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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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科技創新是企業占據市場、持久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國家提高經濟實力,參與國家競爭的重要標志。如何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而傳統文化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積淀的觀念體系、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1]傳統文化的民族性和持久性,會通過價值取向、思維方式、規則制度等多個方面對科技創新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本文嘗試傳統文化為切入點,通過Hofstede的國家文化理論分析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雙重影響,從而為促進我國科技創新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建議。
1、Hofstede的國家文化理論
在針對不同國家地區文化差異的研究中,荷蘭學者H· G ·Hofstede的國家文化理論具有重要地位。20世紀70年代,Hofstede通過對IBM公司11.6萬名員工進行文化價值觀調查,歸納出文化差異的四個維度:權力距離、不確定性避免、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男性主義/女性主義。到20世紀80年代,Hofstede將Michael·H·Bond針對中國的研究融入自己的文化差異研究,總結出第五個維度:長期傾向/短期傾向。具體而言,五個文化維度如下:
(1)權利距離:指一個組織或機構中權力的不平等分配程度。權力距離通過組織中權力較小的成員的價值觀表現。在權力距離大的文化環境中,組織成員對權力的差異持認可態度,對權威的極大尊敬,稱號、身份及地位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反之,在權力距離小的文化則提倡組織內成員互相尊重、平等相處、充分交流。[2]
(2)不確定性避免:指一個社會考慮自己利益受到不確定的事件和模棱兩可的環境威脅時,通過正式的渠道來避免和控制不確定性的程度。[3]在高不確定性避免的文化氛圍中,人們對于不確定性的容忍度較低,性格外向活潑,同時呈現出焦慮、忙碌和不安,為此,需構建各種社會法律和規章制度以減少不確定性。相反,低不確定性避免社會中的人則顯得更加冷靜、隨遇而安,他們能夠包容各種未知情形和不確定性事件,但也比較抗拒規則的束縛,追求多樣性和自由的生活。
(3)個人主義/集體主義:集體主義是一種結合緊密的社會組織,人們強調群體關系及對團體的忠誠,個人的身份以群體成員關系為基礎,群體保護個人來換取個人對群體的忠誠。個人主義是一種結合松散的社會組織結構,每個人重視自身的價值與需要,依靠個人的努力來為自己謀取利益。
(4)男性主義/女性主義:Hofstede基于社會性別的分工將文化分為男性主義和女性主義。男性主義社會中,社會性別分工明確,男性負責追求事業、地位及物質財富,而女性則守護家庭、養育子女。相反,女性主義社會中,主導價值觀是關心他人、重視生活質量,強調謙遜和關注生活環境,地位和物質不作為成功的標志。男性和女性的社會角色沒有顯著差別。[4]
(5)長期傾向/短期傾向:即一個民族的長遠觀念或短期觀念。Michael H·Bond將這個新發現的文化維度命名為“儒家精神動力”,特指儒家思想在東方文化中產生的影響。具備長期傾向的社會倡導堅韌和節儉精神,以動態的觀點考慮事物發展,注重長遠利益;短期傾向則更關注眼前利益,保證個人或組織的穩定性,以靜態的觀點看待周圍環境,特別強調對過去傳統的尊崇。
2、基于五個維度的中國傳統文化特征及其對科技創新的影響
在Hofstede的國家文化理論中,列舉了74個國家五項指標的得分并進行排名。其中,中國文化的五項指標數值為:權力距離80分,個人主義20分,男性主義66分,不確定性回避30分,長期傾向118分。[5]下面根據這五項分數所呈現的特征,分析中國傳統文化特征及其對科技創新產生的影響作用。
(1)權力距離
中國文化的權力距離得分為80,在74個國家中排名12,屬于高權力距離文化類型。這與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統治不可分離,中國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權以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君威統治一直延續到清王朝結束。自西漢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作為封建等級統治的主導思想,儒家倡導等級森嚴的禮教制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等社會關系都表現出“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特征。這種權威統治和遵從心態至今仍然深入人心,中國人普遍接受等級的差異。而科學倡導自由探索、為真理獻身、敢于質疑的精神。學術研究上,論資排輩,遵從權威,一些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輕學者無法充分發揮創造能力。可見,中國傳統文化的高權威特征抑制了人們的競爭意識和創新思想,也不利于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競爭機制。
(2)不確定性避免
中國文化的不確定性避免得分為3,總排名68,有較高的不確定性避免反應。儒家文化一直倡導中庸之道,安分守己、明哲保身,具有明顯的保守傾向,對不確定性包容性較低。儒家強調人們嚴格遵守秩序,以維護君主政權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槍打出頭鳥”的觀念使人們固步自封,喪失個性,追求穩定保守的生存狀態。而科技創新需要的是善于質疑、打破常規、敢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熊彼特認為科技進步是“非連續的范式轉移”,即“創新性毀滅過程”,是對以往認知、觀念的顛覆再造。顯然,中國人長期形成的保守觀念,使得他們在面對實際問題時,缺乏主動求知求變的動力,習慣用以往固定的思維模式進行處理,科技創新的意識也被逐漸弱化,明顯抑制了科技創新思維的發展。
(3)個人主義/集體主義
中國文化的個人主義得分為20,在74個國家中排名56,屬于高度集體主義文化類型。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強調個體對群體的服從與歸屬,在人與社會關系問題上重整體、輕局部、重和諧、輕競爭。這種集體主義文化對科技創新的影響是雙方面的。一方面,當今學科發展縱向化和交叉化,科學研究已經不能單靠某一個研究者就能有所創新,必須依靠大量信息的交換和團隊的合作。1901年到1972年間286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中,三分之一是與他人合作而獲獎,可見,科技創新是需要協作的。[6]另一方面,過于強調集體主義,為維護集體的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會挫傷個人的創造性和積極性。而中國的集體主義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家族制度,注重“關系取向”和 “身份取向”,強調維護人際關系網的穩定。[7]這種對關系的重視會導致小集體主義,使個人過于依賴團體的社會資源而缺乏創新拼搏的熱情,不利于整個社會創新意識的普及和推廣。
(4)男性主義/女性主義
中國文化的男性主義得分為 66,在74個國家中排名13,具有明顯的男性主義特征。“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一直在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即使現在倡導男女平等,女性更多參與社會經濟活動中,事實上社會中男性和女性仍然存在較大差異。女性在各行各業擔任領導職務的比例仍大大低于男性。[8]而且,市場經濟制度下,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更加物質化、功利化,權力和財富是衡量個人成功的標志。而中國傳統的“學而優則仕”思想,推崇學習知識的目的是步入仕途,治理國家,政治色彩濃厚,這種對社會地位和權力的重視符合男性主義的特征。
科技創新的過程漫長艱辛,會面臨各種挫折和困難,因此需要堅忍不拔,不屈不撓的精神。中國自古倡導“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這種積極進取、頑強拼搏的精神體現了積極的人生態度,促使學者在科研攻關中不畏挫折,不動搖、不放棄,直至實現目標。另外,男性主義倡導的理性思維也有助于構建科學合理的規章制度,從而做到權責清晰,保證科研團隊的創新活動的有序開展。
(5)長期傾向/短期傾向
中國文化的長期傾向得分為118,在39個國家中位列第一,是典型的長期傾向文化類型。中國傳統文化倡導勤儉節約、持之以恒的美德,堅持以長遠發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發展,人們熟知的典故“滴水穿石”、“愚公移山”表明中國人重視恒心和毅力。而且,中國傳統教育注重知識的積累,所謂“不積畦步,無以致千里”,“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都說明中國人對待學習持有踏實、勤奮、堅忍不拔的精神。科技創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經歷了長期的量變積累最終到達質變,創新就是一種質變,新思想、新發現的產生是以過去的學習積累為基礎,因此傳統文化這種長期規劃的特點可以為科技創新提供堅實的知識儲備,使科學研究更具務實性和規劃性,有助于中國學者在創新過程中堅持不懈、克服困難、持之以恒。
結論
在Hofstede的國家文化模型中,中國傳統文化在五個文化維度中表現出明顯特征:高權力距離似的年輕學者遵從權威,阻礙公平競爭機制的構建;高度的不確定避免,使得研究者思維僵化,墨守成規,這兩種特征對科技創新都會產生抑制作用。高度集體主義特征會對科技創新產生正負兩方面的影響。男性主義特征體現出的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精神能幫助研究者克服困難,并建設合理有序的創新制度;長期傾向注重研究的積累和總結,能為科技創新提供質變的基礎,這兩種文化特征都會科技進步和創新產生積極影響。(作者單位:華東交通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項目資助:2007年江西省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項目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影響;江西省新型工業化與城鎮化軟科學研究基地。
參考文獻:
[1]鄧厚平.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能力的影響[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信息與管理工程版),2007,29(8):42.
