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文化節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國大陸電視談話的興起

作為電視媒介中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節目形態之一，談話節目在中國大陸的興起不是偶然的——它包含了“公共空間”、“娛樂”、“社會意見和輿論”的多種成分。

從西方媒體發達國家的情況看，電視往往在一開始就承襲或部分承襲了廣播電臺節目的傳統，各種各樣的談話始終在電視屏幕上占有一席之地，象美國早期的娛樂雜耍談話節目“BroadwayOpenHouse”（NBC1950）和新聞與公共事務談話節目“MeetthePress”（NBC1947）、“FacetheNation”（CBS1954）等，多多少少都源自電臺廣播一樣（GSCOTT1996）。相比之下，中國大陸的情況則多有不同。一方面，中國大陸的第一代電視從業者大都來自報業和電影業，使得電視節目從一開始就體現出以畫面的高度“唯美主義”和解說詞的高度文學性和修飾性為主要表現風格和審美取向；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前，中國大陸媒介所強調的宣傳意識至上的原則和前蘇聯將紀錄片視作“形象化政論”的觀念，使電視從業者和受眾雙方都非常習慣于屏幕表達“高于生活”的神圣性，生活化的聊天自然難于涉足其中。除了政府高級領導的講話外，在1980年代以前，電視節目中幾乎不使用同期聲（陸曄1997）。1980年代以后，中國大陸社會的改革開放引起了人們對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新問題的普遍關注，中央電視臺1995年2月開辦了《電視論壇》，邀請社會知名人士就某些重大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發表看法，當年12月11日主持人趙忠祥和上海寶山鋼鐵公司的總指揮和總工程師們就寶鋼建設問題進行的討論，便是較早的一例以主持人和嘉賓為中心的電視談話（陸曄1997）。然而，這種電視討論與其說是“談話”，到不如說是“采訪+演說/做報告”更貼切。或者說，這類節目，傳播方式仍然是“單向”和“自上而下”的，傳播內容仍然比較單一，節目中出現的，往往都是具有相當級別的各種高層人士，普通公眾較難介入。

中國大陸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電視談話節目（TALKSHOW）當數1993年1月開播的《東方直播室》。當時，新成立的上海東方電視臺在每晚7：00-7：30這個往往令地方電視臺望而卻步的晚間黃金時段，開辦了這檔演播室直播談話節目，與中央電視臺的王牌新聞欄目《新聞聯播》進行收視角逐，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該節目以社會熱門話題為依托，以演播室談話為主干，以主持人、嘉賓和現場觀眾的互動為支撐，既體現出中國大陸電視傳播觀念的變化，也是第一次把“演播室受眾（STUDIOAUDIENCE）”這個特殊的受眾群體放在了與主持人和嘉賓同等重要的地位，“構筑中國電視全新的傳-受關系”（李良榮，陸曄1995）。在一些文化學者眼里，節目的直播形式和“演播室受眾”對于熱點話題的參與，使得這個節目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作為普通市民“將他們原有的群體心理釋放出來，參與公共生活、表達社會情緒的民間思想空間”（王元化1995）。在這里，電視談話開始體現出“公共空間”的文化特征。也許正因為這個節目承載了太多的社會意義，而“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其形式意義是要大過談話內容的，談話和要旨是‘問題’的提出而不是‘問題’的深入，而‘問題’本身又是很有限度的”（徐醒民1995），在開播兩年多以后，該欄目因為社會性熱點話題的“枯竭”從每周五檔改為每周一檔、雙周一檔，最后無疾而終。緊隨在《東方直播室》之后開播的同類直播談話節目《今晚八點》（上海電視臺1993年2月）也幾乎是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偃旗息鼓。

1996年4月，中央電視臺的談話節目《實話實說》開播。較之于《東方直播室》“主要強調一種談話的氛圍和儀式”（沈莉1999）——“談話”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實話實說》更具有市場化背景下現代電視節目生產的自覺意識：從話題甄選、談話層次設計、有關資料的準備、記者前期調查、嘉賓的選擇與搭配、主持人的風格定位與現場組織策略、大屏幕使用、燈光設計、現場樂隊功能、現場多機攝錄和后期編輯等，各環節的實施和有機協調多體現出對海外同類節目的模仿和借鑒，而且借鑒得十分到位，專業化程度很高——在這里，起主導作用的已不僅是作為一種儀式和氛圍的“談話”本身的象征意義，而是“談什么”和“怎么談”——話題的市場“賣點”和談話的技巧被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主持人的自然、松弛、冷面幽默和平民化——被業界人士稱作“猶如鄰居大媽家的兒子”，使得節目在“生活化”的同時憑添了許多“娛樂”成分：即使是社會意見和民間輿論的表達，在這個節目中也因為語言的機智幽默和生動活潑而增添了單純的娛樂色彩。《實話實說》開始作為一種“類型”（FORMAT）節目的市場化運作，影響中國電視界，進而影響受眾。

于是，在1990年代后期，電視談話大行其道，和其他大眾媒介產品一起，成為影響中國社會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重要因素，也同時體現出市場化大環境當中受眾的文化選擇以及背后的社會文化特征。

海派電視談話節目的地域文化特點

上海是一個都市化程度高、地域文化特點突出的城市。盡管作為中國大陸最現代化的國際性大都市，上海對于西方文化具有天然的吸收能力，但從中國大陸的媒介市場化的角度看，由于其自身文化上的緊密性，大陸其他城市的文化產品在上海并不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更顯示出上海的媒介產品和受眾之間，在文化上具有十分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

1998年到1999年，上海的各家電視臺在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走紅的情形下，重新相繼推出談話節目《有話大家說》（上海電視臺1998年10月）、《城市心情》（東方電視臺1999年4月）和《走進心世界》（上海教育電視臺），同時，有線電視臺的各個專門頻道，也依托自身的資源優勢,先后推出《評頭論足》、《看球評球》等影視類、體育類的談話節目。此外還有東方電視臺每周末的滬版《非常男女》——娛樂性談話節目《相約星期六》，和幼兒游戲類談話節目《歡樂蹦蹦跳》。這些節目以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較短時間內培養起相對穩定的本地觀眾，《有話大家說》的收視率目前已遠在《實話實說》的本地收視率之上。（參見[表1]）

文化學者認為，海派文化，或者更進一步，可稱作“上海文明”，其最基本的文化心理品性在于“建筑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并存”和“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雅俗文化之間的巧妙平衡——融合了發端于國際交往歷史的開放型文化追求和顧及現實可能性的世俗智慧（余秋雨1995）。

上海的電視談話節目充分地體現出在受眾和電視產品密切的相互依賴關系之間的城市文化特征。《有話大家說》的節目定位是“大眾話題評說”，雖然從話題處理和主持人的表達技巧上被一些業內人士認為是《實話實說》的“地方版”，但和《實話實說》的文化取向和風格非常不同。從《有話大家說》的編導闡述中，便可以看到一些海派文化特征：

全中國，北京人被公認是最能侃的，上海人的嘴皮子真不如我們的頭腦有名。但是，做了幾期《有話大家說》節目之后，我們驚異于發現了上海人潛能的另一面——能說會道的一面。

上海人不是政治家，我們不善于調侃國家大事中的條條框框；卻能從身邊的小事中提煉待人處事的準則。

上海人不是雄辯家，我們務實，用一些最樸素的語言，講一些老百姓的大實話。

上海人也不是小市民，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誘惑的國際大都市中，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正在逐步“接軌”……①

《城市心情》則以“理解都市情感，溝通凡人心靈”為主旨，試圖“為城市人帶來一種‘新世俗關懷’”，在話題設計和節目風格上較《有話大家說》更具有都市白領情趣；《走進心世界》發揮教育電視的特點，以“心理分析指導”的方式探討人際關系、自助、心理和反映現實生活。

從個人收視情況看，上海電視談話節目的主體受眾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0歲至59歲的城市市民群體（參見[表2]）。這個群體本身就是最能夠集中體現城市文化品性的主體人群。因此，業內資深人士認為，盡管在電視談話走紅之前，屏幕上一種十分興盛的以語言為主要表達方式的節目——大學生電視辯論，但至少在《有話大家說》當中，真正的受到觀眾歡迎的電視談話高手，卻不是有較高文化水準的大學生，而是平民百姓當中的中年人。②這不僅和生活閱歷有關，也和電視談話節目的主體觀眾的城市文化需求相關。

話題選擇：電視受眾與電視產品的文化依附關系

一般認為，對于電視談話節目的觀眾來說，話題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一項有關美國電視談話節目的受眾調查表明，73%的觀眾認為，電視談話的話題是決定其是否收看一個節目的最重要因素，盡管談話節目主持人的吸引力也很重要③。

從中國大陸電視談話節目的話題選擇看，從《東方直播室》直到早期的《實話實說》，電視談話節目起步階段的話題選擇，大都集中在社會熱點上，而進入成熟階段則逐漸分化：《實話實說》正在“改進社會生活話題節目類型的同時，發展人生體驗話題的節目類型”。④上海的電視談話話題則較多集中在都市生活方式、生活形態和生活觀念，以及社會問題和社會公德。（參見[表3]、[表4]）即使是同類話題，《實話實說》一般圍繞個案展開，而上海各電視談話節目的話題則更趨于群體化，更接近上海城市市民的生活趣味和文化品性，如《有話大家說》有關生活方式的話題“經歷公廁革命”、“家電故事”、“股民故事”，有關婚姻家庭和人際關系的話題“嫁在上海”、“什么樣的女性最幸福”，有關社會問題和社會道德的話題“戳穿馬路‘阿乍里’”、“說話要說普通話”、“自行車被透以后”；《城市心情》的時尚消費話題“追風網球”、“透視內衣櫥窗秀”等，都是取材于上海特有的都市生活和城市文化，與受眾在文化上的契合程度是比較高的。《有話大家說》2000年的收視率幾乎在6至9個百分點之間，“電視談話節目收此效應，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成績。”⑤

