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社會經濟現象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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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統計學； 社會經濟； 關系

1 統計學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

統計學在社會經濟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為收集經濟數據提供必要的方法

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建立經濟數量模型，開展定量分析。因此首先有必要收集必要的經濟數據。經濟統計學給出了各種經濟統計指標的科學定義和計算口徑，給出了具體收集各種指標的方法和途徑。離開了統計學的支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能夠真實反映客觀世界的經濟數據。

1.2 為總結和提煉客觀經濟現象的數量變動規律提供方法

社會經濟的個別現象受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了相當多的偶然因素，只有通過統計的大量觀察法，才能從偶然中發現必然，總結出現象變動的數量特征。微觀經濟學中著名的恩格爾曲線（Engel’s curve）與宏觀經濟學中的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 ，就是通過統計觀察發現數量特征的典型事例。

1.3 為檢驗經濟學理論的真實性和完善程度提供方法論基礎

任何經濟理論都只是相對真理，只能在特定的歷史階段較好地解釋某些經濟現實。因此需要人們利用經濟數據去檢驗這些理論是否能夠與實際情況相符。這種分析被稱為實證分析。實證分析所獲得的新知識常常為實質性學科的研究開辟新的領域，例如消費函數。

2 社會經濟統計研究成果的評價標準

美國著名統計學家Tukey1962年發表了題為“數據分析的未來”的長篇文章，論及對數理統計研究的評價標準。對分析數據工作有無直接作用。是否發明了新的統計方法或者將一些統計方法組合應用于新的領域。對分析數據工作有無間接作用。雖然未發明新的統計方法，但就學科的理論框架進行了有益的探討，為學科的發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開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領域。如費歇在1921年發表的題為《理論統計學的數學基礎》和1925年發表的題為《點估計理論》的文章，雖則并末提出新的統計方法，但其中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主導了以后許多年的數理統計學的研究思路影響延續至今。成果的數學水平。解決或推進有統計學背景的數學問題方面有獨到和創新之處。

對于社會經濟統計研究來說，衡量社會經濟統計研究成果也可以有類似的三個標準：

第一，經濟學標準。通過對經濟數據的分析，發現了新的經濟規律，或者是很好地論證和說明了某種經濟現象發展的趨勢和數量變動規律。

第二，對經濟數據分析工作的直接作用。提出了新的經濟指標及其核算方法、發明了新的分析方法或者是將產生于其他領域的方法成功地應用于經濟社會領域，或者是巧妙地結合運用已有的方法等等。

第三，對經濟數據分析工作的間接作用。雖然未提出新的方法，但就學科的理論框架進行有益的探討，為學科的發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開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領域。關于大統計學科的討論等等，經濟統計領域大國民核算體系的提出等等也屬于類似的工作。

長期以來，我國的數理統計學界，采用發展純數學的方法去發展統計學，特別是在成果評價方面，重理論輕實用。這種“政策導向”使許多數理統計學者對實用問題不感興趣。研究內容流于空疏，無補于實際。

我國的經濟統計學界沒有很好地將現代統計方法應用于社會經濟領域，去得到一些非統計專業的經濟學者難以得到的很有參考價值的定量分析結論。因此，難于獲得社會的支持。使學科發展的“良性循環”無法形成。相當一部分經濟統計學論文的統計特色不夠鮮明，不會江統計學深入運用到社會經濟領域。與經濟學其他學科的研究沒有明顯的區別。個別論文甚至只有文字的論述或數學公式的推導，而很少統計方法與統計數據的應用。

3 統計學在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正確運用

3.1 堅持統計學的正確方向

對社會經濟進行研究時，需要應用通用的統計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密切結合有關經濟理論，建立和完善以有關經濟現象為對象的特定的統計方法。因此，搞經濟統計時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經濟理論，而應該從我國國情出發，要密切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將研究適合經濟領域特有的統計方法作為研究的重點，同時積極參與重大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發揮經濟統計學的作用。

3.2 經濟研究最重要的是經濟思想而不是數學公式

不能以數學水平的高低來衡量經濟學家的水平，也不能以運用數學的多少和它的難易程度來作為評判經濟學論文質量高低的標準。我們在對社會經濟進行深入研究時，不能將簡單問題復雜化，不注意問題的實質和方法的適用條件，片面追求復雜的方法和復雜的模型。我們應該找的最佳的方法和手段來解決復雜問題。

3.3 重視社會經濟思想的運用

在肯定數學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時，需要指出：經濟學不是數學。在經濟研究中，經濟思想是最重要的，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和執行經濟想法的工具。經濟學的主要領域是靠經濟學知識而不是數學取勝。

【參考文獻】

[1]陳希孺：數理統計學及其與社會經濟統計學的關系[J].中國統計，200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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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前河南省在城市規劃建設中土地利用方面存在的問題

城市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產物，它是指非農產業和非農業人口以及人們的各種社會活動高度集中的地域空間。城市對社會經濟的變化過程有著深遠的影響，具體可以表現為：第一，它將吸引非農產業和勞動力不斷向城鎮集聚；第二，它能夠促使以社會化服務為特征的城市生活方式更為擴展和強化。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目前已經界定的城市，其城市的規劃建設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著。以河南省為例，省會鄭州市近年來，在大力開發鄭州東開發區的同時，也兼顧對西區（老城區）的改造建設，而鄭州、開封兩市的一體化進程，也必將為開封及其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但是，城市規劃如同其他事物一樣在其發展過程中,也不斷地在產生著新的問題。河南省在城市規劃建設中，土地利用方面面臨的突出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1.1 城市基礎設施滯后的狀況仍然存在，造成土地利用結構不合理

由于建國初期，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比較低，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維護長期沒有受到重視，因此，目前的基礎設施滯后，土地利用的功能性日漸削弱成為城市建設中普遍存在的問題。

以鄭州市為例，流動人口的不斷涌入，加之其它原因，導致了交通擁擠、住房緊張的問題十分突出，而各類工業用地比例又相對偏大，居住用地偏低，道路、廣場、綠地嚴重不足。論文參考網。尤其是與一些發達城市和國家相比，差距更為明顯。這一方面說明了當前河南省特別是一些地市的城市規劃部門管理跟不上，一方面又說明國土資源部門所采取的部分監管措施力度不

夠。論文參考網。

表 中外城市用地結構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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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848 文獻標識碼：A

Facial Attractiveness and its Impact to Social Economics

Abstract Facial Attractiveness has a broad impac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is paper， we elabo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ial attractivenes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behavior. These results have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ference to both enterprise managers and job hunters.

Key words facial attractiveness； social economics； job search behavior

人類面孔包含著大量的信息，比如個體的性別、年齡、身份以及情緒等。因此，面孔在人類社會交往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面孔識別一直是心理學研究中的熱點問題。而上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心理學者開始關注對面孔吸引力的研究。這一研究問題同樣也引起了文化人類學家、進化心理學家以及社會經濟學家的研究興趣。本文將從社會經濟學的角度入手，闡述面孔吸引性的概念及其對人類社會經濟行為的影響。

1 面孔吸引力的概念

面孔吸引力指個體面孔所誘發的一種積極愉悅的情緒體驗并驅使他人產生接近意愿的程度（史新廣，2007）。①對于面孔吸引力的評判沒有統一的標準，先前研究發現，對面孔吸引力的評價表現出跨文化的一致性。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個體在嬰兒時期就表現出對吸引性面孔的注意偏好。究竟具備哪些特點的面孔才是具有吸引力的？根據面孔吸引力的生物學基礎，研究者最常探討的是平均化、對稱性和性別的二態性對于面孔容貌的影響。他們認為具有平均化、對稱性、明顯性別二態性等特征的面孔被認為是具有吸引力的（李鷗等，2010）。②

2 面孔吸引力對社會經濟行為的影響

2.1 面孔吸引力對合作行為的影響

合作行為是人類社會經濟領域當中非常普遍及重要的現象。它是決策研究領域中的一個典型問題，它體現了博弈思維以及人們做出決策和判斷的過程。盡管合作行為非常普遍，但是它又很難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經典的最后通牒游戲（ultimatum game）經常用來研究人類的合作行為。在這個任務中，分配者決定怎樣分配金錢，如果接收者同意分配者的分配方式，則交易成功，兩人按比例都得到錢；如果接收者拒絕分配者的分配方式，那么兩人都得不到錢。研究結果發現，無論可供分配的金錢總額是多少，有2/3 的分配者開價在50%左右，有超過半數的接收者對不足20%的開價予以拒絕，這種現象違背了經濟學中關于理性人的假設。因此人的合作行為可能是不理性的，會受到情感等因素的影響（余榮軍等，2007）。③

面孔吸引力對合作行為有著怎樣的影響？信任是個體之間能否合作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一般都會和我們所信任的人進行合作。對于缺乏信任的人，我們便會較少與之合作。有研究表明，無論是男性面孔還是女性面孔，人們都傾向于將積極的人格特征如熱情、誠實等與具有面孔吸引性的個體聯系起來；而將消極的人格特征如冷漠、不信任等與不具有面孔吸引性的個體聯系起來。因此，近些年有研究表明，面孔吸引性會影響個體的合作傾向。個體更傾向與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人進行合作。先前就有研究用囚徒困境任務來探討面孔吸引力對合作行為的影響。在囚徒困境任務中，共有兩個參與者，被試可以選擇是否與他人合作，如果兩人都選擇合作，那么將會平分所得的利益；如果一人合作，一人背叛，則合作者則得不到利益，背叛者得到所有利益；如果兩人都背叛，則都會受到懲罰，都得不到利益。研究結果發現：人們更傾向于與具有面孔吸引力的個體合作。而且，認為自己具有面孔吸引力的個體更傾向與具有面孔吸引力的個體合作。

