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社會網絡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對大學生人際關系認知的問卷調查

（一）問卷設計與調查

基于上述人際關系類型，結合大學生實際生活、學習等情況，我們設計了與大學生相關的21種人際關系調查問卷，試圖通過調查得出現代大學生心目中應該重視和建立的人際關系網絡。考慮到當今社會中所謂的“拼爹”觀念盛行，我們在問卷中先預設了三個關于“拼爹”的問題，用以考察大學生對該問題的相關態度。經過前測和優化，人脈關系被調整為23種，每個問題設計了6個選項：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說不清。最后收集了答卷大學生的個人相關信息，包括：性別、來源地、年級、是否做過班干部、是否獨生子女。根據實際情況，我們選擇了駐新鄉五所高校的大學生作為調查總體。采用分層抽樣的方法，首先結合各自院校的特色選定了各具代表性的共40個專業，然后從每個專業中任意選擇一個班級進行問卷調查，平均每個專業分配25份問卷，要求按照男女生比例來發放。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000份，回收有效問卷963份。

（二）對調查結果的分析

1．對預設問題的調查結果解讀

問題一：有人認為現在是個“拼爹時代”，你認為？該問題的設置是為了考察大學生對社會現狀的認識。從結果來看，認可（36．8％的學生選擇了“非常正確”和“正確”）明顯高于否定（21．5％的學生選擇了“不正確”和“很不正確”）的認識程度。值得注意的是高達41．6％的學生選擇了“說不清”。問題二：“拼爹時代”中的“爹”你認為是（可多選）。對于“拼爹時代”所謂的“爹”，“用得上的關系戶”認可度（36．7％）最高，然后是多選“有錢人、有權人、用得上的關系戶”（26．4％）。或許大家覺得“有錢人”、“有權人”可以是“用得上的關系戶”，但后者不一定都是前者，只要對自己有用，就應該受到重視。問題三：與我無關，主要還得靠自己。該選項意在考察學生對將來步入社會工作與生活時的一種態度取向。結果顯示，作為相對高素質的大學生，被調查學生在靠自己發展方面的肯定性取向上占有絕對大的比例（68．2％）。說明關系固然重要，但也不是人人都有關系，或者即使有關系也不一定能用上，真正有用的還是自己。同時四分之一強（25．9％）的學生選擇“說不清”，說明大家對當前個人決定自己前途的能量方面不再充分自信，處于矛盾之中。

2．對各種人際關系重要性調查結果的分析

我們將問卷中的問題按照“重要”與“非常重要”選項選擇結果合并解釋為“相對重要”，然后合并“不重要”與“最不重要”選項解釋為“相對不重要”。通過對比發現，排列前6位的人脈關系竟然完全相同，也就是說在大學生心目中這些人脈關系的相對重要性與相對不重要性是非常穩定的。后面的人脈關系相對有些錯位，但相差也不是非常明顯，基本上都在相鄰或隔一個位置的順序上出現，說明大學生對這些人脈關系的重要性與不重要性有細微的分歧，但總體處于穩定狀態。因此，根據調查結果，我們嘗試著將大學生心目中的人脈關系分為四大類。第一類包括“家人”、“同學中的交心朋友”、“舍友”、“有知識的親戚”、“有共同愛好的朋友”、“上大學前的同學”6種人脈，認為相對重要的超過了六成人數。與預料一致，家人無論如何也應該是一個人最為重要的支撐力量，不管是在哪個領域，說明最直接的血親濃情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無以替代。各選項中，“說不清”1人，“很不重要”3人，“不重要”8人，“一般”64人，這相對于153人的“重要”和734人的“非常重要”顯然不成比例。選擇前者的學生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對自我頑強奮斗非常看重，或者有些個人的原因在里面。“交心朋友”位居“家人”之后占第二位，證明了學生對于這種純粹友情的珍視和對這種關系之于自己重要性的高度認可。“舍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上過大學的人都有體會。除了家人，還會有誰能夠和自己同屋共眠3～5年？所以這種感情是永遠難以割舍掉的。可能因為調查對象是大學生的緣故，大家對“有知識的親戚”的信賴程度之高有些出乎預料，彰顯了學生對知識重要性的認可與依賴。盡管當前社會現實日益證明“知識改變命運”越來越不靠譜，但相對于當前日益異化的社會來說，知識的力量永遠是正作用。金錢和權力只能給予你一時的幫助，而有知識的人對一個人的指導、示范或塑造作用影響的是人的一生。“共同愛好”是大學生走到一起尋找快樂的最直接的因素。一起運動、郊游、看球賽、打游戲、去圖書館等等，這些愛好為彼此之間的大學生活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和很多值得回憶的精彩瞬間。此類朋友的重要性也得到多數學生的認可。作為曾經在一個“戰壕”內艱苦奮戰的“戰友”，53．2％的學生依然惦記自己原來的同學，認為比較重要。這里面其實包括了發小（問卷后面的列舉中很多人列出）、小學、初高中同學。這份感情的確值得珍視。第二大類以相對重要性比例在半數（班主任或班級導師為49．6％，這里視作半數）及以上、六成以下為標準，包括“專業課老師”、“有權的親戚”、“上大學前的老師”、“戀人的家屬”、“班主任或班級導師”5種人脈。作為專業課老師，我們在看到結果之前真不知道自己會在學生心目中獲得什么樣的一個地位，真的有些不安。當前社會外在的誘惑實在太多太強，能坐冷板凳的人實在太少了。結果還算令人欣慰，近六成（59．3％）學生認為“專業課教師”相對重要，一來說明學生對于自己的專業知識很看重，二來也說明學生比較認可專業課教師的授課等相關能力水平。鑒于當前中國社會的現狀和歷史發展過程中權貴思想的根深蒂固，“有權的親戚”得到大學生的重視絕對無可厚非。

眾多的“蘿卜招聘”現象無不強烈昭示著現代社會依然是有權人的天下。上大學前的學習生涯在中國是一個極為艱辛的歷程，學生們由幾乎一無所知經過老師們的不斷灌輸，掌握了考上大學的基本知識，其中很多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戀人家屬”選項是前測結束后增加的，數據（51．1％）顯示其重要性深得大學生的認可。現在高校中的“班主任或班級導師”，通常由專業課老師擔任，主要負責學生們專業學習方面的事情，基本上是個虛職，沒有什么實質性利益。但這樣往往容易使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溝通更暢快和有效率，很多老師還是非常負責地去履行自己的導師職責的。所以調查結果（49．6％）顯示該角色的認可度比較好。第三大類以30％～50％的重要性比例為標準，包括了“輔導員”、“有錢的親戚”、“鄰里”、“老鄉校友”、“院系領導”、“大學其他同學”、“院系干部中的朋友”7種人脈。“輔導員”的角色在當前的高校當中日益重要和奇特，學生除了學習之外的所有內容都必須和輔導員相聯系，甚至學習也受其很大的影響，為之“翹課”是極為普遍的現象。結果顯示認為相對重要的占了相對多數（44．2％），選擇一般的占了35．6％。在將來的社會中生存，得到“有錢的親戚”的支持和幫助符合社會發展的方向。43．9％的人選擇了“一般”，41．5％的人選擇了“重要”和“非常重要”，說明在大學生的心目中，金錢的力量在考驗著大家的生存觀念。只有10．9％的學生選擇了“很不重要”和“不重要”，且后者比例占到了9％。中國是一個鄉土氣息非常濃厚的差序格局的社會，“鄰里”之間的關系曾經那么親切與和諧。然而現在社會的轉型使得很多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現了部分異化，尤其對城市社區里生活的學生來說，鄰居之間的陌生是正常的事情。但對于更多來自農村的大學生來說，鄰里關系依然具有很多美好的記憶，正所謂遠親不如近鄰。“老鄉”這個詞曾經是一個很吸引人的詞匯，老鄉彼此之間的照顧感覺很貼心。隨著大規模的擴招，大學內老鄉的規模越來越大，彼此間的感情和關系就顯得淡漠起來。45．2％的學生選擇了“一般”。但也有30．8％的人選擇了“重要”，地緣因素在當前中國社會發展中的支撐作用還是不可忽視的。“院系領導”之于大學生的重要性，從結果來看，36．1％的學生選擇了肯定的一面，低于認為“一般”（39．6）的學生比例。事實上，從培養和就業的角度，院系領導對學生的影響是比較大的，主要從課程設置和就業推薦等方面顯示出來，不過學生似乎覺得影響不直接。除去交心朋友，大學中的其他同學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明顯降低，高達52．1％的學生認為其對自己將來的發展重要性一般。學生會干部似乎是積累人脈的很好的圈子，然而有近半數（47．9％）的同學認為這種關系對自己的重要性一般。但從“重要”（28．7％）與“不重要”（10．8％）的對比來看，還是更多的人選擇了前者，證明可用之處還是有的。最后是第四大類，重要性認可比例在30％以下。包括“公共課老師”、“加入社團的朋友”、“打工或實習中結識的朋友”、“普通朋友”、“經常交往的網友”5種人脈關系。“公共課老師”的地位基本上可以認為不會太好，事實證明也不算很差，至少選擇相對重要的學生比例（26．7％）超過了認為相對不重要的學生比例（20．4％）。另外還有5．2％的學生處于糾結狀態，表示“說不清”，近半的學生（47．6％）選擇了“一般”。這里面的原因不應該單單歸結為教師的問題，課程設置與課程內容等因素也是影響學生評價的重要方面。大學生社團也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群體，相關的文章也很多。此次調查數據顯示大學生對“加入社團的朋友”的重要性認可度一般（51．5％），或許很多人進到社團之中更多的是為了鍛煉自己的相關能力，而對于結交朋友的作用看得相對較淡。當前大學生社團日益權力化和勢利化趨勢也對大家交到知心朋友有所影響。對于“打工或實習中結識的朋友”，多數人（48．1％）持中立態度，否定（23．8％）與肯定（22％）意見基本持平。顯示目前的學生對這種人脈關系重要性的認識并不太自信，畢竟在社會職場中這種關系相對較淡。區別于同學，大學生可能由于不同的原因經過一定交往，彼此之間會成為“普通朋友”，但這種關系因缺乏長久的聯系而相對較淡。但其中有17．4％的學生認為這種關系還是重要的，其實很多時候幫助自己的往往是普通朋友。“網友”在當前信息時代成為一個很特別的符號，很多人素不相識，通過網絡聊天結為朋友。但大學生對這種關系持有非常否定的認可度。即使設定為“經常交往的網友”，重要性和不重要性（反序）也都位居人脈序列的最后一位，這種結果值得思考。

