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外商投資法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2011年，我國實際利用的FDI達到606.3億美元，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10 000億美元，而2005年進出口總額則達到14 221.2億美元。這些數據表明，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吸收的FDI及對外貿易額增長迅速，對外經濟交流和合作進一步深化。同時，外商投資和對外貿易都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外資額和外貿額這兩個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顯得很有必要。 二、我國利用外資的總體趨勢 10多年來，我國所吸引的FDI一直保持了增長的態勢。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資額大幅度下降的2001、2002年，中國的FDI流入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1.5%和12.6%。

2003年，在全球FDI總流量與上年基本持平的情況下，中國利用外資的水平達到了新高，為535.05億美元，超過了美國的400億美元，繼2002年后再次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我國利用外資保持了持續增長的趨勢，2005年批準外商投資企業44 001家，同比增長0.77%，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略有下降，為603.25億美元，同比下降0.5%。而2006年1—3月份，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8 909家，同比下降4.26%;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42.46億美元，同比增長6.40%。而2000年的第一季度，我國實際使用的FDI只有71.4億美元，截止到2003年該數據已經上升到130.86億美元。

三、我國利用FDI的主要特征

(一)來源比較集中

自我國開始吸收 外資以來，100多個國家在中國投資，但FDI在世界各國或地區的分布相對比較集中。2003年、2011年度位居對華投資前五位的國家或地區分別為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日本、韓國、美國，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韓國、日本、美國。 2005年，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排序發生了變化，出現了6個超千億美元的貿易伙伴。歐盟連續兩年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2 173億美元，增長22.6%。美國上升為第二位，雙邊貿易達2 116億美元，增長24.8%。日本長期以來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2011年降為第二位，2005年降為第三位，當年雙邊貿易額1 844.5億美元，增長9.9%。其余依次是香港特區，韓國和東盟。特別是我國與韓國的貿易首次超千億美元，其中，進口增長23.4%，我國對韓貿易逆差超過300億美元。在與東盟貿易中，進口增長很快，其已成為我國第三大進口來源地。這和我國引進的FDI的國家或地區分布是相一致的。

(二)主要集中在制造業

FDI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這是因為制造業FDI的流入和東道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互動關系(張紅霞等，2005)。但由表3可知，2005年制造業FDI的流入雖然仍占有絕對優勢，但比2011年已經有所減少。而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業、倉儲和郵政業及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FDI流入卻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長。說明FDI流入的產品結構也在發生著變化。 同時，通過比較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進出口的產品構成發現，外資企業資本品的進口平均高于國內的10%~15%。也就是說，外資企業的進口主要是資本品，而不是以原材料為主的中間品，能夠形成未來的生產能力。

(三)FDI的地區分布

2003年以前絕大部分的FDI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如表2所示： 2002年中國的東、中、西部地區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全國累計實際吸收外資總量的比重分別為86.6%、9.5%、3.8%。這種分布于2003年有所改變，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比2002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中部為61.4%，而東部則下降為30.5%。由于西部大開發的推動，FDI從東部地區轉移到中西部，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地區分布。中西部地區許多省區如河南、甘肅、青海、寧夏的進出口總額在較低的基數上實現了較快增長，尤其是進口增長比較明顯。而外貿大省如廣東、上海、北京等地的出口卻大幅下降。

四、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相關性的實證研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產品的出口規模不斷增長，年均增幅15.4%。突出表現在一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總額及其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都在不斷增長。二是初級產品出口減少，工業制成品出口增加。三是FDI企業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增加。很明顯外國直接投資有利于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衡量外資對我國貿易增長作用最直接的方法即檢驗外資企業的貿易表現。

(一)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進出口增長 外資企業1993年出口金額為917.4億美元，2011年為3 386.1億美元，隨之，外資企業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例也從1993年的27.5%增加到2011年的57.1%。2005年全國出口總額達到7 620億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額為4 442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58.3%。數據顯示，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在我國總的進出口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對我國進出口額的貢獻已超過了50%。表3顯示了1985—2005年外資企業在我國的貿易業績。如表3所示，按貿易總額計算，外商投資企業貿易總額從1985年的23.6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05年的8 317億美元。

其余數據來源于2005年 中國統計年鑒，并經計算整體所得。 表3中數據表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對全國企業進出口額的貢獻率在不斷上升。實證分析證明了FDI在我國商品對外貿易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進出口產品的結構 1.FDI與初級產品進出口占全國進出口比的相關性 1980年，初級產品進出口額160.73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42.15%。其中，初級產品出口91.1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0%;1980年初級產品進口69.59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35%。1989年之后，初級產品的進出口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級產品的出口額占當年出口總額的比重下降至29%，同時進口的初級產品占進口總額的比例也有所降低，為20%。截止到2011年，我國初級產品進出口總額達到1 578.16億美元，比上年增加了502.41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例為13.67%，比2003年增加了1個百分點。其中，初級產品出口405.49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7%，和1980年相比出口的初級產品有了大幅度的減少。同年進口的初級產品為1 172.67億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445.04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也從2003年的18%上升至21%。 選取1989—2011年的數據，通過SPSS軟件的相關性分析，得到如下結果：FDI與TPCR(即初級產品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高度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904(見表3)。表明我國吸收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初級產品的對外貿易。這也說明外商投資企業對初級產品的進出口需求下降，特別是初級產品的出口處于迅速減少的趨勢。

2.FDI對工業制成品的凈出口貢獻率 1980年工業制成品進出口額220.63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7.85%。其中，出口90.0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0%，進口130.58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65%。2011年工業制成品進出口額已經增加到9 967.39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86.33%，較2003年下降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5 527.77億美元，同比增長27.02%，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93%，較上年增長1個百分點，進口4 439.62億美元，同比23.42%，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79%，較上年下降3個百分點。2005年，我國進口初級產品1 477億美元，增長26%，占進口總值的19.4%，增勢回落了1.5個百分點。其中，鐵礦砂進口2.8億噸，增長32.9%;原油進口1.3億噸，增長3.3%;原木和鋸材進口增長9.3%;大豆進口2 659萬噸，增長31.4%。

1990年以來，我國的貿易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級產品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處于下降的趨勢，與其相反，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處于不斷上升的趨勢。其中不論是初級產品還是工業制成品，其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與其進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同方向變動，而進口的情況卻與此相反。初級產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緩慢上升，工業制成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緩慢下降。 用SPSS軟件包對1989年以來FDI與TIFPR(即工業制成品進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的結果?？梢?，FDI和TIFPR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905。得出結論：FDI對我國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三)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合理規模 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資，而證券投資在全球資本跨境流動中占有較大的比重，發達國家主要以證券投資為利用外資的形式。確切地說，我國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但不是利用外資最多的國家。

衡量一個國家利用FDI的多少以及合理規模，不僅要看絕對數量，還要看相對規模。因為，僅僅從絕對規模評價，規模偏小的國家永遠無法與大國相提并論。雖然我國吸引FDI從絕對金額來說非常可觀，但如果用GDP矯正后，我國吸引的FDI相對于其經濟規模而言，并非特別突出。外國直接投資占GDP的比例比較 客觀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對外依存度和開放度。1985年FDI占我國GDP的比重僅為0.64%，1991達到1.08%，之后一直處于增長的趨勢，到1994年達到最高為6.22%，1995年以來，該比值不斷縮減，到2011年為3.67%，可見我國對外依存度不斷增長的結論并不是我國對外貿易的真實反映。圖1反映了1985年以來，用FDI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的我國對外依存度的趨勢。 圖1 歷年FDI對我國GDP的貢獻 五、結論 通過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對外進出口增長以及進出口產品結構等的實證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一是FDI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占全國的比重不斷增大。

