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行業英語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教材開發者

教材是課程的物化，要求教師根據不同情境開發教材。目前，很多行業英語教材或是舶來品，有時水土不服;或是由某學科教師編寫，缺乏英語素養和教學理論，書中出現語言的硬傷，有的甚至用拼音標注書名。高職教育的職業性與實踐性需要遵循工作過程的系統化開發課程，堅持項目導向、任務驅動，在學習情境式教學單元中培養學生的職業能力。這些與內容型教學并行不悖，兩者都將學習過程視為學習的最佳條件。內容型教學指導下的教材應含有英語教師能教、特定學生能接受的內容，通過學科文章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編制內容和語言交融的教材是其特色，但尚無標準可循。4C(內容、交際、認知、文化)與6T(主題、語篇、話題、線索、任務、遷移)等模式已經成功地運用到課程與教材的開發中，任務教學法、項目教學法也被融入其中。這些模式都是基于內容驅動的學習假設，即運用語言去獲取所需的信息，語言學習更易成功;內容搭建的結構框架有利于綜合發展語言技能;內容表達是學生語言學習的需求。因此，在開發行業英語教材時，應與某學科教師合作先選定學科內容，然后安排語言學習項目，將內容作為學習活動的驅動力，將提高語言能力所需的詞匯、語法、技能、練習與內容緊密捆綁。以筆者編寫的《會計英語》教材為例，其課程定位是學會運用英語去表達會計專業的基本術語，描述職業環境與工作過程，完成英語語境中的基本任務。主題是課程的中心思想，與學習需求、教師能力、教學場景相適應。根據學情和我國會計從業資格要求，該教材的主題設為“會計職業的基礎英語”。教材以編譯閱讀語篇為主，提供會計憑證與報表等樣例，聽說語篇作為課外作業。這些語篇以項目形式出現，分為認知職業環境、明確行業規范、夯實崗位基礎、熟諳典型任務、掌握業務流程、學習會計法規。話題是語篇內容的分單元和更具體的主題學習內容。以“熟諳典型任務”為例，教材中設計的話題有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產清查、會計報表等，會計憑證又含原始憑證、記賬憑證。線索意指系列主題之間的聯系、課程之間的銜接性，對應到某一課程，應是教材內容整體的銜接性。該教材的明線是會計職業的環境、行規、法規、基本知識技能、工作過程，暗線是會計循環。任務體現在各語篇的教學活動及練習設計上，該教材的練習是圍繞“運用英語完成會計行業的知識學習與崗位任務”而設計的。遷移則是設計好話題之間、任務之間教學活動的過渡與銜接。

三、教學設計者

高職院校建有校內專業實踐教學基地，教師可在這些充滿職場氣息的基地中設計行業英語教學活動，學生置身于模擬的工作崗位和業務流程中體驗內容和語言的融合。策略一，激活背景知識。該策略以建構主義、圖式理論為基礎，利用學生的過去知識激活認知圖式。以會計英語為例，學生已學的會計專業知識和基礎英語知識可視為已有的內容圖式和語言圖式，學習新內容時可讓學生先試用英語表達相關的會計術語。策略二，注意學習階段性。教師按照學習階段組織教學，設計好教學前、教學中、教學后的學習活動，考慮內容、文化、文體、語言、學習策略等課程要素。策略三，融合語言模態。教學中應提供多種文體的語篇，融入聽說讀寫的多模態訓練。小組合作、拼圖游戲、思考———互助———分享等活動可綜合發展語言技能，最大化地輸出語言。策略四，提供支架式指導。貼近學生的最近發展區指導學習活動，幫助他們完成不能獨自完成的任務。這被視為內容型教學的關鍵，主要提供言語(關注語言發展)、程序(指導小組和活動的構成)、教學(提供支持學習的工具)等方面的支持。策略五，運用圖形組織者。圖形組織者(如大綱、維恩圖、網絡圖、圖表)是大腦組織信息的方式，可以被用來增強教學效果、優化教案設計。會計英語中語篇的結構主旨、會計循環過程等皆可用此策略。策略六，情境化學習語法。情境化是指為了真實的交際目的有意義地使用語言，并理解語言使用者如何在情境中建構意義。該策略要求語言的功能、結構、詞匯都在內容交織的情境中被學習和使用。策略七，提供有意義輸入。意指輸入是真實的語篇，是含有不同的觀點、可理解、反復的，教師可減少、再用、循環使用詞匯及主要語法結構。策略八，最大化輸出語言。為了學習語言，學生必須在有意義的互動中使用語言。教師需平衡輸入機會，鼓勵學生多輸出語言。策略九，及時反饋。確保學生隨時傳遞、接受反饋，理解自身語言使用和內容掌握的情況。反饋可以在教學中、小組中、終結性評價中進行。策略十，指導學習策略。內容和語言的學習都有策略，學生使用學習策略能達到理想效果。

四、共同體建設者

在內容型教學理論指導下，行業英語教學以行業為背景，引領學生發展職場所需的英語語言能力。可是，行業英語的課堂生態并不樂觀，通常是教師一言堂、學生靜悄悄。這里有教師自身的原因:缺乏行業內容的學習，習慣于盡職地解釋詞句，不顧學生所思所為，忽視課堂的生命體征和交互屬性。同時，行業英語處邊緣化的學科地位，有的僅開設一個學期，有的被定為選修考查課，學生不夠重視;學生英語基礎較弱，學習動機不足，上課是為了混學分。由此，行業英語教學需建設學習共同體。學生的投入與參與可以彰顯語言課堂的人文性與生態性。教師的自主性意味著，依據學習共同體、群體動力學等理論，發揮自身的領導力，激活英語課堂的群體動力，與學生共同創造學習機會，而不是管制或不管他們。一是發展和諧的師生關系。學生具有一定的專業基礎，可成為行業英語教學的助手而不是灌輸的對象，教師是其專業學習的同伴、講英語的話友;教師通過記住學生名字，給予關愛，鼓勵學生表達或解釋專業內容，可得到學生的尊重而被視為學習的向導。二是設計互動式任務，在會話交往中使英語成為合作、分享、友誼的紐帶。三是與學生共商團隊精神和課堂規則，心靈有約、對話協商，尊重生命。四是咬定目標。教學的大目標是共同進步、有效學習，小目標是創造更多的機會，形成有效的學習小組、學習共同體。另外，為了解決教學中遇到的行業內容的困惑，提高英語表達的專業性和課堂教學的有效性，教師還需參與外語教師或其他學科教師(或行家)的學術共同體建設，研討英語教學的理論與方法，學習相關行業的理論與要求，以便合作開發課程。

篇2

幼兒英語培訓機構的師資水平對英語教育質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不僅僅要求幼兒英語培訓教師具備扎實的英語基礎知識，更要把握幼兒的心理特點，抓住幼兒的心理，因材施教，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成果。我國幼兒英語培訓機構存在師資質量良莠不齊的問題，整體教育質量不高，不能保證從事幼兒英語教育事業師資水平。幼兒英語培訓教師在傳統教學模式下，未經專業訓練，必然會降低幼兒英語教學效果。

1.2幼兒英語培訓行業的教育目標過于功利化

處在知識經濟時代，家長和學校越來越重視孩子的知識教育，低齡化成為英語教學的主要發展方向，眾多幼兒園紛紛開設了幼兒英語課程。但在繁榮的幼兒音樂教育事業背后，存在嚴重的單方面最求利益的問題，英語教育過程過分重視成效。家長和培訓機構的功利化，不僅不利于孩子學習習慣的養成，還可能使孩子對英語學習產生地處心理，阻礙了孩子的全面發展。

1.3幼兒英語培訓機構品牌意識較為薄弱

處在競爭激烈的現代化社會中，品牌價值的形成對幼兒英語培訓機構的生存和發展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但我國當前尚未形成一定的品牌效應，英語培訓機構缺少個性的培訓理念，質量管理制度不夠健全，缺乏長久的經營目標的設定，導致幼兒英語培訓機構的難以形成規模化的市場影響力。

2高職英語教育專業與區域幼兒英語培訓行業對接前提及途徑

2.1實現高職英語教育專業與區域幼兒英語培訓行業對接的前提

（1）更新幼兒英語教學方式

教學環境、手段、內容、目的、教師和幼兒是英語教學的關鍵要素，英語教學方式的選取對教學質量有著直接的影響，借助有效的教學方式，使英語語言活動通過教學活動的形式展現出來，在運動發展的過程中使幼兒獲取知識。在英語教學實踐活動中，可以借助教學手段進行調控，從而實現教學目標。由于幼兒學習群體的特殊性，在教學方法應用上要突出樂趣的特點，寓教于樂，在多種游戲中滲透入英語知識點，鼓勵孩子之間進行英語對話交流，創新單一的死板教學方法，保證教育效果。

（2）對幼兒英語教育專業課程教學模式進行調整

傳統的幼兒英語教學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的需求，這就要求創新英語教學模式，在高職英語教育專業教學過程中，要將學前實踐課程、英語課程及教育課程綜合起來，形成三維立體化教學模式，構建相應的教學情境。讓幼兒英語教育專業學生能夠為幼兒的學習創造良好的環境，通過演講、觀摩、聽說練習課等多種形式的活動，讓幼兒親身融入到英語教學過程中，體會學習英語的樂趣。實現單一教學模式向多元化教學模式的轉化，培養幼兒的思考、分析能力，形成良好的英語學習習慣，達到提高實踐能力的目的。此外，還要充分的利用先進的教學設施，借助學前模擬課堂，促進周邊幼兒園的合作，交流經驗，提升幼兒英語教育的整體質量。

2.2高職英語教育專業與區域幼兒英語培訓行業對接的途徑

（1）打造培訓品牌，形成定向式幼兒英語教學人才培養

我國幼兒英語教育事業發展的最大障礙就是雙語教師人才的短缺，高職院校在培養幼兒英語教學人才的過程中，應同英語培訓機構或幼兒園簽訂人才培養計劃，全面貫徹實施校企合作，學教交替的方式，使幼兒英語教學人才培養向著定向化的方向發展，將雙語教育、幼兒藝術教育進行有機整合，培養高素質的幼兒雙語教師，擴大區域幼兒英語培訓行業的規模，形成品牌模式。

（2）教師崗位置換培訓，頂崗支教

高職英語教育專業與區域幼兒英語培訓行業對接的重要途徑就是實現教學資源的共享，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一方面可以應用教師崗位置換培訓的方式，在幼兒園中設置適應高校英語教育專業進行培訓的崗位，加強高校教師的培訓力度；另一方面還可以進行頂崗支教，深入到幼兒園內部，了解實際幼兒教師需要具備的技能，在實習過程中提升師資水平。

（3）加強英語教育專業同行業專家的合作，共同研究教學內容

由于高職院校英語教育專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無法實現同行業需求的對接，這就需要加強同企業、行業中專家的合作力度，共同對教學內容進行研究和探索。基于培養實踐能力的培養目標，塑造英語教育專業學生的職業道德精神，實施雙語教師職能訓練，對幼兒雙語教學方案進行設計和完善。針對高職院校英語教育專業學生，在課程設置方面，要注重學生的職業技能、專業素質的培養，將課程同實際教學工作整合為一體，使英語教育課程更加滿足崗位的需求，實現與實際生活的接軌。

篇3

Abstract:Theauthor’sinvisibility,ortheunfaithfulnessoftranslatedliterature,hasalwaysbeenacontroversialtopicin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Whyisthetranslatordissatisfiedwiththe“formalequivalence”betweenwordsfromdifferentcultures?Underwhatcircumstanceswilltheauthorofthesourcetextbeinvisible?Whati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uthor’sinvisibilityandthetranslator’svisibility?Fromaculturalperspective,howdoesthenotionofinvisibilityaffectthedevelopmentoftranslationstudiesandthepursuitoftranslationcriticism?TheauthorattemptstofindanswerstothesequestionsbyemployingatheoreticalframeworkbasedonAndreLefevere’sviewsontheinfluenceofpoetics,ideologyandpatronageontheproductionontheproductionoftranslation.