簡短的結論

電視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成為重要的文化情景。業內的批評家們因此而認為，在笛卡兒時代，一個人可以說“我思故我在”，但在今天這個大眾媒介時代，恐怕只能是“我上電視故我在”（RobertAbelman,1998）——在這個意義上，電視談話節目不僅把傳統上私人領域的文化元素和社會公共領域交織在一起，而且由于受眾的深度參與，更加強化了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文化情景之下，電視產品和電視受眾之間除了消費產品—消費者相互依賴關系之外，在文化上同樣緊密的共生共榮關系。上海的電視談話節目，為我們提供了在電視受眾和電視節目的關系基礎上，一個透視海派文化特征的樣本，并最終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電視作為社會文化傳感器，對于當代社會文化品格表達和塑造的作用。

有話大家說城市心情實話實說

1網絡故事（生活方式）暢想未來

2人體模特兒（文化觀念）漫游未來我的兒子太瀟灑（消費觀念）

3出國打工記（生活方式）聰明的煩惱（青少年教育）

4我與電影（娛樂）“保險”保險嗎（社會觀念）強子（個人奮斗經歷）

5自行車被偷后（社會問題）昨天、今天和明天（青少年教育）

6過年話吃（生活方式）沒完沒了好心情（娛樂）新世界（殘疾人的社會關懷）

7初九話酒（生活方式）讀本好書過個年（生活方式）

8我在馬路邊揀到……（社會公德）文明養狗（生活方式）再哭一次就長大（青少年教育）

9今年冬天幾把火（安全）走自己的路（交通安全）

10討債人的苦惱（法律）洋雷鋒（社會道德）住家男人（家庭關系）

11網上消費誰來保護（法律）

類別（%）政治/社會事務經濟/消費教育娛樂生活方式社會問題/公德婚姻/家庭關系法律法規環境體育其他

有話大家說3.96.610.56.618.414.510.57.95.36.69.2

城市心情4.2-8.316.729.216.712.5--4.28.2

實話實說4.67.710.86.216.010.827.74.61.51.58.6

注釋：

①/yhdjs

②應啟明，談話常識，廣播電視研究1999/5

③Broadcasting&Cable,Sept.28,1998

④/talkshow

⑤/yhdjs

⑥資料來源：上海廣播電影電視信息咨詢有限公司

⑦資料來源：陸云鵬，上海地區談話類節目個人收視率分析，廣播電視研究1999/5

⑧資料來源：/yhdjs,/talkshow,《城市心情》欄目組

⑨資料來源：同上

參考文獻：

Abelman,Robert,ReachingACriticalMass,LEAInc.1998

Fiske,John&Hartley,J,ReadingTelevision,Methuen&Co.Ltd.1978

Morley,David,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ies,RoutledgePublishers1992

Scott,GiniG.,CanWeTalk?ThePowerandInfluenceofTalkShow,

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RoutledgePublishers1990

陸曄，電視時代——中國電視新聞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

李良榮，陸曄，從《東方直播室》看中國電視傳播觀念的突破，東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

王元化，《東方直播·文化篇》序，東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

篇2

（二）海迪耶海迪耶意為禮物、贈品、饋贈，即人情往來，是人際交往中的禮儀的表示，不屬于賽德蓋的范疇。回族在過開齋節和古爾邦節兩大會禮時，要好的人家會互贈海迪耶，表示親近。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家里的紅白喜事也會贈送海迪耶，主要是以金錢的方式贈送。海迪耶密切了人們之間的聯系，促進了回族社會網絡的發展，顯示了回族強烈的民族內聚力，并不斷地強化著作為穩定的共同體的集體記憶。

（三）“攢茶”從接受“攢茶”的對象、目的及用途上看，“攢茶”是齋月里特定的經濟文化行為。封齋的人無論富裕或者貧窮，都應接受他人“攢茶”。“攢茶”的可以是未封齋的人，也可以是封齋的人。通過“攢茶”的方式來看，一種是“攢茶”給集體，即在清真寺吃開齋飯的封齋穆斯林，另一種是“攢茶”給個人（大都是關系較好的親朋）。后者含有海迪耶的意思，有一定程度上的人情禮儀。因此“攢茶”是即區別于賽德蓋又區別于海迪耶的行為。

二“、攢茶”的功能分析

（一）心理上的自我調適內心的約束程度直接影響到言行舉止。內心里沒有嫉妒與怨恨，將不會產生邪念與惡行。“攢茶”是內心的齋戒，同時可以彌補身體上沒有齋戒所帶來的遺憾，從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慰。這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調適，有利于內心的平和。“攢茶”的本質在于通過該行為替代其應履行的“齋功”從而達到“齋功”缺失的心理層面上的補償。從“攢茶”者的身份來看，大多是由于職業、社會角色等客觀因素和身體健康狀況、自身條件等主觀因素的影響下而沒有把齋的回族。他們與伊斯蘭教既存在一定程度的“界線”①，又表現出溶于一體的模式。這是現實與愿望的矛盾，當把齋的愿望與現實條件無法平衡時，進而造成了心理層面上的缺失感。“攢茶”的出現正是對這種缺失感的補償，是人們心理上亟需的一種自我調適。正如馬凌諾夫斯基所說，文化不僅要滿足社會的需要，更要滿足人們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要。攢茶文化正是滿足了人們的需要，在社會文化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人們需要的一種調試，從而需求人與社會、宗教的一種心理平衡。

篇3

自從《流星花園》捧紅了四個長相出眾的男生，電視圈中便掀起了一場浩浩蕩蕩的美色改革，美男開始取代美女得到越來越多的觀眾的賞識，大眾媒介正著力打造一個新的男色舞臺。在這股潮流中，星空衛視閃亮登場的電視男人秀節目《美人關》首當其沖，自2002年開播以來，憑借新穎的創意與定位，獨特的內容與包裝，迅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其他媒體也紛紛開始了這類節目的制作。對于電視男人秀這一新節目類型人們褒貶不一，或批評電視走向庸俗化，或贊揚它創造了嶄新的性別視角。但無論如何，電視男人秀的紅火，至少為電視熒屏增添了一道新的亮點，更為電視學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對象。筆者以為，一種新電視節目類型的出現，與其背后隱藏的社會文化是分不開的；電視男人秀的出現與火暴同樣具有深厚的社會與文化成因，本文選取了三種不同的視角——儀式、性別與狂歡——以《美人關》為例對這類電視節目進行一種文化解讀。

儀式：隱藏的意義共享體系

作為一檔周播電視娛樂節目，《美人關》每周六晚隆重登場，其男主持人周野芒帶領著十位美女助理主持，向臺下起首翹盼的三百名女性觀眾逐一介紹本期的闖關選手。筆者在仔細跟蹤考察了《美人關》一段時間后，發現其節目的內容按流程基本可以細分為六個環節，即自我介紹+童年照片、情趣問答、才藝表演、真情表白、展露身體以及最后的冠軍加冕；另外環節與環節之間存在著淘汰程序——把落選者推入水池。整檔節目對男人的評判標準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衡量。相貌和身材當然首當其沖，即使偶有個別身材走型、其貌不揚的人混入參賽選手中，無論他的童年照片多么可愛，自我介紹多么尊重女性，臺下的女觀眾依然會毫不猶豫地第一個淘汰他。其次，為了增加電視節目的觀賞性，才藝表演顯然是必要的。選手們紛紛拿出渾身解數一顯身手。再次是選手對異性的理解能力。十位女助理主持會設想各種針對兩性差別的話題來向選手發問，讓選手們回答，比如會問“如果你的女友是女強人，你會有壓力嗎？”考查的是選手的情商。最后是展示選手的體魄和膽魄。男選手們一個個上身，展現強健的肌肉，甚至還要與危險動物來個親密接觸。總之，相貌好、能體恤女性、有膽魄、才藝俱佳的選手，才能贏得美人的喝彩，從容不迫地通過“美人關”，避免被推下水池的厄運。由于每期節目都是固定的參賽人數，固定的淘汰環節，固定的節目表演，甚至連主持人的串詞也高度程式化，這樣整檔節目完全成了一種儀式，變換的只是參賽選手的面孔和表演罷了。

在人類學的研究中，人類學家常用“儀式”這個詞來表示“受規則支配的象征性活動，它使參加者注意他們認為有特殊意義的思想和感情對象”。[1]簡言之，儀式即是有規律的象征性活動。它出現在媒介上就成了媒介儀式，即重復通過同一個模式輸出內容，以達到使眾多受眾共同參與活動的目的。像《美人關》這樣程式化的媒介產品可謂是現代社會中的一種儀式。《美人關》的錄制現場就是儀式舉行的場所，儀式的參與者是現場觀眾與電視觀眾，儀式的內容則是選美男。不同的是，這種儀式憑借電視這種大眾媒介作為傳播手段而影響空前。

人類社會中的儀式經歷了從宗教儀式到生命儀式再到世俗儀式的過程，就如同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從神、英雄到人的過程一樣：宗教儀式是對神靈的祭祀，生命儀式強調審美境界，而世俗儀式往往是宣泄某種情感的娛樂活動。[2]媒介儀式則兼具了這三種功能模式。首先，《美人關》作為一檔娛樂節目，當然是社會的一種世俗產物，一般受眾的觀看目的絕非出于對男女平等意識的高度認同，而是出于觀賞男性表演的愉悅性。然而，探討節目類型產生的根源以及受眾的觀看心理，不難發現節目的主旨是對原始美的回歸，是重新發掘美的另一面——即對男性的審美。節目對男性“力”的英雄氣概的展示，正是源于對生命的崇拜。而這種審美情趣的上升，可以最后歸結為現代人心中的拜物情結，因為男色在當今社會大行其道，儼然成為了某些事物的宰制體。