二是FDI增強了我國產品出口競爭能力，改善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 出口貿易結構由初級產品升級為工業制成品，產業結構有所升級，從而提升了我國的貿易結構，而貿易結構的變化又會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產生重要的作用，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跟隨國際市場的變化而變化。當出口貿易結構又以初級產品為主升級為以工業制成品為主時，必將極大地鼓勵工業制成品部門的生產，促進其參與國際競爭，加快對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改造。中西部地區可以利用FDI開展以加工貿易方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制造業為主、而東部地區則要以利用FDI開展一般貿易方式的高新技術產品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生產及貿易活動，這樣不僅有利于不同地區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而且也避免了地區間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上的惡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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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及特點

(一)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1980年興辦第一家外商投資企業起，目前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據統計，截止2004年底，寧波累計批準外商投資項目9153個，總投資371．60億美元，合同利用外資2l1．8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99．6億美元。外商投資成為寧波市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之一。

(二)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特點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加快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進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呈現出以下特點：(1)投資規模：外商實際投資穩步增長，尤其是2000年開始，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呈現新一輪大發展的態勢。大項目投資又有新突破，2004年l—9月份新批投資總額1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117項。(2)投資方式：已由中外合資經營為主轉向以外商獨資經營為主。2003年的統計數據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合資項目520個，合作項目14個，外商獨資項目達到674個。(3)資金投向：外商投資行業集中度仍然較高，但產業結構有所優化。第二產業吸引了絕大多數的實際外資。200年寧波外商投資項目共1209個，其中第一、第二產業為1154個，第三產業為45個。與此同時，外商投資可持續發展理念日趨顯現。(4)資金來源：以亞洲國家和地區為主，近兩年，日本和韓國對華投資項目和投資金額增幅明顯。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歐洲的德國、英國，北美的美國、加拿大等，增長較快。(5)地區分布：南北差距比較明顯。鄞州、余姚、慈溪、北侖、鎮海等縣(市)、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要大于南區的奉化、寧海、象山。(6)引資方式：重新整合、利用民企的閑置廠房和土地資源正成為寧波提高土地資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徑。寧波民營經濟發展快、競爭力強，借助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市場機制和高素質國際化人才，可以提升產業層次，打造先進制造業基地而民企的不斷壯大，產品、市場的不斷成熟和穩固，也可以吸引境外企業與民企合資合作，這是“雙贏”。

二、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蘇州的比較

(一)總量比較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在總量上與蘇州存在著很大的差距。2003年寧波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7．3億美元，雖然在長三角16個城市中排名第五，但與排名第一的蘇州的68．05億美元相比，差距達近51億美元之大。1998年到2003年6年蘇州累計合同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1616．9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232．22億美元，而寧波這兩項指標則分別只有96．5億美元和53．55億美元，不及蘇州2003年一年的合同及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可以看出與蘇州相比，不管是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還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寧波總量偏低。

(二)外商直接投資構成、投向比較

無論是蘇州還是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以亞洲國家和地區為主，歐美國家為輔。以2003年為例，在兩地投資處于前十位的國家或地區，有七個國家或地區相同，說明兩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地結構單一，外商直接投資來源過度集中。同時寧波和蘇州的外商直接投資投向也較為一致，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

(三)外商直接投資的幅射影響、帶動力比較

從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的貢獻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緩解兩地建設資金短缺、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提高經濟管理水平、增強國際經濟的參與能力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寧波與蘇州相比，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寧波市經濟的貢獻度還不高，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還不大。一在涉外稅收占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上，1997年以前，兩地比重差不多，但1997年以后，無論是在絕對值上還是在比重上，蘇州都高于寧波。二在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上，寧波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5％左右，2003年也只是17．17％，而蘇州這幾年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在45％左右，說明寧波投資增長中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明顯不如蘇州。三在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比鶯上，寧波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比重偏低，長期徘徊在30％左右，而蘇州外商投資企業自營出口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資出口的比重從1996年開始就達到60％以上，2003年更是達到86．3％。這說明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發展外貿的拉動作用也明顯不如蘇州。四在三資企業從業人數上，從三資企業從業人員在城鎮從業人數中的比重來看，寧波和蘇州兩地的比重差不多，近幾年都在40％左右，這說明兩地通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帶動就業的作用都差不多。

三、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面臨的困難

寧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相對落后，這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和錯綜復雜的主、客觀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思想認識不夠高

對利用外資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全局地位和作用認識不足，政策措施不力。長期以來，寧波對利用外資的作用的認識主要停留在解決建設資金不足這一點上，而對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出口創匯和產業創新等方面的認識不足。不僅領導重視程度明顯偏弱，而且支持、鼓勵利用外資的地方性法規、政策少，與周邊省市相比，往往落后一個節拍。

(二)配套條件不夠強

寧波生產力布局比較分散，生產要素積聚程度較低。外資項目，特別是一些大項目的進入，一般要考慮的首要因素是當地有沒有大量的可用人才，信息是否靈通，企業配套資金能否保證，相關行業是否發達，市場潛力和輻射能力有多大等等生產要素供給方面的問題。而寧波由于歷史的原因，長期以來工業布局呈現“低、小、散”的狀況，產業層次低，企業規模小，地區布局分散。1988年財政體制改革后，浙江實行了“省管縣”的財政體制。這種體制雖可調動各縣的積極性，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加劇了生產力布局的分散局面，各縣(市)產業結構雷同、低層次競爭，不利十生產要素集聚。加上全省城市化進程慢，小城鎮數量過多、布局分散、規模偏小。如20萬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廣東有31個，山東有27個，江蘇有22個，浙江僅有8個。這樣，必然造成浙江工業企業布局重復雷同、生產配套半徑過大、生產成本過高，不利于質量的控制和要素的集聚，一些大型外商投資項目難以落戶。

(三)工作體制不夠順

寧波位于長江三角洲的南翼，包含在上海經濟圈范圍內，但是長期以來沒有做好接軌上海的文章。全市的外商直接投資工作機構不夠穩定，專業招商隊伍力量不足；管理體制不夠統一，項目管理、招商工作、外企管理都比較分散；招商水平還不高，招商引資的成本較高，針對性和實效性不強；招商網絡不夠健全，招商方法不夠靈活，大項目批準難，公關手段少，變通方法少。

(四)投資環境不夠優

有關政策的科學性不夠，透明度、穩定性不高，可操作性不強，政策編纂不及時，優惠政策承諾隨意性過大；法律制度還難以滿足外商對投資保障的心理要求，執法不嚴、司法不公、監督不力的現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外商的稅外亂收費現象仍時有發生，涉及外商的經濟糾紛發生頻繁，外商投訴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多。

在服務機構建設上，除寧波開發區、保稅區外，其他各縣(市)區、各級開發區都沒有建立完整的投資服務機構，市里雖然成立了外商投資服務中心，但服務、協調的制約很大。各地重招商、輕服務，不能為外商提供咨詢、注冊、建設、經營全過程、全方位專家式服務。服務工作不夠深，服務效率不夠高。

(五)輿論宣傳效果不夠明顯

與沿海其它省市相比，廣東的招商重點為港澳，福建為臺灣，上海為歐美大公司，江蘇為新加坡，山東為日本、韓國，目標均比較明確。而寧波始終沒有在招商的重點國別上有明確的定位和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部分招商隊伍走馬觀花，打一槍換個地方，錢花了不少，效果卻寥寥。在招商項目準備方面，宣傳資料十分簡單，引不起外商的注意；項目資料也難以集中。由于體制上的原因和部門協調等方面的原因，符合浙江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產業導向的重大招商引資項目庫，喊了多年始終沒有建立和完善起來。國家級新聞媒體對寧波的宣傳力度與大連、青島、蘇州等城市比相去甚遠，寧波主要媒體很少有外語節目或宣傳國外先進技術信息的專門欄目。

四、寧波擴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一)寬領域有重點地利用國際資本。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投向傳統農業改造、生態農業、綠色食品、農產品加工、水產品養殖加工等特色農業領域；重點吸引外商資金投向電子信息、現代醫藥、石化、紡織、服裝等五大標志性產業，交通運輸設備、先進裝備制造、新型金屬材料及制品、造紙業及紙制品、家用電器及設備、食品arms0造等六大成長性產業；抓住我國開放服務業的契機，加大科研服務、管理咨詢、工業設計、現代物流、金融租賃、教育培訓、文化傳媒等現代生產型服務業和房地產、醫療保健、休閑旅游等新興服務產業領域的引資力度。

