；允許規模企業設立內部保安機構，由市公安部門在業務上給予指導。三是建立健全執法隊伍的管理考核機制。由市政法委牽頭會同檢察、公安等單位就執法人員的管理，尤其是如何做到依法行政、文明執法、亮證執法等，制定詳細的、可操作性的管理考核辦法，加大對各類執法人員的考核和獎懲力度，切實有效解決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不作為”和“亂作為”的問題。

在優化信用環境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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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經驗

1、法律法規體系方面

在法治社會，“先進的經濟模式要以立法來規范”。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在發展循環經濟過程中都有自己的循環經濟立法，本文以立法發展比較完善的德國、日本、美國等來看立法對發展循環經濟的作用。縱觀這幾個國家的立法，總的來說：立法目的明確、橫向和縱向體系完備、結構合理。立法模式主要有：單個行業法立法模式和混合立法模式。德國是世界上最早發展循環經濟的國家之一，其立法模式為單個行業法立法模式，包過法律、條例、指南三個層面，1972年制定了《廢物處理法》，1991年制定了《包裝廢棄物處理法》，1994年制定了《循環經濟和廢物處理法》，經三次修改1996年制定了《循環經濟和廢棄物管理法》。在此基礎上，德國于1991年通過《包裝條例》，1992年通過《限制廢車條例》，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法律體系。日本采取自上而下的立法方式，分基本法、綜合法、專項法三個層面，制定《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在此基礎上建立兩部綜合法：《廢棄物處理法》、《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在綜合法的框架下制定各種專項法律法規，包括：《多氯聯苯廢棄物妥善處理特別措施法》、《容器和包裝物的分類收集與循環法》、《專門在利用法》、《建筑材料循環法》、《綠色采購法》、《化學物質排出管理促進法》、《特種家用機器循環法》等。而美國采取混合立法模式，雖然沒有一部全國性的立法，但各個州都有自己的循環經濟法律法規，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

2、循環經濟政策方面

在循環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政府應當發揮引導作用，制定財政政策、稅收政策、政府獎勵懲罰政策、政府采購政策、收費政策等相關政策。目前一些發達國家采取的具有不錯效果的政策有：（1）征收新材料稅，目的是減少廠家對新材料的使用，在生產源頭減少資源的使用。（2）征收填埋和焚燒稅，從而迫使企業對廢棄物進行多層次的利用，減少廢棄物的排放。（3）征收生態稅，目前德國已開始征收生態稅，除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資源外，其他能源都要征收生態稅，間接產品也不例外，鼓勵使用可再生能源。（4）減稅退稅政策，美國對購買回收再生資源及污染防治型設備的企業可減稅（銷售稅）10%，日本對廢塑料制品類再生處理設備在使用年限內，除普遍退稅外，還按價格的14%進行特別退稅。對廢紙脫墨處理裝置、鋁再生制造設備、空瓶洗凈裝置等，除實行特別退稅外，還可退還3年的固定資產稅。（5）垃圾處理預交費制度，一些發達國家采用預交金制度，一部分用于廢棄物的回收處理，另一部分用于回收新技術的研究開發。（6）按垃圾數量收費，從而使企業對自己的生產行為負責，促使其減少垃圾數量的制造。（7）廢舊物資商品化收費，即對廢棄物再商品化收取一定的費用。（8）收取污水治理費，在德國，居民用水中含有污水治理費，市民用水每立方米為7.5馬克，其中2.5馬克歸飲水公司，5馬克歸廢水處理公司。（9）押金抵押返回政策，德國對飲料瓶收取押金制度，很好地減少了瓶子的浪費。（10）政府綠色采購制度，規定政府必須優先采購使用可再生資源的產品。（11）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明確規定了生產者的產品責任和產品使用后廢棄物的處理責任。（12）循環目標制度，在開展各項循環經濟活動過程中，確立明確、具體的循環目標制度作為導向，有利于實踐活動有目的性、有針對性的開展。（13）綠色信貸制度，對采取可再生資源、致力于廢棄物回收利用、新節能技術研發的一些企業，提供優惠信貸服務，但同時在對循環經濟產業貸款時，要嚴格把關，防止混水摸魚。

3、企業主體作用方面

企業是發展循環經濟的主體，企業的發展狀況直接關系到循環經濟發展的好壞。一些發達國家的企業如杜邦公司、丹麥卡倫堡工業園區都是很好的企業發展模式，發達國家在完善本國循環經濟立法的同時，還注重企業的社會責任。終端產品的生產企業一般都要承

產品回收再利用的責任。無論是生產者責任原則，還是家用電器循環利用的法律規定，都要求生產企業必須按照規定處理和循環利用最終使用后的廢棄物。生產廠家有責任回收利用自己的產品，并逐步提高這種回收利用的比例。企業要實行綠色設計，推廣清潔生產，建立綠色工業園區，實施綠色營銷和綠色管理。同時應強調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中權力和責任的相當匹配，逐步形成企業社會責任的社會化、制度化，使得企業從追求利潤最大化到社會價值最大化。

4、社會輿論宣傳方面

發展循環經濟不僅需要政府的提倡和企業的自律，同時需要全社會公民的共同參與，政府在對循環經濟不斷地宣傳教育的過程中，公眾參與的程度也會越來越高。一些發達國家非常重視循環經濟的宣傳教育，在電視上、報紙上、甚至于街頭進行宣傳教育，美國把每年11月15日定為“循環利用日”，日本把每年10月定為“循環宣傳月”，運用各種手段與傳媒加強對循環經濟的宣傳，提高國民對實現零排放或者低排放的環保意識，從幼兒到老人各個年齡層，在學校、社區、家庭、單位等多種場所進行宣傳教育，并且把環保教育列為學校教育，通過小孩來影響大人們的消費行為。同時，由于消費者意識的提高，從而促使企業生產行為的改變，消費者對可再生資源的產品的偏好使得企業不得不生產可再生資源的產品。

5、社會中介服務組織方面

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是政府部門和盈利性部門無法代替的，要是做到循環經濟在全國開展，公眾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下面具體介紹其他一些國家在這些組織建設方面的情況。（1）日本的廢舊物品回收情報服務機構。日本大阪有關部門專門建立了廢舊物品回收情報服務機構。該機構還出版《大阪資源信息循環月刊》，定期各類廢舊物品方面的信息。同時，該機構還定期組織廢舊物品調劑交易會，及時溝通信息、調劑商品余缺，推動垃圾減量運動的發展和消費的節約，推進循環經濟的發展。（2）加拿大的社區服務組織。蒙特利爾市政府定期與社區服務組織簽訂環境維護與廢棄物回收合同，由該組織動員社區群眾和志愿者擔任區域內環境監督檢查工作，協助政府貫徹落實相關政策，推進循環經濟的發展。（3）英國的環保團體。該組織是環境領域的非政府組織，其職責是對國家制定的環境法的實施過程進行監測，并幫助當地政府把可持續發展的觀念貫穿到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項目中去。同時，監督企業以更加積極自覺的態度保護環境，在發展循環經濟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二、對我國的啟示

