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社會變遷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構建博弈模型令R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除繳納社會保險費外獲得的長期穩定收益，Q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時獲得的短期收益，C為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總額(包括職工的代扣代繳部分)，D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時給予職工的經濟補償額，W為職工的工資，P為企業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后職工未來收益的貼現值，α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產出系數，β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但給予職工少量經濟補償時職工反哺企業的產出系數，γ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而職工不反哺企業時減少的工資系數，λ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卻沒有補償職工而被舉報受到的懲罰系數(包括補繳未按規定申報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

二、演化穩定策略

假設x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的比重，1－x為選擇消極抵制策略的比重;y為職工選擇積極反哺策略的比重，1－y為選擇消極響應策略的比重。企業選擇積極遵從和消極抵制策略時的期望收益μ11、μ12以及企業整體的平均期望收益μ1分別為。當企業以x*的水平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選擇任何策略的收益無差異。當x＞x*時，由于F''''y(0)＞0且F''''y(1)＜0，則y*=1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狀態，動態演化路徑如圖2(b)所示。當企業以高于x*的水平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的策略選擇逐漸由消極響應向積極反哺轉移，最終積極反哺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當x＜x*時，由于F''''y(0)＜0且F''''y(1)＞0，則y*=0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動態演化路徑如圖2(c)所示。當企業以低于x*的水平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的策略選擇逐漸由積極反哺向消極響應轉移，最終消極響應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

(一)動態復制系統穩定性分析由式(7)、(8)可以建立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博弈的動態復制系統，該系統的局部均衡點構成演化博弈均衡。根據上文對企業和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分析可知，該系統共有五個局部均衡點:(0，0)、(1，0)、(0，1)、(1，1)、(x*，y*)。為確定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演變的最終結果，需要對該動態復制系統的各個局部均衡點進行穩定性分析。Friedman(1991)提出用微分方程描述群體動態時，局部均衡點的穩定性分析可由該系統的雅克比矩陣的局部穩定性分析得出。［9］據此，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動態復制系統的穩定性可以由雅克比矩陣的局部穩定性分析得到。從表2可以看出，局部均衡點的行列式值和跡的正負性與職工收益情況無關，它取決于企業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比較。通過判別職工選擇積極反哺策略時企業選擇不同策略的收益(1+α)R－C與(1+β)Q－D，以及職工選擇消極響應策略時企業選擇不同策略的收益R－C與Q－λC兩組條件的大小關系，可以確定該復制動態系統局部均衡點的穩定性。表4中的結果顯示，在相應的約束條件下，局部均衡點(0，0)、(1，1)在動態復制系統中達到穩定狀態，(積極遵從，積極反哺)、(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該演化博弈的穩定均衡策略。如圖4所示，若初始狀態在D區將收斂于點(1，1)，形成企業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和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良性循環累積;若初始狀態在B區將收斂于點(0，0)，產生企業抵制制度而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和職工利益受損而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的惡性循環現象;若初始狀態在A區或C區時，穩定均衡點取決于企業調整策略選擇的速度。若初始狀態在A區，如果企業及時調整決策，使選擇積極遵從策略的比重大于x*，演化動態將穿過L2線進入D區，最終穩定均衡策略將為(積極遵從，積極反哺)，反之則不存在穩定均衡策略。3.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動態復制系統無穩定均衡點，該演化博弈不存在穩定均衡策略，表明企業和職工的策略選擇具有隨意性。4.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局部均衡點(0，0)在動態復制系統中達到穩定狀態，(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該演化博弈的穩定均衡策略，卻是劣均衡狀態。企業為降低成本增強競爭優勢而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職工無法忍受利益受損而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容易形成群體利益受損的惡性循環。

(二)參數討論通過對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演化博弈的動態復制系統穩定性分析發現，企業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情況決定著最終的演化穩定策略，不同收益關系下將形成不同的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積極遵從，積極反哺)是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且時，(積極遵從，積極反哺)和(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不存在演化穩定策略。本文研究的主旨是通過觀察繳費主體在收益最大化下逃欠費行為的演變過程，采取相應措施來不斷調適和修正其策略選擇，以實現企業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和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最優均衡狀態，促進社會保險征繳管理的有序運行。根據研究的需要，上述四組條件中的后兩組條件無法實現最優均衡狀態將不予考慮。在前兩組條件中，均有(1+α)R－C＞(1+β)Q－D，則β＜［(1+α)R－C+D－Q］/Q。這表明當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并給予職工少量經濟補償時，職工反哺企業的系數應盡可能的小，使得企業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所獲得的短期收益小于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所獲得的長期收益，倒逼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前兩組條件的區別表現為第二組條件下有兩個穩定均衡策略，要避免(消極抵制，消極響應)劣策略的發生，主要取決于R－C與Q－λC的大小關系。當λ－1＞(Q－R)/C時，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演化博弈存在唯一的優穩定均衡策略，避免了劣策略的形成。即當企業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的懲罰系數大于短期額外收益與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比例時，企業會選擇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由此，本文提出社會保險逃欠費的最優懲罰系數λ=(Q－R+C)/C+ε，其中ε為可調整參量且ε＞0，政府相關部門可以通過不同時期征繳率的變化情況調整ε值的大小來調適和修正企業的逃欠費行為。這種可調控的懲罰力度對逃欠費企業的震懾作用較大，能夠有效地遏制企業逃欠費沖動，引導企業在面臨嚴厲處罰情境下做出積極遵從制度要求的選擇。從圖3可以看出，當β減少、λ增加時，y*增加，鞍點(x*，y*)沿著L2線上升，D區的面積減少，逐步向穩定均衡點(1，1)靠近，最終形成企業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和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良性循環狀態。

三、結論與展望

1.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動態復制系統的穩定性僅與企業的決策有關。動態復制系統的穩定性由該系統的雅克比矩陣的局部穩定性決定，觀察表2可看出，局部均衡點的行列式值和跡的正負性與職工收益情況無關，而是取決于企業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比較。判別企業收益(1+α)R－C與(1－β)Q－D以及R－C與Q－λC這兩組關系的大小，可確定該復制動態系統局部均衡點的穩定性。

篇2

論文摘要社會變遷下的農村體育是個復雜而又龐大的系統，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發展存在著地區和文化上的巨大差異。社會的變遷是我國當前最為突出的社會現狀，從宏觀上影響著中國農村體育的發展。本研究將從社會變遷的角度對農村體育結構變化進行分析，通過梳理分析得出社會變遷對農村體育的主體、農村體育的基本單元、農村體育階層結構、農村體育文化以及農村體育組織形式及組織內容都存在著動態的影響作用。旨在為農村體育的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為農村體育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農村體育作為構建農村和諧社會中的一部分，是不能被忽視的。目前，我國社會發生出了巨大的變遷，這種社會變遷使農村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功能發生顯著變化，進而改變了農村體育的結構和功能。農民的流動必然會對農村體育發生作用，它既給農村體育發展帶來了發展的機遇，也給農村體育發展造成一定的沖擊。一方面，流動人口把城市文明、城市觀念和生活方式等傳播到農村，“使廣大的農村人口了解了城市文明，有利于改變鄉村的封閉意識，間接地起到了促進人口城市化進展的作用。”而這種觀念的變化也包括體育觀念的變化，通過外出務工人員將積極的體育健身觀念帶回農村，對農村體育是一個有力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這種社會遷移給農村體育的發展，帶來了新的考驗和挑戰。廣大農民年齡出現兩極化，新的社會結構下如何發展農村體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社會生產結構對農村體育主體在時間上的動態影響

