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國際貨幣基金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在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的推動下，再加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各國間的貿易往來越來越多，這使得世界不同經濟體之間的關系趨于多樣化。目前世界經濟的發展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世界金融監管國際合作部門在金融風險預防方面、治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目前形勢下國際組織對于危機處理的應急性比較關注，危機出現之后才實施治理，這樣就會給世界經濟帶來一定的損失，這與當下社會發展將危機制止于萌芽中的要求不相符。除此之外，在對金融危機實施處理的時候，通常情況下是幾個國家臨時組建一個機構，就一些金融危機實施商討，一旦危機過后，此種合作就會消失，這就使得目前金融監管國際合作的穩定性有所缺失，對于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極其不利。

2.國際金融監管機構管理不到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國際金融合作中一個主要的金融組織，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基于美元而組建，在那個年代下對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有一定的益處，在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的推動下，國際貨幣及基金組織的原則與世界經濟的發展需要已經不相適應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中，主要是以美國、日本和歐盟經濟為主體，約占貨幣基金組織的56.09%份額，但是發展中國家占有國際基金組織份額不到50%，這就使得在發達國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很好的發揮作用，而對于發展中國家卻存在一定的阻礙，這就需要加強國際金融監管機構的管理。

二、促進國際金融監管合作機制的方案

1.強化各個國家之間的聯合，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實施有效的監控

國際間金融合作的實質是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實施有效監控。國際投機資本的瘋狂是使得金融危機出現的主要原因，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總交易額急劇上漲，以實現每天1.5萬億美元以上的交易額，市場上的投機資本已經高于7.2萬億美元，然而金融投機者一直在尋找漏洞，伺機制造風波，以追求高額的利潤。當前國外的經濟學家倡導金融自由化，對于監控與管制的重要性有所認知了。所以，一定要強化各個國家中央銀行之間的信息交流，促進各個國家之間資金的融通，以更好的應動流動性危機，這樣可避免金融投機者鉆空子，對國際金融市場薄弱環節實施有效的監控。

2.確保國際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溝通與協調趨于完善

眾所周知，世界上目前所有的國際金融監管機制發揮著重要效果，推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然而在其使用的過程中依舊存在一些不足，比方說，在溝通與協調機制方面的缺失。在1987年和2001年的《巴塞爾協議》、《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還有以后陸續召開的相關會議使得國際金融監管機構的溝通與協調得到些許進步，推動了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目前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在不斷的加快，世界各個國家有了較頻繁的貿易往來，因為各個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有所差異，同時世界形勢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需要各個國家要實施聯合，以實現對經濟危機進行很好的解決，保證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國家與國家的相處都是靠利益來維持的，為渡過金融危機，國家之間的溝通、協調一定要本著公平的原則，這有助于促進國際金融監管機制的不斷完善以及改革。

3.確立多邊信息資源交換與共享制度

在區域經濟和國際金融逐漸一體化的影響下，應該確立多邊范圍的國際金融監管信息儲備中心，就相關文件、資料進行必要的交流與溝通，例如可通過監管聯席會議,的召開，對主要的問題實施交流，一起來探討解決問題的良方，實現國際金融監管的成本的降低。與此同時要加強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系，將銀行監管的灰色區域減少，創造銀行海外機構的多層次、多方位的有效監管機制。

4.建立統一金融監管國際標準

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的國際標準是國際監管組織的重要目標，同時也是金融監管國際合作的核心內容和有效形式。當然這個統一標準也應充分考慮不同經濟體制、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實際。但是，包括巴塞爾協議，IOSCO標準，IAIS標準在內的國際金融監管標準，都是為成熟的市場量身定做的，然后在對其進行修改，試圖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需要。歷次發生在新興市場的金融危機證實，這種修補后的標準未能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這些國家成為世界金融監管體系中的最薄弱關節。因此，在制定金融監管的國際標準時一定要考慮到不同國家的適用性問題。

5.加快實現全球性綜合并表監管

目前，在歐共體成員國與十國集團內已經實現了并表監管。按照國際通用的會計準則對現行會計準則作必要修改。對于并表監管內容，針對銀行跨國經營的特點，可就資本充足性、貸款集中程度及國家風險優先考慮，而對目前尚不能實現并表的項目，也必須從綜合監管的角度出發，對整個銀行集團綜合評估。

篇2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銀行或貨幣管理當局對各種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市場經營流程和市場退出按照法律和貨幣政策實施嚴格管理，通過行政手段嚴格控制各金融機構設置和其資金運營的方式、方向、結構及空間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銀行等金融企業謹慎運作，控制經營風險，確保銀行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清償力，能促進銀行體系的穩健發展和市場競爭機制良好運作，在銀行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當出現金融風波，甚至金融危機時，可盡可能以最小的代價保持銀行業等金融企業的穩定。

但隨著金融國際化，自由化和國際金融電子化技術迅速發展和金融創新，金融抑制難度不斷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領域造成“非市場性風險”，其具體表現為：1、扭曲了金融資源的價格，造成虛假供求關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實際利率（存、貸款利率）被壓得過低，不能真實反映資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狀況。其表現為政府對公營部門強制性低息信貸以及外匯市場的外匯管制等。對銀行體系規定過高的準備金率和流動性比率也是價格扭曲的一種形式2、導致金融市場發育不健全，損傷市場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為的力量替代市場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項管理費用，間接成本是阻斷市場力量的資源配置作用而產生的對銀行等金融企業效率的破壞，同時，金融業務易被少數國有金融機構所壟斷，缺乏競爭，金融效率低下。3、導致市場分割。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金融抑制經濟中金融體系的“二元”狀態：一方是遍布全國的國有銀行和擁有現代化管理與技術的外國銀行的分支網絡，組成了一個有限的，但卻是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另一方則是傳統的、落后的、小規模的非正式金融組織，如錢莊、地下金融市場等。其次表現為與“二元”體系相關或不相關的資金流向的“二元”狀態：有組織的金融機構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貸利率，將資金貸給公營部門及少數大企業，而大量小企業及住戶則被排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之外，只能以較高的利率從非正式金融機構獲得所需的貸款。另外，金融抑制還導致政府不適當的資金投向干預而累積大量的金融風險。

可見，金融抑制是“通過扭曲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再加上其他手段，這種戰略會縮小或壓低相對于非金融部門的金融體系的實際規模或實際增長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張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場機制，其結果自然難免導致金融體系整體功能的滯后甚至喪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內在缺陷性

197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納德·麥金農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貿易與資本》一書，其同事愛德華·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一書。兩人都以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金融與經濟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他們首次指出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癥結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個以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體制，即實現金融深化，開創了金融深化理論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論主要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實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對利率和信貸實行管制等提出批評，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戰略，以金融自由化為目標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開放金融市場，實現金融市場經營主體多元化以及貨幣價格(利率)市場化，使利率真實反映市場上資金的供求變化，由市場機制決定生產資金的供求變化和流向，刺激社會儲蓄總供給水平的提高，從而便利資本的籌集和流動，有效地解決資本的合理配置問題，提高投資效益，促進經濟發展。由此可見，金融深化理論為發展中國家促進資本形成，帶動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和思路。它既彌補一般貨幣理論忽略發展中國家貨幣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傳統發展理論忽略貨幣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強調了金融體制和金融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進而為發展中國家制定貨幣金融政策，推行貨幣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一理論及政策建議得到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積極支持和推廣，同時也得到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贊賞，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制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透過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我們可以發現金融深化暗含這樣一個假設：金融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開的，并存在一個競爭完全不受任何阻礙和干擾的市場結構，且市場中的主體是理性的。但現實經濟使得金融深化理論假設存在著缺陷，主要表現為：

1、現實的金融市場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貴的信息搜尋成本。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問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面臨兩大約束，一是利率限制導致的利率約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導致的信息約束。金融深化理論只重視前者，而忽視后者。由于信息約束，放任金融市場自由化會造成多方面的市場失靈，導致金融體系動蕩。

2、金融市場發展滯后對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約。金融市場的落后是政府過度管制的原因，而過度管制又導致金融市場的更加落后。忽視市場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會帶來市場混亂。金融深化理論主要研究和強調的是后者，忽視前者對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過程的制約。超越或滯后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自由化都會給金融市場帶來混亂和不穩定。

3、金融深化使得國際流動資本對開放資本項目國家貨幣的投機更加容易，使小國經濟或落后經濟容易出現經常性的波動，它不僅沒有起到穩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經濟增長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動所侵蝕，這些國家為了經濟的穩定，不得不采取適當的官職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

4、金融深化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很不適應。金融深化理論表面上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提出的政策主張應該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但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以私有制基礎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實際上適用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深化理論的政策主張和目標對于小國或經濟落后國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明證。

三、金融約束及其政策取向

進入9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成就被廣泛應用到各個領域，尤其是應用到政府行為的分析中。但很多經濟學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領域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托馬斯·赫爾曼、凱文·穆爾多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基礎上，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選擇性地干預有助于而不是阻礙了金融深化，提出經濟落后、金融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應實行金融約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低并且可以預測的，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來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本人認為它對我國制定金融政策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金融約束是一種選擇性政策干預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刺激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的發展，并促進金融深化。金融約束是與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約束的前提條件是穩定的宏觀環境、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最關鍵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從金融部門攫取租金，而“金融約束的本質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而不是直接向民間部門提供補貼。”

租金創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來達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準入政策、定向信貸和政府直接干預等創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銀行和企業獲得了超過競爭性市場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這就可以說政府為它們創造了租金。通過創造經濟租金，使銀行和企業股本增加，從而產生激勵作用，增加社會利益。

金融約束的政策取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政府應控制存貸款利率。即將存款利率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證實際存款利率為正值），減低銀行成本，創造增加其“特許權價值”的租金機會，減少銀行的道德風險，激勵其長期經營。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適度，則金融約束是有好處的；如果控制力度過大，資源配置將受到扭曲，金融約束將會蛻變為金融抑制。只要干預程度較輕，金融約束就會與經濟增長正相關。

