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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中,有超過50個的旅游業產值在本國國民經濟的排序中位列前三名。旅游業也是在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流中,唯一顯示順差的一項服務產業。據世界旅游組織2000年的統計,第三世界旅游業當年的順差額達到6600萬美元。然而直到21世紀初,一些援助組織和國際基金機構才意識到旅游業可以作為一種消除貧困的武器。
PPT戰略的提出及其內涵
PPT(ProPoorTourismStrategy)即“有利于貧困人口發展的旅游”戰略,它最早由英國國際發展局資助的貧困人口旅游發展合作組織(Pro-PoorTourismPartnership)提出,意為“引導貧困人口凈利益增長的旅游”。在過去的五年中,這一概念在利用旅游消減貧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PPT戰略主要有三種類型:以提高經濟利益為目標、以擴大非經濟的生存利益為目標和以加強參與與合作為目標。它關注的焦點不是哪一種旅游產品或是哪一類旅游企業能帶來上述目標的實現,而是到底有多少凈利益的增長是為貧困人口所分享的。在我國的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中,與PPT意義最相近的詞匯是“旅游扶貧”。
PPT強調的是“發展”而不僅僅是“增長”。“發展”便不僅代表著經濟總量的增加,更意味著質的方面的變化,包括最基層貧困人口的脫貧、觀念貧困的根除、貧困人口發展機會的增加等核心問題。只有人口的質提高了,才能增強貧困地區的能力建設,使貧困人口徹底擺脫返貧的機會。
ST-EP概念的提出及其含義的提升
2002年8月,世界旅游組織關于可持續發展的峰會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召開。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支持下,會上首次提出了把“可持續旅游作為消除貧困的有力工具”這一概念,即“ST-EP”(SustainableTourismasaneffectivetoolforEliminatingPoverty),并馬上展開這一概念的啟動計劃。事實上,這一計劃的啟動,將聯合國消除貧困的指導思想和世界旅游組織長期追求的可持續旅游的目標聯系起來,成為這次南非峰會的中心議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計劃,到2015年將世界的極端貧困減半,而SE-EP對這一目標積極響應。
ST-EP這一詞匯一經產生,在國際上便迅速取代并淘汰了PPT這一幾近同義的用法。因為PPT有太強的負面含義:在西方人的理解中,沒有人會被愿意稱為“窮人”或“貧困人口”(thepoor),這個縮寫帶有極具歧視性的色彩。因此,ST-EP是一個更能為所有人接受,不帶貶意的中性縮寫詞。它更能體現不論貧富、人人平等的公平價值觀。
ST-EP對于旅游業的方向性意義
PPT和ST-EP都不是一種旅游業的新形式,也不是一種新型的旅游產品。它是旅游業發展的一種路徑。有了這個思維觀,旅游這塊蛋糕就可以留給更多的貧困人口來分享。這一概念的確立,為發展贊助機構和國際基金組織指出了新的努力方向。但是這一概念并沒有明確應該以怎樣的政策來發展旅游并達到消除貧困的目的。所以,世界旅游組織開展這一項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支持探尋ST-EP的最好實踐模式的相關研究,并確認其最佳模式。
因為旅游產業構成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旅游業往往被作為狹義的服務業部門,如住宿業、餐飲業等,而任何將旅游大產業納入到其他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活動中去的前向和后向關聯總是容易被忽略。但只有旅游業被作為一個整體和系統來運作時,旅游產業才有可能作為消除貧困的有力工具。在這樣的產業背景下,政府的作用是關鍵性的,因為沒有政府積極的支持和介入,貧困和弱勢人口的進步是很難實現的。最貧困人口必須有某種形式的授權,而且這種授權必須有立法的支持。因為如果沒有法律框架的支撐,任何既得利益者都會阻撓有利于弱勢群體發展的積極行動,這樣有利于貧困人口的計劃便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
國際社會已經認識到旅游作為推動第三世界社會經濟發展的潛在驅動力。旅游發展是一條康莊大道:它可以讓第三世界國家分享更多全球貿易機會,也是防止他們在全球經濟中日益邊緣化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經濟的邊緣化是大多數最欠發達國家的通病。旅游業通過扮演催化劑的角色,是引導一部分發展中國家走向較高層次繁榮的少數經濟部門之一。對有些國家來說,旅游業甚至可以讓他們擺脫貧困國家的地位。位于南太平洋的薩摩亞就是按照ST-EP思路發展的典型案例。
世界上許多發展贊助機構和捐助政府在過去十年當中,更多地關注消除貧困,并把這一問題作為他們資助活動的核心。他們中許多人密切關注旅游業,并把旅游業作為實現消除貧困的潛在途徑。他們理解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許多情況下,貧困人口掌握著資源的所有權(比如文化節慶),而這些都可以用來發展旅游。由此才有可能實現PPT和ST-EP。
雖然到今天為止ST-EP的發展也并不成熟,但是旅游業所具有的事實說服力卻使得越來越多的機構制定相關政策,并到很多發展中國家中去嘗試利用旅游消減貧困的行動。這些機構中最知名的包括有世界旅游組織、亞洲發展銀行、世界銀行、英國國際發展局、荷蘭SNV發展組織、聯合國的一些技術性機構如聯合國貿發會,及其他一些國際旅游組織如亞太旅游協會等非官方機構。在需要消除貧困的背景下,把旅游業的發展完全留給發展中國家的私人部門去處理會產生很大的問題,因為這些國家的私人部門資金短缺,制度和能力都不健全。在這種情形下,就特別需要加強私人部門和國家旅游權威部門之間的合作。這個國家旅游部門必須代表國際組織或機構的利益,并負責該國旅游產業的發展和運作。只有這樣,才能保證ST-EP戰略的有效設計和具體實施。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還必須有來自國外的經驗豐富的專家參與到這些國際組織的合作項目中來。
我國目前就有許多地區旅游開發的資金來自于國際組織的類似項目資助,了解并深刻理解ST-EP這一理念的背景,將有助于我國政府和相關部門更好地去吸引和利用有關國際組織或基金的捐助。相應地,只有得到機構的充足資金、政府的全力支持和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充分參與,貧困地區才能實施ST-EP項目。
紅色旅游業可為老區經濟發展創造新契機,提供新引擎,是一項不容忽視的扶貧工程。發展紅色旅游,可調整農業結構、優化農業生產布局,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推進農產品轉化、加工、增值,擴大畜牧、水產、園藝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和綠色食品的生產。轉變農業增長方式,擴展非農產業,促進鄉鎮企業和農村個體私營等非公經濟發展,開拓農民外部增收潛力。可以將革命老區的歷史文化和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依托自身豐富的紅色旅游資源培育革命老區的優勢產業、特色產業和支柱產業。
旅游業是一項就業成本較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中許多工作都必須靠員工手工操作,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就緩解了當地的就業壓力。另外,旅游業就業層次比較豐富,特別是有些服務工作并不需要很多技術,可以為文化素質不高的廣大農村婦女和剛剛進入社會的男女青年提供就業機會。
旅游業也是一項綜合性產業,涉及到食、住、行、游、購、娛等多個方面,這些需求在客觀上要求旅游產品在面向旅游市場時具有較高綜合性,它不僅涉及交通業、飯店業、娛樂業等旅游部門的各行業,還涉及文化、教育、衛生、輕工業、重工業、建筑業、農副業等非旅游行業的各部門。因此,旅游業發展可以帶動旅游目的地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從而成為振興地方經濟的主導產業。
二、紅色旅游可加快老區基礎設施建設步伐
旅游資源開發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是一個綜合的主體開發過程。發展紅色旅游,可進入性是關鍵,交通必須先行,要使旅游地同外界的交通聯系以及旅游地內部的交通運輸實現便利和暢通。因此,必須完善各種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各種交通運營的安排。除此之外,還要建設和完善包括供水、供電、通訊、車站碼頭以及相應的銀行、保險、醫院、商店等在內的旅游基礎設施,建設和完善包括飯店、餐飲、娛樂場所等在內的旅游服務設施。這些旅游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是旅游開發中要實現的基本物質條件,它們既滿足旅游者的旅居生活需要,同時當地居民也受益。紅色旅游的開展,必然改善農村基礎設施狀況,加大對農村道路、安全飲用水、農村能源、改廚改廁等設施的投入,完善電力、廣播、通訊、電訊等配套設施建設,加強農村環境建設,開展對農村生活垃圾、溝渠水塘、院落畜圈的整治,危舊房屋更新改造,搞好鄉村建設規劃,因地制宜地建設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風情的民居民宅,美觀實用,節約土地,改善村容村貌,提高農民生活質量,使老區農民能夠真正享受現代化成果。同時,隨著老區行路難、用電難、飲水難等狀況的改善,逐步解決了制約老區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促使老區經濟、社會文化全面發展。
