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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問題。城市的布局應該有二層內涵。一是指大的地域空間內的城鎮分布均衡性問題。隨著地區經濟發展條件優劣的變化,在全國范圍內必然出現城市分布疏密差異的不均勻性。我國東部沿海省區工農業經濟基礎條件較好,加之較早獲得改革開放的優惠政策,因此近年來城市化速度也較快,同時這些地區人口密度相對較高,因此城市分布密度和規模趨向高密也是必然的。現在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出現所謂都市綿延帶的新課題也是必然的。而大西北地區由于地廣人稀,經濟發展也受一定條件制約,即使今后城市化水平較高時,城市的分布密度也還會是偏低的。因此并不存在必須在全國范圍同步解決城市布局平衡的問題。如果實行大規模的移民政策和企業搬遷政策,強制調整人口分布密度,實踐證明收效甚微,甚至是得不償失的。隨著發達地區本身產業層次的升級,低層次產業必然發生梯度轉移,與這種轉移相伴隨的結果,或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不均勻性。
按照《物業管理條例》和《前期物業管理招標投標管理暫行辦法》規定,住宅及同一物業管理區域內非住宅的建設單位,應當通過招投標的方式選聘具有相應資質的物業服務企業。同時,《物業管理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從事物業管理活動的企業應當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然而,到目前為止,在前期物業管理中,開發商包攬建成后的物業管理業務即所謂的“誰開發、誰管理”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由于“建管不分”的客觀存在,業主將對開發商的不滿直接轉移到物業服務企業身上,從而引發了業主和物業服務企業之間的矛盾,造成了物業服務企業收費難等諸多問題。根據中國物業管理協會在2008年所做的行業調查顯示,開發單位利用“建管不分”掩蓋前期遺留問題的占被調查企業總數的52.50%,認為利用“建管不分”轉嫁新建項目矛盾的占41.96%,認為利用“建管不分”壓低物業項目交接成本的占18.78%,反映新建項目房屋質量問題突出的占51.85%。這一系列數字充分表明當前物業管理糾紛的主要導火索之一就是“建管不分”現象的普遍存在。
(二)物業服務企業缺少服務意識和責任感
2007年10月,《物業管理條例》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作出相應修改,其中一項就是將“物業管理企業”調整為“物業服務企業”,進一步強調物業服務企業應以服務為本位,管理只是服務的手段。但從當前物業管理實踐來看,仍然有許多物業服務企業沒能及時更新觀念,始終把自己作為管理者的角色,缺少應有的服務意識和責任感,提供的物業服務往往無法達到業主的期望,引發業主的不滿,最終以業主拒絕繳納物業服務費、物業服務企業棄管收場。而伴隨著棄管小區長期缺少專人的管理和維護,陸續出現屋頂滲漏、上下水及供熱管道腐蝕、相關線路破損、環境衛生雜亂無章、安全隱患增多等一系列問題,使得業主的居住環境越來越差,同時也極大影響了城市的整體形象,阻礙了城市化進程。
(三)物業服務費收繳工作難
對于大多數物業服務企業來說,物業服務費收繳難已經成為企業面臨的主要難題之一。根據《物業管理條例》規定,物業服務收費應當遵循合理、公開以及費用與服務水平相適應的原則,而大多數物業服務企業很少定期向業主公布收支情況,不按物業服務合同的約定收取物業服務費、捆綁收費情況非常普遍。業主提出異議并拒絕交納物業服務費時,經常遭遇物業服務企業斷水、斷電、停止供暖等威脅。當然,物業費收繳困難的另一方面也由于多數業主缺少對物業管理的正確認識,對物業服務企業稍有不滿就拒絕交納物業服務費,拖延交納的現象也比較普遍。而業主一旦拒絕或拖欠繳納物業服務費,物業服務企業只能通過降低服務標準來維持日常運行,引發業主更大的不滿進而形成惡性循環。
(四)物業管理行業從業人員素質偏低
物業管理吸納的勞動力中大部分來自企事業單位下崗分流人員、農村剩余勞動力及部隊復轉軍人等,對于緩解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和產業結構調整中的就業矛盾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正是由于物業管理作為勞動密集型行業解決大量就業人員的特點,導致了物業管理行業就業門檻低、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員工在日常履行職務的過程中往往處理問題不及時、采取的方法不得當,甚至態度惡劣,從而引發新的物業管理糾紛。另外,由于物業管理行業從業人員工作強度大、待遇低,缺少應有的尊重,導致物業服務企業的員工隊伍缺少穩定性,出現了人才難尋難留的“兩難”局面,不利于為廣大業主提供優質而專業的服務。
(五)社會各界缺少對物業管理行業應有的關注
物業管理行業對于維護社區安定,解決大量人員就業,實現房屋的保值和增值都發揮著重大作用,然而物業管理行業卻未獲得與其規模相適應的地位。我國各城市住宅小區都普遍存在著業主私搭亂建、任意拆改承重墻、擅自接改管線等違規裝修行為,物業服務企業本身沒有行政處罰權,在履行了告知、制止的義務后業主仍違規施工的,只能由房地產行政主管部門處罰,而顯然在這類問題的處理上房地產行政主管部門缺乏必要的高效監管,也沒有給予物業服務企業應有的支持,一方面仍有大量業主違規裝修,嚴重影響了住宅小區的整體性和房屋的安全性;另一方面,相鄰業主面對投訴其他業主違規裝修的情況沒能得到有效解決,也認為是物業服務企業工作不力所致,加深了對物業服務企業的誤解;同時,《物業管理條例》明確指出,保修期內房屋及共用部位、共用設備設施出現質量問題由建設單位承擔保修責任,但由于業主缺少對物業管理的正確認識,往往將諸如屋頂滲漏、墻皮脫落、公共配套設施不齊全等開發商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一并將責任歸咎到物業服務企業身上,只要物業服務企業不及時提供維修就拒絕繳納物業服務費,使物業服務企業承擔不必要的責任,增大了物業服務企業的工作難度;另外,各新聞媒體對于物業管理行業的正面報道很少,普遍認為業主是弱勢群體,一旦業主和物業服務企業之間出現糾紛,在沒有進行深入調查的情況下就作出傾向性的報道,將各種糾紛產生的原因直指物業服務企業,給整個物業管理行業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不利于物業服務企業的成長和發展。物業管理行業正在成長中,需要不斷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步伐,固然物業服務企業自身存在很多問題,但是社會各界也應該充分肯定物業服務企業在加速城市化進程、改善人們生活居住環境當中的重要地位,高度重視物業管理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給予物業管理行業應由的關注和扶持,為物業管理行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環境。
二、針對城市化進程中住宅小區物業管理現狀提出的合理化建議
(一)嚴格執行前期物業管理招投標制度
要從源頭上避免開發商將各種歷史遺留問題轉嫁給物業服務企業、侵犯業主的合法權益,就必須嚴格執行前期物業管理招投標制度,徹底改變“建管不分”的局面,真正實現“建管分離”。物業管理中引入招投標是物業管理市場化的一種表現,同時也為物業服務企業提供了公平競爭的機會,政府行政主管部門應督促開發商通過招投標的方式選聘物業服務企業,明確雙方之間責任的劃分,鼓勵物業服務企業參與公平競爭獲得項目,通過競爭促進物業服務企業提供優質服務,進而逐步實現全行業物業服務水平的提高,形成市場化的合理價格體系,減少物業管理糾紛的出現。
(二)規范物業服務企業的市場運作行為
政府行政主管部門應進一步規范物業服務企業的市場運作行為,嚴把市場準入關,嚴肅處理沒有資質等級和超越資質等級承接項目的物業服務企業,及時對服務不規范、社會形象差的企業進行整頓;積極引導物業服務企業樹立正確的市場意識和競爭意識,為物業管理活動提供“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力爭讓那些服務質量高、品牌形象好的物業服務企業通過競爭的方式獲得項目,進一步帶動更多的物業服務企業不斷改善服務,提高競爭力,行成良好的物業管理市場秩序;同時還要加強對物業服務企業從業人員的管理,建立有效的人員錄用、考核機制,不斷改進工作人員服務質量和服務態度,為物業管理從業人員提供培訓和交流的機會,提高從業人員的素質,全面提升企業形象。
(三)充分發揮業主自治作用
2007年10月正式生效的《物權法》明確提出了建筑物區分所有權的概念,為業主參與物業管理區域的自治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據,業主對建筑物內的住宅、商業用房等專有部分享有所有權,專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權利。但從當前物業管理實踐來看,業主并不清楚自己的權利,當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也很少能找到適當的途徑來維權,對物業服務企業擅自改變共用部位用途、利用共用部位經營等侵權行為也無能為力。政府行政主管部門應指導住宅小區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成立業主大會及業主委員會,充分發揮業主的自治作用,讓業主參與到物業管理活動中,監督物業服務企業的行為,配合物業服務企業的工作,共同維護小區的安定團結。
(四)對物業服務收費實行動態管理,并鼓勵物業服務企業開展特色經營
根據中國物業管理協會在2008年開展的全國物業管理行業生存狀況調查顯示,物業服務企業經營效益情況不容樂觀。仍有很多物業服務企業處于虧損狀態,保本或微利企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這勢必導致物業服務企業很難留住高層次專業人才,無法保證從業人員隊伍的穩定性,也不利于物業管理行業的健康發展。因此,一方面,應對物業服務收費實行動態管理,杜絕物價持續上漲、物業費永恒不變的現象。在行政主管部門的協調下,組織小區業主與物業服務企業就物業管理服務與收費標準展開積極探討,依據實際市場情況動態處理相關問題,真正將市場機制引入到物業管理活動中來;另一方面,國家相關主管部門應鼓勵物業服務企業在政策許可的范圍內開展特色經營服務,并對物業管理行業給予一定的扶持和稅收優惠政策,減輕物業服務企業的負擔,穩定好物業管理從業人員隊伍。
(五)高度重視物業管理在現代城市化發展中的地位
物業服務企業在向業主和物業使用人提供服務的同時,還承擔著物業區域內公共秩序的維護、市政設施的配合管理、物業的裝修管理等,其內容帶有公共管理性質的職能,通過物業服務企業在住宅小區內開展宣傳教育、安全防火、治安防范、環境衛生、園區綠化、房屋維修養護等工作,有效填補了政府對公共環境和公共設施以外的社區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的空白,完善和發展了城市管理功能。尤其是在城市快速發展的今天,更要高度重視物業管理在現代城市化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鼓勵物業服務企業在實施物業管理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公共管理職能,幫助業主在日程生活中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樹立節能環保的理念,在小區內開展垃圾分類、中水循環利用等節能環保措施,充分發揮物業服務企業在提高城市建設和城市管理專業化中的重大作用。
