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糾紛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新制度經濟學的一些重要概念

1．1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新制度

經濟學的產生被認為是起于1937年美國經濟學家科斯發表的《廠商的性質》一文，但是新制度經濟學學派的形成和發展是在20世紀下半期。有學者為了把它區別于19世紀形成的美國制度學派及后來的新制度學派(也叫新制度主義)，而把它稱為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派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來分析制度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而制度學派及新制度學派是批判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正統分析方法的，它們是“作為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對立面出現的”。我們都知道，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經濟人”，即每個人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原則。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假設雖然延續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但是它關于人的假設是從實際的人出發來研究，即受到現實生活中制度的制約條件下的活動，因為“更接近現實的人”。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科斯在回答企業起源的問題時提出了“交易費用”這個概念，他認為，每種經濟活動的資源配置都需要發現價格、簽訂合同等等，資源的配置由市場決定，而市場由價格機制決定，這就必然產生一定的交易費用。企業作為一種市場制度，它的產生是為了降低經濟過程中交易費用，起到了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因此，科斯揭示了交易成本和制度的某種內在聯系。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對交易費用進行了定義，科斯認為交易費用是指為獲取準確的市場信息所需付出費用以及談判與契約的費用。威廉姆森認為交易費用是事先交易成本和簽訂契約后的一系列費用。如今，交易費用泛指一切與交易相關的費用。

1．2科斯定理與產權在解決外部性問題上

后人根據科斯的理論總結了“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費用為零，那么無論法定權利歸誰都不重要，資源配置都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產權經濟學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組成部分認為，產權是一種權利，它強調產權、激勵與經濟行為的聯系。它為解決外部性問題提供了一個解決辦法。產權經濟學認為，產權不清是造成外部性和“搭便車”的主要根源，外部性的產生與產權的起源有著必然的聯系，有效的產權可以降低或克服外部性。那么影響產權的形成因素有哪些了?根據盧現祥歸納的有:第一，技術。新技術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而缺乏相應的技術可能是“搭便車”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人口數量。人口數量的增長與資源的有限，造成了人均資源的降低，于是，資源變得“稀缺”起來，這必然導致排他。而產權就是種排他性的經濟權利約束。第三，資源的稀缺程度。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離開產權，任何稀缺資源的配置都是無效的。第四，要素和和產品的相對價格的變動。價格的上升導致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經濟行為，“獨占性”成為一種優勢選擇。那么明晰產權意義在哪呢?明晰產權可以解決責任不清的問題，有利于激勵經濟主體，有利于形成約束機制。通過以上新制度經濟學的簡單回顧，我們下面對黑樹林的水資源糾紛進行適當的分析。

2黑樹林水資源糾紛中的新制度經濟學問題

黑樹林有兩條水溝，打洞大溝與竜賓大溝，黑樹林地區的人們就是圍繞兩條水溝的問題展開的。這場糾紛的主體實則是“同一民族的同一個支系”，由于不同的行政區劃，一種“地域認同”高過了“民族認同”的一種現象。生活在有限的同一水資源地區，幾個村子圍繞水資源的使用權展開了長達兩百多年的爭奪糾紛，不得不思考根本原因是什么的問題。對于黑樹林地區的紛爭原因，我們的直觀感受就是因為“水”，缺水造成的。胡忠文、楊劍波和胡陽全都有各自的看法。胡忠文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是貧窮和人的素質低。過去因為窮而爭資源和生存條件，過去人的素質低，封建宗法觀念一度突出，群眾中只有比高低、比輸贏。現在的人觀念變了，法制意識增強了，有分歧找政府，有爭議靠法律。上級的扶持、基層干部的帶動，使黑樹林地區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有了堅實的基礎”。楊劍波分析了村社組織的特點，認為:“傳統的村社組織:(1)有較明顯的習慣區域。(2)山林、土地、水等自然資源為村社共有。(3)有共同的祭禮活動與節日。(4)共同對外。這種由村社內不斷發展的私有制和原來公有制之間的矛盾，反映到人與人、戶與戶、村寨與村寨之間，最容易引發矛盾，最突出的是對原來公有的自然資源的分配使用問題。在黑樹林地區哈尼族中，村社觀念對現實生活有著深刻的影響。在傳統觀念中，部分自然資源屬于公有，誰使用誰擁有，部份村寨和農戶仍按傳統習慣去做，但現實的黑樹林四個鄉卻分屬于不同的兩個縣，并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胡陽全認為:“影響西南民族地區農村穩定的原因是因爭奪草場、山林、礦山、湖泊、水源、土地等資源引發的糾紛經濟因素，還包括社會治安、等因素。”我們都知道，水資源屬于公共資源，對于公共資源的產權界定是相當困難的。公共資源具有非排他性、公共性、外部性等特征。正是由于公共資源具有這些基本特征，才使得公共資源具有尤為明顯的外部性問題，而這種外部性伴隨的產權問題是無法像私有財產那樣界限十分分明的。新制度經濟學認為，要解決外部性問題，應該從產權的界定。經濟學界一致認為，產權是一種權利，也就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或者說是一種有價使用的權利。而像黑樹林糾紛中的水這樣的公共資源能夠用“產權”進行解決嗎?在黑樹林水資源糾紛中，實質就是圍繞“水”資源的使用權問題展開的一場資源使用權的爭奪戰。而當地村民圍繞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始終處于傳統的解決思維中。雖然黑樹林糾紛中有以立碑方式的“契約”、購買等權利意識，但是卻沒有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產權”之說。筆者認為，黑樹林糾紛的最終解決辦法還是從治貧和解決當地生活條件入手。由于當地人的利益不同，認識不同，行政介入是不當的。云南省政府在黑樹林地區大力投資，通過興建水利工程、能源和通訊基礎設施，改善當地交通，修建貿易市場，投資發展教育、衛生、科技，有其修建一座新水庫，多頭并舉，有力改善了當地人的生活條件，提高了當地人的生活水平。這為解決當地資源糾紛起到了關鍵作用。而這些措施恰恰有效解決了當地資源“稀缺性”的貧困性競爭問題。

3黑樹林給新制度經濟學視角下的公共資源管理的啟示

從新經濟經濟學視角來看待黑樹林的問題，是可以得到關于公共資源管理的相關啟示的。王艷、韓方彥、樓惠新和王黎明都有各自的獨特見解。談到公共資源的管理，王艷認為“公共資源的產權界定是一個復雜的網絡式工作，界定公共資源產權的方式不存在“唯一”，以政府職能轉變為主，輔之以法律、市場手段，以及民眾支持，采取多中心治理體制才是合理界定公共資源產權的明智之舉。”韓方彥認為:“公共資源產權的界定制度缺陷突出表現為未能清晰界定公共資源產權主體所有權以外的其他經濟權利。因而，需要健全公共資源產權制度，強化公共政策執行的目標指向，維護公共利益，建立并完善公共資源政策工具體系，構建公共資源市場化配置監管體系。”樓惠新和王黎明認為:“公共資源的參與式管理可以解決好各方利益，有利于公共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綜合效益的提高。以上都是都是學者給解決公共資源提供的一個問題解決思路。”筆者認為，由于公共資源的特殊性，它注定無法像用私有財產那樣產權明確，所以，應當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探索恰當的解決因公共資源造成的糾紛的辦法。黑樹林是幾個村之間因水引發的糾紛，對于群體性爭奪資源使用權，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點解決:第一，以發展當地經濟作為根本大計。集體性爭奪自然資源的使用權，無非是因為經濟生產條件的制約，目的是為了生產和生活。因此，發展經濟，解決貧困是首要的大事。第二，公共資源的參與式開發利用。由于共同需要同一資源，而中國鄉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制，這就決定了不可能從私有產權的角度進行解決。公共資源的參與式開發利用要求各方主體明確各自權利和義務，有節制的使用資源，而不濫用、消耗等。各方制定好規則，依據制定的規則，根據自己的權重進行活動。第三，擱置爭議，合作共享，共同開發。建立一種合作機制是互利雙贏的模式，集體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幫助，團結協作。第四，建立綜合治理管理機制，協調好集體之間的矛盾，及時處理潛在的糾紛問題。第五，進行教育引導。第六，政府應當特殊問題特殊解決，對因資源稀缺而造成貧困的地方，應該大力投資，幫助發展，解決人們發展的自然制約條件。總而言之，公共資源的開發、使用和管理，應該朝著合作開發、利用和共同管理的合作機制出發，制定好規則，明確各自權重，共同發展。