1、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

發達國家從其本國的國情出發，選擇適合其發展循環經濟的切入點和發展目標，各有特色，但總的來說，發達國家基本上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道路。德國源于本國垃圾處理，然后向各領域擴展，因此也稱為“垃圾經濟”。二戰后的日本實行“追趕型”和“趕超型”的發展經濟道路，經濟的高增長以資源的高消耗為代價，為了解決發展與環境出現的問題，日本提出發展循環型社會的發展目標。我國處于工業化中期，在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轉變過程中，處于較低的發展階段，因此我們絕不能走發達國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道路，我們應該尋求綜合性和根本性的戰略措施來解決復合型生態環境問題。

發達國家的循環經濟首先是從解決消費領域的廢棄物問題入手，向生產領域延伸，最終旨在改變“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氣”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從當前我國高速經濟發展所引發的社會與生態問題來看，發展循環經濟的根本目的是改變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走出新興工業化道路，解決復合型環境污染問題，實現經濟目標與社會目標的和諧發展。所以，我國循環經濟實踐最先應從工業領域開始，并逐漸拓展到包括企業內部循環經濟體系（小循環）、產業循環經濟體系（縱向中循環）、區域循環經濟體系（橫向中循環）和社會整體循環體系（大循環）等四個層面。

在小、中、大循環層面上，我國仍存在很多問題：在小層面上，要求企業提高研發清潔生產技術，引進設備，但由于企業為尋求利潤增長而引起的外部性問題沒有付出足夠的成本，有的企業并沒有發展循環經濟的意識，或是缺乏這種技術和信息的獲取渠道，加上政府的賞罰政策并沒有落到實處，從而使得他們沒有動力去改進生產設備、提高廢棄物處理技術以降低環境污染。

因此，我們必須轉變觀念，提高政策執行力度，避免重蹈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在中層面上，目前我國國內有一些工業園或企業群的產業鏈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還有些不足：生態工業區的共生網絡還不夠完善合理，產業鏈還需要加寬加深，整體布局還未形成一種有效的互補狀態，各區的建設良好，但區間的聯動不足，缺乏自發形成的產業鏈，多為政府主導型，不能很好地發揮市場作用。在大的循環層面，我國政府只提出了建設循環型社會的目標，但并沒有制定相應的發展戰略，法律法規還很不完善，因此，發展循環經濟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循序漸進的發展過程，需要全民的共同參與。

2、制定完善法律法規體系

我國雖然已經有《清潔生產促進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等幾部立法，但總的來說立法比較籠統，主要是宏觀的一些概括性說法，在微觀上并不能夠得以實現，立法目的不夠明確，沒有形成一個法律體系，立法跟實際脫節，甚至有違實際情況，與其他部門的法律法規不配套。我國循環經濟立法還處于初級階段，我們可以借鑒一些國家的立法經驗，比如可以制定一個基本法，對總目標進行規范，在此基礎上建立各項專項法、基礎法等，根據各個行業的污染情況，指定一個立法的先后，可以先在汽車、建筑材料、廢舊家電、一些電力行業等進行立法，逐步形成一個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但同時我們應注意到我國的特殊國情：區域經濟不同，有的是工業中心，有的是金融中心，采取的措施當然有別。因此立法不應太籠統，而應有針對性，防止法律一刀切的情況，要結合各種政策，將法律切實落到實處。

3、提供循環經濟政策支持

根據我國的特殊國情，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尤為重要。與法律法規相比，政策具有相對靈活性和時效性強的特點，因此，在制定一些政策的同時，政府應該看到，在發展循環經濟的初期可能會出現短期的“不經濟性”，但長期卻是“經濟性”的，這就要求政府發揮主導作用，重視和推進循環經濟的建設，增加公共投入，制定戰略計劃，并且建立完善的管理體制和監督體制，保證這些政策能夠順利的得以實施。我國在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可以借鑒國外一些發達國家的做法，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將法律法規與政策良好的結合，保證在法律法規的體制下，將各種政策落實，切實地推進循環經濟的發展。目前我國的家電汽車“以舊換新”的政策，就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對個體回收人員的清理整頓，建立統一管理和規范化再生資源回收隊伍，這都是我國特殊國情下可形成的循環經濟政策。

4、鼓勵公眾參與綠色消費

發揮消費者和普通民眾的作用，進一步進行宣傳，變政府節能環保為全民節能環保，這對我國的節能生產、清潔生產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國的資源人均相對匱乏，因此提高我國國民的憂患意識也必須是宣傳教育的一個重點，從而激發各種社會資金力量，為循環經濟建設服務。

5、加快建設社會中介服務組織

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時間并不長，沒有形成發展循環經濟的完善體系，社會中介服務組織的重要作用并沒有得到充分重視，一些專門的中介服務組織還很少。同時，一些已經建立的中介服務組織的作用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公眾的參與積極性不高，政府的宣傳鼓勵也不夠。因此，首先，我們有必要加快建立國家性和地區性的中介服務組織，尤其是信息服務機構，為政府、企業和消費者及時提供國內外的相關信息和服務，并為政府制定法規政策和企業制定環境管理策略等提供決策依據和服務。其次，各地方政府要通過各種方式發揮社區服務組織的作用，使政府的有關法規和政策通過該組織得到貫徹和落實。而且要積極支持現有的環保團體的發展。目前我國的環保團體還主要局限于北京，而且這些團體在組織資金、人才方面還十分欠缺，使環保團體的發展受到了限制，因而應從政策上對其進行鼓勵和支持，加快人才的培養，促進其順利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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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環經濟的內涵和提出依據

（一）、循環經濟的內涵

循環經濟是由美國經濟學家K.波爾丁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作為一種科學的發展觀，循環經濟以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傳統經濟模式有著根本的區別。20世紀70年代開始，循環經濟已逐步成為一股潮流和趨勢，從上世紀9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確立可持續發展戰略以來，正在把發展循環經濟看作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和實現方式。

循環經濟就是在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指導下，按照清潔生產的方式，對能源及其廢棄物實行綜合利用的生產活動過程。它要求把經濟活動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其特征是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它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簡言之，循環經濟是按照生態規律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轉向。它是實施可持續戰略必然的選擇和重要保證。

（二）、循環經濟提出依據

與傳統經濟相比，循環經濟的不同之處在于：傳統經濟是一種由“資源—產品—污染排放”所構成的物質單向流動的經濟。在這種經濟中，人們以越來越高的強度把地球上的物質和能源開發出來，在生產加工和消費過程中又把污染和廢物大量地排放到環境中去，對資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過把資源持續不斷地變成廢物來實現經濟的數量型增長，導致了許多自然資源的短缺與枯竭，并釀成了災難性環境污染后果。與此不同，循環經濟倡導的是一種建立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把經濟活動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的模式，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反復循環流動的過程，使得整個經濟系統以及生產和消費的過程基本上不產生或者只產生很少的廢棄物，只有放錯了地方的資源，而沒有真正的廢棄物，其特征是自然資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廢棄物的低排放，從而根本上消解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尖銳沖突。

二、國外循環經濟發展的經驗做法

（一）、政府推動循環經濟發展?

政府重視立法。德國是歐洲國家中循環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它的循環經濟系統正變得越來越成熟，德國的《廢棄物處理法》最早制定于1972年。在主要領域的一系列實踐后，1996年德國提出了新的《循環經濟與廢棄物管理法》，建立了系統配套的法律體系。歐洲其他發達國家也正在著手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

（二）、社會積極發展循環經濟?