城市化是城市發展進程的概述。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城市規劃術語》對城市化的定義,是指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由農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過程,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它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
城市化必須以土地為載體,但城市化不應該以犧牲耕地為代價換取的。因此,如何協調城市發展和耕地保護的關系,已經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第一部分我國城市化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給我國城市帶來了蓬勃發展的良好機遇。目前,我國城市數量不斷增加,城市化及城市經濟和社會水平也在持續上升。我國當前的城市化水平已高達40%左右,城市化進程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自1978年到2000年這12年中,我國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從城市數量從1978年的193個發展到2000年的663個;城鎮人口增加了2.86×108,年平均增長率為7.2%;其中東部沿海地區開始形成了以特大城市為中心,多層次、功能互補的城市群,西部地區發展相對緩慢。
據預測分析,我國比較合理的城市化水平是70%,這就意味著在未來的50年內,我國將有5億農民轉入城市。這必然會導致城市數量和規模的進一步擴大。
第二部分我國耕地資源利用情況分析
現今,我國的耕地資源利用還存在著一些問題。我國耕地資源的主要特征是耕地面積占土地資源比例小,耕地面積逐年減少且后備資源不足。據有關資料表明,1949年我國耕地面積為9800萬ha,1957年增長到11580萬ha,然而,此后每年新開墾的耕地數量都比被征占的耕地數量少,到1980年耕地面積降至9933萬ha,22年凈減少1247萬ha,年均減少56.7萬ha。1981-1985年年均減少49.3萬ha,1986-1990年年均減少24.0萬ha,1991-1995年年均減少99.3萬ha,1996-1998年年均減少49.4萬ha。當前我國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積不足0.09hm2,大大低于全世界0.33hm2的人均水平。全國2800多個縣級行政單位,有666個單位耕地低于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0.033hm2耕地警戒線。
此外,農村宅基地還占用了大量的耕地。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有關數據顯示,1999年農村居民用地為83.4×103hm2,而到2000年則增加至79.7×103hm2,2001年為107.2×103hm2。
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的耕地資源利用情況不容樂觀。
第三部分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耕地占用問題
我國高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不可避免的需要占用更多的耕地,據統計,我國每年城市建設占用耕地40000ha,每年生產的近60億t垃圾也要占用上萬公頃的土地,這就對原本已經不足的耕地資源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
一、城市化不完全使耕地面積逐年減少
伴隨著我國越來越快的城市化進程,耕地面積出現了較大程度的減少。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不完全。
完全的城市化并不會帶來耕地的減少,相反,當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大量人口從農村涌向城市生活的時候,城市化應該帶來耕地面積的增加。這主要是因為城市與農村的建筑空間結構不同,空間拓展程度的差異會使城市的居住用地大大減少。當然,城市用地中還包括了生產用地、道路用地、綠化用地以及公共設施用地等,但是即使考慮到這些因素,城市人口的總占地也會小于農村人口的總占地。賈紹鳳等人的測算表明,每增加一個城鎮人口比每增加一個農村人口少占用47.5%的土地;盧新海指出,農民在農村占用居民用地的推出足以抵消他在城市居住、生活、生產所占用的土地。據統計,日本和韓國均在城市化進程中實現了耕地的增加,如日本的1930-1940年間和1950-1960年間,這兩個時期是日本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時期,同時也是耕地面積不斷增加的時期。這說明,完全的城市化不會是耕地較少的原因,只有不完全的城市化才會產生一系列的耕地占用問題。
我國的城市化是不完全的。當前,我國絕大多數的農民在進城生產、生活后,他在農村所占的那一塊土地并沒有退出,而是仍然處于占用中,這樣就產生了兩頭占用的現狀,使耕地面積大幅度的減少。據調查,目前農村中有很多住宅處于閑置狀態,這被稱為“空心村”現象。下面的表格是對華北南部某個村莊“空心村”現象的實地調查結果: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村莊里無人居住的宅院高達35.09%,這些宅院的主人已經進城生活卻依然占據著農村的土地。進城人口在農村占用的生活用地不能有效退出,是造成我國耕地大量減少的主要原因。我國產生“空心村”現象的根源是我國在城市化進程中為了避免大量農民進城對城市造成沖擊,采取了種種限制的措施,包括戶籍制度、城市就業制度和住房制度等。因此,農民進城,轉移的僅僅是其勞動力。由于他無法在城市獲得合法的身份認可,無法獲得有效的生活保障,無法獲得固定的居住場所,所以,他在農村的居民用地就只能予以保留,這就形成了“兩頭占地”的狀況。
所以,城市化不完全是造成我國城市化進程中耕地減少的主要原因。
二、城市土地過度利用與閑置并存
目前我國很多城市面臨這樣的一種狀況:舊城區建筑密度高,道路狹窄,環境惡劣,土地過度利用;而新開發區盲目擴張,土地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以上海市為例,上海市大量人口集中在市中心,市中心的10個區面積僅為280km2,占全市用的4.4%,卻集中了704萬人,人口密度高達95104人/km2,其中老城區人口密度為42900人/km2,人均居住用地僅為10.64m2,人均占地為40m2(1990年);與此同時,新開發區面積雖然大,人口卻稀少。此外,我國目前出現了很多盲目興辦開發區的現象,導致了大量土地的閑置浪費。1993年全國清理了2804個開發區,占用土地面積76km2,幾乎全部是耕地。據國家土地管理局調查,全國城市土地閑置率為15%,閑置土地面積高達7000ha。據2000年全國455個城市調查資料顯示,其城市建成區用地面積12858.7km2,實有房屋建筑總面積約40億m2,平均容積率為0.31。這說明了我國在土地規劃方面存在著較多有待解決的問題。由于我國原有城市用地行政劃撥形式的存在,許多行政事業單位因土地的無償性而對土地的集約利用意識不強,從而使土地的浪費現象較為嚴重。
第四部分城市化發展的新思路
城市化必然會占用耕地,但是城市化不一定帶來耕地面積的減少。鑒于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土地問題,政府有關部門應該采取一定的措施,正確處理和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實現在城市化進程中保護耕地,耕地為城市化可持續發展提供基礎。
一、實現城市化進程中耕地保護的政策手段
由于我國存在著城市化不完全的現象,因此國家應該在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住房制度等相關領域進行調整,確保農民的進城生活,使農民進城后轉移的不僅僅是勞動力,還應當包括人身,能夠在城市獲得合法的身份、生活的保障和固定的居所,最終可以把整個家庭都遷移到城市生活。與此同時,有關部門還應該在農村住宅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做出調整。在大量農民進城扎根后,就可以考慮到在農村進行村鎮布局調整,將分散的、空心化的村莊整合成為規模化的、集約化的現代城鎮。原有的村莊居住用地被釋放出來后就可以通過復墾成為新的耕地。在此基礎上,對原有的小塊田進行重新規整,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耕地,也便于大規模、機械化的農業生產作業,實現了農村土地資源的重新整合。
除此之外,由于我國的耕地資源稀缺,因此,國家還應在做好耕地的集約利用方面制定相關的政策,例如嚴格控制小城鎮用地,適度擴大大中城市土地供給,充分發揮大城市的聚集效應和規模效應;實行嚴格的耕地保護,將耕地保護從單純的數量保護轉為質量保護等。
在政策方面,日本和韓國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二、實現城市化進程中耕地保護的規劃手段
針對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土地不能有效利用的問題,我們應辯證的看待城市化與耕地保護之間的關系,有效協調,合理規劃,促進二者共同發展。
首先,我們可以加快土地市場化步伐,盤活城市存量土地,即把閑置土地的使用權收回,然后以有償的方式將其重新配置,以達到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合理化發展。其次,我們要合理調整城市用地結構,優化土地配置,改善城市綜合環境。最后,我們還應該引導城市布局與發展方向趨向于合理,結合產業布局和城市功能調整,實施舊城改造,發揮城市土地的最大效益。超級秘書網
三、實現城市化進程中耕地保護的科技手段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可以利用越來越多的手段來改善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提高土地容積率,加強多維空間的利用。一方面我們可以實現城市建筑物的立體化,大力發展高層建筑以節省占地面積;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充分開發利用地下空間,建立起地下交通、停車、商業、存儲等設施,使城市建筑用地大大減少。
