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國際文化貿易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國際貿易中“文化營銷策略”的運用

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貿易中以價格作為核心競爭力的態勢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文化所蘊含的巨大價值越來越被重視,文化就是生產力,文化可以創造價值的理念已經成為活生生的現實。文化除了直接作為商品、資產進入市場之外,還成為現代營銷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進一步受到國際貿易領域的關注。發揮文化在產品創意設計中重構和創造價值的能力,商品文化的創造包含在設計、生產、包裝、裝潢設計、經營商品的活動過程中。要特別注意發揮文化在產品創意設計中創造價值的能力,即文化創意力。創意力特別是在廣告創意設計、藝術產品、網絡游戲產品、工業產品設計和娛樂產品擁有強大的優勢,是這些文化產業產品的財富源泉。跨文化營銷是在適應和吸收客戶所在國文化的過程中,逐漸將自己國家的文化融人到該國的文化中,促進自己國家文化被認識和接受,并在此基礎上促進自己的商品被接受的營銷活動。在國際貿易中要特別加以注意發揮文化在產品創意設計中創造價值的能力。文化營銷和品牌意識的結合在國際貿易和商品流通領域具有重要價值,發揮著1+1大于2的作用。文化營銷策略也體現在商品儲存運輸、包裝等渠道,特別是包裝文化在提升商品價值方面不可低估,因為包裝具有文化價值,能在提升商品價值方面發揮很大的促進作用。

三、品牌塑造是文化營銷的核心要素

深入研究國際貿易中客戶所在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發現不同國家的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念、文化消費理念和消費習慣,這些長期積累下來的文化直接決定了人們的消費行為,在開展國際貿易活動中必須充分認識和適應才能順利地開拓市場。國際貿易中的市場營銷是通過成功的品牌塑造實現的,營銷是在產品本身價值存在的基礎上進行的文化包裝與宣傳,帶有很強的競爭意識和明顯的策略性。二十一世紀是品牌經濟時代,企業之間的競爭已由產品競爭轉向品牌競爭,品牌成為有文化品位和相應商業價值的代言者,它所代表的產品能給消費者帶來全方位的利益滿足,成為客戶心甘情愿追隨和遵從的消費心理滿足的必需品。產品有生命周期,品牌自然也有其成長規律,產品隨著人們的消費觀念變化逐步消退,但是成功的品牌一旦被人們接受,就會長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再加上文化營銷的促進作用,必然在國際貿易領域取得碩果。隨著國際形勢和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賦予品牌的含義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從最初的簡單圖像、標示,發展到如今品牌的外在符號和內在文化的有機統一,它逐步成為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象征,成為一個企業持久競爭力的標志,在長期文化營銷的促進下逐步發展成為消費者情感和精神的寄托。

篇2

國際貿易就是國際間的商品和勞務的交換。由于人的購買行為是由需求決定的，而需求受文化背景制約，人們總是依照本民族的文化習慣、文化標準和風俗來審視和評價外來文化，在國際貿易這種跨文化的經濟活動中，任何細節都無時不受到不同文化的沖擊。所以說在國際貿易中，適應特定文化環境的企業就能抓住消費者的需求，取得巨大的成功，不能很好把握文化環境的特點和消費者的需求，其國際貿易活動就難以展開，可見能否適應不同國家的文化氛圍是國際貿易成敗的關鍵。在現代東西方國際貿易中影響國家間跨文化交際的文化差異，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東西文化反映在價值觀上的差異

價值觀是人們對好與壞、美與丑、值與不值、干凈與骯臟、正確與錯誤、善良與殘酷、公正與不公正、得體與不得體所進行判斷的標準。價值觀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為選擇的心理活動，是人們對周圍的世界進行思考并使自己與之適應的活動。

東方文化注重“和為貴”，以“和”體現其最核心的宗旨。而在西方人的意識中，全局的觀念比較淡薄，個人的利益是至上的。西方人在道義上沒有東方人的背負，他們只知道為生存而奮斗;為利益而爭斗;為欲望而決斗。獲取個人利益是其社會行為的指南，也是其事業成功的支柱。

西方人尊重個人權力，向往自由，崇尚平等，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是一個任何人，無論出身貴賤，都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從頭開始的社會，這一“平等”觀念體現在行為模式中常表現為對陌生人甚至是家人的過份客氣和禮貌，如對任何服務都要說聲“謝謝”，作完報告也要說聲“謝謝”，對待家庭成員甚至是晚輩也是“謝謝”掛在嘴邊，連打個噴嚏也要說聲“對不起”。

二、東西文化反映在思維邏輯上的差異

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辯證思維與邏輯思維上，一般用辯證思維來描述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用邏輯思維或者分析思維來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歐美人的思維方式。中國人的辯證思維包含著三個原理:變化論、矛盾論及中和論。變化論認為世界永遠處于變化之中，沒有永恒的對與錯;矛盾論則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對立面構成的矛盾統一體，沒有矛盾就沒有事物本身;中和論則體現在中庸之道上，認為任何事物者街年在著適度的合理性。對中國人來說，“中庸之道”經過數千年的歷史積淀，甚至內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與中國人的辯證思維不同，西方人的思維是一種邏輯思維。這種思維強調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勝認為事物的本質不會發生變化，一個事物永遠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個命題不可能同時對或錯;排中性強調一個事物要么對，要么錯，無中間性。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也叫分析思維，他們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不像中國人那樣追求折衷與和諧，而是喜歡從一個整體中把事物分離出來，對事物的本質特性進行邏輯分析。正是因為思維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況下，東方人和西方人在對人的行為歸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國人強調個人的作用，而中國人強調環境和他人的作用。東方人信仰理想主義，重視主觀看法。西方人則信奉現實主義，重視客觀事實，一切以數據和事實為依據。

篇3

國際貿易就是國際間的商品和勞務的交換。由于人的購買行為是由需求決定的，而需求受文化背景制約，人們總是依照本民族的文化習慣、文化標準和風俗來審視和評價外來文化，在國際貿易這種跨文化的經濟活動中，任何細節都無時不受到不同文化的沖擊。所以說在國際貿易中，適應特定文化環境的企業就能抓住消費者的需求，取得巨大的成功，不能很好把握文化環境的特點和消費者的需求，其國際貿易活動就難以展開，可見能否適應不同國家的文化氛圍是國際貿易成敗的關鍵。在現代東西方國際貿易中影響國家間跨文化交際的文化差異，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東西文化反映在價值觀上的差異

價值觀是人們對好與壞、美與丑、值與不值、干凈與骯臟、正確與錯誤、善良與殘酷、公正與不公正、得體與不得體所進行判斷的標準。價值觀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為選擇的心理活動，是人們對周圍的世界進行思考并使自己與之適應的活動。

東方文化注重“和為貴”，以“和”體現其最核心的宗旨。而在西方人的意識中，全局的觀念比較淡薄，個人的利益是至上的。西方人在道義上沒有東方人的背負，他們只知道為生存而奮斗;為利益而爭斗;為欲望而決斗。獲取個人利益是其社會行為的指南，也是其事業成功的支柱。

西方人尊重個人權力，向往自由，崇尚平等，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是一個任何人，無論出身貴賤，都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從頭開始的社會，這一“平等”觀念體現在行為模式中常表現為對陌生人甚至是家人的過份客氣和禮貌，如對任何服務都要說聲“謝謝”，作完報告也要說聲“謝謝”，對待家庭成員甚至是晚輩也是“謝謝”掛在嘴邊，連打個噴嚏也要說聲“對不起”。

