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玉文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

“外語教學的根本目的不是傳授語法知識，而是培養交際能力；學習者產生的語言不僅要符合語法要求，而且要符合社會規范，要合情合理，貼切得體”(劉潤清，1999：161)。“交際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最早是由美國人類學家和社會語言學家海姆斯(D．Hymes)在1972年提出的。這一概念與喬姆斯基提出的“語言能力”(LinguisticCompetence)相對立，既包括語言能力，又包括語言運用。

隨著交際能力概念的提出和語言學理論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習得任何語言都要習得其語用規則和文化”(劉潤清，1999：167)。每一種語言都有其語法規則，同時又有一套自己的語用規則(即如何得體地應用語言完成人際交流)。這套語用規則與其所屬文化密切相關，它涉及到使用這種語言的群體的社會制度、風俗習慣、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道德標準、生活方式、民族心理、審美觀點等。語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載體。不同語言群體的文化不同，其語言使用規則也不同。要實現與不同群體的人進行成功的交際，離不開對對方文化知識的了解。因此，要學習一門外語，從而獲得以這種外語為載體的良好的交際能力，就必須習得它所承載的文化知識。

外語文化習得不同于母語文化習得。母語文化習得是與語言習得平行進行的，中國學生在習得母語語言知識時，也同時習得了正確得體地運用母語的文化知識；而他們學英語或其他外語時，往往強調語言知識、語法規則的學習，而忽視了這種外語所承載的文化因素的習得。因此，即使是語言能力強的優秀外語學習者，也極易在與該族語人的交際中產生語用失誤、交際障礙，甚至是文化休克(CulturalShock)，其后果是嚴重的。正如著名語言學家Wolfson曾指出的那樣，外語學習者與講這種語言的民族人交際時，他們的發音或句法錯誤往往可以被容忍，而他們違反語言使用得體性的現象則被認為是不禮貌的。因此，要獲得與講外語的民族的人進行順暢交際的能力，就必須在學習外語語法知識的同時習得其文化知識。

二

在認識到文化習得對外語學習的必要性后，不少研究者開始了對文化習得的研究，并提出一些理論框架。在國外學者的研究中，較有影響的是文化適應模式(theAcculturationModel)。其主要觀點是：外語學習是文化適應的一部分，學習者對目的語的適應程度決定其習得外語的程度。換句簡單的話說，學會一門外語同時也是學習、適應一種外國文化。這種理論的提出是基于對在自然環境下外語學習的研究。學習一種外語的過程就是逐步適應這種新的文化的過程。這是因為語言既是表現文化的主要手段，又是文化的載體。通常學習一門外語，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學習者對講這種語言的該族人的看法和態度。學習者要學好這種語言，就必須了解和適應該語言所表達的思想體系和信仰體系，以及涉及到的文化格調、風俗習慣、交際系統等。文化適應模式還認為，學習者對外語文化的適應程度表現在他與該文化的社會距離和心理距離如何。一個學習者作為其母語民族的一個社會成員去接觸另一個民族的成員時，會有諸多社會因素影響到他的態度；這些因素構成他去適應新文化、學習新語言的社會距離。心理因素則是由學習者自己的情感因素所決定的。

我國學者高一虹曾提出一個“1+1＞2”的第二語言習得模式。她不僅認為語言習得的同時又是文化習得，而且認為兩種文化的融合會在學習者身上造就出一種新的人格。學會第二語言之后，兩種語言的文化在該學習者那里就不再是水火不相容的并存，更不是一種文化代替另一種文化，相反，兩種文化會相互作用，學習者會加深、拓寬對第一文化的認識，又因移情作用對第二文化也會有深刻的理解。這樣的學習者比不懂第二語言的同族人對母語文化的優點更加欣賞，對其局限性也更加敏感，而且比不懂第二語言的外族人對第二文化的特點看得更清楚，對其優點感受更深。這種強烈的雙文化意識使學習者的創造潛力得以發揮。如果他的造詣很深，他很可能有時比本族人還本族人，比外族人還外族人。這種新的人格的轉換過程，不是從第一文化到第二文化的橫向轉換，而是從低級需要層次向自我實現狀態的縱向超越。

三

文化，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它也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因此文化習得對于外語學習者來說并非易事。文化習得與外語學習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我們要正確對待二者的關系，不能把部分等同于整體，也不能以整體來代替部分。對于中國外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文化習得的問題，眾多學者曾展開過熱烈的討論，但至今未有定論。筆者認為，文化習得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文化習得應以目的語文化的主流文化和共時文化為主。同一語言群體往往是多種文化的有機復合體，其中有主流文化，也有屬于各種不同群體的亞文化。如在美國社會中，來自東方的亞裔美國人的文化和來自非洲的美國黑人文化等都是亞文化。作為外語學習者，我們應習得其主流文化，因為主流文化代表著目的語語言群體絕大多數人的文化取向。此外，文化不是始終如一的，它時刻都在發生著變化。任何語言群體的現實文化都是有其歷史淵源的，我們應對其共時文化的歷史沿革有所了解，但文化習得的重點應放在其現階段的文化內容上，因為它代表目前文化的發展水平及未來文化的發展方向。

第二，文化習得要消除文化定式、減少偏見。文化定式（Stereotypes)是一種整體式的文化取向，即把某一文化群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當做該文化的代表的—種傾向，其結果是每個文化群體的成員都被當做其所屬群體的代表而具有此群體的文化特征。文化定式使得人們用過分簡單的語言概括并描述目的語文化，而忽視了其文化的個性。例如，有人這樣概括：中國人好客，美國人富有、慷慨，黑人擅長音樂、舞蹈和體育運動，猶太人聰明，德國人呆板、僵硬，日本人雄心勃勃，非洲人懶惰、隨遇而安。這種文化定式忽視了目的語民族的個人文化特征，無疑對交際是不利的。文化習得就是要讓學生避免戴著文化定式的眼鏡去接觸目的語文化。因此，我們在以目的語群體主流文化為主要內容進行文化習得時，還要兼顧主流文化內不同群體的亞文化及它們之間的差異，盡量接觸一些其社會階層、年齡、性別等不同的群體的亞文化，使自己對目的語語言文化的理解具體化。

偏見是“以一種錯誤的或不可變通的概括為基礎的一種反感心態。這種心態也可能表達出來，也可能被別人知覺到。它可能是針對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的群體，也可能針對某一群體的個體”(賈玉新，1997：106)。偏見不是一般性的看法錯誤，它和文化定式一樣，具有執著的情感內涵：它對使其改正的證據總是固執地抵抗；它是僵化的、不可逆轉的、不可改正的態度；它基于錯誤的判斷或先入之見，是對別的群體或個人采取的否定態度，是一種不健康不合理的心態。偏見的存在嚴重影響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人際交往。因此，為了能與目的語文化的人進行成功交際，我們應通過必要的文化習得減少偏見，使學習者對待目的語文化有一個健康平和的心態。

第三，文化習得要克服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WilliamGrahamSummer(1940)認為，民族中心主義是指“某個民族把自己當做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當做對待其他民族的參照系；它以自己的文化標準來衡量其他民族的行為，并把自己與其他文化隔離開來”(賈玉新，1997：108)。這常常是無意識的產物——人們經常理所當然地認為，與其他民族或群體相比，自己民族的價值觀念、社會規范、社會語言規則等更加真實、更加正確。民族中心主義是一種普遍現象。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群體成員都常常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程度不同的民族中心主義。由于民族中心主義對非本民族文化的人認識有錯誤，容易造成對其行為的錯誤解釋，導致不同民族或文化之間的相互不信任、甚至相互仇視；由于它認為本民族文化是天下唯一合理的文化，還會導致文化沖突。此外，民族中心主義使自己產生優越感，以自己的文化準則去衡量非本族成員的行為，并試圖改變他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它是對交際影響較大的一種心理因素，不利于跨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化習得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注意克服民族中心主義。只有多了解、多接觸，才能為降低民族中心主義的影響創造機會。通過文化習得，我們最終應以習得文化的文化相對主義為目標。所謂文化相對主義，即一種文化中的行為只能用其自身的準則去理解和評價。這意味著，在跨文化交際中，只能用對方文化的信仰、價值觀、社會規范等作為標準來解釋和評價其行為。