此外,一些科學家展開豐富的想象力,提出了一些大膽的構想。例如,上世紀70年代美國和日本的科學家分別提出了“海上城市”和“水上東京”的設想,擬向海上和海底爭取用地;還有的科學家從模擬自然生態出發,擬建設以巨型結構組成的集中仿生城市;隨著現代建筑技術的不斷發展,我們還可以用高級的、牢固的材料八建筑物架在空中,從而減少了城市用地。總之,科學技術的進步必然會為我們來帶新的解決辦法。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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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談明洪,呂昌河.城市用地擴張與環境保護[J].自然資源學報.2005(1)
中外城市郊區化發展的異同
中外城市郊區化的共同點: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中國,實施城市郊區化所帶來的作用比較明顯,而且其作用還基本相似。一是,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大城市中心區的人口過度集中、住宅緊張和交通擁擠狀況,改善了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促進人口與城市空間環境關系的進一步和諧。二是,促進了中心區和郊區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通過制定和實施區域規劃促使城市產業、部門在地域空間范圍內的合理布局,有利于充分發揮城市在生產、流通、生活、消費等領域的整體功能。三是,改善了城市的環境質量,通過將原先分布在城市中心區域的工業污染企業逐步向郊區轉移,建立集中開發的工業園區,大大減少了市區的噪聲、廢氣污染,提高了城市整體生態環境的質量。
中外城市郊區化的不同點:
首先,工業化條件不同。西方發達國家城市郊區化是在城市發展到后工業化時期,為了躲避大城市出現的城市病,住在大城市內的一些高、中產階級紛紛遷移到郊區,以尋求良好的居住環境。由于汽車等現代化交通工具的大量使用和交通道路條件、郊區配套基礎設施的不斷改善,又有力地推動了郊區化進程。我國的城市郊區化則主要基于改革開放后涌現的舊城改造和工業外遷等因素而產生的,城市土地有償使用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以及城鄉戶籍制度的改革又加速了城市郊區化的步伐。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起才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仍然存在。區域之間的各類要素流動具有較明顯的非均衡性。大城市以及城市中心區域的吸引力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我國城市郊區化是在工業化沒有完成的情況下出現的,這是不同于西方國家城市郊區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其次,市場經濟水平不同。我國城市郊區化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以后城市富有的高、中產階級向郊區轉移,而是相對那些并不富裕的工薪階層和外來流動人口的城市郊區化,是以自行車和公共交通為主的城市郊區化。在我國有相當一部分城市的郊區化是建立在城市交通沒有明顯改善,郊區的公共配套設施較為落后的基礎上,郊區的商業、教育、醫療、社區服務業與城市市區差距太大。同時又缺乏方便的城鄉運輸系統,不能滿足長距離快速出行的要求,使大多數城市的郊區化只局限在近10公里以內發展。西方國家較普遍的是在離市中心20公里的遠郊區,它們是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情況下高、中產階級以私人轎車和高速公路為主的城市郊區化。
比如以美國城市郊區化進程為例:美國實施城市郊區化的有關政策中,影響較大的是州際高速公路計劃、住房貸款政策和低價汽車政策。美國有了公路網和便宜汽車后,許多企業利用國家政策導向,加快標準化住宅區和郊區多功能購物中心等設施的開發,導致城市人口大規模向外移動,市區不斷向周邊延伸,有力地推動了美國城市郊區化的進程。
我國城市郊區化發展的戰略設想
要積極借鑒國際經驗,結合自身特點,加快推進城市郊區化進程。上海郊區農業占全市gdp的比重只有2%左右,國內有些省市gdp的比重超過30%。上海郊區城市化水平達47%,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農民的實際收入中,非農收入占到70%以上,240萬農民勞動力中大約有170萬從事二、三產業。上海郊區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高,農用事業設施也較完備,正在成為長江三角洲乃至更大區域范圍內的制造業中心,市內三資企業總量達11000多家,目前市區的人才流、物資流、資金流、信息流、技術流,大規模向郊區輻射,要充分發揮上海特大型城市的綜合實力優勢,在全國率先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加快推進城市郊區化和郊區城市化進程,營造城鄉一體化的新格局。以上海為例,結合中國國情實際情況,為加快推進中國特色的城市郊區化進程,建議做好以下幾方面主要工作:
第一,加快郊區交通網絡建設。重點設施以高速公路和軌道交通網為主干的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盡快形成多形式、多層次、多功能的現代綜合交通體系。沿著交通主干線,推進城市郊區化發展,盡快形成與上海特大型中心城市相適應的城市郊區化的城鎮體系,即“中心城—新城—中心鎮—一般鎮”四級城鎮網絡體系。這些城鎮要位于交通樞紐和交通要道上,高速公路的兩側,要高起點、高標準規劃建設中心城鎮,要在上海市市區周邊逐步形成一批規劃有序,環境優美,備具特色的現代化新城鎮。
第二,高度重視產業結構向高度化演進的客觀要求。要按照城市郊區化的客觀要求,推進郊區三大產業之間、每一產業內部及產業布局空間等三個方面結構的演進。郊區要實施“二三一”產業發展方針,繼續加快第二產業發展,大力發展現代企業,集中進行工業化建設。以產業為依托,加快人口和產業的集聚,鼓勵郊區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加快向周邊城鎮第三產業推進。郊區第一產業要努力為市區社會經濟發展服務,加快現代農業園區的建設。
第三,積極鼓勵在郊區建房買房。對在郊區建房買房實行低息貸款政策,在市區購房維持原有利率不變。只有實行銀行貸款鼓勵政策,使人們在郊區有了住的地方后,才能使市區中心人口大量向郊區轉移。為了適應城市人口向郊區轉移,要堅持有序擴散,因勢利導原則,嚴格控制中心城區高強度開發,優化人口空間分布。引導中心城區居民和外來遷徙人口向郊區新城鎮轉移。堅持人口向城鎮集中,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的方針,通過郊區農村勞動力向非農化產業轉移,使郊區周邊城鎮成為上海市人口的主要載體。
第四,加快郊區社會發展。要高度重視郊區社會事業發展,加大郊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使郊區在居住、就業、教育、社會保障、醫療和文化生活等方面,與城市享受同等水平。全面完善農民社會保障體系。要加大郊區人力資源開發力度,把教育工作放到郊區工作的重要位置,全面提高郊區勞動者的素質,使廣大農民加快完成向新型農民的轉換。鼓勵在郊區進行大專院校、高等職業院校和科研院所及研發中心的建設,激勵師生就地創辦科技型企業,提升郊區產業的科技水平。按照城市型社區的發展目標來規劃郊區發展,努力建設城市化轉型的鄉村杜區,使郊區農村社會發展能夠適應城市化發展的客觀要求。
第五,重視生態平衡。郊區的生態環境對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努力使上海郊區成為調節城市生態平衡的區域。要把城市郊區化、郊區城市化,作為增強城市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要徹底改變忽視和疏于農村環境保護的傾向,按照建設一流生態城市的要求,將中心城區與整個郊區的生態環境統一納入一個大系統中考慮。要根據城市規模與原有綠地基礎、氣侯、土地、地理等因素,綜合考慮生態綠地布局,建立城市、鄉鎮與農田相互協調的生態環境體系。上海郊區應該形成以濕地、綠地和環保產業為依托的水凈、土凈、氣凈的大都市生態環境。通過增綠造林,發展生態農業,優化城鄉生態環境。重視廢氣、廢水、固定廢棄物的綜合處理,最大限度提高資源利用率。
隨著我國的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市的規模迅速擴張,越來越多的鄉村并入了城市的之中,城鄉一體化的步伐快速向前邁進。從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化大生產的一般趨勢看,我國已進入到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原有城市規模不斷擴大,新興城市陸續的形成和出現。農村城鎮化則是我國城市化不斷發展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產物,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必然趨勢。然而在推進城鄉—體化進程中,原有的郊區農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去土地的農業人口數量日益增多,而實際征地過程中,政府往往并未遵循馬克思地租理論給予農民合理的補償,失去土地后的農民生活堪憂。
一、馬克思地租理論
在馬克思的地租理論中,地租由級差地租與絕對地租構成。地租是土地同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離的產物,土地所有權的存在是地租存在的前提。
1、級差地租理論
馬克思地租理論認為,級差地租的具體表現即為資本主義農業中租地農業資本家經營面積相同而質量不同的土地向土地所有者交納地租數量不同級差地租有兩種形式:級差地租Ⅰ和級差地租Ⅱ。級差地租Ⅰ是由雇傭工人在肥沃程度較高或位置較好的土地上創造的超額利潤轉化而成。同樣條件下,依靠對同一塊土地連續追加投資而形成不同勞動生產率,由此不同的勞動生產率所形成的超額利潤而轉化的地租即為級差地租Ⅱ。對土地投資方法的差異使得級差地租Ⅰ和級差地租Ⅱ表現為不同的形式,但從本質上看,它們由個別生產價格與社會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所形成的超額利潤轉化而成的,級差地租Ⅱ要以級差地租Ⅰ為前提和基礎。
馬克思認為,引起級差地租發生的主要有兩個因素。一個是因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土地地理位置的優劣和在土地上連續追加投資而形成的不同的土地產出率和勞動生產率等自然方面的原因;另—個是社會方面的原因,即在土地有限的基礎上形成的土地經營的資本主義壟斷。同所有資本家一樣,農業資本家只有在能夠獲得平均利潤的前提下,才會對農業投資。由于土地資源的稀缺性和資本主義土地經營權的壟斷,優、中等地的數量有限,必然會有一部分資本家必須耕種劣等地。由于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種植優、中等地的資本家擁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因此其個別生產價格會低于劣等地個別生產價格,但是農產品的社會生產價格必須由劣等地農產品的個別生產價格來決定,因為種植劣等地的資本家也要求獲得平均利潤。因此這樣經營優、中等地的資本家除了能獲得平均利潤之外,還能獲得長期的、穩定的超額利潤,構成級差地租,其源泉是來自農業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是剝削勞動的結果。
