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稅收籌劃論文模板(10篇)
時間：2023-03-17 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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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稅收籌劃也稱為納稅籌劃,是指在國家稅收法規、政策允許的范圍內,通過對經營、投資、理財活動進行的前期籌劃,盡可能地減輕稅收負擔,以獲取稅收利益。也即是充分利用稅法提供的一切優惠,在諸多可選的方案中選擇最優方案,以期達到稅后利潤最大化。
會計政策是指企業在會計核算時所遵循的具體原則,以及企業所采納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我國的會計政策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強制性會計政策：如會計期間的劃分、記賬貨幣、會計報告的構成和格式、各種資產的入賬價值的規定，收入確認的原則等。這些是企業必須遵循的，不受稅收籌劃的影響。另一類是可選擇的會計政策：如存貨計價方法、固定資產折舊方法、壞賬準備和財產損失核算方法、長期投資折溢價的攤銷方法、長期投資核算方法、成本費用的攤銷方法、收入確認和結算方式等。這些可以選擇的會計政策為稅收籌劃提供了可以執行的空間，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生產經營狀況和稅收的相關法規在權衡利弊的前提下，選擇能夠節稅的最優會計政策。
會計政策的選擇主要包括某項經濟業務初次發生時的選擇和由于客觀環境的變化而變更原會計政策，轉而采用新的會計政策。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可以達到遞延納稅，獲取資金的時間價值效果；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可以縮小應納稅所得額，達到少納稅的目的；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可以充分享受稅收優惠，實現稅后利益最大化。對會計政策的選擇不容易受外部的經濟、技術條件的約束。籌劃成本低，易于操作，一般不改變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和經營方式。在各種稅收籌劃中，會計政策的影響是最為明顯的，可以說企業進行稅收籌劃的過程也是一個會計政策選擇的過程。
下面我們就以固定資產折舊計提方法的選擇為例來看會計政策選擇對稅收籌劃的影響，固定資產折舊是指在固定資產的使用壽命內，按照確定的方法對應計折舊額進行系統的分攤。固定資產折舊是成本費用的組成部分，是影響企業所得稅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影響固定資產折舊大小的因素有固定資產原始價值，預計凈殘值，預計使用年限和固定資產折舊方法等。我們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看其對稅收籌劃的影響:
1.從固定資產的計價看:但固定資產的計價有明確的處理原則，固定資產的價值確定后，除有下列特殊情況外，一般不得進行調整：(1)國家統一規定的清產核資:(2)將固定資產的一部分拆除；（3)固定資產發生永久性損害，經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后，可調整至該固定資產可收回金額，并確認損失:（4)根據實際價值調整原暫估價值或發現原計價有錯誤。所以說固定資產計價幾乎不具有彈性，納稅人很難在這方面做合理避稅籌劃的文章。
2.從預計凈殘值看：企業新購置的固定資產在計算可扣除的固定資產折舊額時，應當估計殘值，內資企業固定資產殘值比例統一確定為原價的5%。這也就導致利用殘值進行稅收籌劃的可能性不大。
3.從預計使用年限看：會計制度對固定資產預計使用年限只規定了一個范圍，這使得預計使用年限的確定容納了一些人為的因素,為稅收籌劃提供了可能性。對于創辦初期且享有減免稅優惠待遇的企業一般應延長折舊年限，以使更多的折舊遞延到減免稅期滿后的成本中，從而達到節稅的目的；對于處于正常生產經營期，且未享有稅收優惠待遇的企業,一般應縮短折舊年限,加速成本回收，使利潤后移,在延期納稅中獲取資金的時間價值,相當于向國家取得了一筆無息貸款。4.從固定資產折舊方法看：固定資產的折舊方法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雙倍余額遞減法和年數總和法等，而不同的折舊方法對納稅企業會產生不同的稅收影響。主要對固定資產價值補償和補償時間會造成早晚不同，進而影響到企業利潤額受沖減的程度。但我國現行稅法對折舊方法做了明確規定，即絕大多數企業只能選用直線折舊法。只有部分企業的部分固定資產才可以選用加速折舊法。
一般說來，采用平均年限法，各折舊年限計提的折舊費是均等的，企業各期的應稅所得相對均衡;采用工作量法，計入各期的折舊額不同，損益變化沒有明顯的規律；采用年數總和法或雙倍余額遞減法等加速折舊法，則各期計提的折舊費隨著各期折舊率的遞減或固定資產每期賬面凈值的遞減而呈遞減趨勢。即早期折舊費大而后期折舊費小，從而使得企業各期的應納稅所得呈現遞增態勢。這相當于依法從國家取得了一筆無息貸款，獲得了遞延納稅的好處，有利于企業獲得資金的時間價值。從應納稅額的現值來看，運用雙倍余額遞減法計算折舊時，稅額最少，年數總和法次之，而運用直線法計算折舊時，稅額最多。如若僅從節稅的角度考慮，采用加速折舊法計提折舊是優化納稅的最佳選擇方式。當然，折舊提取還要考慮其他因素，如企業是否處于減免稅期、通貨膨脹、盈利虧損狀況等。在盈利企業，由于折舊費用都能從當年的所得中稅前扣除，應選擇折舊年限前期折舊額最大的折舊方法；在享受所得稅優惠政策的企業，由于減免稅期內折舊費用的抵稅效應會全部或部分地被抵消，應選擇減免稅期折舊少，非減免稅期折舊多的折舊方法；在虧損企業選擇折舊方法應同企業的虧損彌補情況相結合，使不能得到或不能完全得到稅前彌補的虧損年度的折舊額降低。
最后，作為企業在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時必須遵守會計法規與會計準則;以企業經營目標和政策為導向;同時還應當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選擇適合自己的會計政策,并且一經確定不得隨意變更。
參考文獻:
篇2
(一) 緒論: 依法誠信納稅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息息相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宏偉奮斗目標。稅收是保證國家機器運轉的經濟基礎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社會主義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稅收工作的成效直接關系著小康社會的實現進程。依法誠信納稅是公民道德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依法誠信納稅從法律和道德兩個方面來規范、約束稅務機關以及納稅人的涉稅行為，是“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在稅收工作中的集中反映，是“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在經濟生活中的生動體現。我國的稅收種類大致有：增值稅 、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外資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土地增值稅、投資方向調節稅、房產稅....而企業所得稅占國家稅收的很大比例，在此僅探討企業所得稅的征收。
第二章：本論
(一)我國有關企業所得稅征收的基本現狀
(二) 企業所得稅概述
(三) 計稅依據概述
(四) 計算應納稅額根據的標準
(五) 稅率概述
(六) 記稅方法
(1)查賬征收方式下應納稅額的計算
(2)核定征收方式下應納稅額的計算
(七) 稅收籌劃概述
(八) 合理避稅的方法
內容摘要：
(一) 我國有關企業所得稅征收的基本現狀:
1994年，我國實施了分稅制改革。新的《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規定，企業的所得稅稅率為33%。這個稅率對我國大中型企業和效益好的企業是比較合適的，但對規模較小的企業來說，稅收負擔水平與原實際稅負相比有所上升。為了照顧小型企業的實際困難，也參照世界上一些國家對小企業采用較低稅率征稅的優惠照顧辦法，稅法規定，對年應稅所得額在3萬元以下(含3萬元)的企業，按18%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對年應稅所得額超過3萬元至10萬元(含10萬元)的企業，按27%的稅率征稅， 另外，對設在西部地區國家鼓勵類產業的內資企業，在2001年至2010年期間，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正確理解稅收籌劃，做到合理避稅。
(二) 企業所得稅概述
內容：企業所得稅是對各類內資企業和組織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種稅。現行的企業所得稅是1993年12月13日由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從1994年1月1日起實行的。
企業所得稅的征稅對象為來源于中國境內的從事物質生產、交通運輸、商品流通、勞務服務和其他營利事業取得的所得，以及取得的股息、利息、租金、轉讓資產收益、特許權使用費和營業外收益等所得。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為中國境內實行獨立經濟核算的各類內資企業或組織。具體包括國有、集體、私營、股份制、聯營企業和其他組織。
(三) 計稅依據概述
企業所得稅的計稅依據為應納稅所得額，即納稅人每一納稅年度內的收入總額減除準予扣除的成本、費用、稅金和損失等項目后的余額。
(四) 計算應納稅額根據的標準
計算應納稅額根據的標準，即根據什么來計算納稅人應繳納的稅額。計稅依據與征稅對象雖然同樣是反映征稅的客體，但兩者要解決的問題不相同。征稅對象解決對什么征稅的問題，計稅依據則是確定了征稅對象之后，解決如何計量的向題。有些稅種的征稅對象和計稅依據是一致的，如各種所得稅，征稅對象和計稅依據都是應稅所得額。但是有些稅種則不一致，如消費稅，征稅對象是應稅消費品，計稅依據則是消費品的銷售收入。再如，農業稅的征稅對象是農業總收入，計稅依據是稅務機關核定的常年應稅產量。計稅依據分為從價計征和從量計征兩種類型，從價計征的稅收，以征稅對象的自然數量與單位價格的乘積作為計稅依據;從量計征的稅收，以征稅對象的自然實物量作為計稅依據，該項實物量以稅法規定的計量標準(重量、體積、面積等)計算。
下列項目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不得扣除：
1.資本性支出。
2.無形資產受讓、開發支出。
3.違法經營的罰款和被沒收財物的損失。
4.各項稅收滯納金、罰款和罰金。
5.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損失有賠償的部分。
6.各類捐贈超過扣除標準的部分。
7.各種非廣告性質的贊助支出。
8.與取得收入無關的其他各項支出。
(五) 稅率概述
稅率:企業所得稅實行33%的比例稅率。同時，對小型企業實行二檔優惠稅率。即：全年應納稅所得額3萬元以下的，稅率18%; 3萬元至10萬元的，稅率為27%; 10萬元以上的，稅率為33%.
(六) 記稅方法
計稅方法:企業所得稅有查賬征收和核定征收兩種征收方式。
1、查賬征收方式下應納稅額的計算：
(1)季度預繳稅額的計算
依照稅法規定，企業分月(季)預繳所得稅時，應當按季度的實際利潤計算應納稅額預繳; 按季度實際利潤額計算應納稅額預繳有困難的，可以按上一年度應納稅所得額的1/4 計算應納稅額預繳或者經主管國稅機關認可的其他方法(如按年度計劃利潤額)計算應納稅額預繳。計算公式為：
季度預繳企業所得稅稅額=月(季)應納稅所得額×適用稅率或者
季度預繳企業所得稅稅額=上一年度應納稅所得額×1/12(或1/4)× 適用稅率
(2)年度所得稅額的計算
年度應繳納的企業所得稅和地方所得稅都應當在分月(季)度預繳的基礎上，于年度終了后進行清算，多退少補。其稅額的計算公式為：
全年應納企業所得稅額=全年應納稅所得額×適用稅率
匯算清繳應補(退)企業所得稅稅額=全年應納企業所得稅額-月(季)已預繳企業所得稅稅額
(3)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
稅法規定，應納稅所得額的基本計算公式為：
應納稅所得額=收入總額-準予扣除項目金額
在所得稅的實際征管工作及企業的納稅申報中，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一般是以企業的會計利潤總額為基礎，通過納稅調整來確定的，即：
應納稅所得額=利潤總額+納稅調整增加額-納稅調整減少額-以前年度虧損-免稅所得
2、核定征收方式下應納稅額的計算：
(1)定額征收方式下應納稅額的計算：
稅務機關按照一定的標準、程序和方法，直接核定納稅人年度應納企業所得稅額，由納稅人按規定進行申報繳納。
(2)核定應稅所得率征收方式下應納稅額的計算：
應納所得稅額=應納稅所得額×適用稅率
應納稅所得額=收入總額×應稅所得率
或……=成本費用支出額÷(1-應稅所得率)×應稅所得率
稅收籌劃是納稅人充分利用現行稅收法律、法規和制度等政策的不完善、不健全，通過對投資決策、經營管理和會計核算方法的合理安排，達到合法享受稅收優惠，避免因對稅收政策的不解或誤解而產生的稅收陷阱，降低公司稅負，減少稅收支出，增加自身利益，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的一種稅收籌劃行為。即稅收籌劃是指在稅收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當納稅人存在著多種納稅方案可供選擇時，選擇最低的稅收負擔來處理財務、經營和交易事項。稅收籌劃是一種有別于偷稅、漏稅、逃稅等非法手段的一種合法的理財行為。
(七) 稅收籌劃概述
稅收籌劃最經典的表述，來自于英國上議院議員湯姆林爵士在1935年針對“稅務局長訴溫斯特大公”一案所作的聲明：“任何一個人都有權安排自己的事業，依據法律這樣做可以少繳稅。為了保證從這些安排中得到利益，不能強迫他多繳稅。”之后，這一觀點得到了法律界的認同。 綜觀國外諸多對稅收籌劃的觀點，都指出稅收籌劃是納稅人所進行的減輕稅收負擔的節稅行為。盡管表述眾多形式各異，但基本意義卻是一致的，即稅收籌劃是企業經營者通過合法的的策劃和安排，以達到少繳稅或實現稅后利潤最大化的目的
(八) 合理避稅的方法
所謂的稅收籌劃也就是合理避稅，既然是合理避稅，我想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不能違反稅法，這里的不違反不單指國家頒布的稅法，還包括各項稅法解釋，稅務總局的問題答復等等; 避稅一定要建立在對稅法熟知的基礎上，合理避稅是要把會計準則和稅法相結合,在稅法允許的范圍內達到不多交納稅款.
