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人民幣升值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我國學者胡鞍鋼和門洪華將國家戰略資源分為經濟資源、人力資本、自然資源、技術資源、資本資源、政策資源、軍事資源、國際資源等8個方面，利用23項指標衡量了中、美、日、印、俄五大國的綜合國力。

1998年,畢業論文地方本科院校會計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探析，中國綜合國力躍居世界第二位，相當于美國的1/3，略高于日本。1980-1998年是中國綜合國力迅速崛起的時期,，綜合國力增長最為迅速，年變化量幾乎相當于美國的10倍。但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來已近10年未作調整，而這10年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也要求人民幣匯率要與中國經濟和綜合國力相適應，做出相應調整。

3、相對利率水平產生人民幣升值壓力

,論文我國企業外匯交易的風險防范與控制;比較中美兩國的利率水平，自1996年至2002年3月止，中國連續八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7.47%降至1.548%，美聯儲連續11次降息，聯邦基金利率由5%降至1.75%，貼現率由4%降至1.25%，創下1961年以來的新低。根據短期均衡匯率決定的利率平價說可知，當人民幣的利率高于美元利率時，人民幣的即期匯率將上升、遠期匯率將下跌。因此從理論上來說，1996年到2001年，人民幣一直面臨貶值的預期，但人民幣匯率卻一直保持穩中有升趨勢。究其原因，從我國的經濟體制看，尚缺乏利率平價成立所需的：有彈性的利率，開放的資本市場，較松的資本管制，貨幣的完全可兌換性等基本條件。而且，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因素，主要停留在商品市場層次上。外資的流入以直接投資為主，投機資本往往以貿易結匯的形式混入。利率平價對匯率的影響，不能直接在資本市場上表現，只能通過商品市場體現，國際資本流動與商品流動混淆,論文，因此，利率平價對人民幣匯率變動無直接影響。即使利率平價發揮作用，由于人民幣與美元利率幾近無差，所以短期內其不影響匯率變動。

2004年10月29日起中國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1.98%提高到2.25%，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5.31%提高到5.58%。其他各檔次存、貸款利率也相應調整。

同時,,畢業論文關于我國開展國際招投標情況和問題1，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2005年6月30日決定，將聯邦基金利率即商業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再提高0.25個百分點，從3%提高到3.25%,學位論文會計教學中的學生學習興趣調查與解決路徑。這是美聯儲自去年6月以來連續第9次以相同幅度提息。

由上可知，從相對利率水平來看，由于人民幣利率低于美元利率，按照利率平價理論，人民幣遠期應該有升值的壓力。

4、外來經濟壓力的加劇

在20世紀90年代全世界的經濟增長率大體是2.6%，但是2001年降到歷史最低點1.1%，2002年提高到1.7%，其中美國2001年是0.5%。西歐、日本、美國的經濟都處于低迷狀態,論文，通貨緊縮在全球范圍內出現。

,;2002年以來，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散布&ldquo,論文醫學留學生病理生理學教學現狀與探索;中國輸出通貨膨脹”論。2003年，這種論調進一步升格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具有代表性的說法為:如果人民幣匯率繼續盯住美元，可能會破壞中國國內貨幣體系的功能，并在中國引發通貨膨脹。到2005年，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于國內經濟之需要，或迫于國內政治壓力，要求中國改革匯率制度，或徑直要求人民幣升值。

篇2

能夠導致貨幣升值的情況有兩類：行情性不平衡和結構性不平衡。前者是由通貨膨脹率的差異、進口型通貨膨脹和投機性資本流動造成的；后者是由于競爭力持續不斷地相對提高造成的。假如生產率的提高不被物價上漲所抵消，強大的生產率就會通過實現盈余對國際收支產生影響。競爭力不斷提高，給貿易伙伴造成了問題。高生產率國家的貨幣定值偏低，其他國家的貨幣的定值偏高，盈余不斷積累，而且在貿易伙伴拒絕定期實行貨幣貶值的情況下，出口國不得不實行貨幣升值。德國貨幣就是在該情況下升值的。

二戰以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貨幣升值發生在日本和德國。我試圖通過對這兩個國家的貨幣升值背景的考察，反觀我國的人民幣目前所處的狀況，即人民幣升值的時機是否成熟。

二、二戰后日元升值的背景

我們將二戰后日元的升值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1年2月從1美元對360日元升值為308日元；第二階段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第三個階段為1985年“廣場協議”迄今，日元升值為1美元對90—140日元。

1.日元第一次升值的原因和發生過程。二戰后，日本的產業發展、經濟振興以及“國際貿易立國”是在長達20多年的鎖定日元低匯率的背景下實現的。1949年，為控制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改革當時存在的多重匯率，日本在美國占領當局的幫助下制定了“道奇計劃”和“經濟安定九原則”，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鎖定為1：360.正是這個固定匯率的實施，使日本產業獲得了重返國際市場的機會。以此為開端，日本國民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從1946年至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為1956年至1960年的23.4％。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日本的出口產業更是迅速發展，出口貿易急劇增長。20世紀60年代前期日本出口指數的年均增長率為17.9％，后期為15.1％，幾乎為同期世界貿易增長速度的兩倍。正是從那時起，日本的貿易出現順差，長期資本收支中資本輸出也明顯增加，日本成了資本輸出國，日元也開始走向硬貨幣。

也是在這期間，日本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在1951—1955年、1956-1960年、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四個區間內，日本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分別達到8.2％、8.7％、9.7％和12.2％。

與此同時，日本在日元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時已形成了比較雄厚的、外向型的產業基礎。由于受惠于長達20余年的1美元兌360日元的固定匯率，日本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為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總額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7.9％和15.1％。1971年時，日本普通鋼、熱軋薄板和冷軋鋼板的成本分別只相當于美國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與1960年相比增長了10倍以上，并成長為世界第三大汽車出口國。鋼鐵與汽車兩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標志著日本工業化階段發展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正是在這樣的產業背景下，迫于當時美國的“新經濟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從1美元兌360日元調整為1美元兌308日元。

2.日元第二次升值的原因。日元的這個低幣值的固定匯率一直實行到1973年2月。1973年2月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浮動匯率制，即匯率完全由市場供求狀況決定，由于日元供不應求，因此從1973年2月直到1985年9月日元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由于日本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進一步加快了產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高開放度化”的進程，日元的升值并未阻擋日本產品的強大出口趨勢，尤其是在汽車等產業領域日本成為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1975年，日本躍居汽車出口·的世界第一大國，出口量達268萬輛。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車和從美國進口汽車的數量分別是394.7萬輛和1.05萬輛，呈現出極為懸殊的比例。1981年，日本盡管實行對歐美市場的“自主限制”，汽車出口仍達605萬輛；同年排世界汽車出口第二位的聯邦德國僅出口215萬輛，而一向號稱汽車大國的美國當年僅出口69萬輛。正是這樣一個嚴重不均衡的市場格局引發了此后長達數年的日美汽車貿易摩擦。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采取了“口惠實不至”的對外貿易政策以給本國產業發展爭取更大的時間余地。1980年5月，日美雙方達成鼓勵日本汽車企業到美國投資設廠的協議。但這個軟弱的協議對企業幾乎沒有形成什么約束力，日本汽車廠家也沒有多少到美國投資設廠的積極性。1981年以后，日美間幾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問題進行談判。但日美汽車貿易的嚴重不平衡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扭轉，美國對日的貿易赤字不斷擴大，非凡是日本的汽車產品大舉占領美國市場，使兩國的貿易矛盾終于激化。年復一年的拖延終于讓美國人失去了耐心，并最終通過國家合作迫使日元再次升值。

3.日元的第三次升值。1985年，為了遏制日本出口導向的外貿政策在全球刮起的廉價日貨出口狂潮，美國聯合法、德、英等國的財政首腦在紐約廣場飯店與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其主要內容為，將美元對世界其他主要貨幣的比率在兩年內貶值30％，從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從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廣場協議，后來被眾多學者公認為引發日本經濟衰退至今的罪魁禍首之一。

三、戰后西德馬克持續升值的背景

從1951年起，西德國際收支盈余達到8億馬克。從1950年到1957年，德國出口翻了兩番。1959年末，德國超過英國成為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國，從1957年開始，與貿易無關的資本流入額不斷增加。西德貿易呈現持續順差的局面，市場上產生了馬克匯價過低的說法。到了20世紀50年代后期，發展到了要求馬克升值。西德雖然擔心馬克升值會對出口造成不良影響，但仍然采取了變更平價的方針。馬克升值的基本原因是西德的物價上漲率比其他國家低，因而國際競爭力強，貿易收支長期順差。1961年，馬克升值5％，以恢復國際收支平衡和減輕通貨膨脹造成的壓力。1962年的貿易順差比前一年減少了40％。與1950—1960的10年相比，出口僅增長3.5％，進口卻增長了11.6％。物價上漲沒有完全遏制，但沒有貨幣升值，物價漲幅會更大。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西德的貿易收支順差再次顯示出擴大的傾向，人們對馬克即將再次升值的期待增強。1967年德國政府拒絕再次實行貨幣升值，相反1968年5-6月、1969年5月和1969年8月三次投機造成的危機卻使政府下決心將貨幣貶值。隨后法國法郎的貶值掀起了新一輪的投機，為了支持美元，德意志聯邦銀行在兩周內買進了10億美元。1969年10月24日，馬克升值成為現實，升幅為9.29％。69億美元離開了德國。當時銀根忽然收緊，然而貿易局勢并未扭轉，這次升值使德國的貿易伙伴受益。1970年美元危·機又引起了對德國馬克的投機活動。1971年，在華盛頓協議簽訂后，德國馬克升值約5％。從1973年起，投機活動重新出現。盡管美元于1973年2月貶值10％，但仍未重新獲得信任。僅在3月3日這一天，德意志聯邦銀行就不得不買進20多億美元。3月12日，德國馬克相對非凡提款權升值3％。6月29日，德國馬克不得不再次對非凡提款權升值5.5％。由于此后馬克的匯價持續看漲，到了史密森氏會議時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所以在這次貨幣匯價調整時，馬克升值了14.3％。

