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鄉村治理綜述，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TM72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22-0029-01

1.農村配網低電壓的原因

1.1 農村配網基礎設施不健全

我國農村配網設施運行年限普遍較長，變電站的數量和分布也多有不足，中低壓供電線路的供電范圍較大，但是供電線徑較細，而且隨著供電年限的增加線路老化現象嚴重，輸電距離長，輸電容量小，配電變壓器容量難以滿足農村用電需求，造成農村配電低電壓現象經常發生。據相關數據分析，我國農村65% 的用戶用電容量不足0.8kVA，86% 的農村低壓供電半徑超標，75% 的低壓主輸電干線的線截面積不符合國家相關規定標準。

1.2 農村用電需求的快速增長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我國相關的農村政策，農村的發展十分迅速，這就造成了農村用電需求的增加。彩電、電腦、冰箱等高功率家用電器逐漸走入農村百姓家，打破了農村以前僅僅是使用白熾燈照明的用電模式，這些家電的普遍使用造成了農村的供電設施配備與用電需求嚴重不匹配，農村配置電容量不足，電網無功缺額越來越大，導致無功功率在輸電網路大規模輸送，從而引起農村配網“低電壓”現象愈發嚴重。

1.3 農村用電特性引起低電壓

因農村居民外出務工現象普遍，平常家中多是老人和小孩，用電量不大，而且較為穩定，農村電壓也能夠達到正常供給。然而在春節期間，外出務工人員陸續返鄉，農村用電量短時間內大量增長，尤其在燈火通明的除夕，電燈、電暖氣等家用電器的大量使用，造成配電線路和配電變壓器工作負荷嚴重超載，進而造成農村配網低電壓現象的出現。

1.4 供電設備運行維護不到位

保證電壓質量是一項復雜的工作，綜合性較強，電網的結構、供電的能力、用電性質的判別以及設備是否正常運行，這些都是保證農村正常供電必不可少的因素，忽略以上因素，不能做到對各因素的透徹分析，就可能形成管理漏洞，進而影響供電質量。可能出現三相負荷不平衡，變壓器未調擋，變電站母線未調壓，無功補償裝置未充分投運等現象，進而引起農村供電電壓不足的現象出現。

1.5 農網建設改造不徹底

農村配網自建設改造以來基本處于無投資的狀態，線路、變壓器等基礎設施使用年限過長，而且基本都處于帶病運行的狀態，明知道農村配網存在低電壓問題而無力治理。伴隨著國家體質改革，新一輪的農村配網改造正在積極進行，對農村配網改造的投資也逐年增長，農村配網低電壓現象正在逐漸緩解，然而農村配網低電壓問題存在已久，要想在短時間內得到徹底治理是很難實現的。

1.6 改善項目落地困難問題

近兩年在解決人口密集城鎮配網低電壓問題的時候，時常發生改建項目落地難的問題。居民以影響正常生活、影響自身健康為由，阻礙配電變壓器的修建，出現了一方面居民用電電壓低，一方面又拒絕改善低電壓狀況的局面。

2 農村配網“低電壓”治理難點

2.1 做到建立綜合治理的組織體系

根據具體的治理項目建立嚴格的組織體系，可以根據需要建立專門的治理項目領導小組和組織機構，并且明確領導小組和組織機構的工作職能。同時要求各個轄屬區域建立相應的領導小組，責任到人，確立嚴格的責任制度，保證工作的層層落實，從上到下的確保治理工作正常、高效的開展。

2.2 做到嚴格的運行管理

在實際工作中，要確保農村配網運行維護管理工作的力度，逐步建立健全電壓質量管理體系，并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建立崗位責任制。對客戶端電壓進行實時巡查，并建立相應的巡查制度，同時建立完善電壓質量監控網絡，應定期對電壓質量和負荷進行實測，根據實測數據掌握農村配網低電壓現象的相關信息，并定期對設備進行檢測，如發現電器設備接頭接觸不良等缺陷，要及時進行維修，保證供電設施的正常運行。準確掌握各配電設施的運行機理和工作特性，并對低電壓信息進行實時收集，建立電壓質量問題查找、分析和提供相應的整改措施等相關工作相統一的管理體系。如果發生三相負荷不平衡，配電變壓器擋位不當或者迂回供電等故障，造成農村供電電壓不足，要對故障進行及時處理，采取相關措施消除低電壓現象，并提交書面故障報告，對故障情況進行統計，以便于治理。在農村地區開展有序用電宣傳，引導農村居民合理用電，尤其是在用電高峰期，指導居民用電錯開高峰期，進而保證農村居民可以正常用電，同時減少農村配網低電壓現象的發生頻率。

2.3 制定科學合理的治理方案

在制定低電壓治理方案時，要嚴格遵循國家電網公司以及地方電網公司關于農村配電網絡改建的相關政策和技術建議，根據待治理區域的具體情況制定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努力確保治理即達標。在項目安排方面，優先治理均戶用電量小、低壓供電半徑長的區域進行治理，優先治理人口密集的區域，優先治理95598投訴受理的區域。設計治理方案時，要根據治理區域的實際情況，合理的選擇導線截面和供電半徑，對于導線截面和供電半徑的選取，要根據手冊進行查詢，例如，滿足10kV 的線路供電半徑，鄉村不宜超過15 千米，低壓線路供電半徑鄉村不宜超過500 米。不僅如此，選取過程中還應根據線路的載流量，電流密度以及線路末端電壓偏差等多個方面因素進行考慮，綜合各個因素進行全面的計算分析。對于導線截面的選擇，電網架空主干線應大于95 平方毫米，低壓主干線導線截面面積應大于50 平方毫米，中性線截面面積應與相線截面面積相同。在進行縮短供電半徑工作時，可以調整重負荷線路，重新分配現有負荷，并根據投入和產出比，適當增設變電站。

2.4 做到組織有序

農村配網低電壓綜合治理工作時間長，而且工作任務相對繁重，施工作業點較為分散，戰線較長，同時易受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的影響，因此，在進行治理工作時，一定要做到精心策劃，嚴密組織，有序安排，嚴格落實治理方案的各項工作，加強對施工力量的組織，以確保可以順利、成功的完成治理工作。治理完成后，要對工程進行數據實測，現場詢問，座談交流，以評估治理工程是否充分發揮效益，是否可以徹底的消除低電壓問題。從項目立項方面來看，是否存在治理標準偏低或者選型不當的問題，是否存在因永久性施工缺陷，進而影響設備，造成運行故障的現象，為以后的農村配網低電壓治理問題提供可靠依據。

2.5 開展對線路及臺區電壓監測分析工作

隨著scada 系統及臺區用電采集系統的運用，使得基于電壓采集的大數據分析變為可能。能夠運用大數據分析工具對采集系統基礎數據進行處理，從低電壓臺區所在線路、發生時間和累計天數進行綜合分析。以監測數據分享為依據，對低電壓臺區進行精準定位，為配網申報改造項目提供依據。

2.6 確保配網建設改造精準投入

在低電壓臺區監測定位的基礎上， 配合配網規劃及網架建設需求，強化配網建設精準投資。特別是對中壓線路半徑超過15km 的10kV 線路，要增加上級電源點布置，改善網架結構;對于戶均容量不足2kW 的臺區，要選擇負荷中心進行增點、增容。

3 結語

為了保證農村配網的正常運行，需要在實際的治理工程中不斷總結經驗，突破治理工程中的難點，努力開發新的治理技術和方案，為農村配網低電壓治理工程提供更好更新的理論和實踐依據。

篇2

通知

各省、各自治區、直轄市及計劃單列省轄市(行政區)土地(國土)管理局(廳)：

根據〔1897〕國土〔專〕字第2號文規定，土地調查各地類面積要按權屬單位和行政區劃進行匯總。為了使調查與登記，統計很好銜接，經研究制定了村、鄉土地利用現狀調查面積，按權屬匯總的表式，現發給你們，請參照執行。按行政系統面積匯總，仍按全國農業區劃委員會頒布的《土地利用現狀調查技術規程》第40、41頁《土地利用現狀分類面積統計表》執行。

篇3

[中圖分類號]D6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14)07-0067-09

本次調查由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小組辦公室委托開展;得到了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NCET-10-0430)的資助,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研究”(項目批準號10ZD&018)的一項成果。調查問卷由袁方成副教授設計。本次問卷調查得到浙江省安吉縣、永嘉縣和江蘇省南京市高淳區農村綜合改革部門的大力支持。調查問卷在博士生周純義指導下,采取Epidata軟件,由華中師范大學2012級、2013級地方政府學碩士生錄入。特此一并致謝!

一、調查的緣起及基本情況

早在2008年，浙江省安吉縣立足縣情，提出了“中國美麗鄉村建設”。兩年后，“美麗鄉村”建設升級為浙江省委、省政府決策。近年來，浙江“美麗鄉村”建設成績斐然，成為全國“美麗鄉村”建設的排頭兵。如今，安徽、廣東、江蘇、貴州、廣西等省區也在積極探索本地特色的“美麗鄉村”建設模式。但在許多地方，“美麗鄉村”建設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主導并自上而下推動的，它是否滿足了人民群眾對新農村建設的期待和要求呢？對于基層干部、群眾而言，他們又是如何認識“美麗鄉村”建設的？他們的所思所想是什么？

為了了解當前基層干部群眾對“美麗鄉村”建設的看法和要求，課題組在2013年暑期跟隨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小組辦公室領導到浙江省安吉縣、永嘉縣和江蘇省南京市高淳區等地調研時委托當地農村綜合改革部門進行了問卷調查。共收回有效問卷379份，其中，安吉縣樣本數為167份（占44．18％），永嘉縣樣本數為45份（占11．90％），高淳區樣本數為166份（占43．92％）。

表1是這次被訪者的基本情況。被訪對象涉及鄉村干部、農民、農村事業單位職工等不同職業群體；他們的平均年齡為33．5歲，以中青年為主（21～50歲之間的占72．87％）；家庭平均年收入79072．37元，人均年收入24926．04元，但收入結構總體趨向分散，人均年收入不足1萬元和超過4萬元的分別占14．16％和11．50％，因此本次調查的數據反映了基層干部、群眾不同階層的需求、態度和觀點。

本報告主要以這次問卷調查數據為依據，在對基層干部群眾態度、需求和“美麗鄉村”建設狀況分析的基礎上，提出進一步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的政策建議。

二、農村衛生環境

從調查來看，在一些“美麗鄉村”建設的縣區，農村生活垃圾得到了較好治理，但部分農民囿于既有的生活習慣，并沒有按照要求處理生活垃圾，仍然存在隨意棄置生活垃圾的現象。與之相比較，農業生產產生的廢棄物治理較差，而鄉村工業污染情況尤其嚴重，成為當前農村衛生環境治理的重點和難點。

（一）農村生活垃圾得到一定處理

這次問卷調查的三個縣區較早開展了“美麗鄉村”建設，其農村衛生環境得到較好治理，被訪者對本村的衛生環境狀況評價較高，3／4的人表示滿意。不過，也有21．66％的人評價一般，3．74％的人不滿意。①

這些調查的村莊，絕大多數都對生活垃圾進行了處理。其中，不少村莊有專門的保潔人員進行垃圾清理。對被訪者所在村莊生活垃圾處理方式（問卷中設置為多選題）進行調查的結果顯示：選擇“設有垃圾處理池”一項的被訪者有55人，占被訪者總數的14．75％；選擇“設有垃圾收集箱”一項的被訪者有21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58．45％；選擇“有專門的保潔人員進行清理”一項的被訪者有249人，占被訪者總數的66．76％；選擇“其他”一項的被訪者有2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6．43％；選擇“沒有對垃圾進行處理”一項的被訪者有32人，占被訪者總數的8．58％。

被訪者家庭的生活垃圾也進行了一定的處理。但是，不可忽視的是，一些農民因為仍然延續著原有的生活習慣，并未對自家的生活垃圾進行任何處置。例如，10．16％的被訪者是將自家的生活垃圾隨手扔到路邊、溝道里或門外空地上。①6．37％的被訪者將自家生活污水潑到院子里，更有26．60％的被訪者只是將它排到室外，未作任何處理。②

（二）農業生產性廢棄物有待進一步治理

盡管這些地方農村生活垃圾得到了一定治理，但是農業生產性廢棄物的處理仍然不盡如人意，需要進一步加大治理。譬如，使用過的農用薄膜，29．44％的人將它混同生活垃圾扔進垃圾箱，未作特別處理；還有8．51％的人將其直接丟棄在田地里，5．05％的人從田地取出后隨意棄置。③