怎么把企業所交稅合理的降下來，有如下方法可供參考：
1—合理加大成本，降低所得稅，可以預提的費用應該進行預提。
2—對設備采取快速折舊法來降低當期所得。
3—采用“分灶吃飯”的方法，把業務分散，原來一個公司名下做的業務分成2-3個公司做，這樣既可以增加成本攤消，又可以降低企業所得：比如你現在公司做一年30萬利，需要交9萬9的所得稅，如果分成3個公司做，一年利每個公司就是10萬的利，那么所得稅3個公司一共是8萬1，而其實因為成本渠道的增加，3個公司年利也不會做到30萬了，很多成本已經重復攤消和預提了，其節約下來的稅就不僅僅是近2萬的稅了。
4—采用“高稅區往低稅區”走的方式：各個特區和開發區在稅率方面國家都有優惠政策，把公司總部就轉設到這些地方，比如深圳的企業所得稅才15%。公司的工廠和分公司的一切業務總核算就算到公司總部去，也就享受到了國家的優惠政策了。把企業結算做到：高所得稅向低所得稅地方走;搞了稅賦率的地區向沒有搞稅賦率的地區走。
5—采用“把工廠和公司注冊到香港”的辦法，香港是個自由港，是個低稅區，一般企業的所得稅不超過8%，其他稅也特別低和少。
6—借用“高新技術”的名義，享受國家的稅務優惠政策：有2免3減，還有3免8減的。把其他業務和產品套進這個里面來做—搭“順風車”。
7—借用“外資”的名義對企業進行改制，各個地區對外資企業都有稅務優惠政策。
8—使用下崗工人和殘疾人，也可以享受到國家的稅務優惠政策。
9—和學校的校辦工廠聯合，校辦工廠在稅務方面國家是有特別優惠政策的。
這些做法是在企業具體運轉中可以采用的安全的、合理的、可靠的企業避稅方法。
1994年，我國實施了分稅制改革。新的《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規定，企業的所得稅稅率為33%。這個稅率對我國大中型企業和效益好的企業是比較合適的，但對規模較小的企業來說，稅收負擔水平與原實際稅負相比有所上升。為了照顧小型企業的實際困難，也參照世界上一些國家對小企業采用較低稅率征稅的優惠照顧辦法，稅法規定，對年應稅所得額在3萬元以下(含3萬元)的企業，按18%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對年應稅所得額超過3萬元至10萬元(含10萬元)的企業，按27%的稅率征稅， 另外，對設在西部地區國家鼓勵類產業的內資企業，在2001年至2010年期間，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正確理解稅收籌劃，做到合理避稅。
參考文獻：《金融經濟》2006年22期-期刊，2008年中級會計資格考試輔導《財務管理》........
結束語：本人查閱了大量的電子資料，借鑒了很多導師的思想，得出以上論文提綱，由于本人能力淺薄，提綱有很多不足，望老師體諒，并指點出不足之處，本人再加以改進。謝謝。
2011年03月24日
攥寫人：xx
篇3
在“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稅制改革思路下，探索新的稅收籌劃方法，及時為企業經營決策提供信息支持，有效地控制經營風險，已成為當務之急。本論文將基于國內外學者在稅收籌劃研究的基礎上，分析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的時代背景下，從企業的組織形式、稅率、稅基、優惠政策等方面進行的稅收籌劃方法的研究，并結合具體案例對新稅法下稅收籌劃方法進行探索，為納稅人進行合法節約納稅支出和經營管理決策提供參考，為推動稅收籌劃的研究提供可行性建議。
一、稅收籌劃的定義
什么是稅收籌劃？“稅收籌劃”一詞來源于英文的“Tax planing”。“Tax planing”可以譯成中文的“稅收計劃”或“稅收籌劃”。如果所闡述的具體內容是稅務機關對稅收方案或目標進行預測、設計或安排，則可譯為 “稅收計劃”；如果所闡述的內容是納稅人對納稅方案或目標進行比較和選擇，則可譯為“稅收籌劃”。本文所述稅收籌劃特指后一種情形。在中國現階段企業是納稅人的主體，稅收籌劃更多的是企業的需要。
二、新企業所得稅稅收籌劃方法策略
（一）企業組織方式選擇中的所得稅稅收籌劃。新企業所得稅法明確了我國對公司制企業和合伙制企業（包括個人獨資企業）實行不同稅制。稅法規定，合伙企業及個人獨資企業則不繳納企業所得稅，只對其業主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與合伙經營相比，公司制企業的營業利潤在企業課稅環節繳納企業所得稅，稅后利潤以股息的形式分配給投資者，投資者又得將其分得的稅收利潤繳納20%的個人所得稅，存在重復征稅，稅負必然加重。如果單從納稅負擔的角度出發，在新組建企業時可以選擇設立為合伙制或獨資企業。
（二）基于稅基的所得稅稅收籌劃。計稅依據的確定較復雜，其籌劃空間較大，也是企業所得稅稅收籌劃的重點。按照新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企業所得稅的計稅依據為應納稅所得額。應納稅所得額是企業每一納稅年度的收入總額，減除不征稅收入、免稅收入、各項扣除以及允許彌補的以前年度虧損后的余額。因此，企業所得稅計稅依據的籌劃又可以分為收入的籌劃、扣除的籌劃。
（三）會計政策選擇的所得稅稅收籌劃。會計政策是指企業在會計核算時所遵循的具體原則以及企業所采納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會計政策的選擇不同，核算出來的結果會有不同，對納稅人的稅負產生較大的影響。在稅法規定范圍內有很多可供企業選擇的核算方法。
（四）利用稅收優惠政策的所得稅稅收籌劃。稅收優惠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在稅收方面給予納稅人和征稅對象的各種優待，是政府調控經濟、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結合企業自身特點，充分運用稅收優惠政策是企業進行稅收籌劃最主要也是運用最多的方法。
三、新企業所得稅稅收籌劃應注意的問題
（一）強化企業稅收籌劃意識，依法籌劃。企業所得稅的籌劃必須在稅法許可的范圍內進行，不得與稅法規定相抵觸。新稅制實施以來，稅收對納稅人的要求越來越高，稅務部門的執法力度越來越大，企業因違反稅法而受到嚴肅查處的案例不勝枚舉。因此，企業要消除對稅收籌劃認知上的片面性，并要強化稅收籌劃意識，明確稅收籌劃對于企業理財的積極影響，制定具有相對穩定性和系統性的稅收籌劃機制，確保納稅籌劃的效果，從而掌握稅收籌劃的主動權。
篇4
0 引言
稅收是企業的一項重要經營成本，稅收政策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會產生重要影響。但是，長期以來我國企業對稅收籌劃并不重視，直到近幾年才被人們逐漸的認識、了解和應用。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以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企業相應地有了節約成本、創造利潤的動力和壓力，在這種情形下人們對減輕稅收負擔有了真正的認識。稅收籌劃就是在充分利用稅法中提供一切優惠的基礎上，在諸多選擇的納稅方案中，選擇最優，以達到整體稅后利潤最大化。為此，本文擬對商貿企業的稅收籌劃做簡單探討。
1 稅收籌劃的原則
稅收籌劃是指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以國家稅法為研究對象，根據稅法的規定比較不同的納稅方案，根據結果做出的優化選擇。一切的違反法律規定的避稅行為，都不屬于稅收籌劃的范疇。因此，我們在稅收籌劃過程中一定要堅持合法性的原則。在籌劃實務中堅持合法性原則必須注意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要全面、準確地理解稅收條款，而不能斷章取義，要理解稅收政策的立法背景。二是要準確分析判斷采取的措施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稅收法律規定。三是要注意把握稅收籌劃的時機，要在納稅義務發生之前選擇通過經營、投資、理財活動的周密精細的籌劃來達到節稅目的，而不能在納稅義務已經發生而人為采取所謂補救措施來推遲或逃避納稅義務。
2 當前我國商貿企業中稅收籌劃存在的問題
2.1 對稅收籌劃的認識不夠
一些企業簡單的認為與稅務機關搞好關系是主要的，稅收籌劃是次要的。長期以來，由于我國稅收法制建設滯后，加上征管機制不完善，稅務機關在執法上的自由裁量權較大，一定程度上存在稅收執法上的隨意性，造成納稅人把與稅務機關搞好關系作為降低稅收支出的一條捷徑。
2.2 稅收籌劃方式單一
目前，企業稅收籌劃主要集中在稅收優惠政策的利用和會計方法的選擇兩大領域。眾多籌劃者意識到，充分利用國家的稅收優惠政策，可以使企業的稅基縮小，或者避免高稅率，或者得到直接的稅額減免;也意識到通過選擇會計方法，滯延納稅時間，可以在不減少總體納稅額的情況下，取得“相對節稅”的收益。但從各國的稅收籌劃實踐來看，企業稅收籌劃的方式遠遠不止這些。原則上講，稅收籌劃可以針對一切稅種。不同稅種對不同企業來講，稅負彈性的大小是不同的。從稅負彈性大的稅種入手，結合稅收籌劃的基本方法和企業的經營規模進行稅收籌劃，可以貫穿于企業發展的全過程，涉及所得稅、流轉稅、資源稅、財產稅以及稅收優惠、稅前扣除等各個層面。同時，防止企業陷入稅法陷阱、實現涉稅零風險以及獲取資金的時間價值等也應該是稅收籌劃的重要方式。 轉貼于
3 我國商貿企業稅收籌劃方法
3.1 謹慎選擇采購廠家，實現合理避稅
企業所需的物資既可以從一般納稅人處采購，也可以從小規模納稅人處采購，但從一般納稅人處購入，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可以抵扣17%，而從小規模納稅人處購入，經稅務機關開票，只可以扣稅6%或4%，少抵扣的11%或13%成為企業要多負擔的稅額，這部分稅額會形成存貨成本，最終會影響到企業的稅后利潤。如果小規模納稅人的貨物比一般納稅人的貨物便宜，企業從小規模納稅人處采購也可能更劃算。但若是采購時考慮現金流出的時間價值，在從兩類納稅人處采購的貨物的質量及不含稅價格相同的前提下，選擇小規模納稅人作購貨對象對企業加速資金周轉、擴大再生產、提高生產效率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3.2 注重結算方式的選擇，實現合理避稅
從結算方式選擇上入手采購時結算方式的籌劃最基本的一點是盡量延期付款，為商貿企業贏得一筆無息貸款，但應注意企業自身的信譽。結算方式有賒購與現金采購之分:當賒購與現金采購無價格差異時“則對企業稅負不產生影響”賒購為好;當賒購價格高于現金采購價格時“在增加采購成本的同時”也會獲得時間價值和增加增值稅扣稅的利益，此時企業需要進行納稅籌劃以權衡利弊。
3.3 注重物資入庫種類的種類選擇，實現合理避稅
按照財稅［2009］113號文件的《關于固定資產進項稅額抵扣的通知》，構建固定資產和購買無形資產的進項稅額不得抵扣，因此在物資采購時貨物的歸類方式會影響到企業的稅負。在不違背稅法規定的條件下，適當選擇貨物的歸類方式，可以降低稅負，將與構建固定資產時一起購進的零配件，附屬件作為低值易耗品。不僅可以扣抵稅收，而且可以提前確認成本，推遲納稅。同樣，與材料一同購進的與技術有關的支付，如果計入無形資產則不得扣稅，所以最好計入材料成本。
3.4 選擇最優存貨計價方法，實現合理避稅
篇5
一、稅收籌劃的特點
稅收籌劃是指負有納稅義務的單位和個人在納稅前采取各種合乎法律規定的方法有意減輕或消除稅收負擔的行為。也就是企業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通過對經營事項的事先籌劃,最終使企業獲得最大的稅收收益。其特點如下：
1．合法性。論文百事通這是稅收籌劃最本質的特征,也是區別偷逃稅行為的根本所在。稅法是國家制定的用以調整國家和納稅人之間在征納稅方面的權利與義務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稅收籌劃必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當納稅人有多種合法的可選擇納稅方案時,可選擇低稅負方案。因為法定最低限度的納稅權也是納稅人的一種權利，納稅人無需超過法律的規定來承擔國家稅賦。
2．目的性。稅收籌劃的目的是降低稅收支出。企業要降低稅收支出，一是可以選擇低稅負，二是可以延遲納稅時間，有效降低資金成本。不管使用哪種方法，其結果都是節約稅收成本，以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這就有助于企業取得成本優勢，使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得到生存與發展，從而實現長期贏利的目標。
3．籌劃性。納稅人在進行籌資、投資、利潤分配等經營活動之前就必須綜合考慮稅收負擔因素,明確國家的立法意圖，設計多種納稅方案，并比較各種納稅方案的不同稅負，挑選出能使企業整體效益達到最大的方案來實施。
4.綜合性。綜合性是指企業稅收籌劃應著眼于企業整體全局,綜合考慮企業的稅收負擔水平,以及綜合經濟效益，統籌規劃。稅收籌劃不僅要考慮納稅人現在的財務利益，還要考慮納稅人未來的財務利益；不僅要考慮納稅人的短期利益，還要考慮納稅人的長期利益；不僅要考慮納稅人所得增加，還要考慮納稅人的資本增值；不僅要考慮納稅人的稅后財務利益最大化，而且還要盡量使納稅人因此承擔的各種風險，如稅制變化風險、市場風險、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匯率風險、通貨膨脹風險等降到最低。總之，稅收籌劃只有從納稅人財務計劃、企業計劃這些整體利益出發，趨利避害、綜合決策才能真正達到目的。
二、稅收籌劃的技術方法
1.免稅技術。免稅技術是指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利用國家免稅政策，使納稅人成為免稅人,或使納稅人從事免稅活動,或使征稅對象成為免稅對象而免納稅收的技術。例如《關于青藏鐵路建設期間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就減免建設期間的各項稅收。
2.減稅技術。減稅技術是指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下,利用國家減稅政策使納稅人減少計稅依據、降低應納稅所得而直接節稅的技術。
3.稅率差異技術。稅率差異技術是指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利用稅率的差異而直接節減稅收的技術。這里的稅率差異包括稅率的地區差異、國別差異、行業差異和企業類型差異等。
4.扣除技術。扣除技術是指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使扣除額、寬免額、沖抵額等盡量增加而直接節減稅收,或調整各個計稅期的扣除額而相對節稅的技術。如納稅人可以增加費用扣除額以節減企業所得稅。
5.抵免技術。抵免技術是指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使稅收抵免額增加而絕對節稅的技術。如國產設備投資抵免企業所得稅。
6.退稅技術。退稅技術是指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納稅人滿足退稅條件退還已納稅款而直接節稅的技術。
7.延期納稅技術。延期納稅技術是指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使納稅人通過延期繳納稅款而利用貨幣的時間價值，降低資金成本相對節稅的技術。
8.分割技術。分割技術是指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使所得財產在兩個或多個納稅人之間進行分割而直接節減稅收的技術。這種技術對于適用超額累進稅率的稅種尤為重要,因為對于超額累進稅率,稅基越大,適用的稅率層次越高,稅率越大,其稅收負擔就越重。因此,適時進行對象分割,有利于減少絕對稅款額。
9.匯總（合并）技術。匯總（合并）技術是指通過兼并經營虧損，降低企業的應納稅所得以及匯總（合并）計算有關費用扣除減少集團企業的計稅基數或通過匯總（合并）后達到法定減免界限而降低稅負的技術。