(二)做好跨國大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的工作。目前寧波的企業建設中，港澳臺中小企業存量投資已經很大，今后引進國際資本的重點應放在跨國大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上，爭取更多國家的大公司、大集團來投資設廠，并促進已投資跨國公司積極增資擴股。要制定更為完善合理的激勵政策，促進國外高技術企業來投資，以提升寧波的工業產業結構，增強國際競爭優勢。

篇3

一、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及特點

(一)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1980年興辦第一家外商投資企業起，目前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據統計，截止2004年底，寧波累計批準外商投資項目9153個，總投資371．60億美元，合同利用外資2l1．8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99．6億美元。外商投資成為寧波市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之一。

(二)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特點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加快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進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呈現出以下特點：(1)投資規模：外商實際投資穩步增長，尤其是2000年開始，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呈現新一輪大發展的態勢。大項目投資又有新突破，2004年l—9月份新批投資總額1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117項。(2)投資方式：已由中外合資經營為主轉向以外商獨資經營為主。2003年的統計數據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合資項目520個，合作項目14個，外商獨資項目達到674個。(3)資金投向：外商投資行業集中度仍然較高，但產業結構有所優化。第二產業吸引了絕大多數的實際外資。200年寧波外商投資項目共1209個，其中第一、第二產業為1154個，第三產業為45個。與此同時，外商投資可持續發展理念日趨顯現。(4)資金來源：以亞洲國家和地區為主，近兩年，日本和韓國對華投資項目和投資金額增幅明顯。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歐洲的德國、英國，北美的美國、加拿大等，增長較快。(5)地區分布：南北差距比較明顯。鄞州、余姚、慈溪、北侖、鎮海等縣(市)、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要大于南區的奉化、寧海、象山。(6)引資方式：重新整合、利用民企的閑置廠房和土地資源正成為寧波提高土地資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徑。寧波民營經濟發展快、競爭力強，借助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市場機制和高素質國際化人才，可以提升產業層次，打造先進制造業基地而民企的不斷壯大，產品、市場的不斷成熟和穩固，也可以吸引境外企業與民企合資合作，這是“雙贏”。

二、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蘇州的比較

(一)總量比較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在總量上與蘇州存在著很大的差距。2003年寧波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7．3億美元，雖然在長三角16個城市中排名第五，但與排名第一的蘇州的68．05億美元相比，差距達近51億美元之大。1998年到2003年6年蘇州累計合同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1616．9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232．22億美元，而寧波這兩項指標則分別只有96．5億美元和53．55億美元，不及蘇州2003年一年的合同及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梢钥闯雠c蘇州相比，不管是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還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寧波總量偏低。

(二)外商直接投資構成、投向比較

無論是蘇州還是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以亞洲國家和地區為主，歐美國家為輔。以2003年為例，在兩地投資處于前十位的國家或地區，有七個國家或地區相同，說明兩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地結構單一，外商直接投資來源過度集中。同時寧波和蘇州的外商直接投資投向也較為一致，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

(三)外商直接投資的幅射影響、帶動力比較

從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的貢獻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緩解兩地建設資金短缺、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提高經濟管理水平、增強國際經濟的參與能力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寧波與蘇州相比，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寧波市經濟的貢獻度還不高，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還不大。一在涉外稅收占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上，1997年以前，兩地比重差不多，但1997年以后，無論是在絕對值上還是在比重上，蘇州都高于寧波。二在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上，寧波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5％左右，2003年也只是17．17％，而蘇州這幾年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在45％左右，說明寧波投資增長中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明顯不如蘇州。三在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比鶯上，寧波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比重偏低，長期徘徊在30％左右，而蘇州外商投資企業自營出口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資出口的比重從1996年開始就達到60％以上，2003年更是達到86．3％。這說明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發展外貿的拉動作用也明顯不如蘇州。四在三資企業從業人數上，從三資企業從業人員在城鎮從業人數中的比重來看，寧波和蘇州兩地的比重差不多，近幾年都在40％左右，這說明兩地通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帶動就業的作用都差不多。

三、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面臨的困難

寧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相對落后，這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和錯綜復雜的主、客觀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思想認識不夠高

對利用外資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全局地位和作用認識不足，政策措施不力。長期以來，寧波對利用外資的作用的認識主要停留在解決建設資金不足這一點上，而對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出口創匯和產業創新等方面的認識不足。不僅領導重視程度明顯偏弱，而且支持、鼓勵利用外資的地方性法規、政策少，與周邊省市相比，往往落后一個節拍。

(二)配套條件不夠強

寧波生產力布局比較分散，生產要素積聚程度較低。外資項目，特別是一些大項目的進入，一般要考慮的首要因素是當地有沒有大量的可用人才，信息是否靈通，企業配套資金能否保證，相關行業是否發達，市場潛力和輻射能力有多大等等生產要素供給方面的問題。而寧波由于歷史的原因，長期以來工業布局呈現“低、小、散”的狀況，產業層次低，企業規模小，地區布局分散。1988年財政體制改革后，浙江實行了“省管縣”的財政體制。這種體制雖可調動各縣的積極性，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加劇了生產力布局的分散局面，各縣(市)產業結構雷同、低層次競爭，不利十生產要素集聚。加上全省城市化進程慢，小城鎮數量過多、布局分散、規模偏小。如20萬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廣東有31個，山東有27個，江蘇有22個，浙江僅有8個。這樣，必然造成浙江工業企業布局重復雷同、生產配套半徑過大、生產成本過高，不利于質量的控制和要素的集聚，一些大型外商投資項目難以落戶。

(三)工作體制不夠順

寧波位于長江三角洲的南翼，包含在上海經濟圈范圍內，但是長期以來沒有做好接軌上海的文章。全市的外商直接投資工作機構不夠穩定，專業招商隊伍力量不足；管理體制不夠統一，項目管理、招商工作、外企管理都比較分散；招商水平還不高，招商引資的成本較高，針對性和實效性不強；招商網絡不夠健全，招商方法不夠靈活，大項目批準難，公關手段少，變通方法少。

(四)投資環境不夠優

有關政策的科學性不夠，透明度、穩定性不高，可操作性不強，政策編纂不及時，優惠政策承諾隨意性過大；法律制度還難以滿足外商對投資保障的心理要求，執法不嚴、司法不公、監督不力的現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外商的稅外亂收費現象仍時有發生，涉及外商的經濟糾紛發生頻繁，外商投訴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多。

在服務機構建設上，除寧波開發區、保稅區外，其他各縣(市)區、各級開發區都沒有建立完整的投資服務機構，市里雖然成立了外商投資服務中心，但服務、協調的制約很大。各地重招商、輕服務，不能為外商提供咨詢、注冊、建設、經營全過程、全方位專家式服務。服務工作不夠深，服務效率不夠高。

(五)輿論宣傳效果不夠明顯

與沿海其它省市相比，廣東的招商重點為港澳，福建為臺灣，上海為歐美大公司，江蘇為新加坡，山東為日本、韓國，目標均比較明確。而寧波始終沒有在招商的重點國別上有明確的定位和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部分招商隊伍走馬觀花，打一槍換個地方，錢花了不少，效果卻寥寥。在招商項目準備方面，宣傳資料十分簡單，引不起外商的注意；項目資料也難以集中。由于體制上的原因和部門協調等方面的原因，符合浙江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產業導向的重大招商引資項目庫，喊了多年始終沒有建立和完善起來。國家級新聞媒體對寧波的宣傳力度與大連、青島、蘇州等城市比相去甚遠，寧波主要媒體很少有外語節目或宣傳國外先進技術信息的專門欄目