三、紅色旅游可促進老區民眾觀念更新和素質提高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老區的民眾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相對落后保守,不少人很難接受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缺乏市場、商品、開放等先進觀念。紅色旅游景點不同于一般自然景點,它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內涵,大多數紅色旅游接待地地域文化底蘊豐富,當地民風淳樸,民俗風情各具特色。革命先輩給老區人民留下的不僅是具有特殊意義的革命歷史文化遺址和遺物,在中國革命的偉大征途中,創造了諸如精神、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為代表的偉大民族精神、偉大革命精神。這既可以使游客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禮,同時伴隨著各種階層、職業、年齡的旅游者涌來,把現代文明帶進來,打破老區原有的封閉狀態,引起人員、信息、科技、文化、資源、商品的大流動,將大大促進老區與發達地區的交流與互動,在與外來游客的交流、交往中,可使老區人民接受外來文化的熏陶,解放思想,開闊視野,引導老區人民增強勞動致富意識、積累意識、商品意識、科技意識,使之產生脫貧致富的內在動機,教育老區群眾克服長期困擾老區經濟發展的舊思想、舊觀念、舊習慣,樹立文明、科學的生活觀和生活習慣。使農民的思想道德、科學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觀念在潛移默化中得到提高,從而提升整體素質,造就“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守法紀、講文明”的新型農民。
為了真正發揮金融扶貧在未來連片特困地區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我國金融扶貧工作應該在吸取過去扶貧工作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重點發揮以下幾方面的優勢,避免金融扶貧重復過去的老路。
(1)利用市場化經濟手段推進扶貧。
財政扶貧方式具有政策性、直接性等特點,但同時也屬于一次性的、無償的扶貧方式。行業和社會扶貧方式則更多的依靠對各行業和機關單位的道德層面約束來開展,一般難以獲得可持續性。連片特困地區金融扶貧應采取有償的資金投入方式,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使金融機構在提高貧困戶生活水平的同時也追求利潤。
(2)充分發揮金融扶貧中各經濟主體的主觀能動性。
未來金融扶貧要改變政府“一頭熱”的扶貧模式,避免貧困戶以往存在的“等、靠、要”的心理,充分發揮被扶貧對象的主觀能動性,改變貧困戶過去傳統的被施舍的角色。貧困戶應該是金融機構的客戶,通過不斷提高自我發展能力實現脫貧致富。
(3)改變“漫灌式”扶貧,提高扶貧精準性。
過去漫灌式扶貧在主體選擇以及扶貧效果上均不佳,未來金融扶貧要提高扶貧的有效性與精準性。金融機構通過有效的客戶定位篩選出幫扶對象,而后按需給予相應的金融服務。通過“到人到戶”的方式,節約了人力、物力的浪費,有效達到“扶真貧、真扶貧”的目的。
2.連片特困地區金融扶貧的重點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扶貧不再是解決溫飽問題,而是要提高貧困人口的生產生活能力,進一步增加收入。而增加收入就意味著要擴大再生產,需要擴大經營規模,需要技術創新,更需要金融的支持。基于我國2011年頒布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重點開展連片特困地區扶貧,筆者認為未來我國金融扶貧應該重點在以下三方面展開。
(1)貸款給連片特困地區真正需要資金支持的貧困農戶,實施“精準”扶貧。
金融扶貧是開發式扶貧,應該對貧困人口實施“精準”金融服務供給。金融機構通過合理的信貸機制設計,開展有效的貸款客戶甄別,貸款給真正貧困而且需要金融支持的貧困戶,使得貧困農戶擁有啟動資金進行生產生活。貧困農戶通過自身努力,不斷擴大再生產來還貸并且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
(2)通過金融方式支持連片特困地區優勢產業與龍頭企業發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連片特困地區的貧困戶不僅可以通過自身發展生產來增加收入,也可以通過發展一批龍頭企業帶動當地特色優勢產業發展,特色優勢產業的順利開展能夠使得貧困戶的就業機會增多,使貧困戶通過積極勞動來扭轉貧困的面貌。因此,金融機構通過發揮自身的資金優勢以及有效的信貸機制貸款給龍頭企業以及專業合作社,使得優勢產業的融資渠道得以拓寬,為貧困地區走產業化道路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
(3)完善貧困地區基礎設施。
金融扶貧不僅看重向貧困人群發放貸款,更加看重貧困人群的自力更生發展生產的能力,要做到貸款發放以后及時收回以至重新開展新一輪放貸。因此,要確保連片特困地區長期金融服務的供給,需要把連片特困地區基礎設施做好。連片特困地區基礎設施包括兩方面。第一是如交通運輸、通訊服務等物質性基礎設施,良好的物質性基礎設施是提高連片特困地區貧困人群自力更生發展生產能力的前提;第二是金融基礎設施,如支付環境、信用環境等方面,這就需要不斷加大金融投入力度,采取激勵措施引導金融服務不斷流入連片特困地區。
3.連片特困地區金融扶貧的主體和基本思路
構建連片特困地區金融扶貧體系,需要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府協調發揮作用。大型商業性金融機構要充分利用資金充裕的優勢,采取“批發+零售”的模式開展金融扶貧。微型金融要充分發揮信貸機制方面的優勢,加大微型金融制度和技術創新,實施“精準”扶貧,改變原來的“漫灌式”扶貧方式。政策性金融通過深化改革,實施市場化運作,打造我國開發性金融,完善連片特困地區基礎設施,為連片特困地區扶貧工作打下堅實基礎,同時改善農村金融環境,吸引其它商業性金融進入。另外,還需要發展連片特困地區合作性金融,發揮貧困戶“互助”優勢,彌補前面兩者金融供給的不足與漏洞。連片特困地區金融扶貧工作離不開政府的參與,政府應該加強各項金融扶貧工作的政策完善,開展有效的引導和激勵措施,促使金融機構開展金融扶貧工作。
二、連片特困地區金融扶貧中的金融機構行為分析
1.大型商業性金融機構扶貧:發揮資金優勢
因信息不對稱等多方面原因,商業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直接扶貧發展存在很多障礙,但具有資金充足、技術發達、管理到位等方面的優勢。因此,大型金融機構可以采取間接扶貧模式,具體有以下三種模式值得推廣。①大型商業性金融機構+龍頭企業+貧困戶的扶貧模式。龍頭企業是市場與貧困戶的紐帶,是國家進行產業扶貧的重要載體。大型商業性金融機構可以利用資金優勢,給當地的龍頭企業發放貸款。擁有資金來源的龍頭企業再促進貧困戶的發展,帶動貧困戶增收。龍頭企業的發展不僅能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而且能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對于貧困戶的脫貧與農村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我國連片特困地區培育和支持具有特色優勢產業的龍頭企業,對于增加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具有重要意義。②大型商業性金融機構+專業合作社+貧困戶的扶貧模式。大型商業性金融機構通過貸款給專業合作社來幫助貧困戶,解決專業合作社的貸款難的問題,有利于專業合作社將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相同的農業生產經營服務提供者有機聯合到一起,解決貧困戶的切身需求,提供農業生產資料的購買,農產品的加工、銷售、運輸等服務。③大型商業性金融機構+微型金融機構+貧困戶的扶貧模式。由于大型金融機構與貧困戶之間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高等原因,使得直接扶貧效果并不顯著,而缺乏資金來源是微型金融機構難以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因此通過大型商業性金融機構與微型金融機構的對接,使得微型金融機構充當大型金融機構的“腳”走到基層,走到每家每戶,將資金零售放貸給真正需要支持的貧困戶,這樣的方式可解決微型金融機構貸款難的問題,也可減少大型商業性金融機構直接發放信貸過程中信息不對稱問題。
2.微型金融機構扶貧:發揮信貸機制優勢