三、施工企業稅收籌劃
（一）投資過程中的稅收籌劃
1、通過直接設立符合減免稅條件的新辦企業降低稅負，利用西部大開發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政策規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海關總署《關于西部大開發稅收優惠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01）202號）規定對設在西部地區國家鼓勵類的內資企業，在2001年至2010年期間，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經省級人民政府批準，民族自治地方的內資企業可以定期減征或免征企業所得稅。因此，在西部及民族自治地區投資設立子公司，進行主要經營業務的轉移，一方面可以支持西部地區建設，同時也可以享受到較低的稅率優惠。
2、投資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稅收籌劃
所謂外商投資企業，是指按照中國法律組成企業法人的“三資企業”。包括按照我國有關企業法在中國境內投資舉辦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以及全部資本均由外國投資者投資的外資企業。由于外資企業有較多的稅收優惠政策，因此可以通過投資設立外商投資企業降低稅負。
稅法規定如下：設在經濟特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在經濟特區設立機構、場所從事生產、經營的外國企業和設在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減按百分之十五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設在沿海經濟開放區和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所在城市的老市區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減按百分之二十四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對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期在十年以上的，從開始獲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因此，通過與外資共同投資設立企業，利用外商投資企業的優惠政策至少將相應企業所得稅稅負降低50％以上。
3、國產設備投資抵免企業所得稅稅收籌劃
國家為了鼓勵企業加大投資力度，支持企業技術改造，促進產品結構調整和經濟穩定發展，對企業技術改造國產設備投資出臺了相關抵免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施工企業生產經營的特點決定了固定資產損耗快、更新快，隨著我國鐵路、公路、房建、市政等建設項目的高速發展，特別是《中長期鐵路網規劃》提出的的“八縱八橫”客運專線建設更是需要施工企業必須及時技術改造相應技術設備。因此，施工企業在購置固定資產設備之前就應做好相應統籌規劃，取得有關部門的批復手續，合理的降低企業稅負。
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財稅字[1999]290號及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技術改造國產設備投資抵免企業所得稅審核管理辦法〉的通知》（國稅字〔2000〕13號）文件規定，凡在我國境內投資于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技術改造項目的企業,其項目所需國產設備投資的40%可從企業技術改造項目設備購置當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業所得稅中抵免。
案例：某施工企業上年應納稅所得額100萬元，應納所得稅33萬元，本年購置國產設備100萬元，取得相關批復，本年應納稅所得額300萬元，本年可以抵免企業所得稅40萬元（300×33％-33＝66，100×40％＝40），實際繳納企業所得稅59萬元（300×33％-40）。
集團化的大型施工企業可以利用匯總（合并）技術將稅負降至更低，稅法規定匯總(合并)納稅的總機構(或母公司)將成員企業的年度企業所得稅申報表進行匯總(合并),確定匯總(合并)后應納稅所得額,據以計算的應繳企業所得稅額,可用于抵免成員企業經稅務機關核定的抵免企業所得稅額.總機構(或母公司)匯總(合并)后的應繳所得稅額不足抵免時,未予抵免的成員企業投資額,可用總機構(或母公司)以后年度匯總(合并)后的應繳所得稅額延續抵免,但抵免期限最長不得超過5年。
案例：某集團下轄甲、乙兩個子公司，甲子公司2004年應交所得稅33萬元，2005年購置國產設備200萬元，2005年應納稅所得額100萬元；乙子公司2004年應交所得稅66萬元，2005年購置國產設備500萬元，2005年應納稅所得額200萬元；母公司2004年應交所得稅99萬元，購置國產設備0萬元，2005年應納稅所得額400萬元，均取得相關抵免稅批復手續。集團2005年匯總（合并）抵免企業所得稅33萬元（（100+200+400）×33％-（33+66+99）＝33，（200+500+0）×40％＝280）；如果沒有匯總（合并）各公司分別計算2005年抵免所得稅0萬元（100×33％-33＝0，200×40％＝80；200×33％-66＝0，500×40％＝200；400×33％-99＝33；0×40％＝0）。
4、不動產或無形資產投資入股稅收籌劃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股權轉讓有關營業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02]191號規定以無形資產、不動產投資入股，參與接受投資方利潤分配，共同承擔投資風險的行為，不征收營業稅。對股權轉讓不征收營業稅。因此，納稅人對擬準備銷售的不動產或轉讓的無形資產，可以采取先投資入股，然后再進行股權轉讓。
案例：A公司擬向B酒店以2000萬元出售新開發的一幢大樓，該大樓開發成本1500萬元。則A公司自建行為按“建筑業”稅目依3％的稅率計算繳納營業稅45萬元（1500×3％），按“銷售不動產”稅目依5%的稅率計算繳納營業稅100萬元（2000×5%）。但是如果經過籌劃A公司以這幢大樓作價2000萬元股權參與B酒店經營。之后，A公司再把B酒店所擁有的股權以200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B酒店。根據財稅字(2002)191號文件規定：以無形資產、不動產投資入股，參與接受投資方利潤分配，共同承擔風險的行為，不征收營業稅；對股權轉讓不征收營業稅。因此，A公司通過投資再轉讓股權方式，既不發生“建筑業”營業稅納稅義務，也不發生“銷售不動產”營業稅納稅業務。
（二）籌資過程中的稅收籌劃
1、權益性資本與負債性資本籌資。施工企業無論通過債務籌資還是通過權益籌資，都存在著一定的資金成本，籌資決策的目標既要求籌資足額又要求資金成本最低。按照稅法規定，負債性資本的利息可以稅前扣除，而權益性資本只能作為企業稅后利潤的分配，因此施工企業在確定資本結構時應盡量考慮債務籌資的利用。一般而言，如果息前稅前盈余大于每股收益無差別點的息前稅前盈余時，運用負債籌資可獲得較高的每股收益；反之，當銷售額低于每股收益無差別點的銷售時，運用權益籌資可獲得較高的每股收益。
2、融資租賃的稅收籌劃。大型工程項目一般需要專業化固定資產設備，如果施工企業直接購置，需要占用大量資金，并且大型設備往往具有專用性，本工程竣工后，其他工程項目的使用價值不大。因此，施工企業可以通過融資租賃，迅速獲得所需的施工設備，同時保存企業的舉債能力，更重要的是融資租入的固定資產可以計提折舊，稅法允許折舊計入成本費用，減少了企業的納稅基數，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也可按規定在所得稅前扣除，進一步減少了納稅基數。論文百事通
（三）經營過程的稅收籌劃
1、簽訂經濟合同稅收籌劃
施工企業的生產經營具有施工周期長、價值大的特點，經濟活動一般需要簽訂合同。利用經濟合同進行稅收籌劃，可以節減稅金支出。由于行業性質決定，建筑施工企業主要涉及建筑勞務及其他服務。因此，在簽訂經濟合同時，通過適用不同的稅目，為進行稅收籌劃提供了很好的契機。
（1）工程合同價款的稅收籌劃
根據《中華人氏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的規定，納稅人從事安裝工程作業，凡所安裝的設備價值作為安裝工程產值的，其營業額應包括設備的價款。這就要求建筑安裝企業在從事安裝工程作業時，合同中應盡量不將設備價值作為安裝工程產值，可由建設單位提供機器設備，建筑安裝企業只負責安裝，取得的只是安裝費收入，使其營業額中不包括所安裝設備的價款，從而減少稅基，達到節稅的目的。
案例：某施工企業承包某單位設備的安裝工程，合同約定由施工企業提供設備并負責安裝，工程總造價為500萬元，在施工企業經過稅收籌劃后，簽訂建筑安裝合同約定決定改為只負責安裝業務，收取安裝費100萬，設備由單位自行采購提供。則該企業可節稅12萬元（500×3％－100×3％）。
（2）施工企業總分包合同稅收籌劃
稅法規定建筑業的總承包人將工程分包或轉包給他人的，以工程的全部承包額減去付給分包人或轉包人價款后的余額為營業額。工程承包公司承包建筑安裝工程業務，如果工程承包公司與施工單位簽訂建筑安裝工程承包合同，無論其是否參與施工，均應按“建筑業”稅目3％的稅率征收營業稅。如果工程承包公司不與施工單位簽訂承包建筑安裝工程合同，只是負責工程的組織協調業務，對工程承包公司的此項業務則按“服務業”稅目5％的稅率征收營業稅。
案例：某建設單位B有一項工程,工程承包公司A只負責工程的組織協調業務，施工單位C最后中標。建設單位B與施工單位C簽訂了金額為5000萬元工程承包合同。另外，建設單位B支付給A企業100萬元的服務費用。此時，A應納營業稅（適用服務業稅率）為：100萬元×5％＝50000元。
如果A企業進行籌劃，與建設單位B簽訂工程總承包合同，合同金額為5100萬元。然后，A企業再與施工單位C.簽訂金額為5000萬元的工程分包合同。A應繳納營業稅（適用建筑業稅率）：（5100萬元-5000萬元）×3％＝30000元。于是，通過籌劃，A可少繳20000元的營業稅款。
2、納稅義務地點的稅收籌劃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增值稅若干具體問題的規定》的通知：基本建設單位和從事建筑安裝業務的企業附設的工廠、車間，用于本單位或本企業的建筑工程的，應在移送使用時征收增值稅。但對其在制造的預制構件，凡直接用于本單位或本企業建筑工程的，不征收增值稅。因此，建筑施工企業生產水泥預制構件、其他構件或建筑材料的工廠、車間應盡可能的設在建筑現場，以適用于稅率較低的營業稅（建筑業3％）。
3、通過內部非獨立核算的施工單位進行稅收籌劃
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十一條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01]160號）的規定，“負有營業稅納稅義務的單位為發生應稅行為并向對方收取貨幣、貨物或其他經濟利益的單位，包括獨立核算的單位和不獨立核算的單位”中的“向對方收取貨幣、貨物或其他經濟利益”，是指發生應稅行為的獨立核算單位或者獨立核算單位內部非獨立核算單位向本獨立核算單位以外單位和個人收取貨幣、貨物或其他經濟利益，不包括獨立核算單位內部非獨立核算單位從本獨立核算單位內部收取貨幣、貨物或其他經濟利益。因此單位內部非獨立核算的施工單位為本單位承擔建筑安裝業務，不征收營業稅。
案例：某施工企業需要建造一棟1000萬元自用辦公樓，如由本企業獨立核算的單位承建，需要負擔營業稅30萬元（1000×3％），改由單位內部非獨立核算單位承建則不用負擔營業稅金。
4、通過合作建房進行稅收籌劃
所謂合作建房，就是指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權，另一方提供資金，雙方合作，建造房屋。根據《營業稅問題解答（之一）的通知》（國稅函發[1995]156號）的規定，合作建房有兩種方式，即純粹“以物易物”方式和成立“合營企業”方式，兩種方式中又因具體情況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納稅義務。在這種情況下，納稅人只要認真籌劃，就會取得良好的效果。
案例：甲、乙兩企業合作建房，甲提供土地使用權作價1000萬元，乙提供資金1000萬元。甲、乙企業約定，房屋建好后，雙方均分。完工后，該建筑物造價2000萬元，于是，甲、乙各分得1000萬元的房屋。
根據《通知》的規定，甲企業通過轉讓土地使用權擁有了部分新房屋的所有權，從而產生了轉讓無形資產應繳納營業稅的義務。此時其轉讓土地使用權的營業稅為1000萬元，甲應納的營業稅為1000萬元×5%=50萬元。
若甲企業進行稅收籌劃，則可以不繳納營業稅。具體操作過程如下：甲企業以土地使用權、乙企業以貨幣資金合股成立合營企業，合作建房，房屋建成后雙方采取風險共擔、利潤共享的分配方式。現行營業稅法的規定：以無形資產投資入股，參與接受投資方的利潤分配、共同承當投資風險的行為，不征收營業稅。由于甲向企業投入的土地使用權是無形資產，因此，無須繳納營業稅。僅此一項，甲企業就少繳了50萬元的營業稅款，從而取得了很好的籌劃效果。
5、施工企業會計處理的涉稅籌劃：
《企業會計制度》規定了可以根據職業判斷采用不同的會計方法，不同會計處理方法的選擇又會導致企業會計利潤實現時間上的前后移，由于貨幣時間價值的影響，使得企業應納所得稅的現值出現差異，故施工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可通過會計處理方法的選擇來進行稅收籌劃。例如，當物價呈持續上漲趨勢時，施工企業宜采用后進先出法，這樣攤入工程成本的存貨價值較高，期未結存成本較低，可以將利潤和納稅遞延到以后年度，進而達到延緩繳納企業所得稅的目的；
成功的稅收籌劃意味著納稅人對國家制定的稅收法律、法規的全面理解和運用，對國家稅收政策意圖的準確把握。合理的納稅籌劃還是納稅人納稅意識提高到一定階段的表現，稅收籌劃與納稅意識的增強一般具有客觀一致性和同步性的關系，進行稅收籌劃或稅收籌劃搞得好的企業，其納稅意識往往也比較強。成功的稅收籌劃體現了國家的宏觀調控職能和產業政策，通過合理的稅收籌劃還能促進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和繁榮。
參考文獻：
[1]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稅法2006（4）
[2]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會計2006（4）
篇6
編者按
《財會學習》從本期起分十二期連載節選自著名稅務專家蔡昌所著的《稅收籌劃實戰指南》（預定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系列文章，有興趣的讀者可詳細參閱該著作。本期將總括性闡述稅收籌劃的操作空間與實戰方法，從下期起將連載稅收籌劃具體各項實戰策略。
一、稅收籌劃操作空間
（一）走近稅收籌劃
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稅收籌劃在中國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中國稅務報》在千年之交開設“籌劃周刊”，推動稅收籌劃在微觀經濟層面的發展，以稅務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稅收研究機構等為代表的諸多中介機構也將稅收籌劃作為主流推廣項目。國內財務、稅收領域不斷涌現出稅收籌劃專家，他們也在推波助瀾，為爭取企業合法權益搖旗吶喊。