Keywords:author’sinvisibility;poetics;ideology;patronage;translatedliterature;relationship

在翻譯文學的創作過程中，譯者在處理原作時，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會導致原作不同程度的變形，譯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筆者將這種翻譯文學中的變形現象稱為“原作之隱形”。

“原作之隱形”，換言之即“譯作之不忠”，這一現象一直困擾著翻譯界。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為何不“依樣畫葫”？原作會在何種情況下隱身于譯作之后？原作的隱形與譯者地位、翻譯學科建設和翻譯評論之間究竟有何因緣？這是一個值得譯界深入探討的課題。在本文中，作者試圖從勒菲弗爾的“三要素”理論入手，對此現象作一文化透視。

理論依據

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Lefevere）是文化學派的典型代表。他在《翻譯、重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操縱》一書中闡述了關于翻譯的“三要素”理論。勒菲弗爾認為，翻譯是對原文的重寫。翻譯不能真實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為它始終都受到三種因素的操縱：詩學觀（poetics）、譯者或當代的政治意識形態（ideology）和贊助人（patronage）。翻譯文學作品要樹立何種形象，譯者的觀點取向和翻譯策略都與意識形態和當時的譯語環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詩學觀緊密相關。而贊助人，包括政黨、階級、宮廷、宗教組織、出版社和大眾傳播機構等等，都無時無刻不在操縱著翻譯活動的全過程（Lefevere,1992a）。

勒菲弗爾的“三要素”論對長期以來為翻譯“對等”的樊籬所縛的翻譯界無疑帶來了一股新鮮空氣，它為研究各種翻譯現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參照系。那么，它對于“原作之隱形”現象又具有怎樣的解釋力呢？讓我們來看一看種種隱形情緒背后所蘊藏的禪機，或許能夠發現異樣的謎底。

隱形情結和因緣種種

一、隱形與詩學

詩學，根據勒菲弗爾的定義，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指文學技巧、文類、主題、人物、環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學的社會角色。前者構成文學的功能，而后者則主宰著文學作品的影響程度(Lefevere,1992a:26)。

在翻譯中，由于譯者心目中的意向讀者和服務對象來自譯語系統，譯者本身又浸染于譯語系統文化當中，譯語系統的主流文學形式和當時社會流行的文學觀在這種“作用”下發生變形。這種變形首先是譯作對原作的語言，特別是語法結構、邏輯形式、文體風格等方面的改變。

語言上的隱形可以發生在各種各樣的語篇當中，即使是權威的經書典籍比如《圣經》和赫胥黎的《天演論》這樣的作品，也會由于詩學觀的影響在譯者的詮釋和解構中發生變化。例如，路德（MartinLuther）在以德文譯《圣經》時就經常添加一些表示“轉折”的連詞，比如“Allien（但是）”。這是因為，雖然拉丁希臘文中無此原文，但德語的語法結構卻要求他作這樣的改變（蔣百里，1921）。而對于嚴復是如何配合他的“用心”鄭重地選用了當時流行于士大夫之中的桐城派古體，又是如何根據漢語的習慣將《天演論》進行“化整為零”的拆變，則早已成為譯壇百年之佳話。

語言的隱形不僅受到社會主流文學觀的影響，有時還為譯者本人的文學觀和審美意識所操縱。這種隱形在詩歌和戲劇翻譯中尤為明顯。例如：對于拜倫的《希臘島》（TheIslesofGreece），不同的譯家便采用了不同的文體。以第一句為例：

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

Whereburningsappholovedandsung,…

梁啟超譯文：（沉醉西風）咳！希臘啊！希臘啊！你本是和平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的天驕！……

馬君武譯文：希臘島，希臘島，詩人沙孚安在哉？愛國之詩傳最早。……

蘇曼殊譯文：巍巍希臘都，生長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輻思靈保。……

譯文：嗟汝希臘之群島兮，實文教武術之所肇始。

詩媛沙浮嘗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謝天振，2000：146-147）

對于拜倫這首著名的詩篇，同一個國家的譯者，為什么樣會有這些不同的處理方式呢？一方面譯者要借詩明志；另一方面，更由于各自的文學觀和審美意識不盡相同。梁啟超要用他的元曲全來宣揚政見，馬君武則采用七言古詩來哀嘆民族的命運，蘇曼殊取五言詩體來抒發個人情懷，而則要用離騷體來進行語言文化比較（杜爭鳴，2000：48）。他們都有以自己的文學觀從不同的欣賞角度給譯作涂上了濃烈的個人色彩，重塑了拜倫詩中的藝術形象和不同的拜倫形象。

文體方面的變形不僅將原文結構或文體隱身于譯作之后，同時還可以導致風格的變形。風格上的隱形，可以發生在語言的各個層面，有時甚至是一個詞的添減便改變了整個面貌。如：

ItwaseventwylightwhenheentredthecittieofAntium,andmanypeoplemethiminthestreets,butnomanknewhim.SohewentdirectlytoTullusAufidiushouse,andwhenhecamethither,hegothimupstraighttothechimneyharthe,andsathimdowne,andspakenotawordetoanyman,hisfaceallmuffledover.Theyofthehousespyinghim,wonderedwhatheshouldbe,andyettheydurstnotbydhimrise.For,ill-favoredlymuffledupanddisguisedashewas,yetthereappearedacertainemajestieinhiscountenance,andinhissilence:WhereupontheywenttoTulluswhowasatsupper,totellhimofthestraungedisguisingofthisman.（十六世紀英語）（王克非，2000：292）

這是英國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散文譯家諾斯（ThomasNorth）從阿米歐的法文轉達譯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貴人傳略》中寫柯里奧蘭納斯一書的開場白。風格既無阿米歐的古典，也不像原作者普魯塔克，而是一段頗具諾斯色彩的生動活潑、充滿戲劇色彩的新篇。其中，“Theyofthehousespyinghim”中spying是諾斯為原作所加的頗為戲劇化的一筆，而文中新增的副詞ill-favoredly亦使整段譯文更富神秘色彩。

如果說，語言結構和文體風格上的變形只是不同程度地碰破原作的“形”與“殼”，那么，譯語文化與原語文化的錯位則會或多或少地觸及原作的“靈”與“肉”。

二、隱形與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指的是社會的、政治的思想觀念或世界觀。它可以是社會的、上層的，也可以是個人的（Lefevere,1992b）。

意識形態使用于翻譯過程時，造成原作的文化在譯作中的隱形。“翻譯為文學作品樹立何種形象，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譯者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可以是譯者本身認同的，也可以是贊助人強加給他的”（Lefevere,1992a:41;陳、張，2000：177）。因此，在不同的意識形態的支配下，原作中帶有民族文化特性的東西就有可能褪色、變形乃至消失。

比如，傅東華在翻譯瑪格麗特·米歇爾的《飄》時，為了讓譯文符合中國讀者的文化意識，有意將男、女主人公RedButler和Scalet譯成了頗具中國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東華是“不必字真句確地譯”（謝天振，2000：148）的擁護者，他從譯語文化出發，將原語的姓氏文化隱形，從而把讀者引入他所營造的文學氛圍。

又如，蘇曼殊在譯雨果（VictorHugo）的《悲慘世界》時，為了呼應當時提倡西方“科學”、“民主”和“打倒孔家店”、封建制的主流意識形態，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原作中不曾出現的人物男德，同時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話(王宏專，1999：40)。

文化隱形的現象在有關倫理道德的小說中表現更為明顯。在20世紀初蟠溪子所譯的《迦因小傳》中迦因未婚先孕的一節即被譯者刪除（陳、夏，1997），因為當時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不允許女子越雷池半步。《查太萊夫人的情人》節譯本中有關描寫的許多場面都被刪減（成、周，1998），因為當代社會雖然開放了許多，但其主流意識形態仍不鼓勵性開放。而針對古希臘劇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名劇《呂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中的臺詞，不同的譯者所作的不同處理足以讓我們對異國情調刮目相看。

在Lysistrata這幕劇劇終時，女主人公在請由美女扮演的“和平(Peace)”把斯巴達的和平使者帶來時說了一句臺詞：“Enmedidotencheira,tessathesage.”直譯：Ifhedoesn’tgivehishand,takehimbythePenis.對于這句臺詞，不同的譯者的處理方式是：

①Ifanydonotgivehishand,leadhimbythenose(ByWilliamJ.Hickie1902).

