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化學人社會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C0 文獻標識碼：A

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從根本上說就是人。為此，人性就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絕對不可能繞開的核心命題。休謨就曾說過：“顯然，一切科學對于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1]但是關于人性，筆者在此并不想陷入無休止的爭論，而只想緊扣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來看看我們應當怎樣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會科學的研究。

我們注意到，社會科學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種靜止不動、死氣沉沉的東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會思考會行動的一種生物，并且顯然正因如此，才產生了一切有意義的結果。所以社會科學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構造，而是要去觀察、說明和解釋人的行為，這才是社會科學研究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從這個主題出發，筆者以為，要使對人性問題的探討具有意義，那就只有把人性與人的行為聯系起來才行。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研究人性，實際上就是根據一定的人性假設去解釋人的行為；反過來，社會科學解釋人的行為，實際上就是在探討人性。這就正如有學者所言：“多年來，已有許多人提出多種理論解釋人的行為。對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觀念和它們所主張的原因需要作仔細分析。這是因為，理論家相信人是什么樣的，這種信念既影響他們最充分討論人的行為的哪些決定因素和機制，也影響他們未考察哪些決定因素和機制。”[2]

一、“經濟人”與“文化人”假設的對峙及其整合

社會科學在對人的行為進行解釋時，所形成從而所依據的人性假設有好多種，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經濟人（理性人）”、“社會人”、“文化人”、“進化人”等等。我們注意到，在這些人性假設之間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大體上形成了“經濟人”與“文化人”兩大假設相對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設則分別依附于它們。這種對峙，既表現為它們在社會科學中占有最大的“市場份額”，也表現為各自的支持者不斷爭論，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擊。

（一）“經濟人”假設

“經濟人”假設自然在經濟學中非常流行，“經濟理論家們總是預設，經濟行為就是人們尋求最優化某種清晰可辨的目標函數的行動。在經濟學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義上來說的，即選擇達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簡單地說，“經濟人”總是選擇以最好的手段達成目的。

在筆者看來，“經濟人”假設其實是和“生物人”與“精神人”假設站在一邊的，它就是在這兩種假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實際上，“經濟人”假設與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說，人們被假定是在對其行為的成本與收益（預期）進行權衡的基礎上而作出決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們所必須付出的成本，達到目的則是其行為的收益，所以選擇以最好的手段達到目的，也就是選擇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經濟人”會這樣進行選擇，這完全源于趨利避害的生物本能，畢竟人首先是一種生物。在“經濟人”假設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達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選擇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說以最佳手段達到目的，還原到底，就只不過是人們趨利避害（有利則趨之，有害則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現而已。因此“經濟人”假設其實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設基礎之上的，吸收了人作為一種生物而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這一要點。又由于在“經濟人”假設中，人們進行利害權衡從而作出選擇的過程，需要理性思維，所以這個假設又從“精神人”假設中吸收了一部分養料，并且正是在此意義上，“經濟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設

與“經濟人”假設唱對臺戲的是“文化人”假設。這種假設在社會學和人類學別流行。著名的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說：“沒有文化，我們便根本不能被稱為通常意義上我們所理解的‘人’”。“社會學家們提到文化時所關心的是人類社會那些通過學習而非遺傳獲得的方面。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會成員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發生。它們形成了社會中的個體賴以生活的基本環境。一個社會的文化既包括無形的方面——信仰、觀念和價值，這是文化的內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實物、符號或技術，它們表現著文化的內容”[4]29-30。照此說來，人只不過是文化塑造的產物，人性就表現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會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當然也就塑造著人們的行為，人們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為的。所以有人類學學者說，關于文化，“最近的定義，傾向于清楚區分實際行為的一面與存在于行為背后的抽象價值觀、信仰和世界觀的另一面。換句話說，文化不是可見的行為，而是人們用以解釋經驗和導致行為并為行為所反映的價值觀和信仰。那么，可為人所接受的現代文化定義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規范或準則，當社會成員按照它們行動時，所產生的行為應限于社會成員認為合適和可接受的變動范圍之中”[5]241-242。這就是“文化人”假設對人的行為的解釋。

“文化人”假設是與“社會人”假設站在一邊的，二者也實在不好區分開來。比如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6]56吉登斯就說過：“社會就是把個體連接在一起的具有內在相互關系的系統，……所有社會的整合都依賴這樣一個事實：它們的成員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結構化的社會關系中被組織起來的。沒有社會，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沒有文化，社會也不可能存在。”[4]29不僅如此，由于文化總是跟一定的社會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異性和可變性，這樣一來，“文化人”假設與“進化人”假設[7]也是站在一邊的。

（三）過去整合的失敗

總的來看，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看似諸多人性假設林立，實則是以“經濟人”和“文化人”假設為代表的兩大陣營相對峙的局面。這相對峙的兩類人性假設，分別強調人的生物（自然）屬性與文化（社會）屬性，或者說塑造人性的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各執一端，從而在對人的行為進行解釋時，一個走內向路線，一個走外向路線。這兩類各執一端的極端假設，雖有一定的解釋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從而從根本上損害了它們的解釋力。

實際上，人顯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統一，人的行為也必定是這二者共同作用的產物[8]76。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兩種假設整合起來，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與文化性統一起來，恢復一個完整的人，以獲得對人的行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釋。

應當說，這種整合的嘗試早已有之，但在筆者看來，過去的努力是失敗的。之所以失敗，關鍵就在于，過去人們盡管看到了應該將人的生物性與文化性整合起來，但卻沒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樣結合在一起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的，從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學者也試圖去探索這兩種屬性的相互關系，但只是泛泛地談二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實際上等于什么都沒說[10]。還有的學者試圖根據的實踐觀，將二者整合在人的實踐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談[11]。更有甚者則是簡單地羅列這兩種屬性，或者簡單地將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敗[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設的提出

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來，要避免重蹈過去失敗的覆轍，我們就必須攻克兩種屬性是怎樣結合在一起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這個關鍵性的難題。為此，我們需要深入剖析“經濟人”和“文化人”兩大假設的缺陷和貢獻。

（一）“經濟人”假設的缺陷與貢獻

如前所述，“經濟人”假設，還原起來就是一個趨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設。應當說在這一點上，這個假設并不是錯誤的。中國古人早就說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13]1540但是“經濟人”假設的確有問題，就在于它有一個錯誤的假定，這是直到晚近才為個別經濟學家所開始注意到的問題[14]5。

我們知道，盡管人人都是趨利避害的，但人們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觀的東西，而完全是主觀的范疇，那是一個人根據其需要而進行主觀判斷或預期的結果。即，對于任何人來說，符合其需要的，就會被認為是有利的，反之則會被認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個人判斷何者為利及何者為害的唯一標準。但是對人來說，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別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愛情、家庭、友誼、形象、隱私、尊嚴等等則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為一種生物而產生出來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會生活中習得并產生出來的，即是社會化的結果。如果說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穩定的話，那么文化性需要則有所不同，它是有差異且會變化的。顯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顯了人之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這里，“經濟人”假設作出了錯誤的假定。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帝國主義”的鼓吹者加里·S·貝克爾認為[15]7-8，經濟分析假定一個人的偏好不隨時間的變化而發生根本性變化，而且即使是在來自于不同社會和文化的人們之間，其偏好也沒有很大的差異。穩定的偏好不是指對具體產品或勞務的偏好，而是指選擇的實質性目標。這些實質性偏好和市場上的具體商品或勞務沒有確定的聯系，它們顯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聲望、肉體快樂、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說，貝克爾所說的偏好并不是指一個人對某個具體商品或勞務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體對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無差異的穩定的偏好”這個假定也是錯誤的，因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則是有差異且可變的。比如說對人權的需要就不能說是無差異且穩定的，因為這個文化觀念在過去沒有過，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還沒有或者未被人們所接受。

由于堅持“無差異的穩定的偏好”這個錯誤的假定，“經濟人”假設就存在兩個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設的過度簡化，導致對人的行為的解釋同一化，而難以解釋人們行為的差異（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對人的文化性的輕視或忽視，在一定意義上是把人降低到動物的水平上。照這種假設分析起來，好像只要向一群饑餓的人投下面包，每個人就都會并且總是會像狗一樣去撲食，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總之，“經濟人”假設的貢獻僅限于提出了人的趨利避害的行為機制，而不是“無差異的穩定的偏好”這一錯誤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設的缺陷與貢獻

盡管相對于“經濟人”假設，“文化人”假設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別強調文化屬性的作用，但它也有兩個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為“文化單一決定論”，“文化人”假設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忽視了人的生物性，僅僅用文化性來解釋人的一切行為，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就曾告誡說：“我們必須立即承認，如果不與環境和他人發生聯系，人類動機幾乎不會在行為中得以實現”，但是“一旦承認了這一點，也應繼續告誡理論家，要防備過分注重外部、文化、環境或情景。我們的中心研究對象畢竟是有機體或性格結構。情景理論很容易走這樣的極端，使有機體僅僅成為情境中的一個附加物體，大概等同于一個障礙物，或這個機體試圖獲得的某個對象。我們必須記住，個人在一定程度上創造了他的障礙物和有價值的對象”[16]33。“遺傳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著作用，也非絲毫不起作用；這是一個程度的問題，是一個多或少的問題”[16]150。比如說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產生了維護個人名譽或尊嚴的文化性需要，他也產生過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為文天祥在與元軍的對抗中，曾被元軍俘虜并一度逃脫過。若他并無求生之需要，又何來逃脫之行為呢？可見“文化人”假設僅僅用文化性來解釋人的行為是不夠的。

其次，“文化人”假設雖然看到了文化性對人的行為的作用，但對于這種作用的機制的認識卻是錯誤的。這個假設以為文化是直接針對行為的規范，人的行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結果。但事實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過趨利避害這個生物機制而對人的行為起作用的。也就是說，文化并不能直接促發和指示人的行為，它僅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過社會化過程），這種需要再通過趨利避害的機制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說我們要懂禮貌，那豈不是人人時時都有禮貌行為了？

總之，“文化人”假設的貢獻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對其行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對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為的錯誤認識，即以為文化是行為規范，直接指示人們如何行為。

（三）“文化-生物人”假設的提出

通過比較“經濟人”和“文化人”假設的缺陷與貢獻，我們可以確認：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終都是一種生物，它不僅具有先天的穩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種趨利避害的生物機制——這是其永恒的行為法則。這就是對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時也是文化（社會化）的產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異性和可變性的文化性需要——這是人之為人的特性。這是對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趨利避害這個生物機制，而恰恰就是通過它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的。據此，筆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設：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動下，通過趨利避害的生物機制而作出行為選擇的。

具體說來，“文化-生物人”假設意味著：人類首先是而且始終都是一種生物，它總是產生人所共有且穩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類同時還過著社會生活，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產生出人各有異且會變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無論是生物性需要還是文化性需要）是人類行為的深層動因或者說動力，由此導致人們產生動機，即采取滿足需要的行動的沖動。再次，產生動機的人們將尋找滿足需要的手段并通過趨利避害機制而進行選擇。即人們將首先根據其需要而對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觀的利害判斷（能滿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礙需要滿足的則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斷的基礎上進行理性的利害權衡（有利則趨之，有害則避之；兩利相權取其大，兩害相權取其輕），最后根據利害權衡的結果對手段作出選擇，從而產生相應的行為（行為選擇）。

筆者以為，“文化-生物人”假設應該是很好地整合了“經濟人”和“文化人”兩大人性假設，從而恢復了完整的人。因為我們沒有輕視或忽視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間的任何一個，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與文化性相互結合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的方式，即趨利避害的生物機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設的運用

筆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設，是著眼于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去運用的，否則這項研究也就失去了意義。為此，我們就需要說明一下究竟應該如何來運用這個假設。

（一）運用“文化-生物人”假設的前提

任何假設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條件的，因此在運用時，就必須要首先指出這些前提條件。對于“文化-生物人”假設來說，其前提條件為：首先，該假設只對有意識狀態下的人才適用。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產生需要和動機，不能采取行為，當然也就無法對其進行分析了。其次，該假設只對能夠社會化的人才適用。能夠社會化的人才具備與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習得人類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無法社會化或者社會化過程出現嚴重障礙的人，比如先天性癡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嚴格說來并不是真正的人，頂多算是一種生物。對于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來分析就夠了，這里的假設對此是不適用的。

不過總的來說，上述兩種情況，或者只是極少數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狀態，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關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狀態，比如睡眠，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義，因為我們很難想象人類是在這種狀態下創造歷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況來反駁這里的人性假設，那么我們將認為那不值一駁。

除去上述兩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設也的確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釋單個人的單個行為，至于構成我們社會生活的人際互動，那就必須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為人際互動是雙方甚至多方的戰略互動行為。但由于人類的所有活動都是由單個人的單個行為所構成的，所以我們說“文化-生物人”假設不適于用來分析和解釋人際互動，那僅僅是說不能夠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釋人際互動的過程和結果，但卻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釋博弈某一方或某個人的單個行為。其實，“文化-生物人”假設與博弈模型并不沖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礎和起點。

（二）運用“文化-生物人”假設進行分析和解釋的步驟

根據“文化-生物人”假設，分析和解釋一個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為，切入點在于把握此人當時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對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個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體內容或內涵是什么，這有助于我們分析和解釋這個人對于為滿足需要而尋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判斷的情況，因為利害判斷的一般法則是：能滿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礙需要滿足的則有害。而要把握一個人的需要是什么，我們就要仔細觀察當時的情境，包括行為者自身的生理狀況和所處的環境狀況，因為一個人的需要不是由內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會環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來說，在相似的情境下，人們所產生的生物性需要會是相同且穩定的，比如在口渴時產生對水的需要。但是對于文化性需要來說，這卻未必成立，因為每個人的社會化經歷存在差異，這就需要我們更深入地去了解一個人的社會化經歷背景。比如說，在饑餓且走投無路的情境中，有的人會去乞食而有的人卻不會。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教育的人，他們在那種情境中，可能產生了對尊嚴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個人的需要的相對程度，這有助于我們分析和解釋一個人對于其所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權衡的情況。事實上，在對尋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判斷之前，沒有人會僅僅產生一種需要。如果說把手段所用以滿足的需要稱作一級需要的話，那么隨著手段的出現，人們就會產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產生的需要，可稱之為二級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對食物的需要是一級需要，一個人為滿足這個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會刺激二級需要，即對尊嚴的需要的產生。正因為多種需要的連鎖產生，才導致人們對于所找到的手段在進行利害判斷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進行利害權衡，這樣才能最終確定該手段是有利還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從對食物的需要來說，乞食是有利的，但從對尊嚴的需要來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的，這就需要進行利害權衡了。可見利害權衡是更加復雜的利害判斷。

而在利害權衡的過程中，某一項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權重就更大，從而決定著利害權衡的結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對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教育的人來說，對尊嚴的需要的程度就遠遠高于對食物的需要，從而在利害權衡的過程中，前者占據更大的權重，所以決定著利害權衡的結果，即判定乞食這種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們需要把握一個人各項需要的相對程度，才能解釋此人對于其所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權衡的情況。

那么怎樣才能把握一個人某種需要的相對程度呢？這確實是有難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們已經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種需要的相對程度也可能會因人而異，甚至就是同一個人，也可能會因時而異。但是人們的需要的相對程度還是有一些規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對程度與一個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對程度則與一個人的社會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說，饑餓是一種生理失衡的狀況，因此這種生理失衡越嚴重，對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如果深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價值觀教育，那么他對貞潔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這樣的話，通過仔細調查一個人的生理失衡狀況和社會化經歷背景，我們還是可以把握一個人某種需要的相對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權衡最終作出后，一個人對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選擇也就出來了：如果手段被判定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則就拋棄，轉而尋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樣，這種對于手段的選擇，都將導致人們作出某種行為選擇：采取某種手段，或者拋棄某種手段而尋找新的手段。而人們的這些行為選擇，無不體現出趨利避害的特征。這樣，根據“文化-生物人”假設，我們就解釋了一個人的行為。

（三）“文化-生物人”假設的理論意義

“文化-生物人”假設不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釋單個人的單個行為，而且還可以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更為復雜的行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釋更為廣泛和復雜的行為和活動，因此該假設的運用是前景廣闊且充滿希望的。可以說，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設確實能夠將從前四分五裂的各種人性假設，特別是“經濟人”和“文化人”假設都統一起來，從而恢復一個完整的人，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元假設，那么社會科學研究就有了一個統一的基礎，“經濟學帝國主義”和“社會學帝國主義”這兩種偏頗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張則必將坍塌，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大同主義則有望實現。

