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消費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國內外的研究進展

關于社會保障對消費的影響最早研究社會保障對消費的影響的理論模型是消費和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說。該假說認為：人們在中年期勞動獲得收入并將一部分作為儲蓄是為年老提供經濟保障，所以社會保障對個人儲蓄，進而對當期消費有很大影響，即社會保障能促進當期消費[1]。在生命周期假說理論以及持久收入假說（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MiltonFriedman）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預防性儲蓄理論。預防性儲蓄一般指由于不確定性而導致的消費者超出平常水平的儲蓄，是指風險厭惡的消費者為預防未來不確定性導致的消費水平的急劇下降而進行的儲蓄，這種不確定性主要來源于收益以及支出的波動[1]。居民家庭面臨未來經濟的不確定性，對于這種經濟上的風險，可以去儲蓄和保險兩種方式區規避風險。謹慎的家庭采取增加儲蓄的方法自我保險即預防性儲蓄[2]。事實上，預防性儲蓄理論建立在在理性消費者和消費效用最大化前提下的，它的內涵和消費儲蓄生命周期假說是一致的。隨后一些關于社會保障是否能刺激消費的實證研究所得的結果并不完全同預防性儲蓄理論一致。支持者如Feldstein認為社會保障對儲蓄的影響存在雙重效應，即資產替代效應（資產替代效應是指社會保障財富作為家庭財富的一種形式，使得人們在退休之后仍然可以獲得收入）和退休效應（退休效應是指社會保障激勵那些本領愿意工作更長時間的人提前退休，這意味著有收入的時間縮短，因而需要在工作期間增加儲蓄、減少消費）。他利用美國近四十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預測了社會保障總給付，進而分析得出社會保障大幅度能降低儲蓄額，對居民消費的促進作用十分顯著。反對者如JonathanGruber認為，失業保險福利能夠幫助失業者在失業期間平滑其消費。但失業保險福利的這種積極作用只是在一段時間內有效，在最初失業期間能夠平滑消費，對消費水平沒有永久的影響。關于醫療保險對消費的促進以上有關社會保障對消費的影響都是側重對收入不確定性的研究，然而未來支出的不確定性也會影響儲蓄和消費。而在未來支出中最具不確定性因素的就是醫療費用。所以基于醫療保障體系對消費的刺激效果的研究也很多。比較有影響的研究如kotlikoff于1989在生命周期的基本框架下，基于經典的凱恩斯的消費儲蓄理論，分四種情況對不同醫療保險制度影響消費水平進行分析，得到的結論是只有當醫療保險制度很完善的條件下，最優消費水平才會提高[3-4]。Shin-YiChou基于1995年臺灣出臺全國醫療保險（NationalHealthInsurance，簡稱NHI）制度進行實證研究，得出結論NHI能大幅度降低居民對未來醫療支出的不確定性，從而大大減弱預防性儲蓄動機[5]。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劉國恩教授等人針對中國現行的社會醫保體系中的三大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URBMI）、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UEBMI）新型農村合作醫療（NRCMI）是否能有效促進居民消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論顯示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推行能顯著提高居民消費。

研究內容和方法

篇2

一、文化消費的內涵和后工業化的中國

1.文化消費的內涵

文化消費是指用文化產品或服務來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一種消費，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娛樂、體育健身、旅游觀光等方面。簡言之，文化消費是人類享用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消費活動。在知識經濟條件下，文化消費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文化消費現象呈現出主流化、高科技化、大眾化和全球化的時代特征。文化消費的內容十分廣泛，不僅包括專門的精神、理論和其他文化產品的消費，也包括文化消費工具和手段的消費。文化是一個不斷創造與生成的動態過程。文化消費是一種社會行為，永遠都會受到社會脈絡與社會關系的影響。人們在文本與實踐的消費中，也在創造文化。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層次建立在滿足上升的基礎之上，消費需求發展的上升和遞進規律是經濟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過程。因此，在經濟高度發達、產品極度豐富的現代經濟社會中，人們的消費早已超出了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功能層次階段，而更多地進入具有滿足精神消費、享受和發展消費的高層次功能階段，文化消費正是這樣的一種消費形態。

2.后工業化的中國城市發展

經過幾十年的工業化發展，城市中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城市病。大型城市人口飽和、環境污染嚴重，城市運行不堪重負，交通問題、環境問題已成為困擾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全球化的今天，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要求人們必須慎重考慮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重點發展第三產業，發展知識型經濟，提高以文化消費為代表的服務性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才是人類未來發展的出路。2009年，我國經濟總量達到335353億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3678美元，中國開始進入消費社會，文化消費進入活躍期。據預測，2010年、2015年和2020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文化消費支出比重，即城鎮文教娛樂服務支出分別為732元、1065元和l484元，占消費性支出的比重分別為16.3%、18%和19.9%。文化娛樂消費在消費性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增長，可以預見未來幾十年，文化消費將會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文化娛樂消費需求狀況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文化教育娛樂支出比重等均呈現逐年增長的態勢。據國家統計局網站信息，1999-2009年的10年間，城市人均文化教育娛樂消費支出由449.39元增長到1358.26元;文化教育消費需求占消費性支出的比重由9.31%上升到14.6%。城市居民文化教育娛樂消費支出大幅度提升。本文選取北京、武漢、深圳、重慶、長沙、廣州等八個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分析當前我國城市文化消費需求狀況J。

1.居民文化消費支出比重低

北京、上海、武漢、深圳、重慶、長沙、廣州，濟南等是我國有重要影響力的八個大城市，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該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近些年來，這些城市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呈持續下降趨勢，文化消費支出比重上揚。而恩格爾系數和文教娛樂消費性比重一降一升的變化，更是表現出這幾大城市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以及向前推進。，通過數值比較可以看出，人民群眾用于文化娛樂消費方面的支出還是比較少，比重偏低，居民文化消費市場需求還不夠旺盛，需要進一步刺激消費。在總量上還是偏低。除武漢外，其他七個城市人均每月消費性支出額均在千元以上。從教育文化娛樂服務這項來看，在武漢、長沙、重慶三個中西部城市中，只有重慶的消費額均超百元，在中西部處于領先地位。總體來看，位于東部的城市，人均每月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支出都要比中西部城市多，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當前我國區域文化消費水平不平衡的現象引。

2.文化消費結構層次相對較平衡

下表3重點列出了北京、上海、武漢、重慶在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方面的具體情況。通過數值對比可看出，四個城市的文化消費娛樂支出都呈遞增趨勢，其中教育一項，在教育文化娛樂支出中所占比重最大。而北京2008年教育投人占整個文化消費的34.O%，2009年上升到34.8%;重慶2008年教育投入占43.4%;上海2008年教育投入占40.6%，2009年下降到38.1%。發展型文化消費中，北京、上海兩市教育開支穩居榜首，說明身為我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城市，居民對教育文化的投人程度可見一斑。隨著各行各業競爭白熱化，居民越來越重視在教育方面的投人，可以預見教育消費必將成為人們消費的中長期熱點。另據國家統計局調查數據表明，2009年北京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旅游支出為459元，比上年略增0.3%，占當年整個文化消費的16.9%。在文化消費結構上出現了發展性、智能性文化消費占主導地位，娛樂性、享受性、消遣性的精神文化消費所占比例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3.城市文化消費與文化產業發展齊頭并進

文化消費與文化產業的發展相得益彰，只有文化產業發展了，文化消費的水平和規模才會擴大;反之，文化消費的水平也體現了文化產業的發展程度。從文化消費中可以預期未來的文化消費空間和文化產業的可供發展空間。表4將我國部分城市的文化產業增加值與占GDP的比重作比較來說明文化消費與文化產業的關系。統計數據可以看到：2008年和2009年我國城市文化消費水平呈現出逐年遞增的趨勢，文化產業增加值所占GDP比重均有所提高。其中，文化消費水平高的地區，其文化產業增加值也較高。特別要指出的是青島，文化消費市場與文化產業發展均顯現出強勁地發展態勢，因此，要解決好文化消費的問題，很多時候還要從文化產業的源頭開始，培養市民的文藝欣賞興趣，刺激市民的文化需求，引導文化消費，培植文化消費市場，促進本地區文化消費和文化產業的發展。

三、影響我國城市文化娛樂消費的因素

從國際經驗和我國文化消費娛樂的實際狀況來看，影響文化娛樂消費需求的因素很多，其中，經濟發展水平、人均收入狀況對文化娛樂消費的影響最深遠、最直接，公共服務狀況、居民的消費時尚和文化傳統等也制約著文化娛樂消費水平。

1.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

在經濟學中，經濟發展水平對消費的影響至關重要。經濟發展水平不僅決定著文化消費的總量和規模，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消費的水平和層次。從表2數據可以看出，處于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文化娛樂消費支出總體上要比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城市文化娛樂消費的支出多，休閑類文化消費娛樂消費的層次和程度也要高。因此，經濟發達程度、人均收人的高低對居民文化娛樂消費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2.民族(區域)文化傳統和審美習慣

民族文化傳統和審美習慣是影響文化娛樂消費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這在具體的行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印度的消費水平比中國低，但是印度人均看電影的次數在世界上處于前列，電影市場也比中國繁榮。2003年，印度電影盈利8.56億美元，而當年我國電影票房僅有9億元人民幣，民族文化傳統和審美習慣對文化娛樂消費的影響可見一斑。在我國，這樣的例子也很常見。例如，旅游大省云南推出的大型原生態歌舞集《云南映象》，融合了傳統之美和現代之力，通過將最原生態的原創鄉土歌舞精髓和民族舞經典全新整合重構，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舞元素表達濃郁的云南民族風情。少林寺與國際知名音樂人創作出《禪宗少林音樂大典》，將千年古剎少林寺的佛教文化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二者都是讓民族藝術糅合進現代藝術之中吸引游客消費。上海音樂劇、東北的二人轉、天津的曲藝、長沙娛樂業都是有著鮮明地方特點的文化娛樂消費。因文化傳統和習慣的不同，人們在文化娛樂上的消費狀況也不同。因此，在開發市場促進文化消費時，要著力培育和發掘民族區域文化傳統和審美趣味，以及開發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產品和服務來吸引顧客進行文化消費。

3.文化消費的社會環境

文化消費活動是一個社會和政治運動的過程，其中表現出文化的社會性和政治性。文化消費存在社會價值取向、民族風俗習慣、消費空間時間與個人需求的矛盾。當前我國的文化消費政策還不到位，消費法制體系不健全，消費管理體制沒有理順，消費管理不善，文化市場秩序不規范，文化基礎設施、文化消費權益、消費信息安全等宏觀消費環境沒有根本提升。良好的文化消費社會環境沒有建立起來，必然會對消費者文化消費的行為和理念產生影響。

4.文化管理體制

作為一個城市靈魂的獨有的文化個性、文化風格、文化品位，需要有靈活、開放的體制和優越的發展環境與其相匹配。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個人財富的增長，人們的文化消費要求日益多樣化。當前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主要還是政府主導，文化管理體制不靈活，管理體系不順暢，文化支持政策不明確，導致文化產品的層次和水平與人們的要求還有一定差距。這些因素造成了國外文化產品占據著我國文化市場的大部分市場份額，我們傳統的文化也被外來文化借鑒和超越。例如每年電影暑期檔中，從國外引進的電影占據了大部分～h映時間，而我國能夠與好萊塢大片相抗衡的電影鳳毛麟角。