目前我國的微型金融機構主要有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以及NGO小額信貸機構,微型金融機構以服務“三農”及小微企業為主要目標,對于扶貧工作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它通過直接貸款的方式來填補大型金融機構扶貧的空白。微型金融機構的規模雖然不大,資金也沒那么富足,但是往往具有獨特的優勢,它可以深入基層,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也可以減少交易成本。因此,為了更好地發揮微型金融機構在我國連片特困地區金融扶貧中的作用,除了通過與大型金融機構合作解決資金短缺問題以外,還應該大力發揮微型金融機構的信貸機制優勢。①完善小組聯保信貸機制。小組聯保模式屬于擔保創新,社區居民自愿組成聯保小組,通過互相承擔擔保連帶責任的方式來解決無抵押物的狀況。小組聯保貸款的基本原則是:“多戶聯保,總額控制,按期還款”,這樣相互制約,相互管制,能夠帶動成員還款的積極性,也有利于后續貸款工作的有序進行。這種貸款模式的理念在于認為窮人是講信用并且有能力的,甚至有時比富人更講信用,因為他們手中的資源稀缺,因此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信貸機會。而且任何人都不想在熟人社會失去信譽,而“小組聯保貸款”就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②實施分期還本付息的信貸機制。分期還本付息這種人性化方式可緩解貧困戶的還貸壓力,有利于貧困戶資金的周轉,符合貧困戶對于流動資金的需求。客戶及時還本付息是微型金融機構能夠自負盈虧甚至稍有盈利的保障,也是一種監控客戶的貸款資金流向,控制信用風險的途徑,并且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通過不斷回收資金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以一種平等借貸的機制來促進貧困戶和微型金融機構之間的和諧發展。
3.合作性金融扶貧:發揮“互助”優勢扶貧
我國農村信用社在名義上應該屬于合作性金融組織,但農村信用社事實上已經偏離了合作金融的軌道,走上了不可逆轉的商業化發展道路,使我國出現了事實上的合作金融組織殘缺。眾所周知,合作性金融在連片特困地區扶貧乃至全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迫切需要重構我國合作金融體系,發揮合作性金融在連片特困地區扶貧中的“互助”優勢。當前我國存在農村資金互助社、農民資金互助社和貧困村互助資金三種具有合作性質的組織,它們雖然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諸如管理人員素質不高、管理手段比較落后、資金周轉速度較慢等問題,但擁有“互助扶貧”的基礎,政府應該對他們進行有效引導,充分發揮熟人互助模式扶貧。由于合作性組織成員來自一個“熟人社會”,對于貸款人的信用和在資金使用情況都比較清楚,可省去許多交易費用與交易時間。通過這種模式可以有效解決貧困戶擔保缺失的問題,貧困戶不再以常規的擔保品來貸款,而是通過貧困戶之間長期維護的信任來擔保。其次,能夠適應農村貸款資金使用的特點,開展村莊內貸款。由于農業生產、農村市場以及農村生活的原因,貧困戶對資金的需求額度小,頻率高,在“熟人社會”更能滿足這種基本特征,人與人之間也更容易產生同情心而互相幫助。
4.政策性金融扶貧:發揮開發性金融優勢
完善基礎設施是連片特困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但基礎設施的完善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且資金投資回收期很長,因此,政策性金融在連片特困地區金融扶貧過程中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我國政策性金融機構從其誕生起就擔任著填充財政直接支出和商業性融資之間的“中間角色”,但我國傳統的政策性金融只是將財政資金簡單信貸化,沒有真正實施市場化運作,因而不能解決數以億計的貧困人口的生活問題。當前,應該不斷深化我國政策性金融改革。①運用開發性金融理念,實施市場化資金運作方式,實施政策性資金的有償使用,運用銀行信貸“有借有還,到期歸還”的經營機制來促進所支持項目的發展。提高政策性資金的使用效率。②政策性金融機構應該主動尋找市場,改變傳統的“政府挖坑,金融種樹”的被動模式,把支持基礎設施領域的成功經驗拓寬使用到連片特困地區新的資金需求領域,一方面尋求政策性金融機構自身新的利潤增長點,實現“做大做強”,為連片特困地區扶貧貢獻更大的力量。③政策性金融機構在連片特困地區運用市場化的運營管理模式,給予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中長期資金。在金融扶貧過程中注重培育連片特困地區的市場化作用機制,逐漸增強經濟主體參與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構筑連片特困地區政府力量與市場機制之間的有效溝通橋梁,將融資優勢與政府組織優勢有效融合,高效率的實現政策性資金在連片特困地區扶貧中的作用。
三、構建連片特困地區金融扶貧體系的補充性對策建議
1.完善金融扶貧政策,構建有效的引導和激勵機制
我國連片特困地區的金融扶貧離不開政府的作用,政府需要完善各項政策,引導和激勵各項扶貧工作的開展。對于在扶貧工作中有較大貢獻并且利潤微薄的公益小額貸款機構,給予免除所得稅的激勵政策;規定連片特困地區農業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的貸款必須按照一定比例投放該地區,對于超過該比例的貸款給予相應的獎勵等政策來激勵大型商業性金融機構貸款;制定一套科學合理的合作性金融組織績效考核指標體系,對于在績效考核中扶貧效果好、資金回收率高的合作性組織給予財政資金的傾斜,從而形成激勵作用。鼓勵和引導返鄉農民工創業,享受創業培訓、稅費減免、小額擔保貸款及貸款貼息以及用地、用電、用水等優惠政策。政府應該為金融扶貧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堅強的保障。完善連片特困地區農村社會的保障體系,建立系統化的農業保險體系,設立專門針對連片特困地區貸款難問題的擔保機構;政府要積極引導金融機構加強社會責任,通過宣傳、法律等手段來規范以及提高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意識;政府要在大型商業性金融機構與微型金融機構合作中起中介作用,為微型金融機構從大型商業性金融機構融資牽線搭橋。鼓勵金融機構創新,并且提高貧困戶自主勞動的積極性。
2.不斷創新金融服務和產品
金融機構要注重金融業務、金融產品以及金融工作人員選擇上的創新,只有不斷創新才能滿足貧困人口日益增長的多樣化金融需求。對于貧困農戶,一般是不能提供正規金融機構要求的擔保抵押品的。因此,要擴大擔保抵押品的范圍,例如宅基地,土地承包權,林權等等都可以作為貧困戶貸款的抵押品,要結合農村生態資源豐富的特點,創新綠色信貸產品。針對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貧困人民金融服務的需求,金融機構在提供簡單的存款、匯兌、貸款等基礎的金融服務外,還要加快服務方式的創新,并且大力提倡通過現代化科技來降低扶貧業務的成本;人員選擇方面也需要創新,不應以學歷的高低作為人員選擇的硬性指標,而應選擇有親和力的,最好是出身農村,從而能切身體會村民的需求的人。
3.完善風險管理制度
金融機構要根據現代金融風險的多樣性以及復雜性,著眼于系統風險與非系統風險的統籌管理,積極推進風險管理制度建設。利用現代化技術,例如建立客戶金融信息管理系統、規范信息處理以及制度來緩解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建立評價考核機制,無論在金融機構正常運行或者不正常運行中,都要對于機構的每一環節進行嚴格把關以及評價總結;在實踐中探索多樣化形式的風險補償方式,建立“獎補資金”模式推進扶貧資金到戶,它在扶貧中的作用相當于擔保基金,但是“獎補資金”的損失補償比例與貸款回收率掛鉤。并且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強機構之間的相互聯系,揚長補短,及時進行信息的反饋,分享最優風險控制方法。不斷加大金融人才培養力度,要建立適應經濟戰略發展、年齡合理、層次清晰、有專業素養的農村金融人才隊伍。
4.實現金融機構財務績效與社會績效協調發展
金融機構是連片特困地區扶貧工作的主體,過去政府作為金融扶貧工作的主體的效率低下,對于貧困戶的生活水平提高并不明顯。金融扶貧應該體現以金融機構為主,政府為輔的扶貧模式。在這種模式下,金融機構應同時注重財務績效以及社會績效。對于任何一個企業,利潤最大化是企業所追求的,但是一味地追求利潤最大化而不顧及社會績效,將會對企業與社會造成不利影響。而扶貧工作本身就是一項注重社會績效,強調公平發展的工作,因此在這項工作中金融機構應擺正位置,堅持成本控制,加強技術創新,堅持商業運營原則,堅持風險控制原則,盡最大的努力來推動金融扶貧工作的健康持續科學發展。身處貧困地區的金融機構要不斷提高自身責任意識,把支持扶貧攻堅作為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同時,從長遠來看,通過金融扶貧擴大服務范圍,建立新的客戶群,也是金融機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