二、東西文化反映在思維邏輯上的差異

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辯證思維與邏輯思維上，一般用辯證思維來描述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用邏輯思維或者分析思維來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歐美人的思維方式。中國人的辯證思維包含著三個原理:變化論、矛盾論及中和論。變化論認為世界永遠處于變化之中，沒有永恒的對與錯;矛盾論則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對立面構成的矛盾統一體，沒有矛盾就沒有事物本身;中和論則體現在中庸之道上，認為任何事物者街年在著適度的合理性。對中國人來說，“中庸之道”經過數千年的歷史積淀，甚至內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與中國人的辯證思維不同，西方人的思維是一種邏輯思維。這種思維強調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勝認為事物的本質不會發生變化，一個事物永遠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個命題不可能同時對或錯;排中性強調一個事物要么對，要么錯，無中間性。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也叫分析思維，他們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不像中國人那樣追求折衷與和諧，而是喜歡從一個整體中把事物分離出來，對事物的本質特性進行邏輯分析。正是因為思維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況下，東方人和西方人在對人的行為歸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國人強調個人的作用，而中國人強調環境和他人的作用。東方人信仰理想主義，重視主觀看法。西方人則信奉現實主義，重視客觀事實，一切以數據和事實為依據。

篇4

一、國際貿易人文化的內涵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世界經貿的變化和發展，在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種新的價值取向正在國際貿易領域內悄然形成，即貿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貿易）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在國際貿易領域的體現，它通過以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安排，特別是“貿易與環境”等問題納入wto新一輪多哈發展議程，使國際貿易活動不僅重視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問題，而且關注人類發展中的社會問題。 

在傳統人文主義的影響下，國際貿易的指導思想以謀取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和對物質財富的最大限度占有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義理論，還是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和h-o原理都只是重視貿易的總量，很少顧及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人類社會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導致人類發展與自然發展的對立，使人類社會在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生態失衡、貧富分化等。 

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從根源上改變了傳統人文主義思想對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的錯誤價值導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旗幟鮮明地將可持續發展寫入前言，作為一個重要宗旨，這是對gatt宗旨的重大發展。在發展國際貿易的過程中牢記可持續發展的重大目標，是著眼于全球的長遠利益和子孫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時期生產與貿易的發展，而造成對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的破壞，以至從根本上動搖國際貿易的基礎，降低人類的生活水平。從gatt對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演變成wto對世界資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尋求的人類對資源利用能力的擴大主要表現在對資源利用質的提高，而非對資源利用量的擴大；從更深層次上講，也是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在國際貿易的體現，是貿易人文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二、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一）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的動搖 

第一，對指導國際貿易理論價值取向的哲學思考。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現代經濟學基本的核心假設，是現代經濟學產生、發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與起點。經濟學研究主要建立在人們受自身利益驅動并能做出理性決策的假設基礎之上。現代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在國際貿易內形化的新價值取向。人文貿易的哲學基礎現代人文主義堅持“以人為本”，追求人的全面發展。人文主義關注人的發展與完善，強調人的價值和需要，關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義，并且在現實生活中努力實踐這種價值和意義的精神。其哲學價值取向與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對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提出嚴重挑戰。 

第二，對傳統自由貿易能增進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的質疑。關于自由貿易可以改善經濟福利的論斷是經濟學中最古老和最廣泛接受的原則之一。它在構造國際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單一市場地區，如歐盟和wto）中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然而傳統自由貿易理論論證的條件假設中都沒有把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負面影響計入生產成本。沒有考慮環境成本的“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其實是一種“虛擬”、“現時”的增長，其增長的背后忽略了“現實”、“延時”的補償成本，如果考慮環境成本帶來的財富和福利的損失，傳統的自由貿易會增進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的結論實際上可能站不住腳。 

（二）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多邊貿易體制的挑戰 

隨著國際貿易人文化的發展，如何協調環境與貿易的關系，對多邊貿易體制的許多基本原則提出了挑戰。如生產過程和方法（ppm）問題和雙重環境標準的爭論對現有國民待遇原則提出了質疑；環境補貼和與環境成本內在化有關的生態傾銷問題使得人們重新思考公平貿易原則；發展中國家在保護環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國際貿易人文化的發展，將從新的角度思考兩者的協調問題。 

三、建立以人文貿易為基礎的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初步探討 

（一）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目標 

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必須以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促進對外貿易的人文化發展。國際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應與人文化發展方向內涵是一致的。國際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應跳出傳統意義上的片面追求貿易額的“可持續”增長，而是在關注貿易總量的同時還應關注貿易的實際質量，從以物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到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從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續發展到追求長期綜合利益的可持續發展。 

（二）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審視對外貿易效益來源，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轉變外貿的增長方式，必須重新審視外貿效益來源。首先必須建立人文貿易的評價體系，在衡量外貿效益的經濟指標體系中增加生態指標和社會指標，客觀評估外貿對國家經濟、生態、社會帶來的整體影響。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外貿效益的來源，對資源投入與貿易收益嚴重失衡的產業進行技術革新，減少其負外部性，促進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貿收益的現實增長。 

第二，建立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建立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加強貿易與環保法規、政策的協調，充分考慮貿易政策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及環境政策對貿易的扭曲代價，實現貿易與環境的雙贏；其二是建立人文貿易措施保護體系，推行綠色貿易行動計劃，合理建立中國產品綠色標準體系，既可以增加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產品的實際競爭力，又可以實現以人為本，自然、社會的協調發展的保障體系。 

第三，構建應對國際貿易“人文壁壘”的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國際貿易的人文化發展伴隨著“人文壁壘”的產生，為了防止其帶來的負面影響，需構建相關的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對人文貿易發展過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壘”的變化因素進行監測、識別、評價、預測、預防控制并及時矯正不良發展的趨勢，以保證國際貿易人文化的健康發展。 

參看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美］理查德t德喬治.經濟倫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篇5

(1)語言文字的差異對國際貿易合作的影響。語言是文化的根本,每一種語言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內涵。在國際經濟貿易中,各國語言的相互碰撞,相互轉化,成為達成交易的必經途徑。但在國際貿易實踐中,由于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語言內涵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如果語言轉換的不合理,或貿易談判中出現誤解,就會阻礙國際貿易合作。國際貿易是一種特殊的文化交際形式,語言的合理轉換在國際貿易中極為重要。從本質上來說,同一事物、同一詞句、同一現象在不同文化環境中可能被賦予了不同的語境、寓意和文化含義,進而產生跨語言交流障礙。

(2)價值觀念的差異對國際貿易交往的影響。在我國,儒家的正統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人們習慣于用道德約束的力量來制約日常的生產生活,在西方國家則習慣于用法律來規范人們的日常行為。這種價值觀念上的差別,表現在國家貿易交往中就是各國處理糾紛的方式差異。因此,在國家貿易往來中,要特別注重不同國家之間價值觀的差異。在對外貿易合作中,中國人解決問題所使用方式更偏向于人情的角度,而西方人則偏向于以法律規則為基準。因此,在進行國際商務交往和談判時,談判時間的選擇、談判技巧的運用、談判過程的把握、談判結果的商定等等方面都有著千差萬別,要順利推動國際貿易的進行,就要有的放矢,加強溝通交流,努力取得合作共贏的效果。

(3)歷史文化、風俗、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不同國家的文化風俗都是在各自的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逐漸形成的,文化風俗的外在體現常常是對于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和反應。在中外國際貿易中,不同國籍的人在決策方式和處理問題的態度存在差異。在國家貿易中,從產品的設計研發,到市場的開發建設、廣告推銷等等方面,都要結合不同國家內部國民所受的傳統教育的影響,來研發不同的產品,采取不同的營銷策略,只有這樣,才能推動國際貿易更深層次的進行。

二、應對國際貿易文化差異的對策

(1)促進國際貿易環境法制化與規范化。健全的法律體系,是規范國際貿易交往活動的基礎。特別是在現有的文化差異對國際貿易交往帶來的不利影響下,更要探索建立健全國際統一的法律糾紛解決體系,不斷用法律來規范和制約國際貿易交往活動,使國際貿易雙方都能接受和理解,盡量減少文化差異帶來的不利影響。因此,相關組織和機構應建立完善、簡明、公正和透明的對外經濟貿易制度,完善的法律體系和決策機制。規范世貿組織糾紛解決的措施和條件,實行無差別對待,不能搞貿易歧視和貿易封鎖,建立正常的國家貿易交往的環境,使各國經營者都處在統一的制度平臺上,受到相同的外部約束,避免因道德等非規范化約束產生難以把握的影響。同時,各國進行的機構改革也應向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的機構設置靠攏,使經營者易于理解和適應相應的管理。世界貿易組織與其他世界性經濟組織要盡可能放寬對落后國家知識產權貿易中的有關保護條款,免除對發展中國家服務、紡織品和農產品出口的種種限制,使落后國家盡可能獲得參與國際分工與貿易并取得比較收益和創匯的機會。同時,通過技術轉移和投資帶去先進的文化理念,促進世界各國走向文化融合,并在此基礎上真正實現全球的無壁壘貿易。