又例如，相當多的秸稈（稻稈）只做簡單處理甚至未做任何處理。27．85％的人將秸稈爛在田里做肥料，15．65％的人在田里焚燒秸稈，5．84％的人隨意棄置秸稈。④這些隨意棄置的秸稈，不但影響農村衛生環境，而且極容易引致火災，威脅農民生命財產安全；而焚燒的秸稈，則直接污染空氣，成為近年一些地方頻遭霧霾的“元兇”。此外，還有5．85％的被訪者承認，將自家飼養的禽畜糞便隨意棄置。⑤

對于農業生產使用的農藥，11．44％的被訪者認為，它使人畜飲用水受到了影響，但還能使用；高達13．56％的被訪者認為，它使人畜飲用水變質，不能使用。⑥

從這次調查來看，農業生產形成的廢棄物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理。三個“美麗鄉村”建設的典型示范縣區尚且如此，我國其他農村地區的情況想必更加不容樂觀。

（三）鄉村工業污染應該加強治理

相對農業生產造成的環境污染，鄉村工業污染的危害更大。而且，調查顯示，鄉村工業污染并未得到有效治理。在有鄉村工業的村莊里，只有30．24％的被訪者表示，本村的工業廢棄物經過了嚴格處理；13．29％的被訪者表示，這些鄉村工業廢棄物沒有經過任何處理；37．12％的被訪者表示，這些工業廢棄物雖然經過了簡單處理但仍有污染。此外，還有19．35％的被訪者不清楚情況。

三、村莊文化生活

調查數據表明，被訪者的日常文化娛樂活動包括看電視、看書或看報、玩電腦、玩手機、聽廣播或聽音樂、跳舞等健身活動、看戲或看電影、打牌或下棋、打球等體育運動、KTV唱歌、參加禱告、禮拜等宗教儀式活動。

在這些活動中，被訪者做的最多的是看電視（占59．32％），其次只有14．41％的人看書、看報，僅有5．51％的人去KTV，4．66％的人做禱告或禮拜，3．81％的人玩手機、玩電腦，2．97％的人跳舞等健身活動。說明人們日常文化娛樂活動比較單一，而且，基本上是一種私性文娛活動①，當前農村公共文化生活尤其匱乏。

調查的數據也進一步證實了這一情況。從調查來看，只有38．61％的被訪者表明本村經常開展各種公共文化活動，26．94％的被訪者反映本村很少開展公共文化活動，24．72％的被訪者表示只在某些節日開展公共文化活動，9．72％的人說本村從未開展文化活動。

農村文化生活貧乏與當前農村的文化設施匱乏不無關系。從調查來看，59．60％的被訪者反映本村有文化廣場，另外將近一半的人反映本村有社區圖書室、運動場、戶外健身設施等（參見表2）。不過，人們去得最多的地方主要是文化廣場（占比42．54％）（同時，文化廣場和公園也是被訪者最希望政府建設的②）。此外，僅有13．60％的人光顧運動場，9．65％的人去社區圖書室（參見圖2）。這表明，目前農村的文化設施不僅少，而且僅有的文化設施使用效率也非常低。它也從一個側面表明，目前的“美麗鄉村”建設主要局限于衛生環境的整治，對農村文化建設重視不夠。

對于是否有必要保護本村的特色文化，高達83．65％的被訪者認為有必要，只有6．27％的被訪者認為沒必要，還有10．08％的被訪者認為無所謂。當然，人們之所以贊成保護本村特色文化，其目的是不同的。有不少人認為，保護本村特色文化，有利于鄉村經營項目的開發，把保護特色文化視為鄉村經營的一種手段；也有部分人認為，保存本村的特色文化，有利于人們加強對村莊共同體的認同，提升家園意識。

從調查來看，在安吉、永嘉和高淳這些“美麗鄉村”建設的典型示范區，當地政府對本地鄉村歷史遺跡遺存均采取了一定的保護措施。一半左右的被訪者認為，當地政府對本地的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古樹名木采取了保護措施，對當地特色的民俗文化也進行了一定的保護和開發。還有部分地方建設了民俗文化公園。①在這些地方，它們被當地政府納入“美麗鄉村”建設之中統一規劃、建設，取得了較好成效。

四、美麗鄉村建設

從調查來看，71．93％的被訪者反映本村正在進行“美麗鄉村”建設，另外，也有11．76％的被訪者明確表示本村沒有開展“美麗鄉村”建設，還有16．31％的被訪者不清楚情況。對于已經開展的“美麗鄉村”建設，人們大多給予了積極評價。73．17％的人表示滿意（其中39．35％的人非常滿意，33．82％的人比較滿意），22．75％的人認為一般，僅4．08％的人不滿意（其中，2．33％的人不太滿意，1．75％的人很不滿意）。

依據被訪者的需求排序，在當前，他們希望“美麗鄉村”建設首先應注重生態經濟建設，其次依序是生態環境建設、生態人居建設、生態文化建設②。也就是說，目前的“美麗鄉村”建設，人們所注重的依然是經濟發展方面的指標，改善鄉村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是他們的首位要求。

同時，被訪者又認為，“美麗鄉村”建設中最具示范意義的是“生態旅游”（占比36．89％）和“環境保護”（占比35．45％）。僅有11．53％的人認為是“特色產業”，16．14％的人認為是“居家環境”。這在某種程度上跟當地所選擇的“美麗鄉村”建設模式及其宣傳有關。從我們的實地調查來看，許多地方的“美麗鄉村”建設也主要是在生態旅游上做文章。很顯然，“美麗鄉村”建設并不局限于鄉村旅游的開發，其根本目的不是為城里人提供休閑娛樂之地，而是為農民建設美好家園。

那么，結合本地實際，如何發展本村經濟呢？60．86％的被訪者選擇擴大本村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的生產，48．26％的人選擇發展“農家樂”等休閑旅游業，還有45％的人認為應該促進本村規模生產經營，建立現代農業園區，打造特色品牌。③

在生態環境建設方面，72．39％的被訪者贊成對本村垃圾進行集中收集、轉運和無害化處理，68．36％的人贊成改廁并對糞便進行無害化處理，60．32％的人贊同對本村企業、農家樂、農戶污水、煙塵等排放物進行治理，55．11％的人同意建立健全環衛保潔制度，配備專門的環衛保潔人員，42．9％的人認為應該加強森林環境保護與加大綠化面積。（另有1．88％的人選擇“其他”選項，在問卷中，改善本村生態環境的措施這一問題設置為多選）。

在改善人居環境方面，75．80％的被訪者同意完善本村基本公共服務設施，67．37％的人贊成整治本村水利設施、加固山體和改造危舊房，52．66％的人建議重新規劃村內房屋布局、統一美化村莊建筑外觀，51．99％的人同意引導本村人口集中居住、推進中心村建設，38．20％的人對規范村內宣傳與廣告牌設置持贊同意見（有5．57％的被訪者選擇“其他”一項）。

在保護本村文化方面，67．73％的被訪者建議引導村民向科學、健康、文明、低碳的生活方式轉變，62．67％的人贊同開展形式多樣的生態文明宣傳、培訓活動，59．47％的人希望保留本村的歷史遺存并建議制定相應的政策加以保護，59．07％的人同意對村民開展“民主法治村”、“平安鄉鎮”等活動，提高人們的民主法治觀念，此外還有接近一半的人主張發展文體教育事業、豐富村民文化生活（所占比例為48．53），有6．67％的受訪者選擇“其他”一項。

調查表明，75．07％的被訪者認為目前的“美麗鄉村”建設符合村民的利益，超過一半的人（所占比例為54．25％）認為建設的項目沒有超出現有的村莊能力范圍。另外，36．16％的人表示村民可以自愿決定建設項目，32．05％的人經過了村民商議，26．58％的人允許在可接受范圍內分攤資金和勞動力，但僅有13．97％的人表示項目建成后經過村民商議進行管理。這說明，一些地方比較重視“美麗鄉村”建設項目的民主決策，卻相對輕視對建成項目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進行管理。

從調查了解到，被訪者認為推進當前“美麗鄉村”建設應加強財政支持、提高村民參與、加強組織領導、加大宣傳發動以及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加強后續日常管理。如被訪者中有282人選擇政府財政投入作為美麗鄉村建設的保障，占被訪者總數的75．00％；受訪者中認為美麗鄉村建設保障依賴于村民參與程度、組織領導方式、宣傳動員力度、社會資金參與、科學技術支持、后期日常管理以及績效獎勵與獎懲激勵的各有214人、209人、177人、173人、154人、142人、66人，分別占被訪者總數的56．91％、55．59％、47．07％、46．01％、40．96％、37．77％、17．55％。另有66人針對美麗鄉村建設保障一題選擇“其他”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2．33％。

從調查來看，目前的“美麗鄉村”建設資金主要來自上級政府補助（占79．48％）、村集體組織投入（占66．49％）、部門項目資金（占56．21％）。①因此，如何積極引導社會、企業加大投入，是“美麗鄉村”建設亟待探索解決的一項課題。

60．78％的被訪者贊同政府補助、部門幫扶、社會捐贈、企業贊助、鄉村自籌和農民籌資籌勞相結合的籌資方式。不過，也有26．61％的人依賴上級政府及相關部門的投入。對“以村民分攤為主”、“以社會捐贈和企業贊助為主”、“以村集體組織自籌為主”、“不需要村民出資出勞就行”以及“其他”方式持贊同意見的被訪者人數相對來說較少，各有8人、11人、2人、23人、1人，分別占被訪者總數的2．24％、3．08％、0．56％、6．44％、0．28％。

五、當前美麗鄉村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

“美麗鄉村”建設是一項新事物，從調查了解到，當前“美麗鄉村”建設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1．農民傳統的生活方式不符合“美麗鄉村”建設的要求。“美麗鄉村”建設倡導科學、健康、文明、低碳的生活方式，但是，不可否認目前仍然有相當一些農民因為傳統的生產和生活習慣，隨意棄置生活垃圾和生產性廢棄物現象隨處可見。這在傳統的小農社會里或許不會產生問題，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里，農民的生活垃圾和生產廢棄物基本上是生物性的，可以自然地溶解、分解，甚至成為農業生產的自然肥料，成為再生性資源。但是，在一個日益開放的工業化社會里，農民由于大量使用農藥、化肥、塑料等化工產品以及大規模耕作，使得農業生產廢棄物和生活垃圾不可降解或者不能盡快分解還原，從而導致環境污染。尤其是在一些農房聚集的地方或新建的農村社區里，由于人口的高度集中，如果這些生活垃圾和生產性廢棄物不能及時得到處理，環境衛生問題會更加嚴重。

2．鄉村社會個體化阻礙“美麗鄉村”建設。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鄉村社會日漸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農民公共意識大大衰落。農民不但從無所不包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全能主義國家中相脫離，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從地方性共同體、家族、家庭乃至親密關系中解脫出來，把日常性生產和生活關系轉變為即時易關系。這些從舊有社會性關聯中脫離出來的個體，他們行為關照的對象由傳統村落社區、社會主義集體、家族乃至家庭轉變為個體自身。他們對村落社區的認同越來越淡漠，跟集體幾乎沒有任何利益聯系，“為自己而活”是其信條，除此以外別無價值信仰。人們主要關注自身利益，卻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1］。

從這次問卷調查來看，這種個體化至少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農民文化生活個體化。農民的文化生活不但單調，而且基本上是一種私性文娛活動，村莊的公共文化生活日益衰落。其實，農民文化生活個體化只是當前鄉村社會個體化的一個側面而已；二是鄉村衛生環境治理呈現“差序格局”。一般地，農民比較重視自家的生活衛生，卻不顧及自家門院之外的衛生環境。對于生活垃圾、農業生產廢棄物、鄉村工業廢棄物的治理依次變弱，呈現出“差序格局”。在一個日漸個體化的社會里，“公地悲劇”越發突出；三是農民難合作。如今，農民越來越難以通過合作的方式進行村莊公共建設，即便像“美麗鄉村”建設這樣關涉農民利益的事情，許多農民也只是一味地仰賴政府的投入和外力支持。四是農民公共意識淡漠，對村莊公共事務、農村公共事業建設日益冷漠。