有人可能會擔心人性假設的統一會使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失去身份特征，不過在筆者看來，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會科學的出路，本來就在于破除學科壁壘和偏見，而走上一條融合統一的道路，因為那才符合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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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社會文化理論

以Vygotsky為代表的社會文化理論認為知識的建構應在社會和文化的環境下，以語言和社會活動為中介，強調社會環境在人心理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并闡明認知與發展的關系。Vygotsky（1994）用文化歷史發展觀研究人的心理，開創性地揭示了心理發展的兩條基本規律：其一是人所特有的被中介的心理機能不是從內部自發產生的，而只能產生于人們的協同活動和人與人的交往之中；其二是人所特有的新的心理過程結構最初必須在人的外部活動中形成，隨后才可能轉移至內部，成為人的內部心理過程結構，即內化的過程。

二、社會文化理論下認知發展的理論基礎

2.1 中介。中介是社會文化理論中最核心的概念。維果茨基認為，在兒童成長的過程中，由生物因素決定的低級心理機能（包括聽覺、視覺、自然記憶等）會被保持并發展成更復雜的由社會文化因素決定的高級心理機能（包括邏輯記憶、有意識的注意、概念思維等）。在高級心理機能發展的過程中，社會文化環境是首要的、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低級心理機能向高級心理機能的轉化是通過高級文化工具（語言、計算和邏輯等）的中介作用來實現的。符號中最重要的是語言，語言是人類擁有的最普遍、最強大的工具。它是人類用來連接世界、彼此以及自身的中介。通過符號工具人類調節和有意識地控制生物因素所賦予的心理機能。

2.2 內化。維果茨基認為，在兒童的發展中，這種從社會的、集體的、合作的活動向個體的、獨立的活動形式的轉換，從外部的、心理間的活動形式向內部的心理過程的轉化，其實質就是人的心理發展的一般機制――內化。內化是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環境之間交互的形成，并改造內部心理機能的過程。正是通過內化，人與人之間的活動以及人與文化產品間的活動才轉化為大腦內部的活動。

2.3 語言和思維。維果茨基（1962）指出，語言對認知發展具有兩大功能：其一是在文化傳承中成人將生活經驗和思維，解決問題的方法經由語言傳遞給兒童；其二是兒童以學得的語言為工具，用于適應環境和解決問題。基于此義，他認為，語言與思維的關系是前者為因，后者為果，即語言具有促進兒童認知發展的功能。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來看，思維源于合作性的對話，當這些對話被內化為“內在的語言”時，即從外部的活動向內部的心理過程轉化，學習者就能夠用“言語思維”獨立地去表達那些起先只能在成人或知識更豐富的同伴幫助下才能表達出來的意義。通過與他人的交往和對話，學習者獲得新的處理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模式。

2.4 最近發展區。維果茨基認為，兒童存在兩種發展水平：“實際發展水平”與“潛在發展水平”，前者由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定，后者則指在成人指導下或與能力較強的同伴合作時兒童能夠解決問題的能力。根據這兩個發展水平的界說，維果茨基提出了“最近發展區”這一概念。其意指認知發展真實水平與認知發展的潛在水平這兩者之間的距離。維果茨基認為教學不要面向兒童的昨天，而要面向兒童的明天，也就是說教學應當走在發展前面，引導發展。

三、社會文化理論在教學中的應用

維果茨基的社會文化理論從不同的視角解釋語言的習得與發展，打破了傳統的第二語言習得的局面，為外語教學帶來了種種啟示，對在課堂上培養學生通過使用語言來學習語言的能力以及交際能力有著深遠的知道意義。

3.1社會文化環境與外語教學相結合

教師應把語言課堂看成是外語教學的社會環境，努力營造與現實世界相吻合的課堂氛圍，為學生提供使用語言的情景和機會。鼓勵學生積極地參與到目的語的文化環境中，在語言的交流中學習和使用語言。通過社會情境的營造，學習者帶著不同的先前經驗，進入所處的文化和社會情境進行互動，通過學習者之間的合作、交流、相互啟發、相互補充，增進對知識的理解。

3.2 發揮中介的作用

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人類的高級心理機能通過中介來實現，語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第二語言習得也是一個中介參與的過程。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利用中介概念可以研究如何提供搭手架。此外，學習者之間的對話與學習者和教師之間的對話一樣有效果。通過同伴調節學習，學生從與同伴的交流中有效地為彼此提供幫助。而有些非語言的文化產品，如學生檔案袋也可以作為中介工具，促使學生建立學習目標，選擇有效的策略。

3.3 采用交際教學法

交際法強調語言的意義和運用，置語言的流暢運用于首位，要求學生在學習初期就流暢的表達思想，重視言語活動而非語言練習，重視言語的流暢而非語言的準確，語言練習和背誦等從掌握語言形式進而使用語言表達思想，并不等于己經發展了聽說能力，尤其是口語能力。而且在交際之中，習得語言可以實現言語活動與思維活動的直接聯系，從而實現活用式掌握外語。

3.4 教學中實施動態評價

根據“最近發展區”理論，最近發展區存在個別差異和情境差異，即不同個體之間最近發展區有所不同；在不同情境中，同一個體也可能有不同的最近發展區。過去人們把學生發展水平僅僅看作靜態的“點”，而最近發展區概念的引入，把學生的潛在水平和現實水平之間的距離作為評價的對象，現在學生發展水平是一個變動的“區段”。因此，對學生學習能力的充分了解需要教師用發展的觀點，了解每個學生所處的發展階段，評估出學生成績的可修正度，采取持續動態的測量方法，讓學生發揮潛力，更好地促進學生對知識的內化，取得更好地教學效果。

社會文化理論與其他心理語言學及二語習得理論的根本區別是社會環境和心理語言過程不再被看成是兩個分開的現象，考慮社會交互和語言發展的關系，對二語習得者來說，語言發展產生于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中二語學習者積極參與意義建構，并通過該過程習得第二語言。因此，在日常的教學中應引入社會文化理論，有效的促進學習者第二語言的習得。

參考文獻

篇3

一、引言

關于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的分類，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甚至有的研究者提出了52種學習理論。其中三分法的贊同者居多。多數專家認為，語言習得理論大致可分為外在論、內在論和社會文化論。內在論是這三大理論流派中最龐大的一個，主要分為兩大流派──先天論和認知論。認知論又包括信息處理模式、連接主義論、信息競爭模式等理論。三大理論流派中，社會文化論是當今研究的熱點。它主要包括新近出現的對話論、活動論、實踐共同體等理論。早年研究者多對內在論和外在論進行了比較研究，但內在論尤其是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方面的比較研究并不多見，本文試從這一角度對其進行初步的探討，以期對外語教學和研究有所啟示。

一、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的主要觀點

1.認知論的主要觀點。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二語習得研究對象從單純的語言開始轉向學習過程中學習的主體等因素，在研究學習者外部因素時，開始對曾經被視為是"黑箱"的學習過程進行了全面探討。

認知論認為，第二語言習得是一個心理過程，是二語知識系統的發展和在交際中的使用。從認知的角度研究，第二語言習得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把語言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識，把學習一般知識的方法應用于語言學習之中。認知論包括信息競爭理論、信息處理論和其他多種理論。無論哪種理論都認為：第二語言學習是對一種復雜認知技能的習得。學習一種外語，就是學習一種技能。把語言習得等同為一般的認知過程，認為第二語言習得過程就是一個語言信息在大腦中輸入、加工、處理，新舊信息各個階段的重組和連接直至自動化的過程；試圖以人類學習一般知識的過程為依據來認識第二語言習得，只要經過最初的機械練習，以及不斷的信息處理和加工，通過掌握語言規則，就可以逐漸達到信息處理的程序化和自動化。

2.社會文化論的主要觀點。

社會文化論綜合了理解人類行為的多個學術領域，發展出超越了個體與環境的二元論的概念。人類通過能動地作用于外部世界而變革外部世界，進而變革自身，在這種交互作用的過程中使客體的心理表象得以表征與具體化。借助心理表象的中介，主體與客體世界的關系得以實現，從而說明人類受外部客體的制約，特別是受社會環境的制約。因此，二語習得同樣受到社會因素的制約。社會文化論強調二語習得中社會文化的作用，強調學習者的內在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之間的互動，從而豐富了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也為研究第二語言習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4］。維果茨基狹義的社會文化理論認為，社會關系和文化制品在組織人類特有的思維中扮演主要角色，并提供了一個不孤立于社會環境而可以系統研究認知的框架。

二、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的區別

1.強調語言習得模式中的不同環節。

這兩大理論都承認語言習得模式是輸入（或環境或刺激） 語言習得內部機制輸出（或習得的知識，或行為）。但認知論更關注語言習得的內部機制；而社會文化論則更重視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以及二者的關系。

2.與心理語言過程的關系。

社會文化理論與包括認知論在內的其他語言學習理論的根本區別是社會環境和心理語言過程不再被看成是兩個分開的現象，社會化和語言習得不從產生它們的語言交互環境中剝離出來。對二語習得者來說，語言發展產生于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中二語學習者積極參與意義建構，并通過該過程習得第二語言。

3.運用發展法來分析學習者語言習得時的隱喻不同。

認知論的隱喻是習得，即學習者接受語言輸入，習得語言并儲存在頭腦中，在需要的時候輸出。社會文化研究方法的隱喻是參與，個人在學習中起一定的作用，但個人最終能獨立完成的能力必須在社會交往中以協作的方式獲得。社會文化理論因此為語言學習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視角，認為個人和社會融為一體，語言知識和語言使用不可分離［7］。

4.二語習得領域的相關研究方法。

以臨近發展區為例，二語習得領域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微觀發生領域，即在逐句的話語交際中來認識學習者第二語言的內化。社會文化理論的微觀發生研究從認為交互導致語言學習，轉向認為交互是語言學習發生的場所，從而為二語習得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選擇。

5.對于語言輸入、輸出在二語習得中的作用的探討。

Krashen的輸入假說與Swain的輸出假說對語言輸入與輸出活動在二語習得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觀點。認識論并未對這一矛盾提出解釋。但運用社會文化理論探討語言輸入與輸出活動在二語習得中的作用時，他們的分歧可以得到解決。維果茨基認為人類高級思維功能建構于社會、文化、歷史和教育的環境中。而這個環境是一個由社會相互交流編織成的網，一個由語言輸入與輸出的辯證統一體。所以，語言輸入與輸出活動的相互作用引起第二語言的發展。

6.相互交流中參與談話者的作用的不同理解。

受認知論啟發而提出的相互作用假說對于在幫助學習者理解以及被理解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與社會文化論有著不同觀點。其主要區別在于對個人認知過程的強調不同。相互作用假說強調學習者頭腦中的個人認知過程。相互作用通過給予學習者需要的輸入來加速內在的過程，最終使那些認知過程成為可能。社會文化論者認為，通過社會的相互交流而發生的學習過程中，交流會話更重要，他們認為，隨著社會活動中知識的內化，人們借助中介控制和重組他們的認知過程。

三、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1.認知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內在論強調學習者從自身經驗背景出發對客觀事物的主觀理解和意義建構，重視學習過程而反對現成知識的簡單傳授。認知學習論為現今的外語教學帶來了一場新的革命。該理論認為學生學習時頭腦中的認知結構和認知加工過程是決定學習結果和學習效率的直接原因，教材、教法等一切外部條件雖然重要，但都只是影響學習的間接因素。這種觀點對我們今天的教學有許多啟發。教師要讓學生充分參與到教學活動中，采用現代教學手段，以激發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對學習材料的深入思考，提高對新學知識的解釋、推理、運用能力，樹立教學目標的新觀念。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沒有什么教學目標比使學生成為獨立的、自主的、高效的學習者更為重要。所謂獨立，是指學生離開老師，甚至離開學校之后還能繼續學習；所謂自主，就是讓學生去主宰、支配學習內容，而不是由學習內容來支配、控制學生，變"要我學習"為"我要學習"。 教師在創設學生學習的外部條件時，必須以學生頭腦中的認知規律為前提。這些外部條件指能激起學生努力去從事思考和記憶等心理活動的事件。外語教師要改變傳統的教學方式，拋棄"一言堂"的傳授方法，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要重視學生內在認知動機的作用，這里的內在認知動機是指由學生的學習活動本身所引起的學習動機。

2.社會文化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最近發展區是維果斯基社會文化理論中的重要概念，兒童現有水平與經過他人的啟發幫助可以達到的較高水平之間的差距，就是“最近發展區”。維果斯基認為：教學不僅應該考慮兒童已經達到的水平，而且要考慮兒童經過努力可能達到的水平。只有當教育走在發展之前時，才是好的教育，他主張教師要重視學生學習的最佳期限，不應盲目拔高或遲滯，以免錯過最近發展區。據此，可以得到以下啟示：①學生是自主積極的學徒式學習者。②學生的學習受背景影響。③教學應向學生提供挑戰性認知任務和有效支架。④教學是一個相互作用的動力系統。最近發展區對學習英語的啟示是：教師在英語教學中，應關注學生學習的背景，傾聽學生需要；激發英語學習興趣，創設有效支架；創設活動情境，增強參與意識；發揮學生特長，體驗成功樂趣；提倡合作學習，享受合作成果等。

四、結語

不管是二語習得研究的主流認知論還是研究的新熱點社會文化論，在外語教學中的應用都有可以兼容的部分。正像Zuengler和Miller文章的標題"認知和社會文化: 兩個平行的二語習得視角?"所預示的一樣，社會文化視角可能是在原有的世界之外開創了另一個新天地。如Yoric所倡導的，假如我們能為學生多建幾座橋梁讓他們從中選擇的話，相信他們到達終點的可能性就會大很多。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文化視角只是這眾多"橋梁"中的一座。

【參考文獻】

［1］ 焦俊峰.第二語言習得過程的多角度透視［J］.浙江樹人大學學報,2009(1):71-74.

［2］ 劉緋.國外著名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綜述［J］.貴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1):72-75.