文化習得不僅是學習者獲得目的語文化知識的過程，而且是其獲得文化意識(CulturalAwareness)的過程。文化意識意味著學習者認為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屬性，沒有任何一種文化優于或劣于其他文化。要獲得文化意識，學習者必須對母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有一個深刻的了解。而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就要走出母語文化的窠臼，以局外人的眼光來審視和反思母語文化，這樣可以減少偏見和降低民族中心主義；同時，我們還要以局內人的眼光來審視目的語文化。只有通過習得其主流文化和了解其亞文化，我們才能夠消除文化定式，才能夠切身地從目的語文化成員的角度來衡量和評價其社會行為和語言行為，就像胡文仲及高一虹在《外語文化與教學》中指出的：“只有了解外國文化，才會對本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懂得了本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掌握外國文化。”

參考文獻：

篇2

1．引言

朱光潛先生認為，外國文學中的聯想意義在翻譯中最難處理。因為它在文學語境中有其特殊的含義，這種含義在詞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對于文學來說卻又十分重要。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了解一國的風俗習慣和歷史文化背景，否則在做翻譯的時候就會有無法下手的感覺。(朱光潛，1996：184)。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書中，首次把文化作為一個概念提了出來，并表述為：“文化是一種復雜，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作社會上習得的能力與習慣。”可見文化的覆蓋面很廣，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語言作為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反映出一個民族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

翻譯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為語言反映文化，承載著豐厚的文化內涵，并受文化的制約。一旦語言進人交際，便存在對文化內涵的理解和表達問題。這就要求譯者不但要有雙語能力，而且要有雙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知識，特別是要對兩種語言的民族心理意識、文化形成過程、歷史習俗傳統、宗教文化及地域風貌特性等一系列互變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這些互變因素，英漢民族的語言文化才體現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2．影響翻譯的文化元素

2．1宗教

大家都知道，《圣經》在西方的文化生活中扮演著源頭的角色。相關數據表明：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仍然信信仰宗教。而中國人則長期受到儒家學說的影響，即使在中國廣為流傳的佛教，也是一種受到深刻世俗影響的多神論，這就不同于西方人大一統的一神論宗教觀念。中國人信仰佛教·道教，在語言中就有“玉帝”、“佛祖’’等詞語，而西方則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就有“上帝”一詞。漢語中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英語中就有兩種不同的譯法，即“manpropose，heavendisposes”；或者是‘‘mandropose，goddisposes”。它們的差異就在于對“天”字的不同翻譯。“天”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具有濃厚的佛教·道教色彩，而“god”則具有明顯的基督教色彩。后者的歸化變譯法固然利于西方讀者的理解與接受，但不利于“天”這一獨具中國特色的文化內涵的傳播。英語深受宗教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一些成語中，如itsingodshands(聽天由命)等。翻譯中對于宗教知識的掌握是十分必要的。以漢語中的“臨時抱佛腳”這個成語為例，如果簡單地翻譯成“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 hourofneed”就會讓西方讀者感到奇怪，為什么在有需要時要抱佛主的腳呢?這樣做有什么用呢?如果我們稍加處理的話，西方讀者理解起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hourofneed——seek help atthelastmoment”。(包惠南，2003：20)。

2．2文化心理

由于不同的民族使用的語言是不一樣的，而且它們的歷史和文化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各個民族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在各具特色的歷史條件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這對一個民族的心理的形成有著巨大的影響。歷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歷史典故以及許多忌諱和好惡的差異上得到體現。以數字“9”為例。這個數字在中國古代的意義很特別，因為它代表著至高無上的意義：即九九歸一，一統天下之義。而“4”這個數字由于和漢語中的“死”讀音相近，所以很多人現在還是不喜歡這個數字，尤其是電話號碼。相當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為尾號的號碼。至于“8”這個數字由于與發財的“發”諧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熱捧。而在西方人的意識里，4、8和9只是極普通的自然數符號，并不具備這些特殊的意義。眾所周知，在西方人的眼里“’是個不吉利的數字，意指運氣不好。所以在西方座位沒有13號，樓房沒有l3層等等。但在中國，這個數字卻沒有這種特殊的意義。對這些非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文化內涵，譯者只有在深入了解各民族的歷史文化之后才能夠準確把握。(包惠南，2003：9)。

只要談到中國文化，人們總會自然而然的想到“龍”字。因為在封建初會里，中國古代的帝王總把自己描述成龍的化身，自封為“真龍天子”以達到奴役思想、馴服百姓、鞏固政權、安邦治國的目的。而老百姓則把龍當作自己的神靈來加以崇拜，稱自己是龍的傳人，祈求這個神靈之獸的保佑。因而“龍”就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圖騰，是精神的象征，凝聚力的標志。于是漢語中就有了很多由“龍”字組成的表示美好形象的詞語。如望子成龍，龍飛鳳舞，龍鳳呈祥，龍騰虎躍，龍驤虎步，畫龍點睛，龍子龍孫等美好形象。正因如此，中國的文化也就有了“龍的文化”的美譽。但在西方人看來，“龍”卻是另外一種形象，即“alargeiferce fabulousanimalwith wings and a long tail，a crested head andenoyitiousclaws，thatcanbreatheoutifre．”(一種體型龐大，長有雙翼，頂有花紋，腳掌巨大的怪物)。所以把“望子成龍”翻譯成“expectone’s childtobecomeadragon”，西方人見了不僅覺得奇怪，而且絕對不會讓他們的孩子成為dragon的。因此，為了避免引起誤解，我們可以把這個成語譯為longtoseeone’schildsucceedinlife。

2．3思維方式

不同的地域、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差異會形成不同的思維方式，特別是文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思維方式的差異。翻譯工作者在進行英漢之間的翻譯時，要越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障礙，準確的把握兩種思維模式之間的差異。

擅長形象思維是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特點，他們習慣于把事物看成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西方人卻長于邏輯思維，他們的思維方式是線性的，把事物看成是由各個不同的部分組成的，哪個部分出了問題就處理哪個部分。中醫和西醫之間的差異就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中醫強調整體上的辨證施治，而西醫卻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賈玉新，1997：98—100)。

第一，從語句的銜接方式來說，英語多用形合法(hypotaxis)，即在句法形式上使用連接詞語將句子(或分句)連接起來；而漢語多用意合法(darataxis)，即靠意義上的銜接而不是依賴連接詞。

英語語法相當嚴密，注重形合，外形嚴謹．各個句子、語段或段落一般由一些功能詞和某些特定的短語、分句進行連接。這些功能詞和短語可以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意念，如因果、比較、讓步、條件、轉折等。在主從復合句中，各個分句層次分明，從句必須由主從連詞來引導。而在并列句中，并列的分句通常由一些標點符號來連接。我們都知道，漢語是重意合的，很多句子或分句之間不分主次關系，只是通過意義來進行銜接，連接詞用得很少。試比較下列的句子：

it　is so coo1thatwe decide to go outfor awalk．天氣涼爽，我們決定出去散步。

as water can lfoata ship，so can it swallowtheship．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w herethereisawill，there isaway．有志者事競成。(沈素萍等，2007：27—28)。

第二，整體思維和個體思維之間的差異。中國文化強調整體思維模式，從古到今都十分重視和諧與統一。“和為貴”就是這種思想的很好的體現。

因此，在漢語中作為行為主體的主語，通常會被省略，也就是常說的無主句。但西方的文化卻大不一樣，它強調的是主體和客體的對立。在語言上的體現就是所謂的主謂兩分。除了祈使句以外，每一個英語句子都要有主語，否則這個句子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在進行英漢互譯時，很多漢語句子需要我們根據具體的語境為它們添加主語。例如，眼看天就要下雨，又沒有帶雨傘，都很關著急，真不知該去哪里。

itisraining；wedonothavenoumbrellawithus．weareallworried aboutit，becausewedonotknow wheretogoatthe moment．