什么是稅收籌劃，如何認識稅收籌劃？學術界對于稅收籌劃的認識，存在著以下五種稱謂：稅務籌劃、稅收籌劃、納稅籌劃、稅收策劃①、稅收規劃②，其實這些說法并無本質差別，尤其是前三個概念基本上是混用的。但國內對“tax planning”一詞大多譯為“稅收籌劃”，《中國稅務報》開設的周刊也稱之為“稅收籌劃”。但也存在不同的看法，蓋地教授認為“稅務籌劃”與“稅務會計”相對應，稱為稅務籌劃對于納稅人更為妥帖③。黃鳳羽針對“稅收籌劃”與“稅務籌劃”的概念之爭，發表了如下見解：“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國內從事稅收籌劃研究的學者，所遵從的兩種不同研究范式與分析線索。‘稅收籌劃’觀點主要體現了以稅收學中的稅收管理和稅收制度為基礎的分析范式，‘稅務籌劃’觀點主要代表了以會計學中的稅務會計和財務管理為基礎的研究思路。在某種程度上，二者體現了殊途同歸的學術思想，也是國內稅收籌劃研究‘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發展趨勢所使然，都是值得加以肯定的……循著研究傳承的邏輯一致性，既然在“tax planning”一詞引入我國之初就將其譯為‘稅收籌劃’，況且這種譯法也沒有什么不妥之處，并能夠更好地體現納稅人減輕稅收負擔的中性結果，今后也不妨繼續沿用約定俗成的規范用語。”④
關于稅收籌劃主體，目前有“征納稅雙方”⑤與“納稅人一方”兩種觀點。稅收籌劃主體僅包括納稅人一方的觀點是主流觀點，大量的文獻都支持這一觀點。筆者認為，所謂的征稅籌劃，其實是不存在的，只不過是征稅計劃或征稅規劃，即針對不同性質、不同表現的納稅人，稅務機關采取不同的監控方式和征管模式，以實現稅款征收管理的計劃性和有效性。
1．稅收籌劃的學科定位
關于稅收籌劃的學科定位及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學術界普遍認為稅收籌劃應屬于財務管理范疇。稅收籌劃是財務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收籌劃的目標與財務管理的目標應該一致。從財務管理的角度看稅收籌劃，稅收籌劃的預期目標應該包括三個部分：降低實際稅收負擔、防范納稅風險、實現整體財務收益。對于稅務會計與稅收籌劃的關系，蓋地教授有著精辟的見解：“在會計專業中，稅務籌劃可以不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是作為稅務會計的組成部分。”⑥查爾斯T·亨瑞格等著的《會計學》中更是一語破的：“稅務會計有兩個目的：遵守稅法和盡量合理避稅。”但是，稅收籌劃是一門新興的復合性、應用性學科，融財務學、會計學、稅收學、法學、管理學知識為一體。稅收籌劃學科本身自成體系，所以許多學者還是傾向于把它單獨作為一門學科。對于稅收籌劃與管理會計的關系，許多學者認為，稅收籌劃實際上也可歸為管理會計范疇，因為不僅有著涉稅會計決策，而且也給企業管理提供有效的內部會計信息。
2．稅收籌劃的概念
關于稅收籌劃的概念，可謂眾說紛紜，目前尚難從詞典和教科書中找出權威的說法。下面是國內外學者的一些代表性觀點：
荷蘭國際財政文獻局（IBDF）編寫的《國際稅收詞匯》中是這樣定義的：“稅收籌劃是指納稅人通過經營活動或個人事務活動的安排，實現繳納最低的稅收。”
美國著名大法官漢斯有一段精辟的論述：“人們合理安排自己的活動以降低稅負，是無可指責的。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不論他是富人，還是窮人。納稅人無須超過法律的規定來承擔國家稅收。稅收是強制課征的，而不是自愿的捐款。以道德的名義來要求稅收，純粹是奢談。”
美國南加州大學W·B·梅格斯博士在與別人合著的《會計學》中，對稅收籌劃作了如下闡述：“人們合理而又合法地安排自己的經營活動，使之繳納可能最低的稅收。他們使用的方法可稱之為稅收籌劃……少繳稅款和遞延納稅是稅收籌劃的目標所在。”另外，他還說：“稅制的復雜性使得為企業提供詳盡的稅收籌劃成為一種謀生的職業。現在幾乎所有的公司都聘用專業的稅務專家，研究企業主要經營決策上的稅收影響，為合法地少納稅制定計劃。”
唐騰翔、唐向在《稅收籌劃》一書中寫道：“稅收籌劃指的是在法律規定許可的范圍內，通過對經營、投資、理財活動的事先安排和籌劃，盡可能地取得‘節稅’（Tax savings）的稅收利益。”⑦
蓋地在《稅務籌劃》一書中，把稅收籌劃定義為“納稅人依據所涉及的稅境（Tax boundary）和現行稅法，在遵循稅法、尊重稅法的前提下，以規避涉稅風險，控制或減輕稅負，有利于實現企業財務目標的謀劃、對策和安排。”⑧
從上述觀點來看，雖然稅收籌劃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但大家存在一些共識，即稅收籌劃是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合理降低稅收負擔和稅收風險的一種經濟行為。筆者認為：稅收籌劃是納稅人或扣繳義務人在既定的稅制框架內，通過對納稅主體（法人或自然人）的戰略模式、經營活動、投資行為等理財涉稅事項進行事先規劃和安排，以達到節稅、遞延納稅或降低風險為目標的一系列謀劃活動。
對稅收籌劃宜從多個角度去觀察，從多個層面去理解，切忌呆板和僵化，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實際上，在稅收征納對局中，稅收籌劃是納稅人對稅收環境的反應和適應，這種反應和適應不僅僅是減輕稅負，還有降低納稅風險的要求。所以，納稅人應該分析中國稅收環境的特征，掌握不同層面稅收政策的差異性，了解稅務當局的征稅信息，有針對性地開展稅收籌劃活動。
（二）“第三種眼光”的視野
1．“第三種眼光”看籌劃
2003年7月，《中國稅務報》曾對筆者的著作《稅收籌劃—策略、技巧與運作》進行專題報道，并稱筆者的這些籌劃思想為“用第三種眼光看籌劃”。下面援引這段文字：“稅收籌劃是企業管理的當然構成內容，不能離開企業的整體戰略來談籌劃，籌劃應服從企業的整體戰略。成功的籌劃離不開理論的指導，理論必須與企業的實際問題結合，在共性中尋求每個企業的個性方案，我們把這種認識稱為‘第三種眼光看籌劃’。”⑨
“第三種眼光”看稅收籌劃，筆者曾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提及。筆者對稅收籌劃思想與實踐情有獨鐘，在《稅收籌劃規律》著作中曾有一段精彩的論述：“稅收籌劃是致用之學，其實踐性很強，歸納和研究稅收籌劃規律是一種捷徑，可以起到舉一反三的作用。隨著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和日趨復雜，稅收籌劃運作逐步深入到企業的多個層面，籌劃方案的系統性、技巧性要求越來越高。許多好的籌劃方案源自于一種靈感，大氣磅礴，渾然天成，看不到一絲雕琢的痕跡。”
筆者所提倡的“用第三種眼光”看稅收籌劃的核心思想有以下三個：
一是從戰略規劃的角度談籌劃，而不是局限于細節。
二是從會計管理的角度談籌劃，而不是只盯著稅收。
三是從理論聯系實際的角度談籌劃，而不是紙上談兵。
2．稅收籌劃的深層理解
從市場經濟的國際經驗來看，稅收籌劃早已有之，在西方有“皇冠上的明珠”之美譽。為了科學理解和運用稅收籌劃，這里對稅收籌劃做進一步詮釋。
（1）嚴格意義上的合法籌劃，是指既符合稅收立法規定，又符合稅收立法意圖的稅收籌劃。許多“鉆空子”、“打球”之類的籌劃技法其實不是真正的籌劃，而是偷稅、避稅乃至逃稅的違法行為。
（2）稅收籌劃是納稅人的一項重要權利，涵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納稅人依法納稅，但同時又有避免多繳稅的權利；第二：納稅人可以合理謀劃其涉稅事項，盡可能實現稅負最小化；第三：納稅人需要維護其正當權益，采用經濟手段抑或法律手段都是正當的、適宜的，納稅人的合法權益理應受到社會的普遍關注。
（3）納稅人通過稅收籌劃防范和降低涉稅風險，這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操作：第一，吃透和領悟稅收政策，正確運用稅收政策；第二，提高納稅自查的能力，在納稅申報之前進行全面的檢查、過濾，排除隱患；第三，掌握納稅技巧，提高納稅方案的設計能力；第四，從戰略角度審視企業的財稅業務，做到戰略、經營、財務、稅務的協調。
（三）稅收籌劃不是偷稅、避稅
1．偷稅（Tax Evasion）
偷稅是指負有納稅義務的納稅人，故意違反稅法，通過對已發生的應稅經濟行為進行隱瞞、虛報等欺騙手段以逃避交納稅款的行為。偷稅也可以稱為逃稅，具有明顯的欺詐性和違法性。
在我國稅收實踐中，偷稅被解釋為：“納稅人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賬簿、記賬憑證，或者在賬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或者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稅款的，是偷稅。”⑩《刑法修正案（七）》已經把“偷稅罪”修改為“逃避繳納稅款罪”。對于偷稅，可以概括為以下五種形式：
（1）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賬簿、記賬憑證。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1月5日對發票違法行為進行司法解釋：納稅人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用于記賬的發票等原始憑證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規定的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記賬憑證的行為。
（2）在賬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
對于本條爭議最多的是納稅人取得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并且進項稅額已入賬是否屬于偷稅行為。對此國家稅務總局以規章的形式進行了界定：納稅人非法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上注明的稅額已經記入“應交稅金”作進項稅額，構成了“在賬簿上多列支出……”的行為，應確定為偷稅。
（3）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納稅。
最高人民法院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關于偷稅罪的本項偷稅手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中的表述是一致的）的司法解釋中指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規定的“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已經依法辦理稅務登記或者扣繳稅款登記的；依法不需要辦理稅務登記的納稅人，經稅務機關依法書面通知其申報的；尚未依法辦理稅務登記、扣繳稅款登記的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經稅務機關依法書面通知其申報的。
（4）進行虛假納稅申報。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指出：“虛假的納稅申報”，是指納稅人或者扣繳義務人向稅務機關報送虛假的納稅申報表、財務報表、代扣代繳、代收代繳稅款報告表或者其他納稅申報資料，如提供虛假申請，編造減稅、免稅、抵稅、先征收后退還稅款等虛假資料等。主要表現是納稅申報表、申報資料與納稅人賬簿記載的內容不一致。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稅收征管司的釋義，納稅人編造虛假計稅依據，是指編造虛假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或者通過修改、涂抹、挖補、拼接、粘貼等手段變造會計憑證、會計賬簿或者擅自虛構有關數據、資料編制虛假的財務報告或者虛報虧損等。
編造虛假計稅依據可能有兩種結果，一種是編造虛假計稅依據，造成不繳或少繳應納稅款。對于這種行為，應該認定為偷稅。應按《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對納稅人偷稅的，由稅務機關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并處不繳或者少繳稅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罰款”。
編造虛假計稅依據的另一種后果是，并未產生實際的不繳或少繳稅款的事實，但卻影響了申報的真實性，可能造成以后納稅期間不繳或少繳稅款，如納稅人編造虛假計稅依據，增加了虧損額，但還沒有造成實際的不繳或少繳稅款。對于這種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稅務機關有權責令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在規定的時間內改正編造的虛假計稅依據，同時處5萬元以下的罰款。
（5）繳納稅款后，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所繳納的稅款。
這里容易與騙取出口退稅混淆，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納稅人是否繳納了稅款。這里主要區分以下三種情況：
第一，納稅人先繳納了稅款，然后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所繳納的稅款，這種情況下，應當認定為偷稅；
第二，納稅人未繳納稅款，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的，這種情況下，應當認定為騙取出口退稅；
第三，納稅人先繳納了稅款，然后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比所繳納的稅款數額要多的稅款，如納稅人先繳納了100萬元的稅款，然后騙取150萬元的稅款。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分別認定：對于騙取的出口退稅款中與納稅人繳納數額相等部分，如本例中的100萬元，認定為偷稅；對于超過已繳納的稅款部分，如本例中的50萬元（150-50），認定為騙取出口退稅。
在理解本條時應當注意到一點，就是騙取的出口退稅與已繳稅款之間有著同一筆業務的因果聯系，這時可以認定為偷稅。否則，即使納稅人其他貨物繳納了增值稅、消費稅也應當認定為騙取出口退稅。
2．避稅（Tax Avoidance）
（1）避稅的概念。聯合國稅收專家小組對避稅的解釋為：避稅是一個比較不甚明確的概念，很難用能夠為人們所普遍接受的措辭對它作出定義。但是，一般地說，避稅是納稅人采取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或含糊之處的方式來安排自己的事務，以減少其他應承擔的納稅數額，但這種做法并沒有違犯法律。雖然避稅行為可能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但使用的手段是合法的，而且納稅人的行為不具有欺詐的性質。
國際財政文獻局在1988年版的《國際稅收辭匯》中解釋為：“避稅一詞，指以合法手段減少其納稅義務，通常含有貶義。例如該詞常用以描述個人或企業通過精心安排，利用稅法的漏洞，或其他不足之處鉆空取巧，以達到避稅目的。法律中的規定條款，用以防范或遏制各類法律所不允許的避稅行為者，可以稱之為‘法避稅條款’。”
《中國稅務百科全書》中對避稅的解釋是：避稅是指負有納稅義務的單位和個人在納稅前采取各種合乎法律規定的方法，有意減輕或解除稅收負擔的行為。