跨國企業重視循環利用。例如，世界500強的美國沃爾瑪百貨重視回收循環廢舊物資，將其作為公司日常經營管理的基本思路。公司所有的沃爾瑪連鎖企業，包括購物廣場、山姆會員店、配送中心、家用品及辦公用品店等，都對紙箱紙板、塑料購物袋等進行回收。沃爾瑪在商店的顧客服務中心設立了廢舊電池回收箱，一年回收的廢舊電池高達1800萬節，利用再生的鎘制造新電池。

（三）、部門與行業間的協作不斷加強

瑞典實行的“生產責任制”，讓廢氣包裝實現了最大程度的循環利用。瑞典工商界各行業協會和一些大包裝公司成立了5家專門的包裝回收公司，還共同組建了REPA公司作為其業務的服務機構。會員企業交納的回收費和回收包裝再利用的銷售所得，被用于在全國建立和維持一個完善的分類回收體系以及開展包裝回收知識宣傳等活動。

（四）、國民積極主動配合。

在韓國首爾，為了加強對生活廢棄物和垃圾的管理，推行法定衛生塑料袋，實施一種叫“垃圾終量制”的措施。每個區政府都分別組織生產衛生塑料袋，并印有本區的標記，通過商店銷售給居民家庭。居民使用本區的衛生塑料袋為法定義務，不得違反。在日本，消費者必須為廢棄家電的回收利用承擔部分費用，消費者在廢棄大件家電時，都會打電話給家電經銷商，由他們負責收回廢棄家電。家電經銷商將廢棄家電集中起來，并送到主要由家電生產廠家出資設立的“廢棄家電處理中心”，將其分解，并按資源類別進行循環利用。

三、我國加快發展循環經濟的啟示和途徑

（一）全社會樹立科學發展觀?

根據發展循環經濟的需要，我們必須規范政府發展的目標，有效地將政府的發展規劃置于符合人與自然之間和諧、人與人之間和諧的境地之中。世界銀行在1997年推出了“綠色GDP核算體系”。我國應當堅進一步善科學民主的決策制度，加快制定綠色會計制度、綠色審計制度、綠色質量制度、綠色競爭力指標制度等。新的評價方法和考核制度有利于使政府行為的合理化，從而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

（二）加快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規制度?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可以看出，系統地出臺循環經濟法律，對發展循環經濟和建立循環型社會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日本、德國，美國的循環經濟立法走在世界前列，促進了人們在生產、流通、消費、廢棄整個過程中對物資的有效利用，極大地推動了發達國家國內的循環經濟的發展。我國建立一套綠色保障體系，包括財政、稅收、價格、金融、產業、技術等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經濟技術政策，讓循環經濟型企業得到更多制度保證。

（三）部門、行業和企業建立技術支撐體系?

我國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某些技術上取得了一些突破，但總體上看，循環經濟科學技術的研究和應用明顯滯后。例如我國的廢物和包裝材料的回收利用雖然已經有了基礎，但技術含量低，廢舊物資被降級使用，沒有發揮循環經濟的最佳效應。因此，應加大創新力度，降低生產和消費過程資源、能源的消耗及污染物的產生和排放。研究開發一批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平臺性和共性技術，確保資源、能源獲得最有效的利用。

（四）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經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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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5-0073-08

一、問題提出

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建設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成為國家海洋發展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海洋能源的開發利用道路上，各國普遍面臨著技術不成熟、成本較高等困難，導致海洋能源的大規模應用存在難題。解決難題就需要進行科技創新，科技創新的源泉在于人才，而人才的培養又在于教育，教育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賴于高等教育。因此產學研合作人才培養模式吸引了高校、企業與科研機構。產學研合作聯盟是利用高校與生產、科研等單位在人才培養方面各自的優勢，把以課堂傳授間接知識為主的教育環境與直接獲取實際經驗、能力為主的生產現場環境有機結合起來。雖此模式發展速度較快，但發展狀況不容樂觀，很多高等教育院校對此模式的實施還處于形式化階段、企業參與積極性缺乏、成果轉化率低等。因此，如何提高產學研合作聯盟成果的轉化率、調整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發展，關乎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

二、文獻回顧

產學研合作聯盟熱潮的掀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在政府的引導下，將產業界與學術界緊密地進行結合，構成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支撐，服務于經濟發展，成為驅動經濟長期增長的核心動力。早期的探索性研究，集中于通過科技創新的間接影響來改善產業界與學術界的溝通，認為這種形式的產學研合作聯盟將對經濟發展產生直接影響[1]。Eliezer Geisler等將構建產學研聯盟的影響因素細化為5類，其實證結果表明聯盟領導者的屬性特征是聯盟早期成功的重要影響變量，而企業內部管理因素是聯盟后期成功的主要作用因素[2]。而Magnus Klofsten和Dylan Jones-Evans針對小型科技企業，將影響因素分為企業家能力、新業務研發、發展規劃和管理方式4類，得出成功的關鍵在于滿足產業界和學術界的實際需求，建立核心明確的合作團隊，加強企業和高校之間的密切聯系與信任度等[3]。因此，產學研聯盟在不同階段可以選擇最佳的運作方式來進行適應、變革等，重新界定其戰略目標和長期運行方式[4]。成功的技術轉化是產學研聯盟最終成果的表現形式，而進行成功地技術轉換需要遵循幾個重要原則[5]，還需要制定產學研聯盟內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研發藍圖，研究研發技術轉化理論，實際增強企業的業務能力與技術競爭力[6]；另外，仍需形成一套真正意義上的產學研聯盟技術轉化效率評價方法，并對研發效果的優缺點及其延拓性進行研究[7]。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不斷完善，產學研結合成為市場經濟的必然選擇。產學研合作是國家創新系統的重要組成子體系，對科技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通過產學研結合，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強有力的產學研聯合機制[8]，牢牢把握構建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的原則[9]，構建產學研合作平臺，形成以創新產業為標志的經濟，實現企業、高校和科研單位共同的利益。當今時代是知識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知識創造與科技成果轉化正日益成為科技創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技術創新越來越成為企業的根本出路，產學研一體化也就成為知識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段淑芳以知識經濟條件下的科技創新特征為出發點，分析了產學研聯盟科技創新的動因和優勢[10]；由于我國目前仍處于產學研合作探索階段，產學研各方尚未形成嚴格意義上的合力，部分學者先就地方經濟實際情況，對影響產學研合作模式的因素進行了分析[11]，并提出相應的增強科技創新能力，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產學研合作模式。

那么，產學研合作聯盟是否能夠真正意義上促進科技創新，將以怎樣的形式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已有文獻較少對產學研聯盟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進行分解。本文深入剖析產學研合作聯盟內部的運行現狀與運行機制，通過對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產學研聯盟的實證分析，挖掘內部要素之間的相互影響，分析各要素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差異，有針對性地探尋符合實際的政策建議，從而為政府制定經濟發展的方案提供理論依據。