5.文化消費心理的支配

文化的心理特性決定了文化消費活動是一個心理運動的過程。文化消費作為一種文化體驗、情感享受和對自身發展、社會關系、地位的追求，受文化觀念、消費觀念、價值取向支配，文化認同將激起消費，文化偏愛將擴大對其消費，而我國有些人對文化消費與文化產業發展的意義認識不夠，消費心理不成熟，文化觀、文化價值觀、文化消費觀不正確以及觀念、素質差異，忽視了消費的全面性和科學性。

四、推動城市文化娛樂消費發展的途徑

1.大力發展經濟，提高消費者收入水平

從以上的數據分析可以看到，城市文化消費能力的高低與城市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文化消費作為文化產業鏈上的終端環節，與經濟運行的規律一樣，消費水平直接影響甚至決定著文化產品生產能力和流通效率。沒有活躍旺盛的文化消費能力，就不可能有強大的文化生產力與活躍的文化市場。因此，要發展文化產業，提高人們的文化消費水平，只有大力發展城市經濟，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人民的消費能力和追求生活質量的要求越強，用于反映生活質量提高的文化娛樂休閑服務等非物質消費支出的比重就越高，要求社會提供的文化娛樂用品及服務就越多，最終勢必促進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只有在生產力大幅度的提升，人們的經濟狀況得到改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之后，才能為文化消費提供更廣大的發展空間和前景。

2.解除大眾的消費疑慮，轉變消費觀念

目前，觀念的陳舊成為阻礙文化娛樂消費快速發展的重大問題。中國歷來是一個崇尚節儉的國家，輕視服務經濟的觀念根深蒂固。先生產，后消費已成為人們生活觀念的主基調，由于思想觀念認識的影響，導致社會和個人消費缺乏動因。許多人還不能認識到文化娛樂消費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的作用。如果想要刺激文化娛樂消費，首先要轉變居民的消費觀念，解除大眾的消費顧慮。轉變居民的消費觀念，要讓大眾懂得生產與消費是并重的，生產是為了消費，消費也是為了生產，只有消費上去了，生產才會提高，而且要懂得適度消費。

3.依托具有比較優勢的文化資源，形成特色產業刺激文化消費

篇3

【關鍵詞】消費;以人為本;培育

面對世界金融危機,我國提出了擴大國內需求戰略舉措。目的在于彌補外需萎縮、解決生產過剩、扭轉經濟下滑、避免經濟危機。因此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好似為了生產、為了發展,擴大的是以物為本的消費需求,而不是以人為本的消費需求。按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我們應該是為了滿足消費需求,提高消費水平,增加居民福址,實現消費效用最大化,擴大以人為本的消費需求。

1背景:外需萎縮不得不擴大內需

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三駕馬車。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以出口為主要力量來拉動經濟增長的一種模式。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國際市場對中國的產品需求開始萎縮。我國企業特別是大量的沿海出口導向型企業,因為沒有國際市場、國外需求不足,紛紛收縮經營,甚至關門倒閉。造成大量工人下崗失業,特別是大量的農民工從沿海工廠回到了內地農村無業可就,經濟增長快速下滑。我國面對如此嚴重的經濟問題,不得不選擇擴大國內需求的方針,采取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擴大居民消費的措施,來彌補國外需求不足、消化國內生產過剩、保持國民經濟增長。這也是一種倒逼機制,外需萎縮不得不采取擴大內需的方針。

2目標:滿足以人為本的消費需求

國內需求有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擴大內需關鍵是要擴大以人為本的消費需求。我國的實踐證明,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是供不應求的經濟、政府配置資源、企業進行生產、農民進行種養,都是為了滿足居民生活需要,可謂以人為本的消費需求。雖然,消費需求目標、目的是以人為本的,但是沒有實現目標、目的的體制動力,就是計劃經濟條件下不可能生產、提供足夠、足質的產品和服務來滿足人們的消費需求。所以在滿足以人為本消費需求中,計劃經濟是一種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經濟體制。我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通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了經濟快速發展,產品和服務逐步豐富,從供不應求的短缺經濟轉變為供過于求的過剩經濟。我國在當今供過于求的過剩經濟條件下,總是擴大消費、增加需求,來消化生產過剩、實現供需平衡、促進經濟發展。這樣就變成了消費是為了生產,消費的目的是生產,我生產什么你就得消費什么,我生產多少你就得消費多少。現在生產多了,消費少了,就要求擴大消費。我國在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解決了計劃經濟無力滿足以人為本的消費需求,但同時沖淡、模糊了滿足以人為本消費需求的目標,強化、彰顯實現以物為本消費需求的目標。

消費是人類生產的目的。在社會再生產中,生產必須圍繞消費需求來進行,消費對生產起引導作用。生產與消費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輔相成。生產決定消費,消費也反作用于生產;生產只是手段,消費才是目的。消費的數量、規模、檔次、速度,決定生產的數量、規模、檔次、速度;消費能否順暢實現,決定生產的循環能否順利完成。可以說,產品能否被消費者接受、接受數量大小,決定著生產者的興衰。所以說,宏觀調控者政府、生產投資者企業、生活消費者居民三者在擴大國內消費需求上,目的要協調一致,要以擴大以人為本的消費需求為中心目標,才能獲得三贏的效果。

3舉措:培育以人為本的消費需求

要擴大以人為本的消費需求,必須培育以人為本的消費需求。消費本是一個穩定遞進甚至長期處于穩態的經濟行為。消費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生產供給、消費環境的影響和制約。消費與投資相比,其變動率尤其是擴大性的變動理應更小,指望消費水平一夜之間“大幅擴大”,要么根本不可能,要么就是拔苗助長。只能通過循序漸進地提高收入水平、調整生產供給、改善消費環境、完善社會保障來培育以人為本的消費需求

3.1從收入方面培育:消費與收入之間關系十分緊密。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認為,當前消費主要依賴于當前收入。高收入高消費,中收入中消費、低收入低消費、沒有收入不消費。這說明,收入增長是拉動消費的基礎,是決定我國居民消費能力的根本因素。

3.2從供給方面培育:優化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的內部結構、大力提升服務性消費水平是實現消費可持續增長的必然要求。生產企業既要適應消費需求的變化,積極調整供給結構,提高供給能力,以適銷對路的產品和服務滿足城鄉居民多層次、多方面的需求;又要合理引導消費結構的升級,積極拓展和培育消費熱點,把潛在的消費需求變為現實的消費能力,不斷增強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斷提高居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質量。

3.3從環境方面培育:目前,我國的消費環境雖然有了一些改善,但是消費環境問題是產業政策、消費體制和消費政策的集中表現,是長期積累的結果,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一蹴而就,現在的改善只是初步的,消費環境仍然是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瓶頸。政府擴大居民需求政策目標與消費政策仍然不配套,城市建設和相關消費政策相對滯后,與居民消費升級要求不相適應,造成政策不銜接的斷層現象。

3.4從保障方面培育:國內消費市場低彌的原因不是居民沒有消費的需求和愿望,主要是由于相應的社會保障體制還不夠完善。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一種“低工資、高福利”的分配制度,社會福利由政府統籌統包,使居民在工資水平較低的情況下,能夠感受到社會福利方面收入帶來的安全感,城鎮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反而較高。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國對舊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較大幅度改革,老百姓過多的承擔了這個社會改革的成本。過度市場化的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等負擔讓老百姓不得不進行積蓄。在傳統的福利體制被打破,新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有待完善的情況下,社會保障制度大大限制了居民消費需求擴大。要改變這種局面就必須應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在擴大社會保險覆蓋范圍、完善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推進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健全失業保險、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還需加大投入,加強引導,使廣大消費者形成更加樂觀的未來預期,增強其消費意向;使居民從不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中找回消費信心,敢于消費,滿足其必要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獲得相應的社會服務。

參考文獻

[1]王艷芝,楊宏茹.培育和擴大消費需求的思路和對策.中國市場,2004年1月

[2]許善達.內擴居民最終消費外推“馬歇爾計劃”.中國經濟導報,2009年5月19日

篇4

本文作者：周小琳吳翔工作單位：東北電力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序列平穩性檢驗經濟時間序列通常是不平穩的，根據不平穩的時間序列直接建立回歸模型有可能出現偽回歸現象，雖然模型的擬合優度很高，但方程并不能夠反映經濟變量之間的真實關系。所以在具體建模前首先要進行序列是否平穩的單位根檢驗。如果變量序列是平穩的，可以直接建模。如果序列不平穩，則需對序列進行差分，直到序列平穩為止。本文采用eviews6.0軟件來實現對變量序列LnRGDP、LnRCONS和LnRINV的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由表1可知，LnRGDP、LnRCONS和LnRINV的ADF檢驗值在各個顯著性水平下均接受了原假設，這三個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一階差分后，LnRGDP、LnRCONS和LnRINV在各顯著性水平上均拒絕了原假設，說明LnRGDP、LnRCONS和LnRINV的一階差分序列為平穩序列，LnRGDP、LnRCONS和LnRINV均是一階單整過程，可進一步進行協整分析。協整檢驗盡管變量序列LnRGDP、LnRCONS和LnRINV都是非平穩的，但通過時間趨勢圖可以看出三個序列有共同的增長趨勢，且三個序列的一階差分序列都是平穩的，初步判斷它們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協整檢驗方法主要包括E-G兩步法和Johansen檢驗法，由于E-G兩步法只適用于對兩個變量序列進行協整分析，本文采用了基于多元模型的Johansen檢驗法，具體檢驗結果如表2。跡檢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沒有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并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最多有一個協整關系的原假設，證明吉林省經濟增長與投資和居民消費水平之間有一個協整關系，它們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如下：(1)協整方程(1)的殘差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說明殘差序列是平穩的；方程的DW值為1.76，接近于2，說明方程序列相關性不顯著；擬合優度為0.99，說明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解釋能力很強，方程擬合效果良好。從長期來看，每提高1單位居民消費水平，能使我省GDP增加0.89個單位；每增加一單位投資，能使我省GDP增加0.25個單位。可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遠大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格蘭杰因果關系分析吉林省經濟增長與投資和居民消費水平之間具有協整關系，但它們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如果有因果關系，究竟是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增加帶來了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帶來了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增加，需要進一步進行驗證。本文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進行分析，具體檢驗結果如表3。由表3可知，最優滯后期為1年，LnRGDP和LnRCONS之間互相沒有格蘭杰因果關系，LnRGDP和LnRCONS均是LnRINV的格蘭杰原因，而LnRINV不是LnRGDP和LnRCONS的格蘭杰原因。這說明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顯著，經濟增長也沒有顯著的促進消費水平的提升。經濟增長、居民消費水平提高都能顯著的促使投資規模的擴大，而投資規模的擴大并沒有顯著的帶來經濟增長和促進消費水平的提高。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經濟增長和投資、居民消費水平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并且從長期來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遠大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然而，近年來吉林省盲目地擴大投資規模，僅2010年一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高達9621.77億元，而當年的GDP總額僅為8577.06億元，投資規模高出GDP12個百分點。投資的高速增長帶動了原材料價格的大幅上揚，但由于需求率遠低于投資率，下游消費品價格增長速度小于原材料價格的增長速度。這一方面導致下游產業和部門生產經營利潤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導致上游產業產品無法轉移價格而經營不順，造成整個產業鏈系統的惡性循環。可見，近年來吉林省有限的GDP大部分都用來進行修橋、鋪路、房地產開發等投資，過度的投資不但沒有促進經濟的增長和消費水平的提高，高投資還導致通貨膨脹和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降低，抑制了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只有采取積極的政策措施促使投資和消費回歸合理的比例，才能促進吉林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消費率的下降使得吉林省居民消費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偏離了長期均衡的狀態，可采取如下政策措施改善投資和消費的比率，使得經濟重新恢復到長期均衡狀態。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是制約吉林省消費水平提高的首要和主要因素，擴大消費就必須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要建立健全穩定的工資增長機制，工資增長速度要趕超GDP和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并抑制通貨膨脹，以確保工資增幅超過物價增幅。同時，擴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和城鎮低保、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補助水平，普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縮減住房、醫療和教育支出占居民總收入的比重。完善市場機制，縮小收入差距水平由于吉林省勞動力報酬遠遠低于資本的報酬，勞動和資本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而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遠大于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收入差距的擴大嚴重抑制了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為從根本上縮小收入差距水平，應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剔除過多的非市場性因素，減少這些因素給中小企業帶來的各種成本，使得中小企業在提高自身盈利的情況下有足夠的利潤來為勞動者提高收入水平，進而縮小貧富差距，提高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發展信貸消費目前，大部分居民的消費觀念已經從傳統的無債消費、滯后消費轉變為適度的負債消費和適當的超前消費，適時完善信貸市場，優化信貸結構，加大信貸對住房消費、汽車消費、家電消費等領域的金融扶持力度，有助于推動消費增長，提升消費結構。降低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適度的投資是推動經濟增長最為直接、有效的力量，然而把當年全部的GDP都用來重新投資，必將遭遇巨大的產能過剩，并在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無法繼續擴大的情況下加劇未來的經濟放緩。縮減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已經刻不容緩。政府應該淘汰落后和過剩的產能，提高對高新技術產品的投資；降低對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提高對教育，醫療、體育文化等領域的投資；降低對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投資，提高對中小企業和服務行業等領域的投資。

