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文化交流與文化發展，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12-0018-02

一、社會認同理論及其發展

社會認同理論起源于歐洲，是由Henri Tajfel等人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并在群體行為等方面研究發展起來的。后來John C. Turner在此基礎上提出自我歸因理論，進一步完善了該理論。社會認同被定義為：“個體知曉他/她歸屬于特定的社會群體，而且他/她所獲得的群體資格會賦予其某種情感和價值意義（邁克爾?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2011）。”社會認同理論成為歐洲心理學本土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對社會心理學的眾多領域產生重大影響，其中包括集體行為、群際關系、群體偏見、刻板印象和組織行為等。這一理論被用于解釋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國家、民族、宗教、語言等心理認同問題，對于歐共體及歐洲各國制定的政策產生顯著效果，從而其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交流、民族等領域具有較強的應用價值（韓靜，2009）。社會認同理論提出以后，先后在歐洲、北美、澳大利亞等地得到充分重視以及大量的實證研究，研究主要涉及種族問題、組織行為與集體行為等。如Capozza 等人（1982）針對意大利種族間問題和社會沖突，提出獲得積極認同的策略。Greene（2004）通過研究美國黨派，表明黨派的社會認同水平對于預測政黨評級、意識形態和黨派活動具有重要意義。眾多對女權主義者的研究發現，社會認同感對于女權主義者參加集體活動具有重大影響意義（Hercus 1999； Kelly& Breinlinger 1996； Liss& Crawford & Popp 2004）。

目前，國內對社會認同理論研究較少，主要以香港青少年、基督教群體、農民工為研究對象。如趙志裕等人（2005）以香港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研究其社會認同的動態歷程。方文（2005）對北京基督宗教群體成員的社會認同過程進行分析和研究。郭星華等人（2009）揭示了農民工復雜、多維的社會認同。然而這些研究群體有限，研究者只關注在自己學科范圍內具有的應用價值，缺乏跨學科視角以及多元文化時代背景。我國現階段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人口流動，多民族融合，尤其在全球文化多元共生的時代背景下，社會認同研究變得尤為重要，各民族、地域、種族等不同文化群體如何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以達到其社會認同，并促進社會和諧及多元文化教育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及現實研究意義。本文試圖以來華留學生這一群體作為研究對象，從多元文化的視角探討來華留學生的社會認同感與多元文化教育發展之間的關系。

二、近年來來華留學生現狀與來華留學生的社會認同感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多元文化教育發展是國家、地域之間進行文化交流、融合的必然趨勢。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經濟實力、綜合國力以及國際地位都不斷提升，而中國五千年燦爛的文化歷史更掀起全球范圍內學習漢語的浪潮。來華留學生教育成為我國可持續發展的一大新興產業，由圖1所示自2000到2011年的11年間，來華留學生人數從52150人增長到292611人，增加了5.6倍，除2003年因非典造成的來華留學生人數短期下降外， 其他年份都實現了飛速增長。

圖1 2000-2011年來華留學生人數

繼來華留學生規模的擴大，學術界展開了對來華留學生管理與教學等宏觀層面的探討以及來華留學生的跨文化適應等微觀層面的實證研究。目前，對來華留學生的研究多集中在從心理學角度和跨文化角度來研究來華留學生的社會文化適應及心理適應問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孫樂岑等人（2009）從社會適應、心理適應和文化適應三個角度對來華留學生的適應狀況進行調查，發現來華留學生總體適應狀況良好，歐美留學生的適應性明顯優于東南亞和東亞的留學生。亓華等人從社會適應和心理適應兩個方面，分別對韓國、俄羅斯留學生的跨文化適應進行研究，發現留學生的社會文化適應和心理適應情況隨時間推移而變化（亓華，李秀妍2009；亓華，李美陽2011）。但這些研究視角片面且較為僵化，沒有將來華留學生心理適應及社會認同放進多元文化教育發展這一主流時代背景下進行研究，沒有考慮到外國文化群體與主流文化群體的關系。來華留學生對我國以及所在院校的認同感直接影響我國留學生教育招生人數和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提高來華留學生積極的社會認同感不僅直接影響著他們的學習動力，而且有助于縮短留學生來華后社會文化心理適應過程，同時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影響力。

三、來華留學生教育是我國多元文化教育發展的新亮點

（一）將來華留學生工作納入大連理工大學國際化戰略進程

大連理工大學坐落于東北地區最大的港口城市―大連。近年來，東北地區來華留學生數量劇增，韓國、日本等國在數量上一直居高不下，據大連理工大學2012年來華留學生的統計數據表明，韓國、日本、俄羅斯、白俄羅斯就占據接近一半的學生，遠遠超過別的國家。這些國家的來華留學生在數量上一直領先于其它各國，同時也給了我們值得借鑒的方法和措施。除了韓國和日本，中國作為東亞文化圈的核心不僅能夠輻射整個東亞地區，更能影響東南亞、南亞、西亞等亞洲地區。這些地區也是我們發展留學生教育的有力選擇。對于那些與我們不相鄰的歐美和非洲等地，我們應發揮孔子學院和中國政府獎學金作用來吸引更多的來華留學生。學校應根據學習者自身的語言能力、學歷背景，有針對性地加強學科專業建設、推進教學語言的國際化，為來華留學生學習提供更廣闊的選擇專業的空間。據統計，自2010年到2012年三年間大連理工大學學歷生人數的增幅最大，這得益于學校形成以理工為主，經、管、文、法、哲等學科協調發展的多學科體系，越來越多的外國留學生選擇理、工、經、法、管等專業并且與中國學生一起上課，學校的學位留學生處于“趨同化管理”的趨勢中。由此留學生能更好的融入學校整體的學習與生活中，留學生與中國學生學習、生活在一起，不僅增加交流的機會，同時幫助留學生盡快適應來華生活。

（二）加強來華留學生教育管理，營造多元文化校園

經濟全球化需要大批既熟悉經濟運作， 又了解各國國情、法律、文化以及科技發展水平與動向的、具有國際意識、國際知識和國際交往能力的“國際人”（ 錢明才，2007）。在此時代背景下，來華留學生教育是我國實現全球化時代可持續發展的新興產業，同時有利于提升我國各大學的國際地位和知名度。留學生這一特殊群體其思維開闊、創新意識強，為大學校園增添了無限的生機和國際化交流的新源泉。學校關于留學生教育例如發展規劃、信息溝通、管理規范、保障措施等應充分調動學校各方面積極性，并結合自身學科優勢以及學校所在地的經濟文化特征， 開辦留學生特色專業，為留學生教育發展建立良好的外部環境和政策支持。教師應充分掌握跨文化知識與技能，獲得國際化視野和理解力，幫助留學生盡快適應來華生活，并豐富其在校的學習生活，營造多元、交流與包容的校園文化。

（三）增強來華留學生社會認同感，促進多元文化教育發展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 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留學生在知識、情感與價值觀等方面都具有不同的基礎，在進入跨國教育之后， 在身心發展方面具有不同的適應過程，因此不斷的增強來華留學生的社會認同感尤為重要。來華留學生作為多元文化交流的媒介，對學校及社會的認同有利于他們更好地學習漢語，接受并認同博大精深的漢語言文化，成為傳播中國文化的使者。我們應從教學體制、管理模式、情感關懷等多方面為留學生開展屬于自己的文化活動平臺，使留學生更多地參與到校園多元文化建設中，從而促使來華留學生形成積極良好的社會認同感。

四、結語

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升，加快了我國推廣漢語國際的步伐，同時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國留學生來華學習與生活。未來社會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和諧社會的構建依賴人們對多元文化的理解。接受和培養外國留學生有助于高等教育國際化以及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學校應積極營造多元文化校園，建立與國際接軌的課程體系來提升來華留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及社會認同感。

參考文獻：

[1]Capozza D， Bonaldo E， Di Maggio A. Problems of identity and social conflict： Research on ethnic groups in Italy[J].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982： 299-334.

[2]Greene S.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4， 85（1）： 136-153.

[3]Hercus C. Identity， emotion， and feminist collective action[J]. Gender & Society， 1999， 13（1）： 34-55.

[4]Liss M， Crawford M， Popp D. Predictors and correlates of collective action[J]. Sex Roles， 2004， 50（11-12）： 771-779.

[5]Kelly C， Breinlinger 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 Identity， injustice and gender[M]. Taylor & Francis， 1996.

[6]方文. 群體符號邊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教新群體為例. 社會學研究，2005（1）： 25-59.

[7]郭星華，李飛. 漂泊與尋根：農民工社會認同的二重性[J]. 人口研究， 2009（6）： 74-84.

[8]韓靜. 社會認同理論研究綜述[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9（1）： 55-57.

[9]邁克爾?A?豪格， 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 社會認同過程. 高明華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10]錢明才. 大學國際化和留學生教育管理[J].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 142-144.

篇2

摘要　已有研究表明個體心理理論的獲得和發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現出文化特異性。為了探討兒童心理理論發展的影響因素，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社會交流的作用。親子交流是兒童早期社會交流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與兒童心理論的獲得和發展密切相關。文章分別比較了撫養者的親子談話和兒童情景記憶的中西文化差異，以及它們與心理理論發展的關系來理解中國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特異性，最后提出了一些未來研究需要進一步探討的關鍵問題。

關鍵詞　親子交流；心理理論；文化特異性；親子談話；情景記憶

分類號B844

Premack和Woodruff(1978)研究黑猩猩的社會認知能力時首次提出了心理理論(theory ofmind)的概念(王茜，蘇彥捷，劉立慧，2000)。兒童4歲左右開始發展的錯誤信念理解是心理理論的核心成分，常常是衡量兒童是否具備心理理論的標志性任務(例如Wimmer＆Perner,1983)。然而心理理論包含不同的成分，這些成分在不同的年齡相繼發展出來(王彥，蘇彥捷，2008)。Wellman和Liu(2004)在總結大量研究結果的基礎上設計了一套心理理論量表，用于測量兒童在發展上依次出現的概念理解。隨著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研究者從最初主要關注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過程中的里程碑(Wellman，Cross，＆Watson，2001)，到目前越來越多關注心理。對這些發現的理解不能不涉及個體的社會化環境，而教養實踐中的親子交流影響著個體的社會化進程(Keller et al，2007)。親子交流作為一個親子雙方相互作用的整體，應該包括撫養者的親子談話和兒童對自己經驗的組織。因此系統分析和總結主要撫養者親子談話與兒童情景記憶的文化普遍性與特異性會有助于我們對心理理論發展規律的認識。