2、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政策。嚴格的市場準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進入，而是指新的進入者不能侵占市場先入者的租金機會，如果沒有市場準入的限制政策，銀行數目的增加將使資金市場競爭加劇，租金下降，激烈的無序金融競爭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甚至還可以導致銀行倒閉，危及金融體系的穩定。為保護這種租金不至于消散，一個重要的保護手段就是限制進入者的進入，以維持一個暫時的壟斷性存款市場，對現有存款市場的少數進入者進行專屬保護。嚴格的市場準入政策可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對整個社會經濟具有重要的外部效應。

3、限制資產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將正式金融部門中的存款化為其他資產，如證券、國外資產、非銀行部門存款和實物資產等。金融約束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尚不規范，非正式銀行部門的制度結構薄弱，存款若從正式銀行競爭流向非正式銀行部門會減低資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銀行部門的發展。而資金若由居民部門移向國外，則會減少國內資金的供應，擴大國內資金的缺口，對國內經濟尤為不利。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壓抑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狀態，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四、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體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體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為與市場行為并存，管制價格與市場價格并存。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政府管制逐漸放松，相對獨立的貨幣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著，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從上面對有關金融理論的初步分析，我們至少可以考慮：

1、確定金融深化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終極目標。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論與實際金融有著明顯的差異，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亦存在其內在缺陷性，但這并不構成金融深化的客觀需要，盡管自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各國及歐美的一部分學者對金融深化產生了懷疑，認為全球金融體系的不完善和各國金融發展的明顯差異使得金融深化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帶來全球性的金融混亂和不和諧。但我們應該認識到：（1）從自由化的進程來看，在政府對貿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經濟和各國的經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體上保持了經濟的增長，金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價。（2）東南亞金融危機重要原因是危機各國不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和不適當的金融深化措施導致的。實施金融深化的國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監管或放開不管，過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而忽視了經濟可持續增長所必須的協調的金融因素，忽視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須具備的內在制度剛性要求。比如，要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就必須先有或者同步進行金融體系市場化或完善化，這是金融深化論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們應客觀的對待金融深化理論與實踐，絕不能因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推行金融深化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就認為金融深化與金融危機二者之間有某種必然的因果關系。實踐證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實踐會提高經濟發展的績效，還可以提高一個國家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其根本原因在于選擇了過于激進、超前的金融深化戰略。我國在實施金融體制改革時，不能把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簡單的理解為完全取消政府干預的金融自由化，應在放松管制的同時關注市場的落后對放松管制的制約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漸進性、層次性和持續性，“金融深化是伴隨著整體經濟改革發展的一個漸進過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應根據經濟發展的成熟程度和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做出合理的時序選擇和安排，分階段和有計劃地進行。”在推進金融深化的過程中，要結合本國金融改革的現實條件和制度風險，加強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監管，逐步建立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相協調的金融體系。

2、金融約束成為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慮到我國目前金融體系中累積了大量的金融風險，因此在改革進程中，我們應客觀的評價和估計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帶來的長期性風險，本著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結合我國金融體系的實際情況，在經濟轉軌時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與金融深化相結合的改革方略是顯示可行的。

除了解決政府需不需干預經濟和金融活動的問題，我國還需要解決如何把握干預力度，避免信息不對稱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當干預才是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在危機中資產價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機構破產，從而暴露出金融機構在金融活動中的破壞作用；而金融中介機構的借貸活動與資產價值之間存在著一種政治經濟動力關系，政府對金融中介機構或明或暗提供的債務擔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機構進行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根本原因。金融約束論從信息和激勵的角度，抓住了解決經濟金融問題的兩個基本點，一方面政府應創造條件使決策者掌握信息，或讓有信息能力的行為人成為決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擁有的信息能力，為金融中介機構創造持久有效經營的激勵機制。當然政府的職責不是直接提供擔保和保護，而是促進金融體系市場約束機制發揮作用，積極促進信息的傳播，增加市場上可供信息的公開化，并充分發揮掌握內部信息的金融機構和民間組織的優勢，而非越俎代庖，過多干預，避免金融約束政策蛻變為純粹的金融干預政策，嚴格的金融約束政策與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須臾。“金融約束應該是一種動態的政策制度，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向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市場這一大方向的邁進而進行調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預之間靜態的政策權衡，與此相關的問題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合理順序。”

在金融約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親善市場論”強調的政府只能促進市場建設，不應干預金融經濟；也不是“國家推動發展論”所要求的政府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必須始終強力干預金融經濟；而應是“市場增進論”的觀點，即政府的職能是促進民間部門的協調功能，發揮政府進行選擇性控制的補充，避免產生不利于社會大眾的道德危害，使我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穩步實現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國進行金融體系改革的過程中，也必須要協調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目前，我國“經濟貨幣化”趨勢有所增強，貨幣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強度與日增強，廣義貨幣（M2）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說明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廣度和深度都有質的變化。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逐步加大。隨著我國開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沖擊已經開始影響本國貨幣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響本國經濟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這說明開放經濟中，貨幣金融政策一經濟發展有相當強的關聯。因此，在充分考慮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的基礎上，制定與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相協調的貨幣金融政策，避免金融業脫離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獨自繁衍。

參考文獻：

[1]愛德華·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M]，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談儒勇：《金融發展理論與中國金融發展》[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

[4]鄭澤華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與中國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篇3

二、效果評價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人民銀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規貨幣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備借貸便利政工具，對于我國貨幣政策非常規工具對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產生的效果進行評價。

(一)金融市場方面央行的貨幣政策非常規工具使基礎貨幣大幅增加。投資在刺激經濟復蘇的同時，也導致了大量的貨幣投放。政府取消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有利于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并保持經濟平穩增長。與此同時，在中央財政資金投放不到4千億的情況下，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投放達到了11萬億元規模。在銀行借款主體結構中，地方政府融資貸款規模迅速擴張。截至2009年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平臺貸款額達7.38萬億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萬億。根據國家審計署公布的數據，到2013年6月末，我國政府性債務余額已經超過30萬億，其中全口徑地方政府性債務共17.89萬億。這些新增信貸規模在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也可能成為銀行業不良信貸資產的隱憂，盲目投資和資金的低利用率現象也會造成資源的相對短缺和供給的相對不足。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加快了我國經濟復蘇，帶動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向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我國自2013年初創設常備借貸便利以來，央行通過綜合運用常備借貸便利工具來管理流動性，已收到了顯著成效。在貨幣市場受到沖擊出現短暫的波動時，通過利用常備借貸便利進行金融市場的調控，帶動了實體經濟發展，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動性支持，這也順應國家對宏觀調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場上利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有利于調節市場流動性的供給，有助于促進金融市場平穩運行，從而可以防范金融風險。

(二)宏觀經濟方面據統計，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8.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逐步回升，政府出臺的經濟刺激政策有效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發展。同期，我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個百分點，2013年我國在經濟轉型和深化改革的關鍵期，全年國內生產總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長。說明通過使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可以拉動經濟的增長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現通貨緊縮。但隨著我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快速恢復以及此前國家出臺的擴張性政策，政府的四萬億投資以及銀行系統信貸投放，我國出現了嚴重的流動性過剩現象，從2010年開始進入新一輪的通脹期，我國的CPI平均值為3.8%，2011年3月至10月這8個月的CPI都超過了5%。由以上數據可知，政府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對于減緩通縮壓力的效果不明顯。

篇4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金融活動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國際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和運行格局,并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牙買加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演化而來的,也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它既沒有同一的匯率安排,也沒有明確的本位貨幣,各國的經濟政策行為也難以受到約束。當爆發金融危機時,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共同遭受危機影響的程度加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極易受到攻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爆發的多次金融危機,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體系矛盾的凸現。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一)提高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組織就創設了具有超主權貨幣性質的特別提款權,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超主權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缺陷,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別提款權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它的擴大發行有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因此,當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首要任務是著力推動改革特別提款權的分配,考慮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實現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應綜合考慮一國國際收支狀態和經濟規模來調整份額,以此來降低某些經濟大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絕對控制;另一方面繼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金份額,擴大其資金實力,以便有足夠的可動用資金來應對危機。

    (二)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和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重要的載體,理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被弱化和異化,因此有必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廣泛的改革。(1)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援助的范圍,強化其國際最終貸款人的職能。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個國際的最終貸款人,顯然是難以應付國際貨幣危機的;(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實行資金援助時,不僅要考慮恢復受援助國的對外清償能力,還要考慮促進其經濟發展。這就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改變將短期內恢復受援國償付能力作為唯一目標的做法,并把重點放在危機防范而不是補救上;(3)增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測和信息功能。當成員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義務對成員國內經濟政策提供建議,并為投資者和市場主體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4)促進交流與合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加強與成員國交流的同時,還應積極促進成員國之間或成員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三)加強國際金融合作,改善各國經濟政策的協調性。金融全球化為資本的無序流動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世界上主要貨幣的匯率大幅度波動,為發展中國家平衡國際收支和穩定匯率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和成本,也使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變得更加困難。因此,發達國家應主動擔起責任,最大限度地減少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這就要求各國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這是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基礎。從國別上看,這種合作與協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協調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各發達國家之間應經常相互協調與溝通,共同承擔起應有的國際責任,并以積極的態度,加強各國在貨幣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證國際貨幣體系穩定;二是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關系。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促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發展,注意保護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強區域性經濟貨幣政策的合作。在總結歐盟與歐元經驗的基礎上,加強一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共同探討區域性貨幣合作的有效途徑,以抵御外部危機對該區域經濟體的沖擊。此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還應加強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與協調。

    (四)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督機制已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開披露有關信息;(2)抑制國際范圍內短期資本的無序流動,特別是加強對“對沖基金”、離岸金融中心的監管。對對沖基金以及其他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已成為國際貨幣新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3)加強對銀行的跨境監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某些國際性銀行經營轉移到管理不嚴的離岸避稅港,以便規避國內的管理和監督,這無疑中增加了資本無序流動的風險。因此,對銀行的跨境監管是國際監管體系的重要內容。

    主要參考文獻:

    [1]冉生欣.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研究.華東師范大學,2006.