篇6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主體——跨國公司既是一體化的主要體現方式，生產國際一體化的載體，又是一體化的重要推動力。隨著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加快和明朗化，人們逐漸認識到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實際上是同一企業面臨的不同選擇，出口或到東道國建立生產基地所應考慮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因此，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理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戰前的國際貿易理論在完全競爭的前提下，認定只有貿易才是一個企業或一個國家的最明智的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則不被考慮,因此，早期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不是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框架內衍生出來，其創始人海默在市場不完全競爭的前提下，提出壟斷優勢理論，說明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和利益分配，這一前提與戰前國際貿易理論的分析前提完全不同。

被一些西方學者譽為“跨國公司理論之父”的海默在1960年開創性地將傳統產業組織理論應用于分析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海默發現：知識密集型產業最容易產生對外直接投資，追求高利潤率并非是其惟一的目標。他主張從不完全競爭及市場不完善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認為不僅國際市場，而且國內市場都是不完全的，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正是市場不完全性的產物。市場不完全性在商品市場表現為商品特異性、商標、特殊的市場技能或價格聯盟等形式；在要素市場表現為特殊的管理技能、在資本市場上的便利以及受專利制度保護的技術方面的差異等,市場的不完全性還表現在規模經濟以及不同國家在關稅、稅收、利率、匯率上的差異等方面。市場的不完全性造成了少數企業擁有壟斷優勢，正是這些壟斷優勢的存在，使得部分企業可以跨越國界，克服跨國經營中增加的額外成本，在東道國與當地企業展開強有力的競爭。跨國公司具有的壟斷優勢，是跨國公司確保其跨國生產有利可圖的條件，也是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出發點。

從新要素論開始，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走向融合,新要素論對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論進行了擴展，特別強調“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源”作為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在分析中，這一理論開始關注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之間的關系。強調人力資本的理論認為，人力資本與貿易、許可證和國際投資有著密切的關系，國際投資實際包括人力資本在各國間的轉移，而貿易可能是建立在技能密集型(人力資本)基礎上的產品出口，許可證的轉移也往往產生于某國人力資本的優勢；強調自然資源的理論認為，自然資源稟賦除了解釋國際貿易以外，還可以解釋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尤其是企業為了獲得原材料的供給而進行的向后垂直一體化國際投資,但新要素論仍然假定各國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各國之間則不存在生產要素的自由移動。

二、對企業所做選擇的分析使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的出發點統一于競爭優勢的分析

較早把對外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一體化的分析框架中的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創立者弗農。他于1966年5月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一文，指出壟斷優勢理論并沒有徹底說明跨國公司為什么要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去占領市場，而不選擇產品出口或許可證形式來利用自己的壟斷優勢。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將壟斷優勢與工業區位相結合，在產品生命周期內考察了貿易與投資之間的關系，建立了一種動態的理論，系統地解釋了企業在出口、國外子公司生產和許可證之間的選擇，在產品的“創新”階段，企業具有選擇在國內生產的傾向，并通過出口貿易的形式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這是因為這一階段企業擁有壟斷技術且產品的價格需求彈性很低，同時，產品尚未定型，國內生產可以不斷改進產品并保持同顧客和供應商之間的密切聯系；在產品的“增長”階段，出口商品的邊際生產成本加上運輸成本逐漸接近并超過進口市場的預期平均生產成本，國外仿制者出現。創新國家的企業到與本國需求類型相接近的國家投資設廠，以降低生產成本，鞏固和擴大其占有的市場份額；當產品進入“成熟和衰退”階段以后，企業所擁有的壟斷優勢已經消失，競爭主要表現為價格的競爭，其結果是企業開始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轉讓其標準化技術，同時從國外進口所需要的產品。

1974年，弗農又發表了《經濟活動的選址》一文，引入“國際寡占行為”來進一步發展其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他將產品生命周期定義為三個階段：一是以創新為基礎的寡占階段,弗農不再強調只有美國才是新產品的創新國，指出與以節約勞動力成本為主的美國新產品相比，日本的新產品以節約原材料為主，而歐洲的新產品則以節約土地和原材料為主。二是成熟的寡占階段。弗農強調跨國企業之間的競爭行為，如先發制人效應、示范效應等。三是老化的寡占階段。此時，進入障礙影響著創新企業的投資區位選擇。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強調一國由于技術創新而獲得的壟斷地位，國際貿易恰好發生在壟斷優勢存在的時滯期間，在此期間，技術領先國家大量出口產品，世界其余國家則對該國的一家企業或一項產業的發明進行模仿，隨著技術的傳播及其標準化，動態的技術優勢就會逐漸喪失，國家之間的生產函數逐漸接近，比較利益將偏向于勞動成本較低的地區,技術優勢來源于研究與開發所導致的發明、規模經濟、產品特異等方面；這樣，新古典貿易理論關于各國間生產函數相同的假定被否定，其理論分析的核心——技術壟斷導致的不完全競爭，正是對新古典貿易理論的基本前提的突破，加之它把宏觀層次的國家分析與微觀層次的企業分析相聯系的動態分析方法，使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投資理論的分析方法出現了交叉。

在技術差異的來源分析方面，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也出現了與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相交叉的重大轉變，尤其與約翰遜、凱夫斯和尼克爾博克等人在發展壟斷優勢理論過程中的各種解釋極為相似：約翰遜和梅吉的“占有能力論”，強調信息(技術、知識)的專有性，即企業對信息所產生的成果的占有能力；凱夫斯的“產品差異能力論”強調產品的差異性即企業創造差異產品的能力；尼克爾博克提出了寡占反映論。他認為，由少數大公司組成的寡頭壟斷行業中，一個公司的行動會對其主要競爭對手產生直接影響，從而迫使它們很快采取類似的行動。此時，如果一家廠商率先到海外去投資建廠，其他的對手就會相距采取跟進策略；這不僅是為了獲得海外投資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為了保持競爭關系的平衡，鞏固競爭地位。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對跨國公司的研究使國際貿易理論和直接投資理論找到了融合的銜接點，兩者融合的趨勢進一步加強，相似地，幾乎是相同的解釋變量說明了在現代國際經濟活動中，企業對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的選擇。例如，無論發展出口還是投資，都需要依靠某種其它競爭對手所沒有的特定優勢來進行，這包括公司的技術與創新能力、生產“異質”產品的能力、研究與發展的實力、新產品開拓、企業規模、管理技術以及經濟效益等等。很明顯，現代國際經濟所面臨的市場結構是不完全競爭的，大公司可以選擇不同的方法來利用和開拓它們的優勢，服務于外國市場可以用出口貿易的方法，也可以用直接投資或是技術轉讓的方法，其選擇標準是一組變量的比較和選擇。例如，公司所擁有優勢的特點和轉移性、國內和國外的控制和生產成本、出口貿易的成本等等。假如公司所擁有的優勢有較大的可轉移性，國外的控制成本比較低，而出口貿易的交易成本比較高，這樣的話公司有可能選擇直接投資。反之就用貿易的方法進入。

最早的關于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之間選擇的理論是曼德爾模式，他的基本觀點是：如果兩國生產函數相同，按照俄林的要素稟賦比率定理，可以得出國際投資與自由貿易是完全替代的關系的結論，曼德爾將資本的流動視為兩國資源稟賦量發生變動時，通過市場機制對資源進行再分配的結果。