2.2 面孔吸引力對求職行為的影響

面孔吸引力對求職行為的影響也得到了很多研究的證實。這些研究發現面孔吸引力會影響面試官的決策。在一項研究中，采用了180名被試，讓被試假想自己為一名面試官，讓被試閱讀求職者的簡歷，每份簡歷都附有求職者的照片，簡歷分為質量高低兩種。在較高質量的簡歷中，求職者自身各方面的技能都比較高。在較低質量的簡歷中，求職者自身各方面的技能都比較低。面試官通過閱讀簡歷來決定將工作機會給予哪些求職者。結果發現，在質量較高的簡歷中，面孔吸引性對于面試官的決策沒有影響，而在質量較低的簡歷中，面試官更傾向將工作機會提供給具有面孔吸引力的求職者。還有一些研究表明，面孔吸引力的優勢會體現到不同性質的的工作中。例如，對于女性而言，對于需要體力的工作，沒有體現出面孔吸引力的優勢。可能是因為對于非面孔吸引力的女性，會被更多的認為體力更好，更能勝任體力工作。但是如果對于需要較強人際交往能力的工作，則還是會體現出面孔吸引力的優勢。相對于女性，具有面孔吸引力的男性在求職中更有優勢。Scholz（2011）的一項研究發現，具有面孔吸引力的個體比沒有面孔吸引力的個體獲得工作機會的幾率高兩倍。④

2.3 “美就是好”現象

大量研究發現面孔吸引力對人們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因此，研究者們把這種現象統稱為“美就是好”現象。例如，相對于沒有面孔吸引力的人，面孔吸引力高的人往往被認為是更加的幸福，隨和以及成功。具有面孔吸引力的小孩被認為在學習方面具有更大的潛質，有更強社交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有調查研究發現，售貨員在進行商品銷售時，顧客對那些具有面孔吸引力的售貨員的態度會更好一些。具有面孔吸引力的律師在法庭辯護時更容易得到法官的認可。

盡管“美就是好的”現象普遍存在，但是它并不是絕對的。例如Farber 和Gibbons（1996）的研究表明，隨著時間的增加，個體的能力以及才能就會慢慢的表現出來，這時人們就不會那么在乎個體的相貌，不會用相貌來評判一個人的能力、智力等方面，而是真正地根據個體的實際能力來對其進行評判。⑤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人雖然在開始會得到他人的信任，被認為具有更好的品質，但是一旦發現具有面孔吸引力的個體不能兌現自己的諾言，或表現出某種不誠實的行為，那么這些個體所有好的形象都會受損，會受到更大的歧視和排斥。這些現象也被統稱為“美麗懲罰”。

3 總結與啟示

綜上所述，面孔吸引力對人類的社會經濟行為有著廣泛的影響。具有漂亮面孔的人往往會得到更多的信任，更多的求職機會以及得到更好的評價。盡管如此，這種“美就是好”的現象并不是絕對的，有時甚至會帶來“美麗懲罰”的效果。因此，在現實的社會經濟活動中，我們應該既要看到“美就是好”的效應，也要注意“美麗懲罰”的效應。對于應聘者，應該充分認識到美麗面孔確實能給自己帶來獲得工作，升職加薪的機會，同時也要注重內在的修養和工作能力的鍛煉，避免“美麗懲罰”效應。

注釋

① 史新廣.女性容貌吸引力及其與人格和心理健康的關系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蘇州大學，2007.

② 李鷗，陳紅.面孔吸引力的回顧與前瞻.心理科學進展，2010（18）：47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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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不同于其他學科，是一門“經世致用”之學，它與實際生活結合極其緊密，具有顯著的應用性特色。這一學科特點決定了經濟學論文選題時必須考慮研究的問題有無現實意義，要借助選題將所學理論與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問題聯系起來，通過分析研究解決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為此，在論文選題時必須關注社會經濟領域中的現實問題，特別是經濟改革和社會生活中的熱點、難點、焦點問題。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期，各種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譬如房價過高、通貨膨脹、貧富差距、就業問題等都可以作為研究的領域，作為論文選題的內容，這對于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來說，無疑是一個難得的機遇。

2．專業性原則

經濟學本科畢業論文作為學位論文，選題理所當然應與學生所學專業和所要申請的學位掛鉤。同時畢業論文是對學生四年所學專業知識的一個檢驗和總結，是學生綜合運用所學專業知識和能力的體現，這也要求論文選題要緊緊圍繞經濟學科，體現經濟學的專業性。對選題而言具體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在專業領域內選擇確定論文題目。由于經濟學本身具有研究面寬的特點，如果不加注意，很容易出現選題偏離專業領域的情況，因此在選題時更要找準經濟學的切入角度，保證選題與專業的相關度。二是要體現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經濟學有一套以數量分析為特征的分析方法，譬如實證分析、邊際分析、均衡分析、靜態分析等，如果能在選題中有所體現，更能反映經濟學專業的特點。

3．可行性原則

選題的可行性是指畢業論文的選題一定要切合實際，具備完成選題的主客觀條件。具體來說，首先，要從學生的興趣愛好、知識結構、專業所長等主觀條件的角度判斷學生是否可以駕馭選題。譬如，當一個不擅長經濟計量分析的學生面對一個計量分析的選題時，一定會因難度過大而感到難以勝任，這顯然不符合可行性的原則。其次，必須從選題本身的工作量、理論難度和深度、指導教師水平、圖書資料查詢條件、論文完成的時限要求等方面評估完成選題的客觀條件是否具備。以資料的可獲取性為例，經濟數據中省、市級以下的數據一般很難獲取，往往需要進行實地調研而且調研工作量極大，本科學生往往很難獨立完成，缺乏數據的情況下，選題再好也很難寫出高質量的論文。

二、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選題方面存在的問題

1．重視程度不夠，選題確定過于隨意

一方面，不少老師存在“重研究生論文，輕本科論文”的思想，開題以前老師實際介入并不多，往往交由學生自主選題，沒有給予相應的交流、指導和建議;另一方面，本科學生“重工作，輕論文”，第七、八學期正是學生找工作和考研的階段，很多學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應聘、工作實習和備考方面，無暇顧及畢業論文;還有一部分學生自認為學業已成，將來從事的工作與論文研究的內容無關，抱有走過場的心態。凡此種種，對論文選題的重要性缺乏認識，不花功夫搜集資料并斟酌選題，臨近開題時往往隨便選一個題目應付了事。在開題答辯中會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某個學生信口說出一個選題，卻對該選題的研究意義、文獻綜述、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等茫然不知，當老師指出其選題存在問題時，學生會立即將選題更換成另外一個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題目，選題的過于隨意增大了題目的不確定和變動性，最終會累及論文質量。

2．偏好大選題，涉及面過于宏觀

較之其他專業，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選題過大、過泛的現象尤其突出。究其原因，一是與學科特點相關，經濟學研究分為宏觀、微觀部分，宏觀經濟學研究經濟中有關總量的決定及變動，涉及的是失業、通貨膨脹、經濟波動、國際收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宏觀“大”問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無形中會強化這種“大”問題的心理暗示，選題時就會貪大求全，動輒冠以“中國”或“我國”的字樣;二是學生往往擔心選題太小沒有東西可寫，認為宏觀選題題目大、外延廣，寫作時順著每個外延發揮一下，就可以達到論文要求的篇幅，因而選擇了過寬過大的題目。比如“我國貨幣政策的目標選擇”“試論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等選題，這類選題本身包括了多維度和多層次，要求研究者對各個層次、各個維度的問題有清晰和準確的認識，本科生的理論水平和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認知能力顯然達不到這一要求，過于宏觀的選題寫出來的東西往往缺乏深度、沒有重點。

3．選題范圍狹窄，題目相似度高

其實經濟學涉及面廣，又貼近社會生活，現實中有眾多問題值得研究，即使是同一個問題，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應該說為學生提供了廣闊的論文選題空間，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選題的范圍和題目應該具有廣泛性和多樣性。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或者是因為指導老師連續幾年給學生的題目缺少變化;或者是因為學生相同的專業背景使他們的學術思維、研究視野趨于一致;或者是因為學生主要通過圖書館資料檢索，趨同的選題手段使那些點擊率高且參考文獻多的選題容易中標，結果就是選題往往集中在幾個話題上，題目“扎堆”且重復率高，很難做到教育部要求的學位論文“一人一題”。比如人民幣升值、期貨市場、中小企業融資、貿易壁壘等都是近年學生熱衷的選題，連續幾年的畢業論文都可能出現相同的選題，甚至同一年同一個答辯小組中的題目也可能完全相同或僅有一兩字之差。