我們可以看到，原句的描述沒有一個詞是可以做主語，但在這里，根據上下文的語境以及特定的環境，在譯成英語的時候，分別添加了it和we作為不同分句的主語，這樣就使當事者的心態與當時的環境很好的融為一體，完全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添加了主語以后，就符合英語的句子必須要有一個主語的要求，也，就符合歐美文化中的所謂主觀和客觀分離的思維模式。整個譯語顯得結構完整，層次分明。

2．4地理環境

地理環境對各地的氣候有著很大的影響，同時對當地人們所使用的語言以及詞語的含義也有著非常顯著的影響。例如漢語中的“東風”一詞和英文中的“eastwind”一詞，雖然從字面上來看是相對應的，但它們的內涵卻是完全不一樣的。中國地形的特點是：西臨高山，東面卻是海洋，在中國人意識中，“東風”喻指“春天”，象征著“溫暖”。但在英國，“東風”卻是從歐洲大陸北部吹來的，在英國人的心中，是“寒冷”的標志。而“西風”卻從大西洋吹來，和中國的“東風”有著同樣的象征意義。因此，英國人更愛“西風”。英國著名詩人雪萊的那首廣為流傳的odetothe west wind(《西風頌》)的最后千古的名句就表達了西風的美好含義：“o，wind，if winter 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啊，西風，假如冬天已經來臨，春天還會遠嗎?)當然不作注釋，中國的讀者是不會理解的，甚至會造成誤解。

再比如，老鼠在漢語中的形象是不太好的，像“碩鼠”之喻人盡皆知，更有“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之說”。但在西方的影視作品里卻有許多可愛的老鼠形象，例如《貓和老鼠》里的jen-y1_：2及《精靈鼠小弟》里的stuard等，深受人們的喜愛。老鼠在中外文化中也有相通之處。例如，漢語中“膽小如鼠”，和西方文化中的"astimidasahare”的表達法則是相同的。(hare是兔子，西方人認為兔子膽小)。(李小園，2008)。

2．5風俗習慣

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稱謂、道謝、恭維、致歉、告別、打電話等方面習俗則是具有相應民族的特色。如中國人見面打招呼時常會說這樣的話：“你去哪兒?”、“做什么呢?”或“吃飯了嗎?”等等。在中國文化里，這幾句話并無含義，只不過是禮節性的、見面打招呼的一種方式。然而，西方人對這類問題很敏感。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純屬私事，別人是不能隨便打聽的。像這樣的見面問候語，在西方應根據具體情況做相應的文化轉換，改用英語中的習慣用語，諸如“hi!”、“good morning"或“how areyou?”

篇3

(二)對民族文化資源與農村幼兒園課程開發的思考1.幼兒的文化安全與教育價值選擇在全球化語境中，有關文化安全的討論越來越吸引人們的關注，從最初熱用于政治、經濟的核心語匯，不斷引伸到各行各業中。目前，對文化安全的解讀普遍被認為是:“發達國家憑借其政治的優勢，有意無意地通過文化帝國主義或后殖民主義的策略論，威脅著發展中國家民族文化的安全。”［2］在“2005年國際華人幼兒教育學術研討會”上，幼兒的文化安全作為一項重要議題，得到了國際國內學者的普遍關注。就一般意義而言，文化安全是一個國家的價值體系，是本國主流文化價值體系免遭來自內外部文化的侵略和顛覆，防止本國人民的價值觀、思維與行為方式被他文化重塑或改變。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不同民族在長期的發展歷史上，已形成了一套具有本民族特點的思維與行為方式，直接影響他們的價值觀和判斷力。就我國少數民族幼兒教育而言，幼兒的文化安全并非是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而是充分結合幼兒的年齡結構特點與認知習慣，在以“多元文化教育”為出發點的前提下，制定正確的教育目標，選擇科學合理的教育內容而實施的一種全納教育。這種教育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幼兒能直觀體驗文化多元的生動性，在感覺民族文化獨特性的同時，能以開放的心態接受其他文化，有效地實現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2.民族地區幼兒園園本課程的構建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幼兒園應根據所處的地理位置、民族文化特點、本園的基礎現狀，結合該地區教育的的狀況以及本園幼兒的發展狀況，開發具有本土文化特點的園本課程。園本課程的開發不能憑空想象，應該在相關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的指導下合理開發。此外，園本課程的開發離不開專家的指導，同行的討論，課程的試教與論證。只有充分正確掌握幼兒園的發展目標、原則，才能對園本課程的開發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做到科學構建。園本課程開發離不開地方文化。文化是一個龐大的體系，如何結合民族和地域文化，合理選擇、引用、加工，最后應用到園本課程中去，需要教育管理者和實施者深入社區和人們的生活中，從細節處觀察文化對人們思維與行為方式的影響，并將文化與教育充分結合，開發出具有明顯本民族文化的園本課程。同時，在園本課程的開發上，要認清特色課程與園本課程的區別，比如一些音樂、舞蹈、樂器、美術等特長班，不可否認有些是為了迎合市場需要或吸引家長眼球而開發出有特色的、以功利為目標的課程，這類課程只能開發幼兒的部分能力與特長，并不能實現幼兒的全面發展。如果以特色課程等同于園本課程，對幼兒園和幼兒的發展而言，其弊只會遠大于利。

二、民族地區傳統文化資源應用于農村幼兒園課程的實踐及觀察

黔東南州屬多民族聚居地，以苗族侗族人口為主，苗族人口略多于侗族人口。為了解黔東南地區民族傳統資源應用于農村幼兒園教育活動的情況，課題組選取了6個苗族聚居縣和4個侗族聚居縣，以每個縣不低于5個鎮以下的農村幼兒園課程為切入點，通過與專家和一線老師集體備課、聽課、觀察、說課，評課的方式進行調查實踐實驗，在以德育、言語技能、生活常識、手工與藝術、游戲與體育作為教育內容，將本民族傳統文化資源作為教育教材，分別進行觀察并聽課，重點將幼兒的注意、興趣作為觀察指標。

(一)課程活動的設計在將民族傳統文化資源應用于幼兒園活動的實踐設計上，課題組把著眼點放在幼兒的文化根基上。幼兒的文化根基包括文化的本質基礎和與外來文化的交融，前者包括本土文化傳統和日常行為規范，后者包括外來文化以及對外來文化的態度。少數民族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并傳承下來的習俗與文化，為少數民族幼兒提供了一個既定的文化環境，這成為現代少數民族幼兒教育的根源，它既是幼兒教育的豐富資源，也是該文化拓展和創新的起點;同樣，在當下經濟、信息高速交流的情況下，少數民族幼兒生活的文化環境復雜，相互的碰撞也較之以往更加頻繁，幼兒的具體行為時時都受到文化的影響和制約，不同的文化在現實的生活中，都會轉化成幼兒的日常生活內容。因此，在進行課程活動設計時，在《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的框架下，以德育為中心，將德育融入各種課程中去(見圖3)。

(二)課程活動的實施課程活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沒有既定模式，存在多變性和隨機性特點。在課程活動的實施上，首先，我們以主題活動為主要實施方法，通過有目的有計劃地安排授課，來實現民族文化應用到幼兒園課程中;其次，通過無意注意的安排，在區域活動中，通過貼畫或者創設實景，讓民族文化融入幼兒的活動中;再次，在幼兒的自由活動中，通過引導幼兒游戲，將傳統體育與游戲融入學生的活動中。當然，各個課程不會孤立存在，在教育目標上也會有交叉。比如，在言語技能活動的設計上，在侗族地區農村幼兒園，選擇這樣一首兒歌。在該課程的設計上，以發展語言技能為教育目標，重點是培養幼兒團結互助的思想，在兒歌歌詞中，又融入了生活常識，比如動物的認識，都是幼兒日常能見得到的東西，能激發幼兒的學習興趣，雙語雙文的結合使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少數民族幼兒因漢語水平低下的理解缺陷。