三、數據與變量

（一）數據

產學研合作人才培養模式是我國在2003年初開始進行探索與研究的，本文選取2003-2011年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的地區生產總值、山東省高新技術產業產值、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數、R&D人員數量作為分析數據。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的地區生產總值來源于2012年《山東統計年鑒》以及山東省藍色經濟區內青島、煙臺等六地市2004-2012年的統計年鑒，高新技術產業產值是通過山東省統計信息網取得，并都以1978年為基期進行平減，消除物價變動對估計結果的影響。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數來源于山東省及各地市統計信息網和人民政府網獲得；R&D人員數量來源于山東省統計信息網和山東省各地市統計公報。由于部分年份的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數和R&D人員數量數據丟失，因此，本文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T=3）進行前推估計，多參數的均方誤差（MSE）比對后，決定采用α為0.9的二次指數平滑估計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數和R&D人員數量部分的缺失數據。

（二）變量

本文選取的變量是根據“產學研”模式來進行的，地區的生產總值可以綜合性地代表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所生產的財富（物品和服務）的總和，是衡量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指標，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的地區生產總值作為其經濟發展水平高低的一個晴雨表，來反映地區經濟的發展基礎情況；高新技術產業是科技與經濟相結合的新形式，技術的創新只有通過在高新技術產業里得到實際應用，才能最終實現由學術研究到經濟產出的升華，高新技術產業產值作為高新技術產業產出績效最有效的評價指標，代表了技術創新對于我國經濟發展貢獻的貨幣表現形式，因此用高新技術產值來對“產”進行代表性分析；在我國“科教興國”戰略不斷優化升級的過程中，高等院校的發展是推動國家及各地的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助推器，高等院校作為國家基礎科學研究最重要的力量，是推動國家高新科技創新和發展的主力軍，高等院校是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重要基地，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數是其成果的載體，所以用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數用來對“學”進行代表性分析；R&D是指在科學技術領域，為增加知識總量，以及運用這些知識去創造新的應用進行的系統的創造性的活動，R&D人員作為主要知識型員工，是高新技術創新工作的主要操作者和實施者，因此R&D人員是具有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推出原創性成果推動企業發展的重要人才，用R&D人員數量用來對“研”進行代表性分析。

（三）研究時段

選取上述時間段的數據原因有：①在1999年教育部和科技部開始了推進大學科技園的建設，2000年部署國家的大學科技園建設試點工作，大學科技園才得以在國家的層面上參與創新體系的建設，直至2003年大學的科技創新才有了進一步發展，產學研合作漸漸形成了具有高校學科特色的學科優勢，對高校的辦學思想、辦學特色的培養目標等有著顛覆性指導和決定作用，特色專業、學科的優勢尤為突出，因此，選取此時間段的數據進行分析才更具有代表性；②地區的生產總值在在目前的經濟指標體系中，是對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的最好代表，選取高新技術產業產值的數據是由于科技創新的最新成果體現一般都會在具備高新技術的大型公司得到最好的發揮，R&D人數也正是科技創新人才的最好載體；③綜合數據的搜集與需要的各種因素，本文最終選取了上述時間段的數據。由于所選取的數據數量級較大，對被解釋變量與各解釋變量均進行了對數處理。

另一方面，近年來政府大力提倡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教育經費支出漸增，學生在校學習和生活的成本大幅降低、各種形式的獎學金的發放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經濟總量的增長。因此，高校在校人數的增加事實上將導致GDP的減少。

對于變量R&D研究人員數（RD）來說，系數只有04年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余各年份均不顯著，即認為RD對GDP的變動幾乎不產生任何影響。另外，僅從系數數值的角度出發，其正負不一，往往是由于變量間的共線性所導致。顯然，高等院校在校人數（UP）與R&D研究人員數（RD）存在一個正的共線性，這部分重疊的影響也對UP產生了一定的影響（2009，2010年系數不顯著）。因此，總的來說R&D研究人員數對山東省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是微不足道的，對于科技部積極籌劃和組織科技體制改革，鼓勵科技人員服務企業方面，山東省亟需加強相應的政策、制度支持，不單單要增加科研人員的數量，還要對科研人員的產出質量，即其研究成果服務于企業的實踐的能力進行提高，從而帶來GDP的增加。

在不考慮其他效應（本文為固定效應）的影響下，產學研合作模式中“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已經取得一定成效的，說明山東省高新技術產業的蓬勃發展，這也促使我們應積極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增強對高科技企業的支持，進而促進產出的整體增加。“學”對經濟增長產生負向的影響，本文從兩個方面論述了其背后的原因，這也不得不促使我們對產學研聯盟的聯合效應作出考慮。目前，山東省乃至全國對于高校學生進駐企業進行實際操作往往僅停留在形式層面上，沒有真正意識到其必要性。高校應當多開設實驗課，或者是建立實驗教學中心，聘請企業的工作人員來為學生營造一個模擬的實際工作環境，這不僅僅能為學生對于其書本知識的實際運用提供一個良好的渠道，還會提高企業與高校的聯合，為企業輸送高素質的人才。隨著國家對科研的大力支持，并提出更高層次的要求，“研”對于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應當引起政府的重視。

整體來講，目前山東省的產學研合作聯盟還沒有真正意義上形成，科技生產對于GDP的貢獻獨立的顯現出來，而沒有“學”和“研”相互交融貫通，聯盟的整體效應還沒有產生，山東省仍處于產學研合作模式的初步探索階段。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2011年開始“學”已經開始對經濟增長產生正的影響了，且貢獻幅度同“產”相當，這得益于部分高校已經著手與企業的聯合，開展企校聯合辦學模式，企業為高校學生提供實際工作的機會，而高校也為企業不停地輸送高素質的人才。產學聯盟的初步形成，將為企業和高校帶來一個雙贏的局面，一方面企業能夠尋找發展瓶頸的知識來源，使用學校的特殊設備等。這方面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相當重視，甚至形成一種義務制的產學聯盟，制定政策法規，實施產學研聯盟合作項目，力求使產業界的發展依靠學術界的人才資源與技術成果優勢，學術界、科技界的研究工作能適應產業界（劉本盛）[12]，極大地促進了企業和高校學生的雙向發展，為我們產學聯盟的發展提供了積極的示范作用；而另一方面學校可以增強師生接觸實務、的機會等，可見學校與企業同樣有強烈的合作動機。另外，在產學聯盟中，還不牽扯利益分配、資金管理等問題，而在產研聯盟中，卻顯得略為突出，需妥善解決好知識產權、利益分配問題。一方面在利益分配問題上，企業和高校科研機構往往缺乏正式的利益分配機制，科研人員大都利用閑雜時間參與企業的研究創新工作，并且研究以追求成果為目標缺乏成本觀念。另外，科研機構與企業的合作目前呈現科研人員與企業的單向來往，而忽視背后機構的理念，一切以自我利益為中心，借助與企業的合作來為自己申請科研項目，這對于聯盟的整體發展是百害而無一利的。這種委托開發、聯合開發的模式尚未完善，何談共建甚至是技術創新聯盟的創建？反過來企業的核心觀就是“利潤最大化”，產研聯盟需要最大程度上為企業帶來利潤，并將成本控制最小化，如此企業才會心甘情愿地“掏腰包”供科研人員從事技術創新工作。產研聯盟會出現的另一個問題是專利歸屬問題，企業對于專利的渴求不亞于科研人員。對于企業來講，專利代表的就是“利益”，企業與高校的聯盟是在促進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增加自身利益，科研人員對于專利的認可也不言而喻，因此如何合理地應對專利歸屬問題，也是目前產研聯盟發展道路上的荊棘。