4．缺乏經濟學思維，選題偏離專業方向

目前經濟學本科畢業論文選題中仍存在部分偏離經濟學專業的選題，譬如“校園超市的營銷分析”，這個題目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營銷專業的題目，基本看不出經濟學的專業特色，嚴格意義上就是一個不合格選題。但如果把它改成“校園超市的壟斷市場分析”，從題目就可以看出該選題是運用西方經濟學微觀理論中的壟斷市場理論分析校園超市，無疑凸顯了經濟學的專業特色。第一個題目之所以出現專業偏差，除了指導老師把關不嚴之外，主要原因是學生缺乏經濟學思維。經濟學是一種思維方式，它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套結論。經濟學教育除了傳授經濟學理論知識，最重要的就是讓學生體會和掌握經濟學思維方式，并運用這種思維方式分析經濟問題，形成關于社會經濟現象或經濟問題的解釋。但現實中有部分學生及至畢業也沒培養起經濟學思維，在選題時，面對經濟實踐中的具體問題，不能“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找不到經濟學的切入視角，導致選題與專業相關度不高。

三、提高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選題質量的建議

1．前置選題工作，夯實選題基礎

針對學生忙于找工作和考研、無暇顧及論文的情況，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將畢業論文選題的時間安排適當前移。比如在學生一進入大四階段，有條件的學校甚至可以在三年級就讓學生進入選題環節，提早確定指導老師，通過與指導老師交流溝通，在老師的指導和幫助下，學生可以早一步確定論文大方向。再有意識地將課程設計、社會調查以及專業實習等實踐環節與畢業論文結合起來，同時熟悉相關的理論分析方法和工具，展開文獻檢索和閱讀，從中搜集和積累相關資料，隨著對相關問題認識和了解的不斷深入最終確定選題。前置選題工作的好處是給予論文選題環節充裕的時間保證，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思考斟酌并熟悉相關的知識領域，為提高選題質量打下扎實的基礎。

2．強調畢業論文重要性，進行選題環節專項輔導

應以院、系或專業為單位，召開畢業論文動員會，宣講畢業論文的作用、價值和要求。強調畢業論文的寫作不僅是學生總結、檢驗、深化所學專業知識的過程，更是訓練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將來工作或更深層次研究奠定基礎的過程。對教師而言，指導論文不僅是培養目標要求的職業責任，還是反映教師能力和科研水平的一項重要指標，更是一個向學生學習提高自己的機會。總之，只有師生思想上高度重視，才能通力配合選出好的題目，做出好的文章。可以為學生進行選題方面的專項輔導，教會學生如何選題。譬如，通過舉辦講座有針對性地講解選題原則;結合以往的論文題目說明選題如何找到經濟學的視角，如何以小見大、挖掘深入;尤其要注重本科畢業論文選題方法的介紹。在多種選題方法當中，相對適合經濟學本科學生、值得推薦的方法有以下兩種:第一是實踐選題法。即在社會實踐、經濟調研和專業實習中，了解現實中出現的新問題、新趨向，通過調研取得第一手資料，以此作為選題的依據。第二是查閱文獻法。即確定感興趣的領域，閱讀該領域內權威的專業文獻資料，了解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那些該領域中尚未解決的課題或許就是選題方向。

3．強化選題階段的導師作用，重視任務的落實與檢查

針對指導老師在選題階段作用缺位的情況，要強化導師的指導作用。指導老師要及早進入角色，加強與學生的溝通交流，不能坐等學生上門詢問，而應主動了解學生的專業興趣點，介紹獲取與選題相關的文獻資料的渠道。向學生推薦綜述性或經典的文獻，幫助學生分析調查研究、搜集數據的難易程度，啟發學生尋找經濟分析的角度和需要運用的實證研究方法，幫助學生對選題可行性給出基本判斷，避免選題的盲目性。針對學生不重視選題工作的情況，指導老師要通過布置給學生任務的落實與檢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比如，可以讓學生就閱讀的文獻資料、關注的經濟熱點問題寫出綜述，專業實踐中可以讓學生寫日記、寫報告，以此督促、推動學生發現問題，找到自己的視角;還可以要求學生跟老師通過郵件或電話定期匯報，在和老師交流中也可能就會找到合適的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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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我國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對于我國公安消防機關依法履行職責，避免發生重大火災事故，維護社會公共秩序，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和西方先進國家的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相比較，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建設起步較晚。同時，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社會經濟水平和文明程度不斷提高，現行消防法律法規體系越來越不適應時代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促進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建設，有必要對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細致地探討，并在發現問題的基礎上尋找對策，從而不斷促進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善。

一、當前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在我國法律體系中處于弱勢地位

在我國憲法中明確規定，我國行政機關行使職權必須嚴格依據我國國家機關組織法。消防法律法規體系作為我國公安消防特別行政法，對國務院、國家各級政府機關、各級行政主管部門等國家機關在消防行為上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但是，目前在我國國家機關組織法中，根本沒有對國家機關的消防行為做出明確規定的組織法。這樣，在執行消防法的過程中，許多國家機關會借口國家機關組織法中沒有消防法的內容而拒絕執行，在這樣的情況下，消防法對于國家機關來講就是一紙空文。

（二）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

和西方先進國家適時進行法律修改不同，我國法律法規修改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其主要原因是，我國法律法規的立法程序相當復雜，無論是制定法律法規，還是對法律法規的修改，都相當困難，制定法律法規往往要經過繁瑣的手續，持續數年才能制定完成，對于法律法規的修改同樣如此。并且制定好的法律法規頒布后一旦開始實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便不再發生變化，這樣一來，就會導致我國的法律法規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作為我國法律法規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制定、頒布和實施的過程同樣如此。

例如：隨著社會經濟和建筑技術的快速發展，現代高層建筑已經成為城市建筑的主力軍。但是，在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中，涉及到現代高層建筑消防設計以及施工要求的內容尚不健全，導致現代高層建筑消防設計與施工無法可依，同時又和原來的消防法律法規相沖突的現象。

（三）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執行力不足

在我國，由于受到傳統思想的影響，人大于法的現象仍然存在，在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執行的過程中，常常出現由于主要領導的干涉而無法執行的現象。同時，由于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監督的是國家機關、團體以及各種類別的企事業單位，這樣也導致了我國消防法律法規在執行上存在著一定的難度。通常情況下，不能按照消防法律法規體系規定執行的國家機關、團體以及企事業單位，如果不能進行限期整改，通常只是對主要領導或者相關責任人進行處分，并且大部分時候處罰力度也相當低。特別是在一些機關單位中，相關責任人一般不是單位的主要領導或者法定代表人，這樣就出現了法律責任和消防責任相互脫節的現象，對消防法律法規的嚴肅程度帶來了一定的沖擊。

二、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存在問題的對策

（一）改變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弱勢地位

正是因為我跟國家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時主要依據我國國家機關組織法。因此，為了保證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對國家機關的約束力，避免國家機關和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發生不必要的沖突，確保我國消防法律法規的順利執行，必須切實改變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弱勢地位，按照我國實際狀況以及消防工作的特征，制定對國家機關具有約束作用的消防組織法。在消防組織法，必須明確各級黨政國家機關和公安消防機構之間的關系，通過法律的手段實現對國家機關違反消防法律法規的行為進行限制和約束。

（二）大力加強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建設

大力加強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建設，是建設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全面加強消防法律法規建設的需要，同時還是保障全體公民生命和安全的需要。加強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建設，第一，必須大力加強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立法進度，不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制定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立法規劃，促進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立法進程，保證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建設和我國的社會制度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保證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建設和消防隊伍建設相適應；第二，要大力加強消防立法機制建設，按照民主以及公開立法的原則和方法，建立專家消防立法機制，公開征求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爭取反映他們最根本的利益。第三，要努力完善當前實施的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在現行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基礎上，認真分析當前社會發展的需求，在不違背廣大人民群眾最根本利益的基礎上，制定和完善和現行消防法律法規相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同時確保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內部互相協調，互相統一。第四，要認真分析當前消防方面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特別是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必然帶來設計理念、建筑風格以及消防安全技術的變化，特別是在高層建筑以及現代化工廠消防方面，更是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難題。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保證消防法律法規的與時俱進，保證消防法律法規能夠符合經濟發展的形勢，參考西方先進國家在消防法律法規建設上的經驗很有必要。

（三）努力提高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執行力

在我國，要想提高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執行力。主管領導首先必須大力加強自身的政治思想修養，充分認識到消防法律法規的重要性，嚴格按照法律法規程序辦事，決不可凌駕于消防法律法規之上。在國家機關、團體以及企事業單位中，消防安全的責任人，必須是其法定代表或者主要責任人，從而確保法律責任設定和職責設定相一致，保證在發生違反消防法律法規時責任追求的嚴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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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市鎮經濟研究是本區域清代經濟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漢口、景德鎮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視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鎮、墟市以及對市鎮體系的考察。近年來，還出現了對一個省乃至長江中游全區域市鎮經濟的綜合研究。這種研究趨勢的發展的特點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長江中游區域城鎮體系的層級特點，即屬于全國性或全區域性的中心城市規模大，數量也與本區域在全國的地位相匹配；初級市場——大量的介于縣與村之間小市鎮(集市)數最多、分布廣；而處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間的中間層級的城鎮數量少，起不到在前兩級之間的承接作用。

