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農業管理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農業企業盈余管理動機

（一）內部動機

1、農業行業弱質性的特點。

農業對自然高度依賴，容易受到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的雙重影響，加之基礎薄弱，使得農業具有弱質性。盡管政府極其重視與支持農業的發展，投資周期長以及投資利潤低下、多元經營決策失誤、主營業務衰退等問題，使得農業企業整體業績欠佳，因此農業企業的管理層為了提升業績或者面對監管的壓力有充足的理由進行盈余管理。因而，可以認為農業行業自身的弱質性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盈余管理的發生。

2、農業企業籌資困難。

農業企業籌資主要有內部籌資和外部籌資兩種方式。內部籌資主要是利用自有資金。自有資金的持有數量主要取決于經營業績，我國農業企業投資利潤低，整體業績表現欠佳，自由資金的利用程度是有限的。外部籌資主要是債務籌資，包括發行債券、股票或者銀行借款等方式。不論是發行債券還是發行股票，我國相關法律都有相關規定，尤其是對凈資產收益率有嚴格的限制。對于投資利潤低、總體經營業績欠佳的農業企業來說，外部籌資的難度也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籌資困難是農業企業盈余管理的動機之一。

（二）外部動機

1、政府優惠政策的誘導。

農業作為國家的基礎產業，不僅關乎老百姓的生存問題，還決定著二三產業的發展，因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農業的發展都給予高度支持，如：稅收減免、出口貼息、財政補貼等。然而獲得政府的支持是有條件的，根據國家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關于印發《關于2013年農業綜合開發產業化經營財政補助項目申報評審工作的通知》，對經濟林及設施農業種植、畜禽水產養殖基地項目，農產品加工項目，儲藏保鮮、產地批發市場等流動設施項目實行財政補貼政策，扶持對象為對農民增收帶動作用強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了獲得政府補貼，農業企業必然會利用盈余管理來彌補企業自身不足之處。

2、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健全。

在我國，公司進行上市必須遵循相關的規定，只有滿足了各項規定的公司才能掛牌上市。具體要求包括：上市公司必須保持連續三年盈利，三年累計凈利潤超過3，000萬，三年累計凈經營性現金流量超過5，000萬或累計營業收入超過3億元，且無形資產與凈資產比例不超過20%，過去3年的財務報告中無虛假記錄。因此，上市公司有理由通過盈余管理操縱業績以滿足上市要求。農業企業也不可避免的為了能夠上市而進行盈余管理。

篇2

這里我們并不想對上述兩種觀點進行評判，而只是想說，既然同一段話可以做不同的解釋，一種思想也完全可能產生不同的影響，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就好比小孩子看《紅樓夢》里面盡是吃喝玩樂，青年人看《紅樓夢》里面盡是談情說愛，中青人看《紅樓夢》里面是鉤心斗角一樣。要研究儒家思想對于傳統科技的影響，關鍵應該看被影響的對象是如何做出反映的。正如儒家思想在不斷變化一樣，傳統的知識分子對于農業的態度也并非是一成不變。本文的主人公（1811—1872）對于農業的認識可能就與孔孟有所不同。

出身農家，農業在他一生的經濟和精神生活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即便是后來他做了大官，無需躬耕以足衣食，可他并沒有因此而忘懷稼圃，戎馬倥傯之余，他也采用家書的方式一再教導子弟重視農業生產。咸豐十年（1860）閏三月初四日給紀澤（1839—1890，長子）的信中提到：

昔吾祖星岡（曾玉屏，1774—1849，祖父）公最講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掃潔凈；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此四事之外，于讀書、種菜等事尤為刻刻留心。故余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八事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而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運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

同月二十九日在與其弟澄侯（曾國潢，1820——1885，次弟，行四）的信中也提到：

余與沅弟（曾國荃1824——1890，四弟，行九）論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為法，大約有八字訣。其四字即上年所稱‘書、蔬、魚、豬’也，又四字則曰‘早、掃、考、寶’。……星岡公生平于此數端最為認真，故余戲述為八字訣曰：書、蔬、魚、豬、早、掃、考、寶也。

以后“八字訣”多次出現在的家書之中。

有時，也會把其中與農業有關的幾件事單獨提出來，叮囑再三。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六日在給紀澤、紀鴻的信中提到：

爾等亦須留心于蒔蔬養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

同年九月十七日又向紀澤、紀鴻（1848—1881，次子）再度重申：

家中外須講求蒔蔬，內須講求小菜。此足驗人家之興衰，不可忽也，此諭。

對自己的兄弟也是如此要求。咸豐八年（1858）七月二十一日于在給澄、季（曾國葆，1828——1863，五弟）兩弟信中寫道：

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屋門首塘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下首臺上新竹，過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覘人家興衰氣象，望時時與朱見四兄熟商。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信中又寫道：

家中養魚、養豬、種竹、種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則上接祖父以來相承之家風，二則望其外有一種生氣，登其庭有一種旺氣。雖多花幾個錢，多請風個工，但用在此四事上總是無妨。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再次提到：

押韻之‘書蔬魚豬’，不押韻之‘竹’，千萬留心一一培養。……縣城菜園之人，似尚須請來治菜畦，一切究竟在行些。

事情就出在花錢請人種菜上面。盡管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導自己的子弟要種蔬、養魚、養豬，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兄弟之間卻存在分歧。咸豐十一年（1861）四月初四日字諭紀澤，提議從省城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他說：

鄉間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類多興旺。晏起無蔬之家，類多衰弱。爾可于省城菜園中，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或二人亦可。其價若干，余從營中寄回，此囑。

不料他的建議卻遭到了一直在家料理家務的澄弟的反對。澄弟的意見如何不知，但從的反映來看，兄弟間的斗爭還是很激烈的。咸豐十一年五月十四日，致澄弟家書寫道：

省城雇一種菜之工，此極小之事，弟便說出許多道理來，砌一個大攔頭壩。向使余在外寄數萬金銀，娶幾個美妾，起幾棟大屋，弟必進京至提督府告狀矣。

何以要如此堅決地從省城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呢？城鄉之間的蔬菜種植水平的差異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他在與弟書繼續寫道：

鄉間種菜全無講究，比之省中好菜園，何止霄壤！余欲學些好樣，添些好種，故令紀澤托在省雇工，弟可不必打破耳。

兩個月后，再寫信給澄侯四弟，問：

家中雇長沙園丁已到否？

雖然大部分時間不在鄉間務農，但對于農業生產的關注和實踐，使他對于某些農業生產技術，也有了自己的心得，并能將之運用于生產之中。咸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給澄侯、季洪兩弟的信中提到：

押韻四字，蔬菜茂盛，此是一家生意。細塘上之橫墻不筑盡可，下首須雄過上首，此吾弟之老主意，兄亦頗主此說。且有菜無淤，亦是罔濟，淤亦押韻字也。

這是就菜園周邊環境和施肥所提出的見解。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給紀澤的信中又提出了一個菜園布置之法：

省城園丁來家，宜廢田一二丘，用為菜園。吾現在營課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四尺余寬，務使耘者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澮，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澮終歲引水長流，頗得古人井田遺法。吾鄉老農雖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不講究。我家開此風氣，將來荒山曠士，盡可開墾，種百谷雜蔬之類。如種茶亦獲利極大，吾鄉無人試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試種之。

對于竹木的種植密度也有自己的見解。他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四日給澄弟的信中提到：

黃金堂下手之竹，務須大刪，每二尺寬乃可留一根。柞樹尤宜多芟，否則愈密愈不長也。

他自己對于農業生產深有體會，并能把這種體會，來用解釋讀書時所遇到的問題。古文中有“涵泳”二字，左思《吳都賦》：“#鼊鯖鱷，涵泳乎其中。”唐韓昌黎集十四禘祫議：“臥生遭圣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朱子語類》五‘性理二’：“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陸象山語錄》：“讀書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不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涵泳二字對多數讀書人來說，也許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在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寫給紀澤的一封家書中提到：

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大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勃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

又如“穜種”二字，在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給紀澤的信中提到：

爾問穜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辯論甚晰。穜為藝也（猶吾鄉言栽也、點也，插也），種為后熟之禾。詩之‘黍稷重稑’，《說文》作‘種稑’。種，正字也。重，假借字也；穋與稑，異同字也。隸書以穜種二字互易，今人于耕穜，概用種字矣。

從中也可以看出，對于農業是有相當了解的。

原本是個讀書人，盡管他出自農家，但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讀書的目的便是“跳農門”，所謂“學而優則仕”。仕就是做官，從事治國平天下的大事，而農業則一般被視為小人之事。最典型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孔子鄙樊須的故事。自樊須之后，中國知識分子都不愿輕易地談論有關農業的問題，更不愿意躬親農耕，或從事與農業有關的研究和著述，以遠小人之嫌。以致于在整個中國古代出現了一種“農者不學，學者不農”的現象。這就極大地影響了農學的發展，明代馬一龍在談到他著《農說》的宗旨時說：“農者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農，故天下昧昧不務此業。”而一些從事農業研究和著述的人則往往有一種“作賊心虛”的感覺。

賈思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在提到《齊民要術》的寫作宗旨時，說“鄙意曉家童，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辭。覽者無或嗤焉。”這雖然可以看作是賈思勰的謙虛之詞，但自謙中流露出了自卑的心態。這種因自卑而怕人恥笑的心態，在后世一些農學家身上也得到了反映。如，唐韓鄂在《四時纂要》“序”中說到，該書“雖慚老農老圃，但冀傳子傳孫。仍希好事英賢，庶幾不罪于此。”可見當時人們鄙農的思想并未消除。而詩文更受人們的歡迎，讀書人熱衷于“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身之道”。

宋朝的情況較之唐代要好些，但士大夫們仍然是“以耕桑之事為細民之業，孔門所不學，多忽焉而不復知，或知焉而不復論，或論焉而不復實。”宋代雖然出了不少花譜一類的著作，但這些著作無論是作者本人，或是當時的人都不把它當作農書，有嘩眾取寵之心，而無實事求是之意，“近時士大夫之好事者，嘗集牡丹、荔枝與茶之品，為經及譜，以夸于市肆。”至于“農者，政之所先。而稻之品亦不一，惜其未有能集之者。”正如陸游有詩云：“歐陽公譜西都花，蔡公亦記北苑茶，農功最大置不錄，如棄六藝崇百家”。只是后來有了曾安止爺孫倆的出現才打破了這種局面，為譜錄類著作中增添了《禾譜》和《農器圖譜》兩書。

當然，鄙視農業，看不起農民，這也可能并不是中國特色，而是人類的一種通病。法國著名的遺傳育種學家法布爾（J.H.Fabre）就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歷史贊美尸骨累累的戰場，卻不屑于談論人們賴以生存的農田；歷史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姓名，卻不能告訴我們小麥是從那兒來的，這就是人的愚蠢之處。”但根植于中國文化的儒家思想對于這種愚蠢是負有責任的。

但我們在承認傳統中國“農者不學，學者不農”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的前提下，也必須看到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所發生的一些變化。這種變化可能與科舉制度的形成有關。科舉制度形成之后，使得一些讀書人不得不面臨考場失利之后，自身的生計成了問題。于是唐時便有人說：“夫治生之道，不仕則農。”農業成為人生的第二志愿。唐代詩人陸龜蒙在科場失意之后，便選擇了躬耕垂釣的生存方式，宋人陳旉也以“種藥治圃以治生”。可以說，科舉制度形成之后，士人務農的例子多了起來，但這并非是自覺自愿。

士人對于農業的態度隨著理學的興起而發生變化。理學標榜“窮天理、明人倫、講圣言、通世故”，關注的是社會問題，但他們提出了“格物致知”，“即物窮理”的口號，并運用于自身的實踐當中。農業生產也就成為格物窮理的一個方面，他們開始有意識地參與其中，并研究一些與之相關的理論與技術問題。如朱熹在任南康軍（今江西省星子縣）地方官時，針對當地農業生產中存在的技術問題，了勸農文，提出了一系列相應的技術措施。宋學家陸九淵（1139-1193）就對自家水稻增產的經驗做過總結。明末清初程朱理學的繼承人陸世儀在談到自己涉獵農事的心路歷程說：“自甲申、乙酉以來，教授不行，養生之道幾廢。乙酉冬季，學為賈，而此心與賈終不習。因念古人隱居，多躬耕自給。予素孱弱，又城居，不習田事，不能親執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虞九江兄向有水四在西郭，已躬耕有年矣，為予略說其概。予有薄田二十畝，在二十三都，佃甚貧，不能俱種。予乃出工本買牛具，自往督而佐之。一則古人省耕、省斂之方；一則稍欲涉獵其事，以驗農田水利之學也。”從中可以看出，象陸世儀這樣的理學家涉獵農事，有不得已的一面，也有一定程度的自愿。這也就是他們在農學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原因。陸世儀著作多種，《思辨錄》為其代表作，書中“修齊篇”的一部分講述了區田種法，亦算是有所發明，其中尤以對農業中的三才理論闡述最為值得稱道。清初張履祥作《補農書》也受到了理學的影響。張本人就是一個著名的理學家。他的弟子陳克鑒在“《補農書》引”提到：“農書之補，何為而作也？昔吳康齋先生講濂、洛、關、閩之學，而隱于農，率弟子以躬耕。先生慕而效之。讀書館課之余，凡田家纖悉之務，無不習其事，而能言其理。諄諄以耕讀二字教后人者，于《初學備忘》、《訓子語》中載之備矣。”著有《豳風廣義》、《修齊直指》、《知本提綱》等的農學家楊屾也曾受到與孫奇逢、黃宗羲并稱“三大儒”的李颙（二曲）的影響。

理學雖然部分地改變了人們對于農業的態度，但整個社會對于農業根深蒂固的觀念并沒有根本的改變。對大多數人來說，從事農業是一項不體面的職業。時代就是如此。道光四年（1824）吳邦慶在為農書《澤農要錄》所作序中指出：“古無不學之農，……亦少不農之士。后世農勤耒耜，而士習章句，判若二途。故農習其業而不能筆之于書，士鄙其事而末由詳究其理。”一般讀書人對于農業還是不屑一顧的。

是個大人物，用梁啟超先生的話來說，“曾文正者，豈惟近世，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孟子說：“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以這樣的大人，何以要念及小人之事呢？原因有三：

一是家教。曾家從其祖父曾星岡開始便以耕讀為治家之法。曾星岡年少時雖然也沾染過不少“游惰”習氣，引起一些人的譏笑，但自35歲起立志自責，苦心致力于農事。他居枕高嵋山下，見到“壟峻如梯，田小如瓦”，覺得不便耕作，便領著耕夫“鑿石決壤”，“開十數畛而通為一”。與此同時，他又精心鉆研水稻和蔬菜栽培技術及管理方法。為了增加收入，他“入而飼豕，出而養魚”，一年四季，“彼此雜職”，無有空閑。他曾對等孫輩說：“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這種親耕勞作的觀點，對于兄弟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從給子弟的家書中即可以看出這點。