3．當前“美麗鄉村”建設主要依靠政府推動。調查了解到，在許多地方，當前的“美麗鄉村”建設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依靠行政力量推動的。譬如，通過加強組織領導、財政投入，建立部門協同、層級聯動機制，將它納入干部績效考核體系等傳統行政動員方式推進“美麗鄉村”建設。沒有積極地去探索如何激發鄉村社會內部動力和活力，通過農民群眾的有效參與，建立“美麗鄉村”建設的持續發展機制；沒有積極地去探索建立一定的激勵機制，引導社會性力量的必要參與，形成多元參與、共同建設“美麗鄉村”新格局。

尤其是，政府主導有余、農民參與不足的現象比較普遍，農民主體地位和主體作用沒有充分發揮。以致部分農民群眾認為，“美麗鄉村”建設是政府的事，養成“等靠要”思想。這就難免會出現“美麗鄉村”建設“上熱下冷”、“外熱內冷”的現象，甚至出現“干部熱情高，農民冷眼瞧，農民不滿意，干部不落好”的情況，其主要癥結就在于農民群眾的積極性沒有充分調動起來，農民群眾的主體作用沒有發揮出來。

4．當前“美麗鄉村”建設內容單一。在許多地方，“美麗鄉村”建設目前僅僅局限于農村衛生環境治理和鄉村生態旅游開發，對于“美麗鄉村”建設的豐富內涵缺乏深刻認識。而且，還普遍存在“重建設、輕管護”、“重經濟、輕文化”、“重硬件、輕軟件”、“重外觀、輕內涵”以及“重基礎建設、輕制度創新”等現象。“美麗鄉村”建設不等于村莊整治，更不等于鄉村旅游開發，也不簡單是改善鄉村公共服務，而是鄉村社會“人”、“文”、“地”、“產”、“景”的綜合性建設，是建設美好鄉村的系統工程。衛生環境的改善、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產業發展固然重要，精神文化生活建設同樣重要；不僅要讓鄉村美觀、讓農民富裕，還要增強農民對鄉村的認同感、歸屬感，把“美麗鄉村”建設成為農民的幸福家園。

“美麗鄉村”建設還要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著力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鄉村社會治理機制創新上積極探索，真正融入到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最終建成“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

5．當前“美麗鄉村”建設同質化嚴重。從調查來看，絕大部分受訪者都贊同保護本村的特色文化，而且在安吉、永嘉和高淳這些“美麗鄉村”建設的典型示范區，當地政府對本地鄉村歷史遺跡遺存均采取了一定的保護措施。但是，毫無諱言一些地方“美麗鄉村”建設仍然存在比較嚴重的同質化問題。首先是由于認識的誤導所致。對于什么是“美麗鄉村”，有不少人片面地以城市人的眼光、思維去想象、設計所謂的“田園風光”，或者簡單地以所謂的“工業文明”取代“農耕文明”，甚至以“消費主義”的“美學”去曲解乃至剪裁“美麗鄉村”。以致一些人認為，所謂的“美麗鄉村”建設就是把農村建成歐陸風情小鎮。其實質，乃是將文化問題簡化成美學問題，即“裝飾和美化問題”，而不是從人們如何使用生活環境并與之發生關系的人類學角度去考慮［2］。之所以產生諸如此類的誤解，最根本的是由于他們沒有尊重農民的需要、尊重農民的意愿、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也沒有尊重農村特色、尊重農耕文明。

六、進一步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的政策建議

1．重建鄉村公共生活，大力倡導現代文明生活方式。一個真正的美麗鄉村，應是農民所向往的幸福家園。然而，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務工以及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農民從鄉村社會舊有的社會關聯中解脫出來，鄉村公共生活日益衰落，人們的集體觀念和公共意識隨之消解，這些個體化的農民只注重個體的利益，而不再關心集體的或公共的利益，它勢必影響乃至破壞“美麗鄉村”建設。顯然，這種個體化的鄉村不是人們所期待、所向往的。因此，開展“美麗鄉村”建設，必須注重鄉村公共生活的重建，大力倡導現代文明生活方式。重建鄉村公共生活，除了要建設鄉村公共設施、公共空間，開展公共活動以外，還要建立公共參與機制，讓越來越多的農民參與到鄉村公共事務、公共建設中來。

2．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建構群眾民主參與機制。村莊不僅是農民的居住地，也是農民生產生活的家園，農民才是“美麗鄉村”的主人。進行“美麗鄉村”建設，單靠外力輸入是不可能持久的，關鍵在于要激活“美麗鄉村”建設的內在發展活力，最根本的是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發揮農民群眾在“美麗鄉村”建設中的主體性作用。

“美麗鄉村”建設的最終目的是讓生活在本地的農民提升幸福指數。評價“美麗鄉村”建設的根本標準是增進農民民生福祉，讓農民真正享受“美麗鄉村”建設成果；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提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因此，從規劃、建設到管理、經營，自始至終都要建立農民民主參與機制，從而保障政府規劃建設的“美麗鄉村”和農民心目中想要的“美麗鄉村”相統一，而不是政府的一廂情愿，更不能淪為顯現政績的形象工程。通過一定的群眾參與機制，切實讓農民成為“美麗鄉村”建設的主體，充分發揮自身的主動性與能動性，真正擁有“美麗鄉村”建設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監督權，真正共建與共享“美麗鄉村”建設的成果［3］。

3．積極發揮市場和社會的作用，形成“美麗鄉村”建設的長效機制。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以財政獎補資金為引導，鼓勵吸引工商資本、銀行信貸、民間資本和社會力量參與“美麗鄉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投入大，不能靠政府用重金打造“盆景”，不能靠財政資金大包大攬，否則不可持續，也無法復制推廣。建立有效的引導激勵機制，鼓勵社會力量通過結對幫扶、捐資捐助和智力支持等多種方式參與農村人居環境改善和“美麗鄉村”建設，形成“農民籌資籌勞、政府財政獎補、部門投入整合、集體經濟補充、社會捐贈贊助”的多元化投入格局。對“美麗鄉村”建設中的一些具體項目（譬如鄉村垃圾的收集、運輸和處理）的實施，要積極探索通過政府購買的方式，交由企業或市場去運作，形成長效運行機制。村莊內部的公共服務設施的維護和運行，也須積極發揮村民自治和社會組織的作用，大力培育和發展鄉村社會組織，探索農民自我組織、自我維護、自我管理的社會民主治理機制，最終形成“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美麗鄉村”建設新格局。

4．尊重鄉村特色，因地制宜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無論是聚集發展型、舊村改造型還是景區園區帶動型、古村保護型“美麗鄉村”建設，都要注意尊重農民意愿、尊重鄉村本地特色，切不可簡單地用同質化的建設標準裁剪、改造鄉村。“美麗鄉村”建設的生命力在于鄉村特色的保存、彰顯和弘揚。

5．不斷提升內涵，促進“美麗鄉村”建設向前發展。“美麗鄉村”建設在抓好村莊整治、鄉村外形美的同時，應該更加注重提升“內涵”美。“美麗鄉村”建設要“形神兼備、內外兼修”，既要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也要以硬件建設為引導，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金融體制創新、鄉村治理機制改革等軟環境建設，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憑借“美麗鄉村”的內涵建設，提升“美麗鄉村”建設的活力與生命力，供給“美麗鄉村”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6．堅持城鄉統籌，把“美麗鄉村”建設跟新型城鎮化建設結合起來。

“美麗鄉村”建設不能與城鎮化相脫節，也要城鄉統籌，實現以鄉村推動城鎮建設、以城鎮帶動鄉村發展的聯動發展戰略，促進城鄉共同發展。“美麗鄉村”建設既是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抓手，又是城鄉統籌發展的必然結果。要把“美麗鄉村”建設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結合起來，統一納入到“美麗中國”建設大體系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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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吳理財、吳孔凡.美麗鄉村建設四種模式及比較.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2014,(1).

①此次問卷調查將被訪者自家生活垃圾的處置方式設置為多選題。問卷調查分析結果顯示,被訪者中選擇“扔到路邊、溝道里或家門外空地”一項的有3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10.16%;選擇“扔到田地里”一項的有3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8.99%;選擇“扔到垃圾池(桶),自己處理”一項的有6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17.99%;選擇“賣給收廢品”一項的有9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25.93%;選擇“扔到垃圾池(桶),并有專人收集清運”一項的有271人,占被訪者總數的71.88%;選擇其他方式的有1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3.7%。

②此次問卷調查將被訪者自家生活污水的處理方式設置為多選題。問卷調查分析結果顯示,被訪者選擇“潑到院子里”一項的有2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6.37%;選擇“澆到田地里”一項的有19人,占被訪者總數的5.05%;選擇“通過排水溝排到屋外”一項的有100人,占被訪者總數的26.60%;選擇“下水道收集后排到村外”一項的有5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15.47%;選擇“排入自家挖的污水下滲池”一項的有7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20.74%;選擇“下水道收集后并統一凈化”一項的有19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51.73%;選擇“將污水集中,喂養家畜”一項的有21人,占被訪者總數的5.59%;選擇“其他方式”一項的有1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3.73%。

③將被訪者家里使用過的廢棄農用薄膜的處理方式設置為多選題。其中被訪者中選擇“直接丟在使用過的田地里”一項的有32人,占被訪者綜述的8.51%;選擇“從田地里取出后隨意棄置”一項的有19人,占被訪者綜述的5.05%;選擇“交給薄膜收集站統一處理”一項的有62人,占被訪者綜述的16.49%;選擇“混同生活垃圾扔進垃圾箱”一項的有111人,占被訪者綜述的29.44%;選擇“賣給收廢品的”一項的有79人,占被訪者綜述的20.95%;選擇“其他方式”一項的有22人,占被訪者綜述的5.84%;選擇“家里不用薄膜”一項的有141人,占被訪者綜述的37.50%;

④對被訪者家里收割后的秸稈處理方式的調查(問卷中將其設置為多選題)結果顯示:除文中所示外,選擇“交給秸稈收集站”、“發酵秸稈產生沼氣”、“使用秸稈燒飯”、“其他處理方式”以及“家里沒有秸稈”的各有30人、30人、61人、20人、153人,分別占被訪者總數的7.96%、7.96%、16.18%、5.31%、40.69%。

⑤對被訪者家里的禽畜飼養點(場)廢棄物的處理方式的調查(問卷中將其設置為多選題)結果顯示:選擇“加工禽畜糞便生產有機肥料”一項的被訪者有51人,占受訪者總數的13.56%,選擇“建立禽畜糞便收集站”一項的被訪者有34人,占受訪者總數的9.04%,選擇“發酵禽畜糞便制造沼氣”一項的被訪者有38人,占受訪者總數的10.11%,選擇“將禽畜糞便堆積作農田肥料”一項的被訪者有101人,占受訪者總數的26.86%,選擇“隨意棄置禽畜糞便”一項的被訪者有22人,占受訪者總數的5.85%,選擇“其他處理方式”一項的被訪者有28人,占受訪者總數的7.45%,選擇“家里沒有禽畜飼養點(場)”一項的被訪者有179人,占受訪者總數的47.61%。

⑥針對被訪者家里因使用農藥造成的影響的調查(問卷中設置為多選題)結果顯示,除文中所示外,選擇“使用規范、保護得當,對人畜沒有危害”、“使用的是無害農藥”、“沒有使用農藥”選項的各有113人、89人、157人,分別占被訪者總數的30.05%、23.67%、41.76%。

①為了便于描述當前農村文化活動,筆者將它劃分為“公共文化活動”和“私性文化活動”兩種類型。前者一般是指超出家庭以上的單位(如村莊、社區、政府或民間組織)組織的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活動,如廟會、歌舞會、民俗表演等活動;后者主要是以個人或家庭私性活動場域為單位而進行的文化活動,目的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文化需求,不能給其他更多人提供文化享受的文化活動,如看電視、上網等。請參閱吳理財、夏國鋒:《農民的文化生活:興衰與重建――以安徽省為例》,2007年第2期《中國農村觀察》。

②59.2%的被訪者最希望政府在本村建設文化廣場或公園。

①針對受訪者所在鄉村歷史遺跡遺存的保護情況的調查(問卷中設置為多選題)結果顯示:有194人選擇“保存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例如祠堂、牌坊、古橋、古塔、革命舊址等)”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52.72%;有218人選擇“保存古樹名木”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59.24%;有148人選擇“保存當地民俗文化(如節日習俗、婚喪嫁娶禮儀、宗教等)”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40.22%;有73人選擇“建設民俗文化公園”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19.84%;有28人選擇“其他”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7.61%;有28人選擇“沒有采取措施”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7.61%;有19人選擇“不清楚”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5.18%。