[2]陳春花,劉國江.中國文化的特征分析及對組織學習的影響[J].理論與改革,2006,(6):129.
[3]陳東平.以中國文化為視角的霍夫斯泰德跨文化研究及其評價[J].江淮論壇,2008,(1):124.
[4]李文娟.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與跨文化研究[J].社會科學,2009,(12):127.
[5]Geert Hofstede,Gert Jan Hoftede.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 [M].NV:Mc Graw Hill,2005:161-211.
報告稱,“十一五”期間,科技產出成績斐然,專利和論文位居世界前列。全國累計登記省部級以上重大科技成果17.9萬項;累計頒發國家自然科學獎160項,國家技術發明獎263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1305項,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22項;李振聲、閔恩澤、吳征鎰、王忠誠、徐光憲、谷超豪、孫家棟、師昌緒、王振義等9位科學家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報告指出,這5年間,中國還涌現出了一大批有著深遠影響的重大科技成果。具體如下:
——“嫦娥”一號、二號探月衛星成功發射,使中國跨入深空探測新領域;
——“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船發射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獨立掌握空間出艙技術的國家;
——千萬億次超級計算機系統“天河一號”研制成功,并在國際TOP500組織的最新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一;
——“中國下一代互聯網示范工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創新成果;
——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重大改造工程建設任務圓滿完成;
——上海同步輻射光源建成;
——首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支線飛機完成總裝下線并首飛成功;
——首臺深海載人潛水器“蛟龍號”海上試驗突破3700米水深紀錄;
——首次環球大洋科考凱旋;水稻基因育種技術再獲突破性進展;
——甲型H1N1流感疫苗全球首次獲批生產。
報告指出,專利數量是反映一國科技產出能力的重要指標。“十一五”期間,中國專利部門累計受理境內專利申請363.6萬件,授予專利權202.8萬件,境內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以24.7%和35.4%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遞增。專利數量的持續增長,反映了中國自主創新能力和水平的日益提高。
隨著新課程改革的不斷發展,對小學語文教師的備課工作也更加重視。教師的備課工作不僅僅只是將教學要求的知識傳授給學生,更重要的是思考怎樣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發揮自己的學習熱情。
一、教師備課活動中面臨的問題
1.復制已有的教學課件
備課工作是教師教學工作的關鍵步驟,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可是時間一久又會喪失新鮮感,會覺得十分疲憊,所以許多教師就將它當作一種很耗時間而又沒有樂趣的無聊的勞作,在上課之前沒有安心下來認真做好備課工作,只是在網絡上復制已經有的教學課件,不管不顧地復制,也不想想這些教學課件是否適合自己的教學活動,是否符合學生的學習習慣。雖然相同的教學文案能夠學目的與練習,是挺不錯的,尤其是對于年輕的教師提升課堂教學成效是有一定好處的,可是在使用相同的教學文案的活動中也會出現錯誤,某些教師就會依靠整體的力量,變得更加懶惰,致使自己的教學技能落后,出現語文課堂的教學成效不佳等情況。
2.過分依賴課本
很多語文教師在備課活動中只是重視課本中需要教學的重點知識,而忽略了學生自己在學習過程中的樂趣與經歷,致使教師在上課的時候因缺乏教學經驗而無法應對一些意外情況,師生之間就缺少了那份溝通。另外,因為太關注課本上的知識,教師不重視知識的開拓與創新,跟不上時代步伐,而備課的東西又枯燥單調,有些已脫離時代的發展了。此外,有的教師不仔細,在平常寫字寫得很不錯,可是在備課活動中完全看不出來,字寫得很亂。還有一些教師的備課很倉促,內容簡單,毫無新意。許多教師在上完當天那節課后,就不管什么了,也沒有對今天所傳播的內容進行歸納整理。許多教師的教后語只有簡單的幾句話,沒有教學活動的優點與缺點,無法起到提升教學效果的積極作用。
二、對于小學語文教師備課工作的建議
1.仔細研究課本
教師在備課過程中一定要知道哪些是重點,不僅要分清各個專題在課本中的位置,還要把握好每冊之間的關系,做好章節的處理工作,仔細思考每冊課本之間的關系,做到從整體上了解課本,進而確保備課活動的順利進行。例如,在講解《草》時,一定要仔細地鉆研課本,對于不了解的生詞一定要查找有關的教學信息,傳授給學生正確的“枯”與“榮”的關系,不可以輕視。并且教師自己也要多多誦讀課本,還要帶著感情地去朗誦,才可以了解作者當時想要表達的思想。教師還應認真研究教材,在每個教學步驟中添加有趣的地方,對教學過程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這是我們教師進行課堂教學的重要因素。另外,教師還要努力做好一節課的備份工作,查詢資料,準確把握新課程標準的教學目標,對于語文課文的知識要保證非常熟悉,做好課堂練習的準備;還應正確地認識學生,設計好教學活動。在備課的活動中,教師一定要具有較高的責任意識,還要充分考慮到學生的學習能力,如此,我們才可以確定教學工作。
2.要多儲備語文內容
課堂教學的好壞和教師的知識積累是有聯系的,所以,語文老師在準備教材課件的時候要查找很多教學資料,以更多地累積有用的教學材料,為上課做好充分的準備。例如,可以仔細查找有關作者生前的事跡、寫作的成就等等的教學材料,來更好地了解課文的中心思想,另外,還要仔細考慮怎樣將這些教學東西傳播給學生,讓學生懂得語文教學的意義。在查找教學材料的時候,可以借助網絡進行查找,也可以閱讀有關的教學刊物等。
3.關注學生的學習情況
在備課的活動中,教師要關注學生的學習情況,重視學生個人的發展,爭取備課工作的順利開展。在準備備課工作的時候,教師還要預設在課堂上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及時處理學生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而知道教學的主次,努力思考處理突發事件的方法。在教學方法的選擇上,要挑選適合學生的學習能力的。例如,當教師在教學《筍芽兒》這篇文章的時候,在教學導入環節可以出示筍的圖片,給大家看筍尖在哪兒,學生一個個指著筍尖所在的位置,這樣就能激發起學生對小學語文的學習熱情,不但讓他們認識了什么是筍,也能讓他們了解到生活中筍的芽是尖尖的生活常識,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教學效果。
總而言之,教師只有將上課的知識和學生實際的學習科學地聯系起來,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主地跟著老師的思維去學習,才能夠有效加入教師的課堂教學,和教師進行有趣的溝通,才可以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參考文獻:
[1]李海旭.淺談小學語文教師的備課[J].教育實踐與研究:小學版,2009(02).
