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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體育旅游市場的培育、形成和發展有著特殊的綜合效應

體育旅游概念眾說不一,旅游理論中也沒有涉及體育旅游的詳解。這里引用較為公認的兩種說法:一種是認為體育旅游是以非盈利目的離開家庭所在地,以前往某一目的地參與或觀摩相關體育活動為主要內容的主題旅游。它是旅游者在旅游中所從事的各種身體娛樂、身體鍛煉、體育競賽、體育康復及體育文化交流活動等與旅游地、體育旅游企業及社會之間關系的總和[2]。分為參與體育賽事的體育旅游、觀摩體育賽事的體育旅游、自發進行體育活動的體育旅游、參觀體育勝地的體育旅游等多種類型。另一種是根據世界旅游組織的規定,體育旅游屬于休閑論文格式、娛樂、度假、健康醫療類,依其旅游特點有項目型和綜合型之分。如登山、攀崖、滑雪、放風箏、釣魚、草地式羽毛球、網球、蹦極跳、熱氣球運動、沙地排球、江河漂流等屬項目型體育旅游;綜合型體育旅游具有體育項目類型化、多樣性、集約式布局的特點。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發展體育旅游業有著綜合性社會效應。首先是陶冶情感,促進和保持身心健康的作用。現代社會的快節奏使人們的生活處于較為緊張的行進中,特別是信息業的發展,給人一種近地密集和遠地壓抑的心理感受,當然也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不良社會因素的存在和不時侵擾是現實情況。為此,通過體育旅游靜化和放松被壓抑的情感,保持和促進身心健康成為人們首肯的選擇方式之一;其次是擴展視野,挑戰人體極限,增長知識的作用。體育旅游者愿意選擇自然風景區,特別是具有人文景觀和探險地理特點的景區更為吸引人。究其原因,是為了滿足城市化樓宇蒙蔽日久的視野渴望,是為了挑戰自認為身體狀況良好的身體極限,滿足征服自然和險境的自悅心理,增長知識和見識,豐富人文史學占有理念;第三是體育旅游的社會、經濟作用。通過體育旅游促進經濟發展是旅游地和旅游企業的初衷,國家西部開發政策的轉變,即由政府投資型轉向民間、集體、個人投資型,允許在合理開發和正當投資的前提下,應得合理報酬。無形中盤活了資金運轉和資金集中,促進了本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第四是有利于全民健身綱要的全面實施。全民健身計劃的實施是推進大眾體育快速發展的有效舉措,是提高全民身體素質的舉國策略,體育旅游具有體育和旅游雙重屬性,體育有利于促進身心健康和保持身心愉悅,旅游有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可謂一舉雙得;第五是培養熱愛祖國,塑造美好心靈的作用。體育旅游便利的提供給旅游者了解祖國壯麗山河的機會,特別是西部地區有著廣袤的地域,一望無際的草原沙漠,頂天立地的蜿蜒山脈,波濤洶涌的江河湖泊,豐富的礦產資源和人文景觀,曠世的自然奇觀等等。這無不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塑造美好心靈的教育資源。體育旅游則是教育過程得以實施的組織形式和過程。

2.綜合因素分析

2.1西部地區蘊藏著豐富的旅游資源,提供了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物質基礎西部地區擁有極為豐富的自然旅游資源和人文景觀。根據統計資料,西部地區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有8處,占全國總數的34.8%,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有40處,占全國總數的33.6%,國家級自然保護區41處,占全國總數的33.1%,國家歷史文化名城31座,占全國總數的31.3%,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處,占全國總數的26.5%,國家級森林公園39處,占全國總數的17.3%。(見表1)[3]不難看出,除森林資源較為缺乏外,其余將占全國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此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分布在占全國二分之一多的土地上(56.8%),且人口總數不到四分之一(22.8%)?？梢哉f擁有地廣人稀的便利條件,培育和開發體育旅游市場的資源和土地是豐富的。此外,西部地區還擁有大量全國乃至世界旅游之最,如世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瑪峰,世界最深的大峽谷雅魯藏布大峽谷,世界最為宏偉的溶洞貴州的織金洞,世界現存最大的殿內銅佛扎什倫布寺的強巴佛,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四川樂山大佛,我國最大的瀑布貴州的黃果樹瀑布,我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關隘甘肅的嘉峪關等等。當然多達20多條正在規劃和建設中的西部旅游黃金長線也是極具吸引力的旅游亮點。

2.2人們余暇時間的增多和越來越集中,家庭結構的小型化,使體育旅游人口繼續增長成為必然趨勢首先,1999年國務院頒布了新的休假條例后,人們的余暇時間增多且更為集中了。有研究資料表明,農業人一生中自由時間為整個生命時間的22.9%,工業人達到38.6%;1997年國家統計局、全國總工會、勞動部等6單位對全國29個省71個城市14977位職工的調查,職工用于消遣娛樂的時間為每日1小時37分鐘,聊天時間為每日1小時21分鐘[4]。說明職工在新休假制度后,每日可用于體育娛樂、健身、醫療及體育消費等的閑暇時間超過3小時。雙休日和長假期,保證了外出參與體育旅游活動的時間。加之長期以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小型化家庭(三口之家)成為主流型家庭結構,舉家出游的可能性大為增加。其次,人們的旅游觀念也由靜態觀賞型向新型動態參與型轉變,這使得體育旅游市場的培育有了人口數量上的保證。但從研究資料看,我國體育旅游消費市場的人口構成與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家庭人口類型和收入有著密切的關系,年齡特征表現為兩頭窄,中間寬的現象;工薪階層和學生參加體育旅游的比重較大;文化程度集中在高中、大學文化程度以上;家庭結構的特點是三口之間的人數居多,其次是兩口之間,四口以上家庭參與體育旅游的人數較少;體育旅游與經濟收入成正比例關系,收入在900～2000元之間者占體育旅游消費人口的比重較高[5]。因此,營造良好的體育旅游環境,提高體育旅游服務質量,吸引中青年、中等以上收入者成為體育旅游市場的主體人群。這些群體對體育旅游的要求較為集中,大都期望通過旅游購買及消費來緩解生理和心理的緊張感,休閑、健身、觀戰、體育刺激和競技體育等可能從不同方面能夠滿足人們的體育旅游需求。也是可被爭取的體育旅游人口主體。第三,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對提高生活質量的關注,追求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成為人們的共識。通過體育旅游滿足和調整精神需求成為大眾看好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體育旅游人口的繼續增長將成為必然趨。

2.3挖掘、整理民族特色文化及遺產,有利于增添體育旅游市場培育的文化特色西部地區分布著壯、彝、白、傣、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等眾多少數民族的民俗風情,也是當地寶貴的旅游資源。特別是西南地區聚居的彝族、白族、傣族、景頗族、納西族等26個少數民族形成了獨特的風俗習慣,創造了燦爛的民族文化,也構成了當地豐富而極富魅力的民族風情旅游資源[6]。其中包括了大量少數民族體育類活動項目或形式,且具有娛樂、休閑和廣泛參與性,成為從事體育旅游的良好機遇。西北遼闊的草原、雪山冰川、沙漠風光也成為不可多得的體育旅游資源。特別是積淀了中華文化之精華的敦煌莫高窟、云岡石窟、麥積山石窟、大足石刻和黃鶴樓、岳陽樓等西部獨特的文化遺產,聯同長江三峽、絲綢之路和四大盆地、四大高原筑成了西部體育旅游開發文化鏈,極具文人景觀吸引力。既能滿足居多數旅游人口的中青年、中等以上文化程度旅游者的需求,又富有深厚的人文景觀。有利于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文化特色。

2.4我國奧運會、亞運會、各論文格式類錦標賽等重大賽事申辦權的成功獲得,奠定了體育旅游市場培育的社會氛圍北京奧運會、廣州亞運會和各類錦標賽舉辦權的成功獲得,大大促進了體育文化現象的深得人心。體育旅游集體育與旅游于一體,既有體驗體育競賽的成功感,又有旅游觀光的心理滿足和刺激感。但現代旅游已由“接待型”向“經濟產業型”轉變,體育旅游也不例外,不再是一種福利性享受,而是趨于消費性、產業化。因而對體育旅游的認可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影響人們參與體育旅游活動和進行體育旅游消費的動因,這些內在動因的透發與體育意識、體育價值觀有關,國際性體育盛會的召開具有導向性。有利于激發人們從事體育旅游活動和消費的欲望,為體育旅游市場的培育形成良好社會氛圍。當然,也是吸引和擴大國內外體育旅游人口的有利機遇。

2.5西部地區體育訓練基地的興建,為體育旅游市場的培育提供了科學導向西部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氣候環境,成為國家、省區興建體育訓練基地的首選地,目前有國家體育總局直屬、共建和命名基地36家,其中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地區,如云南海埂訓練基地頗具影響力。這些訓練基地的建成和運動隊的駐入,無形中形成了體育旅游的亮點,有旅游者專程去訓練基地觀光旅游。當然,訓練基地還需與周邊旅游線路統籌規劃,豐富體育旅游內容和形式,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參與其中。

3.結論與建議

3.1結論

3.1.1培育和發展體育旅游市場對促進旅游者身心健康、陶冶情感、美化心靈、挑戰自我,繁榮經濟,推進社會快速發展,全面實施全民健身綱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諸方面都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3.1.2西部地區豐富的旅游資源,提供了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物質基礎。

3.1.3人們余暇時間的增多和越來越集中,家庭結構的小型化,保證了體育旅游人口繼續增長的可能性。

3.1.4西部地區少數民族聚集,民族文化特色鮮明,培育體育旅游市場有著豐厚的人文底蘊。

3.1.5大型體育盛會的舉辦和一批體育訓練基地的建成,營造了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社會氛圍。

3.2建議

3.2.1鼓勵和吸引多渠道融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建設是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前提和基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嚴重滯后,資金短缺成為規模化合理開發旅游資源的瓶頸。因此,利用國家西部大開發傾斜政策,多渠道吸引投資,綜合開發,合理利用,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觀。超級秘書網

3.2.2加強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科學研究。西部地區有著豐厚的旅游資源儲備,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而有些資源的開發具有一次性特點,因而加強開發利用的科學研究,做到保護性開發急為重要。

3.2.3西部地區少數民族文化特色鮮明,體育文化極為豐富,有待進一步加強挖掘和整理工作。特色民族文化現象受現代社會的沖擊異常嚴重,異化現象突出,整理和保護少數民族特色文化現象是培育體育旅游市場且得以長久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3.2.4加大宣傳力度,吸引更多體育旅游人口參與。利用國際國內重大體育盛會,加強對西部地區的宣傳力度,吸引更多國內外體育旅游者參與到西部地區體育旅游行列,壯大培育西部體育旅游市場參與群體。

3.2.5體育訓練基地的建設、利用,成為培育西部地區體育旅游市場的增長點,但急需科學評估,關注社會、經濟效益和環境保護雙豐收。3基金項目: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2005年)子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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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祖國.我國西部地區體育旅游發展研究[J].南京體育學院學報,200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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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7）04-009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15

在當今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系統正經歷著一場巨變。旅游作為現代社會一種內含流動性的社會實踐，為東道主與游客社會關系的再生產提供了可能。東道主在與游客持續接觸的過程中，較易受到來自現代世界的影響。在旅游目的地社區，作為社會單元的家庭也會發生某些形式的轉變。作為現代性的一種敘事方式[1]，家成為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研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概念。家既是個人生活意x的中心，也是構成社區的核心要素。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由現代化理論發動的對家庭歷史及其現代演變的研究熱潮中，旅游地東道主家庭的社會變遷也逐漸受到關注。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現代性在目的地的影響途徑和輻射效應。本文試圖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檢閱，梳理這一領域研究的研究流派和研究內容，以期深化關于旅游現代性問題的討論。

1 相關研究歷程

西方社會文化地理學研究常常將家作為研究對象，借以透視不同時空環境下的社會文化變遷。既往的旅游社會學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旅游發展進程中東道主家庭所承載的社會文化內涵的變化，但其研究尺度往往放在社區及至目的地，缺少以家庭為研究對象的微觀視角。因而，對于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的研究實質上體現了旅游社會學與文化地理學的學科交叉。

旅游對東道主家庭的影響研究起始于20世紀70年代。以“community tourism”和“family” 或“home”為主題在Web of Science數據庫進行檢索1，并經人工核對，最終確定相關度較高的文獻95篇。從各年度文獻刊載量來看，2007年之前各年發文較為零散，2007年以后發文量有明顯增加，2011年開始發文量急速增長（圖1）。這些文獻主要集中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主流期刊中。從英文文獻高頻關鍵詞統計來看（表1），關鍵詞較為分散，反映出相關領域研究話題較為廣泛。2011年以前，家庭的旅游影響研究的關注度較高，在社會、文化、經濟、環境等各層面都有探討。2011年之后，研究對象得到了極大的拓展，第二居所開發對旅游目的地社區的影響得到了重點關注，還出現了關于家庭客棧（homestay）的研究。同時，研究深度也不斷推進，居民態度（attitude）、地方（place）、流動性（mobility）等關鍵詞的詞頻都大幅度提升。2011年后的研究在理論上屢有突破，社會表征理論、社會交換理論、符號互動理論、系統論等都大量出現。

