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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電子信息行業運行概況

1．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經濟效益穩步提高，產品產銷銜接良好，對外貿易增勢平穩。2007年電子信息產業全年實現銷售收入5.6萬億元，增長18.0%；增加值13000億元，增長18.2%；軟件業務收入5800億元，增長20.8%。產業規模繼續在國民經濟各行業中位居領先，銷售收入占全國工業的比重為12%。多數重點產品產量保持平穩增長。產品產銷銜接良好，手機、計算機、彩電等主要產品產銷率均達98%以上。出口較快的主要是計算機和電子元件行業，二者增速分別比全行業高了2.8和10.8個百分點。

2．電子信息產業區域布局日益集中，企業實力不斷增強，科技創新日趨深入。信息產業企業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全年電子信息百強企業完成營業收入超過1萬億元，日益成為推動行業平穩運行的中堅力量。企業研發投入不斷提高，全行業研發投入超過1000億元，電子信息百強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比重接近4%，其中有11家企業比例已超過6%，海爾、華為等研發投均超過50億元。九個國家信息產業基地實現收入超過3萬億元，成為引領產業增長的重要地區，并發揮重要的帶動示范效應。40個國家電子信息產業園，分別在通信、計算機、家電、集成電路、電子元件、電子器件、電子材料等專業領域處于全國領先地位，合計產業規模占全國的1/4以上。

3．產業優勢逐漸突出：如能源消耗處于較低水平，信息化程度較高，產品價格呈下降趨勢競爭優勢突出。而從能源產品看，電力、原煤、燃料油、柴油占據前四位，分別占全行業能源消耗量的49%、15%、11%、10%。互聯網用戶達到2.1億人，比上年增長7000萬人以上；城鎮居民計算機擁有量達到59.7臺/百戶，彩電擁有量超過151臺/百戶，二者分別比上年提高了15%和5%。國家信息化投資占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的比重接近10%，電子政務投入占電信建設投入的比重為12%。企業電子商務不斷推進，電子大中型企業電子商務采購、銷售額占營業額的比重達40%。

另外，電子產品價格不斷下降，2007年，我國主要消費類電子產品價格指數為85.2，降幅較上年增加了0.7個百分點，比全國CPI低19.6個百分點。其中微型計算機價格指數為85，筆記本價格指數80，液晶電視機價格指數78，CRT電視機價格指數為95，手機價格指數85，數碼相機80，激光視盤機價格指數96.5，音響價格指數98.5。電子信息產品價格下降平抑了物價上漲的趨勢，推動居民消費價格漲幅下降0.53個百分點。

二、電子信息產業的特點及面臨的問題

1．產業化鏈條不完善，沒有低成本的配套能力。在研究、開發、產業化等創新鏈的關鍵環節中，產業化既是創新的目的，又是整個創新鏈的歸宿。更重要的是，在產業化的過程中，電子信息產業也是一個獨立的產業鏈形態，包括基礎材料、電子元器件、核心部件、生產線以及規模產能配套條件等在內的完整形態。由于沒有有效的機制，上述各環節的利益共同體難以形成有效的聯動與合力，導致技術發明人、投資人和政府部門出現產業投資不到位、政策不落實、專利實施少、生產規模小的現象。特別是在專用設備、裝備、材料、測試儀器儀表等基礎環節薄弱，更是影響產業化持久發展的基礎。

2．產業鏈的關鍵環節過度依賴外資企業。我國信息產業在充分利用外資的同時，沒有迅速提高自主核心競爭力。電子信息產業鏈中的某些關鍵環節非常薄弱。尤其是微電子、光電子、材料等基礎產業發展嚴重滯后，整機產品所需的關鍵集成電路和重要材料基本依賴進口。主要產品的核心技術掌握在外商手中的后果之一，就是產業發展對外依存度高，對內帶動不夠，缺乏主動權。

3．投資前景不容樂觀

一方面，國家宏觀調控措施將影響投資的增長。目前，國家在2008年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嚴格控制信貸過快增長；同時在土地供應上將采取更加嚴格的措施，特別是東南沿海的工業土地供應日趨緊張，因此產業投資增速受此影響可能有所減緩。但是，如果能爭取國家在投資上對信息產業予以傾斜，并引導地方將信息產業作為經濟結構升級的突破口，調控措施對產業投資的沖擊將有所弱化。

另一方面，加工生產的成本比較優勢弱化，將進一步導致外資轉移的擴大。目前，隨著國家宏觀政策環境的調整，特別是人民幣升值加快、兩稅并軌正式實施、新的勞動合同法生效等，國內生產制造的成本逐步上升，原有比較優勢有所弱化。2008年外資企業開始將部分投資外移轉向越南、菲律賓等國家，這種現象可能有擴大的趨向。相比而言，對外投資前景看好。目前，國內企業的競爭力不斷提高，通過對外投資調整結構的趨動力日益增強，部分大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探索開始走向正軌；國家為緩解貿易順差過快增長和促進經濟結構升級，出臺了鼓勵對外投資的措施意見，這些都為電子信息企業對外投資的擴大創造了有利條件。

4．內外資企業呈現不同發展格局。從往年看，三資企業一直是拉動產業增長的主要力量，但2007年內資企業各項指標增速均大大高于三資企業。從規模看，三資企業仍占較大份額，比重達到78%，但發展速度明顯低于內資企業，其收入和增加值增速均為19%，分別比內資企業（24%、25%）低了5和6個百分點。從效益看，內資企業利潤增長42%，稅金增長23%，分別比三資企業（15%、8%）高了27和15個百分點。從出口看，內資企業增長35%，比三資企業（25%）高了10個百分點。從投資看，內資企業增長38%，比三資企業（21%）高了17個百分點，其中外商投資企業增速僅為7%。從創新看，內資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重達到3.6%，比三資企業高了2個百分點以上。

5．技術升級帶來的結構和市場變化十分突出。2007年信息技術轉型對產業和市場結構影響特別明顯。一方面，基礎行業逐步成為拉動產業增長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整機更換效應尤為明顯，高低端市場呈現不同的格局。由于結構升級，主要產品增幅同比均有所下降，但高端產品增長很快。

三、全球化下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趨勢

1．全球產業鏈分工和整合的趨勢日益明顯

近年來，全球范圍內信息技術正孕育著新的重大突破，跨國公司日益專注核心技術和業務，產業鏈的分工與整合日趨深入。首先是制造環節代工化。以臺灣地區企業為代表的代工企業基于成本和規模優勢，不斷介入整機制造領域，在產業發展中占據強勢地位，甚至出現產品制造通吃的苗頭，使產業的生產模式發生調整變化。其次是非核心業務外包化。近年來，印度、愛爾蘭經濟取得快速發展，正是大力發展面向歐美跨國公司的信息服務外包業務所致。第三是業務外包的整合化。由于國內企業的業務相對單一，在產業鏈中處于較低的環節，面臨產業鏈的發展變化，亟需加強資源整合，才能適應更高層次的競爭。

由此可見，我們應該從產業鏈條入手，避免產業化過程中的單點突進。信息產業領域的競爭愈發激烈，創新的終端是市場的回報，加強官、產、學、研、商的合作是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和實現產業化的有效手段，也是建立健全產業化的主要模式之一。在產業化的具體實施中，要加強上下游的產業配套與銜接，打造完整的產業鏈，將政府支持、技術研發、專利申請、建立標準、組織生產和工程化建設以及市場拓展等緊密結合起來，全面支持和促進自主創新的產業化發展。此外，在產業化的鏈式突破過程中，短期內在整個產業鏈上實現產業化，是不現實的，應加強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在產業化過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鑒國外先進科技成果，以提高自主創新產業化的起點。而且，要利用在集成創新中積累的人力資源和技術資源，快速內化到自主創新的體系中，為今后的技術跨越進行儲備。

2．伴隨技術升級和產業發展出現的新問題層出不窮隨著產品更新加快，部分產品售后服務（如平板電視機等）跟不上技術發展步伐的問題日益突出，基礎產品標準不統一也對市場規范和環境發展造成一定的沖擊。其二電子廢棄物回收處理形勢日益嚴峻，由于國內法制建設并未健全，導致工作開展相對滯后。其三是代工業快速發展，市場上出現許多無品牌但功能齊全的電子產品，對企業營銷思路和行業監管模式提出了新的課題。另外，隨著產業融合趨勢加快，大型運營商和渠道商不斷介入制造業，基于增值服務的產品定制步伐加快，渠道商開始發展自己的品牌產品，都使國內品牌企業面臨與市場關系割裂的格局。

3．產業發展的生態化要求日益迫切，對我國的挑戰極大信息產業興起一股產業生態化發展的熱潮。最為典型的代表來自歐盟，近幾年先后頒布了ROHS、WEEE、REACH指令，EUP指令（用能產品的生態化設計要求），這些指令針對包括電子信息產品在內的用能產品，在設計階段，對其生命周期涉及的節能、環保要求，提出全面的框架性指令，將對我國電子信息產業帶來深遠影響：一是產業發展面臨全新的理念。企業要從設計源頭重視產品的生態發展，建立生態參數檔案，并將生態評估貫穿于整個產品的生命周期。二是出口面臨新的壁壘。我出口企業的成本也將大大增加，企業將因原材料、設備更換以及內部機構調整和設計生產流程變革而增加生產成本，相關的檢測成本也將提高，這對我國電子信息產品的成本優勢是一個新的挑戰。

面臨著產品的升級與產業的生態化，電子信息產業的核心就是人才。政府或者企業可以拿出部分資金，用于現有人才的進一步培養和潛在人才的開發，努力保持適當的人才流動性，爭取達到人才流動“溢出效應”最大化。這就要求企業必須形成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工作環境，從而使企業能夠在穩定的人力資源的條件下獲得穩定的進步，不斷開拓創新，提升企業乃至整個行業競爭力。

中國“的十一五”規劃提出，在電子信息產業方面，一定要在核心技術產品的研發和應用的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毫無疑問，在當今以信息技術為顯著性標志的全球性科技革命的進程中，實現這個目標勢在必行。目前，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如何度過信息產業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成功地實施信息產業強國戰略，要求我們必須優化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結構，正確引導電子信息產品需求結構，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加快中國信息化的發展步伐。[]

參考文獻

[1]胡玉梅，戚昌.全球電子信息產業發展趨勢及其對策[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1(2).

篇2

①國民生產總值（GNP）。國民生產總值是綜合反映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通常為一年）內的經濟活動的成果的最概括、最主要的指標。它是按市場價格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簡稱，其內容為一個國家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終成果。一國常住單位從事生產活動所創造的增加值在初次分配過程中主要分配給該國的常住單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等形式分配給該國的非常住單位。同時，國外生產所創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等形式分配給該國的常住單位，從而產生了國民生產總值的概念。

國民生產總值的內涵是指明在統計期內所生產的總值如何在國民經濟各部門間分配和使用的，它可以用以下幾種方法來計算：第一，產品流動法。產品流動法又稱為產品支出法或最終產品法。它從產品的使用出發，把一年內購買各項最終產品的支出加總起來，計算出該年內生產出來的產品與勞務的市場價值，即把購買各種最終產品所支出的貨幣加在一起，得出社會最終產品的流動量的貨幣價值的總和。運用這種方法計算國民生產總值時不計算作為以后生產階段投入的中間產品，僅考慮最后供人們使用的產品。例如在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統計中，按產品流動法計算可將其國民生產總值表示為下式：

GNP＝A＋B＋C＋D－E

式中A代表個人消費支出，

B代表私人總投資，

C代表政府支出，

（D－E）代表凈出口。

第二，所得法（收入法）。所得法（收入法）又稱要素支付法，它是從生產角度出發把生產中所形成的各種收入相加起來，即把雇傭人員報酬、非公司企業的業主收入、公司利潤、凈利息、租金收入、固定資產折舊和間接稅相加而求得國民生產總值。

第三，部門法。部門法按物質產品與提供勞務的所有各個部門的產值來計算國民生產總值，它反映了國民收入的來源，所以也稱為生產法。根據這種方法進行計算時，各生產部門要把所使用的中間產品的產值扣除，僅計算所增加的價值。

以上三種計算方法中，產品流動法是最基本的方法，最后所得出的國民生產總值的數字應以它為標準。如果用其余兩種方法計算所得出的數字與用產品流動法計算所得出的數字不一致時，則應按產品流動法所得出的數字進行調整。