篇2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縱觀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經濟的空間集聚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正如克魯格曼所言：“經濟活動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什么?一個簡短的回答肯定是集中”。與經濟的空間集聚相伴而生的是區域經濟增長的非均衡化以及地區差距的擴大。作為中國經濟增長最快、最具活力的省區之一，江蘇省內部表現出很強的經濟集聚趨勢，同時一直受到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困擾，地區間差距在最近20年迅速擴大。集聚是否是導致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的重要因素?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實證研究。

長久以來，經濟增長與經濟集聚的研究幾乎互不相關。然而，現實表明，經濟活動的空間聚集與經濟增長是很難被分割的兩個過程。20世紀90年代后期，一些新經濟地理學領域內的學者開始嘗試整合新經濟地理學與新增長理論，在統一的理論框架下探討集聚與增長之間的相互作用，其中開創性的工作包括Martin和Ottaviano(1999)、Baldwin(1999)、Baldwin和Forslid(2000)以及Baldwin等(2001)。他們通過強調技術外溢和空間集聚的相互作用，為解釋經濟集聚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聯系提供了一個非常清晰和簡明的理論分析框架。Fujita和Thisse(2003)在此基礎上通過改進研發部門的生產函數和熟練工人的動態遷移過程，給出了一個數學分析更加容易、分析結果更加具體的整合模型。Dupont(2007)也在集聚與內生增長的框架下，分析了經濟一體化過程對區域差異和不平等的影響。他們的研究表明：集聚對于整體的經濟增長是有利的，地理位置會影響到經濟增長。

伴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經濟學家開始針對經濟集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展開實證研究。許多研究驗證了集聚的增長促進效應。如Ciccone(2002)使用5個歐洲國家NUTS第3級地區的數據分析了就業密度對于平均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發現制造業與服務業活動的集聚的確對區域經濟的增長具有正面效應。Henderson(2003)使用70個國家1960-1990年的面板數據，發現城市首位度(一國最大城市份額)在低收入國家有利于經濟增長。[SlCrozet和Koenig(2007)使用EU地區1980-2000年的數據，探討了區域內經濟活動空間集中對增長績效的影響，發現生產活動的內部空間分布越不平衡的地區增長越快。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與理論預測相反的結論，如Sbergami(2002)使用6個歐盟成員國1984～1995年的跨國面板數據對經濟增長率和經濟集聚相互關系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發現。高技術行業、中等技術和低技術行業的集聚對于經濟增長率的影響都是負面的。㈣更為復雜的是，空間集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是非線性的，在發展的早期階段，集聚促進增長；但當達到某個收入水平后，集聚對經濟增長就沒有作用，甚至有害于經濟增長。這一假說得到了Brulhart和Sbergami(2009)的驗證，他們利用跨部門OLS和動態面板GMM估計方法研究了一國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對國家層面增長的影響，發現只在經濟發展的某一水平集聚才能推動GDP增長，關鍵水平約為人均10000美元。

針對中國的經濟集聚與經濟增長問題，范劍勇(2004)認為，中國現階段仍處于“產業高集聚、地區低專業化”的狀況，國內市場一體化水平總體上仍較低，且滯后于對外的一體化水平，這一現狀使得制造業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無法向中部地區轉移，進而推動地區差距不斷擴大。㈣張艷、劉亮(2007)運用工具變量法，基于中國城市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經濟集聚對于城市人均實際GDP的影響，結果發現，經濟集聚具有內生性，它對于城市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張卉、詹宇波、周凱(2007)構造了產業間集聚指數和產業內集聚指數，并以此作為解釋變量實證檢驗了中國產業集聚與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他們的研究發現，產業內集聚和產業間集聚都對中國經濟增長存在顯著影響。吳利學、傅曉霞(2008)以規模報酬遞增為基礎構建了一個包含集聚經濟的生產函數，分析了城市化和市場化對中國各地區集聚經濟效應的影響，他們的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各地區集聚經濟效應顯著，且集聚經濟效應在地區經濟增長中作用明顯。馬君潞、郭威(2007)通過對我國分省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表明，提升一個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地區的集聚經濟環境，因此，積累集聚經濟優勢是吸引外資、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途徑之一。

在這些實證分析中，雖然有的研究也考慮到了不同地區差異的影響并以地區虛擬變量來衡量，但從本質上看，區域總是被當成一個獨立的個體進行分析，區域間潛在的相互影響往往被忽略。事實上，任何一個地區的經濟都不可能獨立存在，它總是與其他經濟體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在多數研究中，這一觀點都還沒有被正式引入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空間計量經濟學是在橫截面或面板數據中研究經濟單位的空間相互作用，近年來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一些學者開始運用空間計量方法，明確將地理空間因素考慮到經濟集聚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中去。Ying(2003)采用1978～1998年的省級橫截面數據，從空間經濟學的視角研究了中國經濟增長問題，并指出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來源主要是非農業勞動力增長率、制造業產出、資本積累和實際的外商直接投資。林光平、龍志和及吳梅(2005)采用空間計量經濟方法，研究我國28個省(市、區)1978～2002年間人均GDP的盧收斂情況，認為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地區間的空間相關性對各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大，我國地區間經濟存在收斂性，但是它的估計值表現出增大的趨勢。”吳玉鳴(2007)運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對2000年中國2030個縣域的增長集聚與差異進行了空間計量分析，結果表明，中國縣域經濟增長不僅與人力資本、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等因素密切相關，而且與相鄰縣域的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依賴性。㈣符淼(2009)采用空間計量分析方法對技術傳播的空間模式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技術和經濟活動都存在局部集聚，技術集聚度高于經濟集聚，且兩者的集聚度隨時間增強，地理分布高度一致。隨地理距離快速下降的技術溢出效應是導致局部集聚和東西部發展不均衡問題的原因之一。

針對江蘇經濟表現出來的空間集聚現象與地區差距問題，本文擬采用空間計量經濟模型，對江蘇省縣域經濟集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

二、江蘇省縣域經濟活動的空間相關性

首先，畫出江蘇省2007年縣域人均GDP的空間分布四分圖(圖1)。按照人均GDP的大小，65個縣域被平均分為4組，以顏色的深淺代表相應縣域的人均GDP的大小。由圖1可見，江蘇省縣域層次的經濟活動在地理分布上是極不均衡的，呈現出蘇南一蘇中一蘇北梯度遞減模式。并且鄰近區域的經濟指標水平基本相近，具有明顯的集聚特征。

接著，通過計算縣域人均GDP的MoransI指數對其空間相關性進行檢驗。Moran''''sI是最常用的檢驗空間自相關性的統計指標。利用GeoDa0.9.5軟件，得出Moran''''sI=0.7445，在0.1％的概率上顯著，表明江蘇省縣域經濟的分布的確存在明顯的空間相關性。

進一步，作出江蘇省2007年縣域人均GDP空間自相關聚類圖(圖2)，圖中HigllHigh部分表示人均GDP高的地區被人均GDP高的地區所包圍，Low-Low部分表示人均GDP低的地區被人均GDP低的地區所包圍。這種分布顯示出江蘇省縣域經濟之間存在著正的空間自相關性，形成了某種空間“俱樂部”現象。人均GDP水平較高的縣域(H-H地區)集中分布在蘇南地區，而人均GDP水平較低的縣域(L-L地區)則分布在蘇北地區，地區之間經濟增長差異顯著。

由此可見，我們觀測到的截面區域之間在地理上是一些明顯具有空間依賴性的經濟實體，誤差項獨立的假設在統計上被拒絕了，也就是說，OLS估計的結果是不可信的。因此，這里將地理空間維度引入研究中來，采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來估計經濟集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變量選取、數據來源與模型設定