中文文獻主要來源于CNKI中國知網全文數據庫，以“旅游”“社區”和“家庭”作為主題詞對該數據庫所收錄的1994年至今所有的學科類別的期刊進行模糊查詢，經人工篩除，得到與本文主題關聯度較高的期刊論文42篇。總體來看，這一主題的文獻在2002年后開始出現，2007年后增速加快，2011年后數量激增（圖1）。相對于國外研究，國內研究雖起步滯后，但發展速度和階段大體相同。文獻中高頻關鍵詞集中于“參與”“民族”“影響”“鄉村”（表1）。民族或鄉村地區的社區旅游參與問題是核心研究內容，這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所決定的。而在不同時段，關鍵詞演變態勢有所差異。自2007年開始，“居民”“利益”“經營”“女性”等關鍵詞關注度升高，反映出社區居民的旅游收益開始受到重視，且婦女在旅游從業中角色凸顯，對家庭旅游影響的研究也更多體現在經濟層面。2011年至今，該主題文獻呈現出更為廣泛的研究視角，如“感知”就表達了社區居民對地方社會的所持情感；而從制度層面對旅游社區增權、社區治理等問題的討論也開始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之后，新的研究方法不斷進入這一領域。如多位國內學者探索使用結構方程模型（SEM），對目的地社區居民的旅游影響感知進行測度分析。居民的地方感[2]、社區歸屬感和社區參與旅游程度[3]都作為與旅游影響感知相關的變量被引入。但綜觀這些研究，其主要著眼點仍放在社區層面，家庭層面的細分要素并未被明確納入自變量。僅有個別研究者在家庭微觀尺度上，測度了家庭的文化、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對社會傳統風俗的影響[4]

2 相關研究流派

隨著現代社會日常生活領域的擴大和內容的多樣化，日常生活日益成為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重要影響因素。Berger和Luckmann認為，日常生活的實際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社會實在[5]。他們肯定了生活世界是在日常生活中社會建構的產物，是主觀和客觀的結構。家作為一個微觀尺度的社會單元，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逐漸成為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關注的一個焦點。在進化論、結構-功能論、沖突論和社會心理學說等社會變遷理論[6]的啟示下，現代家庭社會變遷也逐漸形成了包括結構-功能主義、、人文主義和女性主義等不同思想流派。

2.1 結構-功能主義的研究

結構功能論者試圖以結構化的方式來觀察不同地域的家庭社會關系。如Levi-Strauss的“親屬原子結構”[7]、Parsons的“洋蔥理論”[8]，以及所提出的傳統中國鄉村家庭以同心圓模式為特征的差序結構[9]。20世紀60年代以來，工業化進程下傳統家庭的變遷受到研究者們的普遍關注。在進化論和結構功能論混合基礎上形成的現代化理論成為解釋現代家庭變遷的重要理論框架。其代表人物Goode認為，現代家庭正從傳統大家庭向獨立的核心家庭轉化，且個人主義價值觀念與夫婦式家庭制度之間、核心家庭制度與工業化之間是相互適應的。他同時指出，工業化和家庭是兩個平行的過程，均會受到社會、個人觀念的變化的影響，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和其他因素都會對二者產生影響[10-11]。家庭結構的變化是現代結構-功能主義者考慮的 重點。

2.2 的研究

者認為，社會的結構性差異將引發沖突，而沖突正是社會變遷的主要路徑。首先，他們將社會再生產作為家庭研究的一個突破點。在資本社會中，家庭不但是勞動力休息和繁育的場所，也成為資本支配的社會再生產空間[12]。而在更多作為“世界工廠”的發展中國家，家庭還疊加了面向外部社會的生產和消費功能（如家庭車間），從而成為兼有社會再生產和社會生產屬性的重要場所。其次，者還竭力控訴資本社會中權力所造就的不平等關系。?？轮赋?，在國家的規訓和監督下，居民的生活成為權力的對象[13]。權力關系不再被掩蓋在家的溫情面紗之下，家的空間構成、表征和情感都是由權力幾何學（power geometry）所決定的[14]。由此，居民家的形態和功能變遷正體現了資本權力作用的軌跡。

2.3 女性主x的研究

功能主義學者持二元論的觀點，他們常常將家庭視為與外部世界相區分的和睦統一的整體。20世紀60年代末興起的女性主義研究繼承了的批判社會學視角，反對現代化理論將家庭現代化的歷程視為固定和同一的發展模式的觀點。這一派學者強調關系導向和關懷倫理，關注家庭體驗的性別差異。她們認為，將家庭視為私人領域掩蓋了其內部的社會不平等[15]，因而鼓勵女性離開家返回到真實的政治和商業世界中[16]。家庭的多樣性、不平等與沖突成為女性主義關注的話題。20世紀80年代以后，女性主義還吸收了建構論和后現代主義的思潮，從多樣性和合法性的視角對既有的單一家庭變遷模式提出挑戰[17]。Stacey 認為，家庭不是一種基于生理差異而形成的制度， 而是一個意識形態與象征的社會建構[18]。由于當代家庭具有流動性和不確定特征，因而可以通過表達女性經驗來重構社會。

2.4 人文主義的研究

人文主義學者重點強調的是人在場所中的情感。他們指出，理論中常常忽略了家的地方經驗。他們也批判了對家的浪漫主義觀念，以及對家的社會結構及地方體驗之間關系的膚淺理解[16]。在Relph對地方經歷、段義孚對地方感知和映像、Buttimer對生活世界、Seamon對身體經歷、Ley對地方意義的理論表述中[19]，家都是一個核心概念。在他們看來，家就是由日常實踐、生活經驗、社會關系、記憶和情感形塑的物質和情感空間的綜合體[20]。人文主義還借用社會心理學中的認同理論，說明場所環境與自我同一性的密切關聯。人類需要通過適當的認同而對其環境產生有意義的意識[21]。換言之，自我認同也依賴于場所環境。由此，家庭的社會變遷也成為地方變遷的真實映射。

3 相關研究內容

20世紀70年代，一些旅游社會學者深入歐洲鄉村社區，他們在觀測社區所受到的旅游影響的過程中發現，東道主家庭在親屬關系、婚姻關系上、兩性關系和性觀念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變化，由此開始了對該領域的探查[22-24]。更為全面的分析視角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旅游社區家庭就業模式、家庭收入、家庭結構、家庭控制的變化等方面的內容都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25-26]。國內相關研究成果則遲至2000年以后才逐漸出現，研究內容基本與國外相仿，且案例地集中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區。

3.1 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經濟收入的變化

家庭的經濟收益是其成員維持生計需要的基礎。但多數學者僅僅將旅游體驗和消費家庭視為勞動力繁育和休息的社會再生產場所，而忽略了其作為社會生產場所的可能。女性主義學者揭示了家庭經濟對工業化歷史進程的重要貢獻，由此確認了家庭與工作相互依存的關系[27]。當代社區旅游的發展為女性主義的觀點提供了最好的注解，東道主的家庭被改造為一個場所。因此，東道主家庭的旅游收益體現了社會生產方式的革新。

在經濟落后地區，旅游常常作為一種脫貧致富的途徑而受到利益相關者的認可。Tao和Wall認為，旅游是一種可持續的生計方式。雖然旅游不是脫貧的萬能鑰匙，但作為一種潛在的活動方式，它不僅可以使那些直接參與旅游業發展的家庭獲益，也能間接提高周邊其他家庭的經濟收入[28]。與此相似，Loria 和Corsale認為，旅游作為一種休閑活動，已經和目的地社區居民的生活方式緊緊聯系一起了。它不僅改變了當地家庭的收入結構，而且自產自銷的家庭旅館經營模式，也使得家庭成員的服務技能得到了提升[29]。而在發達地區，旅游對家庭的生計收入提高作用卻并沒有那么明顯，更多的是起到實現地方認同和維持社會網絡的作用[30]。

但是，當地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代表著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多目的地社區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激勵下獲得旅游發展的再分配收益，但這一收益往往只占整體收益的一小部分。Kousis在希臘鄉村旅游社區研究中發現，當地的土地所有權被流轉到外地人手中，農民轉而成為旅游從業者。外來投資者一般都會占據當地最高級別的接待設施，而當地家庭分享剩下的次級資源，且住宿設施級別越低，作為其擁有者的家庭數量也越多[25] ，并呈現出旅游資本支配下社區旅館的金字塔等級分布。

3.2 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性別地位的變化

家庭內兩性關系的變化，特別是旅游對女性家庭地位轉變所起的作用，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31]。這些學者深受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將旅游從業視為女性實現自身解放的一種有效途徑。她們認為，現代旅游業恰為東道主在家女性提供了一個從私人領域轉入公共領域的機會。女性可以通過從事旅游服務工作，將其家務技能變為職業技能，從而完成由主婦到旅游從業者的身份轉化。Cone以中美洲的兩位瑪雅婦女為研究個案，發現她們自從事旅游服務工作后，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更新[32]。另一些案例研究則肯定了合作社在鄉村家庭婦女旅游就業轉型和男女平權中的重要作用[33-34]，因此，東道主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不但與其參與旅游發展的程度存在較高的相關性，也與婦女組織性程度有著緊密的聯系。一些學者認為，旅游帶來的就業和獲利機會的增加，不僅可能對家庭勞動分工造成影響，也會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經濟地位[35]，從而幫助她們扭轉父權制社會下日漸邊緣化的不利局面。在此，盡管經濟資源的占有往往對兩性之間的權力建構具有重要作用[36]，但也有學者認為，發生在家庭領域的女性地位和權力變化，是建立在當地文化的凝聚力和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基礎上的。如在云南瀘沽湖的摩梭社區，女性不但通過旅游經濟收益的提升，來實現同性之間權力的代際過渡[37]，還進一步引導文化回歸，使得以母系為主體的思想在摩梭社會得以新生[36]。

但是站在女性主義立場上對于旅游的褒揚，并非是完美無瑕的。在一些文化內向性強的旅游社區，兩性地位的變化只是一個調整的過程，在父權制文化傳統的框架下，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并未真正實現[38-39]。事實上，在不少民族地區，經濟模式、社會結構、文化內聚力和受教育程度都是當地女性參與民族旅游發展的阻礙因素，女性的家庭地位在旅游發展后并未出現實質性轉變[40]。而從女性旅游從業的內容和性質來看，性別區隔也使得東道主女性大多被定位在低職位、低報酬、缺少發展機會和臨時性的旅游服務工作上[41]，這些職業在形式上類同于家務勞動。甚至東道主女性自身也成為被消費的旅游吸引物[42]，其職業從歌舞表演延伸到以為特征的性旅游上。在東亞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性旅游業已經成為當地創匯的重要來源。從事性旅游業的青年女性多來自偏遠鄉村的貧困家庭，她們的收入是其整個父系家庭生活的主要來源[43]。盡管Herold的研究表明，多米尼加女性性工作者試圖向家人隱瞞自己的職業身份[44]。但在其他地區，尤其是政府支持性旅游的地區，這些婦女是否能夠獲得來自其自身家庭的認可，尚未見相關論述。

大量文獻將研究的著眼點集中于女性，而旅游研究中的男性缺場現象較為普遍[45]。一些研究者將旅游領域中的男性視為女性的參照物。如認為在女性當家的基礎上，一些地方的男性也開始有序地提高自己的話語權，增強其對家庭的決策權力[37]；或是對兩性應該共同承擔家庭責任產生了共識[46]。Harrison通過對非洲不發達國家青年男性的研究發現，旅游從業導致其家庭地位和家庭控制力都得到了較大提升[47]。

3.3 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結構的變化

當代旅游業發展所引發的地方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變動深刻地影響著東道主家庭結構。社區參與旅游，特別是以家庭為單位參與旅游接待，帶來了東道主家庭結構層級和關系空間的變化，使得東道主家庭結構逐漸從一元化向多元化[48]、扁平化向縱深化方向發展。在結構-功能主義學派看來，是結構，而非個體決定了家庭的演變方向。他們運用動態化和系統性的分析，為東道主家庭結構的變遷給予了新的注解。婚姻關系、家庭規模、生育觀念、家庭教育等研究內容都與此密切相關。

婚姻禮俗和制度的變遷體現了家庭結構的變化。一方面，由經濟要素主導的婚姻制度突破了既有的宗族制度對家庭形成的約束，從而使得東道主的新型家庭更好地適應了旅游發展和現代化的需要。Kousis在對希臘鄉村社區的研究中發現，社區家庭旅游收益的提高使得陪嫁品的形式開始多樣化。隨著旅游的發展，當地的陪嫁品從實物形式逐步演化為貨幣、不動產甚至是產權形式[25]。而在旅游發展后的貴州西江苗寨，陪嫁品已從傳統的補償娘家財物轉化為提前贈予新婚家庭以遺產[48]。王伯承和吳曉萍發現，在貴州苗寨社區旅游發展的背景下，當地居民與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數和范圍正在擴大，但基于當地文化內生力量的保持，其本底的婚姻文化依舊延續[49]。對于一些具有獨特婚姻制度的地區，旅游帶來的沖擊更為明顯。在瀘沽湖摩梭人社區中，當地原來以母系為主的家庭形態在旅游發展后開始呈現多樣化的趨勢：母系家庭、雙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開始在年輕一代出現；走婚對象的選擇標準中也滲入了經濟成分等[50]。

另一方面，游客與東道主之間出現的新的兩往方式也進一步拓展了東道主社區原有的通婚范圍，同時也引入了更多新的婚姻形式。游客進入東道主社會也會促使新的異往關系的形成。一些來自歐洲發達地區的女性游客往往與東道主地區的男性青年，如帶有異族特征的阿拉伯青年或欠發達國家的沙灘男孩，產生所謂的浪漫旅游和友誼旅游。處于其間的當地青年男子更傾向與女游客保持長期的情侶關系，甚至期望這種關系能幫助自身實現身份認同和職業發展[44，51]。魏雷等則通過當代瀘沽湖的“旅游走婚”現象對此進行了回應。她們認為，這種當地男性與外地女游客之間的“旅游走婚”行為，是當地傳統走婚文化的衍生物，它有助于增當地男性的身份認同，也通過其自身的反思與抉擇維系了大家庭的和諧[52]。

家庭規模和生育人口在旅游發展后出現了新的變化。層序有致的傳統大家庭因為難以適應現代旅游業發展的需要，變得越來越小型化。旅游業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工作環境，婦女的初婚或初育年齡都有明顯的上升，隨之而來的是目的地社區平均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規模的縮小[45]。魏雷在研究瀘沽湖摩梭人旅游時也發現，旅游接待活動的家庭化、社區家庭平等分配旅游收益的現實需求，以及當地年輕夫婦生育觀念受旅游影響而產生的變化，使得傳統大家庭數量開始下降，核心家庭數量上升，且每個家庭人口規模也趨小[52]。