可見，在產學研聯盟探索的初期，產學研聯盟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三贏”局面，隨著產學研聯盟的發展，聯盟內部分化的局面應當逐漸地改善，形成統一的整體，如2006年科技部、財政部、教育部等部委聯合成立“推進產學研結合工作協調指導小組”，2009年教育部頒布的《關于進一步深化本科教學改革，全面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都明確提出要加強產學研密切合作，拓寬大學生校外實踐渠道，推進教育教學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的緊密結合等，使產學研聯盟能夠真切地上為經濟增長提供強大的生產、教學與科研支持。

在分析了產學研聯盟中各變量對GDP的影響后，我們將注意力轉移到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內部各城市以及不同時點，產學研聯盟對GDP所產生的固定效應上。表3展示了各城市產學研聯盟整體對GDP所產生的固定效應，即由于各城市自身發展狀況的不同所帶來產學研聯盟對GDP貢獻的差異。我們從表3中可以直觀地看到，青島、煙臺、濰坊的產學研聯盟對經濟發展均產生正向的沖擊，而東營、威海、日照卻產生負向的作用。單就正負向沖擊來講，青島、煙臺、濰坊是山東省“老牌”的經濟大市、強市，當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后，往往追求經濟質效的提高，不斷推動自主創新與科技研發的進步，成為經濟發展的首要途徑，也體現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精神。東營、日照、威海的產學研聯盟對經濟增長目前還處于一個負向沖擊中，可以理解為其產學研聯盟目前還沒有形成，技術競爭力較差。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東營雖然是老牌的經濟大市，但其主要依賴于自然能源―石油，而自從“十二五”規劃后才逐漸重視海洋經濟的發展；日照和威海成立時間較短，經濟尚處于追求“快”增長的階段，產學研聯盟的發展應在經濟增長的同時，逐步展開，用“兩條腿”走路既可以提高大步走的效率，又可以避免經濟增長后反表3城市個體固定效應系數城市名稱城市個體固定效應青島0.7277 煙臺0.4041 濰坊0.1573 東營-0.1059 威海-0.2809 日照-0.9024 補經濟發展質量的局面，產學研聯盟將作為重要的技術支撐，改變目前的經濟發展方式。另外，青島的固定效應遙遙領先于其他地市，這將使其在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產學研聯盟的發展起到良好的帶頭作用，為其他城市提供典型示范，帶動整個經濟區產學研聯盟的發展，并逐漸與其他地市的產學研聯盟結合，推動山東省整體產學研聯盟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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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英國能源的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中首次提到了低碳經濟一詞，隨后世界各國紛紛效仿。簡單來說，低碳經濟就是以低能耗、低碳排放以及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下，能源需要被高校利用，新的清潔能源急需開發，綠色GDP概念也被提出。

一、西方發達國家低碳經濟的發展經驗介紹

縱觀全球，西方發達國家由于工業化較早，因此，低碳經濟最早在這些國家應用與實踐。

首先來看英國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英國是低碳經濟理念的提出國，因此，它也是最早開展低碳經濟的國家。目前，英國對自身發展低碳經濟的目標是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到2050年時減少60%，這對于發展中國家來看是一個不可想象的數字。在英國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中，激勵機制是重要的關鍵一環。總的來說，英國的低碳經濟模式就是以激勵機制為中心，分別實施氣候變化稅制度、氣候變化協議、碳基金以及碳排放貿易機制等四項重要舉措。

其次來看德國，2004年，德國通過的《可再生能源法》確定清潔電能的使用率由2004年的12％提高到2020年的25％－30％；2006年8月，德國提出了《德國高技術戰略》，透過加強創新來減少工業生產中的環境污染；2007年，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在“高技術戰略”的總體框架下制定了氣候保護高技術戰略，在“氣候保護高技術戰略”下，德國政府發展低碳經濟主要是三方面渠道，即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以及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等。在這三條舉措的落實下，德國的低碳經濟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最后來看意大利，1992年，意大利開始實施所謂的“CIP6”機制，規定購買價格來支持國內可再生能源發電廠的建設，保障了可再生能源的消費渠道。與此同時，意大利政府還分別制定了“綠色證書”與“白色證書”制度。目前，意大利已出臺一份《國家能源發展戰略規劃》草案，有望明年1月通過審議出臺，該規劃旨在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創建一個更有競爭力的天然氣市場，提出太陽能發展的突破性目標，到2016年意大利實現裝機總量23吉瓦，意大利光伏產業的發展值得關注。

二、低碳經濟對中國發展的作用與意義

目前，中國經濟正面臨著發展瓶頸，產業機構急需轉型升級。面對先前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所帶來的環境污染與能源高耗問題，低碳經濟無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

一方面，受制于溫室氣體減排的壓力，保護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的壓力不斷增大。眾所周知，我國是石油的進口大國，在先前以高能耗的經濟增長模式下，造成了我國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據統計，我國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單位GDP的碳排放量非常高，為西歐國家的1.6倍，日本的1.69倍。從以上數據來看，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溫室氣體減排壓力。

另一方面，能源形勢不容樂觀。盡管我國的能源非常充足與豐富，但由于龐大的人口基數，使得我國人均能源可采儲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能源儲備規模較小，能源約束矛盾突出，國際能源市場價格的波動影響我國能源穩定供應水平。可見，我國這個能源大國背后的能源形勢并不樂觀。

此外，生態環境也日益破壞。前些年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建立在資源的過度利用、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基礎之上。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資源的開采，大量耕地被占用破壞，生態環境得不到有效保護。沙塵暴、水資源以及洪澇等環境問題深深困擾著全國各地區的發展。

三、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措施與對策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發展低碳經濟勢在必行。當然，在發展低碳經濟的道路上，也要做足功課，選好良策。

（一）加大政策與法律層面的支持力度

低碳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策與法律的支持。2007年，《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與《國家環境保護“十一五”規劃》先后出臺，這為低碳經濟的發展埋下了良好的伏筆。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政府還需要在低碳經濟、節能減排、開發綠色能源等方面進行政策支持與引導，為低碳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與氛圍。2012年，《中國的能源政策白皮書》出臺，為我國實現經濟、社會、生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節能減排力度的不斷加大，能源利用效率不斷提高，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減少提供了正確導向。

（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優化能源結構

現階段，國內工業企業的發展還離不開石油等碳資源的支持，利用綠色能源進行代替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目前，我國的能源系統效率為33.4%，比國際先進水平低10個百分點。對此，我國可以效仿西歐國家，實行獎懲激勵制度，執行節能減排統計監測制度，健全審計檢查體系，推廣節能減排新技術、新工藝和新產品，提高我國能源利用技術。

（三）加快產業結構調整

產業結構的調整是近年來一直提倡的口號，而其也是低碳經濟發展道路上的必要環節。對此，優化投資結構，實現產業結構與能源政策導向的有機結合，把更多的投資引向現代服務業等第三產業領域。目前中國的產業結構特點是以第二產業為主、第三產業為輔，眾所周知第二產業是以工業為主，能源消耗量大，對環境的污染也較重。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路徑來看，未來的產業結構應該是以第三產業為主、第一二產業為輔，而這正是我國急需轉型調整的方向。