3．大學生總體信息的意外與正常結果

當前女生更容易考上大學的現象在全國范圍內受到很多人的關注和探討，我們在調查時特地強調了按所選專業的男女生比例來發放問卷。可能這次調查的工科院系相對較少，女生比例大些還可以理解。但結果顯示，總體比例中女生高達63．7％，的確出乎所料。即使是工科類院校，男女比例也依然女生高出。此次的數據再次證明高校中男女生比例的確有些失常。相對于男女生比例，對于普通高校來說，農村生源占據了77．8％的絕大多數，應該是正常的事情。除去函授生，其他的在校大學生應該全是90后，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推行了20多年，然而數據卻顯示獨生子女比例僅僅為8．2％。統計顯示，來自城市（包括縣城）的214人中只有53人是獨生子女，占到24．8％的比例。而749名來自農村的學生中只有26人是獨生子女，僅僅占到3．47％。

三、對大學生四類人脈的分析及網絡構建

（一）對大學生四類人脈的分析

第一大類6組人脈中，除去“家人”和“有知識的親戚”兩組，其他4組全是大學生同齡人，而且都是貼心和親近的朋友關系，凸顯了大學生對同代人中具有親密友情的人脈的深深依賴。而前兩者都具有血緣關系，家長最為親近，親戚也血脈相連，這種血緣人脈具有的無可替代的親情為大學生所高度認可。而有知識親戚的重要性遠高于有權和有錢的，突出了大學生潛意識中對知識的高認知心理。第二大類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大學生的長輩，而且其中包含了3組老師人脈。從第一層最為核心的血緣和友緣人脈過渡到第二層的長輩人脈，可以看出大學生似乎對這些人脈有某種直接而強烈的內在需求，老師提供知識，有權的親戚或許可以提供崗位，戀人的家屬則可能提供將來最為重要的家庭基礎。第三大類的人脈則表現了大學生的一種糾結心態，這些人脈看起來不很重要，卻又似乎都不可或缺。“輔導員”在大學里基本上掌控了學生可以獲取的除知識外的其他所有資源，但許多普通學生又的確與之打交道不多。“有錢的親戚”在當今“眾多大山”的社會里或許可以提供最為“萬能”的支持。遠親不如近鄰，“鄰里”所具有的特殊情分似乎永遠不該忘記，但人們雖然對于現今社會“防盜門”的社區生態防盜功能不敢過于相信，但它隔開鄰里親情卻作用明顯。“老鄉”，曾經多么親切的稱呼，現在卻偶爾要提防，因為太多，否則最容易出現問題。“院系領導”本該令人尊敬，但現今的行政化大學時代，他們對于普通學生來說，盡管本應是但絕非領導的中心，所以他們似乎有些遙遠。“大學其他同學”太多了，想要記住真的很難，但當他們幫助自己的時候真應該心懷感激。院系干部中有朋友嗎？“學生干部”好像早已適應了鉤心斗角的行政化生態而忘記了這里是服務學生的。最后一層的人脈關系似乎顯示了無關緊要的感覺。很遺憾，“公共課老師”被大學生放到了這一層，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前面的定語吧。大學生社團現在主要在做什么值得思考，否則“加入社團的朋友”不應該放在這個位置。人力資源理論中似乎強調“打工或實習中結識的朋友”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管理層及以上人脈，但大學生將其置于接近最后的位置，有些較難理解。“普通朋友”和“經常交往的網友”本身似乎就是可有可無的吧，否則他們為何被放在了最不重要的位置？

（二）對大學生人脈網絡的構建

基于以上分析，第一大類人脈關系可以稱為心理依賴層，顯然其處于整個網絡的核心地位。第二大類人脈可以稱為生存支撐層，它們具有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第三大類人脈可以稱為生活輔助層，這些人脈在人的一生當中或許真的可以提供某些甚為重要的幫助。第四大類人脈可以稱為社交邊緣層，這些人脈只是有些交往，在大學這個時代這些人真正的重要性似乎難以體現也無從考量，至少從數據上顯示其地位如此。

篇2

1．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本文的數據來源于兩項調查，一是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課題組于2007年在北京市和湘潭市進行的公眾食品安全風險感知問卷調查；二是吉林大學社會學系課題組于2008年在長春市進行的公眾食品安全風險感知問卷調查。兩項調查均使用了基本相同的調查問卷和方法，考察了三城市居民關于食品風險的感知、行為傾向、信任和政策需求，三地數據分別代表中國大城市、大中型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公眾風險感知情況。三城市調查均采用多階段隨機抽樣的入戶調查方法，先在城市社區名冊中隨機抽取若干社區，再在每個社區中隨機抽取若干家庭，最后在被抽中家庭中用Kish表隨機抽取1人作為調查對象，被訪者是現居家中的18周歲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北京、長春和湘潭三市共獲得有效問卷2153份，三個城市的有效問卷數分別為987份、506份和660份。2．變量與測量方法（1）因變量。我們在調查中詢問被調查者：假如市場上的一般黃瓜賣1塊錢1斤，您愿意花多少錢買沒有噴撒農藥的黃瓜？以此測量被調查者對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2）自變量。本研究中的主要自變量是個人討論重要社會問題的討論網絡，具體測量方法采用提名生成法（Name－generator）。提名生成法是一種比較傳統的方法，具體做法是根據研究的要求，讓每個被訪者提供自己的社會網絡成員的姓名、個人特征以及這些成員的關系等信息［32］。然后根據這些信息描述社會網絡的情況。我們要求被訪者回憶跟自己討論問題最多的5個人，以及這些人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類型、討論的問題、關系親密程度等。然后計算社會網絡的密度、管理人員的比例、高等教育人員的比例等指標。以此為基礎，我們建立了研究的自變量，包括：網絡規模、平均熟悉程度、網絡密度，網絡中親屬的比例、討論食品安全人數的比例、管理人員的比例、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3）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收入、健康狀況、對我國食品安全狀況的滿意程度、自己或者家人的經歷、自己最近七天的健康狀況、已有的食品風險知識等。3．分析方法由于因變量是一個連續變量，我們在對其做對數處理后，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法構建多元回歸模型進行分析。

二、數據分析結果

本文使用SPSS軟件分析社會網絡特征對有機蔬菜購買意愿的影響進行了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表2的模型一中分析的社會網是討論網，即與被調查者討論任何重要問題的成員構成的網絡。統計結果表明，個人討論網絡的密度和網絡中管理人員的比例顯著地降低了公眾對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網絡中討論食品安全人數的比例和受過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則顯著地增加了公眾對有機食品的購買意愿。研究結論也表明，相比較基準模型（僅僅包括控制變量的模型），在模型中增加網絡特征變量，顯著地增加了模型的解釋能力。就控制變量而言，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和相關知識都顯著地影響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女性的購買意愿顯著地高于男性；隨著年齡的增加，公眾對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顯著地降低；文化程度和相關知識顯著地增加了公眾對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在只有控制變量的情況下成立）。在前面的文獻綜述中我們提出網絡影響風險行為可能存在兩種機制，即傳遞知識（信息）和提供支持。根據以往研究的結論，一般認為密度較高的網絡更可能提供社會支持，同時網絡中的管理人員因擁有較多的權力資源而更可能提供支持［32，33］，而網絡中討論食品安全問題的成員和受高等教育的成員則更可能提供知識和信息。為進一步驗證這一點，我們又單獨分析了食品安全討論網的情況，這時的網絡成員僅包括那些與被調查者討論食品安全的成員。我們的假設是：由于食品安全討論網的成員都會討論食品安全問題，因此在這種網絡中知識和信息傳遞是必然存在的，而社會支持的傳遞則不一定存在。從表2模型二的統計結果中可以看出，在食品安全討論網中，只有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顯著地影響公眾對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而其他網絡特征的影響不顯著。這一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們的推測，既網絡密度和管理人員的比例更可能是通過提供更多的社會支持而降低了公眾對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而網絡中討論食品安全人數的比例和網絡中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通過提供信息而增加了公眾對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

篇3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網絡是什么?十多年中有過許多回答。今天重提這個問題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實并非已經清晰。首先聲明，我不是從工程技術的角度來探討網絡的本質，而是追問網絡的文化社會意義所在。似乎可以說，本文探索的是網絡對于“人”或“人類社會”來說是什么。網絡無疑已經對當今社會產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響，它向前延伸的每個新進展，都使網絡在遠離起點的時候越來越需要人們反思它的社會本質。

一、網絡概念的變遷和網絡發展以及與此對應的人們認識的豐富和深化

網絡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時間的順序，出現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說網絡是“第五媒體”，是排在包括雜志在內的傳統媒體之后的。有的說網絡是“第四媒體”，是排在不包括雜志在內、在新聞傳播意義上的傳統媒體之后的。有的說網絡，只提“網絡媒體”，而回避了“網絡作為一個整體是什么”的問題。還有的說，網絡實際上是“信息平臺、虛擬空間和商業平臺”。有的說網絡開辟了“第二媒介時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問“網絡是什么”，而只是用經驗和直覺來從傳統的框架來觀察網絡新媒體，如博客、維客、流媒體、網絡電視等等。