旅游的影響不僅僅是家庭規模和人口數量，也涉及到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一般認為，旅游業的發展使得當地一些從事接待的家庭面臨勞動力短缺問題，因而未成年人輟學參與旅游接待或講解活動的現象較為普遍[53-54]。而李星群在研究鄉村微型旅游企業的經營對家庭的影響時發現，鄉村旅游除了具有促進農村家庭和諧、家庭收入提高的作用外，同時也使得經營旅游業的家庭對后代的教育有更嚴苛的要求，“外出闖天下”成為家長們對孩子未來的期冀[55]。

3.4 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屋格局的變化

旅游業向地方的滲透改變了東道主家屋格局。由于東道主在旅游接待過程中往往將住房改造為經營性場所（如家庭客棧），因而家庭旅館建筑格局的變化成為地方旅游發展的階段性標志[36]。在社會現代化和旅游業的雙重作用下，西雙版納傣寨家屋的演變隱喻著當地家庭生計方式的變化[56]。為滿足游客需求而更新家屋已日益成為目的地社區家庭客棧經營者們的共識。麗江古城居民一改傳統納西家屋中臥室不許開洞的習俗，對家庭客棧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因應著“定制的真實”（customized authenticity）[57]。廣西黃洛瑤寨的民居旅館在建筑體量、建材使用和內部格局上都進行了大膽“創新”[58]。但在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引導下，家庭客棧建筑向傳統民居的回歸也可成為當地振興旅游一條重要途徑[59]。

家屋格局的變化也引發了旅游中不同主體圍繞這一場所空間的權力沖突和斗爭。激進的學者強烈抨擊旅游資本對家屋空間的剝奪。他們認為，在現代性的謊言下，資本無孔不入，甚至侵入東道主家庭所固有的私人空間。在經濟利益的誘導下，東道主的日常生活成為旅游商業化的對象。一方面，當地傳統的好客文化已然轉化為一種商業行為；另一方面，東道主的家庭生活成為了游客鏡頭中被凝視[60]的異域景觀。受到資本權力的操控，東道主傳統社會中既有的家庭成員對于家屋空間本身、社會化勞動和資源分配的控制力也被不斷重組[37，52]。在這種為資本權力所建構的不平等空間關系中，作為弱勢一方的東道主并不會輕易放棄對家園的捍衛。東道主自主生活空間的喪失引發了他們對旅游者和外來經營者強烈的抵制[31]。

家屋被改造為客棧，不但呈現出住宅空間屬性由圍合密閉的私人空間向開放性公共空間的轉化，也使得住宅空間的使用者由家庭成員擴展到商鋪業主和游客。在云南傣族園，家屋空間內涵的多元化促進了主客互動，從而使之成為當地居民與外部世界社會交往的重要空間[61]。而另一些居民往往因其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干擾而或旅游設施建設而被迫遷移[62]。家的遷移直接改變了原有的住居格局。盡管便捷、方便的現代設施創造了干凈、整潔的移民社區環境[63]，但這些明顯帶有城市環境特征的臥室社區（bedroom community）卻因人口密集、公共空間狹小、傳統生計活動受限、信仰空間缺失等問題，使得移民很難適應新環境[64]。

而在一些度假地，部分季節性遷入的旅游者對其第二居所進行改造，由此帶來當地聚落格局的漸進變化。如度假游客往往按照自己對典型鄉村的理解改建度假屋，從而改變了傳統的鄉村風貌[65]。這些消費力較高的季節性度假游客雖然會選擇具有地方特色的目的地，但是來自原居地的環境罩卻深深影響了異文化下的家的構建。風景優美、氣候適宜、裝修豪華、私家花園和服務一流等是這些第二居所的共有特征[66-67]。季節性旅游從業者的臨時性住所則較為不同，那里只是暫時轉變家屋的使用功能，并未改變其原有住房格局。在印度帕卡熱姆海濱度假地，一些旅游經營者會在旅游旺季時租用當地人的家屋作為他們的店鋪和臨時性住所，而旅游淡季時這些房屋又會恢復為當地傳統的小型家庭式椰子種植園[68]。

3.5 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認同的變化

人文主義學者將家屋視為人類面向外部世界之前的第一個感知空間。他們認為，家屋功能的變化會導致人們身體經歷和生活世界的變遷。在這一思潮的影響下，研究者們對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成員的情感認知展開了深入研究。由于家庭空間的變化既體現了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轉變，亦對空間內涵以及家庭成員的社會關系產生影響[69]，因而在外來資本和游客的沖擊下，東道主對家的感知和認同正變得日益模糊。家作為記憶和情感空間的屬性也隨之發生巨大變化。

在全球流動性日益加快的當今世界里，根植于地方的家庭認同在旅游發展的背景下顯得更加復雜。不管是引發東道主遷移還是身份變換，旅游發展都改變了扎根于傳統地方的家庭認同感。Wang 和Wall對海南度假旅游地的研究就表明了，東道主對遷移后的臥室社區缺乏認同[64]。Domenico和Miller在鄉村旅游案例研究中指出，對家庭的社會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沿襲才是維持家庭認同的關鍵。如果因為過度的旅游發展而丟棄家庭存在感，那么業已形成的家庭認同也會因此喪失[70]。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的外遷或家屋功能的改變，也是家作為原住民“在世存有”的象征意義的抹除。一旦人失去了家的依傍，其建構世界的基準也就會隨之偏移。因而，人文主義在此更強調現代性沖擊下家的意義的維續。

當家庭認同感發生變化時，東道主也會主動作出調適，力圖在傳統與現代的博弈過程中實現家庭認同與社會認同的統一。Brandth和Haugen通過對比挪威兩個傳統農場旅游轉型的案例發現，旅游發展引起了農場主家庭身份認同的轉變，從而造成其地方歸屬感的波動。盡管如此，由于傳統生活方式所塑造的慣習以及目標游客對鄉村的喜好，大多數農場主還是會通過一些具有符號象征意義的農業活動來維持對他們對農場的歸屬感[71]。由此看恚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策略的調整，既是對現代性適應的結果，也是對傳統文化的保留和延續[48]。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作為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的研究迄今已逾40年時間。研究者往往通過對一個旅游目的地的歷時性分析，或以兩個資源條件相似而旅游發展程度不一的社區做跨區域的橫向比較展開研究設計。從國內外文獻計量比較來看，國外研究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近年來對第二居所、居民態度、地方、流動性等話題的關注不斷升溫；國內研究自2007年以來有了較快發展，逐步向性別、旅游收益和居民感知等研究領域擴散。

20世紀70年代，受早期結構-功能主義思想的影響，研究者們大都將家視為一個易受外部因素（旅游）擾動的對象，東道主家庭的社會變遷因此也呈現出被動和機械的特征。其后的和女性主義研究者分別將家視為一個資本權力競逐的場域或一個社會性別建構的空間，東道主家庭變遷成為解釋社會權力作用機制的最佳注解。進入21世紀以后，人文主義學派的地方研究重新受到矚目。他們倡導通過人的主觀感知來認識空間。因而，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既是旅游社區中家的空間變化的結果，也改變了人們對家的情感依戀和環境感知。目前，該領域相關研究內容已涵蓋了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的經濟收入、性別地位、婚姻關系、家庭結構、家屋空間和家庭認同等多個方面的變化。

4.2 討論

盡管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的相關研究內容十分豐富，但其在國內外旅游研究中仍處于較為邊緣的位置。尤其對于東道主家庭這一微觀的社會地理單元還缺乏充分的關注，對東道主家庭變遷與較高尺度的社區或區域變遷的關聯性也未能明確。因而，該領域研究中尚存諸多亟待改進和完善之處。

首先，從不同研究流派出發，筆者提煉出以下有待深化的研究內容：

結構-功能論強調人類被既有的（社會/空間）結構所創造，而相對忽視了人的主體能動性對結構的調適[19]。實際上，東道主家庭往往因應旅游影響而出現再結構化的現象。如在一些度假地出現的旅游消費移民，往往與其寓居的東道主家庭產生了類親緣關系，從而產生了主客混合型的家庭結構。因此，相關研究可以視為對結構-功能論上述缺陷的完善。

權力理論有助于剖析旅游社區中外部力量對東道主家庭內部權力重組的作用機制。但家庭外部的權力作用與其內部的權力分配之間的關聯性問題，還較少見諸于既有研究中。如政府主導型與社區自主型旅游發展所形成的不同權力架構，對家庭權力配置的影響有何不同？對這一問題的探索，有助于形成內外觀照的解釋框架。

性別理論對于揭示東道主家庭內部分工的差異性，倡導性別權利平等具有積極的意義。可以探究東道主家庭中不同性別的成員對于旅游影響的感知程度的差異，從而了解性別建構的家庭社會空間是如何在旅游場域中發生變化的。此外，家作為一個提供安全和承載養育功能的地方，是女性的傳統使用空間。對在家與離家的旅游從業女性的比較研究，可以反映其職業變化是如何影響她們對家這一場所環境的感知的。

其次，研究者將東道主家庭發生的變化歸并為幾個因變量，借此來分析旅游這一自變量對家庭的影響。而事實上，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斷加快的當代社會，旅游業只是當地家庭變遷的影響因素之一。旅游目的地社區中，個體因應現代化而進行的就業選擇、當地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變革等，都會對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造成一定的影響。此外，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結構、家庭關系都具有差異性的特征。而文化差異在東道主家庭所受旅游影響方面所起的作用卻常常被忽視。如中國儒家傳統文化所構建的家庭差序格局，在家庭倫理、婚育制度方面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社區家庭的結構化表征。因此，未來研究中或可考慮設計一個基于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的結構方程（SEM）影響模型。

再者，旅游對東道主家庭的影響研究多選擇少數民族地區或欠發達地區為案例地，并將游客與東道主區分為兩個具有不同屬性特征的社會群體，這是與旅游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傳統密切相關的。這種主客二分法容易導致研究對象的偏狹，也不便準_了解游客對東道主的家的感知。未來可將研究案例擴展至城市旅游目的地，在同類社群關系中來考察東道主家庭的變遷，從而擺脫固有的中心-邊緣理論的約束。

最后，關于旅游所引發的現代性問題的討論見諸于真實性、旅游凝視等旅游社會學的經典理論。也有學者注意到了旅游活動中對家的消費與現代性的關聯[1]。然而，這些討論都是以旅游者為出發點來展開的，對于東道主社會現代性的研究卻相對忽視。事實上，旅游者與東道主共同從屬于旅游現代性的架構。如果說旅游者對家的消費體現了人們對現代性好惡交織的矛盾心理（structural ambivalence of modernity）[72]，那么作為旅游消費對象的東道主家庭則在現代性的沖擊下不斷地被再社會化（re-socialized），從而引發當地社會文化的變遷。對于旅游現代性的判讀，本文的研究為我們增添了一個新的分析視角。

致謝：感謝四川大學社會發展與西部開發研究院南英博士為本文修訂英文摘要，感謝北京師范大學地學部周尚意教授和兩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的寶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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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rapid fluidity， tourism has become a kin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Family studies started 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veryday life in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Social change of hosts’ families represents the tourism impacts o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hosts’ family in social networks under tourism impacts. Marxists analyz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unctions of hosts’ family from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and regard home as a place with conflicts and contestations. Feminists emphasize relations and care ethics， recognizing equal rights that tourism brings to women at home. Using theories of place and identity， humanists study people’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in tourism and their identity issues.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researchers firstly focused on social change of host families.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western studies originated in 1970s， and rec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second home， hosts’ attitude， place， fluidity and so on. Chinese studies have realiz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2007， especially on gender， tourism benefits， locals’ perspective etc.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focus on changes in family income， gender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house structure and family ident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ourism has direct positive influence for the increase of hosts’ family income， though with general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benefit； women’s familial status has generally been improved， although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patriarchal restrictions on women’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the previous homogenou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have been more diverse； hosts’ house structure and living space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with growing family inns， developmental migration and second homes； family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have been changed， with hosts’ active adaptation to both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paid to family， a micro socio-geographic unit， in tourism studies，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most researchers assess tourism impacts on host families as a single exogenous variable. Other factor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migrant working or internet’s role in helping business， reform of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overlooked. In future a SEM assessing social change of host community could be designed.

Secondly， those researchers who believe core-periphery theory， often choose minority or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case study areas， and demarcate tourists and hosts into two social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atus. In future more case studies could be undertaken in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s， exploring local families’ change within similar social groups.