1　兒童心理理論發展的文化普遍性與特異性

Wellman等(2001)通過元分析比較了不同年齡、不同國家兒童在錯誤信念任務上的表現，結果發現，盡管典型發展兒童通過錯誤信念的時間點并不相同，但大部分在4歲左右時能夠理解錯誤信念，表明心理理論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遍性。但該元分析中涉及到的研究樣本量較小，且主要集中在歐美兒童錯誤信念的理解上。這些研究者隨后的一項元分析則比較了196名中國兒童(其中69名來自香港)與155名北美兒童(其中，83名兒童來自美國，72名兒童來自加拿大)錯誤信念的理解能力。結果發現，不同文化下兒童心理理論具有相似的發展軌跡，但某些特定心理理論能力出現的時間并不相同，而且部分心理理論任務通過的順序也存在文化差異。具體來說，中國兒童通過錯誤信念任務的時間晚于西方兒童，加拿大兒童38個月時就能順利地通過錯誤信念任務，而香港地區的兒童在64個月時，錯誤信念任務的正確率才超過機遇水平；國內大部分研究也發現兒童通過錯誤信念任務的平均年齡為5歲(隋曉爽，蘇彥捷，2003；文，張文新，2002；方富熹，Wellman，劉玉娟，劉國雄，亢蓉，2009)。另一方面，西方兒童獲得心理理論的先后順序是：意圖理解、信念理解、知與不知理解、錯誤信念理解、偽裝情緒的理解，而中國兒童較早理解知與不知，較晚地理解信念，這種心理理論獲得順序上的文化特異性同樣表現在澳大利亞和伊朗的兒童身上(shahaeian，Peterson，Slaughter,&Wellman，2011)。可見，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不僅具有文化普遍性，也存在文化特異性。

不同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來理解心理理論的獲得機制。Leslie.Friedman和German(2004)認為領域特殊的、先天的模塊或成熟的神經機制導致了心理理論的獲得；Wellman等人(2008)則強調兒童早期與心理狀態有關的概念的發展對獲得心理理論的作用。但是，這些觀點更多地關注了心理理論發展的普遍性，對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特異性解釋甚少。最近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從社會交流的角度來解釋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個體差異(Carpendale＆Lewis，2004；Symons，2004)，其中親子交流成了關注的焦點。早期的親子交流既包括以親代為主體指向子代的親子談話。也包括以子代為主體指向親代的情景記憶，因為兒童和他人談論的主要是他們親身經歷的一些事件。中西方文化下的親子談話(蘇彥捷，覃婷立，2010；Keller et al.，2007)和兒童的情景記憶具有不同的特點(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陸慧菁，蘇彥捷，2007)。本文試圖從中西文化下親子交流的差異來解釋中國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文化特異性。

2　撫養者親子談話與兒童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

由于歷史和文化傳承的差異，東西方人的思維方式、認知加工過程以及注意、知覺的重點都不同(NisbeR＆Masuda，2003)。西方文化強調自主與獨立，個體更關注內部心理狀態，這就鼓勵個體表達他們的想法、觀點和情緒；相反，中國文化注重與他人的聯系和群體內部的和諧，更多關注個體外部行為與規范，并不重視個人的想法與情緒等內部心理因素(Greenfield，Keller,Fulizni.＆Maynard，2003；Kagitcibasi，2005；Markus＆Kitayama，2003；Wang&su，2005)。這種價值觀的差異使得中西方文化下親子談話的內容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2.1談論心理狀態與談論行為

比較中美母親親子談話內容與風格的跨文化研究發現，西方母親給孩子講故事時更多地談論兒童的個人偏好和觀點，愿望和知覺：中國母親更多地談論道德習俗和行為準則(Wang，Leichtman，＆Davies，2000；Wang，2001)。Keller等人(2007)的研究也發現，西方父母更加強調兒童的自主性，強調自我和情緒，認為情緒等心理狀態是個體對自我的直接表達，也是對自我重要性的肯定，因此與孩子談話時更多地談論心理狀

態；中國家長更加強調他人和行為，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行為使得人與人之間產生聯系，因此談話時更多地談論行為。最近一項研究比較了歐美與中國母親的親子談話內容發現，講故事時歐美的母親比中國母親更多地提及想法和情緒，而中國母親更多地談論行為(Doan＆Wang，2010)。這些研究結果一致表明，西方母親的親子談話中更多地談及心理狀態，而中國母親更多地談論外部行為。

2.1.1心理狀態的談論與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

親子談話作為兒童早期言語的輸入，影響了兒童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Brown，Donelan―Mc Call，＆Dunn，1996；Meins et al.，2002；Ruffman，Slade，＆Crowe，2002；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Pearson，＆Mackintosh，2007；Tamnoepeau＆Ruffman，2008)。大量西方文化下親子談話與心理理論關系的研究表明，母親在親子談話中對心理狀態的描述與兒童心理理解能力有關(Dunn，Brown，Slomkowski，Tesla，＆Youngblade，1991；Dtmn，Brown，&Beardsall，1991)，母親談論的心理狀態越多，孩子的心理理論能力越強。有的研究甚至沒有直接記錄母親和孩子的談話，而只是要求母親對孩子進行自由描述(Meins et al.，2002)或自我報告和孩子談論心理狀態的情況(Ruffman，Perner,&Parkin，1999)，結果發現母親談論心理狀態或自我報告談論心理狀態越多，兒童在錯誤信念任務上的表現越好。Ruffman等人(2002)的縱向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證據。他們分別在兒童3歲、3-4歲和4歲時收集了母子的談話內容、兒童的心理理論、兒童的語言能力以及兒童早期自發使用的心理狀態詞語等數據。結果發現，在控制了兒童自發使用的心理狀態詞語、早期的心理理論理解、語言能力、年齡、母親的教育水平之后，母親早期關于心理狀態的描述，和兒童隨后的心理理論發展相關。通過交叉滯后分析發現，兒童3歲和3.4歲時母親關于心理狀態的描述，分別和兒童3.4歲和4歲時的心理理論能力呈正相關，但兒童3歲和3.4歲時的心理理論能力分別和母親在兒童3.4歲和4歲時使用心理狀態的語詞無關。可見，母親關于心理狀態的談話影響了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Ruffman et al.，2002；Ruffman，Slade，Devitt，＆Crowe，2006)。Ensor和Hughes(2008)的研究直接記錄了親子互動過程中母親心理狀態詞匯的使用情況，同樣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另外，一些訓練研究也證明談論心理狀態能夠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例如，Guajardo和Watson(2002)訓練兒童談論故事中主人公的心理狀態后，兒童在錯誤信念任務上的表現明顯提高。可見，用不同方法考察親子談話中母親談論心理狀態的研究都得到了一致的結果。

隨著研究的不斷細化與深入，一些研究者區分了親子談話中對心理狀態的簡單談論與詳細談論(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 et al.，2007；Symons，Peterson，Slaughter,Roche，&Doyle，2005)。Slaughter等人(2007)的研究發現對于3歲的典型發展兒童來說，其心理理論任務的表現和母親在親子談話中對認知狀態的解釋性的、因果歸因和對比式的詳細談話風格顯著相關；對于4歲孤獨癥兒童來說，其心理理論任務的表現和母親對情緒詳細解釋的談話顯著相關。親子談話的內容和風格往往共同起作用，但它們之間關系的系統說明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蘇彥捷，覃婷立，2010)。

另外，也有研究發現在兒童不同的年齡段，母親對不同心理狀態的談論對兒童心理理論發展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嬰兒初期母親對意圖的談論顯著多于思維和知識，而隨著嬰兒年齡的增長，母親對意圖的談論減少，而對思維和知識的談論增多。嬰兒兩歲前母親對意圖的談論能顯著預測嬰兒之后使用心理狀態詞匯的情況和情緒理解能力，嬰兒24個月大時母親對想法與知識的談論可以預測兒童33個月大時心理狀態詞匯的使用情況(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Symons等人(2006)的研究也發現，5歲兒童在錯誤信念任務上的表現與母親在兒童兩歲時恰當地談論意圖正相關，而與母親在兒童兩歲時對信念的談論不存在顯著相關。可見，嬰兒早期母親對意圖的談論影響了兒童心理理論能力的發展，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母親對信念的談論更能影響兒童心理理論能力的發展。

總之，西方文化下的橫斷和縱向研究都表明，母親談及心理狀態促進了兒童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親子談話中對心理狀態的談論之所以能夠影響兒童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可能是因為談論心理狀態的語言使得抽象的心理狀態能夠被語言的外顯線索表達出來，從而引起兒童的注意，并激發了兒童去思考這些心理狀態。

2.1.2行為的談論與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

盡管國內研究者同樣發現母子游戲過程中，母親心理狀態術語使用、兒童心理狀態術語使用與3―5歲兒童心理理論能力存在顯著相關(桑標，李燕燕，2006，)，然而大量數據表明我們的親子談話中很少提及心理狀態，更多地談論行為，這既體現在講故事中，也體現在記憶分享過程中(Wang＆Fivush，2005；Wang，2007；Wang，Dean，＆Song，2010；陸慧菁，蘇彥捷，2007；Lu，su，＆Wang，2008)。西方文化下，母親談論心理狀態能夠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那么，中國撫養者親子談話內容與兒童心理理論又有什么樣的關系呢?中國撫養者的談論行為是否同樣可以影響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覃婷立(2008)的研究以19名2~3歲兒童及其主要照顧者為被試，采用圖畫書任務、心理理論量表等任務考察了親子談話的特點及其與2歲兒童心理理論的關系。結果發現，中國文化下主要照顧者更多地談論故事中人物的行為，對其行為的描述和復雜描述(運用對比和因果描述的方法描述除行為以外的非心理狀態)占據親子談話的大部分內容，很少出現心理狀態詞匯。在控制兒童的語言能力，主要照顧者的教育程度以及句子總數后，主要照顧者對行為的描述和復雜描述與兒童心理理論任務上的表現正相關，而對心理狀態詞匯的描述與兒童心理理論的得分不存在相關。主要照顧者對行為的描述能顯著預測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但是，該項研究中對行為的編碼未考慮到父母的談話風格，即對行為的編碼并未分出簡單描述行為和詳細描述行為。羅如帆(2010)的研究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該研究考察了主要照顧者對兒童心理的信念、親子談話