2、絕對地租理論
絕對地租是土地所有者憑借土地所有權壟斷所取得的地租。資本主義社會中,由于土地所有權歸私人擁有,因此所有的土地包括最壞的土地都必須向所有者繳納一定的地租。地租的產生以所有權的存在為前提。在形式上,級差地租是農產品的市場價格高于其生產價格產生的差額,因此可以看出農業資本有機構成低于社會平均資本有機構成是級差地租產生的條件。
從本質上講,絕對地租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是以壟斷土地所有權為前提獲得,它是農業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轉化形成了地租。馬克思認為:“絕對地租的本質在于:不同生產部門內的各等量資本,在剩余價值率相等或勞動的剝削程度相等時,會按他們的不同的平均構成,生產出不等量的剩余價值”。
二、從馬克思地租理論角度看我國農民失地問題的現狀及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鄉一體化的步伐不斷推進,我國已進入到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原有城市規模不斷擴大,新的城市陸續形成和出現。農村城鎮化則是我國城市化不斷發展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產物,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必然趨勢。但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經濟社會的發展的深層次矛盾也凸顯出來,伴隨著城市不斷想農村擴張,原有的郊區農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出現了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由于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失地農民只能涌入城市尋求生存的空間,同時給城市的健康發展帶來了負擔。由于目前我國社會二元經濟結構(城市現代工業的大機器生產與農業落后的小規模經營)的客觀存在和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所造成的困境,割裂城鄉關系,必然會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所以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鄉村城市化是必然趨勢,但我們在此過程中我們必須注意對失地農民的補償問題以及失去土地的農業人口的生存和生活所面對的問題。
根據我國農村目前實行的,集體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土地的使用權掌握在農民手中,管理上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既統又分的雙層經營方式。但這種經營方式存在著矛盾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國土地的所有權歸國家和集體擁有,土地使用者就必須把自己以土地作為生產資料所獲得的收入的一部分,以地租的形式上繳給國家或集體。這種方式利于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擴大其自,有利于農業的生產發展。但由此卻帶來另一難題:在城市擴張過程中,農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地農民的數量急劇增加。農民既失去了土地這一就業、生活、養老的依靠,又不能和城市人一樣享受平等的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失地農民問題成為了城市化過程中亟待解決的一大難題。
按照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土地價格是出租土地資本化的收入,包括了兩大部分即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以及經過長期的農業利用后土地已有的勞動積累以及農民為改良土地而投入的勞動和資金的價值。由于我國土地歸國家和集體所有,所以土地的經營者只能得到追加投資而形成的級差地租Ⅱ。級差地租Ⅰ主要應歸土地所有者即集體經濟組織所有。政府征用農民耕地的補償中應該包含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兩個部分,然而在實際征地過程中,存在著隨意規定農民土地征用補償標準甚至是私自降低征地標準等現象。這不僅違背了馬克思地租理論中的土地價格理論,而且嚴重損害了廣大失地農民的權益,影響社會的穩定。目前我國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失地農民享受絕對地租權益遭侵犯。按照我國法律規定,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農民土地得到土地的使用權和經營權。在城市化建設對農村土地的征用過程中,城市土地使用者在取得土地的使用權獲得超額利潤后,這部分超額利潤應該交予土地的所有者。但實際征地中由于農民并不擁有土地的所有權,無法獲得這部分超額利潤,農民的權益受到了侵犯。
其次,級差地租的分配未充分考慮農民利益。在我國現代城市化過程中,地理位置的優劣是判斷土地價值的重要因素。被征收的土地級差地租在征地前和征地后產生兩次增值。但在我國實際征地過程中,征地前因城市化發展級差地租的增值以及征地之后進行經營規劃后的級差地租的增值這兩次增值大部分都歸于國家所有,農民在喪失了土地的使用權和經營權后卻沒有能獲得其應得的利益。
再次,我國的征地補償標準違背土地價格理論。按照馬克思的土地價格理論,土地的價格是由地租決定的,土地的所有者賣出的不僅是土地本身還包括其投入的勞動力和資本。在我國目前的土地市場上,政府利用其對土地所有權的壟斷,以低價將土地使用權轉讓給城市的土地使用者,農民獲得的補償大大低于其應得的金額。失去了土地之后的農民生活堪憂。
種種問題的存在導致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被征用土地的農民的利益收到了極大的侵害。土地被征用后,由于土地經營權的轉移,廣大農民也失去了獲得級差地租的權利,加之在征地過程中補償偏低,農民生活很難得到保障。這些問題若得不到及時的解決,必將導致收入分配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影響城鄉一體化進程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馬克思地租理論對失地農民權益保護的啟示
第一,明確土地產權問題,維護失地農民利益。按照馬克思的地租理論,絕對地租的產生是由于對土地所有權的壟斷,而級差地租的產生是因為對經營權的壟斷。在我國農村,土地所有權歸集體,造成了地方政府壟斷經營,絕對地租流入了地方政府的口袋。土地被征用后的農民不僅沒有享受到絕對地租,而且還失去了獲得級差地租的權利。針對這種現象,要維護廣大農民的權益,首要必須要明確土地所有權,以便廣大土地所有權主體能在實際操作中有效行使相關權能,維護自身利益。
第二,完善征用耕地補償辦法,提高補償安置標準。在耕地征用過程中要按照“既確保失地農民不因失地而影響原有生活水平,又符合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經濟規律”的原則,提高土地征用和房屋拆遷補償標準,保障失地農民在安置上和生活上的需要。
第三,努力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土地是多數農民的重要經濟來源,失去土地就意味著失去了保障。要解決好農民失地后的生存發展問題,一方面要參照土地的市場價值制定合理的失地農民補償標準,另一方面還要拓寬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建立針對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使失地農民享受到和城鎮居民平等的待遇。
一、金源文化傳承的斷裂
在黑龍江地區文化發展史上,繼渤海國“海東文化”之后,金源文化成為黑龍江地區文化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里程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帶來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但在大金國覆滅后,金源文化遭到了較大的破壞,再加之元朝統治者實施毀田還牧、明朝統治者疏于管理及清政府的嚴格封禁等,從而導致金源文化傳承上的斷裂,使黑龍江文化的發展進入了較長時間的衰退期。在金王朝建立后,以今阿什河流域為中心的金源地區無論是政治、經濟和文化都取得了較快的發展,金源地區部分城市已空前繁榮,形成了以金上京城都市文明為核心的金源文化。但在金滅亡后,金源文化卻遭到了毀滅,導致金源文化傳承斷裂。導致這一問題發生多是來自于兩個原因,即民族爭霸及戰亂的頻繁發生,另外是統治者的人為破壞,由此對文化傳承帶來了較大的影響。金源文化在金朝一代代統治者統治期間取得了十分Z的成果,金上京會寧府也成為著名的通都大邑。后在海陵王完顏亮上臺后,在遷都燕京后下令毀去上京會寧府的所有宮殿、宅第和儲慶寺,導致金源地區昔日的繁華變成了一片荒草,燦爛的金源文化在完顏亮的殘暴和無知中毀于一旦。后來金太宗進行了部分重建,但也很難恢復到往日的容貌。至1217年,完顏太平勾結東夏國又一次將上京會寧府燒成一片廢墟,從此以后金源文化被歷史湮滅,從1218年以后在《金史》上就再沒有記載過金源文化。
二、金源文化的遺存
雖然金源文化發展到了空間的繁榮,但是在歷史上關于金源文化的概貌的文獻記載的較少。在清朝末年考證出金上京會寧府遺址后,金源文化歷史遺存才引起重視,在金上京地區清理和發掘出了豐富遺存和遺物,再次證明了金源文化曾經輝煌和燦爛。
(一)金源地區的古城文化遺存。目前已發現和認定的金代古城具有170余座,而且在古城內還出土了大量的金代文物和建筑飾件。從古城規模和城填布局上看,古城構筑有高大的城墻,城墻按標準的營造法式筑成,在城門處用了大量的青磚和各種板瓦、筒瓦。城墻上還附設有雉碟和角樓,垣外側掘有寬而深的護城壕,城內有完整的街道布局痕跡,市場、寺院、街道等各類遺址均能容易地辨認出來。
(二)金源地區的陵墓及貴族墓地。在以今阿什河上游流域為中心的周邊山地分布有許多山陵、貴族墓地及大量的平民墓地遺址。這些山陵與墓地前均有大量石像生、文武官員、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石香爐、石猴、石棺等遺物。坐落在上京城西南角的阿骨打陵地已被阿城市開發為游覽觀光區,并修葺一新。1987年在哈爾濱近郊區發現的完顏宴的夫婦合葬墓,以及哈爾濱郊區的香坊的金代墓葬,均出土了大量精美絕倫的絲織品、金銀器、鎏金馬鞍,精美的玉器、骨器、瑪瑙、瓷器等。