篇3

中圖分類號：F5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4-0166-03

前言

將旅游業與社區的互動關系引入研究之中，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社區參與”的概念應時而生。1997年6月，世界旅游組織、世界旅游理事會與地球理事會聯合制定并頒發了《關于旅游業的21世紀議程》便倡導在旅游業可持續發展中把居民作為關懷的對象，并把居民當做旅游發展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和不可缺少的環節，社區與旅游的關系研究經歷了越來越受到重視，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相關概念，如旅游社區、社區參與、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等等。

一、國內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的進展

1.選文的范圍及依據。對中國知識資源總庫中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所收錄的所有學科類別的文獻，以“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為主題，選擇精確檢索，以2001―2010年為檢索時間段，得到2001年以來有關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文獻一共92篇，通過篩選，剔除重復和無關文獻，剩余87篇，其中碩士論文22篇，以此作為研究對象。

2.相關文獻研究進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尋找可持續的旅游發展路徑，中國學者開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區間的動態關系，基于檢索的文獻及其研究內容，結合圖1將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分為兩個時期，即探索期（2001―2004年）和發展期（2005年至今）。探索期的特點是：研究的文獻較少，多為探討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基礎理論研究，以定性研究為主。發展期的特點是：開始出現較多的研究文獻，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方法呈現多元化，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滲透到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研究，研究內容集中在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問題和對策以及參與模式的探討，開始對中國相關社區進行實證研究。二、國內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相關概念界定

1．旅游社區?！掇o?！分小吧鐓^”的定義為：以一定地域為基礎的社會群體。由于以旅游資源稟賦的社區為研究背景，所以這里的“社區”是指旅游社區。當社區依托旅游資源開展旅游活動時，“社區”將被賦予新的內涵。梨潔、趙西萍（2001）[1]將旅游社區定義為“共同依托某一旅游資源開展旅游活動，一群居住地理位置較近、有著共同利益的人群”，這個定義雖然打破了行政區劃，但是經濟因素、社區的動態發展仍沒有考慮在內。蔣艷（2004）[2]認為，旅游社區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聚集在某一旅游區內的社會群體和社會組織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社會實體，是一個地域性社會活動共同體。旅游社區是不斷變化的，這主要是與區域旅游活動的變化有關。

結合以上定義分析，這里認同的旅游社區是一種虛擬上的依托某一旅游資源開展旅游活動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的社會共同體，不受行政區劃限制。

2．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概念。“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概念說法不一，王瑞紅、陶梨（2004）[3] 指出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指社區的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區旅游業發展的過程、方法和手段，是指社區居民參加社區旅游發展計劃、項目以及其他各類事物與公益活動的行為及其過程，這里參與的主體除了社區居民外，還包括政府、單位、社會團體等法人。孫九霞（2005）[4] 認為，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指在旅游的決策、開發、規劃、管理、監督等旅游發展過程中，充分考慮社區的意見和需要，并將其作為主要的開發主體和參與主體，以便在保證旅游可持續發展方向的前提下實現社區的全面發展。

（二）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理論支持

1．經濟學。梨潔、趙西萍（2001）[1]從經濟學角度，運用集體選擇、福利經濟學等經濟學前沿理論，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動力、社區參與如何形成最終意見、社區參與如何實現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論問題進行了質疑和較深入的分析，雖然存在諸多的經濟學難題，但是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可以實現的。吳雅玲（2007）[5] 提出了社區參與旅游的新目標觀、新組織觀、新系統觀等新理念，并用區域經濟學的理論，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運行框架進行了新的探討，為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實施提供了參考。楊桂紅（2001）[6]從實證經濟學角度出發，以云南碧塔海景區社區參與狀況為例，闡述社區參與旅游業發展對環境保護的積極作用。

2．社會交換理論。唐玲萍（2009）[7]利用社會交換理論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可能性進行解釋：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社區及其居民的理性選擇，是超越經濟語境的多語境下的“利益驅動”。

3．可持續發展理論。胡志毅、張兆干（2002）[8]提出了社區參與近“S”發展曲線，并從不同的發展階段上闡述了社區參與和旅游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毛彥斌（2008）[9] 通過分析旅游飛地、旅游孤島、新殖民主義等旅游非持續現象，指出了社區參與使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途徑選擇。目前的研究大都是把社區參與作為旅游可持續發展一個不可或缺的保障機制，大多是從經濟、文化、環境、社會等不同的角度論述了社區參與的作用。

（三）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兩個熱點社區

1．鄉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研究。丁煥峰（2006）[10]通過對農村貧困社區旅游開發中參與的內涵、農村貧困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及其規劃的基本出發點和實踐框架進行分析，認為貧困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一種持續的旅游扶貧模式，是開發扶貧的制度創新過程。陳麗華、董恒年（2008）[11]將社區參與鄉村旅游作為可持續旅游扶貧開發的一種模式，并提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一些思路。王文才、劉景慧（2009）[12]以懷化市中方縣荊坪古村為例，分析其參與式鄉村旅游發展的不足，并提出相關發展措施。盧麗（2009）[13]從社會資本的視角對甘肅省青城鎮鄉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探討，對遺產資源的保護和和諧旅游社區的建設有著重要意義，為青城鎮旅游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思路。目前鄉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旅游業發展對鄉村的扶貧作用，即鄉村居民通過參與旅游發展，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

2．民族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研究。在民族地區，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及習俗等都具有濃厚的民族風情，整個社區都是重要的吸引物，因此民族地區的發展更離不開社區的參與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個方面：（1）參與模式的研究。蘭海（2009）[14]從參與形式上提出了資源參與模式、產品參與模式、資本參與模式、實體參與模式四種模式。羅麗珊、王陵黎（2010）[15]以落水村和里格村為例對云南瀘沽湖摩梭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模式進行比較分析，在分析其模式優缺點的基礎上得出了里格村的租賃經營模式更加優化的結論。譚舒月（2009）[16]分別分析了上郎德模式和西江苗寨模式的成功，為其他民族地區社區參與的發展提供很好的借鑒意義。（2）社區參與限制性因素的研究。陳飚、鐘潔等（2007）[17]以云南香格里拉為例，探討了社區參與的限制性因素除了普遍存在的操作性、結構性和文化性限制因素外，還存在著產業失衡、矛盾轉移和供求平衡等限制性因素。陳志永、況志國（2009）[18]分析了貴州上郎德苗寨個體理的非合作博弈和民族社區傳統社會規范的失效，社區居民對集體公共利益漠視的原因，提出加強社區組織建設，引入外來利益主體的建議，以期使個人理性逐步走向集體理性。民族地區社區由于其特殊性除了存在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普遍問題外，還存在其自身特有的發展限制性因素。（3）實證研究。邱云美、封建林等（2005）[19]采用問卷調查法和訪談法對景寧畬族自治縣3個景區社區參與旅游進行調查，王穎、張敏（2009）[20] 通過分析民族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背景條件和開展社區參與生態旅游對民族文化及生態環境的有利影響和不利影響，總結出了民族社區居民參與生態旅游的對策。學者們對民族地區進行了有益的實證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參考性建議，但仍然停留在理論和宏觀層面。

（四）中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對比研究

國外在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方面做了較多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張朋、王波（2003）[21]以英國南彭布魯克為例，分析了國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具體情況，對中國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理論和實踐起到了很好的啟示作用。保繼剛、孫九霞（2006）[22]在中國不同地區案例調查的基礎上，結合西方學者的案例材料，總結出了中西方社區參與的明顯差異，并進一步發掘兩者形成差異的深層原因。曾艷（2007）[23] 對國內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模式進行了比較研究，并借鑒國外模式優勢嘗試構建符合中國旅游發展的模式。

中外社區參與產生處于不同的旅游發展階段上，國內外關于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無論是在理論方面還是實踐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結論和展望

目前，關于旅游社區參與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宏觀理論研究，缺乏深入細致的實證研究。同時，有關的研究限于西方理論的分析框架。加上中國在實際規劃過程中一直未能很好地體現社區參與的精神，因而對西方理論和中國理論的探討既不夠深入又難以與現實接軌。在看待社區旅游的觀念上，國內學者更看重它對旅游發展的經濟作用，社區是為旅游服務的。但隨著學者們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的越來越關注，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將進一步完善和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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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Domestic Study 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ecent Ten Years

SHE Jing-jing

篇4

背景：隨著科學的發展及社會的進步，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在日常生活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重。旅游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旅游業也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行業。旅游活動要順利進行，交通是影響旅游活動的眾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個，沒有交通的發展，旅游就無從談起。便捷迅速的交通署旅游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充要條件。旅游過程一般以景點為節點，以交通路線為連接而形成閉合系統，其中包含了食、宿、行、游、夠、娛等各種活動。從旅游業的發展里程來看，交通始終起著支配作用，是旅游業發展和產生的先決條件，同時，世界旅游業的發展也促進了交通的發展。不管旅游活動是以什么為目的，達到什么樣的等級水平，若要完成這樣的閉合系統運轉，驕傲同是充分必要條件；換言之，就是既要有交通路線通達、交通工具運輸，又要有交通路線，交通活動將素有旅游內容串聯起來，設計出一個較優化的旅游計劃?？梢哉f，沒有交通就沒有旅游。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發明、應用、和普及，可以看成是交通發展的標志，所以研究交通、交通工具與旅游業的關系的非常必要的。各種不同交通方式的出現，也帶來了旅游方式的轉變。

研究意義：旅游行業雖然興起的時間不長，但是在這一課題的研究，國內國外都已經取得了很多成果。例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旅游經濟學理論、旅游社會學、旅游中心地理論、旅游心理學等等眾多理論成果和學科。雖然這一課題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眾多成果，但是我認為，對這一課題的繼續研究還是非常必要的。旅游行業畢竟是一個興起不久的行業，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人民旅游需求的增加，旅游業也必定會快速的發展變化。各種各樣新的問題，新的情況都需要我們去繼續研究，繼續應對，所以社會日新月異的今天，這一課題仍舊沒有過時，仍舊有其研究意義。

旅游業作為第三產業中的朝陽產業，它與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的影響關系。從理論上講，旅游業并不直接增加和創造社會財富，它只是通過旅游者的旅游消費使社會財富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進行再分配。如何讓財富進行高效，合理的分配，交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合理高效的交通是合理高效分配的基礎。旅游業是人民經濟發展狀況的標志。旅游消費不屬于人們的基本生活消費，它是社會經濟實力、人們收入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可以說，一個地區旅游業的發展狀況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的標志。同樣一個地區的交通發展狀況，也代表著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狀況。

大眾旅游時代的到來，使旅游日益成為現代人類社會主要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經濟活動。隨著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帶薪假期的增加，旅游業將持續高速度發展，成為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部門之一。據預測，未來10年間，我國旅游業將保持年均10.4%的增長速度，其中個人旅游消費將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長，企業、政府旅游消費增長速度將達到10.9%；到2010年我國旅游總收入占GDP的比例達到8%；到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國和第四大客源輸出國。作為新興消費熱點行業之一的旅游行業，在我國將迎來巨大的發展機遇，很多省區和重要城市都把旅游業作為支柱行業和重點行業來發展。如何處理發展機遇與其帶來的交通壓力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國內外相關研究狀況：旅游交通的理論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旅游交通的概念(保繼剛、楚義芳，1999；關宏志等，2001；卞顯紅、王蘇潔，2003；吳剛等，2003)，普遍認為旅游交通是指游客所使用的交通基礎設施、設備以及運輸服務。孫有望、李云清(1999)，指出交通是旅游的重要組成部分比較深刻地揭示交通在旅游中的作用和地位。另外，在旅游交通規劃、旅游交通需求研究、旅游交通管理和政策效力分析研究等方面國內學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國外旅游交通的研究狀況主要集中在交通與旅游目的地發展關系研究、旅游佳通安全性研究、旅游交通的能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研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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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課題研究的主要內容和擬采用的研究方案、研究方法或措施。

本論文深入探討交通與旅游業的關系，分析交通工具的發展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以及旅游業的發展對交通的反作用。通過對比、類比、以及數據分析，交通與旅游業的發展展開研究。根據以上思路，我的研究方法如下：

1）仔細研讀相關著作、作品，使自己對課題有一個透徹的認識。在閱讀的過程中隨時將個人心得記錄下來。

2）大量查閱國內外關于交通與旅游業發展的專業文獻，總結他人的觀點，并與自己的觀點相比較，從而得到新的看法，并改進自己的觀點。

3）借助互聯網了解中外專家學者、各界人士、對于對于交通與旅游業的觀點和看法，充實完善自己的觀點。

4）和論文指導老師保持密切聯系，尋求指導，為文章潤色，力爭出色。

3.預期成果形式。

4.本課題研究的重點及難點，前期已開展工作。

重點：交通的發展對旅游業帶來的積極意義，和應對消極影響應采取的策略難點：具體分析交通對旅游業都產生了那些影響，如何產生的。以開展工作：查閱相關資料，草列提綱。

5.完成本課題的工作方案及進度計劃(按周次填寫)。

第七學期第7周：確定選題，與指導老師見面。

第七學期第8-9周：完成開題報告。

第七學期第10周-第八學期第9周：撰寫畢業論文。

第七學期第14周：完成中期報告，參加中期檢查；

篇5

基本概念的研究

（一）地方感的概念

作為現代人文地理學地方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地方感是一種滿足人們基本需要的普遍的情感聯系（Tuan Y F，1974）。Tuan最早提出地方感這一術語，“地方感包括兩個含義：地方固有的特性（地方性）和人們對這個地方的依附感（地方依戀）”。其中，地方性主要以某一地方的客觀物質、社會功能及地方意義所展現出來，是人類與地方之間的一種情感鏈接，也是一種經過社會文化所改造的特殊人地關系（朱、劉博，2011）。簡而言之，地方感是人將自我情感融入其所處環境并通過人-地相互作用而逐漸產生的一種反應，受到個人歷史記憶、情感融入、價值觀念等情感因素的影響。Steele認為地方感是人與地方相互作用的產物，是由地方產生的并由人賦予的一種體驗，地方不能脫離人而獨立存在（張春霞、蔡興燕，2009）。

（二）地方感、地方認同與地方依戀

地方感以人類的主觀體驗為基礎，其內涵涉及了某一地方本身的特征及對該地方的情感依戀與認同，而與地方感相關聯系的另外兩個概念是地方認同與地方依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地方感、地方認同及地方依戀三概念進行了持續的研究，試圖從心理層面厘清這三個概念之間的關系。

Williams等將地方依賴（place dependence）和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看作是地方感的兩個維度，地方認同是個人對地方產生的一種依戀型情感，而地方依賴則是在功能上的一種依戀。作為地方感的兩大維度，地方認同與地方依戀與地方居民滿意度、社區發展期望、社區發展積極性、公共設施發展支持度等因素相關（尹立杰等，2012）。Brichker等學者將地方感納入地方依戀的一部分，將地方依戀分為地方認同、地方依賴、生活方式三個維度，而Kyle等人則將地方依戀分為地方依賴、地方認同和社會聯系三個維度（朱、劉博，2011）。

