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紡織貿易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2005年6月11日，中歐雙方就解決近期紡織品貿易爭端最終達成協議，避免了雙邊貿易摩擦的進一步升級。但美紡織業不買中歐模式的賬，美國“夕陽產業”的代表組織美國紡織業制造商協會認為，在美中兩國解決紡織品貿易問題之前，它們會不斷要求政府對更多的中國進口紡織品設限。截至8月31日晚，由于中美在紡織品糾紛問題上的立場依然相距甚遠，被外界寄予厚望的中美第四輪北京磋商無果而終。

眾所周知，紡織業是一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是“夕陽產業”，由此，我們不禁想起了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維農以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象為研究對象，提出了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產品周期理論。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以產品生命周期中各階段生產區位的變化來解釋國際產業轉移現象。該理論認為，美國企業對外投資活動與產品周期有關，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在產品周期運動中，由于生產條件和競爭條件變動而做出的決策。維農把一種產品的生命周期劃分為創新、成熟和衰退三個階段。在產品生命周期的第一階段，即技術創新時期，由于產品需求彈性較小，成本差異對企業生產區位選擇的影響不大，因此，產品生產一般集中在國內，國外市場需求基本依靠出口滿足。在產品生命周期的第二階段，產品技術逐漸成熟，國內外對產品的需求隨之擴大，產品價格彈性增加，對降低成本的要求十分迫切。同時，產品的樣型已經穩定，仿制開始，技術優勢弱化。由于競爭對手出現以及擔心喪失國外市場，企業紛紛將生產轉移到國外，投資地區一般選在收入水平和技術水平與母國相近的地區。第三個階段是產品的衰退階段，此時，產品已完全標準化，企業的技術優勢喪失殆盡，產品競爭圍繞著價格展開。為了降低成本，企業將生產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和地區，以延長產品生命周期，因而，企業該階段的產業轉移主要流向發展中國家。維農認為，在產品衰退階段，企業的壟斷或寡占地位已不復存在，企業之間的競爭基礎是價格和成本。這時企業最關心的是尋找成本低的產品生產區位，于是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成為跨國公司選擇的最佳生產區位。他認為，那些生產過程需要大量勞動投入的標準化產品最有可能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生產。在發展中國家生產的這些產品或是運往國內供應國內市場或是銷往其他國家。

總體而言，紡織業是歐盟國家和美國的傳統優勢產業之一。在上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里，歐洲和美國無論是在紡織品的生產和貿易上，還是在技術和工藝的創新上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紡織業又是一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歐美的勞動力成本高，已喪失了價格成本的競爭優勢，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發達國家應該將該產業轉移出去以獲得比較優勢。但是，歐盟和美國的紡織業仍然存在，是一個強勢的“夕陽產業”，而且還常常就此和中國展開貿易戰，大有重新將該產業轉回來之勢。這就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產品第三階段理論”相矛盾了。仔細想想，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第三階段理論”除了包括“眾廠商相對而言是競爭的，不是寡占或壟斷的”這個假設外，還應包括這樣的條件。那就是（1）發達國家在“原來產業”的衰退階段，已經開始了新產品的研制和投產，并且必須和“夕陽產業”的生產時間上繼起，空間上并存，也就是說產業結構調整已經完成。（注意：“夕陽產業”是“原來產業”轉移一部分后所剩下的部分）。（2）發達國家新產品所創造的新的市場需求，和剩余的夕陽產品所創造的剩余市場需求之和必須大于“原來產品”所創造的市場需求，否則發達國家會吃虧的。用公式表示就是：D1+D2>D3（D1表示新產業的市場需求，D2表示夕陽產業的市場需求，D3表示原來產業的市場需求）。從這個模型我們可以分析，如果D3足夠大，當D1一定時，D2也較大。如果此時將產業全部轉移，也就是D2=0，那么就會出現等式左邊<等式右邊，這樣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會縮小，他們就會吃虧。（3）在混合經濟的今天，夕陽產業的轉移必須考慮政府的因素。如果這三個條件不同時具備，在產品的衰退階段，發達國家的產業不會輕易轉移出去。

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轉移產業不僅考慮成本，也考慮了以上所說的三個條件。這就能夠很好地解釋中國和歐美紡織品貿易的爭端，與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并不矛盾。首先，第一個條件很容易理解，如果新產業和夕陽產業不是時間上充分繼起，空間上充分并存，也就是還沒有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或沒有充分調整，那么產業的轉移就不可能充分進行。根據紡織業的規模和產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歐盟成員國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組。第一組是工業化水平高，紡織業已基本完成產業結構調整的國家，包括德國、荷蘭、英國、瑞典、丹麥、芬蘭等，也是此次不支持甚至反對歐盟對中國紡織品設限的國家。第二組是工業化水平高的紡織品生產大國，產業結構還來不及充分調整，主要包括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是此次要求限制中國紡織品的呼聲最高的國家。第三組是工業化水平相對較低的一些新入盟國家。這組國家又可以細分為包括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在內的紡織品生產大國，以及波羅的海的紡織品生產小國，這些國家的勞動力成本較低，其紡織業的優勢也在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加工上。這組國家對中國紡織品“沖擊”的體會非常真切，自然會站到支持歐盟設限的陣營中去。其次，我們來看第二個條件。歐美紡織業之所以是強勢的“夕陽產業”，是因為等式右邊的D3足夠大，故D2還具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這時發達國家企業會先考慮市場需求，而成本價格劣勢就通過政府來尋求保護。在美國，日益衰落的紡織業和服裝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并不亞于汽車工業，該產業的工業增加值高于汽車工業。50年代末，紡織業的產值占制造業產值的4%，如果把紡織業和服裝業合并計算，它在1980年占制造業產值的5．6%。雖然紡織業已難以再稱得上是歐盟的優勢產業，但是它對于歐盟經濟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視。目前，紡織業產值約占歐盟工業總產值的4%，歐盟仍是世界第二大紡織品和服裝出口國。因此，紡織業和服裝業一直是歐美等國家重要的工業部門。原因就在于D3足夠大，所以D2也很大。再次，在如今混合經濟的時代，國家對經濟實行宏觀管理，而充分就業政策是所有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第一個頭等大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能夠大規模的吸納就業人員，所以發達國家是不肯輕易丟掉這個重要的夕陽產業。在美國，紡織業和服裝業在經濟中的就業人員的數量高于汽車工業，20世紀50年代末，紡織業的就業就占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的6%，如果把紡織業和服裝業合并計算，它在1980年占制造業就業人數的10．6%。在歐盟，紡織業就業人數占歐盟制造業的7%，這樣的產業發達國家怎么能舍得放棄。

因此，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有它存在的條件，中國和歐美的紡織品貿易爭端是一個正常的經濟現象，用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可以對他進行解釋。可以想象，只要”夕陽產業”市場需求大且能吸納大量勞動力，發達國家不會輕易放棄，他們必然會尋求政府去彌補他們的成本和價格上的劣勢。我們只有抓緊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出口商品結構，這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參考文獻

1.就中國與美歐之間的紡織品貿易爭

端問題新聞會上的發言[N].新華網,

2005-05-30

2穆榮平.國際技術轉移影響因素分析[J].科

篇2

第一，具體從出口方面來看，服裝出口增速急劇下滑。據海關統計，2008年1—10月，紡織品服裝出口1574.1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8.43%，增速比上年同期下滑11.79個百分點，增速創2003年以來最低水平。其中，紡織品出口591.46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9.3%，增速同比略增2.94個百分點；服裝出口982.67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8%，增速下滑20.1個百分點。服裝出口增速下滑非常劇烈，有向負增長區間發展的趨勢。美國是我紡織品服裝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需求日益萎縮。2008年1—10月，我國對美出口紡織品服裝229.85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03%，增速比上年同期下滑21.39個百分點。其中，對美出口服裝159.17億美元，同比下降0.94%。

第二，從全行業利潤看，2/3企業處于虧損邊緣。2008年1—8月，利潤總額為739.60億元，同比增長3.20%，是2002年以來利潤增長最低點。尤其是下半年，在金融危機影響下，行業陷入困境，特別是中小企業困難更加明顯。有70%的中小企業由于生產不足、資金鏈斷裂、成本上升等多方面原因，平均利潤率從上年的1.48%降到0.1%。行業出現就業萎縮局面，2008年1—8月，規模以上企業就業人數同比下降0.36%，相當于有3.84萬人少就業。