漢口。關于長江中游地區城市和市鎮經濟的研究以漢口最多。吳量愷在研究清前期國內市場時已注意到漢口在全國商品轉運、銷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漢口為例說明城市經濟和商業貿易之間的關系③。其后，吳量愷又在對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漢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為全國性的轉運中心、各地商貨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動中心，其城市經濟的發展與商業貿易的發展是互為條件的。轉運貿易的興盛促使湖北自然經濟發生分解，刺激了商業性農業的發展，也對全國經濟局勢產生影響④。

陶建平的研究認為，至遲到康熙年間，漢口已成為一個商業網絡極為遼闊的大商鎮，其形成原因可以從物資依托、地理優勢、社會氛圍和武漢原有的貿易基礎方面考慮。漢口商業網絡的形成對商品生產的發展、商人組織的涌現乃至當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漢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業的發展都起了影響和促進作用⑤。宋平安從市場、商業組織、貿易及其機制、交通諸方面對明清漢口商業經濟體系進行了探討，認為作為轉口貿易型城市，清代的漢口已處于其商業經濟的“黃金時代”，漢口商業經濟的發展，加速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自然經濟解體的速度，但解體是相對的，由于農業經濟的制約，轉運型貿易城市無法真正自立。漢口商品經濟的繁盛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發展的一般狀況與命運⑥。石瑩認為清代前期漢口鎮興起并發展為全國四大名鎮之一，正是“兩通”(交通、流通)發展的結果。并對清前期漢口商品市場的形成、規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討，認為漢口市場具有明顯的消費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轉貿易，作為一個典型的商業城市，依靠轉運貿易形成的商業繁榮，其商品流通的性質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封建經濟的重要補充⑦。關文發從漢口商業發展的歷史因素、背景條件和地理優勢對漢口商業崛起的原因進行了探討，認為漢口之興與漢陽奠定的基礎有直接的關系，鸚鵡洲的湮沒間接地促使漢口成為大市，明代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則是漢口興盛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為漢口的地理優勢轉化為商業優勢提供了前提，實現了漢口歷史上的第一次起飛。關文發探討了商業的主體結構以及商業行幫等問題，指出漢口主體行業的發展與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勢有關，但是由于生產技術條件的限制，漢口工業與商業發展不平衡。漢口商幫對于漢口市場環境的形成、對于漢口成為全國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張國雄通過對歷史上武漢市場轉移的考察，也認為由于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商業市場更明顯地向漢口集中，使漢口后來居上，成為著名商業中心。漢口在短短幾百年間的崛起，其原因在于兩湖平原大開發帶來社會經濟的進步和商品生產的發展，為城鎮商業繁榮提供了物資依托，唐、宋商業的繁榮為明清商業網絡的形成提供了基礎，同時還在于漢口所處的地理交通優勢適應了社會生產對商品市場的需求。清代的漢口已是全國性商品市場，其主要功能是中轉貿易，也是各地商人廣泛集中活動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漢口商業資本發展的狀況與原因⑩。王永年對晚清漢口城市的發展以及對外貿易和商業發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國學者羅威廉對漢口商業行會的研究作了介紹⑿。任放對漢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陳鈞對漢口商業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對武漢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漢口經濟研究更推向縱深。

景德鎮和沙市。在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鎮的興起，不是因為它在政治上或軍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處要沖而繁榮，景德鎮之所以成為城市，全憑瓷業的發展，是一座單一的手工業城市。但它又與明清時期江南的手工業城鎮不同，就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而言，明清時的景德鎮已基本上完成了這一歷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鎮的前面，成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將其景德鎮研究總結為一部專著⒄。蕭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鎮作為工商業城市逐漸形成和發展，以及與農村分離的過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鎮走向繁榮的階段，這一時期瓷業發展的特點是以小型民營手工工場為主，出現了燒造聯合的較大的手工工場。景德鎮同農村分離的過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預示著有向近代城市轉化的趨勢⒅。曹國慶的研究指出，明清時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鎮活動非常活躍，這與瓷業生產的發展帶動了商業貿易的繁榮，景德鎮瓷器原材料對徽州祁門瓷石的依賴，以及徽商的經商才能等多種因素有關⒆。曹國慶與蕭放還根據實地調查材料，結合有關文獻討論了景德鎮的瓷業生產、商業貿易、行會、城市社會生活，以及與周邊地區的關系等問題⒇。此外，近年關于景德鎮的綜合研究，還有方李莉的《飄逝的古鎮——瓷都舊事》[21]。

在長江中游城市和市鎮經濟研究中，關于沙市的研究僅次于漢口和景德鎮。徐希凱討論了清末民初時棉花貿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與沙市城市經濟之間的關系[22]。吳量愷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時同時指出，沙市與漢口一樣具有轉運貿易性質[23]。陳關龍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詞等史料對明清時期沙市的商品市場進行了探討，認為沙市經歷了明清之際的蕭條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豐同治時商品市場繁榮，并分析了其繁榮和貿易發達的原因、清末開埠后傳統市場的被沖擊，以及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張國雄的研究綜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論點，在考察商品市場和商幫的基礎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結構與漢口相似，帶有明顯的消費特征，貿易的功能主要是轉口貿易，這與其地理位置有關，隨著兩湖平原開發的深入和漢口的興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鎮經濟研究。關于宜昌，吳量愷的研究說明，它與漢口、沙市一樣，屬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轉運貿易城市，但地位與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個階段，認為宜昌是一個轉口性極強的貿易城市，并進一步闡述了轉口貿易城市的發展和國內經濟狀況、社會環境、運輸狀況及地理環境的關系[27]。

蕭放討論了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景德鎮、河口鎮、吳城鎮、樟樹鎮)發展的共同特點以及各自在工商業和貿易中的側重[28]，并且就樟樹鎮藥業的發展作了詳細的個案研究[29]。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內對于初級市場形態以及偏遠地區的市鎮和墟鎮的考察逐漸增多。徐曉望在對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中討論了江西農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場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撫州府墟鎮的數量、規模、層次以及分布特點[31]。曾學優探討了贛江中游的農村小市場、縣級市場和地區市場，實際上也是關于市鎮、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贛江中游地區市場分布的特點，指出清代贛中地區已初步形成農村市場網絡[32]。謝廬明利用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資料，對明清時期贛南農村墟市的數量、類型及特點進行描述和分析，探討了近代社會變遷對贛南農村墟市的影響，并分析了當地農村墟市在近代市場化過程中遲緩的深層次原因[33]。

李華在關于清代湖南商業的研究中對長沙、湘潭、衡陽、清泉縣城、衡山縣城等的商業發展形態進行了分析，填補了這些地區城市經濟研究的空白[34]。王朝輝以永順縣王村鎮清末至民國年間桐油貿易與港口勃興為切人點，討論了近代湘西市鎮化的發展[35]。張家炎的研究認為，明清時期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動，有利于加速該地區農產品商品化的過程，同時也促進了該地區農村市鎮的繁榮，然而其商業只限于初級農副產品輸出和境內外物資簡單轉運貿易，市鎮功能過于單一，不利于農村經濟突破種植業為主的結構，使得江漢平原始終只以農業見長[36]。

此外，許檀關于明清農村集市的研究中對長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廣、江西的農村集市與華北大體相同，是在明代中葉起步，清代中葉時形成一個涵蓋廣闊、運作自如的農村集市網[37]。

關于本區內較大范圍市鎮經濟的整體性研究，較早的是劉石吉對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鎮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來許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碩士、博士論文的研究，將長江中游區域市鎮經濟史研究基本覆蓋。許檀對江西商業城鎮的研究認為，由于贛江航道在江西商業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獨口通商，大庾嶺商道在全國南北貿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嶺商道沿線的七個商業城鎮的興盛及其與大庾嶺商道的關系[39]。巫仁恕和傅樂園分別探討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鎮發展與變遷[40]。任放則考察了明清整個長江中游地區的市鎮經濟，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市鎮網絡、墟場和集期、專業市鎮、市鎮與倉儲、市鎮管理機制、市鎮功能以及以漢口為代表的市鎮經濟的近代轉型，內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開拓和深入為前人所未及[41]。方志遠在其專著《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42]中對本地區城鄉市場進行了層級劃分(作者文中稱為“有形市場”，實為學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鎮)，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點、專業市場(市鎮)以及決定其規模的諸因素。