(一)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關心的問題是經濟集聚是否會促進經濟增長，因此，在進行實證檢驗時，需要對經濟增長和經濟集聚分別進行度量。本文選取人均GDP的自然對數來衡量縣域經濟的增長。由于各地區在人口和面積方面相差很大，因此選取人均GDP為測度指標來衡量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具有一定的客觀性。關于經濟集聚，本文選取第二產業區位熵、第三產業區位熵和城市化三個指標來衡量經濟集聚的程度。i地區i產業的區位熵定義如下：其中：Eij表示j地區i產業的產值，∑iEij表示i產業在整個區域的總產值，∑jEij表示j地區的總產值，∑i∑jEij表示整個區域的總產值。因此，該指標的分子是j地區的i產業占整個區域該產業總產值的份額，分母是j地區的總產值占整個區域總產值的份額，通過兩者的比來評價i產業在j地區的集聚程度。區位熵小于1說明該產業的集聚化水平比較低，區位熵等于或大于1說明該產業的集聚化水平較高。區位熵越大，說明該地區的這一產業在整個區域范圍內的集聚程度越高。

本文中令i=1，2，3，分別表示三次產業；j=1，2，…，65，分別表示江蘇省65個縣域。因此，LQ1、LQ2和LQ3(這里省略了下標)分別表示江蘇省每個縣域第一、二、三產業的區位熵，度量了三次產業在該地區的集聚程度。由于經濟的集聚主要體現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所以選擇第二產業區位熵和第三產業區位熵作為衡量經濟集聚程度的兩個解釋變量。

此外，城市的出現也是經濟集聚的一種表現。經濟學家長久以來一直強調城市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更準確地講，城市己被看成一種主要的社會制度。城市化是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尺度的體現，城市化不但表現為人口向城鎮聚集和非農人口上升，還表現為人們生產與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價值觀念由農村向城市文明升級轉化的過程。因此，本文希望就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這里用非鄉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來衡量各地區城市化的程度。本文采用2007年江蘇省65個縣級行政區域的橫截面數據，所有統計資料均來自《江蘇統計年鑒(2008)》。

(二)模型設定

1經典線性回歸模型

基于以上考慮，本文首先構建經典線性回歸模型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1)

其中，PGDP表示縣域人均GDP水平，是本文的被解釋變量，LQ2和LQ3分別表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區位熵指標，URBAⅣ是城市化指標，三者用來表示經濟集聚，是本文關心的解釋變量。

2空間計量經濟模型

針對經典線性回歸模型(1)，可以通過兩種不同方式引入空間依賴性。相應地，空間計量模型有兩種設定形式：

第一，空間滯后模型(SLM)，在解釋變量中增加一個空間滯后變量，模型的形式為：

InPGDP=β0+ρW_PGDP+β1LQ2+P2LQ3+β3URBAN+ε(2)其中：W是空間權重矩陣；W_PGDP是空間滯后變量，定義為W_PGDG=WlnPGDP；P是空間自回歸系數；ε是誤差項；其他變量的含義與原來相同。

第二，空間誤差模型(SEM)，通過誤差項引入空間相關性，即假設誤差項是空間相關的。如果誤差項是一個空間自回歸過程，則模型具體形式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ε=AWε+u(3)其中：λ是空間誤差自回歸系數，Wε是空間滯后誤差項。

3空間計量模型的選擇

Anselin(2005)提出，可以根據拉格朗日乘子LM-Iag和LM-Error，以及相應的穩健性拉格朗日乘子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在兩種空間計量模型之間進行選擇。首先判斷LM-Lag和LM-Error的顯著性，如果兩者中只有一個是顯著的，那么就選擇相對應的模型，即如果LM-Lag顯著就用空間滯后模型，LM-Error顯著就用空間誤差模型。如果兩者都顯著，則需進一步比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的顯著性，選擇Robust指標中更顯著的那一種模型。是選擇空間滯后模型還是空間誤差模型，下文中根據判別指標的具體情況而定。

四、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為了進行比較，首先給出經典線性回歸模型的OLS估計結果，見表1。由表1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OLS估計的F統計量達到117.193，模型整體上非常顯著。擬合優度為0，8521，說明擬合程度一般，可能與忽略了空間依賴性有關。LQ2、LQ3和URBAN系數的符號都與預期一致，均為正；LQ2、LQ3在1％的水平上顯著，URBAN在5％的水平上顯著。自然對數似然函數值(Loglikelihood)、赤池信息準則(AIC)和施瓦茨準則(SC)作為衡量模型擬合優度的指標，在下文中與空間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進行比較。

接下來，采用GeoDa0.9.5軟件對OLS估計的殘差進行空間依賴性檢驗。這里使用的江蘇省縣域地圖數據來自中國分縣行政區劃界線數字化地圖，①空間權重矩陣采用的是一階Rook鄰接矩陣。檢驗結果見表2。表2顯示，Moran''''sI指數在1％的概率上顯著，說明OLS估計的殘差存在明顯的空間自相關性，經典線性回歸模型可能存在模型設定不恰當的問題。因此，這里采用OLS估計是不合適的，需要將截面單元之間的空間相關性引入模型中。具體是采用空間滯后模型還是空間誤差模型，可以根據拉格朗日乘子檢驗的結果來決定。由于LM-Lag和LM-Error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因此需要進一步比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RobustLM-Lag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RobustLM-Error在10％的水平上顯著，相比之下，RobustLM-Lag的顯著性更強。因此，根據上文中提到的標準，選擇空間滯后模型(2)更為合適。空間計量模型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計，系數估計值會有偏或者無效。這里用極大似然法(ML)進行估計。結果見表3。

首先，通過似然比檢驗比較原模型(不考慮空間因素的經典回歸模型)與各擇模型(空間滯后模型)空間自相關系數的漸進顯著性。表3中SLM模型的LR值為25.4468，在1％的水平上顯著，再次證明該模型中空間依賴性的存在。進一步，三個經典檢驗是漸進一致的，但在有限樣本中，應該滿足Wald>LR>LM。本文中，Wald值為28.4089，LR值為25.4468，LM-lag值為24.3492，與預期的順序一致，說明SLM模型符合ML估計的漸進性質，模型的設定是比較合理的。

其次，根據Loglikelihood、AIC和SC比較SLM模型和經典線性模型OLS估計的擬合優度。Loglikelihood越大，模型的擬合效果越好。而AIC和SC則相反，值越小，表示擬合效果越好。由表3可見，SLM模型的Loglikelihood值為-1.3229，大于OLS估計的Loglikelihood值-14.0463，SLM模型的Akaike值和Sehwarz值都小于OLS估計的相應值，說明SLM模型的擬合程度優于原經典回歸模型，引入空間效應使模型的解釋力有了明顯增強。

最后，對SLM模型估計的系數進行分析。空間滯后變量WLNPGDP的空間自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縣域人均GDP增長在地理空間的鄰接上表現出了較強的溢出效應。縣域經濟增長集聚的空間相互作用或影響的途徑可以通過鄰接地區而相互傳遞。三個衡量經濟集聚的解釋變量LQ2、LQ3和URBAN的符號均為正，與我們的預期一致，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一結果支持了經濟集聚對于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的結論。具體而言，LQ2的回歸系數為2.3931，說明第二產業的區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將使縣域人均GDP增加約2.39％；LQ3的回歸系數為1.7357，說明第三產業的區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將使縣域人均GDP增加約1.74％。LQ2和LQ3的系數比OLS估計中兩者的系數均有所降低，說明OLS的估計結果可能存在向上偏誤。URBAN的回歸系數為0.0105，說明非鄉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增加1％，則縣域人均GDP可以增加約0.01％。與OLS估計結果相比，城市化指標的顯著性有了明顯提高(P值由0.0439降低到了0.0031)。總體看來，第二產業的集聚對于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最為明顯。

