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外交思想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根據訪談了解很多同學尤其是校外實習生認為專業實習相當于放假，是放松休閑的好機會，沒有意識到專業實習對他們專業提高的重要性，對于實習持有無所謂的態度，不能認真對待實習中安排的留學生教學和管理任務，總是被動的完成，不能積極主動的去對外各項教學管理工作。

2、對留學生教育的認知差異

對外漢語專業是針對留學生漢語教育設置的專業，為了培養漢語傳播和中華文化交流的多功能人才，不僅要進行留學生教學還要進行留學生管理。對于一些實習生他們認為聽聽課就可以做好留學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可卻忽視了留學生的特殊性。新疆各高校的留學生大多以中亞國家為主，他們有不同的風俗習慣、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語言背景、不同的文化等，很多同學沒有意識到留學生教育的特殊性和復雜性。

3、在留學生教育中缺乏責任心和自信心

在對外漢語專業實習中除了提高中國學生的留學生教學和管理能力，很重要的一點是讓他們在實習中感受留學生教育管理的特點、氛圍及存在問題。有些同學在實習中缺少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沒有真正融入留學生的大家庭。由于認為自己準備不充分，能力不足，不敢站在講臺面對留學生，缺少能夠征服學生的信心。

4、專業實習評價管理體系不夠完善

專業實習實行師生互評的管理體系，利用評價考核體系加強實習期間的學生管理，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并不夠完善。一是對實習生實習成績的評定沒有形成規范、合理的體系。主要通過實習指導教師的評價去評定學生的成績，缺少對學生實習評定的說服力，沒有系統的考核標準，為評定優秀實習生形成了一定的困擾。二是對實習指導老師的評定不夠全面，從學院、教研室及學生組長角度去評定有一定的片面性，應該更多的綜合學生的意見。

二、新疆高校對外漢語專業實習思想教育管理問題的解決對策

1、加強領導重視，狠抓落實

新疆各高校將對外漢語專業實習思想教育管理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應研究探討專業實力思想教育方案、管理舉措，部署思想教育管理工作，針對新疆情況制定保證學生思想教育管理的相關體系，認真貫徹實施，建立更系統、全面的專業實習工作考評機制，并要求各指導老師進行思想教育引導，有針對性地開展思想教育管理工作，將思想教育管理工作明確責任、落實到每一名實習生。實行指導教師實行崗位責任制。在實習全過程中，指導教師必須始終堅守崗位，與實習學校密切配合對實習的每個階段嚴格把關，認真實施我院專業實習中所規定的各項任務。各實習點是實習的基本單位，其指導老師在抓教學和班主任實習工作外，關心、負責實習生的思想、生活和團結等情況，及時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加強民族團結教育，幫助解決實習中遇到的困難。

2、明確專業實習目標，加強實習指導和思想教育管理

在組織對外漢語專業實習中要引導學生明確對外漢語專業的根本目標是為我國培養優秀的對外漢語教師，為漢語的國際化傳播，為國家培養跨語言跨文化的人才做出貢獻。學校應在新生入學期間加強對外漢語專業特點和目標教育，通過對外漢語教學經驗交流會、疑問解答座談會、實習指導專題講座等多種形式進行對外漢語專業認識和實習目標認知以及思想教育管理的重要性教育。同時加強了在留學生教育管理技巧和實習觀念等方面的指導，幫助實習生及時了解實習特點和要求，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實習觀念，提高實習動機，端正態度。

3、加強綜合能力培養，提高學生的自信心和責任感

對外漢語專業主要以培養對外漢語教師為目標，堅持“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和”以個性發展“的教育目標，對學生進行專業性培養，提高其綜合能力，從而提高其自信心，并加強責任心培養。一是加強基礎理論課程教學，保障教學質量和效果，并且突出俄語能力培養，從而提高中國文化交流與傳播能力；二是加強中華才藝技能的培養，設置豐富多彩的中國傳統文化特色課程，加強學生中華才藝的培養；三是加強涉外素養的培養，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重點突出涉外能力、外交禮儀、政治素養等方面；四是加強學生的德育培養，安排自信心、責任感、感恩等主題教育活動，幫助學生克服缺乏信心的膽怯心態和盲目樂觀的輕視態度，幫助學生樹立信心，做到認認真真備課，輕輕松松上臺講課；五是在專業實習期間加強對留學生教育的認知教育，讓他們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自豪和驕傲，同時，深深地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偉大。

篇2

中圖分類號：K25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3-949X（2013）-03-0095-01

湖湘文化與曾紀澤的外交思想是“源”與“流”的關系。曾紀澤作為一名湖南人，他的成長經歷，學習生活習慣無不與湖湘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其外交思想的精髓――愛國主義與務實外交觀，正是完全脫胎于湖湘文化的愛國主義傳統和經世致用的學風。那么，湖湘文化是如何對曾紀澤的外交思想產生影響的呢？本文將進行深入探討！

一、 愛國主義的傳承與發揚

湖湘文化有著深刻的愛國主義傳統，這在湖湘文化的發展史上比比皆是。雖然不同歷史時期，愛國主義的內涵和特點各有不同，但這種為國家和民族慨然赴死的犧牲精神確是驚人的一致。“愛國主義傳統，無論是古代還是近世，都是湖湘文化的主旋律。” [1]，這一點，體現曾紀澤身上，尤為明顯。

曾紀澤出生在封建士大夫家庭，從小就受到父親的嚴格教育，可以說，曾紀澤愛國主義思想的源頭，我們可以在的身上找到。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湖南知識分子，自小就受到湖南“以程朱為重”的理學思想的熏陶，而“始終以宋代大儒為師，畢生奉‘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哲學為圭臬。他將理學大師周敦頤、二程、張、朱熹等人列入‘圣哲’，認為他們繼承了孔孟的道統，而這個道統是不容改變的。” [2]這種信奉理學，以理學為重的思想對曾紀澤的影響是深遠的。曾紀澤自幼就在的監督下，熟讀了儒家經典著作，在理學思想和的雙重影響下，曾紀澤意識到：“仁著至大，而義者至高。” [3]愛國主義情懷開始在曾紀澤的頭腦里生根發芽，而當他接觸社會后，看到列強入侵、清政府扶搖欲墜的統治，更激起了曾紀澤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曾紀澤后來之所以放棄在國內做官的機會而選擇出使國外，當一名為人們所不齒的外交官，這同他希望改變中國處于劣勢的外交地位是分不開的。