②Iftheydon’tgiveahand,alegwilldo.(ByA.S.Way1934)

③Ifhandsarerefused,conductthembythehandle.(ByDouglassParker1964)

④Butiftheywon’tgiveyoutheirhands,takethemandtowthempolitely,bytheir…life-lines.(ByPatrickDickenson1970)

⑤Takethembythehand,women/orbyanythingelseiftheyseemunwilling.(ByDudleyFitts1954)(Lefevere,1992a:41-42)

顯然，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譯者對penis這個詞作了不同的詮釋和意象轉移。為什么其中的差異如此之大？主要的原因還在于意識形態的影響。譯者要為某一套意識形態服務，就會配合這一意識形態樹立某種形象。當原作的文化意象與譯者的社會文化意識不相符或不相容時，譯者便會根據他要服務的譯語社會的意識形態可以接受的形象作隱形的移植。

三、隱形與贊助人

贊助人（Patronage）在勒菲弗爾的“三要素”理論中被視作最為重要的因素。作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學作品的產生和傳播，同時又可能妨礙、禁制、毀滅文學作品的力量”（陳、張，2000：176），贊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識形態、出版、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它可以是諸如宗教集團、階級、政府部門、出版社、大眾傳媒機構，也可以是個人勢力（Lefevere,1992a:17）。對于翻譯活動的走向、翻譯文學的興衰，譯者的地位乃至生命，贊助人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在原

語言結構或

作的“二度隱形”中表現尤為突出。

二度隱形使原作發生“二度隱形”的譯品，大多是通過某一媒介轉述或通過已有的譯本轉譯、改編而來。因為原述者或原譯本在第一次翻譯時已一度變形，在這種基礎上再創造的譯本難免遭至二度變形。二度變形的譯本導致了原作二度隱形。在這方面，林紓是當之無愧的譯林高手。林紓不懂外文，他的譯品主要建立在助手的轉述和自我加工、改譯的基礎上（錢鐘書，1981）。他還不顧原作的內容和形式，把莎士比亞的劇本《亨利四世》、《凱撒》和易卜生的劇本《群鬼》等都譯成小說（馮至，1959）。與林紓同行的日本明治中期的高產譯者黑巖淚香對偵探小說的改寫度更是比林杼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讀了許多英文偵探小說后，有趣的故事情節尚在腦中，”然后坐在他自己創辦的《萬朝報》編輯室里，“不看原書，信筆譯去，創所謂通俗易懂的‘淚香風格’”(王克非，2000：324)！而三、四十年代由、改編的托爾斯泰的名作《復活》在南京公演時不但抹去了《馬太福音》，而且還有意讓原作中的波蘭革命者唱起了抗日救國的戰歌(黃，2000；謝，2000)！這些作品雖然經過了二度變形，但其不斷增長的出版數量足以證明“林譯小說”和“淚香風格”都在各自的國度獲得了成長的土壤：林紓以180余眾的高產位列眾多譯家之首，而黑巖淚香也以130余本入居高產譯者之列。、的《復活》更是在民眾之中引起巨大的轟動。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這些讓原作“隱”了“形”甚至還帶有各種錯誤的譯本在讀者或觀眾中具有廣闊的市場呢？從文化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當時的社會環境呼喚新的文學形式，但更重要的，還來自于當時的文學贊助人的廣泛支持和扶植。在林紓的時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迅速興起，大批康有為、梁啟超們致力于翻譯以政治小說為主的各類文學作品來達到改良政治的目的（王宏志，2000）。林紓的譯作如《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等正是順應這股潮流而生的，理所當然受時上層改良家們的支持。“譯才并世數嚴、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為的這首詩，是對林紓最好的肯定和宣傳。而黑巖淚香所處的日本明治中期，亦屬于“民智未開”的社會，偵探小說的這種嶄新的文學形式自然吸引了廣泛的讀者。更何況，黑巖淚香本身就是輿論工具的控制者，他的譯作大多就是在他自己創辦的《萬朝報》上連載(王克非，2000：324)。而、將《復活》改編并成功地搬上舞臺，都離不開當時正在走向勝利的“紅色”力量的扶助和領導。由此可見，作為贊助人的政治權威、文化權威和新聞出版機構在隱形的文本流通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確是舉足輕重。

隱形與共識

從勒菲弗爾的“三要素”論和大量的史料來看，翻譯文學創作過程中的原作之隱形現象是社會、文化、意識形態乃至權力操縱的必然結果(Hermans,1996:26)。翻譯不是單純的文字轉換，而是兩套不同文化系統的相遇和沖擊(Toury,1978:89)。原語文化系統和譯語文化系統無論在語言意識形態還是在權力關系等各層面上都有各自獨特的“規范(norms)”。譯者面對不同的文化系統和不同的“規范”，必須作出適當的取舍。如果以原語文化為主導，不對原著做適當的“修枝剪葉”，譯文便會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譯語文化讓步，結果是譯文“晦澀難解”（魯迅，1981：151-153），很難進入譯語文化系統。試想一下，有哪能一本“逐字翻譯”的作品真正流傳于世呢？相反，譯者也可能將原著文化或“規范”徹底，但這已超越了“翻譯”的界定范圍。比較合理的選擇常常是處于兩個極端之間的某一位置，即，譯者會濃度既犧牲原語文化的某些“規范”也打破譯語文化的某些“規范”(Toury,1978:88-89)，其終極產品會因為不同的偏向而烙上“異化(foreignization)”或“歸化(domestication)”的色彩。而譯者為滿足譯語文化讀者的文化意識和審美取向，同時由于譯者本身又受譯語文化的種種制約，更多的時候是以犧牲原語文化為代價，讓原作隱形于譯作之后，而這種隱形的具體表現形式，正是勒菲弗爾所說的詩學、意識形態和贊助人，它們在翻譯文學的創作過程中控制著原作的隱形程度。

隱形不僅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產物，也是翻譯理論研究的新的增長點。勒菲弗爾以他的“三要素”論，把翻譯中的隱形現象置于歷史文化的大范圍中進行審視，把一向不愿為“奴”而又誠惶誠恐于“以忠實為天職”的譯者從困惑中解放出來，使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重新審視翻譯與原作的關系，重新認識作為譯者的影響和作用。傳統譯論把翻譯視作原著的復制品，因而翻譯在地位上屈從于原著，翻譯研究也以“原著為中心(source-textoriented)”，對原著任何的隱形都被視如“叛逆”或“不忠”。而在勒菲弗爾看來，譯者能不能譯出與原文相近的譯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必然故意對原文進行改寫，根本不存在要和原文對比”(王宏志，1999：17)。換句話說，即，對原作的隱形是譯者根據翻譯目的對原作進選擇文化解構。勒菲弗爾的這一理論對“原著中心論”提出了原則性的質疑，確定了翻譯研究以“譯語為中心(target-textoriented)”的理論基礎。在這一點上，勒菲弗爾并不是孤獨的施行者。縱觀世界翻譯史和翻譯理論研究史，與勒菲弗爾牽手的人比比皆是：埃文—佐哈爾(Itamar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圖里(GideonToury)的“規范”(Norms)論，斯內爾—霍恩比(MarySnell-Horn-by)的“格式塔”(Gestalt)，弗美爾(HansJ.Vermeer)的“目的論”(Skopostheory)，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原文至上的觀念，勒菲弗爾在英國的同伴巴斯內特(SusanBassnett)更是贊同“翻譯有如‘吸血’”，譯者應對原作“粗暴地婦占(womanhandle)”(陳、張，2000：186)！而解構學派則堅信只有將原來的“器皿”擊成“碎片”，將原作“置之死地”才能重塑“后起的生命”！翻譯不再是原作的復制品，翻譯過程中的隱形也并非是對原作的“淹沒”，而是原作的“再生”，是原作“生命延續”的階段(theirstageofcontinuedlife)(Benjamin,1992:73)。看看龐德是如何讓李白在美國復活，看看在中國早已死去的“寒山詩”是如何成了“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的精神食糧，再想想英國的二流作家哈葛德是怎樣在林紓的筆下家喻戶曉，想想在挪威并非最突出劇作家易卜生是怎樣在《新青年》上光芒四射的，翻譯中的隱形對譯者、讀者和原作的意義不言而喻！那么，翻譯家為什么還要甘于作“繭”？翻譯家要提高自我價值，首先必須有勇氣讓自己“現身(Visible)”，讓原作“隱形(invisible)”。“亦步亦趨”，是永不可能建立起“卓而不群”的學科體系的

隱形現象帶給我們的另一個思索是如何看待譯品評介的問題。傳統的譯評常常介于“空泛的贊賞”和“集中評錯”之間(王宏志，1999：7)。而這種“錯”，往往是由于隱形所導致的。挑“錯”標準仍然以原著為參照。確實，從純

粹的翻譯技巧上看，如果我們認為只要不是“逐字”的翻譯便是翻譯的敗筆的話，那么，嚴復的翻譯確乎算不上成功，因為他在系列“醒世”譯譯作中將“俚鄙不經之事”皆“芟剃不言”①。但從嚴復深刻的“用心”、精湛的語言和百年不變的影響上來看，我們能說他的譯品不是成功之作嗎？翻譯畢竟不是一種純技巧活動，它是一種社會文化活動，翻譯作品不可避免地要烙上文化的印記。因此，對譯品的評介不應該只限于狹義的“忠”與“不忠”的范圍，而應該置之于歷史的、文化的廣闊背景中加以討論。在“信、達、雅”之外，譯評家有更多的核心問題可以觸碰和深入探索，比如說，由于隱形所產生的佳譯或劣譯的文化背景和社會效果，等等。

最后一點是對于“隱形”的態度問題。從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culturalturn)”(Lefevere,1992b)和全球文化交流的趨勢來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隱形現象在未來的翻譯文學中不僅不會銷聲匿跡，而且還將伴隨“異化”現象的升溫而繼續與之分庭抗禮。隨著人們知識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環境的日益開放，對隱形現象的欣賞度也會越來越大。作為譯者，在特定的詩學觀、意識形態和贊助人的影響下對原作進行適度的隱形是完全必要的。作為學者，更有責任學會如何客觀地分析歷史事實和歷史現象，沒有必要把這種“隱形”視如“文化墮落”（孔慧怡，1999）而戰戰兢兢地敬而遠之或面紅耳赤地誅而伐之，更不能武斷地要求譯者“附庸”于原作，因為異域的文化在進入新的氛圍的過程中經過一路“顛頓風塵”和“遭遇風險”，“不免有所遺失或受些損傷”（錢鐘書，1981），它的終極形式不可能是純粹的“之乎者也”，也不可能是純粹的“YesorNo”（馮至，1959）。而作為原作者，也大可不必因為“譯作的聲音超過了原作”而抱屈，因為文學作品的生命正在于流傳。原作通過譯者在異域得以繁殖，雖然被涂上了新的色彩，但也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作者該做的似乎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對譯者滿懷敬意。

注釋

①此為吳汝綸在通信中與嚴復討論翻譯標準時對嚴復的鼓勵之辭，轉引自王克非編著《翻譯文化史論》，p.51，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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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1．1創新創業教育觀念相對落后

由于在我國很多應用型本科院校都是由一些地方性本科院校轉型發展而來，所以很多應用型本科院校對創新創本科商貿類專業在創新創業教育的過程中只重視創新創業知識的普及和創新創業技能的傳授，卻忽視了對學生創新創業意識和創新創業基本能力的培養。學生在接受創新創業教育的過程中也普遍存在一些錯誤的認識，認為創新創業教育主要是針對那些想創業的學生開展的，只會對想創業的學生有幫助，在觀念上沒有把創新創業教育當成是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的通識教育。

1．2創新創業教育與人才培養模式沒有有機地融合

由于創新創業教育觀念相對落后，所以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沒有真正將創新創業教育的理念融人到商貿類專業的人才培養的體系之中。在很多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創新創業教育往往以相對孤立的形式開展，隨意性強，缺乏統一的規劃，屬于學生第二課堂的拓展，創新創業教育與人才培養模式沒有實現有機地融合。

1．3創新創業教育的課程設置與教學方法亟待改革

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目前尚未形成系統的創新創業教育課程體系，雖然很多專業已經開設了一些創新創業課程，但這些課程相對零散、不成體系，和專業課程體系相脫節。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已開設的創新創業教育課程往往是以課堂講授或獨立講座的形式進行教學，沒有真正將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缺乏對學生自主性和創造性的引導與激勵。

