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生態思想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講的人道不是以人類為中心，而是與天道相統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視天，重視自然，重視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強調人的發展與自然的和諧，因而包含了豐富的生態思想。本文著重論述儒家的生態思想，以期對今天建立新的生態觀有所啟迪。

1“與天地參”的人道論

先秦的道家講“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天人合一”最終合于自然之道。儒家也講“天人合一”，其出發點在于人，為了人，但是，人又是天地之中的人，必須遵循天地自然規律，與自然相互和諧，這就是“與天地參”。

《禮記》中的《中庸》為戰國初儒家思孟學派的重要著作，其中說道：“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段論述旨在闡釋天地自然萬物之本性與人之本性的一致，表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這里所謂的“贊天地之化育”，就是要依照自然規律以助天地之變化；至于“與天地參”，朱熹注曰：“與天地參，謂與天地并立為三也。”[1]也就是說，人遵循天地自然規律則可以與天地和諧并立，這就是“與天地參”；“參”，即為天、地、人三者并立和諧。《中庸》還說:“仲尼祖述堯舜，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這里的“律天時、襲水土”，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規律，以達到“天人合一”，也就是“與天地參”。

儒家“與天地參”的思想在戰國末期的荀子那里有了進一步的說明。《荀子•天論》說：“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在荀子看來，自然界變化有其自身的規律，人不可將自己的主觀意志和愿望強加于自然界，但是，人可以按照自然規律而“有其治”，這就是“能參”，也就是天、地、人三者各行其職，和諧共處。

儒家的“與天地參”在《易傳》那里得到充分的發揮，形成了天、地、人三者統一的“三才之道”。《易傳》是戰國末期儒家對《易經》的詮釋。《易傳•乾•文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易傳•系辭上傳》說：“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認為圣人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與天地、日月、四時“合”，與天地萬物和諧一致。《易傳•系辭下傳》還在詮釋《易經》卦象的六爻時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謂“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兩爻為天道，下兩爻為地道，中間兩爻為人道；“三才之道”就是天、地、人的和諧統一。《易傳•說卦傳》還進一步說：“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易傳》認為，在《易經》卦象的中，天道的陰與陽、地道的柔與剛和人道的仁與義都統一于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與人道是相互統一的。

2陰陽五行的結構論

先秦的陰陽家講陰陽五行，儒家也講陰陽五行。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經在與學生討論天圓地方的宇宙結構問題時，提出天地自然的陰陽五行結構。據《大戴禮記•曾子天圓》所載，曾子說：“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陰陽之氣各盡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圣人立五體以為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已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貴賤。”

孔子之后的思孟學派較為明確地講陰陽五行。荀子在所撰《荀子•非十二子》中曾指責子思、孟軻“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關于思孟講陰陽五行，郭沫若先生還有過詳盡的論證。[2]當今學者李學勤先生也認為，思孟在《五行》中所言“五行”仁、義、禮、智、圣，與金、木、水、火、土“五行”相聯系。[3]漢代大儒鄭玄在注《禮記•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時說：“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4]在鄭玄看來，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與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密切相關的。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講陰陽五行與陰陽家有一定的關系。《漢書•藝文志》在論及陰陽家時說：“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然而，儒家經典《尚書•堯典》中也有“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的說法。這兩段敘述如出一轍，很能說明《堯典》與陰陽家的密切關系。而且，《堯典》中的其它部分還明顯有五行說的跡象，其中講到五典、五端、五禮、五玉、五器、五品、五教、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等。雖然《堯典》沒有直接講金、木、水、火、土“五行”，但是，與《堯典》同屬《尚書》的《洪范》則是闡釋古代五行說的重要文獻。《洪范》說：“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這段論述幾乎成了古代五行說的經典表述。關于《堯典》和《洪范》，郭沫若先生認為，它們都是戰國時的儒者所依托，并且就是思孟這一派人。[5]無論《堯典》和《洪范》最初是否屬于思孟學派的作品，但畢竟在后來成為重要的儒家經典之一，可見儒家與五行說的密切關系。

最能反映儒家陰陽五行自然觀的，當屬《禮記•月令》。《月令》較為完整地建構了儒家的陰陽五行自然觀。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相應的五季、五日、五帝、五神、五蟲、五音、五數、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五食、五德等等，并且一一相互對應，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框架。可以整理列表如下：

《禮記•月令》的陰陽五行說

日帝神蟲音數味臭祀祭居色食德

春甲乙太皡句芒鱗角八酸羶戶脾青陽青麥與羊木

夏丙丁炎帝祝融羽徵七苦焦灶肺明堂赤菽與雞火

中央戊己黃帝后土倮宮五甘香中霤心大廟黃稷與牛土

秋庚辛少皡蓐收毛商九辛腥門肝總章白麻與犬金

冬壬癸顓頊玄冥介羽六咸朽行腎玄堂黑黍與彘水

儒家的陰陽五行說在漢代儒家董仲舒那里得到進一步的完善。董仲舒所撰的《春秋繁露》中有許多篇章論及陰陽五行說。《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說：“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為一端，地為一端，陰為一端，陽為一端，火為一端，金為一端，木為一端，水為一端，土為一端，人為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董仲舒認為，宇宙的基本要素有“十端”，自然之物是從十端而來，歸附于十端。在這基礎上，他提出了系統的陰陽五行說。《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說：“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在董仲舒看來，首先是天地之氣的結合進而分出陰陽。其次是陰陽交互運行形成四時。《春秋繁露•陰陽出入上下》說：“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陽“相遇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為冬至；“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陰陽“相遇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為夏至；“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此外，董仲舒還進一步提出五行與四時相配。《春秋繁露•五行順逆》說：“木者，春”；“火者，夏”；“土者，夏中”；“金者，秋”；“水者，冬”。《春秋繁露•五行相生》還提出五行“比相生”，即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相勝》提出五行“間相勝”，即金勝木，水勝火，木勝土，火勝金，土勝水。

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說體現了自然界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思想，而儒家對于這一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董仲舒的陰陽五行體系，實際上成為后來陰陽五行說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基礎。

3“仁民愛物”的倫理學

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然而，“仁”除了講“愛人”，還要進一步推廣出去，講“愛物”。《論語•述而》講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盡心上》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仁義法》也說：“質于愛民以下，至于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張載則進一步講“民吾同胞，物吾與也”[6]。

因此，儒家的“仁”也包括愛自然、愛動物植物。《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記孔子說：“開蟄不殺當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當仁也。”《大戴禮記•易本命》則說：“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溪塞谷，則神龜不出焉。”

然而，儒家對待具體的自然事物，不是簡單的不殺生。《禮記•祭義》記載說：“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記•王制》又說：“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后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后田獵，鳩化為鷹然后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也就是說，要根據動植物的自然生長規律進行砍伐和田獵。《禮記•月令》中也有較多類似的記載，比如：“（孟春之月）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伐大樹”；“（季夏之月）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儒家根據動植物的自然生長規律進行砍伐和田獵的思想，從倫理學的角度看，是對儒家“仁”的思想的推廣；同時，從發展農業經濟的角度看，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觀。

4“以時禁發”的生態觀

儒家講道德，但不是不講經濟。據《論語•子路》中記述，孔子到衛國，“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比如，據《論語•顏淵》記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顯然，要“富之”，要“足食”，在當時就是要發展農業。據《論語•學而》所載，孔子還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就是要求百姓按照農時進行農業生產。孟子對于發展農業生產有較多的論述。據《孟子•梁惠王上》所載，孟子曾經對梁惠王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這里的“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要求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荀子的生態思想也十分特出，尤其是在如何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問題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觀點。

荀子對自然資源以及人對自然資源的開發持較為樂觀的態度。他在《荀子•富國》中曾經說過：“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后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后葷菜百疏以澤量；然后六畜禽獸一而剸車；黿鼉魚鱉鰍鳣以時別，一而成群；然后飛鳥、鳧雁若煙海；然后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荀子認為，天地之間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足以食人”、“足以衣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認為，只有通過“善治”，也就是要運用科技知識對自然資源進行合理的利用，才能實現豐衣足食的狀況。至于如何“善治”，《荀子•王制》說：“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還認為，有了豐富的自然資源，還必須合理的開發、利用和保護，這就是“山林澤梁以時禁發”。這里的“發”，就是開發利用；“禁”，就是保護；“以時禁發”，就是要根據自然規律，把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緊密結合起來。這樣才能使自然資源“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

為此，荀子提出要設立專門負責管理自然資源開發的官員，他在《荀子•王制》中說：“修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荀子主張從國家政府方面切實保證“以時禁發”，這在當時是很有見地的。

由此可見，儒家要求人們遵循自然規律，強調人“與天地參”，與自然相和諧，認為自然界是互相聯系、互相作用的有機整體，并且提出“仁民愛物”的生態倫理觀和“以時禁發”的合理利用與開發自然資源的思想，都充分反映了儒家具有豐富的生態思想。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儒家的這些思想對于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

參考文獻：

[1][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上海：上海書店，1987．20．

[2][5]郭沫若．十批判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17—119．

篇2

[中圖分類號]K234：N91(2)＝34[交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83-0214(2008)05-0114-07

Keywords: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eco-thought;eco-harmony；eco-ethic;eco-protection

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thoughthaslongbeenattachinggreatimportancetotheecologicalideaswhichmaintaintorespectthelawsofnature,cherishlivesandadvocate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havebeenacrucialtimewhentheChineseancientecologicalthoughtbegantotakeshape.Thetwodynastiesnotonlyadvocatedtheeco-harmonyandeco-protectionbutalsotheeco-ethic.Thesethreewerethoughttobeintegratedandnevertobedeparted,whichremainsthecharacteristicsoftheecologicalthoughtinth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尊重自然規律、珍愛生命、倡導天人和諧的生態觀念源遠流長；而兩漢時期正是中國古代生態思想總結定型的關鍵階段。顧后有益于瞻前，研究總結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兩漢時期的生態思想，對我們今天的生態認識與實踐將會產生積極的借鑒作用，可以使我們更加明智地面向未來。然而，目前對中國古代特別是兩漢時期的生態思想進行探討的文章尚不多見①。