提到了，就不能不提邵陽人魏源，他在1842底寫成的《》，開篇就指出：“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為的就是驚醒世人：中國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人們應該拋開虛驕自大的陳腐觀念，放眼世界，向西方學習，這樣才能與西方列強抗衡，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就是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指導思想下開展起來的，先是“自強”，后是“求富”，開辟了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先河。魏源的這種愛國和危機思想也影響到了曾紀澤，曾紀澤閱讀了魏源《圣武記》、《皇朝經世文篇》、《》等經世名篇，這些書籍有助于曾紀澤對西方的了解以及看清中國的社會現狀，這對于曾紀澤危機意識的產生以及愛國主義的激發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從立志出洋，到為維護國家利益與列強據理力爭，作為一名弱國外交官，曾紀澤身兼的責任重大和背負的壓力是常人難以想象到的。但他就是憑著自己的滿腔熱情，抱著要改變中國屈辱的外交地位的強烈愿望，“敢于反抗大國強權，堅決捍衛民族權益。” [4]最終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在曾紀澤身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曾紀澤繼承了湖湘文化優秀的愛國主義傳統，同時又以自己的努力和激情豐富了愛國主義的內容并將這種愛國主義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可以說，曾紀澤愛國主義外交觀的形成是和湖湘文化的愛國主義傳統息息相關的！

二、 經世致用學風的深刻影響

經世致用，通俗地講，就是讀書要為現實服務。經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中一種優良學風，不但源遠流長，而且代代相傳。戰國時的屈原可以說是經世致用學風的開山鼻祖，他《離騷》中的那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便是經世致用學風的最好明證。西漢時，賈誼受到排擠，出任長沙王太傅，在長沙，他一面感念屈原，寫下了《吊屈原賦》，另一方面，他關心現實政治，積極為漢朝統治者建言獻策，他上書漢文帝的《治安策》對漢王朝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致后世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把他和董仲舒相提并論，成為西漢兩大儒。‘皆以經生而通達治體者也。’” [5]到了唐代，政治家和文學家柳宗元因為改革失敗，被貶湖南永州，柳宗元也是經世致用學風的杰出代表，在湖南，他不但只寫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寓言和諷刺小品，更寫了關心百姓和批評時政的論文，如《斷刑論》和《封建論》等。龔抗云教授說：“屈原、賈誼、柳宗元等將他們經世致用的學風帶入了湖南。” [6]這是不虛之論。

湖湘經世致用學風正式形成是在宋代。“宋代湖湘學派的創立，標志著湖湘文化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以胡宏、張為代表的湖湘學派不僅以其學術思想精湛為世所稱，更以其富有特色的學風卓然獨立。自此，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學風正式形成，并為后來的湖湘學者不斷地發揚光大。” [7]湖湘學派的先驅者是胡安國，湖湘學派創始人之一的胡宏是胡安國的小兒子，他繼承了父親的思想，胡宏最突出的貢獻在于對通經和致用的關系做了理論說明，“圣人之道，就是要有體有用。通過學習、研究和思考，準確地掌握儒家經典中古代圣人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原則和精神實質，即‘明體’，或者稱之為‘致知’，然后以此去指導解決現實社會政治問題，即是‘致用’，或稱為‘力行’。明體就是為了致用，致知就是為著力行，這就正如有的放矢。沒有目的性地治學，或者學而不去力行，都只是一種空談，毫不足取。胡宏尤其強調‘致用’不是去為個人謀利計功的小用，而是為治國安邦利民的大用。” [8]從這段話，我們基本上能得出經世致用學風的精髓所在：讀書要為社會服務，但不能讀死書，還要身體力行，積極地參與社會實踐，讀書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為了人民為了國家。湖湘學派另一個創始人張在岳麓書院辦學時則強調辦學宗旨為：“造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在治學宗旨上，他也強調力行，“貴實用而恥空言” [9]，“天下之理，惟實為貴。” [10]胡宏和張通經致用的理論對其弟子和后世學者的影響是深遠的，經世致用的學風從此扎根于湖南這片土壤，歷千年而不衰，一直延續到了近現代。

湖湘經世致用的思想在明朝經歷了短暫的沉寂后，迎來了明清之際湖南實學思潮的興起。所謂“實學”，顧炎武稱之為“修己治人”之學，是運用“六經之旨”于“當時之務”之學，這與空談玄理的唯心主義認識論和不務實際的惡劣學風是根本對立的。在湖南，以王船山代表的實學思潮，繼承了湖湘學派經世致用的優良學風。這種實學思潮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經世致用的學風之所以會在明朝沉寂，是因為王陽明心學的興起，王陽明之徒宣揚的“廢實學，崇空疏”的學風，有違于湖南傳統的經世致用思想，因此受到王船山的抵制，同時受到抵制的還有佛教和老莊哲學宣揚的空、無思想；第二，王船山重視調查研究和實踐的作用，強調“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知行觀，這對于抵制明末言空蹈虛的學風有重要的作用；第三，從維護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提出理欲合一，理在欲中，反對虛偽說教；第四，提出變化日新的觀點，反對拘泥不化，一成不變，“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風雷非昨日之風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 [11]既然歷史和時代在發生變化，那么治事方法也應有所改變，他說：“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 [12]王船山是贊成社會變革的。第五，主張夷夏之辨和崇尚民族氣節，這與王船山的堅決反清是分不開的。王船山的實學思想對近代湖南的影響是深遠的，梁啟超曾給出很高的評價：“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到他的熏陶，最近的譚嗣同、黃興亦受到他的影響。清末民國初年之際，知識階級沒有不知道王船山的，并且有許多青年，作很熱心的研究，亦可謂潛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13] 嘉道年間的湘籍經世派更是傳其衣缽，將其實學思潮進一步發揚光大。

曾紀澤在處理外交事務時，往往能綜觀考慮，做到事必躬親，這種實際考究的態度，正是湖湘文化經世致用優良學風的延續。

三、結論

曾紀澤作為晚清時期最重要的外交家，他為維護國家完整和民族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這和他正確的外交思想是分不開的，而其外交思想的源頭，則是傳承千年的湖湘文化。曾紀澤所從事的外交事業，既是在繼承湖湘文化的優秀成果，又是在將這種優秀成果進一步地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1]蔣作斌.略論湖湘文化對湖南教育的影響.湖南社會科學[J].2002.3（134）.

[2] [5] [6] [7] [8] [9] [10] [19] [22] 王興國，聶榮華.湖湘文化縱橫談[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171、98、99、124、130.