1．4創新創業教育師資隊伍薄弱

在我國高校中，由于創新創業教育起步較晚，很多高校特別是一些地方性應用型本科院校創新創業教育師資極度缺乏。很多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沒有專門的創新創業師資，平時創新創業教育的授課、講座、輔導都是由一些專業老師或臨時從校外聘請的企業專家客串，雖然他們具有相對豐富的專業知識，有的也具有十分豐富的實踐經驗，但是由于他們缺乏系統的創新創業知識，也沒有實際的創業經驗，所以在指導學生創新創業時對學生的幫助十分有限。

1．5校內外創新創業基地建設嚴重滯后

由于很多應用型本科院校在轉型之前都是一些地方性的本科院校，他們在過去長期發展的過程中一般偏重于理論教學，往往忽視了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一般也不重視校內外實踐教學基地的建設。由于我國應用型本科和創新創業教育都還處于起步階段，所以很多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十分缺乏校內外創新創業基地，校內外創新創業基地活動的開展。

1．6創新創業實踐活動形式單一

由于很多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缺乏校內外創新創業基地，所以他們在開展創新創業教育的過程中往往以理論授課、講座為主，創新創業實踐活動相對很少，即使有大多形式也比較單一。很多學校創新創業實踐活動的主要形式就是舉辦創新創業大賽，撰寫創新創業計劃書，由于缺乏相應的資金、場地條件，學生很多很好的創新創業計劃無法落地開展，因為缺乏親身實踐的體驗學生創新創業的綜合素質很難得到很大的提高。

2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加強創新創業教育的

2．1樹立正確的創新創業教育觀念

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在加強創新創業教育的過程中，首先應該樹立正確的創新創業教育觀念。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旳創新創業教育應結合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和每個專業自身的特點來開展，在開展創新創業教育的過程中不僅要重視創新創業知識的普及和創新創業技能的傳授，同時也要重視對學生創新創業意識和創新創業基本能力的培養，要改變“創新創業教育就是為了培養成功的創業者、企業家＂這樣的片面觀念，要把創新創業教育當成是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的通識教育，要充分認識到創新創業教育對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培養高素質應用型創新創業人才的重要意義。

2．2構建融合創新創業教育的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在加強創新創業教育的過程中，要將創新創業教育納人到商貿類專業的人才培養體系之中。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要不斷進行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要將創新創業教育與學業教育相融合，要將創新創業的實踐活動真正融人到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的專業實踐活動之中，通過統一的規劃，實現創新創業教育與人才培養模式有機地融合，從而構建應用型本科商貿類專業融合創新創業教育的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篇5

針對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應用性提高的現實價值，本文主要從三個角度來分析：第一個角度，要提高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應用性就要同現代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相適應。現代的社會對于高素質的人才要求很高，不僅需要有很強的文化底蘊，還要有對于語言的分析能力和運用的才能，所以，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科的應用能力提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不斷地努力，才能實現。第二個角度，漢語言文學學科的應用性符合素質教育的本質要求。現在，全國都在推進素質教育的步伐，也是我國高等院校實行素質教育的重要時間段，素質教育主要是提升學生綜合素養，讓學生做合格地復合型人才，因此，教育中要加強對學生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培養，對讓學生參加一些綜合性質的實踐活動，遇到問題想辦法進行解決，提升學生的分析問題的能力，讓學生收獲自己解決問題的成功喜悅，這一個過程符合素質教育對學生的要求和培養。

2.漢語言文學專業應用性提高的可行性分析

漢語言文學專業應用性的提高，這不僅有著重要的現實價值，同時有著很強的可行性，主要表現在這兩個方面：

（1）漢語言文學學科是一門理論性非常強的學科

理論是我們學習理論的基本依據，為漢語語言文學專業的應用性提高提供了理論基礎。

（2）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應用性提高

有一定的現實條件，它擁有著悠久的歷史積淀，已經有了一定的教育根基了，這是為今后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應用性提供了強有力的條件基礎，通過一些發展過程中的做法的嘗試，已經取得較好地結果，為今后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提高漢語言文學專業應用性的思索

1.加強改革學科教學體制的建設教師

在以后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育工作中，每一所高等院校都應該對這門學科的體制建設進行思考，對于教學內容方面要進行不斷的更新學習，掌握新的知識內容，擴展知識視野，拓寬學生的學習視野，重視在平時對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的培養，口語交際方面的才能的培養，多讓學生聽、說、讀、寫，多練習一些口語，演講競賽，辯論會，不斷提升學生的自身能力，多學習知識，豐富自己的知識內涵和個人的素質的修養的提高，增強他們運用語言的實踐能力，以此來提高該學科專業的應用性提高。

2.提高語言教學的教學質量，改善教學方式方法

教師在課堂中的教學方式是很重要的，一個恰當的教學方法，是漢語言文學專業進行知識和技能傳輸的主要方式方法，這對于學生接受知識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幫助，教師提升了課堂的教學氛圍，學生的學習興趣有了穩步地提升，主動參與課堂中的一些教學活動，這對于自身的發展，都有著極大的幫助，教師要改變以前傳統的教學方式，多利用現代教學手段，如利用計算機多媒體技術，加強對學生的學習興趣的激發，提高教學的質量，為漢語言文學專業多做貢獻。

篇6

1.政企關系類型日趨多樣化

當前世界各國政府與企業關系大體上有三種：第一種是"警察與司機關系"，政府與企業沒有隸屬關系，政府只需要告訴企業什麼是不該做，企業其余事情政府一律不過問不干涉。這種政企業關系在歐美發達國家比較普遍。第二種是"手足關系"，即政府與企業之間相互依賴，官商一體。日本的政企關系屬于該種類型。第三種是"父子關系"，企業隸屬于政府，不是獨立的市場主體政府對企業的一切活動都擁有決定權。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政企關系大致屬于這種類型。

我國經過近20年的改革，政企關系有了很大的變化，不再是原來的純粹的"父子關系"，而是在逐步向包括上述三種類型的混合型政企關系過渡：政府與部分國有企業之間、一些鄉鎮政府與其所轄的鄉鎮企業之間依然保持著"父子關系"；政府與民營企業、三資企業之間是監督與被監督的"交通警與司機"的關系；一些地方政府與其所辦的企業、部分鄉鎮政府與鄉鎮企業之間則形成了利害相關、生死與共的"手足關系"，政府與企業一體，政府企具有了業化傾向。

2.政府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日趨突出

以前，每當談起政府與企業關系，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專業經濟管理部門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但是經過近二十年的改革，其他所有制企業迅速發展，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三資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重要支柱。政府與企業關系不再局限于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于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而政府職能部門與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企業整體之間的關系日益引起關注。這是因為職能部門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具有特殊性：首先是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涵蓋所有專業領域；其次是職能部門僅僅在某些特定職能上與企業發生關系；第三是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是隨機的，非緊密性的；第四是職能部門視企業為均質的，不論企業性質如何，規模多大，都按同等方式平等對待；第五是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多為由法律調整的法律關系，這種關系很難由行政手段調整。因此，職能部門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是現階段政企關系中的基本關系，在國有企業改革進展到一定階段后，職能部門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將是政府與企業關系的全部內涵。

3.企業與所在地政府之間的關系重要性增強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國有企業與上級主管政府之間的關系逐步理順，而越來越多的與所在地政府之間發生關系，如就業、稅收、企業社會負擔的轉移、企業支援地方建設等關系。同時，大型民營企業、三資企業也面臨如何與所在地政府打交道、建立良好關系的問題。這些企業絕大部分的日常經濟活動都發生在所在地，要受所在地政府約束與管轄。當地政府對企業的態度直接影響著企業的生產經營能否順利進行，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企業對當地政府的支持也會促進當地的社會經濟良性發展。

4.政企雙方在職責上越位與缺位行為同時并存

政府的越位行為表現在與國有企業政企不分、干涉企業經營、亂收費等方面。其缺位行為表現在國有資產出資者缺位、公共服務提供者缺位、市場競爭監督者缺位等行為。企業的越位行為表現是一些國有企業私自處置企業資產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強迫企業職工購買企業股份等行為。其缺位行為表現有國有企業沒能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功能、企業不能按國家政策規定保障下崗職工權益、不履行保護環境職責產生嚴重污染以及偷稅漏稅等行為。

5.政企關系的當事主體呈現多元化狀態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與企業關系不再僅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而是政府與國有企業、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三資企業之間的關系；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也不只是企業與專業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之間的關系，還要處理與政府職能部門的關系，不僅要與主管政府打交道，還要處理好與企業的本部以及各分支機構所在地政府的關系。政企關系主體日益向多元化方向發展。

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所呈現出的上述變化是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必經的階段。對于我國的各級政府和各類企業來說，這些變化是新生事物，在處理雙方關系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種種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好，會影響良好政企關系的建立，從而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康運行。

二、政企關系新變化產生的原因

1.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取代計劃經濟體制對政府與企業關系的變化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

一方面，為適應市場競爭，企業必須成為市場的主體，成為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成為能夠獨立承擔民事法律責任的企業法人，從而與在法律上是行政法人的政府具有平等的主體資格，兩者之間不再存在行政上的隸屬關系。法律上保證的這一平等關系，對政企關系的變化具有重要意義，為建立新型的政企關系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據。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政府職能進行轉變以提高效率，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傳統體制是下中國政府的經濟職能具有明顯的弊端。其一是政府的經濟職能與其他職能高度集中在一起，缺少必要的獨立性；其二是政府的經濟職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場機能，用經濟計劃和行政命令排斥和取代了市場機制；其三是強調用政府的經濟職能（當然同時也使用其他職能）同時解決宏觀和微觀兩方面的問題，政府的經濟計劃和宏觀管理直接"侵入"到企業的微觀經營管理內部。這種狀況直接阻礙了中國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的進展，轉換政府職能以越來越成為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迫切要求。因此對政府職能進行了轉變，經過其主要表現是：（1）部分專業經濟管理機構改組為經濟實體或行業協會，不再承擔政府職能。（2）暫時保留的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亦將生產經營權大幅度下放給企業，并進行了大規模的機構和人員精簡；（3）政府管理方式發生了初步轉變，如減少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強化宏觀調控職能等；（4）積極探索建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運營機制，實行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與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分離的新路。政府職能的轉變，為政企關系的變化消除了一個直接障礙。

2.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

對外開放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引進了外資，也產生了同時產生了幾種新新性質的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資獨資企業。這些企業與我國各級政府在一開始就不存在行政隸屬關系，因而為我國原來單一的政府和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增添了新的內容，也為政府職能的轉變提供了探索的渠道。