篇5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four issues related with Fed and its monetary policies，including the influence of quantitative easing on emerging markets，the role of Fed in providing liquidity fo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ntitative easing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 and that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ntrol. And this paper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that emerging markets should cope with quantitative easing through policy adjustment，increase the capital injection into IMF and promote bilateral investment and free trade talk.

Key Words：quantitative easing，Fed，emerging markets，global financial market

中圖分類號：F831.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4）02-0028-06

一、概述與引論

本文將討論與美聯儲及其貨幣政策相關的四個問題：一是量化寬松政策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二是美聯儲在為國際金融市場提供流動性方面的作用；三是量化寬松政策與貨幣操縱；四是國際貿易與國際資本管制。

如何看待量化寬松政策的影響：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國際金融中心和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會通過國際貿易、匯率、國際資本流動、全球金融市場等途徑影響到其他國家和整個世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包括量化寬松政策在內，美聯儲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從資本流動和外匯市場等多個方面影響了世界經濟。其中，量化寬松政策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是積極的，但也增加了新興市場國家的壓力和波動，使其宏觀經濟管理更加復雜化。不過，最終量化寬松政策的影響程度，取決于各國的具體情況。對新興市場國家來說，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的作用是積極的，它降低了危機沖擊下的經濟衰退壓力。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推出時，主要發達國家普遍存在貨幣寬松和經濟疲軟，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正在經歷著較快的經濟增長，一些國家甚至出現經濟過熱，結果造成國際資本大量流向新興市場國家，招致巴西等一些發展中國家指責。與此相反，美聯儲宣布準備退出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則給新興市場國家造成了相反的壓力，引起大量資本流出和本幣貶值。

如何看待美聯儲為全球金融市場提供流動性：在危機期間，美聯儲在履行國內責任的同時，積極與其他國家開展金融合作，通過貨幣互換的方式，向巴西、墨西哥、新加坡和韓國等國家提供美元流動性，也向歐洲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瑞士中央銀行和日本銀行等提供了美元流動性，有效地緩解了國際金融市場因缺少流動性而可能出現的金融恐慌。

如何看待量化寬松政策與貨幣操縱：20 世紀90 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一些國家積累了大量經常項目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這些外匯儲備是用于支持外匯市場干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國家。量化寬松政策并沒有強化這一趨勢，事實上，在量化寬松政策實施期間，大多數國家的外匯儲備積累速度有所放緩。量化寬松政策會對其他國家的資產價格和外匯市場產生一定影響，但與貨幣操縱是完全不同的。量化寬松政策是國內政策，主要用于影響國內資產價格和國內經濟；并且量化寬松政策在增加國內總需求的同時，并不必然減少對外國商品和服務的需求。而貨幣操縱往往具有零和效應，會轉移需求而不會增加需求。

如何看待國際貿易與國際資本管制：現在一些國家，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資本管制的看法，將其視為最大限度獲得全球化的好處并盡可能降低成本的政策工具之一。

二、量化寬松政策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中，各國中央銀行都非常活躍，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為了提供政策支持，避免金融崩潰，引導經濟走出衰退，主要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積極采取行動，將中央銀行的基準利率降低到零或接近于零，并通過擴大其資產負債表來實施量化寬松政策。2008 年12 月至今，美聯儲一直將其基準利率保持在0—0.25%的低位，與此同時，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從雷曼兄弟倒閉前的9000 億美元激增至如今的4 萬億美元左右，增長將近4 倍。

一些經濟學家已經研究了量化寬松政策的國內后果，本文將主要分析量化寬松政策的外部后果。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國際金融中心，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儲備貨幣，因此，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會通過三條渠道影響世界：一是貿易和匯率，美國經濟較快增長有利于消化世界各國的出口；相反，美元貶值將增加美國對世界各國的出口。二是國際資本流動，美聯儲降低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將導致國際資本流出美國；美聯儲提高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將導致國際資本流入美國。三是全球的風險承擔和金融穩定，美國經濟恢復和金融穩定有利于降低世界的風險溢價并鼓勵投資。

要說明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給新興市場國家帶來了什么影響，需要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研究。第一階段，大量資本流出美國、流入新興市場國家（見圖1），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升值。第二階段，國際資本流動發生逆轉，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下行壓力增大。

圖1： 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凈流入占新興市場國內生產

總值的比重（1990—2013年）

[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和《世界經濟展望》。] [量化寬

松時代] [按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同樣的模式也可以用來分析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市場的變化（見圖2A和圖2B）。在2011 年年中之前，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不斷升值（就實際有效匯率而言，它反映了一國的國際競爭力）。2013 年5 月，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開始貶值。這里需要強調的是：（1）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凈流入開始減少，這一趨勢并不是由量化寬松政策造成的，其早在美聯儲推出量化寬松政策之前就開始了。（2）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國際資本流向新興市場國家的原因主要是美國國債收益率下降和各國風險規避情緒上升，量化寬松政策并不是主要原因，“國際資本流動速度加快與美國各輪量化寬松政策之間的關聯程度較低”（IMF，2013a ）。換句話說，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中，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高于主要發達國家，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可能更大。如圖3 所示， 2007 年，新興市場的資本凈流入達到峰值，后來開始下降，主要推動因素是經濟增長率的差異。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是國際資本流向新興市場國家的重要原因。

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從總體上講是積極的，但它也使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管理更加復雜化，其影響主要取決于各國的具體情況。首先，對世界經濟來說，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的后果無疑是積極的，它降低危機沖擊下世界經濟的衰退程度。正如2012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外溢報告”所說，“很少有國家批評美聯儲在2008—2009 年的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或歐洲中央銀行在2011—2012 年的長期再融資操作。因為當時各國經濟處在嚴重衰退之中，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有助于世界經濟恢復”（IMF， 2012）。

第二，當第二輪和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開始實施時，世界經濟正在復蘇之中，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出現了經濟過熱。從2009 年第三季度到2011年第三季度，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較高，貨幣大幅升值（見圖2A和圖2B）。為此，一些發展中國家對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頗有微詞，其中最強烈的批評來自巴西，因為巴西當時正在經歷著嚴重的經濟過熱。如圖2A 所示，相對于2008 年8 月的峰值來說，巴西雷亞爾的實際有效匯率在2011 年末升值了大約14%。這一時期一些新興市場國家本幣貶值的趨勢并沒有完全逆轉，比如韓國、墨西哥和南非；或者只是略微逆轉，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土耳其。不過，巴西和俄羅斯卻出現了本幣升值。

第三，2013 年5 月美聯儲表示將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當時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退出談話”，在新興市場國家引發了方向相反的壓力，即資本外流和本幣貶值。不過，“退出談話”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程度也不相同，相比之下，“脆弱五國”的壓力較大，因為巴西、印度尼西亞、南非、印度和土耳其當時都面臨巨額經常項目逆差，很容易受到外國資本流動的影響，同時它們的經濟增長率正在放緩（見圖4）。

艾肯格林和古普塔（Eichengreen和Gupta，2013）的分析表明，在“退出談話”之前，那些貨幣大幅升值、經常項目巨額逆差的國家經歷了匯率和股票價格下跌；中國和新加坡等經濟體則由于擁有充裕的外匯儲備和較大的經常項目順差，其貨幣不斷升值。

為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新興市場國家應當主要通過調整國內經濟政策，以應對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的影響。在目前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實行宏觀審慎政策，當美聯儲擴張銀根時，獲得國際資本流入的好處；當美聯儲緊縮銀根時，通過貨幣政策、外匯儲備和資本管制的政策組合來應對資本流出。不能指望美聯儲根據個別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需求來調整它的行動。正如2013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外溢報告”所說，“雖然溢出效應可能非常嚴重，但溢出的接受者自身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來減少風險。它們可以利用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審慎工具（包括必要時采取資本流動管制措施），降低風險，建立緩沖區，加快結構性改革，提高潛在產出率。只有這樣，才能面對即將到來的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挑戰”。

新興市場國家吸取了教訓， 2013 年12 月，當美聯儲減少其資產購買規模時，包括“脆弱五國”在內的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保持了經濟的基本穩定。

三、美聯儲的貨幣互換

美聯儲的主要職責在國內，但其政策結果具有一定的國際性。雷曼兄弟倒閉之后，通過高達300 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定，美聯儲向巴西、墨西哥、新加坡和韓國等提供了較為充足的美元流動性（見表1）。貨幣互換對于穩定2008 年底和2009 年的世界經濟形勢具有重要作用。奧利維爾·珍妮（Olivier Jeanne，2010）認為，韓國與美國簽訂貨幣互換協定是有利的。“當韓國陷入危機時，大約有2700 億美元外匯儲備（差不多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0%），2008 年初，受危機沖擊，韓國外匯儲備規模開始下降，到2008年9 月，韓國的外匯儲備規模減少到2000 億美元，并伴隨著韓元大幅貶值，同時，韓國商業銀行也遭遇了短期外債展期的困難。2008 年10 月，韓國中央銀行與美聯儲簽訂了300 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此后，韓元匯率和韓國的外匯儲備水平逐步穩定，到2009 年底，韓國的外匯儲備規模重新回到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總體上看，韓國的實體經濟受危機沖擊不大，失業率從未超過4%”。

同樣，在歐洲債務危機期間，美聯儲向世界多家中央銀行提供了貨幣互換支持（見表1）。其中，對歐洲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瑞士中央銀行和日本中央銀行沒有額度。帕帕蒂亞（2013）估計，歐洲中央銀行獲得了近6000 億美元的流動性支持。美聯儲提供貨幣互換的主要原因是“外匯市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流動性不足，而且非美國銀行尤其是歐洲銀行的貸款規模遠遠無法滿足市場需求，此前非美國銀行能夠在外匯互換市場融資，在歐洲債務期間，這條渠道枯竭了。