二是理學。重視農業雖然出自家傳，也是受理學的影響所致。在京中時，追隨唐鑒、倭仁等人講習理學。唐鑒號稱理學大師，在京城士林中聲望較高。他告誡，讀書“當以《朱子全書》為宗”，“此書最宜熟讀”，可以當作自己學習的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為瀏覽之書”。朱子等理學大師對農業的認識與重視，肯定會對產生影響。是一生尊奉程朱理學，以“理”為世界萬物之本，同時極其重視經國濟世之學。

三是認識。在繼承前人的思想之上，也有所發展。如果說，唐宋士人將農業看作是治生之道，宋明理學認為是格物所需，則將農業看作是持家之道，他是從家族的興衰來看待農業問題的。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給他的幾個弟弟的信中寫道：

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愿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愿其為仕宦之家。

咸豐四年四月十四在給四個弟弟的信中提到：

吾家子侄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之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項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于佚矣。

八月十一日的信中再次囑咐：

子侄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凳，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以為有損架子而不為也。

同年早些時候，曾手寫過一副由其父曾麟書親自撰寫的一幅對聯：

篇3

華北地區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認為出現于兩漢，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認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時期才形成一種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實，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終未能成為華北的種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晉在《群芳譜》中說：“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擬種棉者，勿種，……若人稠地狹，萬不得已，可種大麥、裸麥，仍以糞壅力補之，決不可種小麥。”很明顯，能夠種植水稻、棉花的地區，是華北平原氣候、水利條件較好的地帶。然而據王象晉所說，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實行的障礙是肥料問題。

華北地區的自然條件遠比南方差，農民很難以自己的土地以外獲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華北的社會條件—商業性農業不發達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們購買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為了解決肥料問題，北方農民創始了綠肥作物與糧食作物的套種制。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驥種。七月八月犁掩殺之。為春谷田，則畝收十石。”可見，在那時為了解決肥料問題，是以犧牲一熟為代價的。

華北地區實現二年三熟的另一個障礙是勞動力問題。這一問題可從明代耿蔭樓在農書《國脈民天》中提出的“親田法”得到說明。耿蔭樓在天啟、崇禎年間在山東臨淄、壽光做知縣，他認為：“青齊地寬農惰，種廣收微。”耿蔭樓還認為，一戶人家是種不了百畝耕地的。耕作時，應把其中的八十畝照粗放經營方式耕種，其余二十畝則精耕細作。如果年成豐穩，這二十畝的收獲必比粗放經營的八十畝高出數倍。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王家賓《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戶三十萬，耕地為十三萬六千頃，以戶量地每戶平均45畝。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積較少的地區。以萬歷六年（1578）為例，北直隸每戶平均耕地為115.79畝。河北與北直隸接近，為117.14畝。山東為45畝[3]。這些省的戶均耕地面積都或等于或超過青州，自然都屬于“種廣收微”的粗放經營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實行二年三熟制的種植制度的。

此外，從人地關系的發展來看，當農民還有大量墾殖荒地的可能性時，是不會以實現二年三熟來提高復種指數的，而明代的情況正是這樣。據《天下郡國利病書》轉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話說，河南各府中開封、汝寧、歸德、南陽等府，明初因荒蕪嚴重，稅糧最輕，經過多年墾辟，“各府之荒蕪，皆盡開墾”。北直隸各府的土地，根據《畿輔通志》卷三十二畝賦志所載數字累計，萬歷年間實丈畝數是492，564頃。比弘治十五年凈增222，859頃，增長了八成[4]。山東各府耕地增長的全面情況資料不足，從兗州、東昌兩府看，其耕地的增長亦屬可觀。兗州府轄濟寧州，舊額糧地4000余頃，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鄆城縣耕地增長，根據崇禎年間縣志記載，嘉靖年間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華北地區耕地面積增長如此之速，而未墾荒地尚多。嘉靖《山東通志·風俗篇》說，明朝“承平百余年，休養生息，濟、東、兗頗稱殷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說明華北地區墾殖的潛力還是很大的，較多的勞動力流向墾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勞動力更加不足，只能實行粗放經營，根本談不上實行二年三熟的種植制度，提高復種指數。

[1]萬國鼎：《農史文獻中所見的農作制》，《中國農報》，1962年第2期。

[2]閔宗殿、董凱忱、陳文華：《中國農業技術發展簡史》第109頁。

[3]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乙表32，明洪武、弘治、萬歷三朝每戶每口平均畝地數。

[4]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發展

雍乾之際，二年三熟制開始在華北發展起來。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華北已較為普遍。在《憲廟朱批諭旨》中有大量關于直隸、河南、山東“收獲之地布種二麥”以及“麥收之地……耕犁布種晚谷秋豆”[1]的記載。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種麥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夠在田間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麥。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復種組合中不能不以小麥為主作物，然而再根據麥收之后積溫的多少與生長期的長短來搭配其他作物。因此，華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決于種麥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間，華北各省大力提倡種麥，如“直隸各州縣凡高阜之處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種冬麥，比舊甚廣，滋長發生，青蔥遍野。”[2]順德、廣平、大名三府州縣“種二麥者十居八九”[3]。“東省農務麥田最關緊要”，“各屬種麥甚廣”[4]。至于河南，“產量唯二麥為最廣”[5]。清政府鼓勵農民種麥，是和推廣二年三熟制聯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農司奏請飭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畝只令種麥時，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駁斥：“地脈肥瘠不同，其播種所宜應聽農民相地土之宜自為布種，可兩熟者，農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強之再種”[6]。這也從側面說明當時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經相當徹底了。

其二是肥料問題的解決。為了解決肥料不足與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農民采用了以糞肥代替綠肥的辦法。糞肥的應用同人口的數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國農業的發展（1768-1968）》一書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興府施到地里的糞肥，恰好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華南的同一數值相同。那時候，該府人地比率也與三十年代整個華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區，施用糞肥的數量要少得多。”《致富奇書廣集》曾說“北方不能用（人糞尿）”，實際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廣人稀，而人糞尿來源不足，才得不到相應的重視。這種情況到清代中期才大為改觀。十八世紀刊行的北方農書《知本提綱》把肥料分為十類，把人糞歸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綠肥歸為一般的最下等。當時山東農書《農圃便覽》也有“人糞為上”的提法，可見，這時人糞已取代了綠肥的地位。北方農民還大力飼養畜力牽引大型化所必須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來獲得大量的畜肥。我們從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書》中可以了解到，山東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從鋪滿地磚、深達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產出大量被稱作“池發糞”的肥料，隨著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質就更明顯了。養豬也大量地發展起來。據蒲松齡《農桑經》可以看出當時山東流行地主強迫佃農養豬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隨著人口增加而來的人糞的增加，解決了華北肥源不足的問題，使華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發展起來。

其三是人口的壓力。清代的人口問題自康雍之際已見端倪，但真正因人口問題而造成經濟壓力，還是在乾隆以后。從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隸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凈增175.16%；山東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凈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凈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卻分別降至7.01畝、7.6畝和10.16畝[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劇減造成了糧食供給不足，糧價不斷上漲，驅使農民大量開墾荒地。但是，靠墾荒來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進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為減緩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減少也為實行二年三熟制準備了充足的勞動力條件。顧炎武在《日知錄集注》水田注中說：“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畝。”蒲松齡著的《農桑經》也說：“大約春秋田三十畝，必用一人。”尹會一在《敬陳農桑四務疏》[8]中以此作為精耕細作、兼收倍獲的標準。按每戶七口二丁計算，至此，直隸、山東、河南都達到和接近了這個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這一時期迅速發展起來。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東巡撫岳睿奏折，《憲廟朱批諭旨》第15函，第5冊，第32頁。

[2]《憲廟朱批諭旨》第13函，第6冊，第10頁。

[3]同上，第12函，第3冊，第3頁。

[4]同上，第15函，第5冊，第32頁。

[5]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20頁。

[6]《大清高宗純皇帝圣訓》卷211，第9頁。

[7]《清朝文獻通考》卷4，回賦4《田賦之制》卷19，戶口1。

[8]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11頁。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際，華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異，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實行一年兩熟制外，其余地區普遍實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種高粱或棉花，秋后種麥，來年麥收后種豆或晚谷，周而復始。在作物中，除小麥外，“高粱為盛”，這是因為河南地屬平原，夏季多雨易澇，“唯高粱質粗而桿長，較他谷為耐水，故種植者廣”[1]。又因為黃河流經河南，兩岸堤長工險，每年搶險都用秫秸（高粱桿），向民間征用較多，因此農民普遍種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東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謂平壤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種麥，麥后種豆，豆后種蜀黍、谷子、黍稷等。澇地（俗謂污下之地為澇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種子……，麥后亦種豆”[2]。作物除小麥外，以豆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麥后種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齡（山東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農桑經》和丁宜增（山東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農圃便覽》中都有“趕雨種豆”，“且割（麥）且種”的說法。山東種豆較多，一方面是因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師官兵牧養馬駝需用”，另一方面，是因為山東和江南相鄰，“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糧食”[3]。河北在華北三省中是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地區。這主要是受氣候和土壤條件的影響。一般來說，保定以南太行山東麓平原地區，水土條件較好，而“農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別是河間、天津、順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堿，“農工亦茍簡”。所以不同地區之間單產高低很懸殊。南部地區較高，北部地區則處于低而不穩的水平。如河間府河間縣，“地鮮膏腴，竭終歲之力，收入頗寡，履畝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慶有年矣”[4]。永平府灤州“不知水利，旱澇皆聽于天，計豐歲所收，每畝不過四五市斗”[5]。至于偏遠的山區，產量更為低下，易州廣昌縣在七月即已降霜，該地主要在清明時種麥、豆和五月種粟等作物，即使是豐年，每畝產量也不滿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區天氣較冷，土壤條件差，作物的生長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為特別種麥需肥多，種植期長，產量低，所以種植較少；而雜糧因為生長期短，適應性強，產量較高，種植較多。因此，河北是華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較差的地區。直到民國時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縣“有一地純種一谷者”[7]。河北的糧食作物有小麥、大麥、谷子、高粱和豆類。其中小麥、谷子占有較大比重。“土俗谷雨種谷，小滿中黍稷”[8]。“麥既登場……，或以種豆或以種禾”[9]。種的禾名叫“六十日還家”，看來是生長期較短的作物，適合當地的氣候條件。

實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優越性。

首先，從經營效益來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種輪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補償。“北方各省，農產種類極多……，凡是充分利用這些不同作物輪植的地方，上等土地無須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獲”[10]。在河南、山東的二年三熟地區，其基本輪作復種方式是：麥—豆—秋雜，這是豆類作物與谷類作物的輪作復種。在這種二年三熟的輪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對維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證輪作周期糧食的總收量來說，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強大的固氮能力，據文獻記載，通過種植大豆能為每畝土壤積累氮素20斤，相當于硫酸銨100斤，或粗肥1萬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種麥，經冬閑之后，加強土壤養分的礦化作用，然后種植春谷或高粱，能夠增加產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麥為主作物的，“通常麥價高于粗糧價格一倍”[11]，經濟效益遠較單種雜糧為優。同年，還可以種高粱、豆類、谷子，解決飼料、燃料等問題。

其次，從勞動效益來看，實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區勞動期較長。從蒲松齡的《農桑經》和丁宜增的《西石梁農圃便覽》來看，勞動期都在十個月左右，一年間的農活分布，是較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區一年中最忙的時間只有十幾天，農民的剩余勞動時間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輪作換茬方式及其相應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進行，使勞動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調劑，便于實行精耕細作。農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為兩部分輪耕的。雍正十年，河東總督田文鏡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為兩部分輪耕的情況：“豫省民俗大率廣種秋麥，并無余地留種春麥。間有未種秋麥地畝，皆留以播種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項”[12]。乾隆十年，尹會一在《敬陳農桑四務疏》中也做了類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國事情》還介紹了山東煙臺附近兄弟二人“四十畝地分作兩份，輪換耕作”的情況。農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種分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來種植，三月種高粱早谷，五月種豆，八月種宿麥，使播種前后的各種收獲和中耕鋤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從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間斷地分配農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獲期按品種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點，也有利于農活的平均分配。

[1]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20頁。

[2]劉貴陽：《說經殘稿，沂水桑麻話》。

[3]馮柳堂：《中國歷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頁。

[4]乾隆：《河間縣志》卷3，《風俗》。

[5]嘉慶：《灤州志》卷1，《風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風俗》。

[7]《三河縣新志》卷75，第2頁。

[8]《憲廟朱批諭旨》28冊，第71頁。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隸總督宜兆熊、協理直隸總督劉師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義》第38頁，《叢書集成》1336冊。

[10]《北華捷報》，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頁。

[11]景甦、羅侖：《清代山西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第56頁。

[12]《憲廟朱批諭旨》第11函，第8冊，第43頁。

二年三熟制與華北農業的商業化和集約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華北農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首先，自然經濟的農業開始向商業化農業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民能夠生產出更多的商品糧投放市場，并且逐漸地把原來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來，改種經濟作物。據乾隆時編纂的河南《光山縣志》記載，當地農民“終歲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糶”，“鄰縣遠方車騾運載不絕于途”[1]。同期的《羅山縣志》也記載“北人糶販步小車驅驢往來如織，日去米不下數百石”[2]。當時還形成了經濟作物產區和糧食作物產區的分工。如“山東臨清州所需糧食，麥、谷由河南販運。秫梁由天津販運”[3]。甚至有些地區，種植糧食作物完全是為了出售，如河南嵩縣人民食粟、麥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卻在嵩縣大量種植，其原因無疑是“多得緡錢”[4]。糧食的商品化還表現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稱產麥之區，遂有山西富商大賈挾其厚資乘麥收價賤時在于馬頭集鎮廣收麥石，開坊踩曲。每商自數十萬以至數百萬塊不等”，“耗麥奚啻數千萬石”[5]。乾隆初年，圍繞著禁曲還是開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場爭論。由于農民手中的余糧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終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開禁。