避稅定義各有不同，但上述對避稅的解釋都說明了避稅是用合法手段或不違法手段減輕納稅義務的一種行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從各國法律界定和稅收實踐看，也存在較大差異。例如，在美國，避稅與偷稅實際上并沒有明確界限，避稅被廣泛解釋為除偷稅以外種種使稅務最輕的技術，人為的避稅技術并不是為了經濟或業務發展的需要，經常與偷稅緊密聯系，因此應加以制止。格拉斯哥大學稅務學訪問教授湯姆·林奇（Tom Lyrich）對避稅有一段精辟的評論：“‘避稅’一詞不幸地被冠以一種不守規矩的含義，事實上，它涵蓋了很多方面的內容，比如，不僅包括對簡單和現實的業務的重新組合，而這種組合安排顯然是合理而方便的，還包括復雜的組合策略。這些組合安排并無實際的影響—除了減輕納稅負擔外并無其他實質意義，這些人為的規劃并不違法，但許多人認為這種行為應該受到懲罰，而且，更重要的是避稅會潛在的導致無效率。”在巴西，只要不違反法律，納稅人有權選擇使其繳稅最少的經營模式，但納稅人執意選擇必須在納稅義務法律事實發生之前進行。
但是，在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國家認為避稅是錯用（misuse）或濫用（abuse）稅法的行為，是納稅人通過個人或企業事務的人為安排，利用稅法的漏洞（loopholes）、特例（anomalies）和缺陷（deficiencies），來規避或減輕其納稅義務的行為，避稅也已成為一種政府制止的活動。究其原因，避稅雖以非違法的手段來達到逃避納稅義務的目的，但其結果與逃稅一樣危及國家稅收，直接后果是會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減少，間接后果是喪失稅收制度喪失公平性。
總之，避稅是指納稅人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通過對生產經營活動及財務活動的安排以期達到納稅義務最小化的經濟行為。由于避稅的行為并不違法，所以在我國稅收實踐中，對避稅并沒有嚴格的法律界定和明確的法律責任，但對于納稅人利用稅法漏洞和缺陷來人為減少稅負支出的避稅行為，稅務機關采取強制性的反避稅措施，調整納稅人的財務結果并要求補繳稅款。
避稅形式多種多樣，譬如原來我國對香皂征收消費稅，因其屬于護膚護發品系列，而肥皂則不屬于此系列，所以不征消費稅。對此有一廠商鉆政策的空子生產了一種名為“阿爾貝斯皂”的介于肥皂和香皂之間的產品，這一做法顯然帶有避稅傾向。在國際領域，避稅最常見、最一般的手法是利用“避稅港”（指一些無稅收負擔或稅收負擔極低的特殊區域）虛設經營機構或場所轉移收入、轉移利潤，以及利用關聯企業之間的轉讓定價轉移收入和利潤，實現避稅。由于通常意義上的避稅行為有悖稅法精神，也可以說是對稅法的歪曲或濫用，故世界上多數國家對這種行為采取不接受或拒絕的態度，一般針對較為突出的避稅行為，通過單獨制定政策或在有關稅法中制定特別的約束性條款來加以反對。
（2）避稅的分類。避稅行為在經濟領域普遍存在，從本質上講，避稅和稅收籌劃其實有著密切的聯系，正如一枚硬幣有正反兩面一樣。避稅則是從政府角度定義，側重點在于回避納稅義務；而稅收籌劃只不過是從納稅人角度進行的界定，側重點在于減輕稅收負擔。由于征納雙方立場不同，納稅人從個體利益最大化出發，在降低稅收成本（包括稅收負擔和違法造成的稅收處罰）而進行籌劃的過程中會盡量利用現行稅法，當然不排斥鉆法律的空子或利用稅法漏洞；而稅務當局為保證國家財政收入，貫徹立法精神，必然反對納稅人的避稅行為。但這種反對僅限于道義上的譴責，正如勞德·鄧寧所說的那樣：“避稅可能合法，但不道德。”所以，只要沒有通過法定程序完善稅法，就不能禁止納稅人在利益驅動下開展避稅活動。根據避稅活動的行為方式及其影響，可以把避稅分為以下兩類：
第一，灰色避稅。它是通過改變經濟活動的本來面目來達到少繳稅款的行為，或者是企業會計核算和納稅處理中所反映的信息不符合經濟事實。
第二，中性避稅。它主要是利用現行稅制中的稅法漏洞或缺陷，或者是利用稅收政策在不同地區、不同時間的差異性，通過對經濟活動的周密策劃和適當安排，從而將應稅行為改變為非稅行為，將高稅負活動改變為低稅負活動。比如，政府對白酒征收較高的消費稅，于是納稅人就改變自己的消費行為，多消費紅酒或啤酒，這也算是一種避稅。納稅人的這種改變消費行為的避稅之舉就屬于中性避稅，在法律上不受約束，在道德上也不受譴責。
“稅法漏洞”是指所有導致稅收失效、低效的政策條款。稅法漏洞由于稅制體系內部結構的不協調性或不完善性而難以避免，這些條款往往自身規定矛盾或在具體規定中忽視某個細小環節，抑或存在較大的彈性空間和不確定性。缺陷性條款多表現在法律程序、定額稅、轉讓定價及稅收管轄權等方面，在國際稅收領域，因各國利益及稅收制度的諸多差異而廣泛存在。
避稅行為在實踐中可能有一定的機會主義傾向，通常也會采取微妙的、狡猾的欺騙性形式。避稅又與不完全信息聯系在一起，信息不對稱助長并強化了避稅行為，避稅極易走向扭曲、誤導、模棱兩可或混亂等故意行為。如灰色避稅就帶有典型的機會主義傾向，應該受到商業倫理的約束。而中性避稅是納稅人的一種適應，是對稅收環境的一種敏感反應，不僅應該受到法律保護，而且也與商業倫理并不相悖，是一種市場利益驅動下的正常行為。
市場經濟是以制度為基礎的法制經濟，但市場經濟的運行離不開倫理基礎，社會經濟秩序的維護在一定程度上也依靠倫理的力量，因為倫理會影響人類的行為方式。對于避稅行為，存在著社會道德壓力，而不僅是一種法律問題。避稅行為是否觸及倫理道德，不一而足，必須將其放在特定的經濟制度與環境中來考察，正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
二、稅收籌劃實戰方法
（一）稅收籌劃的戰略思想
1．戰略管理與稅收籌劃的關系
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現代經濟社會，戰略管理顯得越來越重要。戰略管理的本質是敏捷地識別和適應環境變化，為企業持續發展提供路徑指南。稅收籌劃是企業戰略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收也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成為戰略管理中的關鍵性因素。戰略管理與稅收籌劃的關系極為密切，兩者既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
（1）戰略管理決定著稅收籌劃
戰略管理是首要的，稅收籌劃是為之服務的。稅收籌劃只有在戰略管理的框架下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稅收籌劃對企業戰略管理能夠起到一定作用，但絕不是決定性的作用。
（2）戰略管理涵蓋稅收籌劃
戰略管理是從宏觀角度看待問題的，它關注的是企業整體，戰略管理不僅考慮稅收對企業的影響，還考慮其他非稅因素對企業的影響。稅收籌劃是在戰略管理中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3）戰略管理與稅收籌劃目標一致
戰略管理和稅收籌劃有著共同的目標，即都是從企業整體利益出發，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在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稅收籌劃也明顯帶有長期戰略的痕跡。
2．企業戰略—稅收籌劃的導向
企業戰略是一個企業為之奮斗的目標及其為達到目標而尋求的途徑相結合的產物。如果沒有企業戰略，聽任內部各自為政，各行其是，則達不到資源配置與戰略目標的整合效應。
在探討企業戰略與稅收籌劃的關系時，必須強調的是：企業戰略是首要的，其次才是稅收籌劃，稅收籌劃只有在企業戰略確定的情況下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當然，在某些條件下，稅收籌劃可能在確定企業戰略時，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絕對不是決定性的作用，下面從多個角度分析：
（1）市場超越一切
當企業決定是否進入某個市場時，考慮最多的不是稅收籌劃，而是首先考慮這個市場的潛力如何，企業能否在短期內占領這個市場。比如，許多外國投資者在考慮投資中國時，其實看重的并不是中國優惠的稅率、優厚的待遇，而是廣大的消費市場和廣闊的發展空間。當然，優惠的稅收待遇能夠為投資者提供一個良好的競爭環境，但投資者有時為了擴大市場份額，是很少考慮稅收成本的，甚至有的投資者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如擴大市場份額，擊垮競爭對手，逃避政治經濟風險以及獲取一定的政治地位等，可能把投資由低稅區轉向高稅區。
（2）稅收籌劃為企業戰略服務
當企業決定是否進入某個產業時，考慮最多的也不是該行業能否享受稅收優惠，而是主要考慮企業進入該行業后能否有長期的發展潛力。在決定是否進入某個行業時，企業首先要考慮清楚行業的供貨方或原料提供者，即上游企業是一些什么性質的企業，與企業選擇的廠址的相對位置如何；其次要考慮它的潛在市場在哪里？下游企業是一些什么性質的企業，處于壟斷狀態還是競爭狀態呢？第三要考慮該行業的潛在進入者有哪些，構成的潛在威脅有多大？至于籌劃節稅問題，則應列在這些因素之后考慮。
（3）企業的戰略目標決定了稅收籌劃的范圍
企業在考慮采取某項經營活動時，往往不是從稅收籌劃的角度出發的，雖然稅收籌劃能夠滲透企業經營管理的每一個環節，但它并不是企業的首要目標，企業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能夠盈利，能夠為投資者帶來收益，而不是能夠少繳稅款。因此，企業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雖然從稅收籌劃的角度來說可能是不劃算的，但符合企業的戰略目標。
3．稅收籌劃的戰略管理方法
（1）稅收鏈
對于一個企業來說，其所從事的經營活動是多種多樣的，因此，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面臨的稅收問題也是多種多樣的，既有增值稅、營業稅等流轉性質的稅收，又有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所得性質的稅收，還有諸如房產稅、印花稅等其他性質的稅收。如果從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來看，其主要活動分為供應、研發、生產、銷售等環節，即企業先采購原材料，然后設計和研發產品，繼而進行生產加工，最后再到市場上銷售產品。所有這些環節都為創造價值或實現價值服務，因此從總體來看就構成了產品的價值鏈。在這條產品的價值鏈中，有一部分價值是以稅收的形式流轉的。企業所承擔的稅收，如果沿著價值流轉方向觀察，也形成了一個鏈條，即所謂的稅收鏈。稅收鏈如圖1所示。
利用“稅收鏈”有利于分析稅收的形成過程與環節。對于企業來說，許多稅收都是在流程中形成的，所謂稅收的流程觀其實也就是“稅收鏈”的思想。
如果企業具有“稅收鏈”的觀念，就能夠找到稅收籌劃的易勝之地，即與哪些利益相關者合作最有效，在哪個流程籌劃最合適，籌劃的空間最大。基于“稅收鏈”的企業稅收籌劃戰略，關鍵是企業在稅收籌劃時應該具有系統觀念，從整體和全局出發，不能僅考慮某一類或幾類利益相關者的稅收利益，而應該視野更開闊，考慮到所有利益相關者的稅收利益。
“稅收鏈”思想要求企業從利益相關者視角看問題，不僅要考慮企業自身的稅收情況，還要從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交易在整個“價值鏈”上的位置來考慮，照顧到利益相關者的納稅要求，這樣才能真正利用“稅收鏈”均衡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
（2）合作博弈—稅收籌劃的戰略管理方法
合作博弈是稅收籌劃活動中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它包括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合作，企業與稅務機關之間的合作，企業與客戶之間的合作，這種合作并不是雙方合謀、偷稅騙稅，對抗國家，而是一種正當的行為，很多場合下可以達到雙贏或多贏的效果。
1）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合作博弈。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合作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企業之間或集團內部組織之間通過轉讓定價，實現利潤的轉移，將高稅區的利潤轉移到低稅區。
企業之間主要涉及以下六種合作：一是利用商品交易的籌劃，如利用原材料、零部件及機械設備等固定資產的交易籌劃；二是利用提供勞務的籌劃；三是利用無形資產及特許權使用費的籌劃；四是利用資產租賃業務的籌劃；五是利用貸款業務的籌劃；六是利用管理費用的籌劃。
2）企業與客戶之間的合作博弈。企業與客戶之間的合作也是一種相當重要的合作。按照一般的經營常識，商品最終總要銷售給客戶，因此企業與客戶的合作就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比如裝修勞務，到底是由企業方還是客戶方提供裝修材料，這是可以協商解決的。再如住房出租業務，出租人與承租人在租金額度以及支付方式上也是可以進行合作的。雙方的有效合作可以大大降低稅負。
3）企業與稅務機關的合作博弈。企業與稅務機關之間不僅存在著一定的合作，而且這種合作還具有一定的籌劃空間，這就為企業進行稅收籌劃創造了條件。由于稅務機關征稅本身是要花費成本的，而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錯綜復雜，稅務機關根本無法完全掌握企業的經營活動。這樣，對于稅務機關來說，詳細地了解每個企業的具體情況，并對每一項經營活動進行監控，就需要花費高昂的成本。如果企業能夠主動與稅務機關溝通、協商，就能夠減少兩者之間的交易成本。比如，涉及到轉讓定價時，要求企業與稅務機關商議確定轉讓定價。
（二）稅收籌劃的風險思想
1．稅收籌劃的風險分析
納稅人設計稅收籌劃方案存在一定的風險，下面分析稅收籌劃風險的存在原因。
（1）稅收籌劃方案設計具有主觀性
稅收籌劃方案的形式及其實施，完全取決于納稅人的主觀判斷，包括對稅收政策的理解與判斷、對納稅活動的認識與判斷等。通常，稅收籌劃方案操作成功的概率與納稅人的業務素質成正比關系。全面掌握稅收、財務、會計、法律等方面的政策與技能，有相當的難度。因而，稅收籌劃方案的主觀風險較大。
（2）稅收籌劃方案設計具有條件性
稅收籌劃方案設計要具備一定的條件，稅收籌劃方案都是在一定條件下設計與確定的，并且也只能在一定條件下才可以實施的。方案的設計過程實際上就是納稅人根據自身生產經營情況，對財稅政策的靈活運用，有時是利用政策的優惠條款，有時是利用政策的彈性空間。而納稅人的經濟活動與財稅政策等條件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稅收籌劃方案設計的風險也就不可避免了。
（3）納稅人與稅務機關權利義務的不對稱性
稅務機關和納稅義務人都是稅收法律關系的權利主體之一，其雙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但由于主體雙方是行政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所以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并不對等，表現為稅收征管法中賦予稅務機關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和在稅收征管中“程序法優先于實體法”的規定，都可能造成納稅人設計的稅收籌劃方案存在操作風險。
（4）征納雙方對稅收籌劃方案認定的差異性
嚴格意義上的稅收籌劃方案應當具有合法性，納稅人應當根據法律要求和政策規定設計稅收籌劃方案。但是由于納稅人生產經營行為的特殊性，籌劃方案究竟是不是符合稅法規定，是否會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稅務機關對納稅人籌劃方案的認定。如果納稅人所設計的方案并不符合稅法精神，諸如一些“打球”的做法，稅務機關可能會視其為避稅，甚至當做是逃避稅收，那么納稅人會為此而遭受重大損失。
