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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 F2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取得顯著成效。根據統計年鑒數據顯示，截至 2007年末，中國城鎮化水平已達 44.9%。 到 2010 年城鎮化率達到了 47.5% ，2012年2月22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指出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比例達到了51.3% 。但是在城鎮化迅速發展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其存在的眾多問題。

一、中國城鎮化中面臨的問題

中國農村城鎮化的推進面臨諸多因素的制約，要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目標，就必須找出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主要問題，進而創造條件找出解決問題的對策。

（一）城鄉經濟融合度不高

城市與農村經濟聯而不合、合而不一，城鄉功能雙向輻射力度不足，城鄉諸要素之間物質、能量、信息交換尚不暢通，缺少相互間緊密的配合和支持。城鄉產業之間的關聯度低，農產品加工業不發達。世界發達國家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之比為 3:1，而我國僅為 0.5:1；加工食品占飲食消費的比重發達國家為 90%，我國僅占 25%。由此可以看出，農村經濟各產業之間關聯度太低，農業產業鏈條短，這種情況既影響了城鄉的商品交換，更使城市和農村形成了彼此孤立的經濟體系。

（二）城鄉資源配置嚴重失衡

城鄉統籌發展，有賴于城鄉資源的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在我國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入，城鄉社區更加開放的態勢下，市場在城鄉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強化，城鄉資源流速加快，流動規模不斷擴大。由于我國農業是個弱質產業，風險大、比較效益差，資金回報率低，因此城市資源要素缺乏向農村流動的內在動力，農村資源要素受市場利益機制的驅動，爭向外流，向城市集聚，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擴大。

（三）農民土地缺失

政府在土地一級市場上的壟斷性征用，導致城鄉土地市場價格差和城鄉土地市場分割，導致大量無地失業農業人口的出現，嚴重損害了農民、農村和農業利益，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 30 余年以來，政府向農業征用土地所產生的城鄉土地價格差累計達到2000億元，這些資金又全部投入到了城鎮。在某些地區，由政府壟斷性征用所導致的土地市場價格差甚至成了政府推進城市化、維持政府運行的主要收入來源。

（四）農民工問題

近些年來隨著國家政策對農業投入力度的增大，實施“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發展思路，大大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農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也促使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

農民工進城后被排斥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外，難以實現市民化。農民工進城一方面是農民自身發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城鎮化的必由之路，更是國家現代化的需要。農民工進城作為中國城鎮化的一條路徑，有其可行性和現實性。但現實情況是，能夠真正由農民變為市民的群體只是占了少數，大部分人很難在城市獲得穩定的職業和收入來源，不確定性對農民工來說是一種常態。具體來說，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在保障水平和覆蓋范圍上都有明顯差距，農民工在勞資市場上的弱勢地位使其難以享受到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以及工傷事故保險等待遇，在子女教育、公共衛生、住房保障等領域都沒有達到市民化的標準。

這就導致了農民工雖然在表面上進了城，但卻沒有享受到城里人該有的待遇，使我國的城鎮化大打折扣。

二、改善中國城鎮化建設現狀，完善城鎮化建設水平

（一）普及小城市，促進城鎮化建設

小城市不僅與其周邊的廣大農村是密不可分，而且是我國城鎮體系建設中的重要環節。小城市與大中城市相比，較易發展成規模。較之大中城市，小城市具有區位優勢，即其所處地域與農村臨近，其生活習慣和消費水平與農村相差不大，農村勞動力較易融入其中，易產生人口集聚。特別是鄉鎮企業極易在小城市生存，農村勞動力較易轉移到小城市來，為第三產業的發展贏得了機會。這一切，都是農村人口城鎮化的動力和積淀。

（二）建立農村土地要素的流轉機制

土地不只是意味著一種非常重要的要素，還是農村賴以生活的根本。對于遷往城市定居的廣大農民來說，放棄土地就意味著放棄生存煩人依靠。農民的土地產權分屬不甚明了，其勞動力的遷移受到了極其嚴格的限制。轉移農戶土地收益權不僅體現對人口城鎮化產生了粘效應，也造成了大量的“兩棲”農民。因此，盡早建立農村土地要素的流轉機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們需要特別關注三個群體:一是失地農民，主要是城鎮化工業化發展過程中的被征地農民。近年來城鎮快速擴張，失地農民是一個很大的群體。我們目前還沒有完善的被征地農民的就業培訓計劃，失地農民中老齡的、大齡的也沒有養老保障。二是農民工和鄉鎮企業職工，就是非農就業。據農業部統計，大概有兩億左右。針對這部分人沒有完善的失業、養老保險制度，恐怕大多數人要回農村養老。

（三）把城鎮化建設與新農村建設結合起來

城鎮化戰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上，更應該考慮城鎮化的系統性。具體來說，就是指城鎮化進程要與新農村建設結合起來，從而實現城鎮和農村的協調、共同發展。城鎮化發展并不代表著農村社區和農民群體的消失，在中國存在著巨大農村人口的形勢下更是如此。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不僅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還包括城鎮建設與新農村建設協調發展。只有將這兩個協調發展結合起來，才能有望實現真正的城鎮化戰略。因此，新農村建設要在城鎮化建設中發揮一定作用，實現農村生活條件的提高和基礎設施的完善，在這種條件下實現農村的就地城鎮化，從而解決城鎮化過程中產生的農民工市民化問題和失地農民問題。

總結

文章主要對我國城鎮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且針對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我國的基本國情，按照可持續發展和節約資源的原則，既不能違背城鎮化的一般規律，也不能完全照搬別國模式，必須走出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讓更多的農民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

參考文獻

篇2

一、引言

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上，總理說：“城鎮化是解決城鄉差距的根本途徑，也是最大的內需所在。”雖然中國的城市化有了很大水平的提高，但是其城市化水平不僅嚴重滯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本文就是在這個認知上，尋找影響城市化的主要因素，以期有針對性的解決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些問題。根據諾瑟姆的城市化階段劃分，我國在1992年（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30.48%）進入了城市化的加速階段，而且從1992年后我國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環境都趨于穩定，經濟發展很少有外在因素的干擾。所以本文基于這個考慮，就選擇了1992年至今這個階段的城市化發展研究。

二、指標選取

通過閱讀大量關于城市化影響因素模型的實證研究和數據的可獲得性，借鑒了史曉慶，任建蘭在《影響城市化進程的相關因素分析》一文選取的三個方面的指標，本文在這個基礎上對指標進行擴展，選取了以下城市化影響因素的初始指標，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篩選出進一步研究的重要指標。

1. 經濟因素指標：人均GDP（PG）；固定資產投資（FI）；城鄉收入差距（UIG），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減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表示。

2. 產業因素指標：第二產業產值比重（PSV）；第三產業產值比重（PTV）。

3. 科技因素指標：科教文衛事業投資（SEI），由于統計數據缺失，用財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科學研究和醫療衛生的總和表示；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NSC）；從事科技活動人員數（NST）。

4. 社會因素指標：交通基礎設施狀況（TI），用鐵路和公路的總里程數表示；進出口總額（TAI）；外商投資總額（TAF），用實際利用外商投資數衡量。

三、建立模型

本文從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發展水平，科研投入和社會因素四個方面考察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影響因素，建立以下模型：

Y=F（PG，FI，UIG，......NSC，NST）

其中，Y表示城市化水平，是被解釋變量，用城鎮人口比重進行測度；PG，FI，UIG，......NSC，NST是解釋變量，通過這個模型，可以找到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產業發展，科研投入和社會因素之間的關系。

本文使用了1992～2013年的數據。之所以選擇這期間的數據，首先是因為從1992年開始，我國城市化進入加速發展時期；其次也是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4）。

四、實證分析

（一）灰色相關度分析

本文采用整體灰色關聯分析，它是基于灰色系統的灰色過程， 進行因素間時間序列的比較來確定哪些是影響大的主導因素， 非常適合進行動態過程的分析。

從表1可以看出，自1992年以來，本文選擇的11個影響因素均與城市化有很強的關聯性。其總排序為：

其中PTV，TAF，PSV，NST，TI，TAI與城市化水平關聯性最強，關聯度均達到0.9以上，也就是說，這幾個因素是影響我國城市化發展的主要因素。由此，下面就重點研究PTV，PTE，TAF，PSE，PSV，NST，TI和TAI也即二三產業發展，交通基礎狀況，進出口總額，科研投入和對外出口總額對城市化的影響。由于灰色關聯分析雖然能準確測度各因素對城市化以及各因素之間的關聯程度，但是不能分析出這種關聯是正向還是負向，因此，對這些重要因素進行回歸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二）回歸分析

1. 平穩性檢驗。因為以上指標選用的都是時間序列數據，如果指標變量是非平穩的，那么即使樣本量很大，用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時也可能會出現偽回歸現象，也就是說變量之間并不存在真正有意義的關系，因此要對指標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時間序列平穩性的方法有很多，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單位根檢驗（Unit Root Test）。本文采用的就是Augmented Dickey-Fulled Test也即增廣迪基--富勒檢驗來對Y，PTV，TAF，PSV，NST，TI和TAI及其一階和二階差分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表明：除Y外的其他8個變量的水平系列和一階差分都是非平穩的，二階差分都是平穩的（詳見表2），因此可以進一步對上述變量進行協整關系檢驗。

2. 協整檢驗。在上述序列數據是二階單整的情況下需要進一步對其進行協整關系檢驗。本文采用Johansen檢驗來驗證上述變量的協整關系，檢驗結果表明，變量之間確實存在協整關系（詳見表3），說明本文最終選用的這些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3. 回歸模型分析

