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管理碩士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感受古人智慧與現代科技

一進山東館，映入眼簾的就是一尊高2.561米的鑄銅貼金孔子雕像。孔子是山東的文化標簽，如何向全世界的朋友介紹孔子及儒家精神，是山東館講解員必備的素質。

張宇晴說，除了孔子，山東館大門口的“魯班鎖”同樣體現了古人的智慧。“魯班鎖”其實是2000多年前魯班發明的一種木制卯榫結構，也是中國傳統建筑和家具中的常見結構。

而在第三展廳，場館風格突然大變，猶如來到未來世界。張宇晴表示，山東館第三展廳里有先進的物聯網冰箱，人們可與冰箱“對話”。通過電腦，可以知道冰箱里有什么，冰箱還會提醒你：哪些東西該采購？哪些東西保質期快到了？并自動提示購買。只需手指一按，商家就會送貨上門。

利用電磁耦合共振原理設計的“無尾”電視則真正實現了“無線”，沒有一根電線或網線與電視相連，你可在房間內任意移動電視而不影響信號質量。

要學習各國人員敬業態度

篇2

一、引言

公司治理的主體主要是董事會，董事會是公司經營管理的的監督者，也是公司發展的制定者與決策者，是公司決策制定和控制權系統的核心。董事會的基本職責，就是為了股東和社會大眾的利益，監督公司的管理層，預防管理層為了自身利益來操控公司，而損害公司的價值。從1980年以來，有關公司董事會特征與經營績效的研究大量涌現。公司治理的設計，通過創造機制以加強并支持董事會監督作用，立于確保投資者得到回報。董事會處于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樞紐地位，對公司生存與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如何完善董事會的結構與運作，對于建立健全符合市場經濟規律、適合現代企業治理機制的公司來說，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由于近年來海峽兩岸經貿交流互動頻繁，如何減少兩岸企業彼此間在治理結構上的差異對其經營績效的負面影響是值得關注的。高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支柱，也成為其它產業發展的推動力。因此，本文以海峽兩岸電子產業為例，研究兩岸的董事會特征是否存在明顯差異，并深入研究其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為進一步完善董事會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推動企業的現代化進程提出具有借鑒價值的建議。

一、文獻綜述

（ 一 ）董監持股與公司經營績效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利益趨同說，認為董事會持股比例較高時，會盡力監督管理當局的行為，使其不危害股東權益，而且能提供較為合理謹慎的決策，創造公司價值最大化。因此他們認為董事會持股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正相關。另外，Morck（1998）認為當董事會的持股比例沒有達到一定水平時，對于管理當局的監督能力和意愿都會比較有限，對公司價值影響不大；但當持股比例超過一定水平后，管理層支出的偏好行為造成公司財富的損失需由自己承擔，因此他們會有較大的動機去執行董事會應有的職責，監督管理當局，對公司的經營績效會產生正面的影響。Salancilk（1977）認為外部股東的股權越集中，所產生信息不對稱的情形就越少，股東更換不勝任的經理人的權利也就越大，因此，外部股東持股比例越高越能提高公司價值。然而，Jensen和Ruback（1983）認為董事會基于本身職位安全性考慮，通常都會有一些反接管的行為，如否決對股東有利的合并案。若股權越集中在董事會或少數股東身上，反接管的行為更為嚴重，對公司的營運會產生負面影響。多數學者認為董監事持股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正相關（楊俊中，1998；劉仲嘉，2006；等）。高睿鴻（2006）發現，董監持股比例與公司盈余管理呈顯著負相關關系。柯大鋼、畢艷杰（2006）以家族控股上市公司為例，發現董監事持股比例與公司績效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認為持股作為一種激勵措施，能激勵董監事執行有效的監督之責。而袁萍（2006）發現董監事持股比例與企業績效并無顯著關系。

（ 二 ）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經營績效 Jensen和Meckling（1976）與Lipton和Lorsch（1992）認為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經營績效呈現負相關關系。他們認為董事會人數的增加，會增加溝通意見的成本并降低公司運作的效率。大群人中的交流、任務協調和決策制定的有效性比小規模董事會難，成本也更大，且超過了依賴更多人帶來的好處，搭便車情況也更為嚴重。Chaganti、Mahajan和Sharma（1985）與Pearce和Zahra（1992）則認為董事會規模擴大，組織的復雜性就相對提高，很多學者也得出類似的結論。然而，Bacon（1973）有著不同的觀點。董事會規模大，說明公司同環境建立的外部關系的能力強，可以獲得更多的稀缺資源并得到更為優質的咨詢意見，因此可以提升公司治理（Dalton等，1999）。進一步，由于信息分享，規模大可能會提高董事會決策過程的效率，并通過提供多樣性以幫助公司獲得重要資源，降低環境的不確定性以提高公司業績。高睿鴻（2006）以1998年至2006年間發生財務危機的113家上市公司及其對應的113家財務正常公司為例，發現董事會規模與盈余管理顯著負相關。劉思琦（2005）實證研究發現經營績效與董事會人數沒有直接的關聯性。申心吉（2005）發現在一定范圍內，董事會規模越大，企業績效越好；而超過這一范圍，董事會規模則與企業績效負相關。湯小華（2007）研究發現，董事會規模與企業價值間并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 三 ）獨立董事與公司經營績效 Fama和Jensen（1983）強調獨立董事在執行決策職能時的重要性，認為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相較下更具獨立性，更能保護股東權益，進行有效的監督，防止管理當局有任何不當而損害股東權益的投機行為。獨立董事還能發揮在管理監督方面的更為廣泛的經驗和專長。獨立董事，代表股東，有較強的動機組織并發現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很多學者都發現獨立董事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另一方面，獨立董事常常有自身動機和依賴性，這可能會威脅到他們的客觀性，從而降低其積極作用的發揮。Mayer等（1997）認為，當公司被接管的時候，獨立董事較能執行有效監督，以保障公司價值，但以長期而言，獨立董事的比例與公司價值并無明顯關系。劉思琦（2005）和劉仲嘉（2006）發現獨立董事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正相關。不過吳宗輔（2006）研究指出，外部董事人數比例與公司績效呈現負向的關系。還有很多學者發現獨立董事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無關。黃佳妮（2007）研究發現，獨立董事比例對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申心吉（2005）用凈資產收益率、每股收益來衡量企業績效，發現獨立董事比例與企業績效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陳旭東、遲丹鳳（2007）發現獨立董事無助于改善公司業績；而當獨立董事逐漸成為董事會中的多數甚至絕對多數時，獨立董事比例與公司業績負相關。