農民不種糧食，改種經濟作物，一方面是因為手中有了余糧，另一方面是受市場價格的影響。如棉花價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農民種植較多。乾隆年間，棉紡業發達的松江，部分原料販自山東、河南[6]。直隸種棉，比山東、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間，已相當普遍。直隸的冀、趙、深、定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種煙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種植更為普遍。山東的濟寧州，雍正年間“膏腴皆為煙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內業煙者六家，“每年買賣至白金二百萬兩”[10]。直隸、河南種煙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種煙葉靛苗，稻田漸減”[11]。河南鄧州“縱橫數十里，皆煙田”[12]。其次，粗放經營的農業開始向集約經營的農業發展。歷史上，華北的農業一直是粗放經營。張士元在《農田議》[13]中曾經勾畫出康熙實年華北農業的輪廓，“逾淮而北過山東直隸之境，則平原曠野，千里荒蕪，雖有種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歲收益薄。”尹會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陳農桑四務疏》[14]中，也生動地描繪了華北農業的粗放經營景象：“北方地土遼闊，農民唯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這種情況隨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開始發生變化。乾隆中期以后，華北農業出現了集約化傾向。

華北農業的集約經營主要表現在資本集約和勞動力集約上，它是一種把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活勞動，集中投入較少的土地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經營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華北的農業進入了良性循環；單位面積糧食產量的增加，使農民可以把部分原來種糧食的土地改種經濟作物，通過出售剩余的糧食和經濟作物獲得農業資金，還可以用剩余的糧食喂養大型牽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據乾隆二十年成書的《西石梁農圃便覽》記載，山東省青州府日照縣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養的大型牽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為數不少。二年三熟地不僅產量高，而且能生產商品價值高的麥和大豆。據景甦、羅侖的《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一書，山東省濟南章邱縣東礬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種植和出售麥子和大豆而發家的。太和堂在光緒時期，除了飼養十七頭耕畜外，還飼養著四十只豬和一百多只羊。這些家畜每年可產肥五千余車。從同書中引用的樹荊堂畢家的事例也可看到，畢家養有十幾頭牛和一百多只羊。這三家都是地主，種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麥—黍、豆—休閑的二年三熟制，都飼養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積肥都比較多，經營都非常成功。雖說他們不一定能完全代表華北農民的經營方式，但是，這種大牲畜耕作的資本集約的經濟方式，無疑是當時華北地區占統治地位的經營方式。

華北農業的資本集約和勞動力集約還表現在經濟作物的種植上。如種植煙草，“必擇肥地，用十成糞”[15]，每萬株需要“灰糞二三百擔，麩料糞水在外”[16]。山東濟寧州，種植煙草和種包谷的人工費用是四與一之比。“其工力與區田等”[17]，種植煙草所需的肥料和勞動力因地區而異。據包世臣的估計，煙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勞動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還種植著靛藍等經濟作物，也是需要花費大量的勞動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為集約經營的經濟作物，更是無庸置疑的。

總之，華北農業的商業化和集約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為開端的，二年三熟制促進了華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就此來說，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經濟意義。

[1]乾隆：《光山縣志》卷13，第6頁。

[2]乾隆：《羅山縣志》卷1，26-29頁。

[3]方觀承：《方恪敏公奏議》卷2。

[4]康基淵：《嵩民種田說》，康為乾隆時人，該書作于1765年前后。

[5]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5，5頁；卷1，21頁。

[6]葉調生：《鷗陂漁話》卷4，引吳偉業：《木棉吟》。

[7]嘉慶：《一統志》卷60，東昌府二。

[8]方觀承：《御制棉花圖》跋語。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請定經制札子》。

[10]乾隆：《濟寧直隸州志》卷3，臧咸：《種蜀黍記》。

[11]包世臣：《安吳四種》卷6，14頁。

[12]吳邦慶輯：《畿輔河道水利叢書》，《水利營田圖說》，磁州。

[13]杜修昌：《中國農業經濟發展史略》。

[14]《皇朝經世文編》戶政十一，農政上。

[15]劉貴陽：《說經殘稿》。

篇4

科學理論是實踐變革的指導。本世紀以來，先后出現了四種全球性與農業有關的思潮，即農業現代化、綠色革命、自然農業與可持續農業。作為一種思潮，往往是狂風般的蜂擁而來，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種思潮中科學性強的理論能經受歷史的考驗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經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學性不強或反科學的理論只能熱鬧一時而自然地退出歷史的舞臺。當代受各種思潮沖擊的人們，必須保持冷靜頭腦，分析思潮產生的背景、實質性內容、利與弊，進而辨認其科學的真偽，從而從本國本地的情況出發，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任何對農業思潮的盲從或“拿來主義”都會導致行動或決策中的失誤。

一、農業現代化思潮－－二十世紀的主旋律

從原始農業轉變為傳統農業，再從傳統農業轉變為現代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或地區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紀工業與科學技術發展為農業現代化準備了條件。1892年第一臺拖拉機問世，1840年李比希營養歸還學說出臺，再加上達爾文雜種優勢理論與摩爾根遺傳學理論等，促進了農業現代化思潮與行動的產生與發展。其主要內容是以現代工業裝備農業，實行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水利化；以現代科學技術武裝農業，用雜交玉米等高產新品種與新耕法替代老品種老經驗；以現代經濟管理理論和方法經營農業，用開放式的商品經濟替代封閉式的自給性傳統經濟。

農業現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動了現代農業的發展，世界農業一反過去幾千年老牛破車的步伐，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就。本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率先實現了以機械化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現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積40％人口24％的工業化國家先后實現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從本紀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長2．3倍，農業產值增加24倍，用事實否定了馬爾薩斯關于人口增長快于糧食增長的悲觀預測。勞動生產率空前提高，美國一個農民人均產糧已達110噸，產肉101噸，可養活80個人。目前，由于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加上糧肉生產過剩而將注意力轉向環境，因而作為一種思潮的農業現代化已經不再受青睞，但實際行動仍在繼續，而且進一步向現代化邁進。發展中國家正在進行的綠色革命實際上也是農業現代化思潮的影響而衍生的一種行動。

現代農業在產生奇跡般增加產品與效益的同時，由于曾對資源環境的忽視而帶來某些負面效應。例如能源消耗急劇增加，從1950年的0．36億噸增加到1985年的2．6億噸石油當量，因而有人貶稱之為“石油農業”；農藥、除草劑等化學品對環境與食品安全構成威脅；有人還擔心大量施用化肥會不會破壞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還將主要是工業化引起的水、空氣污染也歸咎于現代農業。這些問題正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近來已將資源環境良化納入并作為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內容。

二、自然農業思潮——一次超凡脫俗的嘗試

作為一種對農業現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現了企圖替代現代農業的第一次嘗試，即自然農業思潮。其派別與口號多種多樣，如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生物農業、替代農業、再生農業、自然農法、超工業農業等等。形成了在學術界頗有影響的農業思潮。較有名氣的英國真菌學家霍華德提倡的“有機農業”，1971年美國土壤學家艾希瑞克發起的“生態農業”，日本的福岡正信寫了一本《綠的哲學》，提倡無施肥無耕作無農藥無除草的“自然農法”等。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歸樸還真，與自然和諧一致，盡量減少人類對自然的干預，主張低投入；在技術內容上強調傳統農業技術，提倡堆肥、輪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現代農業科學技術中的人工合成化學品（化肥、農藥、除草劑、飼料添加劑）與生物工程技術；在管理上主張小型，自給自足，強調農戶（場）內閉合式物質循環而排斥農戶外的投入。這股思潮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不大，但受生態至上的環境保護主義的推動，在學術界曾一度時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爭論甚大，提倡者認為這是一種農業的“理想國”，反對者認為是“復古”，是“神話”。

自然農業思潮有其積極與消極的方面。它強調崇尚自然，對喚起環境保護意識起了積極的作用，糾正了現代農業只強調產品與效益而忽視資源環境的不足；它所強調的某些傳統農業技術仍有其積極的作用；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作為一種農業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況下少量應用（如旅游景點、安全食品）也是不足為怪的。另一方面，這股思潮又極端地強調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動作用，反對投入，反對人工合成品，企圖返回古代式傳統技術而否定現代科學。在理論上，違反最基本的能量轉換與散逸定津，企圖實行自我封閉式的物質循環模式，而滑向科學上的倒退。因此，作為一種農業的整體戰略是不足取的，在實際生產上，由于它只強調保護自然資源環境而忽視生產與經濟，因而不能廣泛地被農民與政府接受。在歐美試行的各種自然農業模式，比重極少（占耕地千分之幾）。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漸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續農業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續農業思潮——當前的熱點

本世紀中后期，為抵制工業化所產生的消極影響，環境保護主義風起云涌席卷全球，羅馬俱樂部悲觀主義的代表作《增長的極限》譯成了幾十種文字，“生態危機”、“糧食危機”、“資源環境危機”、“經濟滯脹”，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說法震撼人心。在農業上，鑒于自然農業嘗試的失敗，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可持續農業的思潮，企圖以此作為替代現代農業的第二次嘗試。

在吸取現代農業、自然農業優缺點及成敗教訓的基礎上，可持續農業思潮既強調糧食安全與發展農村經濟，又強調保護資源環境，實現生產、經濟、生態三個持續性的統一。既強調發展當前的農業而又不破壞資源環境，兼顧當前與長遠，促使農業與農村的可持續發展。

與自然農業受到冷落的處境不同，可持續農業思潮一出現，國際社會即刮目相待。許多國際機構，聯合國糧農組織、開發計劃署、環境署、世界銀行以及許多國際性農業研究機構都紛紛以此作為發展農業的指導思想，有的國家政府或議會還通過相應決議與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的“發展與環境”世界首腦會議上通過“21世紀議程——可持續發展”的宣言，成為一個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開了“國際持續農業與農村發展學術討淪會”，1994年4月中國國務院通過“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人口、環境、發展”白皮書，其中將農業與農村的持續發展作為重要內容之一。

作為一種農業發展的戰略方向，可持續性獲得了國內外各界的廣泛贊同。強調農業的當前與長遠的結合，重視持續能力的建設，這是具有重要理淪與現實意義的。當然，由于時間尚短，對于可持續農業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見仁、意見各異。可持續性究竟只是一種思路或農業的屬性，還是一種策略與模式等問題尚在爭論中。至于可持續農業的定義、內涵、技術體系等更是眾說紛壇。一些西方國家專家簡單地將環境保護技術或自然農業提倡的某些傳統農業技術移花接木就作為可持續農業的技術內容，有的甚至以傳統技術排斥現代科學技術，或只強調環境而排斥發展。這些觀點招致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異議與批評。越來越多的人傾向干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農業的思路與戰略，而不是一種具體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將某些西方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續農業的頭上。也有人認為可持續農業內容空洞難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羅馬召開的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上，糧農組織盡管仍強調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轉而將農業與糧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讓給了“新的綠色革命”。

至于農業現代化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我們的認識是，這兩者不是對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為補充的關系。農業現代化與可持續化是從不同角度上反映了農業發展的方向與戰略，可持續性強調了農業發展的態勢與后續能力，彌補了原有農業現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農業現代化中有關物質裝備現代化、技術現代化、商品化、市場化等各項內容。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講，今后的任務，是將傳統農業轉變為在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現代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與持續化。

四、綠色革命思潮——發展中國家振興農業之依托

本世紀六十年代，在發達國家基本實現了農業現代化的同時；在發展中國家開展了有聲有色的綠色革命。這一思潮與行動的主要內容是通過推廣高產新品種（如矮稈小麥、矮稈水稻、雜交稻）帶動農業的全面發展，但只改變品種而不改變生產條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形成了種子十化肥＋灌溉三駕馬車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稱之為“肥水農業”。其實質是農業現代化的一種衍生與前奏曲。由于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弱、勞力多、規模小，因而與發達國家不同，其強調的重點不是機械化而是投資少見效快的新品種與化肥、農藥等，水利對多數地處熱帶、亞熱帶的發展中國家十分重要。綠色革命在亞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積極的效果。六十年代以來，整個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快于發達國家。以1961～1965年作為100％，1992年發達國家農業生產指數149，而發展中國家為238（中國280）。八十年代后期與1950年相比，農業總產值發達國家增加0．86倍，而發展中國家達1.64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農業總產值之比也由2：1變力1：1。

可惜，作為一種思潮，綠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運。一些來自發達國家的專家批評綠色革命造成了農村兩極分化，貧苦農民困無力購置新品種種子、化肥、農藥等而難以從綠色革命中得到好處。隨后自然農業、可持續農業思潮又接踵而起，這樣，綠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來。但是，這一思潮指導下的行動卻在發展中國家繼續開花結果。其中，中國與印度被認為是綠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紀以后，綠色革命在羅馬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上重新被提了出來。出乎許多人的預料，聯合國糧農組織并未將當前世界的熱點——可持續農業——作為農業發展與糧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將“新的綠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種、化肥、灌溉、農藥在農業發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別強調化肥與灌溉是“新的綠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所謂“新”主要有兩點。一是綠色革命的四大技術手段必須與社會經濟環境相適應，采取相應的政策與科技進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將綠色革命的各項技術建立在可持續發展基礎之上，重視對資源環境的保護。也曾有人主張將新的綠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礎之上，但鑒于來自生態保護主義的強烈反對與抵制，聯合國糧農組織采取了十分審慎的態度。總的認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國際爭論的焦點，發展中國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處”。

五、中國農業現代化之路——集約持續農業

以上四種思潮各有所長與所短，各有它的背景與適應性，農業具有極大的地域性與差異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發展農業的思路、目標、內容、技術體系都不盡相同。發達國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類60公斤，而發展中國家卻分別只有250公斤與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將關注的熱點放在環境上,而后者仍將發展生產增加農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羅馬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上與會的60位首腦中,來自發達國家的僅有一位，說明了立場與愛憎的分明。因此，我們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種農業思潮與理論精華的同時，一定要冷靜地加以辨別，關鍵在于“中國化”。

1949年以來，中國的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與農村生態環境獲得了持續的發展與改善。但是目前農業生產與環境形勢也日趨嚴峻，怎樣養活養好十多億中國人已成為世界注目的焦點。在羅馬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期間一位美國記者提出：“你認為中國真的能夠達到糧食自給嗎？”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內,如果我們真正去努力搞好農業，而且按適合中國國情的方向道路去進行的話，做到糧食基本自給（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國式的農業發展的方向道路呢？

篇5

Abstracts:Ecologytourofagricultureemergedinthe60’sof20century,whichhasthecharacterofvacation,entertainment,demonstration,knowledgeandeducationfunction.Formulateanecology,cultureandtourindustry,Undercertainsocialeconomicscondition,itwillbethenewmodelofagriculturalexploration,whichexploitagriculturallandscape,ecologicallandscapeandfarmlandlandscapedeeplyandoverlappingwithtourindustry.Inthispaper,theconnotationofecologytourofagricultureisadvanced,andempiricalanalysisofZhuhaieco-agricultureS&Tzoneisconducted.Aftersummaryofitssuccessexperienceandoperationmodel,webelieveitisthedevelopmentmodelthatChinawillbeadoptedrecentlyandfuture,anditseffectiverealizationwayis.tosetupEcologyTourofAgriculture.