(三)學習效果觀察通過觀察，分別對比現代課程活動和民族課程活動，在54人的班級中分別將注意的保持和興趣作為指標，注意的保持是在充分使用教具的情況下，盡量排除可導致幼兒注意轉移的干擾因素，幼兒的注意保持貫穿于整節課的學生人數;興趣主要是學生與老師互動的人數以及課后的檢查與反饋。通過圖4統計發現，現代課程對于民族地區農村幼兒園，無論是注意的保持方面還是興趣上，都稍低于民族課程，而這些特點在小班中尤為突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現代課程內容與幼兒生活經驗脫節。比如在大班認識標志時，斑馬線、紅綠燈甚至寬敞干凈的柏油馬路這些內容都與農村幼兒的生活嚴重脫離，導致學生理解上的困難從而難提興趣，因此注意保持時間較短;其次，現代課程在進行教授時，都是通過多次重復讓學生強化記憶，這種方法下，多數學生得到的只是一個短時記憶，這些教育內容回歸到學生的日常生活中難以再現，不能轉變為幼兒的生活行動;第三，民族課程較現代課程而言，更能激發學生的想象和參與的欲望，他們能通過經驗習得參與到老師的教學中去。以游戲課為例，存在于民間的一些傳統游戲通常會世代相傳，雖說在細節上會有一些加工和改動，但大體上都沿襲著相似的內容并有著固定年齡的參與人群，將這些傳統的游戲融入幼兒園的課程中，課后幼兒能夠在社區、村寨得到拓展和實踐，這有利于鞏固和提高學生的理解和應用能力，也能激發幼兒學習的興趣。

三、民族傳統文化資源應用于農村幼兒園活動的反思

民族傳統文化應用于幼兒園課程活動相關的研究并不罕見，但通過對現有的研究進行分析，內容上多是以民族藝術作為素材引進課堂;研究的形式都是一種理論研究;研究的人員多是幼兒園一線的教師。當然，一線教師在幼兒園的課程活動研究上，最具有發言權。但是，現有幼兒園教師總體水平偏低，特別是在教育理論的理解上缺乏較高層次的理解，因此，在提出的建議與意見上缺乏宏觀思考。因此，將民族文化資源引進農村幼兒園活動，除了要有一線的直接經驗外，還要有立體的教育理論思考。

(一)進行意識生態的多元文化教育對話“多元文化教育生態”是北京大學錢明輝教授率先提出來的，是用生態學視角來討論社會現象。錢明輝教授認為，這種方法的獨特之處在于關注個體與整體之間包括時間與空間的關系，能有效避免孤立看問題的弊端，一反過去只重視時間而忽視空間的做法。［3］進行多元文化教育的生態意識培養，能有效避免其他視角造成的“兩極”對立，即過度開放接收，重視多元一體而忽視了多元共存;過度重視本土又會讓民族文化陷入孤立和封閉。多元文化教育的意識生態化，社會整體的聯系和不斷交流和變化狀態能將人們視為習慣的局限性揭示出來，能夠引起人們對新的目標和結構的重新構想，從而得出一種最適合的社會形態。多元文化教育對話是一種對話教育，是一種平等的、互動的關系，而不是壓迫和強制。進行教育對話，其目的是對面對的問題進行客觀辨識，堅持價值中立，實現對彼此文化的理解。中國一體多元的少數民族格局，由人口最多的漢族和55個少數民族共同組成，每一個民族都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發展起來，每一個民族身上都承載著厚重的文化歷史，每一個個體都有著某種文化特點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在這樣一個復雜的社會格局中，只有通過對話才能聽到來自不同群體的多種聲音，在對話中發現訴求，才能學會分辨，學會存疑，從而學會提問、學會表達。此外，通過對話，群體之間學會寬容、理解、接納，才能實現和諧共處，才能增進潘光旦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安定和諧局面。進行生態意識的多元文化教育對話，能改變人們不再簡單地從國家主義和地方主義、主流文化和特色文化的二元對立來看待問題，在進行課程構建的時候，就不再從制度化知識和非制度化知識的不平衡中尋找支點，而會站在一個較高的視角去審視國家、社會、文化、民族的整體性，從而發現生態學意義上的關聯。

(二)加強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幼兒園文化的構建與傳承幼兒園文化是指幼兒園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積淀和創造出來的，為其成員所共同遵循并得到同樣的價值觀體系、行為規范和共同的思想作風的綜合，表現為幼兒園的“綜合個體”［4］。進行幼兒園文化的傳承與弘揚，首先要解決的是剝開文化的外衣，尋找到文化的核心，即價值觀。任何一個國家、民族抑或是個人，要走發展的道路，都離不開文化，文化具有凝聚力的作用，是發展的核心動力。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幼兒園要想在現代教育需求下健康發展，就必須走“民族文化興園”之路。當然，在起步低、底子薄的農村幼兒園，要形成自身的文化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要清楚地認識到，幼兒園文化絕對不是簡單的買校服、唱園歌。幼兒園文化應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外部文化，二是內部文化，三是制度文化。外部文化是幼兒園的空間物質形態，包括環境、設施;內部文化也可以稱為精神文化，包括價值觀、園風、園精神等，內部文化是幼兒園的靈魂和精髓;制度文化是規范和保障，包括規章制度、管理體制和組織機構，是全體師生共同認可的規范體系。在三種文化中，外部文化是基礎、內部文化是主導、制度文化是關鍵，三種文化相互依存同時也相互制約。進行幼兒園文化的傳承與弘揚，要有明確的辦園宗旨，要以高品質的教育質量作為追求目標，要以育人為中心出發點，以民主、開放、科學的理念和方法進行幼兒園管理。此外，還要注意主流價值觀的傳承與弘揚。這要求教育管理者和幼兒園管理者要有清晣的文化觀，以誠信、合作、共贏的態度引領團隊文化，加強對幼兒園教職工的培訓與教育，不斷踐行主流價值觀，讓幼兒園文化成為師生的行動指南。

(三)開發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園本課程重構幼兒園課程，必須在多元文化教育的原則下重視幼兒文化的開發，要充分認識到學生的民族意識，在以本民族口頭文學、歷史人物、自然地理、風俗習慣、藝術、信仰等素材為藍本的基礎上開發園本課程。要充分重視少數民族幼兒的生活經驗，使用少數民族幼兒最容易理解的教育方式，在進行主流文化與民族本土文化教育時要始終堅持“對話”，開發出具有典型民族特點又不失現代性的民族地區農村幼兒園園本課程。幼兒園園本課程，不是單一的內容那么簡單，最為重要的是課程的實施過程中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實施幼兒園園本課程，其多元文化特點要求教育方法必須以多樣性、生活性為主，具體實施時首先應該在園本課程目標下進行文化分析并設立主題統整課程內容。眾所周知，幼兒的認知能力有限，如果單以民族文化納入課程中，沒有進行加工、整合，沒有充分認識學生的年齡特點就進行傳授，這樣的教學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應該在園本課程基礎上，選擇最有價值最適合的民族文化內容，結合幼兒的認知特點和年齡特征，設立中心主題來引領園本課程;其次，幼兒園本課程應該以活動為主要途徑展開，在縣級以上幼兒園，活動引領課程基本已是一種常態，但是在農村幼兒園，大多采用的是小學式的教學手段。開發園本課程時，要把教育手段和方法寫入課程中，仔細考量學生的文化心理和學習方式，鼓勵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都能以自己的學習方式來形成自身的經驗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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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知同化論在初中化學概念教學中的應用

1．形成上位概念

初中化學教學是整個化學教學中最基礎的階段，而概念的教學又是其中很關鍵的一步，這里面就有很多上位概念．所謂的上位概念，就是學生認知中的涵蓋范圍比較廣的概念．如物質、酸、堿、鹽等，這樣的概念就是上位概念．這一類概念的講解往往比較抽象．對于上位概念的學習，教師可以使用PPT課件、演示實驗、視頻等方式來進行講解，使學生對這些概念的理解有直觀的感受．例如，在講“溶解度的概念”時，教師可以采取實驗的方式來進行講解，將等量的食鹽、糖、氫氧化鈣、硫酸鋇分別放入等量的水中，學生可以觀察到食鹽和糖完全溶解，氫氧化鈣部分溶解，而硫酸鋇則幾乎不溶．在這樣的一個直觀的感受下，學生就可以理解物質在水中所謂溶解度的差異是具體怎樣的一種差異．又如，在講“堿的概念”時，教師不要急于去下堿的學術定義，而是要告訴學生像氫氧化鈉、氫氧化鈣這樣的物質可以稱之為堿，讓學生對新概念的接受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2．上位概念衍生出下位概念