篇4

“無僑教，則無僑務”，華僑教育一直被臺灣視為僑務工作的第一要務。近年來，臺灣又提出“有什么樣的僑教就有什么樣的僑胞”，進一步突出臺灣當局賦予僑教工作的政治色彩。臺灣當局的華僑文教工作可以分為島內和島外兩部分。島內工作主要是吸引僑生到臺灣升學，島外工作主要是推展海外華文教育。

（一）吸引僑生到臺升學。

臺灣當局認為，僑生是能夠在海外推動臺灣僑務工作、開展“草根外交”的種子，而且優質的僑生政策也是爭取僑生父母對臺灣向心力的有效途徑，所以一直將僑生工作視為發展僑教的“起點工作”，給予高度重視。上臺后，繼續積極地開拓新途徑、新方式吸引海外僑生回臺升學，對僑生在臺就學期間予以妥善悉心的照顧，并注重加強對畢業僑生的聯系。

為吸引僑生回臺升學，“僑委會”于2000 年7月與“教育部”研擬修訂了“僑生回臺就學及輔導辦法”，放寬了僑生到臺灣升學的限制性規定，同時報請“行政院”核準開放各大學研究所僑生名額，全面開放科技大學、二年制專科學校招收僑生等辦法，擴大辦理海外僑生回臺升學工作。此外，繼續貫徹自1997 年起就實行的雙聯學制，授權臺灣的大學院校與外國大專院校合約合作辦學 ，協助外國大專院校畢業生到臺灣續讀銜接大學院校大三、大四課程，兩年內取得臺灣的學士學位。

由于臺灣大專院校每年所接納的正規僑生名額有限，為了吸收更多僑生及培養華僑青年在僑居地的謀生能力，臺灣“僑委會”每兩年舉辦一次“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讓海外青年分別就讀于屏東科技大學、逢甲大學、文化大學、高雄海洋技術學院及大華技術學院等高校，學習實用技能。這些學校招生一般不受名額限制，凡符合入學規定者均予分送入學。

僑生在臺灣就讀期間，“僑委會”全面落實在學僑生的生活輔導和照顧。“僑委會”特別訂定“輔導辦理照顧海外只身在臺僑生接待家庭計劃”，該計劃鼓勵島內百余所大專院校教職員工及社團擔任僑生接待家庭，讓僑生安心在成學業。為協助貧困僑生解決經濟問題，“僑委會”專門為僑生辦理工讀補助，每學期均提供 600 余個工讀名額，補助金每名每月 2500 元（新臺幣）。①此外，“僑委會”積極輔導地區性及學校性僑生社團舉辦各種文娛聯誼活動，豐富僑生生活，并且對在學僑生社團舉辦活動及出版刊物提供補助。

畢業后回僑居地是僑生培養的原則之一，“僑委會”非常注重加強與畢業僑生的聯系。每年在僑生畢業前夕，臺灣分北、中、南三區舉辦“大專院校應屆畢業僑生歡送會”。同時鼓勵畢業僑生加入僑居地的校友會或聯誼會，讓畢業僑生充分發揮“民間外交”的角色。目前留臺校友會總數已達101個，遍布亞洲、歐洲和美洲等地。此外，“僑委會”每年邀請海外“留臺”畢業校友返島訪問，并輔導“留臺”校友會舉辦各種聯誼慶祝活動，以加強聯系“留臺”校友，籠絡人心。

在多種鼓勵回臺升學的措施及海外“留臺”校友會的努力下，僑生回臺升學人數逐漸回升。根據“僑委會”的統計資料，1998學年度僑生回臺升學人數為9357人，199年度增至 10566 人，2000學年度續增為11033 人。②而2000至 2003年學度，僅經“僑委會”輔導申請回臺灣升學人數合計有10914人，輔導海外僑生自行回臺灣升學的有533人。③

（二）振興海外華文教育。

臺灣當局將海外華文教育視為島內教育的延伸，學制、教材等方面都與島內教育相銜接。臺灣“教育部”下專設“僑民教育委員會”，主要負責海外臺北學校的營運與發展。針對臺商赴海外投資日益增多，為解決其子女教育問題，“僑委會”已協同當局有關單位在東南亞各國創辦了6所海外臺北學校：印尼雅加達臺北學校、泗水臺北學校、馬來西亞吉隆坡中華臺北學校、檳城臺灣僑校、泰國中華國際學校、越南胡志明市臺北學校。④另外，為統合海外華文教育工作，借鑒大陸的做法，于2004年成立了由“教育部”主導下的跨部會的“對外華文教育政策委員會”，負責海外華文的推廣工作。

上臺后，提出了“全面振興海外華文教育”的革新理念，致力于提升海外文教的軟硬件品質。具體措施主要有：

1、注重海外華文師資的選拔和培訓。

海外華文師資的選拔和培訓主要通過三大途徑：一是鼓勵海外華僑赴臺就讀師范學校，畢業后推薦到海外僑校任教；二是委托島內教育機構分期對海外僑校在職華文教師進行培訓，如開辦“海外華文教師研習營”、“華文網絡種子師資研習班”、“全球華文網絡教育研討會”（一般兩年一次）等多種活動。三是選派優秀教師到海外僑校任教，并經常選派教育專家、學者、僑教志愿者赴海外巡回教學、講演，為海外華校教師傳授教學知識和技能，以此提升華校的師資素質。

雖然“僑委會”限于預算的有限，在海外華文師資培訓上的期數及參訓人數上增加不大，但在辦理方式及培訓對象方面進行了創新，如協助緬甸、泰北僑校開辦簡易師范科，以培訓當地青年加入華文教育行列；結合民間資源合辦僑居地的華文教師研習班，擴大培訓效果等。

2、實行多種途徑辦學。

在辦學途徑上，臺灣當局根據不同條件，因地制宜，采取多樣化辦學。主要有：

其一，開辦函授教育。從1956年起，臺灣“僑委會”在臺設立僑民函授教育學校（1966 年改名為中華函授學校），以通訊及視聽教學方式向海外傳揚中華文化、科學知識、生活技能及華文教育。函授教育設有華文教師、中華文史、中國語文及應用文、農牧、工商業、高中進修、初中進修、小學進修等多種學科和課程。1979年開辦中華函授學校空中書院，利用臺灣《亞洲之聲》廣播電臺廣播開設華語教學科目，用多種語言向全球的華僑華人播教，以擴大函授招生。為整合資源，2001年將空中書院課程歸并于函授教學內。另外，還運用現代網絡教學科技，提升函授遠程教育功能，以適應海外僑民多元化學習的需要。2000－2003年，海外僑民報名函授網絡課程多達70156人。⑤

其二，設立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從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起，臺灣“僑委會”開始在華僑、華人集居地設立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作為“僑委會”在海外開展工作的重要服務據點。目前臺灣已在美國的洛杉磯、舊金山、紐約，澳大利亞的墨爾本、悉尼，菲律賓的馬尼拉，南非的約翰內斯堡，法國的巴黎等地華埠設立了 16 個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原為 17 個，后倫敦僑教中心因租金昂貴等因素于 2003 年底關閉）及37個僑務服務站（遍及北美洲、亞洲、歐洲、中南美洲、大洋州和非洲），并已經著手在美國華盛頓、巴西圣保羅和加拿大溫哥華三地以購地自建方式建蓋僑教中心，前者預算 265 萬美元，后兩地預算各約 100 萬美元。⑥文教服務中心提供的服務有：開辦中外文補習班、民族舞蹈、武術等民俗班；提供咨詢服務、職業訓練；舉辦文化、教育、體育等各類活動。⑦這些中心及服務站直接聯系或間接控制各地的中文學校和社團。至今以這些信息中心網站為骨干，形成了虛擬的全球華人網絡社區，同時全力推動“全球華文網絡教育中心”的建設，力爭使“全球華文網絡教育中心”發展成為中華語言及文化的入口網站。

二、協導僑商經貿。

“拼經濟”乃臺灣當局的施政重點，為讓臺灣成為永續發展的“綠色硅島”，“僑委會”配合島內各部門采取了多種措施密切與海外華商的聯系，希望憑借華商力量的整合服務于臺灣經濟的轉型，促成臺灣經濟的多元化和國際化。

（一）充實僑商經貿網絡，獎勵華僑經濟學術研究。

為充實僑商經貿投資信息，增進網絡商機，“僑委會”建置了“海外華人信息服務網”入口網站，整合臺灣各涉外機構及“僑委會”、“全球華商信息網”、“華人地球村”、“全球華文網絡教育中心”等六大網站為單一服務窗口，其中“全球華商信息網”內已經涵蓋全球 170 個僑商團體的基本資料。此外，還陸續更新《華僑經濟年鑒》，提供海內外僑商經營事業及投資廠商參考，2002 年完成《華僑經濟年鑒》的《美洲篇》及《歐亞篇》，2003 年已陸續完成《華僑經濟年鑒》的《亞太篇》及《東南亞篇》。

為深度了解華商經貿實力，引導海外華商參與臺灣島內的重要經濟計劃，“僑委會”還獎勵臺灣島內公私立大學院校開設華僑事務課程，鼓勵各校從事華僑經濟事務教學研究，增進大學院校學生認識華僑事務。另外還制定了“僑務委員會華僑事務研究碩博士論文獎”作業要點，鼓勵島內大學院校碩、博士生從事僑務相關議題的論文研究。

（二）擴大培植僑社經貿人才。

為強化僑營事業的經營管理并協助培訓經貿專業人才，“僑委會”舉辦了許多培訓研究班，如“海外華商財務經理人研習會”，“海外華商電子商務趨勢與應用研習班”，“商務會務 E 化訓練研習班”，“海外華商國際貿易研習班”，“華商國際投資研討會”，“海外華商國際貿易研習班”，“海外華裔烹飪研習班”，“海外華裔青年創業研習班”等。另外，“僑委會”還制定“海外僑營事業經營服務團”計劃，派遣專家分別赴海外巡回講授經貿專業課程，協助提升僑營事業的競爭力。為加強僑商學習渠道，“僑委會”于 2003 年起推行遠距離教學，除已建置“高效能團隊領導”、“工作目標設定”、“行銷基本概念”等課程外，另在網絡上設置“臺灣經貿名師”，聘請“國際貿易”、“企業管理”等領域的專家學者，提供海外僑商運用網絡釋疑及汲取經貿新知識。

（三）繼續強化“華僑貸款信用保證基金”功能，協助僑商融資。

該基金成立于 1988 年 7 月，由“僑委會”與“財政部”共同出資以協助海外僑民創業。基金設立的宗旨是在于對具有發展潛力而缺乏擔保品的僑營事業、華僑創業者或臺商事業提供信用保證，協助獲得金融機構的資金融通。截至 2003 年 9 月底，累計承保件數為 3705 件，承作保證金額為 5.9466 億余元新臺幣。同時，與該基金合作的海內外銀行計 74 家，承辦據點計 165 處，分布于 26 個國家，56 個都會區。⑧

（四）協助海外僑商組織發展。

自 1988 年起，“僑委會”即逐步輔導各地臺灣商會成立洲際性、世界性聯合總會。目前，世界臺商總會共有 170 個分會。同時，為加強與各地臺灣商會負責人的聯系、建構全球僑商網絡，“僑委會”還輔導開展“世界華商經貿會議”、“世華金融聯誼會”等活動，并從 2000 年起，辦理“全球臺灣商會會長班”，每年一至二次，邀請各地臺商商會會長等重要負責人返臺研習。

顯而易見，臺灣近年來對華僑教育、僑商及團體采取的種種扶持性措施，進一步加強了臺灣和海外僑校、華人社團、僑社的關系，客觀上對海外華人社會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但臺灣極力扶持華僑教育、積極輔導僑商經貿的目的是要同大陸爭取海外華僑華人的向心力，培植其親近力量，進而通過華人的社會關系對其國施加有利于臺灣的政治影響，拓展臺灣所謂的“生存空間”，其政治目的顯而易見。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明確的認識和足夠的警惕。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法政與公共管理學院)

注釋：

①③⑤⑧2003年11月19日張富美在臺灣“僑務委員會議”上的報告。

②臺灣中央社，2000年7月5日。

篇5

    當前，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研究呈現研究視角廣泛，研究方法新穎，研究成果劇增的興盛的局面，但又呈現出研究對象、研究領域、研究成果的“混沌”狀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研究如何走出這一“矛盾”階段，對進一步深人理解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目標與內涵，構建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體系，充分發揮體育社會科學的功能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本文在分析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現狀的基礎上，簡要闡釋影響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發展對策。

1對我國現行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狀況的解讀

1. 1學科門類的交叉性

    體育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中各門學科通過加強多學科的滲透與融合，促進本學科發展，已成為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的一種趨勢。諸如:哲學與歷史學與文化學與政治學*體育史學與奧林匹克學、教育學與教學論與課程論、學校體育學與競技教育學、社會學與文化學與經濟學與管理學、體育社會學、社會學與管理學與行政學體育管理學等等。運用多學科融合的優勢互補，重視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從而加強學科間的整合。然而，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在多學科融合的過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門學科與相鄰學科內容“重疊”的現狀，缺乏學科體系性與獨立性的問題，如《學校體育學》與《體育教學論》與《體育課程與教學論》與《體育教育學》等學科課程，都包涵著體育過程、體育教學目標、體育教學設計等內容。甚至在性質不同、名稱不詳的體育社會學科中存在內容體系雷同的問題。如:《體育經濟學》與《體育產業學》、《體育市場營銷學》等學科的內容都有相當比例的“重疊”。再如:《社會體育學》、《體育社會學》學科名稱既相似又有區別，但就所涉及的內容同樣存在“重疊”現象。這一現狀反映在一定范圍和特定條件下，多學科“融合”作用容易導致各門學科設置缺乏學科自身發展的結構牲與主體性，“有些研究有牽強附會，生搬硬套之嫌”。如果長期保持這種學科之間的“混沌”與“模糊”狀態，便會影響到體育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構建、發展與成熟。

1.2學科研究的引領性

    作者查閱并粗略統計了2005—2008年被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收錄的以“體育社會科學”、“奧運”、“社會體育”、“體育管理”、“體育心理”、“體育哲學”、“學校體育”、“體育倫理”、“體育美學”、“體育社會學”、“體育人文”為題名的部分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文獻。在這些研究成果中屬于宏觀理論研究的課題較少，尤其是缺乏高瞻遠矚的、整體性的、戰略性的、規劃性的、具有全局指導意義的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成果。體育學者們“似乎已經習慣了宏觀研究是政府決策部門的事，學校只能進行微觀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容易形成比較重視體育社會科學某一理論與實踐的微觀研究，最多只能上升到中觀研究的空間，客觀上反映出忽視體育社會科學宏觀研究的傾向，以導致在一定程度上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引領”作用不夠明顯與突出，有待形成目標明確、方法科學、內容實際的理論體系，以指導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與發展。

1.3研究質量的波動性

    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成果數量劇增，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前“在很多情況下，無論對個人還是群體的研究成果的估價，用的都是數量語言叫。就高校而言，申報體育類碩士點與博士點、重點學科、各級研究基地等都應有核心期刊代表作、學術專著與各級科研項目數量上的要求。就個人而言，國內各高校對體育教師個人學術成果也有數量上的要求。上述要求雖然反映了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數量語言，“但這并未根本改變語言的數量特征”，更不能全面反映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質量。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但客觀上也存在著研究成果質量不高的問題。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中屬于一般描述性、簡單整合的研究“文體”占有相當比例。能夠運用哲學、系統科學、邏輯學、文化學等的理論與方法，從深層次與不同視角分析與研究體育社會科學發展基本規律的研究成果十分匾乏。追求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是體育社會科學發展水平的根本體現。如果單純追求數量的增長，而忽視質量的提升，其結果只能是數量越多，質量越低，產生偽劣作品多的可能性就越大。

2影響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主要因素分析

2.1人才隊伍

    “研究質量是人才質量的標志和反映。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質量的提高，關鍵是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隊伍單從數量上看，應該說是比較龐大的，如大中小學體育教師中絕大多數是從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但也應看到“精英”隊伍建設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表現為各級政府對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不夠重視，培養制度不完善;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領軍”人物不多，許多具有“知名”頭銜的“高級”人才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在國內影響力不大;碩士點、博士點培養機制的問題間接導致優秀體育研究人才不能脫穎而出;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存在近親繁殖現象等等。反映出當前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隊伍整體水平函待提升的現實。這種現象長期發展下去，將影響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質量的提升，將影響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水平。

2. 2實踐研究

    關于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實踐的問題，是關系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是否具有科學性與研究價值的問題，目前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較大的誤區。“所謂研究體育實踐就是運動技術教學實踐活動，就是在運動場上進行的各種身體練習活動。所謂研究體育實踐，就是了解情況，收集一些事實資料而已。所謂體育實踐研究，就是按照個人的主觀意圖讓別人填寫調查表”等等。上述對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實踐的認知具有很大的局限。不可否認，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實踐，涵蓋上述實踐活動，但就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對象、內容、組織、方法與手段而言，已經遠遠超過上述研究體育的實踐活動。“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持真理的實踐標準，要著力處理好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要根據實踐的需要加強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建設，同時，更好地發揮理論對于實踐的指導作用”。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干擾，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研究還未受到重視，“距離”主體的人甚遠，只是在體育書本或相鄰學科的教科書中尋找體育實踐的“答案”，造成很多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課題的深度與質量不高，普遍存在低水平重復的現象。

2. 3智慧層次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水平必須依靠學者個體的哲學智慧的功底與科學思維能力，兩者的有機結合，可以促使研究過程的“優化”，更加精確地反映研究結果與結論的可靠性、準確性。在體育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許多學者比較注重體育經驗知識的運用，比較注重綜合知識與交叉學科知識的運用，比較注重體育知識的“接受”與“整合”，因而在科學知識體系的框架下，出現了許多體育社會科學中的“體育十某某學”二“體育某某學”、“某某學十體育”二“某某體育學”，不斷地重復進行己經確定了的知識體系重新組合。在某種程度上凸現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缺乏“反思”，缺乏由體育“客觀事物”抽象出來的理論或“思想”。以至出現許多“形而上學”的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觀點，如“體育人文社會科學二體育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體育社會學=社區體育”、“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是對立的關系”等等，反映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中缺少哲學智慧的引導，習慣用知識范疇下的“線性”思維方式去理解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發展中的許多復雜問題，容易受到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干擾。