赫爾希從成本的角度建立了企業對出口貿易和對外投資的決策模型，該模型以比較簡潔的方式說明了企業在何種條件下選擇出口，在何種條件下選擇對外投資，即當企業國內生產成本與出口銷售成本之和小于國外生產成本與額外協調成本之和，并且小于國外生產成本與技術喪失成本之和(類似許可證形式)時，企業將選擇出口貿易的方式參與國際經營；當國外生產成本與額外協調成本之和小于國內生產成本與出口銷售成本之和，并且小于國外生產成本與技術喪失成本之和時，企業將選擇對外投資的方式參與國際經營。

該模型具有較強的綜合作用，實際上是對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重大拓展，加上了國家之間的區位因素，因而可對各種投資理論進行很好的解釋。

赫爾希的選擇模型提出后，許多經濟學家對此提出補充、修改和發展，其中以英國學者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最有影響，針對以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存在的某些局限性。鄧寧將壟斷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相結合，形成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力圖對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完整的解釋，鄧寧主張在研究跨國公司時要引進區位理論，并與俄林的要素稟賦，海默的壟斷優勢論、巴克萊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結合起來，創立折衷的方法和體系，因此，折衷理論的核心是強調跨國公司從事國際生產要同時受到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是三者整合的結果。鄧寧稱之為“三優勢”模式。

所有權優勢是指一國企業擁有或能夠獲得一種當地競爭者所沒有的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能夠補償國外生產所引起的附加成本和政治風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技術優勢、企業規模、組織管理能力、金融和貨幣優勢。鄧寧同時指出：企業只有所有權優勢是不夠的，還必須具有將這些優勢內部化的能力。因為外部市場是不完善的，企業所有的各種優勢有完全喪失的危險。企業只有通過內部化，在一個共同所有的企業內部實行供給與需求的交換關系，由企業自己控制的程序來配置資源，才能使企業所擁有的壟斷優勢發揮最大的效用，才能保持壟斷優勢。區位優勢是屬于東道國所有的有利條件和資源稟賦，如果公司希望它能與自己獨有的能力結合起來，就需要在該地點直接投資建立生產設施。它解釋了跨國公司的投資流向問題。鄧寧認為，跨國公司擁有“三優勢”的根本原因是不流動的國家資源在各國間的非均衡分布和國際市場存在“缺陷”。他進一步指出：對外直接投資必須具備所有權、內部化、區位三種優勢，而出口只需要擁有前兩種優勢，不一定需要擁有區位優勢。但如果只有所有權優勢，既沒有能力使之內部化，也不能利用國外區位優勢，那只有采用技術轉移的辦法。

雖然有學者認為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特色僅僅是平庸的折衷和雜燴式兼容，但我認為他的這種綜合使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了新的特色，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鄧寧全面闡述了投資國及其企業的競爭優勢，涵蓋了對外直接投資、貨物貿易和無形資產轉讓在內的各項跨國生產經營活動，既可以解釋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也可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為了從動態角度解釋各國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地位，鄧寧實證分析了67個國家1967-1978年間對外直接投資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聯系，并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論，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運用和延伸，其中心命題是：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傾向取決于一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該國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

投資發展周期是指一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從無到有，直至發展成為一個凈對外直接投資國的過程。鄧寧提出了“凈國際直接投資地位”(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減去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概念，并根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一國的投資發展周期劃分為四個階段，最終，得出結論：一國的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與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正相關，與對外直接投資負相關；內部化優勢既可以促進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促進引進外國直接投資，這取決于投資國和與東道國市場不完全的程度。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其“三優勢”的強弱，而“三優勢”的均衡決定了一國的凈國際直接投資地位。

在標準的投資決策理論中，跨國公司何時進行對外投資，可以通過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基礎上的凈現值法計算加以確定。跨國公司還可以將外部的不確定性視為內生變量，通過某些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來分散所面臨的風險，梅耶斯等人于1977年提出的選擇權理論認為：現在進行的投資相當于跨國公司購買了某種權利的選擇權，因此對現在投資進行評估時必須考慮這種選擇權的價值，現在的投資可以從未來可能的投資選擇中體現出其價值，即現在的投資相當于未來投資的一個“平臺”。20世紀90年代后，鮑爾曼和柯伽特等人將選擇權理論運用于跨國公司的戰略制定，形成戰略選擇權理論。該理論指出：在環境不確定的條件下，跨國公司決定現在不投資也許是更好的選擇，因為決定現在就投資意味著放棄了不投資的選擇權，而在某些情形中不投資的選擇權可能很有價值，投資的可逆轉性和投資的可推遲性兩個因素被引入到分析中。如果投資是不可推遲的且完全可逆轉，則跨國公司可以現在就決定投資：如果投資是可推遲的且是不可逆轉的，則跨國公司只有當現在投資所能獲得的凈現值大于為了獲得更多信息而推遲投資所帶來的凈現值時，才可決定現在投資，否則應決定推遲投資。

將戰略選擇權理論與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結合起來，在將不確定性作為外生變量的前提下，進一步探討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時機確定問題，認為投資的可逆轉性和跨國公司的內部化優勢相關，投資的可推遲性與跨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相關。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是完全可逆轉，那么跨國公司就沒有理由推遲凈現值為正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跨國公司的內部化優勢越強，則投資后變賣收現就越困難，對外直接投資的可逆轉性就越差。因此，較強的內部化優勢將提高在不確定環境下推遲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所帶來的選擇權的價值，即較強的內部化優勢提高了用“等待”來替代現在就投資的可能性。跨國公司所有權優勢越強，則在不確定的環境下通過推遲投資而獲得的選擇權的價值就越高，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可推遲性就越強。

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發表了大量的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的論著，他批評早期的對外投資理論忽略了對宏觀經濟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國際分工原則的作用。小島清認為，國際分工原則和比較成本原則是一致的，國際分工既能解釋對外貿易，也能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可以將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的綜合理論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這樣，不僅消除貿易和投資之間的摩擦，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活動與東道國經濟發展目標協調起來。他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亦稱為切合比較優勢原理一經提出，立即在理論界引起巨大反響。許多國際經濟學家、尤其是日本學者如小澤輝智等對此大加贊賞，并紛紛撰文沿著這條思路作了不少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使小島清理論進一步系統化。由于小島清分析的對象是戰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的對外投資，這一理論又被稱為“日本式對外直接投資模式”，與“美國式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相對。

小島清繼承了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傳統，引入宏觀經濟因素分析對外直接投資，他把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中的勞動和資本要素用勞動和經營資源(包括實物資產、技術等)來替代，使資本的范圍擴大到包含資產、技術和人力資本等要素，他認為，各國的勞動與經營資源的比率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導致了比較成本的差異，比較成本的差異使比較利潤率出現差異，因此，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可以建立在比較成本和比較利潤率的基礎之上。依據這一原理，一國應大力發展擁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并出口該產業生產的產品，同時，縮小比較劣勢的產業，進口該產業的產品，這樣可以獲得貿易的利益。投資國的對外投資應從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越小，技術就越容易為東道國所吸收和普及，因而就可以把東道國潛在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使兩國間的比較成本差距擴大，為更大規模的貿易創造條件，由此可見，對外直接投資并不是對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對外直接投資創造和擴大了對外貿易。

上述理論指出不同的競爭優勢是企業決定對外直接投資還是進行國際貿易的基礎，這樣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的出發點就統一在對競爭優勢的分析上。

三、理論發展的歷史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的完全融合是未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方向

縱向一體化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橫向一體化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被納入國際貿易理論的分析框架，不僅加速了兩種理論的融合，而且使國際貿易理論本身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它放棄了企業必須是國內企業的假定，允許企業擁有與使用不同國家的生產要素，企業的增值活動不同階段可以在不同的區位進行，不同的國家也可以進行完全相同的生產活動。企業行為被分成總部行為和實際生產行為兩大類型，總部行為包括研究與開發及其相關的信譽、商標以及工程、管理、金融等服務；實際生產行為則包括上游生產(中間產品)和下游生產(終極產品)。