社會生產結構的變化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漸發生變化，這些也是導致農村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隨著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農村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參與到城市建設中去。于是農村主要勞動力非農業化。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間，我國約有2億多農業勞動力（含常年外出打工人員）轉向非農產業，平均每年可達700-900萬。全國現有農村勞動力4.97億人，其中青壯年勞力大量流入城市，真正常年從事農業生產的大都是“386199部隊”（婦女兒童老人）。2004年國家統計局農村住戶抽樣調查顯示，農村從事農業的農民中有一半以上為女性，農業從業人員從年齡結構上看，有三分之二的人為36歲以上的，51歲以上的高年齡組人員也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大批青壯年進城務工成為農民工，從而使非農業生產成為農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但是外出務工存在收入上的很大風險，而且相對于城市中高額的生活費來說，他們在城務工的收入無法支持一個家庭在城市中生活，甚至無法支持個人長期生活在城市中。這就迫使農民以農村的耕地作為他們最后的生存保障，因而他們只能長期流動于城市和農村之間。

農民工的動態流動改變農村體育的結構，同時影響著農村體育的發展。

首先是流動性帶給農村體育的改變：農民工的長期流動性，使得農村體育非正式組織主體在時間上存在著動態的變化，農民工的流入和流出給農村帶來了城市中先進的體育活動組織形式、組織內容以及新的體育活動理念和活動意識。

其次是流動途徑的多元化對農村體育的影響：流動的范圍，流動的形勢都呈現出多元化。社會常見的稀少流動是升學或入伍，這樣的流動性比較固定。自從外出務工經商這種流動盛行以來，農民的流動因為地域、經濟條件、鄉土風情、以及所獲得的外出務工的信息不同而呈現出多元化流動狀態。劉奇先生將其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離土不離鄉”，農民在當地進廠務工；第二類是“離鄉不離土”，即農民到外地承包土地、發展多種經營；第三類是“離土又離鄉”，既包括進城從事二三產業，在城鎮或大中城市落戶定居，徹底脫離農業農村的人員，也包括長期工作、生活在外地，逢農忙、春節等時節才返鄉的農民工。大量農村勞動力在省際之間、城鄉之間流動就業成為農村社會流動的主要特征和一個長期的歷史現象。這樣復雜的流動現象使得農村體育的組織和運作上也要呈現動態變化。

二、社會變遷對農村體育基本單元影響

農村人口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人口紅利”期的結束。所謂“人口紅利”是指總人口結構“中間大、兩頭小”的狀態，如圖1所示。“人口紅利”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而且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帶來勞動力、儲蓄的增加等。事實證明，這種“人口紅利”社會現實促進了中國整個社會的各方面的發展和進步，中國農村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是，由于過去“剪刀差”式的政府政策長期實施，農業雖然發展了但是農民的收入水平卻沒得到相應的增長。農業生產的現代化致使農村出現大量的社會勞動力，工業城市中經濟因素等等吸引，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加上計劃生育的作用，致使農村農業從業人口減少。農村勞動力正從過去的“供過于求”逐步轉向“供不應求”。農業的從業人員在年齡和性別比特征上也將發生重大變化。與西方發達國家城市老齡化不同，因為社會變遷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農村的人口老齡化比城市嚴重。2006年2月份全國老齡辦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顯示，我國現有農村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總數的65.82%，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1.24個百分點，這種城鄉倒置的狀況將一直持續到2040年。由于農民工進城務工者大部分都是男性，大量農村青壯年女性留下照顧家庭和進行農業生產。因此，在農村農民工進城務工期間，農村體育的人口主要是小孩、老人以及部分青壯年女性。

農村家庭結構發生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在社會變遷的主流社會背景的影響下，農村家庭結構形式發生了變化。農村家庭規模小型化，規模較大家族式家庭已經幾乎消失，而小家庭逐漸成為主要的家庭結構。同時由于社會變遷，大批農民工的動態流動，致使農村家庭成員的動態性暫時缺失。由于外出務工人員是家庭中的青壯年，他們不僅承擔著家庭經濟收入的重大責任，他們還承擔著教育下一代、贍養老人的責任。而青壯年外出務工使得無法承擔的一些家庭功能不得不轉向社會，尋求幫助。農村體育作為農村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其教育功能、文化娛樂功能等能夠對農村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環境起到補償作用。農村體育的多重功能在農村的不同發展期具有不同作用，因此，在農民工返鄉和外出務工的不同時期，應該根據農村社會生活的需要，開展內容不同的活動和組織形式多樣的農村體育活動，是老人和小孩以及婦女在家庭成員暫時缺失的時候在精神上得到慰藉，從而滿足他們精神上的需求。這樣的社會需求、以及家庭承載功能的動態變化，必將導致農村體育在組織內容、組織形式上產生動態的變化。

三、社會變遷對農村體育階層結構的影響

社會變遷的背景下，農村體育主體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頻繁的流動可能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因素，但是從整個社會的長遠發展來看是一種進步。對這種川流不斷，人員往返頻繁的農村社會，在這樣動態的農村社會中的農村體育自然也是一種動態發展過程。

農村階層分化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進行的，由于農民知識水平相對比較低，加上農村經濟相對落后以及原來政策上的傾斜，農民的階層分化一直是在不穩定的演進，農民所獲得的社會角色在空間和時間上存在著動態變遷性。同時農民的各個階層同土地存在著難以隔離的關系，兼業農民還以土地作為他們生活中危機的規避處，因此大多數農民具有多重角色，他們具有農民和城市從業者雙重身份。迄今為止，農民工的社會角色遠未達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還帶著鮮明的過渡性。這種不穩定不但與外界環境有關，同時與他們的自身素質、原有的知識水平以及自身的學習能力有很大關系。

農民工角色和身份的不斷變化對他們自身來說，是一種不穩定的進步過程。正因為他們角色和身份在時間上存在著動態的變化，他們的每次返鄉才能給農村社會帶來新鮮的血液。同樣這部分農民工在城市中對城市體育的體驗，以及獲得的體育健身和健康觀念，對農村體育系統是一種負熵流的注入，只要合理利用，必將推動農村體育的發展。應該注意的是，農民傳播知識的意識是非常薄弱的，要想讓他們的所見、所聞、所學傳授給留守農民，并且帶動農村體育的發展、促進農村體育文化氛圍的形成，還需要政策的指引。