（四）加強綠色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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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9)06－0009-06

一、縣域經濟及其發展模式

改革開放，對地方政府的放權讓利和財政體制“分灶吃飯”的實施，使得地方政府逐漸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和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力。各地政府利用所掌握的資源配置權和地域優勢積極發展本地經濟，國民經濟發展在區域結構上出現新的不平衡態勢。縣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基本的區域單元，是政權組織的基本單元和國家治理的基礎環節。作為國民經濟主要基礎的縣域經濟，因其基礎性、區域性、層次性、綜合性、樞紐性、農村性、集聚性、擴散性等特點，成為地方經濟的核心。

目前中國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是不平衡性和自組織性。中國有2052個縣域，從地理條件講，有山區縣(占43％)、丘陵縣(占26％)和平原縣(占31％)；從經濟特征講，有沿海開放縣、城郊縣、傳統農業縣、山區縣和牧區縣等。縣域經濟間發展差異甚大，發展的不平衡性非常明顯：從經濟系統的時空演化階段看，有傳統階段(城鄉分離，自組織發展)、發展階段(城鄉對立，向心運動)、一體化階段(城鄉融合，和諧發展)；從資源開發與產業結構的演變上看，有資源開發型、資源開發與加工并重型、工貿型；從區域比較看，東部沿海地區發展較快，中部次之，西部落后；從發展現狀講，有富裕縣、發展中縣和貧困縣。據2008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縣域人均GDP占全國人均GDP的74.8％；人均GDP最高的100個縣域是最低縣域人均GDP的15.1倍。改革開放以來，縣域經濟基本上是自組織發展。發達縣域可能在政策、資源、區位上各有優勢，但組織者的努力和創新是推動發展的主要因素。“資源是經濟增長的條件，但不是決定經濟增長的惟一因素，經濟增長率是人的經濟觀念、行為和制度決定的”。一些縣域經濟成功發展之路，被稱之為縣域經濟發展模式。所謂“發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區，一定歷史條件下，具有特色的經濟發展的路子”。

最早提出縣域經濟發展模式并倡導模式研究的教授說：“發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進了一步，要求我從整體出發，探索每個地區發展的背景、條件，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與其它地區相區別的發展特色，這就促使我進入不同發展模式的比較研究。各種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較，是因為它們是在一個共同的基礎上出發，又向同一目標發展的。共同基礎是我們傳統的小家經濟，同一目標是脫貧致富，振興民族經濟”。

目前中國縣域經濟發展的成功模式主要有“蘇南模式”、“珠江模式”、“溫州模式”、“晉江模式”“鞏義模式”、“農安模式”、“義烏模式”等。這些模式是各縣(市)在發展經濟方面積極探索的成果，是基于中國實踐的發展經濟學的實驗范本。研究分析這些模式，是為了新形勢下，面向未來，反思過去，學習借鑒，促進中國縣域經濟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二、具體經驗模式分析

(一)蘇南模式

“蘇南模式”是教授1983年在其《小城鎮?再探索》中提出來的。傳統的“蘇南”指蘇錫常三市，教授“蘇南模式”意義上的“蘇南”范圍更廣一些，包括南通和浙北的嘉興、湖州等，現在理論界講的“蘇南模式”，區域已擴展到蘇中的揚州、浙江的杭州等。

“蘇南模式”的特點是通過大力發展鄉村集體企業促進縣域經濟快速發展，是一種重點探索農村工業化道路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蘇南模式”是以混合型經濟為主體，以規模經濟和外向型經濟為支撐，以鮮明特色和優勢產業為主要特征的發展模式。

“蘇南模式”有以下優勢：1.通過發揮政權的力量以及政府的信譽優勢，把社會上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生產要素組織起來，迅速地形成生產力；2.農村經濟發展在地方政府統一組織領導下，各產業之間保持了一種穩定的協調關系，從業人員報酬得到了兼顧，使大多數農民都不同程度地富裕起來；3.地方政府掌握了積累的支配權，農村各項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包括交通、郵電通訊、城鎮建設、醫院、學校、文化娛樂場所、賓館等，都由政府統一規劃并實施，促進了社區的繁榮；4.地方政府直接掌握著經濟決策權，為基層政權的鞏固提供了物質基礎，并由此形成了號召力和控制力。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發展，“蘇南模式”的一些弊端日益顯露：1.產權不明，政企不分。“蘇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導、鄉鎮企業推動，許多學者稱之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甚至有人認為“蘇南模式”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干部經濟”、“政績經濟”模式。蘇南鄉鎮企業是黨、政、經、社四合一，社區政府是企業最初的發動者、資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護者，還是企業內部分配的主宰者。這同市場經濟體制對政府職能規范、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要求相矛盾，不僅影響市場經濟秩序，破壞企業運行機制，而且阻礙了企業家市場的形成。更為嚴重的是，誰對集體資產真正負責的問題得不到解決。雖然有的大企業已經完成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但觀念沒有從根本上轉變。2.投資主體過于單一。集體的負債率普遍較高，甚至有個別地方是全鄉(鎮)性的資不抵債，同時民間資本積累又相對不足，無論是所有制結構調整還是經濟結構調整要邁出大步都存在著較大的難度。3.產業結構層次較低。各縣(市)產業結構雷同，輕紡化纖、機電等支柱產業趨同，重復建設、小而散現象比較嚴重，企業集團化步伐緩慢，第三產業不發達。產品結構層次低、初級產品多、最終產品少、產品附加值低，企業規模效益不明顯，不利于國際化競爭。4.區域要素市場發育滯緩。蘇南有形市場比較發達，但生產要素配置仍在政府主導下，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尚未發揮。5.由于長期實行的是地方政府無所不包的推動，因而使相當一部分農民養成了一種依靠心態，自主自立意識和競爭風險意識不強，缺乏一種資本投入的沖動。6.狹隘的“社區擁有”觀念嚴重束縛著各級政府，阻礙著各種生產要素在全社會流動。

(三)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最早是由新聞界提出的。“十五大”以后，官方文件正式將“溫州模式”作為成功范式宣傳推廣。“溫州模式”的特點是以家庭工業為基礎的社會化生產、以供銷員為發動骨干，以農村集鎮為依托的新型

產銷基地、以專業化市場為紐帶的市場主導運行機制。從組織路徑講，“溫州模式”是通過發展個體、私營經濟而帶動縣域經濟快速增長的發展模式。“溫州模式”代表了中國欠發達地區在條件落后、交通閉塞、缺乏城市帶動和輻射的地區，通過自發的市場取向改革，發展商品經濟，改變貧窮落后，促進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路子。“溫州模式”的區域范圍現已擴展到臺州、金華、寧波等地，有人主張改稱為“溫合模式”，甚至有人認為稱“浙江模式”更合適。