篇5

（二）匯率市場化、土地制度與增長模式轉變1.匯率市場化與經濟增長穩定性弱化。（1）巴西貨幣危機拖慢經濟持續增長速度。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使得雷亞爾急劇貶值,一度跌到1美元兌換2.17雷亞爾，累計貶值40%以上,外資流失超過400億美元，一些銀行甚至出現擠兌風波，影響經濟增長。1999年巴西經濟增長率僅為0.26%。（2）印度盧比匯率波動削弱經濟增長穩定性。當美國連續推出QE政策時，大量資本流入印度導致盧比升值、通脹高企、房地產泡沫化。隨著美國QE政策退出預期增強，盧比匯率貶值，大量資本外逃。面對高通脹和資本外流的壓力，印度央行被迫加息。高利率無疑對于印度國內經濟發展不利，這既引發房地產價格泡沫破裂的風險，也增加印度政府財政可維持性的壓力。（3）俄羅斯盧布危機影響經濟增長。1998年俄羅斯盧布危機導致匯率大幅貶值，經濟發展陷入衰退境地，經濟增長率為-5.3%。2008年俄羅斯盧布危機使得美元兌盧布匯率由2008年8月1日的1：23.4貶值至2009年2月6日的1：36.3,貶值幅度超過50%（劉軍梅，2010）。盧布貶值進一步影響經濟增長。俄羅斯經濟增長率由2008年的5.25%下降至2009年的-7.82%。（4）南非匯率波動拖累經濟增長。南非匯率制度改革后，南非蘭特同樣面臨國際資本沖擊，并通過貨幣危機影響本國經濟增長。2006年美元與南非蘭特比價為1:6.77，2009年下跌至1:8.47，累計貶值幅度超過25%；相應的，南非經濟增長率由2006年的5.6%下降至2009年的-1.53%。2.土地分配不公、負向產權激勵機制與經濟增長穩定性差。（1）巴西土地分配嚴重失衡。1950、1970和2003年,巴西占地1000公頃以內農戶分別占農戶總數的98.4%,98.9%和98.4%,他們擁有的土地占比分別為49.1%、60.5%和56.1%。1950年巴西占農戶總數34.4%的小農戶占有1.3%的土地；2003年占農戶總數31.6%的小農戶占有1.8%的土地（何中正，2010）。（2）印度落后的土地制度導致農業生產率較低。1949年印度實施以廢除“柴明達爾”地主為中心的。但是，由于多種原因并不徹底,無地和少地農民約占農村人口的3/4（譚晶榮，2004），其中無地人口占農業人口近40%，大批農民實際上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楊東群和李先德，2007）。（3）俄羅斯土地制度阻礙農業生產率提高。俄羅斯農業生產最初實行的是集體農莊制度。但是，隨著“休克療法”的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推出，俄羅斯集體農莊制度被迫解體，土地開始變成私有。對于俄羅斯農業而言，土地資源豐富，與之相伴隨的應是農業機械化大生產。俄羅斯集體農莊制度的解體直接造成了農業資本分割，農業生產效率和農產品產量下降。（4）南非黑人和白人之間土地分配嚴重失衡。在種族隔離制度時期，南非占全國人口不到13%的白人擁有全國87%的土地,而占全國人口78%的3000萬黑人僅擁有13%的土地（蘇澤玉，1993）。在結束種族隔離制度后，南非政府積極推動土地制度改革，改善全國土地分配的極端不合理的狀態。但是，的效果并不理想。

（三）經濟發展、勞動就業與消費主導型經濟1.經濟發展失衡與消費主導型經濟發展。（1）巴西不同階層和區域之間發展差距較大。1990年巴西基尼系數為0.61,2007年為0.56，2009年為0.55，屬于嚴重不平衡。巴西東北部的9個州人均收入不及全國平均水平的1/2，僅為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1/3（王俊文，2009），區域發展差異較大。（2）印度不同區域和城鄉之間發展差距較大。2004年印度南部月均工資在514-700美元之間，而廣大北部地區則不到這個數字的1/6，區域發展存在較大差距。根據印度全國抽樣調查組織進行的第七次家庭消費支出調查結果，2004~2005年印度農村人口人均月消費支出約13美元，而城市則高達24美元（楊東群和李先德，2007），城鄉發展存在不平衡。（3）俄羅斯不同階層之間發展差距較大。在俄羅斯貨幣收入總額中，20%最富有居民所占比重已由1992年的38.3%上升到2010年的47.7%，而20%最窮困居民所占比重由1992年的6%下降到2010年的5.2%；1992年俄羅斯基尼系數為0.29，1993~2002年(1994年除外)基尼系數為0.38~0.4之間，2003~2010年基尼系數為0.4~0.42之間（高曉慧，2012）。（4）南非不同種族之間發展差距較大。1994年南非白人可供支配的人均收入是黑人平均收入的7.5倍（劉蘭，2008），種族之間收入差距較大。1993年南非基尼系數為0.59，2006年上升為0.67；雖然2009年下降至0.63，但也是非常高的，屬于收入分配結構極端不平衡。2.就業不穩與消費主導型經濟發展。（1）南非和印度失業率較高，巴西和俄羅斯失業率較低。在巴西、印度、俄羅斯、南非四國中，南非失業率最高，1993年失業率為25.6%，2002年上升至最高為27.2%，2012年下降為25%；俄羅斯其次，1993年失業率為5.9%，1998年上升至最高為13.3%，2012年下降為5.5%；巴西其次，1993年失業率為6%，2003年上升至最高為9.7%，2012年下降為6.9%；印度最低，1993年失業率為4.3%，2005年上升至最高為4.4%，2012年下降為3.4%。但是，印度有70%人口居住在農村，其中近40%農業人口無地，大批農民實際上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楊東群和李先德，2007），因此印度的失業率被嚴重低估。（2）失業率高低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從巴西、印度、俄羅斯和南非四國人均GDP比較可以發現，俄羅斯和巴西經濟獲得持續快速發展的關鍵是就業水平穩定且比較高，居民消費能力能夠得到有效的支撐，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能力可以得到較為可靠的保障，因此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分別處于已經和接近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印度和南非由于較高的失業率，導致居民消費能力難以得到有效的支撐，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能力缺乏可靠的保障，因此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分別處于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

二、啟示與對策建議

（一）經濟結構調整應綜合考慮人口發展現狀流行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理論主要從經濟效率角度考慮問題，對于我國現實并不是一定正確的。我國作為人口第一的制造業大國，在未來經濟結構調整的政策設計中，必須認真考慮人口發展現狀的問題。我國需要思考如何在老齡化背景下平衡經濟結構調整與人口發展現狀、平衡產業轉型升級與人口發展現狀、平衡城鎮化與人口發展現狀、平衡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衡量經濟結構是否合理的關鍵在于經濟生產效率、產業協調程度和資源利用效率，因此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在于經濟結構變化中的效率提升。但是，在調整經濟結構過程中一味追求經濟效率而忽視就業等社會公平也是不可取的。

（二）金融市場開放須避免加劇原有經濟結構的固化隨著我國放開資本項目管制，大量低成本外資流入國內很可能會進一步固化原有經濟結構，導致我國錯失調整經濟結構的有利窗口期。特別是，一旦遇到國際金融市場動蕩或者外國投資者預期改變，外資便會迅速撤離國內市場，加劇我國經濟增長的波動性。我國在推動資本項目開放過程中，應著力強化本國經濟競爭優勢確保經濟持續增長以穩定外國投資者預期，妥善處理好金融開放與金融監管的時序問題，改善商業銀行經營狀況以增強抗風險能力，加強在審計、會計、資本構成、風險投資和內部控制等方面對銀行體系的監管，建立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金融風險預警系統等金融風險防范體系,警惕大規模短期外國資本流入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消極影響。

（三）技術創新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力量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技術創新能力仍然較弱。2011年我國百萬人口本地居民專利申請量約為309項，美國約為795項；2011年我國研發支出占GDP比重為1.84%，美國為2.77%。我國要想順利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大力推動技術創新，通過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夯實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基礎。對此，我國政府應努力創造更多的發展平臺鼓勵企業家愿意且有能力利用現代技術所提供的發展機會，積極構建能夠激勵獨立冒險和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和機制平臺，大力推動更多的民營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營造鼓勵技術創新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氛圍，加大技術創新人才的培養力度，提高研發投入和專利使用的有效性。

（四）匯率改革須避免加劇增長模式轉變的波動性巴西、印度、俄羅斯和南非四國不成熟的匯率改革往往通過貨幣危機形式引起出口規模下降、資本大量外逃和國際收支失衡，從而削弱經濟平穩發展的基礎；而缺乏穩定的經濟增長又會影響外國投資者的預期，增加國際資本逃離的可能性，引起匯率非意愿性大幅波動，不利于匯率改革的順利實施。另外，金磚國家的經濟結構、增長模式很容易形成相互掣肘和危機傳染。由于我國在匯率浮動彈性上要比其他金磚國家更落后一些。因此，我國應借鑒這些國家在匯率改革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以穩定經濟增長為政策基礎，以減少匯率波動為政策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率為政策目標，采取漸進、謹慎和主動的管理方式，統籌協調推進匯率改革與經濟發展。