兩漢時期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高峰期。然而，與經濟發展相伴而行的卻是生態環境的不斷破壞和惡化：土地濫墾，“伐木而樹谷，燔萊而播粟”[1](《通有》)；毀林嚴重，平原地區的天然森林資源已趨枯竭。尤其在一些農業開發較早、人口密度較高的地區，已經明顯感到了木材的匱乏。如《鹽鐵論》中有關于梁、宋等地缺乏木材的記載。由于生態的破壞，環境質量下降，水、旱、蝗和疾疫等災害發生十分頻繁，兩漢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災害多發期。據統計，自漢高帝元年(前206年)至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425年間，共有242個年份發生了災害，發生各種自然災害420年次(災害發生的次數以年計算)，平均1．01年發生1次，可謂無年不災[2]。

面對生態環境破壞和惡化的狀況，兩漢思想界的有識之士提出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和諧統一、崇尚自然、注重倫理、加強保護等主張，政府也制定了相應的政策法令，這些都體現了時人的生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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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陳業新的《秦漢時期生態思想探析》(《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總結了秦漢時期生態思想的部分內容以及秦漢時期生態保護的主要措施。但遺憾的是，作者卻沒有注意到漢代生態思想中極為顯著的生態倫理方面的內容。

一生態和諧思想

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有著密切的聯系，主要體現為人對自然的征服和自然對人的制約。要想保持二者之間的良好態勢，就必須使之趨于和諧。《禮記·中庸》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淮南子·天文訓》認為“陰陽和合而萬物生”。可見，兩漢時人并不是把天、地、人三者孤立起來考慮，而是把其看作一個相互聯系、和諧、平衡運動的大整體，強調人與自然共生共存，倡導天人和諧。“天生萬物，以地養之，圣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3](《道基》)

淮南王劉安在《淮南子》中強調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本經訓》向往“至德之世”的生態狀況是：“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當此之時，玄玄至碭而運照，鳳麟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機械詐偽莫藏于心。”好一幅生態和諧完美的理想化景象。

碩儒董仲舒更是在其專著《春秋繁露》中借對遠古三皇五帝太平盛世的描述，道出了自己的理想社會藍圖：

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憤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妒疾(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發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鷙蟲不觸。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樸而不文。[4](《王道》)

將以上引文與孔子講的大同社會相比較，孔子的“大同”社會只講“人”而不講“天”，董仲舒則不只講“人”，且特別突出了“天”。他說：“何為本?日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4](《立元神》)它們分工合作，和諧關系不能破壞，否則就會有災異產生。這事實上就回答了天、地、人生態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固有規律的問題。可以說，董仲舒的理想社會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且包含著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智慧，是天、地、人三者的和諧，可以稱之為“理想生態社會”[5]。

另外，成書于兩漢時期的醫書《黃帝內經》也從人與自然的角度論述人體與四時變化、地理水土的聯系，認為四季氣候變化是否正常直接影響到人體的健康。《靈樞·歲露論》指出：“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因此，季節性發病、時令性流行病都和氣候的變化緊密相連。東漢末年，醫學家張仲景說得更為直接：“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6]

在人與自然統一、和諧體系中，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具有決定性影響。漢初賈誼認為，自然界是運動不已的，而且有其自身的規律。這個規律就是“六理”：“六理……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為所生者法也。”[7](《道德說》)《淮南子·主術訓》總結前人經驗說：“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修道理之數，雖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對此，東漢思想家王充也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8](《明雩》)要真正實現天下的和諧統一，人必須順應自然，并遵循其規律。

兩漢皇帝對月令極其重視，在詔令中頻繁強調要遵守月令，順應天時。如西漢成帝曾下詔：“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9](《成帝紀》)東漢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詔曰：“《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10](《安帝紀》)順應天時隱含了對自然法則的遵守，體現了人們對天、地、人大生態環境系統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賴、共生共存辯證關系的樸素認識和把握。正如馮天瑜先生所說：“不能違拗自然規律，是中國古代哲人的一貫思想。”[11](p6)

但是，人類在自然面前并非無能為力。兩漢思想家在強調遵循自然及其規律的同時，又十分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去改造自然。如《淮南子》說：“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12](《修務訓》)

簡而言之，兩漢時期的生態和諧思想實際包含三層意思：其一，天人一體，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其二，天人共生共榮，自然生態和人類社會和諧共存；其三，遵循自然規律，法則自然。

二生態倫理思想

先秦時期，不少思想家已從不同視角、不同層面提出了部分的生態倫理規范，蘊涵著樸素、直觀的生態倫理思想，但他們仍處于不自覺的狀態，甚至帶有迷信的色彩。如《詩經·周頌》中有“懷柔百神，及河喬岳”的說法，意為善待百神、河川、山脈。在孔子心目中，堯、舜是法天而行的圣人，“唯天為大，唯堯則之”[13](《泰伯》)。這就肯定了人與自然可以統一，即“天人一體”，也從中透露出孔子對天即自然界有著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崇敬與熱愛，因為人的生命與自然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兩漢時期獨尊儒術，以經治國，儒家“天人合一”的系統自然觀得到了進一步的認同。人們把自然當作朋友，甚至是當作父母兄弟看待，主張對生態環境要有正確的倫理觀，尊重各種生命權利，善待各種生命體。賈誼將統治者是否能把自己的德澤及于禽魚作為衡量其是否堅持以民為本的重要標準。他說：“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鱉，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7](《君道》)從以民為本的基點出發，論述古代圣王能夠德澤及于禽獸，這固然是為了宣揚圣王“仁德”之厚，但也未嘗不包含維護生態平衡的意義在內。他在《禮》中還說：“湯見祝網者置四面，……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賈誼明確指出湯的網開三面是“憚害物”。“物”，指的就是自然界的生物。

西漢劉向的《說苑》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的山水比德說：“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綽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貞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14](《雜言》)在這里，自然的一切特征都和仁人、智者的精神品質具有了類似性、對應性，都被賦予了豐富的倫理道德的意蘊。人比德于自然，在他們眼中，萬物都具有人格的意蘊，人與自然互溶互滲。

《淮南子·精神訓》將人的器官及其功能比附天地四時等自然現象：“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云，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其書《天文訓》、《時則訓》、《地形訓》中也有類似的說法。顯然，這種機械的比附是不科學的，但是認為人的肌體來源于大自然，人本身也是一種自然現象的存在，是自然萬物中的一類而已，這和天神造人的神學是不同的，有著重要的生態倫理意義。

董仲舒思想體系的核心和基礎是“天人合一”。為論證“天人合一”，董仲舒借鑒了《淮南子》天人比附的觀點，提出了“人副天數”說。董仲舒認為，人的倫理來之于自然，所以應對自然講倫理。他認為“天”即人，人即“天”的化身。“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4](《為人者天》)在他看來，天地是以自身為模型創造了人。人一身有366小節，是副天一年的日數，有12大節，是副天一年的月數，人內有五臟，是副天地之五行，外有四肢，是副天地運行之四時，人之眼睛乍視乍暝，是副天之晝夜之交替，正是“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4](《陰陽義》)。總之，天是放大了的人，人是縮小了的天，天和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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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生態倫理思想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儒家把整個自然界看作是個統一的生命系統，既表現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實踐理性，又體現了保護自然的道德精神。儒家認為，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自己，愛惜其他事物的生命，也是愛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愛生靈，兼利宇宙萬物。

(一)“仁民愛物”的惜生重生觀

孔子奉著惜生、重生的原則，主張用生態從善的道德情懷來對待自然界，對自然界及自然界的萬物施以愛心。提倡天道生生，仁愛萬物，將義、禮、仁等倫理道德范疇推廣至自然界。《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之言說：“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這表明孔子懂得維持生態平衡的道理，包含有對于獸類、鳥類、魚類不可過量捕殺、珍愛生命、尊重生命的含義。人對萬物應持一種同情的善待態度，否則就是不入道，所謂“啟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這意味著對自然的態度與對人的態度不可分離，惜生與愛人憫人同為儒家思想題中應有之義。孔子的“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就典型地表現了這一觀點，指人類對搏殺生物要有限度、有節制；捕魚用釣魚竿而不要用大繩網，不用箭射殺巢宿的鳥，以免破壞生態平衡和資源的再生，造成資源枯竭。在孔子看來，保護動物，既是仁愛精神的體現，也是熱愛自然環境、維持生態平衡、保護人類自己的手段。這種生態平衡觀體現了孔子反對無節制的獲取自然資源和毀滅生物物種的思想，也體現了孔子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上棄惡向善的價值取向。孔子將對待動植物的態度與對待人等同并列起來，反映的不只是人對人的倫理道德，而是對待動植物和大自然的博愛之倫理。孔子把對待動物的態度看作是道德問題，初步實現了由家庭倫理、社會倫理向生態倫理的拓展，這是其偉大高明之處。

孟子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熱愛生命的“仁愛”思想，第一次明確提出并初步回答了生態道德與人際道德的關系問題。他說：“君子之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認為君子之愛包括對親人的愛，對百姓的愛和對自然物的愛三部分，這三種愛是“仁政”的重要內容。親親必須仁民，只有仁愛百姓，讓百姓安居樂業，親人的幸福才有保障。與此同時，仁民又必須愛物，只有珍愛保護自然萬物，百姓的安居樂業才有物質保障。這是一種真正地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道德，他把仁民與愛物相提并論。可以看出，孟子認為愛已愛人是不夠的，還應進一步把這一愛心擴展到自然萬物，這才是真正的“愛”和“仁”。在他看來，道德系統由生態道德和人際道德兩部分構成，人際道德高于生態道德，“仁民”是“愛物”的前提，通過“仁民而愛物”這一途徑可以實現生態道德和人際道德的統一、人與自然的和諧。