四、社會變遷對農村體育文化的影響

上面調查顯示，社會變遷背景下，農民工在流動過程中體育健身觀念出現很大變化，通過上表的比較可知，他們對自己的健康的密切關系的認同度（57.89%）要大大超過非流動的農村人口（7.55%）。其實，一方面是認識的誤區，但是另一方面，還是經濟的原因。現在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在農村尤為突出。農村人口勞動強度大，收入低，可自由支配的資金有限，是農村健身觀念無法科學化的主要問題。而在流動人口中間，他們健身觀念樸素實在，但他們首先認識到了健身的重要作用。首先這與他們的經濟情況有所改善，是絕對分不開的。另外，在城市耳濡目染，看到城市的體育鍛煉如火如荼開展，以及職能部門對健身作用的積極宣傳。同時，城市的健身場地和條件較好，尤其是隨著群眾體育活動的開展，讓體育健身成為低消費和零消費的活動，也讓流動到城市的農民中那些想進行體育健身的群眾的積極性大大增強了。

健身觀念的改變僅僅是農村體育文化的一部分，這部分流動人口在城市中所學到的城市體育的組織方式、組織內容、活動形式，以及與城市與其他文化的融合、與經濟發展的協調發展形勢，也將會是農村體育發展的有效途徑，流動人口可以借助“走出來”、“帶回去”的方式，促進農村體育的發展。流動人口把城市體育文化帶回農村，但不等于農村體育就一定能夠得到“甘泉”的滋潤，它需要有促進因素，那就是政府的宏觀因素、中觀因素、微觀因素，且“制度”、“社會文化環境”、“流動人口”分別構成宏觀、中觀、微觀等影響因子的核心。

五、社會變遷對農村體育組織形式及組織內容的動態影響

社會變遷背景下，社會階層正在進一步分化出不同的農村社會角色類型，農村體育文化也在宏觀、中觀、微觀三種因素的影響下發生著變化，農村體育主體也存在著時間和空間上的動態變化，在諸多動態變化因素的影響下，農村社會體育的組織形式與內容也在悄然發生著改變。

農村體育的組織形式、組織內容是受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政府政策、風土民俗、以及農村體育主體需求和組織者的組織水平所決定的。

首先，社會變遷背景下，農民收入相對增加農村生活水平提高這是基礎性的改變，同時由于外出務工人員所帶來的城市中的體育健身觀念和健康意識影響到民俗的改變，他們從城市中所學到現代化的體育組織形式、體育活動內容豐富了農村體育。

其次，農村人口中農民工這一流動因素使得農村體育存在著組織上的動態性，因為農民工多數為農村的青壯年，他們不但是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同時也是農村體育活動的主體成員，因為他們相對于其他群體來說更有知識、更有成熟的思想且更具有影響力。

然而，當青壯年農民工進城務工以后，剩下的是老人小孩還有部分婦女則成為農村活動的主體，他們的活動內容強度較小、更具娛樂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工的每次返鄉都會農村體育注入新鮮血液。因此，在他們返城后，雖然農村體育的主體仍然是老人小孩和部分婦女，受農民工的影響，他們的活動內容、組織形式以及組織者組織能力也會增強。所以，農村體育的組織內容、組織形式存在著動態性的變化。

現階段中國社會的變遷引起了農村社會的結構和功能的巨大變化，這些變化主要表現在大量的農民工在城鄉之間流動就業，“半耕半農”型的農村經濟形態在整個中國的大部分農村中成為主流，傳統的“農耕社會”正在向“農工社會”演進，中國農村正發生著深刻的結構性變化，由于農村社會生產結構、社會基本單元、社會階層結構、社會組織機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農村體育的主體在時間上發生著動態變化，相應農村體育基本單元、農村體育階層以及農村體育文化也正發生著動態的變化。

篇3

【關鍵詞】

媒介；工具；功能；受眾；社會變遷

一般來說，我們現有的對媒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媒介的內容、媒介的功能和作用等方面，媒介的本質這一原本很確定的問題卻越來越受到質疑。經歷了幾個歷史發展階段的媒介，現在已經填滿了人們的現實生活，那究竟媒介的本質有沒有發生改變？

一、媒介

“媒介”的本義是指使事物之間發生關系的工具。在麥克盧漢的筆下，“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萬物。而大眾傳播媒介是指在信息傳播過程中處于職業傳播者和大眾之間的媒介體。指復制、傳遞信息的機械和傳播組織及其出版物和其他內容。由于大眾傳播媒介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媒介就成了大眾傳播媒介的代名詞。[1]

不論是原來廣義的媒介，還是我們今天用來特指大眾傳播媒介的這個特殊意義的媒介，他們的本義都是使事物發生關系的“工具”。而媒介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揮出不盡相同的作用，只是由于其本身的多樣性導致了其功能的多樣性，這其中并不存在“媒介作為一種工具”這一本質上的改變。

從最初的口語傳播開始，我們經歷了文字、印刷、電子等不同的媒介發展歷史，從它們的誕生來看，它們都只是被人們發明用來實現某種特定用途的技術，而當它們被用來實現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溝通的時候，它們也就屬于了傳播技術。對于人類的整個社會生活發展過程來講，它們都是人類眾多工具中間的一種。如1993年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欄目開播，這些新聞類節目的走紅表征著我國新聞媒介第一次以“新聞”作為自己的“第一賣點”。在此之前，我國大眾媒介尤其是電視媒介主要是宣傳教化的工具、文化傳承的工具以及娛樂消遣的工具；而從這時起，新聞的“社會守望”功能第一次被實際地上升為大眾傳播媒介的首要功能。在我看來，這時的媒介也不過是作為一種社會守望的工具而得以存在并發揮作用的。后來隨著這些媒介技術被越來越少的人所掌握，這種原本平等的傳播活動就變得不平等了。

正如鄭美娟在其《從工具到公器――媒介的社會角色定位研究》一文中所說：“媒介被某個掌控勢力所俘獲，作為其宣講利益的工具，并服務于該階級。媒介沒有自己的思想主張，沒有觀點，不過是統治階級的傳聲筒。”[2]而現代社會，媒介逐漸走向一個開放、自由的空間。在這樣一個空間內，媒介是信息的傳輸站，是為公眾所有的共享平臺。有人提出，媒介在被公眾所有以后，就應當從“工具”的角色演變為“社會公器”。但在我看來，公器也是工具的一種，差別只在于，這一工具被誰掌握、受誰控制而已，其工具的本質并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

綜上所述，媒介是作為一種工具而產生的，不論媒介在現在或是將來會對整個社會及人類發展起到何種功能與作用，它的本質仍然是工具而已。

二、媒介與社會變遷

有關大眾媒介是否影響社會變遷以及如何影響社會變遷，一直是傳播學產生以來研究的重點。在這里我們將社會變遷概括為“社會中人們生活方式、行為、及文化和價值體系的變化”[3]等多個方面。而要知道媒介是否會影響社會變遷及如何影響社會變遷，我們就可以分別從這幾個方面進行考察和論證。

無論是主動地選擇還是被動地接受，現代人已經無法置身于媒體設置的有形和無形的網絡之外。 媒介對受眾的影響首先體現于媒介對人們認知的影響。現代社會，媒介充斥著人們生活的每個角落，我們獲取信息的渠道五花八門，但這些渠道無一例外都屬于媒介的一種而已。這些媒介及其所傳遞的信息，構成了我們頭腦中對整個社會的認知，正如議程設置理論中所講，媒介通過其自身的信息選擇和側重，影響著人們對周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

