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辯論的價值，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廣義價值論由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末期提出，在他的著作《從狹義價值論到廣義價值論》以及《按貢獻分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原則》等書中都有詳細的闡述。蔡繼明提出：根據廣義價值論，各種生產要素都參與了價值創造。也就是說，勞動不是價值的唯一來源，勞動降格為一個生產要素，同資本要素、土地要素一同創造了價值。

價值理論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直接關系到分配理論，關系到不同利益主體的切身利益，有什么樣的價值理論就會有什么樣的分配理論與之對應。在廣義價值論的基礎上，蔡繼明教授與谷書堂教授共同提出了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理論。所謂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就是按生產要素在社會財富(即價值的創造)中所做的貢獻進行分配。這大體上也就是今天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的理論基礎。

(二)狹義價值論及按勞分配理論

當我們看到狹義價值論這個名字時，或許感到陌生，其實所謂狹義只不過是與廣義相對應的一種說法，狹義價值論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即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勞動不是一種生產要素，它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但勞動并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勞動具有二重性，具體勞動轉移生產資料的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學者堅持的分配理論是按勞分配的理論，即勞動作是為衡量分配的唯一的標準。

二、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辯論無解

(一)來自廣義價值論的各種質疑其實，所謂廣義價值論并不是什么新鮮的玩意兒，它只不過是 200 多年前法國人薩伊所提出的三位一體公式的一個翻版，但畢竟取了一個新鮮的名字，于是基于廣義價值論的學者拋出了種種觀點，并對堅持勞動價值論的學者提出了種種質疑。他們認為勞動價值論無任何邏輯一致性的證明，比如，蔡教授寫到亞當斯密曾以鹿和海貍的交換為例說明價值決定，認為，1 只鹿之所以能和兩只海貍相交換，是因為捕獲 1 只鹿和捕獲 2 只海貍耗費了同量勞動，因此只有勞動才是價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確尺度。但是，他馬上指出，上述價值決定于勞動時間的規律，只適用于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尚未發生之前的初期野蠻社會，而在土地私有制和資本積累產生以后的進步社會，價值就不是由勞動時間，而是由工資、地租和利潤這三種收入決定了。由此，蔡教授認為在斯密的價值體系不是二元的，它其實僅存在一種價值理論，即生產費用論，人們通常所認為的二元的價值論只是在不同的前提假設下對生產費用的不同規定。

我們通常認為亞當斯密是相對較早地提出勞動價值論的，但是廣義價值論者否認了斯密在研究之初對于勞動價值論的認可，以此否認勞動價值論在斯密那里的存在。而從歷史的觀點與階級的觀點可以很好地解釋這一問題。勞動價值論在亞當斯密那里確實存在過，斯密之所以在價值理論上背離了他最初堅持的勞動價值論，無非是主體性在作怪。在斯密堅持勞動價值論的時候，他所從屬的資產階級還不是社會的統治階級，他們還需要辛苦的勞動，社會的統治階級是無所事事的封建勢力，而為了論證資產階級存在的合理性，斯密才堅持勞動價值論。

而當斯密所從屬的資產階級進過艱苦的斗爭終于在斯密的有生歲月推翻了封建勢力，成為統治階級后，資產階級不再需要辛苦的勞動，他們終于有了可以使喚的階級工人階級，于是為再次論證資產階級的合理性，斯密開始在價值理論上背離勞動價值論。因此，廣義價值論者拋出的這個置疑其實是主體性的問題。廣義價值論者又認為，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理論指的是功能性分配，也就是基于生產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權，把各個生產要素所創造的收益轉歸各個生產要素所有者。廣義價值論者認為這個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好一個所有權!談到所有權的問題，筆者不禁要問：那個被你們叫做勞動力的生產要素的所有權者所創造的價值在誰那里?如果說資本所有者因其資本要素在財富創造中所作的貢獻而昂首向前，那么勞動者為何尾隨其后?因為勞動力并沒有參與分配，它只是進行了可憐的交換;因為工資從來就不是收入，它只是成本。勞動僅僅是資本家手里的一種生產要素，它從來都沒有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它僅僅是作為資本家購買到的一種生產要素而獲得了資本家所支付的成本價格。

篇2

教育是什么?辦學校、發展教育為什么?這些都涉及教育的本質及價值。只有弄清楚這些問題，我們才可能遵循教育的發展規律，回歸教育本質，堅持科學發展，構建和諧校園，這些都建立在教育價值觀的基礎上。實踐證明，育人必先育德，育德必先育魂。現在，我們應該把“立德樹人”作為整個教育活動最重要的工作來抓。

當前，中學生的政治思想狀況主流是好的，是積極、健康、向上的。但有些中學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理想信念模糊、價值取向扭曲、誠信意識淡薄、社會責任感缺失、艱苦奮斗精神淡化、團結協作觀念較差、心理素質欠佳等問題。因此，只有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和引導青年學生，進一步完善和規范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榮辱觀，進一步堅定他們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和政治信仰，才能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接班人，才能實現國民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的培養目標和根本任務。基于此，校長應根據本校具體實際，制定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中學教育的活動和工作方案，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學校教育價值觀的轉變。

二、校長引領學校教育價值觀轉變的做法

1　教育活動要圍繞立德樹人的指導思想展開

在教育活動中，以堅定學生的理想信念為重點，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主題教育活動為載體，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繼續融入中學教育全過程，堅持教育活動創新內容、創新形式、創新手段，把學生培養成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接班人。

2　教育活動目標要做到四個堅持

在教育活動中，要力求主題教育和具體教育教學工作做到四個堅持，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教育師生，讓師生了解社會主義祖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培養愛國之心：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凝聚人心、整合力量，讓師生樹立遠大理想，開拓愛國之情：堅持用民族精神和時代責任激勵斗志、激發學習活力，讓師生了解祖國的歷史與現狀，鼓舞愛國之志：堅持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促進和諧，讓師生明確什么是該做的、什么是不該做的，塑造愛國之魂。

3　教育活動要做到重點突出成效顯著

一是我校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融入學校的師德建設中，以促進師德師風良性發展。為此，我校在廣大教師中積極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為學生樹立良好的價值榜樣。

第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作為學校每周一教職工大會政治學習的主要內容，同時將此學習成果作為教師年終考核、評優和評先、崗位評聘和干部提拔的重要依據。此外，還將教師參加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學術講座等教育活動記入教師繼續教育學分。

第二，學校倡導并要求班主任在工作中充分體現愛心、耐心、細心、責任心、進取心。

第三，學校提倡行政后勤人員要有五種精神：(1)忘我奉獻精神。要積極支持教學第一線的工作，做到崗位在人在，人不離崗，崗不離人。(2)學校主人公精神。做到愛護學校一草一木，服從大局。自覺維護和珍惜學校名譽。(3)以身作則精神。做到言行上模范帶頭，要求師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4)敢抓敢管精神。不但自己嚴格遵守學校紀律，對本處室本部門的工作敢抓敢管，不出紕漏。(5)和諧發展精神。工作中做到上下和諧、團結一心，在形成合力的基礎上互助互濟開展工作，有力地推動學校的發展。

第四，我校啟動了新一輪百名教師訪千家活動。所有教師繼續深入各地進行大面積的家訪，增進教師與學生以及家長的交流和感情。

第五，利用新學期第一次教職工大會的契機，南書記作師德師風建設專題講座，會后全體教職員工簽署“師德承諾書”。師德承諾書由教師、職員分別跟年段、科室簽署；年段、科室再跟學校簽署，形成層層承諾，分級把關。簽署師德承諾書旨在激勵教職工更好地立足本職工作，愛崗敬業，為人師表，遵守《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更好地完成教育教學任務。為此，我校提出了新學期師德師風建設工作要求，以使每位教職員工都能遵守教師職業操守，主動做好各自崗位工作。教職工們逐漸地變被動工作為主動工作，變要我做工作為我要做工作，主動出擊，發揚主人公精神，發揚團隊協助精神，為學校的教育教學工作做出了新的貢獻。

二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課堂教學，使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再上新臺階。

第一，由于學校德育課程為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起到不可替代作用，因此，利用政治學科課程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成為可能。如初中政治課教學側重對學生進行心理健康、人生觀、價值觀、禮儀行為規范等教育。高中政治課教學側重對學生進行報效祖國的理想教育、世界觀教育、政治時事形勢教育等。

第二，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融入學科教學，并有機滲透到各個教學環節中，使之成為重要的教學目標之一，貫穿于教學全過程，同時體現在教案上。教務處、教研室每月定期檢查。

第三，以學科為單位，開展課堂教學觀摩、經驗交流、論文評選等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專題教研活動。如繼續開展校本課程的研發工作，高中新課程改革鼓勵教師編好校本教材，爭取年內再有一兩本有質量的校本教材問世等。

第四，在教學管理上，我校要繼續保持學生誠信考場的創新設置。學生誠信考場內不安排監考教師，由學生自覺考試。教師覺得這樣做有利于培養學生的誠信素質，也給其他學生做了良好的示范。學生覺得能進入誠信考場考試是一種榮譽，報名踴躍。開考前，組織學生和家長在考生誠信考試承諾書上簽名，并舉行宣誓儀式。考試期間，誠信考場十分安靜，考生們都認真作答，考場紀律非常好。學生誠信考場達到了“誠信做人，誠信考試，嚴守考試紀律，匯報真實成績”的既定目標。

三是在學校的德育工作中繼續深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做到立德樹人，培育優良校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重頭戲是學校的德育工作，我們在保持優秀傳統德育工作方式、方法的基礎上，還加強活動內容、形式的創新。

第一，增加特色活動。除了在少先隊授巾儀式、入團宣誓等活動中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教育之外，還在高三年級迎高考百日誓師儀式及初三年級迎中考60日誓師大會活動中，鼓勵學生為祖國勤奮學習。

此外。為加強學生文明禮儀、行為規范教育，培養、提高學生的整體素質，做到日常行為講規范，人際交往講禮儀，社會活動講文明，文明禮儀風尚蔚然成風。我校開展了專項文明禮儀教育活動。如利用廈門支教教師在我校開設的禮儀教育課程及講座，為初一年級開設禮儀課，為高一年級舉辦禮儀講座等。我校還利用校會對全校教職員工進行文明禮儀知識培訓，利用德育骨干冬令營對班主任進行主題為禮儀與德育工作班級管理禮儀專題培訓等。師生經過形式多樣的文明禮儀教育及培訓后，我校人人懂禮儀、處處講禮儀的“明禮、向善”的校園德育文化基本形成。

第二，充分發揮學生組織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如繼續開展攝影、書畫、體育、藝術等學生社團活動，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融入學生的各種社團活動之中，使學生在參與社團活動過程中得到自我教育。