篇3

隨著國際政治研究的日趨成熟和信息化時代的不斷發展，國內學術界關于國際關系問題的研究逐漸發生了轉變：國際關系研究的對象從以往對國家、政府間組織的研究擴展到非政府組織間的研究，以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不斷增多；國際關系研究的領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學者從以往對傳統政治、軍事的關注逐漸擴展為對環境、文化、“軟實力”等方面的研究；學界對外交領域的研究也進一步擴展，由以往只關注政府間外交即官方外交，逐漸擴大到關注民間外交、公共外交等領域。

基于這些國際政治研究方面的變化，對“國家形象”一詞的研究開始不斷受到學界的關注。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對自己的認知以及國際體系中其他行為體對它的認知的結合，被認為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影響力。①因此，國家形象的研究對我國“軟實力”乃至綜合國力的提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國外研究成果綜述

一般而言，國外學術界對于國家形象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段：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被看成是萌芽時期。這一時期，國家以及軍隊形象是西方國家研究的一個角度，但分析較為簡單，主要體現為政治軍事著作中的零星思想和只言片語。工業革命后，國家形象的研究開始凸顯，但其目的主要為國家政治和軍事的合法，其研究重點是如何通過國家形象的塑造為戰爭做宣傳，但尚未形成體系。信息技術革命悄然興起后，國家形象作為開始被學者廣泛關注，并且隨著國際競爭加劇，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國際政治學角度研究國家形象。②在國際政治方面對國家形象的研究基本上秉承了4種研究路徑③：

其一，現實主義“軟實力”研究路徑。西方大量政治哲學家認為，威望、聲譽（reputation）即指“國家形象”，聲望因素往往是產生沖突的動機之一。二戰后，聲望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全領域，麥爾瑟在《聲望與國際政治》一書中試圖解決威懾論的核心問題――即在危機關頭，堅定的聲譽是否真正奏效。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聲譽的關注逐漸向更廣泛的領域擴展。學者們試圖運用聲譽這一工具，分析國際合作、國際組織、地區一體化等問題。

其二，建構主義研究路徑。肯尼斯?布爾丁（K.E.Boulding）在此方面首開先河。他認為，人們是在帶有意識形態傾向的價值觀念下塑造國家形象，即使同一個國家，在持不同價值觀念的媒體的“刻刀”下會形成截然不同的國家形象，他強調了價值體系在國家形象形成中的重要性，拓寬了國家形象問題的研究視角。

其三，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路徑。西方國際關系學者，從心理學角度對國家形象形成的根源和不同國家形象對決策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探討。羅伯特?杰維斯（RobertJervis）認為，在兩國關系中，目標的一致性、相對實力（能力）和相對的文化地位是形象形成的三個結構性因素。根據三者的不同組合，兩國關系中存在著敵人形象、盟友形象、依賴形象、屠夫形象和帝國形象等五種相互認知。不同的形象認知影響一國對另一國的政策取向。

其四，公共關系的研究路徑。在國際公共關系框架內研究國家形象，其中涉及國際公關活動、國際媒體探討等方面。這方面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邁克爾?昆茲克（MichaelKuncz-ik）1997年編著出版的《國家形象與國際公共關系》是該領域的第一本權威著作。

二、國內研究成果綜述

20世紀90年代之前，我國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基本處于無意識的自發階段，除了個別研究和著作中提到國家形象的觀點外，基本查找不到相關理論研究。90年代后，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國際交流日益頻繁，使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舞臺的中心，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由于西方大量“中國”、“中國崩潰論”等理論的引進以及為了回應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中國學術界開始對“國家形象”進行比較系統的研究和探索。

在中國知網中，關于國家形象研究論文共920篇，實際有用論文809篇。通過統計，對國家形象的研究包括6個領域：即，從文化的角度、哲學視角、傳播學的視角、國際政治視角、國內政治視角、經濟角度以及從符號學、解釋學等其他角度研究國家形象。

從數量對比上不難看出，國內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傳播學視角、政治視角和文化視角，其他方面的研究視角略有涉及，但并非學者研究主流。

由于本論文主要涉及傳媒和國際政治領域研究，故對這兩個領域中以往學者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進行綜述，主要包括國際關系理論、公共外交和媒體傳播策略三個角度。

（一）國際關系理論角度。在對國家形象的界定上，學術界基本具有一致意見，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國綜合實力的表現。具體而言，管文虎等一批學者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綜合體，它是國家的外部公眾和內部公眾對國家本身、國家行為、國家的各項活動及其成果所給予的總的評價和認定。國家形象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凝聚力，是一個國家整體實力的體現。”④孫有中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國內部公眾和外部公眾對該國政治（包括政府信譽、外交能力與軍事準備等）、經濟（包括金融實力、財政實力、產品特色與質量、國民收入等）、社會（包括社會凝聚力、安全與穩定、國民士氣、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實力、教育水平、文化遺產、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與地理（包括地理環境、自然資源、人口數量等）等方面狀況的認識與評價。⑤

從國家形象定位及構建角度，管文虎（1999）是國內最早比較詳細論述國家形象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指出，中國的國家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發生了巨大的變化。⑥劉明對當代中國國家形象定位的核心要素做出了一般性概括，探討了如何準確定位、構建精致化的國家形象。陳生洛（2007）指出中國大學生心中韓國正面的國家形象，反映了其內心深處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的熱愛和留戀，以及這種優秀的文化傳統在自己的國土上不斷流失的無奈和傷感。

從國際關系理論角度，王紅英運用“博弈理論”，提出了中國國家形象建設和外交政策的相關機制――外部的社會回報和社會懲罰。鄧超從建構主義理論視角出發，提出良好的國家形象是國際傳播、外交政策以及國家內部情況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⑦從現實主義“軟實力”的角度，張錳（2008）提出國家形象可以從本源、表象、途徑三個方面來理解，本源性是國家形象的基礎，表象性是國家形象的推動力，傳媒是國家形象的表現途徑。⑧陳正良（2008）在分析國家形象內涵及國家形象塑造的意義、中國國家形象的現狀的基礎上對塑造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增強中國魅力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思考。

（二）公共外交角度。從這一角度對國家形象研究的學者相對較少，多從公共外交政策制定的角度，為政府決策提供意見參考，政治化傾向較為明顯。王義桅、唐小松等致力于美國公共外交對國家形象影響的研究，從提升國家形象的策略角度上，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構建提出了對策和方式。趙玉霞（2007），冷戰后中國對外宣傳積極向公共外交轉變，并初步建立起公共外交體系，中國公共外交已在多領域展開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諸多的問題，只有不斷完善公共外交對國家形象的塑造，才能樹立真實全面的中國形象，營造良好國際輿論環境，服務中國崛起。⑨

（三）媒體傳播策略角度。國內學者從傳媒角度對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家形象傳播現狀、傳媒理論和報紙研究三個方面。徐小鴿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在國際新聞流動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說是一國在他國新聞媒介的新聞言論報道中所呈現的形象。”⑩劉繼南、何輝等把國家形象界定為：“在物質本源基礎之上，人們經由各種媒介，對一國家產生的兼具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總體感知。”從傳媒理論角度，程曼麗（2008）從議程設置角度提出中國的國家形象（即外部公眾對中國的印象）是由西方發達國家的媒介所設置的，其中充滿了“固定的成見”，中國要想突破西方國家既有的認知、評價藩籬，就必須參與到國際輿論的議程設置中去。⑾從以具體媒體對國家形象塑造角度，張玉（2007）以《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為例，運用內容分析和定量研究的方法，指出日本媒體關于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的形象。

綜上所述，通過對國家形象相關論文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學者對國家形象的關注涉及多個角度，程度正在不斷加深，研究更加深入和廣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形象的研究上仍然存在問題：國內外研究涉及的角度并不全面，例如對電影、電視、網絡等媒體中的國家形象塑造研究非常有限，且主要運用的研究方法為定性研究，這就造成研究方法單一，多是零散的、缺乏理論的簡單歸納，無法向讀者呈現一個完整、系統的國家形象圖譜。

[注釋]

①BouldingK.E：NationalImagesandInternationalSystems[J]，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1959（3）：P119-131.