與兒童心理理論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控制主要照顧者的句子總數、兒童語言能力后，主要照顧者對故事中人物行為的詳述能夠顯著地預測兒童在錯誤信念任務上的表現。以上的兩個研究一致表明：中國文化下親子談話中談論行為與兒童心理理論的能力存在相關，但還不能就此得出是親子談話中行為的談論促進了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王呋潔(2009)通過訓練的方法來探討談話中談論行為與兒童心理理論間的因果關系，結果發現，談論行為和談論心理狀態都能夠提高兒童心理理論任務上的表現，這兩種談話方式的作用沒有顯著差異。之所以談論行為也能夠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可能是因為照顧者在談論涉及心理活動的情境時，對行為做出解釋性、因果性和對比性的詳細描述幫助兒童對整體情境有更好的理解，從而易化了兒童對涉及心理狀態情境的理解，但是比起直接理解外顯心理狀態，兒童需要通過填充行為與心理狀態之間的關系，推測行為背后的心理狀態，以達到歸因和理解以及預測的目的。這個過程更間接，也更難，這也可能是中國兒童通過錯誤信念任務的年齡晚于西方兒童的一個原因(Su，2010；Hao et al.，2010)。

綜上所述，西方文化下母親對心理狀態的談論促進了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而中國文化下撫養者對行為的詳述同樣促進了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

2.2談論自我與談論他人

中西方價值觀的不同，不僅導致了親子談話內容的文化差異，也導致了談話內容指向對象的差異。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重視自我的重要性，因此談話的內容更多地指向兒童自身；集體主義的中國文化強調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因此親子談話的內容主要指向他人(Kagitcibasi，2005)。嬰兒早期，西方文化下母親主要談及嬰兒自身的心理狀態，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除了談論兒童自身的心理狀態外，母親也開始談及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狀態；中國文化下，主要照顧者更多地談及他人的行為。談話內容指向不同的對象。能更好地幫助兒童區分自我和他人。而自我與他人的區分，是兒童獲得和發展心理理論特別是通過錯誤信念任務所必需的一種能力(Aichhorn，PerneL Kronbichler，Staffen，＆Ladurner，2006；Slaughter et al.，2007；Abu-Akel＆Shamay-Tsoory，2011)。西方文化下的研究表明，兒童15個月時，母親談論兒童的意圖能夠更好地預測兒童心理狀態詞匯的使用及情緒理解能力，當兒童24個月時。母親談論自己和他人的知識和想法能夠顯著地預測兒童心理狀態詞匯的使用(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這可能是因為在孩子語言能力還未發展出來時，母親談論心理狀態可能為兒童提供了直接考慮心理狀態的機會。當嬰兒語言出現后，談論幼兒的心理狀態為幼兒外顯地考慮與自己意圖或者情緒有關的內部體驗提供了機會，也容易幫助嬰兒在自己的心理狀態與心理狀態詞匯間建立起聯系；嬰兒未能在自己的心理狀態與心理詞匯間建立聯系前，談論他人的心理狀態僅僅為嬰兒提供了標記他人面部表情或動作的途徑，嬰兒沒有參照點去理解潛在心理狀態的途徑。只有嬰兒在自己的心理狀態和心理詞匯間建立了聯系后，母親談論他人的心理狀態才能夠幫助兒童更好地區分自我和他人。可見，談論兒童自身的心理狀態可能是理解他人心理狀態非常關鍵的一步(Nichols＆Stitch，2003)。中國文化下的研究發現，中國主要照顧者在向兒童講故事時，談及最多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行為，即談話內容的指向對象是他人，而且親子談話中談及他人的行為和兒童較好的心理理論表現相關(覃婷立，2008；羅如帆，2010)。

談及自我與談論他人的這種文化差異不僅表現在主要照顧者給孩子的講故事中，同樣也表現在與孩子的記憶分享過程中。和孩子談論共同經歷的事件時，西方文化下的母親使用更多的語言來描述和評價孩子的想法和感受，并討論這些心理狀態的原因和結果；中國的母親則使用更多的語言來描述和評價群體的活動、社會互動和他人的行為等(Mullen＆Yi，1995)。Wang等人的系列研究也表明，在談論過去經歷時。歐美的母親和孩子更多提及兒童的感受、偏好和觀點，并討論心理狀態的原因，表現出“情緒解釋性風格”(Emotion-Explaining Style)；相反，中國母親和孩子經常關注行為和其他人的重要性，重視道德習俗和行為標準，表現出“情緒批判性風格”。不同的價值觀使得西方家長與孩子的互動中鼓勵兒童談論自己的想法和情緒，進而滿足其自主需求，而中國的家長與孩子的互動中不鼓勵孩子表現自我的獨特性，而是要求孩子接受習俗、社會規范，并且保持與別人的一致，鼓勵孩子更多地談論他人(Kagitcibasi，2005)。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的“獨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也說明了這一點。歐美文化下的“獨立自我”強調個人主義及對自我的自主感，這就鼓勵個體通過關注自己的觀點和心理狀態來尋求和維持自己與他人的區別，而儒家文化的“互依自我”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鼓勵個體注意與他人的聯系和社會互動的重要性。這種特定文化的自我觀通過親子互動尤其是親子間記憶的共享整合到了兒童的自我知識中(張鎮，張建新，2008)，也使得他們的情景記憶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3　兒童情景記憶的特點與其心理理論的獲得和發展

3.1親子談話與兒童情景記憶

情景記憶(Episodic Memory)是對過去或將來特定時間、地點或特定情景下發生的具體事件的模擬，在自我建構的過程中意義重大(Tulving，2002)。Tulving認為情景記憶的主觀時間是指向過去的。后來的很多研究將其擴展到指向將來的時間方向，也包含了對未來可能發生事件的想象、預期與規劃(Addis，Wong，＆Schacter,2008；Schacter,Addis，＆Buckner,2007；Tulving，2002)。由此，可以說情景記憶包括回憶過去和想象將來兩個部分。

情景記憶的回憶過去是指與自我相關的個體經歷事件的記憶集合，也就是自傳體記憶(Wang，Hutt，Kulkofsky，McDermott，＆Wei，2006)。進入學前期后，隨著自我意識的獲得、語言水平的發展、敘述技能的提高、元表征能力(例如心理理論)的增強、神經生物性結構逐漸成熟等(Peterson，Wang，＆Hou，2009，)，兒童能夠記住的關于自己的事件也變得越來越復雜。如果有成人語言的提示和引導，兒童的自傳體記憶會表現得更為出色。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在與子女進行交流談話時，常常會在語言上引導兒童回憶一些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件，這些語言一方面會給予兒童提示，幫助他們回憶過去事件，另一方面也在

指導兒童鞏固和建構事件的記憶，例如理清事件中的要點，理解事件因果邏輯關系，了解父母如何看待這些事情，從而加強記憶。因此，兒童在與他們的父母進行回憶過去的對話的同時，也是在積極地參與自己記憶的發展(Farrant&Reese，2000)。情景記憶的想象將來是指將自我投射到將來去預先體驗未來事件，是人類特有的高度適應性認知能力之一(Atance＆O'Neill，2001)。無論是回憶過去還是想象將來都是談論心理狀態或行為非常重要的背景。

兒童早期的社會互動與情景記憶存在相關，特別是母親與兒童之間的關于記憶分享的親子對話，這對于形成早期情景記憶具有重要作用。具體而言，家長在與兒童分享過去事件時的敘述風格，特別是家長敘述過去事件的精細程度，影響著兒童的早期記憶(Fivush，Haden，＆Reese，2006)。在親子對話中進行高精細程度敘事的母親會對兒童過去的經歷進行豐富而詳細的描述，并對兒童的反應做出足夠的反饋，這可以幫助兒童較好地形成關于過去經驗的記憶；而那些在親子對話中進行低精細程度敘事的母親，僅僅是針對兒童的特定問題進行簡單的回應，這種母親養育的兒童所形成的關于過去經歷的記憶就會較弱。

不同文化下的家長在與子女談論過去事件的頻率和言語風格存在差異，這也會引起不同文化下的兒童自傳體記憶的差異。北美母親相比于亞洲母親，她們在與兒童進行關于分享過去記憶的對話時，進行精細敘述的頻率更高，而且更傾向于以孩子的角色與偏好為焦點和中心，而亞洲母親的對話更多的是低精細程度的對話，而且強調的重心是在社會中的活動和與他人的交往。長期體驗著精細化的、以兒童為中心的親子記憶分享的北美兒童，不僅能夠更好地形成關于自己的早期記憶(Wang，2007)，而且其自傳體記憶中更多地提及到自己的情緒、敘述的語氣也帶有更多的情感色彩，長期體驗著簡潔的、以他人為中心的親子記憶分享的中國兒童，經常更少地提及心理狀態，在回憶自己經歷的事件時更多地談論他人(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陸慧菁，蘇彥捷，2007；Luet al.，2008)。可見，不同文化風格的親子談話對于造就不同文化下情景記憶的差異具有重要貢獻。親子間記憶的分享傳遞了“獨立自我”和“互依自我”文化自我觀，使得兒童的情景記憶表現出不同的文化特點(Lu et al.，2008)。在社會化的系統中，孩子的情景記憶延續了撫養者的文化特點。

兒童情景記憶的特點不僅反映了親子間記憶共享的特點，同時反映了親子交流文化特點的承繼。因此，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通過比較中西方兒童情景記憶與心理理論的關系，從子代為主體的交流的視角來解釋中國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特異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為親子間記憶共享過程與兒童心理理論的關系提供間接的證據支持。

3.2回憶過去與想象將來中談及的內容與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

已有研究表明，兒童情景記憶中回憶過去的成績與其心理理論有關(Welch-Ross，1997；K1einknecht＆Beike，2004)。這可能是因為在回憶或者分享過去的經歷時，兒童必須表征不同的視角――過去的視角和現在的視角，而錯誤信念任務也需要表征不同視角的心理狀態，因此情景記憶與心理理論能力可能存在共同的心理機制。同時，也有研究表明情景記憶與心理理論有著共同的激活腦區如前額葉和顳頂葉(Buckner＆Carroll.2007)。另一部分研究更加深入地探討了情景記憶中的什么成分影響了心理理論的發展。如研究表明，兒童情景記憶中談論自己的心理狀態與兒童心理理論的表現相關。總之，記憶共享活動幫助兒童外顯地區分他人與自己的心理狀態，因此促進了兒童的心理理解能力(Pohl，Bender，&Lachmann，2005)。