《美人關》的主創人員看到了女性地位在當今社會的崛起以及性別觀念在人們頭腦中的轉變，意識到今天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追問，在這個社會中真正的好男人、最能得到女性賞識的男人是什么樣的人？與以往相比，身份地位的差別在今天看來已不是唯一的評判標準，男人的可觀賞性似乎被女人推到了前臺，至少F4之流的走紅就說明了這一點。于是，相貌堂堂、風度翩翩、對女性討巧賣乖的男性就成了今天對好男人的新定義。這種抽象的價值標準，通過《美人關》主創人員對節目的設置，表現為具象的評比環節。在那里，相貌普通的男人被《美人關》排斥，長相的差別成了對人評價的重要維度；此外，才藝、體魄、膽魄等也構成了男人的評選標準，通過它們來構建一個差別體系；最后，節目中的女評委們把最為認同的“好男人”推上了領獎臺。每一個環節事實上節目都在設置一個議題，每一次淘汰都是觀眾參與議題討論的結果。媒體通過這種議題設置，讓觀眾真切地感受到這種對男性評判的新價值觀念，并通過周復一周、期復一期的反復播出，不斷加以突出強調，最終讓受眾共享這種意義。《美人關》的節目現場就是這樣一個包含著價值評判體系的信息場，而這個“封閉的場信息通過電波的傳送而獲得了開闔性”，“使能夠接受到這個媒體信息的范圍內的受眾，無一例外地都處于儀式現場的信息圈內”。[3]人們在媒介儀式的參與過程中不僅體驗到一種共同的情感，而且還培養出共享的價值觀。

大眾媒介是一種意義共享體系，雖然各種立場和觀點在這里匯總融合，但是它總是特定利益的代表，或者是特定意義的表達平臺。《美人關》不僅體現了當今社會對男性的一種新評判標準，它同時也展示了一種新價值觀念，它對男色的強調就如以往我們對男人社會身份的強調一樣。媒介儀式正是傳播這種價值觀念與意義的中介，受眾處于媒介所構造的環境中，被媒介所傳播的意義所包圍，其價值取向自然因為耳濡目染而逐漸被同化。由此可見，大眾媒介傳播的不僅僅是內容，其本質是在構建意義。

性別：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英雄難過美人關”，該節目的名字明確地提示我們性別是節目定位的起點，而且很明顯，女性處于優勢地位。一直以來，男女性別的碰撞與沖突就是一對不可回避的矛盾。在父權制社會中，婦女處于屈從地位，屬于男人討論評點的對象。在媒介所塑造的形象中，婦女或者缺席，或者被按照性的吸引力或家庭勞動中的性別角色來加以表現。女性主義學者塔奇曼把這種現象形象地稱為“對婦女象征性的殲滅”。[4]而《美人關》似乎打破了這種傳統。節目中仍然存在著對立的兩大性別陣營，但陣營的位置卻被調換了。以往對女人品頭論足的男人成了被注視者，他們的外貌成為女人們被評點的對象，而以往媒介所著力表現的男性的職業化、效率和理性，都被拋諸腦后。女人們坐上了評判席，扮演起具有支配作用的、主動的和權威的角色，并在數量上大大超過了男性，再次強化了男性作為“被看者”的身份。可以說，男人秀節目即是把傳統選美節目中的性別角色來個大轉換。從形式上看，這類節目的創意走的是反常思路，通過標新立異來吸引觀眾的眼球，企望破除大眾媒介對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塑造一個男女平等的展臺。毫無疑問，這是對傳統性別陳規的沖破和顛覆。從節目內容來看，設立四個感性的評判標準來選擇男人，的確與以往表現男性的節目的角度大不相同。男人在這里展示的不再是過人的頭腦、優越的物質條件和理性的思維，而是女人眼中所謂的“男性美”，節目也由此成為告別維納斯之后的男人秀。而男選手們面對美女的刁難，回答的對不對并不重要，但選手們在回答主持人的提問時，表現出來的對女的敏感和理解，將會為其贏得臺下的支持。在2003年11月1日播出的《美人關》中，編導似乎有意刁難其中二號選手，為他安排了一位年齡相差很大的中年女性作為他示愛的“夢中情人”，但這位沉著的選手并沒有因場面的尷尬而失態，他微笑著表示滿意，并落落大方地對這位“夢中情人”唱起了情歌。他的風度贏得臺下所有女觀眾的傾倒，實至名歸地成為了這期的冠軍。

在考查過這檔節目的文本與結構要素之后，我們再從意義層面上對它們進行另一種透視。從表面上看，在父權制社會的大眾媒體中，《美人關》對男女地位的顛覆的確具有深遠的意義，至少它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引導了娛樂方式的又一次變革。但是冷靜地反思這類節目，可能會得出另一種截然相反的結論：節目開啟的恐怕是又一個潘多拉的魔盒——在其所倡導的性別革命與男女平等的背后，隱藏著的卻是傳統性別角色意識中的陳規陋習。

從節目形式上看，女人是在選男人，是主動者。但是，仔細回味節目設置的各個環節，又無處不在散發著男權思想的信息，這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指出，“媒介并非簡單迂回地用老一套的角色來表現婦女，而是有一種遠為基本得多的角色，來幫助確定和塑造女性與男性的基本意義”。[5]比如，節目中設置了在觀眾席中為選手選擇夢中情人的環節，女性在此時仍舊被描繪成接受異性求愛的對象。選手大膽地向未知的對象表白，而燈光所投射的一剎那，女性再次成為被關注的焦點與被選擇的對象。這些女性在某種程度上只不過是在充當男人的擇偶道具。因為從選手們描述夢中情人的話語中，我們很容易聽到外貌對于女性的重要。在11月15日播出的節目中，三位選手是如此描述他們各自的“情人”的：“短發”，“小個子”，“眼睛放出鉆石的光芒”，“身材好”，“”，諸如此類。而對于女性的性格、愛好、興趣、志向等等根本沒有談及。在女助理主持與男選手的對話中，我們可以再次驗證類似不平等的性別陳規。在有一期《美人關》中，一位女助理主持向一位男選手提出了“你約會的女朋友為你買單，你會在意嗎”的問題。這位選手很坦誠地回答道，他會在意，會覺得沒有面子，并說明自己和異性約會時都會主動要求買單。從現場看，這種回答顯然贏得了大多數女觀眾的贊同，最后這位具有“紳士風度”的選手成為了這期節目的冠軍。又如，男選手要闖過“美人關”，成為本期節目的冠軍之前，有一場決定性的角逐是當眾撥開衣裳，展示強健的胸肌或是矯健的身姿。這種力量與膽量的展示無疑是炫耀男人所能帶來的安全感，他們有保護女人的能力；而這一點恰巧是對男性強大地位的尊崇和對女性柔弱地位的維護。男性仍然處于絕對優勢，而女性依舊要附屬于男性。除此之外，美女主持的出現反而吸引了大批男觀眾的眼球，節目中似乎又隱含著對女性的再次審視，而美女又無可挽回地恢復到了“被看者”的身份，網民在《美人關》的論壇里大呼“都看十大美女助理主持！”這似乎成了對節目最大的反諷。[6]大眾媒介在娛樂中不露痕跡地又一次重申且強化了性別角色的差異和性別不平等的傳統，讓受眾在狂歡的過程中被一些由來已久的性別陳規潛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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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除了性別以外，還有階級和種族等因素也會影響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個女人的社會身份不僅僅是女性，她還隸屬于某個階級與某個民族，并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經驗。電視男人秀節目想探索的當然是性別上的變革，但它恰恰又在不自覺中維護了男權社會的傳統，這也注定了這種探索是不徹底的與不成功的，它決不可能帶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女性革命。作為最受歡迎的大眾媒介，電視確實對受眾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從目前來看，它對提高女性地位的影響遠沒有人們所期待的那么大，甚至它經常有意無意地扮演著維護男權傳統的角色。

女性主義者繆爾曾經論證說：“男性視點的流行，完全是因為男人們控制了那一工業。”同樣，男性對媒介工業的控制，必然導致大眾文化中男性視點的流行。《美人關》這類節目的意識形態沒有也不可能徹底脫離傳統觀念中婦女從屬地位的窠臼，它們所謂的革命宣言也不過是大眾媒體在現實語境中創造烏托邦的一種嘗試，是通過媒介儀式實現的一次女性狂歡，是一種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狂歡：無法勝利的烏托邦

俄羅斯學者巴赫金曾經將拉伯雷的小說創作與西歐中世紀的狂歡文化聯系起來進行考察，進而對中世紀的民間狂歡節文化作了深入研究。此后，狂歡現象一直受到分析家的重視。作為原型的狂歡節具有大眾文化的鮮明特征，它是在公眾廣場上舉行的節日宴會，充滿了笑罵嘲諷，追求著感官愉悅的滿足。到了現代社會，傳統的狂歡節已不多見，但大眾媒介卻能借助現代科技手段來重構狂歡，《美人關》等參與型電視節目就是一種表現。