2. 4利益追求

    所謂“利益追求”，反映到體育學術界，也就是為獲取物質資料而進行的各種生存活動。這種生存活動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如職稱評聘、人事分配、成果評獎、晉升導師、學科建設、學位評審、項目申報、工作調動、年終評優等，無不與科研成果的“數量”、“質量”有關。絕大多數的體育科研院所與高等院校對體育專家、學者和體育教師都有科研業績要求，普遍實行數目量化管理。規定不同職稱的論文篇數，發表“層次”，并將篇數“賦值”，發表篇數越多，論著字數越多，得分越高，獎金越多;“層次”越高，得分越高，獎金越多。“層次”不同，“賦值”不同，得分不同，獲得的“利益”不同。學術界盛行的個人“利益”與本位“利益”的作用，助長了盲目追求數量與速度，輕視質量與效益的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學風，甚至導致學術腐敗的產生。體育界學術腐敗現象的滋生，與社會的整個學風和道德規范有著密切的聯系，與個體在社會環境所處的地位也有著密切的聯系。當前，社會對體育學術成果價值評價導向的功利性超越了實用性、教育性與社會性，而這種實質性的轉變所產生的“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對追求功利的少數的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學術個體與群體容易產生負面影響，甚至造成為了個人利益、小群體利益、本位利益，不惜敗壞體育學風與學術道德的事件時有發生，嚴重污染了體育學術環境。

2. 5學術環境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期望營造一種寬松、健康和諧的學術氛圍，需要營造有利于學者主體作用發揮的環境。優化體育學術環境對廣大的體育工作者努力從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具有十會積極的意義。然而，缺乏健康學風的問題仍然是比較突出的問題，體育學術“壟斷”現象比較普遍，例如各級體育課題申報中“行政”干擾所產生負作用的輻射，使得體育學術“行政化”的傾向占領上風。這種“行政化”的體育學術氛圍所造成的結果，必然是體育學術規范體制功能的逐漸削弱，不利于優良“文風”與“學風”的塑造，長期下去，便容易產生體育學術腐敗的土壤。再如體育學術評價中的非理性化傾向，“由于公正、認真的學術評價被人為地引入到復雜的人際關系領域，偏離了正常的學術評價的軌道”。再如學術霸權現象，“就幾個人搞學術統治，他們的研究左右著整個學術領域，使其他人沒有發展空間”。這種學術“壟斷”現象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極大，嚴重挫傷了廣大體育工作者從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3促進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研究的具體方略

3.1重視實踐，從創新過程中探索學科的獨立性

3.1.1拓展體育社會科學實踐領域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它與其它的實踐活動之間具有一定的聯系，“最終保證理論與社會互動的意義是實踐”，通過設計、調查、模擬、體驗、運動、測量、實驗等實踐活動形式，獲得各種體育研究素材，并對各種體育社會現象進行分析、綜合、歸納、判斷、推理等研究。一方面要加強現有體育社會學科的實踐活動，促進各學科深人發展，避免學科之間和個體學科內容的過多交叉與重復，逐步完善學科理論與實踐的獨立體系;另一方面進一步拓展體育社會科學的實踐領域，如:國際體育、奧運經濟、區域體育經濟、體育文學、老齡社會體育、農村體育發展等。通過體育學科系統理論之間的互動，獲得新的研究視角，促進體育學科理論的“生成”與創新，保持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具有獨立性的特質。

3.1.2倡導體育社會科學實證研究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提并不是事實的本身，而是事實所蘊含的無法得到解釋的問題。現實中對各種體育社會現象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實踐標準進行解釋，很容易產生于體育事實本身相背離的或者相互矛盾的結論，這種研究由于主觀意識性較強，人為的因素較多，其研究結果大都缺乏說服力。因此，需要把自然科學研究中常用多種實證研究方法，運用于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有關領域，通過腳踏實際的努力，獲得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這對描述體育事實的真實性與精確性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體育社會科學中各門學科在加強實證研究的過程中，要主動獲得符合完善自身理論體系的信息與技術，探索與促進某一學科理論體系的建立與發展。

3.1.3加強體育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

    加強體育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運用電子計算機、網絡設計與交互、微縮與傳真設備、錄像與電視，建立具有文獻復制、數據分析、體育技術、體育語言等功能的實驗室。通過理性認識與實踐探索把文字、聲像、信息、數據處理成圖形化、數據化，并進行定性與定量分析，得出符合實際的、精確的和比較全面的結論。體育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是一項基礎性、經濟性和科學性很強的綜合性工作，必須通過加強實驗室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提高實驗室的師資隊伍質量，充分利用實驗室現有資源，提高利用率，促進實踐研究的深化，把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

3. 2開闊視角，從學科發展中拓展理論的創新性

3. 2. 1重視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批判

    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研究應該重視對各門學科自身理論與知識體系的批判，因為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并不是永恒不變的絕對真理，其理論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以及價值取向并非都是具有中立性的，容易受到人為的、主觀的、利益的與權力的制約，容易受到社會體制、社會組織、社會文化、社會教育、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思想影響及其控制作用的約束。開展對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的“他批判”與“自批判”，一方面有利于分辯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與知識體系的真偽，闡明其本位功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對批判的理論進行檢驗與反思，促進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的創新。

3. 2. 2定位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理論導向

    體育社會科學的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應以實踐理論為導向，要用發展的、全局的、戰略的眼光，分析體育領域中的各種問題。體育社會科學的實踐理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理論內容，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科學指導作用的滲透，體育社會科學的實踐理論處于不斷變化與發展之中，形成語言層面的實踐理論與指導現實過程的實踐理論相結合的動態系統。確立以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為視角的認識觀，闡明體育社會科學實踐活動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礎之上為個人與社會提供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與實踐方法。只有在充分發揮宏觀研究的導向作用與微觀研究的具體作用的基礎之上，才能為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知識體系的創新奠定堅實的實踐理論基礎。

3.2.3挖掘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智慧

    開發與利用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智慧，進行體育社會科學知識資本擴張與智慧教育，為更有效地進行體育社會科學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奠定理論基礎。體育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自身的理論體系，其科學性、指導性需要經過嚴密的、科學的邏輯推理和證明過程，才能形成有價值的、系統的、超越的、能動的理論體系。通過建立學科整合、體系構建、理論創新，促進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的智慧進化與智慧更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應以正確的發展觀、價值觀、實踐觀為指導，站在宏觀研究的角度，從微觀人手研究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的功能，正確認識體育社會科學的本質、規律與發展趨勢。

3. 3嚴格規范，從學風建設中追求成果的質量

3. 3. 1堅持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應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斷推動學術進步。勇于學術創新，努力創造先進文化，積極弘揚科學精神、精神與民族精神。從學風建設上可以通過體育社會科學知識傳遞和積累的制度約束，展現個體與群體行為示范，鼓勵體育學術創新。

3. 3. 2形成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個性特色

    所謂個性特色就是和別人不相同的、具有自身獨特性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從主體出發有個體研究、小群體研究、團隊研究等多種形式，然而無論何種形式的研究，都應該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特點。必須依靠自身的體育社會科學某一領域研究的相對優勢，敢于探索別人未涉足研究的領域，生產具有個性特色的體育學術精品，凸現體育精品的學術地位，推動體育社會科學的發展研究向高層次方向轉變。

3. 3. 3打造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學術精品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必須樹立學術精品意識，通過體育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創新，打造一批精品，占領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沿，形成學科優勢。“學術創新，可以打造學術精品;打造學術精品，又可以推動學術創新”。創新是學術精品的“靈魂”，要學會運用各種思維方式，潛心鉆研，推陳出新，敢于超越，提出體育社會科學發展的新理論與新方法。只要把學術創新貫穿于研究的全過程之中，就可以出現《體育人文社會學概論》、《奧林匹克學》、《體育基本理論教程》等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術精品。

3. 4建設梯隊，從培養機制中提升人才的層次性

3.4. 1制定體育社會科學人才戰略規劃

    體育社會科學“要牢固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充分發揮人才資源開發，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戰略性、決定性作用。”要繁榮發展體育社會科學，就必須提升體育社會科學研究隊伍的整體水平。各級體育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各級體育行政部門、社會體育機構要把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應該制定相應的人才戰略規劃，包括培養目標、培養數量、培養層次、培養梯隊、培養機制、培養評價等。

3. 4. 2優化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機制

    從體育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需要出發，重視培養中青年優秀研究人才。通過體育社會學碩士點與博士點建設、體育社會學研究基地建設、體育社會學重點學科建設，形成合理的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學術梯隊，通過培養體育重點學科帶頭人、體育學術帶頭人、后備體育學術帶頭人、體育學術骨于、青年體育學術優秀人員，形成合理的體育社會科學人才梯隊結構。注重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機制的創新，優化人才資源配置;建立公平競爭機制;建立健全人才的管理制度;建立體育社會科學科研成果的評價體系;加強體育社會科學人才的檔案建設。

篇6

當前，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研究呈現研究視角廣泛，研究方法新穎，研究成果劇增的興盛的局面，但又呈現出研究對象、研究領域、研究成果的“混沌”狀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研究如何走出這一“矛盾”階段，對進一步深人理解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目標與內涵，構建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體系，充分發揮體育社會科學的功能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本文在分析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現狀的基礎上，簡要闡釋影響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發展對策。

1對我國現行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狀況的解讀

1. 1學科門類的交叉性

體育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中各門學科通過加強多學科的滲透與融合，促進本學科發展，已成為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的一種趨勢。諸如:哲學與歷史學與文化學與政治學*體育史學與奧林匹克學、教育學與教學論與課程論、學校體育學與競技教育學、社會學與文化學與經濟學與管理學、體育社會學、社會學與管理學與行政學體育管理學等等。運用多學科融合的優勢互補，重視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從而加強學科間的整合。然而，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在多學科融合的過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門學科與相鄰學科內容“重疊”的現狀，缺乏學科體系性與獨立性的問題，如《學校體育學》與《體育教學論》與《體育課程與教學論》與《體育教育學》等學科課程，都包涵著體育過程、體育教學目標、體育教學設計等內容。甚至在性質不同、名稱不詳的體育社會學科中存在內容體系雷同的問題。如:《體育經濟學》與《體育產業學》、《體育市場營銷學》等學科的內容都有相當比例的“重疊”。再如:《社會體育學》、《體育社會學》學科名稱既相似又有區別，但就所涉及的內容同樣存在“重疊”現象。這一現狀反映在一定范圍和特定條件下，多學科“融合”作用容易導致各門學科設置缺乏學科自身發展的結構牲與主體性，“有些研究有牽強附會，生搬硬套之嫌”。如果長期保持這種學科之間的“混沌”與“模糊”狀態，便會影響到體育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構建、發展與成熟。

1.2學科研究的引領性

作者查閱并粗略統計了2005—2008年被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收錄的以“體育社會科學”、“奧運”、“社會體育”、“體育管理”、“體育心理”、“體育哲學”、“學校體育”、“體育倫理”、“體育美學”、“體育社會學”、“體育人文”為題名的部分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文獻。在這些研究成果中屬于宏觀理論研究的課題較少，尤其是缺乏高瞻遠矚的、整體性的、戰略性的、規劃性的、具有全局指導意義的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成果。體育學者們“似乎已經習慣了宏觀研究是政府決策部門的事，學校只能進行微觀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容易形成比較重視體育社會科學某一理論與實踐的微觀研究，最多只能上升到中觀研究的空間，客觀上反映出忽視體育社會科學宏觀研究的傾向，以導致在一定程度上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引領”作用不夠明顯與突出，有待形成目標明確、方法科學、內容實際的理論體系，以指導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與發展。

1.3研究質量的波動性

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成果數量劇增，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前“在很多情況下，無論對個人還是群體的研究成果的估價，用的都是數量語言叫。就高校而言，申報體育類碩士點與博士點、重點學科、各級研究基地等都應有核心期刊代表作、學術專著與各級科研項目數量上的要求。就個人而言，國內各高校對體育教師個人學術成果也有數量上的要求。上述要求雖然反映了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數量語言，“但這并未根本改變語言的數量特征”，更不能全面反映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質量。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但客觀上也存在著研究成果質量不高的問題。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中屬于一般描述性、簡單整合的研究“文體”占有相當比例。能夠運用哲學、系統科學、邏輯學、文化學等的理論與方法，從深層次與不同視角分析與研究體育社會科學發展基本規律的研究成果十分匾乏。追求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是體育社會科學發展水平的根本體現。如果單純追求數量的增長，而忽視質量的提升，其結果只能是數量越多，質量越低，產生偽劣作品多的可能性就越大。

2影響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主要因素分析

2.1人才隊伍

“研究質量是人才質量的標志和反映。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質量的提高，關鍵是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隊伍單從數量上看，應該說是比較龐大的，如大中小學體育教師中絕大多數是從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但也應看到“精英”隊伍建設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表現為各級政府對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不夠重視，培養制度不完善;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領軍”人物不多，許多具有“知名”頭銜的“高級”人才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在國內影響力不大;碩士點、博士點培養機制的問題間接導致優秀體育研究人才不能脫穎而出;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存在近親繁殖現象等等。反映出當前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隊伍整體水平函待提升的現實。這種現象長期發展下去，將影響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質量的提升，將影響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水平。

2. 2實踐研究

關于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實踐的問題，是關系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是否具有科學性與研究價值的問題，目前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較大的誤區。“所謂研究體育實踐就是運動技術教學實踐活動，就是在運動場上進行的各種身體練習活動。所謂研究體育實踐，就是了解情況，收集一些事實資料而已。所謂體育實踐研究，就是按照個人的主觀意圖讓別人填寫調查表”等等。上述對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實踐的認知具有很大的局限。不可否認，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實踐，涵蓋上述實踐活動，但就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對象、內容、組織、方法與手段而言，已經遠遠超過上述研究體育的實踐活動。“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持真理的實踐標準，要著力處理好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要根據實踐的需要加強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建設，同時，更好地發揮理論對于實踐的指導作用”。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干擾，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研究還未受到重視，“距離”主體的人甚遠，只是在體育書本或相鄰學科的教科書中尋找體育實踐的“答案”，造成很多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課題的深度與質量不高，普遍存在低水平重復的現象。

2. 3智慧層次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水平必須依靠學者個體的哲學智慧的功底與科學思維能力，兩者的有機結合，可以促使研究過程的“優化”，更加精確地反映研究結果與結論的可靠性、準確性。在體育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許多學者比較注重體育經驗知識的運用，比較注重綜合知識與交叉學科知識的運用，比較注重體育知識的“接受”與“整合”，因而在科學知識體系的框架下，出現了許多體育社會科學中的“體育十某某學”二“體育某某學”、“某某學十體育”二“某某體育學”，不斷地重復進行己經確定了的知識體系重新組合。在某種程度上凸現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缺乏“反思”，缺乏由體育“客觀事物”抽象出來的理論或“思想”。以至出現許多“形而上學”的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觀點，如“體育人文社會科學二體育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體育社會學=社區體育”、“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是對立的關系”等等，反映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中缺少哲學智慧的引導，習慣用知識范疇下的“線性”思維方式去理解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發展中的許多復雜問題，容易受到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干擾。

2. 4利益追求

所謂“利益追求”，反映到體育學術界，也就是為獲取物質資料而進行的各種生存活動。這種生存活動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如職稱評聘、人事分配、成果評獎、晉升導師、學科建設、學位評審、項目申報、工作調動、年終評優等，無不與科研成果的“數量”、“質量”有關。絕大多數的體育科研院所與高等院校對體育專家、學者和體育教師都有科研業績要求，普遍實行數目量化管理。規定不同職稱的論文篇數，發表“層次”，并將篇數“賦值”，發表篇數越多，論著字數越多，得分越高，獎金越多;“層次”越高，得分越高，獎金越多。“層次”不同，“賦值”不同，得分不同，獲得的“利益”不同。學術界盛行的個人“利益”與本位“利益”的作用，助長了盲目追求數量與速度，輕視質量與效益的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學風，甚至導致學術腐敗的產生。體育界學術腐敗現象的滋生，與社會的整個學風和道德規范有著密切的聯系，與個體在社會環境所處的地位也有著密切的聯系。當前，社會對體育學術成果價值評價導向的功利性超越了實用性、教育性與社會性，而這種實質性的轉變所產生的“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對追求功利的少數的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學術個體與群體容易產生負面影響，甚至造成為了個人利益、小群體利益、本位利益，不惜敗壞體育學風與學術道德的事件時有發生，嚴重污染了體育學術環境。