(三)金源地區的銅鏡文化。在金源地區內出土了大量的各類文物,其中尤以金代銅鏡更具典型的文化特征,在各古城內共出土了2000余面金代銅鏡,金代銅鏡的背面紋飾往往用高浮雕范鑄而成各類故事體裁和藝術體裁的紋飾。其中尤以故事體裁為多。出土的銅鏡種類較多,如雙魚鏡、龍紋鏡、童子鏡、人物鏡、四獸飛雀鏡、花草境、銘文鏡、素面鏡、秘觀鏡等。
(四)金源地區出土的各類宮印。金源地區出土了大量反映金代政治制度及軍事制度的各類官印。由此可以深刻地了解到金代在金源地區的行政建置與政治文化背景,并說明以金源地區為核心的金代東北疆域問題,這些官印多數帶有“上京”的稱號。在金源地區共發現各類金代官印約100余方。近年來還出土了許多罕見的金代官印。
(五)金源地區絲織品。在發現的金代齊國王完顏宴夫婦合葬墓內出土了大量的絲織品。這些絹、綢、羅、綿及綾、紗的蠶絲質量極好,絲線粗細均勻,經緯線排列細密,織工技術精湛,顏色豐富多彩,花紋圖案精美繁縟。這批絲織品是金代考古中最重要的發現,被學術界譽為“北方馬王堆”。
(六)金源文化中的瓷器、金銀器、玉器及鐵器。金源地區的瓷器主要有定瓷、龍泉瓷、鈞瓷、耀州瓷、仿定瓷、磁州瓷等。器物有:杯盤、碗、瓶、罐、壇、壺等,僅在哈爾濱市香坊區一次就出土了金代窖藏瓷器300件,在金上京周邊地區的金代古城中出土了大量北宋和遼、金的各類瓷器。同時還出土豐富的金銀器。金源玉器具有非常鮮明的地方民族特色,以“春水秋山”玉為典型代表,在玉雕中以天鵝圖案的最為精美。在金源地區出土的鐵器多以生活用具、生產工具及兵器為主。
(七)金源地區的石刻與碑刻。金源地區目前發現的石刻與碑刻雖然不多,但也有堪稱稀世珍品之作。其一“亞溝石刻”,是目前全國發現的唯一的金代女真人形象的男女并坐石刻像。石像刻在山崖石壁上。其二是金上京城出土的金代寶嚴大師塔墓志銘。其三是在松峰山上發現金代曹道士碑。這兩座墓碑均刻有“金源”字樣。其四金上京釋迦院尼臨壇首座宣微大師性墓志瓦。
(八)金源地區發現和出土了大量金代貨幣。金源地區還出土了大量的金代窖藏銅錢,這充分的說明了該地區當時經濟的繁榮盛況,特別是銀錠課稅銀和“承安寶貨”銀幣的發現,表明了當時金源地區商品貿易的發達。
三、結束語
金源地區的金代文物和歷史遺存具有豐富性,這充分的說明了當前金源方化的繁盛。這些文化遺存構成了當今哈爾濱地區獨特的歷史人文景觀。因此對于這些文化遺存,我們需要充分的加以利用,以此將金源文化更好的展示出來。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G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04-0071-01
自實施文化共享工程以來,全國已展開了全方位鋪設文化共享設施的舉措。作為惠及千家萬戶的基礎工程、民心工程、德政工程的共享工程,不僅帶動全民政治、經濟、社會工作的整體升位,同時也促進了三個“有利于”,即:“有利于提高人民科技文化素質”,“有利于促進新農村建設”,“有利于加快和諧社會的構建”。
一、文化共享工程為新農村建設提供重要保證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強大力量。文化共享工程體系的建立,充分發揮出文化引導社會、教育人民、推動社會發展的功能,同時也是新農村建設的里程碑。文化共享工程具有凝聚、整合、規范社會群體行為和心理的功能,是新農村建設的軟實力。作為新農村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文化共享工程,不僅是社會文化的載體,也是信息傳播、知識服務的主渠道;它不僅為人們提供了重要的文化保證和物質保證,在一定層面上也對個人乃至整個社會進步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因此,文化共享工程的體系建設既實現資源共享,也推進新農村建設發展的進程,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文化共享工程是新農村建設的有效途徑
建設新農村,經濟發展是關鍵,文化建設是根本。文化信息資源設備鋪設不均衡,會對新農村建設進程發展造成極大的影響。
(一)提高認識,加強投入,完善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基礎工作
在推廣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中,我們深深地體會到,此項工作不僅是德政工程,也是關系社會是否安定和諧的系統工程,是一項為廣大農民提供文化信息資源服務的教育工程,更是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展的民心工程。為此,不僅要提高對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的認識,同時要加強投入資金、人力和設備,這樣,就保證了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工作的正常運行。
(二)延伸服務領域,結合分館建設,開展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工作
為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快速發展的節奏,滿足廣大農民朋友的需求,要不斷拓寬工作覆蓋面,加強對分館的建設和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基層點的建設,更好地為農村科技提供優質服務。要通過科學地制定規劃,統籌城鄉圖書分館建設,延伸服務領域,實現文化資源的共建共享,有助于促進農村軟實力由弱變強,加快實現新農村建設。
(三)組織農民開展豐富多彩的讀書活動,進一步推進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建設
為使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不流于形式,做到有系統、有側重點、有針對性地利用各文化資源基層網點,組織農民開展有利于身心健康、形式多樣、豐富多彩、新穎獨特的活動,是共享工程和諧發展的必要措施。
三、文化共享工程對新農村建設的意義
文化共享工程作為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實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一)共享資源日益豐富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條件
資源建設是共享工程建設的核心,也是共享工程持續發展的生命力所在。目前,共享工程在吉林省分中心接收國家資源達10TB,已構建四十個多媒體資源庫組成的文化信息資源庫群,內容涉及農業科普、醫療保健、知識講座、文藝欣賞、未成年人教育、法律服務等方面,全方位地展現中華民族從古到今五千年的博大精深,為共享工程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保證。
(二)共建共享機制逐步完善是新農村建設的保障措施
文化共享機制不斷完善,全國已形成較大規模的文化信息資源庫群,利用互聯網、衛星等通迅傳輸到基層文化服務點,使廣大群眾更便捷地享受到豐富的文化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機制的完善,為新農村的建設提供有力的后盾。
(三)服務水平的不斷提高,服務效果日益顯現
為滿足人們多層次、多樣化的文化需求,進一步鞏固基層文化陣地,利用各種傳輸方式,積極主動地為廣大基層群眾提供優質文化信息服務,真正做到了讓共享工程的優秀資源惠及普通百姓、服務于千家萬戶。
1.依托共享工程載體,開展服務工作。基層服務是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為廣大群眾服務的載體,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為農民提供文化科技服務,抓好基層服務網點,滿足群眾的文化需求,讓廣大群眾認識到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的切實作用,促進基層服務點的建設,保證文化共享工程順利實施。
戰后第三世界的工業化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既有輝煌的成績,也有痛苦的失敗。根據戰后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的實績,大致可將其分為三個階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為工業化的起步階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為高速發展階段,70年代后期以來為停滯—衰退階段。這三個階段的發展留下了一條“增長—衰退”的鐘型曲線。這條鐘型曲線集中反映了戰后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的基本狀況,是我們研究與認識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規律時必須首先承認和尊重的基本前提。
第三世界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率在1956—1960年為4.9%,1961—1965年為5.1%,1966—1970年為5.6%,1971—1975年間為6.6%,1976—1980年為4.5%,1980—1990年為2.6%,1990—1994年竟為–0.11%。第三世界國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經歷了高速發展的15年,這是奇跡般的15年。
但是從70年代后期開始,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滯和衰退。80年代對于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是“失去的十年”,對98個第三世界國家的統計表明:80年代中有10個發展中國家平均GDP出現了負增長,占總數的10.2%。90年代對于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更加嚴峻。在被統計的102個第三世界國家中有35個在1990至1994年間平均GDP出現了負增長,占總數的34.3%。(WorldBank,1996)最近,巴西全國經濟開發銀行公布的研究報告《80年代的巴西經濟》(1999)中指出:從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間巴西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為1.7%,比“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的年增長率2.9%又進一步下降了。90年代對于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將意味著又一個“失去的十年”。
從“奇跡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條鐘型曲線,赫然展現了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化發展的曲折與艱難,它也向人們提出了一個需要深入思考和認真回答的問題——為什么第三世界的工業化走過的是一條先增長,后衰退的道路?其中的規律性是什么?