Scannell和Gillord提出的三維框架概念也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即包括地方、人和心理過程。其中，第一個維度（地方）是指依戀的對象，包括地方社會象征、建筑特點、歷史記憶、自然環境等；第二個維度（人）是指行動者，包括文化、經歷、歷史等群體層面和個體層面的影響因素；第三個維度（心理過程）是指個人在某一地方生活或工作過程中產生的情感、認知和行為等方面。然而，Jorgensen 和Stedman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地方感是一個獨立的概念，是個人對某一地方所產生的情感、認知和態度，包括地方依賴、地方依戀和地方認同三個維度，其中地方依賴是個人對地方功能性特征的依賴，地方依戀是個人對地方在情感上的體現，而地方認同則是個人對地方的理性感知和認知（莊春萍、張建新，2011）。

地方感測量工具的發展與研究

目前，國內學者對地方感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定量研究為主，通過借鑒國外學者所使用的、比較成熟的測量量表，采用統計分析方法進行實證研究。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量表是Williiams所開發的旅游依戀量表，包括地方依賴與地方認同兩個維度，地方依賴包括10個項目，地方認同包括11個項目。也有的學者則根據個人地方依戀程度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目標群體的測量量表，包括地方熟悉感、地方歸屬感、地方認同感、地方依賴感和地方根深蒂固感五個維度（王世超，2011）。

Lalli的“居住城市認同量表”（Urban Identity Scale）則包括總體依戀、外部評價、承諾、熟悉感和連續性五個維度；Droseltis 和Vignoles將地方認同劃分為依戀/自我擴展、地方自我一致性、環境適合三個維度；而Talen 和Shah等學者采用了地理信息系統和調查問卷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社區意象，設計了地方空間結構水平和居民的社區認同水平兩個維度（莊春萍、張建新，2011）。

國內學者在地方感測量方法方面基本上是沿著西方經典思路所進行的，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適當的修訂。尹立杰等學者（2012）借鑒Williams的測量量表，將地方感劃分為地方依賴和地方認同兩個維度，并從社會文化、經濟、環境等影響因素入手，問卷設計包括18個項目，涉及收益影響感知和成本影響感知兩個方面。許振曉等（2009）學者借鑒期望理論和地方感兩個基本理論，從旅游核心社區居民地方感（地方依賴和地方認同）、旅游發展期望（文化傳承、社區發展和自我發展）、旅游感知（旅游發展獲益感知、旅游發展成本感知）以及旅游發展支持度五個結構變量著手，并引入旅游發展期望值作為中介變量，構建了居民地方感對旅游發展支持度內部影響機制的理論模型。蘇勤和錢樹偉（2012）從旅游涉入（心理涉入、文化涉入、行為涉入）、旅游吸引力（核心吸引力、添加吸引力）、旅游功能（動機實現、功能評價）、地方感、遺產保護行為、遺產保護態度六個潛變量，構建地方感結構關系模型。

可見，國內學者所采用的測量量表基本上是借鑒了西方學者的地方理論與測量量表，地方感也大多數被劃分為地方認同與地方依賴兩個維度，并將旅游目的地外在特征、旅游者情感認知、旅游者行為特征等潛變量引入量表，在研究方法上豐富了國內地方感理論的運用與發展。

地方感理論視角下的旅游研究

20世紀90年代初期，國內學者陳傳康首次提出了地方文脈的概念，并將這一概念運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規劃研究中，之后范業正從旅游子資源屬性和周邊環境入手，將旅游目的地的文脈劃分為地脈（自然構成因素）和文脈（社會人文因素）。從某種程度而言，國內學者關于地方文脈概念的提出及運用是我國最早關于地方感理論的研究與發展，對國內學術界關于旅游者地方感的研究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關于旅游者地方感理論的研究

地方感，是個人與特定地方之間的情感聯系，在Tuan最早提出地方感這一術語之后，引起人類學、社會學、環境心理學及行為地理學等各個領域的極大關注。在旅游研究方面，國內學者黃向等（2006）首先將西方場所依賴（Place attachment）這一個概念及其相關理論引入中國，分析了場所和場所依賴的概念及其最新發展，首次對游憩視角下的場所依賴理論進行介紹，并討論了場所依賴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應用前景。

楊念群（2004）提出要改變“村落研究取向”的觀點，認為應該從“跨區域研究”的視角來促使社會史研究更加多元化，有意識地區分“地方感”和“地方性知識”兩個不同的概念。陳蘊真（2007）從人文主義地理學和環境心理學的視角出發，分析了地方理論中關于人與地方關系、旅游目的地與旅游活動、地方感之間的關系，討論了西方地方理論的主要內容及其涵義，系統地回歸了西方地方理論在旅游研究中應用及其未來的研究展望。唐文躍（2008）對地方感理論的一些基本概念、維度及構成要素等進行了剖析，結合中國情境構建了地方感研究框架，并在評述西方地方感研究最新進展的基礎上，討論了地方感理論在中國旅游研究中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朱等（2011）學者對地方依戀、地方認同、地方感等概念進行了辨析，認為地方感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概念，包括地方認同和地方依戀兩個維度，而地方認同和地方依戀是兩個相關但又各具特點的概念，并強調在研究中要從概念上突出地方本身的典型性和獨特性，采用多種方法來研究地方感的空間特征和動態特征。

（二）關于旅游者地方感理論應用的研究

在全球化情境下，人口流動和環境破壞不斷凸顯，人地關系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因此地方感作為一種人類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情感聯系，被廣泛地運用于不同學科的研究。

唐文躍（2011）從游憩地理學和環境心理學視角出發，借鑒西方學者的測量量表對四川九寨溝旅游者的地方感及其生態環境保護態度進行測量，利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了旅游者地方感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指出社會人文和自然風景對旅游功能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旅游者生態環境保護態度對其地方依戀具有影響作用，并且旅游者的感知體驗水平與生態環境保護態度之間成正相關關系。汪芳等（2009）學者采用問卷調查方式對旅游者的地方感認知進行調查，通過因子分析和相關分析得出旅游者地方感認知的一般規律，認為地方感涉及個人的主觀認知和地方的客觀特征兩個方面，而旅游者的地方感認知包括地方依賴和地方認同兩個方面。張中華等（2009）學者以人文主義現象學的地方理論取向出發，以廣西桂林陽朔西街旅游社區為研究對象，分析了地方感理論在旅游社區應用研究中的理論價值，試圖從心理、認知、社會文化和倫理道德等多重視角來認識人與地方之間的關系。李九全等（2008）學者以旅游景區游客和當地居民為調查對象，從人本主義的微觀認知方法角度分析了景區旅游競爭力的構成，論證了地方依附感、旅游地方感及旅游意象之間的關聯性，提出了旅游景區競爭力的指標體系。

研究展望

綜上所述，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內學術界在旅游者地方感研究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涌現出一大批具有學術價值的專題論文和著作，對推動國內在地方理論研究與發展方面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地方感理論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但學者已從不同視角進行了諸多的研究，為該理論在中國情境下的運用與發展提供了可能。未來的研究可以側重于旅游目的地傳統文化對地方感的差異影響、旅游開發對居民地方依戀的預測作用、旅游目的地社會變遷與地方依戀之間的關系等方面進行研究，同時在結合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構建適合中國旅游文化的地方感測量工具，以更深入地探索中國居民地方感形成進程及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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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黃向，保繼剛，Wall Geoffrey. 場所依賴（place attachment）：一種游憩行為現象的研究框架[J].旅游學刊，2006（9）

10.楊念群.“地方性知識”、“地方感”與“跨區域研究”的前景[J].天津社會科學，2004（6）

11.陳蘊真.淺議地方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應用[J].桂林旅游高等?？茖W校學報，2007（3）

12.唐文躍.地方感―旅游規劃的新視角[J].旅游學刊，2008（8）

13.唐文躍.九寨溝旅游者地方感對資源保護態度的影響[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11（5）

篇6

1996年,列農和弗勒1提出黑色旅游(dark tourism)的概念，2000年,他們合作出版了《黑色旅游:死亡與災難的吸引力》一書。汶川大地震以后，國內黑色旅游活動和學術界對黑色旅游的研究逐漸興起。胡傳東，羅仕偉2（2007）將黑色旅游定義為“一種旅游者通過對黑色事件發生地的旅游景點或者模擬構造的黑色旅游情景的游覽,從而獲得滿足受教育、好奇心和受刺激等目的的旅游體驗活動”。

“黑色旅游利益相關者”是指那些能影響黑色旅游業發展以及受黑色旅游地發展影響的個人、群體或組織。其旅游的目的是為了教育、好奇心或者受刺激。

旅游倫理3的基本問題是指旅游利益和旅游道德的關系問題，處理好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處理好當代人和子孫后后代之間的利益關系，人和自然之間能否做到和諧相處和可持續性發展，對黑色旅游的健康、可持續性發展至關重要。

參考夏贊才4（2003）對旅行社旅游利益相關者的分類依據——影響力、利益性質、關系程度，將黑色旅游利益相關者分為三大類：核心層利益相關者、緊密層利益相關者和外圍層利益相關者，具體情況如圖1所示。

圖1黑色旅游利益相關者的界定

一、黑色旅游利益相關者界定

黑色旅游核心利益相關者是指那些在黑色旅游發展中擁有直接的經濟、法律和道德利益的個人或群體，包括黑色旅游地社區（包括當地居民）、當地政府、黑色旅游者、旅游開發商、旅游企業等。

緊密層利益相關者是指那些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能給黑色旅游發展帶來機會和威脅的利益相關者，包括非政府組織和個人（旅游志愿組織、社會團體、環保組織、學術界、媒體），其他政府部門（各級政府的工商、農業、林業、土地、環保部門等），旅游市場（競爭者、合作者、旅游行業協會等）。外圍層利益相關者指更廣泛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自然環境。

二、黑色旅游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分析

黑色旅游利益相關者有不同于一般旅游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

（一）當地社區

目前社會學一般認為“社區是指居于一定地域的、具有共同聯系、歸屬感和彼此交往的人們組成的群體及其活動區域。黑色旅游地當地社區通常包括：①當地人口；②所在地域；③當地社區公共設施；④當地居民的歸屬感?！?/p>

保繼剛5（2002）指出當地社區居民是“旅游發展的主體，他們不僅是旅游業的最終受益人，也是旅游資源的一部分”。社區居民希望通過參與旅游開發，獲得合理的報酬，增加收入，改善基礎設施條件和生活環境，并享有旅游發展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并在旅游開發和發展的過程中獲得尊重。

（二）當地政府

目前，我國實行政府主導型的旅游戰略，當地政府是黑色旅游的調控者、宣傳者和監督者。當地政府通過旅游開發活動招商引資，發展旅游業獲取經濟效益，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促進就業，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保證地方的穩定，并保護本地獨特、稀有的自然和社會文化資源，保護整個地區的生態和社會環境，實現整個地區旅游業可持續發展。

（三）旅游企業

當地旅游企業是黑色旅游的參與者和執行者，是以盈利為主要目的，為旅游者提供各種服務并滿足其需要的單位和集體，如旅游開發商、旅行社、賓館飯店、旅游商品生產及經營商等。

（四）旅游者

旅游者是黑色旅游的參與者和實踐者。旅游者對旅游開發產品的滿意程度，決定著旅游開發成功與否。旅游者在黑色旅游中希望安全有保障，獲得真實、完美的旅游經歷。旅游者對旅游產品的知情權，并按合同獲得相應的服務。

（五）旅游企業員工

旅游企業員工是旅游服務和旅游產品的直接提供者，是連接旅游者和旅游企業的載體，是黑色旅游的形象代言人，他們希望獲得經濟收入、獲得個人發展的機會，實現個人價值。

（七）周邊旅游景區

周邊同質旅游景區因旅游資源與本地黑色旅游旅游(地)景點的旅游資源具有替代性，無疑會被本旅游社區分流部分旅游客源，其經濟收益會因此減少，與本旅游社區的旅游收益呈負相關關系。周邊異質旅游景區同樣希望通過發展自身的旅游獲得旅游收益，但因其由與本地黑色旅游吸引物具有互補性，可以與本地黑色旅游進行聯動互補開發。

（八）旅游志愿部門與專家學者

黑色旅游與旅游志愿部門有密不可分的關系。Wearing Stephen（2001）認為“公益旅游是旅游者在旅游的過程中做出一些志愿服務,從而對旅游目的地做出一些積極的貢獻,是最有價值的旅游形式之一”6。目前有一些旅游志愿部門組織志愿者前往地震災區進行旅游活動，在旅游活動中以多種形式幫助災區人民。專家學者是為黑色旅游地開發規劃及其研究活動提供幫助的人。

三、黑色旅游利益相關者相之間的矛盾分析

黑色旅游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沖突與合作普遍存在，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

按矛盾的激烈程度和矛盾的主體來看，主要表現旅游開發商和當地社區之間、旅游者與當地社區之間的矛盾。

（一）旅游開發商與當地社區之間的矛盾

開發商與社區居民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現在經濟利益方面。開發商開發黑色旅游主要的目的就是獲得經濟收益，因此主觀上可能存在忽視社區居民利益的現象，甚至會排出社區參與旅游，造成“旅游飛地、旅游孤島、新殖民主義7”等旅游非持續發展現象，使社區居民的利益無法保障；另外，如果旅游開發不當，會導致當地社區環境惡化。旅游開發商與社區居民沖突的結果是旅游者利益受損，旅游地形象遭到破壞、門票收入減少，旅游開發商的開發活動難以繼續進行，社區居民無法真正通過旅游發展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二）旅游者與當地社區之間的矛盾

“旅游者與社區居民之間的關系具有多樣性，旅游者與旅游社區居民的相互影響是一種獨特而復雜的多元文化的相互作用8”。具體表現為旅游心理沖突、文化沖突和環境利益沖突等方面。