Keywords:ecologytourofagriculture,explorationmodel,empiricalanalysis

一、引言

生態旅游農業是一種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的具有旅游、休閑、示范、求知、教育功能的生態文化旅游產業。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的收入不斷增加，消費需求也在不斷更新換代，加上政府積極宏觀引導，及時推出了“黃金周”節假日，為城鄉居民休閑消費提供時間保障，許多工商企業紛紛響應，加大投資力度，抓緊開發生態旅游資源，增加城鄉居民選擇的旅游天地。據統計，我國東部沿海省份抓住機遇，大力發展生態旅游農業，已見成效。如浙江金華石門農場的花木公園，富陽縣的農業公園，福建漳州的花卉、水果大觀園，廈門華夏神農大觀園，上海浦東孫橋現代化開發區等。廣東省已發展80多個觀光果園，每年接待游客400多萬，收入達10多億，有力地帶動了周邊農民致富。

二、生態旅游農業的內涵

1、生態旅游農業的概念

生態旅游農業是以農業生產為依托，使農業與自然、人文景觀以及現代旅游業相結合的一種高效產業。它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僅指用來滿足旅游者觀光需求的農業；廣義的生態旅游涵蓋較為廣泛，主要包括“觀光農業旅游”、“休閑旅游”、“鄉村旅游”、“農村生態旅游”等不同概念，具體講是指在充分利用現有農村空間、農業自然資源和農村人文資源的基礎上，通過以旅游內涵為主題的規劃、設計與施工，把農業建設、科學管理、農藝展示、農業產品加工與旅游者的廣泛參與融為一體，是旅游者充分體驗現代農業與生態農業相結合的新型旅游產業。

發展生態旅游農業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第一，要有具備開發農業生態旅游的資源基礎。生態旅游農業是一種以農業和農村為載體的新型旅游觀光農業，必須建立在具有可供旅游觀光開發的農業資源基礎上，從而把農業資源轉化成旅游觀光資源，擴大農業資源的功能。第二，要突破傳統農業的生產模式。對傳統農業進行加工和包裝，把農業生產、科技應用、藝術加工和旅客參與農事活動融為一體，成為一種新型的農業生產經營形態，突破傳統農業的生產模式，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第三，要以生態旅游為導向。農業生態旅游是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基礎上，拓廣了生態旅游觀光功能，巧妙利用城鄉各種差異來規劃、設計、組合而引起旅游者消費欲望。使旅游者親身感受和參與現代農業技術與生態農業等大自然情趣，把現代農業及自然資源景觀與旅游資源融為一體，最終達到生產、生活、生態的有機結合，既發展了農業，又保護了環境。第四，觀光農業旅游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伴隨著近年來農業產業化發展的新趨勢，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成為人們關注的新興課題，而旅游業以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在此種情況下，經營者迎合當今社會人們追求“個性化”、“生態化”，回歸自然，返樸歸真的需求心理，把兩個領域有機結合起來而成為一個新的項目，是農業和旅游業的進一步延伸，也是農業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

2、生態旅游農業的特征

與傳統農業和旅游業相比較而言，生態旅游農業具有如下特征：

（1）功能齊全、雙重效益。生態旅游農業為旅游者提供了一定的鄉村空間，旅游者在景區內觀光、休閑、參與娛樂、品嘗美食。甚至親自勞作，既增長知識，親近自然，又陶冶情操。園區內還可舉辦節日慶典活動，加強游客之間感情交流，傳播信息，增進友誼，縮小差距。企業和農民則通過銷售產品，提供食宿服務和勞務以增加收入。

（2）保護環境、持續發展。觀光農業的建設嚴格按照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的要求進行生產，只允許在殘留有害物質規定標準范圍內適量的使用化肥、農藥，其產品為無公害的、安全、營養的綠色保健食品，大量減少了對環境的污染，生態環境優美，生物多樣性在這里得以充分體現，植被覆蓋率也大大高于一般農區。這種生態環境的保護與利用相結合，適當注重社會效應和經濟效應的做法，遵循了農業發展的規律，符合農民的利益，使農業走向一條健康的持續發展道路。

（3）回歸自然、身心享受。工業化的飛速發展導致城市污染的加劇，快節奏的城市生活使人們的精神日趨緊張，人們渴望親近自然，回歸自然，使自己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享受。生態旅游農業滿足了城鄉居民的這一要求，它用生態學、美學和經濟學理論來指導農業生產，通過合理規劃布局，自然調節和人工調節相協調，使農業生態系統進入良性循環，具有生產、加工、銷售、療養、旅游娛樂等綜合功能。農業與旅游業的結合不是簡單的轉換，而是把農業中（種植業、養殖業、林業、牧業、漁業等）具有旅游資源部分的功能進行整合發掘和利用，使它充分滿足人們回歸自然。返樸歸真的個性化需求。

（4）科技特色、高效農業。生態旅游農業具有高科技特色，它是“三高”農業的具體體現，尤其在一些大型觀光農業科技園區，大片土地通過平整與規劃，用先進農業技術進行開發，由掌握先進技術的人來管理，造成具有相當規模、各具特色的農業整體，成為具有較高的先進農業技術支持和科學管理手段的新型農業。這種農業不論在優質品種、栽培管理技術還是在農業生產工藝、景觀外形外貌等方面都是棋高一籌，是一般大田農業區無法比擬的，游客在這樣的環境中游覽，不僅賞心悅目，還能學到科技知識，產生深刻印象。

3、生態旅游農業發展的布局原則

（1）因地制宜。農業生產具有強烈的地域性合季節性，發展生態旅游農業必須根據各地區的農業資源、農業生產條件合季節特點，充分考慮其區位條件合交通條件，因地、因時制宜，突出區域特色。

（2）盡可能與旅游業相結合。充分利用原有的旅游景區和景點，擴大和增加觀光農業項目，通過相互帶動作用，發展農業與旅游業合一的新型產業。

（3）充分考慮客源市場。發展生態旅游農業首先安排在大城市郊區和經濟發達的地區，這里的人們對觀光農業的要求強烈，經濟條件可能，交通比較便利，發展生態旅游農業的條件比較優越。

（4）必須搞好基礎設施建設。首先搞好交通、水電、飲食、住宿等基礎設施，設計專門的旅店、餐廳、農宿以及娛樂場所和度假村，開發具有特色的農副產品及旅游產品，以供游客觀光、游覽、品嘗、購物、參與農作、休閑、度假等多項活動。

（5）與農村建設規劃相結合。要搞好農村居民點和道路規劃，合理開發和整治土地，改善農村環境，在保留歷史民俗農舍的同時，興建體現觀光特色的農村新民舍，以供游客觀光旅游。

三、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開發實證分析

珠海市生態農業科技園是一個集農業高新技術引進、開發與生產、加工、出口以及觀光旅游為一體的外向型農業科技園。該中心是在原珠海農科所基礎上僅憑5000元流動資金起家，園區現已發展集科研、生產、商貿、旅游、教育等多項功能為一體的集團化科研經濟實體，2001年該中心的科技創收就達5000多萬元，旅游收入1000多萬元，出口創匯達860多萬美元，成為目前我國最具實力的外向型農業科技園區之一。

1、區位與市場分析

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的建設，區位優勢比較明顯。珠海地處富饒美麗的珠江三角洲，陸地與澳門相連，有二個口岸可直接與澳門通關。水路與香港相通，行船只需1小時。離廣州、深圳不到2小時的車程。京珠高速、珠海機場、珠海港、九洲港構成了陸、海、空的立體交通。

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地處珠海的城鄉結合部，環境優美，面積廣闊、交通便利，基礎條件十分好，從交通上來說，從園區到市區只有10分鐘車程，并且已開通了公共汽車和觀光巴士，市政府于2002年底修通4車道的旅游景觀路直達園區的門口，交通非常便捷。從地域上來說，園區的核心區2000畝，已成為永久性的農業科研用地并辦妥了征地手續，領取了土地證。市政府還給園區預留了1500畝的土地，可以作為第二期的開發用地。

2、設計景觀的理念分析

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在策劃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學、培訓、商貿的概念，即達到“一區多園、一園多用”的目的。園區策劃者認為，旅游的概念很廣泛，只有差異才是最好的旅游資源。人們出國考察或旅游就是看他們從未看過的東西，正如外國人看長城，我們去埃及看金字塔，都常有一種非常想看的沖動。農業科技園區發展旅游業，就在于它可以通過現代農業的新品種、新栽培模式與傳統農業不同來顯示出差異，加之把其藝術化處理，就成為非常好的旅游產品。所以，制造差異就可能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市場，并且這種旅游還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優勢。

正是源于這種理念，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在建設初始階段。就把旅游的理念融了進去，每建設一個溫室或安排一個項目，他們都考慮到了生態、環保、休閑觀光、教育培訓、商貿銷售等因素。并且做到了園區一邊建設、景點一邊可以開放，2002年該園區就接待了來自我國外的賓客30多萬人，旅游創收超過了1000萬元，占園區總收入的1/4。入園的游客多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個市場，人流帶動了物流。園區內生產出來的花卉、種子、種苗、果蔬，就地成了商品。并且這些商品的銷售價格都高于外邊的市場。比如，該園區在溫室里栽培的小番茄，一般來說，農貿市場銷價為5元/斤，而在園區內則可銷售到15元/斤，客人不嫌其貴，就在于它是一個特殊的旅游產品。游客一般都有花錢的心理準備，但一定要花得開心，所以只要產品的質量好，加上銷售的方式奇特，他們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該園區栽培的番茄不是摘下來賣，而是長在溫室內，掛在藤上賣。如果一家三口來旅游，小孩子都樂意到大棚去摘番茄了，一邊摘一邊吃，一直到摘了滿滿的一袋才罷手。而父母看到小孩如此投入，心里也樂開了花，再高的價格也會買，這正是體驗經濟的所在。可見旅游開發，必然會帶動商貿的發展，真是一舉三得。

3、開發生態旅游農業資源的策略和措施

（1）更新策劃理念，走企業化、市場化發展之路。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根據自己的地域優勢和產業優勢以及園區所擁有的有利條件，在主導產業上選擇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設施生產，在策劃的理念上注入了旅游、休閑、示范、教學、培訓、商貿的概念。把差異作為最好的旅游資源加以開發，通過現代農業的新品種、新栽培模式與傳統農業的不同顯示出其差異，達到開拓市場的目的。

（2）產學研緊密結合，多層次、多元化發展。一方面，園區自身就是一個農業科技研發、產業化拓展的孵化器，通過其示范、推廣和輻射作用，帶動周邊地區千家萬戶的農民進入了產業圈。另一方面，園區也積極的與大中專院校、科研院所合作，聯合開發高新技術。

（3）以科技為本，優化資源配置。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經過多年的摸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發展優勢，確定了獨具特色的科研發展方向、主導產品和技術定位。在技術定位上實施自有技術與引進技術相結合的戰略，注重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在主導產品上發展本土品種與引進西洋品種相結合，既不斷培養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種，也不斷從國外引進新品種，為園區設計獨特的生態旅游景觀提供了技術支撐。

（4）建立配套完善的旅游設施。利用設施農業和先進的生產模式，種植瓜果、蔬菜、花卉等近1000個品種，創造出新、奇、特的觀光效果，并配套建立了相應的旅游設施“農科之窗”、“荷塘觀賞”、“八卦田園”、“野菜園”、“水車陣”、“垂釣走廊”、“珍禽園”、“沙漠植物園”、“心靈茶莊”等一大批集科研、環保、生產、旅游于一體的生態園林景觀，吸引了大量的境內外游客。

四、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開發的經驗與啟示

1、理念創新。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從籌建就樹立了“差距產生效益”的新理念，并認真思考如何尋找和利用差異來改造傳統農業。他們通過尋找自然資源、農業產業、區位優勢等方面差異點來營造新的生態旅游景觀，打造園區獨特的品牌。例如園區于2000年元旦至春節在園區成功舉辦珠海首屆南瓜文化藝術節，展示了全世界數百個珍、奇、特、新的南瓜品種，大的如大鼓，重達100多公斤，小的如雞蛋，輕才20克，黃、白、紅、綠、青、藍、紫七彩繽紛。進入南瓜園仿佛進入了南瓜大千世界、南瓜的藝術殿堂。南瓜節開幕一個月，創下門票收入130萬的記錄，由此也帶出了一個新的產業——觀賞玩具南瓜規模化生產。這樣通過理念創新，運用農業高新技術開發新品種，利用生態學和景觀學原理精心設計各種差異化的景觀和景點，打造出一個融“自然美景、現代科技、人文情懷”的生態旅游區，豐富和發展了農業和旅游的內容和新領域，找出一條生態旅游農業發展的道路。

2、制度創新。一是科研管理體制創新。首先，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打破傳統立項方式：不搞純理論的基礎研究。其次，科研立項與市場供求密切結合，由市場來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第三，完善對科技人員和項目承擔單位的激勵制度，對于課題成果的產業化效益，實行“技術折股，按比例提成”的激勵機制。第四，建立起課題組成員課題研發的風險金制度，以提高科研經費的使用率。二是用工、分配體制創新。該科技園區作為事業單位，存在多種形式的用工制度（如編內人員由財政負擔工資，編外人員由企業自收自支）。通過大力提倡績效工資，形成報酬級差，混淆用工身份，建立崗位津貼和獎勵制度，對承包部門實行“定職能、定崗位、定編制、定工資總額”的“四定”改革，將津貼和獎勵與個人的工作崗位和業績掛鉤，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拉開檔次，園區內崗位競爭意識、危機意識得到進一步的強化，使該園區逐步向現代企業用工制度方向邁進。

3、組織創新。珠海農業科技園內實施的是一種將科研、生產、示范推廣、科普教育、觀光旅游及貿易緊密結合的戰略。因此在園區的組織結構上也具有其特殊性。具體組織架構如下：

一是園區運作的管理機構。珠海農業科技園建立了園區辦公室，負責統一協調園區的各項工作，包括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對外聯絡、招商引資、項目監督、后勤服務等管理工作。

二是科學決策的專家機構。農業園區的運作還必須建立各類專家決策機構，以對園區的重大項目進行咨詢、決策。珠海農業園區采取緊密型的專家依托機構與松散型的專家群體相結合的方式。如與廣東省農業科學院建立了較為緊密的業務關系，把廣東省農科院、華南農業大學、中山大學、珠海大學園區作為技術依托單位。在重大項目的申報、規劃、實施之前，均要征求這些院校專家的意見。而對于一些階段性或臨時發生的問題、項目，則采取專家會議或專項邀請專家具體解決實際問題的做法。