在計算國民生產總值時，一般同時計算另外兩個與之密切聯系的總量指標：國內生產總值（GDP）與國民生產凈值（NNP）。

國內生產總值是按市場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簡稱。它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國內生產總值有三種表現形態，即價值形態、收入形態和產品形態。從價值形態看，它是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所生產的全部貨物和服務價值超過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資產貨物和服務價值的差額，即所有常住單位的增加值之和；從收入形態看，它是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所創造并分配給常住單位和非常住單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從產品形態看，它是最終使用的貨物和服務減去進口貨物和服務。在實際核算中，國內生產總值的計算方法與國民生產總值是一樣的，即產品流動法、所得法和部門法。國民生產總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區別在于前者是一個收入概念，后者則是一個生產概念。所以，國內生產總值等于國民生產總值加上付給國外的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減去來自國外的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

國民生產凈值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內所生產的、以市場價格表示的產品和勞務的凈值。這個指標表明了國家可以用于社會消費和凈投資的產品和勞務的總值，它等于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扣除折舊以后的產值。

②國民收入（NI）。國民收入是反映一國國民經濟情況的另一個主要的綜合指標，它是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以貨幣計算的用于生產的各種生產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即等于工資、利潤、利息、租金與政府津貼的總和，也等于國民生產凈值減去企業間接稅再加上政府津貼，用公式表示為：

國民收入＝工資＋利潤＋利息＋租金＋津貼＝國民生產凈值－企業間接稅＋津貼

與國民收入密切聯系的也有兩個重要的總量指標，即個人收入（PI）與個人可支配收入（PDI）。個人收入指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個人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它等于從國民收入中減去公司未分配利潤與所得稅，加上政府給居民戶的轉移支付與政府向居民戶支付的利息。個人可支配收入等于從個人收入中減去個人所交納的所得稅、財產稅等，表示一國一定時期內可以由個人支配的全部收入，又可分為個人消費支出與個人儲蓄兩部分。

③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國民生產總值是以貨幣來表示的，因此，它的變動可能有兩種原因：一種是由于產量所發生的實際變動，另一種是價格所發生的變動。

產量的變動所引起的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動是正常的，而由于價格變動所引起的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動則是虛假的。為了準確反映產量的變動情況，使得各年國民生產總值的比較能反映出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就要按某一不變價格進行調整，以消除價格變動的影響。同樣，對于國民收入也應作如此的處理。

利用不變價格折算當年國民生產總值時，一般首先要把某一年確定為基年，以該年的價格為不變價格，然后用物價指數來調整按當年價格計算出來的國民生產總值。這樣就得到按不變價格計算出來的國民生產總值，便于進行比較。

物價指數是各單個商品按當年價格計算的總價值與按基年不變價格計算的總價值之比，通常表現為百分數。對于一般投資者來說，這種方法所需的數據資料很難尋找，因此并不適用。實際上，利用《中國統計年鑒》所公布的有關資料同樣也可以求得實際國民生產總值。例如，我國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為18，531億元人民幣，1994年名義國民生產總值為45，006億元人民幣。以1990年為基年，由《中國統計年鑒》可查到，1994年對1990年的發展速度為158．5％，用它乘以1990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就可以得到1994年實際國民生產總值為29，372億元人民幣，比1990年增長58．5％。而如果用1994年名義國民生產總值計算，其增長率為142．9％，二者的差距約為85％。存在這樣大的差距表明利用名義國民生產總值顯然不能反映經濟發展的真實情況。

關于國民生產總值還有一個重要概念就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是一個平均指標，它等于某年國民生產總值除以當年人口數量。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反映經濟運行的側重點與國民生產總值不同，后者主要是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與市場規模，而前者則有助于了解一國人民的富裕程度與生活水平。

因此，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作為國民生產總值的補充可以更好地了解一定時期的國民經濟形勢。

投資者基本上明了并掌握了上述幾個國民經濟主要綜合指標的資料后，通過對它們的水平高低、增長速度、部門構成和地區差別的情況進行分析，就可以大體了解當前國民經濟形勢的基本狀況。如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及其增長情況、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在各個部門與行業間的分配情況，以及國家在各個時期的投資情況等，就可判斷現時的經濟環境和經濟氣候對投資將有何影響，為選擇投資對象、投資時機和解決如何投資打下最根本的基礎。

（2）經濟運行變動特點

國民生產總值等總量指標的情況只能對國民經濟形勢有一個大致的判斷，要深入掌握經濟運行的內在規律，還必須對經濟運行的變動特點進行分析。與對國民生產總值等總量指標的分析相比，對經濟運行變動特點進行分析更偏重于對經濟運行質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一是經濟增長的歷史動態比較，說明增長波動的特征，即所處經濟周期的階段特征；二是經濟結構的動態比較，說明經濟結構的變化過程和趨勢；三是物價變動的動態比較，說明物價總水平的波動與通貨膨脹狀況，并聯系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的發展變化等，說明物價變化的特點及其對經濟運行主要方面的影響。

①經濟增長的歷史動態比較。經濟增長的歷史動態比較，實際上就是對經濟周期的分析與判斷。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里，經濟增長具有周期性。這種周期性反映了國家總體經濟活動的一種波動，每個周期由大量經濟活動幾乎同時的擴張與隨之而來的普遍的收縮、蕭條與復蘇等階段組成，并且這種波動重復出現。

一般來說，經濟周期分為四個階段：繁榮時期，即經濟活動擴張的或向上的階段；衰退時期，即由繁榮轉向蕭條的過渡階段；蕭條時期，即經濟活動的收縮的或向下的階段；復蘇時期，即由蕭條轉為繁榮的過渡階段。判斷整體經濟處于哪一個階段的主要依據是一個國家的投資規模、工業產量、銷售量、資本借貸量、物價水平、利息率、利潤率與就業率等經濟指標的變動。

對經濟周期的研究經歷過兩個階段，即傳統經濟周期階段和現代經濟周期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西方市場經濟各國的經濟周期表現為絕對水平的上升、下降，因此，經濟周期統計和分析基本上建立在絕對水平的統計指標基礎上。但是本世紀30年代西方大蕭條之后，國民經濟的發展較少出現原來那種絕對水平的經濟波動，據此有人認為西方國家經濟周期消失了。然而進一步的分析研究表明：雖然絕對水平的經濟波動在消失，但相對水平即經濟增長的經濟波動卻存在。為了區別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周期，定義了傳統經濟周期和現代經濟周期的概念。傳統經濟周期，又稱古典經濟周期，是指國民經濟活動過程表現出的繁榮、收縮、蕭條、復蘇是在絕對水平的上升下降過程中循環的。現代經濟周期，又稱經濟增長周期，是指國民經濟活動過程表現出的繁榮、衰退、蕭條、復蘇是在相對水平即增長率指標基礎上來測度反映和分析的經濟波動過程。

在現代經濟周期中，其四個階段的區分已經不很明顯，不過繁榮階段與衰退階段的區別還是比較明顯的，通過對前面所講的幾個指標的動態比較，可以發現在繁榮與衰退兩個階段都各有其典型的表現：繁榮階段，國民經濟活動發展到比較高的狀態，各行業都欣欣向榮，新行業、新企業紛紛建立，老企業進行更新、開拓，投資規模與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工業產品種類、產量都呈上升趨勢。同時，總體市場需求也大大增加，商品銷售量猛增。工商業企業迅猛擴張，對資金的需求越來越大，因而信貸規模趨于膨脹，資本借貸量增大，利息率上升；另外，在對資金的需求擴大的同時，對另一生產要素--勞動力的需求也相應擴大，因此，失業人數減少，失業率下降。企業盈利增長，利潤率提高。

衰退階段，整體經濟收縮，各種經濟活動都開始衰退，市場需求銳減，產品滯銷，各企業被迫縮減投資規模與生產規模，工業產量與銷售量急劇減少。隨之而來的就是對資金與勞動力的需求的相應減少，資本借貸活動收縮，失業率上升。企業利潤率普遍下降，部分企業甚至倒閉關門。

經濟運行這種潮汐般的漲落對投資者的影響非常大。對投資者來說，能否識別整體國民經濟處于哪個階段，能否預測經濟循環將在何時轉到下一階段，這對于其資金的投入方向、規模等的選擇至關重要。因為各種行業受經濟周期循環作用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有些行業受其影響很大，當循環處于繁榮時期時，它們隨之繁榮，而在循環轉向衰退時它們也隨之衰退；有些行業受循環的影響則較小。前者一般包括生產奢侈品、裝飾品或一些耐用消費品的行業以及旅游業等需求彈性較大的行業，因為對這些行業的消費主要視收入狀況而定，收入高時就多消費，收入低時就少消費或不消費。因此，在經濟繁榮時期人們對該行業的需求就高，該行業的利潤率也高；而衰退時期需求減少，行業利潤也降低。投資者在經濟繁榮階段或由復蘇向繁榮的過渡階段中就應該選擇這些行業投資，以分享其在繁榮時期的豐厚收益；在衰退時期或由繁榮轉向衰退的時期則應及時抽出資本轉向那些與經濟周期關聯少的行業。與經濟周期關聯少的行業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增長型行業，即由于新技術應用或新產品開發所形成的行業，其產品由于采用了新技術，因而生產效率高、生產成本低、功能強大或用途廣泛，價格也不一定很貴，易于為一般消費者接受。而且，作為新生事物，這些行業更有發展前途，具有很強的行業增長能力。投資于這類行業可以避免或減少經濟波動帶來的影響，并且可以分享由于行業增長帶來的利益。第二類主要是一些生產人們生活必需品的行業，如飲食業、服裝業、醫藥業及公用事業等，其產品為人們生活所必需，需求彈性很小，即使收入大幅度減少也不能因此而縮減對此類商品的需求，因此，在衰退時期投資于這些行業是比較穩妥的選擇，可以少擔風險。

當然，投資于這類行業，在繁榮時期很難獲得像前面所講的奢侈品業等與經濟波動密切相關的行業那樣的高額利潤。因此，如何妥當地安排投資資金，選擇最佳的投資組合，在盡量少擔風險的同時獲取最大利潤，仍需投資者把握實際情況，依據形勢的不同做出安排。關于這方面的一些技術與技巧將在以后章節中談到。

②物價變動的動態比較。物價總水平是綜合反映國民經濟運行質量的重要指標。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是經濟運行的晴雨表，國民經濟運行的狀態、國民經濟環境的變化、宏觀經濟調控的效果等，都要通過市場供求和行情變動表現出來，而反映市場供求和行情變動的最直接的依據就是商品和勞務的價格。一旦經濟運行的某個環節出現了問題，就會引起物價總水平的一定程度的波動。因此，對投資者來說，觀察物價總水平的變動為判斷經濟形勢的好壞提供了重要依據。

物價總水平作為反映宏觀經濟狀況的重要經濟變量，從變動的可能性而言，無非有三種：上升、下降和穩定。從實際變動情況看，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價格總水平具有不可遏制的上升趨勢。因此，分析物價變動不能不聯系到通貨膨脹。

一般在沒有價格管制、價格基本上由市場調節的條件下，通貨膨脹與物價總水平上漲是同義語。但是需要指出，一次性或短期性的物價總水平上漲，或者個別商品價格的上漲都不能算作是通貨膨脹，只有一般物價水平的持續的、普遍的上漲才能算作通貨膨脹。

既然通貨膨脹是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漲，那么，對通貨膨脹的衡量就可以通過對一般物價水平上漲幅度的衡量來進行。一般說來，常用的指標有以下三種：零售物價指數、批發物價指數、國民生產總值物價平減指數。

第一，零售物價指數。零售物價指數又稱為消費物價指數或生活費用指數，它反映消費者為購買消費品而付出的價格的變動情況。零售物價指數是由一國政府根據本國若干種主要日用消費品的零售價格以及水、電、住房、交通、醫療、文娛等費用編制計算而得，用以衡量一定時期生活費用上升或下降的程度。

第二，批發物價指數。批發物價指數是根據商品批發價格編制而成的指數，反映一國商品批發價格上升或下降的幅度。

第三，國民生產總值物價平減指數。國民生產總值物價平減指數是按當年不變價格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與按基年不變價格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例如，我國1994年國民生產總值按當年價格計算為45，006億元人民幣，而若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則為29，372億元人民幣。設1990年平減指數為100，則1994年的平減指數為45，006F29，372×100＝153．2，說明1994年物價比1990年上漲53．2％。

以上三種指標在衡量通貨膨脹時各有優缺點，而且，由于這三種指數所涉及的商品和勞務的范圍不同，計算口徑不同，即使在同一國家的同一時期，各種指數所反映的通貨膨脹程度也不盡相同，所以，在衡量通貨膨脹時需要選擇適當的指數。一般說來，在衡量通貨膨脹時，零售物價指數使用得最多、最普遍。

根據對以上指數的衡量，可將通貨膨脹按程度不同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爬行的通貨膨脹，即緩慢而持續的通貨膨脹，一般物價水平上漲率不超過10％；第二類是奔騰的通貨膨脹，即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率達到兩位數水平；第三類叫狂奔的通貨膨脹，即物價上漲率達到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這類通貨膨脹可能會導致整個國民經濟的崩潰。