荀子更是把對生態的保護視為實行“王道”的基礎，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最崇高、最神圣的價值選擇。他認為，為了使自然界給人類提供更多的物質財富，必須對天地萬物施以仁家的精神，按照自然萬物生長發育的需要，建立一個依時采伐林木和獵取生物資源的管理制度。荀子甚至還提出要設專職官員負責生態保護，規定“虞師”之職責為“修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為了保護生態平衡和自然資源，保證國家能夠持續健康發展，“虞師”專司法令制定、頒布及實施監督。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自然資源，實行“以時禁發”，取予有度。從稅收等經濟政策層面鼓勵老百姓尊重自然規律。愛護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資源：“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因此，荀子指出：“圣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鱔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冬藏四者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這一自然保護綱領勸導統治者只有按照自然生態的演化規律，對自然資源進行合理的管理和使用，愛物節用，使萬物各得其宜，才能有足夠的食、用、材等生產生活資料來養活百姓，維持社會的長期穩定。

(二)“天人合一”的生態平衡觀

“天人合一”，是指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事相通、相類或統一。強調人與自然共生并存、協調發展，體現著和諧自然的生態倫理觀，是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精髓。儒家認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類社會放在整個大生態環境中加以考慮，強調人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通，和諧一體，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天人合一”，但他的思想中卻包含了這一命題。他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孔子肯定了人與自然具有統一性。后世儒家進一步發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庸》說：“萬物并齊而不相害，道并齊而不相悖。”孟子說：“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說：“陰陽合而萬物得。”這些論述，都把人與自然的發展變化視為相互聯系、和諧平衡的運動。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來考慮，而是把三者放在一個大系統中作整體的把握，強調天人的協調、和諧，即人與自然的協調、和諧。

儒家主張“天人合一”而不是“天人不分”。儒家認為“天”是具有獨立不倚的運行規律的自然界。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個“天”就是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自然界自有其運行的規律，不受人類主觀意志的支配，正如荀子所說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因此，人類在為自身

的生存對自然進行改造和利用的過程中必須把這種改造和利用限定在對自然規律的認識與遵循上，即“制天命”須以“應天時”為前提。否則，就會破壞和危及人類的生存基礎。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天命觀，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適時而動”的生態倫理原則。“時”構成了孟子“不違農時”、“食之以時”的生態倫理原則。孟子從一般意義上認識到了這一規律的重要性，正如他所引用的諺語“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滋基，不如待時。”孟子認為，手段和工具固然重要，但條件和環境卻是不可超越的。因為，人的活動會影響到自然界萬事萬物的發展，在自然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人應該做自己該做的事，但是人的活動不能夠代替自然界自身的規律，這就內在地將生態學問題與倫理學問題聯系在一起。孟子對待自然也是主張愛護和合理利用生物資源的。例如，孟子與梁惠王論政時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署不入垮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撼也。王道之始也。”孟子強調，人類在改造自然的同時，要掌握好度，按時收割莊稼，糧食就會豐產豐收；用合適的方法捕魚，就可以取之不盡；按計劃砍伐樹木，木材就可以源源不斷得到，并把保護生物資源以滿足人們需要作為推行王道和仁政的基本措施，因為生物資源富足、人們生活穩定是仁政的基本要求和統一天下的基本條件。孟子的這種生態倫理觀念，提倡樹立永葆自然資源造福于民的生態責任意識，對于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維護生態平衡和促進社會可持續性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荀子則從天道自然的角度理解自然，倡導尊重和保護自然。他否認“天”是有意志的神，認為“天”就是客觀現實的自然界唯一存在的物質世界，是日月星辰、陰陽風雨，是水火草木、鳥獸魚蟲，它們在自然界生態系統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而人的職責是利用天地提供的東西來創造自己的文化。荀子認為天人關系既是相互矛盾的，又是相互依存的，建立了一個以“時”保護和利用自然資源的思想體系，描繪了一幅農業社會中自然生態良性循環的藍圖。這種取之有時，用之有度的尊重自然，愛護自然的生態保護思想，已超越了孟子。

(三)“盡物之性”的資源利用觀

遵循自然規律，節約自然資源，是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主流和內核。合理利用資源和保護自然資源在中國古代就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據載，大禹曾具有良好的生態保護意識：“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儒家主張人應節制欲望，以便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使自然資源的生產和消費進入良性循環狀態。儒家自孔子起就堅決反對濫用資源，明確提出“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所載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以及曾子所說的“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都表達了取物有節，節制利用資源的思想。孟子對這一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發展，要求統治者節制物欲，合理利用資源，注意發展生產。他說：“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灣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孟子認識到其他物類對人類的重要性，所以提倡“仁民愛物”。他認識到，只有重物節物才能使萬物各按其規律正常地生生息息，人類才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生活資源。

儒家還認為，合理利用資源須從“盡性”開始。所謂“盡性”就是充分發揮自己的天賦本性。《中庸》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從這里可以看出，儒家雖強調“人道”，但卻沒切斷人與自然的關系：它高揚人的價值，但又不否定自然物的價值。“盡人之性”就是“成己”，“盡物之性”就是“成物”。“成己”，就是要完成自己的品德修養，“成物”就是使物得以實現其價值。儒家認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其為物不貳”，即每一種生物都有其獨特的價值，一種生物消失了，就永遠無法再現。主張人應節制欲望，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自然資源。那么，人們應怎樣規范自己的行為才能實現“成己”、“成物”，“盡物之性”呢?儒家認為，為了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在特定時期，即動植物的繁衍、幼體成長時期不要過分的砍伐、捕獵。儒家學說并不普遍地禁止或絕對地反對殺生，而是認為應根據時令的不同來區別對待，不要對自然界過分索取。認為合理利用和養護生物資源，才能使其繁殖興旺，否則各種生物資源就會在人們的違時獲取和過度利用中耗盡。

二、儒家生態倫理思想對構建“兩型”社會的主要啟示

儒家的生態倫理思想為生態文明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提供了倫理學基礎。

儒家的生態倫理思想突破了固有的家庭與社會倫理范疇，進一步拓展到生態自然，完成了“親親、仁民、愛物”倫理思想的發展軌跡。儒家生態倫理思想認為，人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類應尊重自然秩序和生命。但在實際生活中，人類對環境的破壞速度超出了人類自己的預料，同時也正在因為自己的行為而自食惡果。江河洪水泛濫，資源枯竭。宇宙射線對人類健康構成威脅，所有這些都警示人類：自然不是可以隨意盤剝的對象，而是與人類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的生命共同體。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對這一警示并沒有給予高度重視。越來越無所顧忌地大肆攫取和揮霍自然資源，造成了生物資源、水、土地和礦產資源的急劇減少，如地球上的淡水資源已減少了四分之一，生物物種減少了兩萬余種。人類目前的主要能源石油、煤、天然氣的已探明的儲量只能再開采50年(以上數據來自世界觀察研究報告)。資源的急劇減少驗證了儒家資源節約思想地正確性。只有珍惜和節約資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才能維持人類社會持續健康地發展。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提出了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奮斗目標。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必須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形態，目的是通過人與自然的和諧來促進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實現人類的生產和消費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協調可持續發展。它要求在全社會形成有利于環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建立人與自然的良性互動關系，構建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社會體系。

首先，我們應該遵循生態規律。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必須處理好經濟建設、人口增長與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自覺遵循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提高環境保護工作水平。人類對自然的改變必須限定在自然界能夠承受的范圍，限定在遵循生態規律并與自然保持和諧的前提下。否則，就會動搖人類的生存基礎，危及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重視并遵循生態規律，走與自然持久和諧的發展之路。我們只有尊重自然及其規律、利用自然及其規律、按自然及其規律辦事才是最終的和必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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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設計人員應該做到讓建筑與當地的自然環境達到和諧，這就需要建筑設計人員對當地環境進行綜合的考察，比如地域環境以及河流植被等。設計人員應該以當地的地形、地貌為基礎，如果建筑地貌十分復雜，無法不對其進行改造，但是設計人員需要考慮到后果，有些植被可能改造之后，無法再生長，及時需要對其進行改造，也需要加以設計，確保影響最小。其次，盡量對現有的植被不要進行處理，從古至今，植被都是城市建筑必要的點綴物，但是大多數建筑設計人員或者建筑開發商，一般都會選擇先清理植被后再種植的方式，這種方式實際上所起到的效果就是事倍功半，不僅前期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后期所栽種的植被也不容易存活，所以設計人員應該在原有植被的基礎上進行設計，這樣使得建筑更會充分野趣。

1.2結合水文特征

溪流、河道、湖泊等環境因素都具有良好的生態意義和景觀價值，建筑環境設計應很好的結合水文特征，盡量減少對環境原有自然排水的干擾，努力達到節約用水、控制徑、補充地下水促進水循環并創造良好的小氣候環境的目的。結合水文特征的基地設計可從多方面采取措施，一是保護場地內濕地和水體，盡量維護其蓄水能力，改變遇水即填的簡單設計方法；二是采取措施留住雨水，進行直接滲透和貯留滲透設計；三是盡可能保護場地中可滲透性土壤。

1.3保護土壤資源

在進行建筑環境的基地處理時，要發揮表層土壤資源的作用，表層土壤是經過漫長的地球生物化學過程形成的適于生命生存的表層土，是植物生長所需養分的載體和微生物的生存環境。在自然狀態下，經歷100-400年的植被覆蓋才得以形成1cm厚的表層土，建筑環境建設中的挖填土方、整平、鋪裝、建筑和徑流侵蝕都會破壞或改變寶貴的表層土，因此，在這些過程之前應將填挖區和建筑鋪裝的表土剝離、貯存、在建筑建成后再清除建筑垃圾、回填優質表土，以利于地段生態環境的維護。

1.4生態建筑的能量利用

我國的建筑中需要的能量主要是電能和熱能、電能是市政線路供電，熱能是采暖所需的暖氣和做飯所需的煤氣，天然氣或石油液化氣，電力來自水利或者火力，核能發電，而火力發電暖氣和煤氣供應需要耗費大量的煤，煤和天然氣都是不可再生資源，就我國的能源貯藏結構而言，煤炭、石油、天然氣的大致可采年限分別為320年、16年、50年形勢非常嚴峻。并且這些能量在加工過程中產生大量的污染，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粉塵懸浮物嚴重污染了我們生存的環境。因此，我們在建筑設計中，在節約使用不可再生資源的同時，應當重視新的能源利用方式從可再生能源多想辦法。目前應用于生態建筑中的可再生能源有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等，其中以太陽能的利用最為廣泛技術也最為成熟。