同時，在現代社會，新技術、新媒介層出不窮，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大眾對整個社會的認知狀況。著名的知溝理論認為，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的高低影響著人們對新技術的接觸程度的多少。因此，新技術的不斷發展與應用會加大社會中人們的認知水平之間的差距，而且這種狀況會隨著技術的不斷向前發展而逐漸嚴重。

由此可知，媒介對受眾的認知方面的影響不可小覷。而與此同時，也必須指出媒介對受眾的行為有一種先行示范的功能。

因為，新技術的產生，同樣會改變我們對其的利用方式。例如，隨著網絡的進一步發展和新媒體形式的層出不窮，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廣泛，這也逐漸改變著人們的信息接受方式，改變著我們常規的閱讀方式、交流方式，甚至也改變了某些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當然，互聯網的影響遠遠不止這些，就像章輝美教授所指出的那樣：“互聯網正在催生著新的社會形態。”[4]

受眾是媒介及其內容的直接接收者，媒介通過不斷地信息，逐漸地改變了人們的認知，接著又潛移默化的指導了人們的行動。這種微觀的影響是長期的、不斷進行的。最終，媒介通過影響所有受眾的所有方面，而達到一種影響整個社會的宏觀作用。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媒介是通過受眾來影響社會變遷的。

另外，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媒介對社會發展與變遷的影響則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媒介對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從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來看，媒介的形態與社會形態和社會發展水平是相適應的。最初的口頭傳播時代，相對應的是相對落后、封閉的政體和相對保守的社會心理，而與如今的網絡媒介相對應的則是，一個開放的、平等的社會和普遍參與、自由表達的社會心理。因此我們說，媒介的不斷演進，尤其是媒介的逐漸開放，使整個社會逐漸向現代的、以人為中心的的模式發展。

其次，媒介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大眾文化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和媒介的普及而產生的，同時，媒介既有文化產業功能，又有輿論宣傳和引導的功能，其文化產業的功能直接推動著大眾文化向前發展。還有人指出，媒介能超越社會文化。文字這種媒介的出現，就超越了當時的面對面的、當場傳播的文化；隨后，廣播、電影、電視媒介的出現，則慢慢將文化由精英型演變為大眾型。

另外我們還知道，媒介只是整個社會系統中的其中一小部分，而社會系統中的各個子系統之間也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從而共同影響社會的發展。比如，媒介系統和社會文化系統，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傳達者和承載者，后者也常常會從觀念、內容等層面影響與制約前者。然后，雙方一起影響社會的發展。[5]

從結構功能論看，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一個部分的變化會引發整體的暫時失衡。所以媒介作為社會機體中最活躍的一部分，通過重復而有序的持續性信息交流和溝通，來凝集社會各種力量成一個整體，從而才能實現整個社會的平衡平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媒介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單向的。這二者之間是一個互動的、相互影響的關系。社會不斷發展與進步，就會給技術提出新的要求，就會要求淘汰舊技術、發明新技術，這一過程是不可避免的。相應地，傳播媒介就在當代社會技術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推陳出新，不斷創造出新的媒介形式。這就體現出一種社會推動媒介發展的歷史軌跡。當然，媒介的原有形式由于新技術的應用而一次次被打破，這就使得媒介形式越來越多，媒介分工也越來越細，對社會的滲透和影響也就隨之越來越深，從而也就產生了對社會變遷的新的更深入的影響。

【注釋】

[1]蔣原倫，張檸.媒介批評（第一輯）.廣西師范大學，2005.1.1.5.

[2]申凡.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人民出版社，2008.12.1.

[3]鄭美娟.從工具到公器――媒介的社會角色定位研究.東南傳播，2010.11.

[4]陳世敏.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轉引自：申凡等著.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人民出版社，2008.12.1.

[5]章輝美.傳媒與社會變遷.漢江論壇，2004.3.

【參考文獻】

篇4

一、社會變遷對民俗的不利之處

（一）推進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拋棄舊的生活方式會毀掉原有手工藝傳承土壤

文化傳承人更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如何能夠“更舒適”，而不是能夠“更有意義”，他們的文化就是現實生活本身。［1］例如某地域村民習慣在自家四合院里的“飯屋”支“鏊①灶”，攤做煎餅吃的飲食習慣。如果因“舊房改制和異地搬遷”要求搬住進五層樓房，無形之中在毀滅“某煎餅”這種傳統飲食制作和生存的土壤。當地煎餅已被申報為“非遺”保護對象。一種文化是否為民眾認可，不在于這種文化是傳統的抑或現代的，而在于它是否為民眾的生活帶來實際的利益。［1］村民不知自己就是“某煎餅”生產制作的非物質文化傳承人，不自覺地固守著傳統居住和生活習慣間接保護了該“非遺”存活根基，習慣傳統四合院居住格局。

（二）集約化生產方式也在消解和弱化地方感

新農村住房改造項目是好的，但是無形中也在使鄉村住房格局和樣式單一，有同化的趨向。鄉村旅游，要突出地方特色，才具有吸引力，而現在做的統一規劃，統一設計，統一建造，統一搬遷入住新房，這種推進新農村住房改造的方式是有問題的。不否認近年來很多農民在城市里買了新房子，戶口卻在原籍還占有著耕地。國家可以通過新農村建設對這樣的農民順水推舟讓其成為工人。但是中國的工業是否能夠吸收足夠的國人就業，并從農村解放出大批的勞動力，從而在農業領域實現區域化、集約化、機器化的生產作業還是需要慢慢的過渡。傳統的小農經濟經營方式已經存在這么長的歷史，自然有存在合理性，而美式現代化農場作業也并不全然被證明完全更適合中國社會的發展。

（三）現代的學校教育，剝奪了傳統社會自上而下濡化和涵化下一代人的場域，無形中切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途徑

現代的孩子，適齡就被送進了學校。從前那種在十二、三歲逼著自己的女兒學“攤煎餅”的風俗習慣，早就蕩然無存。因為孩子上學，母親的手藝沒了傳承的對象。伴隨社會的變遷，曾經用會不會做煎餅評價新媳婦的觀念變得開放，很少人在乎或者知道保護及傳承“煎餅”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手藝了。現在我們正處在遺棄傳統手藝，又無意識去保護傳統手藝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渡階段。除了在保護宣傳上做得不夠，我們自身的素質還有待更大的提高。

（四）信息化對文物古跡和民風民俗的摧殘

正統與異端在地方社會場域中對峙。村民原本想借神廟神仙體系模仿國家官僚系統建構，表達對艱辛生活遇到不確定性給以心理安慰和精神超脫。村民既想依靠權力政治來消解民間信仰的不確定性，亦想尋求民間信仰來表達對權力政治的批評和超越。廟只是民間信仰觀念化物質載體，形式沒有了，并不代表信仰的消失。信仰觀念本就是無形自在的存在，除非中國的農民全消失了。