（五）公平的土地制度有助于建立促進增長模式轉變的正向產權激勵機制20世紀30年代晚期，韓國3%的地主擁有近2/3土地;經過，70%的農村家庭擁有土地所有權。1946年10月，日本開始，約80%的佃耕農地被出售；1965年日本的佃農數量下降至7%。與韓國、日本等國家相比，我們發現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等金磚國家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固化了原本分化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阻礙增長模式轉變的負向產權激勵機制。我國應借鑒這些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在推動過程中積極構建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特別是農民對土地增值收益權的公平分享等），推動社會經濟穩定、產業結構調整和增長模式轉變。

篇6

1.2協整檢驗通過對殘差（residual）進行ADF檢驗判斷其平穩性，以檢驗YGDP、XC、XO、XG、XE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YGDP、XC、XO、XG、XE序列通過了協整檢驗，表明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1.3相關關系分析根據表2的檢驗結果，YGDP、XC、XO、XG、XE序列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因此可以建立的各變量間的線性模型，如下所示：（1）對模型（1）進行最小二乘（OLS）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其中，根據DW值可以判斷，變量之間存在自相關性，并且XG與XE的系數不顯著，XG也沒通過符號檢驗。由表4可知，R2值達到0.69263，模型整體擬合優度較高，模型中的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具有很好的解釋能力；F值為8.93125，方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DW值也在合理的區間范圍內，各變量之間已經不存在自相關性。根據表4的結果，煤炭消費增長率（XC）在1%水平下呈現出顯著性，石油消費增長率（XO）、天然氣消費增長率（XG）與電力消費增長率（XE）都在10%的水平下呈現出顯著性，并且煤炭、石油、天然氣和電力消費增長率都通過了符號檢驗，表明這四個因素會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相反。根據四個變量系數的大小，得出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能源支持，首先是煤炭，其次是電力，然后是石油和天然氣。

2結論與建議

通過上文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消費煤炭等不可再生資源依舊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高耗能、低能效的現象還是十分突出，堅持開發新能源、降低污染依舊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能源制約經濟發展這一瓶頸問題始終得不到有效改善也與能源消費結構相關，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加大力度開發可再生清潔能源與新能源，如水電資源、風電、核電等。堅持可持續發展就應該改善我國低效的能源消費結構，拓展能源的來源，降低污染排放，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首先，國家應該堅定經濟轉型的思路，把我國傳統的粗放型工業經濟一步一步調整為集約型經濟，要把節約資源和有效的利用現有能源作為經濟轉型過程中的既定目標，只有堅持走這條道路才能又快又好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這一目標勢必要求我們節能降耗。

篇7

2003年11月16日，中央電視臺《每周質量報告》報道：在浙江金華，專門有人收死豬、公豬、母豬來做火腿；特別是為了驅趕蒼蠅，防止火腿生蛆，金華火腿在泡制過程中，竟大面積地使用敵敵畏（新華網，2003）。此次事件經媒體曝光后，本是火腿銷售旺季的11、12月，金華火腿的銷售境況卻不容樂觀。

勿庸置疑，金華火腿業應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重塑并完善“金華火腿”這塊金字招牌的責任，這不僅是一種社會責任，更是一種產業（企業）責任（德魯克，2003）。

我們認為，為了更好地肩負起這種責任，有必要首先清醒地認識這次“金華火腿”遭受重創的原因。

不對稱信息與信號顯示

在一個開放的市場中，市場主體包括：廠商、消費者、政府、進出口等四個部門，其中，廠商和消費者是經濟學與管理學主要的研究對象。分工和專業化是社會化大生產和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石。作為消費者，他們需要購買的商品種類很多，對每一種商品只可能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因為他們把知識、時間和精力分散在無數的消費品市場上。而且，他們不可能僅僅通過市場交易就了解那些自己并不從事，也沒有特殊興趣的產品的所有信息。因而，消費者至多是一個廣而不精的“通才”。而作為廠商（包括生產者和經銷商），相對而言，對于商品的各方面信息有比較充分的了解，可稱得上“專家”。可見，與市場交易的有關信息并不是隨機地分布在當事人之間，而是在大多數的場合中偏向某一方，即不對稱信息的存在是一種常態。知識經濟時代，信息與知識就是資源與權力；在諸如“火腿”之類的消費品市場上，消費者處于明顯的信息劣勢地位。

而且，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廠商通過成本優勢、差異化優勢乃至品牌優勢等策略向消費者進行信號顯示，以吸引消費者的“眼球”和購買力。其中，品牌是一種信號顯示方式；而“金華火腿”無疑是最好的“金字品牌”：始于唐代，距今已有了一千二百多年的歷史，是國家級的傳統民族產品。特別是2002年9月，“金華火腿”被批準為原產地域保護產品。2003年9月1日，《國家強制性標準金華火腿》正式實施。因此，這次被曝光的“金華火腿”根本不是“金華火腿”，而是偽劣的“反季節腿”。而冒充權威機構的認證，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發送信號的方式。無疑，這種偽劣產品所傳遞的信號，將會對真正的品牌產生雙重沖擊：一方面，消費者在購買到偽劣產品后，如果不知道這是冒牌貨，會對這種牌號的產品質量產生懷疑，致使優質產品的牌號成為一種“負信號”，他們在今后的購買中，會盡量避開這種牌號；另一方面，即使消費者知道正宗的廠家是無辜的，但在魚龍混雜，真偽難辨的市場上，消費者只愿支付這種產品的期望價值，即平均價值。而“金華毒火腿”事件，使消費者對于正宗的“金華火腿”的期望價值幾乎降為零。

由以上分析，不難看出，“金華毒火腿”事件源于供求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特別是競爭日趨白熱化的今天，偽劣產品的信號顯示，惡化了市場環境，擾亂了市場秩序，進一步強化了信息不對稱。

和諧營銷戰略

營銷的實質：降低“信息不對稱”

如果說在完全競爭、信息充分的理想狀態下，價格機制自動調整并實現著企業利潤最大化、顧客效用最大化；那么在現實世界中，信息作為一種資源，是不充分和稀缺的。因而，需要市場主體能動地溝通信息，盡可能地降低“信息不對稱”，達到供求雙方（或利益相關群體）的對接、契合和滿意，從而變潛在需求為現實需求。這一過程，恰如菲利普·科特勒所言：個人和群體通過創造并同他人交換產品或價值以滿足需求和欲望的一種社會和管理過程，即營銷（吳健安，2001）。營銷以信息溝通為手段，實現了供求雙方的價值轉換，優化了全社會的資源配置。

和諧營銷戰略

和諧，意味著相互依賴，提供他人所需的；同時，滿足自身的需求，實現自身的目標。席酉民教授于1989年出版的專著《和諧理論與戰略》中，強調了“和諧”的概念；在此，我們將其強調并應用于營銷管理中。如果說營銷是供求雙方的溝通，那么，和諧營銷就是一個不斷追求完善（和諧態）的過程。稱之為戰略，則體現其全局性、長期性和統領性的特征。

和諧態模型系統和諧態是描述系統是否形成了充分發揮系統成員及子系統能動性、創造性的條件及環境，以及系統成員和子系統活動的總體協調性。這兩方面的具體表現是系統構成、組織管理、內部環境、系統成員精神狀態等方面內部和其間關系匹配程度以及系統內外部的適應程度。若用標量函數h來度量，其值越大，系統各種關系的匹配程度和內外部的適應程度越高：其數字表達式為：

H=h(h1({pi},c),h2(e),h3(u),h4(a))

其中，pi表示第i個要素（或第i個子系統）的功能；c表示要素或子系統合理匹配增加的功能；e表示對系統活動正確進行組織管理增加的功能；u表示系統文化、內部政策和環境激發而增加的功能；a表示系統內外部相互適應而增加的功能。

和諧營銷戰略的目標與框架戰略的基本特征是它和政策、資源的因果關系并具有具體情境和時間敏感性的特點。（王道文，2003）因而，不同組織，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必然會呈現出不同的戰略取向和路徑選擇。但是，“和諧意在形成企業自身系統‘和’的環境，‘諧’的關系，它強調系統不僅要達到復雜系統活動的一種相互合作、協同的作用和效果，更應注重子系統和人的積極性的發揮，以使系統形成一個和諧整體，形成總體穩定、協調、能動發展的動態機制”。所以，相對而言，和諧營銷戰略在關注顧客滿意的同時，更關注質量與可持續性的發展。具體包括：

再反觀“金華毒火腿”事件，具體表現為構成要素h1的不和諧(或負效應)，也即，不對稱信息的存在，誘發了某些不法廠商的機會主義傾向。正如金華肉類聯合加工廠董事長徐杏生指出的，對“金華火腿”，不只是保護問題，而是今后如何發展的問題。只有發展，金華火腿才有生命力。

和諧營銷戰略制度化的成本——收益分析

營銷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對稱，提高企業的盈利和知名度，但是構建并實施和諧營銷戰略必然帶來產業(企業)成本的上升，那么產業(企業)應當如何有序地實施這一戰略，并在成本——收益之間權衡呢？為此，我們結合席酉民教授的和諧主題模型，構建了和諧營銷戰略經濟分析模型(如圖1)。

在圖中，橫軸X表示信息的對稱程度，縱軸R、C分別表示和諧營銷戰略構建的收益與成本，可以看得出，隨著信息分布對稱的演化，產業(企業)的成本與收益之間劃分為成本≥收益，收益≥成本，成本≥收益三個區間；事實上，產業(企業)總是在力圖追求收益≥成本這個區間，而平行于曲線R的曲線C的切線與曲線C的交點，即切點A，則是產業(企業)的利潤最大化點。為了實現組織經營的收益≥成本，甚至利潤最大化，我們引入了戰略性和則嵌入與諧則投入。其中，和則是指人主動性嵌入組織的規則與制度，諧則是指物要素客觀性合理投入。如圖所示，和則1提供人在組織中的基本意義和角色，主要包括“誠信”和“責任”；和則2提供了人群在組織中的基本意義和角色，主要包括“對分工互補的認同”和“傾向于合作”；和則3提供了組織對社會、自然的基本角色和意義，主要包括“對可持續的遵從”和“積極地反饋”。而諧則1是指物要素間組合過程中最基本的要求，即匹配性/一致性；諧則2是指物要素間確定性聯系的可變動性/調適性；諧則3是指既定投入的最大產出，即優化性。同時，在一個給定的時空中，和則與諧則規則化遞進。

需要指出的是，和諧營銷戰略并不必然保證利潤最大化，而只是和則與諧則在組織、時空中不斷互動與創新，從而使產業(企業)不斷走向完善，實現可持續、高質量的經營。而這也正是“金華火腿”產業(企業)應矢志以求的。

本文以“金華毒火腿”事件為例，解釋了事件發生的緣由及本質，并介紹了席酉民教授的系統和諧態模型及其框架，進而構建了和諧營銷戰略經濟分析模型，旨在倡導一種產業(企業)與市場，人類與自然，物質與精神等共同演進的和諧營銷發展觀。并且強調，市場主體只有從戰略的高度審識和反思自身的營銷行為，并且不斷地改善，才能承擔起時代賦予的責任和使命。