在學習下位概念的時候，要讓學生認可新學習的概念和以前學的概念是有聯系的，新的知識和舊的知識之間的這種相互聯系，使得下位概念的學習事半功倍．例如，在講“酸性氧化物的概念”時，學生初次接觸到這個概念可能比較困擾，教師可以給學生講明白酸性氧化物是氧化物的一種，而氧化物又是化合物的一種，化合物又是純凈物的一種．這樣的一種找上位概念的方法，就會讓學生很快了解什么叫做酸性氧化物．在學習下位概念的時候，可以采用列圖表或者關系圖的方式來促進學生對概念的理解．

3．強調概念之間的組合關系

化學概念的學習并不是單一的．化學世界本身探尋的就是物質之間的一種關系，因此，理清各個概念之間的關系尤為重要．例如，在講“氧化還原反應的概念”時，有的學生就有疑問:化學中只有四種反應，為什么還會有氧化還原反應?教師要告訴學生，氧化還原反應包含的只是四大反應中的一部分，是對化學反應的另外一種分法．在四大化學反應中，置換反應一定是氧化還原反應，復分解反應一定不是氧化還原反應，而化合反應和分解反應則可能是氧化還原反應，也可能不是氧化還原反應．把四大反應和氧化還原之間的關系這樣梳理以后，學生對于此部分概念的理解就會更加印象深刻．又如，關于溶液的概念，有飽和溶液、不飽和溶液、濃溶液和稀溶液．學生往往理所當然地認為，飽和溶液一定是濃溶液，不飽和溶液一定是稀溶液，這樣的一種分法顯然是錯誤的．這就像吃飯一樣，吃飽并不代表吃得多，沒有吃飽并不代表吃得少，這都是因人而異的．關于濃溶液和稀溶液的概念，也是根據溶液的不同而不同的．當然對于同一種溶液，飽和溶液一定是濃溶液，不飽和溶液一定是稀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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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塊化教學”的特點與優勢

對新知識的渴望、對思想境界的提升、對自我人生的思索是人的本能，每個人都有內在的需求以完成此方面的升華，思想開始成熟的大學生尤其如此。要滿足大學生的這種需求，“模塊化教學”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這種教學方法具有明顯的特點和優勢，具體來說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內容的包容性大學語文的基本內容應該是古今中外經典的詩、詞、文、賦、小說、戲劇作品，這一點在各種大學語文教材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但如果僅限于此，大學語文就基本等同于高中語文。我們所說的“模塊化教學”包含更豐富的內容，也就是在一個模塊主題下不僅包含文學作品，還包括歷史、哲學、藝術、政治等各方面內容，因為在古代文史哲等學科本來就屬于一體，不同學科可以同時體現相同的思想。對不同學科、不同國家相同主題文章的學習，可以讓學生產生更多的聯想和啟發，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如，丁帆、朱曉進、徐興無主編的《新編大學語文》“我的信仰”模塊，包含宋代哲學家張載的《西銘》、佛家經典《六祖壇經》，選了穆旦、北島等現代詩人的詩作，還選了愛因斯坦的《我的信仰》、法國史懷澤的《敬畏生命》，通過不同文化、不同文體作品的學習，使學生從各個角度理解“我的信仰”的含義;“美的歷程”模塊，既選擇了劉義慶《世說新語》中的篇章，又選了林語堂的《中國書法》、杜甫的《丹青引》等經典作品。這些都充分體現了主題模塊的包容性，這樣的教學內容必定會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

(二)主題的明確性“模塊化教學”不僅內容豐富，而且目標明確、主題突出，能使學生圍繞同一主題展開學習和思考。教師選擇什么樣的主題絕非信手拈來，而是經過精心挑選。在眾多有關審美、社會、人生、思想的主題中如何挑選最富代表性、最能引起學生共鳴、最具有現實意義的主題，直接關系到課堂教學的成敗。筆者在指定教材的基礎上，根據學生的實際需求，結合自己的閱讀和心得，選擇了“我的信仰”“品格修養”“愛情婚姻”“《易》與中國古代神秘文化”等主題。在單元學習前，筆者結合教材導言和自己的人生體驗對學生予以引導，在作品講解過程中盡量多地運用比較的方法，啟發學生思考作品內在的關聯;在每一主題講解后，筆者讓學生撰寫學習心得，以便將學習的知識內化為學生自身的修養和素質。在學習前就有明確的主題，所以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目標明確，充滿學習的動力和熱情。不同作品之間都存在內在的關聯，避免了以往單篇串講方式帶來的邊學邊忘等問題，收到了較好的教學效果。

(三)思想的深刻性與高中生相比，大學生的自主意識更強，對知識的學習和接受更具主動性，厭倦老生常談的枯燥說教，他們具有更強的參與意識，希望教師的講解具有深刻性，這一點正是“模塊化教學”的最大優勢。大學人文素質教育是基于我國豐富的文化資源和幾千年積淀的經典思想資源，大學生人文素質提高的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他們對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表現出很強的認同和學習欲望。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無疑是三大核心思想，這些思想至今還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思維和行為。對此，一般的大學語文教學方式是選擇某些經典篇章(如《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周易》中的名篇)逐字逐句講解，這種方式和中學教學很相似，大學生們基本可以靠自學完成，因此容易產生倦怠情緒。如果采取“模塊化”的教學方式，組織有意義、有趣味的文化單元，在一個較為輕松愉悅的氛圍中使學生對傳統思想有一個全方位、較為深入的了解，使每一個主題教學對學生來說都是一次想象的旅行和思想的沖浪，那么這樣的學習對他們就具有吸引力，也勢必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三、“模塊化教學”的實施策略

任何好的教學理論都需要借助有效的方法實施。在大學語文教學中成功開展“模塊化教學”并非易事，需要精心設計、合理安排，具體來說需要在以下幾方面特別注意。

(一)模塊的選擇以上面所列四種大學語文教材的單元設置為例，徐中玉、齊森華版本，丁帆、朱曉進、徐興無版本為12個單元，夏中義版本為16個單元，溫儒敏版本為25個單元，每個單元一般有4－10篇不等的選文，少數單元選文在10篇以上。筆者在教學過程中深深感到，以目前大學語文的課時量來說，根本無法完成所有單元的教學。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取舍成為重要問題，選擇哪些單元和篇目，放棄哪些單元和篇目，需要大學教師慎重抉擇。為了更有效地進行教學，教師在選擇單元時必須考慮兩方面因素:一是教師的專業特長。高校的大學語文教師主要來自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外國文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等不同專業，不同專業出身的教師會有不同的選擇偏好。在單元選擇和教學過程中，我們應該鼓勵而不是抑制這種選擇偏好，因為教師在自己熟悉的領域往往能夠游刃有余，獲得好的教學效果。二是學生的實際需求。教師在選擇單元和篇目時，也要充分考慮學生的實際需求，有時教師覺得很重要的單元和篇目學生卻不喜歡，這時不妨發揚民主精神，讓學生投票決定選擇哪些單元，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能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對于一些理工院校的學生，教師還應該針對他們的專業特色，適當增加相應內容，強化大學語文在科學素養和科學精神方面的教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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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四川大學中文系

出版周期：半年刊

出版地址：中外文化與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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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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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32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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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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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當前大學英語教學中，仍存在過于注重語音、詞匯、語法等基礎知識傳授，忽略英語文化背景知識傳授的現象，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不強。本文擬從語言教學、真實語境、交際實踐三方面著手探討如何對大學生進行英語跨文化教育。