某通信集團公司是國有控股企業。其為了節省架設高塔的資金，選擇天然山丘做制高點，霸占、拆毀了擁有著幾百年歷史×山神廟。當地村民緣于免輻射的考慮，也因此很少登山頂在去拜祭×山神廟。重陽節登高習俗也銷聲匿跡。這種話語霸權，強權讓老百姓無言訴苦，老百姓只能說廟毀了，風水被帶走了。“官大一級壓死人”和“有錢能使鬼推磨”正在現在傳統鄉村上演。人都說沒文化真可怕，掌權者利欲熏心，明知會得罪百姓而為之，目光短淺，缺乏做人基本的良知，無視百姓宗教情感和利益。

二、對民俗保護兩點建議

（一）全球化與地方知識、利益的調適需要時間

就像商品市場一樣，“全球化”的實際結果是出現了一種標準化的趨勢。［2］美國的“麥當勞”、“肯德基”、“迪士尼”正在全球遍地開花。中國也在上演著復制方特歡樂世界、劉老根大舞臺等科技和文化產業。雖然中國引進“麥當勞”“肯德基”牌子是美國的，但“中國的麥當勞”風味已經是本地化了，即融合了地方元素在里面。這是地方文化與全球化的調適的結果。但是，不是所有非物質文化遺產都能轉化成旅游商品，并且能突破地域的束縛，自力更生。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事項一旦脫離了原生的情景，便失去了詼諧、幽默的韻味，這方面多在語言類民間文學、民間曲藝等方面特別突出。有些地方小戲本就是特定場域里藝術奇葩，轉化成普通話表達，會失掉地方特色。將其進一步轉化成文化產品、旅游文學作品出售需要一個過程。對藝人創新能力也是一個挑戰。因此，需要聯合民間藝人與學術專家共同探討并可以借助當下娛樂時尚符號創新，可保有原始特色和時尚兩種。

（二）質疑保護“非遺”是國家和政府不自信的保守保護政策

被評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俗事項，被特意的保護起來，為的是讓其存活下去，但是目的雖好，可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真正生命力在民間的草根階層。無論是國家還是非政府組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體保護只是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它生存的地域空間在現代化工業社會漸漸消失。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否是一種不得已權宜之計，因為現代化的步伐之快，讓人只能被牽著鼻子走，等變主動時，或許已經來不及了，這樣案例不勝枚舉。鑒于此，除重點保護傳承人外，還得成片區域劃定保護范圍，并且伴隨著現代化步伐對非遺認定基礎上創新、重構，借助旅游、文化創意產業宣傳非遺保護非常必要。

三、結語

本篇論文以社會變遷對民俗四大不利影響為敘事為主，在此基礎之上，以懷疑的口吻簡要提了兩點建議。主要是從“非遺”保護政策保護范圍和主體局限性，以及有些民間文學從地方走向全國范圍過程可能失去“地方性”本色。兩方面從政府層面對于傳承人施壓，及傳承人自身生計和傳承手藝創新方面都有待質的提高。

注解：

① 鏊，讀ào，［字義］：一種鐵制的烙餅的炊具，平面圓形，中間稍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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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上世90年代伊始，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方向發生了區域轉向，社會史研究不再局限于與國族史邊界相同的空間范圍，華北、江南、長江中下游等地理單位成為研究者擇取的空間單位，不少研究在空間選取上出現越來越小的趨勢。[1]區域選擇的縮小，使研究者更專注于某一問題的研究，因此，作為社會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區域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社會意義和現實意義。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廣大歷史學者號召“把歷史內容還給歷史”[2]口號的提出，區域史越來越多的受到關注，學界的研究視角也逐漸轉移到下層民眾的生活。在整個學界注重區域史研究的氛圍下，產生了一批厚重的學術著作和論文。如以“華南學派”為代表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以科大衛、陳春生、鄭振滿、劉志偉等為代表，包括陳春聲與鄭振滿合寫的《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鄭振滿的《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臺傳統社會》，劉志偉的《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戶籍賦稅制度的研究》及其與陳春聲合編的《經營文化：中國社會單元的管理與運作》，趙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國現代民俗學思想的早期發展，1918-1937》、《日常與狂歡：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18世紀廣東米價分析》等等。從研究內容來看，學界的關注較多的是下層社會的經濟結構、文化動態、社會習俗和民間信仰等方面的內容。

中國社會學的開山之作――先生的《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下文簡稱《江村經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3月第1版）是研究區域社會的專著。全書以中國人傳統的生活為背景，以中國南方的一個小村莊為對象，就該地區的經濟體系和社會生活結構作了詳細的考察和細致的分析。

二、主要研究議題

《江村經濟》共有十六個章節。首先，作者在第一章引言部分交待了本書的研究對象――開玄弓村，并交待了該村的地理狀況、經濟背景、村莊居民及選擇這個調查區域的理由。作者所選擇的調查地點叫開弦弓村，坐落于太湖東南岸，位于長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約八十英里的地方，其地理區域屬于長江三角洲。這里的人們是以農業為主的，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種植水稻。人們還種植麥子、油菜籽及各種蔬菜，江河里還有魚、蝦、蟹及各種水生物，也都是當地的糧食。此外，桑樹還在人們的經濟生活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們靠它來發展蠶絲業。研究范圍――中國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系，并指出，本書旨在說明一定經濟體系與特定地理環境的關系，以及與這個社區的社會結構的關系。同時作者說明了采取這種小范圍調查的用意，是對當前中國經濟問題宏觀研究的一種必要的補充。筆者認為這樣的研究立意非常合理，可以使讀者立足于實際的地點，把問題意識代入實際的問題中，加強讀者對問題的理解與探討。

全書的主體部分為第二章到十六章，探討了該村莊的經濟發展問題與社會生活的結構。作者在書中的前六章，主要論述了開弦弓村的地理環境和社會背景。作者從選擇開玄弓村的理由開始，對開玄弓村的地理狀況及經濟背景作了詳細介紹。其次，作者從家庭關系、親屬關系、財產關系及村莊的鄰里關系開始，對該村的居民生活狀況進行了細致的論述。從第七章到第十六主要是探討開弦弓村人的經濟生活。作者從生活中最基本的消費開始，從住房、運輸、衣著、營養、娛樂、禮儀開支等方面對該村居民的正常生活運作進行估算。其次，作者對該村居民的職業，包括農業、專門職業、蠶絲業、漁業等進行了詳細介紹，探討該村居民的收入來源及經濟結構和發展狀況。最后，從貿易和資金的角度來看中國農民是如何在農業之外進行商業運作。作者通過上述的探討，試圖勾勒出中國農村經濟生活的變遷過程。