在美聯儲提供國際流動性的經驗啟示下，我的同事特德·杜魯門（2013）提出，應當將這一機制制度化，使其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起發揮危機時期的協調作用。他認為，全球金融危機隨時都有可能卷土重來，它們往往由于過度的國內外債務積累而引發。成功解決危機并減少“溢出效應”需要各國協調行動，以防止國際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過度緊縮。以中央銀行——因為錢在那里——為中心，建立一個更加強大的全球金融安全網將是應對未來危機的有效工具。

這也表明，完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使之更有效率是非常必要的。完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于保持美國的全球經濟領導地位至關重要。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提供了防范金融危機所必需的融資保障。正如南希·伯索爾和克萊·洛厄里（Nancy Birdsall和Clay Lowery，2013）所主張的那樣，美國國會應當“以對美國納稅人來說微小的預算成本，批準增加對國際貨幣基金的資金投入，這樣做對美國是有利的，將使之不再承受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成本”。

作為20 國集團應對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協調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主持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187 個成員國的談判工作，旨在增加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投入，并對其成員國的份額分配進行調整。雖然主要發達國家早就獲得了本國立法機構的同意，但令人尷尬的是，由于美國國會未能采取行動，使這份簡單而合理的協議被束之高閣。

四、量化寬松政策與貨幣操縱

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第一個問題是，量化寬松政策刺激了外匯儲備積累和貨幣操縱，這會對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嗎？答案是否定的。

此前，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亞洲國家的外部失衡主要表現為巨額的經常項目順差，亞洲政府通過外匯市場干預和外匯儲備積累維持了這一順差。起初，亞洲國家積累外匯儲備僅僅是為了作為防范危機的一種保險，后來，外匯儲備逐步演變為旨在促進出口的重商主義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國。阿迪提·馬圖（Aaditya Mattoo）、普拉奇·米什拉（Prachi Mishra）和我（2012年）估計，中國實際匯率每低估10%，就會使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下降1.5%到2%。全球失衡在2007 年達到峰值，不過，在量化寬松政策實施期間，各國的經常項目順差有所減少，并且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亞洲國家出現了貨幣升值（見圖5A 和圖5B），外匯干預也有所減少。

第二個問題是，量化寬松政策是貨幣操縱的一種形式嗎？答案是否定的。近年來，一些新興市場國家提出，量化寬松政策本身是貨幣操縱的一種形式。量化寬松政策會影響美國的資產價格，而且會通過利率政策調整降低美元匯率。鑒于美國的經濟規模及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重要作用，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會通過資產價格變動和美元匯率變動影響世界經濟。但是，量化寬松政策主要針對國內資產價格，主要影響是國內經濟。就它們主要通過國內市場發揮作用而言，量化寬松政策是典型的國內政策。量化寬松政策的外部影響通常是國內影響的副產品，對其他國家的影響較小。而貨幣干預是對外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增加對國內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國外需求。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在增大對國內生產的商品和服務需求的同時，并不必然降低對外國商品的需求。

總之，貨幣操縱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目前世界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如果是，它應該作為后多哈回合的一部分在世界貿易組織中得到解決，就像阿迪提亞·馬圖和我（2009年）所主張的那樣。如果不是，它應當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的框架下得到解決，就像我的同事伯格斯滕和加尼翁（2012）所主張的那樣。

五、貿易政策與資本流動

美聯儲注重國際責任，通過提供美元流動性支持各國應對危機、恢復經濟。在貿易方面，美聯儲還有必要進一步采取行動嗎？答案是肯定的。

奧利維爾·珍妮、約翰·威廉森和我（2012）主張，資本管制措施可以作為宏觀經濟政策庫的一個工具，以最大限度地獲得全球化的好處并減少其代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近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也改變了其早先的立場，支持在必要情況下使用資本管制政策（IMF，2011a，2013b）。美國政府也表現出了更大的靈活性。

然而，人們對美國的雙邊投資條約和自由貿易協定——特別是美國與智利、新加坡、韓國的相關條約——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的伙伴國共享這些政策，目前還存在爭議。這個問題關系到在危機情況下是否允許對資本流入和流出進行管制。顯然，我們應當慎重使用這些政策，而且只是在特殊情況下使用，但不應完全排除使用。

跨太平洋伙伴關系的談判提供了絕佳的機會，美國政府應當表明自己的態度，即不打算阻礙其貿易伙伴國使用的合法政策工具，包括為了應對全球化的壓力和未來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對資本流動進行一定管制，以及基于國際收支平衡的目的實施相應的資本管制。

六、政策結論

篇6

一、全球金融危機折射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的迫切性

2007年，隨著房地產行業經濟泡沫的破滅，美國次貸危機爆發。2008年9月，先后經歷了雷曼兄弟倒閉，華盛頓互助銀行告急，美國國際集團（AIG）國有化，危機急劇惡化，并進一步演變為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然而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面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作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監管機構發揮的作用卻顯得不盡如人意。一方面IMF未對以美國為首的發達成員國的國內金融體系進行嚴格有效的監管，致使歐美等發達國家過度發展金融衍生產品、過度使用杠桿，以謀求資本利潤的最大化，這最終導致了金融市場的道德失控。另一方面，IMF在救助危機國家方面也少有作為，這主要源于IMF貸款資源的匱乏、貸款條件的僵硬以及對國家經濟的入侵，都阻礙了成員國向其尋求救助。此外，由于IMF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權利結構的失衡從而導致的IMF治理結構的失衡,也制約了其防范危機發生、遏制危機蔓延的能力。IMF在全球危機下的無能為力更多地折射出IMF改革的迫切性。要徹底改革IMF，必須在重新審視各國基金份額的配比、廢止少數發達國家事實上的一票否決權、提升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反應迅速、卓有成效的國際金融救援機制，擔負起危機救助及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重任，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不公平的份額制及投票表決制

IMF的決策采用加權表決方式，每一成員國的投票權都是由250票的基本投票權與各國按照出資比例及份額計算公式得到的加權投票權所構成的。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建立的承擔戰后經濟重建重任的IMF，采用加權表決方式能夠真實地反映出各個成員國在經濟實力、貢獻大小等方面的差異，因此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隨著牙買加體系的更替，新興市場國家對于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由于早期發達國家出資較多，擁有了超半數的投票權，進而對IMF實施了絕對的控制，這種發達國家主導下的份額計算公式的不合理導致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無法獲得與之經濟實力相匹配的份額。IMF決策機制的不公平還體現在投票表決方式上。目前IMF的表決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多數表決方式，另一種是特別表決權表決方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后簡稱《協定》)規定：“IMF的重大政策決定（如份額的調整、特別提款權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必須有85%以上的投票權通過方可實施”。然而根據IMF2009年的資料顯示，歐美這些發達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投票表決權比重超過60%，這就意味著無論是采用哪一種表決方式，發達國家能夠實質性地決定IMF的重大決策。而美國則更為特殊，其對于特別投票表決事項享有一票否決權。這種決策機制導致了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對IMF各事項的態度表達變得無足輕重，一項決議的命運實質上掌控在少數發達國家手中。

（二）危機救助機制存在缺陷

在當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IMF的職能之一就是通過貸款方式的資金援助幫助受災成員國控制危機。然而隨著其運用貸款條件次數的增加，該危機救助機制越來越受到成員國的詬病。首先，貸款條件僵化。IMF在對成員國進行救助時缺乏對成員國國內經濟狀況與經濟結構的具體分析，也未依據客觀情況的變化審視其援助方案的客觀性與合理性。在以往的救助中，IMF為了達到國際收支好轉以及維持對外償付的目的，都傾向于迫使受援國接受實施經濟緊縮政策、減少財政赤字、抑制需求增長。這些措施將會帶來短期內的經濟蕭條、失業上升甚至社會動蕩。同時，IMF在經濟危機中的政策指令也未能充分考慮各國金融危機的新特點。其次，貸款條件干預成員國經濟。《協定》對使用基金普通資金的條件做出了規定，政府必須承諾在政策上做出某些改變以換取IMF的財政援助。但在實踐中，發生危機的成員國往往只能被迫地接受IMF附加的一系列結構性政策條件。近年來，貸款條件不僅涉及一國宏觀經濟的改革與調整，甚至還涉及到一國的社會及文化政治領域。最后，貸款額度有限，不能有效發揮救助功能。隨著金融危機的進一步深化，陷入危機的國家越來越多，IMF的資金短缺問題日益凸顯。IMF的救濟貸款主要來源于成員國繳納的配額，而該配額與一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權重成正比，與資本流動量卻遠遠不配比。

（三）監管機制不足

IMF在監管方面的問題主要表現在，首先是危機預警能力較差，目前IMF的援助主要在危機發生以后，只是盡可能的減少損失，并不能做到事前避免損失。其次是在政策監督職能上的兩難，《協定》中賦予了IMF政策監督的職能，但協定并未對監督的程序及法律效力進行明確的規定，因此，在實踐中政策監督職能往往是通過IMF與成員國之間進行協商完成的。這樣的“軟機制”也就導致了IMF的監督通常是以貸款條件的方式進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IMF也只有通過對成員國提供救助資金，才能實現其監督職能，因而對于非救助國則不具有強制力。

（四）監管機制、調節國際收支平衡能力不足

美國國際收支巨額逆差，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巨額順差，全球國際收支的嚴重失衡。而IMF不但對逆差國國際收支的調節沒有任何約束力，還將全球國際收支失衡歸咎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指出造成全球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采取本幣低估等政策。