四、寧波擴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一)寬領域有重點地利用國際資本。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投向傳統農業改造、生態農業、綠色食品、農產品加工、水產品養殖加工等特色農業領域；重點吸引外商資金投向電子信息、現代醫藥、石化、紡織、服裝等五大標志性產業，交通運輸設備、先進裝備制造、新型金屬材料及制品、造紙業及紙制品、家用電器及設備、食品arms0造等六大成長性產業；抓住我國開放服務業的契機，加大科研服務、管理咨詢、工業設計、現代物流、金融租賃、教育培訓、文化傳媒等現代生產型服務業和房地產、醫療保健、休閑旅游等新興服務產業領域的引資力度。

(二)做好跨國大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的工作。目前寧波的企業建設中，港澳臺中小企業存量投資已經很大，今后引進國際資本的重點應放在跨國大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上，爭取更多國家的大公司、大集團來投資設廠，并促進已投資跨國公司積極增資擴股。要制定更為完善合理的激勵政策，促進國外高技術企業來投資，以提升寧波的工業產業結構，增強國際競爭優勢。

篇4

一、問題的提出

從傳統的生產要素定義來講，生產物質產品所需要的各種投入構成了生產要素，通常分為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資本資源三種。在這三種基本要素中，只有資本資源的增長在長時間內是沒有極限的，而且在各國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而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資本短缺的問題，這就需要發展中國家通過與國內儲蓄相適應的新增投資和外國資本的凈流入，提高資本存量，實現資本積累效應。就國內新增投資而言，雖然國內儲蓄水平較高，但是很難產生與其相適應的內部投資，這便更需要外商直接投資在其中發揮積累作用。

因此，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我國資本積累的外國資本流入部分，對于我國工業部門的資本存量的貢獻程度，便成為分析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轉型的資本積累效應的主要問題。

二、資本存量分析

1.分析方法

(1)資本存量的估算方法――永續盤存法

該方法是由Goldsmith在1951年提出的，后經Christensen和Jorgenson等經濟學者的發展，將永續盤存法計算資本存量的基本公式表示為:

其中，Kt為t時期的資本存量，It為t時期之內的投資量，δ為資本存量的折舊率。

(2)數據說明

本文的數據來源主要是1994年到2005年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緮祿?1994年～2005年工業部門中外商投資企業的固定資本原值;1994年～2005年各年的全社會投資的建筑、設備比例。

(3)基準年K(1994)的確定

根據資本的增加值與產出的增加值之比將近似等于平均的資本產出比重來估算我國同期的資本存量總量。先估計出1994年中國工業部門的外商投資企業的現價基期資本存量。再用同樣的方法把1994年基期資本存量分為建筑資產和設備資產兩類。

(4)固定資產投資序列

選擇利用固定資本原值一次差分獲得固定資本的形成序列值，并將其分成建筑、設備兩部分，再用固定建筑和設備投資價格指數進行處理得到1994年價格的固定資產投資序列。

(5)折舊率

使用Wu and Xu（2002）計算的工業品折舊率，并假設1991年～2005年的折舊率與1975年～1996年的折舊率相同，即建筑和設備的折舊率分別為2.44%和7.89%。

2.計算并列出結果

根據前文我國外資存量的數據，從1994年到2005年，在我國工業部門中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存量增長十分迅速。1994年工業部門中外商資本存量為1768.95億元和1671.51億元，到2005年以1994年價格計算為16850.35億元，增長了852.56%，年平均增長率為22.74%。經計算，我們可得到1995年～2005年我國工業部門總的資本存量（如表所示），其由1994年的24212.02億元增長到2005年66721.09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為10.65%，明顯低于我國外資存量的積累速度。而總的資本存量由外資存量和內資存量兩部分構成，這進一步說明我國外資存量的積累速度大于內資存量的積累速度，即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工業部門的資本存量的增長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再結合前文計算結果，在1994年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存量占工業部門總存量的比重為7.31%，到2005年這一比重達到22.86%，并且呈現逐年上升的態勢。說明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存量的增長對我工業部門的資本存量的增長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三、分析結論

總的來講，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我國工業部門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僅說明了外商投資企業出口份額的增加，而且還體現了我國對外貿易的顯性比較優勢的變化。上述分析表明，我國對外貿易的顯性比較優勢的變化，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資本積累效應對我國工業制成品比較優勢的強化作用。根據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存量對我國資本積累的貢獻來說，外商直接投資的資本存量效應對于加強我國資本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起到重要作用，進而加速了我國出口貿易結構向資本密集轉型的進程。

參考文獻:

[1]沈克華: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出口總量及結構、基礎設施投入的相關關系分析.國際貿易問題，2003年第7期

[2]愛德華?蒙迪?格瑞姆:利用出口加工區吸引外資及其效益――中國經驗.東岳論叢，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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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快速發展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中的一大熱點。本文將在現有理論文獻基礎上，對中國制造業的FDI產生的產業內溢出效應和產業間溢出效應進行實證分析，說明FDI的溢出效應大多是發生在產業間還是產業內。

一、我國FDI溢出效應的比較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有三種:橫向效應、后向效應和前向效應。橫向效應指的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發生在同一產業內。橫向效應可以通過以下三種渠道產生：第一，跨國公司通過示范效應加速本土企業采用新技術的速度，有助于本土企業效率的提高;第二，跨國公司子公司的進入和存在，在東道國市場引進競爭，迫使國內同類企業采用更有效率的生產和管理手段;第三，經跨國公司培訓的本地工人和管理者逐漸地從跨國公司流入本土企業，從而提高本土企業的人力資本積累。

縱向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發生在不同產業間，其中又分為后向聯系產生的效應和前向聯系產生的效應。前者指的是處于產業下游的外商投資企業通過購買國內中間產品從而對上游的國內供應商企業產生的溢出效應；后者是指處于產業下游的外商投資企業通過向下游的本土企業銷售產品而產生的溢出效應。

實際上，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負向外溢效應也同樣存在。它可能出現在橫向方面：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擁有比本土企業先進很多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他們的進入和存在壟斷了東道國原來的競爭市場，降低了本土企業的市場份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高工資制度，造成本土企業人力資本的減少和積累速度的減慢等。負向外溢效應也同樣可能存在于縱向方面：外商投資企業在排擠同業中的本土企業之后，在中間投入的采購方面，從國外進口中間產品，這將導致本國中間產品或上游產品生產廠商受到排擠而發生生產能力的萎縮；由于外商投資企業生產的中間投入品的技術標準遠遠超過國內下游企業的技術要求，從而使國內下游企業萎縮等。

下文就針對FDI的這幾個效應，建立估計模型，用我國制造業28個行業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以檢查上述分析的有效性。

二、 模型方法

本文運用計量經濟學中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方法，采用道格拉斯函數模型，將FDI的橫向效應、FDI的后向效應、FDI的前向效應作為模型的解釋變量，產出作為被解釋變量引入到方程中來，然后利用EVIEWS軟件中的廣義最小二乘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d, GLS）進行回歸估計，來檢驗我國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與制造業產出之間的關系。由于制造業的FDI占我國FDI總額的比重較高，約為67%，因此，回歸模型選用1995年～2003年中國制造業里的28個行業的數據，其中1998年的數據缺失。估計模型如下：

是行業j在t-1時的實際產出，本文用以1997年為定基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來調整的工業總產值數據來表示;為資本，用經1997年為定基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調整后的固定資產凈值來表示;表示勞動力，用職工人數代替;為原材料投入，用經1997年為定基的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調整后的各年各行業的中間投入來代替，其中:中間投入=工業總產值工業增加值+應交增值稅;表示外商直接投資橫向效應;表示后向效應;表示前向效應;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份額，用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資產合計占我國全部企業的資產合計的比例表示。其中：=行業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工業總產值/行業全部工業總產值。

行業j表示外商投資企業k的上游產業,表示行業j的產量供應給行業k的比例，k if k≠j是指不包括同一產業內的效應，因為這已經包含在橫向效應里面（下文前向效應的公式也類似）。例如，假設紡織業提供占總產出30%的產品給家具制造業、30%產出給造紙業、40%產出給服裝業，如果家具制造業、造紙業、服裝業的外商直接投資橫向效應分別為0.2、0.1、0.1，則紡織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前向效應為:30%×0.2+30%×0.1+40%×0.1=0.13。的數據來自于1995年和1997年的投入產出表。其中1995年～1997年的用1995年投入產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數表示，1999年～2003年的用1997年投入產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數表示。根據投入產出表直接消耗系數表，由列的方向由上往下看，就可以得到。因為投入產出表的數據并不是按照制造業28個行業進行編排的，為使本文數據的一致性，筆者將投入產出表的數據按照28個行業進行了重新編排。