三、歷史研究的一些方法

通讀全書，筆者認為該書的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視角獨特，以小見大。本書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個地方是作者從一個小型的地區著手，以小見大。通過研究中國南方的一個小村莊――開弦弓村農民的生活、消費、生產、分配以及交易，來探討中國基層社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從而反映了中國農村的基本情況。從這一點上來說，個人覺得作者的切入點非常巧妙，這給我們很大的啟示。出于實際的考慮，作者把自己的調查限制在一個小的社會單位內來進行。一方面，調查者必須容易接近被調查者以便能夠親自進行密切的觀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會單位也不宜太大或太小，它應能提供人們社會生活的較完整的切片。村莊是一個由各種形式的社會活動組成的群體，具有特定的名稱，而且是一個為人們所公認的事實上的社會單位。因此，把村莊作為一個研究單位最為合適。

2、研究方法新穎。作者一改傳統的搜集書本史料進行研究的方法，將自己置身于實地，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搜集第一手資料。這將社會史研究的“田野調查法”發揮得淋漓盡致。同時也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做學問的方法，就是要深入實地，盡可能的回歸歷史現場，盡可能的獲得第一手資料，簡而言之就是要進行田野調查。此外，作者在界定調查區域的時候，很好的運用了“微型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給我們今后的學習和研究提供了可借鑒之處。

3、資料詳實可靠，考證精良。作者是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獲得第一手資料，通過對這些資料和數據的分析，寫成這本書。這使得本書得出的結論十分可靠。此外，作者在1936年第一次訪問開弦弓村之后，又分別在1957年和1980年再次訪問碼了開弦弓村，并且把這后兩次與第一次進行了對比。這就說明了，研究結論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要求我們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要在歷史的發展之中尋找問題和尋找發現。同時也表明了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對已有結論反復驗證，精于考證。

總而言之，《江村經濟》是一部優秀的學術著作，也是作者長期學術積累的成果，對讀者了解中國農村的發展脈胳以及社會史區域研究具有相當的啟發。書中所采用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該書是社會史研究領域值得關注的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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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亞G家庭的出現看貴族社會的變遷

次仁央宗在2007 年《中國藏學》第二期上發表有關社會變遷的論文。文章認為藏傳佛教活佛轉世觀念的產生，為后來達賴喇嘛和他所屬的“亞G家庭”的產生，提供了堅實信仰基礎。“亞G家庭”的出現，給近代貴族社會帶來了變動，這種變動正是為貴族社會漸進多元變遷提供了模式。隨著歷代達賴喇嘛的圓寂、轉世靈童的確認，新舊亞G家庭也在更替。新的亞G家庭一旦被確立，就面臨著適應、發展和鞏固。原本不是貴族的亞G家庭首先要學會適應貴族社會的潛在規則；學會利用機會，發展家庭利益；學會表現自己。只有這樣，才能立足于貴族社會。文章指出格魯派在近代歷史范圍內建立了達賴喇嘛轉世系統的政教權威，達賴喇嘛亞G家庭的出現為貴族社會增加了一個新的家族等級。而每一個新的亞G家庭產生，地方政府都要撥付大量的莊園和農奴，造成巨大的經濟壓力，在某種程度上削弱地方政府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使得地方政府開始無法避免地走向衰落。與此同時，圍繞地方政府周圍的貴族階級也隨之走向落敗。這不僅是亞G家庭的社會變化，也是整個貴族的社會變遷。

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前宗派時期之比較

班班多杰在2007 年第二期的《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上。認為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雖然都源于印度，但在傳播、發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特點，這是文化傳播的結果。作者認為在漢、藏兩地學人高度理性自覺和主流話語的引領下，佛教被傳播播到中原和吐蕃，且在傳播過程中，通過本土的體制、思想、文化的過濾、透析，為佛教的本土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礎。當然，其方式、途徑因不同地區條件的差別而不盡相同。問題的焦點是，不同地區按照固有的基礎、體制、語境和現實的需要理解、傳播佛教，抑或照搬照抄、照本宣科印度佛教的文本、義理，其結果并不相同。前者昌，后者亡，這已為歷史所證實。并且證明了人類社會中一種文化被傳播到另外一種新的環境后，會發生演變。

《四部醫典》中的心理治療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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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Oeffentlichkeit），懸即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一場關于"公"和"私"的大討論，在漢語世界也反響熱烈。不過，這種舶來的"公"和"私"概念可不是我們傳統的思想范疇所能比擬和對付得了的，因為它們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的思想史范圍，而成為一個集思想內涵、社會意義和政治功效于一體的綜合性概念，僅僅從某個角度根本不足以把它們闡釋清楚。

該書的中文譯本已經由學林出版社推出，我在這里不想鸚鵡學舌一般地簡單復述其內容，也不想越廚代庖，強為讀解文本，相信每個人讀完會有自己的理解。故此，我只想就書里書外所引起的一些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該書的問題意識和問題范圍，可以說，這也是該書的一個元問題。眼下，國內外有一股熱潮，傾向于把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公共性"范疇僅僅局限于政治層面，或者單純追溯其"政治公共領域"的歷史起源（一直上溯到古希臘），或者僅僅關注其當代政治效果（用以解釋東歐的所謂"糾補革命"和拉丁美洲的政治變遷）。"公共領域"/"公共性"作為一個綜合范疇，被單一化為政治范疇；"公共領域"/"公共性"范疇所開出的一系列現代性問題被還原成政治問題。這樣做，恐怕不合哈貝馬斯一貫的交往理性批判思路。按照哈貝馬斯的原旨，"公共領域"/"公共性"問題首先是一個社會思想史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由此引發出來的不光有現代政治運動，更多的還是現代社會動員、現代社會變遷以及意識形態轉型等方方面面的問題。

這一點，在該書的基本結構上反映得一目了然。我們可以看到，哈貝馬斯在明確了"公共領域"/"公共性"范疇的歷史起源之后，分別沿著社會結構、政治功能以及意識形態等路線對"公共領域"/"公共性"的現代轉型線索逐一加以追問，問題之清楚，思路之明晰，結構之嚴謹，邏輯之森嚴，引證之廣博，真是嘆為觀止；更何況，哈貝馬斯當年才剛剛出道，初試身手，即大露鋒芒，難怪日后十分了得。

在為新版所撰寫的序言中，哈貝馬斯反復強調該書對于其整個理論體系和思想進路的基礎意義和規范作用。我們都知道，在當代思想語境中，哈貝馬斯的理論首先或主要是一種現代性話語，是一種試圖從社會和思想兩個層面上澄清現代現象和現代本質的學說。如果說《交往行為理論》還其整個現代性理論的導論的話，那么，《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則是其一份提綱。提要性而非體系性，是該書的一個基本特征，也是該書比較難懂的一個根本原因。

其次是思想背景問題。眾所周知，哈貝馬斯的思想背景極其復雜，加之他主張跨學科研究，給閱讀、理解、翻譯和解釋他的著作帶來極大的困難。但是，我們應當認識到，哈貝馬斯在寫作該書時的身份還比較簡單，說白了，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個"小學徒"。雖然他當時已經發現批判理論從規范到方法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他對批判理論的基本精神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也是堅決捍衛的。因此，就《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而言，哈貝馬斯的思想背景遠不及后來的《交往行為理論》那么復雜，也沒有《后形而上學思想》（Nachmetphysisches