二、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條件的轉化
第三世界工業化的發展與經濟全球化有著密切的關系,第三世界工業化的發展受到了經濟全球化及世界經濟體系的制約。
在50年代前后,概括起來說,第三世界國家在工業化的初始階段一般具有三個有利因素:其一,具有發展工業、服務業的較廣闊的國內市場空間;其二,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其三,具有較好的外部經濟環境。正是這三個關鍵性的因素在第三世界工業化初期,對推動第三世界的工業化進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第三世界戰前的經濟形態大多是落后的農業經濟,工業基礎極其薄弱。獨立后實行工業化的初期,在外國資本進入的推動和市場需求的拉動下,工業和服務業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
其次,第三世界的工業化初期的高速發展得益于國內豐富的廉價勞動力進入工業化生產提供的高額利潤率的支持。
第三,在工業化初期,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十分落后,在與發達國家的經貿往來中,以極其低廉的自然資源、原材料換取發達國家的工業品。因此,第三世界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互補性”很強,客觀上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工業化的初期發展。
但是,第三世界的工業化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的,第三世界的工業化運動也是當代資本國際循環的一部分。資本國際循環既有促進第三世界工業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隨著介入資本國際循環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漸導致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出現了嚴重的障礙。從內部結構看,不能不遺憾地指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加入國際分工與資本國際循環后,經過近50年的發展,盡管在絕對意義上經濟有所增長,但經濟、社會結構并未隨之得到優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現了嚴重的結構性矛盾。
——產業結構內部,農業、農村的衰退,造成工農業發展失調。在歷史上,西方國家通過殖民化解決了早期工業化發展中的工、農業的結構性矛盾。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第三世界國家卻無法重復西方的作法,其工業化的原始積累主要是內向性的,大多具有剝奪農業和農民的性質,并最終導致了農業的衰退。當前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衰退主要表現在糧食危機上。戰后初期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尚能保持糧食的自給自足,進入80年代后糧食緊缺日益加劇并發展為糧食危機,非洲大陸爆發了震驚世界的。90年代以來糧食危機依然沒有明顯緩解,甚至范圍還有所擴大。聯合國糧農組織曾對90個發展中國家進行調查,結果表明有70個國家的糧食狀況趨于惡化。農業、農村的衰退導致國內市場發育緩慢甚至出現萎縮,反過來為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設置了障礙。
——工業體系內部出現了“雙重化”的結構分化趨勢。這一現象在以外向型經濟為主要發展戰略的發展中國家顯得尤為突出。“出口導向”是許多拉美國家和部分東亞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在70或80年代以來采取的主要發展戰略,也是其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然而,過分依賴海外市場、特別是西方市場,卻使本國和本地區的產業結構和工業結構內部出現了不均衡的變動。如韓國和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對外貿易經常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0%以上,結果產生了國內生產結構雙重化的效應,即導致了出口型產業的過度膨脹和內需產業的相對萎縮,為經濟波動埋下了隱患。
以韓國的半導體業為例,80年代末在國際市場需求的刺激下,韓國企業大量投資半導體生產,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但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半導體市場轉向蕭條,韓國龐大的半導體出口業頓時陷入困境。有人估計,韓國國民生產總值受此影響高達20%,與半導體業相關的金融機構也受到嚴重牽累。經濟過度開放,過度依賴外資和海外市場,阻塞了發展中國家國內產業鏈的自然延伸,使產業發展空間趨于狹窄,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一旦國際市場上風吹草動,發展中國家就難免出現經濟波動。
——社會結構分化,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發展中國家是以所謂的“比較優勢”加入國際經濟的分工體系的,然而“垂直分工”依然是這一分工體系的結構特征。那么,發展中國家究竟有什么樣的“比較優勢”呢?說到底是發展中國家的廉價資源,包括人力和自然資源。這也正是發達國家所需要的和看中的。這樣的“優勢”正好把發展中國家送入國際垂直分工的底部,在發展中國家造成了“不發達的發展”。
戰后,第三世界國家伴隨著工業化的進程,大都發生了嚴重的社會分化,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斷擴大。1996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的《人文發展》報告指出:1965年至1980年間,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人口約為2億,而1980年至1993年,這個數字上升為10億。另據聯合國拉美委員會的統計表明,60年代被視為工業化樣板的拉丁美洲國家,70年代以來的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拉大,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現象均在發展。70年代初期,擁有社會總收入一半左右的富有階層占總人口的10%,而到90年代初期占總人口5%的富人就擁有社會總收入的50%;另一方面,城市貧困人口比重從70年代初期的42%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墨西哥的最高和最低收入差距相差25倍。巴西50年代確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相當于410雷亞爾,1992年最低工資標準降至70雷亞爾,巴西有11.6%的勞動者的月工資只達到這個標準。
80年代以來,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增長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迅速發展為基礎的。1985年至1991年,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四國的制造業年平均增長率為11.48%,比同期四國的第三產業平均增長率高3.5個百分點。勞動密集型產業吸引了大量西方資本,擴大了出口,但并沒有帶來本國技術水平的升級。雖然這些國家的工業化程度雖在一定階段內有所提高,但卻付出了沉重代價——經濟剩余大量向西方發達國家轉移,進而加劇了本國的社會分化,最終損害本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
以泰國為例,泰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謂不快,1989年至1995年是泰國經濟增長的高峰期,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為9.4%,危機前泰國人均國民收入已超過2500美元。但泰國真正富有的只是占人口20%的高收入階層,他們的收入在國民收入所占的比例高達55%,而最低收入的20%人口只擁有國民收入的4.6%。
社會分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國內市場和內需產業的需求約束,造成了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階層的有效需求不足,并進而使剩余資本大量轉向金融、房地產投機。社會分化實際上是東南亞地區泡沫經濟膨脹的深層原因。
——國際貿易環境惡化使第三世界工業化有利的外部條件日益減損。在工業化初期,發展中國家以極其廉價的原材料及粗加工產品與發達國家交換,自然“經濟互補性”很強。但隨著部分發展中國家出口導向加強、生產能力和產品檔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術含量一定程度的增長,對發達國家形成了壓力。南北經濟關系中互補性相對減弱,競爭性相對加強。國際貿易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并使第三世界國家深受其害。以至于有的西方學者認為,今后不再會有新興工業國家了,由于世界貿易環境的改變,依靠外向型經濟走向工業化的道路已經不能通行。(Broad,1988)
農業衰退、工業結構“雙重化”、社會分化和國際貿易環境惡化,構成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化發展的陷阱。這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條件下世界經濟體系中一種特殊的發展現象。如果說第三世界面臨經濟全球化的嚴峻挑戰的話,我們認為:它具體的意味是“發展陷阱”有可能最終斷送第三世界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
三、第三世界工業化停滯可能的后果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世界各國之間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在當代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地帶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出現停滯與衰退,勢必對于“中心”地帶產生反饋,勢必對于西方發達國家乃至全球經濟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1、“”對“中心”的反饋
第三世界工業化停滯對于西方和全球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是個復雜的問題,還需要進行長期的觀察與深入的研究。根據80年代以來可以觀察到的情況看,經過初步研究我們認為:在世界經濟體系“”產生的問題與危機,可能將依以下三個步驟對于“中心”產生影響。