具體地說，通貨膨脹一般以兩種方式影響到經濟：通過收入和財產的再分配以及通過改變產品產量與類型影響經濟。

通過收入和財產的再分配影響經濟表現在隨著物價水平的上漲，一方面固定收入階層、撫恤金與養老金的領取者以及債權持有者將因此而蒙受損失，因為其貨幣所得并未隨物價上漲而增加，這意味著他們的實際所得或實際債權將會應之而減少；另一方面，大部分的工商業企業及債務人、投機者等將從通貨膨脹中獲得好處。企業將因產品價格比成本價格上升更快而增加盈利，債務人將因貨幣貶值而減少其實際債務，投機者則因其預測到通貨膨脹的來臨而進行的投機活動而獲得收益。

通過改變產品產量影響經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于物價持續上漲使得生產成本上升，如果這種成本的升高不能通過提高產品價格轉移到消費者身上，那么企業就不愿生產，總體產量將會下降；另外，在較劇烈的通貨膨脹情況下，進行產品或原材料的囤積比進行投資更能獲得利潤，因而將刺激企業進行投機活動，阻礙工業生產的發展。二是不同商品價格上漲速度并不完全相同，一般地說，需要最迫切、需求量最大的商品價格上漲最快，如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速度往往快于非必需品價格上漲速度。這就造成了投資主要流向那些價格上漲較快的部門，而非必需品生產部門等價格上漲較慢的部門盡管因物價普遍上漲而導致成本上升，但由于產品價格上漲速度慢而使得利潤下降，因此，投資就不易流向這些部門。

正因為通貨膨脹對經濟運行有這樣大的影響，那么投資者要進行投資就不能不考慮到通貨膨脹，就必須對通貨膨脹產生的可能及其程度有一個大約的預測。這就要求投資者必須知道通貨膨脹是如何產生的。

對于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傳統的理論解釋主要有三種：需求拉上的通貨膨脹、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結構性通貨膨脹。

所謂需求拉上的通貨膨脹是指通貨膨脹是由于經濟運行中存在過度需求所造成的結果。這種理論認為一般物價水平的上漲是由于存在過度的需求"拉上"的，具體而言即由于貨幣數量的增長率超過了產量的增長率而引起了通貨膨脹，或者說由于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產品導致了通貨膨脹。

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則是指由于產品成本上升導致的通貨膨脹。持該種觀點的人認為在經濟中存在著某種壟斷力量而促使生產成本上升，從而將一般物價水平往上"推進"，造成通貨膨脹。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表現為兩種類型：一是工資推進的通貨膨脹，即由于貨幣工資的增長率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導致的通貨膨脹；二是利潤推進的通貨膨脹，即壟斷經濟組織為追逐高額利潤，通過制定壟斷價格人為地抬高物價而造成的通貨膨脹。

結構性通貨膨脹則是指由于一國經濟結構發生變化而引起的通貨膨脹。在整體經濟中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但卻有相同的貨幣工資增長率。因此，當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較高的部門貨幣工資增長時，就給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較低的部門形成了一種增加工資成本的壓力，因為盡管這些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較低，但各部門的貨幣工資增長率卻是一致的，在成本加成的定價規則下，這一現象必然使整個經濟產生一種由工資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這一理論實際上仍是對前兩種理論的修改與綜合。

一般情況下，通貨膨脹的最初成因可以是成本推進或需求拉上，有時也可能是其他因素。一旦通貨膨脹起動之后，成本推進與需求拉上就互為因果了，一定條件下二者甚至會同時出現，因果關系也不復存在。因此，當通貨膨脹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用需求拉上與成本推進的理論就不合適了。

沖擊與傳導理論是一種關于通貨膨脹成因分析的新的理論。該理論認為，沖擊是一種力量施加于經濟系統上，這種力量可以來自于經濟系統內部，也可來自于經濟系統外部；可以是經濟力量，也可以是非經濟力量；可以是確定的，也可以是非確定的。例如，進口產品價格上升可以視為一種來自外部的沖擊，利率提高可視為一種政策沖擊等等。一個沖擊發生后，將會對經濟系統產生一系列的影響，這一影響過程稱之為傳導。如進口產品價格上升必將影響到國內通貨膨脹水平上升，這一影響的具體途徑，就是一個傳導過程。

沖擊與傳導理論對通貨膨脹成因的解釋是否完全合理，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運用這一理論的確有助于解釋一些前述三種理論不能解釋的問題，而且，在實際分析時，用這一理論比較容易把握問題的重點。

理論與事實都證明：當經濟增長速度過快時，必定會出現通貨膨脹。可見，在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系，我們可以把經濟增長視為影響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沖擊因素。那么，這一因果關系體現在哪里呢？大致地說，有以下幾點：一是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的階段有關，如果經濟增長達到潛在增長水平之下時，其對應的通貨膨脹率較低，而當經濟增長處于潛在增長水平時，通貨膨脹率較高；二是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相同的經濟增長率可對應不同的通貨膨脹率，一般而言，對應于擴張時期的通貨膨脹率較低，而對應于收縮時期的通貨膨脹率則較高。

依據上述兩個結論，我們可以看出，要正確把握通貨膨脹可能的發展變化，必須把它與經濟增長的動態比較結合起來考慮。例如，當前經濟增長率處于較高水平，通過種種分析后我們認為下一年度的經濟增長可能會呈下降趨勢，那么根據前面的結論，同一經濟增長率在收縮時期會對應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又依據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階段的關系，因為經濟增長是向潛在增長水平下降，所以這一通貨膨脹率將會降低。

除了經濟增長之外，還有很多比較重要的沖擊因素，如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經濟結構的轉變、戰爭、國際收支狀況以及一些突發的不確定性事件等。在一定條件下，這些因素可能會超過經濟增長而成為影響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例如，若一國國際收支出現持續的、大量的順差，那么一方面意味著國內市場上商品可供應量減少，另一方面，因出口換回的外匯或流入的外國資本在國內市場上不能流通，需要兌換成本國貨幣，就會迫使政府大量投放本國貨幣。在這兩方面原因之下，通貨膨脹將會顯著上升。可見，要想比較準確地把握通貨膨脹的發展狀況，必須注意全面觀察各種可能的沖擊將對通貨膨脹發展所產生的影響。能否及時判斷各種沖擊的產生與傳導，對投資者來說將是至關重要的。

③經濟結構變動的動態比較。經濟結構是國民經濟活動中各種比例關系的總稱，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分配結構、最終需求結構等，這里只介紹產業結構變動分析，因為產業結構的發展演化是經濟結構變化的中心。

產業結構指國民經濟各部門產業之間的分工協作關系。

產業結構合理與否，對于優化生產力和生產要素的配置，提高經濟運行效益，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高速發展具有決定意義。

衡量產業結構合理與否的指標是產業結構變化率。對于產業結構已達到高等級的國家來說，這一指標不成為衡量經濟形勢的主要指標，但對于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由于產業結構需要逐步升級，因而產業結構變化率成為衡量經濟形勢的主要指標。這一指標的具體化就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結構變化率，即三次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相對比重變動狀況。計算GDP變化率時可用現價或不變價，如果要用于反映現狀可用現價計算指標，若要反映變化規律時則必須用不變價計算。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構成國民經濟的各項產業在整體國內生產總值結構中的比例應該是在保持絕對量增長的前提下，第一產業（農業）的GDP相對比重下降，第二產業（工業與建筑業）與第三產業（流通服務部門），尤其是第三產業的比重上升，才能促進產業結構向高層次演變，經濟增長才能更有效率。

（3）政策措施影響分析

市場經濟條件下主要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經濟運行，通過價格杠桿與競爭機制來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

但是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它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或由于經濟運行中種種條件的限制而使其作用無法發揮出來，因此還必須由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從宏觀上把握經濟局勢，采取一定調控措施使市場作用的機制充分發揮出來。政府的這種宏觀調控主要表現為各種經濟政策與經濟措施，因此，對政府政策措施的影響進行分析就成為宏觀分析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關于這方面的具體介紹將在本章第三節中展開。

（4）經濟運行問題的分析

經濟運行是一個龐大而又復雜的系統工程，其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必然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由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將影響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因此，對政府來說，應及時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以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予以解決，促進經濟良性運轉；對投資者來說，也應對此認真分析，預測政府可能采取的調整措施，并據此及時調整自己的投資戰略。

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依其形成原因主要可分為以下幾類：第一，由于自然條件變化引起的問題。很明顯，自然條件的變化如自然資源的銳減和自然災害的發生等，都會引起經濟的嚴重波動，給經濟生活造成巨大損失。

第二，由于國際政治經濟條件的變化引起的問題。主要指國際間政治、經濟關系等的變化而引起的大的經濟波動，這些變化包括戰爭、貿易條件急劇惡化、國際封鎖和經濟制裁等。

篇3

首先，國家具有經濟管理職能。自從國家產生以來，無論任何時期、任何社會、任何經濟模式，必然具有經濟職能。只是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不同，國家經濟管理目的和管理方式不同罷了。二戰以來，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和市場的高度社會化，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對經濟進行全面、經常的干預，國家經濟職能隨之加強，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則是社會主義國家對經濟的行政管理絕對化。其次，市場經濟需要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在價值規律作用下，市場經濟雖然在提高經濟效率、改善產品質量、增強企業活力、優化配置資源、奠定微觀經濟基礎方面起著積極的作用，但市場經濟這只“無形的手”不能自動地滿足人民所有的需要。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滯后性、盲目性、短期性和微觀性。這些缺陷需要政府通過緊急措施來彌補。國家經濟調控所具有的超前性、計劃性、長遠性和宏觀性正好彌補了市場的不足。我們應堅持的原則是:經濟發展盡可能地依靠市場解決，國家干預盡可能在必要時進行。只有實現兩者有效結合，才能揚長避短，從而合理推動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二)行政本身具有法律性

國家作為經濟管理者，是通過各個具體的政府職能機構來行使其權力的，而行政權是法定權力，是國家意志的法律體現，并以法律來保障執行。根據孟德斯鴻的三權分立思想:“行政者，立于法律之下，除民事、刑事及監察外，為國家一切目的，而為之作用也。”統治階級建立國家政權后，必然要對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進行管理，以維護其統治秩序，于是將其意志制定為法律，然后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來執行法律，同時用法律來限制行政權的行使。現代行政管理首先是一種法律管理。所謂法制，主要是針對國家行政機關而言，它要求一切行政都要按照法律所規定的條件、程序、方式等進行。“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原則和核心，也是對國家行政活動的基本要求。

(三)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

市場經濟是一種以法律為邊界的法理型經濟，它包含了眾多的法律內涵。第一，市場經濟是一種權利經濟，市場主體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各種經濟活動，而人民的權利必須由法律來賦予，同時以法律來保證其權利的實現。國家機關，非根據法律，不得限制人民的權利或課以義務。行政應充分尊重個人的自由，保障人民的權利及財產。第二，市場經濟是一種契約經濟。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市場主體地位是平等的，相互間的經濟關系表現為各種合同關系，而這種關系本質上是一種法律關系，需要有法律來確認其效力，并依法律來保證其實現。國家機關和人民之間的關系，并非領導和服從關系，而是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現代橫向式的行政管理，也必然使得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行政合同得以大力推廣。第三，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它要求市場主體在一個公平、合理、穩定、有序的經濟環境中，按照誠實信用的原則，自由地進行競爭。不正當競爭和壟斷行為都會破壞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和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因此，必須依靠強制性的法律來規范市場秩序。這樣，既可以保障市場主體合法經營，又可以加強競爭領域內的執法活動。第四，現代市場經濟是一種“無國界經濟”。隨著國際分工與協作的日益加強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各國經濟形成了一種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依賴的局面，純粹的民族經濟已不復存在。跨國經濟的發展要求各國的經濟運行規則必須與國際法律規范相一致。國際貿易實際上就是一種以法律為紐帶的經濟交往。可以說，法律就是商品經濟的客觀反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在社會發展的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后來便形成法律。”行政法在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行政法作為“活動的憲法”，調整著廣泛而又復雜的社會領域。生活在當代社會的人，與行政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對外開放的進行，行政事務不斷增多，經濟行政迅速加強，行政法的地位和作用將越來越明顯。