四、人民幣有升值的必要嗎？

2002年末以來，日本官方及公眾媒體又提出一種“中國”的新說法，指責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要求人民幣升值。

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在英國的《金融》上發表文章，稱“中國應承擔起將人民幣升值的責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讀賣新聞》發表文章，指責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日本國內的通貨緊縮。或許巧合或許有意，幾乎同一時間的2002年12月2日，美國《商業周刊》放言：“中國的通貨緊縮正在危及全球經濟。”隨后不久，路透社援引美國前白宮首席經濟顧問言論稱，美國政府希望努力說服中國將人民幣升值。

日本《讀賣新聞》2003年7月8日道，在7月6日閉幕的亞歐財長會議上，歐洲各國相繼提出了人民幣升值的要求；日本也指出，人民幣比值低是出現國際通貨緊縮的主要原因。在美國，廉價的中國產品使國內制造業感到了壓力，導致產業界產生了危機感。為此，美國政府內部開始出現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2002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中國連續3年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赤字國。對此，美國最大的制造業者團體全國制造商協會認為，中國外匯儲備增加是因為中國政府把人民幣比價控制在低水平上，并多次干預市場所致。

1.國外指責人民幣應該升值的“依據”何在？

一是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那么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是如何形成的？2002年，中國外匯儲備超過3000億美元。但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認為，此信號傳達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是虛增的壓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強制結售匯制度的產物。1995年之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分為政府、企業和民間三塊。而在實施強制結售匯制度后，企業不得持有超過外匯賬戶上限的外匯，銀行不得持有超過外匯結算周轉頭寸上限的外匯，甚至連外國直接投資也必須由央行通過人民幣的外匯占款發行的方式全部吃進，本應并存的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塊“蓄水池”的儲備，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儲備。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全球資本為了在中國獲得可觀的收益，大量流人中國，這也是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那么它又是如何出現的？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出口競爭力強勁并非由于人民幣幣值過低所致，而主要是由貿易領域的改革、有活力的私人公司的出現、豐富的勞動力及海外企業的生產環節的外購引起的。不容忽視的原因還有中國作為世界的一個工廠，其生產成本只有美國生產成本的1／35和中國臺灣生產成本的1／10.就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出現的原因來說，最大原因是那些對美國出口的公司如今都遷往中國生產。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馬克—諾蘭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1997年中國對美出口貿易順差中的75％是這種“遷移效應”產生的結果。這種狀況在玩具和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尤為突出。此外，向美國出口的許多比較先進的產品僅僅是在中國裝配而成的。例如，2002年美國從中國進口了價值132億美元有“中國制造”的電腦配件，在4年中增長了78億美元。然而，這些配件中的一些先進的部件是從中國臺灣地區、日本和美國進口的。工廠遷移效應和出口品加工往往扭曲了中國對美國公司和就業構成的競爭威脅。正如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最近的一份告中指出，中國對美貿易中大規模順差的出現并非因為中國封閉市場，而主要是因為中國已成為一個主要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全球生產基地。告還指出，大多數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并未代替美國國內產品，而是代替了從其他亞洲國家進口的產品；日本貿易振興會的調查也顯示，日本進駐中國的制造業企業中的51％的企業將其70％以上的產品出口。通常日本企業會向中國出口原料，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在當地生產并將產品出口到日本。

美國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更是通過有說服力的數據證實了這一點。他認為，中國的出口動力更多地來自西方跨國公司有意識的外購策略，而不是中國本地公司的迅速發展。中國日益強大的出口機器上到處都有美國、歐洲和日本流下的印跡。過去1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情況一直如此。從1994年到2003年年中，中國的出口額增長了兩倍，從1210億美元上升到3654億美元。而“外企”——全球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分支機構以及中國與工業國家公司合伙開辦的合資企業——在這個累計增長額中占了整整65％。這恐怕不能證實中國在從其他國家手里搶奪市場份額。應該說，這是工業國家的高成本生產商在競爭中求生存的副產品。

三是人民幣幣值過低影響世界經濟，并向世界輸出了通貨緊縮。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認為，目前的日本輿論顯然夸大了中國目前的產業基礎及國際競爭力。先看鋼鐵，2002年中國的鋼鐵業面臨的現實形勢是，為了應對美國“201條款”和外部傾銷不得不對進口產品加征“反傾銷非凡關稅”。這顯然意味著，中國鋼鐵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與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相比尚相差甚遠。再看汽車，雖然2002年中國汽車產業的產量和銷量都實現了36％的年增長速度，但總規模也才不過310萬輛左右，同年美國在不景氣狀態下的汽車銷量仍達1100萬輛，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6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車產量約為5400萬輛，中國產量所占比重不過5.74％。事實是，目前中國的產業基礎與日本相比，別說1985年“廣場協議”時的水平，連1971年日元第一次升值時的水平也尚未達到。

篇3

官方媒體翻來覆去強調，美利堅強制人民幣匯率升值，匯率升值至1：5，美元報價自動漲至4/5=0.8美元，就沒什么競爭力了。

事實上，等式的右邊有兩項---匯率、人民幣報價。美國人還有另一種陰謀，如果中國通脹，杯子賣到7元一只，則7/8.27=0.8美元，一樣達到目的。

2、通脹：通脹說來就來，一夜之間，物價就漲上去、電煤礦油就缺口、經濟就過熱了。什么導致經濟過熱？按央行官員的口徑，是汽車、鋼鐵、電解鋁等行業的過度投資。但過度投資的根源是價格上漲。價格上漲的根源是需求過熱，需求過熱的根源呢？央行官員就瞠目結舌，答不上來了。

在8.27的匯率下，美國人的一個手段，就是用盡量多的美元沖擊人民幣體系。固定匯率類似一種坐莊系統，賣盤太多時，莊家就要進場維持價格。美國人拋多少，央行就得要接多少。不然這個8.27就名存實亡了，也達不到幫助企業出口的目的。

過去的一年中，大量熱錢涌向中國，美國人的行為可謂瘋狂---中國的基本面很強，美國財團充滿信心，投機資金源源不絕。年終總結，央行每天買進5億美元，一年累計買入了1600億美元。04年1-6月又買了700億之巨，外匯儲備達到4700億美元。

央行和商業銀行有很大區別，商業銀行資源有限，且用的是舊錢；商業銀行買賣外匯，不會影響金融穩定。央行是發鈔行，擁有鑄幣權。理論上，央行的接盤能力是無限的。手中一些有限的流動資金用完后，可以開動印鈔機，印制新錢，接下美元。

但新錢有新錢的壞處---新鈔一發，后患無窮。美國人要的就是這個效果。大量新印制的人民幣流入市場，將導致物價系統的災難。

中國商業銀行的放大系數約為2.5-3.5。去年，M2貨幣總量由18萬億增長到22萬億，如果沒有美元潮，放貸額甚至是縮減的，商業銀行會惜貸，信貸失控純屬無稽之談。

新增4萬億貨幣總量，對僅有10萬億GDP的經濟體來說太大了。一下子多了這么多錢，物價豈能不漲？物價一漲，生產企業豈會不大干快上，盡量多快開工？便出現所謂的經濟過熱。即是說，聯系匯率導致人民幣被低估，美國人沖擊人民幣，貨幣供應量增加、物價上漲、經濟過熱。用格林斯潘的話說，如果中國堅持不升值，他們自己的貨幣就會出問題。

3、魚與熊掌：如果人民幣被低估，美國人必然樂意將美元兌換成人民幣，最終導致人民幣過多，通貨膨脹。經濟是均衡的，你堅持固定匯率不動搖，我就用美元沖你人民幣，最終導致你通貨膨脹，失去競爭力。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是選擇固定匯率，還是選擇穩定物價？中央的態度很明確，固定匯率是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去年頂住7國財長的壓力，被認為是外交縱橫的一項重大收獲。

按中國人的一貫思路，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美國的勸告，反著做就可以了。美利堅要我們升值，我們偏不能升值。

但事實究竟怎樣，還是要講清楚：匯率上漲，受益者是人民幣持有人，即13億民眾。你可以輕松去加勒比海灘度假，甚至娶一個年輕漂亮的馬來西亞太太。

匯率不漲、國內通脹的話，受益的是政府和銀行。作為最大的債務人，幾萬億壞帳相應縮水，更容易償還，政府獲得大量的鑄幣權，以應付財政開支。

財富只有一筆，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總之，百姓去加勒比渡假是沒有指望了，更沒錢娶一房馬來太太，這些錢將用來填補國有銀行的虧空。

總體上，以國家利益而說，填補銀行總比去海灘渡假重要得多，但還是應跟民眾解釋清楚，中央的選擇中，誰是受益者、誰是受害者。

4、房地產：新一輪熱錢潮的一個奇怪現象，是游資收購房地產，而不是傳統意義的股票與債券。國際換匯資金，講究的是光速劃撥，要求高流通、低風險、固定收益。從這個角度，債券是最好的選擇，一些短期債票面受益率，甚至成了一國匯率的基準。

相對而言，股票不會受寵，因為波動太大，收益率也不確定。一般而言，房地產根本不是游資的選擇，因為流通性實在太差，且千房千面，每一套房源都要單獨評估、單獨銷售，簡直是游資的惡夢。

但在中國，價格正逐漸向美國靠攏。到底是人民幣報價變動，還是匯率變動，游資心中沒有底。事實上，中央堅守固定匯率的決心，不容小視。因此，最好的選擇就是購買房地產。一旦8.27的匯率不變，而是內部通脹，房價就會隨物價上漲。無論是匯率漲，還是物價漲，房地產兩相得宜。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目前來看，8.27牢不可破；簡單地將美元兌換成人民幣的初級投機者們，將遭受毀滅性的打擊。

5、宏觀調控：調控有一個很大的漏洞，即對內資外資的影響不同。內資奄奄一息、外資如魚得水。調控之下，江蘇省十幾家銀行集體停貸，民企幾乎被屠戮殆盡。國內企業再也無力取得貸款、擴大產能，再也無力搶占市場了。