（ 四 ）兩職合一與公司經營績效 Jensen（1993）指出存在兩職合一時，內部控制系統會癱瘓，因為董事會不能有效履行包括評價并開除CEO之類的職責。董事會兩職分離可以增進董事會的監督效果并改善公司績效（Fama和Jensen，1983；Berle和Means，1932）。還有學者認為兩職合一限制了董事獨立性，降低了董事會監督管理層的作用，可能會對公司業績有負面影響（Dayton，1984）。另一種觀點基于資源供應觀，認為兩職合一可能是有效的。如果董事會被委任協助管理層，CEO加入董事會則是有益的，不但能改進董事會成員的信息交流，而且與董事會成員的溝通和討論可能會得到更寶貴的建議和更好的公司績效。Jensen和Meckling （1976）認為，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職務的現象多見于家族企業，當董事長或其家族成員擁有較高的持股比例時，董事長通常會追求公司利益的最大化。Davis等（1997）認為兩職合一時，潛在的利益沖突較少。若總經理是道德高尚的人，對公司營運狀況極為了解，兼有董事長的職務，可能會使公司價值提高。Sridharan和Marsinko（1997）認為，當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可以大幅提高經營利潤及生產效率，使公司的價值提升。此外，兩職合一的領導者對公司以及環境也更為了解。黃鈺光（1993）發現兩職合一與經營績效負相關，而高睿鴻（2006）發現兩職合一與公司盈余管理呈顯著負相關關系。還有很多學者認為二者關系不顯著。吳淑琨（2002）發現公司規模越大，越傾向于采取兩職合一。申心吉（2005）、謝軍（2007）等發現兩職合一與公司經營績效正相關。然而，王昭（2004）發現兩職合一與經營績效顯著負相關。

國內外學者分別從各種視角對董事會特征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許多成果，但是尚未有學者探討過兩岸董事會特征對企業經營績效相關性的比較研究。基于近年來兩岸在經貿交流上的日益頻繁，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深入研究，探討兩岸董事會特征差異對經營業績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改進兩岸各自的董事會特征，從而更好地便利兩岸經貿交流。

三、研究設計

（ 一 ）研究假設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利益趨同說（Convergence of interest）。認為董事會持股達到一定比例時，董事的財富水平就會與公司經營績效密不可分，其切身利益與公司利益趨于一致。當公司運營較好時，董事的財富也會相對增加，因此董事會的監督意愿增強，會盡力控制管理當局的行為，降低管理當局作出危害公司行為的可能性。由此，本文提出假設1：

H1：董監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經營績效越好

Bacon（1973）認為董事會規模與其效率正相關，較多的董事會人數可集思廣益地作出更全面的決策，以提升公司價值。Chaganti、Mahajan和Sharm（1985）研究發現擴大董事會規模能夠對管理層形成更有效的監督。由此，本文提出假設2：

H2：董監事會規模越大，公司經營績效越好

由于獨立董事大多是具有信譽的專家，在公司持股方面較少，當計劃失敗時，不會遭受太多損失，卻需要承受信譽掃地的風險。為了防止信譽掃地，他們多半能盡自己的義務進行有效監督，并以專家客觀的角度去評估高管層做出的決策。此外，獨立董事不僅能提供多樣且專業的建議，也掌握了公司所需要的外部資源，由獨立董事作為媒介，使公司更容易進行策略聯盟或是取得互惠關系。由此，本文提出假設3：

H3：獨立董事占董監事會比例越高，公司經營績效越好

董事長為董事會的領導者，在公司中的職位及權力均大于其它的董監事，其責任是帶領董事會做好監督的角色。由一人同時擔任董事長和總經理兩種角色，可能會產生兩種問題：一為利益沖突，容易借著職位之便，作出對公司不利的決策，損害股東權益；另一個是無法超然獨立地評估管理當局的績效，因為董事會失去其自主性，成為管理層的橡皮圖章。這樣，董事會監督功能無法正常發揮，失去監督管理層的客觀公正性，從而使公司的經營績效降低。由此，本文提出假設4：