3.所有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我國2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是沿著兩條線進行的，一是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確立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基礎的，國家主要運用經濟、法律手段調控宏觀經濟穩定運行。二是所有制改革，構造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所有制基礎。所有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非公有制經濟從無到有，到1997年迅速發展到占經濟總量的1/4，涌現出了一些新的公有制實現形式。非國有制經濟的壯大與發展，為政企關系的轉變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的出現，也是國有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出現了紛紜復雜的局面，導致了政企關系新變化的出現。

三、合理的企業與政府關系模式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企業對政企關系的轉變前景十分關心，并紛紛提出了自己所希望的政企關系模式。綜合起來看，合理的企也與政府關系應該具備以下原則：

1.主體平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是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企業法人；同樣，政府是公共秩序的維護者，是依法行政的行政主體，是能夠承擔行政行為責任的行政法人。企業法人和行政法人之間不存在行政上的隸屬關系，因而從主體資格上看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組織都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2.法治原則。行政機關和企業是不同的主體，必然有不同的利益關系，調整這種關系的準則職能是法律。行政機關的活動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必然會影響私人利益，因此，行政活動職能在法定范圍內，依照本機關的職責和權限行事，所實行的行政行為必須有充分確鑿的證據并且符合法定程序。當行政權力被任意行使侵害企業權益時，企業有權要其行政機關補救或賠償。企業也必須依法進行經營活動。

3.權利、義務對等。政府的權利是征收稅賦，義務是為納稅人提公共服務；企業的權利是獲得政府的公共服務，義務是向政府交納稅賦。

4.平等保護原則。在職能部門面前，不論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都是企業法人，因此，任何企業依法經營都要受到平的保護，任何企業違反法律都將受到相應的處罰。

5.高效原則。辦事效率是行政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工作態度和業務能力的表現，是政企關系是否協調的重要標志。政府辦事效率搞可以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同時推動企業效率的提高。國際經驗表明，高效、廉潔的政府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起飛與發展的關鍵。因此政府的辦事效率不僅是政府內部問題而且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問題。

6.經濟原則。經濟原則適用三種情況：

（1）政府機構設置應遵循經濟原則。一般來說，要實現政府的公共管理與服務職能，行政機構過小和公務員太少是不夠的，但機構龐大人員冗腫也是不行的，因為會導致人浮于事、職責不清的問題，形成政府內部自我服務的惡性膨脹。因此，機構設置應考慮經費問題，盡可能的降低納稅人的負擔或把有限的資源更多的應用于科學、教育、衛生等事業上去，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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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供應鏈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措施

1.市場風險和法律風險的控制措施。

分析成熟的金融市場，只有實現利率市場化，才能真正的控制利率風險。商業銀行在通過改革進入利率市場化前，對利率風險的控制，應主要采取缺口管理的方法。而在一般情況下，即期利率的敏感性缺口管理即銀行的缺口管理，它通過對敏感性缺口的消除或縮小。而降低銀行利率。通過利率波動的降低，而規避銀行風險的發生。而作為的新興金融業務，供應鏈金融有著較多的參與主體，在交易過程中，由于不斷流轉的抵押物所有權，而出現所有權歸屬的法律糾紛。由于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出現，而修訂和調整現行的法律法規的過程是需要逐漸完善的。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因素，法律漏洞對供應鏈金融的發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約。特別是在供應鏈金融業務的一些領域，還有法律的空白存在。制定詳細和嚴謹的合同條款和協議，并對各項流程中的職責歸屬和借貸雙方的業務和權力進行明確，可對供應鏈金融法律風險進行有效的彌補。同時，依據法律法規程序對各類手續進行辦理，能將銀行的法律風險有效降低。

2.信用風險的控制措施。

由于供應鏈上下游的中小企業，多為供應鏈金融中的受信企業，整個供應鏈信用大小，是由其營運狀況所決定的。銀行首先應對受信企業的整體信用狀況進行考慮，并分析和度量融資企業的發展前景、經營狀況和整體實力。首先，企業進行風險對抗的直接保障，就是企業整體經營規模的大小，企業如果在市場上處于主動經營的狀態，會積極參與競爭，進而將自己的整體信用水平提升。反正，則不會獲得銀行的信用認可；其次，企業的運營狀態的良好與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企業的內部管理水平和管理者的素質所決定。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可使決策風險降低，同時可使企業決策的有效性提高，進而能夠控制企業的整體發展。企業信用狀況是由企業的經營狀況所決定的，企業經營狀況的三大關鍵因素，包括營運能力、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銀行對企業考察的標準，是看企業能否維持一定的短期償債能力。而對企業償債能力進行分析的關鍵指標，包括資產負債率等。企業償還債務和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保障，就是企業的盈利能力。企業的經營運營能力簡稱為應運能力，營業周期及存貨周轉率是企業應運能力的財務指標，對企業資金的運用效率及經濟資源管理起到了一定的揭示作用。企業的資金有著越高的流動性，則就會有越強的償債能力，隨之會有越快的獲取利潤的速度。除此之外，近幾年有許多專家學者也都先后提出了基于VAR值的信用風險考量，作為銀行方抵御信用風險的一種措施。銀行方可將融資方式、產品還款方式以及其他多種影響因素綜合考量建立風險模型，利用足夠的歷史數據，采用多種方式進行風險考量測試。又因為供應鏈金融的業務模式會將風險以乘數形式放大，因此加強對信用風險顯得尤為重要。

3.加強對動產的管理。

供應鏈金融業務的主要風險之一就是操作風險，面向多個主體，組合多種金融產品，是供應鏈金融主要開展的業務。銀行首先要評價授信企業，進而對供應鏈的生產運作情況進行評估和分析，由于有眾多的人力因素出現在整個服務過程中，會不可避免的出現操作風險。所以，銀行必須大力培養一批有著豐富經驗和過硬專業知識的專職人員來控制和評估風險。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流程規范和規則制度，對每一個業務流程嚴格控制，嚴格執行和設計各種契約。

4.加強對資金的管理。

由于供應鏈金融業務都是用未來變現的資金來完成支付，因此特別需要關注資金是否能夠按期按量回收，如果資金不能按時償還相應債務，此違約造成的影響會因乘數效應而被放大。為了保證資金能夠按期按量回收，需要實時關注授信企業的資金流動情況，需要關注是否有相關保證、擔保等額外的代償。另外，針對作為保證金留存銀行的這部分資金，銀行要切實做好封閉式管理。

5.建立內部資本充足評估程序。

根據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商業銀行也需要建立穩健的內部資本充足評估程序。該程序是基于銀行風險暴露對銀行整體資本充足性進行預估的行內流程。該程序需要有效精準識別、衡量和管理各種風險，需要衡量足夠抵補風險所需的經濟資本，并且能夠產生向金融監管機構要求的相關報表附件等信息。

6.建設一支高素質的供應鏈金融操作隊伍。

作為一種新興的融資模式，供應鏈金融業務和傳統的信貸的全新理念有所不同，進而在風險的控制上也非常多變和復雜，要求商業銀行所組建的供應鏈操作隊伍必須具備高水平和高素質。供應鏈金融業務因為和傳統業務有所不同，因此，要求操作供應鏈金融業務的銀行人員具備以下幾個方面的素質：一是職業道德必須良好，二是具有高超的控制風險的能力，業務技能必須專業，同時工作經驗必須豐富；三是具有對關鍵崗位健全的補償措施和忠誠度。由于銀行工作人員比較熟悉供應鏈業務的運作模式，所以對于融資行為的風險所在，他們往往更清楚，這樣就很難防范銀行工作人員內部作案。銀行工作人員在一般情況下，包括以下兩種情形的違法操作，既內外串謀和內部作案。而銀行工作人員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同時處于供應鏈金融業務的運行模式中，往往會更多出現與企業勾結的情況。所以對操作風險進行控制的必要措施，除了要對專門的規則進行制定外，還應提高供應鏈金融業務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素質。

篇8

那么，被認為是高質量會計準則的IAS是否提高了在金融業中處于主導地位的商業銀行的會計信息質量了呢？根據Barth等（2006）和肖澤忠（2008）的文獻梳理，會計準則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可通過收益的價值相關性、對盈余管理行為的抑制以及及時確認損失等反映。Edmondo（2009）、Stergios（2011）、Gunther（2011）和Mariarosaria（2011）等通過歐洲銀行的考察得出股價與收益價值相關性增強、銀行盈余管理行為得到抑制結論，但JesusSaurinaSalas（2006）卻發現IFRS的債務損失準備條例并沒減少西班牙銀行的收益變動性，Gunther（2011）認為信息的及時性沒有得到提高。國內如梅孫華（2009）、HuSiyang（2011）、郭斌等（2012）通過商業銀行證據表明CAS執行后銀行的會計信息質量得到提升。的確，公允價值計量和貸款損失準備對商業銀行會計信息質量產生重大影響。但由于研究對象資料獲取困難、研究窗口較窄，國內有關CAS在銀行業執行效果的考察略顯不足，且主要圍繞公允價值計量展開，涉及貸款損失準備的研究則更多地關注于會計準則與金融資本監管沖突和協調的理論分析，缺乏經驗證據。可對于大多數商業銀行來說，采用攤余成本而非公允價值計量的貸款依然是其傳統且最主要的金融資產。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業已公布的2013年銀行信貸收支統計數據，貸款在銀行資金運用中仍處于絕對優勢。可見，有關貸款損失處理將對銀行的報告盈利及對市場釋放的信號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本文試圖從貸款損失準備入手，考察當前“已發生損失模型”是否抑制銀行盈余管理行為，從而反映會計信息質量情況，為CAS在銀行業的考察提供證據。貸款損失準備被視為是銀行進行盈余管理的工具之一，國外學者如Anandarajan（2007）、Stergios（2011）已證實，當預期盈余水平較高時，銀行會通過對貸款損失準備的管理來降低報告盈余的波動性。林川等（2012）通過前景理論解釋了我國商業銀行存在通過呆賬費用進行明顯盈余管理現象。據此提出假設：H1：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與盈余水平正相關。