五、結論及政策含義

(一)主要結論

1江蘇省縣域經濟具有顯著的空間依賴性，鄰近區域的經濟增長相互影響，但這種影響以回浪效應為主，擴散效應不足，因此導致蘇南蘇北地區經濟差距加大。由于地理區位、經濟基礎、經濟結構、發展政策等方面所具有的優勢，蘇南地區集聚了大量資本、技術和人才，具有規模經濟效益，自身增長迅速，成為江蘇地區的“增長極”。政府希望通過增長極地區的優先增長帶動周邊更多地區的經濟發展，發揮增長極的擴散效應。然而事實上，至少到目前為止，該增長極體現出的回浪效應——即吸引其他地方的資本、人才和技術，削弱周邊地區的經濟增長實力——遠大于其擴散效應，從而導致發達區域更發達，落后區域更落后。因此，為了防止在這種累積循環因果作用下區域間差距的無限擴大。需要政府創造條件，引導回浪效應向擴散效應的轉化。

2以產業集聚和城市化為特征的經濟集聚對于經濟增長具有積極作用，但這種影響是地方性的，隨空間距離的增加而衰減。根據內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知識溢出是解釋集聚和區域增長關系的重要概念之一。經濟活動的空間集中會有效地促進知識溢出，推動技術進步，實現經濟增長。在產業活動空間集中的區域或人口密度多樣化的城市中，知識、人才在不同企業和區域的流動以及與不同群體的互動交流，促進了知識的傳播擴散，進而促進技術進步。同時，企業在地理空間上的鄰近不僅為面對面的交流提供了便利，而且有利于企業間前向后向的市場聯系，更有利于勞動力的進一步集聚以及知識溢出。但是，知識空間溢出具有局域性特征，其影響隨地理距離的增加而迅速衰減。陋瑚因此，蘇南地區通過知識溢出產生的正外部性難以擴散到更遠的蘇北地區，導致南北差距加大。可見，如果希望通過集聚促進落后地區的經濟增長，需要充分考慮到地理空間的因素。

(二)政策建議

篇3

一個企業集團的經濟區域狀況,主要從生產規模、市場范圍和經營領域幾方面來考察。從生產規模上看,經濟區域是指區域生產布局中企業集團的企業數量與質量、集中與分散的程度。從市場范圍上看,經濟區域是指企業集團的企業市場銷售所涵蓋的一切地區。從經營領域上看,經濟區域是指企業集團的企業經營所涵蓋的產業和數量和質量。這里,市場范圍構成企業集團所處經濟區域的廣度,生產規模構成企業集團所處經濟區域的寬度,經營領域構成企業集團所處經濟區域的深度。將企業集團形象地刻畫在三維坐標圖中可以直觀的形式給人們以生動啟示。

武鋼集團從生產規模上看,可以分為武漢青山經濟區域、武漢漢陽經濟區域和湖北黃石經濟區域。1997年,青山經濟區域產值占集團產值的95%;漢陽經濟區域產值占集團產值的3·6%;黃石經濟區域產值占集團產值的0·6%。從市場范圍上看,青山經濟區域的產品主要分布在國內的華北、華東、中南等地區和國外的東南亞市場,其中熱卷、鍍鋅板、鍍錫板、硅鋼片所占市場份額較大。漢陽經濟區域的產品也以中南、華東等地區為主,多以線材、螺紋鋼為主要產品。黃石經濟區域主要生產礦石輔料,為青山經濟區域的冶煉廠家提供原燃料。從經營范圍上看,青山經濟區域初步形成了以鋼鐵產業為主、非鋼產業為輔的發展格局,工程建設、機械制造、電氣修造、綜合利用、電子儀表、交通運輸、冶金爐料、房地產業、商業貿易、金融證券等經營領域不斷拓展。漢陽經濟區域也在多種經營上下功夫,工程建設、商業貿易、綜合利用等經營領域相繼開發。黃石經濟區域在鐵礦石產量銳減的情況下,加大輔料的生產規模,利用礦山資源,積極發展多種經營,拓展經營領域。武鋼集團從建廠直至如今,已經基本上形成以青山經濟區域為“核心層”,以漢陽經濟區域和黃石經濟區域為“緊密層”,外加有直接經營聯系的、分布更為廣泛的經濟區域的“松散層”的縱橫發展格局,為集團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武鋼集團區域經濟增長分析

以1997年與1996年相比,武鋼集團產品銷售收入增長1·9%,工業總產值增長7%。其中,青山經濟區域分別增長3·7%和7·9%,漢陽經濟區域增長為負數,黃石經濟區域分別增長21%和0·01%。十分明顯,武鋼集團經濟增長主要是靠青山經濟區域增長的拉動,其他經濟區域增長呈倒退和停滯狀態。從銷售收入變動率和工業總產值變動率來看(見下表),青山經濟區域保持著一定的經濟增長勢頭,其中,銷售收入變動率和工業總產值變動率均大于1,說明規模和效益呈擴大趨勢;另外,青山經濟區域的工業總產值變動率高于銷售收入變動率,說明規模擴大的趨勢可能受到外部市場份額的限制,如果改變外部市場狀況,青山經濟區域整體水平可能繼續提高。黃石經濟區域的銷售收入呈增長態勢,其規模變動率大于1,但生產規模出現萎縮癥狀,增長小于1,呈負數,說明整體水平難以持續增長。漢陽經濟區域無論從市場狀況還是從生產狀況均處于不良狀況,規模變動率都小于1,增長呈負數,說明市場狀況惡化還進一步影響企業的生產,走出低谷困難重重。

漢陽經濟區域和黃石經濟區域的負面狀況對于武鋼集團整體水平的影響,主要有兩點:一是對集團規模的影響。從銷售收入來看,漢陽經濟區域和青山經濟區域都是直接面對外部市場,是集團效益的兩大主要來源,砍掉任何一塊,就等于縮小了集團規模,這與壯大武鋼集團的戰略要求是相違背的,不利于整體經濟利益增長。二是企業成本的影響。黃石經濟區域的銷售收入有近一半是內銷收入,是為武鋼集團成員企業服務的。減少這些銷售收入可能增加集團成員企業的交易費用和采購成本,影響企業利潤的增長。另外,還要看到武鋼集團三大經濟區域增長的不同特點:

(1)青山經濟區域的產業集中度大大超過漢陽經濟區域和黃石經濟區域,其中青山經濟區域的大型廠家占武鋼集團全部大型廠礦的70%,而漢陽經濟區域僅占10%,黃石經濟區域僅占8%。而且,青山經濟區域的產業結構較整齊,鋼鐵工業,機械工業、電氣工業、交通運輸業、建筑工業等專業化程度和市場競爭力明顯高于其他二大經濟區域。是武鋼集團發展壯大的根本基礎。盡管漢陽經濟區域也處在武漢工業密集帶,但漢陽鋼廠、漢口軋鋼廠、武昌焦化廠和武冶設備公司各處一域,專業化和產品銷售分散,企業之間經濟技術聯系較少,自成體系,經濟效益很難上去。黃石經濟區域遠離武漢,地處邊遠地區,各企業不僅地理分散,而且產業單一、集中度低,經濟效益也一直處于不高狀況。

(2)青山經濟區域的集團成員企業呈明顯大型聯合化特點。冶煉行業、軋鋼行業、機械行業、交通運輸業和電氣行業資產實力、融資能力和市場占有率都較高,專業化和大型化色彩較濃。漢陽經濟區域和黃石經濟區域卻呈明顯中型化特點。經濟區域由于地域分散、主業萎縮,依賴地方經濟的扶植占較大成分,增長趨勢可能向第三產業轉化。

(3)青山經濟區域增長是武鋼集團的主業增長,在經濟層次中屬“核心層”。黃石經濟區域增長是武鋼集團的輔業增長,在經濟層次中屬“緊密層”。漢陽經濟區域增長也是武鋼集團的主業增長,但在經濟層次中卻屬“緊密層”。這種層次性形成了武鋼集團三大經濟區域之間的互相聯系和區際分工格局。黃石經濟區域的一部分增長依賴于青山經濟區域的發展;漢陽經濟區域的一部分產品是青山經濟區域產品的延伸。這種三大經濟區域之間的互相聯系和區際分工的現狀既有促進集團經濟整體保持增長的積極因素,又有阻礙集團經濟整體保持增長的消極因素。化弊為利,合理配置資源,努力促進三大經濟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是保持武鋼集團穩定增長的關鍵。