H4：存在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的情形，公司經營績效降低

（ 二 ）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內地方面的研究樣本來自2004至2006年的滬深兩市的電子類上市公司，剔除了ST、PT公司和所有者權益小于零的公司之后，共獲得研究樣本291個；臺灣方面的研究樣本來自2004-2006年臺灣電子業上市公司，刪除一些數據不全的上市公司，共獲得研究樣本717個。臺灣經濟新報數據庫系統、CSMAR中國上市公司財務年報數據庫、TSEC臺灣證券交易所（.tw）、公開信息觀測站（.tw）、巨潮信息網（.cn）和金融界（.cn）等網站數據。

（ 三 ）變量定義與模型建立 本文構建回歸模型如下：Yi=β0+β1P+β2LIAB+β3SIZE+β4GROW+ε （1）

其中，y表示公司經營績效，公司經營績效可分為財務性績效和非財務性績效，考慮非財務性績效取得不易，故以財務性績效作為公司經營績效的衡量指標，在本研究中則采用資產收益率（ROA）作為公司經營績效的指標，在穩健性測試中使用每股盈余（EPS）來度量公司經營績效；P為董事會特征的研究變量，分別用董監事持股比例（DISSTOCK）、董監事會規模（DG）、獨立董事比例（INDEP）和兩職合一（LZ）來表示；本文以負債比率（LIAB）、公司規模（SIZE）及凈利潤增長率（GROW）作為控制變量。變量詳細說明表如表（1）所示。

四、實證檢驗分析

（ 一 ）描述性統計 樣本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從表（2）可以看出，2004年至2006年兩岸樣本在ROA、EPS、董監事持股比例、董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兩職合一、公司規模以及資產負債率上存在顯著差異。內地在每股收益上偏低，其可能原因： 會計準則計算基礎上有一些不同；稅率制度，亦會對稅后盈余有些影響。而在凈利潤增長率方面，兩岸無顯著差異。

（ 二 ）相關性分析 相關性分析如表（3）所示。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在正負0.3以下，表明變量存在相關性。

（ 三 ）回歸分析 回歸分析如表（4）所示。臺灣方面，董監事持股比例、董監事會規模以及獨立董事比例對經營績效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兩職合一也有正向影響，但不顯著。然而，內地方面，董監事持股比例、董監事會規模以及獨立董事比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皆不顯著；只有兩職合一對經營績效有微弱的負向影響。

（ 四 ）穩健性測試 本文進行了穩健性測試，同原結果基本一致。臺灣方面，董監事持股比例、獨立董事比例對經營績效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董監事會規模、兩職合一盡管也有正向影響，但不顯著。內地方面，所有測試變量皆不顯著。

五、結論與建議

綜上分析，臺灣方面董監持股比例符合假設，支持利益趨同說。內地方面以EPS作為公司績效變量時，董監持股比例符合假設，但不顯著。可能由于內地董監持股比例過低，使其利益與公司績效很難保持一致，而使董監事沒有動力做好有效監督以提升公司績效。臺灣的董事會規模與企業經營績效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支持假設。而內地方面，董監事會規模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不顯著。可能是由于內地的董監事因自身魚龍混雜的背景及專業技能，在參與企業經營管理時受到限制，沒有真正地發揮監督和指導作用。臺灣和內地方面，在獨立董事占董監事會比例，均符合假設，其比例越高，企業經營績效越好。然而，獨立董事制度內地還是不很健全，許多獨立董事徒有虛名，因此內地獨立董事比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不顯著。臺灣兩職合一與企業經營績效存在正相關關系，不支持假設。其可能原因，臺灣的上市公司多半是從家族企業發展起來的，董事長兼總經理的情形可能存在，其利益與公司的利益趨于一致。內地兩職合一，以ROA作為公司績效變量時，符合假設；然而以EPS作為績效變量時，結果不顯著。可能是由于內地上市公司的領導結構過于復雜，很多都是從原國有企業改制而成。

本文提出如下建議：強化董事會職能，董事會成員應本著忠誠、謹慎且高度注意的態度以公司利益為前提，評估公司經營策略、風險管理、年度預算、業務績效及監督主要資本支出、并購與投資處分等重大事項，同時也應確保公司會計系統和財務報告的正確性，并避免有董事會成員損及公司的行為或與股東間發生利益沖突的事情；實質性地對董事和監事授予股票期權計劃，并繼續提高其持股比例；在選任董監事以及獨立董事時，要考慮其背景及專業技能，從而優化董監事人員結構；董事會應有績效評估制度，藉以衡量每一位董事的貢獻；對原國有企業改制、歷史遺留形成的領導結構盡快規范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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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當今，人才資源是經濟發展的首要資源，對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誰發揮了人才資源的作用，誰就能掌握經濟發展的主動權。據報道，當年我國第一批從事“863”計劃的年輕技術人才至今已所剩無幾，有的出國、有的去了外企，現如今企業中技術型人才流失的現象比較嚴重，這些核心技術人才的外流帶走了企業的核心商業機密，包括客戶、融資關系以及企業關鍵核心技術，給企業造成巨大的損失。特別是中國加入到世貿組織以來，大批國外企業進駐國內市場，也勢必在國內尋找和培養大量技術型人才，這也加重了國內企業技術型人才流失。在現代企業中，技術型人才擁有專業知識資本，在組織中獨立性、自主性較強，由追求終身就業的飯碗向追求終身就業的能力轉變，因此導致人才流動頻繁。對于一個企業來說只有不斷的改善人才結構，提高人才素質，保持人才的合理流動才能更好地實現企業內人才隊伍的整體優化。