行業j表示外商投資企業m的上游產業,表示行業j的產量供應給行業m的比例，其中1995年～1997年的用1995年投入產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數表示，1999年～2003年的用1997年投入產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數表示。根據投入產出表直接消耗系數表，由行的方向從左到右看，就可以得到。下面的圖1、圖2、圖3分別描繪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橫向效應、后向效應、前向效應從1995年到2003年的變化比例。由圖1可以看出，大部分行業的FDI的橫向效應都增加了，其中增幅較大的有專用設備制造業、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造紙及紙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等，增幅都在70%以上。此外，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的增加比例達到609%，由于其增加比例遠遠大于圖表中的其他行業，不方便在同一個圖表中表示，所以沒有在圖1中描繪出來（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的前向效應的增加比例達到657%，增幅遠遠大于其它行業，由于上述類似原因，因此也沒有在圖3中表示出來）。只有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和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三個行業是減少了的。由圖2可以看出，除了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的后向效應是減少（減幅較大，約為55%）的外，其他行業的后向效應都是增加的，其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的增幅約為110%，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的增幅約為98%，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約為89%。由圖3可以得知，大部分行業的FDI前向效應都是增加的，其中家具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等的增幅較大，都在100%以上。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和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的FDI前向效應是減少了的。

圖1橫向效應的變化比例（1995年～2003年）

圖2后向效應的變化比例（1995年～2003年）

圖3后向效應的變化比例（1995年～2003年）

三、 模型結果及分析

利用eviews的pool workfile,對方程(1)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得回歸方程:

回歸結果如下:

上述經濟計量分析的各項統計檢驗（擬和優度檢驗、t檢驗和f檢驗）基本符合要求，回歸效果較好。該模型檢驗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回歸方程（4）的系數表明:第一，FDI的橫向效應和我國的工業總產值成負向關系，FDI在我國產業內產生的是負的溢出效應，這是主要因為FDI帶來的同行競爭對本土企業產生了擠出反應;第二，FDI的后向效應和我國的工業總產值成正向關系，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我國上游的本土企業產生的是正的溢出效應，但是這種正效應并不顯著，這是因為：外商投資企業從國外進口中間產品或實行后向一體化戰略，因而對上游的本土企業溢出不足；我國企業對溢出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強;第三，FDI的前向效應對我國工業總產值產生負的影響，即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我國下游的本土企業產生的溢出效應是負的，不過這種負效應并不是太明顯;第四，FDI的份額和我國的工業總產值成正向關系，說明引進外資有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四、結論

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利用外部資源，是一國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之一。綜合上面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我們得到以下結論：

1.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就業增加、出口增加、技術進步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2.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在技術上和管理能力上的優勢，在與我國的本土企業的同業競爭中一般處于上風，在某些行業我國的本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差距還較大，學習模仿的效率不夠高，因此FDI在我國產業內產生負的溢出效應。

3.我國多數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都會向上游的供應商購買中間投入品，出于對技術和成本的考慮，外企會給上游本土企業提供技術指導和人員交流，或協助他們提高管理水平，因此FDI在我國一般產生正的后向效應，但是這種效應不顯著。

4.外商投資企業也可能給下游的本土企業提供支持，但是由于外商投資企業生產的中間投入品的技術標準可能會遠遠超過國內下游企業的技術要求，從而使國內下游企業萎縮等，FDI在我國產生負的前向效應。

參考文獻:

[1]陳濤濤:《中國FDI行業內溢出效應的內在機制研究》.《世界經濟》，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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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華跨國公司轉讓定價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義

目前外資企業在我國利用關聯交易轉讓定價作為規避稅收的主要手段。國家稅務總局和《中國稅務》雜志社公布了2010年度中國納稅500強企業排行榜，其中，外企納稅百強的總納稅額幾乎零增長成了最大的看點。2011年我國批準成立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為73萬戶，其中在稅務部門登記的僅占三分之二，年度企業自報虧損額竟達1200億元，60%的在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是虧損的。這與企業采用關聯交易轉讓定價進行避稅有很大關系。轉讓定價是造成這一損失最主要的原因。

隨著中國經濟開放進程的加快和加人WTO，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走進國門，在國內投資、享受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的益處。在國內投資就會涉及到轉讓定價問題.企業只有把轉計定價策略與公司的其它策略有效的結合起來，才能有效的提高其國際競爭力。同時通過對轉讓定價的研究，弄清跨國公司轉讓定價的原理，有利于找準在我國投資的外國跨國公司采用轉讓定價逃避我國稅收和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關鍵所在，為完善我國稅制提供理論依據，從而使我國企業經營和國家稅收獲得同步增長。本論文的研究意義在于通過我國跨國企業的轉讓定價行為進行經濟和管理理論分析，探討其轉移利潤的途徑和會產生的經濟效應，實現對跨國公司理論的拓展和對稅收管理理論的拓展。

二、跨國公司在華轉讓定價的分析

（一）跨國公司在華轉讓定價的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外商在我國進行了大量的直接投資，設立了許多外資企業，其中有不少就屬于跨國公司的子公司或分支機構，它們在中國普遍實行轉移定價做法。

外商投資企業偷逃稅、避稅的現象比較嚴重，其表現之一就是外商投資企業的虧損面仍然很高。據國家稅務總局歷年外商投資企業年度所得稅清繳統計表明，1988年度至1993年度虧損面平均達40%，1994年度虧損面平均為63.28%，1995年度虧損面平均為70.29%，1996年度至2000年度虧損面達到65%-70%，2001年度虧損面平均達到60%，以2000年度為例，如果按外商投資企業自報的1200-1500億元虧損，三分之二虛虧實盈的話，以平均24%稅率計算，稅收損失約192-240億元左右，加上未參加匯算清繳的外商投資企業以及外國企業避稅。稅收損失約為300億元左右，大約相當于中央財政收入的三十分之一。

（二）跨國公司在華實施轉讓定價的影響

1、中方合資者、合作者利益被侵吞。對于合資企業來說，中方合資者根據股權比例分享利潤，而對中外合作企業來說，中方的利潤由合同規定，中方占有一定利潤分配比率。然而一旦外方動用轉移價格，就可以使合資、合作企業的利潤減少，甚至出現“零利潤”、“負利潤”，導致中方利潤減少甚至虧損，而外方公司的總體收益變大。

2、減少我國的稅收收入?！叭Y企業”的稅收效果是決定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收益的另一個重要指標。我國正常的所得稅率為33%，但為了吸引外資，規定了“三資企業”在稅收上可以享受“兩免三減半”的優惠，于是許多外資企業通過“高進低出”的轉移價格將在華子公司的利潤轉移，從而逃避我國較高的所得稅。

3、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關聯效應。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本地企業的引致需求是衡量我國利用外資實際獲得程度的另一個重要標志。由于我國目前對“三資企業”的轉移定價尚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很多外商就利用其對企業的進口控制權，高價從國外關聯企業購入許多國內可生產的、質量完全符合要求的原材料、半成品等，以便更多地利用轉移價格攫取利潤，從而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關聯效應。例如，醫藥行業的“三資企業”每年要花大量外匯進口原料藥，即便國內已有生產甚至大量出口的原料藥。

三、我國對在華跨國公司轉讓定價的稅務管理

到目前為止，我國已經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的轉讓定價稅務管理制度，在實踐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轉讓定價稅務管理還處于初級階段，無論是在法規的制定方面，還是在管理的經驗，都存在較大的差距。