②袁賽男：《國內外學術界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現狀》，《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11月第12卷第6期.

③杜雁蕓：《國家形象的內涵及中國國家形象塑造》，《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8年第71期.

④管文虎：《國家形象論》，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⑤孫有中：《國家形象的內涵及其功能》，《國際論壇》2002年第16期.

⑥管文虎：《國家形象論》，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⑦鄧超：《建構主義理論視角下的國家形象塑造》，《中國傳媒大學》2006年第1期.

⑧張錳：《軟實力理論與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大視野》2008年第7期.

⑨趙玉霞：《論中國公共外交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暨南大學》2007年第1期.

⑩徐小鴿：《國際新聞傳播中的國家形象問題》，《新聞與傳播研究》1996年第2版.

⑩程曼麗：《論“議程設置”在國家形象塑造中的輿論導向作用》，《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P45.

[參考文獻]

[1]段鵬：《國家形象建構中的傳播策略》，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篇4

一、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調整

（一）網絡外交決策與內外環境

互聯網的興起和普及改變了信息傳遞的基本方式，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渠道，也引發了外交領域的重要變革。自互聯網產生以來，伴隨傳播技術的進步與現代國際體系的形成，民族國家除借助武力謀求自身利益之外，也在利用網絡的國際化傳播來謀求國家利益，于是網絡外交和國際關系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行為的一部分。政策是黨和國家的生命，體現人文價值觀，關乎國家生存與發展，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是國家外交戰略和政策系統的重要部分，他們的制定與調整必須結合國內外環境狀況，包括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客觀實際情況，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國家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制定的科學化與合理化。

（二）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概念

國家的外交戰略結構，或稱國際戰略或對外戰略，是一個國家對一個相對較長時期關于對外關系的全局謀劃，它涉及國家對外目標的制定、實施對外目標的手段、國家對國際形勢、國際格局的認識與判斷，對本國利益與國際地位的追求，對大國關系、國際人文環境的認識。由此，可以對網絡外交戰略作出以下理解，網絡外交戰略，是一個國家對國際、國內網絡發展與運行環境認識和判斷的基礎上，結合國家自身的總體外交目標，對本國長期的網絡對外關系的全局謀劃。外交政策是外交戰略的組成部分，由國家的外交戰略所決定。它指一國處理國際問題和對外關系問題、進行外交活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行動方針。由此，可以對網絡外交政策作如下定義，網絡外交政策是指一個國家在明確對網絡外交目標的基礎上，結合國家自身的網絡發展與運行狀況，所指定的一系列處理國家網絡對外關系問題的基本原則和行動方針。

（三）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調整

網絡外交決策首先具有現實性，同國際形勢密切相關；其次具有針對性，既有目的的針對國際問題和國家內外環境；第三具有明確性，即充分利用互聯網這一平臺，對外本國明確的立場與態度；第四，具有相對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破壞本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誠信信譽形象；最后，是追求有效性，適應國際形勢，能夠實現國家制定的目標，使目標和效果達到最好的結合。

由中國學者歸納，中國的外交決策有三種類型：神經末梢觸動型，就是自下而上的決策過程；神經中樞刺激型是自中而上的決策過程；最高決策發動型是最高決策層為主發動的決策過程。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網絡外交決策大權在最高機構，外交部及其下屬機構在網絡外交決策中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互聯網絡傳播具有廉價、實時、共享和高度擴張的特點，因此能夠及時全面的掌握信息，并對信息的選擇更靈活，方便了參與外交的行為體及時溝通和交流，并在網絡平臺上形成輿論傾向，從而對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形成了深刻的影響。

（四）網絡外交決策的程序

網絡外交政策制定的程序主要包括：調查研究、制定方案、比較研究，最后上報，由中央決斷的工作程序。其中，信息的采集和傳播、議題的設置、制造公眾情緒和公眾壓力最終形成公眾輿論在外交決策程序中尤為重要。

1、信息的采集和傳播

網絡是外交信息的重要傳遞者，同時也是外交信息的最靈通者。所以，通過互聯網等各種途徑大量的收集情報，在進行調查研究網絡外交政策制定中尤為重要。

2、網絡外交政策中的議題設置

網絡能按照自己的選擇來突出和強調或隱瞞或者暴露某些事實，從而影響公眾對國際事務或外交政策的看法，形成強大的輿論導向，給外交決策帶來正面或反面的推動力。

3、制造公眾情緒和公眾壓力，形成公眾輿論

公眾的情緒是一種客觀存在，隨現實環境的變化和受刺激的不同而變化。善于遵從、引導、影響和控制公眾情緒已成為國家發展網絡外交的重要領域，對國家發展對外關系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二、網絡外交與中國和平發展的大戰略

（一）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輿情分析

“國際輿論環境就是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的評論，大多數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形成對該國的輿論并產生影響。”冷靜客觀地看，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國際上很多人仍然不了解甚至敵視中國。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國的對外宣傳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但從國際輿論環境的總體態勢看，加強和改進對外宣傳依然是長期而又艱巨的工作。歷史的發展和現實的思考要求中國必須把網絡外交戰略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與外交戰略的重要位置，通過政府推動下的思想與信息的交流，以豐富多彩的形式向世界說明中國，把客觀、真實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傳遞給世界。

（二）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必要性

信息革命正在迅疾地改變著世界“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esBacon）在400年前寫道的，信息就是權力。”。傳統官僚機構的壟斷地位在信息的跨國大流通中被削弱，“對于自身社會有關的信息，政府已經失去了某些控制”，全球化的發展使世界各國公眾越發深切地感受到個人與世界的聯系日益緊密。全球意識的增強和利益相關性的切身感受，使世界各國公眾對國際關系、世界事務給予更高的關注。表達見解、參與國際事務的要求更加強烈，這對各國政府的對外政策產生日益重大的影響。“維持一致的、由精英把持的外交政策等級秩序越來越困難。”在這樣的世界性潮流中，世界輿論日益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關鍵要素，軟權力則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致力于表達和運用的力量。網絡外交這一具有軟權力性質的非傳統性外交形式也越來越為各國政府所關注和倚重，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事也就尤為重要了。