第三，以主題活動為主線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①從重大節日人手，結合開學典禮、中秋節、“九·一八”、“9·20公民道德宣傳日”、國慶節、國旗下講話、主題班會等進行教育。②從中學生主流價值觀出發，開展各種形式的系列主題教育活動，如感恩教育、責任教育、愛國教育、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月、價值觀大辯論等。③利用本土教育資源，讓鄉土文化走進學校、走進課堂，如開展嘉庚精神、特區精神等主題系列活動。④舉辦大愛在心中大型演講會，讓師生及家長共同參與。

第四，以社會實踐體驗為載體加強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在加強青少年德育基地和社會實踐活動基地建設的同時，我校還輔之以德育夏令營或冬令營等形式。如繼續組織學生到廈門竹壩農場、到部隊駐地、到工業集中區開展德育實踐活動。走出校園，走向社區；走向社會，回歸生活、回歸自然。學生們在實踐中體驗，在體驗中感悟，在感悟中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內化為自己的價值信念，并外化為自覺的行動。

篇3

〔中圖分類號〕D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3）03-0056-04

政治價值主要指人們對政治活動和政治現象作出的價值判斷，科學把握政治價值的辯證內涵是研究政治價值的基本前提。從唯物論和辯證法的視角看，政治價值涵括了主體向度和實踐向度，是一個以政治主體為核心、以實踐為根源的包含事實與價值、是與應該、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等多對矛盾（集中體現為政治主體間的價值關系）的綜合性概念。〔1 〕它以政治主體的多維內在尺度為核心，以客觀的政治實踐為基礎，以豐富的政治客體為來源，以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的對立統一為內容，這決定了政治價值必然具有多方面的辯證內涵。

一、實然性與應然性的辯證統一

政治價值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在政治生活領域中的政治客體和政治主體間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如果符合政治主體（個體主體、團體主體、社會主體等）的生存、發展、和諧、幸福、自由等內在尺度，那么它就是一種實然形態的政治價值。政治主體以其內在尺度為標準對上述實然形態產生的主體意識和理想追求，就是應然形態的政治價值。

政治價值的實然性是指政治價值現實和政治價值發展的客觀必然性。所謂政治價值現實是指在政治實踐基礎上政治主體之間和主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在特定政治主體身上的肯定性影響、在政治主體之間形成的客觀性價值關系及其變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前者表征政治主體內在尺度的生存與發展的價值訴求的實現形態與物化形態，這種客觀肯定性影響的不斷增加將導致政治主體文明的不斷發展。后者是指政治主體間的價值關系變遷與發展的必然趨勢。政治價值表征著政治主體間的價值關系，這種價值關系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其變遷與發展的物質動力與根本原因是生產方式中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變化發展。生產方式的新舊更替必然要求政治上層建筑重新構筑政治主體間的價值關系以取代舊的政治主體間的價值關系。因此，生產方式變化發展的客觀必然性與發展規律使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體間的價值關系的變遷也遵循著一定的歷史必然性與發展規律。

政治價值的應然性是指政治價值意識對經驗現實政治社會進行的價值追問和應然性判斷，對現實政治生活正當性與否進行學理解析和理性評判 〔2 〕，以此為政治現實發展提供應然的價值導向，為政治事務、政治活動、政治實踐提供好壞優劣的價值判斷。通過應然政治價值對政治生活實踐的評判，使政治主體明晰政治生活的善與惡，追尋契合自身內在尺度的政治價值理想，從而把應然政治價值當作“準繩，以用來測量我們有的東西與應該有的東西之間的差距，或者作為一個標桿，以指示方向和告訴我們去的地方與應該將去的地方之間的里程” 〔3 〕 （P18 ）。因此，政治價值理念和政治價值理想既是政治主體孜孜以求的價值追求，也是政治社會和政治實踐的價值判準。

政治價值的實然性與應然性既相對獨立、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相互依賴，二者是辯證統一的。一方面，政治價值的實然性生發著政治價值的應然性。應然形態的政治價值不是先驗、前定、絕對的普遍道德律令，不是隨心所欲的主觀偏好、情感或理想，也不是從政治哲學家理性思維中推演出來的純主觀概念，而是根植于、來源于實然形態的政治價值。它是政治主體以其內在尺度作為標準對實踐中產生的利益關系與價值關系的發展趨勢進行觀照、反思、提煉而產生的主體價值意識，這種主體價值意識又必須不斷接受政治價值實踐的檢驗而得到修正與凝練。另一方面，應然形態的政治價值引導著政治價值現實的發展。政治主體通過政治價值理念、政治價值判準與政治價值理想不斷引導政治主體實然的政治實踐與政治發展，使一代又一代政治主體的價值訴求與價值理想不斷成為現實、嵌入現實。應然政治價值的這種引導作用是政治主體立基于政治實踐，通過反思與批判政治現實、構筑理想的政治主體間價值關系、變革政治體系的具體實踐來實現的。在這種政治實踐中，政治主體不斷創造新的政治現實，不斷把應然政治設計變成實然政治現實，不斷在新的政治生活中生發出新的政治價值理想。由此，政治主體的生存與發展狀態得到不斷提升，政治主體的內在尺度不斷趨于進步，政治社會不斷趨向文明。

認為，實踐是應然政治價值與實然政治價值辯證統一的中介、基礎與橋梁。通過政治實踐的中介與橋梁作用，政治價值就既具有歷史與現實的實然性，又具有反思現實、超越現實的應然性。政治價值的應然性與實然性、政治價值事實與政治價值意識在實踐的基礎上獲得了既相對獨立、相對區隔，又相互纏結、相互映襯的辯證統一。

二、主體尺度與客體內容的辯證統一

政治價值是以政治主體的內在尺度為核心的，同時，政治價值不能離開合乎政治主體內在尺度的政治客體而存在。也就是說，政治價值是政治主體尺度與政治客體內容的辯證統一體。

從政治價值的主體尺度來看，人是一切價值的主體、根據、標準和歸宿，是一切價值的實現者和享有者，內蘊著政治人以自身為尺度對政治主體之間價值關系的理性反思與理想追求。政治主體是一種實踐存在物，也是一種具有主體意識自覺的精神存在物。政治主體在實踐基礎上對歷史的、現實的、理想的人與人的價值關系進行反思與追問，從中發現某些關系契合其生存與發展的內在尺度并對之具有肯定性效果與作用，而某些關系不符合其生存與發展的內在尺度從而對之具有否定性效果與作用。在理性反思與理論概括之下，在實踐驗證與肯認之下，契合其內在尺度的一些價值關系被抽象、凝煉為政治主體之間的應然價值關系與價值評判標準。

從政治價值的客體內容來看，政治價值不僅不能離開合乎政治主體內在尺度的客觀政治事物、政治關系與政治工具，而且還必須以之為政治價值產生、形成、發展的必備客體內容。政治客體是政治主體內在尺度在政治實踐活動中的對象化存在物。由于單子式的個體存在方式不能滿足人這個物種的生存與發展，人們必然要組成社會共同生產其所需要的物質生活資料，必然要在實踐中形成客觀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并進而形成人與人之間的價值關系（平等或等級、民主或專制、正義或不義、自由或束縛等）。也就是說，這種價值關系作為一種政治客體是政治主體內在尺度的對象化。這種價值關系如果契合政治主體的內在尺度，它就成為政治價值的客體內容。為維護、調控社會實踐中人與人的利益關系與價值關系，社會在客觀上需要政治制度、政治權力、政治國家、政治組織、政治社團等工具性政治客體。這些工具性政治客體如果合乎政治主體生存與發展的內在尺度，它們也會成為政治價值的客體內容。

在政治社會中，生存、發展、利益、幸福等目的性政治價值是政治主體人性存在的基本規定。這些目的性政治價值的存在、實現，既不能離開政治主體行為的實踐，也不能離開政治制度、政治權力、政治國家、政治組織的維護與保障。也就是說，政治價值不能離開政治制度、政治權力、政治國家、政治組織等這些政治客體。政治關系最主要的是政治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自由或不自由、民主或不民主、平等或不平等、正義或不正義的價值關系。這些價值關系以及維護與實現這些價值關系的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政治權力、政治組織、政治國家等作為政治客體，如果契合政治主體生存與發展的內在尺度，那么它們就是政治價值的客體內容，反之，它們則成為政治主體所要改造的客體對象。

以上分析說明，政治價值不能缺失政治主體的內在尺度，也不能缺失政治價值的客體內容，因而政治價值具有主體尺度與客體內容辯證統一的基本特性。政治價值的主體尺度和客體內容既相互區別、相對獨立，又相互滲透、相互促進。二者的辯證關系表明：政治價值主體內在尺度作為政治社會與政治生活中人之為人的基本規定，是政治客體產生、形成、發展、消亡的基本尺度與衡量標準。一種政治客體只有合乎政治主體的內在尺度，才具備對政治主體的肯定性價值，才能成為政治價值必備的客觀內容，反之則成為政治主體所必須改造的客體對象。割裂政治價值的主體尺度和客體內容的對立統一，片面強調政治價值的主體尺度，就會把政治價值普世化為抽象的永恒之物與神秘之物。反之，在政治生活中片面強調政治價值的客體內容，這種政治生活就會成為缺失主體價值維度與人性維度的技術主義的工具政治。

三、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

具體的歷史的政治主體之存在有個體形態，也有團體形態，更有社會形態。同樣，政治主體的內在尺度也有個體尺度、團體尺度與社會尺度。這決定了政治價值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辯證統一。