中國兒童在情景記憶中更多地談及他人，很少提及自我(陸慧菁，蘇彥捷，2007；Lu et al.，2008)的特點，對中國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有著獨特的影響。陸慧菁和蘇彥捷(2007)的研究發現，排除了年齡和語言的影響后，自傳體記憶中兒童談及他人的數量與其在錯誤信念任務上的表現呈正相關。Lu等人(2008)的縱向研究分別測查了52名兒童3～4歲及一年后的自傳體記憶與心理理論，結果發現，控制兒童的語言能力后，兒童談論他人的數量與錯誤信念的理解有關。具體來說，對于一年前未能通過錯誤信念任務的兒童，只有那些一年后的自傳體記憶中談及他人次數明顯增多的兒童才能夠通過錯誤信念任務。而前后兩次都能通過錯誤信念任務的幼兒前后兩次的自傳體記憶中談及他人的次數沒有變化。此外，該研究采用聽故事和復述故事的訓練方法訓練實驗組兒童談及他人，控制組兒童主要談論物理環境等，以進一步考察自傳體記憶中談及他人與心理理論間的因果關系。結果發現訓練后，實驗組的兒童比控制組兒童在錯誤信念任務上表現得更好(Lu etal.， 2008)。這一系列研究表明，中國兒童情景記憶中回憶過去時談及他人能夠促進其心理理論的發展。

把情景記憶放在一個時間軸上來看，它不僅包括回憶過去，也包括想象將來成分。已有研究表明，自傳體記憶中表現出的談及自我和談論他 人的文化差異同樣表現在情景記憶的想象將來部分中(McColgan&McCormack，2008；趙婧，蘇彥捷，2009)。那么情景記憶中想象將來時談及他人是否同樣能夠影響心理理論呢?情景記憶中談及他人對心理理論發展的重要作用是否僅限于學前期兒童呢?蘇彥捷和趙婧(2012)的研究考察了學齡階段4～6年級兒童情景記憶中談及他人與心理理論的關系，結果發現，控制年齡的影響后，情景記憶回憶過去中談及他人次數能夠顯著預測兒童在二級錯誤信念任務以及白謊和失言任務上的表現，想象將來中談及他人能夠顯著預測兒童在白謊和失言任務上的表現。趙婧和蘇彥捷(2009)及趙婧(2011)的研究還考察了青少年情景記憶與心理理論的關系，結果發現，在控制了智力水平，語言能力和執行功能后，青少年的心理理論與其情景記憶中回憶過去和想象將來時報告的談及他人次數存在顯著正相關，情景記憶中回憶過去和想象將來時談及他人的次數越多，心理理論的表現也就更好。可見，兒童情景記憶中談及他人對心理理論的重要作用，持續到了青少年期。總的來說，中國兒童情景記憶中談及他人促進了心理理論能力的發展。這可能是因為談及他人引導孩子注意他人的信息，間接地導致孩子從他人的行為來解釋和推測他人的心理狀態，從而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另一方面，談及他人時，兒童需要主動注意到自我的過去狀態和他人過去狀態，自我將來的狀態和他人將來的狀態，有助于兒童更好地區分自我與他人，進而幫助個體更好地理解錯誤信念。

4　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親子交流的文化差異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文化特異性。我國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途徑可能不同于西方兒童，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西方母親談論心理狀態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而中國母親對行為的詳細談論也可以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盡管中國母親對行為的詳細描述易化了兒童對涉及心理狀態情境的理解，但兒童還需要自己去推測行為背后的心理狀態才能更好地理解整個心理狀態情境。其次，無論是以親代為主體的親子談話還是以子代為主體的情景記憶中，西方親子交流過程中更多地談論自我，而中國的親子交流過程中更多地談論他人。談論自我使兒童更容易在自己的心理狀態與抽象的心理狀態詞匯間建立聯系，更好地理解與自己相關的心理狀態，然后再由己及人，逐步區分自我與他人，易化了自我與他人的區分過程；中國親子交流中的談論他人，特別是談論他人的行為，不僅需要兒童自己主動地通過行為來推測其背后的心理狀態，還需要兒童在不同主人公的行為間轉換，表征他人的行為并主動地區分自我與他人。中國文化下親子交流的這兩個特點可能導致了中國兒童對錯誤信念的理解晚于西方兒童。直接談論心理狀態以及自我當然可以促進個體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桑標，李燕燕，2006；王潔，2009)，但處于我們的社會文化環境中，談論他人與行為這些不同的親予交流特點可以使我們達到同樣的發展目標(圖1)。而且由于在心理理論的獲得過程中，兒童需要經歷自己去比較、推理和領悟等艱難過程，之后的遷移性也就更強，因此可能有著更大的靈活性和發展空間(su，2010)。我們文化下兒童隨后的失言理解等更復雜的心理理論發展不再滯后(王彥，蘇彥捷，2008；王異芳，蘇彥捷，2008)，到成人階段甚至表現得更好(Wu＆Keysar，2007)也提供了一定的證據支持。未來的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探討親子交流與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關系。

首先，目前的研究分別考察了中西方文化下各自的親子交流對兒童心理理論的影響，也有研究直接比較了中西方親子談話內容與風格上的差異，但直接比較兩種文化下親子交流對兒童心理理論發展影響的研究還比較少，因此需要更直接比較的證據。另一方面，本文為了論證的方便，分別從談論心理狀態與談論行為、談論自我與談論他人兩方面來探討了親子交流與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關系。事實上，談論對象和談論的內容這兩方面常常同時呈現，既可以是談論自我或他人的心理狀態，也可以是談論自我或他人的行為，未來的研究需要更為系統地說明這兩方面的交互是如何影響兒童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的。

篇3

我國在加快推進土地城鎮化的同時，人口，尤其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沒能實現相同的城鎮化。這就導致了大部分農民工不得不把子女留在農村，留守兒童現象由此產生。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反映在教育上，其突出表現是：城市義務教育由國家財政負擔，而農村義務教育則由農民自己支撐。目前，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達13 年，而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還不足7 年，相差足足近一倍。農村留守兒童家庭對于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已經弱化了。正是由于父母雙方或一方外出務工或經商，導致了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基本環境和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父母對其在衣、食、住、行、安全、能力、愛好、審美、人格、品格及情感等方面教育的弱化。例如，有些家長只想著外出打工掙錢，忽略了對孩子的關心，幾乎不關心孩子的學習成績、心理健康及道德品質等；有些家長很少與孩子、臨時監護人和學校溝通，根本不了解留守兒童的情況；有些留守兒童到青春期后產生叛逆情緒，家長不能及時發現，等到發現為時已晚。所以，相對于父母在家教育孩子的正常家庭而言，農村留守兒童家庭的對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功能相對弱化了。一方面，由于工作的繁忙和空間的間隔，進城務工或經商的父母既沒有太多的時間和子女進行交流，不能對子女進行親身的教育和指導；另一方面，由于自身能力、水平和精力的不足，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兄弟姐妹、鄰居、老師等監護人無論是從體力還是智力上都勉為其難地承擔起對農村留守兒童的監護和養育的重任，不能嚴格地對留守兒童進行監管和教育，無法營造有利于子女成長的家庭氛圍。看見，農村留守兒童已經無法在享受親情的基礎上感受到父母潛移默化、精心指導的教育。事實上，家庭已經成為農村留守兒童學習、身心發展的旁觀者，家庭教育對于農村留守兒童身心健康發展的作用已經被嚴重弱化了。父母長期不在身邊造成親子分離，留守兒童得不到足夠的親情和良好的教育，在行為習慣上極易產生消極變化，如小偷小摸，違反校紀，抽煙喝酒，賭博搶劫等，有的甚至走上違法的道路。留守兒童正處于成長發育的關鍵時期，遠離父母的他們既無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認識及價值觀念上的引導和幫助，無法感受父母在情感上的關注和呵護，又很難有稱職的可以替代的“監護人”，這使得他們對新的社會現象很容易產生認識和價值上的偏離。留守兒童大多生長在放任自流、情感缺失的環境中，許多孩子沾染了不良習慣，缺乏道德約束，經不起外界的不良引誘。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產生的原因：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是城鎮與鄉村之間發展不協調的必然后果，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與農村男勞動力大量外出造成的家長缺席以及由農業勞動女性化造成的母親對自身職責的力不從心有。從實質上看，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是一個集中體現著城鄉文明一體化這一社會轉型中多種矛盾和沖突的、綜合性的未成年人教育問題，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城市發展與鄉村發展、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的現狀。

1.2 基本狀況

1.2.1 農村留守兒童的含義

農村留守兒童是指農村地區因父母雙方或一方外出長期在外打工而被留在戶籍所在地并因此而不能和父母雙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兒童。留守兒童在大部分農村地區尤其是四川、廣東、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的農村是普遍存在的。

1.2.2 農村留守兒童監護人的類型及其影響

農村留守兒童的監護類型可總結為以下四種：隔代監護、單親監護、上代親戚監護、同輩監護或自我監護。從各地的調查結果來看，農村留守兒童的監護主要以隔代監護和單親監護為主，其中單親監護又以母親監護為主。

在我國社會加速轉型和城鎮化進程中，人口遷移流動日益頻繁，最近20多年來，流動人口不斷增加，到2000年人口普查時，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已經超過1億，青壯年勞動力占全部流動人口的70%左右。從大的方面而言，在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的同時，政策法規滯后于社會變遷，城鄉二元結構使得進城務工就業農民無法將子女長期帶在身邊給予照顧，農民工無法承擔子女在城市入學的高昂費用，在簡陋的民工子弟學校又無法解決升學考試問題。

2 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問題的應對策略

對于如何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中的問題，解決方式主要有以下幾點：

2.1 提高父母意識，強化父母責任

首先要增強農村父母的家庭教育責任感， 樹立正確的家庭教育觀念。改變留守兒童父母的認識極為重要，給他們分析提高經濟收入、改善生活條件與子女教育之間輕重緩急的利弊關系， 引導他們妥善處理各種關系， 樹立以孩子教育為重的科學家庭教育觀。