三、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現實構建

嶄新的外交理念呼喚全新的外交實踐。中國網絡外交戰略的構建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是一項系統工程，把網絡外交融入中國總體外交框架更需要經受外交實踐的考驗。

（一）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思維與理念

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作為中國國家外交戰略與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與實施，必須遵守國家外交戰略與外交政策中的一系列最基本的原則與慣例。具體來說，要構建中國的網絡外交戰略、制定和實施中國的網絡外交政策，要遵循以下幾點理念：

1、要勇于承擔責任，在參與中提升自己。作為一個有著世界性影響的大國，我們要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勇于承擔國際責任，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事業做出貢獻。

2、要重視政策說明與辯護。外交事務雖然涉及到國家安全等復雜的戰略性問題，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須記住這樣一句話：一項沒有解釋清楚的政策是不會得到大家支持的。”

3、要重視政治文化與外交理念的傳輸。

4、信息提供要具有連續性與客觀性。在互聯網的時代，人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網絡上的信息淹沒。保證信息的連續提供，并對信息的客觀性負責，唯此才能真正發揮網絡外交的作用。最后，要堅持戰略和政策的原則性，國家性質和國家利益決定一國的外交政策。

（二）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外維建構

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外維建構是中國網絡外交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在互聯網絡平臺之上，中國對自己的認識與世界對中國的認識之間的差距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從運作的層次上看，中國的網絡外交戰略應該分為全球層次、區域層次和國別層次，依次推進，在序列優化中尋求高效能。

1、全球層次。全球層次是中國網絡外交戰略運行的最廣義層面，它從一個最宏觀的層面向世界說明中國，在全球互聯網輿論中給中國國際形象和國際信譽一個清晰的、有力的定位，在不涉及國際權力和利益的具體博弈中通過互聯網給世界各國公眾一個良好的感性印象。

2、區域層次。區域層次的網絡外交對象是世界范圍內廣泛存在的，尤其是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互聯網使用區域，如西歐、東北亞、東南亞和阿拉伯世界等地區的國家。作為一個區域性大國，中國網絡外交的核心首推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國家，其次為世界其他地區。

3、國別層次。國別層次也是網絡外交最基本最具體的層次，其主要對象是世界大國和中國外交政策所涉及的核心地區國家的互聯網使用主體。

（三）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內維建構

從內向性維度審視，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政策應本著把社會輿論的關注點作為網絡外交的出發點這一精神，及時回應國內互聯網平臺上的民眾，對我國外交事務的各類問題，特別是對于國際熱點問題，要加大分析和解釋的力度，而不只是對我國具體外交行為作原則性的解釋。

1、要適當加大中國網絡外交的透明度，拓寬公眾對中國外交問題了解的渠道，增加公眾與職業外交官在互聯網絡上對話的機會。

2、加強網絡技術研究和信息資源的收集整理工作。力爭在影響到未來網絡發展走向的網絡技術上取得一些關鍵點的突破，以便在未來新的全球網絡規則中取得一定的發言權，避免完全被動的局面。

篇5

一、外交體裁下的《左傳》

1.體裁外交的的優勢

應該加強對體裁語言的研究，因為屬于同一體裁的文獻往往具有相同的語言特征，形成一個語言聚合。傳世文獻都是屬于不同的體裁范圍的，所以通過體裁語言的研究，可以彌補專書語言和斷代語言研究的不足，克服對語言現象認識的單一片面的弊端。[1]劉勰的《文心雕龍》也是從不同的體裁進行分析和闡釋涉及的文學各個方面的問題，可見體裁的重要性。

外交作為一種特殊的體裁具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是正式用語、禮貌性用語非常多，另外往往體現出剛柔并濟，《左傳》就十分明顯的呈現了這兩個特點。錢鐘書在《管錐編》中論《左傳》記言說：“蓋非記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說、劇本中之對話獨白也。”[2]《左傳》中史家追求生動的同時運用了一些想象，僅是一些細枝末葉的敘述。重要場合的重要言論是真實而樸素，給我們展示當時大環境下各個諸侯國之間的明爭暗斗以及行人們的奔走，用外交途徑避免戰亂求得生存的歷史。

2.《左傳》中的繁榮外交

《左傳》有很多外交活動的記載，有學者統計，《左傳》全書十八萬字中記錄外交的文辭多達兩萬五千字左右，約占全書總字數的七分之一。[3]當時由于王權衰落而迅速崛起的諸侯大國在以武力角逐霸權時需要進行外交活動，而置身于大國中的小國在反對兼并和消滅時同樣不能忽視外交。行人階層的活躍也起著推動作用，當時的士人都具有極強的國家責任感，鑄就了中華民族的性格精神中忠君愛國的特點，他們是春秋外交舞臺上一群最光輝燦爛的形象。

二、《左傳》外交文獻中體現的生存哲學

1.《左傳》的外交環境

在《左傳》中描寫了數百次戰爭，作者善于從外部環境出發體現當時戰爭的情況。從這些描述中可以看到當時復雜的社會背景，每個諸侯國都面臨不同的困難和動機，希望以各種方式吞并小國或與大國同盟而贏得發展。因此各諸侯熱衷于派大臣和外交官出使他國，通過一定的協議投其所好而達成協商，以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大的利益。因此列國之間互通往來，進行頻繁的外交活動。

2.《左傳》的外交禮儀

春秋時期，主宰沉浮的春秋霸主們承擔著避免在被兼并的情況下不斷壯大的責任，因此列國在進行外交時必須遵循禮儀。《左傳》中劉子指出“勤禮莫如致敬。”[4]由此看出恭敬是禮的核心和基本精神。外交場合是表演禮儀的舞臺，因此禮儀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禮儀作為外交活動的主要表現形式，在外交場合中遵守各種常規的禮儀，是外交活動成功的基礎。

《左傳》 中詳細描繪了外交場合的一些禮儀，如：“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設計之衛也。”[5]這段話中可以看出禮儀的在外交場合中的重要性，臧文仲認為國莊子行為舉止符合禮儀規范又處事謹慎的人執政，整個國家都會守禮，勸魯僖公去朝見齊國最終成功爭取到盟國。

3.《左傳》的外交言辭

《左傳》中的外交活動記錄中不管是國與國間文書傳遞還是不同場合下的言辭都表現出簡約的整體風格。除了極少數篇幅較長以外，都是簡約短小的。主要表現的是國與國之間的敬意，因此更平實質樸又簡約精煉。

外交場合作為各國角力的戰場，充斥著巨大的壓力，因此不論在什么情況下言辭都須圓滿有分寸，不給對方口實。《左傳》中所描繪的在進行外交活動的人在提到自己時都是以非常低的姿態，提及對方的時候均使用敬語。例如，表示感謝用“敢拜君命之辱”，表示順從的時候“唯命是聽。”在遵從與致歉中始終保持著關系的平衡，體現了中國當時獨特的外交風格。