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決定了具體的政治主體內在尺度，后者規定的具體現實訴求和特定發展要求決定了政治價值的具體性與歷史性，即政治價值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主要體現在：第一，政治價值有其特殊的存在形態。任何一個政治主體既是個體存在物，也是團體存在物。當特定歷史條件所規定的政治主體的個體形態生成、發展并成熟之時，政治主體就會產生如生存、發展、自由、幸福及其社會資格（人權）等個體性政治價值訴求。這些個體性政治價值是個體性政治主體存在的內在尺度，缺失了這種尺度，就否定了個體性政治主體的存在。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當團體形態的政治主體生成、發展并成熟之時，團體政治主體就會選擇追求這樣的團體性政治價值：社會穩定、共同善、歷史傳統、良善生活、政治秩序、國家獨立、民族平等、集體人權等政治價值。團體性政治價值是團體主體內在尺度的展現，沒有這種內在尺度，就沒有團體存在。因而團體政治主體天然會追求選擇團體性政治價值來評判政治社會，要求擺脫階級壓迫、霸權政治、殖民統治等團體政治不正義現象。所有這些政治價值，都是政治價值的特殊存在形態。概言之，一種具體形態的政治價值之所以產生、存在，主要是特定社會經濟政治關系的必然發展所造就的特定政治主體存在的特殊的必然規定所使然。第二，政治價值有其特殊的實現路徑。任何一個政治主體都是處于一定歷史階段的具體政治實踐中的具體存在，都生活在由社會具體歷史條件與具體物質條件所規定的具體時空與具體實踐生活中，政治主體也因此都必須經歷一個產生、形成、發展與消亡的歷史過程。這決定了任何一種政治價值都既有其特殊的歷史規定，也有其具體的歷史的實踐時空。政治價值意識、理念與理想要轉變成為現實，成為客觀形態的政治價值，必然要在這個具體實踐時空所限定的范圍內實現。人的政治實踐活動的展開受一定經濟關系進而受一定政治關系的制約，這些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的特殊內容與具體發展必然使政治價值的實現具有其特殊路徑。而且，自人類進入政治社會以來，不同個體政治主體皆以特殊的國家、民族、階級、階層這樣的團體政治主體的形態存在。國家、民族、階級、階層等團體主體有自己的既定歷史文化傳統和特定組織結構形態，還有自己產生、形成、發展甚至消亡的獨特軌跡與歷史過程。這些決定了人們在不同的國家、民族、階級、階層這樣的政治共同體中實現自己的政治價值有其特定的實現路徑。

政治主體的社會本性決定了一種政治價值現象所依附的政治主體范圍的涵括性以及由此決定的政治主體的價值意識的共識性，即政治價值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主要體現在：政治價值有其普遍的主體根源。第一，政治價值的普遍性根源于政治主體的社會實踐本質以及由此生成的主體人性的社會性。人作為一個類存在物，在實踐中形成了不同于動物的人的類特性、類本質與類生活，并在人的政治社會與政治生活中生成為政治主體的團體性和團體生活。這種團體性和團體生活實踐使政治主體一方面產生了相同或類似的政治價值訴求，另一方面也在不同程度上使這些政治價值在政治生活中得以實現，并且表現為政治現象、政治關系、政治行為對較大范圍內政治主體或所有政治主體所產生的相同或類似的客觀肯定性價值。第二，政治價值有其普遍的主體共識。團體政治主體和人類政治主體的存在決定了普遍政治主體和普遍政治價值的存在。人民大眾、最大多數人民就是一種普遍政治主體，無產階級這個政治主體相對個人和小團體而言也是一種普遍政治主體。既然存在普遍政治主體，就有普遍政治價值和價值共識的存在。的政治解放、人類解放就是一種普遍性政治價值的言說。盡管這些普遍性的政治價值在理論上通過各種各樣的理論形式來論證、解釋、說明，在不同國家、民族、階級、階層、集團中也具有不同的具體實現途徑，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普遍性政治價值的存在以及人類達成普遍性政治價值共識的可能性，當然這種普遍性有程度和范圍大小的不同。

政治價值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既相互區別、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形成一種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政治價值的普遍性是一個具有不同范圍層次的相對概念，我們前文所講的普遍性是相對于政治共同體的構成要素而言的，比之更普遍的政治主體是人類政治主體。人類政治主體是由各種各樣的個體、團體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并承前啟后所構成的。政治主體作為一種社會性存在，必然自覺或不自覺地追求那些體現自身歷史主體作用和反映歷史發展趨勢的社會性政治價值。從當前現實來看，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一體化趨勢的作用下，人類政治主體已初露端倪，但在存在階級與剝削的歷史階段中，人類政治主體并未取得自覺而成熟的現實形態，人類政治價值理想也不存在對應的現實形態。因此，最廣涵最普遍的人類政治價值還只是政治歷史發展的一個遙遠的指向與理想。這說明，普遍性是相對的，而特殊性是絕對的。因此，脫離了具體歷史條件與具體實現路徑的所謂永恒的普世政治價值是不存在的、虛偽的，同時，脫離了普遍性共同體與社會生活的先驗的個體性政治價值也是不存在的。

四、沖突性與通約性的辯證統一

政治主體既是個體存在物，又是團體和社會的存在物，多重主體的多重內在尺度集于一個主體一身，使得其必然追求多重形態的政治價值，從而導致政治價值某種程度上的沖突性，也使多重政治價值之間存在著最低限度的一致性與通約性。同時，多重主體和多重內在尺度存在的異質性決定了不同政治價值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不可通約性甚至沖突性，而共同的團體生活和社會生活也決定了多重主體及其內在尺度也具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和通約性。因此，政治價值是沖突性和通約性的辯證統一。

政治價值的沖突性是指，由于不同主體價值訴求的異質性和同一主體價值訴求的多樣性導致不同政治價值在特定社會條件下各有其特殊的內在規定與根本性質。它一方面是指政治價值在一定條件下的矛盾性。約翰·格雷指出：“有許多種善的生活，其中的一些無法進行價值上的比較。在各種善的生活之間沒有誰更好也沒有誰更壞，它們并不具備同樣的價值，是不可通約的。” 〔4 〕 （P45 ）不可否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確實認識到了政治價值的矛盾性，但不能更深一步去探究其產生的的物質根源。認為，政治價值體系中產生對抗性矛盾的物質根源在于人與人之間經濟關系方面對抗性的利益沖突。一旦人與人之間經濟關系方面對抗性的利益沖突與矛盾得到根本解決，那么政治價值體系中產生的對抗性矛盾也能夠得到根本解決。當然，政治價值之間的差別與特殊性會永遠存在。另一方面是指政治價值在一定范圍內的不可兼得性，即兩個或更多政治價值的訴求與滿足不可能完全同時實現。這種不可兼得性只存在于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如前所述，當人類在經濟關系上對抗性的矛盾與沖突得到根本解決之時，政治價值不可兼得性的特點將不復存在，但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在存在階級對立與階級剝削的特定社會形態中，由于政治主體的對抗性矛盾的存在，對抗性或矛盾性的政治價值也會存在，這使一些政治價值的實現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兼得性。例如，在歷史發展處于新舊交替的革命戰爭年代尤其是無產階級革命戰爭年代，先進革命階級的個體成員毫不猶豫地放棄、犧牲自身的各種個人權利甚至生命等個體性政治價值，目標是為了實現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國家獨立、民族獨立等團體性政治價值。

政治價值的通約性是指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一種政治價值的訴求與實現可以導致另一種政治價值訴求得到滿足與實現，或者一種政治價值訴求及其實現可以為另一種政治價值訴求及其實現所替代。它一方面是指政治價值實現的條件性，即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一種政治價值的訴求與實現可以為另一種政治價值訴求得到滿足與實現創造條件。比如政治秩序這一政治價值的實現可以為其他政治價值的實現提供前提條件與環境條件，如果沒有政治秩序，那么，政治自由、政治平等、政治民主、政治權利、良善政治共同體生活等這些政治價值的實現就無從談起。另一方面是指政治價值實現的連帶性，及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一種政治價值的實現必然導致另一種政治價值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實現。在政治價值系統中，如果目的層政治價值和規范層政治價值通過政治工具與政治形式得以實現，那么，政治工具與政治形式也因此成為符合政治主體內在尺度的工具層政治價值，政治也就成為現實形態的善政。在規范層政治價值體系中，政治自由、政治民主、政治平等、政治正義等政治價值序列中，每一種政治價值的實現都將引起該序列中其他政治價值得到不同程度實現。在一種政治價值內部，例如人權系列中，如果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得到實現，那么人的尊嚴、安全、生命、幸福等也將在一定范圍、層次、程度上得到實現。

政治價值的沖突性和通約性是辯證統一的，不能割裂二者的關系而把通約性或沖突性絕對化。如果把政治價值的通約性絕對化就會把某些政治價值當作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垂之萬世而不移的永恒的普世之物，正如伯林所指出的那樣：“各種一元論宗教與政治意識形態的一個基本特征是，聲稱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條，正確的生活方式只有一個，真正的價值結構只有一個。正是這種主張，當得到狂熱的表達時，導致原教旨主義、迫害與不寬容。” 〔5 〕 （P2 ）或者，如果把政治價值的沖突性絕對化，就會導致亨廷頓似的所謂“文明沖突論”。這種觀點認為，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政治戰爭之所以產生，原因就在于這些國家或民族奉行的是不可調和的絕對沖突的政治價值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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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 巖.政治哲學論綱〔J〕.哲學研究，2006（1）.

篇4

2011年學者靳青萬在文章《編輯用體論》中，提出了“編輯用體”的概念。他指出，在宏觀編輯活動中，“編輯用體”是以使用編輯產品的人、編輯產品檢驗者、編輯活動效果實驗者和體驗者、編輯活動效益兌現者的身份參與到編輯活動中來，成為編輯活動整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認為，“編輯用體”這一概念的提出，其目的是充實和完善編輯學的整體框架，使編輯學研究在相關“概念”上更完整和科學。在整個編輯出版界都在強調“受眾”、“讀者”是精神產品的“生命”的今天，“編輯用體論”通過對編輯產品的“受眾”參與編輯活動過程的深入分析，可以幫助編輯出版工作者更好地了解、把握受眾，更好地為受眾服務，這對編輯產品最終的價值體現和提升具有積極的意義。下面，筆者試從精神產品的價值屬性及其提升來分析“編輯用體論”觀點提出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科學性。

一

在我國編輯學研究的歷史中，學者專家關于“編輯主體”、“編輯客體”等方面的討論已經很多，并且基本形成了相對統一的規范和體系，得到了業界的認可。靳青萬的“編輯用體論”，是基于對作者、編者、讀者、編輯產品制作傳播者、編輯產品等共同組成的編輯活動統一體系進行綜合分析而提出的。從廣義編輯學研究出發，對“編輯產品的創造”（編輯客體）和“編輯產品的接受”（編輯用體）的研究都屬于編輯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編輯用體論”就是站在編輯過程的“終端”對受眾展開討論分析的。“編輯用體”即受眾，其范圍涵蓋既往一切使用過編輯產品的人，涵蓋當代一切使用過或正在使用編輯產品的人，涵蓋將來要使用任何編輯產品的人，一句話，涵蓋一切使用編輯產品（不論時間、地點、身份、方式）的人。