(四)市場經濟與行政法密切相關

認為:法與經濟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一方面經濟決定著法，另一方面法對經濟具有反作用。作為特定的行政法和市場經濟的關系同樣如此。首先，市場經濟決定了行政法的產生、發展、變化和內容。產生在法制思想基礎之上的行政法，同樣有其深刻的經濟原因。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工商業者迫切需要擺脫專制統治者和官吏的束縛，限制行政權的濫用，自由發展商品經濟，行政法因而產生。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必然會使統治階級的意志、人民相互間的關系、社會的經濟活動方式等發生相應變化，從而最終導致反映這些內容的法也發生相應變化。其次，行政法是對市場運行實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有利手段。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它的運行需要國家予以調節，而市場經濟的本質和特征則要求這種調節是間接的、適度的，是宏觀的、必要的，因此，行政法是最佳途徑。但是，如果行政法消極地或被動地調整社會關系，就會阻礙市場的發展。

二、加強行政法制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

(一)市場經濟的發展為我國行政法的發展提供了動力

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傳統的行政體制和政府經濟管理存在種種弊端。其主要表現有:第一，行政部門林立、機關臃腫、層次眾多、程度繁雜、嚴重。人浮于事、辦事拖拉，與商品的高效率發展格格不人。第二，政府單純依靠行政手段進行經濟管理，領導意志和行政命令具有最高權威，直接決定各種經濟活動，排斥經濟手段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壓制了企業、個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致使經濟日益失去活力。第三，行政機關和行政人員借助手中的權力以履行政府職能的形式對社會資源、生產要素和市場運行進行操縱、封鎖，形成行政壟斷，極大地破壞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些不良現象，關鍵在于行政系統缺乏行政法的有效約束，致使行政權力自我膨脹。因此，加強行政法制已勢在必行。

黨的十四大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的經濟模式要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行政系統。“如果行政系統維持原狀或跟不上步伐，就會阻礙經濟發展或調控不力。”②這對加強行政法制建設，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提供了動力。首先，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使社會經濟關系、經濟結構等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這就必然促使法也跟著發生變化而調整新型的社會關系。傳統的行政法已經不符合現存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呈現出明顯的滯后性。其次，市場經濟擴展了行政法的功能，以往行政法囿于政治領域，經濟行政以實現國家政治職能為目的，經濟成為行政的附屬物。經濟體制改革使行政法突破了這個范圍，使行政法在經濟領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而且，原先作為行政法的一部分經濟法已經漸漸地獨立出來，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再次，市場經濟推動人們的行政法律觀念日益加深。傳統觀念比較重視刑法和民法的作用，而忽視行政法的存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行政作用的加強，國家和公民開始認識到行政法的重要性，從而逐步樹立起行政法律觀念和經濟法律觀念。

(二)行政法是實現市場經濟法制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經濟，依靠價值規律和市場進行自發調節，客觀上要求我們不能直接地、任意地、過細地干預它。因此，國家對經濟的行政管理必須從傳統的直接管理走向間接管理，從微觀管理走向宏觀管理，從縱向管理走向橫向管理。實現這一轉化的途徑就是通過法律手段，而行政法則是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實行政企職責分開以后，企業、個人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其微觀經濟活動受民法、經濟法調整，不受行政直接干預。國家對經濟的宏觀管理和調控則必須受行政法調整。可以說，行政法是將政府、市場、企業、個人聯系起來的結合點。即以行政法為中介，將政府對市場經濟的管理制定為行政法律規范，然后以行政法律規范去調整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這樣，既可以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目標，又能保證不損害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

(三)行政法是實現國民經濟管理的基本手段

國家對國民經濟的管理手段主要有三種: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但是，市場經濟的特點和規律要求國家經濟管理主要依據行政法律手段來進行。首先，行政主體用行政手段組織、管理經濟的過程就是依法行政的過程，它必須按照法律的授權，并受法律約束。其次，由于國家對經濟的管理是間接的、宏觀的、高層次的，因此政府必須采用行政法律手段，而不能依據民法、經濟法去直接規范市場主體的微觀經濟活動。再次，政府運用各種經濟杠桿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控時，一方面，政府本身必須依行政法進行各種活動。另一方面，政府的經濟決策往往通過立法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其中許多便表現為行政法律規范。總之，由于國家對國民經濟的管理是一種行政管理，所以行政法注定要起主要作用。

三、行政法對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

行政法對市場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總體來說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對國家行政來說，依法對市場經濟進行管理，以實現國家的經濟目的;依法限制行政權的任意行使，以保護市場主體的自由和權利;依法對國家行政進行監督，對違法行政和不當行政進行救濟以保障企業、個人財產、權益不受侵害。其二，對市場經濟來說，促進市場經濟的發育和發展;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保障市場經濟健康成長。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調整內部行政關系，適應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內部行政是國家行政機關為履行對社會的管理職責而對自身進行組織、管理和調節的活動，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國家、社會和公民的利益，與外部行政相輔相成。傳統的國家行政由于缺乏行政法的有效規范，致使內部行政比較混亂，嚴重阻礙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因此，內部行政法明確規定了行政主體的組成、管理及其法律地位，精簡機構和人員，克服行政部門層次不清、職權交叉不明、嚴重的弊端，提高了行政質量和行政效率，建立與市場機制相配套的行政系統。

(二)賦予行政機關充分的、適度的經濟管理職權

明確行政機關應負的經濟管理職責。從而使各經濟行政機關代表國家履行經濟管理職能，以實現國家經濟管理目標，保證國民經濟蓬勃發展，增強國家經濟實力，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通過行政法，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新的經濟管理模式，使各行政機關和行政人員樹立市場經濟法律觀念，真正做到行政為人民服務，為市場服務，確保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順利進行。

(三)限制行政權力，使市場經濟擺脫行政束縛

行政法賦予政府經濟管理職權的同時，必須制約政府權力的自由行使。行政法明確規定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具有哪些權力，應當承擔哪些義務，控制政府權力在法定范圍內行使，杜絕行政亂加干預經濟的現象發生，避免行政權力泛濫成災。我們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法制社會，在這里，任何社會主體的行為都必須符合法律規定。法制現代化所包含的自由原則、權力制約原則、國家服從法制原則，要求國家行政同樣必須遵守法律規定，受法律制約。

(四)行政法明確規定了行政主體實施行政行為

時的步驟、形式和時限，確定了行政權力行使的內容、方法和程序，從而保證政府合理地行使職權馬克思說過，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從而也是法律的內在生命”。行政程序法在市場行政管理過程中一方面體現了行政管理民主化，樹立了行政威信，消除了企業、個人對行政機關的疑慮;另一方面避免了市場行政決策的混亂現象，減少了行政違法行為，有利于市場主體對行政執法活動進行監督。

(五)在市場經濟中，市場主體追求的目標是經濟利益，保證市場主體的合法財產、權益不受行政侵害，是行政法的一項重要任務

為此，行政法規定了嚴格的行政執法活動監督、行政責任和行政賠償制度。只有規定行政執法活動監督，才能制約行政權的濫用，及時發現和檢舉行政主體的違法行為;只有規定明確的行政責任，才能使行政主體對其違法行為承擔法律后果，從而增強其責任感;只有規定行政賠償制度，才能使行政相對人因行政主體的違法行為而造成的財產上的實際損害獲得最終救濟。

(六)國家通過行政法授權有關行政主體對行政爭議進行調解、裁決、仲裁和復議，并明確規定了行政司法權行使的原則、范圍和程序

行政主體在國家經濟管理活動中，不可避免地同市場主體發生某些爭議。同時，某些民事糾紛、經濟糾紛也需要通過行政手段加以解決。用行政司法手段實行國家經濟管理任務，是發揮市場的必然要求。首先，行政司法有助于更加迅速地解決各種爭端，以便于市場主體盡快地恢復自己的權益，投人到激烈的競爭中去。其次，行政司法有助于健全以間接管理為主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從而成為政府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的基本形式。再次，行政司法有助于打擊行政違法行為，有效地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免遭非法侵害。

為了保證行政司法的辦案質量，行政法賦予市場主體以行政訴訟權，真正做到民可以告官。通過人民法院這樣“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權規范的機構”，對政府依法行政實施司法監督，對行政侵權行為予以司法追究，從而切實保障企業、個人和其它經濟組織的合法權益。

(七)規范市場秩序，為市場主體提供一個自由、安全、公平的經濟競爭環境，保證市場經濟的正常、順利發展

第一，在市場主體管理方面，嚴厲打擊和取締各種違法經營，任何人未經行政主管部門批準、許可不準私自經營。第二，在市場客體管理方面明確規定市場客體的范圍，整頓流通秩序。第三，在市場行為管理方面，禁止不正當竟爭和壟斷，保證產品質量，對違法者堅決予以行政處罰。第四，在市場監督方面，加強行政對市場的檢查，及時發現問題并予以解決。第五，在市場糾紛的處理方面，迅速地、合法地解決各種經濟爭議、行政爭議，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

(八)培育和發展市場

篇4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二次調節所有制改革轉型發展道德調節

引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篇5

目前,佛山市不少人認為,佛山市在全省,乃至全國的區域性產業分工中,是以發展現代大工業和大商貿為主導產業,農業發展與否已無關緊要,應該讓出日益緊缺的土地資源和寶貴的管理資源用于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甚至應該停止發展農業。

毫無疑問,這種農業無足輕重的“讓位論”是錯誤的,如不加以批駁,將嚴重影響我市整體推進社會主義新村鎮建設的工作。本文將簡要列舉佛山市農業發展歷程和面臨困難,分析論述農業在佛山市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功能和重要地位,提出當前我市農業政策的指導原則。

1佛山市近十年農業地位的變化

近十多年,佛山市農業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相對于整個國民經濟和農村經濟的增長步伐,農業的發展速度仍不夠快,同時農業發展條件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1.1農業產值增長速度相對較慢。2005年全市農業總產值為163.94億元,比1995年的94.61億元,增長了73.3%。同期,全市生產總值(GDP)增長了270.5%,其中第一產業的比重從9.3%下降到3.5%。農業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明顯下降。

1.2農業占農村經濟的比重下降。近年來,全市農村經濟發展突飛猛進,經濟總收入從1995年的835.05億元提高到2005年的4646.39億元,增長了4.56倍;其中第一產業收入從102.19億元提高到154.33億元,僅增長了51%,第一產業收入占農村經濟總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二、三產業已經成為農村經濟的支柱產業和主要收入來源。

另外,1995年～2005年,全市在崗職工年人均工資增長了1.25倍,但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增長了79%。相對于其他產業,農業的比較效益低下,從業人員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1.3農業發展的資源條件有所變化.

1.3.1農地資源萎縮,但土地產出效率提高。隨著近年來佛山市現代化步伐的加快,工業發展、城鎮擴張與農業爭地的矛盾日益尖銳,農業用地逐步減少。1996年～2005年,全市耕地面積從8.85萬hm2降至5.59萬hm2,減少了3.26萬hm2,年均減少3.7%。雖然農業土地資源不斷縮減,但由于各類高產品種和高效種養技術的推廣應用,種植業和漁業的土地產出率明顯提高。

1.3.2人力投入減少,但勞動生產效率增加。由于各地農村二、三產業的飛速發展,農民就業渠道大大拓寬,因此農村勞動力雖有增加,但其中從事農業勞動的人數逐年下降,從1994年的41.61萬人減少到2004年的31.99萬人,所占鄉鎮勞動力總數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由于我市農業發展模式逐漸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因此農業勞動力的人均產值反而逐年增加。

總之,佛山市農業的資源利用效率和經濟效益雖然在近十多年有所提高,但仍然是比較效益較低、吸引力不足的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比重明顯下降,從而導致了社會對當前農業地位的普遍懷疑甚至否定的認識。

2現代農業多功能性的認識

現代農業具有多功能性的顯著特征,除了人類最關心其提供農產品的社會價值和商品經營的經濟價值以外,還發揮著以下重要功能:

2.1生態服務功能。農業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是指農業在保持自然生態環境質量,維持生態平衡和維系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推動和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等多個方面的作用,如有機物的合成與生產、生物多樣性的產生與維持、調節氣候、營養物質形成、積累與循環、土壤肥力的保持與發展、環境凈化與有害有毒物質的降解、植物花粉的傳播與種子的擴散、有害生物的控制、減輕自然災害等。農業的生態服務功能可以概括成“兩個穩定”,即穩定農業生態系統的持續生產力,穩定土壤、水體、氣候等自然生態環境;其價值可以概括為保持生態平衡的現實價值和構建生態文化的潛在價值,或稱為“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隨著近年來全球生態危機和區域環境惡化問題的出現,農業的生態服務功能越來越受關注。

尤其是在城市化進程較快的地區,強烈的現代化需求、密集的人類活動、快速的結構性增長和高物耗、高污染型產業的發展對生態環境的脅迫效應越來越大。就佛山市的情況來看,由于城鎮、交通用地迅速增加,農業用地大幅減少,出現了農業生態環境惡化,植被質量下降,農田和魚塘被污染等不利情況,已經造成了生物多樣性降低、水土流失加重等生態服務功能下降的現象。