2. 5學術環境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期望營造一種寬松、健康和諧的學術氛圍，需要營造有利于學者主體作用發揮的環境。優化體育學術環境對廣大的體育工作者努力從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具有十會積極的意義。然而，缺乏健康學風的問題仍然是比較突出的問題，體育學術“壟斷”現象比較普遍，例如各級體育課題申報中“行政”干擾所產生負作用的輻射，使得體育學術“行政化”的傾向占領上風。這種“行政化”的體育學術氛圍所造成的結果，必然是體育學術規范體制功能的逐漸削弱，不利于優良“文風”與“學風”的塑造，長期下去，便容易產生體育學術腐敗的土壤。再如體育學術評價中的非理性化傾向，“由于公正、認真的學術評價被人為地引入到復雜的人際關系領域，偏離了正常的學術評價的軌道”。再如學術霸權現象，“就幾個人搞學術統治，他們的研究左右著整個學術領域，使其他人沒有發展空間”。這種學術“壟斷”現象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極大，嚴重挫傷了廣大體育工作者從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3促進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研究的具體方略

3.1重視實踐，從創新過程中探索學科的獨立性

3.1.1拓展體育社會科學實踐領域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它與其它的實踐活動之間具有一定的聯系，“最終保證理論與社會互動的意義是實踐”，通過設計、調查、模擬、體驗、運動、測量、實驗等實踐活動形式，獲得各種體育研究素材，并對各種體育社會現象進行分析、綜合、歸納、判斷、推理等研究。一方面要加強現有體育社會學科的實踐活動，促進各學科深人發展，避免學科之間和個體學科內容的過多交叉與重復，逐步完善學科理論與實踐的獨立體系;另一方面進一步拓展體育社會科學的實踐領域，如:國際體育、奧運經濟、區域體育經濟、體育文學、老齡社會體育、農村體育發展等。通過體育學科系統理論之間的互動，獲得新的研究視角，促進體育學科理論的“生成”與創新，保持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具有獨立性的特質。

3.1.2倡導體育社會科學實證研究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提并不是事實的本身，而是事實所蘊含的無法得到解釋的問題。現實中對各種體育社會現象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實踐標準進行解釋，很容易產生于體育事實本身相背離的或者相互矛盾的結論，這種研究由于主觀意識性較強，人為的因素較多，其研究結果大都缺乏說服力。因此，需要把自然科學研究中常用多種實證研究方法，運用于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有關領域，通過腳踏實際的努力，獲得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這對描述體育事實的真實性與精確性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體育社會科學中各門學科在加強實證研究的過程中，要主動獲得符合完善自身理論體系的信息與技術，探索與促進某一學科理論體系的建立與發展。

3.1.3加強體育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

加強體育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運用電子計算機、網絡設計與交互、微縮與傳真設備、錄像與電視，建立具有文獻復制、數據分析、體育技術、體育語言等功能的實驗室。通過理性認識與實踐探索把文字、聲像、信息、數據處理成圖形化、數據化，并進行定性與定量分析，得出符合實際的、精確的和比較全面的結論。體育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是一項基礎性、經濟性和科學性很強的綜合性工作，必須通過加強實驗室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提高實驗室的師資隊伍質量，充分利用實驗室現有資源，提高利用率，促進實踐研究的深化，把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

3. 2開闊視角，從學科發展中拓展理論的創新性

3. 2. 1重視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批判

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研究應該重視對各門學科自身理論與知識體系的批判，因為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并不是永恒不變的絕對真理，其理論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以及價值取向并非都是具有中立性的，容易受到人為的、主觀的、利益的與權力的制約，容易受到社會體制、社會組織、社會文化、社會教育、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思想影響及其控制作用的約束。開展對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的“他批判”與“自批判”，一方面有利于分辯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與知識體系的真偽，闡明其本位功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對批判的理論進行檢驗與反思，促進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的創新。

3. 2. 2定位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理論導向

體育社會科學的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應以實踐理論為導向，要用發展的、全局的、戰略的眼光，分析體育領域中的各種問題。體育社會科學的實踐理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理論內容，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科學指導作用的滲透，體育社會科學的實踐理論處于不斷變化與發展之中，形成語言層面的實踐理論與指導現實過程的實踐理論相結合的動態系統。確立以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為視角的認識觀，闡明體育社會科學實踐活動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礎之上為個人與社會提供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與實踐方法。只有在充分發揮宏觀研究的導向作用與微觀研究的具體作用的基礎之上，才能為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知識體系的創新奠定堅實的實踐理論基礎。

3.2.3挖掘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智慧

開發與利用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智慧，進行體育社會科學知識資本擴張與智慧教育，為更有效地進行體育社會科學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奠定理論基礎。體育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自身的理論體系，其科學性、指導性需要經過嚴密的、科學的邏輯推理和證明過程，才能形成有價值的、系統的、超越的、能動的理論體系。通過建立學科整合、體系構建、理論創新，促進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的智慧進化與智慧更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應以正確的發展觀、價值觀、實踐觀為指導，站在宏觀研究的角度，從微觀人手研究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的功能，正確認識體育社會科學的本質、規律與發展趨勢。

3. 3嚴格規范，從學風建設中追求成果的質量

3. 3. 1堅持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應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斷推動學術進步。勇于學術創新，努力創造先進文化，積極弘揚科學精神、精神與民族精神。從學風建設上可以通過體育社會科學知識傳遞和積累的制度約束，展現個體與群體行為示范，鼓勵體育學術創新。

3. 3. 2形成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個性特色

所謂個性特色就是和別人不相同的、具有自身獨特性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從主體出發有個體研究、小群體研究、團隊研究等多種形式，然而無論何種形式的研究，都應該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特點。必須依靠自身的體育社會科學某一領域研究的相對優勢，敢于探索別人未涉足研究的領域，生產具有個性特色的體育學術精品，凸現體育精品的學術地位，推動體育社會科學的發展研究向高層次方向轉變。

3. 3. 3打造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學術精品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必須樹立學術精品意識，通過體育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創新，打造一批精品，占領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沿，形成學科優勢。“學術創新，可以打造學術精品;打造學術精品，又可以推動學術創新”。創新是學術精品的“靈魂”，要學會運用各種思維方式，潛心鉆研，推陳出新，敢于超越，提出體育社會科學發展的新理論與新方法。只要把學術創新貫穿于研究的全過程之中，就可以出現《體育人文社會學概論》、《奧林匹克學》、《體育基本理論教程》等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術精品。

3. 4建設梯隊，從培養機制中提升人才的層次性

3.4. 1制定體育社會科學人才戰略規劃

體育社會科學“要牢固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充分發揮人才資源開發，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戰略性、決定性作用。”要繁榮發展體育社會科學，就必須提升體育社會科學研究隊伍的整體水平。各級體育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各級體育行政部門、社會體育機構要把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應該制定相應的人才戰略規劃，包括培養目標、培養數量、培養層次、培養梯隊、培養機制、培養評價等。

3. 4. 2優化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機制

從體育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需要出發，重視培養中青年優秀研究人才。通過體育社會學碩士點與博士點建設、體育社會學研究基地建設、體育社會學重點學科建設，形成合理的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學術梯隊，通過培養體育重點學科帶頭人、體育學術帶頭人、后備體育學術帶頭人、體育學術骨于、青年體育學術優秀人員，形成合理的體育社會科學人才梯隊結構。注重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機制的創新，優化人才資源配置;建立公平競爭機制;建立健全人才的管理制度;建立體育社會科學科研成果的評價體系;加強體育社會科學人才的檔案建設。

篇7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且地域遼闊的文明古國。各地區、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形成了與眾不同的民風民俗，同時也在潛移默化中深受風俗的影響。

此外，風俗的自產生以來就與民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兩者有著眾多共同的特性和內容。所謂“民俗者，風俗也”。我們可以將已有的民俗研究成果應用到風俗的研究上來。本文便是運用此方法來對風俗的文化功能進行探討。

一、 風俗的定義

風俗是我國一個古老而重要的文化概念，自其產生之日起便與我們有著密切聯系，并且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它有著獨特的起源，發展與傳承歷史。

“風俗”“民風”等詞最早見于《禮記。王制》：“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外，《詩經》《管子》等文獻也有許多記載有關風俗的記載。至漢代，“風俗”一詞則已普遍使用。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有關風俗的文史資料，如《史記。貨殖列傳》、《漢書。食貨志》、《風俗通義》等。這些資料不但記錄了當時的風俗，而且對風俗的各個方面都進行了探討，使得風俗的研究進一步發展。漢代以后，我國有關風俗的著作更是不斷出現，如《歲時廣計》、《東京夢梁錄》、《清嘉錄》等，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風俗與人們的生產生活是密切聯系的，風俗對人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和進行文化規范的作用。綜合中國古代的風俗觀，我們可以發現古代學者對風俗有兩個典型的概念：一是如《周禮》所說：“俗者習也，上所化曰風，下所習曰俗”；一是如《風俗通義》所說，：“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險易；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風俗的這兩種解釋都有其合理之處，他們 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風俗的特點。前者主要從文治教化的角度出發，是就風俗形成的社會動力而言；而后者則主要是從自然和 社會兩個方面對風俗的產生作出解釋，認為風俗兼具自然和社會的雙重屬性。

在近代社會，由于西學東漸的影響，風俗的內涵發生了許多的變化，近代學人對風俗的研究也更為關注。1910年張采亮寫成中國第一部風俗史――《中國風俗史》，它以風俗為線索，將政治文化，典章制度，文人風氣，生產方式，生活習俗融為一體，以歷時的角度，建構中國通史，體現出中國固有風俗概念在接受西學的影響后，發生的獨特變化。1922年胡樸安著《中華全國風俗志》，他通過對中華各地風俗的詳細記載，既突出了我國風俗的整體性，體現出風俗中的國家意識，又顯示出了我國各地風俗鮮明的個性特征。1923年北京大學成立的“北京大學風俗調查會”也在旨趣中寫到：“風俗為人類遺傳性與習慣性之表現，可以覘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間接即為研究文學、史學、社會學、心理學之良好材料。”

而現在，我國對風俗的定義則主要集中在各類學術著作以及各類辭典中，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辭海》為代表，說：“風俗：歷代相傳積久成習的風尚、習俗”；另一種以《現代漢語詞典》為代表，說：“風俗：社會上長期形成的風尚、禮節、習慣的總和”。

簡而言之，風俗是在一定的社會共體中，人們普遍公認的，積久成習的各種行為方式的總和。它是一種社會文化傳承，有著豐富的內容和多樣的形式。

二、風俗的特征

風俗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特征。這些征主要表現在：

（一）風俗具有社會性

風俗的產生是人民群眾集體創造的結果，是得到特定群體認可、接受和傳承的文化事象。任何單個人社會行為是不能稱為風俗的，只有當這種行為得到其所處社會群體的認可和接受，它才能成為一種風俗。風俗的社會性也可理解為群眾性。

（二）風俗具有地域性和多樣性

中國文化受地理環境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風俗作為一種文化形態，也必然深受地域的影響。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便是對風俗地域性的形象說明。由于地理環境的差異，我國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風俗。例如，我國南方和北方民族的居住習俗就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另外，我國的風俗也是多種多樣的，這主要表現為：不同的地區，民族有不同的風俗，甚至同一地區，民族也有不同的風俗。風俗的地域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風俗的多樣性。

（三）風俗具有傳承性和可變性

風俗作為一種歷史文化傳承，它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一種跨越時空的文化連續體。同時，風俗還具有相對穩定性，一旦形成便不會輕易改變。然而，由于風俗是與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等相聯系的，所以風俗在其發展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這些因素的影響，從而產生變異。“時異俗易”“移風易俗”等詞就體現出風俗的這種可變性。總之，風俗是在傳承與變異的統一體中不斷發展的。

三、 風俗的文化功能

關于文化的功能，英國文化人類學家馬林洛夫斯基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認為“文化根本是一種手段性的現實，為滿足人類需求而存在。”風俗作為社會文化的重要領域，充分認識并把握它的文化功能，才能有助于它的傳承和發展，才有利于激發全民族的文化創造力，增強我國文化的活力，從而使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人民的精神面貌更加積極向上。具體來說，風俗具有以下的文化功能：

（一）風俗具有塑造共同的民族心理，培養愛國主義情感的功能

風俗具有社會性，任何一種風俗事象都不是個人的行為，而是社會普遍傳承的風尚和習俗。個人的生活習慣，愛好和他所要遵循的禮儀等，只有與社會習俗相結合，社會才會給予承認，才能融入到社會的風俗之中。由此可見風俗是與廣大人民群眾緊密聯系的文化，它是人民群眾生產與生活領域的一個方面，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民族心理與民族精神。另外，由于風俗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使得它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能夠不斷強化每一個國民的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例如，我國傳統的家族觀念強調“精忠報國”，教育子孫后代要熱愛祖國，珍惜家人。顧元明先生也指出：“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待人處事無不反映著民族精神”。

另外，風俗總是和一定的社會群體相聯系的。因受同一種風俗觀的影響，這些社會群體便容易形成共同的價值觀，民族觀。因此，像春節、端午節等對全國都有影響的風俗則更容易使中華民族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從而增強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風俗具有教育規范功能

風俗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傳統，它有著教育大眾，規范人們行為的雙重功能。它的這種功能在人們成長的過程中表現的十分明顯。例如，一個人出生以后便要接受“誕生儀禮”，成年后則要經歷“成人儀禮”，緊接著又要經歷“婚姻儀禮”，人死后則又有“喪葬儀禮”。此外，在人的一生中，他還會受服飾風俗，歲時風俗，村落風俗等的規范和影響，從而不斷實現人的“社會化”。因此，我們認為風俗既塑造和影響我們的人格，同時又規范我們的行為。風俗的教化規范功能與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互為補充，對人的成長發揮著不可磨滅的作用。

（三）風俗具有歷史功能

風俗是一種歷史文化的創造和積累，是活的社會“化石”，它記載著人類社會傳承和發展的歷史，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功能。其次，風俗本身也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反映出各個時代的時代特征。例如，我國歷史上很多有關記載風俗的著作在今天已經成為研究各個朝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重要資料。另外，對于那些依靠口頭傳承的社會風俗，其歷史功能更是體現的突出。例如，我國一些少數民族的《創世紀》以及各類神話敘事詩不僅反映出這些民族的原始宗教觀，而且還記敘了這些民族的文化發展史，至今仍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

（四）風俗具有文化認知和審美功能

通對風俗事象的考察研究，我們對特定時代和特定領域里人們的思想意識，審美意識，精神追求，價值取向及其文化心理將會有更深的理解。風俗作為一種特色的文化事象，其文化認知和審美功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我們通過傳唱各種民謠則可以體會到古代勞動人民審美情趣和精神追求。再如，我們通過寫春聯，畫年畫則可以感受到中國書畫藝術的獨特魅力，也可以感受出中華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文化心理。由此可見，風俗是我們認識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五）風俗具有娛樂功能

風俗既是人民物質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滿足精神生活的需要，各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了許多的娛樂活動，從而達到放松消遣，愉悅身心的目的。風俗的這種娛樂功能又以節日風俗和競技風俗表現的最為明顯。例如，蒙古族的那達慕大會，傣族的潑水節等。另外，風俗的這種娛樂功能也使得其生命力更強，影響更大。至今天，很多少數民族的風俗正是因為其娛樂功能才逐漸走入大家的視線，為大家所熟知。

總之，風俗的內容和特征是多種多樣的。同樣，風俗的文化功能也是多方面的。通過對風俗文化功能的深入探討，我們進一步發現了風俗的巨大作用與價值，也發現了風俗對自己潛移默化的影響。對待風俗，我們應采用辯證的觀點，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同時，面對傳統風俗不斷消失的現狀，我們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來保護我們的文化生態環境，使我們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得以傳承和發展，從而使風俗的文化功能得以繼續正常發揮，使我們及我們的子孫能在良好的風俗中健康成長，快樂生活，使我國的文化更加和諧而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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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尹伊君；王國武.民俗文化的特征、功能與傳承.《學術交流》.2009