[2]趙亞紅.加強教學反思,促進教師成長[J].新課程:上,2012(07).
培訓效果評估是整個能級護士培訓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質量控制的角度來說,是達到患者期望護理結果的體現。評估應遵循客觀性原則,以客觀的標準和方法評價客觀存在的事實;遵循系統性原則,用系統論的觀點進行評價標準的建立、評價方法的選擇;遵循連續性原則,進行連續的、長期的監督評估,才能綜合地、完整地反映培訓的最終效果;遵循定量評估方法與定性評估方法相結合的原則。
二、培訓效果評估模型
國內外應用最廣泛的培訓效果評估模型是柯氏四層次經典評估模型。柯克帕特里克依據行為學的研究結果,將培訓效果分為:反應(Reaction)、學習(Learning)、行為(Behavior)、結果(Results)四個遞進的層次。該模型為能級護士培訓效果評估提供了一種較為完整的思路和操作流程。
三、培訓效果評估方法
1.反應層評估。
反應層評估主要是衡量護士對培訓項目總的反應和感受,是在培訓結束后了解護士對培訓內容、培訓教師水平、培訓設施等的評價,以及自己從培訓中得到的收益。常采用問卷調查法,可對能級護士的培訓組織形式、培訓目標及課程滿意度等進行調查,了解護士對培訓的看法、態度或培訓項目的有效性,進而改進和完善培訓項目。此評估方法易于實施,也易于分析和總結。
設計一份能夠量化護士反應的調查表,是問卷調查評估的關鍵要素。調查表的設計應保證護士在盡可能少的時間內提供盡可能多的信息,且便于統計分析,注意圍繞反應層的評估重點。滿意度的衡量尺度宜采用Likert量表的五級記分方式,主要采用封閉式問題,開放式問題可適當結合。筆者所在醫院對層級培訓的理論和技能項目,均采用問卷調查法了解培訓項目的有效性,調查方式采用的是現場集中發放問卷,填寫完畢即刻收回。收集護士對培訓的感受和意見,能較好地體現培訓項目的有效性。然而,問卷調查存在主觀性較強的缺點,容易以偏概全,護士的個人喜好很容易影響評估結果,因此,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結合訪談、小組討論等評估方法,可獲得更深入的信息。
2.學習層評估。
學習層評估是衡量護士通過培訓后,多大程度上實現了知識、技能及態度的轉變,宜在培訓進行時或培訓結束后立即對護士學習的效果進行評估,常采用測試法、情景模擬法等。測試法在能級培訓中主要使用書面測試法和技能測試法。書面測試是能級護士培訓及晉級考核中評估護士培訓后知識掌握程度的重要方法。技能測試以操作技能評價標準,了解護士通過培訓對與崗位勝任力密切相關的操作技能、流程、工具和方法的熟悉與掌握程度。測試法在護士培訓效果評估方面直接且有效,但不能完全反映能級護士的態度、行為,所以應結合情景模擬法、問卷調查法等補其不足。情景模擬法可用于評估能級護士的臨床能力和操作技能。該法對護士的應變能力、搶救能力和合作能力具有良好的評估作用,常用的方式有客觀結構化臨床考試、標準化病人、角色扮演法等,能夠最直觀地反映短期培訓效果。缺點是專業性強,模擬情景如果設計得不科學、不合理,就達不到考核成效,且須占用較多的時間、資源,成本較高。筆者所在醫院的護士晉級考核中使用以上方法,從不同角度、層面考察護士的臨床能力和操作技能,能較好、較充分地觀察能級晉級護士各方面的能力和績效。
3.行為層評估。
行為層評估是在培訓結束三個月或半年后對護士學習行為的改變進行評估。該層次的評估能較好地反映培訓的效果,常采用360°績效評估法、觀察法。360°績效評估法主要是對能級護士培訓后在工作過程中的態度、行為方式的變化和改進方面進行評價,可考察護士能否將培訓中所學知識和技能學以致用,是否具備承擔崗位責任的能力。通常是向能級護士所在科室護士長、醫生、同事及服務對象(患者和家屬)開展問卷調查或訪談,同時開展護士自我評價,對護士工作態度、工作行為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等方面的轉變形成綜合評述,從而得出被評價護士的全方位績效。其中,患者滿意度調查是最關鍵的調查部分,因為患者是護士培訓行為轉變后的直接感受對象。筆者所在醫院對患者的調查內容包含:護士的健康宣教、護士的態度、護士的專業技術等。科室護士長及同事則著重被調查護士層級培訓前后崗位勝任力、與患者和家屬溝通交流能力等的轉變。
觀察法是護理專家或護理管理者在工作環境中實地觀察能級培訓后的護士回到崗位工作的行為變化,是對護士的能力進行評估。該法在真實的環境中切實地反映護士的實際能力。徐新菊等應用迷你臨床演練評量工具對護士臨床跟班考核進行直接觀察,就護士臨床工作綜合能力進行觀察判斷,效果良好,值得借鑒。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26(2012)08-0073-07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英國和美國一些高校首開國際關系課程或專業開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迄今已近一個世紀的歷史。經過個把世紀的發展,今天我們發現國際關系作為一門學科,不但沒有越來越成熟,反而面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的挑戰,這些挑戰嚴重到了甚至威脅學科生存的程度。如何理解這些挑戰,如何在這些挑戰中把握學科發展的趨勢,這是本文想要探討的主要問題。
當然,各個國家由于所處地位不同,面臨國內外情況不同,對國際關系的感受,進而影響國際關系學科的生存狀況也自然各不相同。本文并沒有就此作全面的調查,許多論斷都是基于一個國際關系教學和研究者的主觀感受和思考。同時,本文的討論主要以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情況為基礎,同時適當顧及作者有所接觸的其他一些國家的情況,所以討論的內容勢必是非常片面和主觀的,權當是作者的個人思考以求教于大家。
一、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特點
應該說,國際關系作為一門學科的誕生始于美國的推動,一方面是因為美國是一戰結束后最早在大學開設國際關系課程和專業的少數國家之一,另一方面也因為美國誕生了最早的國際關系專屬理論理想主義,而且隨著一戰后大量研究國際關系的歐洲學者移居美國,推動了美國國際關系學科的規模性發展。當然,國際關系方面的研究之前就已存在,但大多散失于各個學科當中,包括歷史學、地緣政治學、法學、哲學等。許多學者指出,國際關系作為單獨一個學科之所以會在一戰后美國形成,主要與其國家的需要有關,作為處于國力快速上升期的國家,也是一戰的勝利國,美國急需一批了解世界和國際事務的人才,急需有人對世界新秩序的構建提出設想,按美國的利益來重構世界,反映了實力上升中的美國走出去的需要。
從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歷史來看,國際關系之所以獲得獨立學科的地位,以筆者個人的理解來說,主要歸功于國際關系理論的建立與發展。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外交史、國際法、國際經濟關系等都可歸屬于歷史學、法學、經濟學等其他學科,唯有國際關系理論有它自身的獨立性。因此,人們常會以幾次理論范式(approach,paradigm)(或日大理論,grand theory)的大論戰來歸納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歷史,從理想主義標志著國際關系學科的誕生,到現實主義的轉向,以及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論戰。中間有過一段科學行為主義的興起時期,但它基本上屬于方法論上的貢獻,理論范式上并不處于和其他理論平等對話的位置。之后又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再一次論戰,但第二次論戰雙方都冠以了“新”的名義,即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或制度主義)。20世紀80年代開始,建構主義異軍突起,給國際關系學科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感覺,從而形成了三大主義鼎立的局面。這些理論的論戰,勾勒出了國際關系學科的一部百年發展史。
這樣的定位和發展歸納,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國際關系確實是正宗的“美國貨”,因為這些理論的大爭論主要是在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之間進行的,其他國家的國際關系學者有介入,但他們都屬于在各個陣營搖旗吶喊,并非爭論的主角,更談不上是領軍人物。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學者也不愿意平等地看待其他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他們的眼光主要停留在美國內部的“廝殺”上。盡管嚴重不平等,但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和爭論對國際關系學科的獨立化貢獻還是應該承認的,正是這些理論范式之間的爭論和發展,真正撐起了美國國際關系學科一片獨立的天空,因為要成為單獨一門學科,其獨特的理論范式是必需的。
從這樣一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百年史來看,這個學科可以說有這樣一些特點:
“留學生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培養,是面向海外母語非漢語者的漢語教育,目的是培養適應漢語國際推廣工作,并且勝任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外語教學的高層次、應用型、復合型專門人才。
該專業需要學生具有較強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必須設置課程能指導他們更好了解中國文化。文化經典課程就是基于此而設立的,其教學效果與教材有很大的關系,因為“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學原則、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師將知識傳授給學生、培養學生能力的重要中介物。它不僅是學生學習的依據,也體現了對教師進行教學工作的基本規范”。
一、文化經典課程教材的實質
文化經典課程的教材,其實屬于對外漢語文化教材的范疇。