2.2 加強寄宿制學校建設，發揮學校教育的作用

建立和完善“留守兒童”管理制度，加強小學階段寄宿制學校建設，充分發揮學校教育的作用。切實有效地對留守兒童進行教育與管理，要盡量為農村留守兒童提供住宿便利，讓留守兒童在老師、同學群體中成長，以補償留守兒童缺失的家庭教育。

2.3 充分發揮社區和社會組織的作用

篇4

“六五”普法規劃理論與實踐研究征文: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及作用

普法的核心環節是法治的宣傳教育，法治的宣傳教育與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是否存在著一個關聯關系呢？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會產生一個什么樣的作用呢？找出它們之間的關系，找出它們之間的影響，對我們科學地制定“六五”普法規劃具有積極的作用，所以我們有必要對之進行研究，這一點正是本文的指導思想。

首先，我們知道一個社會的法律制度是該社會的上層建筑，是其經濟等的集中反映，并為其服務；那么該社會的經濟等是其經濟基礎，是決定該社會上層建筑的基礎；這是經典作家的經典理論，根據這一經典理論，社會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是一對矛盾的對立統一體。法治的宣傳教育是為法律制度服務的，所以這種行為也是社會的上層建筑的范圍；社會的經濟發展，社會本身的發展都是社會的實體內容，是經濟基礎的范圍；所以我們可以根據經典作家的理論知道，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關系。但是在我們國家，由于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制度和產生它的經濟基礎雖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作為它們的主體都是人民，所以兩者在代表利益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兩者的價值取向是同構同向的。那么基于此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對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本身的發展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反過來也一樣，我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越是發展的好對我們的法律制度走向完善就越會提供更加有力的基礎性保障；當然有了更加有力的基礎性保障，法律制度的宣傳教育也就會更有物質基礎，也就會做得更好；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著一種矛盾統一關系，它們之間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所以我們應當明白做好法制的宣傳教育雖然相對于經濟發展來說是一種務虛性的工作，但它同樣重要，也是對社會的經濟發展的一種促進；同樣道理，做好社會的經濟發展是我們的現實需要，對不斷地完善社會的上層建筑是一種物質前提，兩者都很必要，都很重要。

我們認為，法制的宣傳教育是法律制度落實執行的觀念實現途徑。也就是說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內容，只有向全社會廣泛地宣傳和教育，才會在全社會中產生對該法的了解，知曉，才會在人們的觀念中樹立起該法的觀念，才會在人們的意識中以之為規范，從而去自覺自為的規范自己的行為。這個過程我們看到它其實就是法的執行和落實的一個觀念上的實現過程。當然法律一旦經過合法程序產生，并不以社會某些成員是否了解其內容為其生效的前提條件；也不以某些成員不了解該法的內容而對該成員不產生拘束力；但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我們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用來維護人民的利益的，所以不希望任何人糊里糊涂地受到制裁。我們的法律不是以事后的懲罰為唯一目的的，所以法律的觀念實現顯得尤為重要，這就是我們普法的目的所在；我們的法律以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秩序，在觀念上實現為最高境界。法律在觀念上的實現，是在社會成員中形成自覺自為地守法，以良好的社會秩序規范成員的行為。所以法制的宣傳教育是實現法制觀念實現的有效途徑和手段；社會更多成員自覺自為的守法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內在積極因素；社會更多成員的自覺自為的守法以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保障性條件；所以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是構成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一種環境動力，具有積極的意義。比如，我們的行政執法以往的做法都是一種被動性的執法，也就是當行政相對人的違法行為產生以后才去給與懲罰的，但是這種懲罰(來源：文秘站 ）并不能從根本上杜絕同類違法現象，為什么呢？就是這些行政相對人并不是人人都從觀念上形成了一種自覺自為的守法意識，從而沒有內在的拘束力，當然也不排除某些行政相對人根本就不知道相關法律的內容，當然也就不知道他們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所以被動執法的結果是：同樣的違法行為屢禁不止，執法工作量很大，效果不明顯。我們的行政執法體系，對象多，領域廣，具有源頭性，如果在這里使我們的對象能夠自覺自為的去守法，那么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本身的發展都會大有改觀的。

法制的宣傳教育是強化社會法制環境的有效手段，依法治國不僅僅需要把立法工作和執法工作，司法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在全社會形成濃厚的法制環境；因為不管是執法，還是司法，這些工作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事后性，也從而使之具有被動性；但是全社會形成一種濃厚的法制環境后，這種環境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對社會成員具有矯正力。我們做好法制的宣傳教育工作的同時，不僅使社會成員樹立起法制意識，還會在這種宣傳教育的過程中進一步強化人們的法制意識，就會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濃厚的法制環境，在這個環境中人們的言行就會受到環境的制約，同時這種環境的強化還會推動社會的法治進程，這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說無疑是一種推動力量。我們知道，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沒有一個很好的法制環境，沒有一個良好的法律制度，市場經濟高效有序地運行就是一種不可能，所以我們做好法制宣傳教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

篇5

開幕式上，中華硯文化發展聯合會會長、中國國際公共關系聯合會名譽主席劉，烏干達駐華大使查爾斯·瓦基杜索，中國國際公共關系聯合會主席高玉家分別致歡迎詞。非盟大使代表以“非洲戰略合作伙伴的建立和價值”為主題致辭發言。

中烏雙方高層現場祝賀發言后，一段介紹烏干達的視頻，讓人們對烏干達有了更新的認識。隨后，中國經濟專家針對中非經貿合作關系發展發表演講，深入剖析兩國經貿合作前景。

在論壇主題演講中，中國國際公共關系聯合會主席高家玉向來賓們介紹了本次論壇的宗旨、基本內容和發展戰略目標；烏干達投資促進局/商務部官員介紹烏干達經濟發展現狀，對外投資環境及中烏貿易投資機遇等。除此之外，中國商務部（工商聯）官員、中國在烏開展業務的代 表性企業以及贊助方代表都做了精彩的主題演 講。

為了表彰對中烏經濟文化交流做出突出貢獻的個人及企業，論壇設置了中烏友好使者獎、中烏友好貢獻獎及優秀企業家獎，并現場頒獎。

隨后，主辦方啟動了“走進烏干達——2012年中國優秀企業高端商務非洲之旅”項目，中國國際公共關系聯合會副主席、杰雅國際董事總經理孫麗麗詳細介紹了該項目，并正式邀請中國企業參與非洲之行。

論壇期間，還穿插了中烏雙方精彩的特色文藝表演，中國三位藝術家還現場給中烏主要代表獻上寶貴的書法及繪畫作品。

篇6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1.054

在世界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中國始終面臨著西方國家的文化擴張和文化滲透的壓力，保護中國文化安全是當務之急，卻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文化要與時俱進，注入新的時代內涵，并利用其悠久的文化歷史和千年的文化積淀來影響世界，改變世界，獲得越來越多人的認同。運用科學有效的手段進行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樹立多元化的發展觀，增強文化安全意識，堅持文化發展的自覺性和獨立性，才能保護中國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安全。

1 文化傳承與發展面臨的問題

1.1 全球化的沖擊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文化間的交流與發展借助網絡變得異常便捷，卻也面臨著十分巨大的安全性挑戰。由于信息技術革命和資本的全球性流動為文化的廣泛和快捷的傳播提供了載體、工具和渠道，各類文化得以在全球范圍內快速傳播，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意識和價值觀念。全球化凸現了文化精神中的整體精神，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文化的某些共同性質，并產生了全球意識、全球價值，文化的認同與交融無疑是件好事，但是不加以節制，最后會導致文化趨同，消滅一些文化的獨特性，甚至威脅某些文化的生存。目前世界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矛盾也頻頻出現，沖突更加復雜，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沖突正在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對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1.2 傳統文化的斷裂

中國擁有五千年的優秀文化傳統，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中華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深深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帶給了人們無窮的智慧與財富。面對工業革命的沖擊以及后工業化社會的思想沖擊，劇烈的社會變革讓人們慌了手腳，難以完成從傳統文化到現代思想文化的轉變，這就使得傳統文化沒有進行充分的轉型，而工業文明也沒有得到良好的發展，在這種狀況下，傳統文化出現了斷裂。今日，我國大力建設文化強國，打造文化軟實力，就要意識到文化傳承過程中的文化斷裂問題，為傳統文化注入新的時代內涵，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1.3 產業文化的落后

以傳統文化價值為基礎、吸收全球文化、并將傳統文化交融貫穿其中的文化產業是國家軟實力的主要表現。由于長期對文化建設的忽視，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落后于其他國家，與國家的地位和經濟發展水平極不相稱，目前，我國文化資源未能實現產業化發展，技術力量薄弱，文化產業結構化構造失衡，難以與國際市場接軌，文化產業政策體制落后，這種無序化的文化發展狀態，難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1.4 多元文化的沖突

世界文化的交流與發展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文化沖突，差異性導致的文化沖突不僅表現為地理空間上的橫向多民族文化的競爭甚至對立，而且表現為時間維度上縱向的傳統文化、現代文化、后現代文化的多元交叉和時序錯位。在不同的社會階層內，由于生產力、價值觀念等的不同，也存在文化沖突，甚至導致社會各階層間的對立，嚴重影響社會和諧。在文化交流中，各種文化間彼此因價值指向不同會產生諸多的爭奪，包括文化資源、文化利益的爭奪，需要不斷的磨合。

2 中國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安全戰略選擇

2.1 堅持和而不同的原則，樹立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觀

在全球化進程中，東西方的不同文化處于不斷的交流與學習過程中，呈現優勢互補的態勢，并最終實現文化的整合和快速發展，對世界帶來更為深遠的影響。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由于各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文化沖突不可避免，多元化的文化能夠長期并存就需要堅持和而不同的原則，呈現文化的多元繁榮景象。在世界文化交流過程中，每一種文化都應得到應有的尊重，各種文化互相平等，和而不同是推進文化健康交流與合理發展的一條原則，符合當前世界文化多元化發展趨勢。中國的傳承與交流就要堅持和而不同的原則，抵制文化霸權主義，倡導文化平等交往，主張開放與融合，弘揚優秀民族文化，吸收優秀世界文化，在不斷的文化交流中尋求創新。

2.2 堅持文化發展的自覺性和獨立性，增強文化安全意識，維護文化

世界文化交流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中國文化要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特性，展現自身優秀文化，并在此基礎上，吸收世界文化的優秀成果，為我所用，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所用。在吸收文化精華的基礎上進行文化創新，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文化始終面臨著西方文化的擴張壓力，樹立多元化的文化發展觀，堅持文化獨立性，并將文化安全提升到國家安全體系中的重要位置上來。