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的法律建議

（一）改革治理結構，完善決策機制

如前所述，IMF在決策機制上的改革應從份額分配和表決方式兩方面入手。在份額分配方面，IMF應當按照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增加其份額與投票權。美國當前的份額與其經濟比重基本相當，大幅讓渡份額的可能性不大。而歐洲一些中小國家所持有的份額與其經濟實力并不相當。但當前改革IMF決策機制的一個悖論是：改革決策機制也必須由現行的決策機制來決定。要讓利益既得體出讓其既得利益，可能性并不大。所以針對這種狀況，可以通過讓歐洲國家將自己分散的份額合并成歐元區國家與非歐元區歐洲國家兩個大的份額，這樣歐元區國家就可以獲得與美國同樣的一票否決權。合并之后歐洲國家還可以適度的讓渡多余的份額。在表決方式方面，降低特別多數投票的門檻。可以通過采取雙重多數的表決方式，即在某些重大決議的表決上，采用兩種方式結合的共同表決。一種是傳統的投票表決，另一種是每個國家只用基本投票權進行表決，然后將兩種表決結果賦予一定的權重，加權平均后決定是否通過決議。這種改革方案可以兼顧基本投票權和各國認繳基金組織份額比例兩方面的因素，從而有效地把決策權從持有大額投票權成員國手中轉移到持有較少投票權成員國手中。2010年11月12日，二十國集團通過了首爾峰會宣言，確認了IMF的份額改革方案。該方案在數值上有三個大的變化：一是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轉移超過6%的基金份額；二是新興市場化國家中的金磚四國全部進入前十名；三是中國持有的份額從3.72%升至6.39%，投票權也將從3.65%升至6.07%。至此，中國的基金擁有份額躍居全球第三，將揭開中國在國際金融舞臺上的新篇章。

（二）改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條件

IMF的貸款條件雖然受到了很多批評，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應當進行改革。相比較言，事后的貸款條件比事前貸款條件更合理。盡管某些受援國面臨的危機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其初始條件及經濟結構千差萬別，因此經濟調整政策也要根據受援國國內狀況量身制定，不能一成不變。另外，在一些涉及到國家范疇的調整政策方面，IMF應當充分尊重受援國的國家，加強溝通與協調，不能貿然強制執行。此外，在考察貸款發放的依據時，要多方面考量受援國的經濟條件，制定出切實可行的階段性目標。還有一些學者提出貸款條件不應該由IMF和成員國的非正式協商來決定，而應該由受援國自己設定貸款條件，IMF執行董事會則履行審查這些條件的特定權力。除其他一些程序上的要求，條件應符合合理性的標準。若受援國提出的貸款條件達到合理性標準，IMF執行董事會則可以按照其條件對其發放貸款。但這僅僅是單方面的陳述，IMF要想做出全面、公平的判斷，必須建立在更加客觀、公證、科學的分析基礎之上。因此，給各成員國建立詳細的經濟金融檔案非常有必要的，這使得基金組織可以親自掌握第一手詳盡的資料，更加有利于IMF考察借款國的真實狀況、評估調整計劃，也更加有助于該貸款條件的有效執行。針對貸款額度有限的問題，首先，可以向新興市場國家增發特別提款權，這種方式不但可以將新興市場國家閑置的外匯儲備聚集起來，而且可以增加新的經濟增長體在IMF中的份額和投票權，這既符合現有的國際經濟狀況，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IMF現有結構的缺陷。其次，作為一個超國家的機構，IMF的融資能力不應僅局限于對于動員和催化官方機構，還需要催化其他私人資本參與到危機的救援中來。私人資本參與危機救援可能有雙重效應，這就要求IMF一方面發揮國際金融市場中介和人的功能，盡可能地將債權人與債務人聚集到一起，對受援國原有債務進行重組；另一方面，提供更加合理可行的經濟改革方案，進而讓私人投資者重拾信心。2009年3月，IMF批準了對基金組織的貸款框架進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一項內容就是使基金組織針對所有借款人的貸款條件現代化，通過推出一個新的靈活信貸額度，實現既能保證撥付貸款的條件有所側重，又能增強向低收入成員國提供短期融資和緊急融資的需要，從而保證救助效率，幫助發展中成員國更迅速地走出危機。

（三）強化監督機制，提高透明度

為保證基金組織與各成員國的有效合作，IMF有權對國際貨幣制度進行監督，主要是對成員國匯兌安排和儲備資產政策合作義務的監督。與此同時，IMF的監督職能不能僅限于成員國的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當前形勢下，加強金融監管是防范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環節，國際社會需要一套權威、高效的國際金融監管準則。因此IMF在對全球金融市場進行監測時，應加強與相關國際機構的合作，制定一套有約束力的最低要求的金融監管規則。IMF在發表監測結果方面也應當保持更大的獨立性，使得監測結果對發達國家具有更強的約束力。同時，在《協定》中專設一條詳細地列舉出IMF的職能，并增加兜底條款，以適應發展國際金融活動對IMF的職能的需求。此外，IMF應當建立一個宏觀審慎的監督框架，將其宏觀監督職能擴展到對成員國貨幣政策及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監督，使得衡量金融風險的范圍涵蓋系統性金融風險，并進一步加強了對全球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多邊監督。

作者:李昱臻 單位:山西財經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1]王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探析．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篇7

同一時間，王錦俠正在深圳機場，一次次改簽去北京的機票。從下午4點開始，他執著地前后過了4次安檢，“今天死也要趕到北京”，他和安檢員這樣打趣說道。

王錦俠來自深圳前海，中國南方新一輪產業升級的示范區。新的制度設計“迫切需要思想支持”，此番來北京，他希望就此請教林毅夫。

在世界的甲板上

王志浩們的關切，偏向宏觀經濟與金融危機，經濟學能否為其成因和對策提供解釋；而王錦俠們的問題，涉及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這是“重構經濟發展理論”的核心。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四年前林毅夫臨赴世行上任時說，自己是抱著“再讀一個學位”的態度去世界銀行的。四年后，這個自稱“考上大學的農村高中生”，交出了自己的“畢業論文”。

5月17日，林毅夫臨別世行的“畢業歡送會”。當中贏得最多掌聲笑聲的，是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自編自導的一個節目。他別出心裁地做了一組“回歸分析”，題目是“林毅夫的一躍”：面對海峽，從臺灣一躍來到大陸；之后幸運去芝加哥大學留學，直到學成歸國；而后又作為第一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一躍登上世行，到如今即將離別。他在林毅夫的幾次來去，與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之間尋找巧合：“林毅夫在世行這幾年，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恰好比其他年份高出整整1個百分點。”這是經濟學家們之間的幽默。

舉辦這場歡送會的，是世界銀行的發展研究部。其字母縮寫為DEC，在英文中與“甲板”同音。而首席經濟學家，就是“甲板”上的“舵手”，要負責“設定研究議程，引領發展經濟學討論”。五個局、200多位學者和分析師，林毅夫領導著來自不同國家的一個高智商群體：他們的分工幾乎涵蓋各個經濟領域，其中還包括80多位高級經濟學家和區域首席經濟學家。

發展研究部門和業務運營部門，是世界銀行的左膀右臂。在其愿景中，“為了給這個世界帶來改變”，需要將“財政的手段，與思想和知識的力量結合起來”。如果說前者是風帆，后者則要靠舵手與海員。

“別人是不是服你，靠的還是學術，而不是職務。”王斌濤在世行工作了8年，他認為在世行整個科層制的大框架下，研究部卻有著自由爭辯的學術氣氛。在這里，領導力需要根植于思想的信服。

消滅貧困的追求

甲板之下，是一艘大船。

塞勒斯汀·蒙戈來自喀麥隆，是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非洲事務的高級顧問，為了和林毅夫討論經濟結構調整中政府的作用，他需要一路小跑穿過一條馬路。世行有近一萬名員工，分散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數幢巨大的辦公樓里。在這條街上，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

林毅夫的住所，在靠近華盛頓的喬治敦。兩層小樓旁，有一片鬧中取靜的樹林。“樹林美麗、幽暗而深邃；但我有諾言尚待實現，還要奔行百里方可沉睡。”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詩句，其實也是林毅夫每天的工作生活狀態。

“我個人能動用的調研差旅經費，就有200萬美元。”剛上任一周，他就趕赴非洲。離任前不久，還在代表世行出訪南美，進行“二十一世紀的產業政策”的全球對話。

四年間，林毅夫走訪了60 多個國家，光非洲就去了14次。據世行的同事說，其間沒有休過一次假。他告訴記者，工作中唯一的遺憾，“是一天只有24小時”。不過，因為經常在數個時區間往返，他在行程中倒是常常能一天“多出”幾小時。

不出差的日子里沒有倒時差之苦，這時林毅夫一般提前半小時到達世行，參加每早8:30的行長例會。但如果趕上經濟形勢和政策建議的定期交流，還得更早趕到會議室參加視頻連線。那一端的首席經濟學家們，來自被稱作“掌控世界經濟話語權”的國際組織：除了街對面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還有位于巴黎的經濟合作組織（OECD）、位于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WTO）、位于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BIS）以及各大洲的發展銀行等等。

夫人開玩笑地說，“他連上廁所都要用跑的。“而研究工作，大都只能在深夜或凌晨進行。如此奔波辛勞的背后，是因為世行確有“諾言尚待實現”：追求“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

思想的交鋒

世界銀行并非一般意義的銀行，成立的初衷就是“國際復興與開發”。減貧和發展的目標偉大，但是工作卻充滿挑戰，也充滿爭議。

最富戲劇性的背景是，從1981年到2002年，全球貧困人口從19.4億下降至16.4億；而同期中國的貧困人口從8.4億下降至3.6億。這意味著如果把中國的發展奇跡排除在外，全世界貧困人口跟80年代比，沒有減少反而增加約2億。“我能夠去世界銀行，是因為水漲船高。”林毅夫這樣解釋個人命運和中國崛起之間的聯系。