首先,在發生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化發展普遍放慢甚至衰退的情況下,第三世界作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投資場所、產品市場的作用下降。這一階段“”表現出對于“中心”的經濟重要性下降。這一趨勢自80年代以來已經較為明顯地出現。60~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一直在穩定增長,發展中國家在總體上是資本凈流入地區。其中當時經濟增長迅速的拉丁美洲國家吸引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對第三世界直接投資的50%。進入80年代以后,特別是隨著拉丁美洲國家發生債務危機,經濟發展處于停滯、衰退狀態,西方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迅速減少,并出現了資本回流現象。1984~1988年發達國家對拉丁美洲國家的直接投資減少了50%。發展中國家占西方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總比重中的份額,從60年代的20%,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0%。(陳雨露,1997)80年代后期以來,西方資本流向東南亞地區發展中國家的數量增加,但1997年東南亞爆發危機以來又大幅度減少。在國際貿易方面,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80年代中期,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額的25%左右,目前下降到20%左右。
其次,第三世界作為西方發達國家投資場所和產品市場的作用下降,加劇了西方的資本和產品的過剩,對于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的“泡沫化”起了促進作用。在當代世界經濟體系中,第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擔負著實際經濟物品的生產,而相形之下西方經濟日益“泡沫化”,即在經濟總量在繼續以較高速度增長的情況下,實質性物質生產活動卻在日益下降。
以美國為例,自70年代以來美國的實物經濟出現了明顯的萎縮。以1967年的按人口平均的產出量為基數,1990年同1967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資本貨物的產出量,化肥下降了21%,建筑機械下降了46%,油田機械下降了67%,工業建筑下降了63%,海洋運輸船只下降了5%;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資料的消費量,紡織品下降了66%,鞋和皮革制品下降了70%,轎車的生產量下降了43%,住宅建設下降了13%,學校建筑下降了50%,醫院建筑下降了17%;按人口平均的中間產品的產出量,水泥下降了73%,粗鋼下降了43%,硫璜下降了89%,銅下降了95%,鎳下降了98%,鋁土礦下降了98.5%。(Larouche,1995)
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經濟長期存在巨額貿易逆差。據美國統計摘要提供的資料,構成美國外貿巨額逆差的主要是礦物燃料和制成品的入超。其中礦物燃料的入超是美國外貿逆差中最大的一組產品,主要包括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氣等。90年代初這三項產品中的貿易入超均在450億美元以上,1990年竟高達578億美元。其次是制成品貿易的巨額入超,主要是運輸工具及零部件、輕工類產品、電器類產品等等。上述情況一方面反映了美國國民經濟結構的轉型,重點轉向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面畢竟也反映了在整體經濟活動中實物生產下降的事實。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潮流中,特別是加入WTO之后,我國證券市場正在逐步與國際市場接軌,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對于中國而言,開放證券市場已經成為歷史的必然選擇。而我國證券市場是一個不成熟、不完善的新興市場,并且基本上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國際資本的流動及國外金融機構的進入在未來將對我國證券市場、證券監管帶來巨大的影響和挑戰。證券市場國際化進程在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把國際化的外部市場風險一起帶進來了,資本市場開放相伴隨的國外資本的大量流入和國外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在增加金融市場深度、提高金融市場效率的同時將導致金融資產規模的迅速擴張,相伴的是金融風險的逐步凝聚。20世紀90年代東南亞和拉美經濟危機以及2008年下半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就是明證。因此,在我國證券市場日漸國際化的趨勢下,外部的風險會通過全球經濟和H股市場的走勢傳導至我國證券市場。我國證券市場面臨著潛在的外部風險,這也是整個新興市場面臨的重大風險。在這樣的背景下,正確認識我國資本市場開放進程中所面臨的外部風險,并且有針對性地采取積極的防范措施顯得尤為重要。
我國證券市場國際化進程中的外部風險
(一)波動性風險
1.證券市場波動性上升的風險。對于規模狹小、流動性較低的新興證券市場來說,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增加了市場的波動性。尤其是在一些機構投資者成為這類國家非居民投資主體時,國內證券市場的不穩定性表現得更為顯著。
由于新興市場缺乏完善的金融經濟基礎設施,在會計標準、公開性、交易機制以及結算和清算系統等方面存在薄弱環節,無法承受資本大量流入的沖擊,導致價格波動性上升。新興金融市場股票價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動性突然喪失的危險,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場波動。根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14個新興國家資本市場實行開放后,其中7個國家波動性風險顯著增加。
截止2007年12月,我國股票市場流通市值約為90652億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海外一家大型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資產即可達到上千億美元,因此國外機構投資者的投資活動對我國證券市場波動性的影響不容忽視。隨著我國QFII制度的不斷完善,海外投資者無論在數量和規模上都將出現明顯的擴張,因此如何擴大我國資本市場容量,增加市場流動性,以防范證券市場開放進程中的市場波動性風險值得市場參與各方的高度重視。
2.本國證券市場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場動蕩的波及,市場波動脫離本國經濟基礎的風險。大量有關新興證券市場的研究表明,在證券市場開放條件下,本國市場和國外市場在資金流動、組合管理等方面的聯系加強使得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相關性增加,并且隨著證券市場開放進程的深化,這種相關性將愈加顯著。因此,國外資本市場出現的波動,可能通過外國投資者在本國市場上投資行為的改變,以及國內投資者心理預期和投資行為的變化等渠道,將這種波動傳導到國內市場,這就是所謂的聯動效應或溢出效應。外國資本的流入和外國投資者對新興市場的大量參與,潛在地加強了資本流入國與國外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導致二者相關性明顯上升。這種相關性主要表現為:
第一,國內金融市場與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波動的相關性,即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對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顯著上升。國外研究表明,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韓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7年到2000年間高達12%;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泰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間高達29.6%。這種溢出的影響表現為兩方面:其一,在市場穩定發展時期,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波動接受主要工業國的正向傳導,表現為二者波動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場波動顯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時,二者波動出現背離,甚至呈反向關系。
第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金融市場波動具有一定的同步性。由于新興市場國家宏觀經濟環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資流入周期及結構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場表現具有很強的同步性。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部分亞洲國家和地區間的股票市場相關系數顯著增大,韓國和印尼股市的相關系數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15%上升到78%。顯然,在金融危機期間,國際投資者把這些國家的金融市場視為一個整體,同時從上述市場撤出資金,導致其同時崩盤。
隨著QFII的引入,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與境外成熟市場如美國市場的相關性明顯增加,溢出效應的傳導主要通過QFII的投資行為以及以基金為代表的國內機構投資者心理預期及投資行為的改變。隨著QFII在我國資本市場的準入門檻不斷降低,放寬了QFII的投資期限,這將使QFII在我國資本市場上扮演一個更加積極、更加活躍的角色,而這必將導致顯著強化溢出效應。如何防范溢出效應對我國資本市場的沖擊,增強市場對外部沖擊的免疫力值得監管當局高度重視。
(二)系統性風險
1.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和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國家在資本市場開放后,相繼爆發了金融危機。此后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除了當事國經濟結構失衡等基本因素外,外國機構投資者的大規模資本流動是引發東南亞和拉美金融危機一個重要因素。實際上,對于規模尚小、流動性不充分以及避險工具相對缺乏的新興證券市場,短期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對該國的金融穩定構成巨大的威脅。多項實證研究表明,由于受到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對稱等條件的限制,外國機構投資者在新興市場上的投資行為并非完全理性。這意味著一個上漲趨勢可能吸引巨額資金的持續流入,使得資產價格逐漸脫離基本面,最終產生價格泡沫;而一個下跌趨勢可能導致巨額資金的持續流出,最終由于羊群效應導致一系列連鎖反應,引發或加劇金融危機。
盡管目前我國資本賬戶仍然受到較嚴格的限制,但隨著資本市場國際化進程加速,尤其是QFII制度的不斷完善和QDII的相繼推出,國際資本的流動性包括流動規模和流動頻率將顯著增強。在我國資本市場仍然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以及市場容量相對較小等固有缺陷的條件下,如何引導國際資本的有序流動將對我國金融監管當局構成嚴峻挑戰。