對外漢語文化教材是指專為開設文化課程而編寫的課本或教科書,依托文化而編寫的漢語語言類教材則不屬于此列。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外漢語文化教材的發展總體上呈現出如下特點:種類和數量逐年增加,但缺少經典性教材;內容相當寬泛,取舍上隨意性很大,缺乏規范性和系統性;體例自由多樣,但不分水平等級,缺少共識;使用對象涵蓋面較寬,但定位失據。
隨著對外漢語教學的不斷發展,這些情況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將會阻礙教學效率的提高,影響教學效果。而這些情況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人們對“文化”的概念和“文化課程”的定位存在著理解上的差異。“文化”有廣義、狹義之分,編寫者的理解往往影響著對內容的選擇,結果或者泛而無邊,或者深而過窄。而文化教學到底是“文化搭臺,語言唱戲”合適,抑或相反才合適?不同的理解在體例上就會造成差異,甚至可能在實踐中混為一談。
筆者認為既然教材是教學大綱的體現,要把教學大綱規定的學科性質、教學目的、教學要求、教學內容等具體化,成為實施教學的憑借。那么編寫留學生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教學中的文化經典課程教材至少應考慮四個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結構、學習者的漢語水平、專業培養目標和課程特色。
文化是一個浩如煙海的龐大系統。一般而言可以從認知的角度分為兩個層面:一是表層文化,即可以視聽或直接感知的文化現象;二是深層文化,即思想、觀念、制度等看不見摸不著的文化本質。由于對留學生的文化教學是在非母語狀態下的異文化教學,對于缺少中國文化背景知識的留學生來說,文化的傳授自然會受學習者漢語水平和培養目標的限制。對初、中級階段的留學生來說,中國文化的學習是以“了解”為主,是一種感性認識,教材的編寫主要幫助學習者了解漢語背景下的社會和社會生活是怎么樣的。而“漢語國際教育碩士”這個階段的留學生,已經積累了足夠的漢語知識,也具備了熟練的漢語應用能力。對他們而言,僅僅“知其然”是不夠的,教材的編寫更主要的是解決“知其所以然”,幫助學習者理解漢語背景下的社會和社會生活為什么是這樣而不是那樣。
此外,雖然講授內容都與中國文化有關,但是文化經典課程與概論性質的中國文化課程并不完全相同。概論性質的中國文化課程主要從文學、歷史、書法、社會習俗等方面介紹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當代文化發展現狀,讓留學生對中國文化的特點與概況有一個總體的把握。如果說這是面上的橫向擴展,那么文化經典課程就是點上的縱向深入,不僅要求能夠以點帶面地加深留學生對中國文化的感性了解,而且要求能夠在感性認知的基礎上作理性的思考和闡述。
這里特別需要指出一點,編寫文化類教材時教學雙方很容易出現“供需信息”不對稱的情況。華東師范大學2007級(本科)對外漢語專業陳××等7名同學曾以該學院的中國學生和留學生為調查對象,就對外中國文化教學做了一份調研報告。調查顯示中國學生心目中,外國留學生最需要學習的是如飲食文化這樣的低端文化,因為這些文化具有很強的親和力;其次是中國的歷史、思想和漢字文化等,再次是建筑、地理、古代文學等,至于音樂、舞蹈和中國古代科技則不是考慮的重點――這和留學生反饋的信息有一定的差別。同時不同語言階段的留學生對中國文化各方面的需求度基本一致,到碩士階段對深層文化的關注度則有明顯上升。
二、文化經典課程教材的功能
基于以上因素,筆者認為這門課程的教材至少應具備如下功能。
首先,是目標功能。依據教學大綱所編寫的課本,不僅要在總體上能夠體現教學的總目標,具體到每一課教學目標也要明確。其次,是訓練功能。雖說漢語基本能力(聽、說、讀、寫)的訓練不是該類教材的主要功能,但經典閱讀和賞析卻離不開這些基本能力,同時也能促進這些能力的提高。第三,示范功能。教材以文選方式幫助學生深入了解中國文化,選中的課文應是學生學習漢語的“范例”,將之前學生所接觸到的零散的、非系統的文化知識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使新舊聯系,以求融會貫通。第四,講解功能。現代教學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強調在教學中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作用。由于班級授課制的教學組織形式一般來講難以做到因材施教。因此要發揮教材的講解功能,讓學生憑借教材的講解進行學習,主動地去分析、去接受。第五,檢測功能。檢測具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是對教學的反饋,促進教學的進一步完善;一是強化學習結果,促進學生語言能力和文化認知能力的共同提高。
三、文化經典課程教材的內容及排列順序
考慮到該課程教材應具備的功能,再考慮到課時、學生數量、教學資源等多方面的因素,筆者認為,該課程教材的編寫可以分為九個部分,其主要內容及排列順序如下。
1.生產篇。人類社會的發展首先是生產的發展,科技則是第一生產力。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農業大國,時至今日,“科技興農”仍然是一個重要課題;同時以航天科技為代表的高端技術也迅速發展,因此本篇選取的經典文章都和中國科技發展有關。
2.生活篇。生產的發展提供了各種生活資料,本篇所選和中國人日常的“衣食住行”關系密切。
3.情感篇。在生產、生活中人們形成了各種關系,情感的羈絆由此而生,本篇即以人們的各種情感為主題選文。
4.思想篇。思想即理性認識,是對感性認識加工的結果。本篇所選集中在對中國人行為方式有重大影響的思想觀念。
5.藝術篇。思想情感形諸于外,于是便有了異彩紛呈的中華藝術,本篇主要介紹具有代表性的書法、繪畫、絲竹音樂和武術。
6.民俗篇。在生產、生活中,產生了許多習俗,并不斷演變。本篇所選集中在介紹與節慶有關的習俗。
7.風土篇。中國地域遼闊,人文環境復雜,本篇所選主要是從“城市”角度來看中國各地風情。
8.民族篇。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民族文化自然也是重點所在。本篇所選集中在民族文化遺產和民族發展上。
9.交流篇。自古以來,中外文化交流不斷,本篇所選將涉及不同時期中外的文化交流。
四、文化經典課程教材的體例
當內容初步確定后,下一步就是教材編寫的關鍵性步驟:設計教材體例――教材各組成部分的搭配、排列及其組織形式。筆者設計了如下的體例。
1.全書分九個單元,具體內容及先后順序見上文。每一單元開始都有“概述”,對主題進行簡要說明。
2.每個單元分成四章,每一章以點帶面,不僅能讓學生對中國文化有整體的了解,而且能從這一點出發進行深入思考,以期對中國文化有更深的認知。
3.每章下分為6個部分:導語,正文,理解思考,知識鏈接,影像閱讀,深入思考。
“導語”部分是對每章主題、背景和作者的簡介;“正文”部分所選側重現當代文章,兼顧各種文體;“理解思考”部分著眼于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針對“正文”提出文章賞析的相關問題;“知識鏈接”部分是介紹“正文”所涉及的文學常識和文化常識;“影像閱讀”部分在與“正文”同步給予學生感性認知的同時,促進學生“聽”能力的提高;“深入思考”部分主要結合中國現狀提出討論話題,促進學生“說”能力的提高。
當然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需要根據學生實際靈活處理教材。就算是碩士階段的留學生,僅僅憑借書本的抽象知識,也無法真正理解中國文化。即使是華裔子弟,也會因為生長環境和文化背景的差異而出現理解上的障礙。為了避免學習者或者淺嘗輒止,或者半途而廢,在編寫該課程教材時,要避免厚古薄今、重“知”輕“行”,充分考慮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學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針對性,更加實用。
形象化是指教材的內容能最大可能地通過各種傳播媒介轉化為可視、可聽、可感,甚至可觸摸的形象,使教學可以改照本宣科為實踐中掌握。譬如“藝術篇”中涉及的書法、繪畫、絲竹音樂和武術,單純的語言講解有時候讓文化背景各異的學習者難免有云里霧里之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提供觀摩和基本階段的練習,在觀摩和練習中解決難點問題。
針對性是指可根據教材內容,設計圍繞某個文化主題的文化考察項目,使學習者對之有切身的體驗。譬如針對“生產篇”“生活篇”,筆者圍繞“經濟發展”這個主題,組織學習者分別參觀了廣州市經濟開發區和粵北的貧困區,讓他們切實了解到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以及仍然存在的貧困現象。這種活動的安排,需要事前的了解和事后的回顧,避免考察過程中的走馬觀花、浮光掠影。事前對主題的了解,可以通過文字閱讀和形象化展示進行,并布置一定的思考題作為考察任務,為事后回顧做準備;事后回顧,一般先以討論或課堂發言的方式總結這次考察,然后讓學生以作文的形式記錄自己的感受。
實用性是指教材的內容能和學生的實際生活聯系起來,能讓他們具體運用于實際生活。教學中應該讓學生練習如何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識,將傳統文化知識現代化。如在“思想篇”中介紹中國文化中的“孝”時,不能僅僅只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講解,應該結合中國當代的家庭生活的實際,像“4+2+1”結構模式、“空巢”現象、“留守”現象等,幫助留學生真正了解中國當代社會,而不只是停留在歷史和傳統中。
科技考古是考古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主要是指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類文化遺存以及與人類活動相關的自然遺存,獲得更多的古代人類活動信息,從而盡可能地構建古代人類社會的面貌。
19世紀中葉,近代考古學開始形成。進入20世紀以后,各種自然科學和技術都有快速發展,并在國外考古學中得到廣泛應用。中國的科技考古事業可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逐漸發展到21世紀的今天已有較大進步和喜人成績。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圍比較廣泛國內已有學者專文介紹過,它包括年代學研究、環境、植物與動物考古學研究、體質人類學研究、物質結構及化學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術、計算機技術考古及文物保護等方面。