篇4

明末清初政教關系走向與區域中心城市的轉移

運河城市的空間形態與職能擴張——以明清時期的臨清為個案

明代后期兩京保甲制實施研究

威廉·布拉頓治理紐約城市犯罪:背景、策略及影響

武漢淪陷時期的衛生行政研究

改革開放后中國城市雕塑的發展

抗戰前天津反日運動群體探析

近代廣西城鎮商業發展的量化考察——以桂林大圩鎮為例

運作、績效與不足:民國時期天津的小本借貸處

1927年天津協和貿易案及清理訴訟經過

抗戰時期天津的內河航運業

600年來永定河流域“京津張大”腹地環境變遷

日僑街區與青島的空間去殖民化(19141937)

民國時期湖北城市疾疫災害時空分布規律

電影院與淪陷時期的京津社會

階層、性別與表演——文明戲與城市日常生活的變遷

淪陷時期的天津律師執業活動

近代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貧民社會網絡探析

阿姆斯特丹旅館的貿易、交通和倉儲

韓國新世紀以來天津研究的審視與思考

口述史在新城市史學中的地位與作用

近代中國民間市政參與研究述論

中國城市史研究高端峰會研究綜述

“路徑選擇與商幫演變”學術研討會綜述

第三屆中國近代交通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天津城廂形勢全圖》與近代早期的天津地圖

清代西江流域城鎮商業的量化分析——以平樂鎮為個案的考察

近三十年來東北城市史研究評述

地名與日常生活的政治——以福州歷史上的地名興替為中心

公共空間與民國上海知識群體的精神生活建構(1927～1937)

清代柳條邊外城鎮火災研究——以滿文檔案為中心

政治性、日常性與現代性:民國蘇州公園與城市生活

成都皮影戲的城市記憶與想象——兼論皮影戲的生存空間問題

近代大連城市多元文化特征及其影響

在城市發現宗教:對中國城市宗教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動人的故事:中國通商口岸的紀念與遺產

戰爭、災難與近代中國城市發展——中國城市史研究會2015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綜述

“接地氣”:關于城市大眾歷史書寫的思考——首屆“中國國家歷史”創意寫作高級研修班研修綜述

“第三屆中國世界城市史論壇——城市化語境下的城市與鄉村”會議綜述

從殖民港口到社會主義大都市:帝國遺產和“新大連”的崛起

深入日常生活研究推動學術共同體形成——“中國史上的日常生活與民生問題”會議述評

“明清以來華北區域市場的演變”工作會議暨座談會綜述

群賢齊聚,共話北洋——“第一屆北洋時期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綜述

外僑與中國口岸城市——“外僑與近代中國口岸城市”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重新思考:中國城市史研究——“比較視野下的中國都市研究”高級研修班綜述

篇5

中圖分類號:F3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4-0013-02

面對學術界眾說紛紜的新農村建設主張,需要對時下的理論研究進行“冷思考”。為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當前的理論研究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討論,理性關注這一現實問題。現將近期有關研究綜述如下。

一、新農村建設提出的背景、意義與內涵

(一)新農村建設提出的背景、意義

當前我國城鄉差別較大,城鄉二元結構制約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三農”問題非常突出。目前,我國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的歷史任務已基本完成,已經進入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新階段,完全有能力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同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要求。

不少學者在我國新農村建設的意義上存在著較大的分歧。有的學者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構想的形成和實施,對于解決我國農村、農民和農業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也說明了中央政府對于解決“三農”問題有了清醒的認識和完整的思路。但是,也有學者對新農村建設的效果和后果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目前我國所提出和實施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很有可能演變為一次運動,未必就能觸及到困擾中國農村的深層次問題;要想真正解決“三農”問題,只能從體制上和制度上尋求突破口。

(二)新農村建設的內涵

當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三個主流學派:第一,自21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林毅夫就提出,通過國家投資農村基礎設施,以拉動內需,縮小城鄉差距,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消費水平。這一思路逐步為政界所認可。第二,溫鐵軍從現實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提出他的新農村建設理念,主要是發展農村經濟合作組織,開展農民文化娛樂活動,并進行了一系列的鄉村建設實驗,在社會輿論方面影響很大。第三,農村問題研究專家賀雪峰則認為,在新農村建設中,重建農民的生活方式是核心。文化建設要重于經濟建設,從社會和文化方面為農民提供福利增進,提高農民的生活滿意度。這三種觀點是當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三個主流學派,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為當前學界的研究指引了方向。

此外,茅于軾認為,新農村建設是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新農村建設是提高農民收入、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過程,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進行城鎮化建設。農民進城是歷史性任務,建設新農村也要服從這個歷史性的任務。農民工要進城,除了選擇進入大中城市以外,也可以進入家鄉附近的中小城市,因為中小城市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機會。這樣才能夠使城鎮化在全國各地均衡發展,減輕大城市壓力,創造中小城市就業機會,讓農民在家鄉就變為城市人。同時,新農村建設也是一個農民逐漸減少并向大中城市或小城鎮轉移的過程,具體的新農村建設必然和城鎮化建設同時進行。如果沒有城鎮化,眼睛光看著農村,新農村建設是一定要失敗的。新農村建設這個口號應該加以補充,就是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而且要把城鎮化放在最主要的地位。

二、新農村建設的內容和重點

以溫鐵軍為代表的“農民合作”說認為,新農村建設的重點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農民只有組織起來,才能有效應對市場和國家政策。更重要的是,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農村人口都是十分龐大的,不僅農民缺少轉移進入城市的就業機會,而且那些已經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因收入太低,而無法在城市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在將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都必須立足現有城鄉的二元社會結構,來解決保持農村穩定和改善農民生活的問題。

賀雪峰認為,新農村建設的重點,一是要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使農村基層組織具有主導鄉村治理的能力。這其中關鍵是要有基層組織隊伍,要有治理資源和治理能力。在農村人財物外流的現代化背景下指望農民內生形成秩序實在是不切實際。二是開展鄉村文化建設。既然農民不能一下子轉移出去,又缺少快速增收的空間,可以在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上做出文章,從而使農民的閑暇時間變得有意義,保證在他們的經濟收入沒有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卻有可能大幅度提高生活質量。

茅于軾則認為,現在的新農村建設,實際上就是要解決我國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城鎮化建設嚴重滯后相矛盾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增加城市里的就業機會,還有就是要讓進城農民有自由創業的機會,在醫療與教育上也要對農民工一視同仁。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推進新農村建設。建設新農村的資金要靠多方面籌措。首先,是把農民的儲蓄用在新農村建設上,并通過金融機構或私人借貸等手段加以鼓勵。同時,國家應為他們提供基礎設施,以及在金融上給予各種支持,完善農村金融體制,鼓勵城里人到農村去投資。在這中間,發展農村房地產無疑可以分流部分城市人群,因為農村房地產項目相比城市項目,在自然生態環境方面具有更強的市場競爭力。此外,茅于軾也贊同,“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要量力而行,充分考慮當地的財力和群眾的承受能力,不能盲目攀比,更不能通過加重農民負擔和增加鄉村負債搞建設”。

三、新農村建設的途徑

由于人們對新農村建設的內涵的理解不同,所以,在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途徑問題上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賀雪峰主張新農村建設的途徑是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他認為,目前我國農村的基礎設施存在著如下問題:首先是農村基礎設施薄弱,難以從根本上改變靠天吃飯的困境;其次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長期滯后,從而制約著農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農村消費市場的擴大;第三是農村社會事業硬件設施嚴重不足,困擾著農村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另外,我國農村新階段還存在著公共事業落后和公共服務缺失等不利于新農村建設的因素。因此,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和建立農村公共服務體系是新農村建設的必由之路。

溫鐵軍指出,第一,各級組織部門要取消或改變以往的政績考核辦法,根據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重新設定考核指標系統,認真貫徹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精神,放棄以GDP論英雄、以招商引資論政績的考核體系。第二,要加強對地縣兩級黨委政府的培訓,徹底轉變地縣兩級政府的工作重點。第三,要加強農村基層的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對于問題累積比較嚴重的地方,應由中央和省級直接派駐工作組,把和地方各種勢力沒有瓜葛的政治力量輸送進去,認真解決問題。第四,要想把中央對農民的好政策落實到基層,就得采取像“扶貧”、“整村推進”等方式。第五,在農村資金要素缺乏的問題上,解決的唯一辦法就是著力培育農民的互助合作金融。

茅于軾主張通過城鎮化來帶動新農村的建設。城鎮化發展道路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方式可以有這樣那樣的選擇,但是唯一不能動搖的是中國城鎮化戰略的決心,因為過去對城鎮化政策的搖擺曾經給我們的發展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新農村建設歷史上有過這樣那樣的經驗教訓,但應該明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國家城鎮化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補充。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不可能奢望重新將農民留在農村來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最終“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是繼續實施和完善推進城市化的戰略,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實現城鄉統籌,實現人口、勞動力在城鄉經濟、社會結構上的轉移和調整,實現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改革。唯有如此,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才可能積累起發展資金,國家向貧困地區轉移支付才有財力支撐。

四、評述和結論

以上學者及相關部門的專家對我國新農村建設從各個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討,同時也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這對于新農村建設有著重要的參考作用。但是這些研究也存在著一些不足和缺陷。

首先,以上學者都認為建設新農村問題的關鍵在于增加農民收入。溫鐵軍更側重通過發展“農村合作”的方式提高農民的生產效率。賀雪峰卻對此保留意見,認為基于中國農村分散、經濟聯系松散的現狀,“農民合作”很難取得實質性進展。賀雪峰主張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使農村基層組織具有主導鄉村治理的能力。這其中關鍵是要有基層組織隊伍,要有治理資源和治理能力。茅于軾主張市場應是解決的手段,首先應提高農民的收入,提高農民的信貸途徑和能力,相信農民能實現資本增殖的能力。

其次,“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個內涵豐富、與時俱進的重大理論課題,當前相關研究雖取得一定進展,但仍有理論探討空間,以下幾方面還須改進加強:第一,時下研究成果多停留在對國家政策解讀上,研究方式仍以經驗性總結為主;第二,研究者的視角多是“自上往下”從宏觀層面看問題,缺乏社會調查和實證性研究;第三,研究者所選村落多是官員們樹立的明星村和漢族區,對民族聚居區缺乏必要的理性關注;第四,新農村建設是一動態過程,應置于歷史發展脈絡中作歷時性分析。新農村建設是推動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任務,必須加強政策的決策者、研究者和實踐者之間必要的對話和互動,進一步拓展理論研究范圍和實際探索領域,為新農村建設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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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圖分類號：C916.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4）05-0123-06

引言

集權的簡約治理由來已久，成為傳統中國社會治理的有效形式。自秦始皇一統天下以來，中央集權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治理，這種治理形態匯集韋伯所言的世襲君主制和科層官僚制于一體，其治國理念即法家主張的高度認同國家的權威，但是，它卻無法解決官僚體系復雜化和自我延伸帶來的國家與地方的隔閡問題，這是法家在治理過程中遭遇的困境。因此，在社會治理上，儒家成為解決這一困境的有效武器，儒家主張社會在差別規范“禮”的指引下，通過非正式的社會機制進行自我治理，官方主要負責在社會自我治理失敗時的非常態性介入。儒家踐行的就是一種集權的簡約治理模式，即半正式治理。因此，傳統而言，這種治理模式高度認同中央的集權特性，認為中央的權威是絕對和不可分割的。同時，這種治理模式又是利用半正式官員的簡約形式，治理效果良好。

簡約治理一般不依賴正式的法律制度，而主要依靠道德、風俗、習慣以及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這種簡約治理可以達到節制國家官僚體系和節約社會治理成本的雙重目的。這意味著簡約治理不可能是一種社會對抗國家意義上的治理機制，而是一種國家與社會實現良好互動和合作的治理機制。一直以來，簡約