中央管得了國內銀根，卻管不了國際銀根。當前銀根空前緊張，國際市場呢，卻是45年來最低的利率，寬松得要命，外資企業可以大量融資。

我們很痛心地看到，國內企業普遍停產的時候，外資公司卻是心是心非。一些外資學者大喊中國必需減速、減速、再減速時，他們自己的公司卻在急步跑馬圈地。

德國大眾新加了兩條生產線，廣州本田加了一條，大摩在上海投了幾十億的地產項目，轉手又買了建行的幾十億抵押物業。行政命令規定，銀行不許做銀行系統違約率最低的個人房貸，而天津的一家德資銀行卻連5.04%都不要了，干脆開出3%的優惠利率。

不知道外國專家究竟是看多還是看空，但我們知道總產能并沒有下降多少。唯一的區別是內資讓幾步，外資就進幾步。

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中，抽緊銀根，則貨幣減少，供應緊張，匯率相應上升。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內資借不到貸款，外資因為匯率上升，一樣要付出更多的投資成本；一句老話是，固定匯率下，外資涌入將抵銷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但固定匯率下的調控，卻只苦了內資，便宜了外資。

國內銀根很緊，國外銀根很松；國企奄奄一息，外企如魚得水。固定匯率加上宏觀調控，便導致一個大漏洞，使國企不戰而潰，大好市場份額拱手讓人。

其實，解決的方案很簡單，對某些特定行業，征收投資調節稅。凡不許增加產能的國企，外資也不許進入，進則征收額外稅。更進一步講，如果覺得某行業產能過大，第一個應砍掉的是外資的工廠，調控也應從外企開始。如果覺得汽車業產能過大，第一個被砍掉的應是廣州本田，廣州馬自達。殘害民族企業取媚洋人，砍掉民企市場份額讓給洋人，一直是統治者的思維。

7、日本模式：從宏觀經濟講，中國越來越象80-90年代的日本，越來越在復制日本模式。和90年代的日本一樣，中國也是一個出口導向型國家，希望用較低的匯率補貼出口，都也面臨外儲急劇增加的情況，不得不解決外匯占款引發的通脹情況。

貨幣泛濫的情況下，怎樣保持出口競爭力，將出口導向型經濟維持盡量長的時間？日本的對策方針是，進一步扭曲價格體系，不出口的東西都漲價，出口的東西都不漲價。日本的葡萄賣到1美元一粒。日本的西瓜賣到30美元一個。但無論如何，都比不上日本的房地產價格夸張。

房地產是一個典型的內銷型部門，為房地產買單的99%都是國內百姓。很多人都認為，房價過高，會導致城市的商務成本過高，喪失競爭力---其實這是一個誤解，一家大型跨國公司中，房地產、員工房貼只占總成本的8%，甚至還比不上一些公司的電話費。

房地產的價格，99%由本地百姓負擔，剩余的1%中，還要分工業地產、商業地產、民用地產。普通城市的住宅樓可以很貴，但工業用地可以很便宜，政府可有意識補貼。

政府從房地產可以取得大量稅收，這樣一筆巨額財富可用來造機場，造碼頭，改善基礎設施；或高額出口退稅，或提供優惠項目。

房地產事業是典型的剝削內貿、補貼外貿。用民眾的負擔補貼出口競爭力，甚至可以說，房價越高，出口競爭力越強。現在，中國也將走上日本的老路---低匯率導致外儲急增，引發通脹壓力。政府將之引向房地產，讓民眾買單，令外貿出口業不受損傷。99%內銷的部門始終是宣泄通脹壓力的好去處。房產、交通、醫療、教育，莫不如此。

篇4

2006年，美國的對外貿易逆差為7636億美元，其中，美國對中國的逆差為2325億美元在美國貿易逆差總額中占比大約為30%，這一高比例也說明了為什么美國最為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只不過許多呼吁人民幣升值并指責中國匯率政策人士忽略了兩個重要的事實：一是在2006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3000多億美元產品中，有2/3是外資企業或中外合資企業，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國公司；二是中國向美國出口增速較高，與美國沃爾瑪等大公司的低價采購行為推動有很強的關聯度。2000年時，沃爾瑪公司的全球零售總額只有1913億美元，到2006年，這個數字已飆升至3500億美元左右，沃爾瑪公司多年來就一直把中國當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購市場，而美國市場在沃爾瑪公司銷售總額中的貢獻率達80%以上，這說明，美國消費者也是便宜中國商品的最大受惠群體。盡管如此，要求人民幣匯率擴大波動控制區間并允許人民幣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見。其中，許多學者認為人民幣幣值確實存在嚴重低估現象及中國政府通過匯率政策的調整也能對世界貨幣體系產生積極影響等意見，也的確值得重視。

二、人民幣幣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只要它力圖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匯率制度，就必然會面臨一個如何確定匯率的問題。確定匯率實際上確定本國商品在國際貿易活動中的相對價格。假若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充分（即按照馬歇爾——勒納條件，這個彈性的絕對值大于1），“相對價格”較低即本幣幣值采取低定價策略能夠刺激出口并改善經常項目收支的狀況，“相對價格”較高即本幣匯率高估則會出現相反情況。

一般情況下，經濟學家們總是用一價定律和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來思考和解釋長期的匯率決定問題。按照一價定律，同樣的商品如果不考慮運費和貿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國家應該價格相等。由于一價定律考慮的不是單項商品，如果將兩國商品的總體價格水平進行比較就生成了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的匯率決定理論。購買力平價理論從邏輯上之所以能夠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即在貿易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因素（如勞動、資本、土地等）價格會逐漸趨同。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因此，本幣幣值的確定并不能簡單地運用國際經濟學中的主流匯率決定理論進行解釋。通常，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常常取決于它所選擇的匯率制度及由國內貨幣市場、宏觀經濟運行及國際收支調節策略等多項因素決定。在浩如煙海的經濟學文獻中，雖然有各式各樣的均衡匯率模型，但對市場參與者和調節者有影響意義的永遠是選擇什么樣的匯率形成機制或如何確定一定時期的名義匯率。

中國多年來的匯率制度名曰“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實際上是以美元為釘住目標的固定匯率制。在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們一直將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關系確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國才宣布放棄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而改為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根據市場供求允許人民幣匯率每日在3‰的區間中浮動的新匯率制度，20個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升值約7.76%。盡管如此，國際金融市場仍抱有強烈的人民幣升值預期，中國的外貿出口勢頭仍然有增無減，國際上一些熱錢仍然在想方設法鉆進中國市場，在難以抑制的人民幣升值預期推動下，資產（股票、房地產）市場價格也出現一路飆升的景象。所有這些，都給我們提出了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人民幣幣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幣幣值是否被低估？這是一個很難用三言兩語就簡單說清的問題。在一國實際匯率的分析中，現在理論界較普遍的看法是用實際有效匯率這一綜合匯率指數方法判斷一國的幣值更有說服力。在這一方法的應用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多數成員國都以消費物價指數為測算基礎，其中，24個工業化國家還采取以單位勞動力成本來替換消費物價指數指標，其所得測算結果，同樣能反映出一國的國際競爭力。根據專家的計算，中國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大體經過了3個階段，即（1）1980～1988年，人民幣名義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均呈現大幅同步貶值勢頭；（2）1989～1993年，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穩定但實際有效匯率卻大幅下降；（3）1994年至今，人民幣名義匯率僅經歷了相對較短時間的變動但實際有效匯率卻出現了明顯的升值。我們都知道，一國的名義匯率如果未發生變化，但實際有效匯率出現明顯升值，就說明該國的貨幣幣值存在低估傾向。

匯率決定理論極為精巧復雜，由于中國國情的特殊性，直接用任何一種均衡匯率理論模型恐怕都難以獲得對人民幣幣值現狀及走向問題的圓滿解釋，但現有經濟理論卻可以給我們提供一條簡明的思考路徑，這就是在不考慮決策當局偏好的情況下，從一些重要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趨勢中分析現行匯率是否已出現失調，然后從失調的矯正措施中去選取政策調節方法。

一般地說，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一國貨幣幣值的提升總是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面狀況良好及由此產生的投資者預期改善等因素相聯系。而一國經濟的基本面又主要取決于在一定的開放度條件下該國的儲蓄投資循環狀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社會總需求和就業水準、貿易條件、政府財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體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這些因素如果都處于良好運行狀態就會對經濟成長產生合成推動作用，而中國在改革近3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保持年均經濟增長速度世界第一的記錄也就是這些因素發揮積極作用的結果。近年來，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滯后影響，原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已大大放慢了增長速度，美國自2001年以來也結束了持續近十年的強勁增長勢頭，歐洲經濟雖然未出現美國經濟那種戲劇性的漲跌變化但始終未出現過高成長奇跡，日本則剛剛走出經濟不景氣泥沼呈現低速增長勢頭，印度和俄羅斯雖近年來在經濟增長率上亦有不俗表現但眼下及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在某些方面還無法同中國抗衡。在相互發生作用的國際競爭環境中，中國不僅速度領先，而且在國民儲蓄率、外匯儲備增長額、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絕對額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許還能繼續保持增長領先地位。按照一般規律，一個政治安定、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主要依靠內源融資能維持10年以上的經濟高增長預期的經濟體，其貨幣就必須堅挺并出現明顯的相對升值，從上世紀70、80年代德國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幣值變動史中都可以看出這個規律。同樣，中國目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也是這個規律在強制地發揮作用的結果。

中國高額的外匯儲備和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速來源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形成“雙順差”的關鍵原因在哪里呢？顯然，對“雙順差”局面形成的決定性因素就是中國政治穩定、經濟持續高增長背景下帶有特殊國情味道的生產要素的非均等化傾向。在人力、土地和資本這三項基本生產要素中，中國生產的可貿易商品中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工業國家，而且還遠低于新興市場國家。在勞動力具有無限供給趨勢的環境中，中國可貿易商品中的勞動力成本不僅所占份額極低，而且在近30年時間里始終未發生特別明顯的增長性變化；在中國各地的區域經濟發展中，各地政府為了增加地方稅收和就業崗位，在土地批租中紛紛展開優惠競爭，這使得地租成本在可貿易商品中同勞動力成本一樣也只占很少的份額。這兩項成本節約因素與外國的資本和技術相結合加之政府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必然使中國成為一個蓬勃興起的世界工場。這使得中國在2