“編輯用體”首先是以編輯產品使用者身份參與編輯活動，在宏觀編輯活動中居終端地位；其次是以編輯產品檢驗者的身份參與編輯活動，對編輯產品具有最權威的檢驗和批判作用；第三是以編輯活動的效果實驗者、體驗者的角色參與編輯活動，編輯活動的效果如何，在他們那里得到最為清晰直觀、立竿見影的反映；第四是以編輯活動效益兌現者的身份參與編輯活動，是消費編輯產品和服務、體現編輯活動效益的最終買單結賬者。［1］編輯活動產生的效果如何，最終價值如何，其最終檢驗者毫無爭議地落到“編輯用體”上。“編輯用體”是整個編輯活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王振鐸先生在《編輯學芻議》一文中談到編輯學要研究的編輯活動，主要由六大要素構成：原文化，即歷史文化客體，如原有的書籍、文獻等；著作者，即精神文化產品的創造者；著作稿，即精神文化的創造物，如著作、作品、原稿等有待審理的編輯客體；編審者，即代表社會對精神文化創造物進行審理編輯的人；編定稿或出版物，即經過編輯的勞動轉化成為可供社會傳播的新生文化客體；接受者，即讀者。［2］在王振鐸的編輯學研究框架中，最終落腳點就是接受者即受眾，也是我們本文要論證的“編輯用體”。這一落腳點不僅是編輯生產過程的終端，也是編輯學研究的終點。以往，有學者將此歸入“編輯客體”的大范疇來研究，但是靳青萬將編輯產品的受眾以“編輯用體”單獨提出，從概念上加以確定并進行獨立的研究，是有其合理性、必然性、科學性的。筆者在2011年發表的《強化學術期刊“讀者意識”探析》一文中提出精神產品物化過程的最終落腳點，就是“編輯用體”（即受眾），其在整個編輯產品物化過程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見圖1）

潛在或散在的社會信息著作創作者著作作品

編輯審稿者物化生產過程社會精神產品

圖1精神產品的物化過程［3］

包括編輯產品在內的一切精神產品的生產即物化過程，就是將潛在或散在的社會信息，經過創作者的思維、整理、創造、撰寫后形成著作，然后經過出版機構編輯的編輯加工、再創造以及編輯出版機構的物化生產過程最終成為社會精神產品。這時的精神產品一定要通過“編輯用體”也就是消費者的檢驗，即廣大受眾的接受和使用，方能體現出精神產品最終的出版價值。當編輯用體（受眾）使用編輯產品數量越大、使用范圍空間越廣、使用時間越長久時，精神產品的價值就越大。任何一種精神產品失去了“編輯用體”即受眾，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也失去了得以延續和發展的基礎。因此，“編輯用體論”的提出，不僅是對精神產品最終落腳點即“受眾”的一個專門術語和概念的確定，而且是繼“編輯主體”、“編輯客體”等編輯學術語概念提出之后的又一個對編輯學研究領域的貢獻。

二

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商品就是“為交換而生產的勞動產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二因素。”所謂使用價值，就是“物的有用性，指物能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效用”。所謂價值，就是指“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4］。用馬克思經濟學理論來判斷，精神產品是勞動產品，并且具有商品的二重性：價值和使用價值。任何精神產品都凝結著創造者、編者、生產者腦力和體力勞動，是名副其實的一種勞動產品。從交換角度來講，任何初創者的勞動從創作動機上肯定是想讓受眾所欣賞接受、消費使用。創作者是為受眾而創作，為消費者而生產；而受眾、消費者必須購買使用才能實現其消費需要，表面上看并非為交換而生產的精神產品隱含著為消費必須進行交換這一實質內容，精神產品作為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商品屬性，也同樣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的二重性。精神產品作為一種勞動產品，其價值的凝結是無可置疑的，它不斷創造新的觀念，能夠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5］從商品屬性來分析，精神產品最終落腳點無疑是“受眾”，也就是“編輯用體”。

有的學者認為，物質產品的價值是由生產者創造的，產品的外觀、性能、特點、價值等都是由生產者預先確定的，消費者不會介入。［6］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并不準確。因為生產者在企劃生產某一物質產品之前，一定要首先調查市場，了解和把握消費者對該產品外觀、性能、質量、款式等的需要，然后去生產制作銷售產品。只有這樣，其產品才能被消費者所接受，才有廣闊的市場，才能產生豐厚的效益。如果沒有對消費者和市場的全面調查了解，那么生產將是盲目的，最終可能失敗。從這個角度講，物質產品的生產過程也同樣包涵“產品用體”（即消費者和市場）的要求考量。這一環節或隱形存在并發生作用、或直接參與生產建議，但無論什么形式的參與，“產品用體”都是相當重要，不可或缺的。同理，作為交換的精神產品的消費者介入就更為突出和明顯。消費者會介入到作為交換的精神產品的價值創造之中，使該產品的價值最終形成，因此用來交換的精神產品的價值是由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完成的。從精神產品的生產者及精神產品本身來講，一方面，精神產品一旦完成并傳播出去即獲得了相對獨立性，使生產者難以控制（這與物質產品不同）；另一方面，任何精神產品都是不完整的，生產者不能窮盡作品的全部內容，作品是向消費者開放的，等待著消費者的進入、補充并使之更加完整。因而，只能說生產者僅完成了作品的部分價值創造。從作為交換的精神產品的功能及實現其功能的特點來看，精神產品是為了滿足消費者的精神需要而創作、生產的。一方面，消費者和生產者在精神上是對等的，從而使消費者與生產者或作品有了對話的基礎；另一方面，作品都是借助于一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如文字、符號、圖形、形狀、顏色、聲音等，其內容隱藏在背后，對精神產品的消費主要的不是這些形式（盡管形式也很重要）而是內容。消費者要發掘出作品的真正底蘊就必須對作品進行全面、深入的理解。如果說生產者的任務是從內容到形式，即把一個好的主題、內容運用恰當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話，那么，消費者的任務正好相反，他是從形式到內容，即透過作品的形式把握其內容，這就是精神產品的消費特點。這些都體現了消費者介入精神產品價值形成的必要性。我們把精神產品的消費者視作廣義的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始終是讀者在理解，這種理解本身更是一種創造。［6］

由于用來交換的精神產品是商品，因而現代編輯活動具有經營性特征。從經營角度看編輯工作，其必須包含經濟效益這一項，亦即通過合法的適當的途徑去獲取經濟效益。［7］既然編輯工作及其產品要講求經濟效益，那么編輯生產過程就是要從市場和消費者――“編輯用體”角度出發，生產適合他們需要的精神產品。消費者對精神產品生產的介入不是一次性就完成的，而是循環往復的，不是停留于淺層次的，而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再從本質升華到更高的精神層面，直至開拓全新的文化視野和創造新的文化領域。“編輯用體”對精神產品的使用、閱讀、視聽、分析、思考，使其再升華和提高的循環往返性，不僅充分體現出作為交換的精神產品的真正的本質和價值，而且反過來引導作為交換的精神產品的持續生產、創造。

三

作為交換的精神產品的商業價值屬性最終是通過消費者即“編輯用體”來體現和檢驗的，這已經是無可非議的事實，但是作為交換的精神產品還具有更核心的價值屬性，那就是它的意識形態性和社會效益性。意識形態是一定團體中所有成員共同具有的認識、思想、信仰、價值等，反映了團體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8］作為交換的精神產品總是反映和表現特定階段和社會集團的利益、意志和精神要求，因此，意識形態是精神產品的又一本質屬性，也可以說是核心價值所在。精神產品的意識形態性會帶來社會的反響，因此產生相應的社會效應。精神產品的社會效應具有正反兩個方面，這就是積極效應和消極效應。積極效應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精神境界的升華，從而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消極效果則會阻礙人的全面發展，導致人的精神頹廢，不利于社會的文明進步。精神產品在意識形態和社會效益層面上最終都是對人，對精神產品的受眾組成的社會帶來影響，體現出的是消費者和接受者滿足精神需要的這一使用價值。因此，精神產品的生產者是要站在“編輯用體”即受眾的角度，在生產過程中，一方面要走向多樣化，以滿足不同層面、不同類別的社會成員的精神所需，做到雅俗共賞、百花齊放；另一方面對于受眾的精神需求，既要適應它，又要提高它。如果不能適應受眾的精神需求，精神產品就會失去消費者，不僅經濟價值不能體現，同時其精神文化價值和社會效益也無法實現。［5］

“編輯用體”即受眾，對作為交換的精神產品效果的影響是巨大的。無論從什么層面考慮，提出“編輯用體”的概念并把它作為編輯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編輯學研究的一個縱深拓展，是必要的和科學的。

編輯主體在精神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從最初的策劃到所有中間環節再到最終的銷售，都要始終站在編輯學研究的宏觀視域，在“編輯用體”即受眾上多下功夫，方能實現用來交換的精神產品的最佳效果：1.廣大編輯產品生產者（編輯主體）要不斷強化對精神產品的“編輯用體”的理解和認識，要強化受眾意識，對其重要性和巨大作用要從思想上引起高度的重視，真正樹立起一切為了受眾，竭誠為受眾服務，把受眾放在第一位的編輯觀念。2.在“編輯用體”的研究上要更深入和完善，使之更加趨于科學化和系統化，形成嚴謹的理論體系。3.在編輯生產過程中，編輯主體要處理好和“編輯用體”的關系，充分了解“編輯用體”的所思所想，隨時洞察市場動向和“編輯用體”需求，在履行滿足“編輯用體”的精神需要、提升“編輯用體”的精神境界、提高“編輯用體”的全面素質、促使社會全面進步和發展的責任和義務中，做深入細致嚴謹的編輯工作，更好地完成編輯主體的文化使命。

注釋：

［1］靳青萬.編輯用體論.編輯之友，2011（2）：84-87.

［2］周國清.編輯主體論.長沙：岳簏書社，2009：52.

［3］佟群英.強化學術期刊“讀者意識”探析.惠州學院學報，2011（2）：58.

［4］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縮印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357，288，220.

［5］靳義增.論精神產品的商品性與特殊性.南都學壇，2000（2）：44，45.

［6］劉云章，武菊芳.論精神產品的價值特點.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6）：40，41.

［7］朱棟梁，張人石.編輯發展論.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36.