目前,全市上下正全力以赴創建“國家環保模范城市”,但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污水等污染物排放量指標尚未達標,大氣和水域質量不容樂觀,因此,保持一定農業用地,穩定農業發展,發揮農業的生態服務功能,改善生態環境質量,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2.2產業協調功能。世界著名經濟學家D.G.約翰遜認為:“如果有適當的政策和環境,農業就可以為經濟增長做出許多貢獻,包括①釋放勞動力給非農部門;②以不變或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多的糧食和纖維產品;③將農產品剩余出口,作為外匯的重要來源換取國內無法生產的商品和技術服務;④將農業生產的積累投資在農村或城市的非農活動中。”實踐經驗也證明:農業發展進步能夠促進整個經濟的增長。

首先,農業是可以實現較高經濟效益的產業。

如位于高明區更合鎮的陽光科農公司建設溫室魚池發展工廠化養魚,利用循環水清潔、充氧系統,既促進魚類快速生長,每單位水體產量可達普通魚塘的10倍,又因水質優良,減少魚病發生,減少了藥物使用,保證了產品質量,在國內外市場上極具競爭力;其次,農業可以帶動其他產業和行業的發展。如高明區原更樓鎮引進溫氏公司后,不僅雞、豬養殖量迅速增加,而且農資銷售、農產品運輸、餐飲服務等行業迅速興旺,整個城鎮逐步繁榮起來。

2.3糧食安全功能。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R•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一書,曾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中央已清醒地認識到: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因此,保護耕地,保持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單是發展農業生產的前提,更是嚴肅的政治責任。

2.4社會穩定功能。對我市農村的調查發現,近年來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鎮二、三產業就業,但仍有相當部分年紀大、素質低、不肯離鄉的農民必須靠農業謀生,同時由于農業生產效益近年來有所提高,農業從業人員的勞動生產率也明顯提高,農業也有可能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因此農業是保證農村居民充分就業、減少農村隱性失業的關鍵產業,具有穩定社會的重要作用。農業的多功能性既決定了保持農業穩定發展對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又預示著農業與其他產業有所不同,是一個特殊的、需要保護和發展的產業。

3佛山市農業政策的指導原則

3.1重視農業的地位。各級黨委、政府要深入貫徹中央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精神,堅定“重農”思想。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與發展現代農業無根本矛盾。因為任何高度發達的城市都沒有完全“消滅”農業,現代農業不僅同樣能夠實現可觀的經濟效益,而且具有其他產業不可替代的保護糧食生產能力、發揮生態服務功能、吸納富裕勞動力的重要作用。要進一步確立“重農”思想,進一步加深對農業基礎地位的認識,加強對農業農村工作的領導,要大力營造全社會重視、關心和支持農業發展的氛圍和環境,認真研究和解決農業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和困難,切實制定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并抓好落實,確保領導到位、工作到位、政策措施到位、財政投入到位,確保農業持續發展。

3.2保障農業的空間。市政府和高明、三水、南海等區政府已分別制定了市和有關區農業“十一五”發展規劃,確立了農業的發展空間,描繪了未來農業發展的藍圖。要以農業發展規劃的制訂和實施保證農業的發展空間。

為維護規劃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一定要抓好規劃的實施工作,加快推進農業生態園區建設,加快農業現代化發展步伐。規劃一經確定,不得隨意改動,防止工業發展、城鎮建設等隨意侵占農業用地、破壞農業基礎設施的現象出現。要嚴格保護耕地、水環境等農業資源。土地保護既是國策,也是農業持續發展的前提。因此,要堅決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切實保護基本農田,嚴厲打擊違法占用農業用地的行為。

依法加強耕地的保護和建設,嚴格控制非農建設用地,營造良好的農業生態環境。

3.3扶持農業的發展。

首先,要大力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夯實現代農業發展的基礎。當前,要加強農業園區規劃,把農業園區規劃與農村工業化、城鎮化規劃結合起來,與落實基本農田保護區結合起來;遵循“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設施配套完善,分期穩步推進”的原則,加快農業園區建設;引導農業龍頭企業向園區集中,實行規模化集約化生產、企業化管理、市場化運作,把農業園區建設成為具有生產、加工、銷售、教育、培訓、示范和科技成果轉化等多種功能的現代化農業載體。

其次,要加快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建設。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農業科技進步是農業增效的唯一途徑。因此,各級政府要提高認識,高度重視并切實加強領導,將農技推廣工作作為促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的關鍵措施來抓:一是通過資源整合,建立健全現代農業科技推廣服務網絡,加快建立農業科研示范基地,引入技術力量,加強農業新品種新技術的開發研究、

篇6

我對中國詩性文化的探索與研究，起自1990年著手研究、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國詩哲論》，中間經過1994、1995年的《中國詩學人類學》，最終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詩性文化》中得到較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劉士林中國詩性文化系列》中，《中國詩哲論》易名為《中國詩學精神》，《中國詩學人類學》易名為《中國詩學原理》，但基本內容均保持未變。）2002年以后，我又將中國詩性文化的基本原理運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寫或主編有《江南話語叢書》（2002第一版，2008第二版）、《詩性智慧叢書》（2005）、《中國都市化進程報告》（自2007年起，每年一卷）、《中國臍帶：大運河城市群敘事》（2008）、《江南文化讀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論》（2010）等。20年來，我個人的學術方向與領域雖幾經變化，對詩性文化理論、價值態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調整和補充，但以詩性精神與價值譜系審視、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倫理異化、現代西方工具理性和當代全球商業欲望的主旨始終如一。在這里，我想簡單從三方面加以梳理和反思。首先，關于詩性文化概念的最初出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純乎偶然”。當時我還是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由于在大學時有寫詩的經歷，以及很偶然地接觸到與西方理性傳統差異很大的維柯的《新科學》，特別是在后者提出的“詩性智慧”的刺激與啟發下，我幾乎是在一種“詩意迷狂”的狀態中偶然撞開了詩性文化之門。從最核心的“中國文化的本體是詩，其精神方式是詩學，其文化基因庫是《詩經》，其精神峰頂是唐詩。一言以蔽之，中國文化是詩性文化”，①到隨意發散出的“不是歷史學，不是道德哲學，而恰是古典詩學，才真實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國人的生命本體及其精神方式”②等，可以說都是無法論證的詩性直覺產物。門戶既開，就為以后的探索與推進提供了可能。

直到1998年夏秋之際完成了《中國詩性文化》的寫作，借助人類學對原始思維和早期人類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論與方法，特別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較框架下，中國詩性文化的出身之謎和深層結構才日漸清晰和完整，并最終凝練為我經常喜歡講的一句話———“如果說，西方文化的深層結構在他們的哲學中，那么中國民族的最高智慧則在中國詩學里”。后來，我還經常用“思想蘆葦”和“情感蘆葦”來說明中西文化的深層差異———“以‘思想蘆葦’自居的民族最發達的是理性機能，以‘情感蘆葦’自居的民族最發達的則是審美機能。主體機能發育的不同，也直接影響到他們思考、解決現實問題的思路與方式。如果說解決‘思想’問題主要靠哲學，那么最擅長解決‘情感’問題的則是詩學，這也是哲學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導地位、而詩學成為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根源。”③其次，在對詩性文化的價值態度上，我也經歷過思想上的曲折與反復。在寫作《中國詩哲論》前后的幾年中，由于受20世紀80年代西方現代思潮和工業文明必勝的影響，盡管當時可能比現在更熱愛古典詩歌和田園生活方式，但對中國詩性文化的評價與態度卻相當悲觀甚至冷酷，如我在《中國詩哲論》的“結語”中曾寫到“詩性文化是一種較為落后并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態”，這種青春思想特有的叛逆直到很久以后還未能被淡化，以至于多年以后如王改正先生還會以《詩性文化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嗎？》（《中華詩詞》2009年11期）一文賜教。但老實說來，這個觀念在我的研究中占的時間很短，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精神結構論》中，我提出一個健康的文明在深層應包括“真、善、美”三大觀念或“科學、倫理、審美”三種“精神實踐方式”，并將之對應于人類歷史中的古代農業文明、現代工業文明和后現代消費文明，特別是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現代的“美拯救世界”思潮，以及在1994、1995年通過撰寫《中國詩學人類學》（即2006年收入《劉士林中國詩性文化系列》的《中國詩學原理》）而比較充分地了解到詩的起源與發生之后，我對科學主義和工業文明中心論有了很大的超越。但真正做到把詩性文化與理性文化看作對立、互補的兩大譜系，則是在1997和1998年寫作《中國詩性文化》的時期，通過對中國詩性文化的原始形態、歷史源流、深層結構和現代價值的充分研究，這個關于詩性文化的探索才大致告一段落。幸運的是，我這些早期并不成熟的探索并沒有被時代拋棄，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隨著西方現代社會病象橫生以及現代工業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等新的時代背景和要求下，我更加意識到關于中國詩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具有遠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價值以及思想文化資源意義。再后來，由于越來越明白包括中國詩性文化在內的任何形態的文化都有兩面性，所以我不再膠著于諸如“中西文化孰優孰劣”、“詩性文化與現代社會是離是合”這類大而無當的問題，而是以“與文化為善”的態度并積極地“從建設性角度”推進中國詩性文化的研究工作。具體說來，一方面是不斷地思考和闡釋詩性文化的本質與內涵，努力通過具體內涵的深入挖掘以探索中國詩性文化蘊涵的現代性價值。如提出在中國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是“詩化的感性”和“詩化的理性”，既不會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邏輯系統，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歡。另一方面，則是努力探求詩性文化作為一種基礎理論進入到一些新的學術領域（如江南文化研究）和更廣闊的現代社會生活（如都市化進程研究）的可能與具體路徑。我覺得這比早年那種空泛的討論在實際上更有助于詩性文化的當代重建和復興。以“詩化的理性”節制“消費生活方式和消費意識形態”的惡性膨脹與無限擴張，以“詩化的感性”平衡“大眾文化和娛樂文化”的“娛樂至死”，更是我經常強調和努力探索的④。如2004年出版的《苦難美學》、2006年出版的《一個人的文化百年》，主題都是以中國詩性文化理論反省、檢討、批判西方以非理性為核心的現代文化和以純粹欲望為主題的后現代消費文化。所以盡管在表面上這與中國詩性文化有所偏移，但在研究的主旨與關切的核心問題上，卻可以說與詩性文化仍是一脈相承的。這一切都因為，我有一個很大的夢想，就是希望在經濟全球化、社會麥當勞化、文化粗俗化的當今世界，實現中國詩性文化在當代的整體重建或走向真正的文藝復興。再次，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與傳統文化的利益與安全問題日益重要。近幾年來的都市文化與城市發展研究，使我對中國詩性文化的安全與可持續問題也有了一點新的思考。在2004年《解放日報》發表的一個演講中，我提出一個問題：“自近代以來，中國民族在文化上的創造越來越少，從人文思想資源這種形而上的‘道’，到生產工具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從西方引進的。這個過程與中國詩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說明了什么問題呢？”①在2006年《中國教育報》發表的另一個講演中，我提供了一個初步的答案：“因為與詩性文化一同消亡的，還有我們民族詩性的精神機能與生命本體，包括我們民族特有的詩性的感官、直覺、心理、思想與創造力。而與此同時，是我們在文明上與西方日益趨同，越來越沒有自己的風格與特征。盡管我們仍在生產與創造，但由于從觀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個現代生產過程就擺脫不了一個巨大的異化怪圈：我們越生產，我們就越缺乏；我們越創造，就越沒有創造的能力。因為我們沒有一件勞動成果可以與西方區別開。這表明，一旦失去了詩性文化，我們就只能充當其他強勢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們的意圖去生產與消費。”②現在講文化利益與安全的人物與言論很是不少，但我認為，由于對中國傳統文化深層結構與真實精神的陌生，很可惜他們大都未能抓住中國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與需要。因為與其他古代民族對人類的貢獻不同，中華民族最大的貢獻是詩性文化，這既是我們民族與其他民族相區別的標識，也是中華民族內部自我認同的身份證明。所以說，中國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詩性文化，中國文化的安全就是詩性文化的安全。從詩性文化出發，我們才知道什么是中華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詩性文化，我們才可以真正理解我們真實的存在以及表達我們真實的需要。現實的狀況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倦于思考以及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們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實的存在與需要了。當然，我們應該學習西方，應該了解科學、商業、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強調的是，未來世界絕不會是理性文化獨步天下，而詩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類要全面發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在這個意義上，維護詩性文化的利益與安全，既是我們對中華民族應該承擔的倫理職責，也是對人類文化必須作出的莊嚴承諾。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我20年來一直不敢懈怠并努力推廣詩性文化的根源。