002年年底一躍成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而外商投資企業中相當一部分都是以國外市場為目標的出口創匯企業，只要這類企業總數在增長，中國的出口就會相應快速增長。同時，在中國現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度下，企業貿易收入的絕大部分會自動轉化成國家的外匯儲備。中國加入WTO后，貿易條件的明顯改善和開放度的進一步擴大使得中國進出口總額保持了旺盛的增長勢頭，這也帶動了外匯儲備的增長進一步提速。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用價格機制和價格水平可以解釋很多現象，筆者認為，中國的人民幣幣值和外匯儲備問題，完全可以用低價勞動力和土地要素低價水準導致的幣值嚴重低估來解釋。

在現代經濟中，政府和市場、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是兩種交互發生作用的力量。依靠行政管制、道義勸說和政策調節，政府可以在一定時期的經濟活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從長期看，客觀經濟規律總是能夠矯正由政府行為慣性、惰性及決策者個人偏好或意識形態偏見產生的各種非效率傾向，讓物質利益規律、價值規律、供求規律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終牽引力量。在人民幣幣值或匯率政策問題上，我們今后也許能進一步獲得這種邏輯體驗。

自1986年起，英國的《經濟學家》雜志就每年進行一次世界性的調查，調查內容是麥當勞快餐店的巨無霸漢堡包價格，經調查發現，中國大陸的巨無霸最便宜，售價約1.2美元，而其他工業國家的較高售價為3.5美元左右。人們都知道，早在麥當勞進軍中國前幾年，該公司已經開始低價租用中國農村的土地對其所選土豆品種進行試驗性種植，所以，對麥當勞公司來說，其產品原材料基本不存在特殊運費問題，在中國賣出的巨無霸之所以成為低價世界之最，就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和土地租金成本極低。貨幣匯率就是兩種價格指數之比。同樣的商品在不同的地區銷售就有近200%的價差，這個現象似乎已完全違反了我們前面所說的“一價定律”，而這種現象也一定會引導人們去重新思考人民幣幣值是否已被低估的問題。巨無霸是非貿易品，但在中國國內的統一市場中，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規律仍然在發生作用，因此，非貿易品和可貿易商品中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亦同樣遵循均等化規律，中國的可貿易商品定價過低也自然是普遍現象，從前邊所提及的物價與幣值的關系我們可以得知，人民幣匯率也確實有相當的上升空間。

三、從打造貿易強國的角度思考人民幣匯率問題

經濟學中的均衡理論基本內涵就是資源配置最優化和福利或收益的最大化問題。在匯率研究領域，經濟學家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探討構建各種各樣的均衡匯率模型，著眼點也是幣值的最優化問題。常識告訴人們，在一定條件下幣值低估能刺激出口、遏制進口從而改善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但是，如果名義匯率、實際匯率過分地偏離了均衡匯率即定價過低，它也會導致利益損失即通常所說的不經濟或“肥水外流”。

在近30年的時間里，中國一直在用低要素價格吸引外資，用出口退稅政策來鼓勵企業的出口積極性，這些選擇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對中國躍升為世界貿易大國有不容忽視的貢獻。但這些政策能使中國成為貿易大國卻不會使中國成為貿易強國，可以認為，這些政策如不及時矯正甚至還會成為中國向貿易強國轉化的拖曳因素。這一立論的理由有以下兩點：

第一，中國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且仍以每天平均5億美元的速度增長，這些外匯儲備又大部分被用來購買美國等國家的長期低息政府債券，這實際上使中國在實體經濟、縣域經濟、三農領域及民營科技企業仍亟待金融支持的情況下用低息貸款的方式去支援發達國家的經濟建設。較高的國內外投資機會收益與外國政府債券收益相比之差實際上就是中國巨額外匯資產運用的凈損失，美國企業對華投資的年均收益與美國政府向中國出售政府債券利息支出之差就是美國向中國借款的凈收入。據統計，美國企業在上海等地區投資的年收益率可達20%以上，這樣即使美國政府長期債券年息率達4%，美國也能獲得16%以上的巨大收益。僅僅從這點就可以粗略地計算出中國巨額外匯儲備在目前這種運用方式上所付出的巨大機會成本。

第二，與制度演進過程中常常碰到的情況一樣，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也有“路徑依賴”傾向。在人民幣幣值嚴重低估情況下，中國的出口企業即使出口低附加值產品也能賣得出去，賣出去后即使銷售利潤很低也能在國家的出口退稅政策方面獲得收益補償，這樣就會在全社會的生產要素和其他資源流動方面產生負面效應，即扭曲價值信號不能自動產生資源優先配置的結構調整效應，大量的企業生產偏低端產品耗用了巨大的資源，而那些新興的、高成長性、高附加值產品的潛在可用資源被慣性效應作用下的低附加值產品行業擠占。從中短期角度看，大量低端產品和傳統企業的繁榮興旺雖然在增加稅收和就業方面能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從長期看，這類行業的不斷擴張會遲滯一個國家工業基礎改善的速度。多年來，我們總是習慣于用行政命令或指導的方式來解決結構調整問題，結果一直收效甚微，其實只要運用匯率、稅收、利率等價格性工具，微觀主體的投資行為就會立即改變。以可貿易商品結構之調整為例，只要人民幣升值的幅度足夠高，出口型生產企業的投資就會自動轉向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再比如對高污染、高能耗產品生產企業采取懲罰性稅收制度，也能對這類企業的投資沖動產生明顯抑制作用，等等。總之，中國應當將提升人民幣幣值作為產業產品結構的一種手段——即使在短期內會付出一些企業關停并轉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如果足夠大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如：誰是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受損者？銀行系統是否做好了相應的準備？沿海出口加工型企業的耐沖擊限度到底有多大？目前這種投資和出口雙推動型經濟增長方式會不會受到劇烈的負面影響？中國會不會出現日本“廣場協議”之后的宏觀經濟現象和可能的長期經濟蕭條，等等。這些問題和擔心不能說毫無道理，但中國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總要有些優先考慮的事項，在目前條件下，我認為中國的優先考慮事項就是如何盡快使自己從大國變成強國，從儲蓄利用效率過低轉為疏導儲蓄投資循環流程并運用強制和誘導等種種政策手段進行產品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在國際收支調節上以平衡管理為基本指導思想并用市場化的價格性工具作為基本手段，而不是象2007年開始這樣：各地方政府按照上級精神用行政的辦法敦促本地的外向型企業壓縮出口增加進口。這類做法到底能否奏效還有待實踐檢驗。根據以往的經驗，壓縮地方企業的出口就等于壓縮地方政府GDP和地方政府的政績，因此，這個新近實行的平衡國際收支的最新做法恐怕很難收到中央政府所期望看到的預期效果，事實將證明，平衡國際收支及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最簡近有效的辦法還是動用匯率等價格性手段。人民幣大幅升值可以理解為在現有水平上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再升值10%以上，這樣幅度的升值實際也遠未彌補中國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價格與一般新興市場國家同類要素價格之間的差距，就是說，即使在這樣升值水準下，中國的可貿易商品仍然會保持相當的國際競爭力，不會使出口增長出現明顯下滑，但卻會對進口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因為人民幣升值10%意味著石油、礦產品、木材、農產品、高科技產品及一般工業消費品等所有的進口商品的價格都會下降10%。這樣，用國際貿易條件惡化或改善的思考方法分析，人民幣若在一年左右時間內升值10%，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度可達到20%（即出口產品多賺10%，進口商品價格相應降低10%），這是一筆可觀的國民收益。

“人民幣升值幅度過大會對出口型生產企業和銀行造成損害”，這是一種最具代表性的憂慮。有人說，許多外貿型生產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只在3%至5%之間，只要人民幣升值超過5%就會出現大量企業倒閉的現象，但2005年7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已逼近8%，中國呈現的卻是出口越來越旺盛的勢頭，我們還可以回想20年前日元對美元升值幅度已遠超過100%時，日本每年仍保持大約6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的歷史事實就可以對微觀主體的政策環境適應能力之強有充分的信心。此外，關于人民幣升值可能對銀行業負面影響的問題，我們看看2006年中國股票市場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上市銀行股票成為市場行情上升的基本推動因素并普遍被境外和國內投資者追捧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一個重要的道理，即作為經營貨幣的機構，業績不斷向好的銀行將成為人民幣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因為它們經營的特殊商品在不斷增值。其實，中國的銀行業不怕人民幣升值，怕的是外資銀行人民幣業務在銀行業總體存放款業務中占比接近50%以后可能出現的人民幣幣值波動可能引發的“存款搬家”即中資控股銀行的存款向外資銀行大量轉移現象，這才是真正值得擔心的一點。但在資本項目仍存在嚴格管制和中國宏觀經濟穩定快速增長的基本面背景支撐下，這種由擴大人民幣每日波動限制區間可能出現人民幣幣值大幅度頻繁波動景象出現的可能性極小。而且，中國自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為WTO成員以來五年多的時間里在銀行業開放實踐中也沒有出現1999年和2000年期間許多實務界和理論界人士所擔憂的“狼來了”效應，外資銀行從機構數量到業務規模都沒有取得迅猛發展，我們看到的只是境外銀行以戰略投資者身份入股中資銀行行為的普遍化。這種行為從實踐效果看是良好的，它不僅壯大了中資銀行的資本力量，而且在改善中資銀行的公司治理、敦促中資銀行在財務審計上同國際接軌、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產品創新及服務能力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從這一點說，中資銀行目前應對利率、匯率變動風險的能力與五年前相比已大大提高了。所以，銀行承受能力不是也不應當是我們目前推進利率、匯率等價格性機制改革的一個障礙。

四、結語

中國的金融改革設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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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次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中間價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而2007年3月22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中間價變為1美元兌人民幣7.7310元，人民幣的不斷升值是否對近幾年增幅減緩的實際利用外資形成更大人民幣的沖擊呢?