篇5

中圖分類號：F8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3）04-0024-02

一、研究背景與現狀

壽險現金價值研究有著多重含義，對于保險行業來說，產品的開發、定價以及制定相應的保險規劃需要研究影響壽險現金價值的因素；對于投保人來說，壽險現金價值不僅是投資收益的具體體現，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種在保險公司的儲蓄，同時，壽險影響因素對理解保單收益從而選擇保險產品都具有現實意義。

我國于1997年頒布了中國第一個壽險業經驗生命表——《中國人壽保險業經驗生命表（1990～1993）》，隨后又于2005年12月頒布了第二個壽險業經驗生命表——《中國人壽保險業經驗生命表（2000～2003）》，隨著新舊生命表的交替和精算規定的出臺，死亡率對壽險產品現金價值的影響也越來越受到行業的關注和研究，對死亡率的分析在理論層面為保險公司的數據積累研究和產品最終定價奠定了基礎。

在當前國內在死亡率對壽險現金價值、準備金估計和壽險純保費方面的已經有了較系統深入的研究成果：李秀芳認為，通常定期壽險對于死亡率假設的變動較為敏感。中山大學張勇在《財經論叢》中說，對于定期壽險和兩全保險，死亡率下降會降低保費，并且男性保費的變化幅度小于女性，而對于生存保險，結果剛好相反；同時，生命表更新對保費的影響程度不僅取決于死亡率變化本身，而且還必須考慮到產品保費中的其他因素，包括投保年齡、保險期限、利率和性別等等。清華大學的陳秉正教授和祝偉在《生命表修訂對壽險產品純保費的影響分析》中這樣寫道，生命表變動產生的死亡率風險對不同壽險產品的影響和強度不同：純保障型定期壽險、純保障型終身壽險保單的保費存在下降趨勢，純保障型年金保單的保費存在上升趨勢；定期險受到的影響最大，年金險次之，終身壽險收到的影響最小。中國精算師弋雪峰認為，對終身壽險和定期死亡保險而言，死亡率下降，純保費隨之下降，但終身壽險下降的幅度較小，定期壽險下降的幅度較大；死亡率下降對費率的影響程度與年齡成反比年齡越小，影響越大，年齡越大，影響越小。筆者通過查閱大量文獻資料，進行篩選分類比較和理解，力求通過自身所學精算知識來對死亡率于壽險現金價值影響進行較為獨特研究和分析。筆者主要通過新、舊生命表對照下的死亡率差異來進行模型建立和設定假設，再通過精算模型進行計算從而分析結果得出結論。

二、壽險產品現金價值基本模型

（一）模型設計和基本假設

1.思路。在精算平衡原理的作用下，按照終身壽險、n年定期壽險、n年期兩全保險三大險種來構造現金價值的計算公式，以研究利率與死亡率變動對現金價值的影響。

2.模型的計算原理。現金價值的一種近似計算公式為kCV=kV，其中kCV表示時刻k時退保的現金價值；kV表示第k期期末的責任準備金。

3.基本假設。

（1）對變量的假設。只考慮死亡率變動，不考慮利率、費用、利潤、保單失效及附加風險因素對現金價值的影響。

（2）半連續模型假設。本文計算現金價值過程中所采用的計算公式，對于死亡給付采用連續型方式，死亡給付在被保險人死亡時立即支付；對于生存給付、保費繳納（期繳）采用離散型方式，將保險費定為按每期初付生存年金的方式繳付。

（3）產品類型假設。所有產品均定義為傳統壽險下的非分紅產品，具體來說包括終身壽險、n年定期壽險、n年期兩全保險。

（4）繳費頻率與年限。對各種類型的壽險分別在期繳（年繳）情形下計算現金價值。除終身壽險外，保險產品的保險期間均設為20年。計算在保單生效的第10年末的現金價值。若為不滿期支付，假定支付期為10年。

（5）預定利率假設。將利率視為常量，且預定利率水平為6%。

（6）定價用生命表的假設。生命表采用非養老金業務型生命表，以男性為例，考查同一性別在不同年代死亡率有變化的新舊生命表下的現金價值變化。舊表為中國人壽保險業經驗生命表（1990～1993）非養老金業務男表（CL1），新表為中國人壽保險業經驗生命表（2000～2003）非養老金業務男表（CL1）。

（7）投保年齡區間假設。假設簽單時被保險人的年齡為x歲，保險（死亡/生存給付）金額為1個單位，x=0，5，10，…，50，55；同時認為在相鄰的兩個投保年齡之間，現金價值增加或減少的變動比例是均勻的。

（二）現金價值計算公式

1.終身壽險。

2.n年定期壽險。

3.n年期兩全保險。

三、死亡率變化對壽險現金價值的影響

（一）新舊生命表死亡率差異對各類壽險現金價值的影響

利用生命表的基本數據以及上文中列出的三種壽險現金價值計算公式，我們能夠計算出在各投保年齡x（x=0，5，10，…，50，55）下新、舊兩個生命表在第10年末的現金價值，將所得結果進行比較，就可以算出不同生命表下壽險現金價值的變化比例，進而可以大致了解死亡率變化對各類壽險現金價值的影響。

1.終身壽險。

（1）各投保年齡下新舊表現金價值對比及其變動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投保年齡 舊表CV 新表CV 減少比例

0 0.033374 0.011001 0.670372

5 0.042627 0.016012 0.62437

10 0.053557 0.020777 0.612058

15 0.067581 0.026113 0.613604

20 0.086629 0.033579 0.612382

25 0.111578 0.044045 0.605254

30 0.143187 0.057253 0.600152

35 0.182271 0.073809 0.595059

40 0.229573 0.095294 0.584908

45 0.285448 0.27471 0.037618

50 0.349609 0.34263 0.019962

55 0.420809 0.418126 0.006376

（2）結論：終身壽險中，新表與舊表各自的現金價值都隨著投保年齡的增加呈現出持續增加的趨勢；由現金價值計算結果可知，終身壽險中死亡率下降會引起壽險保單現金價值的下降。

2.n年定期壽險（假定n=20，計算10年末的現金價值）。

（1）各投保年齡下新舊表現金價值對比及其變動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投保年齡 舊表CV 新表CV 減少比例

0 -0.003431 -0.0002733 92.03%

5 0.001146 0.001133 1.17%

10 0.001241 0.000166 86.66%

15 0.000396 0.001546 -290.30%

20 0.001272 0.001999 -57.17%

25 0.003667 0.003500 4.55%

30 0.007002 0.005508 21.34%

35 0.011795 0.008174 30.70%

40 0.019157 0.013096 31.64%

45 0.030667 0.024752 19.29%

50 0.048373 0.045822 5.27%

55 0.074964 0.075517 -0.74%

（2）結論：20年定期壽險中，新表與舊表各自現金價值都隨著投保年齡的增加呈現先增加再下降再增加的趨勢；在第10年末達到第一個峰值，之后有小幅度下降，15年末后現金價值持續上升。

3.n年期兩全保險。

（1）各投保年齡下新舊表現金價值對比及其變動情況如表3所示：

表3

投保年齡 舊表CV 新表CV 減少比例

0 0.353821 0.357084 -0.92%

5 0.357559 0.35789 -0.09%

10 0.357707 0.358007 -0.08%

15 0.356811 0.357551 -0.21%

20 0.35682 0.35719 -0.10%

25 0.357467 0.357288 0.05%

30 0.357927 0.357298 0.18%

35 0.358113 0.357006 0.31%

40 0.358134 0.356695 0.40%

45 0.358076 0.357341 0.21%

50 0.357976 0.360106 -0.60%

55 0.357852 0.361949 -1.14%

（2）結論：20年期兩全保險中，新表與舊表各自現金價值都隨著投保年齡的增加呈現先增加再下降再增加的趨勢；現金價值在第10年末達到最高值，之后下降至第20年末后持續上升。

（二）總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大致得到以下幾點結論：死亡率變化對各類型壽險現金價值的影響非常明顯；對終身壽險的影響較為明顯，現金價值減少比例波動最為平穩；對n年定期壽險和n年期兩全保險而言，現金價值減少比例對于死亡率變化是有較大波動的，其波動范圍符號有變化，且程度較劇烈。

（三）政策建議

死亡率的變化對壽險產品現金價值的評估有著重要的影響。隨著我國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平均壽命較以前增加，而現金價值變動對死亡率變動較敏感，新生命表中的死亡率統計符合中國現在的保險人口狀態，結果更科學，可作為壽險業監管以及壽險公司責任估值的標準表或定價參考表，也可作為其他相關研究預測的依據。新生命表投入使用，將會使壽險產品的價格更加科學、合理。因此，生命表階段性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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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圖分類號]B0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 1)03－0001－05

價值哲學首先要充分澄清價值概念的意義并把這理解為自己的基本任務，否則，無論它具有多么豐富的內容，歸根到底仍然是盲目的，并且很有可能背離了自己最初的意圖。哲學上對價值的解釋總是與對存在的理解緊密關聯著的。現代哲學的存在論變革使我們不僅能夠透視以往關于價值解釋的局限性，而且能夠使價值意義的闡釋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人是主體性的存在，因而也是價值性的存在。作為有意識的存在物，人總是要過有價值、有意義的生活；作為活動的存在物，人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意識的活動，即追求價值和創造價值的活動，由人的活動形成的人的生活世界和動物世界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它是充滿價值和意義的世界。因此，價值和價值問題自然也就成為哲學家們一直關注和努力研究的對象。

19世紀以前，這種關注和研究主要表現為倫理學對善、正當、正義、幸福等的探討。之后，隨著西方哲學的主題逐漸從傳統的抽象形而上學轉向人的現實生活，價值問題也就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如菲力浦?勞頓所說：由于人們對其他人如何生活的關注日益增加，人們對社會內部的價值缺乏一致的看法等原因，哲學家們似乎全力以赴研究價值問題，以至興起作為一門學科的價值論。洛采首先將價值概念變成一個哲學范疇，甚至“將它置于邏輯學和形而上學(以及論理學)之頂端，激起了許多對于‘價值論’(哲學中一門新基礎科學)的種種倡議。”尼采在洛采之后提出了“對一切價值重新估價”的口號，在西方掀起了一場重新反省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念的運動，突出了價值問題的重要性。文德爾班、李凱爾特等新康德主義者則徑直將自己的哲學稱作價值哲學，強調哲學作為價值的一般理論，其任務就是從價值的角度對知識加以評價，從而建立事實與價值領域之間的聯系；并認為從更大的意義上說，哲學研究的對象就是價值，研究價值之為價值的本質、價值的效用并探討存在于一切價值中的普遍聯系。這種價值哲學的興起并不只是發生于弗萊堡學派內部，舍勒、哈特曼等人初步建立了系統的價值理論，而整個現當代西方哲學的重大轉向在一定程度上都蘊涵著價值哲學的旨趣。