1.5被動式太陽能利用的原理與方法

陽光、空氣和水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要素，自古以來，我們的祖先在修建房屋時，就知道利用太陽的光和熱北方民居多設火墻、火坑、墻內設回環盤繞的煙道飲煙的煙道通過火坑然后通過空心火墻流至排煙口，把飲食余熱做為采暖熱源二次利用且利用得很充分。這一綠色思想及能源循環利用技術，在能源危機的今天，非常值得我們借鑒。窯洞這一傳統民居形式，適應當地自然條件，就地取材，利用黃土所特有的保溫隔熱性能，冬暖夏涼，是傳統節能節地建筑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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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起源于古天竺，進人中土并獲得發展大約是在公元1世紀。隨后在中國獲得巨大發展，并與中國的玄學融合，因此形成了佛學的中國化。中國佛教作為世界著名宗教之一，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佛家的學者們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尊重生命、保護環境的思想，這些思想雖帶有樸素的直觀性質，但卻彰顯了人類對生命和生活的感悟，不斷在人類道德演進過程中被認同，進而鑄就了人類生態倫理的智慧。

    一、佛家的生態倫理思想概述

    (一)萬物一體的生態和諧觀

    佛家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主張“萬物一體”，即人與自然之間是沒有明顯界限的，生命與環境是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佛家認為，生命主體和生存環境作為同一整體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一切現象都處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因果聯系中，一切生命都是自然界的有機組成部分，離開自然界，生命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法界通融”。佛家把人與世界的關系看成是心與世界的關系，即“一心二門”。“一心”即宇宙之心，天地之本，是世間的物質和精神等一切現象的本質，也是眾生本來具有佛性的依據，這一表述帶有哲學本體論的意義。“二門”即“心真如門”和“心生滅門”，前者是說心具有無量的本有的功德，能產生人世和出世的善因果，它顯示出心本性的一面;后者是說人世和出世的一切現象是真如本體的相和用，它顯示心表象的一面，這與儒家“天人合一”的觀點是相通的。

    (二)眾生平等的生態價值觀

    佛家認為，生命對人類和一切動物及植物都是同樣寶貴的，人類因其具有思維和意識而成為生命界的主人，但并不能因此而傷害他物，小至塵埃，大到整個宇宙，同處于同一生命河流中。而且，佛家是從佛的內在性承認眾生平等，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特別是禪宗，不僅肯定有情的眾生有佛性，無情的草木也有佛性。“有情、無情、皆是佛子”，“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所有生命都潛藏著佛性，都有可能達到“佛”這一生命的最高境界，故宇宙萬物的存在及其差別都是虛無的、不真實的，一切現象都具都共同的本質。世間萬事萬物都是平等的，即本性上的平等，所以，自然界一切生命都值得尊重。

    (三)普度眾生的慈悲情懷

    佛家的慈悲在強調保護自身生命的同時，更強調對其他生命體的關懷，甚至放棄自己的利益，保護其他生命體的權利。它從非人類中心和萬物平等的立場出發，主張善待萬物。佛家對生命的關懷，最為集中地體現在普度眾生的慈悲情懷上。在佛法上，“與樂”叫做慈，“拔苦，”叫做悲。佛教教導人們要對所有生命大慈大悲，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佛家倡導的“慈悲”心懷以及“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是要求人們要尊重生命、關愛生命，以平等心對待眾生。“諸惡當中，殺罪最重;諸功德中，不殺第一。”在佛教中首惡是殺生，這里的殺生不僅意味著對人的生命的傷害，而且也包含對所有生物的傷害，不殺和不傷害的戒律規定著人與動植物的關系。珍惜生命是佛家的第一要求，為此，佛家要求佛徒素食、放生。

    佛家把世界萬事萬物看成是一個統一整體，人與自然萬物相輔相成、和諧相處，世界萬事萬物處于不斷循環中。人對自然既要合理利用，又要積極保護，這對于解決  當今世界由于工業化和無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帶來的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對于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更有重大現實意義。

    二、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當代價值

    近年來，中國國內經濟快速增長，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使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態危機已成為當前乃至將來制約中國發展的阻礙。嚴峻的生態環境狀況促使中國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大力加強生態文明建設。

    (一)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是化解生態危機的必然選擇

    黨的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思路，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與此同時也嚴重破壞了我國的生態環境。生存環境惡化，自然資源枯竭，嚴重影響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無數事實表明，沒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就沒有健康和諧的社會生活，就談不上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所以，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和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建設生態文明。

    (二)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有助于完善生態文化體系

    生態文化要在繼承中發展，在借鑒中創新。從發掘和整理文化遺產人手，根據生態文明建設的需求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外國文化進行去粗取精和總結在深人研究中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化體系，并使之具有科學性、時代性。讓優秀的傳統文化和時代精神融人到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中，盡可能的創造出日益豐富的生態文學作品，充分展示大自然的魅力，激發人們的生態環保意識，動員人們投入到保護地球家園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實際行動中去。

   (三)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體現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既是一種理想，又是一種戰略。作為理想主要是指實現人自身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而作為一種戰略則注重國家的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在新世紀新階段的重大理論創新，他蘊含著關于社會建設和發展理論的真理性和億萬人民群眾的共同愿望。生態文明建設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外部支持和環境保障，生態文明建設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佛家生態倫理思想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

    佛家的生態倫理思想與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思想在內核上是相通的，都是促進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佛家中關于生態環境的智慧是值得借鑒的，探討佛家生態倫理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具有時代性的意義。

    (一)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觀念

    現代生物學和生態學證明:人與自然是同質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與其他生物一樣都是自然進化的產物，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從人與自然界和諧發展的視角著眼，從人與自然有機統一的角度出發，合理利用自然界，加強環境保護，有助于我們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界的關系，更助于我們用整體的理念審視自然界，樹立正確的生活方式。佛家追求“常、樂、我、靜”的境界，倡導“清心寡欲”的樸素生活方式，強調“修行”的戒規生活。這種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使人類的要求和欲望得以凈化和控制，使人類不斷適應環境和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建立人與自然統一的思想基礎，只有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人們才能更好的實踐。

    (二)要尊重生物的生存權利

    每一種生命形式在生態系統中，都有發揮其正常功能的權利，都有生存和繁殖的權利。生存權是生命體最基本的權利，這種生存權對于萬事萬物是平等的，而且這種平等要求生物之間彼此尊重。佛家的生態智慧的核心是在愛護萬物中追求解脫，它啟發人們通過參悟萬物的本質來進行認知。萬物統一于佛性，眾生平等，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一切生命既是其自身，又包含他物，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佛教正是從善待萬物的立場出發，把“勿殺生”奉為“五戒”之首，生態倫理成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煉內容，生態實踐成為覺悟成佛的具體手段，這種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表現出的慈悲為懷的生態倫理精神，客觀上為人們去保護自然，發展生態文明，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界和睦相處提供了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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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倫理又稱環境倫理或環境哲學，其主要內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內在價值，人應該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倫理的中心，應把道德關懷擴展到整個自然界并承擔道德人的責任；人與自然應協同發展。它著眼于人與自然、人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問題，最終達到人類社會、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被稱為“天人關系”，這是一個與中國古代自然環境保護密切相關的哲學命題，各家學說對此均有論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著力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現代生態倫理的思想正在成為中國生態倫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們在理論傾向上更多地強調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態倫理的一致性。的確，在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著非常豐富的與現代生態倫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態倫理思想并不是一種完全契合的關系，還存在著相矛盾、相沖突的地方。

一、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從根本上講與道家是一致的。它認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自然萬物同類，因此對自然應采取順從、友善的態度，以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贊天地之化育”的同時，又肯定人為萬物之靈，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張盡人事以與天地參。在此基礎上，儒家提出了豐富的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自然環境的思想，這些思想蘊涵著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觀念。

(一)兼愛萬物。尊重自然

儒家認為“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愛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愛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愛生靈，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經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長養生命)作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隨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從自我生命的體驗，轉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對宇宙萬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類度類，進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載物，博大無私。

茍子認為，萬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養而成，主張對自然萬物博施以“仁”。漢朝的董仲舒則更明確地主張把儒家的“仁”從“愛人”向愛物擴展：“質于愛民，以下至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以謂仁?”宋代張載進一步將仁愛原則推廣到包括非生命物質，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思想，認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愛必泛愛，成不獨成。要真正的愛人，就必然要愛物。

儒家的這種“生生”、“利物”、“泛愛萬物”的思想，類似于當代生態倫理觀所主張的把人類的道德關懷從對人擴展到對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兩者也有著本質區別。現代生態倫理學認為物與人處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權利，應該受到同樣的道德關懷；儒家強調愛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層層向外推擴。這里儒家的人與物雖為一體，但這一體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萬物享受的愛的關懷也截然有別，有厚有薄的。對此，明代的王陽明從“大人與物同體”的角度，作出了獨特的論證。他認為，在利益分化發生矛盾時，家庭血親處于中心、優先的地位，先愛至親、家庭，再愛路人，最后是禽獸、草木，層層向外輻射。愛護草木，是為了使禽獸有足夠的飼料，而愛護禽獸則是為了養親祭禮，所以愛護草木禽獸是圍繞自身家庭這個中心運轉的。王陽明還認為，如果接受上述這種觀點，那實際上就是接受了以人為中心，包含義、禮、智、信的整個封建道德準則體系，使五常之德適用于整個自然界。顯然，儒家的愛物是有差異性的，強調的是要人們去愛惜自己周圍的一切事物，而“愛物”的終極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愛物就是愛人類自己。