二、我國紡織品貿易策略的選擇方向

面臨當前世界紡織品市場出現的新態勢，我國紡織業只有對外增強防范意識和應對能力，對內利用無配額時代帶來的機遇以及多年積累的生產優勢，提升產品質量，才能成為無配額時代的真正受益者。

1.深入了解新的貿易形式，把握貿易趨勢，抓住穩固市場。我國紡織業應該從全局來考慮市場風險，看到制衡美歐日當地紡織利益集團的強大力量。目前，歐盟出于政治和經濟上的考慮，對我國出口貿易問題態度不明朗。而美國零售商集團一直反對實施新的配額制度，美國內部利益集團角力下的美中紡織品貿易問題仍然存在變數，美國政府內部以及美國國會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意見。從日本來說，目前日本對亞洲紡織業的投資近七成集中在我國，2007年我國紡織品出口市場份額中，日本占13.08%，中國香港占40.77%。可見，牢牢把握日本及中國香港市場，規避貿易壁壘擴大歐盟和美國市場是紡織品出口企業的重點。

2.把握全球視角，積極開拓新型出口市場，分散風險。目前我國紡織服裝出口仍主要集中于美國、歐盟、日本等傳統市場，雖然對非洲、獨聯體國家等新興市場的出口有所快速增長，但所占比重仍然很低，不足以抵御和分散因政治和經濟因素引起的國際貿易摩擦所帶來的貿易環境風險。同時由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對于關稅、企業社會責任、環保技術標準等各方面要求很嚴格，對我國產品檢疫程序復雜，因此，我國企業應密切關注國際市場變化，加大對東南亞國家以及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紡織品市場的開發力度，積極開拓新市場，從而分散市場風險，增強對貿易環境突變的適應能力。轉

3.以科技為依托創新產業集群，推進名牌戰略。目前，我國紡織服裝業的技術和工藝已能滿足大批量、中低檔產品的生產與出口，而品牌建設的薄弱環節主要集中在面料、設計、產品開發和市場營銷等方面。應加快引進先進技術和專業人才，增強產品創新的自覺性和能力，通過技術創新帶動品牌建設，形成中、高、低檔完整的產品出口格局。從當今紡織品服裝技術發展的趨勢出發，我國紡織服裝業的技術創新應當在其各個層面進行加強。在產品創新方面，應當注重紡織品服裝的實用性、功能性和環保性；在原材料創新方面，應當著重開發高科技纖維；在生產方式創斷方面，關鍵在于推進紡織企業的信息化建設。

4.建立貿易摩擦和預警制度。我國必須加快和進一步完善紡織品出口貿易預警體系的構建，重點從以下兩個層面加強：預警機制要注重時效性和實效性；企業本身需要加強防范意識。密切跟蹤、監測主要貿易對象國實施的技術法規標準的發展動態，增強自我保護能力。

三、我國紡織品貿易策略調整中應注意的問題

1.產品開發與創新并舉。在產品開發方面，應該發揮本國和本地的文化優勢。中國紡織業的優勢不僅僅是擁有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底蘊深厚的文化才是我們真正的優勢所在。同樣為了提高紡織品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我國紡織工業必須通過創新，提高紡織品服裝新產品的研發和設計能力，把握市場細分的特點，注重個性化審美的時尚趨勢，進一步創立中國紡織品服裝品牌，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充分利用現代化信息網絡手段，密切關注行業信息動態，掌握國際市場變化脈搏。一方面可以把握時機，積極為自身爭取更多的機會；另一方面，可以隨著市場需求的變化，搞好產品創新和市場開拓。

3.注意非關稅壁壘的運用。一方面由于關稅保護的方式日益落后；另一方面，由于非關稅壁壘具有隱蔽性、限制性強、針對性強、靈活性等特點，因此，非關稅壁壘理應成為保護我國紡織業的主要保護手段。我們可通過建立預警技術和相關法則，注意國內外紡織業市場，發現不利于本國情況即可動用反補貼、反傾銷、緊急保障措施制度。

4.擴大企業的自營出口權。對某些具有出口能力和條件的企業可放開自營出口權。同時取消出口紡織品配額許可證管理，擇優分配，不搞黑箱操作，提倡公開招標，以提高我國紡織企業出口積極性。加強出口管理，獎懲并存，對某些出口效益好的企業實施獎勵，如優先出口退稅。

5.在紡織品的國際貿易政策轉變中，政府也應同時做好以下配套服務，逐漸從分配紡織品出口配額的分配職能，轉變為提供經貿信息、法律咨詢為主導的服務功能。

(1)政府在促進企業聯合拓銷，共享品牌，樹立中國產品形象，形成規模優勢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政府在組織企業聯合拓銷方面要注意：一是組織機構必須是公益性的，不能以贏利為目的；二是針對不同市場的特點，組織不同特色的產品，采用多樣的銷售方式；三是爭取多聯絡一些進口商，有條件的企業可以直接進入國外商業的采購系統，多接一手訂單；四是參展廠商之間要公平競爭。

(2)要重視各層次熟悉WTO協議的法律人才的培養。政府、企業要與高校、科研單位聯手培養政府層次的、企業層次的法律人才。通過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利用法律手段來保護我國合法的貿易利益不受侵犯。

(3)建立中國紡織品出口企業聯合會，實行中國紡織品出口行業自律制度。隨著紡織品出口配額的取消和外貿經營權的逐步放開，屆時，中國所有紡織品生產企業無論大小都可以直接從事紡織品有序出口，建立紡織品出口行業自律制度顯得尤為必要。否則大量的紡織品蜂擁到國外市場上，極易造成“傾銷”印象，引起反傾銷調查，甚至可能導致某些發達國家再次對我紡織品出口實行進口限制。

參考文獻：

[1]王玥.論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國際貿易的影響[J].現代商貿工業,2009,(5).

[2]郭克莎,王延中.中國產業的結構變動趨勢——以紡織工業為例[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

篇3

一、美國為什么對我國出口紡織品頻頻發難

（一）導致紡織品貿易摩擦的國外因素

第一，美國借對中國紡織品的制裁緩解貿易逆差及失業壓力。長期以來對華貿易的巨額逆差使得美國國內許多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頗為不滿，他們聲稱中美貿易中的巨大逆差有損美國利益因而應對我國輸美產品予以設限。而我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又以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產品為主，因此當美國以縮小貿易逆差為理由而采取保護性貿易政策時，作為我國出口重頭的紡織品自然是首當其沖了。2005年1月1日，全球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后，我國對美紡織品出口額劇增。美國卻認為是低價進口紡織品大量涌入美國市場造成了美國國內產業工人的失業，盡管事實證明美國國內失業率與貿易逆差之間并無直接聯系，但美國政府則聲稱鑒于“公平”起見，須對發展中國家的進口紡織品采取以抵制政策，因而作為美國紡織品的主要進口國，我國的進口紡織品成了美國國內失業問題的“替罪羊”。

第二，美國對WTO體系下的特保條款和非市場經濟條款肆意濫用。根據中國加入WTO時在《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中國加入WTO工作報告書》中做出的承諾，如果世貿組織成員在確定原產于中國的紡織品由于市場擾亂、威脅和阻礙這些產品的有序發展的話，在與中國磋商未果的前提下則可對中國的出口紡織品進行限制，而由于相關文件中對于“市場擾亂”及“威脅、阻礙相關產品的有序發展”的標準沒有做出明確規定，美國則擅自將此標準當作“自由裁量權”而加以濫用，對我國的進口紡織品肆意制裁。

在對于反傾銷和反補貼的確定上，按照WTO的非市場經濟條款規定，對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與反補貼的界定價格要低于市場經濟國家，這也意味著從2008年特保條款到期到2016年我國“非市場經濟國家”有效期結束的八年間，反傾銷與反補將成為美國限制我國紡織品進口的主要措施。

（二）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中暴露的我國出口紡織業的弊端

第一，出口紡織品同質化嚴重，單位創匯額低。我國出口紡織品多年以來主要有中低檔產品構成，因此在國際市場上難免要走低價競爭的道路，從而給了進口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以可乘之機。產品范圍的狹窄、營銷路徑單一使得我國紡織品出口一旦遭遇制裁往往涉案金額巨大，損失慘重。