雖然指標TAF與城市化率相關性也很強，但是通過多次發現剔除該指標的模型擬合程度最好，因此在這里選擇剔除TAF這個指標。表4是最終的回歸結果。

回歸方程為：

從表4中的一些統計量可以看出，R-squared 和R-squared 都在0.99以上，Prob（F-statistic）幾乎為0，因此該模型的回歸效果還是比較理想的。再看各個因變量，除LnNST之外的其他自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和因變量Y呈正相關，LnPNST雖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是可以發現其與因變量也是呈正相關的。因此，二三產業的發展，進出口發展和交通設施狀況都會影響城市化水平，但是二三產業對城市化的影響超過科研投入，交通基礎狀況和進出口發展對城市化的影響。

五、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政策建議

1. 合理規劃城鎮區域發展格局，加快區域一體化發展。我國東中西城市化發展很不均衡，中部和西部城市化水平遠遠落后于東部。我國城鎮的發展受氣候、水文、土地等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影響，可供大規模開發的土地很有限，這也是大城市一般都分布在東部沿海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面對我國人口多，人均資源相對緊張的情況，我們應該利用現有的城鎮基礎，沖破既有的行政邊界的約束，將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等統籌考慮，均衡協調大、中、小型城市發展，重視小城鎮的發展建設，提倡城市資源共享，科學合理地進行人口和產業的引導規劃，因地制宜的規劃城鎮區域發展格局。

2. 加強交通建設，構建一體化、網絡化的交通運輸體系。交通設施是城市非常重要的基礎設施，上一章的實證分析業表明，交通基礎設施發展與城鎮化發展是正相關的，因此我們必須重視交通設施建設。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對交通運輸的需求也不斷增長，交通發展在滿足其運輸需求的同時，也受到了環境、資源和土地等自然條件的約束，這些在客觀上就要求在未來應該大力發展環保節能和先進適用的交通工具，按照地區不同條件，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的交通工具，鼓勵新能源交通工具的運用。

3. 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促使人口自由流動。我國人口流動一直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這也是造成我國城鎮化發展落后的原因之一，改革開放后雖然對戶籍制度有所松動，但還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因此我們要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各地區可以根據不同情況對戶籍制度進行改革，暫時還不能完全放開落戶限制的大型城市，要通過放開其轄區內的中小城市的落后限制，分擔大城市人口落戶的壓力，對于中央已經明確指明放開落戶限制的中小城市要盡快落實政策。逐步取消城鄉戶籍差別，建立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實現城鄉居民自由流動。

4. 按照產城融合，產業融合原則，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要推進城鎮化，就要有產業跟進，否則就吸納不了流動人口進城鎮就業，會造成“空心化”，城鎮化率也提高不上去。實踐證明，以產業帶動的城鎮化才更有生命力。我國的城鎮化一直滯后于工業化，而從美國和世界各國發展經驗來看，城鎮化與工業化協調才能持續健康發展。盡管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有了快速的進步.但相較于其他發達國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們應該以市場為導向，在政策上積極扶持新興服務行業，在稅收、信貸等方面大力扶持城鎮第三產業相關企業，還要為第三產業發展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同時創造公平有效的競爭環境，打破行業壟斷，通過深化改革.逐步取消或調整不合理的產業限制政策。

5. 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加強主動的進出口貿易。從我國城市化進程及上一章的實證分析中發現對外開放對城市化發展的作用是積極的，進出口和城市化率是呈正相關關系的，因此進一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就需要我們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加強進出口貿易。在日益發展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通過對外開放和進出口貿易引進國外技術和資本是很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發揮后發優勢的重要途徑。對外貿易不僅可以彌補國內市場相關產品的不足，企業還可以從中吸收先進的知識和技術，從而刺激技術的創新。

參考文獻：

[1]張懷志，聶玉梅.影響云南城市化水平的因素分析[J].經濟縱橫，2012（09）.

[2]劉鎧鋒.浙江省城市化影響因素計量分析[J].中國城市化，2014（04）.

篇3

中圖分類號：TU98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2）11（b）-0196-01

1 城中村改造中的普遍問題

1.1 較少經濟增長點

城中村作為一個農業為主的村子，很難找到經濟上的亮點。據了解，一般現在的城中村主要的經濟來源就是出租房子給外地人，獲得租金。除此之外，還有政府征用土地時，發放的一次性補貼，或者是城中村拆遷改造過程中，政府給予的津貼。城中村的經濟發展嚴重落后于城區的迅猛發展，但是在這種落后的情況下，城中村的經濟發展卻依舊很少有較好的突破點，所以經濟的增長是短期內難以實現的。由于對城中村的改造中，對經濟帶來的動力還遠遠不夠，當地的村民從以前的農業中退出卻沒有更好的發展，導致城中村的經濟很局限，沒有脫離單一的以地換錢的改造模式，也很少有新的經濟增長點。城中村和在其改造中具有經濟起步晚，原有經濟薄弱，缺少新型經濟的特點。

1.2 缺少規劃，土地利用率低

根據統計顯示，在城中村中，違章建筑數量較多，管道線路較為復雜，市政管理最為松懈，而且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和基本功能都未能到位。在城中村中，各種違章違規的情況時有發生，村民缺乏法律法規的知識，利用所趨，盲目的建設簡易房出租；還有就是對現存土地的利用率低也很不合理，大部分都是棄而不用，等待政府征地，沒有體現土地應有的價值，而且這種棄而不用的做法，對土地造成了損失，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缺少合理的統籌規劃或者沒有嚴厲的執行規劃是城中村改造中的大問題，由于不合理的規劃，會大大增加拆遷改造中的成本，從而拆遷改造的質量也就下降了。還有對建筑的不合理規劃，導致城中村的建筑風格很不統一，結構很凌亂復雜，不能拉近城村的距離，不能達到城中村改造的目的。

2 我國城中村改造的現狀

2.1 政府主導作用

城中村的改造就目前形勢來看，政府是唯一的主導作用者；而現有的改造形勢和改造方向也是政府所主導的。對于城中村目前的改造現狀而言，政府為拉近城鄉經濟差距，積極募資進去對城中村的改造和完善。其中，改造的主要工作是改造新建城中村的破舊民房，整體改遷或是聚集到較集中的居住地段；同時，對一般的商業用樓也會按照規劃的要求進行整體的整改。同樣的改造是具有一定的經濟方面的影響的，政府在當前主導的城鄉改造過程中，是希望改造和完善當地的基礎設施的同時，能夠為當地帶來足夠的經濟帶動力。政府優先考慮具有一般性經濟增長的模式進行對城中村的改革和改造，在要求整體設施完善的前提下，為當地的居民創造更多的經濟帶動力和經濟增長點。

2.2 市場帶動作用

政府對改造的影響是直接而短時見效的，而市場作用的是目前城中村改造中作用最具有深遠影響的，市場對城中村的直接的影響作用是促使城中村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的力量之一。和政府的直間作用相比較市場的影響是不易察覺的，而卻是時刻影響的，市場是利益的代表，有利益就會促使一部分人為了利益而進行一些運作和對現有狀態的一些改變，從而就會對城中村在改造過程中一些利益關系的合理調配，使之想利益的最大化方向發展。市場是一只看不見手，他對利益的巨大驅動會給城中村這種比較滯后的地域帶來契機，廉價的土地資源和低廉的勞動力市場，為資本實現其更大化的利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城中村就會在這種資本的帶動下朝著實現利益的和帶動發展的方向發展起來。當然資本的自由運作是具有其本身的局限性和盲目性，所以目前市場的作用是一把雙刃劍。

3 對中國城中村改造的建議

3.1 建立健全法律法規

建立和健全關于城中村的拆遷改造和整體規劃管理的法律法規是我國目前城中村拆遷改造的重要保障。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建立普遍使用的改造措施規范，而地方的相關部門也應當建立適合當地的保障措施，和強制法律法規。并且要有具體的監督職能部門，就是這種監督會使相關的措施得到良好的執行。同樣的，有了法律規范就不會出現像以往類似的的混亂局面，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城中村村民的文化水平不高，這也更容易出現一些素質不高的管理人員，損害集體和國家和城中村村民的利益的情況。

3.2 合理調整利益關系

在城中村的拆遷和改造過程中，應該認清各方的利益關系，并且考慮到各方面都利益的需要。在城中村的開發中，土地的征用和出讓是最大利益的所在。土地市場化，商品房的房價的飆升，是一種不安分的爆炸發展和增值。土地的利益將會有更多方面的問題出現，開發商和政府的角度是相對立的，政府一般考慮村民利益的最大化，而資本卻需要廉價的土地，需要從村民那邊榨取更多的利益。政府部門應該實事求是的為人民干實事，切實考慮到貧窮城中村村民的利益。合理的利用和征收土地，從經濟和各方面的發展需要妥善安排土地的規劃用途，不能只顧眼前短期的利益回報和進行竭澤而漁式的盲目開發和自殺性發展。

3.3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完善和加強城中村的社會保障和加強村民的就業工作在城中村在改造過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是城中村在改造中的內在要求。政府應該采取相關的措施，促進城中村村民的再就業或重新創業，保證他們得到應有的權益，支持鼓勵村民的創業，可以從發展現代農業，畜牧業，養殖業的方向開展，讓村民自己當家作主，靠自己的力量創造價值。同樣的，政府應該做好人才的培養工作，完善基礎教育并加強未來發展方向的人才重點培養。設立必要的培訓中心，保證村民能夠快速的進入價值的創作中。豐富和改善村民的文化環境，在提高村民素質的同時豐富他們的精神世界，保證村民心理的健康；提高醫療保障能力，醫療保險惠及每一位村民。

小結：城中村的改造任重而道遠，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根據實際發展的需要，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規來指導城中村迅速而良好的改造，嚴格執行法律規范，控制操作層序，強化有關部門的服務意識，并且做好良性發展的宣傳工作，加強基本監督機制。不斷提高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的保險額度，循序漸進的完善和加強村民的社會保障制度。

參考文獻

[1] 向碧華.城中村問題研究[D].武漢大學，2010.