2.3 大力加強網絡建設和管理

在信息化的時代，中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必須借助網絡擴大影響，西方文化已經借助互聯網對我國文化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嚴重威脅著我國文化的安全，因此，加強網絡建設和管理，創建良好的網絡文化，才能有效保護我國文化的安全。我國的文化發展要抓住信息網絡化發展帶來的機遇，塑造國家良好形象，積極推廣我國優秀文化。構建安全規范的網絡信息平臺，鼓勵人們調整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加強網絡立法和執法，建立健全完整的網絡信息管理體系，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護措施，有效保護我國文化的安全。

3 結語

在信息化的時代，世界文化的交流借助于網絡平臺得以迅速快捷的傳播，對世界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卻也給文化安全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保護中國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安全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作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順應全球化趨勢，積極建設文化強國，增強文化軟實力是國家強盛之舉，相信在不斷的努力與配合之下，我國的文化安全問題能夠得到有效的解決。

參考文獻：

[1]（美）喬治?索羅斯.走向全球的開放社會[A].王列，楊雪冬.全球化與世界[C].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篇7

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正式啟動應自利瑪竇入京開始。法國漢學家謝和耐的話很好地指明了這場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說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發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極為有趣的事，因為這實際上是兩個完全獨立發展的偉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觸。”各種文化自組織系統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發生擴張和相互接觸，會有文化輸入與輸出的現象發生。同類型文化間的交流與傳播可以維系和強化該文化系統，但不會引起它的質變和型變，而不同類型文化間的交流與傳播則能做到這一點。因此，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傳播是文化發展的動力。

一、文化互動轉型論

文化交流與文化傳播的途徑往往是雙向的，在許多情況下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交流的雙方相互影響，在許多場合下很難分出誰是純粹主動的傳播者，誰是完全被動的接受者。這就是文化互動轉型理論的要旨。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區分在文化融合階段是相對的，兩種文化的關系及其自身價值要在一個互動的過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在雙向性的交流與傳播過程中，雙方都在不斷地改變著自身。

二、文化沖突和對抗是一種必然，但不能用來證明異質文化不可能融合

由于文化的差異性，在交流與傳播過程中引發文化沖突和對抗是一種普遍現象。文化互動轉型論對文化沖突持具體分析的態度，而不是加以籠統的肯定和否定。文化沖突是客觀存在，不容否認的，但是，文化沖突帶來的不良后果只能用來證明不同類型文化差異和文化傳播手段的不恰當，不能用來證明中西文化的不可融合，否則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的形成和拓展都將成為可疑。文化互動轉型論承認異質文化融合是可能的，這不僅是世界各大文化體系成型的歷史告訴我們的事實，而且也是世界文化發展的大趨勢。文化互動轉型論不僅要考察文化類型及其根本差異，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輸出方與接受方各種文化要素的組合、調適、乃至達到和諧，從而比舊文化具有更為強大的生命力。

三、文化適應與外來文化的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徑

文化互動轉型論要思考文化傳播與融合的有效途徑，在武力征服被公認為無效的這個時代，文化適應與外來文化的本土化應該視為世界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徑。外來文化在與本有文化深入接觸以后必然發生外來文化本土化、本色化一類的變化。本土化是文化互動轉型論的邏輯推演和組成部分。本土化方法有優點也有缺點。它的缺點在于有可能曲解了原有文化，甚至將一些它原本不具有的含義強加于它，影響了人們對于原有文化作出客觀正確的理解，而它的優點在于豐富了原由文化的內涵，有可能豐富和發展了原有文化。因為外來文化與本有文化融合本來就包含著一個對原本重新解釋的問題，文化交流的傳播方和接受方都要為這種解讀作出努力。在這里取決定作用的不是外來文化或本有文化自身的性質，而是文化接受方的自主選擇。有了適宜的文化環境和接受方的正確選擇，文化的轉型和更新才會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四、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瑪竇為明朝溝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華，迄于乾嘉厲行禁教之時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為巨觀。西洋近代天文、歷法、數學、物理、醫學、哲學、地理、水利諸學，建筑、音樂、繪畫等藝術，無不在此時期傳入；而歐洲人則開始移譯中國經籍，研究中國儒學入一般文化之體系與演進，以及政治、生活、文學、教會各方面受中國之影響，亦無不出現于此時。”耶穌會來華傳教這場跨文化傳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典型意義，從文化互動的基本立場出發，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不能完全等值于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系，但確實是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時至今日，中西文化雖然仍有巨大差異，但共性和趨同的一面在不斷增強。由此看出，倡導中西文化融合是符合世界文化發展大趨勢的。

五、明清之際基督教神哲學的中國化

神學與哲學關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統中，神學與哲學同處于精神與文化的核心層面。跨文化的文化傳播有無神學與哲學層面的交流與融合，是判定文化傳播深入程度的標志之一。任何外來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淵源與性質。中國學者一般認為：“利馬竇傳入的神學思想，屬于中世紀歐洲正統經院哲學思想理論體系。”這一判斷是正確的。然而，對耶穌會士在華傳播的神哲學思想追根溯源以確定其本身性質是一回事，考察其在傳播過程中對中國社會與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兩種異質文化傳統，尤其是宗教與哲學思想之間的溝通、了解，不論其媒體的主觀意圖如何，必然會在超出媒體的更大范圍內發生作用。傳播方為了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會針對接受方的實際情況對其宗教哲學思想作形式和內容上的調整和修飾，而接受方則會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對外來思想作翻譯、詮釋、再創造的工作，從而引起建設性的傳播、解釋和運用。正是這種雙向的詮釋和創造活動，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機。

六、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分析明清之際發生的中西神學與哲學的思想交鋒，我們發現該階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互動的性質。當時有機會接觸西方神哲學的知識分子，無論是贊同還是抗擊實際上都表明他們基本上弄懂了天主教的靈魂學說，而他們對待中西文化關系的態度則決定了他們對西方神學思想的取舍。通過中西文化的會通、融合、促進中國文化自身的更新與轉型，創造出一種高度發達的文化，正因為如此，我們更要強調文化互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呈現的種種中西文化并存與融合恰恰表明，這條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參考文獻：

[1]謝和耐等著，耿升譯.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和中西文化交流[M].成都：巴蜀書社，1993

[2]朱維錚.利瑪竇中文著譯集[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3]王曉朝.文化互動轉型論--新世紀文化研究前瞻[J].浙江社會科學，第3期，1999

篇8

山東半島地處黃河中下游氣候溫暖濕潤，土地肥沃，是古人類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在這里的部落善騎射并創造了絢麗的古代文化。學者們將這支部族的文化歸于東夷文化。有認為在這里存在一個連續不斷的文化序列，即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岳石文化。

齊文化從時間上劃分是由兩部分組成，即先齊文化和齊文化，看齊文化的形成要追溯它的源頭。齊文化因疆域的區別劃分為三個文化區域：魯北腹心地區、魯東半島、膠東半島。各區自成體系又相互影響。根據大量的考古資料顯示，膠東半島、濰河流域和魯西北平原組成的齊文化區域中學界研究關注的重點主要是在魯北腹心地區。這里有大量保存較為完整的遺跡，便于揭示文化序列。目前學術界對該區文化序列有一個共識，即按照時間的早晚該區先齊的文化序列分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張光明先生對此作了詳細的研究。①在魯西北平原中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始于淄博市臨淄區后李壯發現的后李文化②。到岳石文化晚期中原文化由西向東推進，尤其是商文化，在海岱地區與東夷文化頻繁的交融，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商代中晚期東漸勢力漸漸加強③。

目前對齊文化淵源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幾個觀點：1、以王志民先生為代表的一派主張它是多種文化的混合體，他指出“齊文化深厚博大，它的形成，一言以蔽之，是百川匯海的融合，是多種文化的多元復合體。”④2、以王閣森、唐致卿為代表認為是以單一東夷文化為主源又在后期融入了新的文化元素，進而形成了齊文化。在《齊國史》中提出“東夷文化是齊文化的最早源頭…..這樣東夷文化、商文化、中原炎帝一系列文化和周文化四源合流，便成了齊初的文化格局。”并且進一步指出“總的來看，商以前的齊地文化是單純的東夷文化，獨立的發展，商興起以后，遇上接近的西部、西南部受到商文化日益增大的影響。齊文化曾加了新的內容⑤。3、宣兆琦、李金海為代表，認為“齊文化是由當時中國東西部兩大文化圈在一定條件下相互碰撞、交流、整合而成的一種新型文化”⑥。多學派的爭論說明了對于齊文化的形成認識中存在著疑點。所謂的齊文化的形成應在先齊文化中找尋依據。齊文化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是多種文化多元復合體，齊文化是基于齊地土著東夷族文化并吸收商文化、夏文化、萊以文化、周文化發展而來的⑦。張光明先生認為“先齊地域內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序列，為后李文化—后李文化二期—大汶口文化五村類型—龍山文化城子崖類型—岳石文化郝家莊類型。這一系列當為齊文化形成之源頭。”

后李文化指山東臨淄后李遺址為代表的一類文化遺存⑧。文化因素分析表明，后李文化早晚兩期分別與裴李崗文化中晚期相當，但二者的文化面貌迥然不同，“兩者基本上是獨立發展的”⑨但在后李文化中也發現一些與裴李崗相似的文化因素，我認為二者在這一時期已經開始了部分的文化交流，后李文化吸收了部分裴李崗的文化因素又加以改造融入了自己的成分如：小口壺、侈口矮圈足罐，唇沿下部的指甲紋、環形耳等。這一階段兩地區間的文化交流以裴李崗文化影響后李文化為主，在文化交流格局中，裴李崗文化居主導地位，后李文化居從屬地位。

北辛文化是在后李文化基礎上吸收大量裴李崗文化發展而來的。得名于山東藤縣北辛遺址的發掘。北辛文化與仰韶文化早期階段相當，北辛文化早期與仰韶文化第一期基本同時，中晚期與仰韶文化第二期相當。這一時期海岱地區和河洛地區的文化交流比前一階段增多，在各自的文化中都存在著一定數量對方的文化因素。分析了雙方的陶器、紋飾、器形等，可知在河洛地區仰韶早期文化與海岱地區北辛文化之間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交流，就現有資料分析，雙方文化交流的趨勢，是以河洛地區對東方的影響為主，后者對前者的影響較為微薄⑩。