治理仍然是中國治理的一個重要特色。只不過中央集權被賦予了民主的理想，這個治理模式被總結為民主集中制[1]。

但是以上所述卻與作者在村莊實踐中得出的判斷迥異。2013年清明前后，筆者跟隨“三農”研究團隊，對位于宜昌市的一個城郊村進行了20天的駐村調研，發現村干部利用各種非正式人員和非正式組織進行村莊半正式治理的現象十分突出。糾紛調解和拆遷公司參與征地拆遷是其簡約治理的主要治理實踐，然而，從后果來看，半正式治理帶來的卻是村莊治理乏力、混亂和灰色化。經驗證明，簡約治理越來越不可維系，田野調查表明，它們需要對近年來持續不斷的基層治理困境負主要責任。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圍繞這一學術敏感性話題，我們對這一現象進行更深層次的理解和分析，從半正式治理的角度出發，以求探索出城郊村莊治理困境的原因所在。

一、相關文獻綜述

準確認識基層政權的性質和鄉村治理的邏輯是理解中國基層治理變化的關鍵。在總結中國特色的鄉村治理經驗時，半正式的治理實踐一直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半正式的治理實踐既是傳統中國社會集權的簡約治理的主要表現形態，又是近代以來國家政權建設的主要領域。其相關研究可以追溯到經典理論社會學家，而后，中國學者對其進行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論證。

韋伯對兩種不同的治理類型進行了的劃分，他認為世襲君主制強調“家長式”的權威主義，科層官僚制則強調“經驗式”的實用主義，它們原本是兩個獨立的治理模式。然而，當運用到對的分析時，韋伯發現的治理不屬于這兩個治理類型中的任何一個，而是二者的結合，因而他用“君主世襲的官僚系統”（patrimonial bureaucracy）來定義的治理模式[2]。但是韋伯的研究限定了簡約治理的產生，他能夠考慮到士紳和宗族在鄉村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他最終的研究都局限于政府的正式機構的治理功能層面。因此，他對中國國家治理形態的概括并不到位。

在韋伯之后，Michael Mann在政府正規權力中區別了“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和“基層滲透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3]。和韋伯的分析一樣，Mann 的分析也不能闡明政府正式機構之外的治理。他的雙向區分的權力結構仍然只是一種與民間權力對立的正式機構的權力，并不能說明筆者所要討論的半正式治理。但是這些理論資源卻很好地為中國學者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關于鄉村基層政權的性質與鄉村治理的邏輯的研究，較多學者以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治理實踐作為分析對象。圍繞半正式治理，目前有兩種不同的理論預設與經驗證明。一種觀點認為，半正式的治理實踐承載了諸多歷史和地方的智慧，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治理模式，成為現代國家治理轉型的有益因素。如，黃宗智通過對傳統中國明清時期的司法實踐、稅務管理及行政實踐等領域的研究表明，政府與社會的關鍵匯點的實際運作，寓于半正式行政的治理方法、準官員的使用以及政府機構僅在糾紛發生時才介入的方法，這一方法的部分內涵在近代國家政權建設的過程中仍廣泛存在[4]。他不僅很好地揭示出晚清以后中央高度集權與簡約治理官僚制、高專制權力和低基層滲透權力，以及法家和儒家相結合的特點，同時還提煉出了行政實踐的特征即“簡約治理”。李懷印認為非正式制度安排即是在國家權威和村民共同體的需求下產生的內生性制度安排，從治理的效果來看，這是一個官民兩便的“實體治理”[5]。談蕭從中西比較的角度出發，得出了中國治理模式的特點，即中國治理以善政為導向，其要素包括人事關系的模糊治理、中央集權的簡約治理和意識形態的教化治理。中國的治理模式首先是中央集權的，……同時，中國的治理模式是簡約的，這種簡約治理一方面可以使國家節制官僚體系，另一方面可以使社會節約治理成本。所以，從治理結構上看，中國特色的治理可以總結為中央集權的簡約治理[6]。賀東航認為，黃宗智的“簡約治理”理論在對解釋林改公共政策落地具有重要的說服力[7]；另一種觀點認為，半正式的治理實踐是“現代”國家政權建設需要改造的領域，因為其直接導致國家治理陷入困境。杜贊奇通過對華北農村的研究，提出的鄉村治理機制的“經紀機制”以及國家政權在基層的建設問題，他將其視野放在了國家與社會遭遇的鄉村二級，關注的是鄉村治理中扮演重要作用的“權力的文化網絡”。他的研究試圖表明，國家政權建設并沒有有效地改造傳統中國的基層治理體制，卻破壞了權力的文化網絡，并最終使得國家政權建設為國家經紀體制內卷化[8]。陳柏峰通過改革開放以來鄉村混混的生存狀態的變遷的研究，成功地論證了傳統鄉土社會的秩序是如何一步步瓦解，轉而變成為灰色化的社會[9]。

“簡約治理”是黃宗智研究中國鄉村治理邏輯的一種嘗試性解讀，他從另類角度解讀出中國基層治理的特點，那就是正式治理之外還存在一種半正式治理的結構形態，這種行政實踐誕生于一個高度集權卻又試圖盡可能保持簡約的中央政府，在伴隨人口增長而擴張統治的需要下，所做出的一種適應。這種簡約治理實現了“低投入、低負擔，且高效率”的治理績效，他進而認為這可能成為國家治理的有效形式和一種制度遺產。由此可知，黃宗智遵循的是一種樂觀主義的治理路徑。也有學者指出非正式體制的優勢，與體制性主體相比較，他們的政治性、組織性治理資源較弱，他們主要依靠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社會資源獲得權威，較多地獲得了村莊內部村民的支持和認可而得以參與治理[10]。

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村治理的基礎發生了改變，從鄉村社會的簡約治理的實踐后果來看，這種簡約治理并不十分有效，甚至直接引發基層治理的乏力和癱瘓。這就充分應征了半正式與正式的行政實踐并不必然互補且有效融合。

基于村莊調查的經驗，筆者在實踐中發現了這一半正式治理引發的嚴重后果，并試圖通過對糾紛調解及拆遷公司參與征地拆遷的治理實踐的分析來佐證這種判斷。最終，我們得出了半正式治理在村莊基礎發生改變后陷入困境，這種困境在沒有國家及時介入的情況下，直接導致鄉村秩序混亂和鄉村治理內卷化等問題。

二、半正式治理及社會后果：基于江漢平原的經驗

半正式治理在改革開放后的鄉村社會的實踐后果是極其嚴重的，這種社會后果主要表現為鄉村社會的復雜化、灰色化和內卷化等問題，這是基于村莊調研得出的基本判斷。因此，筆者擬通過對村莊糾紛調解及拆遷公司參與征地拆遷的深度分析，來進一步了解半正式治理是如何形成及其衍生出的社會后果。

（一）半正式治理的村莊場景

大洋村文中所有人名和地名都是按照社會科學研究的匿名原則，經過了字名化處理，并不是真名。位于宜昌市，是一個典型的城郊村，距城區3.7公里，轄區面積14.5平方公里，1 235戶，3 514人，3 100畝耕地，10個村民小組。宜萬鐵路和翻壩公路穿村而過，地理位置優越，引進的項目較多，如磁電子、月亮灣、金苗科技等項目。作為城郊村，大洋村擁有其他城郊村類似的所謂資源密集型村莊的共同特點，大型項目不斷的下鄉進村，村莊的利益不斷密集，尤其是近十幾年來的征地拆遷更是直接導致大量糾紛和矛盾產生。圍繞征地拆遷，村干部花費大量精力來治理糾紛，當治理無效時就引入“第三方”，即拆遷公司。

（二）半正式治理的“復雜化”：關于糾紛調解的分析

1.糾紛的產生及治理。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許多城郊村不斷被納入到城市規劃中來，征地拆遷成為村莊常態。圍繞征地拆遷，各種矛盾和糾紛不斷產生和激發。這種態勢以2004年國家宜萬鐵路在村莊中征地為開端，目前為止，村莊共經歷了2008年的翻壩高速和2010年的磁電子兩次大型征地活動。村莊被征地潮流所席卷，由此引發的矛盾和糾紛也在不斷飆升。下面是2004～2008年涉及到的土地糾紛（含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及田界等）數量的統計。

村莊糾紛隨著征地拆遷不斷涌現，傳統內生規制力量的缺失使得村干部、小組長、村民代表及黨員等扮演“調解員”的角色。國家利用非正式人員嵌入熟人社會的特性來開展基層治理，這樣，鄉村社會的半正式治理就基本成型。

2.村莊糾紛調解機制及矛盾“不出組不出村”。城郊村的一個典型的特點是利益不斷密集，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關于基層治理秉持的理念是“將矛盾和糾紛化解在村莊內部，做到‘小事不出組不出村’”，意即構建出以村莊為基礎的調解機制而不是以國家法院為主導的判決方式。地方政府對鄉村治理的態度如同黃宗智所說的“縣令基本像在民事案件里一樣作為，他的優先選擇是讓社會機制解決糾紛”[11]。

由于缺乏家族和宗族力量的調解，村莊只能依賴于村委會，村委會則依靠村組干部、黨員、村民代表及信息員等非正式力量。村莊中的調解程序一般是由小組上升到村一級。然而小組長能調解小矛盾和小糾紛，村民代表和黨員作用也日漸式微，這樣矛盾“不出組”的愿景就無法達成。而村對組的要求是矛盾“不出組”，因此，許多矛盾會被強制壓在組內，小組內部就就形成一種矛盾越積越多的怪圈。僅當組內的矛盾危及到村莊治理時，村干部才親自出面解決。村干部參與調解，仍然需要借助非正式力量。糾紛盡量遵循“不出村組”和“不出事”的邏輯。村干部在鄉鎮一級的行政壓力和制度激勵下，采用擺平理順的策略，利用人情、面子和私人力量執法。但是村莊治權在稅費改革之后也不斷弱化，村級層面調解失效。矛盾需要上升到鄉鎮一級，鄉鎮一級主要通過司法所、派出所和辦進行專門調解，但是這些部門在調解的過程中，同樣也陷入困境，他們仍然會多次與村干部商談，了解事情的原委，并與村組干部一起開展對糾紛的治理。司法局只有調解而無判決的權力，當他們的調解作用失效時，事件才會走訴訟的程序，最終由法院判決。法院是糾紛的最后一道解決線，通過法院的判決大多是很有效的。但法院一般不會輕而易舉地接受這類案子，尤其是涉及到征地拆遷引發的糾紛。僅只有法院判決才能保障村莊治理的連續性和平穩運轉時，法院才會受理。但是在基層社會，法院的判決與基層的實踐是錯位的，即法院的執行力得不到有效貫徹。真正能上升到鄉鎮一級的案例是不多的，通過法院判決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因此，為了節約治理成本，鄉鎮一級會盡量將案件壓在村里，村在無正式治理支援的情況下，只能尋求各種擺平理順和“正式權力非正式利用”的治理策略和技術。

總之，在糾紛調解過程中，“矛盾不出組不出村”的地方性規則成為鄉鎮一級“不作為”的幌子，鄉鎮一級擠壓村一級，而村一級就擠壓組一級。鄉村基礎發生了變化，半正式治理失效，繼而引發出一系列問題。

3.糾紛調解的社會后果：治理的高成本和村莊的無序化。非正式力量和村干部踐行的群眾路線對于糾紛的調解作用幾乎是微乎其微的，這是由于鄉村社會基礎發生變化，而直接導致半正式治理的失效。鄉鎮一級將糾紛壓在村里，村干部“花錢買平安”的“權宜性治理”方式成為治理常態。利用人情、面子、私人力量等治理資源，他們通過“磨”和“纏”的方式，通過多次做工作的形式來實施治理。同時，他們也熱衷于運用各類非正式的權力技術與策略“擂”、“媒”、“示蠻”和“懷柔”關于“擂”、“媒”、“示蠻”和“懷柔”等治理技術和手段，吳毅在其編著的《小鎮喧囂――一個鄉鎮政治運作的演繹與闡釋》一書中對其有深刻的描繪。 以及“拔釘子”、“開口子”、“揭蓋子”和將問題懸置起來冷處理等“擺平術”“拔釘子”、“開口子”、“揭蓋子”和將問題懸置起來冷處理等是應星在《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一書中提出來的幾種“擺平術”。 ，其中的一些運作技術具有“不計成本、不惜代價”的非理性特點。國家為了節約治理成本，盡量將糾紛壓在村莊層面。村莊對案件處理則常常陷入循環調解的境地，當村莊對糾紛的調解無效，而鄉鎮一級又消極行政時，糾紛就只能在村莊內部打轉，簡約的半正式治理在基層社會的實踐中就表征為一種復雜治理，這種治理需要動用大量鄉土社會的資源和規范，從而導致村莊治理呈現出高成本、復雜化和無序態勢。