在關于價值問題的諸多哲學研究中，我們發現，對基本概念總是存在著不同的、難以一致的看法。價值和事實不同，價值反映的是應當如此的東西，事實告訴我們的是實際如此的東西。然而，價值是什么?在兩方哲學史上至少存在著三類不同的說法，一是以客體自身的功能和屬性來規定價值，突出和強調價值的客觀性。這種觀點認為價值是我們在事物、人或境遇本身中所發現的某種東西，是寓于客體內部的一種性質，它并不存在于觀察它的人本身之中，如摩爾斷言：許多事物本身就是善的或惡的。二是以主體和主體的需要來規定價值，即突出和強調價值的主觀性。這種觀點認為事物本身不具有價值，某物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被人們所追求或使人們得到滿足。價值存在于人們對對象的反應之中。如培里說，價值是任何興趣的任何對象，杜威認為，在滿足之外，沒有任何價值存在。羅素、斯蒂文森和黑爾等稱，價值判斷表達的是情感、態度、欲望或規定、命令。三是以主體與客體關系來規定價值，這種觀點認為價值既不是客觀的也不是主觀的，或者說既不是我們的獨立創造，也不是行為或對象的獨有屬性，而是從人與行為或對象之間的某種關系中產生的，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

國內學術界對價值的理解大體上也存在著相同的三類說法，其中，關系說占據著明顯的主導地位。“價值關系，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種客觀的基本關系。這種關系就是：在主體的實踐一認識活動中，客體的存在、屬性和合乎規律的變化，具有與主體的生存和發展相一致、符合或接近與否的性質。”“價值，是反映價值關系實質的哲學概念。在主客體相互關系中，客體是否按照主體的尺度滿足主體需要，是否對主體的發展具有肯定的作用，這種作用或關系的表現就成為價值。因此，價值是對主客體相互關系的一種主體性描述，它代表著客體主體化過程的性質和程度。”

價值的這三種解釋存在著相互間的批評，而且一定程度上都抓住了對方的要害。相比較而言，價值關系說似乎略勝一籌。在我看來，這三種解釋都屬于同一種框架：主客體統一的認識論框架，它們各自的批評與反批評也都是在這一框架之內進行的。應該說這種框架對于我們理解價值是必要的，也是價值認識過程中必經的階段。但是對價值解釋的這一認識論框架存在著重大的缺陷：首先它不能全面反映復雜的價值關系，特別是主體間的價值關系，或者說不能對這種價值關系作出合理的解釋。事實上，物與人的關系與人與人的關系存在著根本的差別，不能遵循同樣的邏輯予以說明。其次，它不能說明作為目的的價值本身。價值的主觀說和關系說，都是基于需要來解釋價值，無論對需要進行怎樣的解釋甚至辯解，無論怎樣通過需要強調價值的主體性或主體尺度，需要也似乎主要和手段價值相關，對主體需要的滿足，總是帶有工具性、手段性的意味。它能夠有效地說明工具性、效用性價值，但卻難以說明人的存在的自成目的性，難以觸及人的精神文化生命的歸屬與安頓，因而存在著導人價值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理論根源。再次，它在價值認識方法論上停留在知性范圍內和經驗層面上，缺乏合理的存在論的基礎和超驗的維度。這恰恰也是它的問題的根源之所在。

在對價值概念的理解上，無疑，我們需要突破價值的認識論框架，進入到價值的存在論層面，或者說在價值與存在的關系中把握價值。“哲學本體論具有三重蘊涵，即：追尋作為‘世界統一性’的終極存在(存在論或狹義的本體論)；反思作為‘知識統一性’的終極解釋(知識論或認識論)：體認作為‘意義統一性’的終極價值(價值論或意義論)”。存在是一切實在對象背后的那種終極存在，是事物的具體和特殊的存在及其各種特性的基礎，存在論探求“實事之所以是實事”，以尋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為宗旨。存在論是以知識論的形態為中介而指向世界的終極存在，即在其直接的理論形態上，不是表現為關于世界統一性的存在論，而是表現為關于知識統一性的認識論。人們總是通過對終極存在的確認和對終極解釋的占有，來奠定人類自身在世界中安身立命之本，即人類存在的最高支撐點。這一立命之本、最高支撐點也是人類用以判斷、說明、評價和規范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為的根據、標準和尺度，即作為意義統一性的終極價值。在這里我們看到，存在、真理和價值，存在論、認識論和倫理 學(價值論)是緊密聯系著，具有內在的邏輯統一性的。價值的源泉是存在，對價值的說明總是依賴于對存在的把握，對存在不同層次的認識和理解決定著對價值認識的差異。

傳統哲學用實體以及附屬于實體的性質來定義存在，存在總是被理解為某種自然的或者超驗的實體。海德格爾把西方傳統形而上學通稱為本體論――神學傳統，根據這一傳統，實體之間只存在著等級差別，人是各類存在物中的一類，所有的實體皆因與最高實體的關系而得以存在，人也不例外。自笛卡兒以來的近代哲學也沒有分清存在與存在物的區別，存在不是在事物意義上的實體，而是在事物本質意義上所說的實體。在這一存在論傳統中，倫理學被置于認識論之中，善往往被直接歸結為是或真。如蘇格拉底斷言：“美德就是知識”，在柏拉圖哲學中，善與真共存于同一的絕對理念，善本身被看成是純粹思維和邏輯的規定性。價值論的興起本身包含著不同的情況，一是強調價值論與本體論的斷裂，而這種價值論實際上處于無根狀態，二是在傳統本體論的基礎上研究價值，這就導致價值理解的認識論框架。

當代哲學已經發生了存在論的深刻轉換，即從捕象、超驗的實體轉向人的生存。海德格爾把柏拉圖以來的整個形而上學時代稱之為“存在的遺忘的時代”，認為“形而上學不斷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說到存在。形而上學表示并似乎確定，它詢問并回答了關于存在的問題。實際上形而上學從來沒有解答過這種問題。因為它從來沒有追問到這個問題。當它涉及存在時，只是把存在想象為存在者。雖然它涉及存在，指的卻是一切存在者。自始至終，形而上學的各種命題總是把存在者和存在相互混淆……由于這種永久的混淆，所謂形而上學提出存在的說法使我們陷入完全錯誤的境地”。黑格爾之后，從叔本華、尼采到柏格森、胡塞爾、海德格爾等則力圖克服這一錯誤，從人、意志、生命、生成、此在等去理解和說明存在，薩特、馬塞爾、梅洛一龐蒂和雅斯貝爾斯等人在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和海德格爾的存在論的基礎上，把人的存在作為哲學的主要對象，對個人和社會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廣泛深刻的研究。馬克思哲學更是從人的存在出發去解讀存在的意義，從人的存在方式――實踐出發去理解和把握人與世界的關系，從而終結了傳統形而上學，啟動了現代西方哲學。如海德格爾所說：“形而上學就是柏拉圖主義。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學標示為顛倒了的柏拉圖主義。隨著這一已經由卡爾-馬克思完成了的對形而上學的顛倒，哲學達到了最極端的可能性。哲學進入其終結階段了”。

隨著存在從人之外的某種抽象實體(無論是抽象的物質還是抽象的理念)到人的生存這一轉換，價值之本體也就從人之外的抽象實體轉向人自身，換言之，價值就不是一種固定存在著的某種抽象實體，甚至也不僅僅是關系，而是人的存在(生存)以及對人的存在(生存)所具有的意義。

價值首先而且根本上是人的存在。這需要從人的存在方式和現實世界的關系上加以說明。

馬克思認為，人是對象性的存在，這種對象性的存在直接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

“人通過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現實的、對象性的本質力量設定為異己的對象時，設定并不是主體；它是對象性的本質力量的主體性，因此這些本質力量的活動也必須是對象性的活動。對象性的存在物進行對象性活動。”在實踐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動并同自然發生關系的，得到的卻是自然以人的方式而存在；同時，人們總是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并借助這種社會形式而實現對自然的占有，“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來說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這就是說，實踐改造自然，不僅僅是改變自然物的形態，更重要的是在自然界中貫注人的本質力量和社會力量，使人的本質力量和社會力量本身進入到自然存在當中，并賦予自然存在以新的尺度――社會性或歷史性，使人與自然的關系成為“為我而存在”的關系。如同自然被社會所中介一樣，反過來，社會也被自然所中介。人類社會是在實踐所引起的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中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在實踐中，人們結成一定的經濟關系：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在這些關系的基礎上，產生相應的政治關系、社會制度、家庭、等級等。因而正像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一樣，人也生產社會，社會生活本質上是實踐的。在實踐中，人不僅創造著屬人的自然和屬人的社會，還創造著人自身，人正是人自己的實踐活動的結果。海德格爾把人的存在稱作“此在”，“這種存在者的‘本質’在于它去存在”，這就是說，此在與其他存在者的區別在“去”上面，其他存在者的本質已經存在著，而此在的本質是通過自己的存在過程產生的，其實是在它的生存過程中產生的，因而也可以說“此在的‘本質’在于它的生存。”在這一點上，海德格爾和馬克思是相通的。總之，人通過自己的生存活動人化自然，形成社會，創造人本身，因此正是人的存在或者說人的生存活動構成了現實世界的基礎。

“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或創造、這種生產，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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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編輯的勞動性質問題，一個首要問題就是要在理論上搞清什么是生產勞動以及編輯的勞動職能。

什么是勞動呢?如果撇開它的各種歷史形式，僅從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單純的勞動過程來看，凡是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整個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從產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這是從物質生產性質本身中得出的關于生產勞動的最初定義。從單純勞動過程來考察生產勞動，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曾出現過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是個體生產者的勞動。在這種勞動過程中，勞動的一切職能融合于一身，單個勞動者要參加勞動全過程。他不僅要親手直接操作，而且要承擔整個生產過程的計劃、組織、技術等方面的工作。在這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是結合在一起的。另一種是社會化的共同勞動過程，如高科技信息化生產過程中新型的互助互利的經濟關系，勞動過程更加社會化，勞動分工更加專業化、個性化，只有協作生產才能完成任務。因此，在這里勞動的不同職能分配給不同的勞動者擔任，產品成為總體勞動者協作的產物。從事勞動的人不一定都親自動手將勞動加之于勞動對象，從頭到尾生產一種產品，而是只要完成總體勞動中的某一種職能就行了。馬克思曾指出:“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腦工作，有的人當經理、工程師、工藝師等等，有的人當監工，有的人當直接的體力勞動者或做十分簡單的粗工，于是勞動能力的越來越多的職能被列在生產勞動的直接概念下。”

從這點分析出發，編輯人員的編輯過程應該屬于腦力勞動的專業化的創造性勞動。它勞動的最終是產生一定形式的成果—載體。論文是科學研究中創造性思想的載體;期刊(學報)是科研成果的載體。作為腦力勞動者的編輯的勞動同體力勞動者的勞動一樣，也是生產勞動，而且在新的經濟結構中，他們的勞動的生產性質更加明顯，他們的勞動作用也日益增大。這是因為編輯在編輯過程中要按照編輯流程進行有序的編輯勞動，才能形成預期的成果—編輯作品(學報)。