這些概念的變遷真實地表現了我國學者、研究者和業界對網絡認識的軌跡。從泛泛地談網絡是什么到具體地談論網絡的形態——“網絡媒體”、“新媒介”；從既成的大眾傳播媒體的框架“內部”來理解網絡到從更大框架——與傳統社會、傳統媒介時代對立的大視角——來理解網絡；從具體的媒介形態的遞進和演化上升到能夠意識到媒介代際的更迭；從試圖研究網絡的本質到暫時放棄本質等待網絡自身發展成熟后解答。這個軌跡明顯地體現出人們對網絡研究的深入，也從側面折射著網絡自身的成長。

二、網絡的本質在爭議和反復中漸漸顯露

如今網絡已走過童年期，童年期的網絡遠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輪廓，人們只能根據有限的、暫時的現象近于臆測網絡的本質。今天的網絡展現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現為：網絡發展從早期的直線上升到現在的平穩上升，無論是網絡用戶，還是網絡的技術的原創推出，都展現了同樣的趨勢。網絡用戶告別了此前的瘋狂的增長，而原創性的技術也放緩了研發的腳步了。“三個月一年”的“互聯網年”節奏[1]和“光纖定律”[2]已經成為一個沉入歷史的輝煌記憶。這些現象都證明這個網絡的本質已經漸漸浮出水面。我們知道每個新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成熟期，也就是形態和屬性基本“定型”的時期，甚至是“類型化”的時期。這就是我們追問網絡本質的根據，這是一個網絡相對定型可以理解的時期。

不懂得歷史，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誰。同樣，不知道網絡在歷史上出現的概念和理解，我們也無法直接推斷網絡的本質，從源流開始梳理，我們不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質，而且能夠更準確地把握不同時期的網絡研究，懂得它的價值和意義，明了它的缺點和局限。下面對歷史的角度對網絡的概念進行梳理：

（一）把網絡看成是“媒體形態的一種”的階段

“網絡是什么”的問題最早是用“網絡與媒體的關系”的方式提出來的。這是因為媒體尤其是大眾傳播媒體關系到人類“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們最渴望理解的是，網絡對于當今時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眾媒體有何種影響的問題。研究者首先把網絡看成是媒體形態的一種，把網絡看成是傳統社會中大眾傳播系統中的一個媒介形態。這種理解很顯然無法容納網絡中表現出來的如此之多的異質的、非大眾傳媒的特點和屬性。把不同的東西混淆到一起，顯然是牽強而缺乏說服力的。這個思路無法真正解決網絡的定位問題，更無法達到對網絡本質的思考。

作為“媒體形態的一種”，先后出現了“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體考察，從時間序列上說，網絡不是“第五媒體”，更不是“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這點已有公認；從承載內容的性質和符號載體上說，網絡也不是“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點有些復雜，我想從“媒介的特質”和“傳播的意義”兩個角度來說明。

首先從“媒介的特質”的角度考察。我們知道，信息的載體是符號，符號傳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質。新聞意義上的大眾媒體，包括報紙、廣播、電視三大媒體。他們的最大特質是各自擁有獨特的符號系統。報紙主要靠文字；廣播主要靠音響；電視靠以影像、聲響為主，文字為輔。獨特的符號系統，是識別三大傳統媒體的基本依據。而網絡的符號仍然是文字、聲音和影像，只是綜合利用，并沒有創造出新的傳播符號。

然后，從“傳播的意義”的角度做考察。傳播的內容是新聞、神話傳說還是歷史知識也是媒體定位的標志。“三大媒體”都是在“新聞的意義”上談的。所謂在新聞的意義上，是指他們都以新聞為本位，為重要任務。而網絡顯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態組成，如“網絡媒體”、電子公告、實時聊天、電子郵件等等。他們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和旨趣，從總體上網絡傳播是“大雜燴”，并沒有形成對新聞的重點強調。

以上分析看出，把網絡從“媒體”或“媒介”的角度，進行傳統或習慣意義上的排名歸隊，無論是“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當的。

（二）把網絡的討論分解到“網絡具體形態——網絡媒體”的討論的階段

網絡與媒體關系探討的突破，就是把“網絡媒體”的概念從宏觀抽象的網絡的大概念中抽取出來，而從網絡的一個形態組成來考察，單兵直入的討論獲得了成果。

“網絡媒體”的提法，就是在這個認識背景下升溫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體”的概念，“網絡媒體”成為人們討論網絡時的主要探討對象。[3]“網絡媒體”的界定有很多困難。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網絡傳統新聞網站媒體和商業網站媒體，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他們具有某些大眾傳播媒體特征，具有“準大眾傳播媒體”的特性，因為龐大的網民規模支持著網頁的瀏覽率。當然“按照傳播學的定義，一種媒介使用人數達到全國人口的1/5，即可被稱之為大眾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著龐大的受眾群，也不能斷言它已經成為大眾傳媒；但是根據互連網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肯定“網絡媒體”成為大眾傳媒是未來的必然。這個階段的探討進入了網絡的具體形態組成，討論因為具體化而更為集中，對象的特性也更為清晰，“網絡媒體”概念的出現表明人們對網絡的認識開始深化。

“網絡媒體”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問：網絡作為整體不是媒體，但網絡的組成部分“網絡媒體”是媒體；我們可以暫時擱置是“第幾媒體”的爭論，至少從“網絡媒體”概念中，我們長期感覺到的網絡具有的“大眾傳播”的性質終于落到了實處，而不必忍受這樣的困惑：一方面強烈感覺網絡的大眾傳播媒體的屬性和特點，一方面卻清楚地察覺到網絡與傳統大眾傳播媒體的巨大差異。這兩個感覺形成了一個在傳統認識框架里解決不了的悖論。“網絡媒體”概念破解了這個難題。

“網絡媒體”回應了此前我們關于網絡是“第幾媒體”，是不是媒體的討論；同時網絡與“網絡媒體”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網絡是什么”的復雜和困難。

（三）“網絡媒體”不過是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延伸”

進一步的追問是，“‘網絡媒體’究竟是什么樣的媒體”？具體化這個追問，我們需要搞清楚“網絡媒體”有哪些特點和意義。它與傳統媒體有怎樣的不同？是本質意義上的不同還是表面的差異？前面擱置的問題再次提出，它與傳統的三大媒體是什么關系？網絡媒體是一個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還是一個和睦友好的鄰居？是一個熟悉的同類還是一個陌生的異類？

從媒介符號來說，傳統媒體各有自己獨特的符號語言系統；而網絡媒體沒有。“網絡媒體”的新聞載體仍然是傳統媒體的符號語言系統，包括文字、聲音和影像。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媒體”似乎并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異類，而是一個似曾相識的鄰居。“網絡媒體”并不具有本質意義的特殊性，更多地是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模仿”和重新組合。

從內容上說，無論是網絡傳統新聞媒體網站，還是商業網站的新聞傳播，都是傳統媒體的新聞傳播的“延伸”。新聞網站從內容到形式，極大程度地依賴著傳統媒體的資源。商業網站在主要意義上也只是傳統媒體新聞的重新組合，而非本質意義上的顛覆或反叛。

所以，把“網絡媒體”理解為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發展延伸”，是一種合理的邏輯。網絡媒體是延伸，而不是創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闖入；是文明的變遷，而不是文明的斷裂或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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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網絡看成是“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的階段

這個階段，人們看到了網絡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復雜的性質。正像“網絡媒體”概念的提出一樣，“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這個表述同樣表達了人們分門別類研究的努力。既然整體的認識很難達到，我們不如分別表述這個復雜的對象。“網絡媒體”概念是對網絡組成形態的個別研究，而“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的提法則是對網絡功能的總體上的分類研究，前者是微觀的，后者是宏觀的。這些認識終于深化和豐富了人們對網絡的理解。而不是簡單地、機械地為網絡做一個定義。

同時，“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這個表述的意義還在于，超越了“媒體”的說法。這個提法能夠從更宏觀的層面認識網絡的社會本質，為未來更準確地理解網絡提供了一個臺階。但是，我們不能停留在一個分類的視角，如果網絡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們仍然需要一個更本質的概括。

（五）網絡就是虛擬世界

具體的、分類的角度看問題解決了許多基礎性的問題，那么我們來從宏觀的角度考慮問題。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相互映照，那么“網絡媒體”的母體網絡呢？網絡的對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網絡的對照物和聯系，我們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網絡是什么”的答案。這個思路接近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質是什么”的思路，馬克思如此定義：“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5]

經由關系、聯系來解釋本質，是一個合理的路徑。由此知道，“網絡是什么”，當然也可以從網絡與對照物和網絡的全部聯系中，認識網絡的位置、特點和作用，那么“網絡是什么”的問題也就得到一條清晰的出路。

“網絡是什么”的長期爭論展現了研究對象自身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其復雜表現為網絡上形態眾多，作用和影響各異；其多變性表現為網絡上原創技術出現周期很短，網絡組成部分新成員不斷增加，新功能不斷開發，原有的形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這里出現了問題：我們長期從“網絡和媒體”的角度來試圖認識網絡的本質。結果證明不成功。我們在探討“網絡是不是媒體，是第幾媒體”的時候，長期糾纏不清，認識混亂。我們把“網絡是不是媒體”這個問題拋開，跳出這個狹隘的怪圈，直接討論網絡對于人意味著什么？

用信息流的觀點來看待網絡可能更能接近網絡的本質。信息總是從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復雜流動，也可稱為精神交往，成為信息時代的非常重要的內容。美國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就是一個推動信息流動的計劃。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為乘客；那么網絡上的形態組成，如“網絡媒體”、電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車；網絡就是道路。三者的關系就是“乘客、汽車和道路”的關系。同樣，我們觀察另一個系統，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種形態的傳統媒體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車，比如報紙、廣播、電視等；現實世界可比喻為道路。那么我們面前有兩條道路，道路奔跑著形態不同的汽車，汽車里坐著乘客。