另外，與我國其他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一樣，我國的出口紡織品也有技術附加值與品牌價值低的通病，大多數出口紡織品都是國外品牌的貼牌、定牌生產，只能賺取不到10%的加工費，而自主出口產品質量差，檔次低，雖然出口量大，但價值低廉，創匯少。

第二，我國的所謂“非市場經濟地位”是導致我國出口紡織品在美國頻頻遭遇特保調查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中的“非市場經濟條款”已成為進口方對我國紡織品予以制裁的有力把柄，因而我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確立將對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的解決乃至化解與其他進口國的貿易摩擦都意義重大，這也是我國政府外交工作的一項艱巨任務。

第三，出口紡織品行業協會調控能力欠缺。在對美國出口中頻頻遭與特保與反傾銷調查中，我國紡織品行業協會責無旁貸。紡織品出口量增長失控，出口價格失調，在貿易風險之前缺乏相關的預警信息等等，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我國紡織行業協會職能上的不力。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業協會相比，我國的行業協會起步較晚，機制也欠完善。最典型的就是我國行業協會的雙重管理體制即所謂“半官半民”性，使其社會職能不明確，而且我國缺乏與行業協會職權相應的法律法規，這些都導致了我國紡織行業協會的活動范圍受限，執行力度欠缺，從而無法實現對出口紡織企業有效的宏觀協調作用。

二、我國紡織品出口如何面對新一輪的挑戰

第一，從根本上改變增長方式，從量的優勢轉向以質取勝。要想讓我國出口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真正站穩腳跟的關鍵在于“質”而非量，即提高出口紡織品質量與品牌價值，提高高檔產品在出口紡織品中的比例，從而增加單位出口品的出口利潤，讓種種保護貿易政策無從下手。針對當前我國出口紡織品中貼牌生產比例大，且國內品牌價值低、數量少的現狀，政府部門及行業協會應當下大決心、花大力氣，對我國紡織品出口行業結構進行根本上的結構調整，從生產和定價兩方面著手對行業結構進行整治。在出口紡織品的生產方面執行統一嚴格的質量標準，尤其在安全與衛生標準方面向西方主流標準看齊，建立完善的監管體制；在定價方面，必須理順當前低價競爭的價格體制，通過引入相關的最低工資制度、勞保制度、稅收制度等將出口產品價格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在紡織行業內形成定價策略高度統一的“卡特爾”，對個別企業在貿易中追求短期利益的“個人行為”堅決予以杜絕，這樣才能夠保證在長期中所有企業利益的最大化。要使我國出口紡織品在海外市場能夠穩據一席之地，品牌戰略是我國紡織行業的必經之路，我國應通過技術與資金支持在紡織企業中扶持起一批自主名牌企業，通過過硬的質量和高端定價以及一系列完善的營銷網絡在進口國確立起鞏固的市場地位，扭轉國際市場上中國紡織品以往粗制廉價的形象。

第二，做好應對反傾銷與反補貼的準備。但隨著2008年特保條款得到期，反傾銷將成為許多進口國尤其是美國制約我國紡織品進口的利器，并且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逐漸被認可，針對我出口紡織品的反補貼調查也很可能會有增多的趨勢。面對可能到來的紡織品反傾銷浪潮，除了要對出口紡織行業中的價格體系進行整改以外，紡織企業的產權制度也需要得到進一步的理順，根據歐美的反傾銷法，對于傾銷的界定取決于一國政府在資源分配和定價中所起作用程度。產權不明晰是當前我國眾多國有企業的通病，因而許多大型國有紡織企業須加快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在理順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前提下，有效地從機制上切斷產權上的政企關聯，為反傾銷的應對打好基礎。而與反傾銷相比，我國紡織企業對反補貼似乎更為陌生，在應對反補貼方面的人才相當匱乏，相關立法也欠完善，因而當務之急是在紡織行業內大力普及WTO框架下關于補貼與反補貼的法律法規，并盡快在國內培養起一批我們自己的反補貼應訴人才，盡快熟悉與適應國際反補貼應訴規則，為反傾銷應訴做好充分準備。

第三，從單一的出口貿易向全球化經營轉變。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貿易體系中區域貿易協定的比例急劇增長，據統計，2005年在自由貿易協定之下的優惠貿易已占到總貿易的一半以上，與此同時，跨區域的雙邊貿易協定也有所增加，這些都對紡織品貿易有著深刻的影響。區域貿易的一體化對我國這樣在紡織品貿易領域具有全球化競爭優勢的國家是不利的，區域貿易組織的內部貿易對我國紡織品在這些地區的出口會產生巨大的貿易轉移作用，因而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中，應當以合作貿易形式取代單一的出口貿易，通過海外生產及加工貿易的方式繞開區域貿易壁壘，從而利用其內部貿易的優惠安排增大在這些地區的貿易額。

三、結語

伴隨著中國紡織品出口走過了一段布滿荊棘的道路后，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僅僅依靠低廉的價格和大量的銷售額已經很難在國際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了，紡織品貿易競爭的關鍵所在已經不在于誰掌握有低成本的勞動力，而在于生產中的專有技術、高質量高品位的產品、完善的營銷網絡和良好的信譽、服務等等。另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區域貿易集團化的浪潮下，僅僅靠一國國內的生產和出口來占據海外市場的難度越來越大了，要想最大限度的避開貿易壁壘、降低成本賺取利潤，就得本著“大市場”的理念在廣泛地參與各個領域的國際分工與合作，而這些都是新時期國際貿易中綜合競爭力的體現。中美紡織貿易爭端暴露了我國紡織品出口的軟肋，也讓我們意識到要想成為在國際紡織品市場上穩若磐石的貿易強國，提高出口紡織業的綜合競爭力是必經之路，也是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

［1］林娟.品牌之路——中國服裝業后配額時代的必然選擇［J］.黑龍江對外經貿，2004，(02).

［2］胡元禮，董岳.由歐美設限看中國紡織品出口的發展［J］.商業經濟，2007，(07).

［3］保羅.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篇4

一、綠色貿易壁壘的產生及其兩面性 1.綠色貿易壁壘的產生及法律依據 (1)綠色壁壘的產生。綠色壁壘又稱環境壁壘，它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20世紀90年代開始興起，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人類在最大限度的滿足自身物質、文化需要的同時，也使得世界各個角落都面臨著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于是出于保護生態環境和人類安全問題的需要，就出現了綠色壁壘，與此同時，消費者環境意識的提高和全球綠色消費運動的興起也促進了綠色壁壘的發展，近幾年來綠色貿易壁壘日益盛行。

(2)綠色壁壘的法律依據。綠色壁壘在法律上的依據，可追溯至1947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后被《關貿總協定1994》代替)其第20條。該條款賦予WTO成員國以“環保例外權”，即各成員有權以“保障人民，動植物生命健康”或“有效保護可能用竭的天然資源”為理由，而采取限制貿易的措施，這正是綠色壁壘存在的依據。以該條款為基礎，1994年《技術貿易壁壘協議》和《衛生與植物檢疫措施協議》都賦予各國為保護環境而采取措施的合法性。

2.綠色貿易壁壘的兩面性

(1)可持續發展。實施正當綠色壁壘的進口國，是出于保護人類健康或生態環境的動機。正當的綠色壁壘反映了各國對環保的普遍重視，是世界貿易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是人類社會走向文明和進步的標志。我們要想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苦練內功”，提高貿易領域的環保水平以適應它。發達國家動輒設置不正當的綠色壁壘以排斥發展中國家的產品，掩蓋模糊了綠色壁壘固有的正當、合理的一面。該辯證的看待綠色壁壘，善于利用正當的綠色壁壘，從而在國際貿易中掌握主動。

(2)貿易保護主義。實施不正當綠色壁壘的進口國，是指進口國借環境保護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其抬高本國環保標準實際上是為了構筑阻擋外國產品進入本國市場的障礙。其行為主要有兩種表現：其一，對特定國家的相同產品給予歧視性待遇。其二，對國內產品與國外產品實行雙重標準。因此，我們必須提高貿易領域的環保水平以適應它。

二、綠色壁壘對我國紡織品貿易的影響 我國紡織品出口貿易的發展一直受到國際紡織品貿易體制的嚴重制約，配額品種不斷增多，且配額品種的設置主要是針對我國出口的強項。加入WTO后五年的過渡期即將結束，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紡織品、服裝貿易領域的一體化待遇，其中包括美國、歐盟、加拿大、土耳其等設立配額限制的國家和地區分別對我國出口的部分類別的紡織品及服裝產品取消配額限制。當然，國內現行的外貿體制、出口產品結構、產品質量等問題也影響我國紡織品及服裝出口的發展。