三、武鋼集團區域經濟增長的對策

1·強調武鋼集團區域經濟的整體合作優勢,促進三大經濟區域之間的經濟技術聯系,形成集團區域經濟的整體戰略和具體戰術,不斷提高市場競爭力武鋼集團只有在交易成本(即各種管理費用和關鍵費用)最低的條件下,企業產出才能獲得最大利潤。“內部市場化”是降低交易成本的較好辦法。只有將經濟區域內的企業聯合起來,才可能達到現代企業“內部市場化”的要求。另外,只有在單位成本最低的條件下,企業才能獲得規模帶來好處。而“內部市場化”又是降低單位成本的較好辦法。這些,都是企業集團在一定經濟區域內可以首先實現的。在技術上,各種實用技術只有在大范圍內長時間運用,才可能讓各種技術創新和技術人才適時脫穎而出。只有在最少阻力的便利溝通條件下(主要是地理條件),才能發揮作用。這些,也是企業集團在一定經濟區域內可以率先創造的。

在信息上,大型計算機網絡的設置和運用,各種知識結構的創新和技術人員的再教育和培訓,只有在一定的區域內才可能獲得最佳的效果和最少的成本。因此,強調武鋼集團在生產規模上的區域化,將大中小型企業按專業化、系列化方向聯合起來,有利于產品結構調整和升級換代。青山經濟區域目前已經初步形成冶煉——煉鋼——軋鋼聯合體,機械制造聯合體、電氣修造聯合體、建筑房產聯合體,等等,這比單獨企業更能得到集團的支持,獲得較為有利的競爭優勢和低成本條件。在金融上,只有將區域內各企業的財務集中起來,資金運作統一起來,才可能積聚起巨額投資基金,形成競爭力和資本實力,發揮武鋼集團財務公司的金融杠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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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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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相對人權益保護

1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概念比較

(1)二者的概念。行政復議是指行政相對人認為行政主體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復議機關提出申請，由受理申請的復議機關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和適當性進行審查，并作出裁決的活動和制度。行政訴訟是指，行政向對方認為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侵犯了其合法權益而依法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就被訴行政行為合法性作出裁決的制度。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定義中可以看出，二者都是對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提出爭議，以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為核心i以獨立行使職權為保障；法律主體都由三方構成，行政復議是由發生糾紛的行政機關和相對人各為一方，作為糾紛解決者的上級機關或人民法院為第三方。除此之外，二者的法律地位也是平等的，解決糾紛所適用的某些原則也是相同的，如“不告不理原則”、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原則、不適用調節原則等。二者程序雖然不盡相同，但都體現了司法性，即都要通過特定的程序和機構來解決行政爭議，強調程序的公正性。

(2)行政復議的地位是獨立的。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之間的密切關系是毋庸質疑的，但行政復議對于行政訴訟而言，是處于附屬配套地位還是有著獨立地位，學界有著不同的說法。有的學者認為，行政復議制度是作為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配套制度建立起來的，體現了行政復議制度對行政訴訟制度的依附性。有的學者認為應改變行政復議對行政訴訟的附屬地位，擺脫配套框架的束縛。筆者認為，行政復議相對于行政訴訟是有其獨立性的。復議制度屬行政系統內部的審查與裁決，它是行政權進行自我監督的重要方式，屬于“自律”的范疇；而行政訴訟則是司法權對行政權的監督，涉及司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關系問題，屬于“他律”的范疇。行政訴訟只能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合法，而行政復議對不合理的行政行為同樣作出裁決。

2我國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關系的狀態和存在問題

(1)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銜接模式中的問題。

對于我國立法上關于行政訴訟和行政復議之間銜接的模式，沒有統一的規定，就目前學術界有兩種說法：一則是行政復議前置原則。復議前置是指行政復議是行政訴訟的必經程序，行政相對人必須先向行政機關申請復議，如不服復議決定，再行。二則是自由選擇原則，即當事人可在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兩者中自由選擇其救濟途徑。

我國行政法學學術界對這兩種銜接模式有不同觀點：一種認為應該充分尊重相對人的自由選擇權。如經復議再進入訴訟，延長了救濟時間，不利于對當事人權益的及時保護；由于上級機關和原機關不在同一地區，復議前置會給相對人帶來不便。另一種則認為應該遵循“窮盡救濟原則”。“窮盡行政救濟原則”指當事人沒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濟以前，不能申請法院裁決對他不利的行政決定，當事人在尋求救濟時，首先必須利用行政內部存在的、最近的和簡便的救濟手段，然后才能請求法院救濟。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是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理，而對于具體行政行為的合理性，法院原則上無審查權力。這就導致不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的相對人在選擇了不利于自己的救濟模式后，只得無奈地感到失望。

(2)經過復議的案件，訴訟標的確定的問題。目前我國的復議后的情形，大致為以下幾種；

第一，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的，原具體行政行為機關為被告，原機關負舉證責任。這里由于復議機關無須對其作出的維持決定負責，復議機關為避免在行政訴訟中當被告，往往維持。有學者認為，凡經過行政復議的案件一律以復議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也有學者認為，如果復議決定維持的案件也由復議機關為被告，可能無法很好地履行舉證責任。筆者比較贊同第一種說法，即“誰行為，誰被告”的司法原則。

第二，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包括變更與撤銷)。當行政復議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時，復議機關為被告。這里出現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對具體行政行為適當性審查后作出的復議決定能否被提訟?按照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來分析，行政訴訟只能審查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而不能審查其適當性(除非行政處罰顯失公正)。有學者認為，針對行政行為適當性作出的復議決定仍然屬于行政裁量行為，不屬于現行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

第三，復議機關不予受理、不答復。如果是復議前置的。被告為復議機關；而自由選擇復議或訴訟的，被告可以是原具體行政行為機關也可以是復議機關。

3我國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關系的問題解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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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不斷完善，企業職工因工傷殘、死亡已經實行了工傷保險制度。而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待遇政策卻還在延用計劃經濟時期的一些基本原則，由于政策滯后引發的勞資矛盾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已經回歸了其特殊商品的屬性，勞動力資源通過市場實現合理配置，企業與職工的勞動關系實質是在勞動合同契約下的一種商品交換關系。在這種制度下把工人因病、非因工死亡遺屬的供養責任仍強加于企業，有背于市場經濟規律，顯失公平。遺屬供養政策體系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筆者現就這方面的歷史、現狀和改革思路作一探索，供商榷。

一、歷史與現狀

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修正草案》第23條規定，“企業職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由勞動保險基金項下付給本企業的平均工資兩個月作為喪葬補助費外，并按下列規定由勞動保險基金項下一次付給供養直系親屬救濟費:其供養直系親屬1人者，為死者本人工資6個月；兩人者，為死者本人工資9個月；3人或3人以上者，為死者本人工資12個月。”

此政策在“”期間被搞亂。20世紀70年代末、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相當地區都已經將“一次性付給供養直系親屬救濟費”的政策逐漸演變為長期供養政策，除付給一次性喪葬費以外，均由企業按月發給遺屬生活困難補助費，直至享受人喪失供養條件為止。

20世紀90年代后，各地隨著地方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對企業非因工死亡待遇的計發基數和標準也做了較大的調整。有的地方，將非因工死亡人員一次性喪葬費的計發基數，由原來本企業平均工資的兩個月，調整為當地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4個月；遺屬困難補助費的計發基數，也由以本人死亡時月工資為基數，改為按當地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基數。有些地方在計發比例上也做了多次調整。