這個比喻的意義在于，把網絡和現實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相對存在，互相作用和影響。那么，網絡能夠承擔這樣大的比喻么？網絡有資格成長為足以與現實相對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從歷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擬態環境”的概念，日本學者藤竹曉提出“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的概念，[6]這些概念都傳達出這樣的含義：在一個走向信息社會的時代里，大眾傳播媒體營造的信息空間，已經構成了一個區別于現實環境的“第二環境”，也即“信息環境”、“擬態環境”，盡管當時這個環境還沒有足夠完整、真實和獨立。而在今天，這個“信息環境”、“擬態環境”在網絡的催生下已經相當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學鑾使用的“網絡社會”[7]，開辟了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時代”[8]，發展出一個張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們將面對著劉建明提出的“雙重存在”的“社會”（即領土意義上的國家社會和超級信息和觀念全球化的社會）。[10]

我們深知，網絡在傳播技術方面的優勢遠勝傳統大眾媒體，它對“信息環境”、“擬態環境”的構成起到更為巨大的作用。社會演變的信息化，信息傳遞的網絡化，這兩個趨勢就決定了未來的時代是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現實社會和虛擬社會，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對立而存在。既相互滲透，又相互聯結和影響。

如果從世界的角度來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車”的比喻，可以置換為比喻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顯然存在著兩種“大地和房子”，現實大地上建造著現實中的傳統媒體形態；虛擬大地上建造著虛擬中的網絡媒體形態。在本質上，虛擬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現實大地的一個變形的折射；同樣在本質上，網絡媒體形態不是“創新”的產物，而是傳統媒體形態在虛擬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這個比喻超過了傳播的意義，而是建造了一個“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說，傳播畢竟強調的是信息的流動和疏離個體的連接；那么“世界”的概念顯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駐留和傳播，固守和變遷，穩定的秩序與流動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筆者的觀點水到渠成，“作為虛擬世界的網絡”超過了“作為傳播媒介的網絡”，更充分而且有說服力地解決目前網絡理論解釋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糾纏，也是我們對網絡本質認識發展的新階段。

[參考書目]：

[1]方興東：《“網絡社會化”新時代的來臨》，參見陳衛星主編：《網絡新聞和社會發展》，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2]閔大洪：《網絡傳播研究亟待加強》，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閔大洪：《網絡媒體定義與中國網絡媒體生態環境》，參見鄧炘炘李興國主編：《網絡傳播與新聞媒體》，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4]杜駿飛：《網絡新聞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陳力丹，第1版，北京，開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慶光：《傳播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7]彭蘭：《網絡傳播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篇4

1.1多維物元集合物元是形式化描述物的基本元[7]，復雜社會網絡中的節點具有多重特征，因此網絡節點可用多維物元表示，稱為節點物元。節點物元將節點的特征與特征值有機地結合起來，完整地反映了節點在網絡中自身所擁有的特征和性質，從而形成了信息完整的物元網絡集合。由于物元的可變性、關聯函數的可變性以及論域的可變性，導致了用物元表示的節點特征的可變性。將時間變量t引入模型則得到動態節點物元。物元可拓網絡能夠較合理地描述實際中復雜社會網絡的各個側面及其變化，從而能夠描述解決網絡中產生的矛盾問題的過程。

1.2多維關系元集合社會網絡分析中研究的重點即為節點間的關系數據，以往對于網絡中節點連接關系的表示，大多停留在使用數值的基礎之上，并不能體現出關系的“多重性”。關系元用以描述各類物元、事元、關系元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的變化相互影響，對應著社會網絡中關系的變化、影響，關系元正是描述這類現象的形式化工具。本文中關系元用以表示網絡節點間的關系。這樣，網絡節點間的關系就可以不只是“有”（1）或“無”（0），或者一個數值，而是可以有許多屬性及測值的關系，并且可以表達相同節點之間的多種關系，充分地表達復雜社會網絡中節點關系的多重性。1.3多維事元集合事元是描述事件的基本元素，在網絡中，它不但能夠表達節點的動態變化，而且能夠反映外界環境對網絡的影響。本研究中，一切改變網絡結構的節點行為及環境變化都可以用事元表示。這樣，可為后續的節點自動響應網絡結構變化及網絡動態演化研究提供更方便的實現途徑。

2網絡分析測度的整合

在復雜社會網絡的多維可拓基元模型的基礎上，結合網絡分析方法，可對網絡整體及節點進行一系列的測度分析，這些測度是網絡分析方法的精髓，幫助研究者分析網絡屬性、狀態、節點的社會屬性及在網絡中擔當的角色、地位等。從傳統社會學研究到復雜網絡研究，對網絡進行定量分析的測度指標有很多，但它們包含著遞進的層次關系，即一些網絡測度指標是在其他測度的基礎之上得到的。這里討論如何在可拓基元表示的復雜社會網絡中進行網絡分析測度的計算，如何將計算結果儲存于基元之中，并且全面地總結傳統社會學及復雜網絡研究中常用的網絡測度指標，將基本測度指標直接包含在節點物元、關系元之中，為其他深層次的網絡測度指標的計算提供方便。

2.1網絡關系元的基本屬性社會網絡分析中，節點間的連線，即行動者之間的關系，有若干基本的屬性，包括前向節點、后向節點、是否有向、關系屬性及關系值等。其中，關系屬性、關系值可以包括不止一對，以此體現同一對節點之間的多重關系。

2.2傳統社會網絡的測度指標傳統社會網絡分析測度指標如表1所示。各項測度指標均來自于WassermanandFaust[13]的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這些指標包括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只涉及網絡全體節點的基礎網絡測度指標，另一部分是在劃分子群等結構操作之后的子群分析測度指標。基礎網絡測度又包括網絡整體測度和節點測度。網絡整體測度的表示，可以建立網絡物元，將網絡整體的特征及特征值直接存儲于網絡物元之中，形成總體的網絡可拓物元。節點測度指標，包括節點基礎測度指標及節點復雜測度指標，都可以直接進行計算，加入到節點物元或網絡物元的特征及特征值陣列之中，形成各個節點的多維可拓物元集合。

2.3復雜社會網絡的測度指標近年來，得益于計算機及網絡的發展，大量的容量巨大的數據都可以通過各種基于計算機網絡的數據庫獲取，這使得人們能夠收集、分析遠大于以前規模的數據[14]。大規模網絡使網絡結構分析的焦點從對單個的含節點數少的圖以及圖中個體節點或邊的屬性分析轉變為對含大量節點數的圖的統計屬性進行研究。現有的一些復雜網絡研究采用的重要定量分析統計指標包含表2所示內容。以上這些深入分析的復雜社會網絡測度，都必須在網絡關系屬性、基礎網絡測度的基礎之上進行計算，也就是在建立了基礎的網絡可拓物元、網絡關系元集合與節點物元集合之后方可簡便地運算得到。

3實例分析

以一個節點個數n=6的小學兒童群體為行動者的集合，其節點為Allison、Drew、Eliot、Keith、Ross和Sarah，則行動者集合N={n1=Allison,n2=Drew,n3=Eliot,n4=Keith,n5=Ross,n6=Sarah}。對于一個無向關系，比如說“住在附近”，用(*,*)表示其聯系屬于無向關系的行動者對。用<*,*>來表示屬于有向關系的行動者對。檢查這樣的列表是雜亂困難的，但用多維關系元集合表示，則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行動者之間的關系，例如下列所示的部分關系元集合。根據關系元集合中的數據信息，可以直接繪制出該網絡社群圖，為清晰地顯示，將三重關系的社群圖分別顯示，如圖2所示。利用網絡物元、節點物元分別表示網絡整體屬性和節點屬性，極大地體現了可拓物元的優點：信息的完整性及表達的條理性。節點物元及其屬性可根據一系列的量化計算輕松完成，而網絡整體屬性也可一覽無遺。該例中的網絡物元集合如下所示。將網絡及其變化過程利用可拓基元充分量化之后，還可進行進一步的計算與處理：1）利用網絡數據，建立基于可拓基元的復雜社會網絡模型，并利用計算機進行可視化仿真操作。2）根據網絡特征，選擇合適的網絡結構測度指標評價復雜社會網絡。3）結合可拓變換、可拓策略生成方法等，構建網絡優化模型，將其細化為一系列判斷條件下發生的事元。4）利用計算機實現自動化的網絡優化動態仿真，并與優化前的網絡測度指標進行對比，通過對優化過程的分析，找出網絡演化過程中的瓶頸問題以及解決其中矛盾點的策略集。

篇5

1.靜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相對穩定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相對穩定性要求是指在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指導思想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靈魂，應起到“擎天之柱”的作用，堅持不動搖，昭示其主導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建設主題，應彰顯“國家的發展、民族的振興與個人的幸福”緊密聯系、共同實現的一致性；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現精髓，應展示傳承和革新相結合的一貫性；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行為參照，應體現評價與選擇相結合的正確性。因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所包容的這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既彼此區別，又相互聯系，有機地統一為一體。因此，在網絡這一特殊的社會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認同必須牢牢把握認同的整體性，是對四個方面廣泛的認同，而不是將其割裂開來，對其中部分或個別的認同。作為主導的指導思想、一致的追求目標、一貫的精神動力和正確的行為規范，四方面價值最終都應以維護網絡社會發展的穩定有序為標準。如果不能保持這種價值實現上的相對穩定性，必然導致網絡社會認同主體的“無所適從”，也直接影響到網絡社會主體對其認同的廣度。

2.動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絕對發展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絕對發展性要求是指指導思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旗幟，必須持續不斷地與我國的實際相結合，堅持理論上的創新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目標，必須緊跟我國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的新變化，做到內容上的豐富性；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動力，必須不斷挖掘其新潛力，體現作用上的拓展性；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規范，必須適應我國社會生活領域的新形勢，突出解決問題的針對性。對此，網絡社會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認同也必須與時俱進，表現出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核心地位相適應的程度，是對其四個方面的深刻認同。而不僅僅是對這四個方面在知道層次上的知道或了解，更主要的是達到自覺層次的內化和踐行。這就要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必須契合不斷提高著的網絡社會主體的根本利益，保持蓬勃的生機，一旦失去活力，它必然影響到網絡社會主體對其認同的深度。