(二)以時禁發，以時養發

中國古代是農耕社會，農業生態環境的好壞與莊稼收成的豐歉關系著歷代王朝的興衰和百姓之生計。因此，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和生物的再生產能力，不能不成為歷代君王與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據對生物與環境之間關系的認識，從利國富民，保汪人類生產和生活資源的持續性發展出發，要求人們在利用自然資源時，要順應事物的繁育生長規律，“以時禁發”，去開發利用自然資源。

春秋時期，管仲在齊國為相，他從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目標出發，十分注意山林澤的管理和生物資源的保護，提出了“以時禁發”的原則。他說：“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要求山林與水澤要按時封禁與開放，老百姓在開放時間內去采集捕獵可免征稅賦。

孟子、茍子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管子的“以時禁發”思想。孟子主張對生物資源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不違農時，谷不可勝時也。”“故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茍子則使管仲生態倫理思想進一步系統化、具體化：“早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食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茍子的這些保護主張，是作為圣王安國治邦之策提出來的，并建議有德之君將保護生物資源作為一項制度確定下來。

(三)取時有節，物盡其用

儒家注重經世治國，他們所倡導的“禮儀”政治是一種有節制的政治，要求統治者節制自己的行為，克制自己貪得無厭的欲望，把節約人、財、物上升到國策的高度。孔子主張“政在節財”。唐代名相陸贄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長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長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為出。”儒家“政在節財”的主張，主要是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但它客觀上具有自然保護的意義，從而避免了對自然的掠奪和資源的浪費。

儒家所提出的節約的主張，一開始就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出發的，儒家從天地自然萬物所具有的再生性與有限性規律得出了人事行為要有“節”的結論。“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同時，儒家把節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資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的“愛物”原則。儒家歷代把“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不用大網捕魚、不射夜宿之鳥)自覺地體現在行動上。《呂氏春秋》認為破壞大自然是一種不祥的舉動，它必將召來災禍，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動物都銷聲匿跡。“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干澤涸漁，則龜龍不往。”同時只有愛護、珍惜大自然，使各種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會出現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這都是要求人類對自然資源在愛護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種滅絕，才能保持其持續存在和永續利用。正如朱熹所說：“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在利用自然資源時，儒家要求人們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認為，只有統治者謹慎地對待自身的物質利益，注意節約，鼓勵生產，不斷地權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財富豐裕，國泰民安。“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對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國之極也。”

在中國古代，社會生產力比較低下，物質財富相對匱乏，人們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實行節儉，所以也就比較容易做到物盡其用。現代社會雖然擁有很高的資源利用技術，但并非一切資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費用也相當高。所以，取用有節，物盡其用，仍然是現代社會解決資源短缺與環境保護的一項合理而有效的對策。

二、傳統文化中的反生態倫理思想

雖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并沒有像西方文化那樣被納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構成的系統中，人仍然處于主導地位，這就如同天、地、人雖然可組成一個“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則是吾家之舊物。

它們雖然也時常得到主人的呵護，但那是由于它們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間的親密無間并不意味著自然之天、地的獨立性或內在性已經為人所尊重、認可。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題中仍然彌散著濃厚的反生態倫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著相沖突的地方。

(一)自然規律倫理化

傳統文化中，天道則常常要服從于人倫之理，即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將自然規律倫理化的思想傾向。對自然規律的探究、對自然現象的揭示常常成為推導宗法倫理道德價值的一個邏輯環節，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為論證宗法倫理道德神圣性的鋪墊或襯托。如自然界的災異現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惡的評價依據，陰陽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為論證人世倫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類”、“天人感應”的邏輯環節，來神化儒家倫理道德。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關重要的，好像沒有“天”的神圣性就無法體現出儒家倫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實際上，“天”的神圣性在這里只是體現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澤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這一套，主要是為了以宇宙系統確立君主專制權力和社會的統治秩序。”宋明理學的產生，旨在建構儒家道德本體論，即為儒家道德確立終極的價值根據，“心”或“理”的形上意義同樣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統一來確立，但是這樣確立起來的具有至高道德價值的“心”或“理”，反過來又形成了對整個自然界甚至整個宇宙的統攝、包容之勢：“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該無載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一思想傾向，張岱年先生明確指出：“自然與人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須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另一方面，人類社會有自己的特殊規律，道德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不得將其強加于自然界，漢宋儒家講天人合一，其肯定人類與自然界的統一，有正確的一面；而將道德原則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就完全錯誤了。對此問題，應作具體分析。”

(二)重德性，輕技藝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對宗法倫理道德精神的高揚，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人們科學地認識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間形成了較大的矛盾或張力。具體說來，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常常受到宗法倫理觀的抨擊或限制。孔子曾將要求“學稼”的樊遲斥為“小人”，將各種生產或手工技藝看成小器、“末業”，將從事宇宙探詢或天文歷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陰陽家所做的事情，從而開啟了儒家重德性、輕自然、斥技藝、貶功利的思想。這種觀點在中國文化史上不斷得到加固而成了一個龐大的人文價值傳統，在歷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筆。這種鄙薄探詢自然、技藝的傳統使得古代眾多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國事無補”或“玩物喪志”等諸般嘲弄，并導致長期以來中國的自然科學總是停留在一種直觀、經驗的水平上。

(三)重主體。輕客體

在中國傳統文化所構架的天、地、人的思維系統中，對人的主體地位的重視和高揚實際上也以獨特的視角表達了中華民族的一種“重生”意識，即重視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這與宗法社會促進生命生生不息的倫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題中還包含著這樣一種內涵，天地萬物都統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為保持生命、延續生命的手段和材料，這實際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終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則常被忽視，或所強調的仍然是其工具價值。因此，從這一點上看，盡管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與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徑上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視自然必然性這點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歸。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把自然物作為體現生命價值的一種手段，這在許多方面都有所體現。如以飲食為例，在西周時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圍，周朝為此設立了專門的“食醫”，位于各種醫師之首，其主要職責是掌握飲食的搭配。從總體上看，中國的飲食文化非常注意從人與自然相合的基點來決定飲食上的選量與選味，這其中有許多值得肯定的東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東西。在歷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華的生活作為人生價值實現的一個標志，把占有和消費自然珍稀之物作為個人身份的體現，豪門貴族常以奢侈為榮，竟事侈糜，飲宴常是“食前方丈”，“窮水陸之珍”。他們崇尚口腹之欲，廣市齊珍異好，對難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際，捕食麇鹿、野象之風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總之，中國傳統飲食文化中有許多教訓，“濫捕野生動物就是深刻的教訓之一。這一教訓，在當時并看不清楚。因為野麋鹿等生動物還相當多，鹿肉等又為人們所喜愛，只是到了后世，當麋鹿等野生動物瀕臨滅絕成為珍奇稀有動物時，才會感到教訓深刻，這對于今天來說亦應引以為鑒”。

三、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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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對策

（一）進一步推動思想引領，重點突出主題教育活動

以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和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等內容為重點，加強思想教育工作。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廣泛開展“中國夢”、“依法治國與青年使命”、“我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代言”等系列學習教育活動，以科學的理論武裝青年頭腦。廣泛開展“為青春點贊”系列活動，通過群眾性創先爭優，選樹一批優秀個人及青年組織，用正面典型激勵大學生。在校園內集中力量，整合資源，形成整體聯動的活動工作格局，提高教育活動的影響力，進一步強化思想政治教育內涵。

（二）以深化大學生志愿服務為載體，提高學生組織服務社會的能力

以深化“保護母親河”、大學生“三下鄉”暑期志愿服務、公益性等傳統品牌項目，積極宣傳及推廣優秀志愿者、志愿服務團隊和服務項目，引領良好社會風尚，弘揚文明志愿的正能量。同時加強青年學生網絡文明志愿隊伍、深入推進網絡文明志愿行動，深化志愿服務統籌推進機制，在網絡上積極發出“青年好聲音”，構建清朗網絡空間努力發揮生力軍作用，進一步完善志愿服務登記、培訓和激勵等日常管理制度，及志愿服務骨干培訓，夯實志愿服務工作基礎，進一步拓寬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領域。

（三）大力加強社團組織建設，提升學生組織的活力

以加強社團組織標準化建設為核心，制定“五型社團組織”星級創建標準，積極開展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規范型、活力型社團組織創建達標競賽活動，大力創建優秀社團，并將此作為各項評先評優的基礎考量指標，推動各個社團組織全面推動規范化建設。大力推廣校園文化活動社團申辦領辦制度，加強對社團組織的保障支持力度，進一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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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馬克思；自然觀；生態文明

Key words: Marx；conception of nature；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中圖分類號：A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36-0246-01

1馬克思自然觀在本體論方面蘊涵的生態文明思想

馬克思自然觀在本體論意義上明確自然界的先在性和人對自然的從屬性。世界的存在是“人-社會-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整體。馬克思指出自然界先于人類歷史而存在，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和前提。馬克思自然觀在明確自然的先在性的同時，也指出人對自然的從屬性，即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沒有自然界就沒有人本身。“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首先依賴于自然，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他們的環境中并且和這一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即使人類意識的能動性再巨大，也都不能擺脫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和被制約性。因此，人類必須尊重和愛護自然，這與當代生態文明思想不謀而合，進一步說明了馬克思自然觀對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導意義。

馬克思自然觀認為，自然界一方面為人類的生活提供生活資料，另一方面又為人類的生產提供生活資料。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不可缺的自然物質前提。自然界同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息息相關，既是人類生產的基礎，也是人類生活的基礎；既是人類物質生活的基礎，也是人類精神生活的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都是不可能的。人類存在于自然界“之內”，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是休戚相關、生死與共、互利共生、和諧共存的有機整體，而不是征服與被征服、純消費與被消費的關系，所以不能把人類擺在自然界“之外”，更不能凌駕于自然界“之上”。因此，人類要尊重和保護自然。馬克思自然觀說明生態文明是一個人性與生態性全面統一的社會形態。