在心理沖突方面，黑色旅游地居民因為有過戰爭、災難 、恐怖等與死亡相關的經歷，在精神上受過創傷，他們希望從痛苦中走出來，開始新的生活，不愿意再回想起過去的苦難。李麗9（2010）認為“這種苦難的形象的直接承擔者便是當地居民。黑色旅游在通過展示這種災難形象的同時，當地居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也作為一種呈現形式。作為災難的直接受害者，當地居民的悲慘遭遇與傷痛在短期難以愈合，更是不愿被展示的”。一些學者和當地居民認為開發黑色旅游是在“揭傷者的傷疤，在傷者的傷口上撒鹽，有悖于人道主義”，對黑色旅游的開發持否定、反感和抵制的態度。但旅游者進行黑色旅游的目的就是要感受災難場面，讓心靈受到震撼，尋求刺激，這就使得災難經歷被商業化、舞臺化、甚至異化。

在環境效益方面，旅游者的大量涌入勢必會給旅游社區帶來較大的環境壓力，社區居民的生存空間受到挑戰，還有旅游者帶來的噪音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自然環境污染，并給社會治安環境帶來壓力。

（三）其他利益矛盾分析

在眾多的黑色旅游利益相關者中，旅游經營者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旅游者尋求旅游需求滿足最大化；政府主管部門探求管理效益最大化，當地社區往往是被忽視的利益主體，社區居民是黑色旅游的弱勢群體，他們的地位被邊緣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社區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一方面，社區居民作為部分旅游資源所有者的權益沒有充分體現，如在一些黑色旅游項目中社區居民本身就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旅游資源，但是旅游者沒有因此向社區居民支付費用，社區居民并沒有得到這部分收入；另一方面，旅游開發雖然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社區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也打破了當地居民長期習慣了的生活方式，使社區居民被動地承擔了過多的外部成本。而國家的補償有限，多數人會感受到社會成本上升，如物價上漲，環境污染，生存擁擠等。

2.分配收入差距拉大

社區居民之間由于參與的程度不同，導致社區居民之間分配差距拉大；當地社區與外來企業相比，旅游開發收益大部分被外來企業獲得，同時報酬優厚的管理性和專業性工作崗位基本上被素質較高的專業人員占據，而社區居民只能從事那些技術性不高的工作，收入也相對較低。

3.旅游企業和政府對黑色旅游的環境效益、社會效益重視不夠

目前大多數旅游開發的最終目的是獲得經濟利益，因此在旅游開發和發展的過程中，由于受短期利益的驅動，而忽略了環境利益和文化利益。造成當地特色文化的過度商業化和異化，或對生態環境的造成嚴重污染和破壞。

四、黑色旅游利益分配的對策和建議

我國黑色旅游的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在很多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完善，下面從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處理現有問題。

（一）在宏觀方面

1.以政府為主導，加強政府的調控、監督職能

政府應加大招商引資和市場營銷力度，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用以幫帶扶、提供小額貸款的方式，改善貧困居民的居住條件。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將黑色旅游社區和當地居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更好的體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并落到實處真正為當地居民謀福利。

2.堅持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實現黑色旅游可持續性發展

旅游可持續發展10是在不損害環境持續性的基礎上，既滿足當代人高質量的旅游需求，又不妨害滿足后代人高質量的旅游要求，既保證旅游經營者的利益，又保證旅游者的利益、旅游地居民的利益，實現旅游業長期穩定和良性發展。其實質就是不斷保持環境資源和文化的完整性，并能給旅游地政府、居民、企業和游客等公平地分配旅游業的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

（二）在微觀方面

1.增強社區參與

社區居民的支持是黑色旅游發展的前提，社區居民對發展黑色旅游的態度、參與程度直接影響到黑色旅游目的地形象與旅游者的旅游滿意度。只有提高當地居民整體素質和參與發展旅游的能力，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加強利益相關主體間的協調與合作提高當地居民的社區歸屬感與認同感，讓居民進行經濟參與、政治參與、環境參與、文化參與、心理參與，在旅游規劃、開發、經營、管理、監督各環節，多領域、全方位、高層次廣泛參與，實現社區旅游一體化，走可持續旅游發展之路。

2.加強黑色旅游的公益性、教育性

和公益旅游組織合作，提倡并大力發展黑色旅游地的公益旅游活動。將一定比例的旅游收益用作公益基金，進行旅游扶貧與集體建設。鼓勵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參與公益、志愿活動。增強旅游者教育，提高旅游者的旅游倫理素質，培養文明的、高素養的旅游者。黑色旅游本身就具有教育目的，旅游者通過對再難過程和災難場景的體驗，思索生命和生活的價值，達到凈化心靈、升華情感的作用。

3.注重生命倫理的界限11，加強黑色旅游利益相關者的旅游倫理觀念

黑色旅游地,尤其災難旅游地，在經歷重大災難后往往不僅基礎設施遭到毀壞,人們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價。社區居民對發展黑色旅游吃不同的態度，有人贊同支持，也有人反感抵制，當然有人會理性看待，因此在旅游開發中必須考慮到幸存者的感受,不能因為不適當的旅游行為對災難的受害者帶來新的心理創傷。這是對逝者的尊重,也是對生者的安慰,更是生命倫理的價值界限12。

4.形成合理的黑色旅游利益分配模式

可以參考發展比較成熟的旅游社區利益分配模式，以“公平、公正、公開”的方式成立社區居民委員會，居委會代表當地社區的利益、制定章程，形成“當地政府+社區居委會+家庭接待戶”的利益分配模式。由政府組織村民，貸款投資景區內的基礎設施建設，統一定價，收取門票費用。鼓勵和扶持當地居民經營旅游項目，本著民主自愿的原則，盡可能的培訓、安排當地居民參與當地黑色旅游活動。按相關法律法規收取營業稅，將所得稅利用于社區公共事業的建設，如民居的統一改造，居民教育培訓，還可用于對環境損失和土地損失的補償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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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旅游學術研究軌跡

一種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的出現，通常會引起學者們的興趣，對之加以研究，通過研究發現問題，探討規律，提出假說，形成理論以至創建學科。旅游現象也不例外。旅游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自19世紀中期在歐洲出現以來，也引起了各科學者的廣泛興趣，他們從不同角度、不同范圍、不同深度和廣度研究旅游問題。既然科學研究是創建學科的開始，因此，我們似應首先追蹤國內外旅游學術研究的軌跡，了解學者們的工作和成果。

1．國外旅游學術研究毫無疑問，國外旅游學術研究早于中國，因為作為真正意義上的旅游，本身就是舶來品。國外整個旅游研究進程大體上分為三個時期，即認知時期、確立時期和發展時期。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國內學者始終十分關注國外旅游研究動向，試圖從國外研究中吸取有用的成分。例如，南開大學申葆嘉教授1996年在《旅游學刊》發表系列綜述《國外旅游研究進展》。申葆嘉教授認為，國外旅游研究的重要問題包括旅游經濟學研究、旅游社會學研究、旅游人類學研究、旅游的環境和生態學研究、發展中國家旅游研究以及旅游研究方法和方法論［1］。華東師范大學學者張立升以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5～2004年10年內的382篇文獻作為樣本，從研究熱點、研究新視角和研究的薄弱環節三個方面綜述了國外旅游研究動向［2］。文獻資料表明，國外旅游學術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學者們從自身研究興趣，從不同學科背景、不同角度進行旅游研究，并非出于一個統一的組織，為了特定的目的而進行，因此，其研究成果是一個自發形成過程。盡管從表面上看顯得較為松散，但是如果用心去觀察，依然能夠對研究范圍、研究熱點、學術研究活動的規律有一個較為清晰的了解。

2．國內旅游學術研究國內旅游學術研究如果用如火如荼來形容，絲毫沒有夸張之嫌。應當說，國內的旅游學術研究幾乎和旅游事業同時起步。經過30年的努力耕耘，用成果卓著來形容也不過分。2010年，中國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旅游研究論文集》，包括“30年研究評論”和“旅游科學年會論文”兩個部分，共收錄了154篇論文，計106萬字，第一部分分為旅游綜合研究、旅游產業經濟、區域旅游發展與規劃、其他旅游研究等四個欄目，第二部分內容主要涉及旅游教育、旅游產業、旅游經濟與管理、旅游資源規劃與開發、地方旅游實踐等五個領域。論文作者所代表的學科包括旅游經濟學、旅游地理學、旅游管理學、旅游人類學、旅游社會學、旅游市場學、旅游公共管理學和城市旅游等［3］。從國內旅游研究總的情況看，旅游產業研究、旅游資源規劃與開發、旅游教育、旅游基礎理論和旅游經濟管理等方面的論文所占比例較大，反映出國內學者研究領域的集聚程度。相對而言，應用性研究較多而基礎理論性研究較少。但是，近些年來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這就是基礎理論性研究的數量和研究質量都在提高。其原因在于，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逐漸意識到，不能長期停留在就事論事的研究層次上，應用研究需要基礎理論的指導，需要從理論研究中找到根據。此外，中國的旅游研究還有一個與國情相關的特點，這就是由于中國當下實施的是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因此，包括旅游研究內的各項旅游工作都是在政府的規劃和管理機制下進行，遂使旅游研究中有相當部分是為政府的旅游發展政策服務的，而且政策導向和相關的激勵措施十分明顯，例如研究課題經費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評獎以至研究人員的職稱晉升等各個方面。毋庸諱言，會有一些功利主義現象存在和發展，會有一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事實上未必建立在科學理論和方法論基礎上而成為政府旅游發展政策的注解。最典型的例證就是一些區域性旅游產業發展規劃中，不顧實際情況，千方百計地論證旅游可以成為當地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

3．旅游學術研究與旅游學科的建立在旅游學術研究中，特別是在國內的旅游學術研究中，都在探討旅游學科的建立問題。其關鍵性內容有:旅游究竟能否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其框架結構如何?旅游學科在整個學科體系中處于什么位置?關于這些問題，筆者首先注意到，國內外研究的關注點似乎有較大區別:國外學者更多地是出于自身研究興趣，更多地關注其所研究問題本身，而國內學者則更多地關注旅游學科在整個學科體系中的地位。這種現象可能與中國文化中更重視整體而非局部、更重視綜合而非分析的傾向有關。已有多名學者在其論文或著作中提出了明確的觀點。例如，石培華等在《旅游學科的自省與超越》一文中認為，“旅游學科在不斷的反思中自我超越，逐漸形成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多學科支撐的綜合性旅游學科群，并逐漸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占據一席之地。”“成為一個不斷成長、潛力無限的新興學科”。“針對獨特的研究領域，已經發展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并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研究模式和方法體系”［4］。胡善風等在《關于加強旅游學一級學科建設的幾點思考》一文中認為，“設立旅游學一級學科是我國高等教育學科建設中具有戰略意義的一件大事”，并且將建立旅游學一級學科的客觀根據總結為政府對旅游在國民經濟發展中作用的重視、旅游學科和專業建設取得的成就、旅游學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學術交流的增強等［5］。曹詩圖在《試論旅游學科的構建》一文中認為，“旅游學科這一綜合性的社會人文科學應是獨立的一級學科，不應該從屬于管理學科或經濟學科”?！霸诼糜螌W科體系構建上可以分為基礎層次、應用層次和哲理層次等三個層次”，并且認為，“旅游學科要想成為一門真正的學科和獨立的學科，必須在組織機構、概念體系、學科理論、研究方法和研究規范等幾個方面都達到學科所要求的標準”［6］。杜江、張凌云等在《解構與重構:旅游學學科發展的新思維》一文中認為，“改變現有的將旅游學科設置在工商管理項目下的不合理格局，構建一個面向未來的、前瞻性的、跨學科、多維度、多層面的旅游學研究體系框架已日趨成熟”［7］。上述學者的研究及其結論有幾個共同點:第一，對旅游學科的前景充滿信心，這種信心行將成為鼓勵學者繼續從事旅游研究的較強動力;第二，看到了旅游現象運行固有的自身特點，并將其認同為旅游學科從邏輯上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礎;第三，清醒地認識到旅游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完善尚有許多工作待學者們繼續努力。筆者以為，從旅游學術研究的開始到旅游學科的建立是一個受其內在規律性制約的、水到渠成的，并且很可能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往日經濟學、社會學、史學和法學等學科上百年的建立和發展歷程已經很能說明問題。對一門學科發展的信心能夠促進但不能代替其發展過程。我們需要以科學的態度，以理性思維構建旅游學科。這就需要我們科學地確認其建立基礎和客觀地評價其發展現狀，學科的理論框架更多的是遵循科研規律的形成過程，而不是刻意設計策劃的過程。在百家爭鳴和大浪淘沙的過程中，有一些具有事實根據和科學根據的學說和學派逐漸得到公認從而被確立，并且在實踐中不斷得到修正和發展。殊途同歸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不同國家的學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研究條件下，會得出相同或十分類似的研究結論或研究成果，這是由于他們遵循了共同的旅游運行和旅游研究的客觀規律。在學術研究上不能人為地、刻意地追求共識和統一，更不能借助行政手段將旅游理論統一到某一名或某幾名學者的學說上，否則必然是樹立學霸。方法論也是在研究過程中逐漸總結和提煉出來的，能夠從本質上反映出該學科的自身規律。最后，學科建設者的科學素養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而這一科學素養的成就過程也只有在學術研究中才能實現。

二、旅游學科建立的三大基礎

學術發展規律表明，一門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需要具備三大基礎，這就是文獻基礎、理論基礎和人才基礎。在這一點上，旅游學科和其他許多學科在本質上沒有明顯區別，這是各學科的共性。但是，某一學科之所以能夠區別于其他學科而獨立存在，一定有其個性，而且這一個性經常是起著決定性作用。由此看來，我們需要緊緊圍繞旅游學科的個性，討論其文獻基礎、理論基礎和人才基礎問題。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學科的研究對象是旅游現象及其運行的形態、結構和規律，因此，旅游現象運行的個性從根本上決定著旅游學科及其存在基礎的個性。