二、學術語境、歷史背景與理論建構

中國文化不同于西方，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關鍵在于找到其根源，這是我們深入理解自身的傳統，以及與其他文明進行平等對話與交流的大前提。詩性文化作為一種原創性的、綜合了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文化研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為中國文化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個有著堅實理性基礎的本體論結構。我認為，中國詩性文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在學術語境上，以區別“歷史研究”與“文化研究”為前提，為中國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徑與范式。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西文明交流與接觸的深入，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成為熱點問題。尤其在90年代西方學者提出“文明的沖突”與“殖民文化”理論之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本體論結構的理論闡釋，也就變得更加重要起來。但長期以來，我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不是束縛于傳統的國學范圍，考證源流，董理國故，缺乏對其現代意義與價值的闡釋，就是受制于西方的文化殖民新傳統，紙上空談，隔靴搔癢，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是把“文化研究”變成了“歷史研究”。進一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是“史”而不是“學”，主要表現為史料之間的松散的排列組合，既缺乏核心范疇又沒有邏輯系統。具體說來，一是缺乏基本理念，用中國哲學的話說，是那種大而無對的本體，是那種不可能被其他文化所涵蓋、也不可能借助其他語境來顯現的“道”。二是缺乏緊密的內在統一的邏輯進程，即那種依靠民族話語而展開的自我精神運動過程。這往往使研究變成從時間角度來排列歷史生活現象，而不是從邏輯角度來重建可理解的歷史有機體。對文化研究來說，不僅需要歷史資料及相應的歷史學方法作基礎，更需要建立中國文化的基本理念及相關的邏輯系列。只有這樣才能講清楚中國文化的質的規定性并闡釋出其現代性價值。基于這樣的認識，對中國文化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必須在觀念領域建立中國文化的最高理念，它濃縮著中國文明的全部精華而又“與物無對”；另一方面還必須在學術方法上完成從“史”到“學”的轉換，徹底拋棄現代學術中的二元論理念及其思維方式，把自現代以來一直迷漫在中國學術界的“文化殖民主義”給予一次大的清掃。

《中國詩性文化》就是這樣一種嘗試，在基本理念上，它提出了中國詩性文化的觀念，論證了其特有的本體結構與歷史形態；在邏輯范疇上，以不同于西方理性智慧的詩性智慧為核心，從原始發生、邏輯內核、精神方式、結構關系、歷史流程、價值歸宿、當代意義等角度，對中國文明的精神結構與中國文化的本體內涵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闡釋。其次，在歷史背景上，以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和張光直的青銅時代為理論資源，在批判歐洲文明中心論的基礎上建構了一種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觀。在當代關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普遍存在著兩種誤區：一是文明中心論對于人類歷史整體的扭曲；二是歐洲文明中心論對其他民族文化模式及歷史形態的獨斷論闡釋。它們本質上可以稱之為文明中心論學術史觀，并直接導致了文化殖民主義的惡性發展。出于對這一問題的反思和認識，我們試圖建構一種關于文化起源的新學術史觀。具體而言，是把雅斯貝斯的軸心期理論與張光直對中國青銅時代的卓越研究結合起來，以前者為根據避免了文明中心論的獨斷論認識圖式，以后者為基礎捍衛了中國文明的本體性結構。同時，經過對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以及古文獻等方面的綜合分析，為人類精神起源研究建立了一個新的歷史背景：從青銅時代到軸心期，也即中國古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三代”社會。

中華民族在這個歷史區間所面臨的挑戰與經歷的變化，是中國詩性文化得以發生的最直接的歷史背景。這段歷史既是原始文化的終結處，也是文明時代的歷史起點。其中最顯著的變化在于人的精神意識的誕生。而導致這一巨變的深層原因則主要有二，即歷史角度的食物分配方式變革與心理角度的意識結構轉型。根據古生物學有關研究，原始物種的滅絕和變異，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鏈的突然中斷，人類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紀冰川以及大洪水時代對原始食物資源的巨大破壞，正是在食物再分配過程中導致了人類與自然界的分離；二是青銅時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軸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解構了原始民族普遍存在的“永生的信仰”，促發了以“死亡意識”為精神核心的個體精神生命的覺醒。如果說，前一個過程產生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類本質”，那么后一個過程則直接催化出個體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識”。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說人類與其他古生物共同的問題是必須改變食性與食譜，那么其巨大的差異則在于，由于“類本質”和“自我意識”的出現，人類的反應開始具有“對象化”與“主體化”的性質。前者意味著自然界成為“對象”，后者意味著人自身成為“主體”，在原始詩性智慧中自然和諧的“天人合一”秩序由此走向崩潰，人類不僅不再依附于大自然，相反只有通過改造與征服自然才能生存與繁衍下去。西方歷史學家將之稱為“軸心時代的精神覺醒”，并具體表現在希臘、印度、埃及與中國四個最古老的文明中。盡管由于自然地理條件與經濟生產方式的不同，它們覺醒的方式與收獲各不相同，但正是在經歷了這一歷程之后，人類才開始有了自身的精神、文化與傳統。以后所有的文明創造與成果，都是在這個基礎上展開的。再次，在理論建構上，以“文化研究”為學術語境，以“軸心時代的精神覺醒”為歷史背景，以馬克思社會生產理論為總方法論，通過對早期文明在物質生產方式、人自身的生產方式及精神生產方式的差異考察，闡釋了中國詩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層結構和核心功能。

按照維柯的天才看法，詩性智慧是人類最初的智慧。關于詩性智慧的概念，在源頭上講，類似于人類學的“原始思維”，在現代意義上，又近乎美學的“藝術思維”。其具體內涵，用中國哲人的闡釋，是“物我無對”或“物我渾然”，用西方哲學的話說，是主客直接統一著的“一元論”。從文化功能角度看，詩性智慧本質上是一種生命倫理學。正如莊子說“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原始時代，由于意識機能的極度不發達，人們不僅不能區分物我、個體與他人，甚至也不能區別開生與死。在這個原始的精神系統被破壞之后，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主要有二：一是如何面對資源越來越緊張、生存條件越來越惡劣的大自然，他們不明白，曾經極度慷慨的大地母親為什么突然變得吝嗇與殘酷起來？二是如何應對生命內部異軍突起的“自我意識”與“個體需要”，他們很可能更不明白，為什么原本樸素的內心世界在一天天變得工于心計與欲壑難填。前者是“對象”問題，后者是“主體”問題。在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大約產生了四種回應方式，一是全盤否定“對象”，如古埃及的“來世論”，認為這個世界是完全不真實的；二是徹底消解“主體”，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學，認為生命的本質是“空”。這當然是兩種最極端的反應。三是希臘類型，我把它的關鍵詞稱為“主體化”與“對象化”，這兩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前者使人自身由原始的情感主體逐漸發展為冷靜的理性主體，而主體的日益強大則意味著人與大自然的原始有機聯系日益走向解體。對于后者，大自然與人類的敵對關系的出現與不斷升級，意味著兩者之間的矛盾斗爭變得更加酷烈與無法調和，原始的和諧徹底破裂。四是中國類型，由于詩性智慧在中國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與自然的分裂，同時也限制了生命內部感性與理性的對立。具體說來，它在肯定個體意識與需要的同時，又無法徹底割裂原始人群中遺留下的血緣親情；而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換取生活資料的同時，它又希望能夠保持與大自然的原始和諧關系，因而，它只能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時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時又希望不要“傷筋動骨”。與希臘模式相對，中國模式可稱為“非主體化”與“非對象化”。

希臘模式的要義有二：一是表現為感性與理性的二元對立，二是宇宙裂變為主體與客體兩部分，那種冷酷地壓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會生產方式，正是以此為基礎積累形成的。中國模式不同，它一方面盡力消解生命內部逐漸展開的“感性”與“理性”的對立，另一方面又通過限制主體的欲望以盡可能減少人與自然的矛盾。希臘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完全背離了人類最初的詩性智慧。中國模式是詩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繼承了原始的詩性智慧系統。以后的中國文化，盡管層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詩性智慧為根底，所以說，中國文化是從“詩性智慧”中轉換生成的詩性文化形態。

在現代以來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中，我們經常能見到的一系列二元對立，諸如西方科學而中國審美、西方理性而中國感性、西方善于征服自然而中國擅長維系社會等，可以說都根源于“理性文化”與“詩性文化”這兩種迥然相異的本體素質。如果說理性文化很容易獲得物質生活資料，那么，不與自然相對立、相分裂的詩性主體，如何從自然界獲取足夠的生活資料，完成其與自然之間必須展開的物質交換以維系其類的延續性，則不僅是一個必須解答的問題，同時也包含著詩性文化最根本的秘密以及最重要的現代性價值。馬克思曾指出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有很大的區別，前者依賴于自然，人的本質力量所實現的不僅是主體的勞動邏輯，同時也是對象固有的目的的展開。如農民種莊稼在滿足主體生活需要的同時，也實現了種子“長成莊稼”這一自然的目的性。但在工業文明的勞動邏輯中，主體與對象之間所發生的“物質變換”過程，則意味著把對象生產為與其自身相異的東西，其最典型的是化學工業。中國詩性主體的生命活動方式源于史前時代的詩性智慧，其勞動邏輯可以表述為：如何在與自然發生關系、進行物質交換的同時，又把對象生產為對象本身以及同時把主體生產為主體本身。這在本質上是一種把自然再生產為自然、把人再生產為人，把世界澄明為世界的自由勞動機制。正是在這種內在生產觀念及由其外化形成的自由生產關系的制約下，中國民族形成了一種與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在環境、能源和社會不斷出現問題和危機的當下，詩性主體特有的這種生命活動方式，在某種意義上昭示著中國詩性文化對人類未來的重要意義。

三、中國詩性文化的傳承創新路徑

中國古典詩歌，既是人類詩性智慧最直觀的物化形態，也是中國詩性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在這個意義上，以閱讀、鑒賞、研究與寫作為主要形態的中華古典詩詞傳習，有著比一般的讀書與知識教育更偉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這一點可通過與當下十分興盛的國學研究的比較得知。國學教育盡管在理念上十分重視中國文化知識，但由于其遵循的文史哲框架來自現代學術，或者說來自受現代西方學術文化影響巨大的中國現代學術，因而在文學、歷史學、哲學研究中，隨處可見的都是經過西方理論語境過濾、解釋和修正之后的中國文學、歷史、哲學經驗，而它們能否真正揭示和澄明中國文化的真實歷史經驗與內在精神本質，是很值得懷疑的。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異在于詩性文化與理性文化的對立，以詩性文化理論為基本語境、以中華詩詞傳習等為具體教育手段，可從根本上解決現代以來中國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語境中一直被割裂、遮蔽甚至是扭曲的尷尬與困境。盡管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詞可以很形象地表達和再現中國文化，但由于詩詞本身是文學而非理論，是意象和靈感而不系統，人們對此普遍存在的一個疑問可以歸結為它是否可以傳達尤其是可以系統地傳達中國文化及其精神。關于這個問題也比較大，這里僅從兩方面加以簡單論述：在理論上講，那種認為詩詞不具有文化理論的觀點，本身就是理性中心主義建構的一個思維鏡像。如果從維柯《新科學》的角度看，詩性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完整的知識譜系和智慧形態。關于這一點，維柯在《新科學》中講得十分明確，一方面從詩性文化中發展出詩性的邏輯功能、倫理功能、經濟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發展出物理知識、宇宙的知識、天文知識、時歷和地理知識，這些也都是詩性的。①以中國的《詩經》為例，“《詩經》是中國詩性文化的第一次系統表達，同時它表達的也是詩性文化的黃金時代，因而成為中國文化精神的一部典范教材，后代的人們，無不先從這里獲取語言、思維方式、價值觀等，并逐漸奠定了它在中國文化典籍中‘經’的地位與意義。”①從歷史上看，以先秦《詩經》與周代文化為例，《詩經》本身盡管在形態上是詩，但本質上更可以稱之為“周代文化百科全書”，對此既可參見孫作云先生的《詩經與周代社會》一書，也可參看1990年代初期姚孝先先生在《開封師專學報》上發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涉及周代文化的“天、地、人”、“衣、食、住”、審美觀念、婚姻狀況、釀造技術、動物學等方面。總之，周代文化的主要方面，在《詩經》中都獲得了或清晰或模糊（模糊是因為它采取的藝術化表達方式）的反映。由此可得出詩性文化本身曾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關鍵在于如何通過現代教育框架與制度把它重建起來。按照當代的學習型社會理論，一個完整的知識譜系主要包括五種，即哲學學習、政治學習、實用知識學習、倫理學習與審美學習，它們涵蓋了理念、現實、工具理性與制度理性、人之為理性生命的倫理原則及人之為自由生命的審美尺度。與那種認為詩詞是一種零散、破碎、非系統的知識相反，中國詩性文化大體上包括了以上五種知識譜系。