三是項目創新的研發機構。珠海農業科技園區是以名優花卉、特色蔬菜、南亞熱帶水果及觀光農業為主導產業的園區，因此設立了與項目相關的研發機構，如分子生物學研究室、組織培養研究室、育種中心、蔬菜研究室、觀賞植物研究室等，負責園區內各種技術攻關、產品開發，并完成國家、省、市各種科技攻關項目。

四是項目實施的企業管理機構。珠海農業科技園區設立了生產部、設計部、綠化工程部、餐飲部、旅游部銷售部等機構，專門負責產品的開發、項目的承接、實施和運作，是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的部門。主導產品的技術支撐來源于研發機構，實施部門視為生產性機構。

五是成果推廣的網格系統。園區設立了技術推廣部，主要任務是推廣、普及農業高新技術，配合當地農業部門抓好各項農業技術服務工作，同時組織科技人員深入項目區進行現場技術指導，及時解決生產中存在的問題，保證各項措施落到實處。同時還在當地的農業產業區建立示范基地，從產前提供種苗、產中指導、產后回收產品，實行一條龍服務，解決了農民的技術、資金和市場問題。

六是科普教育的培訓機構。園區建立了培訓機構，一方面采取各種形式對農民和農業技術干部進行專業技術培訓，確保各項高新技術措施在生產中得到落實，也負責對來園區學習、參觀學生的農業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同時還與珠海市電視大學、珠海市職業中學聯合開辦了園藝花卉大、中專班，為當地城市美化培養中初級技術人才。園區現在不僅是科研、示范的基地，同時也是“全國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廣東省德育教育基地”、“珠海市農業科技干部再培訓基地”、“珠海市中小學生的農科教實踐基地”等。

七是市場接軌的營銷網絡。園區在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同時，成立了永源公司、金波公司、生力公司及銷售中心，專門負責國外市場的開拓，各個產品均形成了銷售的網絡，為中心的產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2002年園區的出口創匯達860萬美元，年旅游收入達1200萬元，生產性收入達4000萬元。

4、科技創新。科技是園區發展和壯大的動力源泉，園區非常重視科技創新工作。

一是確立主導產業，發展與之相關的技術和產品。通過對珠海區位優勢、氣候優勢、資源優勢及市場需求的認真分析，珠海農業科技園區確立了以名優花卉、特色蔬菜、優質種苗和觀光農業為主導產業的發展方向，并以此為目標建立相關的農業技術體系。由于主導產業和相關技術體系的建立，促使珠海農業園區的發展目標明確，各個主導產品均按既定目標實施。如：名貴蝴蝶蘭在園區的年生產量已達120萬盆，組培苗達300萬株，成為國內最大的蝴蝶蘭生產基地之一，成為園區強大的經濟支柱。

二是實施自有技術與引進技術相結合的戰略。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認識到國際市場競爭的嚴峻性，不僅注重開發具有自有知識產權的技術，如甘茶蔓高產種植技術、保健植物加工技術、名優花卉的優質高產技術等，同時還不斷引進和發展國外先進的技術和手段，如無土栽培技術、設施農業技術、基因工程技術、細胞工程技術，形成了在國內外均具有競爭力的技術資源體系，為技術創新奠定了基礎。

三是發展本土品種與引進西洋品種相結合。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近幾年一方面不斷培養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種，如本地南瓜、豬籠草、樹仔菜、荔枝、龍眼等，也不斷從國外引進新品種，并進行試驗、篩選、鑒定，確定了一系列蔬菜、花卉、水果名優品種，為加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實現產業化提供了豐富的品種資源，也為園區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提供了廣泛的資源。在1999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上，珠海高科技農業園區送展的產品一舉奪得廣東省瓜果類金、銀、銅三個大獎，在第四屆中國（廣州）國際園林花卉博覽會上，珠海園區設計建設的“奇異瓜果園”獲得“室內藝術園景設計大獎”，種植數個特優品種獲得園林精品的單項金獎、銀獎和銅獎等殊榮，說明園區在品種的研究上處在國內同行的先進水平。

四是短期性項目與長遠性項目相結合。如近兩年珠海農業高科技園區根據市場的需求，在春節、國慶節、元旦等重大節日時，引進種植了郁金香、百合等花卉產品，獲得了時效性的經濟效益。同時，園區也十分注重與園區科技的長遠發展規劃和目標緊密相關的項目，它們或許短期內見不到效益，如：組織培養、育種、基因工程等是一些投入大、收效慢的項目，但它卻是園區發展最具生命力和創造性的部分，因此，珠海高科技農業園區每年投入近百萬元用于該類應用基礎項目的研發，現在各類名貴花卉的無性繁殖系統和各種樣品的分析測試手段已經建立，為園區科技發展儲備了充足的項目。

五是完善科研設施，努力創造項目實施的設施條件。要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農業技術和品種，就必須擁有與人才、項目相適應的先進儀器設備，以確保項目的高質量、高水平和高效益。近年來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投入了300多萬元，購置了國際一流的儀器設備，建立了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組織培養室、分析測試室，形成了在珠三角乃至全國農業園區具有競爭優勢的實驗設施，為吸引人才、實施項目、創立品牌奠定了設施基礎。

六是建立科研＋公司十基地十農戶的科技推廣體系。為了實現園區這一目標，珠海農業科技園經過幾年實踐，摸索了一條科研＋公司十基地十農戶的模式，即將基地建立在珠海斗門農民的土地上，實施產前提供種苗、肥料、農藥，產中指導農民技術，產后回收產品的一條龍服務，將科研成果、技術、種苗與農業生產和市場緊密結合，形成規模化的農業產業鏈，用科技和市場帶動農民致富。目前該基地已經將綠色蔬菜出口到澳門及珠海市的各大機關、超級市場，創造了良好的社會與經濟效益。

七是重視信息系統的建立，隨時掌握科技的發展趨勢。珠海農業科技園在信息系統的建立上，不僅注重國內科技期刊和資料的收集，建立了園內圖書資料室、科技檔案室，還為各個職能部門、主要科技人員均配備了計算機，充份利用國際互聯網系統搜集國內外科技信息，同時還建立了園區自己的農業科技網站，這些均為科技資源的搜索、電子商務的運作、項目的國際化奠定了信息資源的基礎。

5、模式創新。通過幾年的實踐，珠海農業高科技園區進行了許多有益的嘗試，摸索出了一套混合型的管理模式，即在園區的管理上，有民營企業的做法；有外資企業的管理；還有領導的個人魅力和格化的管理。為此，稱之為“混合型”的管理模式。

一是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管理模式。珠海農業高科技園區在宏觀管理上，注重分析國內政治、經濟形勢，及時調整經營戰略；在重大科研項目上對人財物進行宏觀調控，集中有限的資金，進行投入、集中的打殲滅戰。在微觀上按照市場規則進行運轉，采取目標管理，放權讓利，各自經營實體實施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政策，充分調動了園區企業和員工的積極性。

二是充分發揮機制靈活的優勢。園區借鑒民營經濟機動靈活，果斷決策，管理到位的管理優勢，為我所用，提高效率。這一管理模式對領導層、決策者的綜合素質要求較高。園區領導們敢于負責，善于拍板，不錯過任何機會，給投資者十足的信心和優質服務，有利地吸引了眾多的投資者。如該園區領導們在與臺灣商人談判合作規模化開發蝴蝶蘭花項目的過程中，無論對方提出什么問題，馬上作答。雖然投資額在1000多萬以上，但只用了2小時便簽訂投資協議，一個星期后開始興建，三個月開始產出，速度之快，連臺商都感意外。

三是注重吸收國有企業規范化、科學化的管理優勢。在吸取民營企業管理先進經驗的同時，同時注重吸收國有企業好的管理模式。國有企業組織健全，規范經營，依靠群眾，充分發揮黨團、工青、婦衛等組織的作用，強化各部門的功能，特別是把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來抓，這些都是農業科技園在管理上要借鑒和吸收的。

四是注意是借鑒臺資企業的管理模式。臺資企業具有很強的管理優勢，他們在管理理念上比較先進，完全是按照現代企業的要求，制訂出既先進、又科學的管理制度。臺資企業注重市場調查預測、控制成本核算、保證產品質量、做好售后服務、重視人的作用。這種經營策劃的理念值得學習。如園區在與臺灣商人合作生產蘭花的項目運作過程中，確實學習到了臺商的精明能干，信息靈通，善于控制成本，精于開拓市場、敢于大膽投入，市場占有率高等先進的管理方法。

五是充分發揮領導集體或個人的人格魅力。要管理好一個園區，還應強調領導或領導集體的個人魅力和人格化的管理，樹立領導威信很重要，企業員工對他的主管有點崇拜也并沒有害處，但不應搞個人崇拜。當然，領導的威信或他人對你的崇拜都應建立在領導的個人魅力、人格化的基礎上，即領導政治上的成熟、業務上的精通、懂得領導藝術、率先垂范、關心同事、以人為本，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整體，什么樣的困難都可以克服。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創出了品牌，創出了效益，走出了一條特色的路子，這無疑與領導層的威信有著很大的關系。

五、結論

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根據自己的地域優勢和科技優勢以及園區所擁有的有利條件，在策劃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學、培訓、商貿的概念，把差異作為最好的旅游資源加以開發，通過現代農業的新品種、新栽培模式與傳統農業的不同顯示出其差異，選擇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設施生產作為主導產業，走出一條生態旅游農業發展的新路子，并通過其示范、推廣和輻射作用，帶動周邊地區千家萬戶的農民致富。這一案例的實證分析表明：一通過高新技術改造傳統農業可以產生獨有的農業要素差異，可以發展為新型的特色主導產業；二適應消費層次的深化和生態保護的需要，農業的性質發生巨大變化，它已經成為具有多功能性的產業，農業將成為體驗經濟的主導產業；三有效的經濟組織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農業科技園區作為現代農業和旅游業交叉的載體，是一種新型的經濟組織創新，它將成為生態旅游農業發展的主流。四是人力資本由于其在思想理念、信息資源、現代管理、風險投資等方面的優勢，將在農業科技園區的建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參考文獻

1．郭煥成等：觀光農業發展研究，經濟地理，2000（2）。

2．盧云亭等：觀光農業，北京出版社，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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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農業機械安全生產管理的途徑

2.1完善農機安全生產方面的法律法規

要求做到以下3點:健全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是要掌握農機使用的基本信息。這就要求要根據當前農機使用的數量進行統計并分類，根據安全隱患的輕重進行劃分，從而完善相關的法規;做好相關的控制措施，根據安全隱患的發展特點嚴格把關國家在生產農機時的質量與性能，以確保從根源上杜絕隱患的發生;要確保相關法律政策的實施范圍與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對私有農機的管理。

2.2強化農機安全生產的管理力度

2.2.1要進一步落實農機安全生產責任制，強化對安全隱患的排查工作力度由于我國在農機安全生產管理方面的工作開展較晚，致使遺留問題與新問題并存。因此，這就需要不斷的強化農機安全生產的管理力度，確保抓住安全隱患問題的重點，找到管理工作中的弱點，從而不斷地完善農機安全生產管理工作。2.2.2要做好農機生產安全的防范工作這就要求要建立農機安全預防機制，以進一步完善農機安全生產管理系統，做到有備無患，將安全隱患及時扼殺在萌芽中;與此同時，要建立完善的責任追究制度，并做好關于農機生產安全隱患的應急預案，從而確保在第一時間內解決問題，強化管理力度［2］。

2.3完善農業安全生產管理機構

只有完善當前農業安全生產管理機構，才能確保相關法律制度的落實，從而才能從根本上提高管理工作的水平。這就要求當地政府要根據當前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并結合當地實際狀況，因地制宜的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要以農民的利益為根本，以保障農民人身與財產安全為己任，不斷的強化自身的管理能力與管理水平，并在加大對農民安全教育的同時，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從根本上規范農機生產秩序，確保農機生產的安全。

2.4加大相關方面的宣傳力度

針對當前農民文化素質不足與對安全生產意識淡薄的顯現，需要不斷的加大相關方面的宣傳工作，使農機安全生產方面的法律法規能夠得到徹底的貫徹，提高農民生產的安全意識與法律意識。這就要求要針對從事農機生產的人員，加大對其的培訓力度，從而提高操作者的知識與技能，確保農業生產的安全性。與此同時，要在加大培訓工作的基礎上，嚴格管理農機設備，如加大對年檢、掛牌以及駕證等方面的管理，并做到從嚴治理，確保培訓工作能夠真正的發揮出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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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發達國家不管農業有沒有優勢，都是實行從田間到餐桌的一體化的管理體制。也就是農業部門的管理，是從農產品生產的田間開始，最后配送到消費者的餐桌。像中國這樣一種分散的農業管理體制，要與對農業進行綜合管理的體制競爭，顯然是沒辦法抗衡的。

農業政策存在巨大的效益損失

現在的農業政策也是按照過去那樣一種計劃經濟的設計，也就是解決短缺問題，動用一切資源搞農業生產。我們的農業補貼，實際上是給了中間部門、流通環節。比如國家對糧食的補貼，不可能到糧食生產者的手上，而是通過國家訂購制度、保護價制度等等，補給了糧食企業、糧食流通部門，對農業的支持和補貼實際上是不到位的。

生產政策與銷售政策不配套，與進出口政策也不配套，在這種互相隔離的情況下，政府在政策上支持的效果與初衷是不一致的。農業政策目標實質是針對生產者的，但農民得不到好處，都被消耗到中間環節，實際上存在巨大的政策效益損失。

過去的農業政策設計，主要是考慮解決糧食供給問題，沒有考慮農產品的品質，也沒有考慮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現在考慮加入世貿組織后的應對問題，要提高競爭能力，感覺在政策上缺的東西太多。比如歐洲的瘋牛病出來以后，騰出很大的牛肉市場空間，按道理我們有豐富的畜牧生產資源，我們的畜產品應該是具有優勢的，但是就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的畜產品標準、我們的整個市場體系都是按照國內市場與需求設計的，沒有考慮到歐洲市場的需要，也沒有考慮其他國家市場的需要，因此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我們沒有任何政策手段能夠動員資源，拿出具有競爭能力的、符合要求的牛肉進軍歐洲市場。今后我國農業政策的設計，要考慮如何提升中國農業的競爭能力問題，要由過去解決短缺問題，向解決質量問題、解決競爭能力問題轉變，現在到了必須大規模調整農業政策的時候。

沒有全國大市場流通體制弊端暴露

流通體制最大的缺陷是，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形成競爭有序、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大市場，這也意味著失去農產品的價格權力。