1．文獻基礎作為旅游學科建立基礎的文獻主要分為三大類。第一大類是學術研究文獻。這是最重要的一類，因為建立學科主要依靠學術和理論方面研究。學術研究文獻有兩個突出特點。首先是文獻的積累和積淀從數量和質量上看都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成長過程，這個過程是受旅游現象運行和發展進程及規律制約的，因此很難人為地擴張和拔高。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中國的旅游業是從1978年正式開始的。假設政府當年為了促進旅游業的發展，要求科研機構研究理論問題，一年必須產生3000項研究成果。這種要求即使從形式上有可能做到，所謂研究成果的質量卻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口號、空談和脫離實際的“研究結論”之外，不會有任何有意義的東西。其次是文獻之間有一個傳承、繼承和不斷深化發展的關系。新的理論和研究成果總是在原有成果的基礎之上，根據事實的發展變化提出，這里所稱基礎可以涉及數據、思路、假說、研究方法以至研究靈感各方面。新理論在原有理論基礎上形成的過程，從哲學上看，經常是一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過程。第二大類是旅游實業界的經營管理運作文獻。這類文獻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旅游學科并非是一個純理論學科，它與旅游業務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而且，從事研究和建立學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有效地促進旅游業務發展。實業界的文獻涉及范圍會很廣，可包括統計數據、經營管理流程設計方案、業務運作情況記錄、典型案例描述和分析等。這些業界的文獻為旅游學術研究提出要解決的問題，提供素材，啟發思路。第三大類是政府的相關法律政策文獻。各國政府通常都會對通過法律和政策手段對旅游事業發展實施宏觀調控。因此，這類文獻對旅游事業本身和與此密切相關的旅游研究產生重要影響。尤其在中國這樣實施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的國家，政策法律文獻對旅游研究的重要影響更是不容忽視。

2．理論基礎旅游學術研究和旅游學科的建立是以一定的科學理論為基礎、科學學說為指導進行的。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旅游是一種綜合性的社會現象，因此作為旅游研究和旅游學科建立的理論基礎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多種學科的理論。至于旅游學科的理論基礎具體會涉及多少學科，目前尚難以最后確定，隨著旅游研究的不斷深入總會有新的發現。但是筆者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認為，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面:其一是哲學基礎。這不僅因為哲學是眾多學科之母，不僅因為旅游研究需要哲學思維的總體指導，也由于在旅游研究和旅游學科建立的過程中的確有一系列屬于哲學層面的問題，例如，旅游發展中各要素、各變量之間的邏輯和辯證關系、旅游發展規律。其二是社會學基礎。鑒于旅游是一種綜合性社會現象，對社會現象的研究和規律的發現，需要社會學的相關理論作為基礎和指導。根據筆者的理解，社會學中的社會交換理論、沖突理論、符號互動理論等對旅游現象的分析和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其三是經濟學基礎。在旅游運行中會出現大量經濟現象，而旅游產業問題本身就是經濟學問題。因此，相關經濟學理論應作為旅游經濟問題研究的重要基礎。例如，市場供需理論、產業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其四是人類學理論，特別是文化人類學、旅游人類學理論。這主要是由于旅游運行中會出現不同文化類型和作為其核心的不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之間的接觸、碰撞、沖突和交融。人類學理論正是研究和解決這類問題的主要理論。其五是環境科學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作用就是用以指導旅游發展中必然會出現的環境問題的研究和解決。最后是美學和藝術方面的理論。人們的旅游需求屬于一種高層次的文化需求。隨著人們旅游經驗的不斷積累，旅游質量的不斷提高，必然會有一系列審美問題和藝術問題被提到日程，除了引起旅游學者新的興趣之外，也會引起旅游學者的研究和探討。筆者之所以將上述幾個學科的理論作為旅游學研究和旅游學科建立的理論基礎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根據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旅游的研究和認識水平推測，上述問題是旅游運行所涉及的幾個關鍵性、實質性問題;二是從國內外旅游學術研究的現狀看，也主要是從這幾個方面對旅游現象展開研究并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果。筆者以為有兩種情況值得特別注意。其一，關于哪些學科是作為或應當作為旅游研究的理論基礎問題，這里有一個不斷深入的認識過程。例如，申葆嘉教授最初在旅游研究中主要以邏輯實證主義作為其理論基礎，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他發現，自20世紀60年代以后，西方社會逐漸進入所謂后現代主義時期，一些社會現象，尤其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單純用邏輯實證主義很難得到有效的解釋。因此，他注意研究和吸收西方社會在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成果，例如結構功能主義、新實用主義、現象學、符號互動等方面的理論學說，用于其旅游學術研究，后來發現許多問題從這些成果中找到了理論依據和較為滿意的答案［8］。其二，在旅游學科自身的理論建立之前，學者們主要是從其他有關或可能有關的學科出發，利用這些學科的理論研究旅游問題并作為旅游研究的理論基礎，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些作為旅游學研究和旅游學科建立的各學科理論之間會圍繞著旅游現象的規律發生整合，形成能夠更為有效地分析、解釋和說明問題的新理論。走完從借用到直接應用的過程，類似生物化學和生物物理學等理論在生物研究中的形成過程。

3．人才基礎

以理性思維從事旅游研究和建立旅游學科還必須有堅實的人才基礎，對人才基礎有數量和質量兩方面的要求。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旅游學術研究和旅游學科的建立需要有一支穩定的隊伍。這不僅指從形式上有足夠的人員，更重要的是這些人能夠堅持不懈地從事旅游研究和學科建設工作。這些人應當有合理的分工，例如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分工、專職研究人員和兼職研究人員之間的合作。人才質量問題當然更是實質性問題。旅游研究的多學科性、綜合性、復雜性，對研究人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高尚的學術道德和為學術研究工作熱誠奉獻的職業精神。其中，學術道德是一個合格的學術研究工作者必須始終堅持的第一要務。第二是科學素養。旅游學術研究工作的性質和特點要求從業人員必須具有寬廣的知識面，必須受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系統訓練，具有堅實的社會科學理論基礎和與此密切相關的研究方法論基礎。能夠始終如一地做到從事實本身出發研究問題和思考問題，盡量堅持價值中立，較少受個人主觀臆斷或個人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堅持邏輯思維。第三是文化素養。此包括旅游科學研究工作者的個人文明素養和對旅游研究所涉及的文學、藝術等相關學科的興趣、知識和能力。最后是悟性潛質。悟性潛質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知識面和理論功底的基礎上，并經常與之呈正相關關系。此外，還包括對旅游中異文化事物和因素的好奇心、興趣和分析理解能力，而這一能力對旅游研究來講是至關重要的。

三、旅游學科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論

旅游學科要成為真正科學意義上的一門學科，不僅要有體現自身特點的理論，而且這些理論之間不應是各自獨立，相互無關的學說單體，必須構成從某些共同規律和原則出發，相互之間有著內在邏輯關系的理論框架。目前，國內已有部分學者在嘗試研究和提出旅游學科的理論框架。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但是筆者以為，旅游學科畢竟尚未正式形成，畢竟是一個發展中的新學科，因此，不宜過早地做出結論。較為妥當的做法是學者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研究提出一些觀點和假說，經過一個百家爭鳴，大浪淘沙的過程，最終使符合科學規律的結論自然形成并被公認和接受。根據筆者的理解，旅游學科的理論框架可以分為基礎理論、專業理論和應用理論三個層次。

1．基礎理論基礎理論是旅游學科的核心性、根本性理論，其研究對象是整個旅游現象運行的結構、形態和基本規律，其適用范圍為整個旅游學科。旅游學基礎理論為本學科中各個分支性專業理論提供依據、原則和指導思想。首先是旅游學基本原理。需要說明的是，旅游學基本原理并不簡單地等同于目前在各旅游院校使用的教科書《旅游概論》，后者從總體上看只是對旅游或旅游業的一般性介紹，并未在學科意義上成為系統理論。迄今為止，國內嚴格的學科意義上的旅游學基礎理論有三部著作:其一是謝彥君教授1999年所著《基礎旅游學》，其二是申葆嘉教授1999年所著《旅游學原理》，其三是申葆嘉教授2010年的新作《旅游學原理》。兩位學者在理論體系、方法論等方面有較為明顯的不同，而申葆嘉教授1999年和2010年的兩部《旅游學原理》盡管同屬于旅游學基礎理論范圍內的著作，但2010年的新作與1999年的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進展。它是作者十余年來對旅游現象及其運行規律進行系統研究的成果。正如該書的副標題所稱，是旅游現象運行及其規律的系統理論陳述。第二是旅游發展史。旅游發展史之所以列入旅游學基礎理論范圍，在于它并不是旅游發展過程的簡單描述，而是運用經濟史、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主義等方法論對旅游現象產生和發展演變過程進行縱向研究，并且從這一研究過程中探索旅游發展規律，預測旅游發展趨勢，從而對各國和全球的旅游事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指明方向，提供指導性理論。第三是旅游學說史。旅游學說史的作用在于對學者和學術界關于旅游問題的各種理論學說進行梳理。從這一梳理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學術界是如何對旅游問題進行研究和探討;各種學說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在當時起到了什么作用，特別是如何有效地指導了當時的旅游發展實踐;各種學說又是在什么背景下進行了修正、完善，或者是在什么背景下失去作用而被擯棄。在旅游學說史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旅游學術活動自身的規律，指導學者科學地從事旅游學術研究和旅游學科的建立。

2.專業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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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旅游高等教育起步較晚，由于各高校類型不同，故辦學定位、辦學條件、學科水平也不盡相同。遼寧師范大學旅游管理專業下設在歷史文化旅游學院，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為遼東半島地區輸送了大量的專業人才，盡管如此，在辦學模式上，仍需要更多的探索與嘗試來逐步完善教學體系，將規范化與個性化相結合，深入打造本專業的特色建設，本文就以下幾個方面對旅游管理專業特色建設進行探討。

一.培養目標與專業定位以區域特色為準繩

作為一所地方型、應用型本科院校，遼寧師范大學培養的是地方經濟城市發展所需要的應用型人才。因此，根據旅游發展產業需求和所處旅游業區位資源及人才需求狀況，并結合院系師資資源特征，旅游管理專業未來的戰略發展可以定位于以下三大方向：（一）依托歷史學科資源優勢，基于大連地方旅游市場以及發達地區旅游文化市場的人才需求信息，繼續夯實“文化旅游”方向的人才培養。（二）基于地方經濟和環渤海旅游市場酒店業的的人才需求以及順應旅游市場國際化的需求，做強“酒店管理”方向的內涵建設，培養具創新意識，有國際化視野和較強的實踐技能的人才，密切與旅游市場的聯系，加強與國外大學的交流合作。（三）發揮地方旅游區位優勢，依據遼寧地區豐富的溫泉資源的開發，以及溫泉休閑度假旅游的快速發展，著力打造“溫泉休閑”特色方向的人才培養。

二.課程體系特色建設

（一）優化課程結構體系，建設精品課程

優化各類課程之間的學時比例，合理改革教學內容，減少現有課程間教學內容的簡單重復，課程建設上，滿足學生多樣化、個性化的學習要求，完善學分制，靈活設置專業必修、選修和特色化課程。

（二）根據遼寧地域特色，增設相應專業選修課程

近年來，遼寧省依托豐富地熱資源，溫泉旅游發展迅速，已經成為旅游業發展的強勁動力。特別是提出“建設全國溫泉旅游第一大省”的目標后，全省上下形成了溫泉旅游蓬勃發展的良好態勢，以遼陽弓長嶺、營口鲅魚圈、大連安波、鞍山湯崗子等為代表的一批溫泉旅游集聚區已初具規模。依此地域背景優勢與旅游業發展態勢，可在專業選修課中增設SPA溫泉課程、體育旅游學、休閑與游憩概論、休閑心理學等，拓寬旅游專業課程內涵，服務于地方旅游經濟。

（三）依托師資力量，開設旅游專業雙語課程

旅游管理專業的雙語教學課程可先從專業選修課中選取某門課程進行嘗試，如國際飯店業，在取得一定良好效果的基礎上，再逐步推向旅游社會學、旅游文化、會展概論等選修課。在教學計劃中應把雙語課程安排在第三或第四學年，同時注重外語基礎課學時和雙語課程學時的比重。

三.實踐教學特色建設

（一）拓寬實訓領域，多渠道增強學生實踐能力

建立校內集酒店、導游、景觀、旅游規劃等一體的模擬實訓室，開展模擬實習，同時引進社會資源與大連區域內旅游企業合作建設生產性實訓室，校內校外實訓相結合，如組織學生到經營管理規范、社會知名度較好的飯店、旅行社、溫泉度假村、景區進行參觀、體驗、學習、模擬實訓等，實現教學、實踐、實習真正結合，滿足創建實踐教學特色的需要。

（二）實習模式的完善―從“4+1+3”轉變到“5+1+2”

實習模式由前4個學期在校學習各類理論課程，第5個學期到旅游企業實習，第6個學期回校繼續理論課學習和畢業論文的設計的“4+1+3”模式轉變為將實習安排到第6個學期的“5+1+2”實習模式，即前5個學期充分將旅游管理的專業知識傳授給學生，并在校內進行基本的技能訓練。第6學期校外實訓，聘請校外實訓基地培訓人員將一些旅游管理專業技能傳授給學生。實訓結束后，如果感到某一方面的知識比較欠缺，還可以利用返校的最后兩個學期充分學習。

（三）完善實習基地建設

建立多類型實習基地體系，景區實習平臺，旅游規劃實習平臺，旅游體驗設計實習平臺等。拓展實習基地，橫向應拓展景點、旅行社實習基地，可選擇有代表性的景點和旅行社，在旅游旺季人員短缺時上崗實習，同時向旅游行政、教育培訓機構拓寬。縱向應從操作技能實習向管理、設計與策劃、培訓實習等拓展。