二市場、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國性清代經濟史研究中，涉及到長江中游地區市場(廣義的市場)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和《論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內市場》[43]對清代長江中游地區在國內市場中的地位、糧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進行的總體性考察，其結論對隨后的研究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吳量愷對清代前期國內市場進行了考察[44]，認為清朝前期區域性市場已發展為全國性市場，商人遠距離活動活躍，并指出了全國商品糧運銷中湘鄂地區的作用。方行對市鎮經濟功能類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給”型市鎮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場”功能性質的市鎮，但論述的重點是江南地區“多功能全面發展”的市鎮[45]。傅衣凌認為明清時代國內市場已經初步形成，較早地論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級市場，如洪江、劉家隔、樟樹鎮，專業市鎮如漢口、江西景德鎮和東鄉縣，以及江西鉛山的商品市場、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畫了明清長江中游在全國市場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陳學文的《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也部分涉及到長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隨著清代經濟史其它領域研究的展開，對長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寬深入。如徽州學研究中關于長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長江中游的地位顯得重要起來。張海鵬的《徽商研究》是對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總結，其中“徽商在長江流域的經營活動”涉及到了長江中游和下游的商業流通情況；“徽商在茶、木、糧、典和棉布業中的經營活動”探討了除鹽業以外，徽商所從事的大宗商品的長途販運貿易活動，包括徽商與茶葉貿易、徽商與木材貿易、徽商與糧食貿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與江南棉織業幾個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別對徽商與吳楚貿易、木材貿易進行了專題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長江中下游長距離商品貿易外，對本地區商品流通的專門研究，目前僅限于糧食、食鹽和棉花的流通。其中關于糧食流通，較早的是80年代初陳支平對清代江西糧食運銷的研究。他詳細考察了江西產生省內糧食運銷的原因和特點、省外糧食運銷的方向和路線，估算了外運糧食數量，并指出其對東南沿海和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及其有限性。這一研究可稱為研究區域糧食運銷的優秀范例，亦為本研究領域長期無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糧食貿易研究圍繞著“湖廣熟，天下足”的討論展開。吳琦在對清代湖廣漕運的研究中，論述了湖廣漕運(主要是糧食)與商品流通的關系及其對城鎮發展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對本地區商業城市繁榮的推動作用[51]。鐘永寧用計量方法討論了18世紀湖南糧食輸出的可行性問題[52]。張國雄對兩湖糧食外運的研究認為，“湖廣熟，天下足”這一經濟現象產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運糧食有漕糧、官府采買和民間商販三種結構，其集中的方式、解決的問題以及產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時期的余糧輸出省中，兩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這一觀點在張國雄與梅莉合著的《兩湖平原開發探源》中也有表述。張建民在其關于“湖廣熟，天下足”的討論中也考察了長江沿岸的米糧流通[54]。方志遠的近著對以上觀點作了總結研究。此外，張巖考察了漢口糧食的省外省內運銷情況及其性質和影響[55]。最近，鐘興永在對湘米貿易的研究中，對清代湘米產量和輸出渠道、省內湘米市場網絡、湘米交易方式、貿易價格以及湘米貿易發展的原因等作了更為細致的考察，填補了該領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對長江中游糧食貿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遠對明清湘鄂贛地區食鹽流通的研究非常詳細，包括淮鹽的行鹽區與行鹽額、政府對淮鹽和私鹽販運的不同態度，以及淮鹽在湘鄂地區行銷的狀況[57]。關于棉布流通情況，劉秀生論述了清中期湘鄂贛地區棉布生產的自給性，討論了其區域內市場和外銷市場圈，從而考察湘鄂贛市場圈在清代全國布匹市場格局形成中的決定性影響，以及形成這種格局的原因。這一研究別開生面，很有價值，對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導性意義，無論就其研究方法還是研究結論而言，均可稱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上乘之作[58]。對于其他經濟作物作為商品的流通，目前雖未見到專門的研究，但一些學者的研究已對本區域的藍靛、甘蔗、苧麻和茶葉的流通有所涉及[59]。

關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鎮經濟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時常交織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對徽商的研究和曹國慶對景德鎮徽州瓷商的研究。張海鵬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長江中游的活動、經營行業、經營方式、商業資本流向情況。李華對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專門的研究。他認為清代湖北農村由于經濟作物的大面積種植，農產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來，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勢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頻繁還促進了大小市場和專業市場的形成，但占絕對多數的仍是小市場，進而指出湖北農村經濟在全國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鄉則活躍著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幾個外省商幫，為其他省份所少見，這一現象意味著湖南商品經濟的活躍和社會經濟增長水平的高度發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僅次于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動的各商幫中，本地商人似乎最為強大，他們不僅在本省經商，且在鄰省城鄉活動，湖南商人在當時全國眾多商幫中處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遠近著對湘鄂贛地區的商人亦作了總結性研究，內容涉及商人的社會構成與資金來源、經營行業與方式、經營觀念與利潤投向以及商人組織與市場管理。

三農村經濟的研究

關于農村經濟的研究，80年代較少，90年代學者對這一領域的關注開始加強。這方面的專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61]，他在書中關于城鄉商品經濟、江西工商人口流動的研究，具有開拓意義。陳學文、鄭昌淦以及劉秀生等學者在全國性商品經濟研究中對長江中游經濟均有涉及[62]，可視為清代本地區在全國經濟地位的一種反映。對于本地區的研究專著有吳量愷的《清代湖北農業經濟研究》[63]，龔勝生的《清代兩湖農業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

關于農村經濟的論文，也大量集中于糧食研究。譚天星就兩湖糧食產量、糧食商品化、農業生產技術水平以及兩湖農業經濟發表了多篇論文[65]，是較早關注這一領域的學者之一。江漢平原農業研究方面，張家炎的貢獻尤多，除前文介紹的關于農業開發對當地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影響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漢平原地區的水稻生產、作物結構特征以及該地區農業發展的地區特征、湖北雜糧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漢平原糧棉兼重、各種類型均有發展的特點。他并撰文比較兩湖平原和長江三角洲農業的發展，圍繞“蘇湖熟，天下足”和“湖廣熟，天下足”諺語的轉化，討論了兩地農業重點的次第轉變、勞動力轉移的不同途徑及其對當地農業經濟轉變的正負作用、城鎮工商業對農業的不同反饋作用，已從描述、分析的研究積累上升到理論總結的高度[66]。張國雄是又一位對“湖廣熟，天下足”有專門探討的學者，在前引張氏與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時他還專門發表了討論該諺語的經濟地理特征和產生條件的論文[67]。龔勝生除了前文介紹的對兩湖農業地理的研究外，還專門考察了清代兩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對兩湖米價的考察中指出，清代兩湖米價經歷了一個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趨勢過程，這個趨勢過程與其耕地負荷量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實質上反映了人地關系的演變，清代兩湖米價的長期上漲還對其民生狀況產生了深遠影響。另外，龔勝生對本地區耕地結構的研究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在對明清載籍耕地類型進行的探討中，龔氏闡述了該地區耕地結構的特點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條件的制約是該地耕地梯度差異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響該地區明清商品大米輸出諸因素中的主導因素[68]。此外，李華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產[69]，梅莉探討了湖北的農業區域特征[70]。

關于本區域經濟作物的研究，龔勝生考察了兩湖茶葉的種植與分布和棉花的集中產區[71]。梅莉對湖北茶葉的集中產區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葉發展的兩個階段，分析了各階段的發展情形和原因[72]。李華對湖北、湖南經濟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經濟作物種植與商人活動、商品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73]。關于江西經濟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樹基的研究較早地涉及到贛南和贛北經濟作物的種植。[74]其后于少海在對贛南商品經濟的考察中再次討論了贛南的經濟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還考察了江西撫州府地區經濟作物的種植。[76]昌慶鐘、李衛東等則對清代江西省經濟作物的發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討[77]。至此，對于湘鄂贛三省這一領域的研究已基本覆蓋。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該書內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專題均有總結性研究外，于湘鄂贛經濟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謂用力匪淺，在茶葉、棉花的研究之外，又開辟了對苧麻、藍靛、煙草以及其他作物種植與加工的研究。

90年代還出現一些對于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如方行、李華對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對江西撫州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研究[79]，徐曉望對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總體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對江西浮梁縣農村商品的考察最為細致，他認為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商品經濟繁榮，浮梁農村則自然經濟穩定，一個地區之內，先進的手工業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長期并存，很不相稱，城市雖能帶動農村輸出大量農村商品，卻不能引發農村經濟性質的變化[81]。

四 手工業和礦業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華對湖南采礦業的考察[82]和梅莉對湖北紡織業的研究[83]。江西手工業的研究則主要集中于景德鎮瓷器的研究，此處不再贅述。

本區域手工業和礦業整體性的研究以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中相關專題的考察最為全面，其內容包括制瓷業、造紙業以及各種經濟作物加工業(棉布加工業等)。文中比較了主要手工業與經濟作物加工業的異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簡單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學含量，但基本上屬于手工生產，其動力均為原始動力。差異性則表現在生產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會效應等方面。該書還考察了本地區的礦冶業及其生產方式。

五 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研究

清代也是長江中游部分地區的經濟大開發時期，這方面的研究較早的有80年代曹樹基對流民與江西山區開發的考察[84]，但這時的研究只注重開發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還未對其引發的環境問題進行考察。隨著研究的深入和展開，經濟開發在產生經濟效益的同時，其生態效應的問題也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張建民較早地在這方面作了探討，認為清代湘鄂西部山區人口的急劇增長推動了開潮，而落后的開發手段和水利條件，加上在不宜糧的山區進行以糊口為目的的開發，造成單一的生產、超薄型平面墾殖、以消耗甚至破壞自然資源為實現經濟增長手段的經濟特征。這種開發雖實現了量的增長，但最終造成森林等資源的破壞和浪費、與此相關的多種經營的枯竭以及在當時即已出現的水土流失現象或傾向。另外他還就江漢平原、洞庭湖區垸田與水災進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該地區生態惡化的問題[85]。