一、引言

當前大學英語教學中，仍存在過份強調語音、語匯、語法等基礎知識傳授，忽略英語語言中體現的西方價值體系、思維方式、審美情趣和文化現象的傳授，導致學生跨文化交際不強。對大學生進行跨文化教育也是為了加強中西文化交流和、順應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趨勢的需要。本文擬通過寓文化意識于語言教學中、創設真實的語言環境理解西方文化、開展跨文化交際實踐活動三方面著手對大學生進行跨文化教育。

二、寓文化意識于語言教學中

語言使用上的差異是由文化的差異引起的，在教學中，要使學習者關注語言的運用上體現的母語文化與英語文化的差異之處，把文化差異融入到語言教學中，培養學生社會文化的洞察力和跨文化意識。

(一)詞匯的文化差異

1、詞匯在中西文化中的字面差異

龍在漢語中為圖騰與吉利的象征，dragon在西方文化中卻是罪惡、邪惡的象征。as wise as an owl中作為智慧的象征的owl與漢語中視為壞兆頭的貓頭鷹。漢語中農民無貶義，而Peasant則是沒有教養，社會地位低的人。紅在漢語中常與喜慶相關，red則有多樣化含義。red letter day 為“喜慶日子或紀念日”，To see red 為“使人生氣”，wave a red flag為“做惹別人生氣的事”，one’s face glowing with health為“紅光滿面”。to cast pearls before the swine則為漢語中的“對牛彈琴”。

2、詞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聯想意義

涉及到歷史、傳說、文學或宗教中人物或事件的詞匯，意義深遠，要越過字面意義去了解聯想意義。英語中Shylock是《威尼斯商人》中的角色，意為惟利是圖、心腸歹毒的小人。童話中灰姑娘Cinderella指貧窮、善良的最終獲得幸福的女孩子。willow是和莎士比亞的戲劇中奧菲莉、黛絲泰蒙娜的悲慘命運聯系在一起的，成為悲傷命運的象征，“楊柳”形容離別與女子情感以及妓院等。林黛玉代表指弱不禁風、多愁善感的形象。

(二)語用上的文化差異

語言總是體現了某種特定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文化背景，關注這些差異，有助于進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際。漢語習慣以詢問別人到哪里去作為寒喧語，西方則是對于天氣的評論和預測。年齡、婚姻、收入等是西方禁忌的話題，屬個人隱私，美國人對于稱贊語一般坦然接受并回以“Thankyou!”，中國人則謙虛地加以否定。再如對某個場所的表達。美國英語中rest room是劇院、商店等大建筑物中的設有廁所、盥洗設備等，供顧客、雇員等使用的房間，即是浴室、廁所的委婉說法，并非漢語中的“休息室”。

三、創設真實的語言環境理解西方文化

利用教材、多媒體、原版材料創設真實的語言環境，通過情景化的教學氛圍讓學生全方位感受語言，達到語言與文化的整合。

(一)挖掘教材、充分使用多媒體

以教材為核心，將英語國家的文化習俗、歷史背景和故事傳說介紹給學生，讓學生了解其文化現象和文化內涵。同時利用多媒體營造視覺、聽力的真實語言場景，把教學中的相關文化背景知識加以形象化、具體化，培養學生主動對英語語言文化進行探詢，引導學生關注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的表達差異，提高學生的跨文化意識。

(二)選擇原版材料進行補充

選擇適量能反映西方文化背景、風俗習慣、社會關系的視聽材料，了解真實語言環境下英語的運用情況，加深對中西文化內涵的理解，積累相關的材料。如體現了社會理念和文化背景的文學作品，介紹當前社會動態和社會問題的報刊，收看中央電視臺英語頻道(CCTV-9)和收聽中國國際廣播電臺(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的節目，鼓勵學生根據自身英語基礎選擇部分國外英語電視電臺節目觀看，英語原版電影更是展現了英語民族如何進行交際的真實情景和鮮活語言，這些材料既煅煉了閱讀與聽力能力，又是了解英語國家文化知識的重要途徑。

四、開展跨文化交際實踐活動

《大學英語教學大綱》中明確指出:“語言是交際工具，語言教學的最終目標是培養學生以書面或口頭方式進行交際的能力。”積極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跨文化交際實踐活動，通過這些活動讓學生品味和體驗文化異同，培養學生的語用能力，增強他們的跨文化意識，創造英語交流的機會。如定期開設中西方文化知識講座，用媒介語或英語向學生全面介紹英語國家的民族傳統、文化特點、社會風俗等;以某個西方文化元素為主題開展英語沙龍、英語演講比賽，選擇教材中故事性較強、情景性突出的文章進行情景劇表演等等;擴展交際空間，與在中國學習和工作的外國人進行語言交流，直接感受到文化的差異;創造機會參與涉外工作的翻譯與服務工作。

參考文獻

[1]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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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當代繪畫對于民族文化中的繪畫藝術的借鑒

1．氣韻的借鑒

中國傳統山水水墨畫在創作過程中，最看重的就是要講求氣韻，以達到靈動、形象的藝術效果。中國繪畫的哲學思想中，要義之一就是“氣韻生動”，它是中國繪畫美學中的一大判斷標準，而這也正是中西方繪畫藝術的最重要的區分標準，是帶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繪畫美學。在中國，“氣”是一種無形的東西，它只可意會，難以言表，更不能用教條禮法加以約束。但是，它又有著強大的維系力，支撐著一定的藝術體系和文化體系，并體現這些體系的生命力。中國哲學體系中包括“氣”這一思想形態，強調要加強“中國氣息”的元素，以傳承中國哲學的精髓，并加以演化，從而改變中國繪畫創作過程中的唯西方理論體系至上的傳統的思維模式。

2．筆墨手法的借鑒

中國自古以來書寫工具與繪畫工具是同一的，不分彼此，因而也就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書畫同源”的文化共生現象。這種一體化的、共生的文化特色和風格，使得中華民族在審美感知、審美理解、審美評價及審美實踐中，都是一體，因而也就促使中國繪畫家對于美的認知和評價，是從“書畫同源”這一文化共生現象出發的。“書畫同源”這一文化現象是靠筆來完成的，主要包括了筆力、筆性、筆格等多個角度的分析和評價。中國傳統繪畫講究筆、墨、紙、硯的相互配合。在繪畫創作的過程中，中國繪畫家往往會選擇具有較好的吸水性能和浸染性能的宣紙作為主要的創作基礎，一旦落筆，就不太可能會有大的改動。因而畫家在落筆之前，會慎重思考和構思，在熟悉水墨的基礎上，精確落筆，最后保證有著較為理想的繪畫效果。這些都要求中國繪畫家有著一氣呵成、胸有成竹的創作底蘊和創作才華，以保證創作的靈性和神韻。當代中國畫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一些繪畫家試圖以西畫技巧改變中國畫，把“中國畫”改為“彩墨畫”，殊不知中國畫源遠流長，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民族文化的積淀異常豐厚和精深，最為顯著的特征即是中國畫所獨有的筆墨精神。在當代中國畫創作的過程中，融入進傳統的筆墨創作精髓和技法，能夠使繪畫創作具有生動的寫意性。如戴成有先生的《金陵十二釵》等人物畫很注重筆墨技法的應用，先用類似工筆的形式將人物形象勾勒得很精細，然后在其上潑以大片淡墨，人物與背景渾然一體，使畫面不僅具有工筆的精細嚴謹又有寫意的豪放，同時給人如夢如幻的歷史朦朧感。

3．詩意化的借鑒

中國傳統山水畫最為明顯的特征之一是富有詩意，而“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情畫意”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說到詩情畫意，就會使人聯想繪畫與文學之間的某種聯系。對于這種聯系，有一部分學者是持懷疑和批判態度的，認為中國畫中的文學現象是中國畫的一大弊端，是中國繪畫藝術落后的標志。其實，但凡對于西方繪畫藝術有深入了解的人，會發現世界各國的繪畫藝術都與文藝創作有著諸多的聯系，只不過，中西方的繪畫藝術與文學聯系之間的側重點不同，西方的繪畫藝術與文學的聯系，主要體現在人物故事方面，而中國的繪畫藝術與文學的聯系，則主要體現在詩詞歌賦方面，如中國山水畫中所蘊含的“詩意”是世界其他繪畫藝術所沒有的一個重要特色。