20世紀90年代起，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逐漸成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此時，國際貿易理論越來越接近現實，許多傳統的假定被放寬或放棄，理論的分析也不再局限于產業或國家層次，而是力求將企業行為理論、產業組織理論與產業和國家層次上的資源稟賦差異，國際分工理論融為一體，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也不再局限于單個企業行為的分析，而更多地從產業或國家與跨國公司行為的結合上考察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使兩者的分析基礎及其基本結論日趨一致。波特的競爭優勢論充分體現了這個趨勢。

波特指出全球性產業意味著競爭者在主要地區或國家性市場的戰略地位從根本上受到它們全球總體地位的影響，所以公司必須在世界范圍內協調一致的基礎上進行競爭，他指出國際競爭和國內競爭的差別：“與國內競爭相比，在全球性產業中競爭出現了一些獨特的問題”。國家間要素成本的差異、國外市場的不同環境、外國政府的不同角色及目標、手段和監測外國競爭對手的能力的差別都影響著跨國公司的經營，所以，“全球性產業中的結構分析必須包括外國競爭對手、更廣泛的潛在進入者、更大范圍內的可能替代品、以及企業目標不同、企業個性不同、對戰略性重要因素認識不同的可能性。”

波特將產業部門視為基本的競爭環境，分析了它們的競爭優勢和競爭障礙。全球性競爭優勢主要來源于比較優勢、規模經濟、全球化經驗、產品歧異化、專有的產品技術及生產的可移動性；全球性競爭的障礙則主要包括經濟障礙、管理障礙及制度障礙。有些障礙是給全球性競爭帶來直接成本的，有些障礙不一定直接影響成本，但增加了管理任務的復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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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生稅收籌劃的外部原因。與內部原因相對應的，國際稅收籌劃工作的產生也有一定的外部原因，而外部原因主要就是由于跨國公司的經營范圍是在兩個或多個國家質檢造成的。其主要表現為八個主要方面：其一，各國的稅收管轄權的差距。這個權利主要指的是各國政府在各自稅收領域內所形式的法律權利，其是按照地域和人文特性所制定的，其所規范的權利范圍就是該國家的領域范圍。而不同的國家擁有自己不同的稅收管轄權，是需要在該國家領域內經營各類業務的企業所必須遵守的。

其二，稅收范圍差距。在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法律要求標準，其稅款征收的范圍也不相同。例如，有一部分國家僅征收企業的所得稅，對于企業資產或資產轉移所產生的稅費則不予征收，而有些國家則征收這部分稅款。另外，就算是不同國家在同一稅收項目上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例如所收稅款數額不同，稅款起征點不同，進而導致了各國間稅收的差異。

其三，稅率的差距。在稅款的征收工作中，稅率的差別往往成為了各國間稅收差別的主要因素。例如，當征收所得稅時，部分國家采用的是按比例的稅率進行征收，如德國、巴西等，還有一部分國家是按照累進稅率進行征收，例如美國等。就算是采用統一稅率模式，其所制定的稅款起征點也具有較大的差異。而最高稅率更是具有較大的差異，例如德國的最大稅率可以達到45%，而黎巴嫩則僅為10%，相差近4倍。同時由此可見，一般情況下越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其最高稅率越高。

其四，稅基的差距。稅基值得是稅收金額制定的基礎和依據，根據各個國家現行稅收政策不同，可以將稅基分為三種類型。其具體包括以純總收入為基礎的稅收政策、以企業財產價值總量為基礎的稅收政策以及以企業經營商品的流動量和金額作為基礎的稅收政策。通常情況下，當稅率相同時，稅基的大小對實際應繳納的稅額有著直接的影響。

其五，稅收優惠政策的差距。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其對于外資的需求量也不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其急需外資的引入以達到活化國內經濟的目的，因此發展中國家較發達國家更愿意接受大量的跨國企業進入，而且會推出更多，更具實惠性的優惠政策，以此吸引跨國企業的進駐，其中主要包括減免稅收政策、獎勵政策等。而發達國家這方面的優惠政策較少，這也就使得發展中國家對跨國企業的實際收稅額較小，更加受到各跨國企業的歡迎。

其六，避免雙重征稅方法的差別。雙重征稅現象是指不同國家對同一應納稅人的同一稅收款項進行了重疊式的征收，這主要是由于各國家質檢稅收管理法規出現了重疊的情況，這種情況的出現對于跨國企業的發展極為不利，嚴重侵犯了納稅人的權利，同時也不利于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各國都出臺相應的政策避免這種情況的發展，但由于各國政策之間具有一定的差距，使得工作執行中會帶來一定的問題，而這時就需要跨過企業啟動國際稅收籌劃工作。

其七，反避稅制度的差距。各國都會由于自身經濟發展原因，需要出臺一系列反避稅收的方案和制度，但這項制度較為復雜，所涉及的內容較多，因此是一個較大的工程。在各國間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各國對于違法避稅行為的處罰力度也不相同，這也就使得跨國企業在稅收方面存在著一定的風險性。

其八，管理水平的差距。在法律實施的過程中，管理工作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管理工作無法落實到位，那么相關的法律法規就會成為一紙空文。而各國間對于稅收的管理工作水平差異性較大，發達國家對這方面的重視度較高，管理模式較為完善，而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落后，其稅收管理工作模式也存在著一定的滯后性，導致各國之間差異增大。

二、國際稅收籌劃的主要方法

國際稅收籌劃工作對于跨國企業在進行國際貿易時有著巨大的影響，其直接影響著跨國企業的經濟利益。因此提高企業國際稅收籌劃工作的力度有利于企業穩定的發展，首先應該在企業內部設立常駐的稅收籌劃部門，制定出相應的稅收籌劃方法；其次是對各國的稅收政策進行有效地分析，選擇出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國家進行貿易往來；第三是建立起主公司與分公司之間的聯系網，以保證各國間分公司的信息交流，實時更新當地稅收政策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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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棉花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作物，是巴西和西非等發展中國家重要的出口產品之一。然而，發達國家實施的棉花補貼政策嚴重扭曲了世界棉花貿易，并使得其他棉花主要生產和出口大國深受其害，棉花產業發展和小農戶生存處境艱難，在一個各種選擇都非常有限的地區尤其如此。在上述背景下，巴西與美國之間爆發了棉花貿易爭端。2002年11月，巴西就美國的棉花補貼問題向美方提出磋商要求，試圖說服美國削減，甚至是完全取消棉花補貼，但遭到美國的拒絕。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美國農業法，美國政府對棉花的補貼政策要持續到2007年。這意味著如果巴西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它將蒙受更大的損失。為此，巴西政府于2003年9月要求世貿組織成立專家組調查美國棉花補貼問題。根據巴西的，世貿組織于2004年4月初成立了WTO專家組。經過幾個月對證據復核，2004年6月18日，WTO爭端解決機構做出正式裁決，認定美國棉花補貼違反了WTO規則,并在裁決報告中指出，美國政府憑借補貼保持了棉花產量和出口增長，人為降低了國際市場棉花價格。由于此次貿易爭端是WTO（包括GATT）歷史上第一次針對“綠箱”政策的爭端，也是第一次將“嚴重損害”規則應用到農業補貼問題上的爭端。因此，深入分析此次貿易爭端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和利用WTO規則，以及對于思考和調整我國的農業及其他產業政策，回應一些WTO成員對我國棉花補貼或其他問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和現實意義。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詳細闡述巴西—美國棉花貿易爭端的基本過程，重點關注巴西提供的證據和世貿組織裁決；第三部分是此次棉花貿易爭端給中國的啟示。

二、巴西—美國棉花貿易爭端的基本過程

（一）巴西的申訴理由

根據WTO規定，一國要申訴另一國補貼違反規則時，必須提供以下二個方面的證據：（1）被投訴國是否采取了違反WTO規則的行為；（2）被投訴國的行為是否對申訴國造成了實質性損害。針對美國棉花補貼問題,巴西首先列舉了美國棉花補貼違反WTO規則的證據,其次舉證了巴西因此而受到的實質性損害。