隨著人才流失現象的日益嚴重，流失過程中也暗藏著驚人的成本和對公司利潤的損害，對企業利潤產生巨大的內耗。美國管理學會(AMA)報告顯示，替換一名雇員的成本至少相當于其全年薪酬的30 %。對于技能緊缺的崗位，此項成本相當于雇員全年薪酬的1.5倍甚至更高。因此如何吸納、留住人才成為知識型企業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何減少知識型企業人才的流失，如何擺脫因企業人才流失的困境，已成為當今企業管理者應當關注的一大課題。

我國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張五常曾說過：勞動和知識都是資產。每個人都有頭腦，會作自行選擇，自作決定。我要指出的重要特征是，會作選擇的人與這些資產在生理上合并在一身，由同一的神經中樞控制，不可分離，跟這些資產混在一身的人可以發奮圖強，自食其力，自我發展或運用，也可以不聽使喚，或反命令而行，或甚至寧死不從。對人才流失的研究有利于豐富和發展人才流動理論和模型研究，其次從研究內容及研究對象來講，從人才流失內在動因進行探討，這對以往人才流失的研究范圍是一個有力的補充。最后通過需求層次理論及戰略式激勵理論，研究企業應對人才流失的辦法。

二、技術型人才的定義

人力資源是開發自然資源，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主動力量。發展經濟的決定因素是人力資源而不是自然資源，其中人力資源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人才資源。字典上對“人才”的解釋是：有才識學問的人，德才兼備的人。參照國內關于人力資源方面的各種資料，一般對“人才”有這幾種界定的范圍：

(1)以學歷層次為界限，把“大專及大專以上”的人界定為人才資源；

(2)以學位級別來界限，把“學士及學士以上”的人界定為人才資源；

(3)以職稱為界限，把中級職稱以上的人界定為人才資源；

(4)以獎勵級別為界限，把獲得某種社會公認的重要獎勵(如市級、省部級以上等等)的人界定為人才資源。

技術型人才是指能利用自身所掌握的專業技術知識，為企業不斷創造價值。技術型員工從事的并非簡單的重復性勞動，而是能夠在易變與眾多不確定的環境中充分發揮個人的資質，來應對可能變化的情況，為企業技術研究的進步不斷做出貢獻。技術型員工是企業中的勞動者，這與一般意義上的“普通員工”沒有本質的區別，但另一方面，技術型員工擁有專業的技術知識，其又有“資本性”的一面，因此，對于企業來說，技術型人才的管理就更具難度與挑戰性。

企業的技術型人才具有稀缺性，一方面表現在一定時期內，由于專業人才的供給數量不足，導致企業間相互爭奪；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人才呈現非均衡分布同時其價值難以按照市場化的標準來衡量，導致不同企業對于人才的開發培訓具有相對的差異，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的稀缺。由于人才稀缺性，人才一旦流失很難找到一個同樣的，因此會給企業帶來巨大的損失。

三、技術型人才的流失現狀

人才流失是企業中人才流動超過其合理限度的部分。人才流失是指企業中企業關鍵作用的人才非單位意愿地流走，或失去積極作用的現象，人才流失有顯性和隱性之分。當今世界人才已不再屬于某一個地區、某一部門或某一國家，人才屬于整個世界，屬于全人類。人才交流和信息交流將變得越來越重要，人才的流動對信息技術的交流與更新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當前全球化的形勢下我國面對沖擊最大的不只是產品市場、而且還有人才市場，經濟的一體化使得人才競爭與人才流動國際化，全球作為一個開放大市場，人才流動市場化將勢不可擋。

“水往低處流，人往高出走”，前者是水的運動規律，后者是人才流動規律。人才的流動除受各種經濟規律制約外，有其自身的運動規律。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均衡，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組織的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人們為了實現自身的價值，必然會離開不適合自己發展的地方，而選擇適合自己成長與發展的環境，進而使自己的人生價值得到更好的實現，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同時人才的流動過程也是一個相互學習的過程。

知識經濟時代，人才具有更多的就業選擇權與工作的自主決定權。不同的企業或部門之間，不同的地區或國家之間人才的流動已十分頻繁，人才流動呈現出一種全球化、國際化的趨勢。面對人才市場的競爭，小到一個單位，大到一個國家，人才的流入與流出應當是平衡的。否則，就會造成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單位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然而，由于經濟、管理、信息等各方面的差距，人才流動往往會出現失衡的現象。人才嚴重流失就是人才流動失衡的表現。在人才流動過程中，人才流失會嚴重影響和制約一個集體或一個國家的發展。不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不僅會造成人才的浪費，而且對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其最終必然會導致人才流失。因此，在人才的流出與引進過程中，只有做到人人皆有用武之地，才會吸引更多的有識之士的到來，才能最終避免人才的流失。