但主要表現有兩個方面：一是市場準入，二是競爭力。

1.對市場準入的影響 “綠色壁壘”限制了不符合生態環境保護要求的紡織品及服裝進入市場，特別是發達國家憑借其雄厚經濟實力和先進技術優勢，通過國內立法或特定區域性環境標準，限制別國產品的進入。目前，發達國家對不符下列合標準的產品限制進入市場：PH值、甲醛含量、偶氮燃料、顏色堅牢度、重金屬殘留物、農藥殘留物、防霉變物質、防靜電劑等。我國紡織品或服裝由于重金屬殘留物超過標準，或因未取得環境標志等原因，被限制進入市場的情況也很多。

2.對競爭力的影響 “綠色壁壘”在很多場合下，并不表現對產品市場準入的直接限制，而是通過環境標準的設置或提高原有環境標準，從而提高產品成本，削弱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據報道，深圳出口下滑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企業對非關稅技術壁壘形式估計不足。這種非關稅技術壁壘已讓深圳企業嘗到苦頭。

另一方面，技術壁壘的制定者也為其本國企業找到了賺錢機會，如一家深圳制衣廠反映，歐盟進口商要求出口產品必須使用歐盟國家生產的“環保染料”。與市場準入相比，“綠色壁壘”對產品競爭力的影響更為廣泛和深刻。因為受某種環境標準制約而影響市場準入的產品，往往是具體的、個別的，而因“綠色壁壘”而涉及到產品競爭力的卻是普遍的 、經常的。 3.給紡織品出口帶來的不利影響 環保問題一直是我們的薄弱環節，與周邊地區相比，我國紡織企業在Oeko-Tex Standard 100認證方面顯得較為落后，這成為我國紡織品出口的障礙，中國每年的紡織品出口量，2005年據中方的統計是110億，而美國方面由于加入了經香港轉外銷的數量，統計為136億。顯然，紡織品作為中國對美國出口的重要產品，在外貿出口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美國特殊保障的門檻一設立，紡織品出口已大幅下降。

三、應對我國紡織品綠色貿易壁壘的對策建議

1.走可持續發展的紡織業之路 對工商企業來說，可持續發展意味著采取滿足當前企業及其利益關系者需要的工商策略和活動。同時，保護使之持續并增加未來所需要的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概念的實質放在工商企業的特殊利益領域及其關注上，也意識到經濟發展須滿足工商企業及其利益關系者的需求，還強調了企業經濟活動對人及自然資源(包括固定資本和金融資本)的依賴，并強調指出經濟活動不應使自然和人類資源受到不可彌補的退化或毀滅，紡織品將來出口的趨勢一定是可持續性的。

篇5

1.1深加工出口比重不斷增加，出口逐漸由數量型向質量型、高附加值方向轉化。

表1的有關數據資料表明，1992年一1993年中服裝出口的增長率高于紡織品的增長率，1994年服裝出口增長幅度雖略低于紡織品的出口增長幅度，但其出口仍占總出口額的66.7%。這主要是由于目前原料價格急劇上漲，工資優勢削弱、紡織初級產品的比較效益下降所致。

另據日本化學纖維協會稱，1994年日本從中國進口服裝增長30%，高達81億美元。毫無疑問，服裝出口占整個纖維制品出口的比例日益增長，是產品的附加值增高、加工深度延長的表現。但是從出口的服裝來看，我國服裝價格依然較低，仍是一種數量型、資源型的深加工，是憑借服裝出口數量的大量增加而使出口額增加，而不是通過單件服裝的價格提高。

1.2出口產品的原料結構仍以天然纖維產品為主

從出口的紗線來看，1994年共出口28.05萬噸，其中棉紗線出口達19.49萬噸，占69.5%;亞麻與竺麻紗出口6.14萬噸，占21‘9%;合成短纖與棉混紡紗線出口2.42萬噸，僅占8.6%。而出口織物中，棉織物的出口約占總出口的一半以上。

我國是世界上幾大產棉國之一，并且盛產絲、麻等天然紡織纖維。由于我國在化纖生產方面還處于落后地位，因此出口產品的原料結構以天然纖維為主這一局面可能還要維持相當的一段時期。

1.3直接出口的比重沒有太大增加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纖維制品出口的國家(地區)中日本一直占據第二位，香港是第一位。1994年中國的紡織品和服裝出口總額中對日出口額為73.82億美元，占20.8%;對香港出口額為124.51億美元，占35.0%。中國產品通過香港間接進人其他國家的比重相當大。九七年中國后，可以預見我國對其他國家的紡織品直接出口會增大。

1.4以量取勝的根本格局沒有變化

以梭織服裝為例，梭織服裝94年出口金額142.68億美元，比93年增長30.2%，出口量比93年增加15.1%，而單位產品價格僅增長13.1%。這表明我國出口的紡織產品質量、檔次和技術含量都有一定的提高，但以量取勝的根本格局仍沒有較大變化。中國現正對紡織業的不合理結構進行調整，希望改變以量取勝，產品競爭靠低價的形勢。如果這種格局能得以改變，將大大加強中國紡織產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為重振紡織工業奠定基礎。

1.5原料緊缺限制了中國紡織產品的出口

近年由于棉、麻、絲等原料的供不應求導致紡織業需用的原料價格上漲，單位數量出口價格下降，這給企業的生產帶來極大困難，很多紡織企業被迫停產待料，從而使紡織產品出口受到很大影響。1995年原棉價格開始有所回落，這種緊張狀況才稍稍得以緩解。中國對日本紡織產品的出口同樣具有以上特點，并且在近期內不會有太大變化。

2日本紡織現狀

從發達國家工業化歷程來看，各國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其紡織業也大都經歷了幼稚期、發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四個過程。日本紡織業也不例外，其紡織業已進人衰退期，可謂夕陽產業，無論怎樣予以保護，它的消亡只是個時間問題，而中國的紡織業則正處于興盛時期，兩國若能在這一領域加強合作，那么在經濟上的互補優勢將會進一步得到發揮。目前，紡織產業在日本產業中的比率正在逐漸縮小，其現有企業多為中小型企業，具有專業化程度高，生產規模小，生產周期短，快速交貨等特點，生產產品多屬于高檔紡織品。

日本是一個經濟增長率及個人消費支出大的國家。根據經濟學上的觀點:當一國的人均收入增高后，個人用于食物方面的消費所占的比重會大大降低，而用于衣著、娛樂的費用則會增加。日本自經濟飛速增長以來，其國民的人均纖維消費量在逐年上漲，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對產業用紡織品、裝飾用紡織品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可見，日本市場對紡織產品的需求量還是相當大的，其對紡織品的需求呈現以下特點:(1)成衣需求量大，且追求高檔名牌服裝;(2)時裝周期逐步縮短，款式更新速度快;(3)由于總體購買力的上升，對價格便宜的中、低檔貨需求也將上升，物美價廉的商品仍表現出較強的吸引力;(4)日本對進口成衣沒有限額限制，吸引了眾多制衣廠商進軍其市場，以實現貨源地多元化的目標;(5)日本制衣業取代進口的能力不強，大量原料型產品仍需進口。另外，日本商家獲信息快且準確。

3、中國要進一步大幅度提高對日紡織品出口額將困難重重。

1993年日本紡織產品進口2萬億日元的總額中，中國的比重高達42%，金額為8470億日元。日本是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國家，歷來國內貿易保護主義色彩濃厚，中國紡織產品對日出口的激增長，使日紡織業受到很大沖擊，鑒于此，日本通產省1994年12月5日生效一份《關于制定紡織品保障措施的手續問題》的提案，規定了動用MFA保障條款保護日本紡織業的具體操作手續，首當其沖的對象就是中國。如果日本只對中國設限，那么其他國家就會利用此機會搶占日本市場。因此，中國對日紡織品出口情況不容樂觀。

日本現正實行貨源地多元化的政策，使其對某一國的進口都不至于完全占領該國的市場，而近幾年中國紡織品已占日進口紡織品數的一半左右。加之，日本市場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如:高標準測試要求;分銷渠道復雜及一些強大的工業聯盟等等，這一切都使中國對日出口紡織的難度加大了。當日本的人均纖維消費水平達到飽和之后，其國民的消費就會轉向其它領域，到那時中國要再想提高對日出口量將會更加艱難。