參考資料：

1.Drucker，P.F.，《SelectedEssaysofPeterDrucker》，機械工業出版社，1999年，PP.193-212

2.Drucker，P.F.，《彼德·杜拉克讀本》，徐兵編著，時事出版社，2003年

3.陳凌(1998)，“信息的特征、交易成本和家族式組織”，《經濟研究》，No.7:27-33

4.黃亞鈞，姜緯，《微觀經濟學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

5.芮明杰，《市場營銷管理——定位·聯盟·策略》，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篇8

1.2消費品供給結構調整緩慢隨著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消費結構也悄然發生變化，從過去的滿足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求向著今天的更高層次的需求邁進，人們漸漸地更加關注于居住、出行、娛樂等方面的消費，消費結構的升級必然影響到居民的支出結構。

1.3現存的消費政策和環境不完善城鎮居民的生活質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住房、轎車、信息、旅游、教育、醫療服務成為現代人關注的焦點，然而這些方面的消費環境還不夠成熟，相關的政策還不夠健全和完善，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消費的增長。

2刺激消費需求的對策

2.1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壯大保險產業當前，消費傾向和儲蓄傾向處于不合理的狀態，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必須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強人們對社會保障的信任感，使經濟周期性波動減少，發展保險行業，提高未來收入的預期，穩定職工調整到正常合理的收入與消費心態，促進消費傾向的提升，延緩儲蓄傾向的上升。

2.2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擴大中層階級

2.2.1積極提高各行各業人員的收入水平，使收入差距調整得更加合理。兼顧效率與公平，拉動消費需求，提高消費傾向。推動服務行業的發展，減少社會失業人口，保持收入的相對穩定，使中等收入群體得以擴大。

2.2.2大中等收入群體是稅收的主要來源，因此應加強這部分群體的稅收管理。充分發揮稅收制度的導向和促進作用，依據“限高，促中，提低”的原理進行調控。加強對于個人所得稅的稅法完善和征繳工作，通過征收遺產稅，改善收入過高的現象。

2.2.3推動市場的有序發展，鼓勵人才和勞動力的公平競爭，積極提高勞動生產率，全面推進和不斷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避免平均主義，采用科學合理的方法使收入分配關系得以規范，處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關系。進行初次分配時，要以市場為導向，遵循經濟規律，防止人為因素以及各種行政、計劃手段的干涉。進行再分配時，則應該增加力度對初次分配進行調節。

2.3確保農民增收，啟動農村消費市場

2.3.1當前，農民收入呈現收入增幅下滑的趨勢，為此，應建立長效機制以增加農民收入。采取利民措施，如取消農業稅。還要使農民獲得穩定的收入，提高糧食收購的價格，農民收入穩定了，自然種糧的積極性也提高了，形成良性循環，帶動農村消費市場蓬勃發展。

2.3.2采取轉移支付體系的方式使農民消費負擔得以減輕，推動城鄉的穩步健康發展，構建農村的公共服務體系。

2.3.3使農村剩余勞動力或非務農時段的勞動力得到充分的吸收和利用。推動實行城鄉一體化的戶口登記制度和居民身份證制度，加快中國城市化進程。

2.4改善消費結構斷層，實現消費結構升級目前，我國消費市場結構出現了斷層現象，且表現較為突出。以住宅、購車、旅游等為重點的新的消費熱點還沒有形成規模，而舊的消費熱點卻已經漸漸退出舞臺。解決消費斷層問題，克服疲軟現象，是當前工作的要務。政府應在金融體制、社會保障等方面予以扶持，實現消費結構的轉換和升級。消費結構的變化和升級體現在兩個方面，即消費領域的拓寬和消費檔次的提高。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升華，非商品性消費在總的消費支出中占有越來越高的比重，人們的消費熱點向著文化、教育、旅游、娛樂、體育等方向發展和拓展。消費檔次的提高表現在人們購買能力的提高，從過去的“萬元級”向“十萬元級”過渡，如住房與汽車。然而，高消費能力的形成是漸進的過程，因此，需要應采取各項政策，使居民收入得到提高，使其消費能力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新的層次，促進新消費熱點的形成，完成消費結構的升級換代。

2.5完善消費信貸政策，發展信用型消費過去的量入為出的消費模式，人們已經逐漸習慣，為了改變這種根深蒂固的低消費的觀念，應建立和完善消費信貸政策，積極發展信用型消費。使消費信貸的貸款消費對象和范圍得以增加，推進個人信用制度的實行，積極開展消費信貸，鼓勵收入穩定的消費者進行提前消費。發展和完善消費信貸政策時，要注重人性化和個性化，采用科學合理的方式、滿足不同人群的信貸需求，進而刺激人們的消費需求。

篇9

三、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四、海南經濟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五、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

六、結束語

一、前言

消費問題，從消費行為角度看，屬于微觀經濟范疇；從國內生產總值最終使用構成看，消費是重要總體變量，它的總量和結構變動影響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動，即對經濟增長具有影響作用。因此，消費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宏觀經濟范疇。我們對消費問題研究的出發點，是對經濟增長的關注。

消費問題在近兩年成為一個焦點問題，刺激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有效手段。近兩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趨緩，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發生變化，例如東南亞金融危機、人民幣不貶值壓力、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機構改革等，使得消費問題終于浮出水面，引起人們的關注，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由于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變化，嚴重削弱了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因此，將開拓國內市場、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確定為經濟增長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發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消費與增長，傳統的計劃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帶來消費的增加，增長對消費起著決定性作用。經濟增長了才能適當增加消費，消費基金的過快增長會影響和妨礙經濟發展，并以此為依據安排經濟建設和制定宏觀發展計劃。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我們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變革，也獲得了認識和理論上的突破，那就是不僅增長決定著消費，同時消費對增長具有拉動作用，消費拉動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超過投資的影響作用，決定著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和質量的高低。這一增長觀點可以從下面的經驗材料和理論獲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費與低收入低消費兩種模式比較。中國改革開放的20年歷史經驗表明，與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國經濟發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獲得巨大的提高，原來的低收入低消費，經濟發展滯緩模式已徹底改變。即使是同一時期在我國不同地區，例如東南沿海地區與西部地區，不同的消費模式伴隨著不同水平的經濟增長。再以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例，高收入高消費模式，伴隨著成功的經濟增長。所以，低收入低消費伴隨著經濟增長的滯緩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費伴隨的是經濟增長的高產出和高質量。第二，生產函數理論。勞動力是經濟增長的重要要素，而勞動力離不開消費。衣、食、住、行消費是勞動力的基礎需要，沒有這些消費活動也就不存在勞動力，消費水平決定著勞動力的總量水平和素質構成。所以，消費不但是人口再生產需要，也是經濟活動的必要前提條件，經濟活動，最原始的、首要的是從消費開始的。消費決定了勞動力，勞動力傳導著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和貢獻。

二、海南經濟的消費總量與結構分析

1、消費需求的現狀、特點和結構

國內生產總值的支出構成分為總消費、總投資和凈出口。總消費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來，經濟取得相當的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獲得巨大提高。見表2-1。

表2-1消費的總量與結構單位：億元

年份總消費占GDP比重%居民消費比重%政府消費比重%

197816.6885.115.7194.00.975.8

197917.4685.616.6593.91.090.6

198019.1086.017.8593.51.256.5

198120.6479.619.1692.81.487.2

198222.3871.720.8393.11.556.9

198324.0070.722.0992.11.918.0

198426.1262.023.3789.42.7610.6

198531.5858.328.0588.83.5311.2

198636.8159.432.7088.84.1111.2

198740.0060.235.8389.24.1710.4

198848.759.043.2288.65.5511.4198957.2757.148.9985.58.2814.5

199066.2952.248.4573.111.3126.9

199172.8752.156.8678.015.9322.0

199295.5843.475.1878.720.4021.3

1993127.9242.798.0476.629.8823.4

1994156.4741.1124.5579.631.9220.4

1995188.5046.2153.0981.235.4118.8

1996208.87、53.6168.2780.640.6019.4

1997222.3354.5176.8279.545.5120.5

資料來源：《海南統計年鑒》，1998年

以1988年為分界線，前后兩個十年。1978─1988年，總消費占GDP（代表國內生產總值，下同）比重為60─86%，（個別年份稍低）。在較低水平經濟總量情況下，較高水平的消費率必然是較低的儲蓄率，總投資處于有限的低水平規模，經濟發展處于一種滯緩狀態。1988─1997年，消費率為41─59%，儲蓄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總投資規模迅速膨脹，經濟取得迅猛發展。但是，消費率下降的滯后結果是，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嚴重的需求不足。海南經濟的高速度是以犧牲消費為代價的，同時，低收入低消費模式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因此，消費水平沒有獲得與經濟增長的同步增長，海南經濟增長的機會成本高昂，經濟發展質量不高。與全國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海南消費水平低下。九十年代以來，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統計，世界平均消費水平為78─79%，全國平均消費水平為58─60%，海南僅為41─55%，見表2-2

總消費又細分為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從上面資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費僅占總消費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僅有兩年低于20%）。與居民消費和總消費相比，政府支出增長速度是最快的。

2、消費模型

消費，從實物形態看，表現為商品和勞務；從貨幣形態看，來源于可支配的實際收入。消費水平的高低主要決定于一國國民個人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謂個人可支配收入是指個人在一年中得到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總和。個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一部分，受投資、稅賦和政府轉移支付等因素影響。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個人可支配收入決定于GDP的大小和GDP轉移為個人收入的多少即收入分配政策。

設個人可支配收入為Yd，GDP為Y，假定個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為b，我們稱b為GDP的個人分配系數。這樣就得到：

Yd=b*Y(2．1)

再假定個人消費C是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數，由此得到：

C=a+c*Yd(2．2)

C=a+b*c*Y(2．3)

這樣，我們就建立了具有一般意義的消費模型，即式（2．3）。其中，a是自發性消費，為常量，表明一個基本的消費水平；c為邊際消費傾向，它是消費增量同個人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C/DYd=DC/(b*DY)=1/b*DC/DY（2．4）

從消費模型可以看出，在邊際消費傾向c一定條件下，消費水平取決于兩個因素：即GDP的個人分配系數b和GDP。

在GDP既定條件下，個人分配系數b決定了消費總量和消費水平。b是政策參數，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動區間的上限，也就是消費的最大限度，受預期投資影響。預期投資決定了預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預期收入影響。因此，消費不但取決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預期收入影響。

利用消費模型，我們來進一步分析海南經濟中消費的特點及消費與收入的關系特征，見表2-3。

表2-3居民收入與消費情況單位：元

--------------------------------------------------------------------------------

年份職工平居民人均農村居民人均儲蓄存居民人農業居民非農業居民

均工資可支配收入人均純收入款年末余額均消費

1990198015757788028526981436

199121941726916103986666716091992272023181026168011288192252

19933501307213202699144910642813

19944485392016203369181412593723

19955340477018723978219715484345

19965476492621564619237617264444

19975664485023825041245818024458

資料來源：《海南統計年鑒》，1998年

第一、以量入為出的低消費為主要特征。

1990─1997年，消費中量入為出觀念占主導地位，消費水平低下，且增長緩慢。同期人均GDP增長了2.6倍，人均消費增長1.9倍，其中農業人均消費增長1.6倍，非農業人均消費增長2.1倍。消費水平提高遠遠落后于經濟增長速度，并且消費水平的城鄉差距擴大，1990年城鄉消費水平比為2.1:1，1997年擴大到2.5: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經濟增長水平。