零點調查公司、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危機管理課題組和中國惠普有限公司工作合作完成《企業危機管理現狀》中指出，59.8%的國有企業中存在著人才危機，35.1%的國有企業認為人才危機對企業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四、技術型人才流失對企業所造成的影響

根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等完成的“企業危機管理現狀”研究數據表明：

隨著改革開放以及經濟時代的到來，技術型人才成為企業、社會中的稀缺資源，也成為人才市場爭奪的主要對象。技術型人才流失現象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類型企業中間具有不同的流動趨勢。

地區流向：貧困地區-發達地區-中小城市-大中城市-核心城市，呈現出梯形分層流動。企業類型的流向：國有企事業-民營企業-外商合資企業-本土外商獨資企業-新進入的外商獨資企業。

在某管理咨詢公司（睿仕管理咨詢公司）2010年1月對683名被訪者的在線調查發現，你與上司進行職業討論的頻率的調查顯示，每3個月1次的占到15%，一年2次的占到17%，一年1次的占到30%，而從不與上司討論的占到37%，同時調查還發現，績效最優的組織比一般組織為員工創造的職業發展機會多近3倍。

社會對于技術型人才的高需求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其流動性一般比其他員工要高。人才資源成為當前企業最重要的資本，企業要想在經濟全球化的市場競爭中謀生存、求發展，就必須依靠人才資源。人才資源的流動可以帶來技術、資金、信息、管理的流動，而人才資源的流失會給企業帶來巨大的危害。

（一）消極影響

技術型人才流失會迫使企業重置人才，產生大量成本。給企業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造成企業關鍵崗位的空缺，企業需要在盡量短的時間內招募到新的員工，并且通過培訓，使得新員工能夠盡快勝任工作，因此這就給企業增加了招募成本以及培訓成本。同時新員工進入到企業中能夠勝任工作、能否對企業忠誠，也都使企業的成本上升。

技術人才的流失會帶走關鍵的技術，使得企業項目中斷甚至會影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損害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員工的離開會造成士氣的下降，凝聚力減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企業的管理成本。比如，一家科技企業想挖來一個技術總監，絕對不只是看中他的個人能力，一定還希望得到他的技術資料和開發管理經驗 等；特別是掌握核心技術或商業機密的知識型員工的離職可能導致科技企業賴以生存的核心技術或商業機密的泄露。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帶給科技企業的將是極大的損失，尤其是當這些知識型員工跳槽到競爭對手企業或另起爐灶時，科技企業將面臨嚴峻的競爭壓力。

企業對人力資源更替成本的模型

人才的流失可能導致企業關鍵崗位的空缺。由于知識型人才掌握某種專門的技能，所以一旦他們離職，企業可能無法立刻找到可替代的人選，那么這一關鍵崗位在一定時期內會空缺出來，這勢必影響企業的整體運作，甚至可能對科技企業形成嚴重的損害。

人才流失對企業聲望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在當今商業資訊傳遞迅猛的時期，一個企業發生人才流失現象，不管人才是因為什么樣的原因離開企業的，很快就會被媒體報道，再經過人們的不斷傳遞，影響面不斷擴大，一些不利于企業的言論就會自覺或不自覺的傳開。一個不斷流失人才的企業，在人們不清楚原因的情況下，將會造成多猜忌，各種傳言，這些都將對企業精心塑造的形象帶來損失。就流失員工自身來講，一個員工主動離開一個企業，或多或少都存在對企業一定程度的不滿，又少了在企業內部的約束，也不可能像在企業里一樣，盡心盡力的維護公司的聲望了。因此，他們在對外的交往中，可能自覺或不自覺的損害企業的聲望。再者，企業聲望的降低，也必然提高企業招聘與維護人才的成本。華為公司前員工另起爐灶，引出知識產權官司，經過媒體的不斷報道，不能不說對華為公司從經營到聲望造成了巨大影響。

（二）積極影響

正所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人才流動能夠淘汰企業當中的不合格員工，引進高素質人才，適度的企業人才流動率能

夠給企業帶來生機與活力，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上提升了企業的工作效率，有利于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得到更好的表現。對于高新技術、管理具有很大的挑戰，對于一個復雜的任務工作，需要不同專業的人才分工與配合，大家取長補短，相互啟發，兼收并蓄，才能迎面挑戰，因此專業人才的不斷組合就促成了人才的流動。

五、企業應對技術型人才流失的辦法

（一）招聘階段

招聘程序要科學合理。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要根據崗位說明書，對應聘者進行全面細致的考察，例如員工的道德品質、工作能力、工作動機等。同時對招聘的崗位要有客觀、真實地介紹，避免員工進入企業后產生心理落差。在招聘階段通過合同約束來保護企業的機密，同時對關鍵崗位設置離職壁壘，例如離職一定期限禁止從事與本企業有直接或間接競爭的行業，或者承擔一定的離職賠償，通過增加員工離職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員工的流失。

（二）培訓階段

通過講座、參觀、文化活動將企業文化扎根于員工心底，提高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企業應當為員工在入職前制定長遠的職位規劃，因為如果員工對于自己的職位與職業生涯抱負以及個人預期的奮斗目標不相符，且很難有調整的機會的話，在日后就很容易產生“跳槽”的傾向。