從表面上看，依靠半正式的行政實踐似乎是節約了國家治理的大量成本即國家利用最小的成本，達到最好的績效。但是，從鄉村社會內部來看，一旦簡約治理需要動員大量的資源，則這種治理方式實際上是復雜的。國家基礎性權力不斷滲入鄉村社會，國家治理成本就轉嫁給村莊，村莊承擔著一種較高的隱形治理成本。即便糾紛和矛盾在鄉村社會中得以解決，但這種矛盾也是經過了數次甚至是數百次的回合，由此產生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村干部在缺乏正式治理資源的同時，只能被迫選擇各種擺平理順的手段，而這種治理實踐極易導致村莊結構混亂和治理的內卷化問題。

（三）半正式治理的“灰色化”：拆遷公司參與征地拆遷的分析

1.拆遷權的下放及村莊遭遇釘子戶。拆遷權位于鄉鎮一級，鄉鎮可以預留工作經費，有巨大的利益空間。但是，隨著征地拆遷工作進展的難度加大及和諧拆遷口號的提出，再加上鄉鎮干部對村莊的“去熟悉性”而引發的對釘子戶的瞄不準現象，這導致鄉鎮直接將拆遷權下放到村一級。責任權下放，鄉鎮政府考慮的是，村干部做工作更容易，可減少鄉鎮的治理成本，同時，也實現了風險的部分轉移。

責任主體的下放并沒有鄉鎮一級預想的那樣好。村莊一級囿于自身的事務繁多和治權的弱化，拆遷工作老是做不下來，涌現出越來越多的釘子戶。這樣，在具備權力的同時，村級承擔的義務也加大，村莊運轉出現超負荷態勢。村組干部自身在治理釘子戶上是失效的，村里就只好引進拆遷公司。因為他們具有豐富的經驗，且精通各類“擺平術”。因此，村民與村干部之間的博弈就演變為與拆遷公司之間的博弈。

2.拆遷公司的“軟硬兼施”和符號暴力。拆遷公司被引入，實際上是政府在和諧拆遷壓力下將村莊的治理行為轉換為一種市場行為。拆遷公司的前身是勞務公司，經驗豐富。村民說，“他們常常是談到深更半夜，非得談，不談是不行的”，這種磨和纏的方式顯然讓村民不得不用大量的時間來應對，這顯然已經演變為一種軟暴力。同時，村干部看重的還有拆遷公司的硬暴力，村干部說，“沒有策略是不行的，搞得實在沒有辦法了，就會請外面的人進來，混混能講狠話，幫忙做工作，效果很好”。對于那些實在很難纏的人，講狠話和威脅是很管用的。據村里的治保主任介紹，拆遷公司在市里有“”，他講的“”其實就是指涉混混的圈子，這部分人很受拆遷公司或基層干部的歡迎。

村莊依賴拆遷公司展開對釘子戶的治理，這只是村莊應對其治理能力衰弱的一種策略，是村莊實現其行政和治理目標的一種重要手段。原本屬于基層治理范疇的征地拆遷在面臨釘子戶失效的情況下，激發出的一種集市場與行政于一體的半正式治理，而這種市場權力又將黑灰勢力裹挾其中，他們甚至介入到基層治理政治權力的談判范疇，成為一種隱蔽的治理。

3.半正式治理的社會后果：隱蔽治理與鄉村社會的“灰色化”。引入拆遷公司，是村莊在治權和治責雙重弱化的境況下采取的權宜之計，這種半正式治理的實踐是建立在重復做工作甚至使用灰色符號的基礎之上。后稅費時代的混混不再是以裸的暴力展現在村民面前，而是隱蔽在制度和規范范疇中，呈現出一種隱退和監控的后臺景象，操控著鄉村的前臺。這是一種隱蔽的治理，是半正式治理失效后的一大表征。拆遷公司成為混混隱藏其中的有效庇護所。而這樣的公司在基層社會遵循的是一種人治和私人治理的邏輯。從國家治理層面而言，借用這樣的力量進行軟硬兼施，達到了治理釘子戶的目的。但是從鄉村社會的秩序與基礎方面來看，這種隱蔽治理打破了鄉土邏輯和地方性規范，挑戰著法律和政治原則，直接導致基層治理結構陷入灰色化境地。村莊利用拆遷公司的符號暴力開展對治理釘子戶，取得了短暫的治理效果，但是，從長遠來看，鄉村的基礎和建立其上的村莊治理將會徹底遭遇異化，進而村莊治權與治責就會更加弱化。同時，非正式權力溢出監督之外，這會對中國基層民主和基層法治建設起到釜底抽薪的瓦解作用。

三、結論

黃宗智給我們描繪出一幅簡約治理有效性的圖景，但是這種半正式治理卻有極強的情境性。20世紀90年代之后，囿于村莊基礎發生了變化，半正式治理呈現出越來越不可行的發展態勢。在對糾紛調解及引進拆遷公司參與治理的行動邏輯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半正式治理在基層社會引發的系列社會后果：

一是，基層治理的內卷化。糾紛調解的手段目的化，注重策略和治理技術，造成村組干部權力的虛置和基層治理的乏力，簡約治理失效和更趨復雜化。混混等地方非法勢力嵌入到基層治理中來，成為一種典型的隱蔽治理力量。隱蔽治理是半正式治理無效的一種表現，而在國家不及時介入或回避的情況下，隱蔽治理不但瓦解半正式治理的基礎（鄉土性），而且還瓦解正式治理的基礎（政治性和規則性）。因此，鄉村治理結構灰色化和內卷化更為明顯。

二是，基層民主的萎縮和法治根基的破壞。村組干部在“矛盾不出村組”的壓力下，采用各種治理技術和治理策略，他們實踐的是一條策略主義的邏輯而不是治理的邏輯，這樣的策略性治理極易扭曲國家規則治理的本意。半正式治理的失效問題得不到正式力量的支持，直接導致鄉村治理結構陷入灰色化境地。這樣，國家基層民主表達機制受到損害，國家法治根基也遭到侵蝕。

因此，鄉村社會的基礎發生了改變，半正式治理的基礎不存在。國家政策的“頂層設計”經過半正式治理環節后化為“村莊實踐”，直接造成了鄉村社會的復雜化和灰色化，進而導致國家基層政權合法性的喪失及鄉村治理和治權的混亂和弱化。如果放任不管，不僅“混混治村”成為鄉村社會的常態，更為嚴重的是當代中國基層民主法治建設的根基將永不存在。我們必須警惕這種現象，并推動國家基層民主法治社會的建設。因此，半正式治理在基層社會遭遇的異化現象提醒我們，鄉村社會更需要國家正式權力的引導和干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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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談蕭.中國傳統治理的制度結構[J].學習與實踐，2012（1）：34.

[7]賀東航.“簡約治理”與林改政策在鄉村的實踐[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2（51）5：12.

[8]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M].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5052.

篇7

基層民主協商制度研究

論轉型鄉土社會的司法策略

論中國傳統司法的本質

法律評價社會面向的哲學思考

法律懲治道德越軌者之意義探究

社會公眾對法律人的信任問題探析

司法溝通的語境、修辭與轉換

調解考核制度的設計與功能悖論

A市B縣檢察院抗訴案件調查與反思

法治建設進程中的法律職業共同體

自貿區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座談會綜述

論反壟斷法在經濟法體系中的憲法性地位

公開民事裁判文書中個人信息的識別與保護

人民法院協調處理行政案件的實踐邏輯與反思

關于加強整治新建城區社會治安的調研報告

司法受眾之心理維度與信息公正之生成路徑

論基層法院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評估機制的構建

正義理念在中國傳統儒學法文化的表達及其價值

糾紛解決的城鄉差異——基于“CGSS”數據的分析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法律社會學解讀

關于法律必須被信仰的問題——兼評伯爾曼《法律與宗教》

《走向權利的時代》的評析——以法律社會學為視角

司法如何保護婚姻——基于離婚案件二次現象的分析

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羈押執行交付問題研究

轉型之惑與實踐之學——評李瑜青教授《法律社會學教程》一書

中國法社會學的理想圖景——讀郭星華《法社會學教程》

對象剖析與技術改革——傳播學視閾下的司法公開方法論

社會管理創新與法治保障的理論建構、制度設計與區域經驗

法律儒家化的限度、價值沖突與預設——評《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司法近代轉向與現代國家尋找——評《帝國樞密法院:司法的近代轉向》

法社會學視野下的律師職業主義變革——評《律師、國家與市場》

沖突理論的脈絡及其當代法治啟示——基于沖突理論脈絡展開的考察

檢察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結合N市檢察隊伍現狀進行分析

公正司法的供需對接——案件質量評估工作中公眾參與機制的構建

法社會學中國化研究的理論自覺——兼評高其才教授的《法社會學》

法治中國的“西體中用”之道——讀周大偉先生《法治的細節》一書有感

法官績效考核制度中結案考核及其悖論——以J市基層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為例

法律與文化互動的三點思考——以傳統儒學與中國法治建設關系為切入點

司法公正的社會認同與人民法院形象塑造——關于人民法院社會形象的調查分析

司法公正公眾認同的心理解碼與策略修正——基于法院司法宣傳實踐的實證分析

論我國個人慈善捐贈行為影響因素與慈善立法的完善——基于社會調查的分析

轉型時期制度適用困境:原因、對策及反思——以對小城地溝油問題的討論為例

積極探索實踐護航自貿試驗——人民法院為自貿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座談會述評

由西向東、由理論邁向實踐——評湯唯《法社會學在中國——西方文化與本土資源》

傳統法律文化的當代意義——“當代法治發展與傳統法律文化價值”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

篇8

一、緒論

1.背景與研究

鄉村生態旅游在我國還是一個新興的產業，對于農村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隨著目前我國城市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落差不斷變大，鄉村生態旅游的發展能夠解決很多農村經濟發展驅動力不夠的問題，從而很好的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事實上，丹東地區的旅游業發展本身就比較早，當地經濟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旅游行業。但是丹東地區的鄉村生態旅游發展層次并不算太高，還存在很多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的解決。

2.研究的方法

本文在寫作之前先使用了文獻綜述法，即通過中國知網、萬方數據中心等網站搜集了論文寫作需要的文獻，其中有中文文獻18篇，外文文獻2篇。這些文獻都對鄉村生態旅游進行較為全面的分析，但并沒有針對丹東地區的研究。我國各個地區的發展層次不同，鄉村生態旅游的展開遇到的阻礙也不一樣。因此，有必要針對丹東地區進行鄉村生態旅游的研究。本文在寫作的時候還使用了SWOT分析法，即在掌握丹東地區生態旅游發展現狀的基礎上，結合自己所學知識，對丹東地區鄉村生態旅游進行了戰略發展分析，從而更好的了解丹東地區鄉村生態旅游的發展環境，進而提出有效的解決策略。

3.相關概念

生態旅游主要是指在自然環境中開發的一種旅游活動，并且這種旅游活動能夠改善當地人的生活情況，并且還不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太大的破壞。鄉村旅游則是依托于鄉村區域而進行的一種旅游活動，其旅游基礎主要是鄉村區域的自然風光、風土人情等，從而給城市居民帶來自然和諧的旅游體驗。鄉村生態旅游結合了上述兩個概念，簡單來說就是具有生態保護作用的鄉村旅游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旅游活動的展開就不能以經濟最大化為主要目標，而應該在環境保護的基礎上開發各類旅游項目，保障l村生態環境的和諧與協調。

二、丹東地區鄉村生態旅游的發展現狀

丹東地區的鄉村旅游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了，最早的時候大概在20世紀80年代。到了現狀，其旅游發展形式已經轉變為了鄉村生態旅游，旅游模式也從以往的“農家樂”變成了現在的集團開發階段。雖然說，目前丹東地區的鄉村生態旅游對比與國內外來說只是初級階段，但不可否認的是其依然在多年的發展中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就。