按馬斯洛的理論,個體成長發展的內在力量是動機。而動機是由多種不同性質的需要所組成,各種需要之間,有先后順序與高低層次之分;每一層次的需要與滿足,將決定個體人格發展的境界或程度。馬斯洛認為,人類的需要是分層次的,由高到低。它們是:自我實現、尊重需求、社交需求、安全需求、生理需求。當今社會是知識經濟時代,經濟直接依賴于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傳播和使用。因而筆者認為,人們對知識的需求涵蓋了以上五方面的需要層次,主要體現在自我實現的需求上,并能夠全方位為以上五個層次的需求提供支持。知識豐富者,基本能滿足馬斯洛需求層次中每一層次的需求。相反,知識貧困者,各需求層次滿足度就非常低,特別是自我實現的需求實現的可能性較小。因此,如何將知識貧困群體轉化為知識富裕者,是社會工作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知識主要由三種方式儲存,人類的大腦、紙質、數字。第一種方式體現在知識的人為傳授上。后面兩種方式體現在自學上。在當今知識爆炸年代,如果僅僅通過人為傳授的方法獲取知識,即等知識,要知識是不行的,社會大眾還必須通過主動學習才能夠更快更好的提升社會群體平均知識水平。而圖書館是以紙質和數字的方式存儲了大量信息中有用的、結構化了的知識,更利于人們學習。但是面對知識貧困者,我們做的還不夠。因為知識貧困者往往缺乏的不僅僅是知識,而是學習知識的自覺性,以及學習知識的能力。
圖書館要做好知識貧困者學習知識的引導。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知識服務:
一、加強宣傳
宣傳的內容:1)資源宣傳。全面系統介紹圖書館館藏資源及可獲取的資源;及時介紹新書、新的數據資源;輔導和培訓大眾上機上網,消除數字鴻溝;推薦優秀讀物。2)服務宣傳。包括圖書館的服務項目、服務范圍、服務時間、服務手段等的宣傳。3)知識的組織與推廣。圍繞書籍、文化、科普知識等開展文化服務活動。
宣傳的方式:1)傳統宣傳方式。參考咨詢臺、館內宣傳欄、告示欄仍然是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宣傳工具。傳統的方式主要有:口頭宣傳推介方式,如個別交流、集中指導等;書面宣傳推介方式,如墻報、板報、新書通報、專題書目、索引、動態、快報;直觀宣傳方式,如書刊展覽、宣傳櫥窗及音像宣傳。2)公共圖書館網站。應以數字信息資源為基礎,以用戶需求為中心,加強重點和特色開發,加強資源整合和共享,積極開展個性化服務,建設互動的多元化信息網絡社區,使之成為面向大眾進行圖書館自我宣傳的重要陣地。基層圖書館網站要朝著貼近市民、貼近生活的方向發展,注重通俗性。3)專題文化服務活動。閱讀推廣活動,公益講座,文化展覽,專題文化服務和信息服務活動,社會教育活動。
二、合理的知識導航
1)提供個性化圖書館界面,根據用戶選擇來集成有關的資源和服務。2)按主題建立虛擬圖書館。按照不同的用戶類別、分門別類,甚至根據具體或動態的主題事件靈活地選擇和組織資源來構成特定的專門圖館,這些實際上是按照不同要求對圖書館內外的重組,但往往具有自己的符合特定用戶或特定主題要求的門戶架構、分類瀏覽體系、檢索方式和表現形態等。3)提供數字參考咨詢。利用電子郵件、實時討論軟件、網絡會議系統、客戶呼叫系統等開展的咨詢服務。讀者可以和在線館員進行交流,隨時解答;還建立學習中心,放入一些數據庫供讀者學習。4)網絡資源導航。將網絡資源的搜尋、組織、檢索作為資源建設的組成部分和“采訪”工作流程的有機環節。進一步的發展是將這些資源與圖書館目錄、文摘索引數據庫、全文數據、知識管理機制,乃至一般網絡搜索引擎鏈接起來,提供集成服務。
三、合理的知識服務人際網絡機制
運用知識動態傳播模型。將知識傳播看作是擁有某項知識的人員通過一定的方式傳授給不擁有這項知識的人員,因此在傳播過程中就存在有兩方,一方是傳授知識的知識擁有者,另一方是學習知識的非知識擁有者,知識傳播過程就是不斷傳授與學習的過程,假如社會大眾都向圖書館尋求知識服務,則圖書館可以引導民眾之間的相互知識傳播。在知識擁有者向非知識擁有者自由地傳播知識的情況下,可以想象,社會中知識擁有者所占的比例越大,說明知識擁有者的數量相對越多,從而知識擁有者的傳授次數就會增加,因此知識擁有者所占的比例越大,則該比例的增加速率也會越快;另外,當社會中的非知識擁有者的比例越大時,則發生的學習次數就會越多,從而非知識擁有者轉化為知識擁有者的人數和比例都會增加,因此非知識擁有者所占比例越大,知識擁有者比例的增加速率也越快。
四、良好的知識管理體系
1)營造一個知識管理的文化氛圍,建立和造就一個能夠促進學習、交流、積累、創造和應用的環境。2)了解圖書館對于社會大眾各層次知識需求,提高知識的開發能力,改善圖書館知識結構。3)定期檢測、評價這些知識的優劣以及冗余,及時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完善知識體系結構。4)在知識服務過程中,不斷創造新知識,包括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為實現知識管理過程中的知識生產、傳遞、應用、創新的順利進行提供保障,促進相互間的合作與協調,為讀者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
應用圖書館為知識貧困群體服務應當是一項長期開展的工作。中國人口的知識狀況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異,我國許多地方不僅存在著經濟貧困的問題,同時也存在著“知識貧困”的問題,西部地區是我國“知識貧困”的重災區,當地人口知識能力嚴重不足。在國家進行西部大開發之際,知識扶貧是首要關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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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中期評估結果顯示,綱要實施5年來,全國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由2927萬減少到2365萬,減少了562萬;低收入貧困人口從6102萬減少到4067萬,減少了2035萬。同時,貧困地區的生產生活條件有了較大改善,各項社會事業有了長足進步。2005年,時任世界銀行行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在訪問中國時說:“自1980年以來,中國的脫貧人口在發展中國家脫貧人口中占75%,這是一個驚人的事實,中國的減貧成就舉世矚目。”
與此同時,數據也顯示,我國減少貧困人口的速度明顯趨緩。20世紀80年代,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年均減少1370萬;90年代年均減少620萬,進入2l世紀年均減少只有150萬。于是,對如何解決剩下的2000多萬絕對貧困人口的問題,有關討論提出了多種解決辦法,集中在兩個方面:一種觀點認為開發式扶貧為主的方針已不適應新階段的扶貧形勢,扶貧應以救濟救助為主。目前農村有2000多萬貧困人口,只要國家財政給每個貧困人口提供1000元生活保障,也就是每年拿出200多億元,農村的貧困問題就可以徹底地解決。另一種觀點認為,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于統籌城鄉發展、消除農村貧困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簡單地用低保的方式解決現有2000多萬貧困人口的貧困問題,否定開發式扶貧方針,這種觀點并不符合我國農村目前貧困問題的實際,也不符合用發展和改革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的基本方針,不利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筆者在同意后一種觀點的同時認為:國際經驗與國內實踐表明,開發式扶貧方針是我國政府農村扶貧政策的核心和基礎,必須堅持。但是,在新的形勢下,開發式扶貧也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需要進行完善與拓展。
一、堅持開發式扶貧的必然性
回顧我國扶貧工作的歷程,根據推動減貧的主要手段,可以劃分為三大階段:一是從建國至改革開放前(1949~1978年),我國基本采取傳統的社會救濟扶貧方針,政府通過一系列強制手段和制度變革實現城鄉居民之間分配平均化,總體上避免了貧困程度的加深;二是1978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主要通過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增長實現大規模減緩貧困,這一階段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三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全國范圍內開始了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扶貧開發,逐步形成了我國農村扶貧的基本方針,即開發式扶貧。
開發式扶貧是對過去傳統的救濟式扶貧的改革與調整。經多年的實踐,已經發展成為我國政府農村扶貧政策的核心和基礎。2001年我國政府公布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白皮書》指出,開發式扶貧的方針,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支持、鼓勵貧困地區干部群眾改善生產條件,開發當地資源,發展商品生產,增強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能力。據此,開發式扶貧方針主要包括五個方面內容:(1)倡導和鼓勵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克服貧困農戶中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思想;(2)針對貧困地區基礎設施薄弱、抵御自然災害能力較差的實際情況,國家安排必要的以工代賑資金,鼓勵、支持貧困農戶投工投勞,開展農田、水利、公路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生產條件;(3)國家安排優惠的扶貧專項貼息貸款,制定相關優惠政策,重點幫助貧困地區、貧困農戶發展以市場為導向的種植業、養殖業以及相應的加工業項目,促進增產增收;(4)開展農業先進實用技術培訓,提高貧困農戶的科技文化素質,增強自我發展能力;(5)扶貧開發與水土保持、環境保護、生態建設相結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增強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戶的發展后勁。