科技考古的文章主要發表于《考古》、《考古學報》、《文物》、《考古與文物》、《故宮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國歷史文物》( 原《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江漢考古》八種考古類刊物上。其中《考古》、《文物》、《考古學報》是中國文物考古界公認的三大權威刊物,代表了中國文物考古的學術主流,都是重要的中文核心期刊。
有學者采用科技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在對九種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種考古類核心期刊,一種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學報》、《文物》、《考古與文物》、《故宮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現《中國歷史文物》)、《江漢考古》、《核技術》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論文的統計中發現:我國科技考古論文統計曲線呈現三個平臺,它印證了我國科技考古的三個歷史發展階段:即倡導期(1950-1977),初步發展期(1978-1989),快速發展期(1990-2002)。這種采用科技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對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載的科技考古論文進行文獻計量統計,很有學術意義和價值。我們借鑒文獻計量學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國科技考古文獻,不僅看文獻的數量,也分析文獻的質量和內容。綜合上面各種因素,本文選擇了考古學界認可度較高、影響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發表的文獻進行統計和分析,以期了解和總結近年來我國科技考古的發展情況,進而提出對我國科技考古發展趨勢的一些拙見。
考古三大刊十年來(2005-2014)來共發表科技考古論文150篇(見表1)。每年大約都有10多篇文章,每年文章的數量變化不大,其中《考古》最多,有87篇,占總數的58%,《文物》的數量也不少,約占33.3%,《考古學報》數量最少。
按大分類統計(見表2),年代學研究19篇,環境考古學(含動植物考古)研究32篇,體質人類學研究7篇,物理化學分析技術70篇,田野考古新技術16篇,計算機考古3篇,文物保護研究8篇。數量統計表明:高新技術在考古中應用的次數頻率在增多,其中應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學方法(含核技術),特別是金屬分析占據重要位置,環境考古學研究呈上升趨勢;傳統的碳十四測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許多考古新技術的應用無法從這三大期刊中反應出來,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應的是這些技術對考古研究的促進作用,許多領域還沒有廣泛的推廣開來,受眾的群體還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發展,首先就要突破傳統考古,將自己的優勢發揮出來,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適當的降低門檻。
十年來我國科技考古事業的確有較快發展,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 (1)《文物》、《考古》雜志開辟的“科技考古”專欄,幾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獻發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雜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學史研究雜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獻發表。(4)近年來發表的考古報告和出版的考古報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報告。(5)有數量可觀的“科技考古”論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論文集中發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論文。(7)近年來舉辦了數屆“科技考古學術研討會”。(8)一些高校紛紛成立科技考古系,培養科技考古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單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種中外聯合考古隊在全國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進行不同規模的科技考古調查和發掘。(11)中外學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進行中。
通過分析近年來科技考古的成果,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問題:1、科技考古基礎理論的建設很薄弱;2、科技考古學的多學科協作研究還不夠深入;3、我國考古發掘和考古研究的國際合作還不夠活躍。
總起來看,隨著考古學對生態環境、文化整體面貌以及文化間相互關系綜合研究的不斷加強,近年來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產生變化。如果說過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單個遺址、單一材料或某一種技術手段的應用,那么現在的研究更強調研究對象的整體性和研究方法的關聯性,具體說來,如下3個趨勢正變得越來越明顯: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類與社會及自然環境的關系,對古代遺物和遺跡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層面上,而是要繼續探究“為什么”的問題,也就是文化嬗變的動力問題。科技考古與考古的關系變得更加密切,因為兩者的目標其實并無二致。科技考古越來越多地強調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遺物和遺跡所蘊含的信息,并從各個不同學科的角度加以釋讀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對象所處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及其演變的規律。
二是更加重視不同區域技術與文化發展所顯示出的獨特性,冶金考古對云南、新疆和陜西漢中等地區金屬技術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證,玉器考古對各地玉料礦物學特征的揭示亦復如是。注意技術與文化演進中的區域性特征,不僅有助于認識地理及環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為了更好地探討不同區域或不同人群之間的文化交流與互動,從多種角度揭示文化演進背后的動力。
三是科技考古各分支學科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這不僅體現在研究對象可能出自同一考古遺存,而且體現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鑒、互為補充,從而使得相關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隨著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不斷進步,研究者能夠獲得的信息也更加豐富,因而能以更廣闊的視野、更多樣的角度來分析或闡釋這些信息,并有條件展開綜合性的比較研究。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計算機的應用越來越廣泛,計算機軟件越來越多樣,許多都能很好的促進科技考古的發展,我們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學科,其他國家,其它領域學習,拓寬視野,利用更好的科學技術來協助考古研究。
參考文獻
[1]梅建軍:《近兩年我國科技考古研究的新進展》,《中國科技史雜志》第31卷, 2010年第1期。
[2]錢俊龍等:《從九種核心期刊的文獻計量分析看中國科技考古的發展》,《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4年第7期。
[作者簡介]謝乾豐,北京科技大學冶金學院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2006級博士生,云南農業大學教師,北京100083
[中圖分類號]TF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7)07―0127―04