參與型電視節目最大的特點是龐大的現場觀眾群。綜藝類、益智類等各種娛樂性節目在現場都設置了寬闊的觀眾席，甚至為了突出熱鬧的場面，把舞臺延伸到了觀眾席中，或讓觀眾進入舞臺兩側的席位，這樣可以構建一種強烈的互動。這種技術安排在本質上迎合了構建狂歡的需要，因為在狂歡中，所有人都不是作為觀眾觀看，而是積極的參加者，要參與到狂歡中。[7]拿《美人關》來說，這種互動與參與體現在節目的各個環節中，比如讓觀眾現場對選手提問，從現場觀眾中抽選選手的夢中情人，有意經常切入女性尖叫歡呼的畫面和音效，其狂歡特色也因此借助現代傳播手段得到充分的展現。

另一方面，巴赫金也指出，狂歡節作為文化轉型期離心與向心力沖突的宣泄口和語言雜多現象的特殊表征，起了一個聯結、溝通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鴻溝的樞紐作用。[8]換句話說，狂歡代表著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的一種顛覆與反叛。《美人關》毫無疑問體現了這一特質。對于傳統精英文化來說，女性才是審美的對象，女性的觀賞價值是男權社會的一種產物。如今，對男色的推崇卻成了流行文化中的熱點，這顯然與長期占主宰地位的男性視點格格不入，而要想顛覆這種把女性作為被觀看對象的傳統，要想反叛由來已久的對女性的道德約束，就需要用狂歡來完成。只有在狂歡的表象下，人們才能夠接受對性別秩序的顛覆，對男尊女卑的神圣體系的消解。于是，英雄自古救美人的神話在這里完全破滅，英雄不再是滿腔豪情地成就霸業，而是成了在美人面前搔首弄姿的“小丑”，男性的神圣色彩被無情地一筆抹殺。

此外，《美人關》的狂歡顯而易見建立在一種身體的展示上，在節目中，男性健美的身體同樣具有了觀賞性，它可以象美女那樣成為“被看”的對象。一般說來，在現代社會中男性美可以分為兩派，一為陰柔之美，如日本偶像；另一為陽剛之美，如史泰龍。《美人關》所推崇的男性美更多是二者兼具，選手們既要有俊美的面孔，也要有健美的體形。這種完美的身體除了說明健康的生活態度外，還能博得女性的好感，激發女性的欲望。有學者早已指出：“在如今這個消費文化盛行的年代，身體愈發要得到最大限度的觀賞性和享樂性。”[9]當然，作為挑戰與反叛傳統性別觀念的一檔電視節目，《美人關》的身體展示也同樣具有文化屬性，比如在巴赫金看來，這種對肉體感官欲望的大膽追求并不具有鄙俗、低級、下流和的特點，而是積極向上、富有生機的，表現了文化轉型時期的文化離心力的強大而健康的主導力量。[10]事實上，身體在歷史上從未如此明顯地進入了對男性的評判體系，也從未如此明目張膽地成為女性審視的對象。男性身體這種符號借助于狂歡的平臺成為打造新價值觀的一種工具。

如果說狂歡節為民眾提供了一個情感宣泄的渠道，一個顛覆傳統、放縱自身的機會，那么我們同樣不能忘記，一年中民眾也只有一個狂歡節。巴赫金早已指出，狂歡節是一種全民性的、大眾性的生活常態“倒置”：在節日之外，體制化的“嚴肅”的生活是常態的生活；而在節日之內，非體制化的、快樂的（這些在平時被視為非常態的）生活，才暫時被允許當作“常態”的生活。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狂歡表現的其實是與真實生活對立的一面，是脫離體制、脫離常規的非常態。它塑造的是一個虛擬的小生態環境，申張的是常態下被視為異端的價值取向。拿《美人關》來說，女性在這里找到了情感宣泄的突破口，她們可以大膽正視男性的身體，直白表露對男性的愛慕，一些平時被認為是出格的行為在這里被當作是正常的、合理的。這是一個女性狂歡的時刻，如果沒有狂歡，就缺少了沖破傳統規范的力量，就缺少了顛覆與反叛的勇氣，那么節目就又會回復到往常死氣沉沉的性別陳規中。然而，這類電視節目至多也就反映了女性在男權社會的壓迫下潛意識中的一種需求，她們對男性美的歡呼也無非是一種精神上的無意識釋放。正如人不可能永遠生活在狂歡節中，狂歡節后會生活會依然如舊，電視節目所張揚的顛覆性的性別觀念也無非是吸引觀眾眼球的一種手段，節目之外的真實生活中女性想要擺脫從屬地位的路依然漫長，我們歡呼的其實是一個無法勝利的烏托邦。

綜上所述，作為一個意義傳播體系，電視中各種符號的運用都是出于表義的需要。在我們所考察的《美人關》節目中，狂歡是為了顛覆性別陳規而構建，而性別陳規的顛覆又依賴于媒介儀式的運用。儀式、性別、狂歡，說到底只不過是編導手中的三種工具，通過它們來組合各種視覺與聽覺符號，并運用這一系列符號來完成向觀眾灌輸價值觀念與意義的任務。這樣，《美人關》在文化意義上完全可以被解讀為通過媒介儀式而實現的一次性別狂歡。

注釋：

[1]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頁。

[2]胡志毅，《神話與儀式：戲劇的原型闡釋》，學林出版社，2001年，第13—31頁。

[3]王進、韓青、段曉超，《媒介儀式與奧運延伸》，《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3年第12期。

[4]斯特里納蒂，《通俗文化理論導論》，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00頁。

[5]同上，第213頁。

[6]參見《美人關》論壇。

[7]北岡誠司，《巴赫金——對話與狂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7頁。

篇4

我國的大部分雜志期刊缺乏的是精英文化視角，往往不能從提升文化精神的高度探討套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以不流俗、不媚俗、堅持“可以呼喚出人的崇高感情、激發人的創造性”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做有影響力的雜志，這種操守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中已經變得兩難。那種僅僅迎合于人的情感泛濫、麻醉人的智力而獲得“成功”的雜志比比皆是。而對消費文化的處理應有的合理吸收和處理，也變為一味的盲目迎合、推崇甚至倡導。是提升還是迎合？成了我國雜志期刊文化定位的難題。

二、非現實而又勝似現實的生活世界

從內容層面講，雜志的影響力源自于它營造的時代價值和生活方式是否代表了社會的發展；它所書寫的生活與生存、價值與觀念、趣味與審美、情感與故事具有什么文化屬性；對現代社會的特征如何體現。作為較有影響力的綜合文化類雜志在內容層面體現了現代社會的三大特征：流行文化特征、商業特征、消費特征。

人們對于雜志的消費主要是文化的消費。這里的文化是廣義的文化，包括了社會的思想、觀念、科學、道德、政治、法律、宗教、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等內容。而綜合文化類期刊傳播的更多的是流行文化。比如其中的時尚休閑類雜志，它的內容充斥了連篇累牘的流行文化，好萊塢的“影視文化”、邁克爾?杰克遜的“音樂文化”、夏奈爾的“服飾文化”。它們營造出來的熱點人物、top排行榜、各式明星，以及圍繞這些生活生存的價值觀念、審美品味、情感故事無時不在影響著時代價值和人們的生活方式。

中國社會結構正在經歷單一向多元化的轉變，人們的需求正在向多元化與個性化方向發展，綜合文化類雜志正好順應了這種需求。《三聯生活雜志周刊》響亮的提出了辦刊口號“一本雜志和他倡導的生活”。《城市畫報》的辦刊定位是“體現知性而有品味的都市生活”。此類辦刊宗旨反映了我國正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型時期的特色：過去的生活范式正在被質疑，應該倡導一種新的觀念和新的生活方式來代替。不可否認，綜合文化類雜志提供關于生活的有用信息、提供文化享受、提供娛樂，但最關鍵的還在于創造了另一種生活，這種生活是現實沒有達到但又似乎唾手可及的，在這種非現實而又勝于現實的生活中，有一種強有力的改造力量，對現代人的意識、行為、語言、觀念、價值、生活發揮、生活觀念產生著重要影響。經過綜合文化雜志提倡引導的流行文化現象，完全體現了這種虛擬現實世界的內涵，它們很快變為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現實，成為現代人思考、行為、生活的規范準則和價值參考。就像新聞出版署報刊司助理巡視員張澤青所說：“雜志對生活的影響甚至已經進入了法治建設的層面，前一陣關于江蘇省取消男女混住禁令的討論，其起源就在于前兩年雜志做的兩性合租的話題。”從綜合文化類雜志的內容，比如《吃出愛情》、《不需要男人負責》、《秋季彩狀新色圖鑒》、《減肥食品的NG和OK》等，不難看出綜合文化雜志熱衷的是傳播流行文化。①

其次，大眾媒體的生存狀況決定了雜志文化的商業性。僅僅依靠雜志的銷售是無法實現盈利和發展壯大的，雜志的生存與其他大眾媒介一樣必須依靠廣告。任何一種雜志，最醒目最引人注意的版面無不是品牌廣告，而且時尚休閑類雜志的廣告比重占全刊13％以上，最高達到26％。②讀者在接受雜志傾心打造的各種新觀念、新主張時，對各種品牌廣告營造的消費文化氛圍不可能無動于衷，尤其時許多廣告都是國際大公司的廣告，往往站在國際、全球的視野背景上進行討論宣傳，在精美、華麗、宜人的圖片和極富誘惑性的廣告語言中，新鮮事物、新穎生活、全新理念與流行資訊、流行意識相配合一一傳到受眾，而且更具影響力。