（一）我國轉讓定價稅務管理工作概況

1、反避稅法律制度不斷完善

自1987年11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在全國率先了《深圳經濟特區外商投資企業與關聯公司交易業務稅務管理的暫行辦法》以來，國家稅務總局連續印發《關聯企業間業務往來稅務管理規程》（國稅發[1998]59 號），推動我國轉讓定價稅務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程序化、科學化的軌道。特別是2009年2月出臺的特別納稅法調整實施辦法，明確要求關聯交易各方的成本按照獨立交易原則分攤，賦予企業及其相關方在轉讓定價調查中的協力義務和稅務機關較大的反避稅處置權，強化了反避稅手段，增強了反避稅措施的威懾力。

2、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征管水平不斷提高

我國涉外稅務管理機構在實施匯算清繳、納稅評估、稅務審計和反避稅等的基礎上，注重整合信息管理資源，優化管理程序，建立起各種征管手段相互協調配合的管理機制，節約了管理成本，形成了管理合力，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我國還建立、規范了重點稅源監控報告制度，有力地促進了外資企業稅收收入的增長。

（二）我國轉讓定價稅務管理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

1、強調可比性的轉讓定價方法在實踐中運用困難

中國轉讓定價稅制基本上采納了轉讓定價指南的公平交易原則和可比性方法，但是在實踐中可比性的運用存在很大的困難。

可比性分析是轉讓定價調整中最關鍵也是難度最大的一項工作。它貫穿著轉讓定價調整工作的始終，稅務機關在難于尋求到完全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的情況下，只能在初步的職能分析和風險分析的基礎上，比較基本類似公司的類似交易的利潤因素，如直接比較其“銷售毛利潤率”等指標，按同等水平類推處理，這實際上也是不符合正常市場價格原則的。

2、新形式的出現給轉讓定價征管帶來挑戰

無形資產、服務、成本分攤協議等新的轉讓定價形式是各國稅務部門所面臨的征管挑戰。中國雖然在新的企業所得稅法中首次接受了成本分攤協議條款，但是在實踐中對成本分攤協議以及無形資產、服務等存在很多的困難。

3、行業差異增加了轉讓定價調查的難度

由于轉讓定價在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稅務人員在面臨不同的轉讓定價案件時面臨難題。如何獲取不同行業的信息，如何對不同的行業采取有差別的征管方式也提高效率，如何確定重點監管的行業并進行有效的管理，都是轉讓定價的征管中涉及尚淺的領域。

4、征管人員素質有待提高

審查和調整轉讓定價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沒有受過一定專業訓練的人很難勝任，我國各級稅務部門反避稅專業人員一直就較為缺乏。

（三）關于我國對在華跨國企業轉讓價稅務管理的建議

目前，我國對轉移價格的防范主要是利用轉移價格稅制，從表面上看，我國轉移定價管理在理論上和具體做法上似乎已與國際慣例接軌，采用了正常交易原則，并規定了一套轉移定價調整方法，然而面對錯綜復雜的轉移定價問題，我國轉移定價規則顯得過于簡單，可操作性較。因此，完善轉移價格管理，已是迫在眉睫。

1、完善現有法規，增強可操作性

(1)增加對可比性的規定與說明，參照國際慣例，引入正常交易值域的概念，以適應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環境。

(2)增加國際慣例中所認可的交易利潤法，即將利潤分割法和交易凈利潤率法作為現有方法的補充，完善轉讓定價調整方法體系。

2、針對無形資產、服務等新形式的轉讓定價征管建議

（1）明確服務、無形資產轉讓定價同樣適用“正常交易的原則”及轉讓定價調整的方法，優先使用“交易利潤法”，包括可比利潤法、利潤分割法等。

（2）制定服務和無形資產可比性分析具體的內容，包括各種經濟因素、對無形資產的保護、風險的承擔、對合同各方權利義務的評估等。

（3）制定無形資產轉讓定價的事后調整制度，規定調整的比例和時效，使對無形資產轉讓定價的調整盡量準確，這樣既保證了國家的財政利益，又維護了關聯企業與非關聯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

3、細化轉讓定價的分行業管理

由于不同行業在商品和服務特征、無形資產比重、價值鏈體現等方面呈現不同的特征，針對不同行業進行不同的轉讓定價征管，是轉讓定價向縱深發展的必然要求。具體建議如下：

（1）定期對轉讓定價的重點行業進行調整。目前，應該重點對外商直接投資集中的制造業，尤其是制藥業、汽車業、計算機及軟件制造業、零售業予以關注。

（2）加強對新興轉讓定價敏感行業的研究，如金融業、電子商務等，緊跟國際稅收的最新趨勢，及時制定相應的轉讓定價征管措施。在可能的情況下，在這些尚未形成國際規則的新領域，提出符合中國的“全球治理方案”。

4、建立高素質的稅收隊伍，確保法規執行富有成效

（1）培訓現有人員，提高稅收征管稽查人員的素質和工作水平。

（2）配備國際稅務專家作為顧問人員，增強稅收人員分析新問題和解決新問題的應變能力。

參考文獻：

[1]朱青.國際稅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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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對外貿易，是蘇州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20世紀90年代以來，蘇州FDI流入與外貿總額持續增長。例如，1992年，蘇州實際利用FDI為8.36億美元，2005年增加到113.43億美元;同期，外貿總額分別為10.35億美元和21405.89億美元，增幅很大。FDI與外貿發展是否存在相關性?現有研究表明，兩者之間相關性存在不確定性。本文以蘇州為例，分析1992年～2005年FDI與外貿的關系，探究蘇州地區FDI對外貿發展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一、文獻綜述

FDI對外貿發展的影響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是替代論和互補論。替代論的代表是羅伯特·蒙代爾，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理論基礎上， 提出貿易障礙在一定條件下會導致資本的國際流動或者直接投資。蒙代爾認為，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兩國的生產要素的絕對和相對量完全一致。資源實現了最合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的福利，并不存在引起要素流動的原因。如果滿足要素均等化及兩國有相同生產函數的條件，貿易與資本的流動有完全替代的關系。而且資本流動越自由，替代國際貿易的作用就越大。

以蒙代爾等為代表的關于FDI對國際貿易的替論有效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個國家之間發生的直接投資。 對蒙代爾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提出挑戰的是小島清的互補論。小島清認為，生產要素流動雖然減少了商品的稀缺性，從而減少了國際貿易的機會;但另外一方面，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相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越小，技術就越容易為東道國所吸收和普及，進而就可以把東道國潛在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

由此可見，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促進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 由于統計數據不全或統計方法的缺陷，蒙代爾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及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20世紀80年代以來，貿易和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從實證研究來看，支持互補性關系、替代性關系及關系存在多樣性的研究都已出現，并各有自己的論據，國內學者也對中國引進外資和推動出口之間的關系展開了理論和實證方面的分析。

例如，楊全發(1999)通過對廣東利用外資與出口增長的實證研究，認為廣東總的出口貿易和一般出口貿易與外資的關系并不顯著;施敏穎(2001)則認為，FDI與我國進出口總額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但對進口的貢獻大于對出口的貢獻;謝冰(2000)依據1980年～1997年問的數據，采用多元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FDI對我國出口的增長作用顯著。 二、實證分析 1.蘇州地區FDI與對外貿易總量變化關系的實證分析。本文數據采用了蘇州市1992年～2005年間進出口與FDI統計數據。如表1所示：在這14年間，蘇州進出口總額與FDI呈快速增長。例如，進出口總額由從1992年的10.35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1405.89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45.9%。FDI由從1992年的8.36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113.43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22.2%。

1992年～2005年蘇州進出口總額及FDI情況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1992年～2005年蘇州市統計年鑒。 為了進一步討論FDI對蘇州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本文擬采用回歸模型對數據進行進一步分析，建立FDI對進出口貿易的乘數效應模型。分別以進出口總額、進口額與出口額為因變量，以當年FDI與累計FDI(累計FDI是指滯后一年的FDI余額)為自變量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