2．稅收籌劃方案的風險類型分析
稅收籌劃方案設計主要涉及兩大風險：經營過程中的風險（經營風險、財務風險）和稅收政策變動的風險。經營過程中的風險主要是由于企業不能準確預測到經營方案的實現所帶來的風險，實質上是一種簡單的經營風險，即經營過程未實現預期結果而使籌劃方案失效的風險。政策變動風險與稅法的“剛性”有關，目前中國稅收政策還處于頻繁調整時期，這種政策變動風險不容忽視。
譬如，原來許多企業通過變相的“公費旅游”為雇員搞福利，導致稅收大量流失，為彌補政策漏洞，稅法對此明確規定，公費旅游及各種變相形式的公費旅游應按人均旅游費用計入工資薪金總額繳納個人所得稅。這一政策使得利用“公費旅游”的節稅方法失效，如果納稅人在政策變化之后繼續采用該稅收籌劃方案，則會導致稅收籌劃風險。
3．稅收籌劃風險管理
（1）稅收籌劃風險管理模式
1）風險規避。風險規避是指為避免風險的發生而拒絕某種行為或某一事件。風險規避是避免風險最徹底的方法，但其只能在相當窄的范圍內應用。因為企業不能為規避風險而徹底放棄稅收籌劃方案。
2）風險控制。風險控制是指那些用以使風險程度和頻率達到最小化的努力，風險控制在于降低風險發生的可能性，減輕風險損失的程度，包括風險防范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
3）風險轉移。風險轉移是將風險轉嫁給參與風險計劃的其他人身上，一般通過合約的形式將風險轉移，譬如納稅人可以與方案設計者簽訂最終方案風險責任約定以及其他形式的損失保險合約等風險轉移合約。
4）風險保留。風險保留是風險融資的一種方法，是指遭遇風險的經濟主體自我承擔風險所帶來的經濟損失。風險保留的重心在于尋求和吸納風險融資資金，但這取決于人們對待風險的態度：一種是風險承擔，在風險發生后承擔損失，但可能因為須承擔突如其來的巨大損失而面臨財務問題；另一種是為可能出現的風險做準備，在財務上預提風險準備金就是常用的辦法之一。
（2）稅收籌劃風險管理的具體措施
1）密切關注財稅政策的變化，建立稅收信息資源庫。稅收籌劃的關鍵是準確把握稅收政策。但稅收政策層次多，數量大，變化頻繁，掌握起來非常困難。因此，筆者建議企業建立稅收信息資源庫，對適用的政策進行歸類、整理、存檔，并跟蹤政策變化，靈活運用。因此，準確理解和把握稅收政策是設計籌劃方案的基本前提，也是保證籌劃方案質量的基礎。
2）正確區分違法與合法的界限，樹立正確的籌劃觀。依法納稅是納稅人的義務，而合理、合法地籌劃涉稅問題、科學安排收支，這也是納稅人的權利。納稅人應樹立正確的籌劃觀：稅收籌劃可以節稅，但稅收籌劃不是萬能的，其籌劃空間和彈性是有限的。
3）綜合衡量籌劃方案，降低風險。一個好的籌劃方案，應該合理、合法，能夠達到預期效果。但是，實施籌劃方案往往會“牽一發而動全身”，要注意方案對整體稅負的影響；實施過程還會增加納稅人的相關管理成本，這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還要考慮戰略規劃、稅收環境的變遷等風險隱藏因素。
4）保持籌劃方案適度的靈活性。由于納稅人所處的經濟環境千差萬別，加之稅收政策和稅收籌劃的主客觀條件時刻處于變化之中，這就要求在稅收籌劃時，要根據納稅人具體的實際情況，制定納稅方案，并保持相當的靈活性，以便隨著國家稅制、稅法、相關政策的改變及預期經濟活動的變化隨時調整項目投資，對籌劃方案進行重新審查和評估，適時更新籌劃內容，采取措施分散風險，趨利避害，保證稅收籌劃目標的實現。
5）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切忌盲目照搬。稅收籌劃雖有一定的規律，但籌劃方案設計并沒有固定的套路，因為每個企業都是個性的，不存在最好的方案，只有最適合企業特征的方案。針對不同的問題，因地制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注：
① 莊粉榮所著《實用稅收策劃》（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把稅收籌劃稱為“稅收策劃”。
② 劉心一，劉從戎所著《稅收規劃—節稅的原理、方法和策略》（經濟管理出版社，2006），把稅收籌劃稱為“稅收規劃”。
③ 蓋地所著《稅務籌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稅務會計與稅務籌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企業稅務籌劃理論與實務》（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書名都明顯體現“稅務籌劃”的稱謂。
④ 黃鳳羽、馬蔡琛：《從“消極避稅”到“陽光籌劃”：中國稅收法制化的路徑選擇》（天津財經大學2005年稅務籌劃教學研討會交流論文）。
⑤ 張中秀所著《公司避稅節稅轉嫁籌劃》（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1）一書認為：稅收籌劃=稅收籌劃+征稅籌劃。賀志東所著《征稅籌劃》，站到稅務機關的角度，專門對征稅籌劃進行探討。劉建民等所著《企業稅收籌劃理論與實務》認為，稅收籌劃的內容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種是站在稅收征管的角度進行的稅收籌劃；另一種是站在納稅人減少稅收成本的角度進行的征稅籌劃。
⑥ 蓋地：《稅收籌劃幾個基本理論問題探討》（天津財經大學2005年MPACC稅收籌劃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⑦ 唐騰翔、唐向：《稅收籌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4頁。
⑧ 蓋地：《稅務籌劃（修訂第三版）》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3頁。
⑨ 鄒國金：用“第三種眼光”看籌劃，中國稅務報“籌劃周刊”2003年7月1日。
篇7
(一)作者簡介夏克爾福特于1980年獲得北卡羅來納大學工商管理理學學士學位，1990年獲得密歇根大學工商管理博士學位。夏克爾福特現為北卡羅來納大學凱南－弗拉格勒商業學院著名稅務教授、教務部主任及稅務研究中心主任。夏克爾福特主要致力于稅收與商業的教學與研究，在會計、經濟及金融雜志上發表了大量文章。謝富林于1976年獲得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學士學位，1981年獲得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主修會計與財務，1986年獲得斯坦福大學商業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謝富林現為華盛頓大學德萊特－塔奇講座的會計學教授，一直致力于財務會計、稅收與商業決策、實證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與教學。他三次在美國會計協會博士聯盟就稅收研究發言，并從1996年至1999年，擔任《美國稅收協會期刊》編輯。
(二)文獻誕生背景經濟學與財務學對稅收的研究開始較早，但會計學術界接受稅收成為一個研究領域的過程較緩慢。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會計學家所做的稅收研究被分為法律和政策研究兩個部分，但論文極少發表在會計學雜志上。1992年，財務學教授邁倫?斯科爾斯(Myron S.Scholes)與會計學教授馬克?沃爾夫森(Mark A.Wolfson)合作，結合微觀經濟學與稅收法律知識來分析稅收環境，圍繞三個中心主題一交易各方、所有稅收和所有成本(all parries，all taxes，and all costs)展開，為現階段的會計稅收實證研究提供了框架(下稱“SW框架”)。稅收實證研究論文早先大多建立在SW框架之上，直至最近幾年，出現了三個新分支，即稅與非稅因素均衡；稅收與資產價格；多邊管轄權稅收。在此背景下，《研究》追述了SW框架的起源與發展，評價了十五年來其對會計中稅收實證研究的影響。
二、《研究》的基本結構與概要
(一)《研究》基本結構文章開頭闡述了該綜述以SW框架為基礎，對SW框架追根溯源并評介其十五年來對基于檔案、微觀經濟基礎的會計中實證稅收研究的影響。這不僅為學習專業的人員與其他對此感興趣的人員提供了入門知識，還為該領域許多重要未決問題提供指南。如圖1所示，《研究》一文基本結構主要包括引言、稅與非稅因素均衡、稅收與資產價格、多邊管轄權稅收研究、研究方法問題以及結論六個部分。
(二)《研究》概要文章引言部分主要描述了SW框架產生的環境、三個主題、不足之處及對會計中稅收實證研究的影響，引出該領域新的研究趨勢及論文寫作特點；論文第二部分主要關注交易的所有成本，分析企業如何在稅與非稅成本間進行權衡；第三部分主要考慮交易參與各方的稅負狀態，從多方契約視角出發考查了稅收對資產價格的影響；第四部分研究多邊管轄權間的貿易，包括跨州與跨國管轄權；第五部分討論該領域實證研究中涉及的幾個方法問題；第六部分為總結。
三、《研究》的三大領域與研究結論
(一)稅與非稅的權衡稅與非稅權衡研究論文多數集中于解釋稅負最小化不可能是最優經濟戰略的原因。相關文獻可分為財務報告與稅收因素相互作用；檢驗稅收最小化成本效果。
一是財務報告因素。財務報告成本是真實的、可感知的、與報告低收益或股東權益相關的成本。由于企業許多財務契約均以會計數字為基礎，從而影響了管理層報告低收益的愿望；同時，企業很多行為選擇要在低應稅收益與高賬面利潤間進行權衡。存貨會計方面的文獻主要針對的問題是：股票價格變化對采用后進先出法(LIFO)信息披露的反應有效還是遲鈍；管理層是選擇還是回避后進先出法。現有實證研究結果對股票價格變化的問題沒有定論。研究者發現極少有證據說明在初次披露后進先出法采用時存在正的平均超額股票回報。例如，Lanen和hosmpson(1988)指出如果投資者理性預期自愿會計變化，那么在宣布日股票價格變化與公司特定特征(計量量化的預期現金流量影響)之間的相關信號是很難預測的，而Kang(1993)認為后進先出法的采用應伴隨著負的股票回報、管理層的選擇問題，許多研究從采用后進先出法、存貨層清算、以及放棄后進先出法角度出發進行研究，得出稅收是存貨計價中考慮的主要因素的結論。補償是同時受稅收和財務報告激勵影響的另一項經營成本。現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稅收在公司選擇發行獎勵性股票期權(ISOs)還是無條件票期權(NQOs)中的作用；顧主在公司補償減少的稅收利益與交易成本引起低收益的財務報告成本間的權衡；補償形式。其主要結論包括：稅收在ISOs和NQOs選擇中作用的證據有些混淆；財務報告限制少的公司不合格處置更為普遍；稅收是公司交納決策和養老金終止決策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Seholes等(1992)發現大公司更熱衷于收入轉移，他們指出財務報告因素很可能是向未來期間轉移收入的障礙因素；Guenther(1994a)證實大公司轉移更多，但高財務杠桿率的公司更不愿意報告低收益；Lopez等(1998)提出收入轉移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大量前期稅收的公司；Maydew(1997)發現財務報告成本因素對限制轉移有實質影響。
二是成本。成本(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是另一個導致稅收最小化不等同于有效稅收籌劃的原因。針對1993年法規不允許扣除超過100萬美元非經營補償的規定，很多文獻從不同角度對該法規進行檢驗發現，多數公司保留了扣除，大多數公司通過計劃予以合格化，保留增加了稅收利益(即超額補償與公司邊際稅率的積)，并且股東關心公司補償計劃和合同成本的減少；成本影響保留決策；100萬美元的限制降低了那些補償不足100萬美元公司的隱性合約成本，低于該限制額度的公司增加了現金補償，而且低于限制額越多的公司增加得越多。1986年稅法改革前對其避稅進行了嚴格限制，有限合伙企業能使避稅者將扣除轉移給高稅率有限合伙人。Shevlin(1987)檢驗和比較了在內部或是通過有限合伙進行R&D，并得出結論認為稅收和表外融資都刺激了R&D有限合伙；Beatty等(1995a)提出交易成本高的公司將同時犧牲稅收和財務報告利益；Guenther比較了與公司和業主有限合伙企業相關的稅與非稅成本后得出，非稅成本是阻礙從公司形式轉向業主合伙企業的原因；Shelley等(1998)討論了稅與非稅成本和企業重組成為公開上市合伙企業的好處，并發現重組宣告
期的回報與這些因素指標相關。
(二)稅收與資產價格 稅收是影響價格決定的因素之一，調查其是否影響定價是會計中稅收研究的第二大領域。稅收對價格的影響涉及并購、資本結構、隱性稅及股票價格等四個方面。
一是兼并與收購。兼并與收購論文主要檢驗并購結構與價格是否能反映公司和投資者的稅負。收購從目標公司股東角度分為免稅和應稅，雖然稅收問題會因目標公司而異，許多現有的研究均集中于獨立C公司收購。主要研究結論是，稅收處理對資產(交易)價格和交易結構(資產與股份收購分配)有影響。在組織并購時，公司極少需要在稅收與財務會計因素間進行權衡。例如，Hayn(1989)發現。目標公司與出價人公告期間異常收益與目標公司稅收特征有關；Eriekson(1998)運用“交易各方”方法，分析了并購方、目標公司及其股東的稅收與非稅收因索作用后發現。邊際稅率高及舉債能力強的并購方。更傾向于進行應稅的交易，并通過負債融資；Henning與Shaw(2000)對允許商譽攤銷抵稅的立法修訂研究后發現。該項稅收抵扣導致產生商譽的收購價格上漲，收購方也會與出售方分享其稅收利益，增加了收購價中分配給可抵稅商譽的比例；Weaver(2000)認為稅法修訂增加了應稅交易的構建，這類交易目標資產稅基遞升并能獲得商譽抵扣。她還指出稅基遞增可能會提高并購公司的邊際稅率；Eriekson與Wang(2000)檢驗了1994至1998年間在應稅股票出售中被剝離出去的200家子公司，他們發現，交易結構影響其價格，剝離母公司的異常回報與選擇的稅收利益正相關。
二是資本結構。資本結構選擇是財務中稅收研究最為成熟的領域。早期資本結構中稅收問題研究最有影響的是莫迪格里尼和米勒(Modigliani與Miller，1958，1963)兩篇有關資本結構的財務論文。MM(1958)提出，在不存在稅收(及完善與完整的資本市場)的前提下，公司價值與資本結構(及股利政策)無關。MM(1963)又提出，如果利息可抵扣，股利不能抵扣，最優資本結構是解決負債問題的基礎。后繼研究者中，Miller(1977)在杠桿學說中加入了個人稅收因素(“所有主體”方法)，提出了股利追隨者理論，Miller的見解構成了SW框架中“所有稅收”主題的基礎，也是現在會計稅收研究中股票價格與稅收結合的基礎。許多研究都證明了股利追隨者的存在(Miller與Scholes(1978)、Dhaliwal等(1999))。DeAngelo與Masulis(1980)拓寬了米勒的假設，假定所有公司均面對高稅率，他們認為有多種稅盾可選擇的公司，其杠桿比率較低(負債替代假設)。近期有關資本結構的研究也表明稅收對資本結構存在著影響。例如，Scholes等(1990)指出，有抵后凈營業損失的銀行傾向于通過股票籌集資金，其紅利不可抵減，而不通過其利息可抵扣的資本票據籌資；Graham(1996a)指出公司的邊際稅率與籌集新債有正相關關系。
三是隱性稅收。SW(1992)定義隱性稅為持有稅收優惠投資而減少的收益率，市政債券較低的稅前報酬率是隱性稅收的一個經典例子。Miller(1977)指出，假設不存在市場摩擦與政府管制，但以風險為條件，所有資產稅后報酬率趨于一致；Shackelford(1991)研究了杠桿職工持股計劃(ESOP)的利息率，是會計中研究隱性稅收較早的論文，ESOP貸款提供了兩個利息率，隱性稅的概念暗示著，兩個不同利息率會給貸款方帶來相同的稅后報酬；Shackelford發現稅后報酬率是相近的，但并不相等，大約75％的免稅利益會以低的利息率的形式傳遞給借款人；Eriekson與Maydew(EM，1998)指出，1995年減少對收到股利的抵扣導致優先股價格下降，而不是普通股。與公司股利抵扣關系密切的隱性稅對優先股的影響大過普通股。