篇8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加速，國際社會政治經濟關系日益密切，世界進入相互依賴時代，推動了國際組織突飛猛進的發展。其中國際經濟組織發展更為迅速，關貿總協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產生于二戰結束后。冷戰后的1995 年成立的、有“經濟聯合國”之稱的世界貿易組織，其勢力不斷發展壯大，更標志著國際經濟組織的發展進入到新的階段。當前，國際經濟組織對國際社會經濟事務的影響也日益擴大，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影響惹人注目。為此，本文擬對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主權影響的層次結構、職能范圍和影響的二重性進行探討。 一、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主權影響的層次結構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經濟組織及其規則非常顯著地侵入發展中國家的主權領地內，它對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從三個層面上形成影響。 1.最高層次的全球性經濟組織(協定)的影響 世界范圍內的國際經濟協調是由全球性的國際經濟組織負責的，例如，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尤其是世界貿易組織，其職能已不僅僅是協調國際貿易，而且幾乎包括所有的世界經濟活動。參加世貿組織的發展中國家在國內外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都必須嚴格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規則，把許多經濟主權讓渡給世貿組織。這從最高國際層面上影響到發展中國家主權的行使。

2.中間層次的區域性經濟組織和協定的影響 作為經濟全球化組成部分的區域集團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截至2001 年底，世貿組織得到通知的區域經濟組織有200 多個，其中150 多個組織的協議仍在生效。 幾乎所有的WTO 成員都參加了一個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有些WTO 的成員甚至成為10 多個區域一體化協議的成員。目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參加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這些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也在區域范圍內進行限制和約束，而且這種約束和限制比經濟性世貿組織更強。 3.最低層次的雙邊組織和協定 對于那些涉及兩個國家的國際經濟問題的解決，單獨依靠其中一國的調節是不能發揮作用的，需要通過雙方的組織(協定)來協調，參加這些雙邊協定的發展中國家，在雙邊協定和組織生效后，就必須遵守有關協議，從而使本國主權受到一定的約束和限制。 例如，中國加入WTO 之前的中美最惠國待遇協定;2003 年6 月中俄兩國簽署石油管道的能源利用協定，這些都是裁定協定兩國之間分歧、矛盾的準則，使兩國主權受到一定的約束和限制。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性、區域性及雙邊性組織(協定)的狀況日益增多。這種狀況從高中低三個層次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影響越來越大。 二、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主權影響的職能范圍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際經濟組織對參與其中的發 展中國家的主權從多方面進行限制，也就是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內外經濟職能從多方面有限度地(根據協定)轉移到國際性、區域性或雙邊國際經濟組織中。

1.經濟法規、經濟原則、經濟制度的創建職能 過去經濟法規、經濟原則、經濟制度的設立都是一國主權范圍內的事，發展中國家把其看作是主權不受侵犯的重要體現。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這種主權職能部分轉移到國際經濟組織中，國內經濟政策法規、國內的經濟體制要同國際接軌，發展中國家要執行國際經濟組織制定的經濟法規、經濟政策，甚至經濟體制的市場化程度都要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例如：加入WTO 的發展中國家必須接受WTO 規則體系，其中包括有《關貿總協定》在內的20 多個具體領域的協定、議定書、決定、諒解等。

WTO 調整的領域從傳統的貨物貿易發展到服務貿易，從關稅減讓發展到非關稅壁壘的限制和拆除。發展中國家國內制定的法規政策若與此有抵制的必須限期拆除。 2.監管職能 一般來講，發展中國家有關制度的實施都是由本國政府執行的，是本國政府主權范圍的事情，包括進出口關稅的減讓、國內貿易政策的透明化等。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的這些監管職能轉移到國際有關經濟組織中去，由這些組織根據有關法則進行監督。例如：在經濟方面，GATT、WTO 都有自己一套有效的監督懲罰機制。這種機制實質上侵蝕了一部分國家的經濟主權，由于其規則由西方發達國家制定，發展中國家受到的主權侵害更為嚴重。[ ZHLzwCom] 3.解決爭端職能 在國際社會中，發展中國家解決國家間的經濟利益矛盾是在國家政府間協商的。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國際間的經濟交往擴大，不同國際主體之間的經濟爭端增多，日益復雜化，因此，國家主權范圍內調節的局限性突現，國際經濟組織開始介入發展中國家的有關國際爭端，代行某些國家主權職能。

世界貿易組織在關于解決爭端的規則與程序中，全面規定了其解決爭端的政治方法(包括協調、斡旋和調解)、法律方法(包括專家組審議和上訴)、裁決的執行與監督、救濟辦法等，還專設了爭端解決機構(DSB)。世界貿易組織在爭端機制解決上有突出的三點要求：其一，DSB 的裁決具有約束力;其二，有一常設上訴機構，受理關于法律問題的上訴;其三，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應當對違犯規則事件在多邊爭端機制下尋求救濟，在裁決不能得到實施時可采取補償和交叉報復的制度。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適用于該體制所管理的一切協議和決定，沒有例外(P150)。 世界貿易組織解決爭端具有安全、可預見、執法權威性等特征，從某種意義上代替了國家主權的經濟職能，這將對發展中國家成員國的國家主權產生影響。世界貿易組織在成立后的前6 年，受理了200 多件貿易糾紛，其中大部分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和西方發達國家之間，既有保護發展中國家權益的好的結果，也有損害發展中國家經濟主權的不良后果。這些解決爭端的機制在區域性經濟組織中也存在。

例如，在發展中國家參加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組織中，就存在一個受理國家之間爭端的制度，而且還平行地設有一個解決投資者和成員國之間爭端的制度。在亞洲，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東南亞國家聯盟，在1996 年6 月也成立了一個解決東盟各國內部貿易糾紛的仲裁機構。所有這些解決爭端機構的設立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發展中國家主權職能的發揮。 三、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主權影響的二重性目前，對于經濟全球化中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主權影響的認識，有一種較普遍的觀點，就是意識到了挑戰、侵蝕和沖 擊等負面作用的嚴峻性。這從一個方面反映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主權處于不利地位的事實。但是，我們認為這還不夠，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影響(第3頁)還有另一面，即積極的一面，由于和國際經濟體制接軌，加入國際經濟組織也有利于發展中國家主權增強。我們把這兩個方面的作用稱作二重性。具體來講： 1.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積極作用這種積極作用是促使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積極加入國際經濟組織的動機之一。

主要表現在：其一，平臺作用。一個是國際經濟組織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主權受到傷害時，提供了解決爭端的場所。例如，加入世貿組織前，中美之間的貿易糾紛通過兩國政府談判解決。由于中國是處于弱勢的經濟實體，結果中國做出的讓步很大，有的甚至傷及國家的經濟政治權益。美國常常以中美經貿關系同中國人權掛鉤來威脅中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雖然中國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糾紛、反傾銷爭端增多，但是在世貿組織的框架內，中國勝訴的次數也不斷增多。 另一個是，在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區域性經濟組織內，發展中國家貿易爭端機制的設立，提高了區域內發展中國家減少貿易摩擦，集體行使國家主權的能力，某些國家主權的平等讓渡，獲得了更大的國家權益，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行使也是有積極作用的。

其二，提升作用。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建設存在著許多問題，其國家的政治經濟等內外職能存在著許多不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方面，例如，市場經濟管理措施的缺陷，政府過多干預經濟活動等，影響了國家主權的行使。發展中國家加入國際經濟組織后，就必須同國際上先進的市場管理規則接軌，廢除不符合國際慣例的法規、政策和制度，這固然會限制主權的作用，但同時也會使發展中國家拋棄原來舊的或存在缺陷的政策、法規和體制，接受國際上流行的政策、法規和體制，從而強化國家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生產力的適應性，有利于提升國家主權的行使能力。其三，保護作用。盡管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組織中利用主導地位對發展中國家基本主權進行限制和侵蝕，但是由于發展中國家自身維護主權的斗爭及其在國際經濟組織中力量的增強，在國際經濟組織中也有一些保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條例。

例如，世界貿易組織就有關于發展中國家市場準入和保護弱勢產業的條款，發展中國家可以以此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就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對自己的弱勢產業進行保護，例如，對汽車工業、農業等就采取了保護性的措施。在實踐中，一些國際經濟組織也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進行了支持，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大量的官方發展基金。尤其是作為世界銀行“軟貸款窗口”的國際開發協會，主要以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為貸款對象，向這些國家提供長期低息的貸款，以促進它們的經濟發展。該協會在全球反貧困斗爭中發揮著關鍵作用。GATT、WTO 屬下的各項多邊協定，也規定了不少對發展中國家成員的特別措施。

篇9

一、匯率及匯率決定理論

匯率是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相互折算的比價，有直接標價法和間接標價法兩種表示方法。匯率可分為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名義匯率是一個人可以用一國通貨交換另一國通貨的比率，實際匯率是一個人可以用一國的物品和勞務與另一國的物品與勞務交易的比率。實際匯率＝名義匯率＊國內價格／國外價格。

經濟學家采用了很多理論和模型來解釋匯率是如何決定的，這里只介紹紙幣本位制度下的匯率決定理論購買力平價理論。用購買力平價理論可以預期名義匯率的近似值，為評價和選擇匯率制度提供依據。該理論根據的是單一價格規律，這種理論認為，任何一種通貨的一單位應該能在所有國家買到等量的物品。一種物品如果不以同樣的價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著未被利用的利潤機會，由于套利的存在，總有商業行為會從價格低的A國購買該物品到價格高的B國出售，從而使B國該物品價格下降，直至兩國價格相同。由此，一種通貨必然在所有國家都具有相同的購買力或實際價值。很多經濟學家認為，購買力平價描述了長期中決定匯率的因素。購買力平價理論告訴我們，兩國通貨之間的名義匯率取決于這兩個國家的物價水平。如前所述，名義匯率等于外國物價水平與國內物價水平的比率，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兩國通貨之間的名義匯率反映這兩個國家的物價水平差別。當物價水平變動時，名義匯率也變動，而任何一個國家的物價水平的調整會使貨幣供給量和貨幣需求量平衡，因此，名義匯率取決于物價水平也就取決于每個國家的貨幣供給與需求。當一個國家的央行增加貨幣供給并引起物價水平上升時，就會引起該國通貨相對于其他通貨貶值。理論上，要想測算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的變化趨勢，就要對兩國的物價水平進行評估。如果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供給增長較快，造成國內物價水平上揚，美國內物價水平保持穩定，則很有可能導致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貶值而不是升值。而實質上，我國的外匯市場是由銀行間外匯市場和柜臺結售匯市場組成，由于我國實行強制結售制度，商業銀行和企業結售匯周轉頭寸以外的外匯收入必須進行平盤，由中央銀行進行買入或賣出的交易。