篇4

摘要 隨著中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資源短缺與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凸顯，如何以最小的生態損耗獲得最大的經濟社會效益，是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中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利用中國1999-2011年省際面板數據，基于超效率DEA，在測度區域生態效率的基礎上，通過對IPAT模型擴展建立了面板數據計量模型，研究了我國區域生態效率與城鎮化水平的關系。研究表明，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生態效率呈非對稱U型關系，且東、中、西區域差異明顯，東部地區城鎮化進程中的生態效率較高，部分省份已進入U型曲線的上升階段，中西部還處于U型曲線的下降階段，即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區域生態效率不斷下降，西部地區更為突出。而產業結構、環境政策和技術水平都從不同方面影響城鎮化的生態效率。因此，必須進一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環境政策、提高技術水平，進而提高城鎮化的生態效率，推進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的新型城鎮化發展。

關鍵詞 城鎮化水平；生態效率；超效率DEA；區域差異

中圖分類號 F0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3）11-0053-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08

城鎮化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引擎”，但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問題，比如城市的熱島效應、水華效應、灰霾效應、擁堵效應、垃圾效應等。近年來，城鎮化進程中的資源短缺和環境退化問題成為制約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瓶頸。黨的十報告明確指出，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到突出地位，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因此，如何以最小的生態損耗獲得最大的經濟社會效益，即提高生態效率，是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中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那么，我國區域城鎮化進程中生態效率的基本狀況是怎樣的？城鎮化是如何影響區域生態效率的？我國不同區域城鎮化進程中生態效率的差異及其原因是什么？怎樣去提高區域城鎮化進程中的生態效率？本文擬就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自1990年Schaltegger和Sturm首次提出生態效率概念以來，很多學者和機構對生態效率進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世界可持續發展商業理事會（WBCSD）的定義被廣泛認可，即“生態效率是指提供能滿足人類需要和提高生活質量的有價格競爭優勢的產品和服務，同時使整個生命周期的生態影響和資源強度逐漸降低到和地球的估計承載力相一致的水平，并同時達到環境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目標”[1]。生態效率是產品或服務的價值與環境影響的比值，它不僅表示經濟增長與環境壓力的關系，而且也代表著經濟效率與環境效益的統一，這引起了很多學者對生態效率相關概念、指標以及評價方法的深入研究，如Hellweg等提出生態效率可以用相關費用和環境影響因子的比值來表示[2]；Kobayashi等利用DEA方法提出了一種基于徑向投影決策單元的評價方法[3]；在此基礎上也有學者開始研究生態效率與城市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等的關系，比如Grossman和Krueger研究發現隨著城市經濟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態環境呈現倒U型，并以此提出了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4]；陳傲以中國29個省際截面數據為樣本，采用因子分析賦權的研究方法，評價了中國區域生態效率的差異性，并以區域生態效率評價值為因變量，利用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了環保資金投入、環境政策及產業結構等對生態效率的影響[5]。而對于城鎮化的研究也比較多，但是主要集中于城鎮化發展的特點、規律及其與經濟增長、生態環境等的關系，比如黃金川、方創琳采用數理學方法對城市化和生態環境交互耦合的內在機理進行了分析[6]；簡新華、黃錕通過對中國城鎮化情況的實證分析和國際比較發現，中國城鎮化目前的速度基本合適，且將保持較快發展的趨勢[7]；朱孔來等通過建立VAR 模型，運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城鎮化進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影響[8]； Burak等從生態、農業以及土地利用等方面，對地中海沿岸地區城市化發展過程進行研究，發現城市化會對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9]；劉耀彬、宋學

鋒建立了辯識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發展的指標體系，同時利用主成分加權合成方法分析了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交互耦合關系[10]；王新杰、薛東前對西安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發展模式進行了演化分析[11]；宋建波、武春友構建了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并計算了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發展水平，得出長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化總體水平滯后于生態環境發展水平的結論[12]。

近年來，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對生態效率和城鎮化水平的研究越來越多，但是有關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生態效率相互關系的研究卻很少，特別是我國正處于城鎮化的快速增長時期，如何以最小的生態損耗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進而促進新型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建設協同發展，是各區域政策決策者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所以探討城鎮化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基于此，本文利用我國1999-2011年省際面板數據，在測度區域生態效率的基礎上，通過建立面板數據計量模型，研究了我國各地區區域生態效率與城鎮化水平的相關關系，同時由于各地區自然環境條件、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資源種類不同，使得其城鎮化水平與生態環境存在顯著的地域特征，所以本文進一步從東、中、西三大地帶分析了城鎮化發展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進而為我國各區域確立城鎮化發展目標、減少生態損耗、提高經濟社會效益提供可供參考的政策建議。

1 中國省際區域生態效率的測度

1.1 模型和方法

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是由Charnes和Cooper等人于1978年提出來的一種效率評價方法，該方法以相對效率為基礎，以凸分析和線形規劃為工具，根據多投入、多產出指標對相同類型決策單元DMU（Decision Making Units）的相對有效性進行測度的一種非參數統計方法[13]。由于DEA方法在建立模型前無須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也無須任何權重假設，而是以決策單元輸入輸出的實際數據求得最優權重，這有效解決了區域生態效率測度指標賦權的問題。

假設對n個地區的生態效率進行測度，每個地區都有m個投入變量和s個產出變量，xjk表示第k個決策單元的第j個輸入變量，yjk表示第k個決策單元的第j個輸出變量，其中第k個決策單元的輸入表示為xk=（x1k，x2k，…，xmk）T，輸出表示為yk=（y1k，y2k，…，ysk）T，θ是第k個決策單元的效率值，且滿足0≤θ≤1，以第k個地區的效率評價為目標函數，以所有決策單元的效率指數為約束條件，使用CharnesCooper變換就可以得到經典C2R模型的線性表達式如（1）所示：

根據上式計算區域生態效率時，對于有效率的 DMU都顯示為 1，不能區別出有效決策單元之間的效率差異，鑒于本文重點研究城鎮化水平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所以為了避免多個評價單元同時處于前沿面最優而無法區分其生態效率的高低的情況，本文選擇Andersen和Petersen提出的超效率DEA模型（Super Efficiency DEA，SEDEA）來測度中國各省市1999-2011年的生態效率[14]。SEDEA模型在進行第k個決策單元效率評價時，使第k個決策單元的投入和產出被其他所有決策單元投入和產出的線性組合代替，從而將第k個決策單元排除在外，而傳統DEA模型則將這一單元包括在內。在SEDEA 評價值中，無效或弱有效的決策單元（DMU）仍然是無效或弱有效的，但對于有效率的 DMU，卻可以區分它們的有效程度，進而可以將決策單元進行有效的排序。SEDEA的數學表達式如（2）所示：

1.2 指標選擇和測算結果

1.2.1 指標選擇

生態效率強調經濟價值與環境效益的統一，即以最小的資源消耗與環境代價獲得最大的經濟價值，而在超效率DEA模型中，一般將收益型指標作為產出指標體系，將成本型指標作為投入指標體系來處理，因此，為了較為全面、客觀地反映中國省際區域生態效率及其變動情況，本文以1999-2011年我國30個省市為研究對象，以環境污染（主要包括廢水污染、廢氣污染和固廢污染）和資源消耗（主要包括土地消耗、水資源消耗和能源消耗）為投入指標，以經濟發展作為產出指標，同時在考慮了數據可得性的基礎上構建了區域生態效率的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本部分相關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中國水資源公報》以及各省統計年鑒，由于缺失數據較多，故不計入本文實證分析。

1.2.2 結果分析

根據超效率DEA模型，運用MYDEA1.0軟件，將中國1999-2011年30個省市的數據進行逐年計算得到各省市13年的區域生態效率值，測算結果如表2所示。

根據中國1999-2011年區域生態效率評價結果可以發現，從宏觀層面來看，中國生態效率在13年間變化不大，整體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從中觀層面來看，中國東、中、西三大經濟地帶的生態效率差異較大，東部生態效率最高，每年平均效率值均在1.0以上，且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中西部地區生態效率值明顯低于東部地區，且中部地區生態效率略高于西部地區，且變化趨勢不明顯；從微觀層面來看，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等東部較發達省份生態效率較高，貴州、寧夏、甘肅等中西部欠發達省份生態效率較低，這說明相對于經濟較發達的東部省份而言，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更多依賴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為代價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使得中西部地區資源利用效率低、環境污染嚴重，所以中西部各省市應該改變經濟發展方式，逐漸向低消耗、低污染的集約型發展方式轉變。

2 中國城鎮化對區域生態效率影響的實證

2.1 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生態效率的擬合分析

我國城鎮化率2000年為26.22%，2011年為51.27%，年均增長1.92%，而區域生態效率卻從89.65%下降到了73.03%，年均下降1.28%，這說明在我國城鎮化取得高速發展的同時，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問題日益凸顯，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對城鎮居民的生活質量構成了嚴重威脅。為了研究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區域生態效率的變化趨勢，這里以區域生態效率為因變量，城鎮化率為自變量進行擬合，結果如圖1所示，二次項系數為正（3.961 6），一次項系數為負（-4.365 3），即區域生態效率與城鎮化率呈U型曲線關系，即隨著城鎮化率的不斷提高，區域生態效率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但是我國目前還處于U型曲線的下降階段，即隨著城鎮化率的提高，區域生態效率不斷下降。