由于考慮到FDI存量也會對當年的進出口總額產生一定影響，所以也將其設為自變量。模型如下: Yt=b0+b1CFDIt-1+b2FDIt+ut (1) Mt=d0+d1CFDIt-1+d2FDIt+vt (2) Xt=f0+f1CFDIt-1+ f2FDIt+wt (3) 其中，Yt、Mt、Xt、分別代表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出口額，CFDIt-1代表第t-1年末的FDI存量，FDIt代表第t年的FDI數額，b0，b1，b2，d0，d1，d2，f0，f1，f2為待定參數，ut，vt，wt為隨機誤差項。對該模型進行最小二乘估計，得出回歸方程為： Yt=-229.105+0.03 CFDIt-1+13.51 FDIt (1) Mt=-116.203+0.008 CFDIt-1+6.728 FDIt(2) Xt=-112.035+0.027 CFDIt-1+6.757 FDIt(3) 方程(1)中，R2=0.98，F=284>F(2，11)，變量FDIt的t值為t0=7.56>t0.025(11); 方程(2)中，R2=0.98，F=352>F(2，11)，變量FDIt的t值為t0=8.46 > t0.025(11); 方程(3)中，R2=0.98，F=222>F(2，11)，變量FDIt的t值為t0=6.63>t0.025(11)。

上述三個方程的擬合度和顯著性都非常高，回歸方程能夠很好的解釋FDI與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和出口額之間的關系。所以Yt，Mt，Xt與FDIt之間均存在顯著相關性。根據上述回歸方程，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當年FDI每增加1億美元，蘇州的對外貿易總量可增加13.51億美元，其中，進口額可增加6.728億美元，出口額可增加6.757億美元。FDI對蘇州的對外貿易有著強大的促進作用，乘數效應非常大。 2.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蘇州出口的貢獻。衡量外商投資企業對出口貿易貢獻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考察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情況。因此筆者引入兩個衡量指標。一個是外資企業出口額在蘇州出口額中占的比重;另一個是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蘇州出口的貢獻度。貢獻度(用P表示)是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增量(用FXM表示)占蘇州出口增量(用XM表示)的比重，即：P=FXM/XM。具體情況見下表： 表2 1992年～2005年蘇州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統計(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1992年～2005年蘇州市統計年鑒。

蘇州每年的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在總出口額中的比重始終很高，平均達到77.6%。顯然，蘇州的出口依賴于外資企業的出口。此外，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蘇州總出口保持著正的貢獻度，特別是在1995年，P值高達457.3%，表明當年蘇州對外出口完全是由外資企業出口拉動的。所以，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增長是蘇州對外貿易增長的重要源泉。

三、FDI在促進蘇州對外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FDI對蘇州對外貿易起了積極作用，促進了蘇州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但隨著FDI的不斷投入，一些負面效應也逐漸顯現出來。

1.外商投資在產業間的分布不均。第二產業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2005年，在蘇州吸收外資中三次產業分別占0.14%、93.47%、6.39%。2006年1-3月份，蘇州市利用外資中，三次產業分別占0.35%、88.77%、10.87%。雖然今年第一季度情況有所緩和，但總體來看，第一、第三產業吸收外資在總量中所占比重很不樂觀。三次產業的不協調發展，勢必導致蘇州對外貿易結構的不平衡發展，最終將延緩蘇州的工業化進程。

2.蘇州對外貿易對FDI依賴過大。從模型中可以發現，FDI對蘇州對外貿易的促進作用非常明顯，這個結論還能這樣理解：蘇州的對外貿易對FDI的依賴性也很強。蘇州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過分地依賴對外貿易量的增長，這種情況已持續了好幾年，FDI對外貿的這種促進作用進而可以傳遞到對蘇州經濟的影響。一旦蘇州吸引外資的比較優勢消失，FDI的減少將會以乘數效應對蘇州經濟產生巨大的沖擊。 3.對外貿易中出口過度依賴進口。從模型中還發現，FDI每增加1億美元，進口額增加6.728億美元，出口額增加6.757億美元，兩者幾乎相等。這是由于蘇州的對外貿易形式以加工貿易為主，而加工貿易出口過度依賴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進口，因此出口的增長實際上主要取決于進口的規模。進口主要不是為了滿足產業結構優化、技術的進步，而是為了維持出口數量的擴張。外商投資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獲取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在出口商品的價格構 成中，主要是進口原材料零部件的高昂成本，蘇州僅僅處于低附加值的加工環節，這樣的格局使得蘇州雖然在對外貿易的規模上不斷擴大，但對蘇州當地的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社會福利并非有利。 四、對策建議 針對當前FDI對蘇州對外貿易具有強大促進作用的現狀，蘇州目前仍應該不斷吸引FDI，從而帶動對外貿易及經濟的發展。

但在吸引FDI時應該改變原有的格局，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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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撾對外貿易和外商投資現狀

1.1 對外貿易現狀

據老撾工貿部統計，2012年，老撾對外貿易總金額達42.63億美元，同比下降0.9%。其中，出口16.96億美元，下降16.3%；進口25.67億美元，增長7.8%?？v觀全年，老撾對外貿易主要呈現以下幾方面情況：

（一）進出口總額與上年基本持平。近年來，老撾對外貿易總體保持增長態勢，2012財年老撾對外貿易同比基本持平，略有下降。

（二）貿易逆差大幅度增加。2012財年，老撾對外貿易逆差8.71億美元，貿易逆差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國內消費、項目帶動的車輛、工業用商品及糧食等進口增加。

（三）主要出口商品。礦產品出口8.13億美元，電力出口2.54億美元，農產品出口1.77億美元，礦石出口1.69億美元，工業產品出口1.61億美元等。

（四）主要進口商品。各類車輛（包括飛機、摩托車）及零配件進口5.54億美元，燃油燃氣進口4.70億美元，建材進口3.91億美元，工業用品進口3.61億美元，電器進口1.92億美元，糧食進口1.41億美元，電子器材進口1.20億美元等。

1.2 外商投資現狀

2013年老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功，為了2015年準備加入東盟經濟共同體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老撾改變了很多貿易和投資的規則，改善該國的基礎設施尤其是交通運輸的發展，因為老撾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和預計在2013年至2014年的增長速度是8%。1989年至2012年根據規劃和投資部提供的數據，外商直接投資（FDI）最大的國家是越南，有429項目，價值49，13億美元，第二是泰國有742項目，價值40，82億美元。

2.老撾的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的實證檢驗

本文主要利用協整分析和Granger非因果檢驗方法來探討老撾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的相互關系。所謂“協整關系”，指若兩個或兩個以上變量的值呈現非平穩，但他們的某種線性組合卻呈現的平穩性。同時，本文進一步用Granger非因果檢驗方法來檢測各相關變量之間在數據方面的波動性，從實證角度來論證老撾國際進出口沒貿易與投資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得出論文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的相互關系。在實證分析中，本文選取外商直接投資流量（y）、老撾年進口額（x1）、老撾年出口額（x2）以及凈進口額（x3）進行分析。

2.1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為2001——2010年的時間序列，來源于老撾工貿部和國家數據統計局，所設計模型的樣本容量為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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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加了新的合伙形式