此后，宋平安對江漢平原水災害與經濟開發的互動關系進行了分析[86]。龔勝生探討了清代兩湖人口壓力下的環境惡化問題，認為兩湖在乾隆時期出現了人口壓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會安定、人口增長，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壓力的緩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擴散——土地開墾來實現，從而引起生態環境的惡化。對此清人雖已有認識，但囿于時代的局限和現實的困難，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張國雄對兩湖農業的研究也注意到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的關系[88]，在《兩湖平原開發探源》中又分析了兩湖平原水旱災害的變化及其與垸田經濟的關系，以此考察大開發過程中經濟效益與生態效應的相互影響，從而使兩湖經濟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關于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已經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來關于本地區市鎮和商品經濟綜合研究的出現，說明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正在朝著趕超同期江南經濟研究的方向邁進。但與同期江南經濟研究、珠江三角洲經濟研究相比，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仍然處在弱勢。無論是經濟現象的描述和分析，還是理論高度的總結，無論是數量或是質量，無論是方法論還是研究思想，本區域的研究都有待學者繼續探索。

綜上所述，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還存在著以下不足，筆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領域研究不平衡。對城市和市鎮的研究比重較大，也出現了一些總結性研究成果。但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鎮，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鎮的研究，對于廣大的中小城鎮，雖有涉及，但從整體來看，還遠遠不夠。對商品流通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在整個區域經濟研究中的比例適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關注到糧食、棉花、茶葉幾個大類，最多的還是集中于對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對于各類商品的生產圈、輻射圈、流通路線及其在清代的變化之類的研究基本還是空白。另外，對于手工業、礦業的研究還很薄弱。

二是同類研究中的重復內容很多。不知是學術態度的問題還是學術信息不暢，筆者在閱讀前人研究成果的過程中，往往發現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結論。因此，本領域的研究也亟待學者加強學術交流，拓寬視野，共同推進。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陳舊。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確有一大批論文堪稱優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創新不足，從而無法在理論上升華。

今后的研究，竊以為可以從以上薄弱環節出發，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礙，使本領域的研究達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關于清代湖廣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經論壇》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吳量愷：《清朝前期國內市場的發展》，《科會科學輯刊》1986年第2期。

③ 吳量愷：《明清時期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商業貿易的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2期。

④[23][26] 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時期漢口商業網絡的形成及其影響》，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時期漢口城市經濟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同上。

⑦ 石瑩：《清代前期漢口的商品市場》，《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2期。

⑧ 關文發：《試論清代前期漢口商業的發展》，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張國雄：《兩湖平原開發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漢口鎮商業資本的發展》，《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論晚清漢口城市的發展和演變》，《江漢論壇》1988年4期；《晚清漢口對外貿易的發展與商業的演變》，收入章開沅、朱英主編《對外經濟關系與中國近代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紀漢口商業行會的發展及其意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紅：《傳統市鎮近代化芻論——以漢口鎮為個案的研究》，《人文論叢》2000年號。

⒁ 陳鈞、任放：《世紀末的興衰——張之洞與晚清湖北經濟》，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陳鈞：《武漢近代商業文化的結構分析》，載《近代武漢城市文化散論》，香港天馬圖書有限責任公司，1994年。

⒂ 楊蒲林、皮明庥：《武漢城市發展軌跡》，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漢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吳勇：《漢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總督·一座城市·一場革命——張之洞與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時期景德鎮城市經濟的特點》，《江西社會科學》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蕭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鎮的形成和發展概述》，《江西社會科學》1987年3期。

⒆ 曹國慶：《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徽州瓷商》，《江淮論壇》1987年2期。

⒇ 曹國慶、蕭放：《景德鎮考察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飄逝的古鎮——瓷都舊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凱：《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貿易與城市經濟》，《江漢論壇》1988年4期。

[24] 陳關龍：《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探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27] 段超：《試論清代宜昌城市的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28] 蕭放：《試論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發展的特點》，同上。

[29] 蕭放：《明清時代樟樹藥業發展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曉望：《清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時期一個典型農業地區的墟鎮——江西撫州府墟鎮試探》，《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2期。

[32] 曾學優：《清代贛江中游地區農村市場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謝廬明：《贛南的農村墟市與近代社會變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華：《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輝：《試論近代湘西市鎮化的發展》，《吉首大學學報》1996年2期。

[36] 張家炎：《明清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對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的影響》，《中國農史》1995年4期。

[37] 許檀：《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及其意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西墟市與市鎮的發展》，《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臺北中研院經濟所，1989年；或見《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下卷，東京汲古書院，1990年。

[39] 許檀：《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城鎮》，《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3期。

[40]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鎮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臺灣大學1991年碩士論文；傅樂園：《明清時期湖北的市鎮發展與變遷》，武漢大學2001年碩士論文。

[41] 任放：《明清長江中游市鎮經濟研究》，武漢大學2001年博士論文。

[42] 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收入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45] 方行：《清代前期農村市場的發展》，《歷史研究》1987年6期。

[46]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8] 張海鵬：《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 王廷元：《略論徽州商人與吳楚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4期；李琳琦：《徽商與明清時期的木材貿易》，《清史研究》1996年2期。

[50] 陳支平：《清代江西的糧食運銷》，《江西社會科學》1983年3期。

[51] 吳琦：《清代湖廣漕運與商品流通》，《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52] 鐘永寧：《試論十八世紀湘米輸出的可行性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3期。

[53] 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外運糧食之過程、結構、地位考察》，《中國農史》1993年3期。

[54] 張建民：《“湖廣熟，天下足”述論》，《中國農史》1987年4期。

[55] 張巖：《清代漢口的糧食貿易》，《江漢論壇》1993年4期。

[56] 鐘興永：《清代湘米貿易論略》，《中國農史》2001年1期。

[57] 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食鹽的輸入與運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4期；或見《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

[58] 劉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贛棉布產銷與全國棉布市場格局》，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59] 王根泉、魏佐國：《明清兩代江西撫州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江西社會科學》1992年6期；陶德臣：《晉商與西北茶葉貿易》，《安徽史學》1997年3期。

[60] 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經商活動》，《中國經濟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劉秀生：《清代商品經濟與商業資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3年。

[63] 吳量愷：《清代湖北農業經濟研究》，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年。

[64] 龔勝生：《清代兩湖農業地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

[65] 譚天星：《清前期兩湖地區糧食產量問題探討》，《中國農史》1987年3期；《簡論清前期兩湖地區的糧食商品化》，《中國農史》1988年4期；《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初探》，《農史研究》第9輯；《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經濟發展的原因及其影響》，《中國農史》1990年1期。

[66] 張家炎：《清代江漢平原水稻生產評析》，《中國農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漢平原作物結構研究》，《古今農業》1991年3期；《明清江漢平原農業經濟發展的地區特征》，《中國農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雜糧作物》，《古今農業》1996年1期；《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兩湖平原農村經濟結構演變探異》，《中國農史》1996年3期。

[67] 張國雄：《“湖廣熟，天下足”的經濟地理特征》，《湖北大學學報》1993年2期；《“湖廣熟，天下足”的內外條件分析》，《中國農史》1994年3期。

[68] 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的玉米和甘薯》，《中國農史》1993年3期；《從米價長期變化看清代兩湖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際湘鄂贛地區的耕地結構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國農史》1994年2期。

[69] 李華：《清代湖南農村的稻谷生產及其商品化》，《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農業區域特征分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4期。

[71] 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茶葉的種植與分布》，《古今農業》1993年3期；《清晚期兩湖纖維作物的種植與發展》，《古今農業》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葉及其生產分布》，《湖北大學學報》1994年2期。

[73] 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又《清代湖南農村經濟作物的發展》，《清史研究通訊》1989年3期。

[74]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5年4期；《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試論明清贛南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國：《明清兩代江西撫州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

[77] 昌慶鐘：《清代江西經濟作物發展的原因》，《南昌大學學報》1993年3期。李衛東：《清代江西經濟作物的發展及其局限》，《中國農史》2001年4期。

[78] 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農經濟》，《中國史研究》51991年2期。李華：《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3期。

[81] 梁淼泰：《明清時期浮梁的農村商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時期浮梁的田畝數和畝產量》，《江西大學學報》1988年1期。

[82] 李華：《清代湖南的采礦業》，《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3期。

[83] 梅莉：《清代湖北紡織業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學學報》1993年2期。

[84]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6年2期。

[85] 張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區的經濟開發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漢一洞庭湖區堤垸農田的發展及其綜合考察》，《中國農史》51987年2期。

篇7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篇8

社會經濟統計學是高校經濟管理專業的必修課之一，在經管類的專業課中屬于教學難度較大的一門。不少學生反映統計學課程枯燥、難學、不實用，即使在考試中能夠通過，在現實中也不知如何加以應用。改變這種狀況的一個根本出發點，在于回歸社會經濟統計學課程的原始目的，以數據導向的原則對課程進行全面改革。

一、目前社會經濟統計學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過去，我國統計學界一直將社會經濟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劃分為兩個性質不同的學派，將社會經濟統計學完全限制于描述統計范疇，從而影響了社會經濟統計學的應用。近年來，隨著經濟管理研究中數學模型的應用日益增加，統計學界又出現了一種矯枉過正的傾向，即過分偏向數理統計學，否認社會經濟統計學的獨立性。近年出版的各種統計學教材中，數理統計的內容所占比重不斷增加，甚至到了滿書都是數學公式的程度。

目前的社會經濟統計學課程由于過分偏向數理統計，在教學中仍以統計公式推導為主。許多統計學教師都是數學專業出身，對于嚴謹的數學邏輯框架情有獨鐘，但其面對的教學對象卻屬于帶有明顯文科性質的經管類專業學生，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去追求數學公式的完美。這就造成了教與學之間的矛盾。