尤其是在非因工死亡待遇費用的列支渠道和責任主體上也是各行其是。20世紀50年代《勞動保險條例》規定由勞動保險基金項下付給；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初，規定列企業營業外支出。20世紀90年代后期，企業勞動用工制度、社會保險制度和經營管理體制均處于新舊轉型的雙軌制磨擦期，在企業非因工死亡待遇的列支渠道和責任主體上矛盾越發突現，企業與死者親屬、社保機構、勞動保障行政主管部門、各類不同所有制經濟單位、企業與機關之間，各種各樣的矛盾交叉縱橫。就責任主體和列支渠道來看，各地大體可梳理歸納為以下四類:一是大多數地區仍運用行政強制手段，維持由企業承擔全部費用的做法。二是相當地區在政策上仍維持舊規定，但實際執行和行政監管已經失控。部分中小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堅決不承擔。有的只承擔喪葬費，不承擔遺屬生活困難補助費。三是有的地區將責任主體和費用，均改為全部由社會保險機構承擔，費用列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開支。四是實行雙軌制運作，企業退休人員死亡，一次性喪葬費和長期按月發放的遺屬生活困難補助費由社保局承擔，從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支付；在職人員非因工死亡待遇費用仍規定由企業全部承擔。

就待遇計發標準和辦法，根據各地或各類企業的不同情況，大致也可分以下四類:一是原則上仍執行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修正草案》的相應規定，實行一次性處理，只是待遇計發標準有所提高。二是在國有企業，相當部分地區已經將遺屬生活困難補助費政策演變為普惠制撫恤政策，長期按月發放。三是在相當一部分企業中尤其私營企業中，實行與家屬協商制，一次性支付，待遇水平根據企業經營效益而定。四是為數不少的企業堅持不承擔任何遺屬供養費用，或只支付死者喪葬費。

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遺屬供養不應該再是企業的責任

根據目前各地的現狀，國家應該就企業在職人員因病工或非因工死亡供養直系親屬問題出臺統一政策，其要點是必須明確責任主體。

在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下，要死者生前單位負擔其直系親屬的供養責任，顯然是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

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附屬于國家或各級政府，企業員工由政府直接招用，員工身份是終身制的國家職工，與企業的關系就成了“人身依附關系”，“生是企業的人、死是企業的鬼”，國家的所有社會責任也均由企業全部包攬，所以企業職工無論是因工或非因工死亡，其遺屬供養的責任主體和費用均由企業承擔。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作為特殊商品已經回歸了它的本來面貌，工資、勞動報酬實質上只是勞動力的價值價格的體現，按勞動合同約定，員工付出勞動，企業支付相應的勞動報酬，員工與企業只是一種由特殊經濟合同約定下的勞動關系，而不是計劃經濟時代的人身依附關系，當員工患病或非因工死亡后，他與企業的勞動關系也就自然終止，作為一個自然人不再是該企業的員工，與企業已經不存在任何關系，那么憑什么還要企業去撫養他的妻兒老少呢?

也許有人要發問，人死了，那留下妻兒老少誰管?責任應該回歸社會。

在計劃經濟時代，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的缺失和企業包攬了所有的社會功能，所以只能由企業負責；而當今隨著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逐步完善，這些失去撫養人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都可以通過已經或正在逐步建立起來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制度如低保、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等的基本生活保障。而不能再給企業轉嫁不合理的社會負擔。

三、對非因工死亡遺屬待遇政策改革的幾點設想

對非因工死亡遺屬待遇政策的改革，按目前現狀，設想以下三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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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業經濟及其意義

林業經濟是以林地生態環境為基礎，在林冠業開展林、農、牧、能源等多種項目的復合經營。對縮短林業經濟周期，增加林業附加值，研究和建立科學的人工森林群落結構，維護生態安全，保障森林資源永續利用具有重要意義。發展林業經濟必須以國有林場為主力軍，因為國有林場是林業企業的主體，并且有很大的企業屬性優勢。

不論是國有的、集體的還是民營的企業，同樣是人在管理，國有企業出現的問題絕不是權屬問題導致的，國有企業發展的障礙在于管理層及管理機制帶來的問題。發展國有企業經濟必須建立針對管理層的，可監控的、有問責約束、民主的制度來給予保障，這是國有企業發展的前提。國有林業企業更是這樣，否則國有林業企業的資源優勢、地域優勢、人力資源優勢、技術優勢等都將會被損失殆盡。

二、林業經濟的發展應該以國有林場為主力

(一)便于政策的執行

不論是哪個行業，對政策能夠有效執行是該行業發展的關鍵。國有林業是林業的主力軍，擁有相當多的優勢。比如，擁有較大面積森林資源，并且有企業管理方面的經歷和經驗，同時具有一定的人力資源優勢，有穩定的行政關系、兄弟單位關系、技術信息關系和市場關系，對于各種政策的理解和執行都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二)有利于統籌林地整體經營

林業經濟是一種人工利用林地或改變森林群落結構的活動，因此這個活動既關乎生態安全也關乎林業資源的永續利用。林業經濟的發展不適合私人隨意的點狀，相互無聯系的布局，它的設計應該根據林地整體群落結構、林分、面積、地貌、水源等分布特征進行科學調查和設計，如果按生態群落的角度經營，一般來講不必密植，不必集中，盡量仿原生態進行種植。這樣的整體設計既是生態安全的需要，也是林業資源合理利用的需要，又是探索和優化森林群落結構的需要。因此，林業經濟在整個林場內(或者整個林業局內)實現科學規劃、協調發展、可調度發展是相當必要的。這樣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自我保護競爭，凝聚大力量才能夠快速實現發展。如此，只有以國有林場為主發展林業資源才有利于林業經濟發展的統籌安排和調度。

(三)有利于信息的利用

信息已經成為了各個行業前進方向的航燈，沒有足夠的信息就沒有足夠的分析和預測，就如同一個人沒有視覺、聽覺和嗅覺，企業就無法生存和發展。由于國營林場有本行業多層、多種信息的渠道，比如政策的、上級單位的、科技的、市場的。所以在國營林場基層上很容易建立和完善信息渠道，并得到信息支持。這是國營林場的又一個優勢。

(四)有利于技術扶持

國營林場擁有自己的技術資源，又有自上往業的技術網絡，對于發展林業經濟中獲得技術支持是重要的基礎。技術是維護和發展企業的重要因素，沒有技術，沒有更新技術的優勢就如同沒有了營養，沒有了營養的適時更新。(五)有利于人力資源的合理利用林場有很豐富的人力資源，也很容易調度利用人力資源，所以，對于林業經濟的發展，國有林場在人力資源上也是一個優勢。

三、多方向發展林業經濟

(一)發展能源型林業經濟

人類一些重要的能源面臨枯竭，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事實。人們把能源開發的對象無奈地轉向了植物，玉米等農作物做了首選，但是這又嚴重地威脅了糧食安全。而能源草類植物的發現和利用有望極大地解決能源危機，比如有荻、蘆竹、象草、柳枝稷、草蘆等。能源草一般為禾本科多年生高大的叢生草本植物。從化學組分上來說，能源草富含碳氫化合物，炭活性高，灰分含量低，熱值高，適用于作燃料原料。因此，能源草是最有發展前途的生物質能源資源之一。再有就是能源矮林，在瑞典已經有了比較成功的經驗。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之后，伴隨石油燃料被新能源取代的趨勢，短周期柳樹矮林的栽培被引入瑞典。瑞典曾進行大量研究，尋找可通過集約經營生產能源的速生樹種，結果表明以矮林形式經營的柳樹是最適合用于生產能源的。瑞典通過栽培短輪伐期柳樹矮林獲得生物能源，其造林地主要是農地，所生產的生物量在地區供熱廠中用于聯合熱電生產。可見，在林區發展能源型林業經濟將是大有前途的舉措。

(二)發展園林資源型林業經濟

隨著國民經濟高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們審美、養生、休閑、環保意識逐步增強，城市化進程加快，交通、旅游、綠化產業隨之興起，園林苗木業做為城市綠化、美化、環保的重要構成異軍突起，發展強勁。而林區有大量的林地資源，也有若干植物可以提供給城市園林綠化工程。比如：沙棘果、白樺、油松、忍冬、山桃、刺楸、蘭草、刺玫薔薇、三葉草、珍珠梅、紫丁香、繡線菊、芍藥等。那么，在現有植物資源的前提業發展園林型的林業經濟是可行的，如果在此基礎之上引進外來園林植物進行種植則更有前途。