（三）正式工作階段

1.為員工構建溝通的平臺。企業人才的如果在工作中如果存在不滿，如果缺乏開放的溝通渠道，一旦不滿淤積，就會萌生去意。特別是技術型人才，由于去其具有較強的工作能力以及自我意識，因此對于企業的不滿會相對多一些。公司應當定期發放不記名調查表。及時了解員工對于企業、管理者的看法。

2.制定合理薪酬制度。定期對本地區、同行業進行薪資調查，獲取一手的薪資信息，從而制定出符合公司又具有競爭力的薪資支付水平。以此來解決外部公平性問題，有利于避免人才的流失。同時，公司要給員工盡量提供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因為舊國企的員工管理方式，會磨滅員工的斗志，特別是對于技術型人才來說，他們需要通過挑戰性的任務來體現自己的價值。

人才之所以離開企業，是因為其自身發展與企業給予他的滿足感不匹配。當新員工進入到企業中，首要考慮的是高薪酬，以此來滿足自己在衣食住行上的需求。當物質需求逐漸得到滿足后，企業人才便會尋找更高的追求，這時企業就需要在提供高薪酬福利的同時，只能出晉升、發展的機會，合理的薪酬體系包括崗位技能基本工資、靈活的獎金以及自助式福利體系構成。讓企業人才通過這些方面，感受到自己在組織中的重要性，也更好地為企業的發展做出貢獻。

3.滿足技術型人才的多元化需求。由于技術型員工的教育程度、工作性質、工作方法不同于一般的員工，因此就形成了其特有的思維方式以及心理訴求。因此企業不但要滿足技術型人才的高薪需求，還要提供能力提高與事業發展的機會。

4.開辟技術晉升渠道。為技術型人才提供公平、透明、動態的晉升機制，建立雙軌制晉升通道，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才流失的沖動。

（四）員工離職階段

企業應當正確對待人才的流失，對于即將離職的員工進行正確溝通與記錄，以此來分析和改善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漏洞，提高企業的整體素質。

企業就應當為人才提供方便之門，把他們視為終生的朋友和資源，并保持聯絡，使其“流” 而不 “失”。例如麥肯錫咨詢公司為離職的員工建立花名冊，形成特殊的“校友錄”，以確保離職員工與企業始終能夠保持緊密的聯系。

由此可見，在經濟發展的社會大潮中，人才流動是不可避免的，適當的人才流動對于推動經濟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企業既要保持一定的人員流動比例，又要有效地吸引、保留住技術型人才，使他們更好地為企業的發展壯大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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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北京市西城區房屋管理局）

在學期間發表的學術論文與研究成果

王麗娟.技術性貿易壁壘趨勢及對策，2011(10)：66-68.

篇4

一、企業文化的內涵、價值與戰略定位

（一）企業文化的內涵

企業文化由四個因素、四個層次構成的一個完整體系。核心層的精神文化、中間層的制度文化、基礎的物質文化、表層的行為文化均不可或缺。[1]從企業文化構成要素角度來看，既包括公司的慣例與風氣也包括企業價值觀以及企業英雄人物標志。從價值觀和行為角度來看，其既包括信奉的思想也包括倫理規范。從經濟性角度來看，其在企業競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企業文化的價值

優秀的企業文化對于企業而言具有重要價值。一是促進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高。優秀的企業文化，促進企業內部技術創新，促進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促進企業變革與發展，將價值觀與準則內化，員工與企業依存關系加強，從而最終促進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高。二是促進企業的可持續成長。通過企業文化，確認企業的核心價值觀，在自我批評的過程中不斷繼承與延續，為企業發展指明方向，提供持續動力。三是有助于吸引并保留優秀人才。優秀的企業文化使員工擁有歸屬感，熱愛企業，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三）戰略定位

企業文化決定著企業管理，也決定企業的內外部行為。企業文化的構建與作用的發揮，與價值取向、規章制度、管理行為密切相關，并作為以上種種的核心得以存在。因此，企業文化在企業中發揮著戰略性作用。

企業文化不僅僅是物質文化、也是價值文化、制度文化等多層次文化構成的立體文化。因此，應該把企業文化放在一個戰略的高度來定位，企業文化正確則企業戰略正確，進而企業決策過程才具有正確的基礎，企業才能被很好的管理。戰略正確，各種人、事、物之間的關系才能被正確處理，進而才能變得協調。[2]這樣才會變成員工、顧客、股東、管理層所信仰并遵守的行為準則。

二、臺灣與日本企業文化的考察

（一）臺灣企業文化

臺灣企業文化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影響，注重家族和人情。同時，臺灣企業也善于借鑒先進的西方文化。雖然已經突破了家族界限，但是在臺灣企業中，傳統文化的精髓沒有變，家族凝聚力在更大范圍內，更深刻地發揮著重要作用。

1.“與眾樂”：善待投資人的觀念。傳統儒家主張的“差等性”仁愛是家族企業與家族管理出現和發展的倫理基礎，家族內部的人員更愿意聚合在一起，互幫互扶，所以臺灣企業在創業初期大多由家族成員合力完成，由家族成員把持企業的發展。但僅靠家族內部成員已經難以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與眾樂”的新觀念被臺灣企業家所接受。與“獨樂”不同，企業將善待股東，使投資者和經營者同樂的理念貫徹在企業的經營過程中，形成合力，讓投資人樂意持股和增股，不斷支持企業的壯大。