2.2 實證模型

2.2.1 模型構建

經典IPAT模型是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經濟學家Holdren和Ehrlich提出來研究人類活動對環境變化影響的經典模型，他們認為影響生態環境的影響因素主要有：人口（Population）、富裕程度（Affluence）和技術水平（Technology），即I=PAT，式中，I不僅可以表示環境負荷，還可以表示能源消耗、環境影響狀況等，所以該模型被廣泛應用于研究環境、人口、經濟和技術之間的定性或定量關系[15]。之后，Dietz和Rosa對IPAT模型進行了擴展，他們將IPAT用隨機的形式表示，提出了環境影響隨機模型[16]，即Ii=aPbiACITdiei 。本文在此模型基礎上取對數，且由于城鎮人口對環境承載力的影響遠大于農村人口，所以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即城鎮化水平來表示上式的P，并根據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生態效率的擬合分析結果，針對城鎮化水平設立一個二次項，同時，為準確分析造成區域生態效率差異的原因，加入了產業結構和環境政策兩個變量，最后得到生態效率與城鎮化水平的實證模型：

式（3）中，i代表地區，t代表年份，βi為個體效應，βt為時間效應，β1、β2、β3、β4、β5為估計參數，εit為隨機擾動項，其中i、t分別表示第i（i=1，2，……，30）個省和第t（t=1，2，……，13）年；EE（EcoEfficiency）表示區域生態效率，UL（Urbanization Level）表示城鎮化水平，IS（Industrial Structure）表示產業結構，EP（Environmental Policy）表示環境政策，T（Technology）表示技術水平。

2.2.2 指標選擇

根據以上模型分析，本文選取生態效率為被解釋變量，城鎮化水平、產業結構、環境政策以及技術水平為解釋變量進行計量分析。其中，生態效率利用前面的超效率DEA模型計算所得，城鎮化水平用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來表示（考慮到全國歷史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統計口徑的一致性，部分數據選取非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城鎮化水平），對于產業結構，由于第三產業占GDP的比率越高，生態文明水平亦趨于較高，所以本文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產業結構，對于環境政策，由于一些政策還處在發展階段很難量化，所以從數據可得性的角度考慮，本文選擇排污費收入總額來代表環境政策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而技術水平則用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來表示，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反映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之間的強度關系，即每創造一個單位的社會財富需要消耗的能源數量，單位GDP能耗越大，說明技術水平越低。本部分相關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

2.3 實證分析

2.3.1 面板數據的平穩性檢驗

雖然面板數據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數據的非平穩性，使得變量的相關性降低，但是各變量還是有趨勢、截距問題，可能還是非平穩數據，存在單位根，這樣可能會造成虛假回歸或偽回歸。為了避免偽回歸的出現，確保估計結果的有效性，本文對各面板序列的平穩性進行單位根檢驗。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綜合了時間序列和截面數據的特性，可以較好的推斷單位根的存在情況。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包含兩類：一類為同質單位根檢驗，該檢驗方法假設面板數據的各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單位根，比如LLC檢驗、Breitung 檢驗和 Hadri檢驗；另一類為異質單位根檢驗，該檢驗方法允許面板數據的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單位根，比如ImPesaranShin方法、FisherADF 檢驗和 FisherPP 檢驗。以上方法除Hadri 檢驗的原假設為不含有單位根外，其他檢驗的原假設均是含有單位根。本文采用兩種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方法，即相同根單位根的LLC（LevinLinChu）檢驗和不同根單位根的 FisherADF檢驗，如果在兩種檢驗中均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則我們說此序列是平穩的，反之則不平穩。

對區域生態效率ln（EE）、城鎮化水平ln（UL）、城鎮化水平的二次項[ln（UL）]2、產業結構ln（IS）、環境政策ln（EP）、技術水平lnT分別進行 LLC 檢驗和FisherADF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由檢驗結果可知，區域生態效率、城鎮化水平、城鎮化水平的二次項、產業結構、環境政策均存在單位根，對各變量的一階差分值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不存在單位根，說明各變量是一階單整的，可以進一步分析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2.3.2 面板數據的協整檢驗

根據面板數據的平穩性檢驗，區域生態效率、城鎮化水平以及各控制變量均表現為一階單整，可以進一步考察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所以在面板數據平穩性檢驗的基礎上，本文接著對 lnEE和 lnUL 進行面板協整檢驗。面板數據的協整檢驗方法主要有兩類： 一類是基于殘差的檢驗，通過檢驗殘差是否平穩來檢驗協整關系的存在，主要有 Pedroni檢驗和 Kao 檢驗；另一類是基于面板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檢驗，類似于時間序列中的Johansen 協整檢驗。本文采用 Pedroni 檢驗和Kao 檢驗，由檢驗結果（見表4）可以看出，除Group rhoStatistic 沒有通過5%顯著性水平的檢驗外，其余統計量都通過5%顯

著性水平的檢驗，可以判斷我國30個省市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生態效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因此可以在此基礎上直接對實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此時的回歸結果是比較精確的。

2.3.3 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由于面板數據協整檢驗顯示了我國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生態效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所以可以直接進行面板數據的回歸分析。一般而言，面板數據可用固定效應（fixed effect） 和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 估計方法，究竟是采用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則根據Hausman 檢驗的結果來確定。本文以區域生態效率為因變量，以城鎮化水平、產業結構、環境政策以及技術水平為自變量進行回歸，由于東中西三大地帶在區位、稟賦、政策等發展條件上存在較大

差異，城鎮化對生態效率的影響可能不同，所以本文對東中西利用上述模型和框架分別進行了回歸，以探索區域城鎮化過程中生態效率產生差異的原因，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

通過回歸結果可以發現：

（1）對于全國而言，城鎮化水平的一次項系數為負值（-1.620 194），二次項系數為正值（0.214 187），表明城鎮化水平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存在U型曲線的特征，即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環境污染程度加劇，區域生態效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而后隨著城鎮化水平進一步發展，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環境污染程度逐年下降，區域生態效率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而通過比較全國以及東、中、西三大地帶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雖然東、中部地區生態效率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都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但是這一趨勢的轉折點卻有所不同：對于較發達的東部地區，很多省市已經達到這一轉折點，區域生態效率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對于欠發達的中部地區，大部分省市還未達到這一轉折點，區域生態效率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而對于較落后西部地區而言，城鎮化水平的二次項系數雖然為正，但是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西部地區生態效率與城市化呈現U型曲線特征不能得到證實，而后通過對西部地區城鎮化水平與生態效率及其相關因素進行線性回歸，可以發現城鎮化水平的系數為負，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西部地區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生態效率呈負相關的關系，這是因為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較落后，城鎮化水平相對較低，技術水平較落后，尚處于城鎮化發展的初級階段，所以區域生態效率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而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

（2）以第三產業占經濟總量比例所代表的產業結構對區域生態效率有影響，但影響并不顯著，且區域差異較大。根據產業結構比例以及區域生態效率的評價值，可以發現，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北京、上海、浙江、廣東等東部地區生態效率較高，且產業結構比例最優，尤其是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比例均在40%以上；而對于中部地區，由于近年來承接東部地區第二產業轉移，雖然工業發展迅速，但資源消耗不斷增大，環境污染日趨嚴重，導致生態效率不斷降低；西部地區雖然從比例上看第三產業發展較好，但由于絕對數量較少，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導致生態效率最低。產業布局在空間上的差異，導致東、中、西產業結構發展差別較大，這是區域生態效率存在較大差距的原因之一。

（3）排污費收入總額與區域生態效率負相關。全國以及東、中、西部都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檢驗，說明隨著排污費收入總額的不斷增加，區域生態效率在下降。根據回歸結果，結合各省市歷年排污費收入總額情況可知，盡管大部分省份的排污費收入總額在逐年增加，但是區域生態效率卻在降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城鎮化進程中，各級政府加大了對城市道路、供水、供電等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忽視了對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等環境基礎設施的投資，使得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另一方面雖然企業繳納的排污費在不斷增加，但是這些費用遠不夠環境治理、恢復生態、賠償群眾損失的費用，而且還有很多企業把交排污費當成繼續污染的借口，導致環境污染愈加嚴重，所以我國不僅要完善排污費收費制度，而且要將各種環境政策綜合利用，減少“先污染、后治理”所造成的巨大損失。

（4）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與生態效率負相關。全國以及東、中、西部都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檢驗，說明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越大，生態效率越低。由于單位GDP能耗越大，技術水平越低，經濟發展對能源的依賴程度越高，資源消耗以及污染物排放越多，那么生態效率也就越低，所以技術水平與生態效率呈正相關關系。通過比較東、中、西三大地帶技術水平的回歸系數，可以發現，各區域生態效率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都呈現上升的趨勢，其中西部地區技術水平對生態效率的彈性系數最大，這是因為西部地區不僅生產方式落后、環境政策缺乏，而且地方性企業的生產技術也非常落后，這些“高投入，低產出”的企業在消耗大量資源的同時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嚴重的危害，所以中西部地區迫切需要提高技術水平，提升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成本，進而提高生態效率，逐步實現城鎮化進程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