“編輯”一詞的出現，最早是在公元7世紀的《唐大詔令集》八二卷，有“慮編輯之多缺”句。唐代史學家李延壽所撰《南史·劉苞傳》有:“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手自編輯，筐筐盈滿”之語，其中編輯含義的容量很大，做動詞理解，指的是一種勞動形式。《詞源》修訂本把編輯的古義概括為“收集材料，整理成書”。在出版業形成之前，編輯是成書方式的一種，即是一種勞動形式。我國古代出版機構大都是以家族為基礎的私營書坊，若后繼無人就會停辦。因此，編輯作為一種專業職務，在古代不具備連續性和普遍性的條件，而近代“編輯”的概念，已不同于古代，它突破了以往以文字符號為介質的范圍，可聽的廣播、可視的影視以及新型的電子出版物等各類媒介都有自己的編輯勞動及其特色。《辭海》1989年版認為:“編輯是新聞出版和電影等機構從事組織、審讀、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把編輯工作看作是出版等專業工作的一部分。編輯工作形成一種獨立的社會職業是同近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分不開的。定期出版的報刊，為確保其連續性，必須設立專職的人員從事編輯工作。在我國，編輯工作是以后和以前形成的一種獨立的社會職業。

著述勞動與編輯勞動區別開來，編輯由一種勞動行為而成為一個職業名詞，這是社會發展分工細化的必然結果。如今對“編輯”的涵義的界定眾說紛紜，從中我們也許能窺探編輯的勞動性質。

一說“編輯是在利用傳播工具的傳播活動中，以滿足社會精神文化需要為目的，致力于在作者和讀者之間建立傳播關系，把印刷和發行作為自己后續工作的一種社會文化活動”。此論抓住了編輯活動是“社會文化活動”，其性質是中介性的本質。但它又將編輯勞動限定于印刷媒體的編輯勞動中，概括范圍失于偏狹，并且未將專業校對的活動與編輯活動區分清楚;二說“編輯勞動是著書立說勞動的社會化和擴大化的形式。”這個解釋強調了編輯勞動的目的和實質在于發揚、傳播，但對勞動使用的手段，對不同媒體編輯勞動的差異未曾論述;三說“編輯是在大眾傳播這一專業活動中，為滿足受眾需要，使用獨特的符號系統，對他人的精神文化成果進行組織、編選、加工、整理等創造性的優化處理，使其締構成整體的、有系統的出版物化形態’。這一界定對現代媒體中編輯勞動的分析精到，對漫長歷史上的編輯勞動涉及不足;四說編輯是“策劃審理作品使適合流傳的再創造活動。”此語從揭示編輯勞動普遍的本質特征，即從編輯勞動的對象、內容、目的、性質等方面加以把握，我贊同此說。因為(1)編輯勞動的對象是“作品”(論文、文稿等)。凡進入編輯活動領域被編輯主體處理的客體，不管其具體表現形式是什么，它都是經過某種勞動創作的文化物品，可稱之為作品。(2)編輯勞動的內容是“策劃審理”作品。所謂策劃，包含這樣幾層意思:策劃審理是以作品為目標并由此出發、為此服務的;策劃是具有預見性的活動，同時必須具有創造性和可操作性，是三者的統一;策劃審理是一個完整的過程，而不僅僅著眼于某一點，它追求的是最.佳成效。因此，策劃既是編輯主體行為的起點，又是一個過程，同時還制導著目標的實現。從這個角度考察編輯勞動，可以看出編輯勞動作為一個完整的過程，要最終實現最佳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必須有一個良好的起點，必須有良好的總體創意、謀劃和決策。就一本學報來說，就包括了選題、欄目、版面等多方面的設計，在這些方面不明確，編輯勞動就會成為盲目、無的放失的行為。(3)編輯的活動目的是使作品適合“流傳”。這個“流傳”既可以是“保存起來流傳下去”的流傳(如檔案編輯)，也可以是“公之于世流傳開去”的流傳;這個“公之于世流傳開去”的流傳，既可以是出版物形成的流傳，也可以是通過各種媒體的傳播。我們知道，編輯活動發展到現在，其內涵是有時代變化的，中國古代歷史的早期就已存在編輯活動，早期的歷史典籍就是他們來完成并傳世的，這點由中國印刷術的發展變化即可看到我國編輯事業的發展和內涵的變化。中國歷史典籍之所以如大浪淘沙般經久不衰，就是因為編輯具有的“締造文化”的歷史作用來完成的。這種“締造”過程就是一種歷史性的篩汰。這是一種接朝傳代的永無止境的工作。當代編輯要過濾，后代的編輯也要過濾，尤其是后者，中國的典籍精品就是這樣經過無數次編輯之手過濾之后傳世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有說編輯活動的目的是使作品適合“流傳”的概念。(4)編輯活動的性質是對作品的“再創造”，編輯在策劃審理作品、文稿、論文時，并不是實施一種消極的、被動的、純技術的行為，而是作為主體進行一項對客體的積極參與活動，進行一種創造性的勞動。編輯同作品的作者一樣，對客體有一個從感性到理性的認識過程;不同的是，作品的作者面對的客體是物質世界，而編輯面對的是作者的精神產品。這種體現著編輯主體對客體的創造性的勞動‘在選題的策劃，文章的征集、審理、刪改、編排和校對諸環節中無不表現出來。編輯要自覺地面向社會、面向作者和讀者，捕捉學術信息，創造性地提煉選題，主動向作者約稿，改變那種盲目地跟隨作者走，來什么稿編什么稿，“從事簡單重復的勞動”的被動辦刊方式。在審稿方式程序上編輯要適應電子時代和信息時代的要求，應用電子計算機技術，縮短審稿、編輯、校對的時間，簡捷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信息含量，建立一種與現代社會相吻合的、快節奏的、開放的辦刊模式。

從這四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把握編輯勞動的普遍本質特征:即策劃審理作品使之適合于流傳的再創造勞動。它具有綜合性和中介性的勞動價值。

編輯的勞動能創造價值，這是因為他們的勞動是生產勞動中的腦力勞動。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原理，腦力勞動也創造價值。馬克思曾指出:“如果把生產活動的特定性質撇開，從而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生產活動就只剩下一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消費。盡管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勞動，但二者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生產耗費。”這里所說的“腦”，顯然是指腦力勞動的耗費。因此，馬克思的這段話說明了形成商品的價值的勞動既包括體力勞動.，也包括腦力勞動。編輯的勞動既然是生產勞動中的腦力勞動，因此他們的勞動是形成價值的總勞動的一部分，只不過他們的勞動在形成價值過程中具有自身的特點罷了。他們的勞動價值特點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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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內會計領域中的不誠信問題、上市公司會計信息做假頻頻曝光，投資者信心大受打擊，股市一直處于低迷。利益的驅動、兩權的分離、缺乏會計人員應有的獨立性的環境，這些都為造假提供了可能。審計監督不力為虛假會計信息的開了方便之門，而導致審計失敗的一個原因是傳統的審計模式失靈，為使審計監督更加有效，審計必須向風險導向模式轉變。

一、虛假會計信息產生的原因

上市公司虛假會計信息嚴重阻礙了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干擾了社會經濟秩序，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危害及大。導致大量虛假會計信息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的審計監督不力為大量虛假會計信息的開了方便之門，是導致虛假會計信息泛濫的主要原因。審計監督不力的主要原因有很多如：注冊會計師的執業能力與職業道德、社會經濟環境、法律環境等。但筆者認為審計模式的陳舊落后也是導致審計失敗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傳統的審計模式主要有賬項基礎審計與制度基礎審計。

賬項基礎審計，是指審計人員主要根據對賬項、交易的具體檢查取得審計證據，形成審計意見，即審計工作主要是對會計賬簿、憑證及其有關資料的檢查，故審計又被稱之為查賬。“造假”一條龍，使傳統的賬項基礎審計部分失靈，效率較低。員工舞弊會給企業帶來損失，但數量往往有限，時間久了總會被發現和糾正。管理舞弊則不同，重大的財務欺詐往往是由于管理舞弊造成的。

制度基礎審計是指審計人員根據對客戶內部控制的研究、評價，確定實質性測試的性質、時間和范圍，并依此收集審計證據、形成審計意見。在審計過程上劃分為符合性測試與實質性測試兩大階段，但在審計的著眼點。仍集中在具體類別的經濟業務或賬戶記錄及余額。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審計要跳出賬簿。跳出內控，根據現代財務舞弊特點，進入以查找舞弊為核心的風險導向審計模式，進入風險導向審計時代。

二、風險導向審計模式與傳統制度基礎審計模式的區別

在風險導向審計模式下。是以風險決定實質性測試，這種風險更強調的是固有風險，當然也考慮控制風險，這種風險導向的審計模式，有以下幾點作法區別于傳統審計模式：

1.審計目標集中在發現重大錯弊，要求注冊會計師自始而終保持專業懷疑；在專業勝任上，需要更多的專業判斷。在風險導向審計模式下，審計的關鍵是發現有價值的線索，這些線索在沒有線人提供的情況下，只有靠自己的專業分析能力，從研究客戶入手，透過表象看本質，通過一系列的資料搜集和風險分析，識別風險點，然后實施系列的個性化測試方案。不是像傳統制度基礎審計，每家公司差不多，審計就象流水線作業，非常機械，缺乏靈活性。風險導向審計強調的就是針對不同客戶實施個性化的審計程序。針對特殊的、不同的風險點。實施不同的程序。

2.風險分析的側重點不同。對客戶的風險評估，傳統制度基礎側重于對控制風險。而風險導向審計則更加強調固有風險，通過深入了解企業及其環境。從各種渠道了解企業所處的行業及地域情況，對企業作深入的研究，發現其潛在的經營風險及財務風險。并評估財務報表發生重大錯報的風險。

3.確定實質性測試的邏輯思維過程不同。

傳統審計模式的思維過程為：初步了解客戶情況。初步評估企業風險程度，確定是否接受委托一了解企業內部控制制度(必要時進行穿行測試)，評估內控制度，預計控制風險水平，確定重要會計問題和重點審計領域一確定實質性測試的時間、性質、范圍一制定審計計劃。

風險導向審計模式的邏輯思維過程為：初步了解企業基本情況、行業特點及經營環境。初步判斷其經營風險、財務風險，確定是否接受委托一全面了解企業基本情況、行業特點和地域經營環境，判斷舞弊可能，評估風險水平；然后進行分析性測試進行映證與分析，結合對企業內部控制結構的評價。確定重點風險領域一根據重點風險領域，確定實質性測試的時間、性質、范圍一制定審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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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F411.92