三、中國當代繪畫對民族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的借鑒

1．當代中國畫對于觸覺、味覺等感知方式的借鑒

西方的審美評判標準是基于視覺、聽覺得來的，而中國的審美意識則是建立在觸覺和味覺的基礎上的，二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味覺、觸覺為基準的審美意識理念構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審美心理結構。通過深入研究中國美學藝術，可以發現中國美學中經常出現與“品”、“味”相關的一系列審美學名詞，這種不同的審美評判標準，使得中國人鑒賞西方藝術的過程中，會不自覺地以中國式的審美理念為基點進行相應的考察和研究，去觸摸和品讀來自不同國度、民族的藝術創作，自然，中國繪畫家在進行繪畫藝術創作的過程中，也會立足于中國式的審美標準。

2．中國當代繪畫對“三大”美學價值———中和美、自然美、禪宗美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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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特色體育課，傳播特色體育文化

體育課是體育文化建設的最直接載體，學校開展什么樣的體育課往往決定了體育文化建設的高度。而當前，很多高校體育課都是“一母同胞”。除了組織形式上的不同，在課程開設上，課堂內容選擇上幾乎都大同小異。這種過分同化的體育課使得高校很難構建特色化的體育文化，也使得高校的體育品牌建設淪為空談。因此，高校必須要開設特色體育課，要深入做好幾大研究，即本校體育課和本區域其他學校體育課的異同、本校體育課和其他區域學校體育課的異同、本校體育課和國外大學體育課的異同，要在研究之后做到“”開設體育課，要借鑒其他特色體育課形式，并結合學校特點對特色體育課的課程開設、組織形式等進行進一步完善。例如，北方地區的學校可以開設速度滑冰、花樣滑冰、自由式滑雪等特色體育課，南方地區的學校可以開設水上運動項目，有條件的學校可以開設高爾夫、網球、冰球等特色體育項目，可以開設戶外運動項目。通過特色化的體育課的開設，來豐富學校的體育類別，從而構建出多層次的體育文化，在這些特色化的體育課程中傳承特色體育文化，達到體育文化傳播目的，培養學生特色體育文化意識。

(二)利用特色運動會，孕育特色體育文化

每年的四月份，各大高校都會開設運動會，作為體育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運動會對體育文化建設的推動作用不容忽視。高校要構建特色化的體育文化，必須要重視運動會，要開展特色運動會，讓運動會成為學校體育的一個亮點，成為孕育特色體育文化的搖籃。例如，在運動會前推出運動會標語、運動會口號征集活動，每一屆運動會都要進行此類活動，更新學校體育運動會的標語和口號;增加特色運動會項目，改變過去田徑主導運動會的局面，增加一些新的體育運動項目，如羽毛球單打、雙打、混雙項目、花式籃球項目、街舞項目、五人制足球項目等，給運動會注入新元素。通過特色化的運動會，積淀高校的體育文化底蘊，讓運動會成為高校體育建設的重要載體。在每屆新生開學時，給新生展示學校的運動會風采，滲透特色體育文化理念，為高校體育文化建設營造良好的氛圍。

(三)利用特色體育文化節，滲透特色化體育文化

文化活動是進行文化建設的有效途徑，高校可以每年舉辦體育文化節活動，圍繞體育這個主題開展形式多樣的特色文化節活動。可以組織各種體育競賽活動，如師生挑戰賽、各系足球對抗賽，鼓勵師生共同參賽;可以組織體育攝影大賽活動，讓學生將自己拍到的運動主題相關的作品呈交給攝影大賽評定小組，通過評定選出最佳體育攝影獎、最具創意體育攝影獎等;可以組織開展體育知識競賽活動，通過收集和匯集各種體育知識，將其變成題庫，在學校開展知識問答競賽活動，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到體育競賽活動中;可以圍繞體育育人、體育文化建設等組織開展體育演講比賽。通過這一系列的體育文化活動，讓體育文化和體育活動有機結合起來，并于無形中滲透到廣大師生的腦海里，完成特色體育文化的滲透。

二、放眼地方，實現地方和校園特色體育文化的聯動

每個高校所處的地理區域不同，每個地方也都有具有傳統特色的體育項目。高校在構建特色化體育文化的過程中要注重區域資源的利用，這種區域資源包括區域特色項目和地方傳承項目等，它們共同構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體育文化。高校特色體育文化建設要注意凸顯地方特色，這樣才能讓高校體育事業的發展和區域體育事業的發展結合，才能讓高校體育文化建設和區域體育文建設有機結合。如東北地區高校在構建特色化體育文化時，要認識到冰雪項目在該地區的活躍性，要將冰雪項目孕育的體育文化引入高校體育文化建設之中，向學生傳遞具有東北地方特色的體育文化，加深他們對地方特色體育文化的理解，促進區域體育文化的發展。同時，讓地方特色體育文化成為高校體育文化的宣傳載體，傳播高校體育文化，提高高校體育文化的影響力和滲透力。此外，可以在高校體育項目開設中增加這些地方特色體育項目，在具體的體育活動中完成文化滲透，形成高校體育特色。

三、注重傳承，將民族特色融入高校特色體育文化建設中

我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擁有豐富的民族文化，這些民族文化各具特色，是我國珍貴的文化瑰寶。在高校特色體育文化建設中，如果能夠融入民族特色，必將形成獨具特色的體育文化。而將民族特色體育文化融入高校體育文化建設也有很多種途徑，最直接的就是在高校體育項目中增設民族體育項目。如可以在高校體育課程設置中增加維吾爾族舞蹈，豐富當前體育舞蹈中健美操、交誼舞等單一的體育舞蹈內容，如可以在高校體育課程中增加土家族的高腳馬比賽項目，增加侗族和苗族等的手毽項目、增加壯族的搶花炮項目。在增設這些項目的同時，進行相應的文化滲透，構建具有民族氣息的特色化體育文化。

篇10

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原產地。茉莉花[Jasminumsambac(Linn.)Aiton.]原產于印度、波斯灣一帶，屬木樨科，茉莉屬，常綠灌木，為熱帶、亞熱帶長日照偏陽性植物，適于在光照充足且年均溫20—40℃，土壤持水量60%—80%的環境下生長。茉莉花在西漢時經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之初就在福州落地生根，這與福州獨特的自然條件關系密切。福州市位于福建省東部沿海，閩江下游，地理位置介于25º15''''N—26º29''''N，118º08''''E—120º31''''E之間，地勢自西北向東南傾斜，閩江橫貫其中，下游為福州盆地，北部和東部為山地和丘陵，南部為平原。福州屬典型的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溫暖濕潤，降水豐沛，年均溫在16—20℃之間，7月平均氣溫28.6℃，1月平均氣溫10.5℃，年均日照時數1700—1980h，全年無霜期長達326d。年均降水量達900—2100mm，平均濕度77%。福州在光、熱、水、土資源等方面與其他茉莉花種植區相比優勢明顯，為茉莉花的生長提供了十分優越的自然條件。福州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農業文化遺產地主要分布在福州市境內的晉安區、倉山區、閩侯縣、連江縣、長樂市和永泰縣等6個縣（市、區），總面積3291km2，其中茉莉花主要生長在閩江沿岸的沖積平原和沙洲上，茶樹則主要分布在鼓山等山區。