修訂后的《合伙企業法》增加了新的合伙形式：“特殊的普通合伙企業”和“有限合伙企業”。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業”這一新的形式，主要適用于以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能為客戶提供有償服務的專業服務機構，如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服務類的中介機構。由于個別合伙人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第三人損害的，無過錯的合伙人僅以其在合伙企業的財產份額承擔有限責任。同時，為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對于“特殊的普通合伙企業”，法律要求其建立執業風險基金、辦理職業保險。就非合伙人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第三人損害的，或者合伙企業正常經營中產生的債務，全體合伙人仍負無限連帶責任。“特殊的普通合伙企業”有選擇的部分限制了合伙人承擔無限責任的范圍，避免了無過錯合伙人對于其他合伙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產生的損害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可以有效地引導專業機構的合伙人謹慎執業，加強內控機制，從而為這些專業機構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修訂后的《合伙企業法》的“有限合伙企業”主要有以下特點：1.有限合伙人的人數必須在二人以上五十人以下，其中必須有一個普通合伙人。合伙人人數的上限與中國《公司法》有限公司股東的人數要求是一致的。2.有限合伙人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合伙企業債務承擔責任，因勞務本身無法作為對外承擔清償責任的方式，因此規定了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勞務出資。3.有限合伙人可以同本有限合伙企業進行交易，可以自營或者同他人合作經營與本有限合伙企業相競爭的業務。4.有限合伙人在處分其在合伙企業中的財產份額時也比普通合伙人寬松，除非合伙協議另有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將其在合伙企業中的財產份額出資。有限合伙可以有效的籌集資金，實現知識技術與資本的完美結合。國外的私募基金（股權）大多采用有限合伙的形式?！逗匣锲髽I法》引進有限合伙的形式，配合了其他法律法規的實施，對于風險投資和私募基金（股權）在中國的發展來說無疑是一支有力的強心針。在此之前投資人對于小規模的商業組織，僅限于在有限責任公司、普通合伙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中進行選擇，有限公司成立的資金要求及稅負，使得一些小投資人望而卻步。而普通合伙與個人獨資企業都要求所有投資人對企業債務均承擔無限連帶責任，使得很多不愿意承擔過多風險的投資人打消投資的念頭。近年來，立法者在進行商事立法時已經注意到了將鼓勵投資作為一項重要的立法指導思想，有限合伙這種在西方國家已經實行了多年的合伙形式終于被中國立法者采納。

二、合伙人范圍的擴展：法人可以成為合伙人

原《合伙企業法》只認可自然人作為合伙人，從而將法人拒絕在合伙企業的大門之外。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法人即意味著以其財產對外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一般情況下，投資人無需以其對法人出資以外的其他財產就法人的債務對外承擔責任。中國的合伙企業不具備法人資格，合伙人需對合伙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紤]到法人作為合伙企業的投資人承擔了無限連帶責任，會使公司處于巨大的風險之中，影響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因此，2006年1月1日實施修訂后的《公司法》仍然不允許公司作為對其所投資企業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投資人，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但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豐富各類投資方式的呼聲越來越高，尤其在借鑒英美合伙企業立法的基礎上，立法者允許了法人作為合伙企業的投資人。法人作為合伙人，可能會導致法人為合伙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但這并不意味著法人的投資人也會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法人的投資人仍可以躲避在法人這堵防火墻后面，僅以其對法人的出資額承擔有限責任。法人參與合伙可以使公司等企業法人利用合伙企業形式靈活、合作簡便、成本較低等優勢，實現其特定的目的事業，也有利于大型企業在開發新產品、新技術中與創新型中小企業進行合作。但是為了使國有企業不至于負擔更大的風險，法律仍規定國有企業和公益性團體不得成為普通合伙人。

三、外商投資設立合伙企業的特殊規定

修訂后的《合伙企業法》并不能直接適用于外商投資設立合伙企業，而是授權國務院制定專門的管理辦法。2003年中國商務部等頒布的《外商投資創業企業管理規定》，規定中承認外商投資創業企業可以采取非法人形式，但這一規定缺乏相關法律的制度性保障。新《合伙企業法》引起各界的非常關注，各方外資是否會利用合伙企業規模小、形式靈活、設立的法律門檻低等特點規避中國對外資的一些準入機制。但從當前國務院委托商務部起草的《外商投資合伙企業管理辦法》草案來看，外商投資合伙企業依然實行審批制，需要符合外商投資產業政策等條件。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1.審批制度：出于現行外資準入制度、外匯管制以及公平性等考慮，參照對三資企業的外資管理制度，規定外商投資合伙企業的設立和重大變更需要經過商務主管部門的審批，一般事項的變更需要到審批機關備案。

2.中方合伙人：由于合伙一般規模不大，自然人作為合伙人較為常見，且有《合伙企業法》為上位法，因此不同于三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不允許中國自然人作為中方投資人，《辦法》明確規定中國自然人可以作為外商投資合伙企業的合伙人。

3.產業政策：現行產業政策采用針對股權式合營企業的表述，根據合伙企業的特殊性，《辦法》將合伙人在合伙企業中的“控股”地位理解為對重大事項的決策權以及分紅比例，從而明確了產業政策（包括“限于合資、合作”、“中方控股”和“中方相對控股”）如何適用于外商投資合伙企業。

4.勞務出資：鑒于目前對外國合伙人以勞務出資尚無相關配套規定，實踐中無法操作，暫時只允許中國合伙人以勞務出資。

5.出資期限：鑒于合伙企業一般規模不大，參照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資制度，規定外商投資合伙企業除勞務以外的出資應當在批準后90日內一次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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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投資領域，負面清單是相對正面清單而言的一種外商投資準入制度，是一國禁止外資進入或限定外資比例的行業清單，其中列明針對外資的與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業績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限制措施 ?？梢钥匆姡撁媲鍐闻c國民待遇問題相伴而生，外資準入的負面清單表征的是一國給予外資在準入階段國民待遇的程度問題。在投資協定中，負面清單通常又是“不符措施”的代稱，即與國民待遇不符之特別措施清單。

一、產生與發展

在國際貿易投資領域，負面清單首先是作為一種訂立協議的談判路徑和技術而產生的。早在1834年，在普魯士領導建立的關稅同盟即是用負面清單模式制定了彼此間的貿易條約——除非列明不開放和不取消，否則原則上許可開放所有進口市場、取消所有進口限制。這是負面清單在國際貿易投資協議上的首次運用 。之后，負面清單作為一種協議談判和達成路徑被廣泛運用于雙邊的或區域性的國際貿易投資協議的談判和簽署實踐中。然而，涉及外商準入的負面清單制度則只是近一二十年才得以發展和實踐 。

現代國際貿易投資協議中的外資準入的負面清單制度，與正面清單制度一樣，都是在談判和建立戰后世界貿易秩序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從1947年到1994年，馬拉松式的國際貨物貿易秩序談判催生了多邊貿易機構即世界貿易組織（WTO），使其成為同時期國際貿易談判的核心機制。該組織的基礎協議之一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以關稅減免和消除貿易壁壘為原則，其中減免關稅的產品名單以正面方式列明，不在列的產品無須承諾。幾乎與該協定同步的另外兩個多邊貿易協定則在負面清單模式上取得了突破。一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成員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二是《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囊括世貿組織成員國。前者完全仰仗負面清單，后者是兩種方式的混合，即開放的行業用正面清單列明，而各行業市場準入限制和國民待遇承諾則用負面清單標出 。雖然以上三個多邊貿易協議幾乎同時產生，但后兩者更大程度上受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影響。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世界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使得不同國家間的貿易合作在服務貿易以及與貿易相關的投資領域有了新的需求，因此，在談判路徑上走向了能夠增強市場透明度的負面清單方式。

進入本世紀，世界貿易與投資格局進入嶄新的調整期。一方面，盡管局部區域展露了保護主義色彩的傾向，但大體上世界各國都在合力形成一個更加開放、友好的國際經濟環境。以各國對外商投資領域的年度政策措施為例，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預見到，各國采納的開放性措施在本世紀初大幅增長，相對于限制性措施具有絕對優勢，2012年世界范圍內的兩項措施比例大體為3：1 。另一方面，1997年世界貿易組織西雅圖部長會議失敗后，世界貿易組織談判長期停滯不前，這一局面催生了旨在推進世界市場一體化與建立多邊合作機制的全球三大經濟合作框架，即“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以及新近出現的全球經濟合作框架——“諸（多）邊服務業協議”（PSA）。三大經濟合作框架均有美國的參與與推動。因此，在投資自由化的選擇與美國的大力推動下，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在國際投資協定談判中采用美國投資協定范式的負面清單的準入前國民待遇條款。據統計，截至2009年，僅亞太地區，就有26個自貿區協議包含了負面清單的準入前國民待遇條款 。目前，世界上至少有77個國家已經采用了這種制度，負面清單的外資準入制度已然成為國際投資規則發展新趨勢 。

二、理論依據及現實意義

（一）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