二、共性與特性：網絡社會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認同的環境性因素

著名德育學家檀傳寶認為：“環境是指生物體生存空間各種條件的總和。”[4]由此，網絡社會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認同的環境性因素是指在網絡社會主體所生存的網絡空間中，影響其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各種條件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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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絡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的全新挑戰

(一)從參與網絡文化的主體構成來看，青年人的網絡社會化對和諧社會的建設存在一定的潛在影響。當前網絡媒體主要的宣傳、傳播、引導的對象，大部分是出生在改革開放之后的年輕受眾。他們是推進改革開放大業的希望所在，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最有活力、最積極的一代。但同時也是最容易被西方敵對勢力所蒙蔽和利用的一代，也是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工作中最難于引導、說服和教育的一代。由于網絡提供的是一個介于“似”與“不似”之間的虛擬社會，對于青少年來說，它很難形成像現實世界那樣強烈的社會規范，在網絡中完成的社會化過程很可能附帶網絡影響的消極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和諧社會的建設還應包含建設主體主體意識的培育，它加大了和諧社會建設的難度和復雜性，改變了以往人們文化的傳播途徑，要求將社會的主流文化傳遞給青年個體，使個體接受主流的文化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行。

(二)從網絡文明建設的艱巨性、復雜性和綜合性看，它對和諧社會建設提出了全新課題構建和諧社會離不開網絡參與。網絡作為一把雙刃劍，在提供人們表達意愿渠道、促進個人發展等方面，對和諧社會的建設功不可沒。同時，又給構建和諧社會帶來了全新的挑戰。如何引領網絡文化發展的前進方向，如何凈化網絡環境，如何更好地加強網絡管理，回答這些問題是新時代下和諧社會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維護網絡安全，凈化網絡環境，引導網絡文化，強化網絡管理成了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從上網群體與不上網群體的構成看，易形成信息分化，不利于中國社會結構的優化及和諧社會建設我國互聯網分布的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是十分嚴重的。盡管我國網民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一位，但從互聯網普及率上看，各地區的互聯網發展差異依舊明顯。在東部沿海地區和部分內陸省份，以及直轄市，互聯網水平發展較好，普及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在中西部地區，互聯網水平發展較為滯后，網絡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這種信息分化，不利于中國社會結構的優化。現代社會是一個信息社會，信息是第一資源，城市中的知識分子，政府機關和大型的工作人員等一小部分人不僅掌握著經濟資源、管理資源，而且還掌握著為現實社會服務的信息資源。而其它較低的社會階層由于經濟、文化條件的限制，很難參與到網絡文化中來。這不利“五個統籌”的實現，更會影響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和諧網絡:和諧社會建設的內在要求

(一)加強虛實和諧建設

對虛擬現象的認同，首先需要觀念的更新。如前所述，網絡和諧社會是是建設現實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和諧社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要求執政者轉變執政視角，從關注現實中的社會建設轉移到現實和諧和網絡和諧的共同建設。在信息化建設的今天，領導干部不關注網絡社會的呼聲和網絡文化的建設，就不能全面地、真正地理解和諧社會建設，就不能徹底地、有效地解決社會矛盾。

(二)倡導和諧管理

首先，“和諧”表示不同事物“相應”且“配合得當”，多種要素相統一，本身蘊含著，而不是求同滅異，這就要求執政者對網絡管理抱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抵制錯誤和腐朽”的積極態度。其次，要認識到由于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方面社會問題、社會矛盾一定會在網絡上顯現甚至被夸大，另一方面，網絡管理和網絡文化的建設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但是這種矛盾和沖突大多屬于人民內部的利益沖突，和諧社會理論是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治國理想和治國方略的一次大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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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Krackhardt和Porter發現,“離職的員工會使留在組織中的朋友組織承諾降低”。[11]張勉（2008）等通過“采用個體網問卷調查的方式，考察了組織中朋友網絡結構對于組織認同的影響”，實證“研究發現，朋友在組織中分布的部門越廣泛,或者處在越高的管理層級,那么個體的組織認同感就越強，對于和朋友溝通頻繁的個體來說,朋友網絡地位和文化認同的正相關關系會顯著增強。”5還有學者認為，“社會網絡有助于傳遞準確的信息并形成穩定的心理契約”。社會網絡的規模和強連接會對心理契約產生積極作用，尤其對于新員工,社會網絡在建立心理契約上起到積極作用（KathrynL.Engel，2008）。[12]

二、社會網絡對員工行為的作用研究

員工行為是組織行為學研究的重點，有學者認為，基于社會網絡范式的員工行為研究將是未來管理研究的新視角（武欣等，2005）。[13]由于社會網絡分析的介入，使我們對員工行為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員工的離職行為、利他行為、創新行為、道德行為以及破壞行為等都受到其社會網絡的影響。Mitchell（2001）等人提出了“工作嵌入(JobEmbeddedness)”的概念,并且證實了工作嵌入相對于態度變量能更好地解釋離職。6Mossholder等人（2005）認為，“網絡中心性作為工作嵌入的具體表現能夠降低離職可能性。”[14]王振源,戴瑞林（2011）通過文獻整理后發現，個體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社會網絡的結構形態等都對離職產生影響，因此，在“考察員工主動離職時,不能僅僅關注員工的工作態度或者工作本身的因素,還應當考慮非正式工作關系的重要作用”。7員工利他行為也被稱為個體組織公民行為，社會網絡對個體組織公民行為有重要的影響。Bowler（2002）認為，“網絡個體的結構和權威性與組織公民行為的實施呈負相關關系，與組織公民行為接受成正相關關系；第三方影響與組織公民行為呈正相關關系；正式組織的規模與組織公民行為的實施和接受都呈負相關關系。”8有學者從實證角度驗證了社會網絡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侯德娟，2005；張斌等，2011），相關研究表明，情感網絡程度中心性對員工個體的組織公民行為有積極影響;情感網絡中介中心性對組織公民行為存在負向影響。[15]不僅如此，社會網絡也會促進員工創新并因此提高創新能力，黃昱方等（2013）經過實證后得出，創業團隊的社會網絡會影響員工的創新能力，即團隊外部社會網絡聯系強度與創新能力負相關,團隊外部社會網絡結構空洞與創新能力正相關。

社會網絡的構成也可能抑制不端行為的發生。有學者提出,與陌生人相比,當行動者的行為關系到與自己有強連帶關系的人的時候,行動者會更容易意識到事件的道德本質,更不容易做出非道德行為。因為強連帶關系的建立是緩慢遞增的，時間成本會阻礙非道德行為的發生（Brass，1998）。[17]李永強等（2010）通過相關文獻研究提出，關系結構、關系類型對員工非道德行為將產生重要影響。[18]除了研究社會網絡對員工行為的正面作用外，也有學者從負面角度研究了社會網絡對員工行為的負面影響，結果顯示，社會網絡中的行為與結構特征如同伴的破壞行為等對員工工作場所破壞行為有顯著影響（RuolianFang，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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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網絡、知識共享與技術創新維度的劃分

社會網絡維度的劃分：Burt于1982年提出“關系-位置”網絡分析模型：結合了分析的方法和分析的對象提出了位置分析和關系分析方法。它主要研究對象是：網絡成員處于網絡中的關系及其強度、行動者在網絡中的位置。本文也采用關系位置法將社會網絡分為網絡結構、關系強度兩個方面。網絡結構包括網絡中心性、網絡密度和網絡的范圍（尹享邑，2009；王霄云，2005）。關系強度具體包含了連接穩定性，互動頻率和互惠性（Gr-naovetter，1990）。知識共享維度的劃分:當前對知識共享的測量有兩種常規方法，一種是傾向從知識存在形式（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分享程度來衡量知識共享的水平。第二種主要是從知識的傳播形式，包括知識的獲取和知識的提供來衡量知識共享的程度。本文選擇第二種形式，即從知識的搜索和知識的轉移兩個方面考慮知識共享。技術創新的維度劃分：通常情況下，國外學者用專利使用數量與專利的應用情況來衡量創新績效。如David-son&Mcfetridge（1987）以技術取得的范圍、速度來衡量創新能力。Hage-doom&Cloodt（2003）用R&D投入、申請和引用專利的數量和新產品數量來衡量創新績效。國內學者張方華（2006）從創新效率這一角度考慮，用新產品開發速度、年創新產品數、創新產品的成功率、每年申請的專利數、新產品占總銷售額的比重這五個指標來衡量技術創新能力。本文從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兩個層面考慮。

三、社會網絡、知識共享與技術創新的相互關系

（一）社會網絡與技術創新的關系

主流方向主要從網絡結構和網絡關系兩個方面來研究與技術創新能力的關系。從網絡結構方面來看，主要從網絡中心度，網絡范圍，網絡密度來考察與技術創新能力的關系。企業如果在網絡中占據的結構洞越多，則企業在整個信息網絡傳輸中占據的地位越有利，企業能夠更多的了解技術的變化，并作出相應的技術決策，所以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就會占據較大的優勢。Powell(1996)認為網絡中心度的高低與企業和其他團體單位合作技術開發程度、市場信息的流動速度呈正相關，最終影響到企業技術創新的效率。另外，絕大本分研究（Bauxn，Calabrese&Silverman，2000；彭新敏，2009）認為，網絡范圍越大，意味著獲得的關系資源越豐富，企業在創新過程中能有更多的方法獲得知識，形成一種創新規模效應。在網絡密度方面，趙曉慶和許慶瑞（2002）認為企業能與更多的組織成員產生聯系則企業的網絡密度會更大，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隨著聯結強度的增強，企業間的信任感提高，有利于彼此之間的互利，形成長期的合作關系。從以上觀點分析可以看出：社會網絡的中心性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成正相關關系；社會網絡的范圍與技術創新能力成正相關；社會網絡的密度與技術創新能力成正相關。從網絡關系方面來看，主要是通過研究關系強度、關系質量與技術創新的關系。一般情況下認為關系強度越強，越能加深與其他合作組織的情感和信任，因為這樣可以減少其在技術創新創新過程中產生的不確定性風險。網絡關系強度包括網絡各個節點之間交流的時長、感情的密切程度、認識程度和互惠性，網絡的關系強度和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彭新敏（2009）認為比較強的社會關系，有利于高質量知識和隱性知識的擴散，趙曉慶和許慶瑞（2002）比較強的社會關系是信任和互利的基礎，可以規范合作伙伴行為，有利于創新活動的開展。從以上觀點可以看出：社會網絡關系的聯結穩定性和技術創新能力存在正相關關系；社會網絡關系的互動頻率能夠促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社會網絡關系的互惠性性對技術創新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二）社會網絡和知識共享的關系