CAS執行后，我國銀行對貸款損失準備的提取方式由原有依據監管當局規定的按照貸款分類和固定比例計提轉換為根據信貸資產減值跡象的“已發生損失模型”來確認，劉玉廷（2010）認為，新準則能如實反映信貸資產減值情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銀行業高估資產、虛增利潤、信息難以真實公允等問題，具有更高質量。潘秀麗（2012）指出，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直接影響銀行的財務業績，但因其具有較大主觀性，會影響銀行的盈余管理行為。許友傳等（2010）發現，新的貸款減值計提方法會降低報告盈余波動性，抑制銀行盈余管理行為。據此提出假設：H2：執行CAS后，銀行減少通過貸款損失準備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Mishkin（2006）指出，如果金融機構能夠控制或者直接影響國家的經濟建設命脈，其運營失敗或倒閉會在金融系統里引發危機。為避免這種系統性風險，政府會試圖在這些銀行瀕臨破產前就采取措施，而不是任其倒閉。這種銀行業“大而不倒”會引發道德風險問題，即鼓勵了銀行進行投機和冒險。因此，以金融穩定為目標的金融監管部門尤其關注商業銀行可能出現無力償還到期債務、失去清償能力以及喪失持續經營能力的破產風險，對銀行業資本充足率和貸款損失準備都提出嚴格要求。而商業銀行則有動機通過盈余管理來規避金融管制。高質量準則能夠抑制這種利潤平滑行為，類似于Gunther（2011）研究，提出假設：H3：CAS執行抑制了無清償能力風險較大商業銀行通過貸款損失準備進行盈余管理。此外，葉青等（2012）做了一個有意思的探討，考察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首登富豪榜所帶來的政治成本對會計信息質量影響。研究發現，為避免政治成本，上榜公司會計信息質量顯著下降。可見，備受公眾關注的公司承擔著較高的信息披露成本，因此具有更強的動機來進行盈余管理以減少波動性，達到規避公眾關注目的。而采用高質量準則的目的就在于抑制這種行為。根據CAS對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的描述，本文將備受公眾關注的銀行界定為上市銀行，并提出假設：H4：CAS執行抑制了備受公眾關注的銀行（上市銀行）通過貸款損失準備進行盈余管理。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本文選擇截至2012年底我國16家上市銀行以及國家開發、廣發、恒豐、浙商、渤海、上海、江蘇、徽商、杭州和天津等共26家商業銀行作為研究對象。選擇的2005年—2012年銀行數據來自國泰安研究數據庫以及對財務報表的手工收集，剔除信息披露不全樣本。

（二）研究方法銀行業考察的特殊性在于其面臨的雙重管制，即根據會計準則提供財務報表信息以及滿足金融監管部門的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前者主要向股東和債權人提供決策有用信息，后者防范銀行業違約風險。正如Scott（1997）指出的，大部分企業都會試圖通過降低凈利潤波動性和違約風險來實現利潤平滑。貸款是銀行的主要資產，貸款損失直接影響銀行凈利潤。CAS對貸款損失準備更為客觀的要求被認為可以抑制銀行盈余管理行為。因此，銀行盈余管理行為在高質量準則執行前后的變化可以反映會計信息質量情況，從而間接體現準則質量。此外，監管部門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也使得銀行需要在獲利和避險之間進行權衡，這也會對盈余管理產生影響。類似于Ster-gios等（2011）對歐洲市場檢驗，本文建立以下模型。RLLPt是t期貸款減值損失與貸款余額之比；REBTLt是t期未扣除所得稅和貸款減值損失前的利潤與資產總額之比；CASt是t期執行準則的類型，執行IAS或與IAS趨同準則取1，否則取0；Rt是銀行無清償能力風險指標，風險大銀行取1，否則取0；Listt代表樣本在t期是否是上市銀行，是取1，否則取0；RCAPt是t期資本充足率與法定資本充足率之比；RNPLt是t期不良貸款率；LnAt是t期銀行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如果銀行試圖通過貸款損失來進行利潤平滑，則RLLP與REBTL顯著正相關，交叉項反映CAS的執行對銀行通過貸款損失進行盈余管理的影響。RCAP、RNPL反映銀行資本率監管指標和不良貸款率對貸款減值計提影響。Stergios等（2011）認為銀行可通過多元化投資以形成高回報低風險的資產管理，因此認為衡量銀行資產規模的LnA應與RLLP負相關。由于銀行盈余波動會對其無清償能力風險產生影響，故選取Liang等（1991）提出的銀行無清償風險指標IR2，該指標越大代表風險越高。對各銀行IR平均數進行排序，將大于均值的銀行視為“無清償能力風險較大銀行”，R參數賦值為“1”，否則為“0”。預期高質量準則可以抑制盈余管理行為，風險較大銀行應表現明顯。此外，預期上市銀行具有較強的盈余管理動機，新準則可以抑制這種行為。

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表1樣本銀行基本指標描述性分析根據表1，新準則執行后銀行業擴展極為迅速，尤其體現在總資產擴張和貸款發放增速上。銀行總資產擴大一倍多，貸款總額增長94.05%，相應提取的貸款減值損失也隨之增加，增速達88.07%。同時，為滿足金融監管、加強信用風險管理要求，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和不良貸款的控制也得以增強，資本充足率增長19.38%，不良貸款率下降62.74%。值得說明的是，表1中“準則執行前”和“準則執行后”是根據各銀行實際執行CAS或IAS的時間來劃分。此外，根據研究設計，對樣本銀行按無清償能力風險大小（IR指標計算結果）進行了分類，見表2。

（二）相關性分析對樣本銀行2005-2012年數據進行Pearson和Spearman參數相關性檢驗，見表3和表4。貸款減值損失與銀行利潤顯著正相關，與預期相符。貸款減值損失與資產總額顯著正相關，雖然這與Stergios等（2011）預期有所不同，但貸款余額與資產總額顯著正相關則表明我國商業銀行的資產還未形成多元化模式、貸款還是銀行的主要獲益資產。此外，貸款減值損失與不良貸款率顯著正相關，不良貸款率與資本充足率顯著負相關，均符合預期。

（三）回歸分析通過VIF判斷模型主要參數，得出多重共線性影響不大結論。故對參數進行模型檢驗，見表5。綜上檢驗，RLLP與REBTL顯著正相關（除G外所有模型），說明貸款損失準備是商業銀行進行盈余管理的工具，H1成立。RLLP與CAS×REBTL顯著負相關（模型B、F），且系數較REBTL系數小，說明當前準則確認信貸資產減值規定抑制了商業銀行進行利潤平滑的行為，H2成立。RLLP與R×REBTL顯著正相關（模型C），說明無清償能力風險較大銀行會通過貸款減值活動來進行利潤平滑，而REBTL×R×CAS系數變小則意味著CAS執行抑制此類銀行的盈余管理行為（模型D、G），H3成立。對于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上市銀行的檢驗也得到了一致結論（模型E、F、G），H4成立。此外，RLLP與RNPL顯著正相關（所有模型），與之前相關性檢驗結論一致，說明不良貸款率高的銀行提取的貸款減值損失準備也較多。在樣本整理過程中，本文發現相關數據在金融危機時期存在一定波動性。因此，為證實結論的穩健性，同時出于影響滯后性考慮，剔除2009年數據進行重新檢驗。模型的綜合結論與上述相符，但單個模型的檢驗結果同樣未能完全實現預期。

篇9

1.引言

作為一種成長戰略，很多企業選擇多元化經營。最初多元化的主要動力來源于對過剩資源的利用。在中國，計劃經濟后期，正處于供不應求的短缺經濟，市場競爭體系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部分企業的多元化經營獲得了成功。而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短缺經濟變成生產相對過剩，國內外市場由分割轉變為接軌和融合，競爭加劇導致絕大多數企業微利，甚至虧損經營，因此出現了“多元化陷阱”的說法。

那么多元化究竟是不是一個好的經營戰略？它會損害公司價值，還是增加公司價值？

理論上來看，公司多元化經營通過內部資本市場，能夠解決外部融資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問題；擁有了內部的融資工具，對于項目的選擇，公司經理可以做出更優的決策。但是，通過內部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容易造成對項目的過度投資，或對凈現值為正的項目投資不足，而不是將公司利潤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給小股東。國外多元化與企業價值關系大量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多元化企業一般有較低的托賓Q值，減少企業的多元化程度則會提高企業價值，一些最新的研究認為折價并不是源于多元化而是由于其他原因。

我國長期以來缺乏類似國外SIC碼②的行業分類數據，早期國內對于多元化與績效關系的研究采用主營業務比重作為度量多元化的指標，大多得出多元化折價的結論。1999年4月《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試行）》③后，對多元化指標的度量可以采用國際通用的方法，國內的相關研究逐漸增多，大多研究依然得出多元化折價的結論，也有個別的研究表明我國上市公司存在顯著的多元化溢價現象。

然而國內對于多元化經營與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大多假定多元化程度與公司業績是單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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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研究受北京交通大學十一五重大科研基金項目支持，課題號2005SZ007。

②theU.S.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SIC)system.SIC碼是4位數字代碼，前兩位代碼確定行業門類，第三位確定行業大類，第四位確定行業中類。

③中國證監會在總結滬深兩個交易所分類經驗的基礎上，以國家統計局制訂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GB／T4754-94)為主要依據，借鑒聯合國國際標準產業分類(ISIC)、美國標準行業分類(SIC)及北美行業分類體系(NAICS)的有關內容，制訂了《中國上市公司分類指引(試行)》。《指引》將上市公司的經濟活動分為門類、大類兩級，中類作為支持性分類參考。總體編碼采用了層次編碼法；類別編碼采取順序編碼法：門類為單字母升序編碼；大類為單字母加兩位數字編碼；中類為單字母加四位數字編碼。

因果關系，①一些經驗證據表明多元化經營和績效之間不存在明確的因果關系（劉力，1997；朱江，1999；馬洪偉和藍海林，2001）。而蘇冬蔚（2004）通過間接檢驗內部資本市場理論對多元化溢價現象進行解釋時，發現價值高的上市公司具有較高的多元化程度。CampaandKedia（2002）認為如果公司的多元化決策與公司價值相關，則對多元化與績效的OLS估計將是有偏的。因此，準確揭示多元化程度與公司價值的關系，首先要控制住多元化決策的內生性。

國外多元化經營的研究基本從三個層面對公司的多元化決策進行解釋：①資源角度：擁有在行業間可以互相轉換的過剩資源和能力的公司會從事多元化經營。②市場勢力角度：企業多元化是因為可以獲得市場勢力，進而增進和最大限度提高其長遠的獲利能力。③問題角度：多元化經營是經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結果，多元化經營可以使他們獲得更多的報酬、勢力和聲譽，分散他們的雇傭風險。除了以上三種原因，劉力（1997）還認為我國國有企業多元化經營有其特有的動因，這些動因不是基于利潤或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而是基于社會效益或其他方面的考慮。

目前國內對于公司多元化決策的研究還僅限于問題的角度，對過剩資源的利用和獲得市場勢力的多元化決策還沒有相關的研究。秦拯、陳收和鄒建軍（2004b）發現高度多元化的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的現象多于其他兩組，而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顯著低于其他兩組。陳信元、吳英蘊和黃俊（2004）發現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分離程度大并且沒有第二大股東有效監督的控股股東通過公司的多元化經營轉移了公司的資產，降低了公司的業績。CampaandKedia（2002）使用工具變量消除多元化決策的內生性時指出，聯立方程的估計并不容易，因為影響多元化決策的部分公司特征已經包含在以公司價值為被解釋變量的方程里了。因此，全面地分析影響公司多元化決策的因素，將其變成可以被量化的、好的工具變量非常重要。

另外，雖然有研究顯示公司的多元化決策具有內生性，但是現實的數據是否支持這一假設還需要進行相關的檢驗，因為如果解釋變量是外生的時，2SLS估計量反而不如OLS有效。