在哲學知識譜系，正如我們反復強調的，“中國民族的最高智慧在中國詩學里”、“不是歷史學，不是道德哲學，而恰是古典詩學，才真實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國人的生命本體及其精神方式”、“從詩的角度，能更直接、更真實、更確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國人精神結構中發生過的裂變、演化和躍遷過程”。這是因為，中國詩學在中國古典文化中的位置，正相當于西方哲學在西方文化中的支柱地位與意義。在《中國詩哲論》中，我曾深入論證了古代偉大詩人的哲學價值，他們在詩中以直覺的方式直接展示了古代人的精神深度，只要我們能夠“如其本身所是”地把握了它們，就等于把握住了中國文化的歷史結構和精神本體。正如漢代經學說“詩者，天地之心”，它表明詩還是整個宇宙的精神軸心，在詩的本體論結構中深蘊著宇宙、社會、生命運作的密碼與機制。也由于這個原因，詩在表層結構上的任何變化，都是世界本身存在狀態變化的預演或征兆。如《毛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講的都是這個道理。盡管中國這種源自上古的詩性智慧，在經歷了玄學、理學、佛學入詩的歷程后也沾染上一些雜質，但從總體上看，并未改變其深層的結構與功能。

在政治知識譜系上，以中華詩詞為表現形式的中國詩性文化，從一開始就具有強大的政治功能，同時這一功能在古代世界中也一再被重建。早在周代以前，詩的政治功能便以“觀民風”的形態登上歷史舞臺，如《禮記•王制》所說：“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如《漢書•藝文志》所說：“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而詩性政治功能最典型的重建是白居易的“補時政說”：“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后興于嗟嘆，發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于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獲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策林六十九》，《白香山集》卷四十八）由此可知，詩歌創作與傳播既曾是古代君主了解現實的基本渠道，同時也是古代士大夫為生民請命的重要的參政議政方式。此外，這還集中體現在“詩歌之道與政通”上，如《樂記》所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借助于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我們還提出這與上古時代的詩性政治相關。根據我們對“周六詩”的闡釋，它們都是上古詩性政治的主要手段。具體說來，其中的“風”、“比”為中國古代的生殖歌舞，是母系時代形成的那種以生殖崇拜為主題的詩性智慧的延續，其目的在于刺激生產勞動者的本能，以保證整個種族在人口數量上的再生產。其中的“興”、“賦”為農業生產歌舞，其主要目的一是用來刺激物質生產所需要的勞動熱情，二是用來消除分配過程中產生的有可能影響到社會再生產的沖突與矛盾。而“雅”與“頌”則是這一詩性政治功能的進一步延伸，前者主要用于彌補周天子與諸侯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后者則意在維護周部族內部的安定團結。從總體上看，它們分別對應于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類社會生產的三種基本形式，即關于人自身的再生產、關于生活資料的再生產以及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精神生產。

在實用知識譜系上，與針對自然的西方科學知識不同，詩性文化主要針對的是社會和人群，體現為一種“以人為本”或以實用理性為突出特色的實用知識譜系或工具功能，并在具體層面上涉及知識傳授、情感表達、觀察方式、倫理結構、外交修辭等方面。

如大家熟知的這些記載：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與現代詩學刻意強調詩的審美價值不同，詩性文化先驗地融審美與實用為一體。在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中，詩歌在處理社會問題時的確可以發揮程度不同的作用。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載的“賦詩以觀其志”：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床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曹植也曾用《詩經》之句幫助自己躲避了政治迫害，他在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的上疏中寫道：

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①（陳壽：《三國志•魏書》卷十九）與針對自然界的西方自然科學和理性文化不同，中國詩性文化更關注從社會興衰中發現歷史規律，因而在中國有“詩史”之說。與西方主要以生產工具來劃分人類社會各階段不同，如我們熟悉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蒸汽機時代、計算機時代等，中國古代更傾向于用詩體更迭顯示歷史的變遷進程，如我們熟悉的詩經、楚辭、漢賦、南北朝民歌、唐詩、宋詞、元曲等。在倫理知識譜系上，與古希臘柏拉圖以詩歌傷風敗俗為由，提出要把詩人趕出理想國不同，在中國則有“詩教“一說，以為詩具有無與倫比的教化功能：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序》）

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潛：《說詩晬語》）夫詩教之大，關于國之興微，而今之論詩者，以為不急，或則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湖裙屐間；借以為榆楊贈答者有之。詩之衰也，詩義之不明也。（黃節：《詩學》）這種看法還體現在提倡“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序）的元白詩派上，如白居易對張籍的評價：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讀張籍古樂府》）在審美知識譜系上，自從陸機提出“詩緣情”的概念，特別是經歷了魏晉時代“人的自覺”與“文的自覺”之后，詩性文化的政治倫理功能有所收斂，而其固有的審美功能則有重大的提升。詩詞在表達情感上的作用進一步凸現出來：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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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環境法律責任概述

法律責任是指因違反了法定義務或契約義務，或不當行使法律權利、權力所產生的，由行為人承擔的不利后果。

我國的法律責任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在民事法律體系中適用的主要為賠償損失，在刑事法律中的責任主要為刑罰和非刑罰的處理方式，在行政法律責任中則主要有警告、罰款等主要方式。

二、環境法律責任的形式分類

由于環境法律的特殊性，因此單獨適用以上任何一種責任形式都是不適合的，因此我國的環境法律責任囊括了以上幾種主要的法律責任形式。雖然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與其有一定的出入，例如我國的環境法律中規定的刑事法律責任中涉及到刑罰的規定最重的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這與我國的刑罰體系中死刑為最高刑是有區別的。那么在論述環境法律責任的特性的時候，因為環境法律的責任劃分過于模糊與分散，我國的很多學者認為環境法律責任是非獨立性的。但是因為環境本身就具備獨特性的特點，也就決定了環境法律責任是一種與行政法律責任、民事法律責任及刑事法律責任相區別與獨立的的獨特性法律責任。

（一）由環境侵權而產生的損害概括起來主要為幾下幾種

財產、環境及人身的損害。在我國的民事法律體系中，行為人造成損害的即承擔賠償損失及停止損害的責任。在我國《侵權責任法》制定之后，我國的財產損害的賠償形式由原來的只賠償財產損失而否認精神損害的賠償形式轉變為財產及精神的雙重賠償形式。因為環境侵權在很大程度上的表現形式為對人的精神、健康及生活條件的影響。不僅可以危害到人的身體健康，更會對人的精神健康造成損害。更由于現在的環境污染帶有傳播性、連續性及可遺傳性，其對人類造成的精神損害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大于財產的損害。

如我國《環境保護法》第41條規定：“造成環境污染損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并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個人賠償損失。”《大氣污染防治法》（2000修訂）第62條規定：“造成大氣污染危害的單位，有責任排除危害，并對直接遭受損失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調解處理；調解不成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等等，都是我國環境侵權責任中涉及到民事法律責任的具體體現。

（二）那么環境侵權責任體現在行政法律責任中的主要有哪幾點呢

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研究行政法律責任設立的理論基礎。伴隨著時代的發展及社會意識的進步，法律的內涵和理念也在不斷的擴大發展。政府作為統治者由以前的法律的制定者從而不受法律約束的無責任者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環境下的角色轉變。盡管政府作為執法者，但也同樣在違反法律的前提下受到法律責任的制裁。洛克作為法治的推廣者，其認為政府應當按照法律進行統治，并且法律必須是正式的法律。對于法律應約束政府的行為方面，其認為“法律對于執法者在守法方面應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國現行《環境保護法》中關于環境侵權責任歸屬于行政法律責任的規定主要有：第35條至第39條規定的是環境行政相對人的行政責任，第45條規定的是環境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現行《環境保護法》沒有直接規定環境管理機關的責任。環境法律責任中的行政責任主要有以下幾種：警告、批評、罰款以及停止生產、停止使用或責令重新安裝等行為罰。如《環境保護法》第36條單獨規定了建設項目違法的責任。“建設項目的防治污染設施沒有建成或者沒有達到國家規定的要求，投入生產或使用的，由批準該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報告書的環境行政主管責令停止生產或者使用，可以并處罰款。”《環境保護法》第37條規定擅自拆除或閑置防污設施導致污染的責任，“未經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同意，擅自拆除或者閑置防治污染的設施，污染物排放超過規定的排放標準的，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重新安裝使用，并處罰款。”

（三）我國的形式法律責任分為兩類：刑罰和非刑罰

刑罰的處罰方式包括主刑與附加刑。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及死刑；附加刑為財產刑和資格刑。但體現在我國環境侵權中的刑事責任類型主要為財產性及非長期自由刑。我國的環境侵權刑事法律責任中的非刑罰的處理為訓誡、具結悔過和賠禮道歉等教育性的處罰方式、責令賠償損失等經濟型的非刑罰的處罰方式以及由主管部門給與當事人行政處分等行政法律性質的非刑罰處罰方式。“現行刑法第六章第六節9個法條所規定的刑罰中，主刑中最嚴厲的無期徒刑、死刑以及附加刑中的資格刑的適用率為零，以有期徒刑為主、以拘役為輔的監禁刑的適用率是100%，管制這種我國特有的非監禁限制自由刑的適用率是53%，罰金刑的適用率是100%。”

三、我國環境法律責任設定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對策

以上，就是我國環境法律責任中的三種具體的責任形式的總結，環境法律責任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責任體系，其設定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行為者遵守環境法，避免環境侵害，保護環境。但為了實現這一根本目的，必須通過設立環境法律責任的具體目的來實現。

我國的環境法律責任設定的具體目的根據對環境為對象的特異性分為預防侵害、補償侵害、懲罰侵害及恢復原狀四種。之所以在我國的環境侵權責任設置中將預防侵害作為補償侵害的前提，是因為環境侵權引起的損害是不可逆的、長期性的。也就是說對于生命及健康的損失的不可逆性及絕對性而言，僅僅是金錢的賠償是不足以補償環境損害后果的嚴重性的。預防侵害：“主要是說明環境政策與環境法非僅是對具體環境破壞之反應，亦即不僅限于抗拒對于環境具有威脅性之危害及排除已產生之損害，而是更進一步積極地，在一定危險性產生之前就預先去防止其對環境及人類生物質危害性的產生，并持續地致力于基本自然生態的保護和美化。”但是在我國環境民事責任體系中，本身就存在缺陷。這種缺陷是指我國的民事環境法律責任僅針對于已然發生的環境侵害，而賠償也是僅針對于已經發生的損害而言的。這一缺陷不僅僅在我國存在，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國家都存在這一根本性的缺陷。

而補償侵害的目的不難理解，就是對環境侵權造成的損害進行賠償。這種賠償不同于傳統的民事法律賠償，是具有可持續發展性的。因為環境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這種發展不僅僅是國家或共同體的，更應該是人本身的。而環境侵權所給人類帶來的損害本身就帶有延續性及發展性，如若環境法律賠償僅僅能夠保障人類的生存，不僅不符合環境破壞的特點，也不符合環境法的根本目的。因此在設定環境法律責任中，應當充分考量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以滿足受損者的發展要求為目標，而不能局限于補償受損者的生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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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聽了11位同志的發言，總的有三個方面的印象。

第一，不少同志對我省當前經濟比較敏感問題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比如說，對江西目前投資形勢，投資增長與經濟發展乃至江西崛起的關系，有的同志在發言中作了一定的闡述。更重要的是，對江西上半年37.7%的投資增速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結構調整的要求，是否符合經濟方式轉變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增強我省經濟發展的后勁，作了一定程度的剖析。

第二，許多同志接受到一些新鮮的概念。比如，在國家實施“萬商西進”戰略過程中，如何把江西打造成萬商西進的橋頭堡。再如，把實施清潔發展機制項目作為我省利用外資的一種重要形式，這實質上是利用環境承載力帶來經濟增長，應該說清潔發展將成為未來發展的一個主導方向。再比如，發揮礦產資源優勢，培育和壯大我省支柱產業，目前我省規劃的六大支柱產業中究竟有幾大支柱產業是建立在我省礦產資源優勢上的，這值得我們深思。

第三，發言的同志都作了精心準備。有一些發言的質量很高，建議這些同志包括沒來得及發言的4位同志將發言稿認真整理，有的可以到報紙上去登一登，有的可以在《發展》雜志上發表，也可以在《發改委信息》上刊發，最后請辦公室和綜合處將這次經濟形勢分析會上的發言稿匯編成冊，作為大家刻苦工作、勤于思考的結晶。有的同志準備得格外充分，沒有用稿子，講了那么多數據，刻苦鉆研的精神非常可貴。今天發言同志的精神狀態都不錯，大家在發言中對江西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這次經濟形勢會也使我有更深的感觸。除了發言成果外，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看到了一代新人在成長，一批年輕干部走上了發改委的講臺。沒有任何東西比干部成長更重要的，這是發改委值得欣喜的事。今后要通過這種形式，促進我委干部的交流，促進干部思想的溝通，增進大家彼此更深入的了解。