3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在區域生態效率評價的基礎上，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對區域生態效率與城鎮化水平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①1999-2011中國各地區生態效率變化趨于平緩，但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而且東、中、西三大地帶生態效率差異明顯，較發達的東部地區生態效率較高，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生態效率較低，這說明中西部地區資源利用效率低、環境污染嚴重，經濟發展面臨的環境壓力較大；②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生態效率呈非對稱U型關系，即生態效率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呈現先下降經轉折點而上升的趨勢，且東、中、西三大地帶這一趨勢的轉折點有所不同，東部地區部分省市已達到這一轉折點，中、西部地區大部分省份還未達到這一轉折點，但是對全國而言，目前還處于U型曲線的下降階段，即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區域生態效率不斷下降；③產業結構調整、環境政策的轉變以及技術水平的提高對區域生態效率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基于上述結論，根據本文分析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議：①現階段，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發展伴隨著資源的不斷消耗和環境的不斷惡化，導致區域生態效率低下，這決定了這些地區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發展循環經濟，推廣低碳技術，促進城鎮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走資源節約、低碳減排、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的新型城鎮化道路，為建設生態文明的美麗中國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②由于我國中、西部地區第三產業的發展嚴重落后于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第二產業，所以急切需要加大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力度，優化產業結構，逐步淘汰和轉移資源利用率低、環境污染嚴重的產業，積極發展高效率、低污染、低排放的環境友好型產業，進而提升區域生態效率；③研究表明，以排污費收入總額為代表的環境政策比較有限，所以各地區應在進一步完善環境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加大對生態環境管理的投入，構建集強制手段、經濟手段、協調手段以及信息手段為一體的綜合環境管理政策，與此同時，各地政府也要加強環境教育，提高人們的環保意識，發揮環境非政府組織在環境問題和環境監督方面的作用；④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各地區要降低單位生產總值能耗，提高生態效率，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先進節能技術，開發非石化能源，不斷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節能新產品、新技術和新工藝得到推廣和廣泛應用；另一方面要引進國內外較先進的技術和裝備來武裝本地區的能源工業，使其在較短時間內擺脫技術水平落后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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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中圖分類號：G648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2-1578（2013）07-0003-02

全世界每天大約有一百萬人從鄉下涌向城市。城市，這個車水馬龍、燈紅酒綠的地方一直以來都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勢俯瞰著這個世界。看到火車站那些滿身疲憊，拖兒帶女背著大包行李的人或走或睡在車站的廣場上，我心里就莫名的悲哀：他們身邊的孩子怎么辦？掙扎在城市最底層的父母們，過多的壓力讓他們忘記了孩子最重要的教育問題，于是像詛咒一樣，若干年后，另一批農民工成長起來了，城市就這樣不斷"發展"著，推動著城鎮化的"順利進行"。

城鎮化二十年的歷程

自從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有了明顯的發展，對于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城市代表先進生活。

我的家鄉是川東北地區一個小縣城，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我深切感受到了縣城的變化。縣城有一條河從中流過，整個城區被分成兩個部分，東岸有多家小型的國營或集體企業，大多在80年代就已經倒閉，居民以農村人口居多；西岸，則匯聚了縣城的大部分的生活娛樂設施。縣城周邊有很多個小鄉鎮，我的老家就是其中一個。下面我略微談談這些年家鄉的變化：

（1）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父母輩工資的增加，市場的擴大，公共設施的完善，學校教學設施的提高，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家鄉人民總體生活水平的上升。

（2）人口分布的差距擴大。在過去的幾年里，西岸的住家樓房多了很多，農民多進城租房子做小生意。而在東岸，尤其是在我老家，即使是逢年過節，街上的人很少，同樣有很多住家樓房，可是根本沒住幾戶人家，老家唯一的中學也在前不久關門了，所有的學生轉到鎮上去讀，中間隔著一條河，甚至幾重山。

（3）貧富差距擴大。雖然大家的收入都在增長，但幅度不一樣，城市的原住居民時不時還有補助，但是農村進城務工的就不一樣了，靠種地根本不能滿足一家人的溫飽和孩子的教育費用，微薄的收入卻要面對不斷上漲的物價，這種狀況讓教育的天平自然傾斜。

家鄉二十年來從以前的破破爛爛變得像個小縣城的樣子了，可是漂亮的光環下還有多少辛苦的靈魂在掙扎，其中大部分都是農村來的孩子，他們懷揣"知識改變命運"的信仰，卻發現殘酷的現實讓他們有點兒無奈。

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所面對的問題

我們倡導"教育公平"原則，可是就我的家鄉目前的教育情況來看，教育還很欠缺公平。主要表現如下：

1.戶口和擇校費

在我的家鄉，周邊鄉鎮中小學幾乎都較差，很多進城務工的農民帶著孩子一起來，有的就是為了讓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才進城的。但是堵在他們面前的是高昂的擇校費，動不動上萬，一個賣菜的累死累活一年能掙幾萬。在我的家鄉，孩子讀書主要有如下幾種收費方式：

（1）讀小學時，戶口在哪個區域，就讀哪個區域的小學，如果想到另外一個區域讀它那兒的小學，就要交擇校費。

（2）小學升初中時，有一次小升初的畢業考試，由各個中學制定自己的錄取分數，如果沒達到分數線就要交擇校費。或者直升大隊中學之類的學校。

（3）初中升高中時，同上。這樣的做法看似公平，卻有個很大的問題。

由于我們國家教育資源不足，學校存在好與壞的區別，不管是在師資隊伍，還是硬件設施上，城鎮的始終都比鄉鎮的好。那么，鄉鎮的孩子們想從小接受比較好的教育就來城里讀小學，可是這第一筆擇校費就讓很多農村家長望而卻步，于是就在自己的鄉鎮小學讀六年，在小升初的考試中，自然落后城里孩子一截，自然過渡到第二筆更加昂貴的擇校費，這個階段家長們可能會"大方"一些，但是很多家長們是無奈的，就在城里選擇次一點的學校，或讓孩子在鄉鎮初中讀。三年后中考，少部分農村孩子考入縣里高中，剩下很大一批農村的孩子考不上也交不起更高的擇校費，只好去更差的中學，或者結束讀書進城打工。這個惡性循環讓農村孩子在教育這條線上始終差了一截。

2.城鎮教育資源差距太大

2.1 教師素質參差不齊。鄉鎮學校的教師隊伍里不乏人才，縣里不少老師是從周邊鄉鎮提上來的，他們用不俗的教學成績證明了自己的實力。對于老師來說，這是件好事，可是對于那些地區的孩子來說呢？

缺乏優秀的師資是農村孩子教育落后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們遷往城市的原因之一。這不是老師們的品德問題，有更好的教學條件和報酬為什么不去呢？但是如果所有的學校都能提供差不多的條件呢？另外教師本身素質也是原因之一，應加大對鄉鎮教師的培訓。

2.2 學校硬件設施的問題。我所看到農村，縣城，都市的中小學硬件設施就是三個層次，例如大隊小學灰塵漫天的操場，縣城小學的水泥操場，都市小學的塑膠操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不用說圖書館，多媒體教室，這些在農村小學根本沒有，縣城學校即使有也不向學生開放，只當做一個擺設。

為什么農村小學設施如此落后？為什么就算有了名義上的圖書館多媒體教室也不敢讓學生使用？難道只能怪農村的孩子命不好，生在了偏僻的農村？說到底還是一個教育資金投入的問題，錢不夠，一切都被束縛。

農民子女受教育問題的出路在哪里

城市和農村的差距必然是存在的，可是如今 "寒門難出貴子"的局面卻值得我們深思，因為現在的考試制度意味著后天教育的重要性。面對同樣渴望優質生活的他們，我們現在該怎么辦。

我覺得歸根到底就是一個財政問題。

或許是我們太激進，太淺薄，無法理解到國家的難處，然而我只覺得既然有錢修辦公大樓，為什么不多給孩子們買幾本書？既然有出國考察的錢，為什么不多給農村老師多發點兒工資？既然有購買公車的錢，為什么不多給孩子們修幾個乒乓球臺？上面的政策的確考慮到了廣大的農民子女，可是實施起來怎么這么困難？這些問題的背后又是什么在作祟。

或許作為一名象牙塔里的學生，我無法用更深刻的眼光去剖析中國城鎮化中的農民子女受教育問題，時代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我們國家近幾十年來的變化也是有目共睹的，只要公民意識的不斷覺醒和完善，農民子女的教育問題是一定可以得到解決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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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圖分類號：TB4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069（2016）01-0102-02

1 引言

無論從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來說，城鎮化對當下的中國都是大趨勢。粗略預計，在接下來的十年里，每年將有13億人口從農村遷往城市，城市人口總數也將在2030年跨過1億大關。城鎮化不應該只是基礎設施、住房和城市規劃所導致的結果，而應該被視為一個系統的、整體的和有機的過程，是政治、人口、經濟、政策、思想、社會和文化所有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的結果。城鎮化不僅僅是城市的重建，而是某種程度上的個人自我認同在文化和心理學上的復興。

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不僅需要生態意識，而且需要探討多年來一直被研究者所忽視的文化和心理連續性。除此之外，后者還有助于平緩不可避免的城鎮化轉變進程所帶來的不安和困惑，因為伴隨城鎮化進程的還有生理和心理兩方面的巨大變化。然而，大多數的城鎮化研究關注對象的硬件指標，如經濟（Jacobs，1970； Kirkby， 1985； Scott，2008）、工業和政策（Davis&Henderson，2003），、人口（Davis， 2011）、城市規劃（McCarthy&Knox，2005），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即在巨大變化過程中的心理適應問題。諷刺的是，人應該是城鎮化所關注的核心，而不是對政策規劃這種欠缺實踐性內容的過度關注。城鎮化是一個從國家的角度對包含經濟、產業、政策、人口和城市規劃在內的大問題，但微觀社會文化環境需要通過人類明確網絡的意義和相互關系的方式來定義。文化心理學（Shweder，1991；Berry，1999； Kovecses，2003）和環境心理學（Ba rker， 1968； Gifford，2007）的相關研究表明，適應新的環境是一種從物理環境到心理狀態的交互作用過程，文化元素在環境改變的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案例研究的目的是描述手工藝產業在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現狀，并探索關系式的概念以實現青海省互助縣土族自治縣（稱為互助縣）傳統手工藝融入現代的可持續發展。在這個階段的研究中，關系式設計的概念通常以4C原則來定義，包括溝通（communication）、社群（commun.ty）、情境（context）和連接（connection）。關系這個詞語起源于兩個漢字的拼音，是用來理解中國社會文化的關鍵概念。不同于其他研究中的業務資源和利益，在本文中，關系不僅是不可或缺的創建無形秩序的框架，而且還是對過去和熟悉感在文化和心理上的維系，這將在城鎮化轉型期間通過工藝品促成與新環境的親密關系。