4.《左傳》的外交行人

在《左傳》記載的外交文獻中出現了一批穿梭在各個外交場合的人，被稱為“行人”。行人包含范圍很廣，公子、公孫、大夫等出使他國進行外交活動完成一定的外交使命，甚至會冒著生命危險來往于戰爭爆發的兩軍之間商榷重要事宜提出解決方案等。

按照當時春秋時期的禮儀，列國之間進行交接時必須由行人奉上外交文書，國書是當時最常用的應用文體，《左傳》中也有相關的記錄，大多言簡意賅，措辭上形成一定的套語。當時進行外交活動的行人一定要遵循一定的禮儀規范起草外交文稿。行人只有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才會贏得對方的尊重，也會給自己的國家創造良好的外交環境。那時的人們都非常重視典故，在外交場合中有效的引經據典就會立于不敗之地，“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6]昭公五年，叔向就因為自身淵博的知識贏得楚王的尊重和賞識。

另外，行人也必須熟悉的掌握各國的風俗和禁忌，要嚴格遵守所訪國的禮儀規范。同時也要掌握各國的內政人士情況，給予恰當的接待，并且對制定相關的對策有非常大的幫助。行人經常要面臨生死抉擇的場合，也要時常在戰火中穿梭解決各種麻煩的事情，奉命出使的途中會經歷各種復雜的情形和場面。據裴默農先生記載，《春秋》中“執”國君四十三人，“執”行人8次九人，一人被害。[7]另外，《左傳》中也詳細記載了申舟在知道齊人討厭自己的情況下，面對困難重重和身死異處的風險，依然前往，提前將自己的孩子委托楚莊王，以國事為重，臨危不懼，展現了他強烈的國家責任感。

三、總結

《左傳》外交涉及的活動、諫諍和議論文辭有一部分是當時在場的史官記錄保存，反映了當時的語言風格和思想風格，體現了春秋時代的文風。《左傳》外交中涉及并被保存的嘉言善語都是“言得其要，理足可傳”，[8]為春秋時代盛行“三不朽”說中“立言”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那些流傳下來的記錄大夫之間的唇槍舌劍和應對之詞，包含了春秋時期人們對商周的忠誠借鑒。靈活多變的說服言辭，具有非常強的現實針對性，促進了后世章表和上疏等的形成和規范。除了文學意義外，當時的一些外交記錄保存了相當多的各類禮儀，對于我們現在研究當時的禮儀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呈現了當時的真實場景，再現了一些外交場景中行人的智慧，對于解決今天的外交問題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1] 王啟濤，《中古及近代法制文書語言研究》以敦煌文書為中心[M].巴蜀書社.

[2] 錢鐘書《管錐編》[M].中華書局.

篇6

一、外交語言在商務談判中的禮貌優勢

商務談判是經貿合作雙方為達成某種經濟貿易而進行的協商洽談活動，也是買賣雙方基于維護己方利益最大化或彌補雙方利益差距目的而進行溝通、協調的一種言語行為過程。在交際過程中，保持雙方的友好關系，在言語行為中滲透尊重對方，保護對方自尊心的禮貌信息，是信息交流得以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

為了解決談判過程中既要保護自身利益又要顧及和維護對方面子這一矛盾，取得談判的成功，談判雙方都必須講求使用談判語言的策略技巧，尤其重視針對不同的談判對象、話題、目的和時間，靈活、巧妙地運用禮貌語言，并采取必要的禮貌策略。在商務談判中，常用的四種談判語言有外交語言、商業法律語言、文學語言和軍事語言。從語言對談判的顯性影響和表達效果看，外交語言以其重禮、圓滑、模糊、緩沖、幽默的特性，顯現了其在講究禮貌禮節、維護談判雙方顏面，減少言語摩擦，協調人際關系，拉近情感距離、保持友好關系等方面的禮貌優勢，因而在商務談判過程中被廣泛運用，彰顯出鮮明的禮貌語言功能。

二、外交語言禮貌功用的具體表現形式

（一）運用外交語言創設輕松和諧的會談氛圍

談判雙方初次會談，一般都要作一番必要的相互介紹，說一些寒暄語客套話，以創造良好的談判氛圍、促進雙方相互靠攏，這時以綜合運用文學和外交語言最為適宜。在這里，典型的外交語言表述形式有“很榮幸能與您共同談判該項目。”“有關日程悉聽貴方方便。”“不論有何困難，我想我們雙方應本著平等互利的原則來解決。”“愿我們的工作能為擴大雙方合作做出貢獻。”在介紹的時候如果用帶有濃郁文學、外交色彩的語言這樣說：“我們是小公司，結識的是大朋友。”“過去已有良好的合作關系，愿我們共同寫下更輝煌的一頁。”等，定會給人以強烈的感染力，同時可為后面的正式談判奠定友好和諧的氛圍和良好的談判基礎。會談結束，不管談判結果如何，都應當使用外交語言送客，以繼續維持良好的談判氣氛，做到善始善終，也能體現“買賣不成仁義在”的寬廣胸襟及良好的素質修養。尤其是對未能成交的談判，在送客性的討論中，不管對方持何種態度，始終應以外交語言相待。以禮貌婉轉的語言相勸、相勉，體諒對方因沒有成功的沮喪心情、牢騷和意見，讓對方感受到友情、尊嚴和信義。

（二）運用外交語言維護談判對象的尊嚴

商務談判的全過程采用哪種類型的語言，要依據“有的放矢”、“對癥下藥”的原則和不同類型語言的特性決定。從談判對象的角度考慮，基于外交語言具有注重禮節、維護面子、聯絡感情、拉近距離等禮貌特性，故其適用于所有談判對象，無論身份、性格、態度、年齡和性別差異，也不分高職與低職、性格內向與外向、態度友好與一般、年歲老中青、男性和女性的細化差別，區別僅在于是主要作用還是輔助作用，或者是交織綜合運用。