社會經濟現象與自然科學現象有著本質的不同，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研究對象是人的活動，許多活動是很難用精確的數學邏輯來理解的。在自然科學研究中，通過嚴格控制實驗過程，可以使數據表現出穩定的行為特征，與特定的研究模型相吻合。而在社會經濟研究中，研究對象是不受約束的個人或者企業，其行為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有時候會表現得十分異常。

以回歸分析為例，在數理統計學的教學中，學生拿到的教學習題數據都是性質良好的，回歸結果往往表現出較強的統計顯著性。但在真實的經濟分析中，一次回歸能夠得到顯著系數是非常難得的，由于現實中“噪聲”的影響，大多數回歸模型都無法通過統計檢驗。例如，從理論上說，居民的收入與支出之間應當存在著線性或者二次曲線型的相關關系，但學生在利用真實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時，往往很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一些數理統計成績很好的學生在使用統計數據撰寫論文時，經常會陷入一種困惑，即發現現實中的數據特征與自己所學的理論完全不能吻合。

鑒于這樣的問題，在社會經濟統計學教學中，應當將更多的精力用于幫助學生形成認識和理解數據的能力，要教育學生適應各種“不完美”的數據，學會從數據中剔除“噪聲”的影響，發現數據的本質。教學實踐表明，這樣的教學改革思路不但能夠使課程更加適應現實需要，而且能夠極大地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數據導向的統計學教學思路

數據導向在統計學教學中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注重培養學生對于數據質量的認識

數據質量是進行統計分析之前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由于各種人為因素的干擾，社會經濟統計數據往往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質量問題。在教學中，應當注重培養學生對調查數據質量的認識能力。

調查是所有統計工作的起點，調查數據的質量直接影響到統計分析的效果。人們在日常所接觸到的統計數據，都是通過各種渠道調查得來的，如果學生不了解調查的原理，就很難理解數據中各種錯誤的產生原因。在許多社會經濟統計學教材中，統計調查所占的比重都很小，有些甚至直接與“抽樣估計”的內容合并在一起，把抽樣誤差分析作為統計調查的惟一內容。事實上，統計調查所涉及的內容是非常廣泛的，抽樣誤差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個方面。把統計調查理解為僅僅是抽樣誤差計算，是一個極大的誤區。

基于這種考慮，應當大幅度提高統計調查內容在課程中所占的比重，使之達到全部課時數的1/3左右。教學內容應當包括統計調查的分類、各種抽樣調查形式的優缺點、調查誤差的來源等等，其核心在于使學生理解影響原始數據質量的各種因素。

在有關抽樣調查的內容中，如何確保抽樣的隨機性是一項重要的內容，對這項內容的深入討論，能夠幫助學生理解隨機性對于統計工作的意義，以及在現實中各種可能出現的違背隨機性要求的情況。

調查中的非抽樣誤差是統計學研究的前沿，在傳統的統計學教材中往往很少涉及，但這部分內容對于學生理解調查誤差的來源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學中也應當進行介紹。例如，目前許多媒體都喜歡引用網上調查的數據來分析社會經濟現象，但從統計學角度來看，網上調查的抽樣框是存在偏差的，其調查結果不能真實地反映全體居民的意見。要認識到這一點，就需要學生對于抽樣框的概念、抽樣框誤差的形式等有一定的認識。對這部分內容進行講授時，需要教師有一定的社會經濟調查實踐經驗，能夠結合現實情況來加以分析。這部分內容如果講授得當，對于學生來說是很有趣味的。

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教師還可以組織學生參與統計調查的社會實踐，通過親手做幾份調查問卷來加深對于統計數據質量的理解。

2．以真實數據替代虛擬的教學數據

傳統的統計學教學，側重于對方法的介紹。教學中使用的數據往往是虛擬數據，或者是經過精選和剪切后的真實數據，這類數據的惟一作用就是讓學生練習在課堂中學習到的公式。學生只需要把數據代入公式，就能夠得到一個近乎完美的計算結果。這種學習方式帶來的一個負面影響是學生誤以為統計就是一門利用公式進行計算的科學，而忽略了根據不同數據選擇不同計算方法的要求。

采用數據導向的教學方法，要求在教學中拋棄虛構的教學數據，而使用現實中的真實數據作為教學案例。教師對于選擇的數據提交給學生，讓學生根據所學的各種統計知識進行自主分析。教師應當向學生傳遞一種權變的統計觀念，鼓勵學生用不同的方法對同一批數據進行反復處理，從中選擇最有效的處理方法。當學生拘泥于某一種習慣的分析方法時，教師應當提示他們思考為什么優先采用了這種方法，而沒有采用另一種方法。比如，許多學生在進行綜合評價時，習慣選擇使用算術平均數，此時，教師可以組織他們討論是否能夠使用幾何平均數或者中位數等其他的平均指標。

在教學中，我們曾向學生提供了美國從1900年以來的所有統計年鑒的電子文件，要求學生從中選擇出一些有價值的指標，分析美國的經濟成長情況、勞動力變化情況等等。由于數據量非常龐大，學生可以選擇出許多不同的角度來進行分析，包括橫向的州與州的比較，縱向的年度間比較，不同指標間的相互比較等等。每一種分析方法都需要學生深入理解課堂中學習到的各種原理，通過這樣的數據分析實踐，學生既能夠更好地理解統計的精髓，又能夠產生濃厚的學習興趣。

3．借助實驗方法解釋統計概念

數理統計學的教學側重于公式的推導，而社會經濟統計學則要求讓學生更多地理解概念的含義。在教學實踐中發現，經管專業學生對于統計分布、參數估計這樣的概念往往很難理解，例如在講授抽樣估計的內容時，許多學生無法理解“樣本平均數的標準差”這樣一個概念，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樣本平均數是一次調查中獲得的常量，對一個常量計算標準差是很難想象的。盡管教師可以完美地推導出樣本平均數標準差的計算公式，但對于學生來說，這只是一個數學游戲，沒有任何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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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犯罪的成因 控制犯罪 罪前社會預防 罪后保障

進入21世紀以后，經濟全球化浪潮不斷沖擊著社會各個方面，不僅帶給人們是各種生活的便利及意識的進步，它同時加劇了社會貧富的兩級分化，促使部分人的心理扭曲、觀念異化，導致傳統的犯罪率不斷上升，而新的犯罪現象也不斷滋生。

筆者認為，探討控制犯罪的有效途徑，可以從犯罪的成因入手，并進行探尋，尋找罪前預防犯罪及罪后及時制裁、對犯罪人進行特殊預防的良方。

一、 犯罪的成因

犯罪是一種社會現象；是孤立的個人反對統治關系的一種關系；是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應當采取社會性預防對策的行為。只有認識到犯罪的成因，才能更好地對癥下藥，有效控制社會中的犯罪現象。客觀地說，產生犯罪的源頭不外于兩方面：社會環境及個人心理素質。下面筆者就對這兩個方面作一個詳盡的說明。

（一） 社會環境

社會環境在本文中是一個外延寬泛的概念，意指社會成員生活中所接觸到或者是需要面對的環境。每個社會成員的成長都與他所存在的社會密不可分，其意識觀念及行為都是受一定社會環境影響（甚至是受其決定）的。社會環境又分經濟環境、人文環境、家庭環境、社會地位、法律環境。

1.經濟環境

貝卡利亞認為，犯罪的原因是由階級社會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主要是一定的生產方式引起的。經濟環境（即物質生活條件）對犯罪的形成及影響至關重要。一個人的經濟環境是指，他所賴以生存的經濟來源及其生成環境與由此形成的社會關系及生活圈。

目前，我國社會正處于一個關鍵的轉型期，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調整與改革改變了我國的社會結構：其一，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半封閉的、靜態的傳統型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動態的現代型社會的轉變；其二，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一轉型期促使了我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造成新的社會問題，如失業、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社會分層明顯等，這些經濟環境的變化都有可能加劇我國傳統犯罪及新型犯罪的發生。

2.人文環境

本文中的人文環境，無意指向更專業的概念，而是指一個社會成員生存發展所接受的人文觀念習慣等，諸如教育、習俗、個人生活環境的集體文化理念等等。大量事實證明，很多人的成長及觀念的形成，與其生活的人文環境有很大的關系。而一個人觀念好壞與否、主觀意識的正確與否，又深刻影響著這個人的行為。

3.家庭環境

家庭是一個人最初的學校，從嬰兒到成人，一般都由家長撫養教導成長；社會成員個人從小性格、處事方式等都是受家庭影響至深的。

當前，封建思想觀念仍留存在大部分人的思想里，社會對家庭暴力也大都采取漠視的態度，丈夫打妻子、父母打子女等往往并不被認為是侵犯人權的行為；而應該保障人權、懲罰侵權者的行政機關及司法部門對家庭暴力問題卻沒有發揮自身的作用。社會從上而下的對家庭暴力問題的漠視態度，導致了家庭倫理觀念的扭曲，進而引起社會道德風尚的敗壞，社會道德風尚的敗壞又促使人們對倫理道德的更加無視，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家庭倫理的失范（如男尊女卑思想、婚外情；酗酒、嗜賭、吸毒等惡習；夫妻、婆媳之間在生活態度和價值觀念上存在的矛盾與沖突；犯罪人存在著嚴重的心理問題、精神障礙、自卑；等等）都能引發一連串的家庭相殘悲劇或者家庭成員一步步地邁向犯罪道理的悲劇。