從國內外實踐看,二十多年扶貧開發的巨大成就證明了這一扶貧方針的正確性。現階段乃至一個更長的時期,我國扶貧工作仍然需要繼續堅持開發式扶貧為主的方針。
首先,開發式扶貧符合目前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的實際構成情況。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分析研究,在目前農村2000多萬尚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中,只有7%是喪失勞動能力需要救濟救助的。而93%是有勞動能力、可以通過開發式扶貧脫貧致富的。同時,這2000多萬人并不是一個固定的群體,其中87%在l億多人的群體中波動出現。國務院扶貧辦通過建檔立卡,基本摸清各地扶貧工作對象的總量為10698.9萬人。只有逐步提高這1億多人的自我發展能力,才有可能穩定地解決貧困問題。
其次,開發式扶貧不僅是為了解決貧困農戶的溫飽問題,而且是為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基礎。解決貧困問題,最根本的要靠發展。堅持用發展和改革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貫堅持的方針。我們的目標不僅僅是解決溫飽問題,而是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以救濟救助為主,顯然難以達到這個目標。而且,過于強調以救濟救助為主,不利于貧困人群增強自尊心和自信心。
最后,開發式扶貧已成為國際反貧困領域的共識。是采取救濟救助的辦法,還是實行開發式扶貧,在國際反貧困領域一直存在爭論。現在,即使是實行普遍福利制度的西方國家,也在對過度的社會保障進行檢討,強調通過加強培訓、促進就業等方式幫助有勞動能力的人擺脫貧困。經過幾十年實踐,美國經濟學界和政府在扶貧問題上形成的主流認識是,必須以提高貧困群體的自我發展能力為主。2004年5月,世界銀行在上海召開全球扶貧大會,就是肯定和推廣我國政府主導的大規模開發式扶貧的經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我國共建中國國際扶貧中心,也是為了推廣中國的扶貧模式。
國際經驗進一步顯示,無償援助或補貼無益于窮人的發展和擺脫貧窮,反而會助長他們的依賴思想。應當使扶貧項目最終能促使窮人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質,從而使其經濟發展即使在外力援助撤出以后仍能持續進行(外力幫助在開始階段不可缺少)。只有采取措施從以下方面建立和培養窮人的能力和素質,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窮人的貧困問題,步入良性發展軌道。這些能力和素質包括:認識到擺脫貧窮主要靠自己,而不單靠外援;掌握實施發展項目的必要認識;挖掘自己的資源,如儲蓄,從小規模項目開始,然后再利用外部資源;獲得管理和技術技能,包括提高文化水平、掌握會計知識和有關生產技術等;建立能保證窮人有充分參與機會的組織,發展橫向和縱向聯合,形成組織網絡;學會使用政治手段,如爭取實施法律賦予的權利,向政府爭取新權利,與各種盤剝作斗爭,讓社會能耐心傾聽窮人的要求等。這些是救濟式扶貧方式無法達到的。
當然,應該看到的是,傳統的開發式扶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未能覆蓋全部貧困人口;相對注重生產性活動和自然資源的開發,對貧困群體的人力資源開發及能力培養關注不夠;扶貧活動的設計與實施全過程貧困人口參與不足;總體上扶貧效果可持續性不足等。因此,在新的形勢下,開發式扶貧的內容需要拓展和完善。二、開發式扶貧的內容拓展與完善
(一)以人力資源開發為重點,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提高貧困人口的能力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首要因素是人。重視教育和教育設施投資,尤其是初等教育和技術培訓,對貧困地區進行人力資源開發,是世界各國扶持貧困地區發展的普遍經驗之一。研究表明,貧困地區與其他地區之間除了經濟收入的差距以外,更顯著的是人的思想觀念和教育水平的差距,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勞動、技術素質和創業精神的差距。因此,進行貧困地區的人力資源開發,從長遠看是減輕貧困的根本性措施。馬來西亞在20世紀70~80年代,發展經濟和減輕貧困方面的成就舉世矚目,其中對教育的投資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從60年代中期起,馬來西亞政府就開始增加教育投資。70年代初馬來西亞實行新經濟政策后,1972~1977年間,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占國家財政預算總額的22%,提高了國民教育水平。1987年全體國民平均受學校教育的時間,男子為7.5年,女子為6年。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970年的50%降至15%。教育對貧困的減輕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他國家或地區(如印度尼西亞、韓國、我國臺灣、泰國等)的經驗也都證明了教育投資對于經濟發展和減輕貧困的重要作用。
根據新的扶貧任務,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開發主要包括:一是在繼續從事自然資源開發的過程中通過實用技術的教育來增強開發的技術含量。這樣既可以提高資源開發的效率,又可以更多地順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二是增強農民適應市場、參與競爭的能力。三是提高貧困人口流動與就業能力,這是今后人力資本開發的主要方向。
目前在扶貧工作中,能力建設的主要障礙,一是觀念:扶貧規劃長期以來是上級行政部門及技術支持部門操作和控制的過程,缺乏以農民為主體和中心的工作經驗,對村級參與式規劃還存有疑慮。目前,14.8萬個重點扶持貧困村作出了各種各樣的規劃,如何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需要統一認識。二是支持村級參與式規劃及其實施的能力建設還是空白:一方面,扶貧系統領導部門能力與技能的建設亟須加強。很多扶貧領導部門的有關人士對村級參與式規劃、實施等缺乏必要的認識和知識。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以往的扶貧方法上。另一方面,村民是村級扶貧規劃與實施的主體,也是扶貧的主要對象。幾乎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參與式,更不要說參與式的真正含義和具體操作方法。村民對參與式的理解就是投勞、投工參加到項目實施中。能力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給予重視,始終貫穿扶貧工作的每一個環節。
(二)構建參與式扶貧體系。促進貧困村自組織管理能力的不斷提高
就貧困村而言,參與式扶貧體系建設的基本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以行政村為基礎,采用參與式的理念、原則和方法,組織、引導、發動群眾制定、實施、管理貧困村扶貧開發規劃,并監測、評價每一個項目的質量、效果和影響;二是以參與式村級扶貧開發規劃為載體,培育基層組織參與扶貧開發的程度和能力。參與式扶貧體系建設的主要對策包括:采取有效措施,確保參與式村級扶貧開發規劃的質量;轉變新階段扶貧開發工作方式與運行機制,充分發揮貧困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在參與式扶貧開發中的作用;為參與式村級扶貧開發規劃實施管理小組和監測評價小組真正發揮作用提供制度支持;將培育貧困村基層組織參與扶貧開發作為黨政機關定點扶貧的重要工作內容;以參與式扶貧開發規劃為載體,全面提高貧困村現有基層組織的參與和管理能力;圍繞扶貧開發規劃項目的實施管理、監測評價,以及其他經濟社會發展活動開展有效的培訓;加強貧困村基層組織參與扶貧開發的制度建設。
(三)注重建立和完善社會安全網