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資源角度、市場勢力角度和問題角度分析影響中國上市公司多元化決策的因素，建立了多元化程度和公司業績的聯立方程模型。在對聯立方程進行2SLS估計之前，首先對多元化程度的內生性進行了Hausmantest。

另外，由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分行業資料并不標準，國內的數據庫公司即使提供了按行業、地區或產品劃分的主營業務收入分布情況，也沒有根據證監會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對公司的業務活動進行行業編碼和分類。因此，本文根據2001年4月中國證監會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對上市公司2000-2003年間的業務活動進行了2位數行業編碼，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多元化經營的相關數據庫。②

本文其余部分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介紹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決策的研究假設；第三部分介紹本文的樣本選擇、變量設計；第四部分是對數據的經驗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結論和研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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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鵬翼、李善民和張曉斌(2005)探討了多元化程度變動的公司管理層持股比例、多元化程度和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楊林和陳傳明(2005)分析多元化發展戰略與企業績效關系的未來研究方向時也指出，要關注多元化戰略與企業績效因果關系的問題。

②特別感謝崔悅、盛楓、程健、李月婷、涂圣楷和陳揚揚的工作。

比較可惜，論文中的公式、字符無法粘貼到博客中，最后只把論文結論、研究不足以及參考文獻貼在這兒。其實如果大家想看真正的論文，可以查看附件中的英文參考文獻。而認真寫過論文的人決不認為“不抄襲，就沒法寫論文”，因為只要你掌握了一定方法，又有持續關注的問題，總會想出辦法來研究。

4.5.對多元化程度與業績正向關系的解釋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司價值較高、主業增長緩慢、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業傾向于多元化經營，而處于競爭激烈行業的企業更傾向于集中化。那么，以上四點能否作為多元化程度與公司業績正向變動的原因？

本文陸續討論了多元化收益的三個原因：①公司多元化經營可以建立起內部資本市場，避開在外部資本市場融資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問題；②相對于擁有較少信息的外部投資者，擁有了內部的融資工具，對于項目的選擇，公司經理可以做出更優的決策；③公司多元化經營降低了未來現金流的變動，增加了公司的負債能力。從負債能力增加價值的角度來看，多元化經營增加了公司價值。

從以上三點可以看出，價值高的公司多元化經營可以部分解釋多元化溢價，卻不是存在多元化溢價的根本原因。

由于我國上市公司沒有提供各經營單元的詳細財務數據，因此不能直接分析各經營單元之間轉移支付與多元化程度的關系。蘇冬蔚（2004）試圖從內部資本市場效率的角度對多元化溢價進行解釋，作者考察了母公司同外部資本市場的現金流狀況對多元化決策的影響，數據顯示對外部資本市場依賴小的公司具有較高的多元化程度。

本文從多元化的三個基本動因探討影響多元化決策的因素時，發現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多元化程度顯著正相關。根據JensenandMeckling（1976）的利益一致假設，隨著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其剝削公司財富的可能性下降，從而使公司價值增加。所以，雖然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業采取多元化經營是經理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結果，但是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多元化程度的顯著正相關抵消了部分成本。

Stein（1997）表明存在借貸限制的前提下，擁有較多信息的管理者更善于選擇項目（winner-picking），其對內部資源的有效配置使公司價值增加。作者強調控制權是管理者做出更優的決策的有效手段，因為它確保管理者從有盈利的項目中獲得激勵，并且擁有在項目間調配資源的權限。本文的數據表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業更傾向于多元化經營，無疑擁有了公司控制權的經理有動力，也有能力實現內部資源的有效配置。

綜上所述，管理層的winner-picking和其與公司價值利益的一致性是中國上市公司存在多元化溢價的根本原因。

5.結論及研究不足

5.1.本文的結論

通過內部成長或外部成長的方式，很多企業選擇多元化經營。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司價值較高的企業傾向于采取多元化經營；公司的主業增長緩慢促使企業追求范圍經濟；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業也傾向于多元化經營；而處于競爭激烈行業的企業更傾向于集中化，做好主業。

本文在探討多元化程度與公司業績的關系時拓寬了研究假設，認為公司的多元化決策與公司價值是互相影響的。為了控制住多元化決策的內生性，本文從多元化的三個基本動因分析影響公司多元化決策的因素，建立了多元化程度和公司業績的聯立方程模型。Hausmantest首先驗證了對多元化程度與公司業績的OLS估計確實是有偏的，即如果不控制多元化決策的內生性，我們很可能會得出多元化程度和公司業績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的結論。而使用工具變量控制住多元化決策的內生性之后，中國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與公司業績是顯著的正向變動關系，表明從事多元化經營的上市公司業績普遍較高，這和國內大量多元化折價的實證結果相反。

本文從多元化的三個基本動因探討影響多元化決策的因素時，發現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多元化程度顯著正相關，管理層與公司價值利益的一致性部分抵消了經理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而采取多元化經營是的成本。而擁有公司控制權的經理對公司資源的有效配置增加了多元化公司的價值。以上原因是中國上市公司存在多元化溢價的根本原因。

5.2.本文的研究不足及未來的研究方向

5.2.1.本文的研究不足

1．數據庫的局限。

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沒有按照《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的分類方法對分行業資料進行披露，導致很多上市公司的業務活動不能進行四位數行業編碼，甚至不能進行兩位數行業編碼。而業務活動不能編碼至四位，無法計算出熵分類法的總體多元化程度（DT）和相關多元化程度（DR）指標。同樣因為行業編碼的問題，使用LangandStulz（1994）的多元化貼現值和Berger和Ofek（1995）超額價值EV對多元化經營業績的度量也會出現偏差。因此，中國上市公司多元化數據庫的不完善影響到了對多元化指標和多元化經營業績的度量。

另外，本文刪除了44家分行業資料披露不詳盡無法進行2位數行業編碼的公司，這些由于行業編碼不全而被刪除的樣本，有可能恰恰是業績不好的公司。由于這部分公司占總樣本的4.5%，因此，可以忽略不計。

并且，由于中國上市公司的數據庫中沒有母公司分行業和分部門的詳細財務報表，無法分析各經營單元之間轉移支付與多元化程度的經驗關系，所以目前還無法對多元化公司的過度投資行為和跨行業補貼問題進行研究。

2．本文從對過剩資源的利用、獲得市場勢力、問題三個角度研究了公司的多元化決策行為，然而對市場競爭程度指標的度量有一定的困難。一般認為，市場中企業的換位是反映市場競爭大小的一種重要標志。企業所在行業的產業集中度的變化也是度量市場競爭程度的一個指標。但魏后凱（2003）目前也只能根據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的資料計算出中國主要制造業行業1980年、1985年和1995年行業集中度的變化。

5.2.2.未來的研究方向

本文通過Hausmantest驗證了多元化決策與公司業績是相關的，但是控制多元化決策內生性的方法很多，工具變量選取的不同也會影響控制效果，因此，對于多元化決策內生性的控制還可以進行深入研究。其次，中國上市公司多元化數據庫完善后，對于公司業績和多元化指標的度量會改進研究的結果，對于多元化公司的過度投資行為和跨行業補貼問題也可以進行相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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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產生盈余管理行為的客觀條件

（一）會計準則等會計法規本身具有不完善性

由于客觀的、主觀的原因，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或漏洞，而這些缺陷或漏洞很容易給職業道德方面有問題的企業管理當局及其會計人員進行盈余管理提供條件。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的不完善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的制定過程本身可能存在不合理因素。例如，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的人員組成如果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會計準則就可能出現偏向性。同時，在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各利益相關方為了使準則對自己更為有利，都會提出各自的要求，而準則制定機構為了使自己效用函數的最大化，為了在利益相關方之間求得平衡，就必須賦予企業一定的會計政策選擇權。第二，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本身固有的特點為盈余管理行為提供了機會。企業經營方式的多樣化，經營活動范圍的擴大化，社會、法律和金融環境的日趨復雜化，使得同類會計事項的個性日益豐富，不同企業的具體情形千差萬別，會計準則不可能事無巨細都制定得很完備，勢必留有一定的余地，即對同一會計事項的處理會有多種備選的會計處理方法，從而使法定的會計政策在對會計事項的確認、計量以及會計報告的編報等方面為企業提供了更大的會計政策選擇范圍。同時，會計準則與會計實踐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時滯性，即會計準則的制定常常落后于會計實踐的發展和經濟行為的創新。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的缺位會使企業在準則外會計事項的確認和計量等方面由于“無法可依”而帶有很大的彈性。第三，各項會計以及相關法規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協調，也導致企業會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原則選擇會計處理程序和方法。

（二）現行會計理論與會計方法固有的缺陷性

1.現行會計確認基礎所固有的缺陷。權責發生制是國際上通用的會計確認基礎，這一基礎理論雖然較好地解決了收入與費用的配比問題，但在確認的過程中加入了主觀性。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如果繼續單純地采用權責發生制，需要主觀確認“量”的機會會越來越多。除此之外，關于發生時間的確認也具有很大的主觀性，這些都會給盈余管理行為提供機會。

2.現行會計信息重要性原則和穩健性原則固有的缺陷。重要性原則允許企業對不重要的項目可以例外處理或靈活處理，但對于哪些項目是重要的，哪些項目是不重要的，無論從質的方面還是從量的方面，現行會計理論都未能作出具體規定。這樣就給企業把重要項目按非重要項目處理提供了機會，從而有可能影響企業財務狀況與經營成果的公允表達。

隱健性原則的運用，使得企業收益平均化和秘密準備金的操作更容易。企業有可能為了使財務報告顯示出持續穩定的盈利趨勢或為了其它經濟利益而采取收益平均化的會計行為，壓低經營狀況好的年度報告利潤，將其轉移到虧損年度或經營狀況較差的年度。企業還可能利用穩健性原則通過過多地計提短期投資跌價準備及存貨跌價準備等方法人為地低估企業資產或高估負債。

3.現行會計方法含有估計因素所固有的缺陷。在會計核算中，應當力求準確，但是，有些經濟業務本身具有不確定性，如壞帳損失、存貨跌價損失、或有損失等，因而不得不根據經驗判斷作出估計，從而使會計確認和計量工作不得不借助于假定和估計的方法。這同樣為盈余管理行為提供了條件。

（三）會計信息具有嚴重的不對稱性

在現代企業制度下，所有權和經營權已經高度分離，所有者權利不斷弱化，經營者——主要是高層管理人員的地位不斷上升，企業管理當局成為企業事實上的控制者。由此造成的結果是，一方面，企業管理當局成為會計信息的壟斷提供者，他們為了達到自己的預期目的而在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內選擇最為有利的會計政策，以實現其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從會計信息的使用者來說，在我國國有企業規模和數量所占比重都非常大的情況下，由于所有者缺位、所有權虛化等原因，作為國有企業會計信息最大使用者的國家，缺乏對會計信息質量需求的內在動力，或者說這種內在動力嚴重不足。而對上市公司的一些個人和機構投資者來說，他們關心的是股市行情，而不是企業的財務狀況，許多投資者對會計信息根本沒有深刻的理解，甚至根本看不懂會計報表，而且目前我國相對于投資者手中的貨幣數量來說，上市公司的數量和規模還很小，會計信息的競爭受到很大限制，導致他們對會計信息的內在需求也嚴重不足。這些也都為企業實施盈余管理行為提供了空間和可能。