最后我再談幾點個人體會，我看經濟形勢分析會這個形式很好。

第一，它會促使我們每一位同志去學習。不管時代如何變化，不管形勢如何發展，不管我們個人會遇到什么境況，學習始終是重要的。學習是每一位同志安身立命的根本。這話看似有些老生常談，實則不然。學習是衡量一個人成就大小，鑒別一個同志素質高低，決定你在一個單位的作用大小，乃至一個同志成長進步快慢的重要因素。說到底，整個社會是學習型社會，整個人的一生是學習的一生。人非生而知之，只有學而知之。現在我們學習也沒有硬性任務，不像在大學里經常要準備考試，成績不好影響畢業，在機關里面沒有這個要求，這就只能靠自覺地、持之以恒地學習。當今社會正處在轉軌變型的重要時期，學習顯得尤為重要。也許同志間的差距就在愿不愿意學習中拉大。有的同志可能對此不以為然，但實際上到了一定程度，驀然回首，發現自己同人家的差距已經拉大，究其原因就在學習問題上。我們每一個同志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就是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科學發展觀是對過去長期以來經濟發展思想的一次根本性變革，作為省政府的宏觀調控部門，處在這樣的位置上，更加需要我們不斷學習，提高對科學發展觀內涵的認識和理解，提升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的能力。如果對科學發展觀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是說不過去的。因此，我總感覺學習應該引起我們干部的廣泛注意，學習問題應該引起大家的警醒和深思。學習能夠純潔一個人的靈魂，能夠使人變得高尚，變得充實，變得脫離低級趣味，也使你自己變得容易調節周際關系，使同志們對你肅然起敬，感到親切。一個時刻充滿精力學習的人往往是受社會尊重的人，是大家愿意與之交往的人。

第二，它會促使我們每一位同志去思考。對一項工作，對一件事物，對某一個同志，我們都有自己的思考。思考是人與生俱來思維層面的能力。但是思考有對和錯，思考有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思考有是否與變化的形勢相吻合，這實際上是一個循環往復，不斷否定——不斷思考——不斷否定的過程。更重要的是，任何一個人的思考都需要求得驗證，驗證的最好方式是學習，像今天的經濟形勢分析會也是一種驗證。對于一個問題的思考，我們在腦子里有一個概念，把自己的思考與其它同志的思考相碰撞，求得自己對某一特定事物和一項工作更深刻的理解，這可以通過經濟形勢分析會能夠達到。剛才同志們在發言中講到“機遇垂青于有準備的頭腦”，這是一句名言，實際上每一位發言者都是有準備的頭腦，為了就一個問題發言，他們需要檢索、搜集很多資料。可能平時沒時間，了解的很少，沒有準備的頭腦碰撞有準備的頭腦，不就受益了嗎？不就又會引發更深層次的思考嗎？

篇9

中圖分類號：Z8 文獻標識碼：A

一、課題分析

該課題屬經濟學領域一般層次的理論型研究，通常情況下需要首先檢索時間跨度為5年左右的文獻，再視具體情況回溯5～10年。信息類型涉及中外文期刊、學位論文、會議文獻等。

（一）選擇檢索工具

根據檢索課題的學科范圍和研究的方向性質，確定需要查找的檢索工具如下。

1)維普《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

2)萬方《中國科技文獻數據庫群》

3)CNKI《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4)CNKI《中國重要會議論文集全文數據庫》

5)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檢索

（二）確定檢索詞

首選檢索詞：中國經濟形勢（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發展方式（Development Mode）;全球經濟形勢（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

（三） 分類途徑

從課題分析可知，本課題的學科分類是屬于經濟學。根據《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的類目設置，可選用分類號S作為大類檢索入口。

二、擬定檢索式

CNKI檢索平臺基本檢索式：（中國經濟形勢OR全球經濟形勢OR通貨膨脹）AND(發展方式OR增長方式OR宏觀調控)；

維普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的檢索式：k=(中國經濟形勢+全球經濟形勢+通貨膨脹) ˆ（發展方式+增長方式+宏觀調控）；

外文數據庫通用檢索式：(“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OR “gobal eonomic suation” OR inflation ˆ)AND brakˆ and (development mode OR increasing mode OR “macro-control)。

三、篩選檢索結果

根據不同檢索系統的語法規則，對上述檢索式作適當的調整，并選擇合適的檢索字段進行檢索，對上述數據庫分別進行了檢索，并利用網絡搜索引擎(baidu)進行了補充查找；時間跨度均為15年。共檢索出相關文獻700余篇，現按文獻類型部分列舉如下.

（一）期刊論文

1.艾文耕。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形勢展望[J]。中國國幣市場。2009/01

2.施發啟。如何看待我國當前經濟形勢[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09/02

（二）博碩士論文

1.艾慧。中國當代通貨膨脹理論研究（1979-1996）[D]。 復旦大學 2005

2. 閻虎勤。中國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相互關系及其協調性的研究[D]。廈門大學。2008

（三）學術會議論文

1.祖強；梁曙霞。后危機時代加快我國發展創新型經濟的思考[A]。江蘇省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2010年學術年會。2010/11

2.Jun-e Liu Information school Beijing Wuzi University,101149 Beijing,China Xiaoshuai 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056038 Handan,China Zhanglin Guo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01601 Beijing,China。Macr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Beijing Logistics[A]。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CCTAE 2010。2010/06

四、文獻分析

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分析與發展方式的轉變，目前仍是全國相關領域學者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且我國一些高校以及研究機構的部分研究成果以及達到或者出于領先水平，如：中國財經政法大學、北京大學等。

但目前類似的研究大多比較狹隘，從檢索的結果看，其縱觀整個經濟運行層面及其它相關領域的交錯分析較少，因此，此課題——“當前中國經濟形勢與發展方式的轉變”社會價值以及學術意義顯著，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五、學術論文寫作

眾所周知，2009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2010年是中國經濟形勢最復雜的一年。2011年可能是比較困難又比較復雜的一年，是兩個問題兼而有之的問題。從困難程度來說，沒有2009年那么困難，保增長不是主要任務。復雜程度也沒有2010年這么復雜，2010年所謂復雜，是很多問題我們看不清楚，解決什么問題，我們不知道。也不知道中間會孕育什么風險。在2009年預計2010年的時候，大家說今年的膨脹壓力會比較大。從2010年三月份，一系列調控政策就出臺了。包括限制房價的政策。到了5月份，當時在人民銀行開會的時候，很多學者又擔心中國也會出現通貨緊縮。3月份，又開始發生新變化，美國開始貨幣放量政策。解決通貨膨脹的問題，放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這就顯示出了2010年宏觀調控的一些復雜程度。

（一）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在總的態勢來看對往后經濟發展將起著一定的經濟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2011年世界經濟仍可維持溫和復蘇態勢。世界經濟的復蘇勢頭要強于預期，且具有一定的韌性，基本抵御了2010上半年希臘債務危機和隨后的歐盟刺激政策退出的沖擊。展望2011年的全球形勢，經濟增長將較2010年有所放緩，預測在4%左右。美國經濟仍可維持適度增長。歐盟經濟增長超出預期，表明市場信心恢復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財政刺激政策退出的影響，繼續增長的可能性也較大。日本經濟增長前景相對暗淡，但世界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的增長，對日本經濟又有一定的帶動作用，因而日本經濟仍可保持正增長。

其次，國內發展環境有利于經濟增長。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各級政府積極謀化發展，項目儲備與準備情況良好。經過多年的準備，目前中西部地區發展已步入快車道，大規模基礎建設和產業發展項目正在展開。產業轉移趨勢進一步加強，有利于現有優勢產業繼續保持競爭優勢。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的出臺和實施，加快創造出新優勢產業。消費的環境和支撐條件可望進一步得到改善。

第三，宏觀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仍具備較大的運用空間。盡管2010年繼續實施了大規模一攬子刺激計劃， 2010年中央政府財政赤字仍在1%以內，國債余額與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合計也只相當于GDP的40%左右，兩項指標均處于安全線內，并遠低于其他實施經濟刺激計劃的國家。這表明，當前財政仍具有較強的擴張能力，財政政策運用仍有很大空間。

第四，全球通脹壓力仍保持在較低水平。展望2011年度的國際能源原材料價格，受到世界經濟溫和復蘇、發達國家產出缺口較大等因素的影響，國際能源原材料價格持續大幅上漲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國內價格水平特別是PPI與國際能源原材料價格高度相關，明年國際價格的穩定對保持國內價格穩定比較有利。

現在我們需要的發展不單純是數量的增加，而是要從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努力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也即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在于各級領導干部要實現“四個轉變”。 

1.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這是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層面的產業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是針對我國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滯后，以及三大產業之間比例不合理問題而提出的。  2.提高思想認識，轉變發展理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要轉變發展理念，堅持科學發展觀，要以人為本為核心，要更加注重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讓廣大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要把維護和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發展的根本目的。 3.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這是經濟增長中要素投入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是針對經濟增長中過于依賴物質資源投入的增加和簡單勞動，而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等對經濟增長貢獻不大的問題提出的。 4.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這是包括內外需結構、內需中消費與投資結構在內的整體需求結構的調整方向，是針對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和出口帶動的問題提出的。 

作者簡介：崔柏（1972-），男，河北聯合大學理學院，實驗師，本科；研究方向：圖書學與信息學技術

孫毓川（1974-）男，河北聯合大學繼續教育學院，助理館員

參 考 文 獻

[1] 艾慧。中國當代通貨膨脹理論研究（1979-1996）[D]。 復旦大學 2005

8]閻虎勤。中國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相互關系及其協調性的研究[D]。廈門大學。2008[2] 艾文耕。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形勢展望[J]。中國國幣市場。2009/01[3] 施發啟。如何看待我國當前經濟形勢[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09/02

[4] 遲福林。“十二五”我國發展方式轉變的趨勢和重點。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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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欄目

中國宏觀經濟論：主要刊登國家權威部門、著名學者所做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和宏觀管理熱點問題的實證性研究，具有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前瞻性的特點。

中國金融·財政研究：本著理論性和實證性相結合的辦刊方針，對中國金融、財政體制改革、金融機構經營管理、資本市場發展等熱點問題進行研究，并及時探討現實中出現的難點問題。為國家職能部門的決策、金融機構的改革與發展和有關社會研究機構的理論與政策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信息。

中國對外經濟關系論壇：主要刊登圍繞中國對外貿易、FDI、對外經濟合作等方面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研究成果。

中國公共管理論壇：主要圍繞中國公共管理現實問題進行理論性研究，以及針對中國公共管理現實問題進行實證性的案例分析。推動公共管理的理論研究向規范性、實證性的方向拓展。

中國就業·分配論壇：主要刊登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中所面臨的就業和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成果，以期在深入了解問題所在的基礎之上，尋求解決中國就業、收入分配問題的方案。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論壇：主要刊載中國區域發展、區域性經濟結構以及區域發展比較研究的學術論文。

中國農村經濟論壇：主要刊載有關中國農業經濟和農村發展問題的理論探討、政策研究、案例分析等研究成果，以期加快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步伐，并使其成為政府了解中國鄉鎮企業的紐帶和橋梁。

中國產業發展論壇：針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等現實狀況，本欄目著重關注有關中國產業組織結構調整、產業發展的前景分析、國家產業管理體制改革和政策的調整等方面研究成果。

工商管理理論論壇：結合中國工商管理的實際狀況，以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為主，著重研究、探討切實符合中國工商企業管理實際的管理理論、管理理念與管理方法。

中國上市公司研究：以中國上市公司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中國上市公司的管理體制、上市公司的發展前景、上市公司與資本市場的關系等方面問題，以求全面、準確掌握中國上市公司的發展狀況，促進中國上市公司的健康、持續發展。

中國工商管理評論：以中國企業管理的案例分析形式，探索、總結、推廣符合中國企業管理實際的經營理論與經營戰略、組織結構與組織行為，以及管理方法等。

 

投稿須知

1、論點明確,文字精煉,論據充分,數據可靠.每篇論文(含圖、表)一般按各刊物要求不同而不同,但必須依次包括:文題,作者姓名,作者單位及郵編,中文摘要,關鍵詞(3～8個),中圖分類號,英文摘要和英文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文稿首頁請在地腳處注明:第一作者簡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性別、學歷、職稱、主要研究方向、E-mail;資助基金項目(若有的話,并注明項目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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