為了驗證這個新理論，在2014年，我們對與青海省互助縣當地工藝零售商合作的10個民間工匠進行了開放式家庭訪談。由于篇幅限制，在本文中我們從10個訪談中選擇了1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探討民間工匠和當地零售商以及非專業的設計師之間是如何相互受益，并逐漸適應城鎮化進程的。本文還將從工藝品設計、城市規劃、情感與心理適應這幾個可能會促進工藝及城鎮化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方面，對關系式設計和4C原則的影響及應用進行說明。

2 手工藝設計聯盟與個案研究

互助縣的工藝和設計的聯盟值得關注，因為它構成了城鎮化和當地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為互助縣的工匠和設計師之間的合作提供了具體模式。如今，互助縣零散的工藝品制作經歷著從手工藝制作經濟到以市場為核心的城市經濟的轉變，涉及到車間和工廠、工匠和設計師，這為手工藝與設計的聯盟打下基礎。城鎮化進程中出現這個過渡階段其實并不令人驚訝。

在當地工藝機構的幫助和指導下，可以實現本地手工藝人產品的展示、大量營銷、訂單簽訂等，也可以被視為互助縣工藝品行業最具影響力的代表，因當地民間工匠聚集的工藝品社群而聞名。手工藝社群主要采用民間工匠和設計師在生產過程中雙向合作的生產方式，主要產品包括土家族文化工藝品，如土家族特色服裝、刺繡，以及其他衍生品。手工藝社群只有八個全職員工，其中有三個人負責工藝制造和生產，同時也擔任設計師，給在家中工作的工匠提供市場定位；四人負責業務和市場，負責從民間工匠那里收集工藝品；還有一個負責手工藝社群運營管理的領導，同時也從事工藝品設計及給民間工匠制訂培訓工作等計劃。

一般而言，待嫁的土家族女孩需要準備一套土家族刺繡服飾作為嫁妝，代表好運、財富和幸福。但對李發秀（Li faxiu）而言，用針線為自己縫制嫁妝的習俗在城鎮化引起的生活方式快速改變中消失了，既幸運又諷刺的是，她們的母親為她們制作了嫁妝，就像李發秀（Li faxiu）為她的女兒制作嫁妝一樣。李發秀（Li faxiu）惋惜地說“土家族刺繡會隨著母親們的離開而消亡”。

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土家族刺繡被賦予了當地文化的標簽，吸引游客購買，李發秀（Li faxiu）的手工藝品被外國游客和專業的工藝品收藏家所熟知。她還與手工藝社群的設計師合作，探討如何對傳統土家族刺繡作出改變以延長它在城鎮化中的生命周期。由于當前土家族民族服裝只出現在某些正式的場合，造成這種服裝占據過多勞動力成本和過長的生產周期，與城市生活格格不入。所以李發秀（Li faxiu）和設計師團隊致力于將傳統刺繡的實用和功能特性轉換為現代刺繡的裝飾性和以生活為中心的特征，更好地與城市環境下的新生活方式進行匹配，如刺繡錢包、刺繡手機套、刺繡戒指和旅游商品等。

3 “關系”和4C原則

3.1 關系：創建隱形規則

關系意味著人、物、環節以及自然等之間的聯系，尤其適用于描述個人或集體社交網絡的動態性影響。陳小平（Xiao-Ping Chen）認為關系不僅指人際關系，它也是國內成功商業模式的一個關鍵條件。在成為新城市居民的民間工匠中，大多數是女性、老人或文盲，沒有了手工藝，他們更難適應新的生活環境，文化的DNA深入他們的骨髓。另外，當進入新的環境，我們需要對他們持續進行關注，特別是那些只精于手工藝技能的農村人，在這方面現在已經有了較多深入的研究。

要想從社會關系角度了解中國文化，關系是“一個重要和決定性的元素”，最近，它橫跨中西方學者的界限逐漸成為沒有額外文字解釋的詞語。在國內外文獻中，關系已經鞏固了它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有效范式的地位。盡管對于關系有多方面的意見和見解（Jacobs，1982； King，1991； Xinand Pearce， 1996； Farh et al.， 1998； Lin， 2001； Gold et al.， 2002； Chen andChen，2004），但幾乎沒有關注人與物質世界之間的關系。

總而言之，商業中的關系意味著資源和利益，而在本文中，我們把手工藝品制作看作城鎮化進程中的一種促進與新環境之間親密關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連結。城鎮化轉型期間通過工藝品。不同于陳小平（Xiao-Ping Chen）的對關系的解釋“關系是中國本土構建的產物，是一個非正式、具象的兩個人之間的人際關系，遵守著相關社會規范的這樣一個隱形心理契約，如維持一段長期的關系，相互承諾、忠誠和義務”，這里的關系，不論是指實物工藝品制作還是城市規劃，或是情感維系，都是作為一種隱形的規則而存在，而并非嚴格地指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還可以指人與物之間通過手工藝的連接，進而減輕變化所引起的焦慮感和陌生感。黃（Hwang）將關系分為三種類型，即社會情感型、工具型和綜合型。這里的關系更接近于第一種類型。

3.2 手工藝可持續性的4C原則

4C原則包括兩個方面，來自外在客觀世界的社會和溝通的維度，由剛性、不可避免城鎮化后果來決定；環境和連接的另一個方面是內在主觀系統，由當地文化的可持續性和工匠的心理需求所共同決定。

手工藝必須找到一種在消費的社會和城鎮化中存活的形式來尋求發展和壯大，而設計思想是實現可持續性轉變的有效工具。工匠和設計師之間的相互通信維持商品和文化之間的平衡。工藝社群中的設計師也扮演著銷售者的角色，他們了解市場需求，也熟知專業的設計方法，可以促進手工工藝到工藝品的轉變。此外，設計師涉足民間工匠領域將對之后的產品市場推廣有很大的幫助，然后在城鎮化進程中逐漸適應消費者的文化。另一方面，民間工匠在創造具有原始當地文化特色的手工藝工作中顯然更具優勢。然而手工藝的可持續發展的重點不僅是工匠與設計師之間的溝通，手工藝設計社群也很重要，它能提供一個將當地勞動力轉化為利潤的交易平臺，以及作為一所培訓學校為手工藝產業發展提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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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9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46-0178-02

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走向，是一個國家實現城市化的“先鋒”。加速城鎮化是促進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解決人口結構性矛盾的基本途徑，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根本出路和協調城鄉關系、縮小城鄉差別的推進器。基于我國城鎮化發展現狀，我們要善于總結發展進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未來城鎮化發展的對策。

1我國城鎮化發展進程中的困境

11城鎮化規劃的制定、實施和監督制度不完善一些城鎮規劃的編制缺乏科學、充分的研究和論證，規劃與實際發展脫節，建設又與規劃脫節。規劃的權威性和強制性不夠，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和問責機制。不嚴格執行城鎮規劃、隨意改變規劃和違規建設的現象時有發生，使規劃喪失了調控城鎮發展的剛性。同時，由于受行政區劃影響，在推進城鎮化建設中，各城鎮僅按照本城鎮行政區劃做城鎮規劃，難以從區域經濟角度考慮，難以做到與相鄰城鎮之間的協調發展。

12城鎮規模結構不合理，城鎮對外輻射能力還比較弱大、中、小城市結構不合理，與國際普遍規律相比，我國大中城市特別是大型城市集中的人口比例明顯偏低，城鎮群發展剛剛起步，城鎮之間聯系交往程度還不高，城鎮聚集程度還較低，人口總規模還比較小，人口吸納能力還不強。目前，我國城鎮一般都還處于人口和產業的集聚階段，對外輻射能力還比較差，郊區化和分散化的趨勢雖然也存在，但還不十分明顯。

13城鎮化的區域差異較為明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鎮發展體系逐漸走向成熟。以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發展為代表的、城市區域空間為主體發展的新格局日益顯現，一些區域具有區位、資源和產業優勢，已經達到了較高的城市化水平，形成了城市發展相對集中的城市群。除原有的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環渤海城市群外，山東半島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廈泉漳閩南三角地帶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等也開始形成。

14城鎮化進程中忽視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在城鎮化過程中，不但要重視城鎮化發展速度和城鎮經濟的規律，也要重視社會文化、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教育和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協調發展。各地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往往是把城鎮化發展速度放在首要的位置，而對社會協調發展關注不夠，造成各種社會問題不斷涌現。城鎮失業人口增加、失業率升高，社會保障發展緩慢，覆蓋范圍太小。社保基金管理制度不完善，保險社會化發放不能有效實施，資金缺口遲遲不能彌補。城鎮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長期不能解決，成為制約人口自由流動的重要因素。

2加快我國城鎮化發展進程的措施

21必須轉變城鎮化建設思想徹底走出“人口只有向城市集中、尤其是向大城市集中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的認識誤區。城鎮化不僅包括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同時也包括向縣域小城鎮的轉移以及農村社區向城市型社區的轉變。中國人多城（市）少、城市承載力不高、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任務艱巨，這一現實國情決定了僅靠單一的大城市根本無法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只能選擇大中小城市和農村小城鎮及新農村建設三位一體、相互補充的多元化、低成本的城鎮化發展模式，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22以科學規劃指導城鎮化建設城鎮規劃是城鎮建設的藍圖，決定著城鎮未來的發展。要推動城鎮的科學發展，必須充分發揮規劃的戰略性、前瞻性和導向性作用，深入研究各城鎮歷史文化、風俗民情、產業基礎、承載能力、發展前景，用先進的規劃理念制訂科學的城鎮規劃，充分展示城鎮的歷史內涵、現代風貌和鮮明的地方特色，切實做到以科學規劃指導城鎮化建設。為此，城鎮化要堅持先規劃后建設的原則，以規劃統領城鎮化，提升城鎮設計和建筑水平，明確城鎮生產、生活、生態功能分工和空間布局，引導生產要素向城鎮集聚，并加強對實施規劃過程的法律監督、輿論監督和社會監督，維護規劃的嚴肅性，保障實施規劃的有效性，防止和制止實施規劃過程中的隨意性。