主要從網絡結構與網絡關系兩個方面來探討二者的關系。從網絡中心性方面來看，根據前文涉及的結構洞理論，在較為松散的網絡結構中，容易產生較多的結構洞。網絡中處于“橋”的一方能夠獲得更新更廣泛的信息，能夠促進新知識在組織內部的不斷雙向流動，進而能夠促進網絡內部的知識共享。中心性對知識共享的正向影響被很多人研究過，如Hansen（2002），Perry-Smith&Shaller（2003）等。一般認為，較高的網絡中心性的個體往往在組織中有較高的權威，一定程度上可以支配其他的員工，促使他愿意知識共享。由于中心性較高的個人或團體具有核心的地位，其他成員或組織對其知識能否共享的期望也很大，中心性較高的個人或團體為了維護自己的威望和地位，會努力實現與大家知識共享的愿望，最終促進了網絡中的知識共享。例如Perry-Smith&Shaller團隊中越是處于核心位置的個人就越能掌握越多資源，知識共享的效果也越明顯。從網絡密度來看，蔡鉑、聶鳴認為密集的網絡加深企業之間的相互信任，方便了隱性知識和敏感信息的交流，促進信息和知識在企業之間的流動，有助于企業的知識共享。謝鴻明等（2009）認為，網絡密度越大越有利于團隊獲取外部知識，網絡內部的知識交流也更充分。朱麗亞（2009）的研究表明，在企業知識轉移的過程中，知識發送端的網絡中心度促進知識的發送，網絡密度促進接收端知識的接受，而網絡范圍可以促進接收端知識的吸收。從網絡范圍來看，Reagans認為隨著網絡范圍的擴大，網絡成員有更多的機會獲得知識源，進而有了顯隱性知識相互轉換的機會，促進知識共享。在社會網絡中，作為網絡一個節點的企業如果能夠占據網絡的中心位置，就可以控制更多的相關資源，獲取其他成員提供的知識和技術；為了維護自己的威望和地位，中心性較高的企業也會努力實現與大家知識共享的愿望，最終促進了網絡中的知識共享。同時，企業不僅僅要與高校、科研院所、銀行、中介組織建立聯系，還要擴大與供應商、大型客戶和其他企業的相互聯系，盡可能的挖掘出潛在的關系，從而擁有更多的信息獲得和分享渠道，促進網絡成員的知識共享。因此網絡的結構和知識共享有如下關系，社會網絡的結構（中心性、網絡范圍、密度）與知識共享（知識搜索、知識轉移）成正相關關系。從網絡關系的角度來說，格蘭諾維特將關系分為強弱兩種，兩種關系在知識的搜素和轉移中作用相異。NooteBoom對美德兩國的企業進行實證研究時發現，企業合作機制穩定性越高則網絡成員之間有信任感越強，從高有利于知識共享。一些研究表明企業聯系的穩定性、關系的互惠性和聯系頻率的增加可以使企業與合作伙伴建立長期的合作機制，增強彼此的互信，推動網絡內部的知識和信息資源的分享，增強知識共享的意愿。因此網絡關系與知識共享之間存在下面的的關系，社會網絡的關系（聯結穩定性、互動頻率、互惠性）與知識共享（知識搜索、知識轉移）成正相關關系。

（三）知識共享與技術創新的關系

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提升的過程中最大的障礙是缺乏知識和經驗，知識共享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減少學習中的各種障礙。Henson和Mors（2005）從知識共享的過程出發，將知識共享分為三個過程：是否共享的決策、知識轉移和知識搜索。是否共享的決策就是決定是否向組織外部吸收新的知識；知識搜索是指組織內成員尋找所需要的知識的過程；知識轉移當找到了所需要的創新知識后，把知識吸收整合為組織內部的知識同時應用于實踐中。主流研究者普遍認為，知識的獲取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極端重要（如Yli-Renko，Antio&Sapienza，2001）。Yli-Renko（2001）認為與合作伙伴間的相互交流可以得到知識，這些技術知識的消化和吸收能夠為高新技術企業新產品的開發提供強有力支持（Yli-Renko，2001）。Wu&Tsai(2005)提出知識轉移作為知識共享的重要方式，可以營造企業內部的知識共享氛圍，有利于企業的學習。Tsai認為知識轉移能提供給成員之間交流合作的機會，在這一過程中能夠顯著刺激知識的再創造和提高組織創新能力，知識轉移可以將新產品開發需要的知識轉移給所需要的成員。知識共享可以幫助企業通過不同的渠道不同的發送者將知識流轉移到技術創新的團隊中，增加了企業的技術創新知識存量。在社會網絡中，企業間的交流和企業內部的交流共同促進知識的吸收和轉換。知識共享的過程可以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減少技術創新失誤，增加知識存量，從而提高了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四）知識共享的中介作用

網絡關系方面，Inkpen和Tsang認為網絡關系有利于信息和知識的流動，企業可以更好的吸收和研發新技術，有利于企業獲得更好的技術創新能力。其他研究也發現了知識共享在網絡關系與技術創新之間的中介作用。如余紅劍研究新創企業時發現，新創型企業與合作組織之間的良好網絡關系能夠增進雙方之間的知識共享意愿，提高企業的學習與整合應用能力，促進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左惟和李麗研究酒店連鎖企業時，從社會資本理論角度探討了網絡關系、認知維度與企業內部組織間知識共享對知識資本和組織績效的影響程度。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在網絡關系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中知識共享產生中介作用。網絡結構方面，Ahuja發現網絡成員的聯系強度越大，知識在網絡內部的擴散程度越大，網絡成員越容易獲取知識，從而提高了知識整合能力，促進了新產品和新技術的產出。Paruchuri認為企業在網絡中心的位置可以改變網絡內部的知識流動，從而影響企業的創新活動。國內的李隨成和高攀認為網絡中心性與知識獲取機會成正相關。位置中心較大的成員能夠縮短知識搜尋和獲得的時間，提高知識的整合能力，從而促進了企業創造新知識的能力。陳偉和楊早立從知識共享和知識整合的視角探討了網絡的結構與企業核心能力的相互關系。因此得出如下結論：知識共享在網絡結構和網絡關系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中有中介作用。

篇9

因此可以推測，“點贊”依然是青年群體最為活躍的網絡行為之一。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點贊”雖然成了青年線上交往的新方式，但同時也潛伏著相應的矛盾與危機。在復雜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躍遷的共同作用下“，點贊”這一行為所要實現的功能已經完全超出了社會化媒體預先設計的框架—它不僅表現出贊同和支持的意涵，而且也帶有多種流變性的社會意義。“點贊黨”這一青年族群的出現，更是引起一場關于當代青年文化和青年線上交往形式的大討論。這場討論源于臺灣導演吳念真2013年拍攝的微電影《新年頭，老日子》。在影片中，女兒通過社會化媒體抱怨了父母之間的爭吵，但她卻收到了30多個“贊”。家庭沖突在互聯網上的傳播反而贏得“點贊”，這一情節引來了網友們的感慨。同時，“點贊黨”還創造了自己的“入黨誓詞”：“不評論，專點贊……該贊的贊，不該贊的也贊”。“點贊黨你的節操呢”也迅速成為熱門的網絡話題，網友分成“點贊只是說明已閱”和“點贊黨滾出社交圈”兩派進行爭論。對點“贊”的討論在2014年持續升溫，光明網轉載了《“點贊黨”出沒，你的身邊有沒有》一文，各大地方媒體也對“點贊黨”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報道，并呼吁青年網民要理性地使用“點贊”的功能。基于上述的分析與爭論，我們不難發現，“點贊”既能夠通過便捷的意義傳輸形式賦予青年網民更多的話語權，又可以給他們創造巨大的主體性展示空間。不過，“點贊”絕非簡單的表達贊同，一方面它被青年群體灌注了豐富的情感要素，蘊含了多樣態的社會意義；另一方面，“點贊”行為在社會化媒體的構架中也有著更為復雜的社會功能。因此，要充分認識青年的“點贊”現象，就必須對其進行類型學的概括與分析，以厘清它的動力機制并在學理層面上提出反思。

二、“點贊”的特征分析

“點贊”話題所引致的爭論也讓網民自發地將這一青年網絡族群劃分成了已閱點贊族、維護關系族、真心贊賞族和跟風抱團族等不同的類型。雖然這些類型的劃分較為粗略，但也基本涵納了“點贊”行為的幾個重要的功能性特征，即表意性、參與性與情感性。

1.表意性：意見表達的直接性，它是“點贊”的本質屬性

由于社會化媒體需要賦予網民更多的主動權并鼓勵他們自由地進行信息的傳播與分享，因此“贊”被設置成了一鍵或一點操作（lazyclick）的快捷按鍵。青年網民可以通過“點贊”傳遞自身對某一事件或事物的觀感，從而簡便、高速地實現意見的反饋和聚合。