從以上幾方面的情況分析看，近期中國對日紡織品出口不利因素多于有利因素，但是通過雙方加強合作，共同開發新領域，兩國貿易前景仍是美好的。那么近期中日紡織品貿易具有怎樣的發展趨勢呢?我們認為有以下幾點:(1)中國對日紡織品出口總額不會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甚至可能會有所減少;(2)中國對日出口成衣比重會逐年增加，紡織品生產原料仍然以天然纖維為主;(3)日本在1997年以前，將保持我國紡織品出口主銷市場的第二位，1997年中國后，可望成為我國最大的紡織產品出口國家;(4)中國紡織品在日本市場所占份額比前兩年有可能減少;(5)中國從日本進口的紡織品化纖原料將進一步增加。

隨著南亞和東盟各國紡織業的興起，中國紡織業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保持原有的市場份額，將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在當前形勢下，我們建議應采取以下對策:(l)中國紡織工業出口企業應該加強市場多元化戰略，以免一國設限，就造成嚴重影響;(2)對產業結構的調整應朝高附加值、深加工的服裝業進軍;(3)切實落實外貿部門的各項規章制度，針對日本可能提出的關于限制紡織品進口的雙邊磋商，采取靈活的應對策略;(4)九十年代，按照國際紡織品出口發展規律，我國紡織品出口已進人成熟期，而且現階段紡織工業作為出口支柱產業為國家積累外匯資金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因此，國家還應大力扶持紡織工業，促進出口。

參考文獻

篇6

關鍵詞：中美；紡織貿易；摩擦

2005年1月1日，實施了30多年的紡織品配額制度完全取消，國際紡織品貿易一體化。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進口國，中國是世界上的紡織品出口大國，中國的紡織品服裝出口迎來了后配額時代。中美紡織貿易摩擦正以各種形式頻繁發生，對此中國應高度重視并應采取應對措施。降低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給中國帶來的不利影響。

一、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的影響

中美紡織貿易摩擦頻繁發生，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貿易戰是一把雙刃劍，傷到他人的同時也會傷到自己，這對中國和美國都會產生正面和負面的影響。

（一）對美國而言

1.對美國的負面影響。

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貿易戰是一把雙刃劍，美國極有可能會遭到中國的貿易報復。中國的紡織品成品半成品不能出口到美國，美國國內的零售商和原材料生產商也不能正常生產，使其利潤降低。紡織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的勞動力價格相對較高，中國的勞動力價格較低，中國的紡織品價格較低，低價的中國紡織品在美國的銷售受到限制，這樣美國國內紡織品價格上升，美國消費者不得不承擔高昂的紡織品價格，對紡織品的需求降低，不利于美國紡織企業發展。

2.對美國的正面影響。

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中國向美國出口紡織品困難加大，大量的中國紡織品無法在美國正常銷售，中國紡織品在市場上的數量大大減少，紡織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的紡織品價格較低，在美國市場具有一定競爭力，中國紡織品數量的減少使得美國本土的紡織品生產商少了一個競爭對手，美國紡織品生產企業的銷售量便會提高，利潤提高，從事該行業的人員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也會得到改善。

（二）對中國而言

1.對中國的負面影響。

配額取消后，美國對中國紡織品需求增加，中國的紡織品產量上升，由于紡織行業進入門檻較低，大量生產資料涌向紡織部門，但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大量的中國紡織品無法在美國正常銷售，中國紡織品商人的利潤和收入降低。紡織品生產受到嚴重影響，由于紡織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會導致中國的就業率降低。

2.對中國的正面影響。

中美紡織貿易摩擦對中國也有正面影響。它使得我國紡織品生產企業開始思考，意識到自身的不足，并積極采取措施加以改正，積極設立科研部門，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走品牌戰略，注意保護環境，提高企業的自身素質，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使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強競爭力。

二、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產生的原因

前文已經闡述了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的影響，那么何為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產生的原因。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的產生，中美雙方都有責任，不能把責任都推到美國身上，中國也應該從自身尋找原因。

（一）從美國方面考慮

1.美國自身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抬頭。

中國是世界紡織品出口大國，自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后，大量我國紡織品出口到美國，紡織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我國勞動力相對美國價格較低，我國充分利用勞動力優勢使紡織品成本降低，價格在美國市場上有很強的競爭力。美國市場是高度自由競爭的市場，中國紡織品進入美國市場后，將導致美國國內紡織品價格的下降，紡織品部門的資本收益率會趨于下降，紡織品部門的產出將會受到影響。中國的紡織品對美國形成巨大壓力，美國國內紡織產業競爭力下降，美國便會在公平貿易的政策下加強貿易保護。

2.美國國內政治因素影響導致中美紡織貿易摩擦。

中國紡織品占領美國市場，嚴重影響美國紡織產業，紡織產業工人收入降低，紡織業作為美國傳統支柱產業，從事紡織業的美國勞動者人數眾多，工會便會向政府施壓，迫使政府頒布紡織品貿易保護政策。政府官員為了自己的選舉利益，爭取更多的選票，也會制定針對中國紡織品進口的貿易政策。

3.歐美大環境對美國產生的影響使得美對華加大貿易摩擦。

在2005年1月1日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后，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紡織服裝品數量大幅增長，這也存在一定的隱患，引發歐洲對我國展開貿易戰，如歐盟重啟對華聚酯纖維面料反傾銷調查，對紡織服裝品要求產地證明等，這些都會影響到美國對華紡織服裝品的態度。

（二）從我國自身考慮

1.中美貿易長期不平衡。

表現為中美雙方國際收支的統計口徑和統計方法不同，美國用的是“原產地”原則。這就將中國從香港或者其他國家出口到美國的商品都算入中國，美國用的是到岸價格，與中國的算法差了運費和保險費，美國也沒有包括他們優勢的服務貿易。

2.國內紡織產業結構不平衡導致摩擦產生。

中國紡織產業結構不平衡，企業多以小型為主而且分散，缺少市場競爭力；大型企業大都缺少核心技術，跨國資源配置能力不強。中西部差距依然較大。配套原材料發展比較緩慢，普通纖維產品生產量較大，產能增長較快，而科技含量高、功能品種多樣化纖維卻比較短缺。紡織產品生產多集中在勞動密集的服裝加工中，且競爭十分激烈；而高技術含量的紡織品生產較少。

3.中國紡織品生產企業自身存在問題。

中國紡織服裝企業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以及渤海灣地區和山東。紡織服裝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我國紡織生產企業利用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大量生產。紡織企業自主生產性不強，他們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不能自主設計，生產適合銷路的產品，產品出口主要是定牌、貼牌加工，缺少自己的優勢品牌。有些紡織企業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

參考文獻：

[1]洪涓,張家艷.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06,4

篇7

2005年6月11日，中歐雙方就解決近期紡織品貿易爭端最終達成協議，避免了雙邊貿易摩擦的進一步升級。但美紡織業不買中歐模式的賬，美國“夕陽產業”的代表組織美國紡織業制造商協會認為，在美中兩國解決紡織品貿易問題之前，它們會不斷要求政府對更多的中國進口紡織品設限。截至8月31日晚，由于中美在紡織品糾紛問題上的立場依然相距甚遠，被外界寄予厚望的中美第四輪北京磋商無果而終。

眾所周知，紡織業是一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是“夕陽產業”，由此，我們不禁想起了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維農以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象為研究對象，提出了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產品周期理論。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以產品生命周期中各階段生產區位的變化來解釋國際產業轉移現象。該理論認為，美國企業對外投資活動與產品周期有關，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在產品周期運動中，由于生產條件和競爭條件變動而做出的決策。維農把一種產品的生命周期劃分為創新、成熟和衰退三個階段。在產品生命周期的第一階段，即技術創新時期，由于產品需求彈性較小，成本差異對企業生產區位選擇的影響不大，因此，產品生產一般集中在國內，國外市場需求基本依靠出口滿足。在產品生命周期的第二階段，產品技術逐漸成熟，國內外對產品的需求隨之擴大，產品價格彈性增加，對降低成本的要求十分迫切。同時，產品的樣型已經穩定，仿制開始，技術優勢弱化。由于競爭對手出現以及擔心喪失國外市場，企業紛紛將生產轉移到國外，投資地區一般選在收入水平和技術水平與母國相近的地區。第三個階段是產品的衰退階段，此時，產品已完全標準化，企業的技術優勢喪失殆盡，產品競爭圍繞著價格展開。為了降低成本，企業將生產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和地區，以延長產品生命周期，因而，企業該階段的產業轉移主要流向發展中國家。維農認為，在產品衰退階段，企業的壟斷或寡占地位已不復存在，企業之間的競爭基礎是價格和成本。這時企業最關心的是尋找成本低的產品生產區位，于是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成為跨國公司選擇的最佳生產區位。他認為，那些生產過程需要大量勞動投入的標準化產品最有可能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生產。在發展中國家生產的這些產品或是運往國內供應國內市場或是銷往其他國家。