作者:韋旻君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筆者將民事救濟途徑按照主體數量分為兩大類:民事權利義務主體雙方間的救濟方式和涉及多方主體的民事救濟途徑。后者又包括公權力參與和非公權力組織參與。行政機關參與的救濟方式一——行政調解現階段,最新的事件處理就是農業部、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和康菲公司共同達成的賠償協議。就公布的賠償協議,筆者提出以下看法:1.協議的主體要件不符合。此次石油漏油事件涉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分別包括:根據《海洋環境保護法》,應該由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海洋環境行政主管部門代表國家對責任者提出損害賠償要求;而賠償協議的談判過程由于涉及直接受損的漁民等民事當事人的私益,應該由漁民等實際受損當事人或其代表人參與。而農業部只能作為整個渤海灣的漁業環境損害賠償的相對人或主持行政調解的國家機關參與談判。總而言之,中海油、農業部和康菲中國達成的協議從主體的合法性要件來講并不具備。2.本協議所列的10億元的性質應如何認定。3.10億元的賠償數額是如何得出的。4.其他地區的賠償問題并未涉及。需要注意的是,行政調解不排除和否認其他,特別是司法途徑的適用。行政機關參與的救濟方式二——環境資源行政合同的適用嚴格來說,環境資源行政合同是國家環境資源管理權的特殊實現方式,屬于行政法救濟范疇,但是由于它同時具有強烈的私法色彩,因此筆者也將其放在此處討論。“環境資源行政合同是環境資源行政管理機關之間、環境資源行政管理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為保護和改善環境,而依法簽訂的協議。”這種救濟方式主要針對受害人的環境權益以及國家環境權。筆者認為此處適用環境資源行政合同制度主要是基于以下幾個原因:第一,環境資源行政合同屬于彈性行政行為而非強制性的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具有較大的自主性。第二,通過簽訂環境資源行政合同其實是有效地分流政府公共管理職責中屬于技術性工作的有效方式。它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治理的專業性。最后,從取證的角度看,康菲公司委托了挪威船級社、美國的ASA以及包括ALS、CSA、美國應用科學咨詢公司和紐飛爾公司在內的多家國外組織對事故的環境損害影響進行檢測作出認定。根據檢測結果,無法排除渤海灣長期以來非此次事件造成的污染對環境產生損害結果的因素。因為環渤海灣地區工業產業常年工業排污的影響,損害結果的證明的確困難重重。同樣,受害人在已經提起的民事訴訟中也面臨損害結果舉證難的現狀。
即使歷時長久地通過司法途徑得到了解決,巨大的司法成本以及錯過的最佳治理時間都為生態環境恢復這一最終目的增加了道道難關。因此,簽訂環境資源行政合同,通過與康菲公司的協商,合理分配雙方的權利義務,倒不失為公民環境權益和國家環境權益的有效救濟途徑。至于如何適用,筆者認為有兩種途徑:第一是通過直接磋商的訂立方式,與康菲中國訂立環境資源行政合同。由于康菲公司對渤海灣的環境損害應承擔不可免責的主要責任,因此,在雙方的權利義務的分配上可以做出最符合公平原則,最能夠體現誰污染誰治理原則和污染者付費原則要求的規定。對于治理的效果和未履行或未按時、充分履行義務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法律后果必須做出具有較大懲罰制裁作用的規定。通過行政機關和監督職責、行政相對人的主動匯報義務等程序性以及實體性規定實現受害人、社會公眾環境權中的知情權、參與權。第二是通過招標的方式選擇具有專業技術技能的公司企業,與康菲中國訂立有多方主體的環境資源行政合同。招標的對象是在具有專業海洋及海岸環境治理業務的公司企業,對受影響的渤海灣地區進行專項治理。權利義務的分配上,第三方主體承擔具體實施治理的義務,康菲公司則承擔費用支付等義務,行政機關的作用則主要體現在監督或其他義務(具體應依據具有鑒定資格的鑒定機構或鑒定組織做出的環境損害檢測的責任認定確定)等方面。除訂立方式和責任分配外,違約責任等內容與雙方合同基本相同。司法途徑——民事訴訟目前,訴訟途徑存在立案難、損害結果證明難的問題。立案難的原因在于法院主體身份核實難,法律適用不健全和司法判例缺乏等原因。筆者認為,除了這些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依賴行政調解的慣性思維。非公權利組織參與的民事救濟民事損害賠償基金是典型的非公權利組織參與的民事救濟途徑。非公權利組織參與的部分主要包括承擔獨立審計職責的會計事務所,獨立于出資人的基金管理委員會等。基金具有救濟與賠償的雙重功能。賠償(救濟)基金是指專項用于救濟和賠償大規模侵權事件的被侵權人人身、財產損失的基金,具有傳統民法上財團法人的一般屬性。在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下,賠償(救濟)基金則屬于公益目的的社會團體法人。從基金設立與民事訴訟的關系看,可以大致將其分為如下兩類:訴訟替代性救濟(賠償)基金與訴訟結果性救濟(賠償)基金。前者是在被侵權人提出侵權訴訟之前設立和運作的,目的是為了救急,同時還可以部分或者完全取代可能的民事訴訟救濟途徑;后者則是被侵權人提出侵權訴訟之后,由侵權人與被侵權人達成協議設立或通過法院判決設立的。根據康菲公司2011年9月公布的關于建立賠償基金與環境基金的公告,康菲公司之前承諾建立得基金屬于訴訟代替性基金。顯然,這是對英國石油公司在美國墨西哥灣造成的石油泄漏事故處理的模仿。由于我國法律未對賠償基金做出規定,這種模仿難以發揮良好的效果。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筆者認為,參照有關建立公益財團法人的程序性法律規定,通過制定具有公信力的基金運行管理章程的方式,用民事法律約定代替實體法律規定的方法同樣能達到充分保障受害人合法權益的目的。
這些年日益增長的環境侵權案件充分暴露了我國環境保護法律體制的缺陷。日本在環境立法方面堪稱楷模,“日本的環境法制形成了由公害關系基本法、公害行政管制法、公害行政救濟法、環境保護法、公害民事救濟法及公害犯罪法等組成的嚴密的法律體系。”對此可以得出的啟示是,我國應該在環境保護立法方面形成行政法、民法和刑法等部門相互銜接的,公力救濟、私力救濟和社會救濟相結合的完整體系。最后,利益衡量中可以作為普遍性認識的觀點是:“各種權利在法律價值判斷上具有層次性,一般人身權高于財產權,而財產權高于環境權益”。只有在確立了這樣的價值取向之后,才能繼續去適用利益衡量原則或其他的法律適用。在這樣的價值層次下的判決或裁決,我們可以認為是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
雖然吉林省農副產品品牌數量不算少,但都自立門戶打出品牌,出現了品牌多、亂、雜的現象。而在這些農副產品品牌中,在全國知名度很高的卻是少之又少。目前,吉林省農副產品各類品牌之間還常常出現無序競爭、相互傾扎的現象,這種現象無疑大大了增加各企業的競爭成本,尤其是對那些規模小、競爭力弱的企業威脅更大。同種農副產品品牌多、規模小,產品質量參差不齊,環境管制不到位。生產者對品牌沒有形成共享意識,品牌共創工作協調難度大,在一定程度上嚴重干擾了正常的市場運行秩序,也使得產品在市場的整體形象受損。例如曾經轟動全國的通化假酒事件就是受資源被良蕎不齊的品牌所累,其根源就在于眾多葡萄酒生產加工企業異品同名、同品異名現象嚴重,最終導致假冒偽劣葡萄酒泛濫。這種現象在吉林省的大米加工業也屢見不鮮。這種品牌分散、眾多企業各自為戰,難以形成合力,會最終使得吉林省農副產品的品牌打造更顯得有氣無力。
1.2農副產品的品牌意識有待加強
目前吉林省農副產品品牌意識還有待加強。一些企業存在著重視品牌的創建,而后續的宣傳推介沒有及時跟進,對于品牌的維護、經營工作投入的不夠,品牌保護意識較淡薄的現象。相關人員品牌知識缺乏,品牌意識相對弱,還停留在重視產品輕視品牌的階段。此外,近些年來吉林省農副產品的商標數量增加的較快,但同吉林省特色的地理環境相比還相差很多,尤其是地理標志農副產品。目前,全省雖然已擁有吉林省的撫松人參等地理標志證明商標16件,但還有一部分管理部門和人員對于農副產品商標和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的重要性認識不夠,給予農副產品商標和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發展建設的扶持和培育的工作不到位。少數企業經營者對農副產品商標的自我保護意思弱,維權意識淡薄,這些對于吉林省農副產品品牌的建設極為不利。
1.3產品的宣傳力度不夠
吉林省特色農副產品是好,但知道的人群少,需求空間局限在國內,有的僅僅局限在本縣,對特色農產品的宣傳力度不夠,信息化水平低,使得需求空間沒有得到充分擴展。其原因是宣傳投入的各種資源數量不足,力度不夠,品牌應該起到的的輻射作用遠遠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很多特色農產品沒有大規模的統一的策劃方案,沒有大范圍通過大型網絡等媒介進行系統宣傳,對商家和消費者的影響面不能有效放大,導致社會影響力不大,知名度不高,品牌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未能充分體現。
2.吉林省農副產品品牌建設策略建議
2.1實施品牌整合,形成合力競爭
吉林省應選擇品牌整合的先導對象進行品牌整合,積極培育一批競爭力較強的有較高知名度的名牌產品,把龍頭企業做大做強,形成一批具有相當規模的名牌企業群體,帶動整體的發展。同時要博取不同企業的企業文化精髓,進行有效的資源整合,以提升吉林省農副業企業的品牌競爭力。應制定出與吉林省的特色地域特點相匹配的農副產品質量標準體系,并按質量對產品實施質量檢測,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維護統一標識的市場聲譽。實施品牌整合的關鍵是要有強有力的資金和政策的保障。設立專項資金,對龍頭企業給予重點扶持。強化法治監督與管理,維護龍頭企業等的利益。同時加強行業協會的作用,進一步搭建農副產品購銷服務網絡平臺,提高吉林省農副產品市場競爭力。
2.2增強品牌意識,進一步做好地理標志證明商標工作