篇8

布里斯托是英格蘭西南部重鎮，18世紀以黑奴、煙草和白糖貿易一度成為英國最大的港口城市。昔日財富隨著布里斯托港口地位喪失，逐漸消耗殆盡。然而，歷史遺產依然有著深厚的底蘊，比如英格蘭西南部鐵路樞紐地位，發達的公路網，著名高校布里斯托大學(2007年全英排名第7名，《泰晤士報》排名)，現在當地主要產業是金融服務，IT、航空、汽車制造也非常發達，空中客車和勞斯萊斯在當地都有工廠。當地房價在英國位居前五之列。

2006年9月，蔡京林同學剛剛從附近的威爾士首府卡迪夫完成自己的本科學業，來到布里斯托讀書，他對記者說，自己所在的學生宿舍，似乎有一半是中國學生。據記者了解，事實上中國學生在那所宿舍中的比例遠遠低于50％。

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人類的“面孔識別”具有種族效應，也就是同一種族的人對于分辨和識別同種族人的面孔總是優于對其他種族面孔的識別。這也許可以解釋，雖然這座城市中國人的增加并非是跳躍式的，然而當地的中國學生在心理上卻能夠強烈感受到自己的同胞占據著了這座城市的每條街道，同時那種他鄉遇故知的驚喜，逐漸淡化成擦肩而過的匆忙。

然而中國人，尤其中國大陸人，在當地的發展還剛剛開始。

作為見證的教堂

在布里斯托，早期的華人主要是來自香港、東南亞的華人為主，主要從事餐飲行業。1999年布里斯托與廣州市締結了友好城市，應該說粵語社團是這座城市的華人主流，而香港人是這個主流的中堅。

情況在悄悄變化。在當地的白女士路的華人教堂中，每周日下午禮拜吸引了大約120名信徒，來自中國大陸的信眾大概有15％左右，因此除了英語和粵語的布道，目前已經增加了普通話服務。

華人教堂作為中國社團發展的一個標記，目前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大陸人的參加。來自山東青島的高女士就是一個例子。2003年，高女士通過勞務輸出的方式，來到布里斯托當地的醫院當護士。同時，她積極地參與當地華人教堂活動，成為市中心一個聚會小組的負責人，每周五她把自己的住所貢獻出來，讓大家查經聚會之用。在她的聚會小組里，常常有來自布里斯托大學的中國學生、大陸醫生、訪問學者參加。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上世紀80年代公派出國的中國留學生鮮有參加當地華人教堂活動。據記者了解，布里斯托上世紀80年代出國并留下來的中國學者，大約有50人左右。他們一般擁有英國大學的博士學位或者專業證書，在當地大企業有著穩定工作，比如空中客車、Orange、勞斯萊斯、布里斯托大學等單位，擁有自己的物業，子女都已經是十五六歲的年紀。他們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也常常有自己的社交活動。最為典型的是飯局。由于當地中餐館以廣東口味為主，他們很少光顧，同時也不是很喜歡西餐。因此，他們聚會常常在當地一家山東老板開的中餐館，只要提前預約，常常能夠吃到地道的油條和東北酸菜。

中國學生學者

英國人是擅長商業的民族。二戰之后，當英國制造業遭到嚴重破壞的時候，他們開始向全世界推銷自己的牛津詞典。而如今，英國把高等教育作為重要的出口資源。與賣詞典不同的是，留學不僅把教育賣出去了，而且把人也帶到了本土，刺激當地經濟。

布里斯托有兩所大學，其中一所是布里斯托大學，計算機科學、機械工程，化學，戲劇、心理學等學科享有國際聲譽，曾經產生過6名諾貝爾獎得主，英國著名的首相丘吉爾曾在1929年到1965年間擔任這所大學的校長。中國物理學家黃昆先生1947年在該校獲得博士學位，現任民盟主席、前南京大學校長蔣樹聲博士曾在布里斯托大學從事過研究工作，2003年被布里斯托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也正是在2003年開始，該校的中國留學生大量增加，根據當地學聯統計，2002年這所學校有600多名中國會員，到了2006年會員已突破1200人。而這所學校在英國歷來以入學條件苛刻著稱，大量申請牛津劍橋失敗的學生來到這里，2003年英國一些教育媒體曾經抗議該校招收的少數族裔學生過少。即使在這樣入學條件苛刻的大學，短短的3年之內，中國學生數量的穩步增加，顯示了中國對英國高等教育的供給能力。

宋永華博士也許是目前為止布里斯托大學最值得驕傲的中國學者。1989年，他在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獲得博士學位之后，1992年宋博士來到英國發展，第一站就是布里斯托。2004年7月，他當選為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最新的消息是，今年12月，他將出任英國利物浦大學的副校長。這樣的發展速度，目前不管是在布里斯托，還是在整個英國都是罕見的。

大陸勞工的困境

2003年8月，徐先生通過溫州當地中介，以勞務輸出形式來到布里斯托，不久之后他把自己的妻子接過來。徐先生在一家香港人開的外賣店擔任大廚，妻子在市中心購物中心的美食街找到了一份工作。

2006年6月，徐先生把自己兩個男孩也申請到了布里斯托。由于夫妻倆人都不懂英語，他們向記者求助，幫助兩個孩子申請入學。這項申請大概進行了4個月。小兒子申請相對容易，因為所申請的學校剛好有位置空缺，幾乎就是一個電話就搞定了。

然而，大兒子的申請頗為曲折。英國小學分為公立和私立。布里斯托有著全英最好的私立學校，同時它的若干公立小學在全英是倒數之列。

由于英國公立小學入學申請，采取了就近原則。在第一所小學申請被拒絕之后，徐先生大兒子申請另外一所學校，離家3公里左右的小學，那是當地一家不錯的公立小學，以橄欖球作為傳統體育項目著稱，加上地理位置在市區，入學競爭尤為激烈。然后該學校再次拒絕了這個申請，市政府提供了一家8公里之外的小學，每天讓孩子獨自坐公共汽車往返。

記者受徐先生之托，幫助他們向市政府遞交了申訴要求。市政府安排了一個有當地三位教育界人士參加的聽證團，經過3個多小時的申訴和說明，最后裁定接受徐先生的申請。

不懂英語幾乎成為所有中國勞工在當地發展的一個瓶頸，華人社團內部的差異，也使大陸人在當地發展增加了難度。在英國沒有取得綠卡或者入籍，外國人很難把自己的事業做大，尤其是低技術的移民。

就業與社團的瓶頸

學生、學者和勞工構成了目前布里斯托中國大陸人的三大塊，每個亞群體在教育程度，語言能力、社會資源差異非常明顯。然而除了上世紀80年代留學定居下來的中國留學生之外，其他亞群體在英國發展都面臨著共同的問題：身份。

移民在英國尋求的身份分為兩種，一種是永久居留權，俗稱PR或綠卡，一種是加入英國國籍。前者是大多數中國人比較切實追尋的目標。

英國不是一個鼓吹“英國夢”的國家，即使他們在推行多元社會的價值觀和強調融入的今天，他們對于移民的選擇有著嚴格務實的標準。

2006年6月16日，英國內政部修改了永久居留權的申請條件，把在英國工作年限從4年延長到5年。最近修改的高科技工作簽證，加重了學歷和年齡在申請高科技工作簽證上的份量。這項修改應該說對很多中國留學生利好的消息，但是這并不能夠增加英國的工作機會。

此外，英國法律嚴密，稅收重，這對于想在英國發展自己的事業將是非常大的壓力。稅收重，對于拿到了綠卡之后的勞工，無論是開辦餐館，還是從事進出口貿易，將需要一個大筆的首期投入，這筆投入對于到海外淘金的勞工來說，尤為艱難；法律嚴密，使得在歐洲大陸常見的溫州人經濟現象，在英國缺乏一個寬松的土壤。

篇9

但是，象莫扎特這樣的“音樂神童”之燦爛光芒，卻眩暈了人們的心智。以至于人們很少、甚至從來也沒 有認真思考過“音樂神童何以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

實際上，所謂“音樂神童”，并不僅僅是“先天遺傳”的結果，而是兒童“特殊先天秉賦”與“早期音樂 教育”反饋互動的產物。

就此意義而言，“音樂神童何以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似乎應當使其轉型成為如下這樣一個更加科學 的問題：“兩歲至十一歲左右兒童之早期音樂教育何以往往取得較為成功的結果？”

與此對照的論題是：“數學、邏輯學、以及其它一些進行純粹抽象形式運演的學科，成才的一般年齡，似 乎相對較音樂成才的年齡要大”。

其中定有某種內在的原因可尋，其中一定有某種內在的機制可探。

本文之宗旨，就是在本文作者建構之“人文進化學”（牛龍菲，1985，1987，1989，199 0）（1）的理論框架之內，對與此有關的問題進行初步的理論探索。

一

根據“人文進化學”的研究，人類的進化，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單純的生物進化，而是人類生物進化、人 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的反饋協同進化（2）

在此“人文進化”過程中，人之行為能力的發育、成熟、增長，并非單純受先天遺傳之生命基因的控制， 而是與其生存的社會群體關系網絡中在其體外相對獨立存在的歷史文明密切相關。

不僅在族類的層面上，人類生物進化、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間有一種復雜的共濟耦合、反饋協 同關系；其個體的發育、成熟，以及其能力的習得、增長，也受到機體、社會、文明這三個方面的制約、影響 。

具體而言，每一個體，自懷胎之日起，便開始置身于一個復雜的社會群體關系網絡之中，每日每時受到體 外文明的直接、間接刺激，并開始將其“內化”。只是在成熟到一定階段，此“內化”之“體文明”，才始成 為“習得能力”，才通過具體的行為實踐，作用于周圍的世界，“外化”為客體的“對象”，匯入人類體外文 明的大系統之中。此被卡爾·馬克思稱之為“人的本質的對象化”（3）的歷史文明，又將再次“內化”為某 一個體的“習得能力”。如此，“內化”之間，有一種“往復循環”（reycle）的反饋機制。此正如下圖所示 —一

就此“內化”與“外化”的反饋機制而言，人之童年是一個關鍵的時期。俗語說：“三歲看老”。人之童 年階段“內化”的“體外歷史文明”，將對其成熟之后一生的“外化”實踐，具有某種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 。

這種“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自“童年”的“史前期”—一“胎兒期”，便開始發生。

在胚胎發育期，就胚胎與母體的關系而言，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生物進化重演系統”；但就處在復雜社會 群體關系網絡中，且存在于一定文明時空中的母體與周圍世界的關系而言，胚胎的發育仍在一個人類生物進化 、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反饋協同進化的人文進化系統之中。因此，就族類的層面而言， 以“胎教”形式進行的體外文明之“內化”，仍處在“外化”與“內化”的往復循環圈中。

正如日本詫摩武俊《兒童的性格與心理》一書所說：“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著一個有形無形的文化 圈子”（4）。但是，這個“有形無形的文化圈子”，是通過母體的中介對胎兒發生影響。正因如此，所謂“ 胎教”，說是“教子”，其實是通過“教母”以間接“教子”。漢代劉向在其《烈女傳·周室三母》中所提出 的“胎教”概念，正是因此而要求懷孕的母親“目不視邪色，耳不聽聲，夜則令瞽頌詩道正事”。

對于有自覺意識的成人社會而言，不僅對“胎教”給予了相當的重視，尤其更看重“兒童的早期教育”即 “幼教”。

明代孫志宏在其《簡明醫彀》一書中便曾言及：“古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一生人品善惡，高下 全看幼時。”正如西人弗蘭克·戈布爾在評述“馬斯洛心理學”時所說：“幼年時期是重要的時期—一在這一 點上，實際上心理的所有學派都殊途同歸。”（5）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出生時，尚未完全發育成熟。“人類的孩子是在某一時代的某一家庭這樣的一個 社會文化的環境中度過相當于其它動物在胎內發展的時期。”（6）。在此，“子宮外的生長期”（7），“ 人類智力的形成是兒童正在成熟的神經結構、正在發育的智力結構和他們周圍的言語、行為之間相互作用的結 果”（8）。在此過程中，“體外文明”的信息刺激，不僅僅只是作用于兒童的心理發育，還將作用于兒童的 生理發育，并在“實體長入”的意義上“內化”于兒童的生理結構之中。

正因如此，皮亞杰才特別強調：“表現型是遺傳因素與環境因素之間從胚胎發生階段起就存在著的一種不 可分離的相互作用的產物，這就使得要在天賦的東西與獲得的東西之間找出一條固定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因為 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發展所特有的自我調節區域；在認知性行為水平上，就更是這樣。”（9）。也正是基于 同樣的認識，《漢書·賈誼傳》早就言及：“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西人馬斯洛所謂的“似本能”，正是這一類“若天性”、“中道若性”之“內化”與“外化”反饋循環機制 的產物。這里，根本沒有什么有些人所謂的“先天的似本能”（10）。

如果，更深入一步分析，我們將會發現，人類的行為，“乃是由于不同水平層面的三種行為圖式所決定的 。其一是‘刺激機體反應’（SOR）的‘本能’行為圖式；其二是‘刺激模仿反應’（SIR） 的‘仿能’行為圖式；其三是‘刺激文明反應’（SCR）和‘文化刺激反應’（HSCCESR）的 ‘智能’行為圖式”（11）。馬斯洛所謂的“似本能”，實質上，仍不過是對“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 ”一類的“仿能”、“智能”的不精確描述。

正是在上述的理論框架中，我們發現，所謂“音樂神童”的出現，并沒有什么莫名的玄妙。質言之，所謂 “音樂神童”，乃是處在一定文明時空、一定社會關系、一定家庭環境中具有“某種特殊天賦”的兒童，接受 包括“胎教”在內的“早期音樂教育”的成功結果。其“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的音樂才能，并不僅僅 是由先天賦予，而是在期童年時期，人類人文進化之“內化”與“外化”往復循環反饋機制作用的結果。

只有在此本元層次的理論基礎上，我們才能更進一步地探索“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為何往往取得較好的成果 ？”一類的有關問題問題。

二

根據“人文進化學”有關“人類進化乃是人類生物進化、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反 饋、協同進行”的理論，我們在探討有關“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具體問題時，必須同時關照兒童生理發育、 社會家庭環境、特定歷史文明這樣三個密切相關的方面。

就此三個方面比較而言，所謂“兒童生理發育節律以及兒童心理發育節律”的問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從胚胎時期開始，個體的發育一直受一定發育“節律”的控制。正如恩斯特·海克爾所說：“胚胎發育是 一種重演性發生的遺傳現象”（12），其各個不同的階段，對應著族類生物進化歷史的各個不同的時期。

個體出生之后，其機體的生理發育，仍然有一定的“節律”。中國古典醫籍，早就有關于小兒“所以變蒸 者，皆是榮其血脈，改其五臟，故一變畢，輒覺情態忽有異也”（13）的發育節律理論。這里所說的“變蒸 ”，就其“情態”一語推敲，則不僅是對其生理發育節律的描述，而且也是對與生理發育節律密切相關之心理 發育節律的描述。

對此與兒童生理發育節律密切相關之兒童心理發育節律，當代瑞士“發生認識論”的創立者皮亞杰，已有 深入討論，皮亞杰認為，兒童自二歲至十一歲左右，經歷了一個從“前運演”到“具體運演”再到“形式運演 ”的生理一心理發育成熟歷程（14）。

其所謂“前運演”，是指兒童已經開始意識到“主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主體） 有別于在其體外“永久”存在著的一些客體，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發出動作之后，可以影響客體的位置、方向 等等。只是在此時，兒童尚不能很穩固地建立可逆的（可重復的）、守恒的運演模式，其每一個動作，都帶有 即興的、嘗試的意味。

所謂“具體運演”，是指兒童已經可以把一些具體的客體，當做某種運演模式的“算子”，來進行可逆的 （可重復的）、守恒的運演操作；并在此過程中，以自己的動作，賦予這些“客體算子”以某種運演的結構。

所謂“形式運演”，是指兒童已經超越了僅僅作用于“客體算子”的具體運演階段，開始使用抽象符號以 進行純粹形式的推演運算。

正是這個“從前運演到具體運演再到形式運演”的兒童生理—一心理發育節律，制約著體外歷史文明通過 社會關系網絡對兒童發生“文而化之”（牛龍菲，1987）作用的早期教育實踐。