Denken）那么凌亂，更沒有《事實與價值》（Faktizitaet

und 轉貼于

Geltung）那么模糊，而是相當的單純，基本上還是以（當然是經過其導師阿道爾諾和霍克海默加工后的批判）為主。他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區分、對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明確以及對政黨意識與民眾意愿的分析，都具有濃厚的色彩。把這個時期哈貝馬斯思想中的色彩淡化掉或抹殺掉，顯然是不負責任的，也是讓人無法接受的。

如果說哈貝馬斯當時對的理解有什么不足的話，那就是方法論上的規范化和抽象化。方法論的突出之處表現為"社會批判"（外在批判）與"意識形態批判"（內在批判）的緊密結合。在該書中，哈貝馬斯對的意識形態批判方法掌握得可以說是爐火純青。一方面，他從資本主義歷史進程當中抽取出一種理想型的"公共領域"/"公共性"，另一方面又把這個理想范疇當作規范，對社會福利國家中的公共生活方式加以批判。他比較強調"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因素，這就導致他對其實踐因素的忽視或輕視，也就是說，"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烏托邦內涵被他放到了一邊。因此，哈貝馬斯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概念具有非常強烈的非歷史和理想化特征，因而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最終只能限于規范層面，而未能達到預期的歷史高度和社會深度。其實，綜觀哈貝馬斯的整個理論體系和思想進程，這種非歷史和理想化的特征一直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現。這或許也是人們寧愿叫他"當代的黑格爾"，而不太情愿稱他"當代的馬克思"的原因所在。

不過，哈貝馬斯在方法論的"失足"，卻為我們批判和運用他的理論留下了余地和提供了方便。當代中國處于急劇轉型過程當中，現代性的沖動一波強似一波，政治變革、社會變遷、文化認同的危機以及個體信念的矛盾，都是我們始料未及的，也是我們的傳統理論資源所難以解釋和解決的。在這種情況下，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公共性"規范批判為我們從事當代中國的社會批判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當然，這決不意味著我們要唯他是從，而是說他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技巧值得我們借鑒和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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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戶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細胞，既是生活消費及社區活動主體，也是重要的生產經營主體。黨的以來，農村改革強化了農戶的地位與作用。在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時期，億萬農戶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視。要引導和促進農戶分化與變遷，使農村從以傳統農戶為主體的社會結構演變為以現代農戶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不斷加快農業和農村現代化進程。

一、傳統農戶的家庭周期運動規律

歷史上，傳統農戶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他們的生活和生產經營活動，維持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生計狀況。大多數農戶的社會交往范圍僅限于居住地附近的幾個村莊，耕地、牲畜、勞作始終是農戶生活的主要內容，以小農為主體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難以破除周而復始的凝滯化狀態。

1.家庭、人口和生活。農戶家庭趨于小型化，在典型的核心家庭中，中青年夫婦作為家里的主要勞動力，承擔贍養老人及養育子女的社會責任。家庭勞動力數量、學齡人口、有無病人等人口狀況，很大程度上決定農戶的生計狀況。從一對年輕夫婦在父母操持下，建筑新房和組建新的家庭開始，農戶的家庭周期運動就呈現與上一代大致相同的軌跡。他們承襲了雙方父母的社會關系網絡，以及生兒育女的家庭理念，在農村社區生活中支撐著門戶。

2.耕地、種植和養殖。對于傳統農戶，耕地是最重要生產資料，種植和養殖是最主要生產活動。由于人口不斷增長，農戶很少有擴大土地生產經營規模的可能性。在小塊耕地上，提高生產收入的傳統途徑是精耕細作，進行勞動密集型生產經營。傳統農戶很少有能力引進新型種、養機械設備與技術。個別農戶調整擴大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或發展養殖業，使家庭生計狀況有所改善。

3.集市、集會和教育。在農村經濟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市場活動是定期的村鎮集市貿易，廣大農民或買或賣，作為自然經濟的補充，作為維系傳統農戶家庭周期的必要條件。在農村傳統節日、婚喪嫁娶、迎來送往等集會性社區活動中，農戶努力鞏固家庭現有的社會地位。大多數傳統農戶在有限條件下重視對子女的教育，期盼下一代生活有新的轉機。

二、農村社會變遷中農戶分化的均衡條件

隨著農村改革不斷深化，勞動力、資金、技術、土地等生產要素流動或流轉現象日益普遍，對傳統農戶家庭周期形成沖擊，加快了農戶分化與變遷進程。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農戶中不斷孕育產生新型農民，有的農戶經營工副業企業，逐步脫離了土地生產經營；有的農戶在土地流轉中擴大經營規模，成為商品農業大戶，等等。這些都為農業和農村發展帶來新的希望。

農戶分化的根源，在于逐步健全的市場機制促使傳統農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背離了原有的家庭周期運動規律。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農民子女，特別是文化素質較高的青年群體更熱衷于選擇非農就業，不再“子承父業”、沿襲父母的務農生活。這使有的地區農業生產加劇老齡化、兼業化。

另一方面，一些農戶熱愛務農，但不滿足于傳統的經營規模、生產技術和農業效益，積極探索走一條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的優質高效農業的路子。但是，他們經常面臨土地、資金、技術等瓶頸問題，真正靠務農實現富裕還急需扶持。要積極促進農戶分化，推進整個農村社會變遷，必須創造有利于農戶社會分化的均衡條件。

1.農業勞動力轉移與農業勞動力培養的均衡。當前，我國農業勞動力加快轉移，這是打破傳統小農生產經營格局的必要條件。但是，農業勞動力轉移過程也是農戶家庭中相對較高素質的勞動力流失過程，可能導致農業高素質勞動力供求失衡，影響農業生產及農產品供給。因此，在農戶分化進程中，要同時加強農業勞動力培養，使農戶留在農業的勞動力進一步提高素質，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產出能力，使真正務農的農戶成為發展現代農業的生力軍。

2.土地家庭承包經營與適度規模經營的均衡。我國農村普遍實行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在調動農戶積極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家庭承包土地面積較小，地塊比較分散，很難作為農戶增收的主要來源。因此，要在穩定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特別是，切實保障小農戶的生產與生計的基礎上，積極引導那些已經實現非農化生產經營的農戶，與本地具有務農積極性的農戶之間依法進行土地承包經營使用權流轉，逐步探索發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

3.農村資金技術需求與資金技術供給的均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與技術等要素傾向于從農業流向收益更高的非農產業，從農村流向更具有投資潛力和創新環境的城鎮。這將加重農戶生產經營困難。要切實加強宏觀調控，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發展的資金、技術等支持，從要素供給方面著力促進傳統農戶分化與變遷，為更多農戶邁向現代生產經營創造必要的均衡條件。

三、從城鄉聯系角度培育現代農戶的思路

農戶社會分化的動力機制和均衡條件，既源自于農村社區內部，也來自于城鎮和工業部門。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要不斷落實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方略，落實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重要方針。以下，著重從城鄉聯系的視角，對積極扶持和培育現代農戶的思路進行分析。