目前,國內設有“冶金史”碩士點的高校有兩所:北京科技大學與鄭州大學;設有博士點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學(以2007年全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錄為準)。當然,從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單位或個人還有許多,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專家華覺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學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較早,它是目前國內從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機構與權威機構之一,現在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為原北京鋼鐵學院的冶金史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為冶金史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柯俊先生擔任顧問。該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在冶金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從其創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范結構》和《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的“主義”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還大都遵循“礦冶遺址考察、抽取樣品一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之研究范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冶金史(history of 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認,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曾為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進步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國際冶金史研究同行學人的高度贊譽。然而,作為對人類文明三大標志之一的冶金技術的研究卻拋開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因因素而進行純冶金內史的研究,視野確系過于狹窄。因為科技史本身發展的歷程表明:任何一項科技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變革、文化思想等密切關聯。因此,今后開展冶金史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還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許是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領域。
筆者認為,今后國內的冶金史研究除繼續從事所謂的內史研究之外(這種內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隨著國內科技考古遺址的逐年發掘、新的礦冶遺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對它進行內史性的研究與考證),還可以而且是必須從以下一些方面進行研究:
1.中國古代冶金史與中國古代文明的關系
冶金技術的發明作為人類文明出現的三大標志之一(其他兩項標志分別是文字的發明與城市的出現),它在促進中國古代文明歷史的進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這樣說: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冶金技術不斷迭進的歷史。從早期的銅、鐵、錫、鉛等的冶煉而造就的中國古代輝煌燦爛的青銅器文明到今天現代化的鋼鐵冶煉而形成的鋼鐵文明等,一直滲透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聰明才智。在此期間,中華民族冶金技術的許多次世界領先,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在這一領域的獨步天下的豪氣。因此,通過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史的形成、發展與興盛的歷史進程。
2.冶金史與各個朝代的社會生產力之關系
人類從最初的刀耕火種發展到青銅農具特別是鐵制農具,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為這不僅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領。與此同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冶金技術的發展,所以冶金技術與社會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兩者互相促進、互相發展。因此,如果割裂這種聯系而只是單純地研究各個朝代的冶金技術的發展情況,確實有一種歷史的單薄感。
3.冶金技術思想(史)研究
中國是一個擁有濃厚哲學思維與歷史文化積淀的國度,一部中國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中國思想史。作為時代中人,不論之于達官貴人抑或是從事被稱為“雕蟲小技”的如從事冶金技術操作的卒與徒,都不能不受到社會思潮或思想的浸,而這種影響的結果,便是體現于他們勞動產品或技術產品中的各種各樣的技藝或工藝。例如常見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銅器上的饕餮與夔龍紋飾,這一方面給人以威嚴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溝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體現出超越現世間的權威神力的觀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銅器的紋飾從那些威震一時的饕餮、夔龍等種種神靈,已經變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婦女采桑、弋射飛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與自然界的題材開始大量涌現,這其實表明了人的價值開始被認識,社會生活的內涵成為青銅器紋飾的一個重要母題。這種變化,其實體現了中國古代從以神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價值思想觀念的變化。此外,中國古代的“五行說”、“陰陽說”、道教、宋明理學等等傳統思潮都曾對中國的冶金技術有著深厚的影響。例如灌鋼技術的發明,就與中國古代“和”的哲學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天工開物?五金?鐵》記載:“凡鐵分生、熟,出爐未炒則生,既炒則熟。生熟相和,煉成則鋼。”在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煉成則鋼”這一簡潔有力的語言,不僅是對這種灌鋼工藝所作的生動描述,同時也是用“和”的哲學思想對冶煉技術所作的精辟總結。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通曉了生鐵與熟鐵的各自屬性,同時又受到“和”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因此通過多年的親身實踐后,發明了“灌鋼”這一工藝技術,這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4.冶金史與社會政治之關系
綜觀中國古代冶金史的發展歷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發展一樣,有也有其低迷的時期。這其中與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識形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宋代的礦冶業之所以如此發達,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對礦冶業的重視的國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對礦冶業的鼓勵開發的告發政策、礦產品的售賣政策以及對礦冶業的管理政策等,都為宋代礦冶業的興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敗、礦冶管理政策的失誤以及當時國外近現代冶金技術的引進等原因,導致了中國冶金技術在清末的逐漸衰弱與萎縮。
5.中外冶金技術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發展與其同類其他事物的發展存在著密切的交流與聯系一樣,中國的冶金技術也必然與國外的冶金技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論是駝鈴聲聲的塞上古道之絲綢之路,還是碧波蕩漾的海上絲綢之路,都曾帶去了中國古代的冶金技術,同時也捎回了國外先進的冶金技術。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同阿拉伯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確實存在著冶金技術的交流。例如梅建軍教授認為:由砷銅的存在及銅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區在齊家和四壩文化階段同新疆及歐亞草原地帶存在文化上的聯系及相互影響。所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們的視野,同時也可以澄清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起源問題。
6.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之路