二、文獻綜述和經濟定義

“人民幣升值不利于我國引進境外直接投資。雖然對已在中國投資的外商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但是對即將前來中國投資的外商會產生不利影響，因為這會使他們的投資成本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會將投資轉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們必須意識到，目前資本外流對我國是不利的。”浙江大學的范劍虹在自己的文章中說到。“人民幣升值，會使原來需10億美元在境外所能完成的投資，升值后會少用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美元就能完成了，因此必然會加速資本外流。”但對此筆者有自己一些小小的不同的看法。

1.人民幣匯率

國際經濟交往中，由于各國貨幣購買力不同，而債權債務又必須通過貨幣兌換、外匯買賣才能進行國際結算，所以就涉及到一國貨幣與另外一國貨幣的比價問題，于是產生了匯率。匯率（ForeignExchangeRate），簡單的說，就是兩國貨幣之間的匯兌比率，是一國貨幣用另一國貨幣表示的價格。人民幣匯率是指人民幣與外幣之間的匯兌比率，一般與美元相比較。如果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匯兌比率為8：1。那么人民幣升值，意味著1美元只能換取8元以下的人民幣。

2．實際利用外資

實際利用外資是指我國在和外商簽訂合同后，實際到達的外資款項。只有實際利用外資才能真正體現我國的外資利用水平。外資是加快我國經濟發展的催化劑，合理引進外資是我國經濟工作一個重點。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志，中國對外開放進入全面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嶄新階段，利用外資也邁上了新臺階。“十五”計劃期間（2001年-2005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約3830億美元，比“九五”計劃期間的實際利用額增長34%以上，其中外商直接投資約2860億美元，境外發行股票籌資約380億美元，借用國外貸款約460億美元，年總額超過美國。

三、人民幣升值對實際利用外資的影響

人民幣的不斷升值必將對與人民幣匯率息息相關的國際資金引起很大干擾。畢竟人民幣升值就意味著外幣相對人民幣的價格下降，外商的投資金額縮水。而對匯率的變動出口和進口表現得最為敏感。

1．從出口方面分析對實際利用外資的影響

在加人世界貿易組織以后，隨著我國更加密切地融人國際經濟大家庭，我國作為“世界加工廠”的事實已不可逆轉，并在不斷地深入和強化。根據海關統計，2002年我國加工貿易出口2799.4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的55.3%，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1699.4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的52.2%；2003年1－5月，我國加工貿易出口848.4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的54.4%，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839.6億美元，占出口額的59%。外商投資企業出口比重越來越大。

在這些外資出口企業中出口的產品成本一般有人民幣和外幣兩部分。對于那些外幣成本比重較大的外資企業，人民幣的升值對企業的影響不大。我們可以從下面一家汽車加工裝配企業的例子中可以了解原因，假設這家企業進口全部零部件組裝再進行出口，其配件成本為50億美元，在國內經過加工增值20%，10億美元相當于100億人民幣（按照1：10匯率）的出口成本中人民幣與外匯的比例是100億人民幣：50億美元（（500億人民幣），l：50總成本是600億人民幣，或者是60億美元。當人民幣升值為20%到了1：8，進口成本50億美元，轉換成人民幣為400億，國內100億人民幣支出不變，成本中人民幣與外匯的比例會變為100億人民幣：400億人民幣，現在的比例是1：4。總成本是500億人民幣，按照人民幣計算降低了20%，這樣就可以抵消出口價格的上升。所以說對那類想出口為主的外資企業就不會減少對中國的投資。

可是對于出口的產品成本只有人民幣或以人民幣為主的的外資出口企業，隨著人民幣成本的相對增加，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就會明顯下降。而這類往往是那些勞動密集型的外資企業，技術含量不是很高。這一類的外資企業將會越來越少。可是人民幣升值不會根本上導致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喪失。根據聯合國的《2002貿易和發展報告》，我們了解到美國1998年的平均工資是中國的48倍。中國勞動力成本在出口產品的成本中不過10%，而發達國家在40%左右。所以那些外商還是愿意再把資金帶入我國大陸，其中更多的是愿意將資金投向那些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這樣一來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就不會下降，改變的只是外資的產業結構。而這種改變無疑是一種資源的優化。對我國引進先進技術有很大的幫助。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保持和擴大我國的出口市場。

2．從進口方面分析對實際利用外資的影響

2005年7月21日19時，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從此人民幣開始了持續升值之路。像業界普遍預測的那樣，進口行業成為人民幣升值的最大受益者。據海關數據顯示，我國進口額自2005年以來呈快速增長之勢。至今年上半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9809.3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3.3%，其中進口4342億美元，增長18.2%。

而在那些進口企業中外資企業又占了很大一部分，絕大數的外資企業都是依靠進口的技術和部件，單純的資金投入就相對少一些。對于那些技術和部件依靠進口但產品主要投入內地市場的外資企業，隨著人民幣升值對那些企業的進口也有直接和間接兩方面的影響。那些直接的影響就是，當匯率升值后，進口商品的價格由以外幣計價變為以人民幣計價后，將會發生相同幅度的調整；而間接的影響就是，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也會因為隨著進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引起其進口產品需求量的變化。在進口價格發生變化時，根據一般的需求價格規律，進口商品在我國大陸市場上的需求量也會隨之改變。當需求彈性不同時，進口量增加的幅度也是不一樣的。根據需求彈性理論，需求彈性越高的商品，進口價格變化引起進口量的調整就越大。所以人民幣升值對于那些技術和部件依靠進口但產品主要投入內地市場的外資企業只有好處，外商也不會錯過這樣的好機會。

在這里我們也可以從進口的另一個角度分析人民幣升值對實際利用外資的影響。一個國家的貨幣升值，外國商品進入該國，要收回同樣的外國貨幣，其價格就會相對便宜，商品就具有競爭力，有利于外國商品進入。所以，人民幣升值后，進口將會逐步增加。但是，具體到對不

同行業的影響，結果就不一樣。

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會改變行業內企業的負債、資產、收入、成本等賬面價值，它通過外匯折算差異影響企業的經營業績。概括而言，人民幣升值將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大、或者擁有高流動性和巨額人民幣資產的行業會是長期利好；而對出口行業、外幣資產高或者產品國際定價的行業沖擊就相對比較大；其他行業則影響較小。

對于生產要素占成本較大行業，人民幣升值對行業會產生有利影響，比如說國內的航空公司，公司債務較大部分以外匯浮息貸款為主，人民幣升值后債務由以外幣計價折算成以人民幣計價后將有所下降，為航空公司帶來直接會計賬面的匯兌收益，外幣債務還本付息時則讓企業節省了人民幣計價的財務成本與費用。其他那些原料大量依賴進口的行業也可能會從人民幣升值中得到好處，如造紙、鋼鐵、石化、電力設備等行業。

而這些產業在我國已經慢慢開始允許外資進入。由于該產業往往是須巨額資金的大企業，隨著大量外資企業的進入，外資的結構比重將形成很大的變化；再加上這些大企業投資大，撤資就相對困難。這樣就會形成穩定的投資，后續資金和技術將源源不斷涌入我國大陸。在那些外資大企業先進技術和管理的刺激下，我國的同類企業必將加快自己的技術開發和改善，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以便于適應這場殘酷的市場競爭。

3．從房地產角度分析對實際利用外資的影響

自2003年以來由于人民幣升值的呼吁不絕于耳，在匯率調整預期下，外資早已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國內房地產業。人民幣升值后會產生流動性效應。這種效應主要反映在兩方面：一是升值預期中的資金流動，即當市場預期人民幣將要升值時，大量的短期投機性資金將涌入中國，這些“游資”中相當一部分將流向房地產市場，從而推高房地產價格；二是人民幣升值之后的流動性。人民幣升值一般意味著國內經濟整體向好，投資機會多，而且收益水平相對可觀，或者投資者預期貨幣將持續升值，則將有大量的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國內市場，我國房地產市場由于利潤率高、流通性較好將成為這些資金集中的場所。這樣一來，外商對我國的實際投資將會呈現出更多渠道，外資結構將出些一些改變。從傳統的生產行業轉到了金融、房地產等第三產業。

四、總結

篇6

一、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回顧及對匯率決定因素的描述

絕對購買力平價的基本含義是：一種貨幣同另外—種貨幣之間的比價，是由兩種貨幣在各自國內購買力之比決定的。當本國價格水平相對上升時匯率水平上升,本幣購買力下降,本幣貶值；當本國價格水平相對下降時,匯率水平下降,本幣的購買力上升,本幣升值。

相對購買力平價表述了匯率與通貨膨脹率間的關系: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決定對外價值,兩國貨幣的匯率水平根據兩國通脹率的差異而進行相應地調整。

影響匯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大致來講這些因素可分三大類:一是基本經濟因素。二是政治因素。三是匯市的“人氣”狀況。對過去信息的分析,以及對將來行情的預期,都會影響匯率的走勢。

二、人民幣名義匯率與購買力平價匯率的比較

1.人民幣匯率與絕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

最早對中國經濟實力進行購買力平價分析的是美國的克拉維斯教授。他估計1975年中國購買力平價為1美元等于0.46人民幣。中國學者首先系統研究此問題的是任若恩教授。他估計1991年中國購買力平價為1美元等于1.13元人民幣。易綱和范敏估計的1995年中國購買力平價1美元等于4.2人民幣。可以看出,絕對購買力平價對匯率的預測往往與實際匯率偏差較大。

雖然各種測算結果都不一致,但一個共同之處是: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人民幣存在被低估的情況,因此匯率應升值。這也是目前國內外主張人民幣升值的學者所持理論依據之一。不過,人民幣是否被低估如此之多,我們是不是應該完全按照所得到的PPP數值對匯率進行如此大幅度的調整,是個值得進一步分析的問題。

2.人民幣匯率與相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

相對購買力平價的含義是,匯率的升值與貶值是由兩國的通貨膨脹率的差異決定的。以中美兩國為例,若中國通貨膨脹率超過美國,則人民幣將貶值,反之人民幣將升值。根據易綱、范敏的研究,從1980年～1996年17年中,除了1980年～1984年,1990年～1991年間美國的通脹率高于中國通脹率外,其余年份里中國通脹率均高于美國。當美國通脹率高于中國通脹率時,人民幣匯率并沒有如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所言而升值,反而貶值了。而在人民幣升值的年份,中國通脹率卻高于美國通脹率。由此可知,人民幣匯率與購買力平價是背離的,中美兩國通脹率的變化與匯率變化之間的關系不符合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