1.2研究方法

1.2.1問卷設計與調查本研究中問卷調查主要包括福州居民人口統計學特征、福州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農業文化遺產地方認同維度測量量表等內容。按照調查對象的性質把福州居民分為福州市民和外來居民。福州居民對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不同事物的地方認同維度測量量表采用從1（表示“強烈反對”）到5（表示“完全同意”）的5分制Likert量表。參考Proshansky[4]對地方認同所下定義，結合本調查問卷的具體研究內容，以農業文化遺產地作為地方認同理論的應用及研究范圍，將地方認同劃分不同認同維度：歷史認同（historicalidentity）、現實認同（practicalidentity）、情感認同（emotionalidentity）和行為認同（behavioralidentity）。調查小組于2013年5月在福州市倉山區的萬達廣場、臺江區的閩江公園以及晉安區的鼓山3個地點隨機對福州居民開展問卷調查并當面回收有效問卷342份。受訪居民基本情況參見表1。受訪居民中，福州市民（46.78%）和外來居民（53.22%）所占比例較為接近，男女性別比例相當（51.46%和48.54%）。受訪者中以18—60歲年齡段為主（占比92.68%），所從事職業以工人（23.39%）、學生（15.20%）及企事業職工（24.56%）為主，年均收入在5,000元以下、20,001—30,000元、30,001—50,000元的受訪者所占比例分別為20.17%、22.22%和27.19%，受訪者多接受過良好的教育（54.67%受訪者具有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借助Excel進行數據匯總并利用SPSS17.0對匯總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1.2.2問卷信度與效度良好的問卷結構要求各維度與測量總分間的相關系數在0.30—0.80之間，各維度間的相關系數在0.10—0.60之間[18]。據此，為使研究更具科學性和可信性，本研究利用SPSS17.0中scale模塊提供的信度分析（ReliabilityAnalysis）及因子分析功能對量表進行信度和結構效度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地方認同維度量表的克朗巴哈（Cronbach）系數為0.664，KMO統計量為0.65，球形Bartlett檢驗發現變量間在0.0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相關，說明量表的信度和結構效度處于可接受范圍內，可以對量表數據進行后續分析。

2結果與分析

2.1福州居民地方認同維度總體特征分析采用5分制Likert量表對問卷結果進行測量時，通常情況下得分均值在1—2.4之間表示不同意，2.5—3.4之間為一般，3.5—5之間為同意。由表2可知，福州居民對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農業文化遺產不同認同維度的總體得分介于2.80—3.90之間。其中，福州居民在歷史認同、現實認同及情感認同3個維度上的總體得分分別為2.85、2.80和3.25，認可程度一般。行為認同維度上的得分達到3.90，表明福州居民在保護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農業文化遺產的認知上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在對福州居民中的福州市民和外來居民分別進行研究發現，福州市民在各地方認同維度中的得分均高于外來居民。除在行為認同維度上福州市民和外來居民得分均值差異沒有達到顯著水平外（P>0.05），在其他認同維度中兩者得分均達到顯著差異（P<0.05）。

2.2福州居民地方認同維度差異特征分析以地方認同均值及不同地方認同維度均值為變量，利用方差分析方法對福州居民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的地方認同及其4個認同維度在不同性別、年齡、職業、年均收入、居住時間、文化程度和調查對象之間的差異進行分析，以研究這些因素對福州居民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地方認同的影響程度。為盡可能地降低某些分組因樣本量過少而對分析結果產生的干擾，現將職業組別中“科研人員”樣本以及年均收入組別中“5,001—10,000元”樣本予以忽略，在此基礎上對數據進行方差分析（表3）。研究結果表明，不同年齡段居民對福州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地方認同差異極顯著（P<0.01），隨著年齡的增加，地方認同亦增加，但不同年齡段居民之間的地方認同差異主要體現在歷史認同維度（P=0.042）、現實認同維度（P=0.009）及情感認同維度（P=0.004）上，而在行為認同維度上沒有達到顯著水平（P=0.601）；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對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地方認同差異顯著（P<0.05），隨年均收入的增加而升高，但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情感認同維度（P=0.005）和行為認同維度（P=0.002）上，而在歷史認同維度（P=0.164）和現實認同維度（P=0.224）上差異不顯著。年均收入在“30,00150,000元”的居民在情感認同和行為認同上均高于其他收入居民；居民居住時間的長短對其地方認同存在極顯著差異（P<0.01）。居民地方認同的形成需要較長時間的積累，居住時間愈長，地方認同程度愈高。具體而言，不同居住時間的居民地方認同的歷史認同維度（P=0.000）和現實認同維度（P=0.001）差異極顯著（P<0.01），在情感認同維度（P=0.029）上差異顯著（P<0.05），但在行為認同維度（P=0.412）上差異沒有達到顯著水平（P>0.05）；不同文化程度居民的地方認同、歷史認同維度和行為認同維度分別在0.05、0.01和0.01水平上差異顯著，其中“大學”和“碩士及以上”受訪者的地方認同、歷史認同和行為認同高于其他文化程度受訪者，說明居民地方認同程度的高低與其受教育水平關系密切，受教育水平愈高，地方認同程度也愈高；福州市民和外來居民的地方認同存在極顯著差異（P<0.01）。具體分析發現，福州市民和外來居民在歷史認同維度（P=0.000）和現實認同維度（P=0.000）上的差異均達到極顯著水平，在情感認同維度（P=0.019）上差異顯著（P<0.05），但在行為認同維度（P=0.087）上差異不顯著。福州市民地方認同高于外來居民，表明人口的空間遷移和依存地變化可能對居民的地方認同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2.3福州居民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地方認同影響因素分析為研究不同因素對福州居民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地方認同的影響程度，借助SPSS17.0相關分析功能中的Pearson相關系數對受訪者的年齡、年均收入、居住時間以及文化程度與其對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的地方認同、歷史認同、現實認同、情感認同和行為認同進行相關分析（表4），分析結果表明：年齡、年均收入、居住時間和文化程度與居民地方認同之間均存在相關性，其中，年齡和年均收入與地方認同呈顯著正相關關系（P<0.05），居住時間和文化程度與地方認同之間存在極顯著正相關關系（P<0.01）。受訪居民的居住時間和文化程度與歷史認同同樣存在極顯著正相關關系（P<0.01），表明在當地的居住時間愈長，受教育水平愈高，受訪居民對福州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的歷史文化傳統了解程度愈高。福州居民現實認同的形成主要受到年齡和居住時間的影響，與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沒有顯著相關性（P>0.05）。居民的情感認同與年齡呈顯著正相關（P<0.05），與年均收入和居住時間呈極顯著正相關（P<0.01）。福州居民的行為認同與其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且更多受到居民文化程度的影響。綜上所述，福州居民對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的地方認同及各認同維度主要受到居民居住時間和文化程度的影響，居住時間愈長，文化程度愈高，居民對地方事物的了解程度愈高，更有利于提高對當地的認同程度。

3結論與討論

3.1福州居民農業文化遺產認知及保護規律為探究福州居民對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的認知及保護規律，按照受訪居民人口統計學特征及其與地方認同各維度間相關系數大小，將福州居民對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的認知保護劃分為由低到高的3個層次：人口特征、認知態度和保護態度，其中，依據地方認同各維度涉及的具體調查內容，以歷史認同、現實認同和情感認同3個維度指示居民的認知態度，以行為認同指代居民對該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態度，據此，構建福州居民農業文化遺產認知及保護規律（圖1）。在地方認同與受訪者行為表現的關系研究中，Williams等[20]研究發現當人們對一個特定地方產生地方認同時就會表現出對該地負責任的環境行為。本研究中，福州居民的認知態度受居民人口特征（年均收入、文化程度等）的影響，而居民對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行為主要受其對該遺產項目的認知態度的影響，與居民人口特征相關性不強。依據福州居民農業文化遺產認知及保護規律，在如何有效保護的問題上，應采取積極舉措轉變居民的認知態度，如政府及相關部門可經常性地組織或舉辦弘揚茉莉花文化的大型民間文藝活動以吸引市民參與其中，增強居民對茉莉花及茶文化的了解；茉莉花在福州擁有悠久的栽培歷史并因此而成為福州市花，占據“天時”與“地利”而獨具特色，政府部門應利用大眾傳媒及移動互聯網多渠道對茉莉花與茶文化進行積極宣傳，增強居民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對該文化遺產的情感認同；可針對居民開展茉莉花茶保健功效的講座或論壇，拓寬居民對茉莉花茶用途及功效的理解，進而影響其消費傾向。通過增強居民的認知程度最終影響其行為選擇，以實現對該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