農副產品知名商標能夠為企業帶來無形資產或增加產品的附加值,是企業永久的財富。能為農業這種弱勢產業多積累資金,增強其發展的強勁的后續力量。因此,作為農業大省吉林省來說,迅速加強其農副產品品牌建設意義重大。各相關部門、人員和企業首先應該加強品牌知識的學習,真正學會用商標來擴大市場份額,維護自己的權益,擴大企業的社會影響力和公信度,用商標來發展農副產品。正確對待農副產品品牌構建、完善工作,只有從思想上真正重視起來,行動上才能有有力的保障。在增強農副產品品牌意識的同時,還應進一步做好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的工作。吉林省應當借鑒陜西“洛川蘋果”的做法,由產業協會作為商標持有人,注冊公用品牌,強化品牌經營管理,政府支持協會全面負責有關品牌形象的塑造、標準制訂、品牌推廣和宣傳保護等工作,按照“品牌、質量、包裝、渠道四統一”的要求,授權使用品牌。經過多方努力,目前“洛川蘋果”品牌評估價值已達30.36億元人民幣。這一成功的經驗無疑給吉林省農副產品的品牌發展和經營起到了一個很好的示范作用。在積極發展以地理標志為核心的吉林省特色農副產品品牌的同時,還可以推廣地區精品,通過地理標志帶動特色經濟及相關產業鏈的發展,這對于提升農副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促進吉林省的經濟發展都具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二、移動客戶端界面設計
在對移動客戶端界面進行設計之前,必須先設計一款智能手機客戶端應用程序。該服裝品牌智能手機客戶端應用程序是以融合扁平視覺與易用互體驗為設計理念,以蘋果手機的IOS系統為主要實現平臺。線上購物是這款蘋果智能手機應用程序的主要功能。首先,在對程序架構進行整體規劃時,不僅要突出品牌形象的優勢、體現品牌簡約統一的設計風格,而且還要表現出快時尚的潮流性。因此,該品牌服裝在對整個蘋果智能手機應用程序的程序界面進行設計時,是將灰白黑作為品牌形象的視覺識別基礎,且將該服裝品牌的品牌標志與風格定位理念放置在程序首頁的閃屏頁面上,并在整體界面布局上體現出“簡適生活”的品牌感官。同時,由于該品牌智能手機客戶端應用程序使用了扁平設計,使得其省略了不必要界面的轉換,從而體現了該品牌作為快時尚的簡約風格。此外,為了方便用戶在操作的過程中能夠準確地對信息進行篩選,在遵循扁平化設計原則的基礎上,整個蘋果智能手機應用程序在視覺界面設計上應注意襯線字體與背景的對比,并將簡約風格貫穿菜單選項圖標設計的始終。其次,在產品推廣欄目方面,主要是對其進行簡化處理,以此來促進用戶瀏覽更多的商品。同時,在遵循快時尚品牌的營銷特性的基礎上,還對原有在線商店的目錄架構進行了調整,以此來增加消費者在線購買的次數。
三、品牌商城的促銷設計
(一)網頁橫幅廣告設計
品牌為了在線上商城推廣新的產品或是實施促銷活動,一般都是在線上商城首頁中的網絡橫幅廣告上進行宣傳。一般線上商城首頁橫幅廣告設計的方法主要分為三種,即擴散式構圖、對角形構圖以及三角線構圖。其中,三角形構圖與其他兩種構圖相比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采用三角形構圖,不僅能使整個構圖更加的自然、立體,而且還能夠使整個推廣畫面更加活潑、動感,從而更容易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該服裝品牌在網頁橫幅廣告設計上正是應用了三角形構圖方式,其具體設計如圖1所示。
(二)促銷專題頁面設計
由于視覺設計是抽象的,因此沒有固定的模板與套用的公式。所以,在對促銷專題頁面進行設計時,品牌商家應在遵循專題頁面設計標準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同時,促銷活動頁面設計的內容并非僅僅只包括商品折扣方面的信息,應還包括將賣場促銷的氛圍轉移到互聯網頁面上,從而實現與消費者的互動,進而促進商品的銷售。以該服裝品牌淘寶雙十一活動的專題頁面設計為例,首先,在對專題頁面進行設計之前,必須先將品牌形象的核心信息提取出來。其次,在進行設計時,必須體現出活動產品優質低價的特點,并放大商品的折扣價格。
產品符號可以理解為一個物質形式或產品的外在表述特征,依據特定的原則而構成,其表現主要指能對人們產生刺激的視覺、觸覺直至聽覺形象,是由產品的形態、結構、色彩、肌理、裝飾、界面、聲音甚至是情境等要素構成的。可以是靜態,也可以是動態,是一種存在的特種和認知的表達面。
2.產品符號的意義
每個符號都有代表的心理表象和特定意義,也就是指表現出來的內容及其在符號系統中的作用。產品符號意義一般可以認為是人們對產品實體的理解內容,是人們接受上述刺激后形成的心理概念及印象,即產品的語意(價值)。對它的把握,可以是直覺的,也可以是經驗或思考的結果,可引起共鳴、情感的激發或行為的反應。
3.產品符號的解釋
包括產品符號的制造者(設計師)和接受者(使用者)。這兩者必須就產品符號有大致相同的認識,否則兩者之間就無法建立溝通的關系。對產品符號的解釋性也是通過設計師和使用者在各自編碼中產生的意義所決定的。因此,產品符號的制造者方面對符號的解釋如果不能為使用者理解接受,那么這種產品符號就是無效的。
二、產品符號的要素構成
產品符號是一個符號要素構成的系統,是形態、色彩、材質等要素經由句段關系和聯想關系,圍繞特定的意義結構組合而成,而這些產品的要素,本身也具有特定的符號性意義和研究價值。
1.形態
形態是產品中最具視覺傳達力的要素之一,也是產品信息的重要載體。產品形態雖然是審美的創造,豐富多樣,但是它們首先都是為了表達產品的功能或其他概念,是一種“特有視覺形式”。因此現代產品或建筑的形態豐富而獨特,都是功能、結構、技術、美感等在抽象形態的集中表現。形態作為產品功能的合理存在,并非一種功能只有一種形態對應,如同轎車,同樣是代步工具,但是形態卻多樣。產品的形態也是藝術符號的創造,它在一般美學的特征基礎上結合了設計師的藝術趣味和審美理解,從而創造出獨特的意義價值。對于具體產品而言,具有相同特征的形態,帶給人的感受往往是類似的;而同類產品的不同形態,也會使人產生不同的心理感受。形態的比例關系、運動變化的節奏、制作手段的變化、抽象與具象程度的不同等,都會使人在視覺整體上產生不同的意象和情緒的體驗,例如柔和的或陽剛的感覺。形態不僅具有土相性,也具有指示性和象征性意義。產品符號形態也是受人的愿望和行為控制而形成的人為形態,因此其形態價值并不在于它的自然質料,而是它的形式性,即用它來顯示傳達各種意義。此外,還應注意到,每個形態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都有特定的象征意義,通過某種形態常使人產生歷史或文化的概念。這種意義概念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背景、風俗習慣等約定的關系上的。探討這些形態的語意,會發現它們背后的廣泛的文化內涵。
2.色彩
色彩是產品要素中視覺感受方面最為感性的,變化豐富且感染力強。色彩不僅能夠理性地傳達某種信息,更重要的是其以特有的魅力激發起人們的情感反應,達到影響人、感染人和使人容易接受的目的。阿恩湯姆在說到色彩時有這樣一段論述:“說到表情的作用。色彩卻又勝過一籌,那落日的余暉以及地中海的碧藍色彩所傳達的表情,恐怕是任何確定的形狀都望塵莫及的。”由于不同的色彩會使人產生不同的刺激效應,引起不同的視覺經驗和心理感覺,并帶動不同的情感聯想,進而左右人的情感。人們共同的生活體驗,帶動產生了一些共同的色彩情感。此外,色彩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成為特定的文化象征。產品的色彩通常也成為產生聯想、表達功能、傳達語意的符號要素,或具有直接的功能指示性,或以色彩結合形態對功能進行暗示,或以色彩制約和誘導使用行為。通過特定的設計色彩,可以表現產品的屬性(例如消費電子或機械設備等);建立與環境的關系,突出或融入;與產品的品牌形象建立一致的聯系;還可以成為縱橫系列中的產品群標示并體現企業的品質。色彩作為一種視覺符號,也是一種文化符號,它的選擇和使用反映了使用主體———人的精神和情感,并折射出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歷史性等特定的社會內容。這使得產品中的色彩符號同樣承載了豐富的文化、歷史的意義,體現象征特性。此外,色彩符號在現代產品設計中的意義表達還必須注意到其流行的特性。色彩符號的流行性被認為是“最具心理學特征的時尚表象”,代表了時代的潮流和要求色彩變化的渴望,極大且極快改變了大家對產品色彩的傳統認知和喜好,它更多代表了一種選擇,一種趨勢,一種走向。
三、產品符號的設計傳達模式
產品符號真正的設計過程不可能是一次性單向傳達就完全完成的,而是要經過設計師和用戶之間多次的反饋和調整,最后才會達到一致的效果。由于產品設計是一種復雜的心智活動,如果不從傳播的整個過程來進行了解,僅僅從以往設計師的部分角度來研究如何進行設計編碼的過程,則會備受局限,不利于真正了解產品造型語義有效傳播的本質。例如很多后現代設計引發的過度形式化,也正是由于設計師對于用戶的解碼缺乏深刻的理解。因此,用戶的反饋是設計的重要一環,設計后期的原型和修改即是使設計取得最佳效果必不可少的環節和方法。產品符號的語境極大地影響了符號的設計和傳達效果。如今產品的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設計變得更大了,產品設計所關注的視野已經遠遠超過了產品基本的視覺造型美學或傳統的功能使用:一方面設計產品周圍環境、市場、生活方式、社會文化等因素,這些關聯性因素的介入影響到設計師的思維和用戶的接受和評價;另一方面,由于智能產品的大量出現,以屏幕為主的虛擬操作已經成為主要操作行為模式,在極小的視覺空間中改變了傳統的可用性和易用性原則。
四、裝飾的視覺傳達