1.美國棉花補貼違反WTO規則的證據巴西指控美國政府的如下幾個棉花補貼政策違背了WTO的相關規則，或是違背了美國政府對WTO所作的承諾：（1）生產靈活性合同支付（PFC）和直接支付（DP）PFC是根據1996年美國的FAIR法案設立。它規定，1996年至2002年生產者可基于7種農產品（包括棉花）的基期種植面積和產量獲得補貼。生產者在基期種植面積上可選擇種植任何農作物，但是如果種植水果和蔬菜，補貼將全部或部分取消。DP是根據2002年FSRI法案設立。它規定，2002年至2007年生產者可基于9種農產品（包括棉花）的基期種植面積和產量獲得補貼。補貼額與農產品的價格無關，由法律確定為每磅6.67美分。直接支付作為生產靈活性合同支付的延續，但允許生產者選擇計算基期種植面積的方式，其他限制條件不變。巴西認為，上述兩項補貼只是符合WTO“綠箱”政策的某些標準，而不是全部標準。因為按WTO規定附件2第6款中關于不掛鉤收入支持的規定，不能依據基期后任何一年從事生產的類型進行補貼支付。然而，美國有關這兩種補貼的法律規定，在合同種植面積上可種植除水果和蔬菜以外的任何農產品，否則獲得的補貼將被削減或取消。因此這并不足以說明美國棉花補貼屬于“綠箱”政策。（2）反周期支付(CCP)和市場損失資助支付(MLA)CCP由2002年美國的FSRI法案設立，獲得補貼的種植要求與直接支付相同。補貼額為“有效價格”與每磅72.4美分“目標價格”之間的差額。MLA是美國在1998年至2001年間，根據單獨立法向生產者提供的臨時緊急和輔助補貼，以彌補低價造成的損失。該支付只適用于根據生產靈活性合同支付接受補貼者。巴西指出，上述兩項補貼是以生產靈活性合同支付為基礎的，它與PFC和DP一樣違反了WTO的規定。（3）銷售性貸款項目(MLP)。對棉花提供的MLP始于1986年，延用至今（經過幾次修改）。美國政府通過該項目向棉花生產者提供無追索貸款，貸款價格為每磅0.52美分左右，以棉花預期收獲為抵押。這種貸款可彌補生產者的生產成本，使生產者不必一定在收獲時低價出售農產品。在貸款到期時，償還價格是“經調整的世界市場價格”與“原貸款價格加利息”中較低者。巴西認為，美國新農業法案調高了MLP的貸款補貼率，規定棉花補貼率為0.52美分/磅，較1996年調高0.08美分/磅，目的是為了避免過低的市場價格對棉花生產者的收入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它一方面鼓勵了棉農在棉花市場價格持續低迷的條件下擴大種植面積，另一方面與其他補貼項目共同提高了補貼額度，使整個補貼水平超過1992年度的支付水平。（4）出口信貸擔保（ECG）。美國農業部通過政府所有的“農產品信貸公司”提供出口信貸擔保，主要是向進口國提供金融支持，支持有外匯困難的國家進口美國農產品。它包括出口信用保證項目（GSM-102和GSM-103），供應商信用擔保項目（SCGP），設備擔保項目（FGP）。其中，前者用得最多。巴西指出，ECG等同于出口補貼，因為當國外棉花購買者無法取得信貸支持時，美國棉花出口受阻。然而，這與美國承諾不對棉花出口補貼是相矛盾的。據測算，2002年美國通過GSM102、GSM103和SCGP項目對包括棉花在內的多種出口商品提供了32.2億美元的出口信貸，2003年則提供了33.9億美元。（5）第二步支付（Step2）。它是美國自1990年以來專為棉花設計的補貼項目，根據FSRI法案，美國國產棉花的國內使用者和出口商憑購買記錄，在美國輸北歐棉花報價（USNE）連續4周超過北歐價格（NE），而經調整的世界價格（AWP）不超過銷售貸款價格134%時，可獲得差價補貼。巴西認為，這項支付的目的是保證美國棉花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及鼓勵美國內棉紡企業多使用本國棉花。其關鍵點在于當棉花國際市場價格低于美國國內市場價格時，美國棉花使用者和出口商接受補貼之后，仍然有利可圖。按照WTO補貼協定第3.1（a）條款，上述補貼構成了禁止性補貼。

2.巴西棉花產業受到實質性損害的證據如果上述事實成立，那么對巴西來說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就是要提供證據，證明其棉花產業受到了實質性損害。對此，巴西提供了以下證據。（1）美國的補貼政策致使美國棉花種植面積擴大巴西利用美國農業部公布的數據算了二筆帳。第一筆是證明美國棉花生產成本高于棉花市場價格。自1999年8月至2003年7月，與生產成本相比，美國棉花生產者價格大約要低77%。第二筆計算美國棉農的利潤。在1997年至2003年間，美國平均每公頃棉花累計產生的全部市場收入比全部累計生產成本低2154.71美元。而與此同時,平均每公頃棉花累計接受政府補貼大約2471美元。因此，如果按市場價計算，美國棉農每公頃棉花6年累計才獲得261.93美元的“利潤”。從理論上來說，如果棉花生產成本高，利潤低，則種植面積會不斷縮減，然而，美國的事實卻相反。在大量補貼情況下，美國棉花種植面積照樣穩步增長，即使世界棉花市場價格低迷也不例外。巴西在指控報告中稱，1999、2001和2002年三年世界棉花價格下降，尤其在2002年初價格跌到64美分/公斤，為近20年來平均價格的40%。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三年美國棉花種植面積卻在不斷增加。從1999年的530萬hm2增加到2000年的591萬hm2，接著又增加到2001年的619萬hm2，截止2002年面積為627萬hm2。（2）美國的棉花補貼政策已對巴西的棉花產業造成了實質性損害其依據主要有三：其一，1999年8月至2003年7月間，美國為棉農提供了約125億美元的巨額補貼，從而使其保持了世界第二大棉花生產國和最大出口國的地位。從1998／1999年度到2002／2003年度，美國棉花國際市場占有率由17%提高到42%，三年內增加了25個百分點。然而，象巴西這樣低成本、具有競爭力的國家反而失掉了相應的國際市場份額，甚至是由過去的棉花凈出口國變成現在的凈進口國。其二，棉花是巴西的重要經濟支柱。巴西是世界第三大棉花生產國，棉花在巴西出口產品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近年來棉價下降造成了巴西“棉花危機”。許多棉農被迫改種其他作物，靠采摘棉花為生的人涌向大城市，造成大量農村人口失業以及其他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三，不考慮其棉花國際市場份額的喪失，僅世界棉花低價就導致巴西棉農損失近4.78億美元。（3）許多相關研究認為美國的棉花補貼政策影響了世界棉花產業巴西在報告中稱，雖然不同的研究者所得結論有所差異，但是他們都存在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認為美國的補貼對棉花生產、出口和價格具有明顯的影響。譬如，擔任巴西政府顧問的專家丹尼爾·薩姆納用計量經濟模型估計了美國政府補貼對棉花生產、價格和貿易的影響。結果表明，在1999年至2002年間，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補貼，美國棉花出口將要減少41%，而且世界棉花價格將要平均提高12.6%，或是每公斤提高14.33美分。此外，國際棉花咨詢委員會(1CAC)、世界銀行(WB)、國際貨幣基金會(1MF)的研究指出，世界棉花低價格導致了大約9萬棉農生活水平下降到貧困線以下。