在二至十一歲左右的兒童早期教育，除了“語言”之外，其它需要操作“抽象符號”之“形式運演”能力 的學科，如數學、邏輯等，都未能獲得圓滿的成功；而一些作用于“客體算子”之具有“具體運演”性質技藝 或游戲、運動，卻因其適應二至十一歲左右兒童“具體運演”的能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近代“音樂神 童”以及“體育神童”多發的現象，正是一個典型。

對兒童的早期音樂教育，除了“胎孕期”以及“初生期”的“音樂信息刺激”之外，從兩歲開始，便可以 讓孩子玩弄一些諸如小鼓、小鈸等節奏樂器。由于生理的本能，由于生命本來具有的節奏律動，這些節奏樂器 的演奏，對于兒童來說，有一種“先天”的基礎。通過這些節奏樂器的演奏，孩子便可以意識到自己的動作與 有節奏的音響之間的“因果性關系”。而所謂“因果性關系”，正是人類認知能力特別是推理性能力的根本基 礎。通過“早期音樂教育”，使兒童直接的把握事物之間的“因果性關系”，對于兒童的智力開發具有奠定基 礎的重要作用。

對于大多數兒童而言，四至六歲之后，已經可以通過有律樂器的演奏，作用于其有“客體算子”性質的“ 樂響之音”；并在此演奏過程中，把一個一個的“樂響之音”組織成為一首一首的“優美樂曲”；換言之，在 此演奏過程中，以自己的動作，賦于這些具有“客體算子”性質的“樂響之音”以某種可逆的（可重復的）、 守恒的“運演結構”。

不僅如此。兒童在演奏有律樂器的過程中，通過自己的“動作”，把一個一個的“樂響之音”，組織成為 一首一首的“優美樂曲”，便感性直接地把握了“部分”（“樂響之音”）與“整體”（“優美樂曲”）的關 系。而所謂“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之中，“由部分到整體”正是所謂的“綜合”；“由整體到部分”，正 是所謂的“分析”。而“綜合”與“分析”，則是人類思維之最基本的兩種形式。兒童通過音樂藝術的實踐， 感性直接地把握“綜合”和“分析”這兩種最基本的人類思維運演形式，將對孩子一生的智力發展產生重要的 影響。

只是到了十一歲左右之后，孩子才可能憑空意想不發出實際音響的“抽象音符”。此時，兒童的音樂理論 學習才會有令人滿意的結果；由“即興演奏”到“紙上譜曲”的升華，也是一般處于這個階段。

正是由于以上兒童生理—一心理發育階段的制約，“音樂神童”中，大多為“演奏神童”或“演唱神童” ，而“作曲神童”則實屬鳳毛鱗角。而且，即使是“作曲神童”，也只是到了十一歲左右之后，才初步顯露其 “紙上譜曲”才能（牛案：而并非由他人對其“即興演奏”進行“記譜”）；真正的藝術杰作，則要在更晚一 些時候，才能創作成功。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人文進化之人類生物進化、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反 饋、協同的關系，在童年，主要地受到了人類生物進化之兒童生理發育節律的制約；兒童之心理發育節律，受 其制約，與其同步，有著固有的程序、步驟。

對此天道有常的發育節律，人類只能“道法自然”（15）。《素問》有言：“化不可代，時不可違”； “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從之有福，逆之有咎”。《靈樞》更強調說：“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 矣！”在“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貽誤時機和拔苗助長的做法，均不可取。

所謂“音樂神童”的多見，換言之所謂“兒童早期音樂教育往往取得較好成果”的歷史現象，雖然沒有什 么莫名的玄妙，卻實在是因為天道的神機。王充在《論衡·實知》中曾說“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圣性， 安能有知？項托七歲，【詰問孔子】（16），其三四歲，而受綱人言矣。”同樣，我們也可以說：“兒始生 產，耳目初開。雖有靈性，豈能知音？十歲左右，神童造就，其二、三歲，而學習音樂矣。”

只是在這個基礎，諸如“音樂世家”這樣的社會生態環境，“普遍富裕”這樣的歷史經濟條件，“明星效 應”這樣的特定信息刺激等等，才形成了一個相互作用的系統網絡，使得更多的音樂神童不斷涌現。

三

當代認知心理學的最新成果之一，就是人們發現：“任何一種認識都與動作有關”；“認識一個客體意味 著把它合并到動作圖式中”（17）。

極而言之，人類的一切思維形式，都是“動作思維”的衍化、抽象。可以說，“實踐”、“活動”、“動 作”，乃是人類一切智能、一切認知能力的發生之源。人類的“認知圖式”，并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對物質 客體的靜觀反映，而是實踐活動過程中能動的施加于客體之上的主體自身“動作”的抽象。

舉例來說：“1＋1＝2”，起初不過是人們把一頭牛和另一頭牛牽到一起之后，發現它們比單獨的一頭 牛要“多”。在這里，把一頭牛和另一頭牛“牽”到一起的動作，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就此意義而言，兒童早期音樂教育中，器樂演奏的訓練，具有開發兒童“動作思維能力”的特殊重要作用 。

在音樂藝術中“操而奏之”、“行而運之”的演奏實踐，不僅具有一般的“動作”特征，而且直接作用于 主體自身之外的樂器，并作用于具有“客體算子”性質的“樂音之響”使之成為“比音之樂”（18）的“優 美樂曲”，使之具有一定的、可逆的（可重復的）、守恒的“運演結構”。

因此，無論從“動作實踐”（演奏）自身，還是從“動作實踐”之“認知圖式”的成果（樂曲）而言，器 樂演奏都是兒童早期教育過程中，啟發兒童動作思維的最佳方式之一。

如果對此問題作更深一層的思考，我們可以發現：兒童的動作思維，與當代最新自然科學、科學哲學的某 些結論，恰有正相吻合之處。

當代自然科學、科學哲學業已指出：所有對實體的“測量操作都是由剛體之間的比較所組成，并通過觀察 重合關系而完成。所有空間性的命題僅僅只涉及物體的行為”（19）。因此，在當代自然科學、科學哲學的 文獻中，“時間”已經取代了“空間”，“運動”已經取代了“實體”而成為關鍵的詞匯。正如莫里茨·石里 克所說：“世上一切事件都已被解釋為運動了”（20）。

其實，幾千年來，人類的音樂藝術實踐，早就已經把世界萬物象征示為運動流行之“樂象”。通過音樂藝 術的實踐，人類早已引入了一種類似“向量場”的“參考系”，并在其實際演奏操作中，把握了萬事萬物之“ 運行動態”的“重演”或“自同態轉換”關系（21）。

就此而言，音樂藝術可以看成這樣一種“音響動態模型”（22），其“比音之樂”之“樂音關系”，可 以適當地模擬整個萬象世界之四維時空連續統的“運行動態”（23）。

兒童在接受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盡管并不能真正理解如此深遠的理論意義，但在感性直觀上，已經通 過音樂藝術的演奏實踐，直接進入了“萬物同其節奏”（24）、“萬物同其態勢”（牛龍菲，1993）、 “大樂與天地同和”（25）之“天人合一”的境界；直觀把握了“宇宙萬象同其道行”的真諦。

但是，不能不強調指出，由于兒童生理—一心理發育節律的制約，這一切只能是感性直觀的潛移默化，而 不應是理性自覺的強制灌輸。換言之，在對兒童進行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應提倡一種“游于藝（26）的 原則，而不要過多附加其它的目的，過多介入除“具體運演”之外的其它內容。

對兒童進行早期音樂教育，無非是使其具備一定的音樂修養，并發展兒童的音樂才能；當然，也可以為某 些兒童將來從事音樂專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但是，由于“攀比”，由于“競爭”，一些音樂藝術自身之外的某些目標，如“進步超人”、“考級順利 ”、“比賽成功”、甚至“求職如愿”等等，卻往往被有適當地過分強調，并造成了兒童、父母、老師不必要 的心理負擔。

除了這些附加的外在目的之外，在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還有一種傾向，就是過分地追求“解說音 樂形象”（牛案：本文無暇顧及對“音樂形象”概念的批評）而多余介入了“具體運演”之外的其它內容。

雖然不可否認，在整體音樂藝術中，的確存在某些諸如“歌詞”、“劇情”、“符號用法”（27）、“ 特定功能”等等的“他律”文明信息；但是，“比音之樂”之“自律信息”與“他律信息”之間，卻有著不同 性質、不同層面的相關聯系。某些“思想情感”、某些“視覺形象”與“比音之樂”的關聯，即使是對于成人 ，也并不容易把握，更不容易言傳；對于兒童而言，則困難尤甚。如果這方面要求過多，便會干擾兒童對音樂 藝術的感性直觀，誘導一些“幻想型”的兒童產生一些與“比音之樂”風馬牛不相及的任意聯想。反之，“聯 想”的不成功，又會使某些兒童產生“音樂難以理解”的錯覺，使某些兒童產生自卑的心理。

其實，對于兩歲至十二歲的兒童而言，“早期音樂教育”的重點應該是“具體運演”的器樂演奏，和“動 作思考”的潛移默化。除了演唱適宜的兒童歌曲之外，不應過多介入其它內容。

古往今來的歷史事實說明，不管是古代罕見的“音樂神童”，還是近代多發的“音樂神童”，大多是“器 樂演奏神童”、“歌曲演唱神童”。之所以如此，恰正是因為，“器樂演奏”、“歌曲演唱”之“具體運演” 的性質，完全適合于兒童的生理—一心理發育節律。

眾所周知，無論是遠古的“巫樂”、周秦的“禮樂”、漢唐的“宴樂”、明清的“劇樂”，都負載了音樂 藝術之“具體運演”、“形式運演”之“自律信息”之外的其它大量有關信息—一“他律信息”。因此，中國 古典音樂，大都以成熟的“巫覡”、“樂工”、“家奴”、“戲子”為其主體（28）。孔子所謂“立于禮， 成于樂”（29）者，對這種負載有大量“他律信息”的“禮樂”一類音樂藝術之“主體”，提出了最高的要 求。

只是在近代，相對“自律”、相對“純粹”的“器樂音樂”興起之后，才為“音樂神童”的出現，創造了 更為適宜的條件。相對于更加注重“他律”內涵的古代音樂而言，近代較少負載“他街”信息的“純粹器樂音 樂”，大大減輕了兒童的認知負擔。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理論研究，應當對此加以明晰的說明。

結語

“兒童早期音樂教育”，是一個可以“大做”的“小題”。

由于對“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研究，我們不僅可以通過一個獨特的角度，更加明晰是透視音樂藝術的特 美本質，更加清楚地了解音樂藝術的審美機制，更加深入地把握“兒童早期音樂教育”與“兒童生理發育節律 —一兒童心理發育節律”的內在契合和反饋協同關系；同時也可以進一步討論不同時期、不同民族之不同內涵 、不同形式之不同音樂文明在“文化成人”過程的不同作用。

希望更多的同人關注于此，并有更加精到的論說面世。

注：

（1） 《有關“人與文化”的兩點思考》（署名：思之），載1985年第1期《蘭州學刊》，第82 －85頁；又載1985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K1歷史學》，第53頁－56頁。

《人文進化學—一一個元文化學的研究札記》，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知識生態學—一對人類與知識實體關系的新探索》（與人合作，署名：牛龍菲、張一凱），載1990 年第1期《蘭州大學學報》，第13－17頁；又載1990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B2自然辯 證法》，第65－69頁。

《Human-Culture-Civilization Evolutionology and General Evolution Theory》（《人文進化學與一 般進化論》）載1990年第30卷（紐約、倫敦、巴黎、蒙特勒、東京、墨爾本）《World Futures-The Jo urnal of General Evolution》（《世界未來—一一般進化論雜志》），第85－94頁。

《異質發生學與一般進化論》，載1992年第5期《哲學研究》，第69－75頁。

《“超循環的太極循環”—一人文進化與一般進化的根本內在機制》，載1992年第3期，《晉陽學刊 》，第60－66頁。

（2） 同注（1）。

（3） 卡爾·馬克思《1844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劉丕坤中譯 本，第80頁。

（4） ［日］詫摩武俊《兒童的性格與心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年版第55頁。

（5） ［美］弗蘭克·戈布爾《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第6頁。

（6） 同注（4），第67頁。

（7） 參歐陽光偉《現代哲學人類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38頁。

（8） 邱仁宗《認識的立體網絡模式》，載1985年第9期《百科知識》。

（9） ［瑞士］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9月第1版，第63頁。

（10） 參許金聲《人格三因素論—一一種關于健康人格問題的理論設想》（1985年油印稿）。

（11） 參牛龍菲《人文進化學—一一個元文化學的研究札記》，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9 月第1版，第191－192頁。

（12） ［德］恩斯特·海克爾《宇宙之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第1版，第65頁。

（13） 王燾《外臺秘要》卷三十五《小兒變蒸論》。轉引自趙璞珊《中國古代醫學》，中華書局19 83年3月第1版，第108頁。

（14） 參［瑞士］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9月第1版，第一章。

（15） 老子《道德經·二十五章》。

（16） 參敦煌卷子《孔子項托相問書》。

（17） ［瑞士］皮亞杰《生物學與認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3月版，第8頁 。

（18） 參《禮記·樂記》；另參牛龍菲《行象簡論》，載《（1991年）意象藝術國際研討會論文 集》，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第8月第1版，第76頁。

（19） ［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學》，商務印書，1984年11月第1版，第32頁。

（20） 同上，第83頁。

（21） 參牛龍菲《新的音樂藝術模型—一“自同態轉換群集”概說》，載1992年第2期《星海音 樂學院學報》，第48－54頁；又載1992年第8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J6音樂舞蹈研究》，第 14－20頁。

（22） 牛案，“音響動態模型”，是我在中央音樂學院1985年“《樂記》、《聲無哀樂論》學術 討論會”上提出的概念。參與嵫冉《愈辯愈明真理在—一〈樂記〉、〈聲無哀樂論〉學術討論會記略》，載1 985年第3期《中央音樂學院學報》。

（23） 同注（21）；另參［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學》，商務印書館，1984年11月第 1版，第32頁。

（24） 宗白華《美學散步·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第95頁。

（25） 《禮記·樂記》。

（26） 《論語·述而》。

篇10

[中圖分類號] C9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7）06-0109-04

經管類本科高校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存在著創新教育缺乏系統組織保障、創新教育培養環節薄弱、課外創新實踐平臺不完善、綜合評價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廣東財經大學作為一所經管類本科財經高校，近年來，在人才培養方式、人才培養方案、分層分類教學改革、創新創業教育體系、人才綜合評價體系建設等方面對經管類本科高校創新型人才培養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和探索，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優勢。

一、改革人才培養方式

在經管類本科高校創新型人才培養方面，通過政策引導、資源配置等多種舉措和方式，鼓勵支持二級教學單位采取嵌入式、項目驅動式和集約式三種培養方式，積極探索經管類本科高校創新型人才培養方式的改革。

嵌入式人才培養是指通過開放式辦學，推進校地、校企的全方位深度合作，將應用型人才培養嵌入地方行業、產業發展，實現經管類專業人才培養方案、人才培養過程和人才去向與地方行業、產業的緊密對接。“國際會計（ACCA）省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與ACCA廣州代表處、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等12個跨國經營公司及英國卡迪夫城市大學、美國中田納西州立大學等單位協同，采用嵌入式人才培養方式，培養國際化應用型創新型會計人才，取得了良好成效，具體建設內容體現在如下方面：第一，將ACCA資格認證課程及部分CPA考試課程嵌入實驗區人才培養方案。第二，由ACCA廣州代表處負責培訓教師，提供教學指導、教材及教學資料、資格認證報名與考試等服務，發展學生會員，聯系牛津布魯克斯大學授予名譽學士學位，為學生聯系實習與就業機會。第三，由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等單位負責為學生提供實踐導師及學習案例，為學生提供、推薦實習單位及就業單位。第四，合作單位利茲都會大學負責為ACCA九門課程考試合格且通過GMT考試的學生以優惠條件申請前往利茲都會大學攻讀碩士研究生。在國際會計（ACCA）省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2015屆52名畢業生中，有8人考取英國萊斯特大學、澳洲昆士蘭大學和悉尼大學等世界知名高校的碩士研究生，16人入職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西門子（中國）有限公司和星巴克咖啡公司等世界500強企業，26人通過F類9門課程的考試，成績位居廣東省前列。