2“以人為本”：注重員工關懷。臺灣企業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根基，以儒家社會思想為基礎構建企業文化，同時結合西方現代管理方法和管理技術，為臺灣企業的永續發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礎。對于多數臺灣企業來說，要建立多層次的關系，首先就是家族內部的關系，將管理權限和利潤進行合理分配；其次是企業與股東之間的關系，使他們樂意長期持股并追資；再次是企業和顧客的關系，要把物美價廉的產品或者服務提供給顧客，使他們愿意長期選用本企業產品或者服務；最后是企業和員工的關系，使員工在和諧的企業環境中獲得個人事業發展的平臺，與企業共同發展、進步。

3.“兼濟天下”：承擔社會責任。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企業承擔的責任不再僅僅是提供有價值的產品或者服務，還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這與孟子提出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不謀而合。經營企業如果不能為社會創造財富，掌握社會財富卻僅僅為了達成企業一己之利，那么，這種企業是目光短淺的，它的意義也就非常有限了，這樣的企業注定是短命的。臺灣企業樂意參加公益活動，有的捐款給本地學校和醫院，有的捐款資助貧苦學生，有的常年扶貧。企業的公益行為會使員工滋生強烈的自豪感和歸屬感，使員工更加去用心對待自己的企業。

4.“綠色形象”：重視綠色管理。近年來，臺灣企業倡導綠色設計，采用先進技術，清潔生產，推動ISO14000；綠色管理正是臺灣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表現。[3]臺灣企業管理文化高度融合了中西方文化，講究企業與社會的和諧，既滿足了企業營利的目的，又為社會創造了一定的價值。臺灣很多企業能夠把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有機結合起來，為社會創造了更大的、更深遠的社會效益，為其他企業樹立了楷模。

（二）日本企業文化

日本的企業文化中引入了禪宗思想，強調守業、敬業，依靠勞資同權，形成企業凝聚力。

1.“心知佛”：注重恪守企業即成佛。日本戰國末年的鈴木正三將禪宗思想引入日本的經營管理之中，主張“心知佛”。“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鈴木強調“眾性平等”，任何職業皆為佛行，人人恪守其業，各敬其業；松下、索尼、豐田、日立等公司是日本式企業管理的典型代表，也代表了一N企業文化現象，極具宗教色彩。[4]同樣，絕大多數中小企業也將極具宗教色彩的經營理念滲透到公司的管理之中。他們認為向顧客提供的是不僅僅是有價值的產品，更是一份滿意，是從心里珍惜的難得的緣分，這已經在日本企業界達成了共識。

2.“勞資同權”：調動員工積極性。勞資同權的“命運共同體”是日本企業文化的基礎，也形成了日本企業特有的凝聚力。這種“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基礎是企業不僅屬于股東，更屬于從業人員，把公司所有員工的利益、使命、責任結合在一起。這種“集團主義”的企業文化內涵極大地調動了從業人員的積極性。

綜上，臺灣企業文化中對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視與傳承，日本企業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借鑒、創新對于我國企業文化的建設均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我國企業文化的建設路徑

（一）我國企業文化建設應注重“五個轉向”

1.企業文化從“照搬照抄”到“學習借鑒”。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的時間短，在建構初期喜歡“學習經驗”，全盤否定或者全盤接受。但是不同時期，不同企業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如果不考慮企業自身的特點盲目照搬照抄別人家的經驗，難免會出現排斥現象，不但不能解決企業自身面臨的問題，不能促進企業的發展，甚至會造成企業的混亂。隨著我國企業文化建設經驗的積累與教訓的總結，中國企業無論是對于優秀傳統文化還是先進的外來文化都抱著學習借鑒的心態，結合企業自身特點有選擇性地吸收借鑒，使文化建設為企業的長遠發展提供支持。

2.企業文化從“老板化”轉向“團體化”。企業在創業初期更多依靠創業者的智慧與能力，所以逐漸形成企業文化“老板化”，老板在企業的創立、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企業的命運往往系于一人之想法。但是老板的個人意志有時難免有失偏頗。唯老板是從，員工不愿或者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員工在企業中沒有歸屬感與主人翁意識，這樣的企業極其容易因為決策失敗或內部渙散而陷入困境。隨著規模的擴大以及面對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企業文化應從“老板化”專項“團體化”，在做決策之時，要集思廣益，鼓勵各個階層、各自專業領域內的員工為企業獻計獻策，他們所提建議會更加貼合企業實際，也更加科學，企業依此所作出的決策才更加科學、高效。

3.企業文化從“短期化”轉向“長期化”。企業文化構建初期，很多企業在還不明確企業文化是什么，沒有明確企業自身定位，沒有明確企業文化在企業發展過程中應起到什么作用，沒有試錯，沒有修正的情況下就構建了一套并不實用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能夠增強企業的軟實力，和硬件相比較，企業文化對于企業的長期、穩定發展可能更具決定性。企業文化要“長期化，”只要企業存在，企業文化就應處于構建期。