總體而言，紡織業是歐盟國家和美國的傳統優勢產業之一。在上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里，歐洲和美國無論是在紡織品的生產和貿易上，還是在技術和工藝的創新上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紡織業又是一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歐美的勞動力成本高，已喪失了價格成本的競爭優勢，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發達國家應該將該產業轉移出去以獲得比較優勢。但是，歐盟和美國的紡織業仍然存在，是一個強勢的“夕陽產業”，而且還常常就此和中國展開貿易戰，大有重新將該產業轉回來之勢。這就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產品第三階段理論”相矛盾了。仔細想想，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第三階段理論”除了包括“眾廠商相對而言是競爭的，不是寡占或壟斷的”這個假設外，還應包括這樣的條件。那就是（1）發達國家在“原來產業”的衰退階段，已經開始了新產品的研制和投產，并且必須和“夕陽產業”的生產時間上繼起，空間上并存，也就是說產業結構調整已經完成。（注意：“夕陽產業”是“原來產業”轉移一部分后所剩下的部分）。（2）發達國家新產品所創造的新的市場需求，和剩余的夕陽產品所創造的剩余市場需求之和必須大于“原來產品”所創造的市場需求，否則發達國家會吃虧的。用公式表示就是：D1+D2>D3（D1表示新產業的市場需求，D2表示夕陽產業的市場需求，D3表示原來產業的市場需求）。從這個模型我們可以分析，如果D3足夠大，當D1一定時，D2也較大。如果此時將產業全部轉移，也就是D2=0，那么就會出現等式左邊<等式右邊，這樣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會縮小，他們就會吃虧。（3）在混合經濟的今天，夕陽產業的轉移必須考慮政府的因素。如果這三個條件不同時具備，在產品的衰退階段，發達國家的產業不會輕易轉移出去。

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轉移產業不僅考慮成本，也考慮了以上所說的三個條件。這就能夠很好地解釋中國和歐美紡織品貿易的爭端，與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并不矛盾。首先，第一個條件很容易理解，如果新產業和夕陽產業不是時間上充分繼起，空間上充分并存，也就是還沒有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或沒有充分調整，那么產業的轉移就不可能充分進行。根據紡織業的規模和產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歐盟成員國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組。第一組是工業化水平高，紡織業已基本完成產業結構調整的國家，包括德國、荷蘭、英國、瑞典、丹麥、芬蘭等，也是此次不支持甚至反對歐盟對中國紡織品設限的國家。第二組是工業化水平高的紡織品生產大國，產業結構還來不及充分調整，主要包括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是此次要求限制中國紡織品的呼聲最高的國家。第三組是工業化水平相對較低的一些新入盟國家。這組國家又可以細分為包括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在內的紡織品生產大國，以及波羅的海的紡織品生產小國，這些國家的勞動力成本較低，其紡織業的優勢也在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加工上。這組國家對中國紡織品“沖擊”的體會非常真切，自然會站到支持歐盟設限的陣營中去。其次，我們來看第二個條件。歐美紡織業之所以是強勢的“夕陽產業”，是因為等式右邊的D3足夠大，故D2還具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這時發達國家企業會先考慮市場需求，而成本價格劣勢就通過政府來尋求保護。在美國，日益衰落的紡織業和服裝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并不亞于汽車工業，該產業的工業增加值高于汽車工業。50年代末，紡織業的產值占制造業產值的4%，如果把紡織業和服裝業合并計算，它在1980年占制造業產值的5．6%。雖然紡織業已難以再稱得上是歐盟的優勢產業，但是它對于歐盟經濟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視。目前，紡織業產值約占歐盟工業總產值的4%，歐盟仍是世界第二大紡織品和服裝出口國。因此，紡織業和服裝業一直是歐美等國家重要的工業部門。原因就在于D3足夠大，所以D2也很大。再次，在如今混合經濟的時代，國家對經濟實行宏觀管理，而充分就業政策是所有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第一個頭等大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能夠大規模的吸納就業人員，所以發達國家是不肯輕易丟掉這個重要的夕陽產業。在美國，紡織業和服裝業在經濟中的就業人員的數量高于汽車工業，20世紀50年代末，紡織業的就業就占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的6%，如果把紡織業和服裝業合并計算，它在1980年占制造業就業人數的10．6%。在歐盟，紡織業就業人數占歐盟制造業的7%，這樣的產業發達國家怎么能舍得放棄。超級秘書網

因此，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有它存在的條件，中國和歐美的紡織品貿易爭端是一個正常的經濟現象，用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可以對他進行解釋。可以想象，只要”夕陽產業”市場需求大且能吸納大量勞動力，發達國家不會輕易放棄，他們必然會尋求政府去彌補他們的成本和價格上的劣勢。我們只有抓緊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出口商品結構，這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參考文獻

篇8

1江西省進出口貿易現狀分析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具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從正面來說,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人民幣的國際購買力增強,有利于降低進口商品價格,使國內消費者受益,同時,也可以降低以進口原材料為主的出口企業的生產成本。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有利于促使國內企業努力提高產品競爭力,增強中國企業國外投資能力。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導向型行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出口價格的相對提高,這意味中國產品在國外價格競爭力的下降。另外,出口企業還會遭受出口收入轉化成人民幣時的匯兌損失,以及由于出口量減少造成的損失。

人民幣升值對外貿企業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直接匯兌損失。企業從簽訂合同到合同真正履行需要幾天甚至一月時間,買方按合同付價,隨著人民幣對美元的不斷升值,外貿出口企業結匯時就會產生較大的匯兌損失,影響企業盈利。以紡織業為例,我國紡織品出口基本上是用結算方式,一季度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使該行業出口企業普遍遇到很大困難,企業的利潤空間基本上消失。

(2)對于國內采購企業,人民幣升值導致成本上升,國際上成本優勢逐漸喪失。

(3)出口成交難度加大且具有不確定性。針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變化較大的情況,大部分中小企業出口成交具有不確定性。例如,多數出口加工企業交貨期一般在3-5個月,企業計價時要考慮到幾個月以后的匯率水平,多數企業用6.6-6.7的水平計算,由于產品多數屬于低附加值產品且沒有定價權,客戶往往不能接受美元報價進行提價,訂單因而轉向越南等其他國家。

據南昌海關統計,2008年上半年,江西省進出口總值達62.2億美元,同比增長55.3%。在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前提下,江西省對外貿易保持50%以上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得益于進口的大幅增長和多晶硅等少數出口產品的迅猛增長。

雖然2008年上半年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長,但主要是由少數出口產品帶動的,在此次調研中,多數出口企業目前處于艱難境地,處于困難的企業整體出現以下幾大特點:

①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受損嚴重。產品附加值低,其出口利潤空間小,人民幣升值以后,其經營、生存壓力較高附加值產品更大,有些甚至將無法繼續出口。以紡織業為例,2007年三分之一的紡織企業利潤率有6%-10%,整個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3.9%,2008年一季度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達到4.49%,使得很多企業面臨的是做多虧多的境地。

相對而言,高附加值的產品,由于其有較大的利潤空間,且有一定的定價權,人民幣升值造成的損失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得到消化。

②原材料國內采購,出口采用美元結算的企業影響較大。

調研中,一家名為廣盛電子的企業稱,人民幣升值對企業影響很大,他們采用的模式是內購外銷,也就是原材料國內采購,產品國外銷售,2008年以來,僅匯兌損失就高達800萬,而公司的年凈利潤也僅800萬,匯兌損失完全擠占利潤空間。相對而言,儲科電子采取的是原材料進口,產品外銷的模式,該公司工作人員稱幾乎感覺不到人民幣升值壓力。