2馬克思自然觀在辯證法方面蘊涵的生態文明思想

馬克思在對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思考上，充滿了辯證的思維方法。馬克思自然觀有力地批判了形而上學的、機械的自然觀――這種自然觀孤立了人與自然的聯系，把自然界視為靜態的“固體”，將動態的人類演進與靜態的自然界相分離。用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去把握人與自然的關系，沒有看到“自然的歷史”和“歷史的自然”及其辯證統一關系，這只能引導人們毫無顧忌地迫害自然，破壞生態環境。馬克思提出了全新的以實踐為基礎的辯證的思維方式。馬克思自然觀表明，人們應該以辯證的思維方式去把握人與自然的關系、去分析和處理生態問題。“辯證法的規律就是從自然界以及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概括出來的。”“在自然里，同樣的辯證的運動規律在無數錯綜復雜的變化中發生作用，正像在歷史上這些規律支配著似乎是偶然的一樣。”馬克思自然觀認為人與自然應該是和諧共處的關系，自然界不僅提供了生活資料，而且為人類從事物質生產提供了勞動對象，同時自然界為人類從事物質生產活動提供了勞動資料和勞動場所。馬克思不僅僅單純闡述了人依賴于自然，更重要的是人可以利用自然、改變自然界，同時也深刻地提出了人是自然界的有機組成部分。自然界是一個普遍聯系和運動發展的有機整體，人類存在及其活動既是自然界永恒運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又構成一個特殊的部分。

馬克思自然觀從辯證法的角度為人類把握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全新的哲學依據，為當代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人類建設生態文明社會和構建科學生態文明理論的基本思想原則。

3馬克思自然觀在認識論方面蘊涵的生態文明思想

實踐是貫穿哲學認識論部分的核心，實踐的觀點也是貫穿馬克思自然觀的核心。因此，馬克思的自然觀與認識論的結合可謂天衣無縫。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勞動實踐是人所特有的活動，是人類的生存方式，人類一直是通過勞動同自然界發生作用。勞動實踐反映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樣態和取向。本質地看，實踐觀具有深刻的生態文明內涵。勞動實踐是自然系統長期演進的產物，人連同人的勞動實踐是屬于大自然系統的，勞動實踐是大自然系統中物質變換過程中的一個基本環節。馬克思從實踐論的角度看待自然界，所有的自然和環境的變化，都是人的實踐活動的結果，都在人的社會生活之中。馬克思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內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統一，這其中蘊涵著深刻的自然生態文明思想，是實踐觀應有的價值規范，體現了自我與萬物、人性與物性、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文明理念。

馬克思指出，勞動實踐“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這就是說，勞動實踐不僅是人從自然系統中獲取物質能量的方式，而且是人與整個自然系統實現生態平衡和穩定的運行機制。通過調控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來實現自然系統的良性循環，并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馬克思自然觀揭示了世界生成的本性，揭示了世界由自然界成為“人化世界”的生成過程，強調了人類實踐活動對自然界的作用，包含著深刻的生態思想。它對于我們正確認識和把握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在生態優化中的作用和人類生存范式等重大問題都具有重要意義。在我國當代生態文明建設中，要以馬克思自然觀為指導，采取科學的可持續發展模式，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從而達到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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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生態環境意識是人類對自己所生存的生活和活動環境的自覺保護及使其美化的意識，即人們在生態環境方面的適應和追求。生態環境是人類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維吾爾人是生活在中亞和新疆這個干旱地區塔里木——吐魯番盆地上的綠洲上的古老民族之一。他們自古以來，從追逐水草、土地和環境的游牧階段逐漸地進入了穩定居住的農業——園藝經濟階段。該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自然而然地養成了適應自己生存條件的生活方式和環境意識。維吾爾族的傳統的生態環境意識在他們在原始時代的崇拜自然和萬物有靈論的觀點基礎上形成并逐漸發展，與他們原始時期的世界觀、價值觀和道德觀密切相關，在他們的生活實踐過程中深深地生根發芽，并經歷了長期的歷史發展，同時它在他們的生命意識、民間文化、道德觀念和日常生活習俗中生動地表現出來。

維吾爾人從遠古時代起就認為客觀世界和生命由水、空氣(風)、土地、火等四個因素構成的，并且對這些客觀物質對人類生命的作用，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依賴性等問題進行了探討，結果他們不僅把自己關于客觀世界和生態環境方面的科學和人文性的觀念，在自己創造出來的語言、文學、生活習慣道德和審美觀點上具體地再現出來．而且把這種傳統意識代代相傳；與此同時把生存環境看作是對生命產生直接影響、甚至決定性影響的重要因素，對其時刻予以維護。

一、維吾爾人對綠色植被的關愛意識

維吾爾人自古以來，在廣闊的田野中自由生活。他們在長期的歷史實踐過程中，認識到作為自然界的資源的森林和植物不僅給人類提供物質能源和生活資料，還認識到它們在生態環境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把森林和苔蘚看成生命的重要標記之一。維吾爾人的這種環境意識在他們的古代文學藝術遺產中表現得十分突出。比如在英雄史詩《烏古斯汗的傳說》中，敘述了作品的主人公烏古斯可汗某一天在一個神秘的湖中的一棵樹孔中看見了神性美女，并娶她為妻的情節，其中森林風景的描述特別值得一提。《牟羽可汗的傳說》敘述了蓋世英雄布谷出生于非常神秘的兩棵樹之間的土丘和他長大后與他的同胞弟兄們向這兩棵樹頂禮膜拜的情節。維吾爾人對樹木和苔蘚植物的愛護，甚至把它們與自己的生命聯系在一起的觀念，在后來的農業和園藝經濟階段中表現突出。在維吾爾人的古代族源和圖騰神話中，存在著有關崇拜樹木的神話。如回鶻可汗被認為是從神樹誕生的。據(元)募集道園學古錄》卷二十四《赤都護高昌王世勛碑》記載，多桑蒙古史》(伊朗)志費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引證：維吾爾人祖先居住的土拉河與色楞格河交匯的地方，并排長著兩顆大樹。一天，樹中冒出一個土丘，一道亮光從天而降，照在土丘上。從此，土丘慢慢長大了。維吾爾人懷著敬畏虔誠的心情走進時，聽到一種象唱歌一樣美妙悅耳的聲音，而且總有一道天光照射在土丘周圍。后來，土丘裂開了，中間有5個帳篷似的內室，每間室內都坐著一個孩子。部落首領們以為他們是神，都來頂禮膜拜：當風吹拂到孩子身上，他們變得強壯起來開始走動。終于，他們走出了石室，被交給乳母照管，同時，人們舉行種種崇拜的典禮。他們斷了奶，能夠說話，馬上就詢問他們的父母，人們把這兩棵樹指給他們看，他們走進樹中像孝子對待父母一樣跪拜，對生長這兩棵樹的土地，也表示恭敬和尊敬。這時，兩顆樹突然出聲：“品德高貴的孩子們，常來此走動，克盡為子道。愿你們長命百歲，名垂千古!”

高昌汗國時期古維吾爾語詩歌中對樹木和綠色環境的描述也十分突出。維吾爾人對綠色環境的愛護，甚至把它們與自己的生命聯系在一起的觀念，在后來的農業和園藝階段表現得更為明顯。如：為了改良自己耕種的沙灘地和鹽堿地并減少污染土地的物質，維吾爾族農民習慣于村莊和田堤上栽種胡楊、紅柳、梧桐、垂柳、沙棗等樹木。他們通過實踐認識到這種樹木有改良土壤．分解土壤中的各種有害物質并減少其危害等作用。

歷史上生活于典型的內陸地區的維吾爾人在古代時用柏樹、香樹、駱駝蓬等樹木點火或者點香，利用其香味給人治病或者表示對諸神的崇拜。這方面的一部分內容除在《突厥語大辭典》中有詳盡的表現外，在維吾爾民間故事中也有所呈示。上個世紀8O年代我國考古學家們從新疆孔雀河一帶挖掘出的“具有4千年歷史古尸《樓蘭美女》旁曾發現一捆麻黃和其他東西”，這說明古代維吾爾人的先民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認識到一些樹木和植物具有凈化環境和殺滅病菌的作用，因此把其看成是神圣樹木并已知道多方面使用這些樹木和植物的方法。由于維吾爾人歷史上靠農業園藝業和畜牧業生活，他們便自覺地認識到樹木和植物具有防風治沙，美化、凈化生態環境的作用，因此他們養成在村莊和路邊植樹造林的習慣。他們無論在何處建房居住，都要在住房庭院內修造果園，種植葡萄瓜菜大搞綠化，還在農田周邊種植桑、沙棗等果樹，他們把這一作法看成是行善積德。維吾爾族聚居的南疆地區，各地人們特別重視果木園甚至有些鄉村的名稱也與果園有關系。例如：多來提巴格(幸福之園)、夏馬力巴格(空氣好的園地)、比依稀巴格(象天堂一樣的園地)等。另外，維吾爾人的美化自然環境和綠化意識還突出表現在他們的傳統服裝和住房裝修習慣上。如：維吾爾人的傳統服裝布料圖案有的就采用了一些農作物和果樹的圖案(尤以在他們戴的帽衣圖案表現得特別突出)。

維吾爾人古代時期特別崇拜自然。如薩滿教就認為藍色象征神理，崇拜藍天和藍色，同時還把綠色看成是興旺和從政的標志。這種原始信仰和概念在他們創造的神話傳說中表現得很明顯。因此該民族農民至今十分倚重村莊，注重庭院的綠化，出現損害樹木和植物的現象．就會受到譴責。

二、維吾爾人的土地意識

土地至高無尚是古代維吾爾人的主要信仰之一。這一信條在他們傳統風俗習慣和多種原始宗教信仰中表現得十分突出同時，伊斯蘭教認為“人來自于土地，其生命與給養也跟土地息息相關”。他們對土地推崇的在薩滿教流行的時期創作的一些神話傳說中可見一斑。如在《艾司瑪女神》神話中，講述了這樣一個內容：據說天上的天使之皇長得比所有的天使都漂亮，她住在七重天上。自然界的各種自然現象都是由這個天使的情緒變化中產生的。天使睜開眼睛，太陽光便普照大地；天使睡覺整個世界變得一片漆黑，天使哭了就會下雨，笑丁就下雪．天使呼吸便會刮風．天使張嘴便會狂風大作，天使翻眼皮天氣就變壞．天使發火便會發生地震．天使皺眉頭，天空便會出現彩虹。