因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個邊緣性、交叉性的學科,這也就決定了對它的研究必須采取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礦、冶金、材料、歷史、考古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物理及化學組成分析研究手段與方法,因此這不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斷學習,擴大知識面,改進知識結構,同時多學科的結合,更是開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徑”。在現階段,冶金史研究與考古或者說是科技考古結合得較為緊密,依靠這種結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對古代銅鏡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機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實,從更廣泛的學科綜合來看,冶金史研究還可以與其他學科進行結合,即除了傳統的“礦冶遺址實地考察一實驗分析一文獻考證一結論”的研究思路之外,我們還必須吸收或借鑒其他學科的優勢方法,例如人類學、文化學、民俗學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價值及社會價值之綜合取向,從而拓展我們的研究領域與研究空間。例如從民俗學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個非常新穎且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在此方面,對西南民族地區的銅鼓研究就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但目前對銅鼓的研究,也還處于銅鼓制造技術、銅鼓金屬成分分析等方面,從民俗學的視野進行研究尚待來日。
7.對國外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由于語言的限制、文獻的不足以及金屬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國內冶金史的研究幾乎沒有涉及對國外冶金技術的相關研究,然而在國外,卻有相當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進行研究,這除了與中國古代的金屬器物流失海外而給國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實物考證之便之外,還同他們有著充足的研究經費密切相關。所以,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這種現狀,也就決定了國內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難與國際同行進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對話與交流,這種狀況其實也是國內目前整個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對近現代的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貫傳統,也是其研究特點,所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國家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近幾年來力倡對中國近現代科技史進行研究。例如從2000年底開展了“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綜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叢書》的面目出現,但其中缺失中國近現代冶金史研究這一環節,因此作為冶金史研究者,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這一歷史性任務,從而補上這一缺失的環節。
目前,國內設有“冶金史”碩士點的高校有兩所:北京科技大學與鄭州大學;設有博士點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學(以2007年全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錄為準)。當然,從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單位或個人還有許多,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專家華覺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學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較早,它是目前國內從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機構與權威機構之一,現在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為原北京鋼鐵學院的冶金史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為冶金史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柯俊先生擔任顧問。該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在冶金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從其創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范結構》和《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的“主義”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還大都遵循“礦冶遺址考察、抽取樣品一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之研究范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認,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曾為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進步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國際冶金史研究同行學人的高度贊譽。然而,作為對人類文明三大標志之一的冶金技術的研究卻拋開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因因素而進行純冶金內史的研究,視野確系過于狹窄。因為科技史本身發展的歷程表明:任何一項科技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變革、文化思想等密切關聯。因此,今后開展冶金史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還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許是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領域。
筆者認為,今后國內的冶金史研究除繼續從事所謂的內史研究之外(這種內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隨著國內科技考古遺址的逐年發掘、新的礦冶遺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對它進行內史性的研究與考證),還可以而且是必須從以下一些方面進行研究:
1.中國古代冶金史與中國古代文明的關系冶金技術的發明作為人類文明出現的三大標志之一(其他兩項標志分別是文字的發明與城市的出現),它在促進中國古代文明歷史的進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這樣說: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冶金技術不斷迭進的歷史。從早期的銅、鐵、錫、鉛等的冶煉而造就的中國古代輝煌燦爛的青銅器文明到今天現代化的鋼鐵冶煉而形成的鋼鐵文明等,一直滲透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聰明才智。在此期間,中華民族冶金技術的許多次世界領先,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在這一領域的獨步天下的豪氣。因此,通過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史的形成、發展與興盛的歷史進程。
2.冶金史與各個朝代的社會生產力之關系
人類從最初的刀耕火種發展到青銅農具特別是鐵制農具,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為這不僅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領。與此同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冶金技術的發展,所以冶金技術與社會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兩者互相促進、互相發展。因此,如果割裂這種聯系而只是單純地研究各個朝代的冶金技術的發展情況,確實有一種歷史的單薄感。
3.冶金技術思想(史)研究