三、人民幣匯率與購買力平價偏離的原因

1.購買力平價理論前提難以滿足

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基礎是一價定律,其隱含的假設條件是:沒有交易成本,沒有貿易壁壘,商品是同質的,市場信息是完全的等等。理想狀態很難在現實中得以滿足,所以作為購買力平價理論基礎的一價定律較難成立。2.經濟發展水平、消費結構以及生產力水平的差異

匯率與購買力平價偏差程度的大小與一國市場經濟發達程度有密切關系。中美之間的生產力水平的差距是明顯的，經濟發展水平、消費偏好也顯著不同。因此,存在較大的偏差也是自然的了。另外，由于往往貿易商品部門的生產力發展速度快于非貿易部門,高生產力水平的國家的貿易商品價格就相對低生產力水平的國家要低。這樣,若兩國生產力差距越大,根據全部商品與勞務價格之比計算出的購買力平價,和主要反映貿易商品價格之比的匯率,其偏差就越大。

3.匯率制度安排和政策選擇

1979年起,人民幣名義匯率不斷上升,人民幣呈現明顯的(名義)貶值趨勢。缺乏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扭曲了人民幣匯率變動與中美物價指數變動之間的關系。在中國通貨膨脹率低于美國的時期,人民幣應該升值但沒有升值。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實際上是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在這種制度安排下,人民幣匯率更偏離購買力平價水平。另外，滯后的政策調整也使人民幣匯率變動與物價產生背離,貨幣的貶值經常在惡性通貨膨脹發生之后。

除了以上原因外，物價指數的選擇不同,會導致不同的購買力平價。商品分類上的主觀性、基期的選擇等也會使購買力平價產生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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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導向型行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出口價格的相對提高,這意味中國產品在國外價格競爭力的下降。另外,出口企業還會遭受出口收入轉化成人民幣時的匯兌損失,以及由于出口量減少造成的損失。

人民幣升值對外貿企業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直接匯兌損失。企業從簽訂合同到合同真正履行需要幾天甚至一月時間,買方按合同付價,隨著人民幣對美元的不斷升值,外貿出口企業結匯時就會產生較大的匯兌損失,影響企業盈利。以紡織業為例,我國紡織品出口基本上是用結算方式,一季度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使該行業出口企業普遍遇到很大困難,企業的利潤空間基本上消失。

(2)對于國內采購企業,人民幣升值導致成本上升,國際上成本優勢逐漸喪失。

(3)出口成交難度加大且具有不確定性。針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變化較大的情況,大部分中小企業出口成交具有不確定性。例如,多數出口加工企業交貨期一般在3-5個月,企業計價時要考慮到幾個月以后的匯率水平,多數企業用6.6-6.7的水平計算,由于產品多數屬于低附加值產品且沒有定價權,客戶往往不能接受美元報價進行提價,訂單因而轉向越南等其他國家。

據南昌海關統計,2008年上半年,江西省進出口總值達62.2億美元,同比增長55.3%。在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前提下,江西省對外貿易保持50%以上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得益于進口的大幅增長和多晶硅等少數出口產品的迅猛增長。

雖然2008年上半年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長,但主要是由少數出口產品帶動的,在此次調研中,多數出口企業目前處于艱難境地,處于困難的企業整體出現以下幾大特點:

①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受損嚴重。產品附加值低,其出口利潤空間小,人民幣升值以后,其經營、生存壓力較高附加值產品更大,有些甚至將無法繼續出口。以紡織業為例,2007年三分之一的紡織企業利潤率有6%-10%,整個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3.9%,2008年一季度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達到4.49%,使得很多企業面臨的是做多虧多的境地。

相對而言,高附加值的產品,由于其有較大的利潤空間,且有一定的定價權,人民幣升值造成的損失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得到消化。

②原材料國內采購,出口采用美元結算的企業影響較大。

調研中,一家名為廣盛電子的企業稱,人民幣升值對企業影響很大,他們采用的模式是內購外銷,也就是原材料國內采購,產品國外銷售,2008年以來,僅匯兌損失就高達800萬,而公司的年凈利潤也僅800萬,匯兌損失完全擠占利潤空間。相對而言,儲科電子采取的是原材料進口,產品外銷的模式,該公司工作人員稱幾乎感覺不到人民幣升值壓力。

2江西省進出口企業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

2.1企業避險意識和能力較差

由于長期以來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觀念較為淡薄。在此次調研的眾多企業中,絕大多數企業沒有采取任何經濟手段規避或管理匯率風險,僅僅把匯率風險歸于政策性因素,僅有一家公司利用外匯市場進行套期保值來規避風險。

2.2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產品服務創新相對滯后

由于我國金融機構還不具備承擔外匯風險的能力,放開人民幣匯率,未知的風險和沖擊可能給我國金融市場造成很大壓力。

2.3產品附加值低

產品附加值低的加工貿易導致企業沒有定價權,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被動地位,人民幣升值擠壓利潤空間,產品漲價又不被顧客接受,所受沖擊比較大。

3對策建議

(1)原材料與上游產品價格大幅上漲。綜合計算,由于原材料及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國內企業生產成本上升了20%-30%,成為推動企業成本上升的第一因素。

(2)國內外貿政策的變化。近幾年來,由于國際貿易順差不斷拉大,國內被迫調整了外貿的出口政策。調整的基本方向就是對勞動密集型低加工工業的出口予以限制,給企業制造了很大的成本。尤其是對紡織鞋帽、珠寶首飾、皮革、加工、飼料等傳統優勢產業沖擊較大,這些企業又集中在珠三角地區。

(3)央行實施貨幣從緊政策影響。央行嚴格限制貸款規模,進一步加劇了出口加工企業資金困難。

在此次調研中,我們發現,從產品需求彈性的角度分析,人民幣有限升值對出口會產生一定影響,但是不會對出口產生嚴重打擊。出口企業的艱難情況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在政策制定方面也需考慮到上述幾大因素。從企業自身角度來看,應對策略的選擇比較重要,政府積極地對外貿企業應進行該方面的引導。

①外貿企業應該高度關注外匯市場,采用金融手段積極規避外匯風險。

要引導企業轉變經營理念,提高企業的主動避險意識,并引導企業加大該方面專業知識和人才的引進,使企業掌握匯率避險方法、工具,進行主動避險。

②開拓新的出口市場,同時擴大內銷,雙管齊下。

長期以來,江西的三大出口市場分別是歐盟、美國、中國香港。今年上半年則發生巨大變化,排名前三位的為歐盟、美國、東盟,出口額分別為6.8億美元、3.8億美元、3.5億美元,東盟躍升為江西省第三大出口市場。這一現象也表明,在人民幣升值的環境下,為了更大的利潤空間,存在出口市場轉換的趨勢,這種轉移也緩解了人民幣升值對江西省外貿的影響。同時,大多數出口企業在此刻都在積極地拓展國內市場,保存利潤空間。

③優化產品出口結構。

外貿企業提高應對能力的根本措施是優化產品出口結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走高質量、品牌化之路,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確保我國外貿企業具有長期的競爭優勢。在適當的時候,我國外貿企業更要大膽的走出去,減輕國內貨幣升值帶來的沖擊力,提高自身的競爭實力,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4)結匯多元化。

外貿企業應該從自身效益出發,在出口結匯時,不要單盯美元一種外幣。根據出口地區不同,經與外商協商,選擇其它在國際市場流通且匯率穩定可靠的幣種作為結匯外幣,如歐元、日元、英鎊等。

從政府角度來說,可以主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①調整產業結構。結合自身情況,鼓勵全省各進出口企業堅持以科技進步為推動力,改變過去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的格局,大力調整和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對高附加值企業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②鼓勵原材料海外采購。人民幣升值使原材料海外采購具有優勢,由于進口關稅,運輸成本等導致眾多企業對原材料海外采購望而卻步,針對這種現象,政府可以對外貿企業進行一定的進出口運費補貼等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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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從預防人民幣升值引起的投機風險這個角度分析，美聯儲的利率操作對我國的匯率改革有著程度方面的影響，其提高利率對我們的匯率調整有利。短期內美利率會大幅提高嗎？升到足以使人民幣升值壓力完全釋放的程度？換句話說，美聯儲會將利率調至使美中利率差滿足人民幣匯率改革所需要的水平嗎？我看不會，美國經濟并非過熱，美聯儲沒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利率。人民幣只有采取緩慢升值，年升值幅度小于中美利率差，而且還要均勻升值才能防范炒家投機。人民幣之所以要升值是因為國際收支不平衡導致的，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貿易的不平衡；近期在人民幣小幅升值的情況下，中美貿易失衡卻進一步的擴大，更增加了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美國政府也進一步施壓，想促成人民幣匯率自由化，并通過人民幣大幅升值，來解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綜合各方面因素，美聯儲不會大幅升息，我們也沒有大幅降息的空間，想安全地實施人民幣匯率改革難度很大。我國外匯管理部門接受人民幣逐漸升值的做法，而且態度堅定。逐漸升值雖然也可以阻擊投機，但是來自其他方面的壓力會很難承受；嚴重點說，將面對一些國家的貿易保護措施，出口會受重挫，使生產萎縮或出現通貨緊縮。管理當局推出的QDII對外投資，有可能在資本性項目上做文章，通過QDII的操作緩解資本項目順差。但是有個前提QDII的回報率必須高于人民幣漸進升值幅度，否則得不償失，所以這個措施短期內不會見效。QDII事實上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人民幣持續升值，使我國的外貿出口銳減，結果很可能出現境內資本外流，境內大量失業的現象。所以還是要下猛藥制止人民幣升值，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二、低工資、低國內需求引來人民幣升值壓力。