1990─1997年，職工平均工資增長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2.1倍，農村人均純收入增長2.1倍，明顯落后于經濟增長。低收入是現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導思想。低收入必然帶來低消費，由此引發的需求不足成為經濟增長緩慢的主要因素，無疑制約了經濟發展后勁，給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嚴重的不利影響。

第三、非工資性收入和非貨幣化消費現象嚴重。海南經濟表現為低收入低消費的特征同時，還表現為高儲蓄。1990─1997年，人均儲蓄增長5.3倍，超過了經濟增長和收入增長速度。不協調的高儲蓄表明，?居民的非工資性收入即灰色收入相當高，甚至超過工資收入，成為主要收入來源之一。社會團體的小金庫和地下經濟是灰色收入的來源。地下經濟有多大？占GDP份額有多少？尚難估算，也不列入GDP。但是，如果地下經濟超過一定份額，將使GDP核算和經濟增長測算低于實際水平。地下經濟失控無疑將破壞經濟肌體的健康，干擾正常的經濟秩序。-非貨幣消費即實物消費現象不容忽視。公有住房、醫療保健等實物分配曾一度是主要消費形式，目前這些制度改革沒有全部結束，尚有遺留問題，新的貨幣化分配機制也沒有完全建立健全，計劃經濟下的實物消費情結和慣性仍在發生作用，實物或變相實物消費仍大量存在，這些因素影響著消費領域的貨幣化程度。小金庫禁而不絕、政府支出快速增長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見圖2-1。

圖2-1人均收入、儲蓄、消費曲線

三、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消費貢獻率與投資貢獻率

經濟增長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它受許多因素影響，例如，消費、投資、國際貿易、勞動力、科技進步、經濟體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對于投資、勞動力生產要素研究已取得相當多成果，但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研究，仍有許多空白。近兩年，需求不足的負面影響越來越明顯，需求不足業已成為經濟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礎設施薄弱，生產要素瓶頸作用顯著的情況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比較明顯，擴大投資成為主要的手段。隨著經濟總量擴張、基礎設施完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益逐漸降低，拉動作用逐漸減弱，這時，消費拉動作用會明顯增強，并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貢獻率是我們研究消費和投資拉動作用所采用的一個指標。消費貢獻率是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即在GDP增長中消費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資貢獻率是指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即在GDP增長中投資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為海南1988─1997年消費、投資貢獻率。

關于凈出口。凈出口在海南經濟總量中一直占較小比重，近年受貿易政策影響，比重下降。所以凈出口對海南經濟增長影響較小，這里暫不述及。

2、貢獻率分析

在海南經濟增長中，消費貢獻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狀態，投資貢獻率始終保持較高水平。重投資、輕消費，形成海南經濟的特殊格局，成為經濟結構中的突出矛盾。1988─1997年，消費貢獻率為41─57%，全國平均水平為56─63%，低6─15百分點；投資貢獻率為59─41%，全國平均水平為43─34%，高7─16個百分點。從投資方面看，建省初期，面對比較薄弱的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要素諸如電力、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頸制約，我們不得不拿出大量資金搞建設，采取高投資政策，依靠擴大投資規模，來完成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實力擴張。投資拉動作用十分明顯，經濟獲得迅速增長。由此可見，海南經濟走的是一條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增長道路。隨著經濟總量擴張，基礎設施和發展要素不斷完善，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開始減弱。尤其是十年來，在開發建設中出現的低水平、小而全、大而全項目的重復建設問題非常突出。所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益逐漸減弱，投資向最終消費的轉化越來越低，投資拉動作用明顯下降。近兩年，雖然我們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基礎設施投資規模，但是，效果不很明顯。因此在經濟增長問題上，擴大投資規模只能是權宜之計，而且在宏觀投資政策上，我們要一手抓“規模控制”，一手還要抓“結構引導”。

從消費角度看，消費貢獻率低于57%，1994年達到谷底水平41%，一直處于較低水平，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始終沒有真正發揮出來。在投資邊際效益下降情況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到加強。但是，海南經濟需求不足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資政策下仍然沒有高產出，經濟增長持續緩慢。與全國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經濟消費貢獻率相差10─20個百分點。這個差距就是我們刺激消費需求，開拓國內市場，擴大內需的政策空間。如果消費貢獻率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那么，再過十年，海南經濟增長水平和質量，就可以居于全國領先水平；再過二十年，將達到發達國家經濟水平。

四、海南經濟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綜上所述，收入水平，預期收入是消費的主要來源，起著決定性作用，我們稱其為內部影響因素。消費習慣、產品質量、品種、價格以及服務，影響著消費選擇，可以稱其為外部影響因素。海南經濟中需求不足，既有內部因素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總消費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政府消費主要受政策影響且較難定量，前面已略有分析，在此不再贅言。下面僅從居民消費方面說明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滯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長2.6倍，職工平均工資僅增長1.9倍，農民純收入僅增2.1倍。進入九十年代，海南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得以較快提高，消費水平取得明顯增長。但是，相對于經濟增長水平，收入增長比較緩慢，消費水平沒有得到經濟增長的全部合理轉化成果。在經濟增長中，有相當的份額是我們犧牲掉的收入和消費增長的部分。從消費模型看，在既定GDP條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決于收入分配系數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數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資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帶來低消費，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時也是非工資性收入膨脹和非貨幣化消費增加的根源。

2、價格機制改革快于收入機制改革影響消費需求增長。

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開放，許多改革措施往往是以價格調整為契機的。價格機制成為政府和居民關注的焦點。尤其是推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后，由于認識上的誤區，以及市場流通領域利益驅動和立法力度不夠等原因，國內市場商品價格比較混亂，曾一度失控。在與國際市場接軌問題上，盲目追逐價格平行而忽視了產品品種、質量等非價格因素，也忽視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購買能力。在利益驅動下，國內市場上的糧、糖、棉、鋼材、汽車、家用電器、服裝、航空客票、標準住宿費、電影票、公園門票、美容美發等價格，基本接近國際市場價格水平，有的甚至高于國際市場價格。然而，我們的收入水平與其他國家相比，相距甚遠，我們的購買力遠遠落后于其他國家。從收入分配看，工薪階層占絕大多數，私有經濟業主僅占極小份額。所以工薪階層是我們的消費主體。由于工資收入增長緩慢，名目繁多的“補貼”等非工資性收入仍是大多數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從而形成低收入與高價格這一突出矛盾，使得居民的消費需求得不到充分滿足，居民消費處于抑制狀態，從而造成消費市場低迷，有效需求不足。3、經濟周期性波動，預期收入下降是目前影響需求不足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政府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教育體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響著居民的消費支出，另一方面影響到人們的思想和心理態勢，因為人們原有的計劃經濟的思想惰性和情結在相當的范圍和程度上存在著。加上近幾年經濟周期性波動影響，使人們對經濟的預期不明確，對收入的預期下降。這些因素使人們少支出多儲蓄，以備將來不時之需。在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機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議事日程，露出廬山真面目，同時又要面對下崗分流、子女教育費上漲等支出增加壓力。因此，人們只能精打細算，以積極節流被動開源方式來抵御收入預期的下降。

4、消費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狀態改變。

海南經濟發展的滯緩期比全國多十年。建省后，進入九十年代，海南經濟才開始真正的開發建設。農業，是海南經濟的主要基礎產業，在產業結構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長期經濟滯緩和文化背景因素影響，海南經濟的消費習慣根深蒂固，消費模式表現為傳統社會中的低收入低消費，量入為出的特征。在改革開放中，海南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發生了巨大變化，然而，消費習慣、消費模式沒有多大變化。

十年來，儲蓄率不斷上升，1992年超過60%。隨著收入增加，消費未得到較快增長，儲蓄卻大幅上漲，說明人們增加的收入不是用來擴大消費而是進行儲蓄。高儲蓄率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在經濟起步發展階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隨著經濟總量擴大，高儲蓄將影響消費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在經濟波動發生時，人們在經濟預期不明確的情況下，必然采取多儲蓄，而不是多消費。近兩年的經濟實踐表明，在擴大內需問題上，高儲蓄率是一大障礙，雖然央行連續七次大幅度減息，但統計資料顯示，儲蓄有增無減，國民儲蓄熱情依然高漲。所以在目前形勢下，單一的降息貨幣政策也難以取得預期效果。高儲蓄就意味著低消費，它們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生活上的節約簡樸，就微觀而言，是一種文化美德，但就宏觀而言是有害無益的，是不經濟的。它往往成為低收入低消費的一個合理支點和借口。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伴隨著生活上的節約，是生產上的大量浪費和重復建設，是資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費。在資源稀缺和經濟產出成果有限的條件下，這無疑是兩把殺手锏，使消費水平難以提高。因此，在擴大內需問題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勵消費，一手還要抓生產環節中的浪費，要珍惜稀缺的資源。

5、影響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資結構不合理和投資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長，不利于消費增加。我國財政政策比較單一，主要以投資為首選手段來進行宏觀調控，當經濟過熱時就嚴格壓縮投資，在經濟低迷時就大量追加投資。這種政策的結果是，重復建設、盲目建設、低水平低效益項目十分嚴重。投資結構不合理和建設項目效益差，造成企業普遍嚴重虧損，甚至有許多項目一開工就虧損。投資嚴重浪費，生產能力相對過剩，企業低效，從而造成職工下崗人數增加，收入增長緩慢。我們可以算一筆帳：1997年，以全國平均水平為標準，通過扣除GDP的投資額，來調整海南消費率上升5%達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個億，（1997年GDP為408個億），相當于海南當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為標準，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個億的投資額，相當于海南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6%。這部分就是由于消費與投資結構不合理和投資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務不能滿足消費需求。居民消費依靠對市場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的效用選擇來實現的。國內市場上，中、低檔商品占主體，高檔較少，與國際市場相比，質量存在明顯差距。高、中、低檔商品分類，不應當僅僅是價格差別，更重要的應該是質量和服務的區別。居民對進口商品的熱衷就是對國內市場不能滿足消費需求的一個規避。商品價高質差，假冒偽劣現象猖蹶，欺詐消費者現象屢屢發生，這無疑嚴重地打擊了消費者的信心，抑制了購買力的順利實現。同時，產品品種、結構單一，也構成對消費的消極影響。有關資料顯示，美國市場銷售產品超過40萬種，而我國市場只有10萬多種，而且在工藝、質量、技術含量方面存在明顯差距。