中國是一個擁有濃厚哲學思維與歷史文化積淀的國度,一部中國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中國思想史。作為時代中人,不論之于達官貴人抑或是從事被稱為“雕蟲小技”的如從事冶金技術操作的卒與徒,都不能不受到社會思潮或思想的浸,而這種影響的結果,便是體現于他們勞動產品或技術產品中的各種各樣的技藝或工藝。例如常見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銅器上的饕餮與夔龍紋飾,這一方面給人以威嚴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溝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體現出超越現世間的權威神力的觀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銅器的紋飾從那些威震一時的饕餮、夔龍等種種神靈,已經變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婦女采桑、弋射飛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與自然界的題材開始大量涌現,這其實表明了人的價值開始被認識,社會生活的內涵成為青銅器紋飾的一個重要母題。這種變化,其實體現了中國古代從以神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價值思想觀念的變化。此外,中國古代的“五行說”、“陰陽說”、道教、宋明理學等等傳統思潮都曾對中國的冶金技術有著深厚的影響。例如灌鋼技術的發明,就與中國古代“和”的哲學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天工開物·五金·鐵》記載:“凡鐵分生、熟,出爐未炒則生,既炒則熟。生熟相和,煉成則鋼。”在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煉成則鋼”這一簡潔有力的語言,不僅是對這種灌鋼工藝所作的生動描述,同時也是用“和”的哲學思想對冶煉技術所作的精辟總結。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通曉了生鐵與熟鐵的各自屬性,同時又受到“和”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因此通過多年的親身實踐后,發明了“灌鋼”這一工藝技術,這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4.冶金史與社會政治之關系
綜觀中國古代冶金史的發展歷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發展一樣,有也有其低迷的時期。這其中與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識形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宋代的礦冶業之所以如此發達,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對礦冶業的重視的國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對礦冶業的鼓勵開發的告發政策、礦產品的售賣政策以及對礦冶業的管理政策等,都為宋代礦冶業的興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敗、礦冶管理政策的失誤以及當時國外近現代冶金技術的引進等原因,導致了中國冶金技術在清末的逐漸衰弱與萎縮。轉5.中外冶金技術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發展與其同類其他事物的發展存在著密切的交流與聯系一樣,中國的冶金技術也必然與國外的冶金技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論是駝鈴聲聲的塞上古道之絲綢之路,還是碧波蕩漾的海上絲綢之路,都曾帶去了中國古代的冶金技術,同時也捎回了國外先進的冶金技術。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同阿拉伯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確實存在著冶金技術的交流。例如梅建軍教授認為:由砷銅的存在及銅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區在齊家和四壩文化階段同新疆及歐亞草原地帶存在文化上的聯系及相互影響。所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們的視野,同時也可以澄清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起源問題。
6.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之路
因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個邊緣性、交叉性的學科,這也就決定了對它的研究必須采取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礦、冶金、材料、歷史、考古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物理及化學組成分析研究手段與方法,因此這不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斷學習,擴大知識面,改進知識結構,同時多學科的結合,更是開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徑”。在現階段,冶金史研究與考古或者說是科技考古結合得較為緊密,依靠這種結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對古代銅鏡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機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實,從更廣泛的學科綜合來看,冶金史研究還可以與其他學科進行結合,即除了傳統的“礦冶遺址實地考察一實驗分析一文獻考證一結論”的研究思路之外,我們還必須吸收或借鑒其他學科的優勢方法,例如人類學、文化學、民俗學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價值及社會價值之綜合取向,從而拓展我們的研究領域與研究空間。例如從民俗學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個非常新穎且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在此方面,對西南民族地區的銅鼓研究就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但目前對銅鼓的研究,也還處于銅鼓制造技術、銅鼓金屬成分分析等方面,從民俗學的視野進行研究尚待來日。
7.對國外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由于語言的限制、文獻的不足以及金屬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國內冶金史的研究幾乎沒有涉及對國外冶金技術的相關研究,然而在國外,卻有相當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進行研究,這除了與中國古代的金屬器物流失海外而給國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實物考證之便之外,還同他們有著充足的研究經費密切相關。所以,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這種現狀,也就決定了國內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難與國際同行進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對話與交流,這種狀況其實也是國內目前整個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對近現代的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貫傳統,也是其研究特點,所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國家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近幾年來力倡對中國近現代科技史進行研究。例如從2000年底開展了“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綜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叢書》的面目出現,但其中缺失中國近現代冶金史研究這一環節,因此作為冶金史研究者,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這一歷史性任務,從而補上這一缺失的環節。
研究小組利用一個可以將鼻壓轉化為電子信號的設備,成功地令“閉鎖”綜合征患者在不依賴刺激物的條件下書寫信息,并能令截癱患者有效地操縱電子輪椅。
這種“鼻息控制器”通過一條橡皮管戴在鼻子上,這與醫院病人用于吸氧的管子沒有什么不同。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使用這種鼻壓裝置,因為研究發現在健康對照組中有1/4的人對軟腭的控制不足。軟腭是鼻腔通道的一部分,可以讓你控制吸氣強度。但對那些有著足夠軟腭控制能力的人來說,鼻息控制器能讓試驗對象享受到新的自由度。
研究者先對36位健康者通過控制鼻壓來玩電子游戲的反應時間和精確度進行測試,同時測試他們使用鼠標和游戲控制桿的能力。研究小組發現,對軟腭擁有良好控制的人,其鼻息控制的可靠度與熟練使用鼠標和游戲控制桿的可靠度相當。
研究小組對3名“閉鎖”綜合征患者進行試驗,這種疾病使患者只能通過眨眼睛來和別人交流。其中2人很快就學會利用字母選擇和組詞程序進行溝通和表達。
對那些有著行動或交流障礙的人來說,鼻息控制器能為他們提供一種使用各種設備的方式,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品質。
小腿粗老人患心臟病幾率低
法國科學家發現,小腿粗并非壞事,這可能預示著心血管功能良好,發生血栓和心臟病的危險也越小。
法國國家健康和醫學研究院的?蘇里克博士及其同事共同完成了這一研究。
專家調查了法國第戎蒙彼利埃及波爾多的6200多名居民,其年齡在65-84歲。
結果發現,與小腿細的老人相比,小腿粗的老人發生頸動脈斑塊的幾率要低29%。
專家指出,小腿的粗細與向大腦供血的關鍵通道頸動脈密切相關,小腿越粗,頸動脈出現斑塊或阻塞的危險就越小,發生血栓和心臟病的危險也越小。
專家已將小腿周長作為診斷頸動脈硬化的新指標。
上班路途遙遠易出現疼痛焦慮等健康問題
上下班路途太遠,耗時太長,是許多大城市上班族面臨的問題。一項調查指出,上班路途遠近,與健康密切相關。
研究者調查了近千名公司雇員,結果發現,上下班時間單程多于90分鐘的人,超過1/3經常出現脖子疼或背疼。而交通時間短于20分鐘的人,只有不到1/10的人會出現此種情況。此外,上班路途遙遠的人更容易出現焦慮、失眠等問題。對此,研究者建議,上下班時最好先步行一段路,再乘坐交通工具。(李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