1.城鄉人口流動與現代農戶成長。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主要得益于逐步擴大的城鎮和工業勞動力需求。要建立健全城鄉勞動力市場，進一步促進農業人口向城鎮轉移，使之成為農戶分化的重要推動力量。同時，積極引導一部分農民工返鄉創業，影響和帶動更多農戶主動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學習和掌握現代生產經營管理知識，在創業過程中轉化為現代農戶。有條件的農村，也可以吸納城鎮熟練工人和技術人員就業，改善農村人力和人才隊伍結構。

2.城鄉道路交通與現代農戶成長。傳統農戶經濟社會活動范圍較小，農民往往安土重遷，老守田園。這與長期以來城鄉道路建設落后，交通聯系不便有直接關系。要加快城鄉道路交通網建設，密切城鄉經濟社會聯系，使農民企業家和農民經紀人等更加便捷地來往于城鄉之間，進一步激發農村市場經濟活力。隨著城鄉交通狀況改善，城鄉農副產品市場也將逐步擴大，有利于廣大農戶發揮資源優勢，發展特色農業、定單農業，增強競爭力。

3.資金技術聯系與現代農戶成長。在現代社會經濟發展中，農戶是自主經營的市場主體，也是自負盈虧的投資主體。要切實加大城鎮金融機構對農業和農村的資金扶持，發展現代產業。要在農戶中普及信貸知識，探索引進投資少、周期短、見效快的生產經營項目，扶持更多農民走現代生產經營之路。加大城鎮科研開發成果在農村的轉化力度，鼓勵農戶在各類生產中選擇和采用新品種、新技術和新工藝，融會鄉土知識，提高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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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在《藥毒一家——方術四題之四》(載《讀書》一九九七年第三期)中說煙、茶、酒與“狹義的還是有相似性”。實際上，李零的這句話說得很謹慎，即便如此，讀者見了仍然頓生疑問：茶何毒？(見《讀書》一九九七年第十期) 

煙、茶、酒之所以與“狹義的”有相似性，主要是因為香煙中的尼古丁、茶里的咖啡因(一大杯165克的茶中約含25—110毫克的咖啡因)以及酒中的酒精與海洛因、鴉片一樣被人長期使用以后都能產生心理或身體依賴，人體對它們都會產生耐藥性和戒斷癥狀。所謂耐藥性就是指在大量使用某種藥物之后對藥效的免疫力增強。比如，一個人在吸食同一劑量的海洛因長達數月之后，如果他想繼續獲得同樣強烈的效果，他就必須增加劑量。而戒斷癥狀則指習慣性地使用某種藥品之后如果立即停用就會產生不適反應，如惡心、痙攣、嘔吐等。我們經常聽到有人煞有其事地宣布：戒煙。但沒堅持幾天就又不得不吞云吐霧。戒煙失敗的關鍵就在于長期抽煙形成的心理或身體的依賴性以及惡心之類的戒斷癥狀難以被克服。抽煙如此，喝茶、飲酒亦是如此，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如果從心理、身體依賴以及耐藥性等方面來評價的話，確鑿的研究結果表明：抽煙(尼古丁)、飲酒(酒精)對人造成的傷害實際上要比被人們稱為“”的大麻要大。 

一談起，人們往往容易聯想到鴉片、海洛因、嗎啡等，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它們天生并不是。在亞洲、中美洲的許多古老文明中都不乏對大麻、鴉片等今天被視為毒蛇猛獸的的贊美。甚至上個世紀的人們也許不會想到鴉片在今天所受到的待遇。嚴景耀先生在他三十年發表的博士論文中告訴我們：“吸鴉片在過去是正常習慣。有個時期，人家如有一副考究的煙具用以待客被看成是很時髦的事。以鴉片待客和今日以香煙待客是同樣理所當然的事。”(嚴景耀：《中國的犯罪問題與社會變遷的關系》，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從根本上講，鴉片就是鴉片、海洛因就是海洛因，它們成為只是因為人們認為它們是或者按照法律條文它們被解釋為(而且這種解釋也是依具體的環境條件而定的。比如，醫生給需要用海洛因治療的病人注射海洛因，我們就不能說醫生在給病人注射。)，而人們認識的改變以及新的法律條文的產生也只是人類整體文化變遷的一個方面。從這種文化變遷的觀點看，誰能肯定未來的人們不會以更理性也更精密的眼光來看待煙、茶、酒呢？ 

篇10

可是，有誰能夠把“二人臺”置于歷史與地理縱橫交織的宏偉坐標中，確認它為三大文化板塊地緣交融所形成的“西口路”經濟文化生活的結晶，對它進行高視角的觀照和細致入微的透視？有誰能夠深入到當代二人臺班社里，跟演員和演奏員們三番五次不辭辛勞重走西口路，親身體驗那表演小組和觀賞群體在山溝僻壤間魚水相依、互動相激的鮮活場景，那充溢生機的民俗文化氛圍？有誰能夠把鄉間土屋墻上用紅紙張貼的賬單――把演出若干場的出資人姓名和款項盡行公示的紅榜一幅幅拍攝下來，作為當代文化生態的活見證搜集保存起來，統計梳理出來，進行音樂社會學和音樂文化學的研究？除了楊紅，我還沒有發現第二人。

楊紅專著《社會變遷中的二人臺研究》近日由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出版。這是她2004年獲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哲學博士的學位論文。這篇博士論文的方法論采納法國文化人類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所倡導的“參與客化法”（王銘銘譯名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這方法的特點在于：不僅強調研究者對于所研究文化事象的親身參與，而且要求把“局外”與“局內”溝通融合，充分“對象化”，達到高度客觀性的認知。可貴的是，楊紅不僅從理論上準確地把握了這一方法，而且身體力行，把這方法的精髓化作自己的科研實踐，去采錄，去詢問，去統計，去梳理，去洞察。因此，她所廣泛閱讀的大量文獻資料就從紙面上活躍起來了，成為“客觀性認知”的歷史支撐和地理鋪墊，共同還文化事象以深度真實的本來面貌。

關于二人臺在當代的生存際遇，有必要再度重視“路文化”這一概念。在近幾百年間，二人臺藝術是在“西口路”的經濟文化獨特生態中萌生、發展并成熟起來的，它的表演場景是“西口路”上一個個“點”的鄉鎮市集，給它注人經濟與文化養分的是這些“點”上的底層老百姓。近幾十年來，二人臺的不少劇團開始登上大城市的國營劇場，不少人認為這就是標志著二人臺藝術“登大雅之堂”的“輝煌”時期。楊紅的田野調查展示了三類文化生態的對比：（1）國營編制的劇團劇場，(2)都市娛樂場所的火爆炒作，（3)民間班社在鄉間的流動演出。我們能從對比中看出，保持著二人臺固有生命力的，是第三類文化生態。那么，第三類文化生態何以能保持固有的生命力呢？是由于：它不脫離傳統音樂文化的沃土，它滿足廣大農村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它在密布于廣大地域的許許多多“點”上吸納又播灑民族文化資源。這三項文化優勢，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就是“路文化”。我們不妨大膽地斷言，二人臺在新世紀要保持自己的勃勃生機，必須牢牢握住那“路文化”的命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