從技術角度看，目前流通體制還存在下述問題：第一，市場的基礎設施比較薄弱，批發市場、期貨市場發育不健全，影響了農產品進入市場的機會，農產品沒有一個充分競爭的環境，雖然是糧食主要需求方，由于市場的隔離，定價權等于交給了外方，如果不能預先掌控價格變化，對營銷就缺乏一個制高點。我們開放程度較高的產品都應進入期貨交易，不能進行期貨交易的可進入批發市場。第二，沒有健全的質量標準體系。農產品到目前為止，往往是無標上市，無標流通。農民生產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市場究竟需要什么樣的農產品。對于農產品來講，沒有健全的質量標準體系的約束，怎能進入國際市場？怎么能符合人家的要求呢？第三，缺乏一個比較完備的、系統的信息體系。也就是農民種糧食或者是種蔬菜、水果，往往是馬路信息、鄰里信息，沒有辦法得到真實的市場反應與信號。不完備的農產品市場信息體系極大制約了農業競爭能力的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凡是開放時間比較早的農產品，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農產品，現在競爭能力已經開始形成。凡是國家管得比較死的農產品，現在面臨巨大挑戰。而且現在流通體系缺乏市場化的特征。所以在國內的市場全面開放以后，要抓緊時間進行調整，真正的讓它市場化、商業化，不能由政府管死。

政府不是競爭主體

以往政府管理的力量非常強大，在經濟中參與的程度比較深，但政府不是市場競爭主體。政府最多是提供一個競爭的環境，公平競爭的環境是政府該爭取的，競爭主體應是企業。靠農民是不行的，但是我們又有多少企業能夠參與挑戰呢？所以我覺得，在目前分散的農戶家庭經營制度下，面對越來越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有一個制度上的缺陷，那就是我們沒有真正的農業的市場競爭主體。我們現在沒有大的糧商，也沒有大的油商、畜牧商，也沒有什么果商，我們這么多柑橘，但是似乎沒有一個柑橘協會，沒有一個組織來把這個行業組織起來。

在這種分散的農戶和激烈競爭的大市場之間，應該有一個制度創新。創新的重點是：一要培育我們的龍頭企業，尤其要培養我們的航空母艦。二要把農民組織起來，成立行業協會。

沒有好產品也談不上競爭

產品是競爭的起點，也是競爭的終點。市場全面開放后，對農業的沖擊，最可怕的是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我們不怕美國的大豆、小麥到中國市場，而是怕它的跨國公司來分配和壟斷中國農產品市場，所以我們需要通過制度創新來解決競爭主體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有了企業，沒有好的產品也是不行，今后的農產品應該包含四個基本的競爭要素：

第一，品質。要實現農產品的規格化和標準化，像做工業品一樣來做農產品。就像日本市場上的大蔥，不同的長度、不同的規格，有不同的價格，我們應該培養農民有這樣一個意識。

第二，安全性。現在全球都對農產品的安全性提出懷疑，對農產品有信任危機，不敢吃。像歐洲出現瘋牛病以后，在歐洲吃牛排是很困難的。這意味著，今后中國農產品要參與國際競爭，首先得讓全世界的消費者信任我們的農產品和食品。因此，我們必須抓好農產品的安全體系建設，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企業、行業，以及我們的農民，應該樹立這個安全觀，要讓全世界的消費者對中國的產品放心。我們不僅要讓國內的消費者、城市的消費者放心，更重要的要讓全世界的消費者對中國的農產品放心。

第三，外觀和風味。既好看，又好吃，這是農產品競爭的最基本因素。

第四，均衡供應，通過技術手段分散上市。農產品是靠天吃飯的，農產品供應就有季節性，不均衡供應，比如說到收獲季節，是集中上市的，到淡季就沒有了。這樣，價格就有波動性特征，對農產品穩定的供給就產生一些風險。如果通過技術、設施能夠熨平這種波動的話，很顯然，這個農產品就能夠保持市場的穩定供給，相應就可以穩定市場份額。

突破壁壘，讓中國的農產品走出國門

中國農產品進入國際市場首先要考慮是否符合國際市場的標準和要求。比如說禽肉，中國本來具有優勢，在國際市場中，價格上的優勢也比較大。為什么現在我們的禽肉進入不了歐洲等市場或者進入的很少呢？就是因為我們國內的很多禽肉生產的廠家，過去沒有考慮歐洲等國際市場的要求或者說它不知道歐洲市場、美國市場有何規定，而歐洲、日本、美國市場的技術壁壘也令人望而卻步。所以，一方面，我們的產品可能不符合這些市場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很難突破這些市場的技術壁壘，由此就難以進入歐洲等國際市場。他說，進入歐洲市場時，國內企業在商業運作時，要考慮與歐洲的營銷商合作，通過歐洲衛生檢疫部門的認可。一般歐洲官方會對養雞廠周圍的環境，水的質量，包括雞舍條件、飼料、殘留等等，都要進行檢查，如果符合它的標準，就意味著你可以得到進入歐洲市場的“通行證”。

由于農產品貿易保護主義在歐洲、日本非常盛行，因此，具有競爭優勢的農產品，也不一定能夠進入他們的市場。政府應在多邊、雙邊貿易談判中發揮巨大作用。某一個國家市場對你的某種產品不一定是開放的，我們的企業、行業組織就應向政府提出要求，讓政府積極談判，這樣才使產品出口成為可能。比如說禽肉，歐盟于1996年8月1日停止了中國產品進入其市場，經過雙方政府的艱苦談判，到今年5月份才僅僅開放了上海和山東地區的市場，對北京市場和其他市場還沒有開放。要想打開所有市場，還需經過政府部門艱苦的談判。

受不了沖擊該怎么辦

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定，我們可采取的貿易政策主要是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對于中國的農產品來講，可以使用關稅政策的產品，但不能采取比承諾條件更高的關稅。世貿組織也有一些配套的保障措施，如反傾銷、反補貼條款等。WTO《農業協定》對關稅化農產品還設置了“特殊保障條款”。日本限制我們三種農產品的時候就打了這個旗號。日本是沒有道理的，但是這提醒我們，如果今后的某一個產品或者某一個產業遇到國外產品沖擊時，應該考慮動用世貿組織的這些保障措施。

第二，關稅配額管理。關稅配額管理不是對所有農產品，對中國來說，主要針對糧棉油糖毛，這些所謂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點農產品。這種管理辦法最主要的特點就是為農產品設置了一個進口配額，配額內的進口是低關稅，超過配額采取高關稅。所以在管理方式上，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來搞一些管理辦法，盡量把可能的漏洞堵住。

第三個，技術性的貿易壁壘（TBT）。主要是包括像動植物檢疫（SPS）、質量標準等措施。如果別國的產品不符合我們的標準，我們就不允許進入市場。現在爭論比較多的就是轉基因農產品問題，現在美國、加拿大，還有一些南美國家，支持搞轉基因產品。而歐盟、日本等國家，對轉基因產品有限制。這實際上是技術加政治問題。歐盟、日本就利用轉基因問題，限制美國的玉米、大豆進入其市場。TBT是非常復雜的貿易政策問題，要綜合使用，前提是必須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之內，不能超越世貿組織的框架，否則就會引起人家的。

加入世貿后農民怎么辦？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戰略問題。對我們的農民來講，要提高科學種田水平，生產出消費者滿意的，甚至是全世界消費者滿意的農產品。盡可能的走出土地，轉向其他部門。對于基層政府來講，在我們的農業組織制度還不健全的情況下，能夠擔起保護農民利益的重任，目前最緊要的就是減少強加給農民身上的一些負擔。

過渡期內的主要對策建議

應對加入WTO給我國農業帶來的嚴峻挑戰，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我國農業的競爭能力。與此同時，要抓緊建立農業產業安全保障體系，采取措施減少市場開放所帶來的沖擊。

1．深化農業管理體制改革。要抓緊改革目前部門分割、行業壟斷、地方保護主義嚴重，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與內外貿脫節，管理部門職能重疊、管理環節過多的農業管理體制，針對加入WTO后我國擴大對外開放、國際競爭更趨激烈的新形勢，統一設計和部署農業管理體制。要在明確界定政府職能的基礎上，加強中央統籌協調和宏觀調控的職能，逐步形成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對外貿易一體化管理體制。

2．加強農業國內支持政策，從根本上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一，加大對農產品科研、推廣、病蟲害防治、市場信息服務、基建等“綠箱政策”的支持力度。應設立專項育種科研支持基金，加快農產品優質品種選育，縮小與國外農產品的品質差距。加強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質量檢測檢驗體系、市場信息體系、病蟲害防疫防治體系建設，全面提升農產品競爭能力。

第二，對進口敏感農產品及具有出口潛力的農產品，根據WTO“微量允許標準”建立價格支持制度，保護農民生產積極性。但應調整補貼結構，由現在補貼流通環節，轉向補貼農產品生產者。

3．盡快建立農業產業安全保障體系，采取措施減少市場開放所帶來的沖擊。

建立農產品進口監測與產業損害預警系統和快速反應機制；有效利用WTO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機制，加強主要敏感農產品的進口管理，提高海關監管水平與效率，堅決打擊和防范農產品走私。

4．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加快農產品加工企業的重組與技術改造，重點扶持和培育農業龍頭企業，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建立農產品生產、加工和銷售一體化的產業化經營體系。要鼓勵建立幾個大糧商、畜牧商等農產品大企業，控制國內市場分配，參與國際競爭。

5．鼓勵組建農業產業行業協會，促進農產品生產、流通、加工及外貿一體化管理。農產品行業協會主要負責：提供農產品國際國內市場信息、政策法規咨詢服務；農產品技術研發與服務；國際市場開拓；行業準入管理；國內市場價格及進出口價格協調與管理；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應訴，行業損害調查，貿易糾紛處理等。

6．實施農產品出口促進政策。

篇8

2提高農業機械管理工作效率的對策

2.1提高農民農業機械的管理意識作為農業大國，我國應該重視起對農業機械的管理，明確加強農業機械管理及檢修維護工作對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和推動農業發展的重要性，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首先，應該提升農民的農業機械管理意識，在日常的農業生產過程中注重對農業機械的檢修和維護；其次，指派專業技術人員，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對農民進行指導，逐漸提升農民的自身素質和技術水平，使其能夠勝任農業機械的管理工作。

2.2進行制度化管理為了能夠有效的提升農業機械的管理工作效率，在對農業機械進行管理的過程中，應該施行制度化管理，建立完善的農業機械管理制度以及維護制度，責任落實到廠商。在農業機械的管理中，施行廠商售后管理制度，規定農業機械生產廠商在將設備銷售出去之后，定期對機械進行追蹤檢查管理，及時解決機械可能存在的問題。在維護工作上，根據不同種類農業機械的具體維護需求，組建專業的維護團隊，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對機械進行檢修維護，保證機械安全穩定運行。

2.3對于陳舊落后的農業機械進行及時更換我國自建國以來就一直注重于農業的發展，大多數農業機械使用的時間都比較長，機械比較陳舊，加上科技發展速度比較快，農業機械的革新速度也比較快，一些農業機械雖然還能夠正常穩定的運行，但是卻已經滿足不了農業生產對于發展的需要[3]。因此，更新陳舊落后以及存在安全隱患的農業機械，保證農業機械現代化和高效化，就顯得十分有必要，也只有保證機械的現代化和高效化，才能夠進一步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推動農業發展。

2.4提高管理人員的整體素質專業的技術人才，才能夠滿足農業生產對于農業機械管理及維護工作的需要，因此，想要保證農業機械管理及維護的工作效率，就要提高包括農民以及專業管理技術人員在內的所有管理人員的整體素質。首先，要加強對農民機械管理知識的傳授和專業技能的培訓，提從根本上提升農業，也就是一線管理人員的專業素質和技術水平；其次，為各農村指派專業的技術人員，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對農業機械進行檢修和維護，并在檢修和維護過程中不斷對農民進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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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創新性

農業科技項目最主要的就是管理，不過其主要的就是其創新性，倘若整個項目從規劃到最后的階段沒有一定的創新，那么開展農業項目科技在最初階段也就沒有動手實施的必要了，創新性是現在最能夠體現科技和技術進步的標志，它具有時代的前瞻性、實踐性等獨特性能，項目科技管理在創新性上面體現的比較多樣化，不僅包含的是整個項目實施的最終成果具有創新性，還主要體現在管理技術和方法的差異性以及創新性，無論哪一種管理模式都不可能會有復古式的管理模式，往往是朝著前面發展的，并且這種創新的管理模式體現的不僅是具有不一樣的新穎性，還應該體現出其管理突出的效果和作用[2]。

2、明確指向性

針對性顯著這是農業科技項目在現在管理中最突出的優勢之一，它的指向性體現的不僅僅是在論證方面，還主要包含在開始規劃和著手的幾個階段，目的就是為了能夠在遇到一些不能夠應對的難題上面，能夠順利進行具有針對性的解決措施，以便達到之前所預定的目的和收益[3]。

3、風險性與不確定性

在整個農業科技項目的進行全階段，總是會由于各種原因而導致項目不能夠順利的完成或者是完成的質量差等，這些具有風險的因素都說明了其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農業科技項目活動是集創造與創新一體的工程，在完成的過程中總是會遇到一些小偏差以及施工上的難度等而讓工程終止[4]，并且在整個項目管理過程中都會遇到資金周轉不足等一系列的風險而讓項目的完成進度推遲或者失敗等，并且在實施的過程中出現項目實施到一半的基礎上由于某個數據或者某個角度不符合要求而返工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的。這些不受控制的因素往往是不能保證的，具有鮮明的風險性和不確定性[5]。

二、農業科技項目管理的不足之處

1、在規劃前期對項目實施的可行性不明確

農業科技項目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應該體現其管理過程中所具有的先進性、差異性、質量的可保障性等其它特性，現在農業科技的項目管理并不是面面俱到，整個實施過程存在著諸多的麻煩和問題，首先就包括了整個項目的責任人對項目還未進行全面的規劃和思考，對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進度的實施與安排等都沒有明確的分析和研究[6]，對其缺乏全面性的評估，加之項目一下來之后，很多負責人為了最終的成果往往顯得浮躁，急于求成，想在最短的時間內看到最大的經濟收益，所以總是容易造成項目漏洞，其次，對于項目的承擔商根本就沒有一定的了解，對其的質量、信譽以及一些方面的東西都沒有清晰的認識，必定也會讓農業科技項目受到影響。最后就是項目負責人對自己設備能力預測過高，并且對設備和技術的先進性夸大其詞，往往造成最后的質量效果失真[7]。