如果是位高、內向、友好的年長談判者，這類談判對手多立足于促成談判成交，且修養較好，故其談吐講究，舉止禮貌，充分表現出其個人素質，也烘托出其地位和形象。對此自當有相應的回報方顯同等的誠意，故一般均以外交語言為基礎。對于位高、傲慢的年長對手，由于其資歷、個人修養的反差會給年輕的對手帶來一定的麻煩。對待這類談判者可用外交——軍事——外交的語言結構，即敬在先，以從道義上贏得在座者的支持，回擊在后，以挫其銳氣，將其按到平等的座位上談判，再輔之以禮，以給其下臺階的“梯子”，為談判創造良好的氛圍。位高、外向的年長談判對手性格爽直，喜歡快節奏，對此宜以軍事語言為主，但仍應以柔和的外交語言緩和剛硬的軍事語言，以防止談判不適時的僵硬或破裂。對于位低、年輕、內向的談判對手，宜用外交——文學語言結構來表達思想，以使對方感到受尊重，從而鼓起談判的信心。自尊心和安全感會使其感到你的親善，把你當朋友。而有職位、年輕、外向的談判對手多為進攻型談判手，宜用外交語言和商業語言表達思想。這是因為外交語言能表達對對方的尊敬，又能為自己保留余地；商業語言使議題直入業務要害，使防守處在穩健、利害明確的地位。面對條件相當的同齡談判對手，宜運用外交和商業法律語言。因為雙方的背景、閱歷，不必多問即可了解，使用相互敬重、禮貌周全的外交語言，會加速人際關系的融合。面對異性談判對手，宜多用外交語言和商業法律語言。因為外交語言比較容易處理異性之間的各種差異，也能使彼此處在一定距離的合適位置。在以外交語言調整雙方的談判關系之后，再運用商業法律語言談公事，談交易。在這里，外交語言和商業法律語言的交織運用，既能保持異性談判雙方的友好距離，又能有效地進行談判工作。 轉貼于

總之，外交語言能維護談判對象自尊的禮貌特性，使其覆蓋了所有的談判對象，也貫穿于談判的全過程。

（三）運用外交語言禮貌處理談判分歧和談判僵局

談判過程中，如果出現談判分歧或談判僵局這些特殊情況時，局面一般都會很尷尬，談判的氣氛也會很緊張，嚴重的話有可能導致談判破裂。外交語言在處理這種局勢時，能充分運用其圓滑、緩沖、模糊、幽默的禮貌特性，發揮其調節談判氣氛、解除心理壓力的功效。外交語言的重禮性不僅講究說話的對象與身份，還特別注意說話的時機，使聽者感到受尊重，是滿意感策略必不可少的輔助手段。外交語言的圓滑性具有“太極”的功效，柔中帶剛，從不把話說死，在處理談判分歧或緩解僵局時會假設多種可能性，這對談判極具輔助作用。外交語言緩沖性的表述習慣既具有閃避急沖而來的攻擊和壓力的功力，也能給自己爭取時間另做準備，或留有再行動的余地。因而，外交語言的緩沖性表述方式也十分有利于處理談判僵局，推動談判順利進行。

運用外交語言處理談判分歧時，其典型的表述方式有：“此事可以考慮。”“我聽明白了貴方所述意思，等我方研究后再復貴方。”“請恕我不能直接回答您的要求。我授權有限。我將轉達您的意見給有關方面。”“請原諒，我有為難之處，不能滿足貴方要求。如果貴方能提出新的意見，我將很樂意去研究。”“您的要求已涉及我方的商業秘密，我無可奉告。”“如果貴方堅持自己都無法論證的觀點，死守明顯不合理的條件，這將給貴方的形象帶來損害。”

而運用外交語言處理談判中間的僵局或在談判結束階段的危機時，其典型的表述方式則為：“既然如此，深表遺憾。”“我們已盡了我方所能盡的努力。若貴方仍持不理解態度，我方也不會強迫您接受我們的觀點。”“堅持貴方立場是您的權力，但競爭失敗的責任則由您自己負。”“您講了我所想講而沒有講出的話。”“我方的談判大門始終是敞開的。若貴方有新的意見，可以隨時與我方聯系。”“雖然我們沒有取得結果，但所做的工作對于未來的合作是有意義的。”

簡而言之，重禮、婉轉、緩和、含糊、友好的外交語言可以平緩、調劑產生意見分歧或出現談判僵局時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緩解心理壓力，從而為談判的成功奠定輕松祥和的氛圍，確保商務談判朝著預期的目標發展。

（四）運用外交語言鼓勵對方參與談判內容競爭

由于談判的目的不同，在選擇語言類型方面也有差異。一般而言，談判的目的可有三類：成交、貨比三家和送客。為了成交，談判用語要依據談判對象、話題和時間的特征來選擇，并應有較強的策略性。假如談判對手態度好，宜以外交和文學的語言為主進行“軟攻”。而為了比價，談判語言應以外交、文學語言為主，適當配之以軍事語言。運用外交、文學語言為的是鼓動對方積極參加競爭，例如：“這對貴方是個機會。我們是把你當朋友才通知貴方的。”“貴方的條件，有優勢，也有弱點。如能揚長避短，會有成功的希望。”“雖然貴方后來，但往往后來者居上。”“貴方參加競爭，我們表示歡迎。別人的情況只能總的介紹，不能太細，否則有失信譽。對您的方案我們也會保守秘密。”“我會及時通告貴方信息，以給貴方有改進的機會。”像這些友好、親切、鼓勵的禮貌話語，能有效地激發對方參與競爭的熱情和興趣，從而達到爭取多家參與競爭、貨比三家的談判目的。

篇7

 

音樂不僅是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更加便利于各國、各民族之間進行交流的共同語言。音樂可以更加直觀形象地展現出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狀態，在特定的情況下，要比用語言更容易讓別人理解和接受，更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它還有一個特別的有利條件，就是樂譜是通用的，不管是哪個國家或哪個民族的音樂，通過五線譜，相互都能演奏，這就更加便利于相互交流。同時音樂也是現實的反映，對生活的批判。世界各國、各個民族因為其內在的遺傳基因和外在的自然條件不同，形成了一些有特殊性的現實生活,由這些有特殊性的現實生活產生出各種有特殊性的意識形態,音樂就是其中的一種。遠古時期，鑒于自然、社會環境的迥異，造成了中國各地區音樂發展的不平衡。 

我國是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文明古國，對世界文化有著巨大的貢獻。尤其對日本、朝鮮等遠東國家和南亞、東南亞各國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四千多年前，經濟、文化發達的中原地區成為中國音樂文化的中心，秦兼并六國之后出現了二百年統一強盛的西漢帝國，這時中國古代音樂文化的發展進入第一個高峰時期。公元前二世紀，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首次使中國和中國以西的文明形成聯系。 

我們從中國文學史、中國音樂史上可以知道，秦漢的樂論辭賦、六朝的講唱變文、唐宋的傳奇戲劇、明清的話本小說及歷代流傳的民間歌曲乃至宗教音樂，都曾對整個文化和人們的思想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不同的文化，反映著不同的社會習俗和生產方式。人類文化的多元化，是客觀的存在，盡管現代高科技的發展將世界愈來愈緊密地聯系了起來，但世界多元化的音樂文化不會由此而“一體化”。因此，我們應該使不同民族、地域、國家的傳統音樂文化在差別中得到發展，在全球意識下求得繁榮。所以，既要消除歐洲文化中心論的影響，也要去除唯東方文化中心論的狹隘想法，使世界音樂文化在平等“對話”中相互吸收，共同發展。 