最后雜志還傳達了消費文化的特征。以《時尚》雜志為例，在發刊詞中它表示，它將是時代的風尚，努力反映生活方式給人們的觀念帶來的沖擊，側重體現消費文化的傳播……是消費領域足以折射人的全方位的關照。它表達了一種歷史合目的性發展的深切愿望，不僅從一個方面表達了對改革開放、對“計劃”向市場轉變的具體支持，同時也以文化的方式在實踐層面相應了走向市場的雄心壯志。③應該說《時尚》確實踐約了當年的承諾。并且在另一方面，又實現了它引領消費和時代風尚的初衷。它與當前方興未艾的商業主義意識形態不謀而合，與主流意識的不期而遇使得時尚休閑雜志獲得了合法性。法國思想家鮑德里亞認為，現代社會是消費社會，大量生產的同時又大量消費，物品的使用性價值已經超過了物品的交換性價值，生產不再是由物品的交換性來引導，而是由使用性的消費所獲得的利潤來引導，消費性已經毀滅了交換性，社會成了消費社會，人的奮斗是為了物的消費，某種夸飾性的生活形成了社會的規則，這種夸飾性的消費完全越過了個人的生活需要，成為某種時尚，引導人無限的追求。④時尚休閑類雜志所體現的就是一種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即消費的目的不是為了實際的需要，而是在滿足被制造和刺激出來的欲望，引領大眾不斷地追求它們倡導的時尚生活，追求個性，追求與眾不同。眾多的時尚休閑雜志的內容中，其資訊性，指導性、實用性、操作性和服務性越來越強，不斷地制造流行語和流行話題，配合刊登的各種品牌產品的信息，打造出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一種生活理念，一種完全不同于日常生活而又神似日常生活的情景，從而在社會與讀者中形成一種新的符號、新的意義、新的消費文化。

三、虛擬世界中欲望的滿足

從當代雜志文化的特征，可以這樣認為，現代雜志的內容訴求已經不僅僅是編輯的藝術，不僅僅是擁有獨有的視角、獨特的審美就能觀察和表達世界，而是編輯、廣告、發行等相關專業人員，與社會和市場進行碰撞和調和、妥協與反抗的藝術，甚至可以說是編輯與市場合謀的藝術。

因此，對雜志傳播的文化，大眾的接受方式已經異于對傳統文藝傳達的文化的接受方式。對傳統文學藝術的接受是一種審美的方式，它的關鍵在于對世界的總體關照、對人心靈領域的透析、對精神境界的提升，是一種由距離感而獲得的美感。人們對雜志文化的關注，主要卻是對自身欲望的關注。從調查的結果可以看出，在當前信息過于豐富的時代和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人們看雜志的目的主要在于獲得休閑娛樂的滿足。⑤具體可這樣說，對文學藝術的欣賞是“反映”式的，欣賞對象是通過過濾的現實的結晶，是與現實世界保持一定距離的，有相對完整而統一結構的世界；而對雜志文化的接受是“反應”式的，接受的對象是現實的延伸，這種內容不再是現實的提煉結晶，而是真實的現實世界在虛擬空間中的展示，讀者可以憑借幻想躋身其中來獲得享受。

例如，綜合文化類雜志的成功，是因為走情感路線定位而獲得大量讀者群的，無論是大人物的瑣事，還是小人物的不平凡，都是俘獲讀者忠誠的妙方。對此類文章的閱讀，無疑起到一種情感補償性的作用，因為作品表現的生活與讀者現實中的生活同質同構的，讀者在閱讀之時，完全是一種同步的心理，他們關注的是自身的情感是否在同質同構的虛擬世界中得以實現，或者自身被刺激出來的欲望能否在虛擬場景中得到滿足。后一點在時尚休閑雜志中表現的尤為突出，即使不能擁有雜志所傳達的生活觀念與方式，不能占有雜志刊登的名牌消費品，但是通過閱讀，可以體會身臨其境的感受，可以在幻想中經歷自助歐洲旅游的最佳路線，了解名牌給自己帶來的身份地位的滿足。此類雜志文化的接受是一種直接刺激性的滿足，不再是通過觀照客體來拓展個人經驗過程的求知，不再是通過觀照客體，獲得知識和修正內心即成認識圖示的，人們不再抽身其外，與之保持適當距離，獲得審美的享受，而是列身其中，通過對雜志傳播的文化反復消費，將隱抑的欲望釋放出來，獲得當下的強烈刺激與一種替代式的滿足。

注釋

《論時尚雜志暢銷的時代特征》，紅塵著，《新聞界》，2005年第1期。

《中產階級的文化符號：<時尚>雜志解讀》，孟繁華，河北學刊，2004年7月，第4期。

參見《消費社會》，鮑德里亞（法國），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

《期刊與它引導的生活》，孫聚成、張澤青，《中國出版》（京），2005.2.24－31。

篇5

2對大學生開展廉潔文化教育的意義

廉潔文化建設是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要求把廉潔教育作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內容，要培養青少年正確的價值觀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加強大學生的廉潔教育，能促使他們提高思想道德素養，樹立拒腐防變意識，引導他們樹立報效祖國、服務人民的信念，不斷提高道德自律意識，增強拒腐防變的良好心理品質，能夠營造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校園氛圍，增強高校師生員工的反腐倡廉意識，提高高校領導干部拒腐防變能力，構建具有高校特色的廉潔文化體系，促進高校和諧校園建設。能充分發揮廉潔文化在黨風廉政建設中的教育、示范、熏陶、導向作用，使高校黨員領導干部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使教師提升師德師風和學術道德、成為愛崗敬業、遵紀守法、廉潔從教的示范者，使學生的價值觀和道德情操得到培養。

3將廉潔文化教育納入思政課教學的途徑

3.1將廉潔文化教育融入思政課理論教學

在思政課理論教學中要專門開設廉潔教育專題，并與思想道德教育、法律法規教育、政治理論教育、形勢政策教育等教學內容有機結合，引導大學生自覺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養正確的道德認知，養成積極的人生態度，健康的生活情趣，良好的道德品質，教育他們內心常保警惕，善于防腐拒變，在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指導下，形成“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價值判斷，切實增強反腐倡廉的自覺性，養成敬廉慎獨的思想作風和行為習慣。

3.2將廉潔文化教育融入思政課實踐教學

要通過思政課實踐教學項目的實施，組織大學生讀“廉政書”、唱“廉政歌”、聽“廉政課”、觀“警示片”，組織大學生開展廉潔書畫賽、廉潔攝影作品展、廉政公益廣告大賽等實踐活動。同時要充分利用校報、校園網、宣傳欄、黑板報、校園廣播、校園電視臺等載體，大力宣傳推介學生廉潔實踐項目成果，普及廉潔教育有關知識。此外，還要結合廉潔教育主題活動開展思政課實踐教學，如學風建設、特色黨團日、主題班會、典型事跡報告、廉潔詩詞吟唱會等，營造廉潔文化教育的濃郁氛圍。

3.3將廉潔文化教育融入教師的師德教育

篇6

我國最早的太陽歷以及《國禮·春官》明確記敘了“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的天文歷的最基本常數。

農耕社會以后，人們發現日、月、年構成了歷法的三要素。2000多年前甚至更早，我們的祖先就已形成了24節氣。24節氣綜合了天文學和氣象學等方面的知識，編排了“春雨驚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的農事歌謠。其中清明被排在歌謠的第五位。也是農歷歷法中的第五個節氣。節氣是我國物候變化、時令順序的標志。

由于24節氣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氣溫、降雨、物候等方面的變化，所以我們的祖先們用它安排農事活動。《淮南子·天文訓》中有：“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則清明風至。”就是說，春分后十五日的時候，北斗星指向乙方（卯方，即正東方）。東方是生氣方，天地起運，萬物始生。清明者，清風和煦，陽光明媚也。此時，天氣轉暖，大地回春，萬物復蘇，一片生機盎然。作為以花信為標志的花信風，清明的花期為“一侯桐花，二侯麥花，三侯柳花”，也表明了清明節氣的花期和時期。清明一到，氣溫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種的大好時節，故有“清明前后，種瓜點豆”、“植樹造林，莫過清明”的農諺。可見這個節氣與農業生產有著密切的關系。

二、親近自然，愛護生命，珍惜人生美好生活。

每年的4月上旬前后，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綠的時節。此時，天氣轉暖，大地回春，萬物復蘇，一片生機盎然的景象。也是人們蠢蠢欲動的時令，人們窩居了一個漫長的冬季，此時正是適于到戶外進行春游（古代叫踏青）的好時候。人們出外踏青，親近自然，享受春陽的沐浴，感受人生美好的生活。所以古人早就有“清明踏青”的習俗，開展一系列戶外活動，如踏青、郊游、戴柳、插柳，射柳、蕩秋千、蹴鞠、打馬球、拔河、植樹、放風箏等。

三、感恩“天、地、君、親、師”，緬懷先祖故人，傳承孝親文化。

清明，作為天地運化的氣節，又包含著濃郁的傳統文化中“知恩圖報”的人文精神。清明節，是一年中的良辰美景，也是一年的開始，象征著生機和希望。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唯我獨尊的。我們每個人，都受惠于“天、地、君（國）、親、師”的恩情和化育。所謂“天有覆蓋之恩，地有承運之恩，君（國家）有水土之恩，父母有養育之恩，師長有教化之恩”，我們的身體受之于父母，我們的靈魂，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財富、我們的康泰、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子女、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美好的生活......無不蒙受著天地、國家、祖先、雙親和師長們的化育、遺德、福蔭和代代血脈傳承的恩情。因為有了“五恩”的恩愛延續，才擁有現在的一切。“知恩投報”是人格中最基本的組成因素。在這一年中最美麗的春季時令，對他們的感恩和緬懷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人性彰顯。于是中國的孝親精神就在清明節前后體現得格外突出。所謂“誰言春草心，報得三春暉”。清明時節，除了天、地、神祗、祖宗的祭祀外，人們還紛紛走到先人們長眠的墳前，除雜草，培新土，燒紙錢，設供品，行祭儀，盡緬懷、悼念、感恩之情......就這樣，清明節自然地演繹成了我國人民傳統的祭祀的節日，成了最重要的祭天、祭地、祭祖、掃墓和傳承孝文化的時日。