綜合來看，丹東地區的鄉村生態旅游在發展過程中還存在很多的問題，其主要可以分為四個方面。第一，旅游精品項目過少，在國內外并不出名。對比國內外所有的鄉村生態旅游項目，丹東地區并不具備太強的優勢，因此在多年的發展中一直停滯不前，旅游影響力只能被局限在東北三省。第二，旅游宣傳方面存在較大問題。當前的時代已經進入了互聯網信息時代，但是丹東地區的鄉村生態旅游宣傳在互聯網中做得并不好，并且傳統宣傳渠道也有所欠缺，阻礙了旅游在國內外市場中的發展，同時也不利于維護自身的品牌形象。第三，丹東地區在長時間的旅游發展過程中，已經出現了很多生態環境污染的問題。但是丹東地區并沒有充分重視這些問題，在后續的旅游開發中也沒有進行必要的保護和治理工作，使得旅游發展已經偏離了生態旅游的內涵。第四，丹東地區的鄉村生態旅游在融資和基礎設施等各個方面還有較大的欠缺，使得旅游發展失去了基礎環境的支持，旅游發展整體層次較低。

三、丹東地區鄉村生態旅游發展的SWOT分析

1.優勢分析

首先，丹東地區有著非常便捷的交通，區位優勢也比較明顯。丹東地區距離遼寧和沈陽都不遠，屬于這兩個經濟體的交叉區域，并且內部還有鴨綠江，還與朝鮮相鄰，因此具有非常顯著的區位優勢。交通網絡方面，201國道和數條省道貫穿全市，并且丹東機場建設也比較發達，高鐵項目和高速公路目前都非常完善。暢通的交通網絡給丹東地區的鄉村生態旅游發展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其次，丹東地區還具有非常豐富的民俗文化資源和生態旅游資源。丹東地區臨近朝鮮，是多民族混合的區域。在歷史的不斷發展中，丹東地區也形成了很多具有鮮明少數民族特色的文化遺址，具有非常強的旅游價值。另一方面，丹東地區還擁有非常豐富的森林資源和地形優勢，目前有非常多的4A級景點，還有一些景點正在申請5A級景點。特別是以鴨綠江為核心的旅游資源群，已經成為了丹東地區的特色旅游資源，在全國范圍內都具有較強的競爭力。

2.劣勢分析

首先，丹東地區的鄉村生態旅游發展時間雖然比較早，但是目前的發展層次并不高，在國內外市場中的知名度還遠遠不夠。就目前的游客群體來說，大部分游客還是東北三省的游客，其他地區的游客比例太少。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丹東的鄉村生態旅游并不出名，在下一步還需要進一步的努力。其次，丹東地區對于鄉村生態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并不深入。目前丹東地區具有很多其他地區沒有的特色旅游資源，比如鴨綠江等。但是丹東在進行旅游規劃和發展的時候，并沒有真正重視這些旅游資源，相應的開發行為也沒有針對資源的特性進行研發。這就使得丹東鄉村生態旅游產品的同質化現象比較嚴重，無法在國內外旅游市場中制造自己的品牌。最后，丹東地區在發展鄉村生態旅游的時候，并沒有真正認清生態旅游的內涵，依然沿照傳統的發展模式。這也使得丹東地區鄉村生態旅游并沒有真正的將生態環境放在第一位，從而使得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破壞。

3.機遇分析

目前，我國宏觀政策正在不斷導向有條件的農村積極展開鄉村生態旅游。事實上，這種旅游發展模式對于農村來說本身就是一項雙贏的事情。如果丹東地區能夠抓住國家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支持，那么在下一步的發展中必然能夠更快的占領旅游市場份額，在國內外旅游市場中打響丹東鄉村生態旅游品牌。其次，隨著近幾年來“東北振興”等戰略的不斷發酵，東北三省的游客群體也會變得更加龐大。丹東地區本身就屬于東北三省比較出名的旅游區域，在這個浪潮中必將迎來更多的游客。最后，隨著我國國際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丹東地區的鄉村生態旅游也將進入國際市場。雖然說我國各個地區的旅游產業相對于國外來說，還有較大的差距。但是如果丹東地區能夠正視這些差距，積極吸取國際上的一些先進經驗，對于自身的生態旅游開發必然有著極大的幫助，也是該地區鄉村生態旅游高速發展的一個大契機。

4.挑戰分析

我國各地的鄉村生態旅游在上個世紀一直不溫不火，而在新世紀到來以后得到了迅猛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可持續的發展、低碳生活等一系列環保理念的不斷推廣，生態旅游市場也得到了拓展。因此，丹東地區發展鄉村生態旅游在目前我國的環境中將會迎來激烈的市場競爭。如果丹東地區不能快速的定位自身旅游發展方向，整合區域旅游資源進行科學規劃，那么必將會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其次，目前很多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高，他們已經不再滿足單一的觀光旅游，旅游需求開始趨于個性化。這就需要丹東地區投入更多的力量去研發相應的旅游產品，但可惜的是，目前丹東地區旅游產品單一的現象還非常突出。最后，鄉村生態旅游需要高度重視生態環境。但是丹東地區的一些區域還存在著犧牲環境發展旅游的行為，生態環境的污染現象比較嚴重，不利于生態旅游的發展。

5.總結

總體來說，目前丹東地區的鄉村生態旅游發展具有非常多的優勢和機遇。但是就實際現狀來看，丹東地區并沒有充分的利用這些優勢和機遇，使得目前其旅游發展還處于一個較低的層次。因此，在下一步的發展中，丹東地區應該立足自身現狀，充分發揮自身在旅游資源和國家政策等各個方面的優勢，真正在國內外市場中建立鄉村生態旅游的品牌，達到旅游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共贏。

四、丹東地區鄉村生態旅游發展的策略

1.提高品牌知名度

首先，丹東地區應該充分利用區域內部的特色旅游資源，從而促進旅游產品多樣化。目前丹東地區擁有著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資源和特色自然風光資源，因此在旅游資源方面具有較強的優勢。這個時候，丹東地區就應該結合這些民俗風情，在旅游景點開設一些趣味性比較強的民俗活動，并衍生相應的特色民俗旅游產品，增強鄉村生態旅游對游客的吸引力。在特色自然風光資源方面，丹東地區可以考慮從鴨綠江旅游資源群和自然保護區為核心，利用資源的稀有性來吸引游客前來旅游。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整個旅游項目開發過程中，一定要注意生態環境的保護。特別是對于自然保護區來說，內部擁有著很多珍稀動植物，旅游開發一定要建立在不對現有生態系統造成破壞的前提下進行，不要被一時的利益所吸引。

其次，丹東地區可以從游客個性化需求為核心構建旅游品牌。前文已經提及，目前城市游客的旅游需求正在向著個性化發展。因此，丹東地區的鄉村生態旅游在下一步的發展中也應該朝著這個方面進展，開設一些健身旅游、養生旅游、度假旅游、科研旅游等各個形式的旅游。特別是這些旅游方式本身對于環境的負擔都比較小，因此可以考慮在下一步的發展中深入推廣。在這個基礎上，丹東地區就可以考慮不斷細化鄉村生態旅游的市場，畝在旅游市場中構建自己的旅游品牌。在這之中，丹東地區可以考慮先推出幾個精品旅游項目搭建品牌核心框架，一步步的形成品牌效應。

2.加強宣傳力度

首先，在傳統宣傳渠道方面。丹東地區應該不斷拓展鄉村生態旅游的渠道，一方面要不斷維持傳統渠道，另一方面也應該向著各大高校進發。目前高校大學生已經慢慢成為了旅游市場的主力軍，在未來的多年時間里還有著較大的發展潛力。大學生群體雖然擁有較多的時間，但是旅游資金并不多。而鄉村生態旅游對比與其他旅游來說，花費本身就不高，因此在大學生群體中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另一方面，丹東地區擁有很多的自然保護區，立足于自然保護區的旅游項目也有著教育和科研功能。因此，這些自然保護區景點可以考慮與高校進行深層次的合作，推出一些具有教育功能的旅游項目，從而拓展鄉村生態旅游的發展渠道。

其次，在現代化的宣傳渠道方面。丹東地區應該充分利用互聯網工具，在網絡環境中宣傳鄉村生態旅游。在這之中，旅游宣傳可以考慮跟國家提倡的環保公益廣告等類似活動聯系在一起，加大社會公民對于鄉村生態旅游的認識，在接受鄉村生態旅游的同時也積極參與旅游活動。另一方面，丹東地區在進行旅游宣傳的時候，應該與那些大型旅游網站結合，在網站上進行旅游推廣。通過這些網站，丹東的鄉村旅游景點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不同游客的旅游需求和旅游體驗，從而不斷的改善旅游規劃。

3.積極進行生態環境保護

首先，丹東地區應該針對目前已經受到破壞的生態環境進行必要的治理與修復。在這之中，如果是那些破壞嚴重的地區，應該立即停止旅游活動，全力進行生態旅游的保護與治理。治理過程也應該嚴格遵循當地的生態環境特征，以還原生態系統本身面貌為出發點，嚴謹的進行治理作業。對于那些污染不太嚴重的區域，應該適當的降低旅游活動頻率，嚴格控制游客容納數量，避免對生態環境造成更大的壓力。對于這些景點的生態治理工作可以慢慢進行，秉著先控制后改變的策略，一步步的改善旅游景點的生態環境。

其次，丹東地區還應該在旅游策劃與開發的過程中就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避免旅游開發行為對生態環境帶來影響。即在所有鄉村生態旅游開發之前，就應該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體系進行充分深入的分析，從而明確當地生態環境的容納量。在這個基礎上，制定生態旅游發展的游客容納數量，并在開發的過程中注重施工行為，避免對生態環境造成不可恢復的破壞。另一方面，丹東地區還應該和加強對于生態旅游的全過程管理，提高游客、旅游管理者和當地居民的生態保護意識，在旅游過程中自覺的約束自身行為，避免對生態環境造成較大的影響。

4.完善投資融資和基礎設施建設

首先，鄉村生態旅游是促進丹東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因此各級政府一定要重視生態旅游，并在之后的發展中不斷加大鄉村生態旅游的資金投入。但僅僅依靠政府進行投資是遠遠不夠的，地方政府還應該營造一個激勵性較強的融資環境，利用稅收等優惠政策引導資本市場進行旅游項目融資，充分吸收市場中的民間資本，從而形成一個多元化的融資格局，促進鄉村生態旅游的健康發展。

其次，目前丹東地區的鄉村生態旅游基礎設施建設程度比較低。而在旅游融資環境不斷優化的背景下，丹東地區還應該加大對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在這之中，各個鄉村旅游景點應該不斷提高住宿、餐飲等相關基礎產業的衛生要求，加大旅游景點的設施建設程度，從而提高游客的旅游體驗。在這之中，基礎設施的建設幅度也不應該太大，嚴格遵循不破壞生態環境的相關要求，保證生態旅游的內涵能夠在旅游活動中充分展現。

五、總結

鄉村生態旅游是保障鄉村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途徑，能夠切實的提高農村經濟的發展層次。而目前丹東地區在這方面還有很多的欠缺，因此在下一步的發展中，丹東地區應該結合SWOT分析的相關內容，立足于丹東地區的實際情況和鄉村生態旅游的內涵，從生態環境保護出發，有效的整合區域內的旅游發展資源，從而保證丹東地區能夠在國內外的市場中打響鄉村生態旅游的品牌，真正走向品牌化和國際化的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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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孟娣，李潔.淺析鄉村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法律保障[J].農業經濟，2016（2）：99-100.