（二）爭端裁定及其美國對裁定的態度

根據巴西的依據和美國的辯護，世貿組織專家組2004年6月18日做出正式裁決。其主要內容如下：（1）美國的直接支付計劃、生產靈活性合同支付計劃及其相關的法律不適用于“和平條款”。（2）美國的棉花補貼水平超過了1992銷售年度中確定的支持水平，不符合“和平條款”。（3）美國出口信貸擔保屬于出口補貼，違反了“和平條款”的第8條規定。（4）美國2002年農業法對棉花出口商提供的直接支付屬于補貼協定第3.1(a)及3.2條規定的出口補貼，受農業協定第9.1條(a)款規范，這與美國在農業協定第3.3條和第8條項所承諾的義務不符。與此同時，第二步支付屬于補貼協定第3.1和3.2條所規定的出口補貼和進口替代補貼，為禁止性補貼。（6）美國的營銷貸款支付、第二步支付等補貼明顯壓低了國際市場上的棉花，并嚴重損害了巴西利益。針對WTO做出的裁決，美國貿易代表發言人在日內瓦發表書面聲明，表示將認真研究上訴機構的報告，并與國會和農業界密切合作制定下一步措施。需要指出的是，雖然WTO裁決并不具有國內法律同等效力，但面臨國際壓力，美國承認了裁決的合法性，更何況美國也一直督促別國尊重WTO裁決。誠然，美國表面上承認了事實，但是這并不代表美國會立即取消補貼，我們有理由認為美國取消棉花補貼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因為美國會以此作為與其它幾大貿易強國談判的杠桿，說服它們也減少對本國的補貼，甚至成為在其他方面談判的籌碼，以保證美國的利益。否則，它就有足夠的理由來維護自己的立場。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在棉花補貼爭端敗訴后不久，向世界貿易組織申訴，要求該組織就歐盟對空中客車公司提供補貼政策展開調查。三、對中國的啟示

巴西—美國棉花貿易爭端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巴西取得勝訴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對于思考和調整中國的產業政策，處理一些貿易爭端，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以下啟示包括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兩個層次。

第一，掌握充分證據，熟悉游戲規則。如果說談判需要技巧，那么解決貿易爭端更多的是需要證據和對相關規則的熟悉。在這次棉花貿易爭端中，巴西之所以能勝訴，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掌握了美國補貼政策及其相關數據，并且熟悉和適當運用世貿組織規則。需要指的是，巴西引證的許多數據都來自于美國農業部。這一點對我們來說尤為值得借鑒。

第二，新一輪談判的進展，將受到深刻的影響。新一輪談判后協議條文的確定，將更為精準、明確和全面，而且達成協議的過程將更為繁復。中國可根據自身現有政策或將來可能的政策，決定自己的談判立場。

第三，中國在確定和執行農業補貼政策時，要注意與現有世貿組織規定銜接好，并預見到新一輪談判可能達成的協定規定。按照目前的標準，中國目前實行的所有補貼，包括直接補貼、良種補貼和農機補貼等等，均不屬于“綠箱”補貼。隨著新一輪談判的進展，可能需要進行適當的調整。

第四，建立預警應急機制。由于中國在國際貿易中具有大國效應，所以隨時都有可能與別國產生貿易摩擦。對中國來說，要切實運用好國際通行規則，做好維護國內產業安全的基礎性、前瞻性和預防性工作，并建立和完善產業損害預警機制。其主要內容應包括：監測國際經濟發展變化、貨物進出口、技術進出口和國際服務貿易異常情況，并分析其對國內相應產業已經造成或是未來可能造成的影響；與此同時，分析國內產業發展對別國產業已經造成或未來可能造成的影響。譬如，一些世貿組織成員國指責中國存在棉花補貼問題，對此，我們就應當積極組織力量，做好相應的研究工作，以具體的數據和事實說話，證明中國棉花沒有補貼問題。

第五，注意國際貿易中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這種效應包括三方面：（1）產品上的擴散。它是指既然棉花補貼可以產生爭端，那么其他農產品同樣也可，譬如大豆。以同樣的邏輯，爭端也可針對非農產品。事實上，近來中國紡織品貿易爭端的由來與之不無關系。（2）國別上的擴散。它是指任何兩個有利益往來的國家間都有可能發生爭端，而不論國力大小。譬如，盡管在世貿組織爭端中第三方權力有限，但作為西非的最不發達國家的貝寧以第三方身份加入到這場爭端中，使專門委員會不得不充分考慮其主張。再者，以中國紡織品貿易爭端為例，首先是美國向我國發難，緊接著的是歐盟等國家。（3）爭端內容上的擴散。它是指爭端將不僅局限于某些熱點，如傾銷、補貼等，其他方面照樣有可能成為爭端的焦點。因此，我們要對國際貿易作一個更為全面和詳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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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化貿易以圖書、音像制品、海外演出、電影等服務類的文化貿易為內容。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文化貿易的形式和種類也逐漸在向多樣化方向發展，促進國際文化貿易的成功案例也越來越多，很多都進入了商業化運作階段［4］。例如：中國的雜技、戲曲和功夫經過多年的宣傳和推廣，已深入海外市場，贏得了廣泛的贊譽。尤其是中國功夫中的河南嵩山少林寺表演的大型武術片，得到了國外各界人士的歡迎和贊嘆；在海外知名盛會柏林電影節、好萊塢電影節、戛納電影節上，中國影星亮相的機會也越來越多；“女子十二樂坊”以時尚化的包裝表演為形式，不僅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傳統精美的民族樂器，而且還向全世界弘揚了中國的民樂、傳播了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樂隊分別在東南亞、美國、加拿大舉行大型演出，產生了非同尋常的反響，接著又在國外的主流電視頻道上播放錄像，還以DVD的形式在歐美市場上發行，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姚明雖然是體育界的明星，但他在扮演傳播中國文化的角色上，作用依然十分明顯。以上這些例子都說明中國國際文化貿易前景十分廣闊。

（二）國際文化貿易的資源優勢十分明顯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多樣的民俗特征。這些歷史文化和民俗特征為我國國際文化貿易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和條件。表1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數量就足以說明我國文化走向世界的資源優勢十分明顯。截至2011年底，在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排名上，中國位例第二，擁有42項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說明我國擁有較好的開展國際文化貿易出口的資源優勢和潛力，如何利用和開發這些資源優勢，將我國的自然遺產用文化的表現形式推向全世界，是當前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和今后發展的主要方向。

（三）國際文化貿易出口地區狹小

由于語言、傳統文化以及生活習慣的原因，我國文化出口的地區主要是香港、臺灣、東南亞、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歐洲。這些地區是華人聚居的主要區域，海外華人對于中國本土的文化具有自然的親和力，也更加容易接受。以中國圖書版權為例，2010年中國一共對外出口圖書版權3600種，輸出地見表2。輸出地前5位的依次是東南亞地區、臺灣、香港、美國和加拿大。這5個地區的圖書版權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67%左右，說明我國在對外文化貿易的輸出地區上過于狹小、過于集中，中國的文化出口依舊以本土化為主，國際化的道路還很漫長。

（四）國際文化貿易存在著巨額的貿易逆差

由于長期文化貿易發展的滯后，國際文化貿易在進出口金額上，逆差現象很明顯［5］，詳見表3。從表3中可以看出，中國國際文化貿易存在較大逆差，這與我國物資貿易順差形成了鮮明對比，從中國豐富的文化資源和綜合國力來看，這種文化貿易的逆差顯然不合理。

我國加快發展國際文化貿易的作用

（一）發展國際文化貿易讓世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國

一個成龍、一個李連杰、一個姚明對于傳播中國文化遠比上一百堂文化課要生動。而加快發展國際文化貿易，恰恰可以起到這一作用。如今姚明雖然已經退役了，但他作為承擔中美文化交流橋梁的作用始終沒有停止，而中國的燦爛文化也需要有更多像成龍、李連杰這樣的名人通過其自身的形象宣傳來實現傳播。

（二）國際文化貿易可以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的步伐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文化貿易將在國民經濟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有關文化貿易的產業是一種新興產業，具有排放污染物少、耗費資源少的特點。這正好符合我國目前產業結構升級的要求，有助于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帶動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形成新一輪的經濟增長熱點，是一種貨真價實的綠色經濟產業［6］。