清明節由于與寒食的日子接近（古有清明前一天為“寒食節”之說，確切地說“寒食節”的日子是在冬至后的105天），漸漸地，寒食與清明就合二為一了。唐玄宗時，曾下詔欽定“寒食掃墓”為當時王公以下人員進行“五禮”中“吉禮”的必備內容之一。此后，國人就形成了在清明節前一天進行拜祖掃墓的活動習俗。“寒食”是清明時節的另一個習俗，即是清明之日不動煙火，只吃涼的食品。據悉，“寒食節”源于春秋時期晉文公悼念介子推“割股奉君”的典故。

相傳春秋戰國時代，晉獻公的妃子驪姬為了讓自己的兒子奚齊繼位，就設毒計謀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殺。申生的弟弟重耳，為了躲避禍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間，重耳受盡了屈辱。原來跟著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陸陸續續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數幾個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隨著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餓暈了過去。介子推為了救重耳，從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塊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給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國做了君主，成了晉國的晉文公。

晉文公執政后，對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賞，唯獨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晉文公面前為介子推叫屈。晉文公猛然憶起舊事，心中有愧，馬上差人去請介子推上朝受賞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幾趟，介子推不來。晉文公只好親自去請。可是介子推不愿見他，早已經背著老母躲進了綿山（今山西介休縣東南）。晉文公便讓他的御林軍上綿山搜索，沒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個主意說，不如放火燒山，三面點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時介子推會自己走出來的。晉文公于是下令舉火燒山，孰料大火燒了三天三夜，大火熄滅后，終究不見介子推出來。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倆抱著一棵燒焦的大柳樹已經被燒死了。晉文公望著介子推的尸體哭拜一陣，然后安葬遺體，發現介子推脊梁堵著個柳樹樹洞，洞里好象有什么東西。掏出一看，原來是片衣襟，上面題了一首血詩：

割肉奉君盡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終不見，強似伴君作諫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憶我之時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無愧，勤政清明復清明。

晉文公將血書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親分別安葬在那棵燒焦的大柳樹下。為了紀念介子推，晉文公下令把綿山改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燒山的這一天定為“寒食節”，曉諭全國，每年這天禁忌煙火，只吃寒食。

篇7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旅游活動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人們對于旅游文化的渴望也愈來愈強烈。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大眾傳播特別是電視，占據了人們休閑生活中大部分時間，人們從電視上大量接觸異國他鄉文化，同時也不滿足于此，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家門，在導游的帶領下身臨其境地感受旅游文化的魅力。電視和導游，作為旅游文化傳播的兩種媒介，代表著典型的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本文旨在探討電視和導游在旅游文化傳播中作為不同的媒介分別具有怎樣的特點，存在哪些異同，能否有機結合以及結合模式問題。

    一、旅游文化傳播與媒介

    1、旅游文化傳播

    旅游文化是由于旅游活動的介入而形成的一種特殊文化，是旅游者為了休閑和娛樂而進行的短暫遷移。旅游者把自己原來居住地的文化帶到旅游地，在旅游地又領略了當地的文化，在此過程中，各種文化交匯融合，形成了旅游文化傳播。但是，在人們被大眾傳媒密不透風地包圍住的今天，以上關于旅游文化傳播的概念只能算作狹義的概念。今天的人們如果有一臺電視機就可以足不出戶地領略異國他鄉的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而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也可以通過電視節目接受外界文化影響。因此，要探討當今的旅游文化傳播就不能僅僅停留在以人際傳播為基礎的“真實世界”，還要著眼于以大眾傳播為基礎的“傳媒世界”(參見圖一)。基于“兩個世界”的旅游文化傳播都帶動了人員、信息、物質和資本的流動，促進了不同地區人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溝通，增進了不同地區之間文化的大傳播和大融匯。

    2、旅游文化傳播的媒介

    傳播媒介是傳播過程中的重要因素，也是傳播研究的重要內容。如前所述，當今的旅游文化傳播具有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雙重屬性，因此旅游文化傳播媒介包括人際傳播媒介和大眾傳播媒介。本文主要選取其中的導游和電視進行分析。

    在“真實世界”的旅游活動中，幫助旅游主體完成旅游活動的中介組織稱為旅游媒體。它是旅游文化傳播的渠道，包括各旅游組織和企業的活動。導游人員的活動是其中最典型的一類。一般而言，游客首先接觸且接觸時間較長的目的地居民就是導游人員。他們通過語言、手勢和神態等非語言符號進行傳播活動，連接旅游主體和旅游客體，屬于較為典型的人際傳播。導游人員對旅游目的地的介紹和講解，不僅使游客更加深入細致地了解目的地的風土人情，也擴展了游客對自然風光的審美欣賞能力，促進了不同國度、地域、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通過旅游主客體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傳播著各國、各民族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是一種廣泛的文化傳播。

    從大眾媒介來講，電視是最具有影響力和感染力的媒介形式。電視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形聲并茂、聲畫同步，可以傳遞更多、更直接的信息。在“傳媒世界”的旅游活動中，電視能夠把旅游目的地和旅游產品生動、形象、逼真、立體地展示給受眾，讓受眾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受。這種對旅游目的地或旅游產品栩栩如生的可視化展示，會對受眾形成一種強烈的視覺沖擊力，這是電視傳媒的優勢。旅游目的地宜人的自然風光與獨特的人文景觀通過電視媒介廣泛的傳播，可以讓受眾直接地、感性地領悟到旅游地的魅力。通過電視媒介傳播的旅游文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受眾的旅游需求，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受眾的旅游動機。

    電視同時也是受眾接受旅游信息的一個重要來源。根據卿志軍和鄭巖在《電視對旅游文化的傳播作用》中對海南海口、三亞部分旅游者的調查，受訪者獲取旅游信息的渠道主要是電視(39.9%)，也最關注電視上的旅游信息(48%)。那么看電視是否能夠代替實地的旅游活動?電視旅游信息是否能夠代替導游的講解呢?答案是否定的，個中原因則要從兩種傳播媒介的比較分析中去尋找。

    二、兩種旅游文化傳播媒介的比較

    1、電視與導游的差異: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

    大眾傳播是傳播手段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指特定的社會集團通過文字、電波等大眾傳播媒介，以圖像、聲音、符號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數人表達和傳遞信息的過程。從構成大眾傳播的要素來看電視對旅游文化的傳播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大眾傳播中表述的“特定的社會集團”是指專門從事信息生產和傳播的專業化媒介組織，這就意味著，經過電視臺采編后形成的電視旅游節目中的旅游信息具有很強的公開性、權威性和全面性。相比較而言，以人際傳播為基礎的導游人際傳播中，導游人員帶團的講解則具有很強的隨意性，每個旅游者所接受的信息也是不平衡的，有時還因為導游個人素質和職業責任感的參差不齊導致錯誤旅游信息的傳播。

    第二，大眾傳播以社會上不特定的大范圍受眾為傳播對象，且受眾具有匿名性和不確定性。電視旅游節目具有大眾性，這就意味著它是點到即止的，對旅游目的地的介紹通常是廣泛而膚淺的，因而難以滿足觀眾個性化的文化需要。導游員通過與游客面對面個性化交流，可以滿足不同類型游客的需要。比如對同一古建筑的介紹，面對知識界游客，導游員主要講解該建筑的歷史背景、建筑特色等;如果面對的是一般游客，他們感興趣的可能是關于此建筑的奇聞軼事和神話傳說，導游員可根據情況調整導游詞的內容和形式。

    第三，大眾傳播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電視憑著它獨特的魅力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大眾傳播媒體。電視聲畫合一的傳播方式，給觀眾以身臨其境的現實體驗。經過編輯和修飾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讓人感到“媒介世界”比“真實世界”還要“精彩”，不少游客去過旅游景點后感嘆“沒有電視上看著那么好”!

    第四，電視在節目形態上具有多樣性。電視的旅游文化傳播形式主要有電視旅游新聞、電視旅游廣告、電視旅游節目、影視劇等幾種。豐富的節目形態不論從對旅游文化傳播的廣度還是深度都具有很強的傳播優勢。相比而言，導游員的帶團講解似乎單薄了很多。也許在大眾傳媒讓這個世界變的絢麗奪目時，人際傳播很容易被忽視，但它依然是最基本的傳播方式，依然有它獨特的傳播特點。

    人際傳播是人類傳播活動中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在人類的傳播行為中，人際傳播有許多種樣式，如交談、爭論、講演、會議、教學，甚至包括電話、電子郵件形式的交談等。“當人們最大限度地以表現個性的方式，在一起談話和傾聽時，這種傳播的樣式就發生了”。旅游文化傳播中的導游和游客之間就是典型的人際傳播。

    首先，人際傳播具有雙向性，具有反饋及時、互動頻率高的特點。反饋是旅游人際傳播的重要環節，它是游客對導游員講解的反應，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旅游人際傳播的進程。旅游過程中，游客可以隨時就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向導游員反饋得到解答，對導游傳遞的信息有接收不到位的，也可以及時補充信息。因此，游客在實地游覽中對旅游文化信息的了解是深人的、透徹的。同樣的信息，如果通過電視媒介來傳播，情況會截然不同。雖然網絡的興起弱化了大眾傳播的單向性，但是受眾對電視媒介的傳播反饋依然是延遲的、低效的。電視的特性決定由它傳播的信息也是易消逝的。