2江西省進出口企業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

2.1企業避險意識和能力較差

由于長期以來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觀念較為淡薄。在此次調研的眾多企業中,絕大多數企業沒有采取任何經濟手段規避或管理匯率風險,僅僅把匯率風險歸于政策性因素,僅有一家公司利用外匯市場進行套期保值來規避風險。

2.2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產品服務創新相對滯后

由于我國金融機構還不具備承擔外匯風險的能力,放開人民幣匯率,未知的風險和沖擊可能給我國金融市場造成很大壓力。

2.3產品附加值低

產品附加值低的加工貿易導致企業沒有定價權,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被動地位,人民幣升值擠壓利潤空間,產品漲價又不被顧客接受,所受沖擊比較大。超級秘書網

3對策建議

(1)原材料與上游產品價格大幅上漲。綜合計算,由于原材料及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國內企業生產成本上升了20%-30%,成為推動企業成本上升的第一因素。

(2)國內外貿政策的變化。近幾年來,由于國際貿易順差不斷拉大,國內被迫調整了外貿的出口政策。調整的基本方向就是對勞動密集型低加工工業的出口予以限制,給企業制造了很大的成本。尤其是對紡織鞋帽、珠寶首飾、皮革、加工、飼料等傳統優勢產業沖擊較大,這些企業又集中在珠三角地區。

(3)央行實施貨幣從緊政策影響。央行嚴格限制貸款規模,進一步加劇了出口加工企業資金困難。

在此次調研中,我們發現,從產品需求彈性的角度分析,人民幣有限升值對出口會產生一定影響,但是不會對出口產生嚴重打擊。出口企業的艱難情況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在政策制定方面也需考慮到上述幾大因素。從企業自身角度來看,應對策略的選擇比較重要,政府積極地對外貿企業應進行該方面的引導。

①外貿企業應該高度關注外匯市場,采用金融手段積極規避外匯風險。

要引導企業轉變經營理念,提高企業的主動避險意識,并引導企業加大該方面專業知識和人才的引進,使企業掌握匯率避險方法、工具,進行主動避險。

②開拓新的出口市場,同時擴大內銷,雙管齊下。

長期以來,江西的三大出口市場分別是歐盟、美國、中國香港。今年上半年則發生巨大變化,排名前三位的為歐盟、美國、東盟,出口額分別為6.8億美元、3.8億美元、3.5億美元,東盟躍升為江西省第三大出口市場。這一現象也表明,在人民幣升值的環境下,為了更大的利潤空間,存在出口市場轉換的趨勢,這種轉移也緩解了人民幣升值對江西省外貿的影響。同時,大多數出口企業在此刻都在積極地拓展國內市場,保存利潤空間。

③優化產品出口結構。

外貿企業提高應對能力的根本措施是優化產品出口結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走高質量、品牌化之路,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確保我國外貿企業具有長期的競爭優勢。在適當的時候,我國外貿企業更要大膽的走出去,減輕國內貨幣升值帶來的沖擊力,提高自身的競爭實力,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4)結匯多元化。

外貿企業應該從自身效益出發,在出口結匯時,不要單盯美元一種外幣。根據出口地區不同,經與外商協商,選擇其它在國際市場流通且匯率穩定可靠的幣種作為結匯外幣,如歐元、日元、英鎊等。

從政府角度來說,可以主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①調整產業結構。結合自身情況,鼓勵全省各進出口企業堅持以科技進步為推動力,改變過去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的格局,大力調整和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對高附加值企業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②鼓勵原材料海外采購。人民幣升值使原材料海外采購具有優勢,由于進口關稅,運輸成本等導致眾多企業對原材料海外采購望而卻步,針對這種現象,政府可以對外貿企業進行一定的進出口運費補貼等政策支持。

參考文獻

[1]林宗卿.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溫州進出口貿易的影響[J].經濟論壇,2008,(8).

篇9

3、 出國之前，委托商旅接待機構在訪問國當地的報紙上刊登貿易訪問新聞廣告，用廣而告之的方法向訪問國當地的貿易潛在客戶訪問團將于何時帶何貿易產品和合作項目訪問該國，并歡迎光臨及交流洽談等新聞廣告，以尋求更多之貿易客房。切忌到了訪問國后再現找客戶，那已經太晚了，也太遲了。

篇10

統計指標體系是開展統計工作的“龍頭”。關于貿易統計指標體系問題，3年前有過一場討論，國家統計局也召開過專題研討會，形成的共識為：貿易統計既要反映全社會商品流通和商品市場運行全貌，又要反映批發零售貿易和餐飲業行業的發展變化狀況。一方面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統計要保留，因為它是反映全社會商品市場運行的唯一指標，許多地區還將其納入政府工作的計劃考核指標，盡管這一指標具有計劃經濟色彩,而且也不符合國際慣例；另一方面，為滿足國民經濟核算的需要，并有利于與國際接軌,貿易餐飲業行業統計要盡快建立和完善起來,這方面的工作隨著流通體制改革的深入和流通產業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工作量和難度都將大大增加,貿易統計工作重心必然要轉向貿易餐飲業行業統計。

近年來，貿易統計指標體系圍繞上述兩條主線，進行了不斷充實和完善，目前基本框架已經成熟或基本成型，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1、對當前經濟和市場環境的變化反應不靈敏。例如，對政府關心的商品市場總量平衡狀況、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糧食、棉花、石油、鋼材等)供求信息反應得不夠；同時反映流通產業現代化進程的指標和分組過于簡單,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反映商業連鎖經營和現代商業業態狀況的統計制度。2、貿易統計指標體系不完善.目前貿易企業生產資料銷售量僅占社會銷售量的20%左右,不能反映生產資料市場全貌；同時價格信息是商品市場最為敏感的信息，但目前商品價格統計與流轉統計為“兩張皮”，按不同的統計方法從兩個渠道自下而上地統計，難于科學、全面和及時的分析商品市場全貌。3、現行的貿易餐飲企業的統計限額標準缺乏科學性和實用性.目前貿易餐飲業統計限額標準過高,能夠達到限額標準而進行全數調查的企業數量太少，從而形成了與其他專業統計“抓大放小”截然相反的結果，貿易統計必須“抓小放大”，因為按現行限額標準，限額以下企業和個體戶的商品流轉量所占比重很大，影響市場趨勢。而目前受多重因素的影響，限額以下企業和個體戶又難于抓住和抓好。這是目前貿易統計數據質量下降的重要因素。4、目前貿易統計非調查（或派生）指標很少，從而直接影響和制約了貿易統計資料的深度開發。加之現行統計資料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導致貿易統計資料的利用程度很低。針對上述問題，筆者建議：

（一）貿易統計指標的設計應以滿足用戶需求為目的，采取務實和相對靈活的原則。貿易統計指標體系應隨著經濟和市場環境的不斷變化而相應調整，不應當是一成不變的。目前首要的是恢復居民購買力平衡統計和主要商品產銷平衡統計核算制度。因為在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品流通領域，絕大部分商品處于買方市場，市場環境相對寬松，政府的注意力必然轉向如何啟動內需以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如何確保商品總量平衡以防止市場波動、如何保護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的國家安全等。在從事這方面的分析研究時，居民購買力平衡統計和主要商品產銷平衡統計資料無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時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對國內市場起著預警的功能。可考慮僅要求在國家和省兩級統計局利用相關資料進行編算，并不增加基層負擔。

（二）盡快制定科學合理和實用的貿易餐飲企業統計劃型標準。貿易餐飲業企業劃型尚無國家標準，但統計上有一個限額標準，目前這一標準作為貿易統計開展目錄抽樣的依據，即對限額以上企業實施全數調查，限額以下企業和個體戶實施抽樣調查。筆者認為批發零售貿易業、餐飲業企業限額標準對貿易統計工作尤為重要，它直接影響著貿易統計工作的格局和今后的發展方向。根據目前的限額標準(批發企業年銷售額2000萬元及以上、零售企業500萬元及以上、餐飲企業200萬元及以上，年末從業人員分別為20人、60人和40人)，限額以上批發零售企業的銷售額占全部批發零售貿易業的47%，其中零售企業僅占26%；企業單位不足3萬家。建議將目前的限額標準降低，也就是要提高限額以上企業的比重，其銷售額應該提高到70%以上，其中零售額比重應提高到60%以上。屆時限額以上企業約達到7萬家，足以反映商品市場的總規模和發展變化趨勢。今后貿易統計只要緊緊抓住這7萬家限額以上企業，工作就會變得較為主動，數據質量也有一定的保障。也可減輕限額以下貿易業抽樣調查工作的壓力。同時現行的許多貿易統計信息(如限額以上企業財務統計指標)也會“身價倍增”，變得很好用了。