大汶口文化是直接在北辛文化基礎上發展形成的，這一階段東西方的文化交流上，東方文化不再是單一的接收方，漸漸對西方文化產生了輸出作用。東方文化較少的吸收西方文化因素，西方文化則開始越來越多的吸收東方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階段與仰韶文化中期階段同期，大汶口文化中期階段與仰韶文化晚期階段相當。這一階段河洛和海岱地區間的文化交流明顯分為兩個階段。前段兩地區間的交流相對于仰韶時代中期有所減少，這時期的文化交流是河洛對海岱的影響為主；后段隨著仰韶文化的衰落和大汶口文化的崛起，兩地區間發生了明顯逆轉，大汶口對仰韶文化的影響增加并占主導地位。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后段大汶口文化對仰韶文化的影響不僅有屬于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傳播和交流而且還拉開了大汶口人大舉西遷的序幕B11。

龍山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礎上直接發展而來的。與西方文化的王灣三期文化、后崗二期文化、造律臺文化、三里橋文化同期。龍山時代早期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明顯是以海岱地區對河洛地區的文化傳播為主并按時間呈現增強態勢，同期河洛地區所見的典型大汶口文化因素在地域上也有了前后兩個階段的變化。

岳石文化是山東龍山文化的后繼文化，也是夏代山東地區的方國文化。這一時期河洛地區的二里頭文化與海岱地區的岳石文化明顯有文化上的往來，雙方的文化交流趨向是由東向西，即岳石文化影響二里頭文化。到了夏代的中晚期河洛地區的另一種文化（先商文化）與岳石文化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并呈現由早及晚逐步加強的趨勢。

齊文化通過內部、機制的合理運作，在同外部文明的沖撞中適時調整中進而發展壯大，擺脫了單一的方國文化，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臨海開放型文化。河洛文明和海岱文明的碰撞對于先齊文化至關重要。先齊文化在形成的每個階段中受不同的文化因素影響，但總體而言，先齊文化的形成是東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一個過程。齊文化最終形成于周朝分封諸侯王之后，姜尚創造性的把周文化、東夷文化、商文化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齊文化。使得齊文化具有兼容性、時變性、務實性、開放性、自由性的特點。使得齊文化經濟上農商并重、政治上尊賢尚功、文化上兼容并包。（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歷史學院）

注釋

①張光明《齊文化的考古發現與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

②王永波《后李文化的發現與研究》《管子學刊》1994年1期

③張光明《齊文化的考古發現與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

④王志民主編《齊文化概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頁

⑤王閣森、唐致卿主編《齊國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7頁詳論

⑥宣兆琦、李金海《齊文化通論（上、下）》新華出版社2000年

⑦張光明《齊文化的考古發現與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

篇9

引言

《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2020年）》經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審議通過，為“一帶一路”文化建設工作的深入開展繪制了路線圖。盡管這一戰略藍圖構想乃是由我國提出，但其惠及的對象并不僅僅是中國，實則乃是一種全球化時代文化共同體的構筑。可以展望的是，此項戰略藍圖將發揮文化的紐帶作用，使不同國家與地區實現文化層面的深入交流，進而實現共同發展。由此可見，在踐行一帶一路的進程當中，必須注重文化產業的凝聚性力量，并依托文化產業實現對不同國家與地區的文化交流的深層次促進。

一、“一帶一路”格局的提出

誕生于漢代的絲綢之路至今已經有了千年的歷史，這條打通亞歐大陸、曾有著“玉石之路”美譽的通道，昭示著人類突破地域阻隔，追求開放共享的精神。兩千多年之前，劉徹麾下的張騫打通了絲路，其后，東漢時期的班超將絲路延展到歐洲大陸，自此開創了中國同域外文化、經濟實現深度交流的全新格局。也正是自此開始，中國以其雄渾的氣魄傲然挺立于世界之林，從此，中華文化開始了對世界文明進程的深遠影響，同時也正是通過絲綢之路，為世界打開了一扇了解中國的窗口。絲綢之路猶如一條架設于亞歐大陸之間的高架橋，使中國同域外國家、地區的文化、經濟交流變得日益頻繁。可以說，彼時絲綢之路的存在意義，相當于為彼時的世界創設了類似于今日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契機。在2013年出訪中亞等一些國家時，指出中國愿意同這些國家精誠合作，共同尋求發展的契機。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所謂的“一帶一路”乃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從這一戰略藍圖的構想來看，其表明了中國同域外國家開展深度合作的決心與誠心，表明了中國政府長期遵循的與其他國家共謀發展的莊嚴承諾。

二、“一帶一路”為文化產業帶來的發展契機

從我國的整體地區經濟建設版圖來看，西部經濟整體發展情況明顯落后于東部地區，因而近年來我國政府一直積極踐行西部開發戰略，以期推動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實現同其它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看齊。通過“一帶一路”戰略藍圖的構想，能夠為西部地區創設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而且將使西部地區的文化建設進程進一步加速。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一帶一路”并非僅僅是一條經濟合作之路，其更是一條使中華文化同域外文化實現深度交流、深度溝通以及深度合作的文化傳播之路。同時，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承載了沿線不同國家與不同地區的獨特文化記憶，推動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在同中華文化進行交融過程中的文化大繁榮，這既是以往中國開拓絲綢之路為世界作出的卓越歷史貢獻，亦能表現出現代中國推動區域合作、文化交流的決心和信心。

三、“一帶一路”背景下如何發展與繁榮文化產業

“一帶一路”背景下，文化館應該切實完善合作機制，構建文化合作平臺，積極組織文化交流，從而不斷地發展與繁榮文化產業，促進文化強國偉大構想的實現。

1.切實完善合作機制

《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2020年）》提出，建立和完善文化產業國際合作機制，加快國內“絲綢之路文化產業帶”建設。為此，文化館應該積極貫徹行動計劃，與兄弟館站建立合作關系，完善合作機制，通過不斷地加強合作，來實現文化的交流與互促。

2.構建文化合作平臺

“一帶一路”背景下，文化的合作需要一更為廣闊的平臺。而作為文化服務部門的文化館，則有構建文化合作平臺的責任與義務。“一帶一路”戰略下，政府與沿線大部分國家都簽署了文化交流合作協定及執行計劃，而民間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頻繁，合作內容豐富。作為文化館，應該積極配合政府和民間的文化合作活動，為其提供更好的平臺，比如舉辦一些文化年、藝術節、文化推介活動、以“絲綢之路”為主題的文化交流與合作項目等。只有積極構建這樣的文化合作平臺，才能更好地促進不同文化的融會貫通，使不同文化有可以進行合作的平臺和載體。

3.積極組織文化交流

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情況來看，其在歷史、文化、政治體制、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差別，因此，唯有依托文化溝通的方式，才能夠促進和拉動不同國家與地區實現深度合作。據文化部資料，這些年來，我國與沿線沿途國家的文化交流形式越來越新、內容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廣。如近一個時期以來，中國政府同沿線諸國相繼訂立了政府層面的文化交流協議，所涵蓋的文化交流領域不一而足，進而依托文化層面的交流，為中國同沿線國家進一步開展合作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通過文化層面的有效交流，能夠創設出由中國與沿線國家共同參與其中的國際文化共同體，進而藉由這一共同體的問世，加強各方的文化信任，架構起彼此文化深度認同的機制，進而搭建有益于各國開展深度合作的文化平臺。

此外，在文化交流合作中，各地文化館要加強設計和戰略部署，推動文化交流與合作深入發展，精心打造新的文化交流品牌，承辦種類豐富、別致新穎的文化交流論壇以及大型文藝活動。還有就是，各級文化機構應當以“文化新絲路”為活動主題，積極引進、譯介各國優秀的文化書籍、影片，同時也將能夠反映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成果的優秀書籍、影片推廣至沿線國家，從而實現國家、地區之間的文化交互。

四、結束語

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藍圖建設過程中，必須注重彰顯文化產業對這一戰略實現的引領效用，通過國家、地區之間的文化交互，使不同國家、地區實現彼此之間的文化認同，另一方面，文化產業作為一個新興業態，也可以豐富與壯大一帶一路的戰略內涵與規模。文化的交流、資源的整合開發、產業的規模發展，一定要建立在平臺機制的形成上，而文化館與文化站則應該積極完善機制，構建平臺，促進文化的合作與交流。

[參考文獻]

[1]徐偉，高芊芊.“一帶一路”背景下連云港市文化產業發展策略[J].連云港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6（12）.

[2]謝卓華.“一帶一路”背景下廣西對接東盟文化產業發展研究[J].廣西社會科學，2016（03）.

篇10

相較于現在的文化貿易逆差，中國在歷史上則是一個文化輸出強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曾經有過四次輝煌的傳播史：第一次是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開通了“絲綢之路”，使中國文化、藝術民俗等傳到了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第二次是唐代，盛唐文化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東亞世界的文化面貌，涉及中國、朝鮮半島、日本以及越南北部，在“東亞文化圈”之內的國家都使用漢字、提倡儒學、實行中國式典章制度等；第三次是宋元時期，活躍的海上貿易使東西方的交往空前頻繁，大規模的移民形成了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廣闊壯觀景象；第四次是明朝時期，鄭和下西洋就是一次偉大的文化傳播的壯舉，而各國基督教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的同時也把中國學術典籍翻譯成外文，介紹中國的人文風情、文學藝術。

文化作為上層建筑不可能僅僅是一座空中樓閣，其發生、發展必定有其獨特的根基作為基礎和積淀。這根基就是強大的政治、經濟、科技、軍事實力。中國歷代對外文化輸出的盛時，無論政治制度、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都是世界最頂尖的。進行這種比對之后再看現在世界的文化格局，不難理解為什么美國、日本的文化輸出如此強勁；同樣，韓國文化的崛起也正是其經濟崛起后的一種文化全球化的“自我訴求”的反映。可見，文化輸出是要以強大的經濟和政治，甚至軍事實力作為后盾的。沒有強盛的國力為文化發展保駕護航，文化發展如同無源之水、難以為繼。經過改革開放30年，中國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在走上強國之路。中國挺過了亞洲金融危機、承辦世界沃斯達會議，斡旋于朝鮮半島核問題談判各方、承辦亞歐首腦會議，舉辦了2008奧運會、2010年還將舉辦上海世博會，……這些都說明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在不斷提升，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機遇和資本正在不斷增長。