23成立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的組織領導機構建議成立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領導小組，通過高位推動，綱要引領，頂層設計，把新型城鎮化推向跨越發展的快車道。一是加強組織協調，加強發展建設、公安、國土、財政、民政、計生、統計等部門的合作，形成多方協作、相互配合、良性互動的城鎮化發展新格局。二是建立考核評價制度，制定全面評價新型城鎮化發展進程的指標體系，定期對新型城鎮化發展工作進行考核評價，指導新型城鎮化建設科學、有序發展。三是城鎮化的發展不得不改變現有的傳統政策與管理體制。改革現有的二元戶籍制度，逐步建立其城鄉統一的就業、教育、社會保障、住房制度。逐步疏通現有的管理體制，降低農村勞動力進程居住的成本。另外，加強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充分考慮好醫院、市場、學校、住宅布局，方便人們的生活，使城鎮的功能得到充分發揮。

24增強產業聚集功能按照“工業園區化、園區產業化、產業集群化”的思路，充分利用國家政策、投資、技術和對口支援項目，做好產業發展規劃，加強產業配套，推動產業聚集，提高產業的關聯度。要著重培育2～3個有經濟規模、有市場需求、有競爭力的特色主導產業，通過加快主導產業的發展，為農民工就近就地轉移就業創造條件。同時，要依據各自優勢發展特色產業，要堅持因地制宜、適度集中的原則，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為產業集聚區的快速發展提供充足的條件。

25拓寬投融資渠道，為城鎮化健康發展提供資金保障要通過政策引導，逐步建立起由國家、社會和個人共同參與的多元化投融資體系。一是建立城鎮發展建設基金，實行有償使用、滾動經營。二是加快城鎮財政體制改革，積極探索建立鄉鎮財政新體制，增強鎮級財力，逐步提高中心鎮政府對城鎮建設的投入和調控能力。三是積極引導商業銀行拓寬服務領域，積極參與和支持城鎮建設。促進國有商業銀行逐步開展對有穩定收入的進城農民在購房、購車和其他消費方面的信貸業務，拓寬金融服務領域。

綜上所述，城鎮化發展是一個長期而應按照客觀規律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在這個進程中，我們要針對不同地域、不同自然環境、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不同民族風俗、不同資源條件、不同城市規模的城鎮，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地進行科學決策和科學規劃，積極穩妥推進新型城鎮化，走出我國自己的城鎮化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1]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城市化、產業效率與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09（10）.

篇8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

城鎮化是鄉村變成城市的一種復雜過程,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它以近代產業革命為契機,推動勞動力和人口的產業轉移與空間轉移,在改革經濟結構的同時,改變著人類的住區與社會結構,最后使絕大多數人脫離農業,大多數人從農村轉入城鎮。城鎮化是現代化的標志,是工業化的必然產物,同時又是工業化、現代化的重要載體和推進器,是推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由于近年來,我國城鎮化建設加速,有力地帶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但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也暴露出一些問題。正確認識我國城鎮化的發展現狀,正視城市化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并立足現實尋找可行的對策,才能更好地建設和諧社會。

一、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

1、城鄉分割,協調性較差。在長期計劃經濟“城鄉分治”制度的作用下,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得以產生、固化乃至于不斷強化。特別是我國的戶籍制度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戰略限制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低。政府借助于戶籍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糧油供給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醫療、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推行,逐漸形成了城鄉有別的管理體系。城鄉居民由于居住地域的差異和職業的不同最終演化成身份和地位的差異。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本身具有區位優勢和功能優勢,其聚集經濟效應的強化作用進一步拉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形成了“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產業格局,最終使得城市和鄉村演化成兩個彼此相對獨立的人為的封閉系統。由于城市的磁化作用,使得農村中原本匱乏的資金和人才被城市合理“掠奪”。城鄉之間的公平問題作為市場經濟難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在我國表現得更為明顯。

2、結構雷同,特色不明顯。我國城鎮化發展模式肇始于重工業化發展戰略的需要,因此其地域空間布局和主導產業培植上皆表現出明顯的計劃經濟色彩。首先,表現在城市空間布局上的行政偏好。一是在城市選址和規劃上的強烈行政壟斷。政府包辦了城市建設中的一切事務,而作為切身利益者的城鄉居民幾乎被完全排斥在外;二是絕大多數城市都是所在地政府駐地,政治色彩十分濃厚。相比之下,城市產生發展的最主要動力的經濟因素反而退居次要位置;其次,城市之間產業結構的雷同成為普遍現象。出于政治因素而非經濟因素的考慮,大、中、小城市均希望借助各種游說手段為當地爭得更多的項目和資金,并通過構建完備的工業體系,努力為政府官員創造更多的政績。同構化的城市結構,一方面強化了城市間的過度競爭;另一方面地域特色和產業特色定位的模糊性直接侵蝕了不同城市的比較優勢。

3、城鎮規劃不合理,發展不和諧。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由于種種原因,城鎮建設中要么先建設,后規劃,要么只有建設開發規劃,沒有進行過環境影響論證評價,更沒有去審批環境影響報告書。由此導致的直接后果是:開發規劃不完整、不全面,規劃設計、城鎮布局不盡合理,工業區、生活區、行政區、商業區等設置不盡合理,給煙塵、噪聲防治造成困難,由于建設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恢復的措施等不明確,對將要采用的環保設施如新能源的推廣應用沒有進行考慮等,最終導致出現“新城區、舊面貌”的問題。

4、城鎮體系不健全,協同效應不足。受制于不同時期政治和經濟環境的需要,我國城鎮化發展戰略表現出明顯的短期化特征。從建國后的“限制發展大城市和小城鎮,適度發展中等城市”逐漸過渡到八十年代以后的“大力發展小城鎮”。我國城鎮化戰略的制定和實施似乎更多的是出于解決特定矛盾的權宜之計,缺乏整體性和前瞻性,都是從靜態和孤立的視角謀劃城市的發展。其實,不同規模的城市都有其自身的優勢和劣勢。例如,大城市具備較強的聚集效應,但其“城市病”癥狀也更為明顯;小城鎮分布廣闊,貼近農村市場,更有利于城鄉之間生產要素的交換,但其聚集功能較弱,土地浪費較為嚴重;而中等城市兼有二者的優勢和劣勢。所以,不能簡單地評價哪種類型城市的優劣。

5、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在我國城鎮化過程中,政府推動的作用明顯,政府在城市發展中過多地干預市場的發育和運行,過多地介入微觀經濟活動,直接充當資源配置的主體,而對社會發展關注和投入不足。作為制度的主要供給者,政府在城市化發展中沒有為市場的運行提供規范的環境和制度保證,地方政府在干部考核機制的誘導下忙于上項目和招商引資,趨利性明顯,不少地方政府為攀比城市化率,用行政手段積聚城市人口,大量征地進行城市形象工程建設,對政府服務、行政管理、社會保障建設、法制和規則建設、社會公平等關系城市質量的重要問題關注不夠。政府的城市管理水平不能適應城市化快速增長的需要,表現在城市交通、治安、貧困、教育、社會保障、資源耗費等多方面。政府職能的錯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近年的城市化過于追求速度,忽視城市質量和功能建設。正是因為政府職能的錯位,使我國大量的民間資本不能轉化為投資,缺乏個人創業的環境,限制了就業崗位的增長,導致城市化的動力不足。

二、提高城鎮化進程的對策

1、城鄉互動,協調發展。國外和我國城市化發展的實踐都證明脫離農村發展的所謂“孤島式”城市化發展模式注定不會成功。缺乏了農村的協調和支持,這種城市化發展模式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要逐步摒棄片面強調發展城市(尤其更多地停留在城市空間的拓展上)的傳統做法,而應從城鄉聯動、協調發展的角度謀劃我國的城鎮化發展戰略。

2、因地制宜,突出個性。審視我國城市發展現狀,結構雷同、個性模糊是一個普遍問題。城市在主導產業的選擇上、在未來功能的定位上均顯示出明顯的趨同性,這種現象對于城市的后續發展是十分不利的。實踐證明,在城市核心競爭力的培育上,個性化扮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上海、深圳、大連、順德等城市之所以在某些領域獨占鰲頭,其核心就在于它們結合本地區位和資源條件,選擇了獨特的主導產業,具備鮮明的個性化特征,這一點正是其他城市無法模仿的,從而在競爭中占據了主動地位。因此,我國城市的發展應該結合自身的特點,充分發揮自身潛在的優勢,努力培植核心產業。從區位優勢、產業特色、文化底蘊、旅游休閑、礦產開發、生態環保等角度來定位城市的發展方向,探尋并逐步培育城市的主導產業,形成鮮明的城市個性特色。

3、立足實際,規劃建設。規劃是城鎮的靈魂,一座沒有規劃的城市注定沒有發展前途。因此,必須從長遠著眼,立足實際制定好城鎮發展的規劃,科學地處理和協調好城鎮的各種功能,解決好城鎮化進程出現的各種矛盾,確保城鎮化發展的水平、速度和效益三者的協調統一。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城鎮化建設的需要,科學謀劃城鎮發展的功能布局、市政建設、城鎮管理等方面,切實把城鎮建設的相關要素,可能存在的問題和解決辦法統籌考慮進去。同時,還要按照區別對待,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的原則,統籌抓好各鄉鎮建設的規劃編制。