4.社會地位

社會上每個成員都有其生存的位置，這種社會地位是由個人努力及社會相關方面認定組合形成的。有些人社會地位頗高，有些人平平庸庸。這些地位高低帶來的利益大小可以影響人們的心理及行為。

社會地位影響著一個人的生活與心態。現在社會各階層中，社會地位高的成員一般都能遵紀守法，部分人濫用權勢；地位低的成員也一般能安分守己，但是部分成員（如有違法犯罪前科、好吃懶做的人員）自暴自棄；不僅“前科”人員容易再次犯罪，有些地位高但是人生觀及價值觀差的人員也容易走向犯罪。故此，社會地位對于人們是否守法或者違法甚至犯法是有很大影響的。

5.法律環境

法律的完善與否多多少少可以體現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一般人知法守法、部分人知法犯法、部分人不知法而犯法，這些現象的出現都需要引起社會相關部門及人士的重視及深思。一個法律沒有完善、不被信仰的社會，很難保證社會生活等各方面能安然有序。一些人為了各自某些利益，罔顧法律或者鉆法律漏洞，做出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法律對犯罪行為的制裁及控制預防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完善。這是因為：良好的法律環境可以給社會營造良好的生活環境。

（二） 個人心理素質

我國刑法傳統的觀點主張主客觀相統一，對犯罪的現象也應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前文探討了客觀方面的犯罪成因，現在進一步思考主觀方面的犯罪成因。筆者以為，個人心理素質的強弱，極大程度地影響著他的所作所為。

一個人的心理及情緒經常會控制他的行為。而如果心理素質不過關、不夠正面積極的話，這個人是特別容易走上極端道路的。張西林認為，理智與情感的失衡是引發激情犯罪行為的主要因素，其個人憤怒、嫉妒、恐俱等消極悄緒是在急劇且強烈的情況下產生的，很容易喪失理性控制，表現為沖動的行為，短時間內出現激情狀態；但是對于所有激情犯罪來說存在有其共同之處的主要有以下特點：在心理和人格上都存在障礙或人格偏執、沖動，表現為心胸狹隘、自私、多疑，或長期處于一種壓抑、抑郁、不滿的心理狀態下，以致在某種外界的刺激下，采取了不可控制的、殘暴的手段。筆者曾經查閱了部分法院的刑事案卷，發現很多犯罪也是由于行為人心理素質較差，如自卑、暴躁、激情等引發的。故此，社會成員的心理素質關系到社會整體的文明水平，也影響著社會的犯罪率。

二、有效控制犯罪的途徑之一：（罪前）社會預防

對犯罪進行社會預防是目前各國學者共同倡導的犯罪預防理論。所謂的社會預防，是指“由社會各種力量共同參與的，旨在消除和削弱引起犯罪的社會性因素，有效防止和減少犯罪的各種活動及措施”。社會預防主要是針對犯罪的成因而設定的，故此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是犯罪預防體系中的基礎防線，是一種控制犯罪的極有效措施。筆者認為社會預防的具體措施有：

經濟環境方面，應提高社會成員整體的工作薪資、改善工作環境、減輕工作壓力、溝通工作伙伴關系等是提高個人社會經濟環境質量的有效措施。

人文環境方面，由于其對個人的文化素質及正確理念的形成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應該改善人文環境以滿足現代社會的需求及法治文明的要求。

中國是一個受傳統思想影響頗深的國度，但是傳統思想有精華有糟粕，對于其中不符合現代法治文明社會要求的觀念糟粕應該摒除，有關部門也應出力宣傳文明理念，剔除不文明不健康的思想。另外應加強教育制度的健全。目前我國的社會人文環境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影響，傳統思想中也摻雜了各種現代因素，好壞兼有。許多青少年為了追逐時尚，染上不良習氣，造成青少年犯罪率不斷上升。教育是一項很關鍵的、轉敗為勝的措施，對于生理和心理都未成熟的青少年來說尤其重要，應針對青少年的發展特點建立各種對應的學校或者學習班，開設各種興趣學校或者心理素質培養班。總之，重視教育者，才能更有效減少犯罪的發生。

家庭環境方面，各個家庭成員及社區管理部門應聯合起來，努力營造一個溫馨、健康的家庭環境。家長們應盡心盡責，盡量使家庭完整、健康、明亮，避免單親、暴力、犯罪等現象；社區管理部門應該發揮社區領導作用，該組織家庭進行各種科學、積極的活動，融洽社區內各個家庭之間的鄰里關系，組織防范犯罪的演練。

社會地位方面，各人應端正態度，正視自己的社會地位，無論高低都該面對；應通過各自的努力工作來提高社會地位，不應貪求不屬于自己的利益。各行各界及其他個人也應尊重他人所取得的社會地位，不強搶不妒忌，不排拒不拉攏；而社會相關部門對地位稍低的社會成員予以幫扶，致力于共同建設和諧的社會。

最后針對各人的心理素質強弱程度，筆者認為，社會（社區）應加強建立健全心理咨詢及解決心理問題的渠道，及時為行為人排解心理障礙，減少因“一時想不開“、”一時激憤“等不良情緒引發的犯罪的幾率。

三、有效控制犯罪的途徑之二：法律保障及罪后保障

無論上文設想得多么完美，社會預防脫離了社會制度的健全完善、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那都是空談。因此，要從根本上預防犯罪、遏制犯罪的源頭，就必須注重健全各項社會制度；加強民主政治權力制度的完善；而在關乎社會百姓利益的項目上面，就必須嚴肅謹慎地安置和執行。

（一）法律保障

犯罪不僅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種法律現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社會制度及文明完善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實現社會整合，預防和控制犯罪的重要措施。[11]筆者認為，法律對犯罪現象所起的預防作用可概括為：普法，對犯罪進行一般預防，事前預防犯罪的發生。適法，對犯罪的人依法進行制裁及教育，打擊、懲罰犯罪，以免再次犯罪。修正法，及時、有效地預防和打擊、控制新的犯罪。

當然，法律是人制定出來的，出現紕漏或者管理不力的情況是難免的；有些人知法犯法，專鉆法律漏洞，逃避法律制裁。此時相關部門則應作出努力，修改刑事法律中某部分對新生犯罪行為無法制裁的法律規范條文等，不斷完善我國的刑事法的體系。在執法的時候，應堅持“程序法定”的原則，充分保護當事人的權益。

篇10

 

2007年12月, 長株潭城市群被國家批準為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 簡稱“ 兩型”) 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隨著兩型社會的建設和湖南省“ 一點一線”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以及全省經濟的騰飛, 作為省域經濟重心, 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會”的建設, 不僅為長株潭的發展帶來了極好的發展機遇, 而且對全省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自然資源狀況

（一） 礦產資源優勢明顯

目前三市已查明的礦產資源有50余種，主要礦藏有鐵、錳、釩、銅、鉛、鋅、硫、磷、海泡石、重晶石、石、煤等，擁有全國獨一無二的石，海泡石儲量居全國首位，錳和磷礦生產規模居全省第一。

（二）水資源豐沛

長株潭三市的生產、生活水源90%依賴湘江，人均水資源擁有量達到2069立方米。但湘江多處水資源污染嚴重，工業和城市生活用水存在浪費現象，全省的資源利用效率僅為22%，特別是經常出現季節性缺水，再加上廢水處理能力低，水資源狀況不容樂觀。

(三)能源資源嚴重匱乏

長株潭是缺能地區，全省天然氣、石油資源極其短缺小論文，煤炭保有儲量為30．45億噸(折合標煤18億噸)僅占全國總儲量的0.2％，電力僅能滿足需求的55％。90％以上的能源都需要從外地調入。

（四）土地后備資源嚴重不足

長株潭地區由于人口密度大，人均土地面積本來就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而且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用地規模不斷的擴大，對土地的需求也日益增長，使得耕地數量不斷的減少，后備資源不斷萎縮，局部土地生態環境惡化，土地越來越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

（五）資源消耗高，回收利用率低

2008年單位GDP能耗只有長沙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見表1），株洲和湘潭都偏，湘潭的單位規模工業增加值能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全省工業增加值中僅鋼鐵、有色、化工、建材4 大高耗能行業所占比重便高達40%多。同時，能源消費彈性系數也較大，全省規模工業能源消費彈性系數為1.08，不僅資源稟賦較差，主要資源人均占有量小，資源質量不高，而且資源回收利用率低，循環利用、綜合利用水平不高。

2008年長株潭三市能源消費狀況

表1

 

 

 

單位GDP能耗

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

單位GDP電耗

噸標準煤/萬元

升降%

噸標準煤/萬元

升降%

千瓦時/萬元

升降%

全國

1.102

-4.59

2.19

-8.43

1375.29

-3.3

全省

1.225

-6.72

1.98

-11.8

975.49

-9.92

長沙

0.888

-6.10

0.74

-13.7

549.1

-5.48

株洲

1.390

-7.09

1.54

-11.9

1016.3

-13.97

湘潭

1.816

-7.73

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