“溫州模式”相對于“蘇南模式”的一個成功之處就在于一開始就建立了明晰、排他性的產權制度。它以家族企業為主體，以外向性經營為特征，重視品牌經營，形成一個強大的區域產業集群。因此，有專家認為“溫州模式”更符合市場經濟發展內在的必然性，接近于自由競爭的初級市場經濟發展道路。溫州家族式私營經濟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明確的社會分工和協作，使每個中小企業專注于核心競爭力的培養和低成本潛力的挖掘，形成強大的企業品牌群，進而結成強大的行業或產業品牌優勢，最終匯集成區域品牌優勢。大量的企業集群加之合理的分工協作，以及品牌、技術專長等無形資產的共享，產生諸多協同優勢。個體私營企業、股份合作企業、以自然人投資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等構成了溫州民營經濟的主體。

從可持續發展角度看，“溫州模式”存在以下幾個問題：1.縣域經濟間發展不平衡。目前溫州全市僅溫州市區真正算得上發達地區，樂清、瑞安、平陽屬較發達地區，而洞頭、蒼南、永嘉、文成、泰順5個縣則一直屬于欠發達地區。同一區域，縣域經濟間不能協調發展，說明發展的組織途徑尚需完善。2.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溫州的農村工業化進程較快，但相比之下，城市建設則受到行政區劃和土地、水資源等諸多限制，城市化水平滯后于工業化水平將近20個百分點。溫州是浙江省確定的3個省域中心城市(杭州、寧波、溫州)之一，但溫州的城市化水平與杭州、寧波相比差距甚大。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是工業化的基本保證。要進一步提升溫州工業化水平，發揮溫州對浙西南乃至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帶動作用，當務之急就是把溫州市做大做強。只有這樣，溫州才能充分發揮它對所轄各縣(市)，乃至浙南、閩北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和帶動作用，促進區域間縣域經濟協調發展。3.外向型發展過快，內源經濟跟不上。“溫州模式”的形成主要在溫州之外，300多萬溫州人遍布世界各地，歐美各大城市幾乎都能看到從事皮具、時裝、百貨、土產、托運、餐飲的溫州人，但溫州本地上規模的企業卻不多，存在明顯的“三少一多”，即上規模的企業少、引進外資少、上市公司少，低水平重復的家庭作坊和私營企業多。資本和人才外流導致“產業空心化”，近幾年來，溫州市約有1000家企業到上海建立總部或研發中心，其中，整體搬遷到上海的企業約有500余家；溫州流到外地(包括辦廠、置業、買房等)的資金約1000億元。企業外拓，有利于資本積累和市場競爭，但也可能導致本地經濟發展擱淺，不利于可持續發展。4.企業管理制度落后，家族式企業比重較大，大部分民營企業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尚有很大距離。家族制是企業開創時期低成本組織資源的比較選擇，但規模經營和國際競爭必須以現代企業制度為基礎。目前，溫州家族制企業產權主體過于單一，股份過于集中，給企業的資產兼并、聯合及股權轉讓帶來諸多問題。5.產業結構滯后。溫州經濟主要以勞動力密集產業為主，產品大多是紐扣、眼鏡、拉鏈、徽標、打火機、鞋帽服裝之類小商品，技術含量低，利潤空間小，不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和國際化競爭。

(三)珠江模式

教授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將廣東珠三角4種縣域經濟發展模式即“順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東莞模式”總括為“珠江模式”，與前兩種模式合稱為中國縣域經濟發展與工業化進程的三大成功模式。“南海模式”是國營、集體、個體經濟一起上，縣、公社、村、生產隊、個體、聯合體企業“6個輪子一起轉”；“順德模式”、“中山模式”以鄉鎮企業為主，經過改制后逐漸以本地民營資本為主導；“東莞模式”以“三來一補”為吸引外資的主要手段積累資金，利用美、港、臺制造業向大陸轉移的時機，積極融入跨國公司的供應鏈做OEM，成為國際性對外加工基地。它們的共同特征是以集體經濟轉制形成的民營經濟為主體，通過“三資企業”，依托外源型經濟帶動縣域經濟快速增長。相比前兩種模式，從工業化的發動者看，“溫州模式”是私人發動型，“蘇南模式”屬于政府發動型，“珠江模式”則兼而有之；從籌資途徑看，前兩種模式傾向于資本自給型，而“珠江模式”是依靠外資型；從體制變遷的路徑看，“蘇南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體制內供給型強制性制度變遷，“溫州模式”則是自下而上的體制外需求型誘致性制度變遷，“珠江模式”是兼而有之，由于地緣因素，“珠江模式”更具有“外來沖擊一內部回應”的制度演化特征。

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入和政策優勢的淡化，“珠江模式”存在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順德家電企業在國際產業價值鏈分工體系中提升乏力，中山曾經的優秀國企被體制拖住了后腿，南海“小打小鬧”依舊，東莞則開始遇上產業空心化的危機。原因有三個方面：1.企業規模偏小，集團化步伐緩慢，在全球化背景下同跨國公司競爭處于明顯弱勢。2.投資推動非常明顯，有的地方甚至將經濟發展等同于招商引資。3.產品技術含量不高。“前店后廠”，實際利用的是廉價勞動力，沒有達到引進先進技術的目的，企業研發能力低，大多是生產中心，技術價值所占比重很低。4，社會管理體制配套改革跟不上。珠三角經濟奇跡是和外來工的廉價勞動分不開的，目前經濟市場運行的束縛在珠三角已不是問題，但大量外來工的社會待遇和收入保障卻沒有配套解決。5，區域文化轉型滯后，導致域內外意識矛盾和勞資沖突的加劇。

(四)晉江模式

“晉江模式”是“珠江模式”的擴展，即以僑資僑力為依托、以外向型為特征發展開放型的縣域經濟。但“晉江模式”也有自己的特點：1.外資規模經營。目前有晉江的海外和港澳臺同胞有200多萬人，數倍于本地人口；外資企業已近2000家，且大多是規模性企業。2.經營多樣化。目前晉江已形成了鞋帽、服裝、漂染、陶瓷建材、食品飲料、玩具、電子機械等產業。3.產業與市場互動。其陳埭鞋原料市場、磁灶建材市場、安海糖煙酒市場、福埔車輛機電市場、英材布料市場、華冊水產品市場均為輻射全省、全國的專業化龍頭市場。4.有獨特的文化支撐。閩南是明清時期中國十大商幫之一的“福建幫”的大本營，閩南人作生意敢闖、敢干，晉江商人在長期經營中形成“誠信、創新、開放、謙恭”的優良品質，這為晉江經濟的發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礎。

(五)鞏義模式

“鞏義模式”是20世紀90年代后被輿論界倡導的第一個中西部縣域經濟發展經驗模式。“鞏義

模式”是通過抓好縣屬工業而帶動整個縣域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發展模式。鞏義堅持工業經濟在縣域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把項目建設作為縣域經濟的先導和中軸，縣內外優勢資源鎖定和聚集在這個中軸配置。項目建設集中于煤炭電力、金屬冶煉、水泥建材、化工化纖、機械制造、耐火材料和電線電纜等7大行業，形成工業企業6 700多家，已建成企業集團25家，上市企業2家，納稅超千萬元的企業10家。工業的發展使鞏義的綜合實力居河南省縣域經濟首位，號稱“中原第一縣”。目前，全國搞“工業強縣”比較成功的還有山東高唐、河南濟源、吉林洮南等。