三、新形勢下文化“走出去”的策略

2008年5月，柯蘭齊克（Joshua Kurlantzick）所著的《魅力攻勢：中國的軟實力如何改變世界》一書中指出了中國在軟實力方面的三大弱勢：一是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就使文化發展處于沒有受到充分重視的地位；二是中國文化軟資源對世界的吸引力不強，中國還沒有一個真正世界意義上的文化品牌；三是中國對于媒體、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運用尚無經驗。(注: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 --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05.)柯蘭齊克教授的評論可能有失偏頗，但是他的評論還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中國現在國外真正可以稱為文化品牌的可能只有影星成龍、李連杰、章子怡等，而他們所代表的電影文化相對于中國歷史悠久、底蘊深厚的傳統文化和兼容并蓄、具有民族性和社會主義特征的新時代文化是十分狹隘和不全面的。而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要促進中華文化“走出去”，在世界上創立多方面、多層次的中國文化品牌，要達到這個目標，就需要制定循序漸進、適合國情的相關策略，主要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制定文化戰略、提高主體意識

文化輸出首先是文化的自我認知和自我覺醒。僅從對《孫子兵法》的研究上來看，日本人對其進行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經超過國內學術圈。當代中國人對自己老祖宗文化的認識和了解存在致命的斷層，自覺意識仍亟待加強。反觀現在外來文化的影響卻日益加深，年輕一代為什么那么熱衷于接受那些“快餐文化”和“洋文化”？是那些文化真的“文明”還是一些國人已經迷失了自己、沒有了自我文化的認同？

不得不承認經濟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引發了文化全球化，這對我國文化層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沖擊，主要表現在三點：第一個是文化產品的沖擊。第二個是文化資本的沖擊。第三個是文化價值觀的沖擊。(注:人民網《強國論壇：經濟全球化與我國文化發展戰略》，.)前兩者都是可以通過政府的宏觀政策調整的，然而最后的文化價值沖擊是虛無的、非物質性的，它會在我們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減弱我們對于傳統文化的認同感而增強對外來文化的認同感，從而改變國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的集體意識性，進而改變一個民族實際存在的精神實質和基礎。

針對這種情況，很多國家都制定了保護本國文化――發展本國文化――輸出本國文化的“三步走”文化戰略。所謂文化戰略是指對文化發展的目標、途徑和實施方式進行整體性的謀劃，實現文化的可持續的良性發展。英國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了“創意英國”的文化戰略，日本也確立了“文化立國”的基本策略，我國制定文化戰略也是勢在必行。通過實施文化戰略，增強人民對于對民族文化的認同、繼承和發展，目的是維護民族文化的生存,表現出中華民族的文化形象和國家標志，從而提升國人的文化主體意識，讓國人對本國文化有深刻理解并自覺擁護和傳承。

2、政府積極推介、企業借力發展

根據文化傳播學理論，一國的文化在向外傳播的過程中，主要有三種模式：宗教的全方位滲透模式，官方雙邊和多邊文化交流模式，商業文化貿易模式。(注:周鴻鐸《文化傳播學通論》，中國紡織出版社，2005年版。)目前，美國、法國、日本等文化發達國家，無論其文化主管部門職能如何有差異、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經濟支持政策如何不同，他們文化傳播的主要模式都是以商業貿易模式為主的，而中國現在大都以政府間官方交流或主要由官方出資支持的活動為主，如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雖然已經轉為企業，但是其所從事的工作90%仍然是官方文化活動，它的經營思維模式依然沒有因為身份改變而改變。

由于當前我國大多數文化企業資金少、規模小，它們想“走出去”又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因為政府具有最廣泛的號召力，能引起各方面的關注；其次，很多文化產業需要大量的人員和資金投入，這不是一般文化企業能夠承擔得起的；同時，政府的對外文化政策不是空泛的，它必須以文化產品為載體。所以，這里就有一個政府與企業如何進行角色轉換、如何加強合作的問題。政府投資項目固然能制造出一定的影響，這樣的影響雖然聲勢浩大、來勢洶洶，卻不具有“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般的潛移默化似的滲透性。文化企業作為文化市場的主體，在政府進行大張旗鼓的宣傳之時要積極參與，在宣傳之后必須立即接過文化宣傳接力棒，適時地將文化宣傳進化為常駐性文化銷售和文化服務。同時，政府決不能居高臨下或把文化企業推到最前線，任由其孤軍奮戰。對于文化出口，政府必須與企業聯手，利用政府健全的外交途徑、經濟政策、法律支持和其他所有優勢條件，積極為企業開道，與其建立起完善的合作戰略。

文化的市場化運作是文化對外輸出的一個重要途徑。既然是市場化運作，其中自有其規則。盈利是促使文化“商人”們將中國文化對外輸出的動力，也是外國的“文化販子”盜用中國文化的動機。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來說，如何制定好文化經營的規則是政府應當立即著手去做的。如何利用好市場中“無形的手”，讓利益驅使眾人去推中國文化“走出去”這口磨是政府的職能。組建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是開創之舉，歷史意義深遠，但一個公司不可能一舉解決文化貿易這一龐大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要創立多個知名文化品牌，就要從企業營銷方面入手。

3、建立營銷意識、設計文化品牌

促進中國文化走出去，不能僅僅停留在舉辦幾屆中外文化節、或者政府間簽訂了多少份的文化交流諒解備忘錄，文化輸出也須用營銷思想來進行分析，必須有著詳細完備的、循序漸進的步驟，應以文化貿易額為重要指標建立起積極的文化營銷意識、進而建立起健全的營銷網絡。

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響，隨著市場競爭規則和人民消費習慣的變化，營銷理念要以滿足市場需求、追求顧客滿意、建立顧客忠誠為目標。在根據以上目標制定相關策略前，首先要開展的工作是進行市場細分（Segmentation）、目標市場的選擇（Targeting）和市場定位（Positioning）等方面仔細研究，即我們通常所說的STP：

•市場細分――觀眾類別比如年齡、性別、經濟收入、受教育程度，觀眾最感興趣的方面，每一群體有怎樣相同的特點和相同的需求；

•目標市場的選擇――經過市場細分，選擇能有效吸引并能提供特色服務的目標市場，對其進行策劃研究；

•市場定位――根據目標市場設計吸引人的文化形象和產品，引導觀眾對中國文化的正確認識，把觀眾吸引到特色文化產品上來，并使其覺得受益匪淺。

不同文化市場的受眾群受其固有文化的影響、自身條件限制和心理開放程度，對外來文化有著不同程度的接受能力，因此，判定文化市場、切入文化市場進行運作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做足市場調研后，還要針對國外受眾群設計出既有中國特色又有國外市場需求的文化產品，做出自己的文化品牌，不能再盲目地把中華文化不假思索地直接輸出；要在把握傳統文化的精髓基礎之上，對傳統文化進行新的詮釋，并融入國際色彩。意大利歷史哲學家本納德多•克羅齊有一句名言：“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可見，所有歷史都是站在當代視角并為當代需要而書寫的歷史。對于文化，我們也要有這種“當代需要”、“中國創意”、“世界視角”的意識。只有這樣，才能生產出符合當代審美習慣、消費習慣的文化品牌。

4、注重地緣因素、弘揚儒家文化

早在在漢唐時期我國儒家文化的影響便超出了中國范圍，向東南亞和東北亞國輻射，形成"儒教文化圈"。但是隨著日韓經濟的騰飛，日本文化、韓國文化對于中國文化的沖擊，造成在日韓劇里出現的曾經是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被認為是日本、韓國的。這使得我們不得不重視地緣因素對于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是對中國文化的反控制力。

中國的地緣文化空間區分為全球層次、亞洲地區層次和周邊層次。根據前述市場細分策略的文化營銷思路，針對不同的層次需要制定不同的地緣文化控制政策，文化“走出去”戰略。三個層次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周邊層、最容易恢復的共同體文化就是儒學。孔子創立的儒學所提倡的仁道、和諧、中庸，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構成，蘊含著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而且也是東亞地區的傳統文化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都占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所以，在當前世界背景下重新提倡儒學，有利于樹立我國和平、和諧的良好形象、更有助于建立起我們的文化自信和恢復對周邊國家的文化影響力，而且也是與《文明的沖突》的作者――美國國際政治理論家亨廷頓所提出的“肯定西方認同、消解非西方文明”的有效途徑。

5、整合內部資源、一個聲音對外

文化部作為全國文化歸口管理部門，其主要職能是擬定文化藝術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法規并監督實施，研究擬定文化事業發展戰略和發展規劃；指導文化體制改革，對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文化人才、文化市場等不同塊面進行指導、支持和管理。然而事實是，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各個門類分別屬于、文化部、教育部、新聞出版總署、廣電總局、旅游局等多個部門管理，不可避免造成了政府職能交叉、多頭管理、缺位（文化產品的質量、價格、資本準入、市場執法和政府監管不到位）和越位并存等問題，影響了我國對外文化交流與合作。注:( 彭新良《文化外交與中國的軟實力》，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雖然2003年開始施行文化體制改革，很多市縣部門已將文化、廣電、新聞出版等合署辦公，但是宏觀政策調控的實效并不明顯。

文化體制改革，這是一場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市縣級別的文化單位是無法影響到國家文化決策和國家文化影響的。國家進行改革，早日實行文化大部制，使文化部真正成為中國對外文化的唯一的發言人，全面規劃中國文化對外交流和文化產品出口事宜，擺脫目前文化散兵各自作戰的混亂局面；利用好現有文化對外宣傳的既有資源，先實施“整合”、再在“整合”的基礎上實施“拓展”，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才能走得更遠。

6、“軟實力”的發展、硬技術的支持

文化作為“軟實力”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依托國家整體實力的；而具體的藝術表現形式，又是依靠國家技術發展水平的，是社會、政治、經濟和科技的合力。從演出、動畫等產業的發展來看，我們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的存在是多方面的，主要體現在技術上、管理上和人力資源上。舉個例子，中國目前的舞臺藝術大多以傳統戲劇、歌舞劇為主，視覺藝術大多以平面繪畫和立體雕塑為主，很少會出現國外大型多媒體劇、映像作品。難道是我們的藝術人才想象力不夠嗎？是我們的文化素材不多嗎？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在多媒體燈光效果、美術科技水平方面與西方差得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