五、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

以需求不足為特征的海南經濟的緩慢增長，已經引起有識之士的普遍關注。國家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同時，也把擴大內需做為宏觀調控手段，來促進經濟的增長。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海南應以此為契機，積極拓展消費市場，刺激消費需求，及時制訂有效的政策措施來解決長期困擾經濟增長的需求不足問題。如果需求不足長期存在，在投資手段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就可能產生通貨緊縮。目前經濟運行中的通貨緊縮問題應引起我們的警惕。因為通貨緊縮將吞噬海南經濟十年來取得的成果，帶來經濟的嚴重倒退。如何拓展消費市場？如何刺激消費需求？如何克服和避免經濟增長中可能出現的需求不足問題？我們認為，首先應該將提高消費率、降低投資率作為制訂經濟政策的基本出發點和長期發展戰略。雖然需求不足就表現為消費率的低下，消費率提高意味著需求不足的改善，但是，在解決需求不足問題上，首先應該注重消費率的提高。因為海南經濟發展實踐表明，由于過度地強調了投資的作用，忽視了消費的影響作用，造成海南經濟出現高投資率、低消費率的發展格局，投資與消費二者比例關系不協調，影響了海南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增長質量。應當承認，這是由于我們認識上的誤區和政策引導上的失誤造成的。為此，要盡快調整二者比例關系，改變原有格局，提高消費率，降低投資率，達到經濟良性循環。提高消費率并不是消極的壓縮投資，以經濟增長為代價換取消費的增加，而是積極地擴大消費，使消費增長快于投資增長，在經濟適度增長條件下消費與投資的比例關系協調發展。同時，注重經濟運行的平穩性和政策的連續性，克服和避免經濟周期性波動所造成的危害；注意防范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差距擴大，出現社會兩級分化，要“效率”與“公平”并重，利用宏觀調控手段，逐步實現最大程度的社會公平，保證經濟發展所要求的安定的社會大環境。在政策操作上，具體地應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收入分配機制改革，盡快制訂出臺改革方案。

提高國內生產總值的個人分配系數，也就是加大經濟發展成果向個人傾斜力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從而增加有效需求；將工資制度改革提到議事日程，盡快提高政府公務員和國有企業職工工資收入水平，將住房、醫療、社會保險和子女教育等項費用計入工資，消除現存工資制度中的各種補貼和分配中的實物消費形式，實現貨幣化分配。建立起明確的工資增長機制，完善各項福利制度改革，實現職工福利的市場化和社會化管理。同時，盡快完善其他各項經濟體制改革，減少由此帶來的經濟周期性波動和人們對經濟預期的不明確，提高未來收入的預期。

2、適當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切實減輕農民負擔，逐步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

農業是海南經濟的基礎性支柱產業，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農村消費市場發展前景廣闊。十年來，農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增長緩慢，城鄉差距擴大。但是，農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所以要逐步增加農民收入，從而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增加農民收入的具體措施包括：?適當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糧食是農業的主要產品，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并且糧食價格仍有上調的空間，所以要提高糧食價格，保證農民主要收入來源，維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解決瓜菜水果保鮮、運輸和銷售環節矛盾。瓜菜水果已成為農業的一項重要收入，但是保鮮技術缺乏、運輸和銷售難的問題比較普遍，要加強“綠色通道”軟、硬件建設，保證產銷順利實現；?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取消各種不合理攤派，實現以稅代費，在目前情況下，對農民實行稅率優惠政策；精減鄉村干部，降低農民負擔干部的系數。資料表明，農民收入中除去消費，并未全部轉化為農業投資，有相當一部分被各種不合理攤派吞掉，這無疑提高了農業生產成本，增加了農民負擔，也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ˉ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就地消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謀求優質高效農業。農村的經濟發展要素瓶頸作用十分明顯，勞動力大量剩余。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農業經濟發展步伐，就地消化剩余勞動力，是必由之路，同時推廣科學技術，實現農業產業化發展，從而達到增加農民收入，增加農民有效需求的目的。3、增加城鎮低收入階層的收入，縮小收入水平差距。及時足額發放下崗職工生活補貼和失業救濟金，健全社會保險機制，這是刺激消費的需要，也是社會和經濟穩定發展的需要。開征利息稅，單一的減息政策未能獲得實效，同時配以積極的財政稅收調節政策，進行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向貧困居民轉移。儲蓄率居高不下，消費需求低迷不振，是開征利息稅的有利時機。通過利息稅，不但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實現收入再分配，還可以達到縮小城鎮收入水平差距，從而增加有效需求。

4、加快消費觀念轉變和消費模式升級。

需求不足與量入為出的消費習慣有密切關系。在刺激消費需求上，要注重消費觀念的轉變，從政策上引導居民形成正確的消費觀念，將消費提到與儲蓄對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認識，轉變傳統的量入為出的低消費習慣，培養人們形成積極的適度消費觀念。同時大力開展消費信貸，改變消費信貸落后局面，建立健全個人信用制度。積極推廣以住房、汽車等高檔耐用消費品為主的信貸形式，方式可以多樣，方法應更加靈活。大力支持收入穩定的消費者進行提前消費。

5、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切實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對于嚴重過剩項目，堅決實行“關、停、并、轉”，并嚴格禁止上新的項目，對于已近飽和的項目，要嚴格限制新項目開工，對投資實行嚴格的管理責任制，克服投資決策中的，杜絕新的重復和浪費。增加產品品種,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嚴厲打擊假冒偽劣產品活動，加大消費市場執法力度，切實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六、結束語

近兩年，在我國的經濟生活中，增長率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消費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本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海南經濟中的消費問題以及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探討，對長期困擾著海南經濟增長的需求不足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決的政策措施。對于目前的經濟問題，我們認為既有總量問題，也存在結構失衡問題。在擴大內需、解決需求不足的同時，還要進行結構調整，這樣才能解決深層次的經濟矛盾，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在研究工作中，我們強烈地感覺到經濟增長速度不僅僅是一個統計數字，它還應具有更加生動和豐富的內涵，應當是經濟質量和成果的綜合反映。發展與增長，是兩個本質意義不同的經濟指標，發展反映了經濟的數量，增長應當是經濟質量的反映。所以，我們對經濟增長的關注，主要是對經濟質量和成果的關注。對消費問題的研究，我們也是以經濟增長質量為出發點的。如果單純地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高低，那么，勢必就掉入了統計數字的泥潭，做出的分析和研究會變成枯燥而毫無價值的數字游戲。經濟發展的數量僅僅是一種手段，經濟增長的質量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1998年中國經濟達到7.8%的增長速度，而美國和世界平均增長速度不過1—2%，但是，經濟增長質量和成果，是不能同日而語的。由此，我們認為，經濟增長是經濟質量的提高，應當包含環境保護、住房條件、教育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消費水平、平均預期壽命、科技含量等等概念內容，這就是我們的增長觀。

參考文獻

篇10

消費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在客觀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數量上有很大的依存關系，這種依存關系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消費水平的變動與國民收入增長的變動有著直接的依存關系，當國民收入的增長較快時，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也增長較快，而在某些時候，消費水平的增速會高于或低于國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穩定合理，國民經濟就可以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當消費的增長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高消費時，消費與生產的正常比例就會遭到破壞，生產正常發展就會受到影響，消費水平的提高則成為一種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當消費需求不足，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高積累，低消費”時，消費與生產的比例同樣會遭到破壞。這時候消費需求相應減少，消費品市場供過于求，消費對生產的促進作用弱化。由于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不協調差距加大，引起商品或資本運動受阻，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經濟生產活動的被迫緊縮。

其次，消費率與經濟增長率有一定的依存關系。消費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主要部分，其變動必然會引起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動。而最終消費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函數，就是消費率，消費率對經濟增長率變動有明顯的影響。在合理的經濟增長率區間，當消費旺盛，經濟增長率就高，消費不足，經濟增長率就會滑落。當然，消費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費率長期過高，會擠掉投資，使經濟增長不能持久，但消費率也不能長期過低，長期過低就會使高速擴張的生產能力與低消費水平不相適應，出現“過剩危機”，從而影響經濟增長。

目前，我國消費率總的變動趨勢是下降的，雖然在1978－1982年消費明顯上長，從61.8%上升到68.7%，但從此以后，我國的消費率卻是持續下降的。1990年比1982年降低了7.4個百分點。1997年又比1990年下降1.4個百分點。③由于消費率下降，總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呈下降趨勢。如表（一）所示。

資料來源：引自許永兵《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

從表一可知我國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內需的增長，但從1993年以后，我國的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呈下降趨勢。93-98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42.9%而投資貢獻率卻為56.7%,后者比前者高出13.8個百分點。這主要是近幾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勢頭放慢。受收入水平制約，再加上居民對房改，醫療保險，就業制度等改革的預期熱情不高，再加上服務消費、住房消費等絕大部分還未完全市場化，所以造成近年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

(二)消費水平與經濟波動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民的消費水平也取得了同步的增長，我國國民生產總值1978年為3588.1億元，1994年上升43798.8億元，年平均增長9.5%(按不變價格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由1978年的375元增加到了1994年的3654.5元，剔除價格因素，年平均增長了7.3%,而全國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由1978年的175元上升至1994年的1737元。剔除價格因素，居民消費水平實際年平均增長9%，④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到，消費水平是階段性波動的。如表（二）所示。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4》，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年。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消費的波動呢？通過研究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有以下幾點因素：

1，個人收入增長的波動，居民消費直接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制約。當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居民的消費水平就有所上升，居民的收入下降時，消費也就相就地受到限制，這一趨勢以下表（三）可以清晰地表現出來。

2、居民消費傾向的變動。

居民消費傾向是指居民消費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平均消費傾向及邊際消費傾向的統稱。平均消費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費在收入中的比率(APC)，邊際消費傾向就是增加的1單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費部分的比率(MPC)。

在經濟的短期波動中，人們的消費變動不會和收入的變動成比例，具體而言，在經濟趨向繁榮過程中，收入增加，這時人們的消費會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會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邊際消費傾向要比平均消費傾向小。在經濟走向衰退過程中，收入下降，這時人們消費會減少，但減少的幅度會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這也說明，邊際消費傾向要比平均消費傾向小。平均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邊際消費傾向小于平均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增加，邊際消費傾向是下降的。

消費傾向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它充分反映了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消費意愿的大小。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低工資，高積累“的政策，居民個人所得少，消費傾向普遍很高，改革開放以后，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消費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1978年以后，我國的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基本上呈現出緩慢下降的趨勢，而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不太明顯。

3、農業波動對消費波動的影響。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農業的波動必然引起整個國民經濟的波動，從而引起消費的波動。首先，農業的增長必然導致消費的增長，1979年到1982年，農業分別增長1.81％，0.31％，1.5％和0.87％，消費分別增長2.8％，3.1％，1.0％，2.2％，其次，農業的減產或低增長導致消費的下降或低增長，1991年農業國民收入下降1.53％，同年消費下降3.2％，⑤1992年至1995年，農業國民收入大幅下降消費也大幅下降。(三)消費水平與經濟結構

經濟結構大體上是指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各成分，各組織和社會再生產各方面的構成，以及它們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一國的經濟增長從其內涵來看，主要有兩方面，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優化，而一國的經濟增長又是以一定的消費水平為前提的。當社會經濟實現增長，經濟總量及人均收入量也會相應增長，從而引起需求結構、生產結構以及外貿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根據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理論，高的經濟增長率必然帶來高的結構變化率。也就是說，結構的變動是與經濟發展過程相聯系，是以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階段（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工業化程度）為條件，是通過資源的再分配來實現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人民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的經濟結構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動。下面就從幾方面來闡述這一問題。

1、人均收入水平與經濟結構變動及工業化程度

根據庫茲涅茨的研究可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結構變動率存在著一定的比例關系。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50-13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最高的第一時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220-36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很高的第二時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360-86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較高的時期。我國改革以來，按世界銀行圖表集法計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大概在300美元左右。⑥因此可知我國這一時期的產業結構處于高變動率階段。