（三）發展國際文化貿易有助于增加我國的就業崗位

由于全球經濟不景氣，我國也存在著就業難的問題。如果大力發展國際文化貿易，因該產業工作崗位的需求量很大，可以極大地緩解就業難矛盾。媒體、出版、文化傳播等行業正逐漸取代原有的金融投資行業，成為新一代年青人就業的首選職位，這不能不說是對我國經濟強有力的貢獻［7］。國際文化貿易需要更多的文化產業來支撐，這種新興行業由于發展時間較短，正需要有更多的人才來從事這一行業，特別適合剛畢業的大學生進入該行業，發揮年青人的想象力和創作力。同時，文化產業也需要有大量普通的生產經營者來生產、經營和服務，這也就為我國大量的普通勞動者提供了廣闊就業空間。表4是關于發達國家從事對外文化貿易的從業人員數據，足以說明我國和文化貿易強國之間的差距。從表4中可知，美國從事對外文化貿易的人數達到了500多萬，占本國就業人口的比例達到8.6%。目前我國從事文化貿易的人員大約有1000多萬，僅占全部從業人員比重為1.52％，有很大上升空間。

（四）加快發展國際文化貿易可以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

文化貿易承載著我國的文化理念、文化價值和文化追求，可以很好的反映文化軟實力。我國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扭轉文化貿易逆差，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就必須加快發展文化貿易，增強我國文化的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此同時，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和國際影響的日益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更加關注，了解中國文化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心聲，我國所承載的國際期待和國際責任明顯加重，迫切需要加快發展國際文化貿易，推動更多的文化產品和服務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競爭，不斷增強中華民族文化的影響力，增強我國文化的軟實力[8]。近幾年，全球各地如雨后春筍般誕生了100多所孔子學院說明了不僅是“中國制造”的產品在走向世界，中國文化的名片也正在走向全球，這從另一個側面體現了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崛起。

（五）發展國際文化貿易可以提高我國的居民素質

人力資源的發展是我國居民財富的終極基礎，資本和資源都是經濟中被動的因素，人才是主動的因素。居民素質的高低是衡量我國綜合國力最重要的一個指標，也是和他國競爭的重要因素之一，更是我國重要的寶貴財富，居民素質在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當中可以說具有決定性的作用[9]。隨著國際文化貿易的發展，也加速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政府可以利用中國傳統文化加強對國民的文化教育，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質，引導居民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因此，加快發展國際文化貿易可以提高居民素質。

加快發展中國國際文化貿易的路徑

（一）加強對文化產品翻譯的投入

我國的許多文化產品出口遇到的最明顯困難是緣于作品的翻譯費解，外國人不理解作品的內涵和意義。由于國際翻譯費用較高，國內很多公司和機構只是請非專業人士進行簡單翻譯，導致了不少文化產品不被外國人所理解。今后應該在財政上加大對文化產品翻譯的投入，通過使用國際化的語言，使我國的傳統文化走向世界，讓全世界消費者都能容易理解中國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增加文化貿易出口的可行性。還可以在國外設立傳播中國文化的機構，讓國外居民能更好地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激發他們追求中國文化的興趣，同時也幫助外國人理解中國文化提供相應的背景。

（二）將文化產品出口至經濟實力較發達的國家

發達國家由于在經濟實力上有一定的優勢，為此，在加快發展國際文化貿易的道路上，可以加大對發達國家的文化供給，把我國的文化更多的出口至發達國家。中國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世界各國人民都想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文化，發達國家的人民也不例外，最重要的是他們擁有更多財力，有條件通過進口中國的文化來實現這一愿望，而國內文化產品和服務正好符合了他們的好奇心。當然，在把我國的文化出口到發達國家時，應當注意方式方法，可以采用與發達國家合作的方式進行，在國外找到合適的經銷商作為合作伙伴，通過合作伙伴把我國的文化出口到發達國家。例如，中央電視臺就通過與時代華納的合作成功進入美國紐約、舊金山和休斯頓的有線電視網與飯店網路中，在傳播中國文化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注重專業人才的培養與發展

加快發展我國國際文化貿易，需要大量優秀的專業人才。目前我國從事國際文化貿易方面的人才在數量上十分短缺，質量上也有待提高。首先，從國內高校來看，設立國際文化貿易專業的學校還不是很多，很多在從事國際文化貿易方面的人才都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國內高校應加強開展國際文化貿易專業的建設，加快中國國際文化貿易專業人才培養的步伐。其次，還可以將中國從事國際文化貿易的人員送到國外去學習，并且要適當引進國際市場上的文化貿易人才，間接提高中國國際文化貿易人才的培養與發展。

（四）加大國際文化貿易的創新力度

加快中國國際文化貿易的發展離不開創新，無論是在管理體制方面、投融資方式方面還是在技術方面，都需要加大創新的力度。管理體制方面，國家應制定相應的政策鼓勵創新，把國際文化貿易的創新當作一項大事來看待；投融資方面，也應該加大國際文化貿易的創新，可以借鑒美國的先進做法，實現文化貿易投融資渠道的多樣化，利用現代經營的股份制，金融信貸等方式加快我國國際文化貿易的發展，鼓勵民間資本也參與進來，華誼兄弟的成功上市就是很好的例子，不僅如此，還要鼓勵經營國際文化貿易業務的企業到海外上市，獲取更多的資金支持；技術方面，可以利用3D電影、4D電影和數字電影、開拓衛星傳輸信號、數字化裝備、寬頻系統的方式來加大宣傳我國文化，從而使我國文化產品在進入國際市場后更具競爭力。

（五）打造文化國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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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弗農(RaymondVernon)1966年首次提出，即產品要經歷開發、引進、成長、成熟、衰退的階段和周期，這個周期在不同技術水平的國家發生的時間和過程不同，因此，同一產品在不同國家市場中的競爭地位也就不同。對于跨國企業而言，就需要把握和抓住不同國家、不同產品處于不同階段的實際狀況，爭取長久地保持比較優勢。跨國公司通過本土化，可以更好地分析東道國市場，判斷產品處于生命周期中的什么階段，并更準確地預測產品的發展趨勢，正確把握產品的市場壽命，根據產品所處的階段特點，采取相應的營銷策略，增強產品和企業的競爭力，提高經濟效益。

3.公司內貿易理論這一理論由英國經濟學家巴克利(Peter.J.Buckley)、卡森(MarkCasson)系統闡述，由加拿大學者拉格曼(A.M.Rugman)進行了發展完善。內部貿易改變了各國貿易順差、逆差的含義和影響，掩蓋了國家貿易中各企業、各國的真實貿易關系。企業內部規模收益遞增是公司內貿易主要的利潤來源。跨國公司通過推進本土化，可以更好地發揮各國家各地區獨特的資源稟賦優勢，將生產經營的某一環節、零件、中間產品或最終產品集中于某國或某地生產，產生規模效應，降低成本，并更充分地利用不同國家的稅收、貿易政策。

4.邊際產業擴張理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由日本學者小島清(K.Kojima)于1978年提出并進行系統闡述。這一理論指出，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邊際產業)開始，以促使國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對外貿易，并推動東道國產業的發展。跨國企業的本土化可以使得企業更好地了解東道國的技術水平，從而找到最合適的產業進行投資，有利于了解當地的生產要素結構，適當運用當地勞動力資源，為東道國創造就業機會。這一理論尤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重要啟發。

二、跨國企業實現本土化經營的幾個關鍵要素

1.中高級管理人才的本土化本土化的高級管理人員與一般本土化員工的作用不同，他們更有條件和資源幫助企業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采取對應舉措，幫助企業更有效地化解文化沖突、促進有效合作。高層管理人員的本土化是人力資源本土化的核心。人力資源本土化既包括利用人力資源，也包括對人力資源的開發和培育，這要求跨國企業把人才的培訓和發展放在重要位置。本土的高級管理人員的培養，決定了其能否順利實施本土化戰略。

2.文化融合跨國企業在進入其他國家進行生產經營，通常都會面臨來自文化方面的矛盾，能否實現企業文化、本國文化和東道主國文化的和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跨國公司的發展前途。相同的政策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會有不同的理解和執行方式，產生不同的效果。因此，管理者在實施管理手段時，必須要考慮到被管理者的反應，這些反應往往是由被管理者背后的文化背景所決定的。文化融合需要跨國企業重視并承認文化差異，努力化解文化矛盾和沖突，融洽與東道國政府、商業合作伙伴的交流溝通，提高適應能力，增強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