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鞏義模式”存在明顯的不足：1.城鎮化水平跟不上。城鎮化是工業化的基礎和基本保證，工業化通過城鎮化實現規模和社會效應，進而促進縣域經濟社會向和諧文明的現代化邁進。2.產業集中度差，競爭優勢不明顯。目前，鞏義的工業無論是布局還是結構都相對分散。縣域經濟資源有限，工業只有集聚，才有競爭力。3.農業產業化步伐緩慢。縣域工業化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實現農業產業化，只有農業產業化充分發展，工業經濟才有穩固的基礎，縣域經濟才算真正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

(六)農安模式

“農安模式”是通過農業產業化經營帶動縣域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發展模式。因以吉林省的農安縣為代表，故稱之為“農安模式”。江西遂川、江蘇射陽等縣域經濟發展也歸于此種模式。

目前，“農安模式”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1.農業產業化組織途徑問題。由于體制原因，目前中國農業產業化組織體系很不完善，中介市場嚴重缺失，從根本上影響“農安模式”的發展。2.主要產品的技術含量不高，因而附加值偏低，影響了資本積累。3.產業科技開發投入偏少，農業科技推廣體系不夠健全，農產品更新換代步伐過慢。創新的方向是：加快培育、引新品種，繼續向專、高、特的方向發展，進一步提高農產品的加工深度，迅速提高產中的附加值。由于縣域經濟肩負著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大職責，農業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和基本保障，解決“三農”問題歸根結底還必須以農業為根本點，縣域經濟發展必須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因此，“農安模式”是需要強調并值得向全國推廣的模式。

必須強調，縣域經濟發展以農業產業化為主導，但不能偏離工業化的大方向。工業化是縣域經濟發展的基本主題，是現代化不可超越的階段。工業化不等于大力發展工業經濟，但必須以現代工業裝備農業，可以通過實現農業生產機械化、集約化、科技化、信息化，強化農產品的深加工，使糧食成為工業原料，推動食品工業發展，延長農業產業鏈，提高農產品附加值。

(七)義烏模式

“義烏模式”是通過興辦專業市場帶動縣域經濟發展的模式，基本內容可以總結為“建一處市場，富一方經濟，活一方流通，帶動一方產業”。義烏發展的成就是輝煌的，1978～2000年，義烏經濟年均增長率為22.9％，總量增長了92.2倍。重要的是，義烏人經過20多年的努力，培育了中國乃至全世界規模最大、人氣最旺、績效最好的小商品市場。目前，義烏小商品市場面積260萬平方米，經營商位5.8萬個，經營人員20多萬人，市場內匯集了34個行業生產的1 502大類、32萬種商品。在義烏，2.5萬家工業企業以全球最低的價格提供著全球50萬種商品目錄中的32萬種商品，每天接待客人20萬人，1 000多個集裝箱每天從這里運往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7 000多名客商常駐義烏。更為重要的是，國內外與義烏市場有聯系的經濟主體和區域，包括前向的產業支撐區域和后向的產品銷售區域，形成了一個以義烏為中心的區域經濟分工合作與交流網絡。網絡成員或借助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市場這一平臺，把自身的產品銷往各地，或通過義烏市場，采購來自全國各地乃至國外的小商品。義烏作為一個流通樞紐，把國內外的許多貿易商與生產者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區域分工合作網絡，專家稱之為“義烏商圈”。目前依靠專業市場帶動縣域經濟發展的還有山東壽光、河北辛集、廣東普寧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義烏模式”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注意以下幾個問題：1.必須高度重視以市場為中心的多個“產業鏈”的培育，使商務活動的各種要素得到更為合理的配置；2.必須大力引進和培養高素質人才，包括商業經營人才、市場管理人才、中介人才和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3.進一步增強市場輻射力，最大限度地擴展區域聯動。

除以上幾種模式外，目前還有一些依靠本地獨特資源，或采賣、或加工而積累資本發展縣域經濟的資源開發型模式。但這些模式依賴的資源不可復制，故此類模式不具備推廣性。縣域經濟發展必須轉變以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初級化資源依賴型發展思路，強調向依靠科技創新、產業化推動、市場開拓的方向發展。

三、經驗模式與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

“模式”既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產物，也是區域歷史文化的產物，更是當地自主探索的成就。必須強調，以上所分析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都是經驗模式。所謂經驗模式，就是在實踐中自主探索形成的，不是在體系理論的指導下自覺形成的。這些經驗模式，都是建立在各自的相對優勢基礎上，只有類型相同的借鑒性，不具備廣泛的推廣性。必須承認，這些模式本身就是創新。根據熊彼特的觀點，“創新”是指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創新總是先由個別人進行的。但創新活動所得到的利潤鼓勵其他人模仿，形成創新浪潮，這時整個社會生產率提高，社會就進步了。模式是體制和比較優勢發揮的結合物，分析、借鑒這些模式的成功之處，對于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集聚后發優勢和全國縣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有積極的作用。

模式也許會消失，但區域比較優勢永遠存在。縣域經濟組織發展，必須立足于本地實際，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統籌兼顧，可持續發展。目前，中國縣域經濟發展迫切需要科學理論的指導。將科學發展觀和中國縣域經濟實際相結合，是當代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重要職責，我們分析研究模式，就是為中國縣域經濟的發展理論提供實證素材。“中國越來越迫切地需要這種知識，因為這個國家再也承擔不起因失誤而損耗任何財富和能量。”“如果要組織有效果的行動并達到預期的目的，必須對社會制度的功能進行細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們意欲滿足的需要結合起來分析，也要同它們的運轉所依賴的其它制度聯系起來分析，以達到對情況的適當的闡述。這就是社會科學者的工作”。

模式是特定條件的產物。中國縣域經濟發展不會有統一范式，縣(市)必須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在變化的環境中持續探索。縣域經濟的發展是和體制改革、宏觀環境以及發展規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因此，體制改革是促進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和根本動力。目前，要促進縣域經濟可持

續發展，以下的體制改革必須提到日程上。

1　城鄉土地二元管理體制問題。土地具有資源和資產的雙重功能，是縣域經濟發展最基本的依托。中國的土地在所有制和管理結構上是城鄉二元化的。城市土地是屬于國有的，而農村土地則屬于集體所有；城市土地使用權已經可以市場交易，但農村土地卻不能市場化交易。城鄉二元化的土地管理體制以及對農用地實行的用途管制，不僅使縣域經濟發展在資源利用上受到根本性的制約，而且也是導致官員腐敗行為和侵農行為的重要根源。農業用地不能市場化交易，使縣域經濟發展最大的依托資源不能從根本上盤活，直接制約農業產業化的規模發展，也使農村人力資源素質難以從根本上提高。

2　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社會保障水平是一個國家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指標。中國的農村社會保障目前是在艱難中開始，截至2007年，全國農村參加養老保險的人數僅為5171萬人，領取養老金的人數才391萬多人。目前，緊迫的是如何將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和縣域經濟組織發展有效結合起來，更新思維，轉變傳統的社保理念，有效解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和農業產業化、市場化滯后的矛盾，在理論上解決集體經濟組織和土地收益制度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相聯系的問題，讓幾億農民真正感受到社會進步和政府努力給予他們的生存關懷，奠定縣域和諧社會的群眾基礎，促進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