篇9

引 文：近年來，由于農用地膜使得農業環境的污染問題日益突出，不但使耕地質量受到損害，而且也阻礙了美麗鄉村建設。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有委員提出，我國農用地膜使用量很大，而且我國每年地膜殘留量高達45萬t，連續覆膜15年的土壤，殘留量在20kg/667平方米以上。因為耕地中殘存的廢舊地膜給農村環境保護帶來了眾多危害，因此，我們必須予以重視。

1農用地膜污染的危害

城口縣2014年使用農膜99.3t，其中地膜約47.5t。據調查測算，城口縣農膜回收約85%，年殘留量高達14.9t，殘膜率達15%。部分殘膜進入農田土壤后，分解產生有毒物質污染土壤，改變土壤理化性質，造成耕地理化性狀惡化，通透性變差，阻礙農作物根系吸收水分及根系生長，導致農作物減產。殘留在土壤中的地膜對環境造成了很大危害，"白色污染"問題日益嚴重。

1.1破壞農村氣居環境

在田間地頭，有大量殘存地膜被丟棄，從而在耕作、風刮等作用下，造成地膜亂掛在樹木、枝頭、民房上，或散落于河流、水庫中，使鄉村景色得上了"牛皮癬"，使 "農村美麗的風景遭到嚴重破壞。殘膜造成的"白色污染"，不但阻礙了農村山美水美環境美、吃美住美生活美、穿美話美心靈美"的美麗鄉村建設，而且對農村環境衛生水平的提高和農業可持續發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1.2危害人們的身體健康

農膜是一種化工產品，并含有一些添加劑。殘留地膜中的化學成分及分解物會向土壤、水流和空氣中釋放，污染農村環境。地膜中的有害物質還會通過土壤和水分富集于作物之中，對農作物產生毒性，對人體健康產生不良影響。

1.3影響農業生產

大量殘膜難以在土壤中自然分解，破壞土壤的通透性和團粒結構，造成農作物根系生長發育困難，導致作物減產。殘膜會抑制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動，影響有機肥養分的分解和釋放。廢舊殘膜碎片還與桔稈、飼料混在一起被牛羊等家畜誤食，造成牲畜發病死亡。殘膜還會引起土壤次生鹽堿化等嚴重后果。鑒于殘留地膜的危害性，各級各部門要把廢舊農膜回收利用、防治農田"白色污染"工作作為保護農村生態環境的一項重要任務來抓。

2農用地膜污染的成因

農用地膜污染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膜質量標準低。當前，因過于追求經濟效益，我國主流農膜厚度一般為0.005一0.008mm，易破碎，造成農膜的清理和再利用較為困難；二是廢舊地膜回收加工的人工成本高，再利用率低；三是農膜回收多采用人工撿拾的方式，勞動強度大，費工費時，導致農民回收地膜的積極性很低；四是沒有建立廢舊農膜回收利用管理體系，沒有全面促進殘膜回收利用的政策支持，企業不愿意參與回收；等等。

3農用地膜污染治理的對策

農用地膜污染問題已經成為破壞生態環境，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的重大問題之一。雖然近年來國家和各地政府部門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來解決農膜污染問題，但效果還不夠明顯。為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生態環境，必須積極探索農用地膜污染的有效措施。

3.1加強環保宣傳，提高環保意識

各級政府和農業、環保部門應加大宣傳力度，提高農民治理地膜污染、保護生態環境的意識，增強農民回收地膜的自覺性和積極性。采取多種宣傳形式，提高農民對殘存地膜污染耕地、降低農業生產率、影響身體健康的認識，把回收地膜與春秋整地結合起來，減少農膜對環境的污染。

3.2規范生產標準，提高生產工藝

從地膜生產的源頭抓起，科學制定農膜的生產、使用和銷售標準，規范超薄農膜的生產和使用，推廣使用厚度大于0.008mm的地膜。加強科技研發和推廣，開展可降解和無污染農膜的科技攻關和技術研發。近年來，吉林省通過示范帶動，在全省推廣使用可降解地膜，力爭在短期內消除非降解地膜。重慶農科院研制的玉米可控降解地膜，可以在鋪設兩個月以后，通過光合作用自然分解，并能夠提高土壤中的微生物數量，促進營養物質的轉化，從而改善土壤理化性狀，提高作物產量。

3.3強化部門協作，推進農膜回收與再利用

按照"政府倡導、企業帶動、農戶參與、市場運作"的原則，各有關部門協作配合，共同推動農膜回收和加工再利用。在各鄉（鎮）設立一批布局合理的舊農膜回收站點，鼓勵農民開展地膜回收和以舊換新工作。要及時做好田間地頭撿拾廢舊農膜的指導和組織協調工作，指導農戶將撿拾的廢舊農膜統一堆放在地頭，嚴禁焚燒、填埋，甚至直接丟棄。

3.4加強監督管理

工商部門和農業綜合執法大隊在春秋兩季用膜關鍵時期聯合執法，加強農膜市場檢查執法，嚴查劣質膜、超薄膜的銷售，嚴格地膜使用標準，強制生產、銷售、使用抗拉強度滿足要求的地膜，從源頭上治理地膜生產環節不規范問題。各鄉（鎮）廢舊農膜撿拾量通過加工企業回收量和抽查地膜殘留進行核實，做到有據可查，帳物相符。對加工企業的監管主要通過稱量初加工產品、檢查各鄉鎮和回收網點的臺帳等方式進行核實。同時，按照項目資金優化整合的原則，將地方配套資金、農民自籌資金以及項目資金捆綁整合，認真審查資金投向，保證整合資金合理使用。項目資金實行封閉運行管理，專款專用。項目資金管理工作要定期接受財稅、審計部門的監督。

3.5嚴格督查考核

縣財政、審計、監察、農業等部門聯合嚴格審核檢查，確保補貼資金安全到位，健康運行。農業主管部門做好廢舊農膜回收指標分配和考核工作，將廢舊農膜回收工作納入鄉鎮年度工作考核，制定考核細則，定目標、定任務，層層簽訂責任書，認真督查檢查。政府在安排春秋兩季覆膜任務的同時，提出廢舊農膜清理回收指標，以機械化覆膜面積與用膜量、機械化回收殘膜面積與殘膜收集量、殘膜交售量與加工量三個雙約束作為檢查驗收標準，嚴格殘膜回收利用工作督查考核，確保土壤中的殘膜撿拾率達到85%以上。同時，加強加工企業的考核，采取先建后補的原則，經驗收后，對按規定完成回收加工數量、建立回收網點、土地殘留達標的企業落實優惠政策。

4結語

舊地膜回收與再利用作為一項利國利民的公益事業，對保護農村人居環境、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促進農業生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各有關部門應加大工作力度，與社會各界一同推進此項工作。

參考文獻

篇10

中圖分類號： F323.24 文獻標識碼： A

一、實施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可能出現的生態環境問題

1、不合理的土地開發往往會破壞生態平衡

增加耕地面積是土地整治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土地整治中為增加耕地面積，往往對原有河溝進行裁彎取直，從而改變河溝的自然狀態，使河流流速、流量發生變化，不利于水生生物棲息和繁衍；其次，許多地方在土地整治項目區域中，進行了大面積的填埋河溝和坑塘，不僅損害了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還會減少區域內的水面率，減弱滯蓄能力。

2、項目不具有可持續性，可能會引起土地退化

有些土地整治項目實施前的可行性研究內容和深度只停留在初級階段，往往不考慮項目后期效益的可持續性和管理的便利性。如在項目區的選擇上，可能某一區域較適宜耕種，但遠離農村宅基地，農民耕作很不方便，由于人力物力不足，項目結束后許多經營管理活動隨之停止，造成整治后的農田，往往第一年還在耕種，第二年就開始撂荒，項目后期效益難以實現。

3、忽略生態環境保護設計，可能會加劇水土流失

土地整治活動中容易出現各種土壤侵蝕的誘發因素。如土地平整過程中，地表擾動改變了土壤的原有結構，使土壤質地更加疏松易蝕；農田埂坎、田間道路建設往往形成陡坡；大面積增加耕地的同時，植被覆蓋率降低，尤其是處在體閑期的農地基本無地被物等等。由于土地整治甚少考慮生態環境保護的設計，即使有林草措施，大多也只是沿溝渠、田間道路兩旁營造防護林，施工過程中保護環境措施薄弱，因此忽略生態環境的大規模土地整治有可能造成新的土壤侵蝕和崩塌、滑坡等地質災害的發生，加劇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

4、缺少生態景觀規劃，可能會降低生態系統穩定性

土地整治中，農田景觀結構被較大程度的改變，多處水域、荒草地、林地、園地等轉化為同一利用類型的耕地，降低了土地利用類型的異質化程度和景觀多樣性。同時，由于缺乏相關的理論和技術指導及科學的生態景觀規劃，黃土高原的土地整治若不注重生態環境建設和對景觀文化的保護，盲目追求“田成方、路成網、渠相通、樹成行”的標準化建設，使各種土地利用類型空間布局不當，結構單一，極易引起物種數量減少、生物多樣性降低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使農業生態系統的抵抗力及適應力下降，生態系統穩定性降低，并導致孕育地域文化的鄉土風貌受損。

二、完善土地整理的對策和建議

1、注重生態環境治理，真正實現土地整治由數量向質量轉移

⑴ 建立農田防護與生態環境保持工程體系

開展農田林網、護堤、田螃、坡面防護和溝道治理等工程建設，因地制宜確定項目區防洪標準、溝、路、渠綠化率、應保留的水體面積及其周圍應設置的自然植被緩沖帶等。

⑵ 做好生態綜合治理工程

搞好坡耕地治理、溝道治理、成片造林、退耕還林與退林還耕、沼氣池等建設，綜合治理。同時對于農村新建居住小區要搞好村莊內部規劃，并且安排相應的環境保護工程，填埋和焚燒垃圾相結合，注意村容村貌建設，并考慮村莊內部綠化。

⑶ 重視土地平整

土地平整工作內容不是簡單的開方挖填平整，還需要根據地形地貌等自然條件確定土地平整方案，結合灌排溝渠、道路、林網布局，考慮機耕和田間灌水的要求進行耕作田塊建設，在平整過程中還應采取合理的地力保持措施以保證土地開發整理后的耕地質量。

⑷ 提高耕作層地力

土地整治工程不僅要保證項目區耕地在數量上有所增加，也要保證耕地的質量在工程實施后不降低，即達到提高上地利用率和生產力的目的。因此，土地平整應盡量避免或減少對耕作層的破壞，需對原有耕地平整時，應采取地力保持工程措施。

2、加強生態環境分析評價，因地制宜開展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應依據區域自然、社會和經濟條件，進行廣泛深入的基礎調查，結合當地土地利用特點和總體規劃進行適宜性、可行性和生態環境影響評價，選擇合適的土地整治區域，并本著因地制宜的原則，針對不同區域特點和類型，推進差別化土地整治模式，實行多樣化的技術標準、目標要求、管理模式與保障措施。在水土保持和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土地開發的重點應轉向溝道造地。保證建成后的土地整治項目具有可持續性。

3、科學制定土地整治規劃，優化土地利用格局

根據區域地形地貌特點與水土流失規律，通過合理的規劃布局，讓耕地、道路邊坡等徑流產生區和林草等徑流滯納區在流域空間上相互平衡，可以有效控制流域的水土流失；同時，通過合理規劃耕地、道路、林網、壩系等景觀，優化土地利用格局，可以使生態系統結構多樣化，提高景觀空間異質性和景觀多樣性，改善生態系統脆弱的狀況，提高生態系統穩定性。在涉及廢棄宅基地復墾開發、空心村整治的土地工程中，根據空心村演化的“生命周期”規律來科學制定中長期戰略及規劃，同時注意鄉村景觀的生態價值和文化背景的融合，把丘陵溝谷、河川平地等優美的自然生態景觀和土地整治中梯田、鄉村建設結合起來，營造優美的農業和鄉村景觀。

4、強化生態化設計，營造保護型生態環境

土地整治過程中應考慮生態化設計。如防治水土流失，一方面，農田采用自流或噴灌的灌溉方式，可攔蓄地表徑流和泥沙，增加水資源的有效利用，減少農田的土壤侵蝕；另一方面，綜合考慮開挖面、道路溝渠、溝頭、壩坡埂坎等易發生水土流失區域的林草建設，并修筑淤地壩、谷坊、溝頭防護等水土保持工程，采取林草和水土保持措施相結合的方式護坡治溝，攔蓄泥沙，減少水土流失。在穩定生態系統方面，道路、溝渠等承擔著生物遷徙、物種交流功能的廊道，應進行生態化設計面非過度硬化；林草建設時構建喬灌草相結合、針闊混交的防護林帶，不僅可以提高林草植被的成活率，而且能夠增加區域內物種種類，使植物群落結構多樣化，健全區域生態系統。

5、重視生態效應評價，提高土地整治效益

鑒于土地利用改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及其在生態系統中的重要性，在土地整治中應重視生態效應評價，以水土流失等生態過程為主，明確辨別影響景觀生態環境的因素，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評價。通過評價結果，了解各個因素對區域生態環境影響的性質和程度，為今后地區土地整治的規劃設計和生態環境影響評價工作提供科學依據，并對可能產生的加劇水土流失、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進行充分的預測和評估，從而全面提高土地整治的管理水平和實施效益，實現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結束語

農村土地綜合整治著重于鄉村的生態環境保護，遵循土地多功能性、生態性、鄉土性、地方性、景觀性等原則，建設生態文明鄉村。實現數量、質量和生態的“三位一體”的綜合整治活動，傳承鄉村的傳統文化，實現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