維吾爾人對水和土地的這種推祟意識在鄂爾渾時期產生的碑銘上也有所表現。例如《闊特勤碑銘》上有“騰格勒(天)，烏邁女神，土水神保佑我們”的字樣。維吾爾人把人類和大自然看作是一個整體，而推崇大自然、愛護土地的意識，在伊斯蘭教傳人后出現的《福樂智慧》《先知者傳》《君子神往》《世事記》等文學遺產中也有突出的表現，甚至認為這種精神是做人的一個重要標志。在維吾爾人中自古以來就有類似“土地偉大，人也偉大”“土地吃不飽，人也不會吃飽”的諺語。古代維吾爾人還在發生旱災時公眾集中在某一地舉行求雨活動。在歷史上維吾爾族農民就是再窮也從不挖甘草、麻黃等這些保護土壤的植物去賣錢。就是到現在維吾爾人為死者送葬時將死者尸體放人墓穴并蓋上后，就開始誦讀《古蘭經》，這時送葬的人，每人都抓一把土放在手里，當誦經完畢后，所有人手中土都被集中起來，向墓投去，表示人們向死者亡靈祝福，這些土被稱為“崇敬土”。維吾爾族手工業經營者往往把剛開業賺到的錢扔到地上，讓錢沾上地上的土后，然后再裝進口袋。這樣做是希望自己的生意越來越興旺。當前在解決土地資源開發利用與減少其對環境的不良影響之間的矛盾處于嚴峻形勢的情況下，保護好土地和自然環境，這具有更大的科學價值。

三、維吾爾人的水資源保護意識

維吾爾人自古以來就認為水是人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質之一，從原始社會階段起，他們就把水看成是神圣的東西并將它神化，還把它看作幸福、興旺的象征。他們把自己的城市和居民區建在河邊。在古代夏季發生旱災的地區他們搞求雨活動；冬季他們搞降雪慶祝活動，打雪仗。這個習俗一直延續到今天。維吾爾人推崇水的信仰觀點具有悠久的歷史．這一觀點在英雄史詩《烏古斯汗傳》中有突出的表現．史詩敘述了英雄烏古斯汗娶一個從湖中樹上出現的女子為妻，還敘述了烏古斯汗，給自己的兒子取名為“海”(dengiz)的情節。維吾爾族民間故事《會破開的山》則敘述了一個受虐待的孤女的妹妹因喝了“神秘的水”而變成了鹿，而孤女本人在“水神”的幫助下擺脫了敵人的控制的故事。這種故事情節明顯地彰顯著古代維吾爾人對水的原始信仰。

歷來把水看成無比神圣的先輩們在給子女們取名字時往往使用“闊力”(維文意：湖)這個詞構成“闊爾特勤”“闊爾畢伽…‘闊爾塔爾汗”(koltarhan)等名字。維吾爾人居住的地方大多數是干旱地區，因此他們先民們特別崇尚水，保護水域和水源已成為他們的日常生活習慣和高尚的道德品質，并認為可與人道主義精神聯系起來。維吾爾人歷來就有諸如“水偉大，人也偉大”“水是土地的血液”“一口水應得到四十年的敬意”等諺語或傳統習慣。維吾爾人不僅禁止在溝渠湖邊洗衣服梳頭和帶牧畜進渠堂飲水，而且還嚴禁向水中亂倒臟水、垃圾、爐灰等骯臟的東西，甚至把這種行為看成是罪孽，對少年兒童從小就進行上述教育。維吾爾人的英雄史詩《英雄勤欽木爾》中的主人公馬合圖木蘇拉不聽其哥哥勸阻去河邊梳頭．被卡力瑪克人首領抓走及后來他的悲殘生活遭遇就可以充分地說明這一點。現今水的問題已成為當今人類所經常遇到的世界性的大問題，我們為先輩們為保護水資源而作出努力的這種環境意識和人道主義精神而感到無比的驕傲。

四、維吾爾人對住房和生活環境的改善

追求美、愛護美和再創美是人的本質，也就是人類社會文明的一種表現方式。維吾爾人特別重視住房建筑設計和美化自己的生活環境，蓋房前考慮房屋的位置、陽光、空氣等環境。維吾爾人在古代就認為空氣是構成世界和生命的重要因素。過去他們的傳統居住環境主要是“露天、自在的環境”或“半野外環境”。農民在建房前要充分考慮建房環境，房前要修建前廊，庭院內要栽種果樹和花卉。任何～處住房的門窗都要認真、周密地設計，以確保光線明亮，空氣流通。維吾爾人中有“新鮮空氣治百病”和“清潔環境使人健康聰明”的諺語箴言。因此在維吾爾人中早晨起床后立即開門窗換氣已成為他們的習慣，他們甚至在冬季的白天開窗換氣。他們認為“在清新的空氣中成長起來的孩子將成聰明的人”“在清新的空氣中生活的人是健康的人”。著名學者麻赫穆德·喀什葛里在《突厥語大辭典》中提供一部分維吾爾人居住的古代城市的信息時，對這些城市的環境特別是空氣質量作了詳盡的論述。維吾爾人一般除了院落外還特別重視房內裝飾和室內衛生，他們用圖案、雕刻和各種飾物將住房裝飾得很漂亮。歷史上維吾爾人不僅重視美化自己的住房環境，而且還特別注重清真寺或大禮拜堂的裝飾。維吾爾人中還有“不看女人的眉毛而看她的碗邊”的諺語。這里的“眉毛”是指女人的外表美，而“碗”的引申義則是指女人所擁有的住房及家具的衛生和質量。平時維族婦女每天很早就起床，先把房內和院子收拾好了以后，再做其他事情。他們在傳統的日常生活中禁止周邊隨地倒污水和垃圾的行為。

五、維吾爾人的動物保護意識

動物是大自然的一個重要有機組成部分．也是人類永遠的朋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動物界的作用。維吾爾人的生態環境意識和教育以及他們保護動物和鳥類的傳統美德和風俗習慣在民間文學作品里表現突出。維族古代神話傳說故事絕大多數都是與動物有關的標題，他們都以人和動物的親密關系作為主題。例如維吾爾文學早期出現的《狼的圖騰神話》中．描述了一只母狼將一個古代部落中遇難的十幾歲的男孩救了出來，后來這個男孩與這只狼結成伴侶后．狼生了九個男孩．使維吾爾人不但沒有絕種．反而繼續得到發展的情節。《屬相的傳說》中則描述了傳統的屬相年鑒中的12種動物的名稱及稱呼的原因。在維吾爾民間文學中關于動物的傳說故事中．描述人將一些野生動物或傳說中的鳳凰等救出，后來這些它們做好事報答人類的情節也是較多的。當今維吾爾族傳統鄉鎮居民除了養殖牛羊外還有用雞、兔、狗、貓等與人作伴的習慣。認為大自然與人類生活同樣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于是熱愛和保護大自然的寵兒——動物和鳥類就成為維吾爾人的傳統美德和生活習慣。維吾爾人不管在佛教、摩尼教或是伊斯蘭教文化的環境下．都沒有為滿足消費和謀利的需要而隨意獵殺捕捉部分飛禽走獸的習慣(邊遠地區例外)例如在古代西域除了《投身飼餓》《舍頭施人》《挑眼施人》《割肉貿鴿》等故事外，還廣泛流傳《金光明經》等佛教文學作品宣揚佛教禁殺生的教義。伊斯蘭教文化環境中產生的巨作《先知者傳》也具體表現出愛護動物和鳥類的人文思想。維吾爾人給已去世的親人掃墓時，為了鳥類的食用或出于行善積德的用心，往往在墓前撒上麥粒、玉米粒或大米等谷物。另～方面他們認為墓前撒上的麥粒、玉米粒對死者來說起到減少罪孽的作用。在維吾爾人居住的農村普遍禁止捕殺貓、兔、狗等家養小畜，也不得捕捉各種鳥類尤其是燕子、麻雀等。維吾爾人認為無故的虐殺動物是一種造孽行為。在維吾爾族民間神話傳說故事中描述人將一些野生動物或鳳凰、山鷹救出，后來這些動物飛禽做好事報答人類的情節很多。維吾爾人保護樹木、將土地視為至高無上、崇拜和保護水資源、保護動物和鳥類等古代民俗習慣起源于他們祖先原始時代的萬物有靈論和薩滿教的影響。現代科學更進一步證明動物和鳥類在保護環境、保持生態平衡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

從哲學觀點來看，社會存在物決定于人的社會意識。因維吾爾人歷史上生活在典型干旱地區，而他們的生態環境意識具有與悠久的民族傳統，長期以來這種意識不僅表現在他們所創造的民間文學遺產、生活習俗中，而且這種意識在歷史上他們所創造的有文字記載的文獻上也表現得較突出。例如根據關于在塔里木河流建立的樓蘭王國去盧文文獻看，大約2千年前維吾爾等民族中曾有正式的保護森林法和關于管理水利的規章制度。

篇10

解決當前日益惡化的生態危機，探索并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人類面臨的共同課題。但解決這一世界性難題，僅靠經濟的發展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生態危機除有它的經濟根源外，還有一個重要根源，就是人們的生態倫理觀念。徽州是中國傳統文化積淀最深厚、保存最完整的“標本”，中國古人的生態倫理思想也在這青山綠水和族群村落之間得到了最充分的實踐和展現。因此，面對日益惡化的生態危機，探討徽州生態倫理思想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當前建設生態文明與和諧社會具有重大的現實借鑒意義。但這必然有一個創造性的轉換和重構的問題，后工業時代畢竟不同于農耕時代，直接地照搬運用，很可能會造成理論與現實的錯位，從而無助于現實生態問題的真正解決。因此，對徽州生態倫理思想在當前生態文明建設中的機遇與挑戰保持一種雙重的審視是不無必要的。對此問題，本文加以探討。