造型是一種物質性的介體,而裝飾是附于結構與造型之外的表征性符號。與造型相比,裝飾則具有更強烈的表意性。以圖案和色彩為例,中國傳統器物和建筑在裝飾圖案和色彩上的表意性最為強烈。裝飾受到現代設計近四五十年的打壓后,又再度活躍起來。而在后現代多元審美觀下,這種裝飾,并非為了裝飾而裝飾,往往通過圖像性符號的有意識提煉、加工、變形或重新組合等,來實現對文化性、民族風格、傳統工藝和時尚性的較好聯想和表達。裝飾的手法,并非只停留于表面的裝飾,它往往可以通過裝飾構件、裝飾圖案、雕刻、色彩等多種途徑來實現和隱喻。而裝飾的來源也較為廣泛,來自傳統文化、歷史典故、卡通或神話故事、社會時尚等。因而可以表達各種豐富的意義,在重視視覺圖像和重情感或消費心理的今天,在現代簡潔風格的消費電子產品設計上尤為多用。日常實際生活中有很多具有意義的產品符號或圖形,其中也蘊含著人們的情感體驗、生活意義。這些符號以平面裝飾的方法進行符號的表達,無疑自然傳達出一種生活的感覺,或一種熟悉的使用習慣,或一種久違的情景。五、界面符號的構建界面是最后形成的產品符號整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視覺構建涉及產品功能意義的認知并影響具體的操作,影響產品整體的意義以及產品符號的效果,對于當代數字產品而言,更是設計的關鍵。對于界面符號的形成,原先只是從操作實踐出發的可用性和美學的感知,從德國的烏爾姆設計學院開始將美學、造型開發、符號學等知識應用于設計,在造型開發上進一步融合了心理學、符號學、文化研究等理論知識。烏爾姆設計學院相當重視界面指示(標志)功能與符號構建的研究,并指出對界面溝通指示功能始終是設計的重點。與產品造型主要傳達形象識別、情感等意義不同的是,界面的符號主要表達實用的功能。因此,這種符號構建的方向必須是使產品的技術功能在視覺上得到正確、恰當的表現,解釋其如何進行處理和操作,告訴用戶如何去使用產品。在界面符號中,硬件界面符號和軟件界面符號具有相同的特點,即可感知性、可理解性、藝術性、效率、體驗性。其中可用性設計中的認知是關鍵。
1.可感知性
即界面的內容易于察覺,包括產品硬體上涉及功能操作的部分應突出、易于發現,確保界面符號作為前景信息與所在背景或者背景圖像畫面相分離。要實現“可感知性”最終的就是要充分考慮單一感官的對比或多感官途徑的互補。一般的界面主要通過視覺層面的對比加以凸顯,而多感官的加入,例如材質的不同感觸、光感、振動、聲音等與符號視覺的結合與協動,也將減輕單一通道認知的符合,提高用戶對界面符號的信息感知能力。
2.可理解性
即界面符號的內容和意義必須可認知、可理解、“直觀”。具體指界面符號的內容要被正確地解讀,以及相關控件能以可預期的方式作出協同反應。可理解性對于最后的界面實現至關重要,涉及可用性的評價,以往設計師多基于藝術美學,從傳統平面設計或廣告設計的經驗來進行設計,追求視覺美感醒目或夸張效果,而忽視了不管何種界面符號,它們的重點都是“功能性”。例如對于一些手機上網功能符號,盡管圖標效果新穎,但要理解如何真正實現此功能卻不容易,因違背了“可理解性”而使得這個符號沒有價值。
3.效率
即“容易使用”,用戶在理解符號及流程的基礎上正確實現預期功能與所投入的資源(時間、精力等)的比例。界面符號的認知不僅包括單個符號意義的認知,而且還包括符號系統性的認知,某些具體功能的操作必須經過建立在過程性和順序性認知基礎之上的一系列符號認知理解,雖然沒有可用性設計理論的相關性和適用性強,但實際上符號學認知理論與使用的效率密切相關。
4.藝術性
即界面的整體美感。界面符號是產品符號整體表現的一部分,因此它必須配合產品整體的藝術表現。界面符號同樣需要注意美感和協調性,這對于用戶的認知興趣和界面吸引力的營造都是必需的。加入創造性元素的界面符號,有時還會成為產品符號的亮點。
21世紀正走向“讀圖時代”,在高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傳統“文字形態”的文化顯然將被現代“圖像形態”的文化所征服,視覺形象的霸權已無處不在,小小的服裝吊牌也以全新的視覺文化形態展現出時代的風采。服裝吊牌,表面上看只是服裝包裝的附屬物,實際上它是體現服裝品牌附加值的有效手段;是體現服裝品牌文化內涵的特殊窗口;是包裝促銷的點睛之筆,在產品同質化的激烈競爭中,顯示出巨大的潛在能量。
一、服裝吊牌的品牌價值
所謂的吊牌,就是指附著在服裝等商品上有著該商品的品牌名稱、標識、產地等信息的小卡片。而品牌是用以識別某個銷售者或某群銷售者的產品或服務,并使之與競爭對手的產品或服務區別開來的商品名稱及其標志,通常由標識、符號、圖案、文字和顏色等要素或這些要素組合而成。
品牌是一個集合概念,它包括品牌名稱和品牌標志兩個部分。品牌名稱是指品牌中可以用語言稱呼的部分,如范思哲(Versace)、耐克(Nike)等;品牌標志是指品牌中可以被識別、易于記憶但難以用語言稱呼的部分,通常由圖案、符號或顏色構成,如范思哲、耐克標識。
品牌就其實質來說,代表著銷售方對買方的產品特征、利益和服務的一貫性承諾,久負盛名的品牌就是優良品質的保證,是身份與地位的某種象征,代表著特定的商品屬性。服裝吊牌,是服裝品牌的組成部分之一。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使以前不被重視的服裝吊牌逐漸開始重要起來,究其原因是服裝吊牌代言了品牌特征的意義,是品牌識別的有效載體。服裝吊牌不僅設計、印制往往都是精美的,內涵也是廣泛的。
首先,從造型上看,品牌服裝的吊牌力求簡潔、獨特,有長條形、圓形、三角形、對折形、插袋式的以及其它特殊造型的,多姿多彩,琳瑯滿目。其次,從質地上看,吊牌的制作材料大多為紙質,也有塑料的、金屬的、橡膠的、皮革的、木質的……近年,還出現了用全息防偽材料制成的新型吊牌。為體現品牌服裝的質地精良,與眾不同,吊牌材料的選擇也極為考究,如使用信用卡材質,經過特殊工藝處理的木質紙等。再次,從工藝上看,采用與信用卡、貴賓卡相同的制作的工藝,印刷精美,做工高檔、講究。最后,從色彩上看,吊牌的色彩與服裝的整體包裝色彩諧調一致,能夠顯示服裝的品位與格調。因此,服裝吊牌的品牌價值是設計與印制的綜合體現。
二、服裝吊牌的廣告功能
傳統的服裝吊牌的作用有兩個:(1)作為合格證,標明產品名稱,執行標準,貨號,成分,等級,檢驗號等等。(2)宣傳企業,印刷上企業名稱,Logo,品牌,地址,電話,作為企業廣告推廣的一種。
傳統服裝吊牌無論從設計、印制技術、材質、造型等各個方面看,都比較默守陳規,內容上又屬例行公事,客觀簡明地介紹了商品的名稱、產地、規格、洗滌符號等,基本沒什么藝術美感。今天,作為品牌推廣的戰略方式之一,服裝吊牌的廣告功能日益凸顯。
(一)具有自我介紹、自我宣傳的作用
服裝是具藝術性、潮流性、文化性于一身的,一張設計精良,制作考究的吊牌,就如一張小小的廣告,總能吸引更多的眼球,傳達出一定的品牌內涵。如考究的版面和特殊的肌理有助于表現服裝的品質和做工;精美、古樸的字體能夠表達服裝的風格;典雅、亮麗的色彩傳遞出服裝的不同定位等等,這樣的吊牌使人不自覺地多看幾眼,這就是最直接有效的廣告。
(二)具有指導消費的作用
隨著服裝市場的日益繁榮,競爭也勢必更加激烈,小小的吊牌擔負起了更多更大的責任。吊牌上的圖案、文字、符號是信息傳遞中最重要的環節。吊牌上的圖形標志能夠明確告知產品品牌名稱。
洗滌說明,能夠指導消費者放心使用。它不再是簡單的使用幾個標準的符號或圖標,加上了必要的成分說明和洗滌指導,對于功能性服裝如塑體內衣、羽絨服、保暖服等有細致的使用說明,細致的說明可以體現公司對客戶的負責和體貼的態度;對于復雜的說明指導,可以使用圖例形式或者卡通來制作,這樣生動而創新,又極富現代感。
規格、面料成分、參考價格,能夠幫助消費者判斷、分析等。條形碼(Barcode),已成為現代物流的標志,超級市場和大型商場都要求商品標注條形碼。關于條形碼的使用和商品分類,要科學合理,不能隨便編碼;有關認證標志,例如反映產品質量保證的IS09001/9002、環保IS014000、全棉標志、純羊毛標志、歐洲綠色標簽Oeko-TexStandardl00、歐洲生態標簽E-co—1abel等,利于反映產品的質量特點,體現企業形象,贏得客戶的信賴和認知。
(三)加深消費者印象的作用
吊牌經設計定稿、印制定型后,就會相對穩定,使用很長一段時期,從而加深了產品在消費者心中的印象。吊牌雖小,信息的容量卻很大,它是消費者認識、辨別和接受服裝的一條紐帶,是現代時裝文化不可或缺的飾物。它對提高和保護服裝企業的聲譽,推銷產品都有著積極作用。在細節反映一切的今天,若忽略了這小小的吊牌,損失的也許不僅僅是眼前。
三、服裝吊牌存在的問題與發展之路
目前,有相當一部分的服裝企業,對吊牌的品牌價值和廣告功效認識不足,對吊牌的設計選材不夠重視,設計貧乏,別人在吊牌上用明星他也用明星,別人用模特他也用模特,雖說能夠給人直觀感受,但人云亦云,沒有特色;要么就是衣服還沒賣呢,吊牌就翻邊卷角了,難上檔次,以至于我們身邊的人買回服裝,看都沒看就把上面的吊牌順手給丟掉了。不僅如此,有些在國內小有名氣的時裝品牌,創立至今尚卻未注冊商標,這就給投機者以可乘之機。這類產品一旦被假冒,將得不到法律的保護。要改變服裝吊牌存在的這些問題,需積極探索新的發展道路:
1.服裝企業要更新觀念、要認識到吊牌的重要性。中國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衣著打扮不再是人們簡單解決溫飽的問題。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的發展,消費者的品牌意識加強,品牌制勝成為業界競爭不二的法則。一個新品牌的成長,乃至發展成為名牌是一段比較艱辛的過程,同時也是需要被消費者認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吊牌就是品牌服飾的名片,是品牌商標的載體。
2.服裝企業要積極付諸行動,重視吊牌的設計與印制,聘請優秀的設計師,設計具有文化內涵的吊牌,讓它不僅是吊牌,更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
因此,為了建立和鞏固穩定的消費群,增強消費者的信任度,提高附加值帶來的利潤空間,不斷提高品牌的文化內涵,營造品牌的文化氛圍,讓小小的吊牌成為持久的廣告,高檔、精美,有保存價值的吊牌的設計是品牌服裝企業的當務之急。
參考文獻
[1]趙平.服飾品牌商品企劃[M].中國紡織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