2.傳染效應。在開放的經濟體系下,外國資本的自由流動是導致金融危機等外部沖擊在多國間互相傳染的主要原因。這種傳染效應的觸發因素之一是開放經濟體之間的金融聯系,主要包括多國間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的相互聯系,而這種聯系產生的根源在于國際投資者的全球化資產組合動態管理。這種機制將使得第三國的資本市場受到強大的賣壓并引發市場動蕩,從而使得金融危機等外部沖擊從發源國傳染至其他國家。傳染效應的另一個觸發因素是國際投資者的羊群行為。對于國際投資者而言,新興證券市場普遍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等缺陷,信息不對稱容易產生和強化羊群行為,如果一國爆發金融危機,國際投資者撤離的羊群效應將導致恐慌迅速蔓延,最終使得類似或相關國家也遭遇大規模的資本撤離,從而將金融危機迅速傳染給其他國家中國-伴隨國際化進程的不斷深化,我國證券市場正逐漸成為國際投資者進行全球資產配置的一個重要市場,這一點可從QFII在我國股市投資額度的逐年增長得到驗證,我國證券市場與其他新興證券市場之間的金融聯系日益緊密。因而,弱化傳染效應,防范來自其他新興市場的負面沖擊,維護我國金融體系穩定顯得非常必要。
我國證券市場國際化進程中外部風險的防范策略
(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增加市場透明度
通過分析周邊新興市場及我國內地引入QFII的歷史可以看出,QFII是注重基本面分析的價值投資者。他們的正反饋交易以及羊群行為等非理性投資行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新興市場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對稱所致。因此,需要進一步完善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的廣度和深度,嚴格監管誤導或欺詐性的信息披露行為,有效地增加市場的透明度,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海外投資者的非理性投資行為。
(二)漸進有序地開放資本賬戶
東南亞及拉美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在條件不成熟或不具備時倉促地開放資本賬戶,可能引發巨大金融風險。我國資本市場目前還存在規模較小、發展不規范、監管制度不完善等缺陷,尤其是在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下,資本賬戶的開放應采取漸進有序的開放步驟:現階段對國外資本應保持寬進嚴出,防止針對人民幣升值的熱錢或套利資本短時間內大量撤出,等到市場規模擴大、監管水平提高等條件成熟時,再逐步減少限制直至完全放開。
(三)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對沖風險
雖然在東南亞危機期間我國香港股市受到期貨市場投機活動很大的沖擊,然而金融衍生品交易本身并不必然產生風險。相反,嚴格監管下規范的金融衍生品如期貨、期權等能夠為海外投資者提供必不可少的風險對沖工具。他們在市場動蕩時可以不用通過直接在當地或其他市場拋售股票來減小風險,而是通過金融衍生品交易來對沖風險,從而在市場下跌時減小市場賣壓,起到一個減震器的作用。對于我國證券市場而言,可適時推出股指期貨,改變只能單邊做多的市場現狀,為海外及國內機構投資者提供有效的避險工具,并且在未來條件成熟時,進一步推出期權等金融衍生工具。
(四)加強證券市場的監管與國際合作
證券市場的國際化是一個漸進過程,應實行審慎的開放政策,防止國際游資對中國證券市場的沖擊。回顧東南亞金融危機時,泰國貨幣危機的最重要原因是證券市場的過度開放,泰國政府過早地放松管制,外資大量流入,貨幣當局卻來不及建立相應的金融法規和監管機制,對外資的結構和流向也未加控制,使得大量以投機為目的的短期資本流入。金融市場一出現波動,這些投機資本就迅速撤離,從而引發金融危機。因此,證券市場國際化離不開政府有關部門的嚴格監管。我國證券市場的監管經驗和監管手段等還比較落后,在推行證券市場國際化的進程中,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加強對國內證券市場的監管,同時加強與其他各國金融監管機構以及國際金融組織的合作,解決信息交流的障礙,防止證券市場風險在國家間的擴散。
綜上所述,從全球角度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已經進入一個快速發展、不可逆轉的階段。但是,對于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這個過程利弊兼具:利用得當,國際化的證券市場可以為其提供低成本便利的資金來源,加速其經濟發展;相反,如果該過程失控,則可能對其金融體系產生毀滅性的打擊。成敗關鍵在于國際化進程節奏的掌握、市場監管技術的進步和市場穩定能力的提高。
參考文獻:
1.崔秀娟.論中國證券市場存在的問題及改進對策[J].經濟研究,2007(1)
中圖分類號G216 文獻標示碼A
近期,美國百年老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宣布將從今年4月起終止目前的每日印刷版,轉而在網絡上進行每天新聞的更新。雖然該案例的出現有其內部經濟因素的制約,但是不可否認,報業數字化已經成為了全球報紙發展的大趨勢。
一、日益凸顯的版權問題
1 報業的數字化進程
所謂報業數字化,即報紙作為傳統媒體與新興互聯網媒體的結合,由過去的紙媒營銷借助信息化工具逐步轉向數字化營銷。報業的數字化轉型不僅是在采編、印刷以及發行等層面的數字化改造,更是突破了傳統的紙質媒介,使新聞內容在整個網絡環境中得以共享,從而產生全新意義上的數字報刊。
目前,幾乎所有的紙質報刊都擁有自己的新聞網站。有些僅僅是將母體報紙原封不動地照搬到網絡上。方便在線用戶瀏覽。而另一些則更為充分地利用了互聯網這一平臺,有效地實現了報網互動。除此之外,類似于手機報、網絡電視等數字媒介也緊隨其后,迅速成長。
2 版權保護勢在必行
雖然各種形式的數字報刊繁榮發展,但是絕大多數的媒介公司卻僅僅把“數字化”當作是對傳統報刊的一種點綴或補充,缺乏整體的戰略規劃。對于很多媒介公司來說,進行數字化轉型只是一種被動的順應潮流的變革,而數字報刊也只是作為傳統報刊的附屬品或是輔助宣傳工具得以存在。由于缺少對整個競爭環境的洞察,新聞資源被貿然地搬上了數字平臺,這一舉措換來的并不是新聞網站本身的蓬勃發展,而是其他商業網站的高歌猛進。
應當說,新聞網站和商業網站幾乎同時起步,但是兩者的境遇卻大相徑庭,這其中自然有其自身運營模式的限制。商業網站從一開始就是按市場化、企業化運作的。而新聞網站則大多靠回報或是政府支助,存在著先天的體制惰性。除了這點差別之外,我們還應該看到,商業網站之所以紅火,歸根到底依靠的還是海量的新聞內容,“內容為王”是各數字媒體制勝的關鍵法寶。而縱覽目前的局面,絕大多數的商業網站都是通過大量轉載傳統媒體數字版的消息得以維生,他們幾乎是零成本地占用傳統媒介的新聞資源,并且依靠自身的市場化運作和商業化包裝一舉戰勝名不見經傳的純新聞網站,統領天下。雖然有些知名的商業網站也會象征性地支付轉載費用,但這僅僅是冰山的一個小角,更有成千上萬的商業網站免費地蠶食著傳統報業的新聞資源。而對于傳統報業來講,在他們還沒有能力完全保護自己版權的情況下便紛紛將新聞內容公布于數字平臺之上,實際上也是毀掉了自己立足的根基。
二、《數碼版權千禧法案》與《版權指令》對中國版權保護的借鑒意義
1 西方在版權保護方面的經驗:法律與技術互動
毫無疑問,新興數字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得版權侵害行為日益滋長。如何順利地解決這一問題無論是對全球各領域的數字化運作還是對報刊數字化的轉型都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針對這樣的局面,國際組織和政府都采取了立法行為進行約束。其中,最重要的立法項目有《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協定》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音響制品協定》,它們為《數碼版權千禧法案》和歐共體的《版權指令》建立了一個框架。縱觀這些法案,最為核心的一種觀念即是法律和技術之間的相互影響。在西方有一種主流觀點,認為只有技術手段才能最終解決由技術所引發的侵權行為。所謂技術手段通常是指允許信息提供者以數字形式控制對他們作品的存取。它們可以僅僅被用作收集合成數字作品信息的手段,也可以用作限制或阻礙信息存取的手段。這些技術手段包括加密、亂序、作品內容轉換的其他方式、或復制控制機制。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通過某些特殊而具體的技術手段對數碼作品形成保護,使其不會因為一些常規的技術操作而完全被占用。這種措施可以說是從源頭上制止了侵權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從這點上講,技術保護手段比任何法律都能更有效地控制對具有版權作品的獲取。但是技術同樣也有相反的一面,存在一些借技術以規避這些保護的方法。新技術的產生以及被破解就如同一場永遠沒有盡頭的博弈,在意圖侵占作品和保護作品的雙方形成對抗。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出現就能夠防止這種現象大面積的發生。諸如《數碼版權千禧法案》或是版權指令,都試圖通過認定規避行為屬于非法而重新強化技術保護措施的應用。而這正是法律能起到作用的地方。
2 “他山之石”對中國在版權保護方面的借鑒意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介紹西方的成功經驗,主要還是想讓中國在數字化進程中吸取國外在版權保護方面的經驗。就目前的中國來看,雖然報業數字化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但是其中所暴露出的一些問題卻無人問津。在版權保護方面,無論是法律還是技術上都沒有達到西方的水平,亦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
(1)盡快完備適合當下形勢的法律條款
縱觀中國現行的法律,雖然對于著作和版權的保護有一定的涉及,但是其內容往往不夠完備、界定不夠清晰、有些甚至已經跟不上目前的發展形勢,因此,這些法律條款不能從根本上杜絕或是打擊盜版和侵權行為的發生。
《著作權法》可以說是目前中國在版權問題上最權威的一部法律,但是該法案的頒布實施早于互聯網在中國的盛行。互聯網的崛起為大眾傳播開拓了新的空間,但也改變了原有的媒介環境。如果說原來各個媒體之間在現有《著作權法》環境下相互轉載新聞并沒有引發多少糾紛和問題,相當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都處在內容生產者的平等地位上,但現在網絡媒體純粹作為內容的消費者而不是內容的生產者卻參與大眾傳播,實際上是“信息懶漢”的不勞而獲行為。也可以說,《著作權法》的適用性隨著網絡的出現而受到了削減。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和媒體之間都紛紛出臺各種暫行條例和媒介公約,希望通過這些規定規范網絡版權非法占用的行為。最主要的一些條例包括2000年11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信息產業部頒布的《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2001年4月國內23家網絡媒體通過第一屆“中國網絡媒體論壇”簽訂的《中國新聞界網絡媒體公約》以及在2002年的第二屆論壇上112家網站所通過的《保護網絡作品權利信息公約》。這些公約都是根據《暫行條例》這一部門規章而確立的,其宗旨基本是呼吁全社會尊重網上的信息產權和知識產權,堅決反對和抵制任何相關侵權行為。對于侵權行為,公約單位將共同行動,聯合抵制。但從其性質上來看,它們仍然只是簽字單位之間的一個內部協議。該內部協議不具有法律的普遍的約束力,其中的條款只能約束各方當事人,而不能約束協議以外的主體。因此,在信息技術日益發展的今天,十分有必要從立法的角度明確闡釋或進一步修正版權法中的一些不適應當前形勢的條款,從而更好地保護勞動者們的知識產權和新聞作品的版權。
2 重視技術保護手段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