四是股票價格和投資者稅收。稅收資本化研究對投資者稅收的價值相關性提出了挑戰。研究股票價格與投資者稅收間的關系的文獻表明，股利稅影響股票價格。例如，Harris與Kemsley(1999)、Harris等(2001)及Collins與Kemsley(2000)運用Ohlson(1995)的剩余收益定價模型來調查股利稅資本化，三篇論文推斷出權益會因股利稅而被低估。又如Collins與Kemaley(CK.2000)觀測了從1975至1997年中的68283個公司，以股東權益、收入、股利和股利與資本利得稅相互作用對公司平均股票價格進行回歸后表明，股票價格完全是股利稅以個人最高法定聯邦稅率的資本化。同樣，檢測股票價格與資本利得稅間關系的實證論文發現，股票價格反映持股人預期出售時將支付的資本利得稅，即股東稅收與股票價格相關。例如，Lang與Shackelford(LS，2000)為考查資本利得稅如何影響均衡價格建立了一個初始模型，他們認為二手交易和股票回購加速了應稅收入或虧損的確認。資本利得稅資本化中的價格壓力研究也發現資本利得稅刺激交易量，而增加的交易量改變了股票價格。例如，Landsman與Shackelford(1995)考查了股東對長期資本利得稅的加速提出補償，他們發現在公司的杠桿收購中，雷諾茲一納貝斯克公司的股東被迫清算其股票，股票價格同時上漲以補償股東長期資本利得稅損失，而資本利得稅正是其設法持有到最后以遞延與避免的。Blouin，Raedy和Shackelford(BRS，2000c)發現，指數基金對個人投資者持有的上漲股票進行補償，以刺激其滿足長期條件前出售股票，這種補償造成了指數公布時的暫時價格壓力。
(三)多邊管轄權研究近年來由于多邊管轄權研究成本的降低，跨國或者跨州研究成為會計中稅收研究最活躍領域之一。
一是跨國管轄權。Collins和Shackelford(CS，1992)發現，隨著86年美國公司稅率的降低和國外稅收抵免的限制，美國跨國公司從國內稅收籌劃轉向全球稅收籌劃。Smith(1997)等證明了美國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國外子公司來進行貸款的做法。跨國管轄權研究的另一領域是收益轉移，最近的收益轉移研究超越早期研究描述性質，通過機密的稅收申報表和其他所有權信息建立了更有力的檢驗。例如，Harris(1993)和Jacob(1996)認為，跨國公司在收益轉移能力上存在差異；Collins等(1998)利用資本市場方法檢驗了報告收益是否反映了收益的轉移；Mills和Newberry(2000)發現，國外公司支付給美國的稅收金額因為很多因素存在差異，包括美國稅率與國外稅率相比較、全球企業的財務業績和無形資產可靠性、財務業績和美國經營的財務杠桿。除了收益轉移，一些文章還檢驗了稅收對生產地址選擇的影響。
二是跨州管轄權。跨州管轄權的稅收研究為避免稅收體系的差異因素之外的其他形式的國際差異(如通貨、法律體系、資金市
場和經濟發展水平)導致的計量誤差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外，各州間不同規定使得對稅收是否影響企業活動的檢驗有更多選擇，從而使跨州的稅收研究成為另一個不斷增加的稅收籌劃領域。Klassen與Shackelford(1998)發現美國各州和加拿大各省的報告收益與其公司所得稅率之間的反向關系。
四、研究方法中的相關問題
(一)估計邊際稅率邊際稅率是企業決策中一個重要數據，SW對邊際稅率的定義是，在本納稅期間內，每增加1美元應稅收入所應支付給(或取回)稅收當局的現金流量變化。應稅收入在當期納稅，而應稅損失可向前(2年)或向前(20年)抵減應稅收入。因此，管理層決策時，要考慮稅率所反映的過去或預期的稅負狀況。如果考慮存在凈營業損失，邊際稅率可表述為：mtr=((＄1×strs)/(1+r)s)，mtr(the marginal tax rate)為邊際稅率，strs(the expected statutory taxrate)為第s期預計法定稅率，s為第s年為現在的1美元額外應稅收入的最終交稅，r表示公司稅后折現率。現有文獻中，邊際稅率變量包括抵后凈營業損失是否存在的絕對變量，應稅所得的絕對變量，有效或平均稅率及最高法定稅率，而這些變量的計量方法都存在缺點。許多研究者都試圖對邊際稅率的計量進行優化(Manzon(1994)等)，但討論管理者在決策時是選用以應稅收人為基礎的簡單計量方法還是較為復雜的計量方法仍是一個重要課題。
(二)自我選擇偏誤 稅收研究通常采用如下的估計模型：yi=βXi+δTi+εi；(1)，其中I為表示群組身份的分類變量。如Beatty與Harris(1999)及Mikhail(1999)在對稅收、收益、監督管理的檢驗中，對兩個群組進行了對比，上市公司與私營公司。稅收研究論文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來估計形如等式(1)的回歸模型，因此每篇論文都需要面對自我選擇問題，自我選擇會導致δ的有偏估計。有兩種情況會引起普通最小二乘產生δ的有偏估計：一是非隨機選擇確定群組構成，二是小組行列式與X變量相關。如果兩種情況同時存在，可以通過加入逆米爾比率作為另外的回歸元，來解決這個相關變量缺省問題。實際上，如果結果并沒因加入逆米爾比率而改變，那么便可排除自選擇偏誤的存在。Himmelberg等(1999)提出了另外一種解決方法，在第一階段回歸中對群組選擇建模，假設可觀測變量是可取得的(其中一些并不在第二階段回歸之中)。在某種程度上，變量是不可觀測或不能取得的，公司的固定效應模型可控制(或減輕)任何自選擇偏誤，自選擇問題的嚴重性并未得到足夠認識，研究者應做一個穩健的檢驗，比較一階段最小二乘回歸與加入逆米爾比率作為額外回歸元的二階段檢驗的結果。
(三)模型優化稅收研究中均采用與(2)類似的模型：Y=β0+p?x-+p 2x2+8(2)，其中Y表示選擇，為一個分類變量，0，l，公司進行選擇則為1；Xl表示稅收利益與成本，0，1，0(1)表示低(高)稅收；X2表示非稅收成本與利益，0，I，0(1)表示低(高)非稅收成本。假設非稅收成本為財務報告因素，重要系數p-(p z)為稅收(財務報告)影響選擇提供了證據。然而，所有變量的重要系數也被認為是公司決策中平衡稅收與財務報告的證據。對以上解釋的疑問是，x-重要的正回歸系數表示在控制模型中其他變量影響后，公司稅收狀態對選擇有積極影響，即回歸系數是公司稅收狀態對選擇的增量效果。如果研究者期望進一步解釋公司在稅及非稅成本與利益間的權衡，則建議在模型中加入包括稅收與非稅收因素相互作用因子，例如，Y=β0+β1X1+β2X2+β3(X1×X2)+ε(3)。如Beatty與Harris(1999)及Mikhail(1999)，引入所有權與稅收、非稅收成本相互作用的指標變量，用以檢驗其效果是否會隨著公司的所有權性質(公開或私有)而改變。需要注意的是，任何拓展的模型均要以估計為基礎，這取決于具體的研究問題。
(四)變化與平面在對公司邊際稅率與新債券發行關系的研究中，變化方法(即非平面方法)對負債與稅收的檢驗更為有力。考查新債券的發行而不是未償外債，便可避開困擾平面研究的兩個難題。首先，公司的資本結構反映的是過去的決策，這些決策以一定期望為基礎，因為一些不可預期的結果的期望至今可能仍沒實現。因此，即使決策時以稅收刺激為基礎，后來的結果也可能與預期相反。因為重構資本結構成本高，截面的水平研究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即稅收不會影響資本結構決策。其次，如果選擇影響稅率，研究者比較事后選擇與事后邊際稅率時，回歸系數會產生向下的偏誤。例如，理論預測高稅率公司將通過增加負債、增加利息抵扣來降低稅額與邊際稅率，因此，通過平衡所有公司的邊際稅率會趨為一致。當高稅率公司通過增加負債水平來積累稅收避護時，便不能觀測到事后負債水平與事后邊際稅率間的關系。
(五)隱性稅計量隱性稅的來源包括加速折舊、抵稅額、某些投資的費用化及行業的特別稅收待遇，但多數研究都忽略了隱性稅，隱性稅的缺失會導致錯誤的推論和政策建議。Callihan與White(1999)嘗試著運用公開可得的財務報告數據來估計隱性稅，其估計隱性稅為(PTI-CTE)，(1-str)-PTI，其中，PTI為公司的稅前收入；CTE為當前所得稅費用，等于(PTI-X)str，其中X表示由暫時性與永久性差異及稅收抵減引起的應稅收入與會計收入的差額；str為最高法定稅率，由此可得，隱性稅收等于X str/(1-str)。因此，隱性稅收的估計量為稅收優惠乘以最高法定稅率，該法等同于由Wilkie與Limberg(1993)設計的稅收補償金方法，這些隱性稅估計技術的發展將是稅收研究的一個重要進步。
(六)秘密數據該領域其中一些論文運用了所得稅申報表等非公開可得的數據，這些秘密數據通常只能通過員工、咨詢機構或美國國內稅收署的特別安排取得。對于運用秘密數據的研究，shackelford與Shevlin的意見是應予以鼓勵，但一個合作作者的經歷證明，即使面對高昂的取得及使用成本，因此秘密數據能顯著地提高研究的質量。
五、《研究》對我國會計科學理論研究的啟示
(一)提高會計中稅收研究重要性的認識稅收研究試圖解決三個學術及政策利益問題：稅收重要與否、不重要的原因及其重要程度。從微觀主體角度來講，企業稅收狀況是否對其會計政策選擇及債務政策等產生重大影響的研究為數不多，其中影響最大的是
莫迪格里尼和米勒兩篇有關資本結構的財務論文。雖然稅收研究在財務、稅收籌劃和稅務會計從業人士中有較長歷史，但會計學術界還沒有接受將此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稅收規則可以影響投資和融資的稅前收益率。因此，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公司，其內部投資戰略和融資政策自始至終都與稅收相聯系。這里的投資不僅指企業積極管理的、用來經營其業務的資產，還包括像債券、股票和對其他經濟實體直接投資類似的消極資產。企業從事的投資取決于該投資的融資渠道、比例及成本，而融資決策又取決于該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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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高新技術企業如何充分利用好國家給予的各項稅收優惠政策是個重要課題。本文從稅收的角度詳細分析了高新技術企業如何在合理合法的基礎上降低企業的稅負。
近年來,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迅速崛起,已成為國民經濟中增長最快、帶動作用最大的產業,在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促進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方面起了關鍵作用。在依靠外部環境改善和國家政策支持謀求發展的同時,高新技術企業如何利用各項稅收優惠政策,結合自身的企業特征及運營特點,為企業量身定制一套最優稅收籌劃方案,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降低企業整體稅負,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是每一家高新技術企業必須要關注的問題。
一、未雨綢繆——做好前期規劃工作
這是作為每個企業投資者首先必須抓住的基本要點,更是高新技術企業稅收籌劃能否成功的關鍵。
一是要確定有利的產業領域。我國高新技術企業涉及的產業領域很多,有電子產業、機電一體化、生物工程、軟件開發、集成電路等等,不同領域產業所涉及的稅收政策也不盡相同,這就要求投資者認真考慮不同領域稅收政策的差異,進行必要的稅收規劃。
二是要辦理必要的資質認定。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的享受,往往是建立在企業資質之上,每項政策優惠最終能否獲得,關鍵看當地主管稅務機關的認可和審批,其直接依據就是各類資質證書文件。所以,企業應盡快申報自身的知識產權或提前安排以獨占使用方式擁有該自主知識產權,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證書、軟件企業證書等資質至關重要,這也是稅收籌劃不得不把握的關鍵環節。
三是要與稅務機關保持良好的溝通。一項稅收優惠能否獲得,稅收籌劃能否成功,最終決定在當地稅務機關對稅收優惠的審批這一關上,這就要求企業的相關財務人員和管理人員時常與當地稅務部門保持良好的溝通,及時了解和掌握最新信息,適時調整納稅籌劃策略,才能保證籌劃的時效性、超前性和成功率。
二、明智選擇——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
高新技術企業銷售、進口貨物以及提供增值稅應稅勞務都必須依法交納增值稅。增值稅的納稅人按其經營規模及會計核算健全與否,劃分為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雖然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有權按規定領購、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享有進項稅額的抵扣權;而小規模納稅人不能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不享有進項稅額的抵扣權,但是小規模納稅人的稅負不一定會重于一般納稅人。
首先,最近新修訂的增值稅條例對小規模納稅人不再設置工業和商業兩檔征收率(6%和4%),將征收率統一降低至3%。同時對小規模納稅人標準也作了調整,將工業和商業小規模納稅人應稅銷售額標準分別從100萬元和180萬元降為50萬元和80萬元。該項規定的調整,無疑大大減輕了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尤其是初創期的高新技術企業的稅負。其次,高新技術企業的產品多為高附加值產品,增值率高的可達60%以上,但其消耗的原材料少,因而準予抵扣的進項稅額較少。再次,企業在暫時無法擴大經營規模的前提下,實現由小規模納稅人向一般納稅人的轉換,必然要增加會計成本。如增加會計賬簿,培訓或聘請高級的會計人員等。如果小規模納稅人由于稅負減輕而帶來的收益尚不足以抵減這些成本的支出,則寧可保持小規模納稅人的身份。最后,企業購入的專利權、非專利技術等無形資產,被排除在可抵扣的進項稅額的范圍外,這無疑加重了利用先進技術的高新技術企業稅收負擔,直接影響了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
總之,高新技術企業由于生產的大多為高附加值產品,這些技術含量高、增值率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中可以抵扣的進項稅的成本含量很低。所以,對于規模不大的高新技術企業,選擇為小規模納稅人較合適;對規模較大的高新技術企業一般納稅人,可以通過分立的形式,盡可能降低分立后各自的銷售額,使其具備小規模納稅人條件而變為小規模納稅人,從而取得節稅利益。
三、降低稅基——費用最大化
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企業實際發生的與取得收入有關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費用、稅金、損失和其他支出,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具體來講,原計稅工資標準取消,可以按實際支出列支;廣告費和業務宣傳費扣除標準、捐贈扣除標準、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條件放開,對于內資企業來說,扣除限額得到大幅提升。高新技術企業可以在新所得稅法限額內,在不違規的前提下,采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則,即在規定范圍內充分列支工資、捐贈、研發費用及廣告費和業務宣傳費等,盡量使扣除數額最大化,實現企業稅后利潤最大化。