    其次，人際傳播的內容更豐富和復雜。人際傳播最具有魅力的就是它的符號傳播，比如表情、手勢、姿態等，由這些符號傳達出來的意義往往更加豐富和復雜。人際傳播的意圖就是要產生理解，而理解就在于要領會傳播者的意義。通過這樣的理解，概念中的人際傳播范圍刁訊深度卻加大孔導游的人際傳播相對于大眾傳播，更易于溝通旅游地和旅游者之間的情感，產生共鳴。比如，每個導游員都有自己的講解風格，或風趣幽默，或引經據典，在講解過程中不僅僅是機械的旅游信息交流，還是情感的交流，進而對目的地產生綜合的印象。

    2、電視和導游的契合——“把關人”角色

    傳播的過程牽涉到對某些信息的選擇與傳遞，以及對另一些信息的剔除與摒棄。美國社會學心理學家、傳播學的奠基人之尸庫爾特·盧因1947年首次提出了“渠道與把關人理論”，傳播學者懷特1950年又進一步提出了新聞篩選過程的把關模式，從而形成了傳播學中的“把關大，理論體系:傳播過程中存在一些把關人，只有符合規范或把關人價值標準的信息內容才能進人傳播渠道。由于傳播渠道的有限性，以及一些社會集團對傳播過程不可避免的制約，信息不可能無限制地傳播，選擇與剔除的活動自然成為傳播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環節。

    旅游活動中導游為游客講解時，對內容也有一個類似“把關”的取舍選擇過程。一般來說，無論自然景觀或人文景觀，在歷史長河的變遷中抑或人類的開發演繹中，大都已經形成了一套約定俗成的講解體系。導游詞的內容包羅萬象，包括一般性的景觀介紹、背景材料、典故、相關的文字作品和文化事跡以及傳聞軼事等等。如前所述，在瀏覽的動態的有限時間內，導游基本上無法對上述內容一一進行講解，同時由于游客的個體差異性，可能層次懸殊、審美情趣不盡相同，導游一般會有選擇地針對不同游客選擇不同的講解內容，導游詞的深度、廣度及結構都會有所不同。在這一過程中，導游是傳者，游客是受者，導游對大量講解素材進行甄選，確定傳播內容，可以說，導游是旅游文化傳播的“把關人”。

    電視旅游節目同樣延續著傳媒內部的普遍規則，介紹什么樣的旅游文化，安排在什么時間段播出，節目時間長短等等這些無一不是在對傳播進行“把關”。而在旅游活動中，導游每一次帶團都是一個旅游文化傳播活動，同時也是一個“把關”過程，導游作為旅游文化傳播中的“把關大，具有強烈的個性色彩，盡管有行業條例和規章制度的約束，相對于電視旅游節目的“把關”程度來講，導游的“把關”有更強的主觀性。

    三、旅游文化傳播效果最大化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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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在儺事活動中自始至終都起著神像的作用，是活動的神靈。早期原始社會的儺面具，主要是模仿動物，面部表情傳達了一種猙獰、恐怖、凝重的情緒。通過面具制造的恐怖氣氛達到軀鬼逐疫的目的，克服現實原型局限，表演者戴上面具就具有了神的神的威懾力。現代的面具根據刻畫人物的性格特點、身份的不同確定不同的面部表情和色彩，面具神態更加自然趨向臉譜化，如紅面的關羽突出他的忠義的品德，黑臉的包公表現他的公正、清正廉明等。[4]不管面具的造型如何，其神力從來沒有消失過。現代的人們仍然堅信戴上面具就可以把天上的神請到人間和神進行對話，訴說人間的疾苦，通過一些供養的手段，讓神能心情愉悅的為人們消除疾苦。如圖2所示。現代的儺事活動中，表演和娛樂的成分逐漸增多，為了烘托活動隆重、喜慶的氣氛，服裝色彩上也逐漸豐富，但仍以鮮艷的顏色為主，服裝表面紋飾增多，特別是儺戲的表演中，扮演者根據角色的要求，從頭飾、面具到服裝都搭配的非常完整。服飾的扮裝擬態功能在儺事活動中清晰可見。

池州儺是以宗族為單位祭祀神靈、祖先的一種古老的儀式典禮。祖祖輩輩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們對于土地的情感從儺事活動中清晰可見。據《貴池地區志》記載，“池州地區在6月至7月為多雨季節，大雨和大暴雨多數分布在5月至8月，南部多，北部少，山區多，沿江圩區少。多雨季節形成的洪澇災害是最為突出的自然災害”。這些水旱災害，以及由此所導致的人、畜疾疫及莊稼損失，給人們留下慘痛的記憶，這成為儺文化存續的一個內在的重要原因。[5]在儺儀和歌舞表演中，祭祀土地、自然神靈的內涵是不變的主題。如各村都保留的儺儀《問土地》，雖然土地爺的服飾面具造型有一定的差異，但祈福的內容基本相同。一年一度的青山廟會盛況不減。青山廟始建于元大德年間，原為昭明太子祠，每年的正月十五，姚村、茶溪汪、南山劉、南邊姚、西華姚、蕩里姚等各自在五色神傘和鑼的開道下，抬著供奉有儺神面具的龍亭，在彩旗隊、鑼鼓隊、“肅靜牌”、“回避牌”及刀、槍、戟、錘、矛等兵器模型的簇擁下，穿著黃色對襟馬褂，從四面八方匯集到青山廟前。人們在這里祭祀池州最高土主--梁昭明太子，祈福納吉，期盼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青山廟會把儺事活動推向。

民間信仰是指由民眾自發地對具有超自然力精神體的信奉與尊重。民間信仰的存在，使村民心目中自然生成一種自我約束機制。他們大多相信“抬頭三尺有神靈”，“人在做，天在看”。[6]此外，在當地的儺服俗文化中有許多不成文的禁忌和規定，體現著鄉民們對于宗族信仰的堅守與重視。例如儺事活動，族長在打開面具和服裝道具的箱子之前要洗手，用稻草把子上熏煙除穢。穿戴服裝和戴面具的演員要先向面具行禮等。樂舞、戲曲只能由男性演出，戲曲中的女性角色要由男子扮演。女子是絕對不許參與操作的，否則便是對祖宗的不敬不孝。參加演出的人必須沐浴，還要提前三天禁絕，演員沐浴的目的是洗去身上污穢，禁絕是杜絕沾染婦女身上的穢氣。跳儺人穿得鞋子的鞋底只能用舊的上衣制作，下裝的材料是不能用在這個鞋子中的。這些口傳身授的儺事服俗都是由村民們自覺遵守，以虔誠的態度傳遞著儺鄉人淳樸的民間信仰和對神靈和祖先崇敬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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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院校以優秀企業精神為核心，借鑒和吸納優秀企業精神文化，結合已有的文化資源、辦學傳統，形成了富有校企文化融合特色的辦學宗旨、學院精神、辦學理念、辦學指導思想、校訓、辦學定位等辦學文化理念。在這些文化理念的統領下，校風、校紀、校訓建設與企業精神培養和企業道德教育緊密聯系在一起，使學院精神成為企業精神的延伸，實現了與企業和市場的有機銜接。在行業企業的共同參與下，根據行業企業相關崗位培養目標要求，設置專業和培訓項目，按企業要求組織教學活動，針對企業開展職工培訓和技術咨詢，有利于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校園文化。

2.有利于建立校企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校企合作對于高等職業技術學校是不可或缺的基礎條件，是培養高職人才的有效途徑。在基于工作過程系統化條件下，校企合作不會自發地實現，構建高校、企業、學生、政府等校企合作主體的動力機制是推行工作過程系統化的關鍵所在。運用經濟措施構建校企合作的利益誘導機制，通過建立法律法規構建對校企合作主體的約束機制，運用教育手段構建校企合作主體的合作價值觀影響機制。構建促進校企合作動力機制，既要靠經濟政策的指導和法律法規的約束力，也不能忽視合作價值觀的影響力。為此，就要運用教育手段培育企業和高校追求合作效益雙贏的理念，營造合作的企業文化和校園文化，從而形成在合作價值觀影響下的促進校企合作的內在動力。學校與企業之間通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為文化的融合架設學校與企業合作的橋梁，提升校企合作的層次。校企雙方本著“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真誠合作、共同發展”的原則，建立長期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3.有利于培養學生的職業素養。

職業素質僅僅通過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是無法形成的，職業實踐和企業文化的陶冶，是養成良好職業素質的不可缺少的途徑。而且不同的職業(行業)往往有明顯不同的職業素質要求，這種不同的素質要求需要有不同的文化來陶冶。要使高職學生在校學習時，就能感受這種職業(或行業)文化，初步形成較好的相應職業的職業素質，必須通過包含有一定職業文化內涵的校園文化來引導和規范學生的思想和行為，使學生逐步了解、習慣和自覺遵守相關職業的素質要求。揚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經濟管理系學生赴揚州強凌有限公司進行社會實踐、企業調研。學生首先是角色的轉換，由學員變為企業員工，由消費者變為生產者，由學理論變為實實在在的商品生產實踐。“工作學習化，學習工作化”企業文化的熏陶，工人們吃苦耐勞、艱苦奮斗的精神，生產工藝、質量成本的嚴格管理，規章制度的約束，高效、快節奏的工作運轉，這些為學員們的思想提升提供了一個生動的課堂。