4、整合城鎮體系,發揮協同效應。由于規模不同,城市間表現出功能的差異性,都存在一定的優勢和不足。因此,如何通過科學的規劃,構建一個結構合理、功能互補的“金字塔式”的城鎮體系便成為當務之急。確立合理的城鎮體系,一方面要考慮城鎮的發展現狀,通過城市布局的合理調整和功能的整合,努力構建一個和諧的城鎮化體系,發揮不同規模城市間的協同效應;另一方面要結合城市的未來發展,在科學預測的基礎上,確立城鎮體系的發展方向。

5、科學定位政府職能,轉變政府職能。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脫節,根源就在于政府職能轉變滯后,表現在城市化過程中就出現很多問題。城市化的健康發展乃至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要求對政府職能進行科學定位,并用制度保證政府行為的規范,在政府、市場、企業、社會中介間建立起科學合理的分工關系和運行機制。今后,需要繼續完善政府的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職能,削減政府的行政審批權限,強化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政府需從市場能發揮好作用的領域中抽身,減少政府對市場運行的過度干預,把投資決策權和生產經營權等資源配置的自交給企業。凡是通過市場機制能夠解決的問題,應當由市場機制去解決,通過市場機制難以解決、但通過中介機構能夠解決的,應當通過中介機構去解決,政府應當解決和彌補市場失靈問題,在城市化進程中提供公共物品,制定市場規則,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務質量,在收入再分配、社會公平、保護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增加就業、產業規劃、法制建設、制度創新方面履行自己的責任,重點提高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并引導其他組織為社會發展提供公共服務。

(作者單位:湖南涉外經濟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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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S89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 城鎮化進程中實現生態化建設的重要性

在傳統的城鎮建設過程中，由于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與規模效應，對自然生態系統產生了嚴重的干擾破壞。目前，我國的許多大中型城市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生態問題：城市灰霾天氣增多，水環境問題嚴重，公共綠地減少，環境自凈能力下降，城市垃圾生成量巨大，交通擁堵愈演愈烈等。這些問題正在影響著居民的正常生活，威脅著人體健康，阻礙著城市的進一步發展。

目前，我國已經進入城鎮化發展的快車道，城鎮作為主要的人居環境吸引著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和聚集，其數目和規模在迅速增加和擴大。最新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1）》顯示，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1.27%，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達到6.9億人。公開數據顯示，至2011年末，中國共有657個設市城市，建制鎮增加至19683個。全國共有30個城市常住人口超過800萬人，其中13個城市人口超過1000萬人[1]。作為居民生產、生活的主要地點，城鎮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發生聯系的重要場所，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要求人們進行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變革，要求把生態思想貫穿到居民生產生活的始終。

2 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生態化建設的實踐發展

自1971年聯合國提出要開展城市生態的研究后，愈來愈多的國家開始投入到城市生態的研究和生態城市的規劃與建設中。

1982年8月28日，第一次城市發展戰略思想座談會提出了“重視城市問題，發展城市科學”的重要主張，城市生態學正式列題，并把北京和天津的城市生態系統研究列入國家“六五”計劃重點科技攻關項目。1986年，江西省宜春市第一個提出將建設生態城市作為其發展目標，并于1988年開始試點工作，這是中國生態城市建設的第一次具體實踐，成為我國構建生態城市早期探索的標志性事件。從此，全國各省市都提出了建設生態省或市的實踐要求。1994年7月《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的頒布，明確了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方向，在具體措施上促進了生態概念的推廣，可以說是開啟了我國各個生態城市建設的大門。1994年，國家環保局組織制定了“全國生態示范區建設規劃綱要”并于1995年，全國生態示范區建設試點工作由此拉開序幕。1996年批準了第一批試點，2004年已有9批，共528個試點，通過3次考核驗收，已經命名的有166個[2]。為組織實施國務院批準的《國家環境保護“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所提出的目標，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于1997年創建了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市。2000年，國務院頒布了《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明確把生態省、市的建設作為加強生態保護、促進可持續發展的一項基本任務，首次明確提出了“維護國家生態環境安全”的目標。2003年，總書記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座談會上強調：“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將循環經濟的發展理念貫穿到區域經濟發展、城鄉建設和產品生產中，使資源得到最有效利用。最大限度地減少廢棄物排放，逐步是生態步入良性循環，努力建設環境保護模范城市、生態示范區、生態省”。同年，國家環保總局了生態省（市、縣）建設的指標體系。目前我國已有天津、山西等14個省（市、區）開展了省域范圍的建設，500多個市（縣）開展了市縣范圍的建設[3]。2004年，原國家環保總局頒布了《生態縣、生態市建設規劃編制大綱（試行）》，同年，國務院將推廣循環經濟典型，開展生態示范區、生態省（市）、生態文明村以及綠色社區的創建活動列入其當年的工作要點。2007年1月23日，國家環保總局組織制定了《國家環保總局關于加強生態示范創建工作的指導意見》進一步加強生態省（市、縣）和環境優美鄉鎮、文明生態村的創建工作。同年，建設部了《宜居城市科學評價標準》。越來越多的城鎮開始關注、提倡生態城市的建設。

3推進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生態化建設的對策建議

3.1 合理規劃，規范管理

城市的生態化建設的前提是要搞好城市規劃，通過擴大自然生態容量、調整經濟生態結構、控制社會生態規模等一系列規劃手段，來促進經濟、社會、自然的協調發展。我國城市類型多樣，城市的生態化建設需要從實際出發，結合城市自身的特色，按照符合生態要求的原則進行規劃分析。同時在生態化城市的管理中，要有科學、民主、系統的管理體制，形成良性的運行機制；要制定符合城市經濟、社會、自然等因素的戰略、原則、目標和實施步驟；制定科學合理的鼓勵政策，加快生態化城市的建設步伐；創建服務于生態化城市建設和管理的科技條件，實現生態化城市管理的智能化、信息化。

3.2 實現生態化的經濟發展方式

生態化城市的經濟發展應建立在生態環境可承受的范圍內，保證自然再生的前提下擴大經濟規模，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雙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增長的速度、質量、效益的統一，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切實加強生態工業、清潔生產、循環經濟和環保產業建設；立足于可再生資源與能源的利用，提高資源、能源利用效率，貫徹落實循環經濟的3R原則，實現社會效益、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的完美結合；形成以綠色或生態產業為特色的以“生態型產業”為主導的經濟格局；調整城市產業結構，構建新型產業體系，合理布局、優化提升，通過圈區管理、規模效應和產業共生等方式減少資源能源消耗，降低污染物廢棄物排放，減輕環境壓力。

3.3 建設生態化的人居環境

生態化城市的建設中，要求人居環境潔凈、優美、舒適，要充分貫徹生態學理念，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的目標。城市的人居環境實際上涉及到了居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而各個方面均需要在綠色生態的理念下發展完善。如在城市的交通體系發展綠色交通，在城市建設過程中重視生態用地的規劃，實施多重水資源的優化配置等[4]。

3.4 倡導生態化的生活方式

生態化的生活方式應該是理性的、節制的、和諧的、全面發展的、可持續的，要求從生態系統整體出發，將人類自身的生活方式納入到生態系統整體中考察，從生態系統的承載量、容納量及整體的良性發展出發，規約、限制人類自身的行為活動。生態文明建設需要每一個個體的參與，而生活方式則是個體主動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最直觀的表現。例如，在生活中，要養成綠色消費習慣，自覺踐行節能、節水行為，減少生活垃圾的產生，避免使用一次性產品，自覺維護周邊的自然環境，履行每一個人的生態責任。

3.5 重視城鎮生態化過程中的公眾參與

城鎮是社會-經濟-自然的復合系統，城鎮的主體是居民，城鎮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人提供良好舒適的居住和工作環境，因此城鎮的生態化建設過程是離不開居民的支持和配合的。在城鎮生態化建設過程中，政府必須發揮主導作用，調動公眾參與的積極性，積極引導，讓公眾從思想上認識到城鎮生態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任何一個人都應該為其盡責盡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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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按照當前戶籍制度改革的要求，戶籍放開的主要范圍放在中小城市。按照這種戶籍制度改革的要求，不僅會為大中城市的戶籍流動創造更多的尋租設租機會，導致城市之間人口流動機制扭曲，而且也向市場表明了中國未來城市化的發展方面是傾向于中小城市，或有人所提的城鎮化。但是，從世界歷史進程來說，現代國家城市化的進程基本上都是先聚集在大城市開始，然后等這些大城市發展之后才逐漸向這些城市周邊擴散，以此來帶動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如果中國城市化進程只是限制在城鎮化的取向上，希望通過創造中國城鎮化來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及發展中國經濟，這樣做可能如早年通過戶籍制度制造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管理模式一樣，造成中小城市，或小城市及小城鎮經濟發展水平與大中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大。

當前城市化的問題并非是“城鎮化”，而是中小城市的居民向大城市及特大城市流動的“城市化”。由于當前戶籍制度改革滯后的限制，這種城市化受到嚴重阻礙。中國要實現真正的城市化就得通過重大的戶藉制度改革來實現。

其次，中國的城市最為重要的就是，建立起全國性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讓全國勞動力人口能夠自由地、沒有歧視地在國內勞動力市場流動。這樣才能保持中國社會具有較高的流動性。

而正是這種較高的社會流動性，不僅將調動全國人民加大教育或人力資本投入的積極性，提高整個民族的人力資本素質，而且它也是加快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與繁榮的關鍵所在。比如，現在許多非精英人士不斷地在尋找發展新機會、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大量民營企業家涌現、大量的農民子弟進入國家公務系統等，都是這種合理的社會流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