2、項目的開展缺乏完善的動態監督機制

由于沒有完善的動態監督機制，項目的相關高層部門對整個項目的開展情況并不是了解深入，一些細節上的事情也不會察覺出來，勢必會造成濫用項目費用、私自動用公款的情況，以及遇到一些項目開展過程中的麻煩就不愿意返工而不按正常項目的要求進行等情況出現，并且現在在定下項目之前往往會簽訂合同，只有在具有完善的動態監督機制對其進行監督，才能預防隨意更改合同的情況出現[8]。

3、缺乏相對的競爭機制

以前的農業科技項目管理死板，沒有一定的創新性，并且內部之間的競爭處于僵硬狀態，在沒有競爭的狀況下，壓力就會隨即消失，在項目管理的過程中沒有超越的競爭感，也沒有大家齊心協力為項目的完成而努力和合作的團結感，使得大量的人才顯得比較分散，沒有凝聚力，加之現在我國的農業科技項目規模都比較小，并且水平有限，沒有形成一定的產業鏈，導致最終的效益無法凸顯出來[9]。

5、不完善的成果評定

在整個農業科技項目的實施和完善的整個過程，由于機制的不完善取得的成果不能進行充分的鑒定，或者由于鑒定不到位等導致最終的效益受到影響，并且在完成整個項目開展過程中的一些創新點都能夠也就不能體現出來[10]。

6、沒有維護合同的權威性的法律制度

在農業科技項目管理與相應的客戶進行簽訂合同之后，由于沒有相應的法律制度體系來維護其合同的權威性，將會導致一系列人員隨意的進行更改合同的情況，并且時常出現違約的情況，加之沒有相應的具有約束性的制度對其進行防范，將會導致一系列的情況發生，造成社會混亂。

三、農業科技項目提升的措施

1、摒棄舊的觀念，培養全新管理思維

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展，先進的技術越來越被廣泛應用，信息技術、多媒體等高端技術普遍用于生活中，那么農業科技項目也是一樣的，要將農業科技項目的管理推向實處，就需要將過去的傳統的管理方法拋棄，按照現在的科學發展觀，將現代技術運用于農業科技項目管理的實施過程中[12]，并且管理的方法也不能夠單調，而是應該呈現出多渠道和樣式的管理模式，并且在管理的過程要在專家的特別指點下進行，在不同的農業項目管理階段應該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并且針對其問題想出具有針對性的對策進行分析和討論，以應對各種突如其來的問題。

2、完善整個項目的監控體系

在農業科技項目管理的過程中應該針對已經規劃的目標、內容等進行全方位的監督，在整個項目的開展過程中進行全方位的跟蹤監督評價，以防一些私自挪用項目建設的費用以及一些出現的一些問題不及時解決的情況，對于這些情況要及時的給予處分，另外對于在進行農業科技項目管理的過程中還應該建立一系列的多媒體網絡體系，以便及時的傳遞信心和進行交流，定期選派人群進行管理培訓和學習等，以此來提高管理水平，相應的上級領導部門應該及時的做好每一階段的評估和成果的預測，下級部門要將實施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及時不漏的上報給上級領導，以及時的提出建議和措施，在管理中出現的創新之處和對項目的進行有利的建議和想法都應該進行獎勵，以此來激勵其他人的競爭力。

3、提高農業科技項目管理人員的技能

農業科技項目管理不僅僅只是管理就好，最重要的就是管理的手段和技能的高低，時代在進步，科技在發展，倘若我們只遵循以前懂得的管理技術，勢必會被社會淘汰，就應該定期的組織人群進行技能的培訓，以便提高其管理的技能，主要就包括對進度的控制、成本的控制，以及開展項目管理的過程中出現問題時的應對能力等的培養，以便能夠提高管理的質量和效益，盡可能降低那些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因素的可能性產生，定期進行農業科技項目管理不僅能夠提高其管理的最終效應，還能夠提高管理技術，凝聚大批的專業技術人員[11]。

4、制定出項目首席負責人制

以前的項目負責人以及整個組織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過大家推薦的相關人員成立的，沒有團隊意識和經驗，遇到問題時不能有效及時的解決，并且成本等也不能夠得到合理的控制，使得整個項目建設返工還會出現重新返工，概算不清不楚，投資力度永遠不夠等，但是最終的效益卻并沒有突出成就，但是實施首席負責人制則能夠有效的控制整個生產的成本、進度以及投資的力度等，對提高農業科技項目管理具有現實性的意義。

5、將網絡體系運用于農業科技項目管理

傳統的管理模式受到時間、空間、地域等限制，往往出現溝通不及時，回報不明確的情況，但是倘若有效的建立起多媒體網絡體系，則能夠打破這些傳統上的不足，提高效益，節省大量的時間，避免上下級溝通不及時而誤事的情況，建立起相應的數據庫，在內部建立起相應的系統平臺，倘若建立起這種系統平臺，那么將能夠完成高校的信息傳送和數據分析，另外還應該構建相應的財務網絡體系，對進行農業科技項目管理中的一些成本進行有效的控制，對其進行的開銷的支出全部都記錄再按，整理呈完整的信息庫和財務預警系統，以防止偏離正常經營軌道而建立的報警和控制系統，它以項目管理的信息化為基礎，利用數據化管理方式，通過對各種財務數據資料的分析，對經營管理活動中存在的財務危機及早警示，對潛在財務風險進行實時監控，為經營決策提供可靠依據。建立財務危機預警系統，可對財務運營過程進行監控、預測，及早發現財務危機信號，在其萌芽階段采取有效措施進行預防和控制，避免情況惡化造成更大的損失。以此來對項目管理的整個過程進行有效的自成一體的控制[12]。

6、健全科技項目的評估

長期以來，在農業科技項目的選取在主觀判斷上都是依靠管理者的意見，缺乏專家的指點，也導致項目選取存在較高的失誤率。在選擇科技項目的時候，其復雜性主要表現在開發過程中的不明確性以及在決策上的失誤而引發的風險，另外，還表現在了對于技術的復雜程度、費用支出以及收益等都難以估計。所以，對于農業科技項目體系的科學評估需要從管理的發展戰略作為出發點，充分的考慮市場、經濟、技術以及社會等會對項目選取造成的的影響，從而讓選擇更具科學性，盡可能的避開選擇風險，讓最有限的資金發揮出最大的作用，從而實現經濟、社會效益。

7、推行項目風險評估體系

農業科技項目不是一般的簡單項目，關系重大，加之他本身就具有的一些特點，使得它的風險新和不確定性因素重重出現，從農業科技項目管理的相關資源的安全角度來分析可知，風險評估主要是對企業內部的資料進行相應的分析，評估風險的來源和對管理的危害度，風險評估是保證其內部資源具有高的安全系數的主要措施，它將歸類于資源的安全管理這一企業經營體系中。風險管理人員的目標就是在預測到風險的同時及時的發表建議并報告給上級部門，以便盡快解決目前威脅農業科技項目管理的既定目標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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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是整個社會經濟尤其是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托，歷史時期農業的發展也是如此。在生態環境諸因子中，氣候條件及其變化是原發性要素，它的發展與變化直接影響著植被、土壤和循環狀態，奠定著特定時期生態環境的基點。

根據歷史氣候學的研究，兩漢時代正處于大理冰期結束以后的第三個溫暖期。這一時期起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高于現代的年平均氣溫1℃-2℃。這種氣候的特征，我們可以從許多方面找到佐證。

從植物分布變遷方面看，在這一歷史時期，由于氣溫上升，南方亞熱帶與暖溫帶植物紛紛北上。以竹為例，目前大面積的竹林基本上不超出長江流域，而在當時，竹子的生長區域卻超過了北緯46度，黃河流域分布著數量眾多的大面積竹叢。比如，春秋時的淇水一帶，竹木巨大成蔭，連延不絕。《詩經·衛風·淇奧》詠道：“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瞻彼淇奧，綠竹如簀。”到漢代時期，這一帶仍然竹木繁茂。西漢元封二年，黃河決口，武帝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即以“下淇園之竹為楗”；[1]（《河渠書》）西北地區也是廣有竹林，《山海經·西次二經》即記六盤山一帶：“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涇水出焉。”《史記·河渠書》亦記：“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當時的關中地區，同樣是竹林眾多，在《詩經·小雅·斯干》中就曾言：“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司馬遷所言“渭川千畝竹”[1]（《貨殖列傳》）、班固所言“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2]（《地理志》）更是膾炙人口。春秋戰國與兩漢時代竹簡的盛行，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當時竹木分布的普遍。

除了竹林之外，其他一些暖溫帶、亞熱帶植物的北移也十分引人注目。如《詩經》中屢屢在北方出現關于“梅”的詩篇。《召南》之“摽有梅”，地域當在當時的雍梁之地；《秦風》之“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其地域應在秦嶺山脈。另外，《陳風》有“墓門有梅，有鸮萃止”，《曹風》有“鸤鳩在桑，其子在梅”，該兩國地域均在兗、豫之地，即今河南山東一帶。而梅樹的下限溫度為-14°，因此當時平原中部冬季最低溫度比現在要高。[3](P15)

值得注意的是，梅為長江流域的原產，何以在春秋時代大面積地出現于北方？對此，歷代經學家百思不得其解，對《詩經》中的“梅”作出了種種不同的解釋。如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其《詩經稗疏》中，曾經引經據典，對“有條有梅”解釋道：“條有兩種：一則《毛傳》所云槄也。《爾雅》：槄，山榎。榎，今謂之楸，似梓，至秋垂條如線，故謂之條。一則《爾雅》所云‘柚’、‘條’，郭璞注謂似橙實酢，生江南者。梅亦有二：一則今之所謂梅，冬開白花，結實酸者；一則《傳》所謂柟，今西川所出大木，大數圍者，乃似橙之條，出湖、湘、閩、粵，而梅花唯江南多有。”

王夫之所處的時代，正是一個低溫期，所以他認為“似橙之條”與梅均出自江南嶺表，這應當是正確的，但他又以此為據，去詮釋千余年前處于溫暖期的《詩經》中的記載，這就有些失之偏頗了。他是這樣詮釋“有條有梅”的：“此《詩》云‘終南何有’，又云‘有紀有堂’，皆遙望之詞，非陟終南，而歷歷指數之也。則條、梅皆非樹名，梅當與枚通，小樹之枝曰條；其莖曰梅。蓋秦山無樹，但有灌莽郁蔥而已。望終南者，遙矚其山阜之參差，遠頜其荊榛之蒼翠，以興望君而韻慕之詞。故曰：其君也哉，亦遙望而贊美之也。”這一推論顯系公羊手法。其實，《詩經》本身已經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梅，就是江南之梅，開花結實，可以食用，而且時人以梅之開花結實作為男女求婚的時節，亦可見梅樹的種植普遍。如《召南·摽有梅》所云：“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由“其實七兮”到“其實三兮”到“頃筐塈之”形象地道出了梅實熟落的過程。為何可以把梅詮釋為“小樹之莖”？“有條有梅”之條亦然，王夫之已引古人注，謂條或柚或楸。但因不產于北方，又推論條即小樹之枝條，亦屬大謬。“有條有梅”相對而言，梅為楊梅，條則為柚。許慎《說文》亦明確指出：“柚，條也，似橙而酢。”

實際上，直到漢代，桔與楊梅依然可以在關中種植，而且，除此兩者外，還有柑橘、橙、枇杷、荔枝、龍眼（桂圓）、香蕉（甘蕉）、檳榔、橄欖、留求子、蜜香樹等多種南方作物在關中落戶。《三輔黃圖》卷三《扶荔宮》曰：“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皆百余本。”《西京雜記》卷一說：上林苑有“梨十（種）……棗七（種）……梅七（種）……枇杷十株，橙十株……桂蜀漆樹十株”。司馬相如在《上林賦》中曾對此也有詳細描述：“于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樸，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后宮，列乎北園。”

從河流冬季穩定封凍線看，在這一歷史時期，其南線出現北移現象。據有關專家研究，當今河流冬季穩定封凍的南界大體上東起連云港附近，經商丘北跨黃河，沿黃河北側高地西伸，這條線以北的河流每年都有隱定的封凍現象。但在春秋西漢時期，河流冬季穩定封凍線北移大概至今山東曲阜一帶甚至再向北一些。[3](P15)據《左傳》、《漢書·五行志中之下》記載，在關中地區及曲阜、洛陽地區，于魯桓公十四年（前698）、成公元年（前590）、襄公二十八年（前545）、漢武帝元狩六年（前107）昭帝始元二年（前125）都有“無冰”記載；《后漢書·五行志二》也云：“庶征之恒燠，《漢書》以冬溫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溫，而不記錄云。”李賢注引《管子》曰：“冬不冰也。”而河流封凍要比河邊出現冰情所要求的冬季溫度還要低。這種氣候狀況與梅樹所指示的情況基本吻合。

另外，這一時期，渤海灣地區還出現大范圍的海侵現象，據有關專家考證，這與當時氣候之溫暖不無關系。《漢書·溝洫志》記載：“王莽時，征能治河者以百數……大司空掾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譚其驤等專家認為，王橫所言，乃是發生在西漢中期的一次大海侵。其“九河之地”相當于今渤海灣西岸的天津、寧河、寶坻、武清、靜海、黃驊六縣市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區，即這次海侵的范圍大體在海河平原上海拔四米的等高線附近，方圓數百里。直到東漢中葉以后，海侵地區的海水才漸漸后退；東漢末年，海陸形勢基本恢復到海侵以前的局面。但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地區仍然人煙稀少。因而這一地區出現了西漢中葉以來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遺存在年代上的中斷現象；而且在這一區域的七里海北岸大海北村的漢代文化層內發現大量的孔蟲殼體，其組合可能代表一個穩定的沼澤湖環境。[4]這些都表明，溫暖、多雨是當時氣候的一個重要特色，王橫所言“天嘗連雨，東北風”，當不是孤立現象。

由上所述，我們不僅對漢代的氣候條件有了初步的把握，而且還可以注意到這種氣候條件已經對這一時期植物的生長與分布發生了重大影響。同樣，它對于其他生態因子諸如植被、土壤、水資源以及農作物布局、產量等乃至生產方式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