產業結構的轉變過程，根據錢納里等人的理論，可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1）初級產品生產階段，（2）工業化階段，（3）發達經濟階段。工業化階段是結構轉變幅度最大的時期，這一時期，需求結構及生產結構、外貿結構發生顯著的變化，我國在改革開始時工業化程度已經相當高，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卻是相當低的。這是由于改革前我國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政策傾向過于偏激所導致的工業化過程的片面演進和產業結構關系的嚴重失衡。一般而言，工業化的起步是要以一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為前提的，工業化程度超過人均收入水平的狀況必然會影響到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變動。

目前，我國經濟結構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狀況，這一狀況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但這種不合理狀況不是由于過去重工業的傾斜政策而造成的，而是因為當前消費需求結構的升級導致現行經濟結構不再適應當今的經濟發展。目前從我國消費領域的整體來看，醞釀著一次新的消費升級-“住行消費升級”（在此之前，已有幾次消費結構升級）。其間消費投入大，積蓄時間長。這使得消費需求不足現象在一定時期內存在。

2、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引起結構變動的原因

收入的增長必然引起消費水平的增長，而消費水平的增長又會引起經濟結構的變化。這一變化用恩格爾定律可以明顯表現出來。恩格爾定律可以表述為居民食品消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而下降的一種趨勢。也可以表述為居民食品消費占居民總消費的份額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總消費的增長而下降的一種趨勢，以我國1987-1997年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及其消費結構為例可知，1987-1997年，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0.53下降至0.46，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則沒有多大的變化，僅從0.56降至0.55，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有較大的變化，而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卻沒有多大的變化。如表(四)所示。從中可知消費水平的上升必然引起需求結構的升級，但需求結構又是如何引起整個經濟的變動呢？根據經濟學原理我們可知，需求結構的變動會引起資源向消費需求多的產業部門轉移，從而實現經濟結構的變化。

3、結構的變化反過來又會帶來收入水平及消費水平的增長

經濟的增長主要是靠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和經濟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增長，結構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會總要素的生產率，進而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率，這樣就必然能夠帶來消費水平的提高。

二、影響消費水平的因素

影響消費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有經濟因素，也有非經濟因素。經濟因素有國民收入總額及其提高速度，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消費與投資人口總數及其增長速度，價格水平的變動等。

消費水平的高低，直接依存于消費基金的多少，而消費基金又來自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總額大，增長速度快，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就高，收入總額小，增長速度慢，則消費水平就低。

在國民收入為一定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高低，取決于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任何社會要擴大再生產，都必須有一定的積累，在積累效果不變或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積累的增長就意味著社會物質技術基礎的增強。人們的物質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就有可靠的物質保證，反過來，消費的增強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又會促進生產的發展和積累的增加。目前我國存在積累過度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儲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0.3%，其中1978-1982年平均增長率為6.5%。1993－1991年增長11.6%，1992年－1997年平均增長為37.1%。在儲蓄存款猛增的同時，居民消費的增長卻相對疲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速度幾乎都低于同期儲蓄增長速度。其年平均增長僅為16.1%,比儲蓄存款余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低了14.1%個百分點。⑦

造成居民儲蓄率上長，甚至實際利率下降也選擇儲蓄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多項改革的推進，人們存款以備將來購買住房、養老、子女教育，醫療保健之用。另一方面，是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階層的支出結構存在顯著差異，在當前市場高收入階層想要的已經有了，邊際需求欲望下降，消費結構或支出結構升級。而低收入層受購買力限制，商品購買量增加緩慢。由此導致居民存款源源不斷的增加，消費市場需求不旺。

在消費基金確定的情況下，人口的數量與消費水平成反比，人口數量大，增長速度快，人均消費水平就低，人口數量小，增長速度慢，消費水平就會高，我國人口基數大，且人口增長速度也快，而且每增加一億人口，所用的時間越來越短，據粗步估算，我國現有人口達14億左右。每年新增的社會財富，新生產的各種消費品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將為新增加的人口所占有，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居民生存環境所進行的各種努力，如醫院病床的增加，普遍教育和專業教育的普及，住宅條件的改善，生活用水質量的提高等都將因為人口總數的較快增長而受到影響。因此目前我國的消費水平是不高的。要提高消費水平，實現經濟社會的快速健康發展，我們就要控制人口增長，充分發揮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限制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以實現人口增長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

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高低與物價水平成比例關系，我國近些年來，居民的貨幣收入提高了但物價也上漲了，某些物價上漲程度還高于平均工資的提高速度，因而影響了消費水平的提高，有一部分居民的實際消費水而下降了，我國目前物價已由低谷逐漸緩慢的向上攀升，這說明我國居民的消費水平已有所回升。

三、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比較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我國，由于自然條件不同，生產力布局不同以及對某些地區采取“傾斜”政策和勞動差別和非勞動因素造成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勞動報酬不同，從而形成消費水平的差異，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表現得非常明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城市發展較快，大部分農村發展比較慢，所以在一定時期內，城鄉之間的消費水平差異比較明顯。附表(四)

資料來源：引自各卷本《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摘要》

表(四)中顯示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一直在農民人均消費水平之上。城市和農村的恩格爾系數都較高，這表明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消費都還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而城市居民的MPC相對較平穩，表明城市居民目前在尋找新的消費熱點，農村的MPC變化相對較大，表明農村居民目前還處在一個消費熱點之中，但消費支出變化不大。

這主要是近年來，由于多數居民對未來支出預期不斷增強，將收入較多地轉向了儲蓄，投資等其他渠道，加上醫療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多項改革情況下，居民為應付改革的被動儲蓄傾向在明顯增強，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居民的消費水平。而導致農村消費增長率低于城鎮居民的消費增長率的原因除了農民的收入水平的限制以外，最主要是農村的消費環境滯后，配套設施不齊全,如有些農村沒有通電，或有電的地方供電極不正常而且電費極貴，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的購買積極性。其實，農民每消費1000億元將對農業部門產生427億元的直接需求，對工業，運輸，郵電，商業飲食以及其他服務部門分別產生395億元，36億元，85億元，57億元的直接需求，綜合推算，農民每增加消費1000億元將對整個國民經濟新增2008億元的消費需求，⑧可見，今后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必須依靠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農村市場的拉動力。

四、提高我國消費水平的建議及其對策

我國目前存在在消費率過低，儲蓄過高的傾向。因此我國今后的消費政策主要是提高居民的消費率，而提高居民消費率的主要措施又是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為此提出以下的建議。

1、積極發展開拓農村消費市場，培育城鎮新的消費熱點。

目前，農村居民的消費層次正處于對彩電，冰箱等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階段，據抽樣調查結果顯示，1997年我國農村平均每百戶僅擁有電冰箱8.49臺，彩電27.32臺，洗衣機27.81臺，摩托車10.89臺，而1998年十一月末，我國商品庫存彩電97.3萬臺，電風扇344.1萬臺，電冰箱91.9萬臺，⑨所以無論是從供給還是從需求的角度來看，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都有大幅增加的可能，開拓農村的消費市場，要解決好幾點金融問題。

A、把消費信貸引入農村，這是以農民日益增加的儲蓄為基礎的，由于農村存在著巨大的潛在的消費市場，且農民的消費熱點產品貨源充足，所以在農村開展消費信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釋放被抑制的消費需求。

B、建立農業保險機構，以減輕自然災害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我國是自然災害較多的國家，僅1998年的洪澇災害，僅農作物的受災面積就達3.2億畝，使得經濟損失高達數百億左右，自然災害一方面使得農民的收入減少另一方面，也使農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的不確定，增加儲蓄，因此，開拓農村消費市場就要完善和發展我國的農業保險。

城鎮居民面臨著消費斷層問題，即原有的主要以彩電，冰箱，VCD等家用電器為代表的消費層次已經得到滿足，消費已經飽和，處于一種儲幣待購的狀態。因此，培育新的消費熱點顯得格外重要，對于我國城鎮居民而言，住宅消費及住宅裝飾業應成為培育重頭戲。目前我國城鎮居民進入住房數量與質量并重的提高階段。隨著福利分房的結束，個人對商品房的消費，已經占到了主要地位，但由于房價過高，無法使百姓安居樂業，也無法使住宅建設這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發揮其帶動經濟發展的作用。隨著住房制度改革的推進，銀行商品房抵押貸款的規模擴大的商品住房及裝飾業必然成為消費熱點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家庭轎車將成為我國消費領域發展的熱點。目前我國汽車消費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公務用車改革方案已經出臺，長期以來，靠公款買車的局面已經改變，目前，1400萬輛汽車保有量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車為個人所有，雖然目前從消費領域談轎車進入家庭領域還為時過早，但私人買車那部分先富起來的高收入階層，如律師，三企白領等購車數量不小，且據調查，我國約有三十萬個家庭在近兩年內有購車意向。約三百萬個家庭將購車列入了自己的消費計劃，所以家庭轎車必然成為我國將來的消費熱點。

教育消費將成為消費熱點，教育消費包括居民子女教育支出以及為提高自身業務競爭能力的培訓支出，它屬于服務性消費，知識經濟時代，人人都要學習新知識，新技能，很多人還要不斷變換工作崗位，這就產生了再學習的強大需求。教育成為一種產業就要滿足群眾對非全日制教育的種種需求，目前成人高考熱已標志著教育消費已成為一個消費熱點。

2、發展消費信貸。發展消費信貸是促進內需擴大的必然選擇.，發展消費信貸，可以聯通生產與消費，疏導巨額儲蓄適當向消費領域分流，解決現實購買力與消費需求不匹配的矛盾，從而推動我國經濟的增長，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發展消費信貸首先要轉變消費觀念，由過去的“積蓄－消費－積蓄”的單一的消費方式轉化為“貸款－消費－積蓄還債”的新型消費方式。提倡適度的超前消費。其次是政府努力提高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降低消費信貸成本拓寬個人消費信貸能力，針對不同的消費信貸品種上和貸款對象，在利率，期限，還款方式等方面向消費者提供多種選擇。第三是建立擔保機制和個人資信調查機構，為低收入居民提供解決擔保問題。第四是積極發展信用卡業務。如加強透支功能等。

3、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一般包括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住房保險制度和失業保險制度四大方面。目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實行的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原則。這實際上是又一次消費品按勞再分配有益于保障退休人員有基本的消費金。醫療保險制度則可以為廣大職工提供基本醫療保障，提高職工的健康水平。住房保險制度中，住房公積金的建立，增加了工資中的住宅消費基金，也增大了住宅消費的能力，對保證住房投資和住宅消費達到較高水平具有積極的意義，失業保險制度是社會福利制度的一方面，它對于保障下崗職工的最低生活消費有著重要意義。

注釋：

①引自孫鶴、楊咸月《儲蓄、消費與經濟增長》《統計研究》99年第七期

②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

③引自郭柏春《論消費率》《消費經濟》2000年第1期

④引自曾壁鈞等著《我國居民消費問題研究》第43頁

⑤引自景體華等著《中國經濟增長與波動》第51頁、第224頁

⑥引自郭克莎《中國，改革中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第165頁

⑦引自《理論經濟學》第77頁

⑧⑨引自鄒東海、萬舉《農村消費市場開拓與農村金融創新》《消費經濟》99年第5期

參考書目：

1、《消費經濟學原理》尹世杰、蔡德容經濟科學出版社

2、《中國經濟增長與波動》景體華北京出版社

3、《居民消費統計學》易丹輝中國人大出版社

4、《中國經濟波動與增長》栗樹和、梁文征陜西師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