文獻標識碼:A

一、破產法概述

破產是當債務人已經出現破產原因或者即將達到破產界限時,對債務人適用的破產預防和破產清算等相關法律程序的總稱。這一概念經歷了從狹義向廣義的轉變。

狹義上僅指破產清算制度,是當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不抵債時,為滿足債權人正當合理的清償要求,在法院的智慧和監督之下,就債務人的總財產實行的以分配為目的的清算程序;廣義上指破產清算制度與破產和解、破產重整等預防性程序共同構成的破產法律制度體系。

破產法是關于債務人出現破產原因時,宣告其破產并對債務人的全部財產進行清算及為避免債務人進入破產清算程序所建立起的破產預防法律制度的總稱。

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破產立法模式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各國破產立法的演變和發展卻呈現一些共同的趨勢。這里僅從由偏重保護債權人利益轉向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利益這一方面作簡單介紹。

二、破產法早期價值取向:偏重保護債權人利益

早期的破產概念主要是在清算意義上使用的,首要目標即是最大限度地實現債權,保護債權人利益。早期的價值取向著眼于窮盡債務人的一切償債手段最大限度地滿足債權人的償債需求,并對債務人采取比較明顯的懲戒主義立法態度。這一歷史時期最典型的代表為1570年伊利莎白十三世通過的英國《破產成文法》,依該法規定,凡犯有破產行為的債務人,概被認定為破產人。破產程序結束后,如果債權人尚有債權沒有實現,破產委員會可將破產人監禁起來。

不僅如此,依照后來的法律,還要給破產人戴上手枷和腳鐐,公開示眾,并割掉一只耳朵,以資紀念。破產對于破產債務人具有貶斥的內涵。

這一時期的債權人本位主義體現的是一種最原始、最低級的“利益對等觀”。在過分強調債權與債務對等的前提下又實行破產有罪的原則,在債權人與債務人地位兩極極端化的情況下產生的結果又只能是兩者最大的不平等。

三、破產法價值取向漸趨成熟:兼顧債權人、債務人以及其他利害關系人的權益

(一)債權人利益的保護

破產制度的產生首先源于債權公正保護的終極理念。

一方面,當債務人出現清償不能時,債權人僅僅依靠普通民事訴訟或者執行程序來解決,往往曠日持久且極不穩定,難以有效實現債權。

另一方面,每個債權人都可能面臨著與其他債權人的沖突和競爭,這就必然使正常的債權保護效應減弱和失靈。

因此,給債權人利益以平等的和最大限度的保護乃為破產法得以產生的首要目的,它是從立法的角度超越個別債權人利益的局限,通過排除個別債權人的強制執行而為全體債權人提供一體的平等保護的程度制度,同時也是破產程序不同于個別強制執行程序的主要功能所在。

(二)債務人的必要挽救和救濟

保護債務人的利益是破產制度價值取向漸趨成熟后的基本價值之一。各國法律均規定,法人破產后主體資格消滅,未能滿足的債權不再清償;在破產人為自然人的場合,許多國家都規定了免責制度;而且許多國家還規定了重整制度,并允許債務人申請破產。

所以說,現代破產制度并非完全是對債務人不利的制度,它亦體現了維護債務人利益,在允許自然人破產的情況下,固定主義立法例可以使自然人利用破產宣告后取得的財產開始新的營業;免責主義立法例可免除自然人對剩余債務的清償責任,債務人可以收集資財,東山再起等。

(三)保護其他厲害關系人的權益

各國破產立法的演變和發展趨勢由偏重保護債權人利益轉向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利益。如我國新破產法中明確規定保護職工權益是破產法的一個重要任務,重新界定了企業破產清償順序,在一定程度上構建了職工權益保障機制等。

四、結束語

現代社會視破產為一種正常的經濟和社會現象,隨著世界范圍內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破產法律制度已日趨完善,破產法律規范不僅調整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而且著眼于調整債權人相互之間乃至債權人、債務人與社會其他利害關系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破產預防和破產挽救的觀念已深入人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對自然人破產所推行的破產免責制度和自由財產制度看作為社會福利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1　范健,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篇10

Abstract: this paper using a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to combine together, theory and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the actual research, the integrated use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achievements, with facts and figures as the basis, based on engineering change the influence of the cost of the project. Analysis and judgement of engineering change under different form and be under control, and the engineering cost effectively control, and illustrates with examples, using different control method,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control engineering change.

Keywords: engineering change; Project cost

中圖分類號：TU723.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論文針對工程變更對工程造價的影響進行了研究。本文的創新點在于用定價分析方法分析工程變更對工程造價的影響研究。

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分析不同情況下的工程變更；

(2)針對不同工程變更進行分類控制；

(3)工程變更對造價管理的影響研究；

(4)控制工程變更使造價得到有效控制。

一、工程變更的分類

1.1工程變更的涵義

工程變更也就是合同變更，是指對合同中的工作內容作出修改、追加或取消某一項工作。

土木工程項目實施過程中，工程變更是合同變更的表現形式。土木工程合同文件中技術規范或設計圖紙及施工方法等發生改變，總是發生在工程施工過程中，需要監理工程師依據工程現場情況而決定，若處理不當，即使是正常的工程變更也會影響工程進展，必須予以高度重視。[1]

1.2 按提出工程變更的各方當事人來分類

(1)承包商提出的工程變更：

承包方鑒于現場情況的變化或出于施工便利，或受施工設備限制，遇到不能預見的地質條件或地下障礙，或為了節約工程成本和加快工程施工進度等原因，可以要求變更設計。

(2)業主方提出變更：

業主方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提出的變更。

(3)監理工程師提出工程變更：

監理工程師根據施工現場的地形、地質、水文、材料、運距、施工條件、施工難易程度及臨時發生的各種問題各方面的原因，綜合考慮認為需要的變更。

二、工程變更的表現形式

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和《建設工程監理規范》中，工程變更指設計文件或技術規范修改而引起的合同變更。工程變更在表現形式上具有以下幾種類型：

(1)因設計變更或工程規模變化而引起的工程量增加或減少；

(2)因設計變更使得某些工程內容被取消；

(3)因設計變更或技術規范改變導致的工程質量性質或類型的改變；

(4)工程有關部分的標高、基線、位置、尺寸的改變；

(5)工程有關部分規定的施工順序或施工時間安排的改變；

(6)為使工程竣工而必須實施的任何種類的附加工作；

(7)工程質量標準或發生其它實質性變更。

就工程承包合同的雙方而言，建設單位總力圖讓變更規模在保證設計標準和工程質量的前提下盡可能縮小，以利于控制投資規模；而作為承包人，由于變更工程總會或多或少地打亂其原因的進度計劃，給工程的管理和實施帶來程度不同的困難，所以總是希望以此為由向建設單位索要比變更工程實際費用大得多的金額，以獲取較高的額外利潤。因此對工程變更造價的處理往往成為合同雙方爭論的焦點和監理工程師處理合同糾紛的難點。根據以往的經驗與教訓，合同雙方及合同的監理單位在處理工程變更時必須堅持公平、公正、及嚴格合同管理的原則，運用靈活的方法進行工程變更的處理[2]。

三、工程變更對工程造價的影響轉

在工程實施過程中，每一種工程變更都將引起工程造價的變動，合理分析工程變更，并加以控制才能有效控制工程造價，使工程造價達到最優，以下案例分析證明了控制工程變更最有效的方法是控制工程變更，工程變更中包括的各種變更都將影響到工程造價。

廣州東南西環高速公路是廣州戰略性重點工程之一，全長約38公里。主要工程包括跨珠江特大橋兩座，大橋六座，互通立交九座。采用雙向六車道設計，其中路基段全寬33.5米，橋梁段32.5米，主線設計速度為100公里/小時，該工程分三段進行：①東南環段，全長18公里，已于1999年2月建成通車；②西南環段，全長22公里，即將完工。本工程由廣州穗高工程監理有限公司負責監理。

從數量上看，最多的是地質條件變化引起的工程變更，其次是設計類型的變更；從變更的金額看，比例最大的也是地質條件變化引起的工程變更，約占變更總金額的50%以上，其次是設計單位在初步設計時未能充分考慮本地區的城市道路網或公路網規劃、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的要求而引起的工程變更，約占變更總金額的20%，其它類型的變更約占30%。

以上案例的分析總結，工程變更直接影響工程造價，控制工程造價最有效的方法是控制工程變更。在項目建設的各個階段應采取相應措施，以減少不必要的工程變更，以保證工程高效、高質、按期完成。最低限度的控制工程造價變動[3]。

四、控制工程變更有效控制工程造價

審計實踐中發現，因工程變更致使工程造價增加，超出原招標投標價的現象很普遍，有的工程項目超出30%以上。工程項目建設過程中應加強工程變更管理，嚴格控制工程造價。 (1)為了有效地控制工程造價，避免建設過程中過多變更，工程項目建設必須做到：先勘察后設計、先設計后施工、杜絕隨意變更項目增加投資，維護計劃管理的權威性。項目批準后建設單位應該精心準備、科學合理地組織實施，堅決杜絕項目實地勘測不細、設計深度不夠，投資概算過于粗糙，在沒有做好必要準備的情況下急于開工，造成邊設計、邊施工、邊變更而人為的出現大量的計劃外工程項目，結果導致項目投資失控的現象。 (2)進一步對監理工程師的權利約束。工程變更是監理工程師的一種權力，但監理工程師只有在滿足獨立、公正的前提下才能享有和行使這種權力。當監理工程師的業務素質或道德素質無法滿足這種要求或監理模式改變時，可以通過專用條款對監理工程師的上述權力進行進一步限制或通過業主的監督和審查來進行進一步的管理。 (3)嚴格審查變更內容。在工程變更的審查過程中應本著控制投資、保證質量、加快進度、提高效益的原則來確定工程變更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當在實施中存在著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現象時，應加強變更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評審，并貫徹分級審批和互相監督的審查原則，避免濫用權力的現象發生[4]。

工程變更依據變更內容，可劃分為工作范圍變更、施工條件變更、設計變更、施工變更和技術標準變更等。變更內容不同，存在不同的控制要求。通過以下不同形式下的合理控制工程變更致使工程造價得到有效控制。

結束語

控制變更是控制項目投資的關鍵，而施工組織設計又是決定項目造價的關鍵，為了從根本控制工程造價，取得良好地經濟效益，應抓好每一個變更項目的造價控制，未雨綢繆，以取得控制整體工程造價的效果。

參考文獻

[1] 陳鋼，王建平.關于工程變更和索賠問題的討論[J].長江科學院院報，2002,19（3）：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