例如,新《企業所得稅法》第30條規定,企業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可以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加計扣除。未形成無形資產計入當期損益的,在按照規定實行100%扣除的基礎上,按照研究開發費用的50%加計扣除;形成無形資產的,按照無形資產成本的150%攤銷。結合過渡期稅收優惠政策,特區新辦高新技術企業“三免三減半”,西部地區鼓勵類企業“兩免三減半”的優惠,對于研發費用集中性的投產初期的企業可以做一定的選擇,以便能充分享受稅收優惠。
四、準確把握——用足用好稅收優惠政策
稅收籌劃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企業通過稅收籌劃可以將各項稅收優惠政策及時、充分享受到位。
《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規定:新設高新技術企業需經營一年以上,新設立有軟件類經營項目的企業可以考慮先通過申請認定“雙軟”企業資格,獲取“二免三減半”的稅收優惠政策,五年經營期滿后,再申請高新技術企業優惠政策,能獲取更大的稅收利益;無法掛靠“雙軟”企業獲得優惠政策的企業,可以通過收購并變更設立一年以上的公司獲取高新技術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
增值稅的稅收優惠政策在不同的時期都有許多條款,如:免征增值稅、不征收增值稅、軟件生產企業軟件產品的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3%的部分實行即征即退政策,集成電路產品其實際稅負超過6%的部分,增值稅實行即征即退政策,一般納稅人銷售用微生物、微生物代謝產物、動物毒素、人或動物的血液或組織制成的生物制品,可按6%的征收率計算納稅,并準許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等等。高新技術企業要具體分析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同稅收優惠政策的條款相對照,用足用好稅收優惠政策。在新《企業所得稅法》中,有利于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更是隨處可見。舉例如下:
一是對于符合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所得稅優惠稅率,其中對于研究開發費用占銷售收入總額的比例作出了規定,因而對于欲享受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的企業必須對研發費用從長計劃。
二是創業投資企業采取股權投資方式投資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術企業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資額的70%在股權持有滿2年的當年抵扣該創業投資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當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納稅年度結轉抵扣。
三是一個納稅年度內,居民企業轉讓技術所有權所得不超過500萬元的部分免征企業所得稅,超過500萬元的部分,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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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房地產開發從立項、審批、建設、預售、驗收到交付使用，開發周期通常為二至五年，項目本身具有建設周期長、資金投入大、投資回收期長、風險性高等特點。同時，房地產行業又深受國家法規與政策的嚴格調控，為了確保項目開發建設的順利進行和按期完成，只有加強財務管理與監督，才能降低成本、增加利潤增長點，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二、國有房地產企業財務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財務管理制度流于形式。一是財務收支審批流程不規范，存在審批人員沒有在授權的權限范圍內審批，經濟業務辦理審批手續不齊全等現象。二是費用開支標準混亂，沒有按照財務管理制度執行，常常按領導的意圖辦理。
第二，有效的資金管理體系尚未形成。一是雖然制定了年度建設投資計劃，卻沒有把計劃目標進行分解，編制出季度、月度計劃加以控制管理。二是公司內部資金余缺不勻、配置不平衡，存在某些子公司資金閑置，而另一些子公司卻資金緊缺的情況，無法對資金進行集中管理，資金使用效率低下。
第三，融資渠道比較單一，主要依靠銀行貸款。隨著國家陸續出臺房地產市場調控措施、連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等政策，銀行融資監管趨緊，信貸資金投入房地產行業的門檻越來越高。
第四，房地產行業的平均稅負高于其他行業，然而很多房地產企業由于對稅法和會計政策的理解不夠深入，不能合理合法地運用稅收籌劃的手段來推遲稅款繳納的時間，達到稅收負擔最小化，無形中增加了企業的財務負擔。
第五，審計監督不到位。雖然設置了內部監督部門，制定了監督制度，但因種種原因難以及時有效地發揮作用，監控不力。
三、國有房地產企業加強財務管理的措施
第一，健全財務管理制度。一是強化財務部門的職責，加強會計監督職能。會計人員除了進行會計核算外，還要參與項目預決算、經濟合同的會審，監督經濟合同的履行情況等。二是規范主要經濟業務的財務收支審批程序，明確審批人員、審批權限、審批依據和審批人員的責任。三是制定費用開支標準，以控制項目投資和費用支出。此外，根據業務需要還可以制定專項費用管理辦法，完善核算辦法和監督手段。
第二，完善資金管理體制。一是編制包括經營、建設、投資、籌資等在內的全面資金預算。在此基礎上，每月末還要根據項目建設進度以及完成的工程量編制次月的項目建設資金使用計劃表。計劃表應優先安排關鍵節點、重要項目、重要設備的資金支付，確保重要項目的按時完成和重要設備的安裝到位。二是根據“有計劃不超支，無計劃不開支”的原則，按計劃用款，并嚴格按照規定的用途使用資金。嚴格限制超計劃的資金支出，對超計劃的資金支出要有特別的授權與審批程序。三是財務部門專門設置臺賬，定期對項目資金、專項資金的使用情況進行跟蹤管理，若發現違規現象及時向項目部和有關業務部門反饋，待違規情況整改完畢后再繼續支付下一筆資金。
第三，優化融資方式。一是依托集團的資金管理中心，對資金進行統一集中管理，利用各子公司的閑置資金進行內部調劑使用，不僅可以使房地產企業相當于獲得無息貸款，也提高了資金的整體使用效益。二是借助集團綜合優勢，銀行給予集團綜合授信額度并提供優惠利率，由集團向銀行取得統借統還貸款后再向房地產企業分撥借款，付息期間按銀行貸款利率向房地產企業收取借款利息后統一歸還銀行。此外，房地產信托也是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下房地產企業的又一重要融資渠道。
第四，合理運用稅收籌劃手段。一是在土地增值稅核算中房地產開發費用有兩種扣除辦法，利息支出如果能夠按轉讓房地產項目計算分攤并提供金融機構證明的，準予按稅收有關規定據實扣除，其他開發費用按土地成本和開發成本兩項之和的5%以內計算扣除；如果不能按轉讓房地產項目計算分攤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機構證明，房地產開發費用按土地成本和開發成本兩項之和的10%以內計算扣除。因此，比較兩種辦法的扣除金額孰大，選擇對企業有利的扣除方式。二是房地產企業所得稅的征收方法為開發產品未完工前按預計計稅毛利率計算預征企業所得稅，待完工結算后按實際毛利率計算企業所得稅。由于計稅毛利率比實際平均毛利率小的多，因此，應根據開發產品完工的確認條件，選擇最佳的完工時間點。同時完工到竣工結算之間還有一段時間，會計上由于未取得全額發票，此時發票不足金額可以預提（最高不超過合同總金額的10%），據此計算企業所得稅。因此合理推遲竣工結算時間，將延遲繳納的稅款轉化為企業無息貸款，獲取資金使用的時間價值，減輕資金緊張壓力。
第五，加大審計評價力度。一是審計部門除了項目完工后的全面審計外，還要在項目建設中實施不定期的專項審計，對在審計中發現的問題督促項目部和相關業務部門及時進行整改，并對整改落實情況進行評價。二是建立完工項目后評價制度，組織各業務部門對項目完成后取得的經濟效益進行綜合分析與評價，總結經驗教訓，為今后新項目開發的投資決策提供可行性建議。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國有房地產開發企業只有通過健全財務管理制度、完善資金管理體制、優化融資方式、合理運用稅收籌劃等措施，以加強財務管理與監督，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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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稅收籌劃的必要性
企業要發展，就必須盡量節約成本、擴大收益，稅金也是企業的一項成本，通過合理、合法的納稅籌劃少繳點稅，實際上也就是增加了企業的收益。每個企業都可以通過對稅收法規的研究，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各種稅收優惠政策，選擇使用對企業更有利的稅法條款。
2稅收籌劃的前提和原則
稅收籌劃是指納稅人在稅法許可的范圍內，通過對自身的經營或投資活動的適當安排，在不妨礙正常經營的前提下，達到稅賦最小化的目標。財務工作者要切實做好稅收籌劃工作，必須深刻理解稅收籌劃的前提和原則，在掌握相關稅法知識和財經制度的基礎上，以守法、合規為前提，以降低企業成本，增強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為目標， 科學 合理地進行納稅統籌。唯有如此納稅籌劃活動才安全可行、符合國家法規要求，否則就有可能與偷稅、漏稅混為一談。
2.1應納稅所得額稅前扣除的前提
（1）真實性是納稅人稅前扣除的首要條件。真實性是指能夠提供有關支出確屬已經實際發生的適當憑據，任何不是實際發生的費用，也就沒有繼續判斷其合法性與合理性的必要。
適當憑據的適當要根據實際情況來判定。根據《票據法》和《發票管理條例》的規定，必須提供發票的，發票就是適當的憑據；可以自制憑證的，如工資費用表、折舊費計提表等也是適當憑據。
（2）合法性是指符合國家稅收法規規定。其他法規規定與稅收法規規定不一致的，以稅收法規規定為準，即使費用實際發生，也不能在企業所得稅前扣除，比如一些按照財會制度規定可以作為費用的支出項目。
2.2應納稅所得額稅前扣除的原則
稅前扣除的確認應當遵循權責發生制原則、配比原則、相關性原則、確定性原則。
（1）權責發生制原則。即納稅人應在扣除項目發生時而不是實際支付時確認扣除。即凡在當期取得的收入或者當期應當負擔的費用，不論款項是否已經收付，都應當作為當期的收入或費用；凡不屬于當期的收入或應當負擔的費用，即使款項已經收到或已經當期支付，都不能作為當期的收入或費用。
（2）配比原則。①因果配比，即將收入與對應成本相配比；②時間配比，即將一定時期的收入與同期的費用相配比。
（3）相關性原則。指納稅人可扣除項目的內容必須與取得應稅收入直接相關。
（4）確定性原則。即納稅人可稅前扣除的項目，其金額必須是確定的。對于 會計 人員進行的職業判斷和估計稅收上是不認可的。
3如何做好壽險公司日常經營中納稅籌劃工作
目前，由于壽險公司的經營范圍主要局限于人壽保險業務經營和保險資金運用，而保險資金運用權限又集中在總部，各分支公司均無權進行任何形式的資金運用操作，故人壽保險公司納稅籌劃的重點應在于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
3.1個人所得稅的稅收籌劃
職工薪酬在 現代 企業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企業成本費用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按照規定，保險公司雖然不是個人所得稅的納稅義務人，但卻是個人所得稅的扣繳義務人，必須按照稅法規定履行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稅款的義務。保險公司對個人所得稅的代扣代繳，主要包括員工工資收入和人手續費、傭金收入。應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個人所得稅的稅收籌劃：（1）盡可能平均地發放員工的每月工資，避免一次性的大額獎金發放，相對降低員工應納所得稅的稅率。（2）由公司提供相關費用，降低應納稅所得。按照現行稅法規定，不納入個人所得稅，可作為企業經營性費用在稅前扣除的項目主要包括撫恤金、救濟金，誤餐補貼，企業和個人按規定比例交納的住房公積金、社會統籌金，企業為某些無住房員工提供住宿，實報實銷 交通 費，電話費用據實憑票報銷，差旅費津貼等。
3.2 企業 所得稅的稅收籌劃
企業所得稅納稅籌劃的重點一般包括準予從收入額中扣除的項目、免于計入應納稅所得額的項目和減免稅優惠項目等三個主要方面。人壽保險公司同其它企業一樣，同樣可以采用成本、費用的充分列支減輕稅賦進行納稅籌劃。
合理開支日常經營費用，有效降低應納稅所得額，可以達到合理避稅之目的。
(1)經費計提規范準確，列支憑據真實有效。現行稅法規定，職工工會經費、職工 教育 經費應分別按照計稅工資總額的2％和1.5％ 計算 扣除，企業按規定提取向工會撥交的工會經費，必須附有工會組織開具的《工會經費撥繳款專用收據》，否則不可在稅前扣除。財務人員應充分理解其含義：工會經費計提除應附《工會經費撥繳款專用收據》外，對超過計稅工資標準部分的工資、職工福利費、教育經費均要作為納稅調增項目繳稅。
(2)實行新的用人管理辦法，合理進行納稅籌劃。將公司保安、司機等人員采用與人力資源管理公司簽訂用工合同、保險公司支付用工費用、人員全部由人力資源管理公司負責管理，所需費用按政策規定可以全額在稅前扣除，實現了用工方式的首次轉變。這個用工方式的轉變在全國其他地方商業銀行運用比較廣泛，如果壽險公司在試點的基礎上認真 總結 、大膽探索、穩步推進，加快人壽保險公司用工方式的轉變，尤其是對短期合同制員工的聘用，則企業所得稅籌劃工作將出現實質性轉變。
(3)準確區分業務招待費和會議費，降低業務招待費超標準列支現象。業務招待費是企業用于業務招待方面的支出，根據企業所得稅匯繳清算政策規定，業務招待費扣除比例為：全年銷售（營業）收入凈額1500萬元以下的為千分之五，超過1500萬元的部分為千分之三，超過規定比例列支的業務招待費不得在稅前扣除，必須作為應稅所得額的增加項加以調整。而會議費是核算企業召開會議所發生的文具、會議橫幅、標語、紙張、會議資料、名冊印刷、會議室租金、參會人員食宿費等支出。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政策對此沒有規定扣除比例，即只要是實際發生的會議費支出，可以全額在稅前列支。因此，日常工作中應加強業務招待費預算管理，積極開展會議費籌劃，根據業務實質合理開支會議費和招待費，減少調增應稅所得額。
(4)重視廣告費開支，確保入賬憑據合規有效，減少不必要的納稅調增。在實際執行中，各單位通過新聞媒體進行日常業務宣傳時，必須取得稅務部門認可的廣告支出費用憑據，使正常經營性支出規避納稅調增處理，促進企業價值最大化 發展 目標的實現。
(5)加強贊助費和捐贈支出管理，用活捐贈稅前扣除政策規定。根據企業所得稅匯繳清算政策規定，各種贊助支出不得在稅前扣除，納稅人直接向受贈人的捐贈不允許稅前扣除。 金融 保險企業用于公益、救濟性的捐贈支出在符合國家規定、且不超過企業當年應納稅所得額1.5％的標準以內可據實列支營業外支出，計算交納企業所得稅時準予扣除，超過部分需在年終進行納稅調整。必要從日常基礎工作做起，重視捐贈活動籌劃管理：①要取得捐贈的正式發票；②盡可能地通過稅法認可的非營利性社會團體進行捐贈活動，確保各項捐贈支出可以在繳納企業所得稅前全額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