（三）要在“十五”計劃期內取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指標，從而完成貿易統計核心指標的過渡，并完善貿易統計指標體系。我國即將加入WTO，貿易統計必須象其他專業統計一樣，加快與國際接軌的步伐。現行的貿易統計核心指標“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指標，由于其自身存在許多弊端和目前資料采集方面的制約，數據質量不斷下降，已經難以為繼；從現在開始，必須統一認識，逐步弱化這一指標，相應突出和加強批發零售貿易業、餐飲業(可能的話應含服務業)的商品零售額統計，因為它涵蓋了90%以上的商品零售額，目前可考慮同時公布以上兩個指標，2年以后用后者取代現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指標。同時完整的商品市場是由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兩大市場組成，生產資料流通總規模的發展變化，反映社會再生產的規模和水平。要在國家和省兩級統計部門，主要依據工業統計報表和貿易統計報表有關指標，按季度測算社會中間產品銷售總額(或稱社會生產資料銷售總額)。從宏觀上反映生產資料市場的發展變化，這項工作對于貿易統計來說也是責無旁貸的。

（四）要從宏觀上研究商品流轉統計與商品價格統計的配套問題。這個問題目前比較復雜，因為涉及到現行統計體制問題，但現在必須認真的研究。在現行統計體制基本不變的前提下，可以設想將目前商品零售價格統計基層的采價過程與目前基層商品流轉統計過程有機的結合起來，確保商品價格統計和流轉統計基礎資料的配套，然后按現行統計體制，在縣級統計局“分家”，分別按貿易統計和價格統計的不同渠道逐級上報。這樣綜合資料和許多結構性資料就能配套使用了。

二、關于目前貿易統計制度的改革與完善

統計制度是政府統計部門對調查對象、調查內容、調查表式、調查方法、報送時間及方式等內容進行的專門規定，它既是對統計指標體系的具體體現，又是對具體統計調查工作的綜合要求。統計制度的改革相對于指標體系改革而言，既有從屬性，又有相對獨立性。就目前貿易統計制度的改革來講，筆者認為要注意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一）貿易報表制度修訂要遵循“進度側重反映趨勢、年度側重反映總量與結構”的原則。目前貿易餐飲業報表體系中，必須精簡進度報表內容與工作量，以利于上下都能輕裝上陣，快速反映商品市場發展變化動態。進度統計只要反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貿易企業商品銷售總額及其主要構成情況；年度統計則必須全面反映貿易餐飲企業基本情況、流通總規模及其結構狀況、企業財務狀況及其經濟效益等，為深入分析研究流通產業發展現狀、為宏觀決策以及為國民經濟核算提供基礎性資料。

（二）要強化商品類值統計、弱化現行行業統計。目前國民經濟行業分組標志越來越難以反映貿易企業真實狀況，因為按現在許多企業的實際經營范圍，己經無法準確地界定和將其劃歸為某個行業，流通企業在一定范圍內經營的情況己不復存在。年度統計中的按企業登記注冊類型分組統計應加強，因為它反映企業所有制結構；而行業分組目錄要大為壓縮，僅區分為批發業、零售業、餐飲業即可，因為再細分既難于操作，也缺乏經濟分析意義。同時要強化對貿易企業商品經營類值的統計，因為詳盡的商品分類信息，對處于上游的生產環節和處于下游的消費環節均具有導向作用。建議將目前我國商品分類目錄由37個增加到60個以上。

（三）要加強對商業經營方式和零售業態的統計。我國即將加入WTO，外資開始搶占我國零售市場。這樣一方面加快了零售市場與國際接軌的步伐；另一方面又極大地改變了我國商業傳統的經營方式和單一的百貨商店零售業態，目前國內零售市場可謂“百花齊放”：連鎖經營迅速發展，連鎖企業達1500余家，連鎖門店超過26000家，銷售額突破了1500億元，超級市場和專賣店亦應運而生。我國商業尤其是零售商業已步入重組時代。但目前尚未建立起完整的涵蓋全社會的商業經營方式和零售業態的統計制度，既不能為政府提供零售市場翔實的結構資料，也不利于我國零售業的國際比較研究。因此建立完整的連鎖經營和零售業態統計制度，無論是對探索其發展變化規律，還是引導和規范市場行為，都是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

（四）要進一步完善商品交易市場定期統計制度。商品交易市場即有固定交易場所、進行經常性常年交易、并設有專門管理機構的現貨交易市場。這種我國特有的商品交易形式近年發展很快，目前全國較為規范的市場近6萬家,年成交額突破2萬億元，商品零售額己占全社會的20%。對繁榮經濟、方便生活、安排就業均作出了貢獻，這種交易形式將在今后很長時間內存在和發展。我局在1999年進行了商品交易市場基本情況快速調查基礎上，于2000年起建立了重點商品交易市場成交情況的的季報制度，目前已基本走上正軌。今后主要從報表運作方式、完善統計指標上進行規范和完善。

（五）要盡快研究建立主要商品品牌統計制度。我國目前的商品市場己處于買方市場，大家關心的己經不是哪些商品好銷，而是哪種品牌的商品好銷，因而商品的品牌信息己經成為商品生產者、經營者和消費者共同關心的信息。統計部門必須順應市場形勢的變化，適時地研究建立主要商品品牌統計制度。可考慮將目前“限額以上批發零售貿易業商品銷售、庫存”年報表設計改造成“限額以上批發零售貿易業主要商品品牌統計”年報表，選擇與人民生活和生產建設密切相關的30種商品進行品牌信息的年度統計。

三、關于貿易統計調查方法的改革

我國的貿易統計抽樣調查工作是隨著商品流通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場環境的變化而提到議事日程上的。從小型貿易企業開始，到目前己經擴大至包括個體經商戶在內的全部限額以下貿易餐飲業；由于多方面因素，前期推進的速度慢一些，而近2-3年推進的速度明顯加快，目前各地區普遍完成了小型貿易餐飲業和個體戶的抽樣調查試點工作，近10個地區經過連續抽樣調查的觀察和驗證，己經達到國家規定的抽樣調查精度，具備了用抽樣調查數據替代全面統計數據的條件。這項工作的成績應該肯定，但影響這項工作整體推進和深入開展的問題仍很多。除具有與其他專業抽樣調查工作相同的問題(如受分級經濟管理模式的制約而使抽樣調查工作的推廣困難重重、各種干擾因素影響抽樣調查數據質量、受傳統統計調查模式的影響和束縛而使統計系統自身缺乏調查方法改革的內在動力等)之外，目前貿易抽樣調查工作還受調查方法、調查體制以及保障條件等因素制約。所以必須從整個統計設計和理順統計體制的全局出發，統籌考慮和合理安排，才能使貿易抽樣調查工作深入和扎實地開展下去，真正發揮出統計調查方法改革“突破口”的功能。

從近期工作看，各地區已普遍開展了貿易餐飲業抽樣調查的試點和探索工作，只是工作的深度和廣度不同而己。目前必須盡快結束全面試點，將工作重點轉入抽樣調查成果的應用，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在2-3年內使各地區的貿易抽樣調查工作達到具備用抽樣調查數據替代全面調查數據的條件，并在經費基本到位的前提下，在盡可能多的地區實現數據替代。數據替代及其相關工作的完成，即貿易抽樣調查工作基本到位。當前必須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必須盡快對全國的貿易抽樣調查方法和樣本戶調查指標進行規范和統一。對貿易抽樣調查方法的采用，國家未作統一規定，只提供了參考方案，由各地區結合實際靈活運用。但目前這項工作進入應用階段后，改變各地調查方法的多樣性以利于調查資料的開發利用就成為一項重要的前提條件。經過多年的實踐，可以按“小型企業采用分層等距抽樣、個體戶采用整群抽樣”的思路來規范和統一全國的貿易抽樣方法。各地區根據這個原則并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實施方案，確定抽樣總體和樣本量，只要對本地區有足夠的代表性即可。國家只要求達到一定的調查精度和按一定要求與格式上報抽樣調查資料。同時對樣本企業(戶)的調查指標和相關要求(如調查頻率、數據采集方式等)也應統一，以利于抽樣資料地區之間的可比和全國抽樣調查成果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