音樂不僅能表現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傳統，也能展現一個國家或民族新的形象。音樂的表現手段，有別于其他一些藝術形式，它更加直接，也更加直觀。文學需要專門的翻譯家進行翻譯，而繪畫展現的大多是一些有具體形象的東西，音樂卻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能有力地展現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社會的整體風貌，音樂能夠表現不同的民族性，因此它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展示自我的名片。正是由于音樂可以展示民族形象，所以它經常被當成重要的交流手段。商務談判，需要音樂；婚喪嫁娶，也需要音樂。音樂不僅是民間交流的手段，更是國家交流的手段。 

音樂用于外交，古已有之。我國春秋時期，諸侯國外交中音樂是必不可少的禮儀之一，無論覲見天子、國君相見，以及諸侯國君接見其他國家的使臣，都需要音樂。可以說，沒有音樂，就沒有外交。 

進入當代社會，音樂更廣泛地應用于外交。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各國之間的聯系越來密切了。這種聯系，已經不僅限于經濟交往，還要建立在一個更廣闊的經濟和思想藝術的基礎上，這其中就包括文化交往，且音樂是其中的重頭戲。因為音樂表現的情緒是直接的，雖然世界各國的民間習俗不同，但其心理機制卻大同小異，對情緒的感覺大體是相同的，因此人們欣賞樂曲的時候，就會不由自主被其中所暗含的情緒所左右。音樂的情感性，與它所展現出來的對美的追求，可以超越于人的社會與政治屬性，當音樂用于交往的時候，它可以將音樂的某些功能和特性展示的淋漓盡致。 

 人們在結交朋友，增進友誼的時候，有相當一部分，特別是年輕一代，都選擇去歌城、ktv一展歌喉；畢業生，特別是大學畢業生在畢業時，不管是不是與音樂藝術相關的專業的畢業生都會精心準備一臺歌舞晚會去感謝師恩，傳達同學之間依依不舍的心情以及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做早操、眼保健操、課間操等有益的課外運動時，也都會播放舒緩且有節奏韻律的音樂進行伴奏，讓這些運動變得更加有魅力。 

 結語：中華民族傳統音樂的歷史源遠流長，各民族豐富多采的傳統音樂呈現出各自獨特的風格、形式和特點，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絢麗多彩的音樂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譽。中國音樂的多元化是中國音樂史不可回避也不可逆轉的趨勢，隨著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入，這種多元化的表現方式會更加的豐富多彩。 

 

參考文獻： 

篇8

攻讀博士學位的三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縱深發展、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合作的令人振奮的時期。當前階段，國家基礎建設蓬勃發展如日中天，所學的土木專業正可謂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在此大環境下，經過三年的努力，在思想、專業理論知識、生產實踐經驗，以及個人品德志向等方面，取得長足發展和巨大收獲。

專業上，勤奮學習并提高專業理論知識，爭取更多地了解學科前沿課題和發展方向，同時涉獵人文歷史、組織管理等方面知識，爭做有所專長的知識面寬廣的復合型人才；結合導師的科研項目與工程項目，掌握了從事科學研究的方法，訓練了科技論文寫作能力，并將專業知識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寓學于實踐。

品德修養和組織協調能力上，具有強烈的集體觀念和為實現集體目標努力工作的愿望；與人相處豁達大度、公正開明、不計小利、主動溝通、倡導協作共贏；具有獨立負責、組織協調工作的初步能力。

思想上，再一次堅定立足中國、面向全球，服務國家建設，服務全球建設的信念；依據個人對國家發展歷史、現狀與趨勢的認識、以及對全球需求的認識，確定了個人的立足點和職業方向；堅定擁護國家和平發展道路與獨自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信人們的生活會更加美好。

相信自己能夠從事科學研究、教學工作或獨立擔負本專業技術工作能力，能結合與本學科有關的實際問題進行有創新的研究，能夠組織一些資金和人員積極地服務區域、國家和全球基礎建設。

篇9

攻讀博士學位的三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縱深發展、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合作的令人振奮的時期。當前階段，國家基礎建設蓬勃發展如日中天，所學的土木專業正可謂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在此大環境下，經過三年的努力，在思想、專業理論知識、生產實踐經驗，以及個人品德志向等方面，取得長足發展和巨大收獲。

專業上，勤奮學習并提高專業理論知識，爭取更多地了解學科前沿課題和發展方向，同時涉獵人文歷史、組織管理等方面知識，爭做有所專長的知識面寬廣的復合型人才；結合導師的科研項目與工程項目，掌握了從事科學研究的方法，訓練了科技論文寫作能力，并將專業知識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寓學于實踐。

思想上，再一次堅定立足中國、面向全球，服務國家建設，服務全球建設的信念；依據個人對國家發展歷史、現狀與趨勢的認識、以及對全球需求的認識，確定了個人的立足點和職業方向；堅定擁護國家和平發展道路與獨自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信人們的生活會更加美好。

品德修養和組織協調能力上，具有強烈的集體觀念和為實現集體目標努力工作的愿望；與人相處豁達大度、公正開明、不計小利、主動溝通、倡導協作共贏；具有獨立負責、組織協調工作的初步能力。

相信自己能夠從事科學研究、教學工作或獨立擔負本專業技術工作能力，能結合與本學科有關的實際問題進行有創新的研究，能夠組織一些資金和人員積極地服務區域、國家和全球基礎建設。

篇10

攻讀博士學位的三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縱深發展、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合作的令人振奮的時期。當前階段，國家基礎建設蓬勃發展如日中天，所學的土木專業正可謂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在此大環境下，經過三年的努力，在思想、專業理論知識、生產實踐經驗，以及個人品德志向等方面，取得長足發展和巨大收獲。

專業上，勤奮學習并提高專業理論知識，爭取更多地了解學科前沿課題和發展方向，同時涉獵人文歷史、組織管理等方面知識，爭做有所專長的知識面寬廣的復合型人才；結合導師的科研項目與工程項目，掌握了從事科學研究的方法，訓練了科技論文寫作能力，并將專業知識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寓學于實踐。

思想上，再一次堅定立足中國、面向全球，服務國家建設，服務全球建設的信念；依據個人對國家發展歷史、現狀與趨勢的認識、以及對全球需求的認識，確定了個人的立足點和職業方向；堅定擁護國家和平發展道路與獨自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信人們的生活會更加美好。

品德修養和組織協調能力上，具有強烈的集體觀念和為實現集體目標努力工作的愿望；與人相處豁達大度、公正開明、不計小利、主動溝通、倡導協作共贏；具有獨立負責、組織協調工作的初步能力。

相信自己能夠從事科學研究、教學工作或獨立擔負本專業技術工作能力，能結合與本學科有關的實際問題進行有創新的研究，能夠組織一些資金和人員積極地服務區域、國家和全球基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