二

兩漢時氣候條件的相對溫暖，帶來了降水的充沛，水資源的豐富，而且對于這一歷史時期的植被與土壤結構也都發生著重要的影響。

氣候的溫暖可以直接提高一個地區的降水水平，所以，在兩漢時代，尤其是西漢時代，有關大雨、霖雨、雨的記載不絕于史。如《漢書·五行志》記載：“文帝后三年秋，大雨，盡夜不絕三十五日。”“昭帝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成帝建始三年夏，大雨，三輔霖雨三十余日，郡國十九雨……秋大雨三十余日；四年九月，大雨十余日。”《后漢書·五行志一》也記載：“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雨傷稼。安帝元初四年秋，郡國十雨傷稼。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雨傷稼。建光元年，郡國二十九雨傷稼……”各帝紀中尤其武帝以后諸帝紀對大雨的記載也是不絕如縷。豐富的降水，一方面會造成“山谷水出”，河流溢滿，致使水災；但另一方面也使水利資源相對充沛。我們還是以關中為例。班固《西都賦》言此地“決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穎，桑麻鋪棻”。杜篤在《論都賦》中也寫道：“畎瀆潤淤，水泉灌溉，漸澤成川，粳稻陶遂。”《太平御覽》卷八二一所引王朗《上求正貸表》言：“昔在兩京，有鄠杜膏腴之饒，池陽谷中之利，涇渭三川之水，鄭國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并畝，至今號為陸海。”儼然一派水鄉景象。當然，這并不是文學家們的夸張與鋪襯，關中地區的實際情況亦然。兩漢時代，關中地區可以說是河網密布，水源眾多，長安附近，八水環繞，有涇、渭、灞、浐、豐、鎬、澇、潏。以涇水為水源修建的鄭國渠、白渠，有灌溉能力為4.45萬頃。如《通典》卷一七四云：“秦開鄭渠，溉田四萬頃，漢開白渠，復溉田四千五百余頃，關中沃衍，實在于斯。”而目前涇水最大月份的水量，卻只能灌溉50萬畝。

其他地區亦多如此。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時代，黃河下游地區與黃河相連的河流就有南岸的濟水、浪湯渠、汳水、汴水、渙水、沙水、洧水、獲水、睢水、渦水、魯渠水、濮渠水、漯水、篤水河等；還有北岸的汊道、屯氏河、屯氏別河、張甲河、鳴犢河等；下游地區鴻溝以來，泗濟以西，江淮以北，大河以南，共有較大的湖泊140多個。黃河水系以外，北方還有其他水流系統，如山東南部地區即有沭水、汶水、泗水、沂水、桐水、南梁水、潡水、承水、祖水等。近幾十年來，考古發現又向人們揭示了這一地區數十條不見文字記載的古河流，為土地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漢代的湖泊陂澤更是星羅棋布，不計其數。據統計，《水經注》記載的大小湖泊僅在黃淮海平原地區就有190個之多。正因為這一時期有豐富的水利資源，所以，灌溉工程格外發達。《史記·河渠書》對武帝時的情況有一概括的記載：“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余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

氣候的溫暖與濕潤，也為兩漢時期森林植被以及土壤狀況能處于一種良性的自然循環狀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我們可以看一下同期的山東與關中。據有關專家分析，春秋戰國時代，山東地區木本植物孢粉比重增至30%-58.5%，森林植被是以闊葉樹為主的針闊葉森林，主要樹種有櫟屬、栗屬、榆屬、樺屬、鵝耳楊屬、桑屬、楓香屬、胡桃屬、楓楊屬等多種喬灌木混交。當時山東的森林面積約有7萬平方公里，覆蓋率為46%。如《禹貢》所言：兗州“厥草惟繇，厥木為條”，徐州“草木漸包”。《孟子·滕文公上》也說，這一地區“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經春秋以來的開發，到兩漢時代，雖然自然森林面積逐漸減少，但經濟林木與經濟植被即人工再生林及次生植被卻形成規模，像“齊魯千畝桑麻”，“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1]（《貨殖列傳》）以及“曹、衛、梁、宋，采棺轉尸……鄒、魯、周、韓藜藿蔬食”，[5]（《通有》）等等，都很有特色。正因為如此，才會對這一地區有“膏壤千里”之譽。對此，史念海先生曾分析道：“兗州的墳土為什么為黑色，這是由于兗州森林草地最多，草木旺盛，土壤中腐植質也相應的增多，所以在《禹貢》中，兗州之土為上中。”[6]（《河山集三·戰國至唐初太行山東經濟地區的發展》）這是兩漢時代山東經濟繁榮的重要條件。

居于兗州之上的是雍州之土，為上上，其原因也在于森林草木植被的完好，司馬遷即言“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司馬貞索隱：“穀，木名，皮可為紙；纑，山中苧，可以為布，今山間野苧。”司馬遷又言：“燕、秦千樹栗”；“渭川千畝竹”。所以，“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1]（《貨殖列傳》）東漢班固的記載更是清楚，他說：關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2]（《地理志》）又言長安之地“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水，郊野之富，號為近蜀”。[7]（《西都賦》）東漢杜篤的《論都賦》亦言：“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楩楠檀柘，蔬果成實。”據史念海先生考證，秦漢時呂梁山、秦嶺、崤山、首陽山、邙山、中條山、太岳山、析城山、黃龍山、嵩山、太行山、王屋山等山區，都覆蓋著大片森林。[6]（《河山集二·歷史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

三

氣候的溫暖與溫潤改變了以往的作物布局，擴展了各種作物的種植空間。在植物方面，前已詳述，此不贅述。就農作物來講，以水稻為例，水稻為喜溫喜水作物，產量較高，由于氣候的溫暖，水利的興盛，兩漢時代的水稻種植面積大大擴展。

水稻原產于南方，早在仰韶文化時代即陸續北傳，春秋溫暖期到來后，種植面積不斷擴大。《詩經·魯頌·宓宮》云：“有稻有秬。”《唐風·鴇羽》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小雅·白華》亦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七月》云：“十月獲稻。”戰國時代，中原地區稻作生產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戰國策·東周策》記道：“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縱橫家之言，固然不可全信，但由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出，東周一帶應當是擁有相當數量的稻田，所以，當西周不下水時，才會“患之”。我們還可以看出，或有相應的水利，東周境內可以普遍種稻，正因為此，蘇秦才會建議西周下水，待東周種稻后，再以水源控扼其命運，“令一抑西周”。

兩漢時代，北方的水稻種植依然在發展中。從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看，北京黃土崗，河南洛陽西郊、輝縣城北、洛陽燒溝以及江蘇徐州奎山等地，都先后有稻谷出土，許多地區出現了大面積的稻作區。如關中一帶，內史所掌握的公田中，即以稻作為主，據《漢書·溝洫志》記載，“倪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武帝曰：“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眾……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時。”民間種植也很廣泛。漢武帝微服外出狩獵，“馳鶩禾稼稻粳之地，民皆號呼罵詈”；[2]（《東方朔傳》）直到東漢時代，關中仍然“畎瀆潤淤，水泉灌溉。漸澤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畝價一金”。[8]（《杜篤傳》）“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算”。[9]（《京兆樊惠渠頌》）河北一帶亦然，早在魏襄王時代，史起為鄴令，即引漳水溉鄴，廣植水稻，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梁。”漢哀帝時，待詔賈讓主張治河北水患，“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2]（《溝洫志》）東漢安帝時，大力發展水稻生產，“河內好稻……地產不為無珍也”；[10]（《冀州論》）漁陽太守張堪，在狐奴（今北京順義縣東北）開稻田8000余頃。這是漢代水稻種植的北界。在黃河以南的中原地區是漢代北方著名水稻產區。如東漢初山陰太守秦彭“興起稻田數千頃”。[8]（《岑彭傳》）東漢末，夏侯淳在陳留、濟陽間“率將士勸種稻”。汝南一帶更是“魚稻之饒，流衍他郡”。[8]（《鄧晨傳》）

由于水稻種植的擴大，兩漢時代的北方地區已掌握了比較系統的稻作技術，并較南方更早地進行了歸納與總結。出現于北方的《氾勝之書》與《四民月令》，可視為西漢與東漢的兩部代表著作。這兩部著作，對水稻種植技術的主要環節都有記載，如對于播前整地，《氾勝之書》指出：“種稻，春凍解，耕反其土。”“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適。”對于播種，北方地區已掌握了不同品種的不同時節，《氾勝之書》云：“三月種粳稻，四月種秫稻。”《四民月令》也云：“三月……時雨降，可種粳稻。”對于播種量，《氾勝之書》也指出：“稻，地美，用種八升。”這也可以告訴我們，西漢時代，水稻種植尚為撒播，亦即直接播種。不獨北方如此，南方地區亦未見到移苗插秧的記載，一些地區畫像磚上的播種方式也是撒播。到東漢時代，北方與南方共同出現了插秧技術，《四民月令》五月所記：“是月，可別稻及藍。”是我國農作文獻中首次對這一技術的記載。與此同時，南方出土的東漢畫像磚上也出現了有關內容，如廣東佛山瀾石出土的水田模型中，就有農夫插秧的形象；貴州興義出土的水田模型中，也刻畫出了整齊的禾苗，顯然是插秧的結果。這也表明，北方地區的水稻生產技術，因種植面積的擴大，也達到了一定的水平。

由于氣候的溫暖，使糧食的耕種時間大為提前，如《氾勝之書》記：“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種稻。”“立春后，土塊散。”“三月種粳稻。”據專家推算，這要比目前關中地區耕種的時間提前約一個物候或一個節氣。這對農作物的生長乃至產量影響較大。

氣候變化對于農產量的影響對于高緯度地區，亦即我國北方地區的農作物產量更為直接。張家誠先生曾經提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年平均氣溫每下降1℃，糧食單位產量就會比常年下降10%；同樣，年降水量每下降100mm，單位面積糧食產量也會下降10%。[12]而低緯度地區則影響不大。吳慧先生曾認為，如統一以今畝計算，秦漢時代的平均畝產量為132公斤，東晉南朝為125.35公斤，較前朝下降2.84%，這主要來自緯度較高的長江以北地區，以種植水稻為主的長江以南地區，水稻畝產量反比秦漢上升了5.2%。北朝時代的平均畝產為128.8公斤，較之秦漢下降2.48%。而唐代的糧食產量則直線上升，較之漢代，增長了26.6%；較之南北朝，增長29.66%。

余是非先生所考訂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糧食畝產量的變化起伏要高于上述結果。他認為，曹魏與兩晉時代，糧食畝產較之兩漢下降1.5%；北朝則下降13.3%；隋唐較之南北朝又上升了1.3%。[12]這與氣候的變化趨勢亦相吻合。

良好的生態環境對兩漢時期的生產經營方式也產生了連鎖反應。從關中、關東地區來看，當時的生產經營方式總的來說不是單純的經營農業，而是兼顧林、牧、副、漁諸業，這從當時的史料記載中便可看出。就畜牧業來說，即使以農業為主的中原關中地區當時農牧兼營比較突出。如齊人卜式，“以田畜為事……羊致千余頭，買田宅”；[2]（《卜式傳》祝雞翁，洛人，有雞千余頭；[13]（《祝雞翁》）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而主上重之；”；關中橋姚“有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鐘計”；[1]（《貨殖列傳》）陳廣漢除有大量的田產外，還有“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14]（《卷四》）馬援“在上林苑，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谷數萬斛”，[8]（《馬援傳》）這些與董仲舒所說的“多其牛羊”、“廣其田宅”，[2]（《董仲舒傳》）仲長統所說的“馬牛羊犬，山谷不能受”，[8]（《仲長統傳》）都是典型的農牧兼營的豪強。另外，從一些名人曾從事放牧業，如淄川公孫弘“放豕海上”，[2]（《公孫弘傳》）梁鴻“牧豕上林苑”，[8]（《梁鴻傳》）濟陰孫期“牧豕于大澤中”。[8]（《孫期傳》）從民間祭禮中“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擊鼓”，中者“屠羊殺狗”，貧者“雞豕五蕓”；從濟南王康擁有“馬千二百匹”、外戚馬光僅臘日用羊即達三百頭，可從另一側面反映當時中原關中地區畜牧業之發達。

由于水利資源豐富，漢代養殖業也得到了很大發展。當時一方面出現許多大面積養殖區，如《史記·貨殖列傳》所說“水居千石魚陂……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凡生產“鮐魚千斤，鯫千石，鮑千鈞”者，可比千乘之家；東漢的樊宏家“池魚牧畜，有求必給”。[8]（《樊宏傳》）另一方面，當時的水田陂塘也往往實行多種經營，將稻作、養殖、種藕等諸項有機地融為一體，農、漁、副兼顧，一舉多得，這種現象我們從出土的漢代陂塘模型中便可看到。如在1978年在陜西勉縣發掘的四座東漢墓中，出土了塘庫農田模型一件，陶陂池一件，方形塘庫三件。所出塘庫農田模型為長方形，塘庫與稻田連為一體，中有一坎相隔，塘內有螺螄、蛙、鱉、魚；陶陂池是一獨立的蓄水設施，池內分布有荷葉、蓮包，有魚、蝦、鱉、魚、螺、龜，池坎上還有鴨子；另外三件塘庫模型也分布有上述物品。又如，1977年在四川峨眉縣東漢磚墓中出土的石塘庫農田模型，右邊為塘庫，塘中有鴨、蝦、蟹、螺等，左方為兩方農田；在通往農田的水口處，還置有竹籠，以防魚蝦進入田中。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東漢陶水塘，中以高堤相隔，右塘有荷花、魚、鴨和小船，左塘為魚池，池內有兩條大魚象征著養殖業豐收。[15]

經濟作物作為農業生產的一部分，在漢代得到長足的發展。其種植規模之大、分布之廣、品種之多，都是前后諸朝所不能比擬的。據《史記·貨殖列傳》載，當時帶有商品生產性質的園圃，栽種量往往以“千樹”、“千畦”、“千畝”、“千石”、“千種”、“千章”、“萬個”、“千斗”計；各種園林比比皆是，兩漢史籍中諸如“柚之鄉”、“果布之湊”、“棗粟之饒”、“園圃之利”、“千畝桑麻”、“千畝姜韭”、“千畝竹”、“千畝卮茜”、“果菜千鐘”、“桑麻鋪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不絕于書。各豪強莊園的經營多是以農業為主，兼營其他。如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頃……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贏梨果，檀棘桑麻。”[16]（《比水》）陳廣漢家除種植一般農作物外，還有藷蔗二十五區，蹲鴟三十七畝，有果蓏肴蔌[13]（《卷四》）等等。各小農小戶們也如班固所說：“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場。”[2]（《貨殖傳》）由于種植環境的良好，加上技術的提高，經濟作物的種類也大大增加。西漢的蔬菜，見諸記載的就有36種之多，《四民月令》所記莊園中僅蔬菜就有20余種；檢《西京雜記》卷一所載，當時果樹種類梨有10種、桃有10種、棗有7種、李有15種、梅也有7種之多。

漢代這種以農業為主，兼顧牧、副、漁諸業的生產模式，反過來又為水土保持及生態環境起到維護和發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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