一、徽州生態倫理思想的特點與意義

面對曾經富甲天下、人文昌盛的徽州留給我們的中國農耕社會完善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大量古村落群，想必人人都無不驚嘆和稱奇，它們不僅是人類古老文明的見證，而且是人與自然結合的光輝典范。然而，古老的徽州人是如何造就這個光輝典范的？這恐怕要追根溯源到古代徽州人充滿智慧的生態倫理觀念。總體上說，就是把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精神與古徽州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歷史條件有機地結合起來，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這一點儒家和道家都是認可的。儒家認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通，和諧一體。《中庸》說：“萬物并齊而不相害，道并齊而不相悖。”《孟子?盡心上》說：“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禮記?郊特牲》說：“陰陽合而萬物得。”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來考慮，而是把三者放在一個大系統中作整體的把握，強調天地人的協調、和諧，以保持自然的生機和諧及自然環境的生態。道家崇尚自然，希望通過“道法自然”實現人道契合、人道為一。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地由道而生，萬物與人既是平等又是相互聯系的，主張順道而為，復歸于樸。莊子認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提倡一種“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生命境界。道家以其天、地、人、宇宙萬物在“道”中實現了生態自然的和諧統一，構筑起一個樸素、自然、豁達、飄逸的宇宙觀、人生觀和方法論。所以，秉持“天人合一”，達到生態生命系統與自然生存環境系統的相互協調，實現自然、人類、社會和諧相處，一直是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最高的生命追求和理想境界。

這在徽州古村落建筑群中得到了很好的繼承和發揚，甚至可以說徽州古村落建筑群在根本上就是中國古代“天人合一”境界的現實化和具體化。總體上，徽州古村落給人一種獨具魅力的較為統一的格調和風貌。這種特殊風格的徽派建筑藝術，實際也正是中國古代以“天人合一”為特征和旨歸的生態倫理思想的外在表征。比如徽州古村落的擇址和民居建筑都有與其地理條件相適應的布局特點。一般說來，徽州古村落大都結合徽州獨特的丘陵地貌結構：群山環繞，川谷崎嶇，峰巒掩映，山多而地少，巖谷數倍于土田，因此，比較注重以天然山水為依托，講究枕山環水，隨坡就勢，擇高臺建筑，應合了堪輿學所說的“陽宅須教擇地形，背山面水趁人心。山有來龍昂秀發，水須圍抱作環形”。［1］P96在古徽州，察山川地勢，依山旁水，擇吉地建宅，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案例比比皆是。它們大多都是按照中國古代“天人合一”、陰陽和諧等生態倫理觀念和民間堪輿之術擇地而建的。比如古黟宏村，枕山面水，背靠黃山余脈雷崗山，面臨新安江末支西溪，以臥牛為形狀，并根據牛的生理特性來進行村落的規劃和建設，先將村中一天然泉水窟擴展成半月形的月塘(即月沼)，形為“牛胃”；然后，引西溪以鑿圳繞村屋，其長川九曲，流經十彎，形為“牛腸”，并相互連接貫穿。此后，又在西溪河羊棧河、雙溪河架起四座木橋，俗稱“牛腳”。這樣形成了以“山為牛頭，樹為角，屋為牛身，橋為腳”的牛形村落。此后宏村的建筑，全部圍繞“牛腸”和“牛胃”來建造，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村落規劃和獨具特色的古村落建筑群。［2］P2這樣，整個村莊既水脈環繞，湍流不息，又與自然環境渾然一體，同時也解決了村民的飲用、清洗、灌溉和消防等實際需求。由此不難看出，徽州村落不僅富有山水意境，宛如一幅幅凝固的中國山水畫，兼有山之靜態與水之動態的交匯，山之封閉與水之開放的互補，而且這種特殊的意境，使得徽派民居建筑群落的古村莊很好地與自然保持了“天人合一”的和諧狀態，既充分認識、服從于自然力，又對自然很好地加以利用與開發。

同時，為了保護村落與自然環境的協調，徽州的很多古村落都特別重視保護植被和土壤，并且制定了不少村規。其中，有的村落以“保龍脈，來龍為一村之命脈，不能伐山木”為由，嚴禁村民砍伐后龍山的風水林。績溪龍井胡氏就有禁伐之族規：“堪輿家示人堆砌種樹之法，皆所以保全生氣也。各族陰陽二基宜共遵此法，尤必嚴禁損害。”［3］P14另據《橙楊散志》記載，乾隆三十七年徽州府歙縣頒布告示，嚴禁在溪口山沖要脈等處“采伐”、“開鑿”、“挖煤采石”，“倘敢故違。立拿從重究治”。［3］P14又據《白楊源志》記載：“各村祠下之山林，賴祖栽未向理，斧斤不時入伐，……若不經理嚴禁，恐做尤不堪設想，故今邀集公眾議決，將山場樹木，概行嚴禁……如違照章重罰，覺不寬容。”［3］P15從上述宗規、府令和議章可見，當時徽州人對自然界的山石草木、土壤植被是非常珍視的，認為它們與人類的生存繁衍、宗族命運息息相關，所以采取了各種措施來禁伐禁鑿，以保護民眾聚居地生態環境，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由以上的分析可見，盡管徽州古村落林林總總、形態各異，但其總體特征卻是顯著的、鮮明的，它們大多依山傍水，處在大自然的懷抱之中，一方面充分認識、服從于自然，另一方面又對自然很好地加以開發與利用，從而保持了生態生命系統與自然生存環境系統的相互協調，以及自然、人類、社會和諧相處，體現了古徽州人充滿智慧的生態倫理思想。在全球生態日益惡化的今天，它正在受到國內外越來越多的現代人的高度關注和充分肯定，它所擁有的豐富的不可替代的生態價值和生態智慧對解決當前的生態危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改善生態環境，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顯然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性和借鑒意義。

二、徽州生態倫理思想在建設生態文明中面臨的挑戰

今天，充分肯定徽州古村落所體現的生態倫理思想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它畢竟是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下孕育而成的具有農耕社會特色的生態倫理思想。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特別是工業化社會乃至后工業化社會的到來，徽州古村落的原生態文化存續的基礎已開始遭到破壞，原來古村落所具有的人與自然和諧的局限也開始受到沖擊，甚至被打破。在這種狀況下，我們一方面要看到徽州生態倫理思想對今天建設生態文明的積極意義，增強徽州文化生態保護意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沖擊所帶來的古村落現代生態失衡與破壞。從這個意義上說，進一步分析徽州古村落現代生態失衡的表現和根源，探討和解決傳統生態文明向現代生態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同樣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徽州古村落建筑群的總體風格基本上表征了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思想，但這又不是后者可以完全解釋的。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從資源利用方式和經濟形態的角度來看，古代的徽州村落業已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對農業的依賴，而是靠境外的徽商和徽籍官僚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反哺鄉里來保持繁榮，是典型的寄生型村落，其經濟形態屬于資源寄生型。村落的主人是那些累資千萬、富可傾國的大商人或出將入相、主政一方的大官僚。他們掌握著大量的財富,衣食無虞，無需向徽州本土索取生活資源，從而能夠有足夠的條件超越一般的農民意識和現實需求，而陶醉于對自然的欣賞與吟詠，流連于天人合一的精神之域，追求人道合于天道，營造寧心怡情的和諧世界。”［4］P49這就是說，徽州古建筑群所體現出的人與自然的充分和諧及其生態倫理思想是有其經濟的富足作前提保障的，在某種意義上，它更像是古代徽商或徽籍官僚們的“后花園”。但隨著徽商的衰落，徽州古村落的生態和諧就逐漸失去了昔日的資源基礎，人與自然的和諧也慢慢地被打破了。特別是改革開發后，一方面現代文明以其裹挾的技術優勢、現代性的價值觀念和物質產品的誘惑，正在形成一種快速地解構著農業文明的摧毀力，另一方面當代的徽州古村落正在利用自身的資源優勢努力地向現代文明轉型，以至從前的富商返鄉享樂、仕紳退隱休閑的文化園林變成了現時代的旅游的生產基地，以前的資源寄生型的經濟形態變成了現時代的資源內耗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村落的主人也由過去的富商、紳士變成了地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村吃村的平民了。所以，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因此，這種資源利用方式和經濟形態的轉變在破壞著徽州古村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格局的同時，也考驗著徽州生態倫理思想在社會現代轉型時期的生命力。

總體上，徽州古村落及其體現的生態倫理觀念是適在應農業文明的生活方式之需要而建造起來的，它的空間形態、內部結構、材料質地、環境容量等均與農業文明條件下能量的消費方式和人均消費總量相一致。隨著現代化的快速發展，現今的人們生活消費的能量形態(種類)、消費方式、消費條件、消費量均大大突破了傳統社會的規模，因此，現代生活必然對古村落生態系統整體產生不可抗拒的破壞性力量。同時，徽州古村落在其形成和發展的漫長歷史行程中，緩慢地產生了維護古村落生態的一系列傳統民俗文化，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和社會的急速變遷，特別是旅游業的直接刺激，現今的古村落里的人們已經沒有先輩那樣的熱情與自覺意識去維護村落的生態環境了。這勢必進一步加劇徽州生態文明的危機，同時也挑戰著徽州生態倫理思想在社會現代轉型時期的生命力。所以，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我們一方面要看到徽州生態倫理思想對今天建設生態文明的積極意義，增強徽州文化生態保護意識。現在“國家級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區實驗區”已經由國家文化部批準正式掛牌設立。它標志著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特定時段典型代表的徽州文化，其保護、承傳和弘揚進入了一個重要階段。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沖擊所帶來的古村落現代生態失衡與破壞。所以，對徽州古村落及其所體現的生態倫理思想，我們要有一種當代的問題意識。而當前問題的關鍵是：農耕社會的生態倫理思想如何通過創造性的轉化、重建，與工業社會實現有機對接，從而在當下的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實現人與自然的新的和諧。

參考文獻：

［1］汪昭義.徽州村落視野中的生態文化意蘊［J］.黃山學刊，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