2.參與性：互動雙方的交互性聯系，具有強關系和弱關系兩種參與

較之在WEB1.0時代的以超鏈接建立起來的以內容為主的“圈子”而言，基于WEB2.0的社會化媒體更加注重主體的參與性。而“點贊”無論是表達關注、同意抑或是其他的含義，都能使雙方參與其中。參與性同時又可以分為弱關系參與和強關系參與，這種強弱之分依據的是互動雙方的熟識度和情緒的涉入程度。弱關系中的“點贊”只表示一方已接收到信息但沒有更進一步的評論。而在強關系參與中，互動雙方則具有相應的義務和責任，“點贊”也蛻變成了熟人社會中人際關系的一種復刻。中國文化向來強調熟人間的強關系參與，即“一切相與之人，隨其相與之深淺久暫，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義，莫不自然互有因盡之義”，參與也就代表了自己對他人的支持性義務。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點贊”的強關系參與不同于以文字作為載體的對話，它更類似于現實互動過程中的聆聽、點頭或微笑。因為互聯網的超時空性很難將現實生活中無聲和無文字的互動進行有效的展現，“點贊”則很恰當地充當了這一情景中的意義工具。

3.情感性：情緒的符號化表達，具有正向情感和負面情感兩種類型

正向情感是“倫理關系”的自然延伸，其代表了深沉的責任和道義，因此，“點贊”在以強關系為主的互動中也就映射了支持和贊同的情感表現。在現實的社會交往中，當我們無法以語言的形式來傳遞這類情感時，通常會利用肢體動作來進行輔的表達，“點贊”就是這種脫離語言的正向情感在互聯網上的替代形式。與此相較，負面情感的表達則更為復雜，它并不是心理學概念所界定的負面情緒，而是帶有調侃和戲謔的社會化含義，并反映了青年人“惡搞”的亞文化。如在微信“朋友圈”中，青年群體傾向于互相為對方的“糗事”“吐槽”或“點贊”，在這種“嘲弄”的背后蘊藏著的則是無奈的自我解嘲。所以，負向情緒的“點贊”是對他人經歷的惡搞，“以戲謔的方式打破了經典和權威的硬殼”，有意識地將痛苦轉換為“樂子”，其實質是青年群體宣泄壓力的另類途徑。

三、“點贊”的功能探索

1.“點贊”可以為處于網絡化時代的青年積累社會資本

社會化媒體中最為重要的資源是人際互聯，一條信息的接力必須依靠人際間的傳播才能實現其價值。所以，“點贊”使得青年網民能夠更加快速地參與到他人的生活或事件的討論之中。一方面，“點贊”是自我的表態，它宣告了自己的立場和歸屬的意見群體；另一方面，通過“點贊”也能夠為自己贏得更多的點擊或關注，從而相應地擴大了交流的范圍。以上兩點都有助于互動的維持和深入。誠如前文所述，網絡社會中所強調的互動依然是現實生活中人際往來的延續，只不過在互聯網中，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熟人圈子和生人社群同步疊加的復合形態而已。所以，以互動為主的“點贊”依然是以積累社會資本為指向的。借用布迪厄的觀點，我們不妨將人際網絡視為社會資本的基本組成，而把“點贊”看作是構建這些網絡的“制度化儀式”，因此“為了生產和再生產那種能保證物質利潤或象征利潤的持久、有用的關系，這些儀式總是必需的”。

2.“點贊”能夠顛覆權威敘事，為青年重塑話語權

社會化媒體的一個核心理念是賦予每一個主體創造和傳播內容的能力。這種創造內容的權力在社會化媒體普及之前，一直被紙媒、電視和門戶網站等壟斷。傳統媒體通過科層制的組織化方式，將信息按照某種固定的格式重整后發送給受眾，他們在獲取信息的同時并不能進行公開的情感展示與意見表達，因此敘事帶有十分強烈的權威性指向。在社會化媒體普及后，評論和“點贊”成為網民的“投票”工具，從而令網民可以決定一條信息能否轉化為權威來緣。更為重要的是，“點贊”在某些情境中還能夠起到破壞社會語境的作用，進而完全顛覆權威的敘事格局。比如新浪微博某大V用戶在宣告自己罹患重癥的消息后卻收到數萬個“贊”。其實，我們未嘗不可將其看作是網民自發地去破壞“權威與庶民”之間互動的秩序，重塑自我在網絡社會中的話語權。所以，具有顛覆的“點贊”是“在社會生活的局部實踐中引入混亂，造成局部失范”的破壞性實驗，它既讓青年網民宣泄了自身的不滿情緒，也使他們獲得了抵抗權威話語的。

3.表達虛擬的同感為青年網民提供心理上的支持

表達虛擬的同感（virtualempathy）既是“贊”這一功能按鍵最為原初的設計訴求，也是當前“點贊”最為主流的意義呈現。同感是指理解或分享他人情感狀態并給予正向回應的能力，是主體間發生移情和互動的感性基礎；虛擬同感則是指通過互聯網為媒介產生的情感互動的狀態與過程。在傳統社會中，由于時空是嵌套在一起的，所以同感大部分發生在面對面的場域之中。而隨著網絡技術的不斷更新，以互聯網為主要形式的“虛化空間”拆分了空間（space）與地點（place），使得原本被遠距關系所限制的互動成為可能，人們原本基于在地性的同感也隨之發生了“虛化”。因此，通過“點贊”來表達虛擬的同感對互動的雙方有著十分顯著的社會意義，尤其是對需要獲得自我同一性的青年群體而言，“點贊”所形成的虛擬同感顯得更加必要。因為“點贊”一方面能提供社會支持，讓信息者接收到遠距離的陪伴感，另一方面“點贊”也可以展現自我觀點，使自身在參與話題并進行表態時獲得足夠的自我認同感與效能感。

四、“點贊”現象的原因分析

總的來看，“點贊”得以流行的根本原因在于現代網絡技術的革新。尤其是移動的智能觸屏終端和社會化媒體的聯合作用，從根本上重塑了青年網民的互動方式。但我們還需要更為細致地去理解“點贊”現象流行的成因，筆者將其劃分為社會背景、文化動因和心理成因這三個層級進行分析。

1.網絡技術形塑了青年網民個體化的聚合方式，它是“點贊”得以流行的社會結構背景

個體化是指個體擺脫國家和集體的控制并作為獨立的行動單元來承擔社會責任的過程。個體化的聚合方式則指的是社會成員不再以責任和義務形成互動的聯接，而是通過暫時興趣和話題進行流動式的關聯。網絡技術的發展持續地推動著青年的個體化聚合方式，因為互聯網實現了社會系統的脫域（disembeding），由此而形成的網絡社會是一個主體與電腦互動、“一人一機”的個體化的社會。在這一情況下，青年網民群體的聚合方式也從“行軍縱隊”（marchingcolumns）的模式向“蜂群”（swarms）模式發生了轉型，而蜂群模式的特點就在于他們雖然能用同步的方式前進，但任何一個成員卻都不用對共同的利益有所承擔。不難發現，由網絡技術的更新所形成的個體化聚合形式具有價值多元化、互聯化和匿名化的特點，這些特征都是“點贊”能夠流行的充分條件。價值多元的社會氛圍為青年表達自身看法提供了合法性空間；互聯化則讓個體之間可以通過趣緣聚合起來而成為短暫的共同體，使得“點贊”獲得了一定的人口學基礎；而匿名化則使網絡身份與現實身份相剝離，它降低了青年網民破壞常規的社會成本，進而促使了他們通過“點贊”的“破壞性試驗”去顛覆權威話語的可能性。

2.微文化形成了青年網民交流方式的極簡化，它是“點贊”流行的深層文化動因

微文化是互聯網文化的一個新變體，它反映了網絡對話或交流日趨簡單化和快速化的趨勢。尤其是在twitter和微博興起之后，網民創造信息變得越發容易，每一個成員都可以將私人的生活進行公開的展示，碎裂化、去主體化和敘事小型化的網絡交流成為常態。而且當前的信息呈現出高速流動和爆炸增長的態勢，智能移動互聯終端也越發普及。這些都使得青年網民能夠更為及時、快速地獲取新資訊，由此便導致了網絡微文化的生成。微文化令青年網民必須尋找一種更為省時、有效、簡便的信息處理模式，因此，“點贊”在互動過程中就極為簡便地表達了“到此一游”或“已閱”的意義。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一方面不能簡單地將“點贊”的盛行視為青年網絡互動的“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以效率為先，追求可控性的交流方式，因為由微文化引起的“點贊”在本質上還是為了有效提高互動的頻率；但另一方面，微文化又讓“點贊”逐漸偏離了社會化媒體最為關鍵的“創作”和“對話”環節，從而使青年網民對“贊”產生過度的依賴，并擠壓了雙方的實質性對話。

3.青年網民自我認同的重心也發生了轉移，它是“點贊”流行的心理學成因

在個體化和微文化的共同作用下，青年網民對于自我理解和自我認識方式也產生了變化。現代社會日益強烈的流動性加速了時空體系的分裂，進而讓青年人習慣于通過互聯網來搭建人際關系，這一行為又反過來形塑了該群體另類的自我認同。社會認同的實質是社會性自我的拓展，或者說社會認同來自于他者與自我間的對話。社會化媒體的發展驅使了青年群體與他人的對話逐漸從“言談”（conversation）的形式過渡到了“聯接”（connection）的形式，從而令他們將自我認同的動力源放置到了能夠為其提供大量快速回應的互聯網符號之上，“贊”也正是這類符號之一。細致地講，言談是面對面的交談，它要求我們必須在時空一體的環境中展開小范圍的對話；而聯接則是以互聯網作為中介的互動，它提供了在時空分離的情況下與更加廣域的主體進行交流的全新模式。無疑，聯接式的交往更能為處在流動和開放社會中的青年提供多樣、迅捷和廣泛互動的可能，“點贊”這種日趨無聲化和無語言的聯系方式顯然是與之相互契合的，進而它也推動了青年群體更傾向于利用互聯網從其他網民所給予的符號中獲取自我認同與肯定的現象。