項目驅動式人才培養方式是指構建了由創業課程教學、創業模擬體驗、創業項目設計和創業項目孵化組成的嚴密、完整的創業教育體系，有效實現大學生創業項目與大學生課外科技活動項目的對接。近年來，學校精心打造創新創業精品活動和活動品牌，堅持以“項目驅動”和“團隊驅動”的方式不斷深化和完善創新創業活動運作模式，同時按照“一院一品牌、一院一特色”的思路，大力支持和鼓勵各二級學院打造具有鮮明專業特色的品牌活動，形成以“挑戰杯”競賽為龍頭，大學生英語競賽、數學建模大賽、管理決策模擬大賽、U勢界創業項目大賽、模塊商務談判、模擬投資大賽、大學生廣告設計大賽、物流管理大賽、電子商務大賽、旅游規劃大賽等齊頭并進的學生創新創業活動體系。實踐證明，項目驅動式培養極大地激發了學生參與創新創業活動的熱情，增強了學生的成就感和歸屬感，促進了學科專業的交叉融合，推動了創新創業教育的發展。

集約式人才培養方式是指實行特殊政策，集中校內外優質教育資源，大力推進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改革，提高教育資源配置的績效，嘗試在普通本科院校培養未來經管精英的可行路徑。學校賦予各類實驗區和實驗班“特區”政策，具體包括在全校范圍內整合資源、在全校范圍內遴選學生、教師在實驗區或實驗班新開發課程的教學工作量翻倍、分別按1∶0.8和1∶1給予省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和國家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配套建設經費、在實踐教學師資培養和國際交流師資培養中對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給予傾斜，不斷健全經管類創新拔尖人才培養體系，有效提升了經管類本科高校創新型人才培B質量。

二、優化創新人才培養方案

經管類專業以“知識傳授、能力培養、素質教育協調發展”的現代教育理念為指導，堅持“厚基礎、寬口徑、重應用，強化學生個性發展和潛能開發”等原則，不斷優化通識課、學科基礎課、專業課、專業拓展課和綜合運用課五大課程模塊體系，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養方案。本專業還通過人才培養方案的實施，做到“以知識學習為基，以素質教育為本，以能力培養為重”，促使學生在知識學習過程中不斷提高學習能力，并將知識內化為素質，外顯為能力。

學校將創新創業教育納入本科人才培養方案，貫穿于人才培養全過程。在本科教學計劃中開辟創新創業模塊，開設一系列創新創業課程，設置一系列開放式課程（項目），鼓勵學生以創新創業設計、創新創業競賽、創新創業培訓、創業模擬、創業孵化等方式獲取相應學分；結合創新創業教育要求優化各類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試點專業的綜合改革培養方案，充分發揮各類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和綜合改革專業教學計劃的示范、輻射、帶動作用；重視學科交叉融合，優化輔修、雙學位教學計劃，有效推動了經管類本科高校創新型人才的培養。

鼓勵有條件的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制訂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養方案。國家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制訂了融“知識學習、能力培養、實踐訓練”于一體的人才培養方案。該實驗區圍繞具有企業家精神和潛質的復合型經濟管理人才的要求，針對國內同類院校長期普遍存在的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輕能力、重教師輕學生、重課內輕課外等問題，制訂了一套有自身鮮明特色的培養方案：一是構建一套由一般方法與一般技能教育、學科方法與學科技能教育、專業方法與專業技能教育組成的系統的方法論教學與實踐教學體系，以切實加強學生能力的開發與訓練；二是將自然科學前沿專題、人文社會科學前沿專題、方法論專題與工商管理專業理論前沿與實踐專題、行業知識專題等作為獨立課程開設，以提高學生的科學文化素養，拓寬學生的學科專業視野，實現學校與社會、學校與企業的交融和貫通，提高學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三是將實驗實踐教學系統、全面、有機地反映在專業培養方案中，除了各類課程實驗、專業實驗和跨專業綜合實驗課外，還開設了企業見習、創新創業模塊、項目開發和創業實踐等，實現了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的高度統一。國際商務省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為提高學生的創業、創新、創造能力，制訂了由“課程學習及培訓、創新模擬活動和實踐操作”相結合的互相補充、互為支撐的人才培養方案。在課程學習及培訓方面，一方面將創新項目融入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在課程模塊學習中要求學生運用課程的專業原理，對現實數據和現象進行分析、解讀和預測；另一方面，邀請企業高管和培訓師開設創業學課程和專題講座，以提升學生的創業理論基礎和實戰能力。該實驗區的人才培養方案專門設計了創新創造創業能力模塊，該模塊由實驗/實訓課程、校內活動和校外活動三個子模塊構成，實驗、實訓課程包括國際貿易綜合實驗課、ERP供應鏈管理、電子商務、創業學和校內仿真綜合實習等；校內活動由模擬商務大賽、模擬廣交會、模擬國際拍賣會、網絡創業模擬大賽、貿易實戰模擬大賽等組成；校外活動由GMC國際企業挑戰賽、U勢界創業項目大賽、SIFE世界杯大賽、挑戰杯大賽、創業計劃大賽、全國大學生英語競賽等重要賽事組成。通過各類實驗/實訓和校內外賽事，充分鍛煉了學生創新創業能力的發揮。

三、構建課程、專業、跨專業層面的分層分類教學改革體系

在保證人才培養基準質量規格的基礎上，為促進學生個性化發展和復合型人才培養，學校強化了分層分類教學改革力度，逐步構建了由課程、專業和跨專業三個層面分層分類教學組成的分層分類教學體系。在課程層面，大學英語、數學、計算機、體育等四門公共課程實行分層分類教學，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在專業層面，已形成由1個國家級、3個省級和4個校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組成的經管類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建設體系。國家級、省級和校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作為本科高校創新型人才教學改革探索的“試驗田”，充分整合了校內外優質教育資源，在探索地方本科院校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范式和路徑方面創出了一條路子，取得了不錯的人才培養效果。在跨專業層面，實施雙學位（輔修）教育制度和專業二次調整制度，克服單一專業口徑人才培養的不足，有力促進了復合型、應用型創新人才的培養。學校于2014年開始陸續加大了中外合作辦學人才培養實驗班的規模，中澳合作本科金融學專業實驗班、中美合作本科國際商務專業實驗班已招生并走上正軌，專業層面分層分類教學學生的覆蓋面進一步擴大。2014～2016年，課程層面分層分類教學順利推進；專業層面分層分類教學改革取得新突破，新增2個省級經管類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跨專業層面分層分類教學取得新進展，357名經管類學生成功轉換專業，3052名經管類專業學生參加雙學位教育。學校不斷推行與國外高校進行課程、學分互認，拓展學位互授合作范圍，鼓勵學生赴國外帶薪實習，根據國外修讀課程和實習的育人實效靈活認定課程、學分，2014～2016年，我校共派出102名經管類專業學生赴國外學習或帶薪實習。

四、構建創新創業教育體系

學校注重對學生創新精神和創業潛質的培養和挖掘，將創新創業教育體系嵌入人才培養體系，構建了以創新創業教育課程創新創業模擬體驗實驗創業項目設計創業項目孵化為核心鏈條的創新創業教育體系。

加大創新創業課程改革力度。學校根據創新創業教育目標定位和創新型人才建設需求，構建了層次遞進、三大課堂有機銜接的涵蓋創業基礎課程、專業類創新創業課程、跨領域創新創業課程和開放式課程的創新創業教育課程體系：一是在通識必修課模塊中設置創業基礎課程，由創業教育學院組建專門的教研室為全校學生講授創業基礎理論，開課方式借鑒國外創業教育模式，采取大班講座、小班輔導相結合的方式。二是在通識選修課模塊中增設“創新創業模塊”，該模塊由創業家及創業管理實務、創業計劃制作實務、創業營銷、創業教育指導和大學生KAB創業教育等五門課程組成。三是增設跨領域創新創業課程，打通一級學科或專業類下相近學科專業的基礎課程，開設創業戰略設計、商業模式設計、創業跨境電子商務、創業與管理：決策模擬等跨學科專業的交叉課程，以協同培養跨學院、跨學科、跨專業的創新創業人才。四是充實和完成創業學在畢博平臺中的資源建設，依托創業學精品課程建設，完成“大學生創業學習特色數據庫”的建設，已收集與創業相關的論文、圖書、報紙、雜志、網絡視頻、學生作品等相關資源上萬條。五是多部門協同建設一批開放式課程。學生可自愿選擇參加開放式課程（項目），并按照學校《開放式課程（項目）學分管理k法》獲得相應學分。學生參加競賽獲獎、公開發表研究論文和作品、公開出版專著（譯著）、獲得專利和權威職業資格證書、參加各類創新創業活動均可折算學分并替代相關課程。《開放式課程（項目）學分管理辦法》的實施，激發了學生參與“挑戰杯”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和SYB創業系列培訓等創新創業活動的熱情，使第一、二、三課堂的教學活動在創新創業教育層面實現了有機整合。六是引進由名家名師主講的通識教育網絡視頻課，采用“數字化網絡學習平臺+輔導教師線上線下授課”的新型課程教學模式，在有效延展課堂時空的基礎上，促進了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有效提升。七是開展SYB創業訓練課程，面向有志于創業的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創業訓練，對參加SYB創業培訓班的學生進行夏、秋兩季小學期集中培訓。進入SYB創業特訓班的學生不改變其專業歸屬，但在課程學習過程中需重新組建團隊，并完成團隊及個人的創業計劃書，考核合格的學生在獲得創業培訓合格證書的同時，可申請替代相關選修課程。八是開展大學生KAB創業課程培訓，成立KAB課程創業俱樂部，已招收三屆KAB培訓班學員，并通過俱樂部平臺，對學生創業進行有針對性的指導和培訓。

加大創新創業教育平臺建設力度。學校構建了由校內創業模擬實踐教學平臺、校內創業孵化園、校外實踐教學基地和應用型人才創新創業教育綜合平臺構成的創新創業教育平臺體系。校內創業模擬實踐教學平臺主要依托經濟與管理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利用ERP軟件開展企業行為模擬，通過開發、訓練學生的綜合決策能力和綜合執行能力，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業能力。為著力抓好跨專業綜合實驗教學、校內仿真綜合實習和校內創新創業實踐三個重要環節，經濟與管理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與用友、金蝶、國泰安、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宏觀經濟網（下稱中經網）等知名企業通力合作，在實驗教學頂層設計、實驗教學課程實施和實驗技術研發等方面開展深度合作，取得顯著成效。IBM、用友、中經網、國泰安和中山京通等公司的行業、企業專家全程參與ERP實驗教學項目的設計；用友和國泰安安排企業導師進入課堂；部分ERP課程考核直接采用行業標準和企業標準；國泰安和中經網為師生免費開放部分數據庫，支持我校跨專業實驗教學；用友、金蝶和杭州貝騰等公司為學生提供模擬競賽平臺，幫助學生與其他高校學生同臺競技，吸引風險投資關注和選擇項目；中經網和國泰安與我校合作共同開發仿真實習案例庫；杰賽科技、中山京通和國泰安與我校合作研發出“基于云計算基礎上的企業模擬仿真實驗教學系統”，進一步發揮基于云計算及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的作用，在跨專業虛擬仿真企業運作綜合實驗教學及資源共享方面率先突破。我校經濟與管理國家級實驗教學中心分別榮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國家級教學團隊和國家級精品課程等獎勵或項目資助，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綜合決策能力和綜合執行能力得到明顯提升。2014年，我校獲批教育部首批國家級虛擬仿真實驗教學中心。創業孵化園區的項目建設為學生搭建了“平臺支撐――項目扶持――基地實戰――成功創業”的創業實踐平臺，為提升學生的實踐創業能力提供了較大的助推力。學校在挑戰杯創業計劃競賽和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項目基礎上，通過專家評審和公開招標方式，遴選有基礎、能落地的團隊入園進行學生項目校內孵化。以校友創業企業為依托，建設了深圳網商協會、明次鏌倒芾磧邢薰司校外創業見習基地，組織國家級實驗區和有創業孵化項目的學生到創業見習基地見習，讓學生能夠接觸真實的創業過程與環境，學習創業企業的管理和成長經驗。2014年，學校獲得“廣東省大學生創業教育示范校”稱號，同時也獲得廣東省人社廳授予的創業培訓機構資質，成功申報并獲批成為全省創業培訓定點機構。校外實踐教學基地在承擔學生實習教學任務的同時，根據專業發展特色，嘗試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實踐教學方式，如金融學院與華南師范大學金融系、證大速貸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山小欖村鎮銀行等共同組建了“微金融創新協同育人平臺”，在協同培養華南地區微金融創新人才方面做得頗有特色。第一，該平臺將微金融實務課程嵌入金融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第二，和金融企業高管及實務部門人員協同編寫金融類教材或著作；第三，協助證大房產申報建設我校餐旅實驗樓。協調證大速貸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聘及培訓工作安排；安排學生去證大集團和證大速貸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實習；與廣東小貸協會初步達成合作培訓意向等。金融學院學生深入參與微金融行業金融機構建設及咨詢服務，在“微金融創新協同育人平臺”上得到了較多的實戰演練機會，創新創業能力不斷增強，在全國挑戰杯大賽中屢獲殊榮。應用型人才創新創業教育綜合平臺獲得中央財政支持地方高校發展專項基金資助200萬元，正在籌劃建設創業實驗室和創業模擬室各一間，創意實驗室開設創新創意思維拓展課程，開拓學生創新思維；創業模擬室建設兩個校內創業模擬教學子平臺，即“創業訓練平臺”和“創業服務平臺”，并計劃將該平臺建設成為一個能支撐創業教育、自主學習、創業師資能力提升的資源支撐中心。

加大創新創業教育師資培訓體系建設。學校選派教師參加全球創業管理領域的領導者――百森商學院的“創業思維與行動（TEAE）教學培訓”及“SIYB創業師資培訓”。“創業思維與行動”項目是百森商學院為兩岸四地及新加坡等在內的大中華區精心設計的針對性強的創業教育師資培訓。長達12天密集的全英文創業課程內容，涵蓋了百森創業教育模式、創業教育生態系統、設計思考與創業創意、創業市場測試與商業計劃、創業領導、天使資本與創業融資、創業孵化器、公司創業、家族創業和社會創業等與創業管理、創業教育相關的10余個專題。“創辦和改善你的企業（SIYB）創業師資培訓”是聯合國國際勞動組織開發的，為有意愿開辦中小企業的人量身定做的創業培訓項目。該項目引入中國后，在部分省市試點運行取得良好效果。學校獲得廣東省人社廳頒發的“大學生創業教育培訓（SYB）承辦機構”資質后，已開展5期398位學生參加的SYB創業教育培訓，學生參與SYB創業教育培訓的積極性頗高。

五、構建經管類本科創新型人才綜合評價體系

為客觀公正地測評經管類本科創新型人才的各方面表現，使學生及時認清自身發展的優勢和劣勢，在實踐中揚長避短，更好地實現自我發展。學校以國家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為試點單位，結合該實驗區學生的人才培養目標和實際培養情況，構建了一套較為合理的、可操作性強的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學生綜合考評體系。該考評體系以核心素質為根本，以思想道德素質為基礎，以專業素質為支柱，以能力素質為拓展。核心素質側重考評學生的創業能力、開拓創新能力、追求效率的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和財務運用能力；思想道德素質側重考評學生的政治素質、法律觀念和個人素質；專業素質側重考評學生的專業素養、外語水平和計算機水平；能力素質側重考評學生的決策能力、市場營銷能力、溝通交流能力和社會實踐能力。該考評體系的構建，實現了學生自主評價和教師評價相結合、個體評價與團隊評價相結合、過程評價和結果評價相結合，較為全面、科學地體現了對經管類本科創新型人才的激勵、約束和引導機制。該考評體系經過三年的實踐證明，同樣適用于省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創新型人才的測評，在校內得到了較好的推廣和應用。

[ 參 考 文 I ]

[1] 楊曉慧.我國創業教育與創新型人才培養研究[J].中國高教研究，2015（1）.

[2] 徐小洲，葉映華.創新型人才的素質結構與生成轉化機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