二、產生盈余管理行為的動因

經濟利益在大多數情況下支配著人們的行為，會計信息提供者與使用者經濟利益的不完全一致性是企業管理當局實施盈余管理行為的內在動因。

（一）高層經營管理人員獎金等收入最大化的動機

根據委托理論，委托人——股東與人——企業管理當局兩者的目標不一致，信息不對稱。只要不存在一種能夠反映企業行為的充分信息指標，企業管理當局總要利用其信息優勢侵犯股東權益。因此，股東與企業管理當局往往通過簽訂管理合約使兩者的目標趨同。一個有效的管理合約應當能恰到好處地激勵企業管理當局選擇采取使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行為。但企業總價值的變動很難被觀測到，從而使企業收益成為衡量企業總價值變動的最適當的指標。正是主要依靠這一盈利指標，委托人往往除了支付給企業管理當局固定的薪金外，還要支付獎金甚至股權與期權。獎金等收入的存在，驅使企業管理當局經常采取尋機性會計行為以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由于會計信息的不對稱和監督成本的存在，委托人對會計利潤進行調整往往得不償失，這決定了企業管理當局有能力和條件通過實施選擇和變更會計政策等盈余管理行為來達到其目的。

（二）上市公司首發股票及上市后配股等方面的考慮

根據《公司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發行新股和股票上市必須具備一定條件，如“公司必須在最近三年內連續盈利”，“公司預期利潤率可達同期銀行存款利率”等。同時，企業為了在發行股票時獲得較高的溢價，往往通過盈余管理以“修正”發股前的歷史數據，調整影響每股收益的所有變量，如有意高估盈利預測數；進行所謂“資產剝離重組”并按剝離后的結果對前三年“虛擬”一個會計主體進行模擬經營等。由于我國會計準則對關于資產剝離的規范性操作程序的研究明顯滯后，對資產重組中涉及到的資本計價、固定資產減損、長期投資明顯減值等有關損失的確認尚無明確規定，因此，許多上市公司便充分利用了這一機會來達到上市和提高股票發行溢價的目的。

股票上市后，按有關規定，其凈資產收益率必須連續三年達到10％以上，才能獲得配股資格。上市公司為了獲得配股資格，除了盡力搞好經營外，往往還會絞盡腦汁通過盈余管理行為如轉讓股權、進行關聯方交易等力保連續三年凈資產收益率達到10％。這幾年我國證券市場上的“10％”現象就來源于此。另外，《公司法》還規定，如果公司最近三年連續虧損，將暫停其股票上市，上市公司為了免受其苦，也經常利用盈余管理行為粉飾會計報告。

在證券市場的信息披露方面，上市公司為了配合一些證券機構在二級市場的股價操作，在披露信息的及時性與規范性上也大量存在盈余管理行為。有關統計表明，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會計時滯現象非常嚴重，業績變化較大的企業更容易存在這種現象。為了使某些證券機構贏得操作時間，上市公司還會故意推遲重大內部消息的披露時間，或者濫用“臨時公告”和“澄清公告”，故意使用“暫不分配”、“暫緩分配”等模棱兩可的語言。

（三）債務安排方面的考慮

按照目前國際通行的“公司有限責任制度”，債權人處于較為不利的地位。企業用所獲得的資金進行投資，投資成功后，股東可得大部分剩余，而債權人只能獲得固定的利息；如果投資失敗，股東在破產時可不必償付全部債務，而債權人要承擔全部后果。因此，債權人為了減少成本和風險，保證到期收回本息，在貸款時，往往要求債務人提供經注冊會計師審計的財務報告，并在債務合同中訂有一系列以會計數據定義的保護性條款，如流動比率、利息保障倍數、營運資本、固定資產、現金流動等方面的限制。如果債務人不能履行合同中的條款，則視為違約，其代價將十分慘重，不僅其貸款面臨被收回的危險，而且其經營活動的自由還會受到限制。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企業管理當局將愿意選擇可增加資產或收入以及減少負債或費用的會計政策，以避免產生違約行為。此外，如果在某種會計方法下經測算將發生違約行為，企業管理當局也可能會變更會計方法，以避免這種違約行為的發生。即使企業暫時還沒有債務合同，但從為了將來擴大生產能比較順利地籌集到資金的目的考慮，企業仍有可能會采取有利于收益增加的會計政策。所以，企業的債務安排也是其實施盈余管理行為的重要動因。

（四）節約稅收等費用方面的考慮

所得稅是促使企業管理當局采取盈余管理行為的一個較為明顯的因素。對企業所得稅的征收，一般是以會計利潤為基礎，然后再根據稅法規定進行納稅調整。企業為了節約稅負，減少現金流出，往往盡量降低報告凈收益。盡管稅務部門在計算企業應納所得稅額時，是采用稅務會計的規定，從而減小了企業實施盈余管理行為的空間，但仍有一些會計政策可供企業自行選擇，如存貨發出成本的計價方法——先進先出法與后進先出法的選擇。報告盈利等會計數據還常被政府用于管制行業的收費標準（如公用事業等壟斷性行業）的確定。一般來說，較低的報告盈利水平會減少政府采取不利于企業的行為和增加政府對企業補貼的可能性。因此，企業為了減少“政治成本”，避免政府利用會計數據來限制企業的行為，也往往采用能遞延利潤或降低收益的盈余管理行為。

（五）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更迭

從現實情況看，我國許多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任免仍然是政府行為，其干部身份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由于這種體制的存在，導致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在發生以下面臨更迭的情況時，往往采取盈余管理行為。第一種情況是原來的高層管理人員即將退休時，為了在離職前盡可能增加自己的獎金等收入以及能夠載譽而退，往往采用使報告凈收益最大化的會計政策，使企業盈利呈現上升趨勢。第二種情況是由于“商而優則仕”現象的存在，如果某位高層管理人員有職位升遷的可能性，其采取使自己任期內收益逐年增加的盈余管理行為的可能性也將大大增加。第三種情況是企業發生經營困難，經濟效益很差，甚至面臨破產時，會采取盡量提高利潤，美化財務狀況的盈余管理行為，以避免被解雇或被免職的命運。第四種情況是新上任的高層管理人員，為了增加企業未來預期的盈利能力，提高自己的經營業績，往往會注銷一筆巨額“不良資產”，以及采取一些其他的盈余管理行為來調整會計利潤等財務指標。

三、企業盈余管理的利與弊

從客觀上看，企業的盈余管理并非一無是處，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首先從訂立契約的角度看，根據契約理論，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結合，企業生存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盡量降低契約成本。如果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存在盈余管理，不僅會降低契約成本，而且還可以使企業管理當局對預期或突發事件作出快速反應，從而較好地克服合同的不完備性和固定性，保護企業及經營者自身的利益。其次從資本市場角度看，由于企業管理當局掌握了大量的內部信息，而這些內部信息往往相當復雜并具有專業性，企業管理當局若要以報告的形式把它們傳遞給投資者，是相當困難并且代價高昂的，而盈余管理則能夠通過“利潤平穩化”手段傳遞企業原本無法傳遞的內部信息，從而有助于減少因資本市場激烈波動對投資者決策行為的影響。

雖然盈余管理具有上述有限的作用，但從根本上來說，盈余管理的弊端是十分明顯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降低了財務報表信息的可靠性。企業管理當局通過“內部人控制”的便利條件對會計信息按照其管理目標的需要進行“加工、改造”，使其披露的會計信息往往缺乏充分性和全面性，甚至缺乏客觀真實性，從而使整個財務報告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對外部會計信息使用者也失去了有效性。其次，對企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的風險性。盈余管理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維護經營者甚至企業的利益，但是也存在較大風險，一旦投資者和債權人發現企業進行了對他們不利的盈利管理，就會對企業管理當局的道德和履行責任與義務的能力失去信任，導致資本市場和借貸市場失靈，不僅使企業管理當局的預期目標難以實現，還會影響企業的聲譽，給企業以后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再次，盈余管理會損害投資者、債權人與國家的利益。由于盈余管理主要來自于企業管理當局的經濟利益驅動，而企業管理當局的經濟利益與投資者、債權人及國家的利益又存在不一致性，因而在許多情況下，盈余管理的存在會促使企業管理當局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損害投資者、債權人和國家的經濟利益。

四、治理企業不當盈余管理的對策

（一）進一步修訂和完善企業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是準則的各利益相關方相互博弈的產物，具有不完全性，利用會計準則中會計政策的可選擇性和可變更性是企業管理當局進行不當盈余管理的主要方法。因此，應當參照國際慣例，進一步修訂完善企業會計準則，盡量減少會計準則中可供選擇的會計程序和方法，以縮小會計政策選擇的空間范圍。當然，這并不是要求會計準則應對各類具體業務在全國不同行業、不同規模的企業間作出完全一致的規定，筆者只是以為，會計準則應對不同行業的共同業務作出統一的規定；對不同行業或不同規模的企業所特有的業務作出分類的規定，使某一企業只能適用于其中的一類情況。同時，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新問題會不斷涌現，如一些重要的表外信息、無形資產以及一些重要的非經濟信息的披露等，需要會計準則及時進行補充修訂和不斷完善。另外，實踐證明，不當盈余管理的普遍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對會計準則的理解不準，故意曲解以及執行不力所造成的，因此，應當盡量減少會計準則中的模糊性語言和概念，并加強對執行情況的檢查。

（二）明晰產權并設計有效的約束激勵機制

產權制度對會計信息的生成過程具有先天的規范和界定功能，因為產權的明晰為會計信息系統目標的實現創造了兩個重要條件：第一，股東追求資本收益的最大化；第二，各利益相關方與管理當局之間存在經濟上的和約關系。因此，只有產權界定清楚，會計準則的運行和會計信息的生成才會有效率，才能既允許和鼓勵企業根據會計交易費用的高低進行會計政策選擇，又可發揮會計準則的激勵約束和資源配置的作用。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還應當針對企業管理當局設計一套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一方面，要承認經營管理者的管理人力產權，具體可實行年薪制和經營者股權，同時輔以非貨幣激勵方式，使企業管理當局能夠充分得到與其經營業績相匹配的收益和榮譽；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股東會、監事會等內部監督機構的監督作用，對企業所選擇的會計政策及其變更、變更的理由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會計影響應向各利益相關方披露，各利益相關方或監事會對所采用的不合理的會計政策有權要求企業管理當局作出解釋或予以調整，并強化外部監控，對實施不當盈余管理行為的經理人員實行市場禁入制度等，從根本上切斷企業管理當局機會主義行為的退路，使不當盈余管理的成本大大超過其獲得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