二、匯率制度及其分類

匯率制度是指，各國確定貨幣的匯率、匯率波動的界限和維持匯率措施的制度。總體上，匯率制度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固定匯率制度，一類是浮動匯率制度。固定匯率制度是一種將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之間的兌換率或匯率穩定在一定水平上，并保持其變動幅度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度是指，政府對匯率的確定和變動不加干預，任其在外匯市場上根據其供求狀況自行漲落的匯率。1999年1月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根據各國現實匯率水平來判定其施行的匯率體制，將匯率體制分為三大類。

一類是硬盯住匯率體制，其中又分為3類：（1）無獨立貨幣，如美元化的東帝汶，澳元化的基里巴斯以及歐元區國家。（2）貨幣聯盟，指一種或幾種完全可兌換貨幣形成的固定不變的匯率。其貨幣政策是基于聯盟的水平，不允許聯盟中任一國家在貨幣政策上存在自主性。聯盟內實行單一的對外匯率政策。例如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3）貨幣發行局，貨幣機構只發行完全基于外匯資產的一種貨幣。匯率由政策和法律固定，國內貨幣基于外匯儲備。具備國際收支的自糾機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則自動收縮貨幣供給，縮減支出。例如香港等。各國貨幣對外匯資產依存的種類和比例各不相同。

一類是軟盯住匯率體制，分為三類：（1）固定軟盯住體制。貨幣在中心匯率±1的窄范圍內盯住錨。IMF認為中國即是實行的此種體制。（2）爬行軟盯住體制。對貨幣進行階段性調整，調整依據為一個預先宣布的固定比率或是對選定指標的變動作出反應。（3）帶狀軟盯住體制，又分為：地平線帶狀體制和爬行帶狀體制。地平線帶狀體制指幣值盯住固定匯率，圍繞中心匯率波動的范圍大于±1。爬行帶狀體制指圍繞中心匯率進行階段性調整，依據是預先宣布的固定比率或是對選定指標的變動作出反應。如以色列。

還有一類是浮動匯率體制，分為：（1）有管理的浮動體制。管理當局通過直接或間接干預影響匯率，不依附于任何其他貨幣。進行干預主要依據的指標是國際收支頭寸、國際儲備水平、在平行市場中的發展等。如越南、埃塞俄比亞、印度。（2）完全浮動體制。匯率由市場決定，官方干預只在匯率異常波動時發揮作用，貨幣政策不鎖定任一特定的匯率目標。如美國、岡比亞、南非。

三、固定匯率體制和浮動匯率體制的特點

由于國際價格的可預測性，固定匯率可以鼓勵貿易和投資，減少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固定匯率可以通貨膨脹作為名義錨，盯住一個低通貨國家的貨幣，有助于防止通貨膨脹，降低通貨膨脹預期。同時，要實現盯住的目標，對本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提出嚴格要求，這將有利于約束政策制定者的主觀因素。固定匯率的另一個好處是減少參與競爭性貨幣貶值的隨意性。固定匯率的缺點是貨幣政策失去抵御國內外沖擊的自主性。一個完成融入世界資本市場的國家，如果執行硬盯住的匯率政策，就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只能通過財政政策來化解沖擊，對財政政策提出嚴格而有彈性的要求。固定匯率容易受到投機沖擊，宏觀經濟秩序鎖定在盯住匯率體制會帶來較大的經濟和政治成本，可能引發匯率風險或短期投資資本的流入。此外，采用固定匯率體制必須維持足夠的外匯儲備。浮動匯率體制具備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限制了投機沖擊的空間，可避免承受過度的匯率風險。但是，浮動匯率失去了貨幣政策的名義錨，匯率波動風險加大。從國際市場價格不可預測性的角度，是不利于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浮動匯率更大的自由度還可能使央行產生誤解，認為不得不更多干預外匯市場，結果是浮動不僅使匯率不確定，而且沒有為宏觀經濟政策帶來更大的自由度。

四、匯率制度選擇理論及實踐經驗

匯率制度的選擇理論有幾個流派：

一是最優貨幣區理論。把經濟體所面臨的內外沖擊的性質和規模，作為選擇匯率制度的決定因素。

二是實際沖擊與名義沖擊的權衡理論。認為匯率制度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實際沖擊相對于名義沖擊的重要性。如果一經濟體所面臨的危機主要來源于名義沖擊（如貨幣供應量或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則應實行固定匯率制度；如果實際沖擊（貿易條件、政府消費、投資等）是危機的主要來源，則應選擇浮動匯率。由此推論，在貿易流動和國際資本市場一體化的情況下，采用浮動匯率制度更適合。

三是政策拐杖論。它論斷通過盯住匯率制度可獲得或加強政策的公信力。如果一國的體制公信力低，盯住匯率可提高公信力，降低通賬預期。

四是三元悖論。它認為蒙代爾、弗萊明等經濟學家提出的“三元悖論”，揭示了在經濟開放國家，保持匯率固定、允許資本自由流動和維護貨幣政策獨立性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

經驗表明，在國內貨幣和財政機構信用缺乏的情況下，應采用固定匯率體制。貿易國際化程度高的國家傾向于更多干預外匯市場。當固定匯率能給一國帶來更大利益時，該國會應用緊盯的固定匯率政策。如果鄰國都選擇盯住的匯率體制，這些國家很有可能盯住的是同一貨幣。關于是盯住單一貨幣還是盯住籃子貨幣的判定。如果一國是低通貨國家，且在與本國的貨易中占主導地位，則可選擇盯住該國單一貨幣。如果不存在在貿易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則應選擇盯住籃子。其好處有二：一是籃子中的單一貨幣波動不會對本國經濟造成嚴重影響；二是對籃子中的貨幣選擇適當權重能保護競爭。理論上，盯住一籃子貨幣有助于避免交叉匯率的不穩定，但實踐中很難選擇合適的籃子構成。籃子的權重和構成通常不公開，匯率波動區間及中央銀行干預的手法不明確，盯住籃子的制度缺乏透明度和可信度。當所盯住的貨幣不能反映本國的貿易格局，或者貿易競爭對手已放棄了盯牢的體制，現行的盯住匯率體制就可能會降低本國對外貿易的競爭力。可從盯住一個固定匯率轉向爬行盯住，或從盯住一個固定匯率轉而盯住一個匯率籃子。當持續資本流入時，可采用更有彈性的匯率體制。其好處，一是可降低資本流入引起的通貨膨脹。二是可降低盯牢和嚴格管理的匯率體制的暗示作用，抑制短期流入資本的波動。三是鼓勵謹慎的風險管理，抑制銀行和企業無障地累積外匯頭寸。四是由于市場參與者避險的需求，刺激即期和遠期外匯市場的發展。

五、固定匯率制度的退出

退出盯住匯率常常是被迫的。大部分放棄固定匯率制度，選擇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這一轉換過程中伴隨著金融危機，是金融危機迫使這些國家被動退出。當一國經濟嚴重放緩或金融部門出現問題時，很難維持盯牢匯率體制所需保持的高利率。當金融部門出現問題，如果采取提供再貸款的救助措施，將改變本國貨幣投放量，難以維持盯住的匯率體制。資本大量流入也會沖擊盯住的匯率政策。經驗表明，匯率穩定、本幣升值是退出盯住匯率的時機。退出固定匯率制度需要為貨幣政策選擇一個名義錨。國際金融經驗有兩個基本的貨幣政策名義錨可選，一個是貨幣供應量 ，一個是通貨膨脹率。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選擇通貨膨脹作為貨幣政策的名義錨，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金融市場的創新使得貨幣供應量和物價變動的關系高度不穩定。通貨膨脹目標不僅使貨幣政策關注于國內的問題，及時對經濟的變動產生反應，保持價格穩定，使央行保持低通脹的承諾具有較大的可信度。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需要與一個更開放、靈活的市場機制來支撐，政府、政策要尊重市場經濟的規律，由市場決定利率和匯率，增加企業、個人結售匯的自主性，進一步放開外匯市場，引進更多的避險工具。退出過程中，還要嚴密監控跨境資本的流動，防范熱錢的沖擊。

六、IMF針對成員國匯率問題的4個原則

（一）成員國要避免通過操縱匯率或是國際貨幣體系來獲得國際貿易等方面的不公平競爭優勢。（二）成員國在必要時可以干預匯市，但僅限于應對短期內匯率的大幅波動。（三）成員國在干預匯率時要考慮到其他國家的利益。（四）成員國在制定本國匯率政策時，要確保匯率政策不會引發“外部不穩定”。

2009年12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風云突變，人民幣貶值，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出現異動，引發了市場對人民幣匯率改革提速的猜想。當前匯率波動的狀況能否為匯率市場化改革提供實戰訓練場地乃至機遇值得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擴大匯率監管，上海證券報，2007

篇10

現今作為區域貨幣合作典范的歐元已經成功啟動，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強勢發力業已引起普遍關注，這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東亞毫無疑問是個刺激。而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也鄭重的警示了東亞各國加強區域性的經濟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風險的必要性，區域性的貨幣危機需要區域性的貨幣合作來防范已成為共識。同時加強貨幣金融合作本身在區域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形勢下也是增強自身經濟實力的必然要求。