僅依靠貨幣政策手段來制止升值是不可能，還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匯率改革不只是貨幣問題，還和我國市場經濟改革密切相關，和我們的分配制度密切相關。我們從主要矛盾來分析，貿易的不平衡表面原因是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廉價“中國制造”。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高，主要原因是內需不足，只能靠出口來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產品價格低并不是我們的生產效率高，單位時間生產的產品多；是我們的勞動者工資低，單位工資生產的產品多；這不應該被稱為生產效率高，而是工資利用率高。勞動力價格遠遠背離了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價值。低工資、低消費、低內需，產品高價值、低價格、高競爭力、大量出口。勞動力價格與價值的背離才是貿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首先要改革分配制度，解決低工資問題。一個常年離家的打工者，一年的工資勉強養活兩口人，無力付孩子上小學的費用，這樣的工資水平有利于社會嗎？有利于國家嗎？對誰有理？這種水平工資產出的產品出口必然引起貿易失衡，促使本國貨幣升值；這樣的產品內銷，必然引起通貨緊縮。所以提高勞動者工資也是必行之策。

三、改革分配制度，價值回歸消除升值壓力。

我國的勞動力過剩矛盾突出，低工資問題通過勞資雙方的博弈無法迅速解決的。國家必須通過立法強制企業適時的提高勞動者工資，建立工資隨經濟發展而主動上升的長效機制，否則工資上漲難以實現。立法漲工資會提高“中國制造”的價格，勞動者和中國產品的價值得到回歸，緩解貿易失衡、消除人民幣升值壓力。漲工資之后，從宏觀方面分析，漲工資從一定意義上講是擴大了國內需求，也有可能帶來物價上漲，但是物價上升應該在過剩的產能被釋放之后，因為現階段起作用的是有效需求，并非真實的需求總量，人們的消費需求被低收入和太多的后顧之憂壓縮，當然也會由于收入的上升和社會保障的完善而釋放。增大的有效需求，首先吃掉過剩的產能和出口的減少量，即便出現物價上升，也是前面所所提到的“產品價值回歸”，是勞動力價值的再確認。這里需要說明：我們應該提高國內的價格水平，特別是資源性產品價格至少要和國際接軌，這樣才會公平和高效的利用國內資源，不要像現在這樣，昂貴的資源被過低的定價錯誤的配置到生產中，使出口產品形成不應有的競爭力，導致貿易失衡，進而導致國際收支失衡產生人民幣升值壓力。開放的經濟環境也使國內商品價格與價值的矛盾顯現，國內商品定價與國際接軌成為必須面對的問題。政府以立法形式確定勞動力和基礎資源的最低價格，其它產品的定價讓市場去做，糾正扭曲價格后公平參與競爭。消費需求上漲致使過剩的產能被充分利用，就算出現一定程度非價值回歸性的通貨膨脹，運用發行社會保障國債的財政調控手段也能控制（后面論述）。從微觀經濟方面分析，工資上漲會使企業產品成本上升，如果是產品壽命周期正處在成長期以及成長期之前的企業，其產品可以適度調價，即使不調價，產品銷量也會隨著短期內消費需求總量和層次的提升而加快增長，企業將受益于總量的上升而盈利。如果是產品處在成熟期的企業，由于短時間內消費需求總量和層次的提升，提高產品價格是可行的；如果企業有利潤空間可以消化工資上漲帶來的成本增長，新增加的消費需求將擴大產品的銷售數量，企業同樣會獲益。退一步說，前面述及的產品，市場不接受其漲價，企業因為漲工資利潤下降也是應該接受的，這正是提高工資的初衷，是對勞方和資方利益分配重新定位，解決的是分配不合理問題，進而將培育出消費需求不斷上升的健康市場，資方還是會從中受益。如果是產品正處在衰退期的企業，成本上升加速其轉產，否則就讓其滅亡，避免其浪費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

四、建立社會保障釋放需求，根除人民幣升值壓力。

除了立法增加勞動者工資以外，還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只有如此才會真正釋放消費需求，減輕或根除人民幣升值壓力。建立全國統一的養老體制，建立全國統一的醫療保障體制，解決掉人民群眾的養老、醫療，等于去掉了他們的后顧之憂，加上工資上漲的長效機制的建立，會使普通消費者對未來有一個樂觀的預期，人們被壓抑的消費需求很容易的被調動起來，擴大內需拉動國民經濟增長，同時也讓普通百姓感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期，社會再生產各環節市場化變革非常快，政府職能也要適時轉變，政府要做政府該做的事，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它關系到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局，是市場經濟建設的必備條件。

五、繞過國有股減持貼現國有資產，健全社會保障體制。

當前，社會保障制度非常不完善，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需要解決很多矛盾，最突出的問題是資金不足以及經濟轉型之后的歷史欠賬。建立社保資金征集機制是問題的關鍵，應當立即開征社會保障稅，建立社保資金的固定征收機制；至于社會保障資金的以前欠賬，可以通過直接動用外匯儲備和國有資產變現操作來補充。如此使用外匯儲備比用它注資國有銀行和拯救股市更加公平，國際社會更容易理解，還可以降低人民幣升值壓力。將國有資產變現彌補社會保障資金缺口，仍然是解決歷史欠賬問題的最佳方案，只不過要選擇一個正確的實施辦法。前些時候，國家想通過國有股減持形式將國有資產變現，由于國企信用缺失和股票投資者的抗風險能力不足，結果引起股價暴跌，使該計劃擱淺。鑒于此我們應該另尋他策，我建議發行社會保障國債。讓國債介入國有企業和投資者之間，解決國企信用缺失和投資者抗風險能力不足的問題，將國有資產貼現籌措社保資金。

政府先按照合理的利息率發行籌集社保基金的國債。國有企業和出資人之間插入社保基金國債（國家信用），國家繼續持股并控制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正常運營努力賺取利潤，國家以投資人的身份獲得企業分配的利潤，用該利潤支付社保基金國債利息。這個過程中被貼現資產是國有資產，等于企業中的國有股權加上其分得的利潤；貼現機構為購買債券的出資人，貼現金額就是國債收入金額，貼現息為國債利息，貼現利率當然就是國債利率。國家把社會保障國債收入投入社會保障事業，補償以前的社會保障資金欠賬。假如國有股股息率大于社保基金國債利率，國家還會拿到大于國有股賬面價格的收入。目前存款利率很低，銀行存款總額很大，人們都在抱怨買不到高收益并且免稅的國債，國家大量發行社保基金國債正是時機，國內外都很容易接受，還可以適當抑制通貨膨脹。

社會保障基金國債期限為一年（如果數量太大，多年也可），每年發行一次；利率高于其他投資品種的稅后收益率并參照通貨膨脹率確定。其總量可用下列公式計算：

社會保障基金國債總量=社會保障基金國債利息額÷社會保障基金國債年利率

社會保障基金國債利率，遵照宏觀調控目的由政府財政部門來定，國家有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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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屢創新高。2007年1月11日，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突破了7.80比1的心理價位；2008年4月10日，兌美元官方開市價（中間價）終于首次突破七算，正式邁入“6”時代，創出匯率改革以來的新高。與此同時，人民幣兌換港幣的匯率也突破了1比1的心理價位，近期更是出現100港幣兌89.788人民幣的高位。人民幣的升值給我國的對外貿易帶來了很大的影響,我國也分析其原因,根據其影響制定出一系列應對措施。

二、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一些西方國家頻頻呼吁人民幣升值，背后還另有原因。他們簡單地將人民幣幣值水平與其本國制造業的衰退聯系在一起，試圖強迫人民幣升值。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人民幣匯率過低。有人提出應將人民幣匯率恢復在1美元兌4.2元人民幣左右的歷史水平。二是中國外匯儲備過高，中國入世以來，并沒有出現進口激增，相反貿易順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國廉價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貨緊縮。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

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來自中國經濟體系內部的動力。內部影響因素有國際收支、外匯儲備狀況、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狀況、經濟增長狀況和利率水平。人民幣升值與國家緩解目前“經濟過熱”的顧慮相一致的。因為在固定匯率下，升值壓力會被轉化為通漲壓力，即外匯占款導致貨幣供給量上升，帶來通漲壓力。擴大人民幣浮動范圍會緩解升值壓力向通漲壓力的轉換，即人民幣升值會對國內價格形成向下的壓力。

三、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一）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有利影響

匯率變動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價格、數量，進而影響到一國的貿易收支。人民幣升值前，雖然我國貿易發展迅速，并處于貿易順差，但由于我國主要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始終處于世界貿易的價值鏈低端，這也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近年來我國貿易順差急劇擴大，促使了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從而使我國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顯著增強，同時也有利于消化部分產能過剩，擴大就業，維護金融秩序的穩定等作用。

1.有利于降低進口產品的成本

人民幣升值意味著本幣表示的我國資產價格上升，進口成本下降引起進口商品的價格下跌，吸引更多國外投資。由于人民購買力增加，刺激消費，拉動國內經濟發展。而且人民幣升值，國外的能源、原料與生產資料價格都相對便宜了，這就降低了我國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以及很多重要戰略物資的購買成本，增強了購買力。在我國，進口依存度較高的行業主要有石油、天然氣、航空、電力設備等，人民幣升值是大宗交易的進口成本降低，進而增強相關行業部門的盈利能力，提高產品的競爭力。

2.有利于促進貿易結構優化升級

長期以來，中國對外貿易實行的是以“重出口，輕進口”為主要特征的出口導向戰略，這一戰略的實施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時也產生了對出口的依存度過高，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面臨著潛在的風險，而且容易導致企業低價惡性競爭，受到國際形勢波動影響等。目前中國的商品進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約40%，其中出口初級產品占總量的12.5%，工業制成品占79%，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比重不到10%。而世界主要工業國家中，技術產業的比重達到40%。從長遠看，人民幣升值背景下，我國企業應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拓展企業的利潤空間，增強出口企業的非價格競爭優勢。發展深加工貿易，提高產業層次和加工深度，增強競爭力。鼓勵我國企業擴大對外直接投資，以較低成本獲得外國當地資源，可以繞開進口國的某些貿易壁壘，繼續擴大我國的出口。