五、結論與討論

從學理上看，“點贊”實質上折射了青年互動方式的變革，這來源于我國從鄉土社會向網絡社會的轉型過程中所引發的信息交流方式的更新。在傳統情境中，我們主要通過“用嘴說”、“用眼看”和“用耳聽”來產生交集與互動，而在互聯網上，“用手點”則演變成了信息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點贊”也反映了網絡社會內部的進階式發展—由“讀”、“寫”向“點”三個階段的依次位移。在互聯網發展的早期，信息源較為單一，網民處在受眾的位置，因此其仍是一種“以讀為主”的格局；隨著社會化媒體的出場，自我寫作成了互聯網的主要形式，此時的網絡特點也就變成了“我寫你看”；而當前信息逐漸趨向碎化和內爆，目不暇接的內容使深度的互動和參與越發困難，“你寫我點”也就成了最為有效的信息處理方式。不過，“點贊”本身也蘊含著不可化約的社會風險。主要體現在意義的壓縮和被商業資本收編這兩個方面：其一，“贊”是脫離了文字并被設計為表達贊同與喜愛的網絡符碼，但由于缺少更為豐富的信息補充以及相應的對話環境，容易造成“點贊”的意義趨于模糊。尤其是當前的青年群體對于信息的解讀帶有極為強烈的后現代特征，傾向于把信息作去中心化、去主體化和碎片化的顛覆性處理，這就使得“點贊”這種單一的功能性按鍵難以在虛擬空間中完整地表達主體間豐富、多元的互動意義。更為嚴重的是，對于“點贊”的過度依賴更有可能減少互聯網上有意義的對話，令“點贊”淪為一種“無意義的在場”。從批判社會學的立場來講，“點贊”對雙方對話的化約還可能讓青年網民無法獲得足夠的社會性自我（socialself）的成長空間，進而喪失自我反省的能力。社會化媒體雖然通過“贊”的功能拓展了網絡時代的人際互動，但如果簡單地以“點贊”來取代對話，那么就會造成本雅明語境中“氣韻枯萎”（shrivelingoftheaura）的情況，即一種仿制現實交流的形式對真實對話的代替，它極大程度地削弱青年網民在互聯網之外的現實世界的社會關聯。其二，“點贊”還存在著一種被商業資本收編的可能性。“點贊”具有的信息聚合性和成員間的交互性，致使青年網民經營起來的“圈子”面臨著消費市場的殖民。商業資本將口碑的打造和形象的宣傳植入到了新媒體之中，以積滿“贊”的數量換取相應的獎勵，這種“集贊”的方式使得社會化媒體成了新的營銷平臺。早在20世紀90年代，卡斯特就曾直言互聯網已成為市場逐利的下一個目標。對于資本而言，“信息參與者越是多樣，網絡上臨界的群眾數量便越大，價值也就越高”。雖然大眾傳媒被市場利用的現象不是社會化媒體所獨有的，但是在新媒體傳播機制的放大下，市場所利用的不再是單個的網民，而是以個體為中心、通過“點贊”的擴散效應，整體地吸納了網民的社會資本。

篇10

而強弱關系的存在與結點的特質有關，網絡結點的特征也理解網絡功能的一個重要維度，如找工作案例，社會網絡結點的性質對就業成功的可能與質量都發揮著很大影響［25］。因此，中小企業社會網絡中的不同結點的質量、功能與效率對中小企業成長具有非常大的直接影響。在現階段的中國情境下，某些重要的有價值的稀缺資源是通過社會網絡機制來傳遞、借用或轉移，因此，占據有利位置的行動者可以通過控制甚至阻斷資源的流程來獲取對其他行動者的支配權［24］。由于“中國模式”的重大特征之一就是政府主導型發展，因此擁有廣大政府人脈的企業家在“人情式”管理范式中存在著明顯的結點優勢。如表2所示，與政府保持裙帶關系的國有企業中受益于“政府聯系”這一條網絡連接的企業占60%，遠高于其他類型企業的同一比重。對國有企業來說，政府是其社會網絡中的關鍵性節點，此聯結給國有企業帶來排他性資源獲取功能。但同時由于國有企業社會網絡的先天性特質，其結構洞(structuralholes)可能多于民營企業的社會網絡結構，而占據結構洞中心環節的企業在這樣的社會網絡中可以獲取天然地位優勢。相對來講，民營與外資覺得政府聯系“比較有幫助”更多的是側重于場準入限制的開放性及經濟自由程度角度而言，因而它們的社會網絡結構“非冗余”的特征就不太明顯，因此企業的競爭力能獲得提高。

2中小企業的社會網絡特質研究———基于調查結果的分析

在中小企業社會網絡中，主要節點有各中小企業、政府、金融機構、高校科研院所及中介服務機構5類，主要節點之間存在著各不相同的聯結模式。其中，中小企業之間是否有良好的組群效果可通過SNA中的凝聚子群分析給出答案。而網絡中心性(networkcentralization)可反映企業之間的內聚性，其越接近于1，表明網絡節點關系越緊密。實際上，SNA測量和分析所用的概念和術語很多，如密度(density)、度分布及節點中心性(degreecentrality)等。在此次調查(2012)中，針對中小企業與網絡中其他節點之間的聯系進行問題設置。通過對調查結果的定性分析來判斷，中小企業與網絡中成員的關系基本處于事務性層面，與中小企業“接觸頻率最高”的三個節點是工商稅務機構、供應商及政府主管部門，選擇此三項作為其接觸頻率最高的企業達145，占比達72．5%。說明目前中小企業網絡仍處于一元單向索取型關系階段，即企業就具體事務與這些節點產生硬性工作聯系。再者，雖然與“大學科研機構”有接觸的企業占比為73%，排在“工商稅務”、“供應商”、“競爭對手”“主管部門”之后。但從訪談結果來看，中小企業與大學科研機構關系強度非常弱，說明目前中小企業網絡中仍缺乏有效的產學合作機制。中小企業網絡中的另一個重要角力點在于融資結構。根據李微山等的研究［26］，他們以西安市蓮湖區桃園開發區50家中小企業為研究對象，運用Uci-net軟件進行分析，發現金融機構的度值為10，其中，出度僅為1，而入度為9，說明50家中小企業中有融資需求的占20%(10/50)，但僅有2%(1/50)獲得了銀行貨款支持，18%的企業從銀行融資比較困難。此次調查也發現與融資服務機構的接觸率排在9個部門的最后一名，中小企業與融資服務機構的聯系強度還有待加強。據付宏對湖北省10個城市中小企業的調研，內源性融資(56．8%)和家庭朋友(55．8%)是中小企業最主要的資金來源渠道。說明在融資過程中企業家社會網絡中的親屬關系層圈至關重要，而采用社會契約化方式仍有困難。目前國有規模以上銀行基于自身經營原則未能滿足中小企業資金需求，其實也無可厚非。問題關鍵是針對中小企業信貸的專業型小銀行太少，與歐美國家中小資銀行數量相比差距很遠。據盧東斌等針對200多家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問卷調查中，69．06%選擇融資與信貸支持作為其對政府支持需求選項，說明多數面臨融資困局。而他們的研究同時還指出外部融資障礙是構成中小企業自主創新的瓶頸因素之一［18］。總體上當前中國情境下中小企業社會網絡中缺乏內涵式的服務型或創造式的關鍵性成長助力，企業成長往往依賴于領導特質決定下的人際脈絡③。

3實證檢驗———部分最小二乘法(PLS)

當數據總體滿足高斯—馬爾可夫條件時，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計將得到一個很好的估計量，但當多個自變量存在嚴重相關性時，其求解過程存在嚴重的舍入誤差，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計量會失效。而實際工作中變量的多重相關性是普遍存在的，部分最小二乘法(PLS)很好的解決了這些問題［27］［28］。在利用部分最小二乘法進行建模前首先要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目的是使樣本點數據原點與總體一致，將自變量矩陣X與因變量矩陣Y標準化后分別得到。分別是y的均值和標準差。PLS考慮了數據的冗余性，因此通過對E0和F0進行正交分解，確定各自的第一主元評分向量。直到殘差矩陣中幾乎不再存在有用信息。由于部分最小二乘法是多元線性回歸，典型相關分析和主成分析的有機結合，且部分最小二乘法所提取的成分既能較好地概括自變量系統中的信息，又能很好地解釋因變量并排除系統中的噪聲干擾，因而有效地解決了自變量間多重相關性所引起的建模問題。對中小企業成長及社會網絡關系的調查采用4維量表法。成長指標要求被試者就“近3年，貴企業銷售額變化［s2］④”進行選擇，分別“一直快速增加”、“一直平穩增加”、“基本沒變化”、“有所減少”。而對中小企業社會網絡結點(政府［c5］、大學和研究院所［d6］、供應商［e6］、同行［f5］、協會［g5］、中介機構［h5］及金融機構［j7］)作用的衡量是“對貴企業成長或發展幫助有多大”，分成“非常有幫助”、“比較有幫助”、“幫助程度一般”、“幫助極少”。從相關性檢驗中可以發現，企業銷售額與各變量之間沒有發現部分正相關，且各變量之間呈多重較強相關性。正好最小二乘法能克服這一缺陷，由于只存在一個因變量，因此這是一個單變量部分最小二乘回歸模型(PLS1)。運用IBMSPSS22．0的部分最小二乘平方擴展功能，由于不必衡量因素之間交叉后的回歸效應，從而選擇主效應模型方程。具體結果及潛在變量變異表如表4和表5。可以看出PLS排除了“非常有幫助”這一選項，與之前中小企業社會網絡內撐性關系較弱的結論相吻合。另外，結果表明中小企業快速增長與政府、協會及金融機構呈負相關，說明在目前中小企業網絡中政府或帶政府色彩的網絡結點發揮作用的空間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