4.有利于創造性人才的培養。

不論是學校還是企業，在市場中的影響和作用，往往取決于其創新動力。因此，高校與企業作為創造性人才培養的主要環境，作用日益突出。校企文化建設的科學與否，直接決定著能否培育出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人才和科技。許多諸如交際、審美、創造等方面的綜合素養和實踐能力，不能完全從傳統、正統的教育活動中獲得，必須通過校園文化、企業文化的長期熏陶才能逐漸得到。所以，高職生需要不失時機地參與到企業文化的活動中去，提升自我，更多地了解社會、了解企業。校企文化的互動，能使高職校院的學生真正明確企業需要什么樣的人才，到底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

二、基于校企文化對接的高職特色校園文化建設的途徑

1.探尋校企文化融合點，促進校企文化相互滲透。

校企合作中常常遇到的一個問題是，企業文化和校園文化難以很好地融合，這成為建立校企合作長效機制的一個障礙。學校與企業的文化內涵、價值取向各有自己特殊的一面。校企合作長效機制的建立依賴校企深度融合，需要共同的文化理念、共同的價值取向。在校園文化中，物質文化是物質載體，制度文化是運行制導系統，精神文化是它的核心內容。而在企業文化中，企業的精神文化是以指導企業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的各種行為規范、群體意識的價值觀念和以企業精神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決定著企業成員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它是企業發展的靈魂。校企文化的這種共同性，需要在實踐中予以優化組合，從高職生的實際特點出發，構建一個科學的校企文化體系，實現兩者的優化組合、融會貫通、相互促進，以實現各自的既定目標。高職院校與產業界定期進行戰略對話，校企共同組建董事會、專業指導委員會；企業兼職教師進校園、教室和專業教師進企業，進行人員文化交流；校企共同開發課程、教材，進行課程文化共建；建設能夠彰顯企業文化的工廠化實訓基地，車間型實訓室，進行環境共建等，都是高職院校建設特色校園文化的有效途徑。

2.積極開展校企文化的交流活動，搭建校企文化對接的平臺。

校園文化是一種使命文化，而企業文化則是一種責任文化。通過這兩種文化的交流，讓企業與學生之間都達到雙贏的效果。企業文化與校園文化的碰撞、融合，也能使學校更好地為企業和區域經濟發展培養適用人才。揚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經濟管理系與揚州強凌有限公司聯合舉辦文藝晚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首先，文藝晚會使得校園文化和企業文化的先進理念相互交融，讓兩種文化一脈相承，散發出自身的獨特魅力；其次，學生們通過與企業家“零距離”接觸，可以更加了解認識到企業要求、企業文化，明白作為準職業人應養成的道德素質和技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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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6-0247-02

一、檔案的文化屬性

檔案屬于文化現象，記錄了人類活動和思想，凝結了人類社會特征和民族標志，包含了知識、信息、信仰、道德、法規、習俗等智力的、審美的、技術的和精神的成果。檔案記錄了物質生產過程和精神生活進步的狀況，社會制度的改造和進步狀況，反映了社會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也反映了社會文明的程度。

檔案本身是一種智力產品，屬于精神生產范疇，具有傳播知識的功能，是人類獲取知識的重要途徑，被譽為“歷史文明之母”，是社會文明的產物和表現，對社會精神文明建設具有重要影響[1]。檔案以各種方式和各種類型的載體將人類的歷史活動過程和思想認識和成果記錄并流傳后世，是人類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遺產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之一。檔案是社會文明的記錄與標志，對社會建設和發展有重要價值。

檔案的文化屬性把檔案和檔案事業及人類的社會活動密切聯系起來。檔案文化不僅僅指檔案實體文化，在檔案管理活動中，檔案技術運用、檔案管理方式、手段與設備反映著檔案文化和檔案價值觀念的認識程度。因此，檔案文化的類型可以分為檔案實體文化、檔案管理文化、檔案產品文化、檔案事業文化及檔案學文化等[2]。不同類型的檔案文化構造了特定的檔案文化結構。

二、檔案文化結構與特點

（一）檔案文化結構由核心結構和外部形式兩部分組成

檔案文化的核心結構由檔案觀念、檔案價值和檔案管理組成。檔案觀念即檔案傳統、或檔案意識（心理及思維方式），檔案觀念承擔著檔案文化價值體系的構造功能。我國有優良的檔案文化傳統基礎，歷經了各代改革與完善，檔案管理制度、檔案工作法制建設、史料編纂、檔案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技術等傳統對當今檔案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檔案傳統是檔案文化內積淀最深、最久的文化內涵，檔案意識或心理也無不滲透著檔案傳統。

當代檔案意識主要內容是歷史記錄、信息來源和文化遺產，受經濟基礎、國家政治、社會文化影響。檔案意識對檔案理論產生重要影響，與檔案理論存在交叉，對檔案理論有評價和校正功能，可以說正確的檔案意識是檔案理論產生的條件。此外，檔案意識對檔案實踐工作也產生控制作用，更能影響社會記憶構建[3]。

檔案文化價值本身具有多元性，由檔案記錄范圍的廣泛性和記錄形式的多樣性。檔案文化價值是文化形成者和檔案工作者在文件的制作、形成、積累、保管、整理、鑒定等創造性活動中勞動的結晶[4]。檔案文體的形成是經過檔案工作者有效的、科學的篩選活動，最后成為記載和傳播人類文明的媒介。每個檔案個體都是人類有效勞動的創造物即文化的創造物，既有人們工作、活動、經驗的總結，也有對經驗升華至科學總結的形態。檔案是文件形成者的勞動、經驗和知識創造的產物，也包含了檔案工作者創造性的勞動即把文件轉化為檔案的過程。檔案工作者挑選有價值的文件，經過文件鑒定的過程，從而成為檔案文化另一個重要的創造主體。

對檔案行為的理性要求也是檔案文化的核心部分，如法規、行政管理規章和理論、工作標準[5]。檔案管理和利用的理論、經驗、技術、規范是對檔案活動目標的規范，具有文化連接和文化控制的功能。

（二）檔案文化的外部形式由檔案行為方式、行為成果、記錄手段和組織機構共同構成

檔案行為方式即檔案的形成和存貯行為、檔案利用、檔案研究等行為。通過一系列的檔案行為可以把檔案從無序轉化為有序、從較低層次轉化為較高層次，對檔案現象形成新的認識，這是檔案從形成到開發的過程，也是檔案從形成科研成果的文化活動過程。

檔案行為結果是檔案行為方式的產物，檔案行為結果又可以進一步分類為檔案形成階段的行為結果和檔案利用階段的行為結果。檔案行為結果具體反映了人們對檔案現象認識的新發展，為進一步開展檔案工作創造條件。

檔案手段依靠一套成熟的符號系統。檔案符號系統成為人類文明的記錄手段，符號系統承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凝聚、積累和傳遞社會文化。

（三）檔案文化具有穩定性

檔案文化核心結構是處于文化結構深層中的靜態結構，具有很強的穩定性。核心結構具有內隱性，對檔案文化發展起決定作用，核心文化具有從內向外的擴張性，有制約和控制能力。檔案文化的核心結構具有相對獨立性，是最具決定性作用的部分，核心文化是檔案文化產生的根本原因，起決定作用，有著較高的精神元素和文化含量。

（四）檔案文化具有動態性

檔案文化的外部形式是易為公眾感知的文化現象，具體表現為公眾檔案行為、檔案利用方式、檔案資源的渠道和方式，檔案管理機構、檔案部門行為方式的物化成果、檔案宣傳和展覽等內容。檔案文化外部形式是是檔案文化功能的體現，處于文化結構的表層，是文化的顯性部分，具有很強的動態性。

（五）檔案文化具有社會性

檔案文化的外部形式受社會活動影響較大，是檔案文化中較為活躍的部分，直接展現檔案的文化功能。社會是檔案文化外部結構的生態環境，不同的生態環境產生不同的文化結構，檔案文化受社會環境的影響，自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自然條件、政治制度、歷史背景、的不同都會產生不同的檔案文化形態。

（六）檔案文化具有轉化性

外層文化是核心文化的衍生，它圍繞核心文化體現文化內核的精華，又具有內聚性。核心結構和外部形式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外部的表層文化經過長期積淀可轉化為核心文化的組成部分。核心文化中不適于社會發展的部分會被逐漸淘汰。

三、我國檔案文化結構存在的問題和發展途徑

我國檔案文化核心結構中有著良好的檔案文化傳統，如集中統一的檔案管理體制、嚴格規范的管理風氣、豐富的典藏和發達的史料編纂等。但我國檔案文化也存在著問題，檔案文化中的“官方文化”色彩和“精英文化”色彩過于濃重，檔案僅向國家行政機關服務，為社會公眾服務的意識淡薄。這種狹隘的檔案觀念、檔案意識和畏懼檔案開放的心理已成為我國檔案社會化和面向大眾的障礙。

我國檔案文化結構中的外部形式發展相對滯后，尚沒有體現出應有的社會性和文化性。我國檔案文化傳統中還帶有農業文明的一般特征，對外開放與交流不夠，相對封閉。此外，檔案理論基礎薄弱，管理技術和管理方法還有待改進。

對此，我國檔案文化應當改變傳統檔案文化社會化程度低的現狀，面向大眾開放。檔案文化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資源，應當走檔案文化社會化的道路，充分發揮檔案文化的價值。這就需要消除“官方文化”色彩改變官本位的檔案意識和心理，消除“精英文化”色彩的不利影響。同時，增強為社會公眾服務的意識，面向大眾，弘揚民族文化傳統，承擔起傳承民族文化和社會教化的使命。

目前，我國的檔案的管理已經開始了從政府范式向社會范式的轉變，檔案文化對社會生活正在產生積極影響。檔案開發、信息公開，一方面可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可推動學術研究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

參考文獻：

[1] 王英瑋.檔案文化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3.

[2] 潘連根.文件與檔案研究[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