3.有利于減少貿易摩擦和矛盾

中國對外貿易一直保持高速增長，而且連年保持著貿易順差，也使我國與主要貿易國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2010年3月4日，美國商務部作出初步裁定，向進口自中國的鎂碳磚征收132.74%至349%的反傾銷稅，并計劃于7月份進行最終裁定。而僅在兩天前，美國商務部還宣布了另兩起初裁決定，對中國產的銅版紙征收4%～13%的反補貼關稅，鎂磷酸鹽征收109%的關稅。顯然，在全球經濟在各國政府和貨幣當局的刺激下，度過金融危機的恐慌階段而進入“后危機時代”以后，美國卻針對中國舉起了貿易摩擦的大旗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勢。而人民幣的升值有利于減少貿易摩擦和矛盾，人民幣升值可增加我國的進口總額，從而有利于減少貿易順差的數值。通過人民幣升值，適當提升出口產品的外幣價格，有助于其他國家對我國產品的低價傾銷訴訟。低價競銷和出口受到抑制，放慢出口，增加進口，有利于減弱我國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勢頭，減少一些貿易伙伴對我國進行保護主義貿易攻擊的借口。人民幣的適當升值，有助于緩和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關系，減少經貿糾紛，促進我國經濟和貿易的和諧發展，創造和保持更加平穩的貿易環境。

4.有利于提高國民的福利

人民幣升值一方面會使進口商品的價格相對下降，出境旅游等變得相對便宜，這些都會直接增加國民的消費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人民幣升值會提升中國人的勞動價值，進而全面地提高人的價值。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商品以及原材料的進口成本，這將吸引很多外資來中國設廠，提高中國GDP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就業機會，在經濟蕭條的當下，無疑給中國國民帶來了很多福利。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不利影響

但是，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相應的矛盾和問題也開始顯現出來。如流動性過剩，資源浪費，產業結構不合理，國際矛盾激化等。這些都迫使中國調整匯率，制定更合理的財政制度來緩和外界對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壓力。

1.削弱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利于我國外貿出口增長

人民幣升值將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直接削弱我國出口的價格競爭優勢。這表現在，當人民幣對某一貨幣明顯升值時，中國與該國貨幣發行國（區）的出口增速就明顯下降，而進口增速明顯上升，這主要發生在美國和香港方面。人民幣升值后，出口企業要維持一定利潤，必須提高商品在國外市場的銷售價格，而這樣做的后果勢必會削弱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利于出口持續擴大和在國際市場上占有率的提高。然而，假如保持出口商品的國際價格不變，則勢必要擠壓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出口利潤的減少又將嚴重打擊國內出口企業的積極性，從而造成出口數量的減少，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我國外貿出口造成沖擊。但是，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是有限的，因為它還受到一些其他外在因素的制約，如國內外經濟形勢、出口商品結構以及貿易方式等。

2.人民幣升值會增加國外產品的進口，加劇國內市場的競爭

人民幣升值使得進口商品在國內銷售價格會降低，國內消費者可以同樣的貨幣購買更多的進口商品。這樣，外國商品大量涌進國內，對國內同類企業造成沖擊，出口加工企業將面臨虧損或減產，會導致許多素質較低的就業者也因此面臨失業危機。尤其是那些在質量、品牌、技術含量等方面與世界先進水平還有距離的企業，升值有可能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短期內不利于國內企業的經濟增長和市場占有率的提高，但從長期看競爭對國內企業的長期發展不無裨益。

3.對于我國出口行業和傳統優勢行業造成嚴重沖擊

顯然，對出口貿易依存度過大、出口價格彈性較低和科技含量較低的出口行業，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將受到較大的沖擊，如果沒有提前做好應對的準備，甚至可能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人民幣升值對紡織品的負面影響是根本性的，紡織品是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大宗出口商品。我國紡織品出口占全國紡織服裝出口的20%左右，僅次于歐盟十五國，居世界第二位。與其他國家比，我國紡織品生產和貿易方面擁有價格方面的優勢，出口價格對我國紡織品的國際競爭力至關重要。人民幣升值對技術含量低的紡織品、服裝、鞋帽等外向型加工制造業也影響較嚴重。

四、我國的應對措施

（一）加強管制減緩人民幣升值

加強短期資本流動的管制是降低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重要途徑。對于像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大型中資跨國公司的全球資金調撥以及銀行持有更多的海外資產等應逐步放寬，擴大國內企業和居民用匯的權力等。實行差別準備金制度，適當提高對新增非居民人民幣存款的準備金要求，從而降低銀行支付給新增非居民人民幣存款的利率，鼓勵境外機構發行人民幣債券、并放寬境內機構發行外幣債務管制。此外，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助于緩解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壓力。

（二）控制、合理利用我國的外匯儲備

近年來，中國外匯儲備增幅之快，數量之大，引起了國內外諸多經濟學家關注。:截至2009年一季度末,我國外匯儲備已經超過2萬億美元,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面對美元的大幅貶值,如何合理利用我國巨額外匯儲備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外匯儲備高速增長，人民幣的外匯占款也相應增加。由于中央銀行是外匯的主要購買者，不得不被動增加基礎貨幣投放。這樣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和宏觀調控的難度。另外，外匯儲備占有大量資源，不能用于國內投資和消費。中國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應將外匯儲備投入到生產中去。大力支持“走出去”戰略。

（三）積極擴大內需，減少外貿出口依賴

我國經濟逐步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我國外貿依存度由1978年的8.9%上升到2008年的59.8%。由于國內內需不足，對外貿易曾經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拉動力，在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不穩定預期下，進出口的任何變動對我國的經濟影響都是相當大的。入世以后，面對經濟的日益全球化，發展對外貿易依然是我國發展經濟的必然選擇。但是，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單純的依靠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是非常危險的，我國經濟增長應轉向內需為主。我國應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發揮比較優勢，強化國內區域分工。還要完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產品的建設。

（四）調整貿易結構，促進產業升級

我國目前產業結構層次較低、出口依存度高，所以我們要努力提高出口商品中工業制成品的比重，提高出口產品的供給彈性，同時也要注意技術引進和產品研發，注重質量，創品牌效應，提高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減少高科技產品如光學、醫療、精密儀器和設備等對國外的依賴，通過在進出口兩方面的努力來減輕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的不利影響。

（五）積極推進技術創新，增強國際競爭力

我國企業必須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來提升其國際競爭力。技術創新能力是企業發展技術能力的核心，企業要想超過或戰勝技術領先者，必須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中國的國家經濟安全從微觀基礎上講，最根本的就是要提高中國企業的全球技術創新競爭力，包括技術研發競爭力、技術壟斷競爭力和技術利用競爭力，惟有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并實現技術創新力與市場控制力的統一，才能確保中國的市場安全和技術安全，即國家經濟安全。企業要把加大研究開發的力度，提高產品的質量，增加產品的附加值作為應對匯率變動的根本途徑。

五、結論

目前來看，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還是一把雙刃，它對對外貿易的發展著實有著兩個方面的影響。人民幣適度的升值對于我國國際貿易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既有短期抑制出口快速增長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進口行業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快速發展。只要我們樹立信心,鼓足干勁,不懈努力,我國的國際貿易水平就會實現質的飛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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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常年貿易順差。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高速發展,國內涌現出一批實力雄厚的企業,它們的核心競爭力日益增強,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斷提升,從而推動了中國對外出口,中國國際收支順差逐步擴大。據《紐約時報》2010年2月19日報道,2009年全球出口大國排行中,中國以1.202萬億美元的商品貿易出口額問鼎冠軍,占世界貿易比重達到9.6%。以美元計算的話,在1999至2009年的十年中,中國出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甚至在2009年,亦即全球前40大國家的出口總值下挫21%時,中國的表現也特立出群。雖然在2010年3月份,我國出現一次貿易逆差,但四月份卻迅速轉正,16.8億美元的順差額讓人看到在一定時期內中國仍然會繼續出口大于進口的狀態。

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0年一季度末,我國外匯儲備總量達到24470.84億美元,同比增長25.25%,外匯儲備規模繼續保持世界第一。這顯示出外匯市場上外匯供給大于外匯需求,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上升。我國外匯儲備數額巨大且快速增長,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但常年的貿易順差自然是其最主要的原因。此外,中國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寬松的投資環境,對國際投資形成了很大的吸引力,外商直接投資亦成為外匯儲備的重要來源。最后,外債、內部經濟的高投資率、高儲蓄率和低消費率等也加快了外匯儲備的增長。

廣場協議,一段訛傳的經濟衰退史

對于人民幣匯率問題,在學理上完全可以依據我國的國內資金價格、經濟增長率、外匯儲備以及內部的財政平衡、外部的貿易平衡狀況等來進行判定,但現實中,只要一談起人民幣升值,總會有一種聲音告誡我們:要以日本廣場協議為鑒,防止被西方暗算。在這些人看來,正是西方強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的政治陰謀,才直接導致了日本20世紀90年代那失去的十年。

廣場協議

20世紀80年代初期,日本汽車、家電等產品的出口迅速增加,美日貿易赤字急劇擴大。1984年,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已高達1090億美元,其中對日本的貿易逆差約占50%。1985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日本制造的產品充斥全球。為了防止日本資本和平占領美國,

美國的許多制造業大企業、國會議員甚至許多經濟學家開始紛紛游說美國政府,強烈要求當時的里根政府干預外匯市場,讓美元貶值,以挽救日益蕭條的美國制造業。

1985年9月22日,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日本財長竹下登、前聯邦德國財長杰哈特斯托登伯、法國財長皮埃爾貝格伯、英國財長尼格爾勞森等五個發達工業國家財政部長及五國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主要貨幣有秩序地下調,以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因協議在廣場飯店簽署,該協議又被稱為廣場協議。協議中規定日元與馬克應大幅升值以挽回被過分高估的美元價格。

廣場協議,揭開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匯率在1美元兌250日元上下波動,在廣場協議生效后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兌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兌152日元,1987年最高達到1美元兌120日元。從日元對美元名義匯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從日元實際有效匯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廣場協議簽訂后的10年問,日元幣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日本經濟迅速泡沫化,并在五年后崩潰,日本因此進入失去的十年。廣場協議與日本泡沫經濟沒有必然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