4.企業文化從“形式化”轉向“實質化”。企業文化應該被企業中所有人所認可、在企業的日常管理中被貫徹。企業面臨重要抉擇時，企業文化往往最終決定著企業未來的走向，因為，企業文化決定著企業最看重的價值是什么。一般商事企業將營利作為其最終目的，營利與否，營利多少是他們做決定的最終依據。而社會企業則將公益性作為其最終追求，營利只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其公益目標，是否有利于實現其公益目的才是他們做決定的最終依據。當企業文化從“形式化”轉向“實質化”時，企業文化才會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作用，企業才會沿著其目標得到永續發展。

5.企業文化從“片面化”轉向“系統化”。一個企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企業文化就相當于這個系統的大腦，需要系統地考慮與構建，不僅要考慮物質文化，使每個企業中的人都能從中獲益，使員工真正認同企業文化，愿意為實現企業的發展目標而努力。既要讓企業價值觀被企業人所接受，又要讓企業文化有合理的實現途徑與方式，讓企業文化真正能把企業人聚攏起來，讓企業文化滲透到一個企業的方方面面，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作用。

（二）我國企業文化建設應注重“五個鏈條”

1.企業文化中的制度觀：“公平性―激勵性”鏈。企業制度觀是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制度目的是為了約束人、激勵人，公平性與激勵性是必須兼顧的兩方面不同要求。企業制度的激勵性是指企業制度能夠激發員工與組織保持一致的目標，保持實現企業與自身共同愿景的自主性和積極、主動性。公平性包含著公開和公正兩層含義。[5]激勵性與公平性是一對矛盾體，企業應該根據自身特點，選擇適合自己生存發展的“公平性―激勵性鏈”。企業的制度文化要發揮作用，就要真正貫徹執行，管理層尤其要起示范作用，還要完善實施和監督機制，時時、事事都按照規章制度來實施。

2.企業文化中的價值觀：“價值觀―共同愿景―核心競爭力”鏈。家族凝聚力以血緣和親情為基礎，有很強的生命力。如能將家族凝聚力轉化為企業文化，樹立“企業―家”的觀念，使企業成為所有員工的家，每個員工如同家族成員一樣，存在自我約束、自我犧牲、自我合作的精神。企業文化的深層意義在于它將企業所信奉的原則、守則、最終目標內化為企業及企業每位員工的內心，每個員工都對自己企業的價值觀的實質有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并逐漸產生豐富而深刻的情感體驗，會以企業文化來衡量自己的行為是否合乎要求，來決定自己的作為，將企業的未來與自己的未來相關聯，將企業的愿景作為自己的愿景。當一個企業所有人都在為一個共同的愿景而努力時，也就形成了企業的核心競爭鏈。

3.企業文化中的利益觀：“員工―顧客―企業相關利益者”鏈。追求物質財富是傳統企業的終極目標，卻忽略了人，這一最重要的資源與財富。通過對臺灣與日本企業文化考察可知，現代企業要想獲得長足的發展，就必須重視人，重視企業員工，[6]重視利益相關者，建立員工向導型“員工―企業”理念，除了物質激勵以外，還要加強對員工的精神激勵，打破“血緣、地緣、情緣”為核心的用人理念，[7]與員工進行信息溝通，了解員工，將員工的發展作為企業的職責所在。擁有高素質、高忠誠度的員工是企業最大的競爭優勢。如果說員工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內在動力，那么顧客可能是影響最大的外部推動力，因為企業的所有產品或者服務最終都要接受顧客的考驗、評判。除此之外，債權人、供應商等交易伙伴，以及政府部門、本地居民、媒體、自然環境等等利益相關者都與企業的生存發展密切相關，[8]企業文化應該關照到，考慮到他們的利益需求，形成企業員工――顧客――企業相關利益者相互影響與制約的利益觀。

4.企業文化中的關系觀：新的“顧客―企業”鏈。臺灣與日本的企業文化中非常注重“顧客”的地位與感受。“顧客是上帝”，這句話很貼切地說明了顧客對于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性。如何在顧客的個性化需求高漲和企業產品差異越來越小的現代市場環境中贏得更多、更忠誠的顧客直接影響著企業的市場占有份額。美國管理學家阿德里安?G?斯萊沃茨基提出企業管理視角要從“內視型”像“外型”轉移，以市場為導向，[9]重視顧客的需求，強化服務客戶的意識。企業文化要建立新的“顧客―企業”鏈，強化員工對客戶的服務意識，建立高效的客戶服務部門，及時反饋客戶的意見并進行跟蹤處理。

5.企業文化中的經營觀：“誠信―協作共贏―創新”鏈。單一地以利潤為目標導向的經營觀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市場環境，企業的著力點不應僅僅停留在自身利益。企業要想取得長足的發展，應以“誠信―協作共贏―創新”的經營觀建構追求利潤的合理性基礎。臺灣與日本的企業文化也表明了這一點。誠信是企業立足之本，是贏得大量、忠實客戶的根本。企業內部員工秉持共同的愿景與共同的原則，發揮各自的專長，相互協作，和企業共同成長進步，并在自身提升與滿足客戶個性化需要、應對新的市場環境的過程中不斷進行創新，使企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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