一、東亞貨幣合作的理論分析

“貨幣一體化是指各國在貨幣方面的融合、結合、整合的行為、現象和趨勢。根據區域內各國貨幣合作的程度，可以將貨幣一體化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區域內貨幣政策協調;二是區域貨幣聯盟;三是單一貨幣區，又稱最優貨幣區，是區域貨幣合作的最高層次。”“最優貨幣區，具體說來是指由一些彼此間商品、勞動力、資本流動比較靈活，經濟開放程度和金融一體化程度較高，經濟發展水平和通貨膨脹率相近，經濟政策較為容易協調的國家與地區所組成的貨幣區。

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早是由蒙代爾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為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導，該理論最初關注的是成立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問題，蒙代爾、麥金農、彼得凱南、伊格拉姆分別提出了確定最優貨幣區的單一標準:生產要素的流動性、經濟開放程度、低級產品的多樣化和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隨著實踐進程的發展，單一標準的理論已不能滿足實踐的需要，于是，后來的經濟學家將該理論作了進一步發展，使該理論的研究重點轉移到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員國會損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會喪失巨額的鑄幣稅收人，同時要支付較高的貨幣轉換成本，會使其財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牽連，進而會影響到其國內經濟的平衡性和穩定性。而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效益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減少交易成本，降低匯率風險。單一貨幣區建立后，區域內貨幣交易被取消，這將節免貨幣兌換的成本，可以節約大量人力財力，有助于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貨幣交易的取消，“也就從根本上避免了匯率波動對貿易和物價的不利影響及由匯率波動所引發的金融危機，特別是能避免短期國際資本的沖擊，因為單一貨幣會使最優貨幣區內的貨幣規模巨增，將致使投機者無力制造差價實現套利。(二)減少外匯儲備成本，節約外匯儲備。貨幣一體化，可以通過集中各國的外匯儲備和協調成員國彼此間抵消貿易差額來實現區域內外匯儲備的節約。(三)貨幣一體化還可以降低各成員國的通貨膨脹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穩定成員國國內的宏觀經濟環境川。(四)貨幣一體化還將擴大各成員國的國際影響力，并且為各成員國接下來的深層次政治合作打造平臺。

二、東亞貨幣合作的條件分析

從長遠看來，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各國彼此間貿易、投資、金融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以及受國際趨勢的影響，東亞地區構建單一貨幣區是勢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東亞貨幣合作的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按照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構建單一貨幣區的成員國應當符合的內部條件有: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各國經濟的關聯程度高，各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趨同，成員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強，各國政策的協調一致性強，所建貨幣區內擁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

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目前的現狀分析看來:在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方面，東盟、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顯，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了，則對匯率波動就會敏感，東盟和亞洲四小龍更是如此，這將促使各成員國就匯率產生共同的需求，他們需要進行貨幣合作，實行匯率聯動;在各國經濟的關聯程度方面，東亞各成員國之間相互投資和貿易往來占該區域投資貿易總額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這也為他們進行貨幣合作提供了現實的經濟基礎;在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性方面，東亞各成員國參差不齊，人均GDP高低不一，經濟發展水平大相迥異，這與最優貨幣區理論建立單一貨幣區所要求的條件差距較大;在成員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資本跨國流動性由于受種種因素影響譬如歷史、文化、宗教等顯得較弱，其中的人力價格因素進而導致物價因素也差異較大;就資本而言，像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較低，金融管制較嚴，在資本的可自由兌換方面尚未完全放開;在各國貨幣政策的協調一致性方面，就金融體制而言，東亞各國大都是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制這點是相似的，但各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卻會增加實施共同盯住籃子貨幣乃至建立單一貨幣區的操作難度，自然會增加推行統一貨幣政策的難度;在所建貨幣區內是否擁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方面，東亞的新加坡、韓國雖富，但由于國家小，總國力規模尚不夠強。日本具備成為核心國的條件，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東亞大多數國家對其持不信任態度，而且近十多年來日本經濟一直低迷.顯然它并不適合擔當這一角色。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經濟高速增長，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綜合國力顯著提高，人民幣也已經成為周邊國家的主要結算貨幣，但是由于總體經濟規模還不夠大，目前也不適合成為核心國，所以東亞尚沒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

從外部條件看，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東亞國家強烈要求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要求大國之間進行有效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好的發揮作用，從而為東亞的貨幣合作提供良好的國際環境。可是，時至今日，美國、歐盟、日本為了爭奪國際貨幣的壟斷地位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要想達成一致任重道遠。

綜上所述，就目前而言，東亞地區建立單一貨幣區的條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區域的單一貨幣區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包括中國大陸、港澳甚至臺灣省在內的大中國經濟圈，目前的條件已趨向成熟(注:朱芳，東亞次區域貨幣區建立的條件分析，當代亞太，2003.12)，而人民幣貨幣區的建立也會為最終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奠定堅實的基礎和提供寶貴的經驗。同樣，東盟十國也可以嘗試成立類似的次區域單一貨幣區。

三、東亞貨幣合作機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臺:擴大東亞貨幣互換。2000年5月6日在泰國舉行的東盟10+3財長會議上，就東亞地區加強財政和金融的合作問題達成了“清邁協議”，其中涉及多項金融合作的內容，最主要的是貨幣互換。貨幣互換是指一國貨幣在陷人流動性危機的時候在不需要擔保品的情況下就可以本幣購買對方國家的可兌換貨幣，待度過危機后，再按協議條件，在約定的未來某一時刻，按照購買時所使用的匯率，用已購買的可兌換貨幣購回本幣。貨幣互換是獲得緊急融資的有效途徑，它有助于成員國提高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清邁協議是東亞貨幣合作的一次實質性進展，但只是屬于危機解救機構，要加強東亞貨幣合作就應該在此基礎上繼續加大貨幣互換，由雙邊擴展到多邊;而又因為東亞國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體制也不乏相似之處，彼此之間相互了解各自的國情，在經濟金融貿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儲蓄率、較高的國際收支順差和較高的外匯儲備等特點，在如上所說的擴大了的東亞貨幣互換的基礎上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等組織也是有可能的。當然，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國和歐盟的博棄。

打造第二平臺:建立東亞匯率聯合浮動機制。東亞國家己具有建立匯率聯動機制的經濟條件和技術條件川，在經濟上，東亞國家彼此之間具有較高的貿易相關度和投資相關度以及較高的外匯儲備，這都為匯率聯動機制的建立提供了經濟基礎。在技術上，大多數東亞國家采取的仍是或相當于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建立東亞匯率聯動機制不需要對匯率制度進行根本變革，轉換成本相應的就小。同時，根據最優貨幣區的理論，所建貨幣區的規模越小，其經濟發展的一致性就越強，貨幣一體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發展成為單一貨幣區。因此，在東亞貨幣合作的過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體的分步走思路進行匯率安排，先選擇次區域，建設次區域單一貨幣區。就目前看，可以選出二個:東盟十匯率政策的總體協調，建立盯住共同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即在各國和大中國經濟圈(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乃至臺灣省)。漢而后，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可以次區域間聯合，從而將匯率聯動機制擴展到整個東亞地區。

打造第三平臺: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因為“只有單一貨幣區才具有長期的可持續性和明確的制度約束，這是匯率聯動機制所無法比擬的’心三，而且伴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彼此間的利益枚關度越來越高，所以東亞作為不可分割的一個經濟體，建立單一貨幣區是早晚的事。當然，這需要各國拿出巨大的勇氣，克服多種困難.包括意識形態和歷史問題，其中加強政治對話和合作尤為重要。

四、我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的對策分析

按照最優貨幣區理論，貨幣一體化需要三個基本條件;

一、貨幣區成員國之間貨幣可自由兌換;二、資本可自由流動;三、匯率可自由浮動。而根據“蒙代爾三角”學說，資本的自由流動，匯率的自由浮動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三者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二者，這就意味著，我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要有所作為.需要放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但是這涉及到一個國家的，作為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復雜國情的世界政治經濟大國，就目前而言.這是不能做到的，這也構成了中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的一大困難。然而，伴隨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強，中國參與東亞區域貨幣合作是勢在必行的，中國要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發揮作用，必須進行有效的政策調整，這包括:(一)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切實加強貨幣籃子的選擇，合理確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改革國內的各類金融機構，廣泛培育市場，努力加強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建設。(三)尤為緊迫的是，雖然我國已經實現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但是，我國要進行區域貨幣合作就應當同樣逐步放開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其實，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資本項目，其他很多的資本項目往往通過采取各種非法的手段實現了人民幣的可兌換”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逐步放開。(四)加強我國企業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現代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倡導自主創新，提高出口產品的竟爭力，積極倡導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大企業對外投資，有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五)積極倡導和通力合作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等組織。(六)加強政府間對話，強化政府間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金融監管等政策的協調。(七)加強匯率聯動機制建設，首先要領導建立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甚至臺灣省在內的“大中國經濟圈”的次區域單一貨幣區的匯率聯動機制建設。

綜上所述、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強，東亞各國的貿易相關度和投資相關度日趨緊密，在東亞區域進行貨幣合作勢在必行。作為世界政治經濟大國，我們要果斷參與其中，有效調整各種政策，在確保國內經濟穩定的基礎上，通力加強與各成員國的合作，努力承擔起在東亞貨幣合作進程中的歷史重任，從而在這個互惠共贏的歷史機遇中全面增加我國的綜合國力。

參考文獻

[1]周穎，紀振強.東亞貨幣一體化:理論基礎、可行性及前景瞻望仁月.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03，(9).

[2]朱芳.最優貨幣區理論:歐元的啟示與東亞貨幣區的設想〔J.南方金融，2003，(7).

[3]劉力臻，焦百強.東亞區域貨幣合作與我國的參與對策〔J〕.東北亞論壇，2003，(3)，

[4]李勇輝，昊朝霞.區域貨幣一體化下的亞洲貨幣合作機制研究〔J〕.湖南財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