(三)發展畜牧業型林業經濟

發展牧草地，池塘生態養殖，在林業可規模飼養肉牛、奶牛、肉兔或野兔，在林中養雞、鴨、鵝、雁等禽類，在郁閉的林業飼養肉鵝、柴雞、烏雞、肉鴨等，放養、圈養均可，每年可養3～5茬，技術簡單，群眾易接受，市場潛力大，收益可觀，是發展畜牧型林業經濟的首要模式。

(四)發展林藥型林業經

在未郁閉的林地內種植較耐陰的中藥材，如白芍、板蘭、人參根等。也可以種植五味子、天麻、沙參、黨參、玉竹、貝母、靈芝等等。技術比較簡單，收益可觀。

(五)發展菜果型林業經濟

草莓、西瓜、甜瓜、菌類、蕨類、刺五加、刺老芽、大葉芹、山菠菜、薤白(小根蒜)、蒲公英等都是可以在林業種植的品種，應該以點帶面形成特色和規模發展經營。

最后，林業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當地農村、農民的支持，所以，以國有林場為主力帶動當地農村經濟發展是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張佰順.林業經濟植物栽培技術[M].中國林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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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過剩”的概念是2004年國有商業銀行首先提出的。“……流動性相對過剩和經營結構調整,利率風險和流動性過剩已日漸顯現……”。此概念提出后,一直被不斷地引用。首先在銀行界達成了共識,成為對銀行巨額儲蓄壓力的一種替代說法。2006年以來,這一概念的外延被進一步擴大,成為整個經濟界的口頭禪。

一、“流動性過剩”的成因

1.國民經濟深層次矛盾體現為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

國民經濟的基本運行體現為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大環節。我國目前,生產環節的深層次矛盾為粗放型經營的現狀與集約性經營目標的矛盾,粗放型經營的一個標志性的現象就是重復建設。分配環節的深層次矛盾是投資與消費的矛盾,投資率高而消費率低。交換環節的深層次矛盾體現為供需結構不合理,我國目前供大于求的商品達到了70%到80%。至于消費環節的深層次矛盾為國內購買力不足。不僅如此,供應商的產品供給結構和居民商品需求結合也存在嚴重的不匹配問題:一方面低附加值產品充斥市場,而居民對這類商品處于充分消費狀態;另一方面市場需求的一些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研發不足。國民經濟的深層次矛盾導致社會資金過剩,而在國民經濟運行中過剩的資金最終體現為銀行體系的“流動性過剩”。

2.居民儲蓄率過高

(1)收入差距擴大。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高達40%以上,甚至超過印度。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而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比較低,因而富人的存款傾向會更高。

(2)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中國目前的特點是,不僅富人儲蓄率高,普通居民的儲蓄率也很高。這是中國體制改革的特殊時期的特定結果,一方面舊有的福利體制被打破,住房的商品化、教育的產業化以及公費醫療成為過去式,都使居民把大量的收入存入銀行作為養老金、醫療費用以及子女的教育費用。

3.巨額順差與貨幣超發也是流動性過剩的重要原因

當前比較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貿易順差貢獻尤多)是流動性過剩的重要成因。2007年以來,國家不斷出臺政策試圖遏制順差過度增長,但外匯儲備激增不減。這就意味著,由于中國央行需要發行基礎貨幣結匯,中國的貨幣供給量將在今年隨外匯儲備的增加而繼續增長。這些增加的貨幣供給自然也首先會體現為商業銀行的存款。巨額順差導致了經常賬戶的巨大盈余,進而導致了過剩的儲蓄,以及由過剩流動性帶來的資產價格泡沫化。

二、“流動性過剩”的危害

過度的流動性帶來了巨大的潛在風險。它既可能表現為高通貨膨脹率,也可能表現為資產價格泡沫。

1.“流動性過剩”是通貨膨脹的前兆

“流動性過剩”首先帶來的是資產價格的上漲。但是,我們也要明確,資產價格膨脹也會導致通貨膨脹。僅看到物價指數的穩定而不注意金融資產和不動產價格的上漲,很可能會導致貨幣政策過松,以致不能及時制止泡沫經濟。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股票價格和不動產價格急劇上升,但物價指數卻相當平穩,因而沒有提高利息率,緊縮銀根。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在目前中國存在大量超發、但暫時沉積為居民儲蓄存款的貨幣的情況下,資本市場的過度發展(也可以是房地產市場的過度發展)很可能激活處于冬眠狀態的沉積貨幣,暫時退出流通的貨幣將重返流通領域去追逐商品,從而導致通貨膨脹的復活。這一過程在我國已經顯現,去年資產價格猛漲,而CPI穩定,進入2007年后,尤其是進入下半年,基本副食品價格開始上漲,通貨膨脹已見雛形。所以,流動性過剩是通貨膨脹的前兆,從流動性過剩到通貨膨脹只是個時間的問題。

2.“流動性過剩”帶來的“流動性風險”

一般認為,商業銀行經營中“流動性”原則是為了抵御“擠兌”風險。而我國以往長期以來的經濟發展癥結之一就是資金不足,因此以往理解的“流動性風險”是流動性不足的風險。但目前來看,我國商業銀行面對的不是流動性不足的流動性風險,而是流動性過剩的流動性風險。過多的資金無處投放,貨幣市場上甚至利差倒掛,帶來巨大的經營風險,這是2004年以前我國的商業銀行不曾想過的問題。一方面我國的商業銀行存在巨大的存差,反映為“流動性過剩”;另一方面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存在資產負債期限結構錯配的現狀,這就產生了巨大的流動性風險和利率風險,而利率風險是因流動性風險而派生出的風險。

3.“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貨幣政策被動性

在金融市場充分發展以前,過多的流動性可能會導致資源錯配,引發通貨膨脹、資產泡沫等問題。為此,在經濟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扭轉,在我國金融市場彈性還不夠充分情況下,需要回收流動性以防止其可能產生的危害。而且,央行通過大量的對沖操作,為外部失衡條件下的經濟創造一個相對較為平穩的國內貨幣環境,為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贏得時間,這是可取的策略。但是,又必須看到,通過央行發行票據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方式,對沖因巨額順差帶來的外匯儲備增長,又是不可長期持續下去的,是有一定限度的。

三、緩解“流動性過剩”的途徑探討

首先,應改變信貸投向結構,大力開發中小企業和個人信貸市場。通過營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規范金融生態秩序,強化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建立以保護債權為中心的規范有序的社會法律和信用環境,消化中國持續增長的國民儲蓄。

第二,鼓勵、支持銀行業的產品創新,調整金融產品結構,疏導流動性。要拓展商業銀行的運作空間;發展貨幣市場基金,發展包括資產證券化,以債券為基礎的衍生工具以及多種組合的利率、匯率產品和債券品種系列等新產品,發展公司和私人理財增值服務。發展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外的理財托管產品,逐漸改變商業銀行的生存方式。

第三,大力發展資本市場,調整金融市場結構。鼓勵合規資金進入股票等資本市場,鼓勵和擴大企業通過發債方式籌措資金,培養機構投資者,使之成為資本市場的主導力量。建立統一的全國債券市場、多元化的市場風險配置機制,有效配置金融資源。

除了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和金融體系的改革,解決“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更應有長遠的眼光。中國的高儲蓄率是“流動性過剩”的一個長期的根本原因,而要改變目前過高的居民儲蓄率,不僅要靠擴大居民的內需,更要增加居民可選擇的投資途徑。中國居民應該減少儲蓄,增加消費和進口;但是減少儲蓄就要求中國的改革更多地指向社會保障體系,包括醫療以及養老金體系。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儲蓄率的下降絕非一蹴而就。

而且,我國目前的“流動性過剩”,在更深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結構的不均衡,只有從制度入手,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這種結構性不均衡。

參考文獻:

[1]黃達.金融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篇9

本文將武漢主要制造業的經濟效益作為研究對象，對武漢市實施“工業強市”戰略、抓住工業發展的第三個最好歷史機遇、推進武漢制造產業升級、振興老工業基地無疑將有重大意義。制造業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與經濟實力，是所有與制造有關的企業機構的總體，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因子分析法原理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從多因素出發，運用因子分析法對初選因子進行篩選和綜合，找出影響武漢市34個制造業經濟效益的主導因子，即公因子，然后進行評價分析。評價采用SPSS16.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得出武漢市制造業34個行業的經濟效益得分與排名。

因子分析法基本思想是根據相關性大小對變量進行分組，使得同組內的變量之間相關性較高，不同組的變量相關性較低。每組變量代表一個基本結構，因子分析中將之稱為公共因子。通過統計軟件計算出每個研究對象的各個因子的得分，然后計算出因子綜合得分。

武漢制造業經濟效益因子評價

（一）數據選取及處理

本文選取了7個與制造業產業經濟效益緊密相關的統計指標進行綜合評價：工業增加值率（V1）、總資產貢獻率（V2）、資產負債率（V3）、流動資產周轉次數（V4）、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V5）、全員勞動生產率（V6）和產品銷售率（V7）。

本文選取武漢市2005-2007年34個制造業上述7項指標的具體數據，計算每個制造業指標3年的算術平均值作為綜合評價的原始數據。為了消除由于評價指標的量綱不同而帶來的影響，本文采用Z-SCORE方法對原始數據的34個制造業、7個定量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無綱處理，將指標實際值轉化為可比較的評價值，得到表1。

Z-SCORE方法一般也認為是標準化轉換，具體求法為，先求出每個指標的樣本均值x和標準差S，然后從指標實際值中減去該指標的均值，再除以標準差S，就得到標準化的評價值Yi，公式為：

（二）武漢制造業經濟效益因子分析

按照因子分析的步驟，本文利用SPSS16.0統計分析軟件進行計算，利用標準化的數據表1中的34個樣本、7個變量，求出7個指標（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R的特征根及相應的特征向量。

確定取幾個因子作為主因子的判定方法有兩種：一是取所有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作為主因子；二是根據累計貢獻率達到的百分比值確定。本文采用第一種方法，由表2可知，將選取特征值大于1的兩個因子作為主因子。

由表3和表4可知，第一主因子與工業增加值率、總資產貢獻率、成本費用利潤率、全員勞動生產率上的載荷因子較大，因此該因子集中反映了制造業利潤創造能力，定義為利潤創造因子。第二主因子在流動資產周轉率和產品銷售率上的載荷因子較大，流動資產周轉率和產品銷售率均反映“流動性”，就將該因子定義為流動能力因子。

根據計算因子值的系數矩陣，可進一步得出因子計算等式：

F1=0.199V1+0.290V2-0.169V3-0.039V4+

0.287V5+0.267V6+

0.097V7

F2=-0.349V1+0.209V2+

0.046V3+0.552V4-

0.073V5+0.126V6+

0.491V7

利用兩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進行線性加權求和，便可以得到經濟效益的綜合評價模型：F=0.699F1+0.301F2

依據上述三個等式，計算得出2005－2007年武漢市34個制造業在2個因子上的得分和行業經濟效益評價總得分，結果如表5所示。

結果顯示，煙草制品業的經濟效益最佳，其次是非金屬礦采選業，飲料制造業排第三位，居制造業前10位的依次還有家具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造紙及紙制品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居制造業末位的5個行業是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皮革、毛皮、羽絨及其制品業、通用設備制造業、紡織業和黑色金屬礦采選業。

政策建議

資金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在武漢制造業中所占比重很大，而且是未來制造業發展的方向，但是武漢市資金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經濟效益差，鑒于資金技術密集型制造業自身具有風險大、周期長、高投入的特點，其發展必須要依賴政府財政資金和稅收優惠政策的大力支持。建議由政府牽頭聯合制造業企業設立資金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產業投資基金，大力發展制造業。

充分利用武漢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大力發展煙草加工業、飲料制造業等經濟效益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立足武漢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現有比較優勢，有效利用武漢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加快這些產業的設備更新與技術進步，盡快提高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質量和檔次，實現勞動密集型產業與產品的升級，提高勞動密集型產品附加值。

加速用信息技術改造、提高傳統產業。通過促進信息產品與傳統產品的融合，以及信息技術在新產品的廣泛應用，增加產品的信息技術附加值。加速傳統企業信息化進程，把推廣應用信息技術作為改進企業管理、推進傳統企業技術改造、節約能源、實現由數量型向質量型和效益型轉變并提高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同時，按照國家的產業政策堅決淘汰一批企業。大力引進高新實用技術、先進設備改造傳統產業，提高產品科技含量和企業生產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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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需求的多元回歸模型構建

根據經濟學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分析方法，可以把一個經濟體的總需求Y分為教育部門的需求De和非教育部門需求DN。因此，總需求與教育需求、非教育部門的需求關系可以表示為:Y=De+DN（1）

教育對總需求的增加通過兩種途徑進行：第一，教育的支出使總需求直接增加；第二，教育需求的增加引發非教育部門需求的增加。由于教育因素的影響，非教育部門的需求實際上包括兩部分：一是原來的正常需求DN1;二是教育需求引發的非教育部門的需求增加部分，也就是教育的引致需求DN2。由于正常需求DN1不受教育需求變動影響，可以假設其按固定增長率增長，但引致需求則是由教育需求引起的。而教育實際上是一種產生，它的需求是人們作為消費者在一定時期內對教育產品的一種有支付能力的購欲望買，它與許多因素有關。從主要的方面分析來看，主要的需求由以下三個部分組成：

1.私人對教育的需求Dp。它指私人的教育投資性和消費性需求，包括學費（繼續教育的學雜費）、教育用品支出和其他費用等。

2.政府對教育的需求DG。它主要指政府的教育支出，包括財政計劃內教育支出、教育撥款、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辦學支出以及社會教育捐款等。

3.交流對教育的需求DE。它指經濟體橫向交流時外出學生所支付的費用與接受外來學生所產生費用的差值。

總之，教育對教育部門、對非教育部門的引致需求以及對總需求的影響通過以上三個基本途徑發生作用的。單位的各種教育需求增加引致的非教育部門需求不盡相等，所以用下式來表示

又由于總需求的可加性和對非教育部門的正常需求恒定增長率的假定，總需求可以表達為

三部分的教育需求通過直接增加教育部門的需求和對非教育部門的引致需求從兩方面影響經濟體的總需求。通過對時間t求導數可得：

中分別是總需求對的偏導數。公式(4)兩邊除以Y得：為簡化研究，上述模型存在著一個隱含量，即非教育部門正常需求DN1。由于它不受教育影響，可將其增長率設為一個常數α0，可得到以下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多元回歸模型：其中分別是產出、私人教育需求、政府教育需求、交流對教育需求的實際增長率；分別私人教育需求、政府教育需求、交流對教育需求各自的貢獻系數；為擾動項，即為剩余殘差，且有，與三個自變量無關。二、多元回歸模型的實證分析

1.數據的確定

本文數據主要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年至*年統計年鑒和河南省教育年鑒。其中,政府對教育的需求數據主要由國家財政教育經費、社會團體與個人辦學經費、社會捐助辦學經費組成；私人對教育的需求數據主要由學雜費支出、上學期間的花費等其他費用組成，但數據統計有一定難度，故采用私人教育支出=農村年人均教育支出×農村人口+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城鎮人口的值來近似代替；教育出口的計算主要采用（河南省高等教育外出求學學生人數-河南省高等教育外省入學學生人數）×1萬元/年進行估算，忽略了學生獎學金和助學金等其他因素的影響作用。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需求各因子的具體數據參見表。

2.模型檢驗:

用SPSS14軟件對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處理，得出如下分析結果：可決系數R2=0.987

常量彈性為-0.122，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的經濟增長彈性為1.248，私人對教育投入增長彈性為-0.155，教育出口投入增長彈性為-0.023.

3.結論與啟示

由以上數據可以最終得到回歸模型為：

根據結果可以初步得到以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