四.師資隊伍的特色建設

（一）通過校企合作，提升實踐應用能力，向“雙師型”發展

積極創造機會讓現有的旅游專業的教師在時間和精力允許的情況下，走出校園進入旅游企業進行相關的自我提升，增加實踐經驗，并將這些經驗和知識帶到教學中傳授給學生。

（二）強化外語口語水平，向“雙語型”發展

遼師旅游系現有的教師隊伍中已有教師具備雙語教學能力，但數量仍顯不夠，還需要加快培養雙語師資。首先要整合本校資源，實現院系之間橫向聯合，充分利用外語系和大學外語教學部的青年教師骨干，積極培養旅游雙語師資力量。

（三）加強橫向聯合，向“多元化”發展

可以和外校甚至是其它區域進行各種形式的交流，聘請高校、旅游行業的知名專家為客座教授講學或開辦系列講座；聘請旅游管理部門、旅游企業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擔任兼職教師和實踐指導教師，形成多元化的師資來源格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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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屈學書，張志剛，黃解宇.旅游管理專業?5+1+2人才培養模式探討―――以運城學院為例[J].運城學院學報，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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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鄉村城市化亦稱鄉村城鎮化，體現的是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并向城鎮性質的居民點集聚。鄉村地區轉變為城市地區或在鄉村地域中城市要素逐漸增長的過程。鄉村城市化是一個復合的動力系統，工業化是城市化初始階段的主導推力，隨著我國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結構轉型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型的“雙重轉型”的不斷推進。鄉村城市化已經與市場化和國際化取向的改革緊密相關，超越了工業化的范疇。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中，探索和優化鄉村城市化的動力已經成為各界關注的重要命題。旅游開發是近些年來鄉村地區加快發展的重要依托，深入分析鄉村城市化進程中的旅游影響機制及動力系統，科學審視鄉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應及程度界定，進而提出相應的調控對策，不僅對于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發揮積極的指導作用，同時對于優化農村產業結構，調控城市化動力機制，科學推進鄉村城市化進程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旅游影響研究述略及效應評析

旅游活動對地區的影響研究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議題，旅游從本質上講是旅游行為的空間移動，這一動態的移動過程帶來的影響層面主要涉及經濟發展、生態環境和社會文化三個方面，這也解釋了現有相關成果的研究視角源于地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三個學科的原因。從地理學的視角來看，旅游本身由三個主要成分組成，即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聯系客源地與目的地之間的旅游通道。其中，旅游目的地研究是其中的主體，Smith(1978)認為不同類型的旅游者對旅游目的地的影響具有一定的規律；Doxey(1976)對目的地居民的態度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憤怒指數”。而旅游影響機制的效應研究，則以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論為代表，他認為旅游者數量、類型和發展歷史是影響旅游目的地不同發展階段的決定因素，從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響，進而奠定了地理學視角的旅游影響研究的基本基調，即從旅游地主客關系的角度探討旅游活動對旅游目的地的影響，輔之以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的理論闡釋，形成了日趨復雜的研究框架。這種傾向性對國內的相關研究產生了極強的示范效應和導向作用。1980年代以來，國內旅游地理學界關于旅游影響的研究全部集中在旅游者以及旅游地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與態度的分析方面，且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針對某一類型的案例地開展實證研究。

1963年，人類學學者努涅斯(Nunez)發表題為《一個墨西哥山村開展周末旅游帶來的影響》的論文，標志著人類學學者開始關注旅游研究，并于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全面興起。人類學視角的研究重點主要從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會三個不同視角進行深入探究，認為旅游過程是旅游者與東道主進行文化接觸和碰撞的過程，其中包含著不同文化、亞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社會學的視角則主要從社會系統的整體角度來研究社會的結構、功能和現象的發生和發展規律。英國社會學家洱瑞(Urry，1990)提出，旅游社會學研究的意義在于：“通過對旅游現象和非旅游現象(即日常實踐和‘正常社會’)的對比研究，來揭示本來不易為人發覺的‘正常社會’的問題和矛盾?！边@是建構旅游社會學的基礎素材之一，通過二三十年的持續關注，學術界對旅游社會學涉及的論題主要包括：旅游活動過程的特征、接待地社會壓力的成因、旅游業發展對接待地社會的影響、旅游與風情民俗資源的關系及相互影響、旅游者群體及其與接待地關系、旅游的現代化和原始化以及旅游者群體、個體和旅游系統等等。

從旅游影響的三重學科剖面(圖1)的研究態勢上可以看出，旅游影響的空間概念體現在居民和旅游者對目的地旅游現象形成的空間感知和心理體驗。旅游經營帶來了目的地商業化和城市化現象的加劇，這顯然給旅游目的地的社會結構帶來了深度變革；在本地文化與旅游者帶來的外來文化的機制耦合中，文化的交鋒與碰撞、目的地文化的本真性特點與外來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難以化解的矛盾，這種交織的過程對旅游目的地的形象進行不斷地調整與修正。

三、鄉村城市化進程中的旅游影響機制

(一)旅游影響視角下的鄉村城市化動力機制

在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人口和經濟活動逐步向城鎮地區轉移和集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現象。18世紀中葉英國產業革命以來，工業化的興起有力地推動了城市化進程。城市化表現了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的變化，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的趨勢加快，各類城市形態不斷出現并得以豐富和完善。從本質上講，城市化體現了城市和鄉村的雙重視角，鄉村地區的城市化處于城市化的末端，是城市化進程的基礎層次。

鄉村城市化的傳統模式是農村社區、鄉鎮企業、農民家庭或個人等民間力量發動的一種由市場力量推動形成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式。推動城市化過程所需的動力的產生機制以及維持和改善這種機制的各種經濟關系、組織制度等是一個綜合體系。無論是學術界早期提出的二元城市化動力機制，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發展機制等，鄉村城市化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發生機理，都是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由農村經濟利益主體在響應產業非農化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和組織來促成的。鄉村城市化的路徑一般從鄉村工業開始，通過發展鄉村工業，讓農民直接享受到工業、非農化的利益，進而逐步實現城鎮化。在這一過程中，市場化始終是鄉村城市化的基本準則，農業、農村、農民是鄉村城市化的利益相關者。

鄉村城市化的動力機制總體上可以歸納為三個層次、八重動力(圖2)。其中，宏觀層次主要體現在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中觀層次的動力集中體現在農村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第三產業的迅猛發展以及各個層面的政策與制度措施的推動。微觀層次的動力相對復雜，可以概況為三個方面，即農民對生活質量需求的變化、農村地區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流動的加快，以及旅游影響帶來的促動。這一動力體系在市場機制和城鄉互動的交互作用下，鄉村地區在產業結構、人口結構、經濟結構、聚落結構以及制度結構等方面發生了深刻變化，即第二、三產業的比重明顯加大，剩余勞動力轉移加快、非農人口比重增加，經濟發展水平明顯提升，人們聚居方式發生顯著變化，鄉村地區的社會關系面臨新一輪的重構等。

旅游影響對鄉村城市化進程的推動，主要體現在鄉村旅游的發展質量和綜合效益上，旅游影響并非推動鄉村城市化的主要動力，但其潛在的作用顯然也不能低估，判定這種作用的程度，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理解：(1)鄉村產業結構形態決定著旅游對城市化的貢獻程度，依托旅游業發展地方經濟的鄉村地區，旅游影響顯然是推動城市化的主導動力；(2)旅游影響的作用機理應從鄉村作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雙重視角加以解讀，以往的諸多研究多是從目的地的視角加以分析探討，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鄉村地作為客源輸出地，將會加速農民對旅游的認知，有助于城市化程度的逐步提升。(3)旅游影響對鄉村地區而言，是一個復合的影響系統，將對旅游地的社會、文化、經濟等形成多元化的推動力，由此形成的城市化效應是一個各種要素兼顧并能保持協同發展的良性格局，而單純的工業化催生的城市化現象顯然達不到這種效果。簡而言之，旅游引發的城市化能夠對其他產業形成的城市化發揮補充、提高和優化的作用。

(二)旅游影響下的鄉村城市化動力構成

城鎮的發展基于兩種動力，一種是向心集聚的力量，另一種是離心擴散的力量。一般說來，城市發展的向心過程和離心過程貫穿于城市化的全過程，但是城市發展的初、中期以向心集聚的力量為主，中后期則以離心擴散的力量為主。自1990年代以來，城市化出現了新的趨勢，即多元城市化動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動力。在鄉村旅游開發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過程中，其中的形成機理愈發復雜，多元化和多層次性特點日趨明顯。

1旅游消費觀念的異化是鄉村城市化的基礎動力。旅游業和經濟發展水平、國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的轉變等因素休戚相關。閑暇時間、非必要性開支和旅游動力是產生旅游意愿的三個條件。旅游活動的初期形態多是以觀光游覽為主，之后開始向休閑、度假、體驗、健身等方向轉變。當城市旅游、知名景點景區成為旅游者旅游行為的普遍載體之后，旅游消費觀念的轉變促使旅游者關注新的旅游形式，鄉村旅游迎合了這一市場需求，其獨特性優勢開始成為旅游業的新生力量，研究旅游引發的鄉村城市化問題不能忽視這一前提條件。

2文化生態的異質性是鄉村城市化的原發動力。旅游作為城市化的一種動力，既可以在城市化中后期發生作用，使城市經濟轉型或城市功能多元化，也可以作為城市化的原動力，使城市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使其發生質的飛躍[22J。旅游對鄉村城市化的初始動力是鄉村文化生態的異質性優勢。鄉村聚落景觀的獨特性、鄉村消費文化的生態性、鄉村自然和人文環境的本真性等優勢已然成為吸引外來游客的重要引力，由之形成了旅游流的集聚，帶動了鄉村旅游目的地相關城市功能要素的聚集與完善。

3政策效應和開發成本是鄉村城市化的誘導動力。自1992年以來，國家旅游局每年推出特定的旅游主題。其中，1995年的“民俗風情游”、1998年的“華夏城鄉游”、2002年的“中國民間藝術游”、2006年的“中國鄉村游”、2007年的“中國和諧城鄉游”都對鄉村旅游的發展發揮了直接的推動作用，結合近一段時期“擴內需、保增長”的經濟發展要求，各地紛紛通過發放旅游消費券等形式加大對鄉村旅游的宣傳和推廣。在政策效應和市場機制的層層推進下，鄉村旅游呈現出迅猛的發展勢頭。比較而言，鄉村旅游具有很強的開發優勢，在規劃要素、土地成本、勞動力、相關政策等方面容易獲得額外的“關照”，開發成本的經濟性也對鄉村城市化產生了積極作用。

4鄉村經濟文化發展需要是城市化發展的根本動力。在鄉村城市化發展的動力因素中，旅游是推動城市化發展的特殊因素。鄉村地區為加快旅游開發而衍生出多種產業要素，這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創設了新環境，相比較于進城務工等異地轉移方式，鄉村旅游對剩余勞動力的安置既是一種高效的就地轉移，同時也是相對于農業生產周期的錯峰式轉移。農業人口向非農人口轉移的結果是，以旅游業為載體的城市化現象開始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鄉村旅游的發展可以將現代服務業和現代管理的理念引入農村，有利于增強農民的主人翁意識，促進鄉村的民主管理。同時，當傳統的以工業化為主導的城市化驅動模式面臨發展中的瓶頸時，旅游將成為鄉村產業結構調整與產業水平提升的優勢產業。

由旅游消費觀念的轉變、鄉村文化生態的特征、鄉村旅游的開發特點以及政策導向和基于鄉村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四方面共同構成了鄉村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彼此相互作用，形成了基于旅游影響的鄉村城市

四、鄉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應及程度界定

鄉村旅游以各種類型的鄉村為背景，以能夠吸引旅游者的旅游吸引物為載體，以滿足旅游者觀光、休閑、度假、健身、學習等各種旅游需求為目的的旅游活動。鄉村性作為鄉村旅游吸引物的主要特性，是界定鄉村旅游的關鍵，也是研究旅游影響下鄉村城市化的前提條件。

(一)鄉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表現

旅游引發的鄉村城市化主要表現在因旅游開發而引起的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農業人口向城鎮人口轉變、農村居民點形式向城鎮居民點形式轉化以及由此引發的鄉村聚落生態變遷的動態過程。旅游開發給鄉村城市化帶來了三方面的變化，一是鄉村人口由原來分散的農村居民點逐步向不同程度上相對集中的各類城鎮集結，鄉村空間格局發生顯著改變。二是鄉村地區土地利用方式發生轉變，產業結構發生明顯轉變，旅游資源和項目的開發在吸引大量旅游者的同時，外來的定居人口也逐漸增多，城鎮化程度不斷得到加強。三是鄉村聚落景觀發生明顯變化，各種旅游接待設施的建造與完善，在優化旅游服務環境的同時，也帶來了鄉村景觀人工化、異域化、旅游地風格主題化和商業化等現象的加劇。

(二)鄉村城市化效應的程度界定

旅游業“食、住、行、游、購、娛”的六大產業要素，在鄉村旅游發展中同樣有明確的體現，這種消費網絡結構的形成是鄉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動力量。根據鄉村旅游引發的城市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為適度城市化、過度城市化和滯后城市化三種類型。適度城市化能有效促進鄉村地區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的全面和協調發展，過度城市化和滯后城市化都會對鄉村地區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對城市化程度的分析正是在這三種情況下尋求平衡。

(三)旅游開發引致的鄉村城市化效應表現

1適度城市化。適度城市化可以充分利用和整合鄉村地區的各類資源，加快鄉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為鄉村經濟發展發揮助推作用。其次，適度的游客規?？梢约訌娻l村社區的內外文化溝通，合理改善農村地區的文化生態，對改進農民的文化素質和思想觀念等有很大促進。第三，城市化促進了鄉村地區產業結構轉變，加快由傳統農業向非農業產業轉變，促進二、三產業的發展。第四，有效促進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轉移，就地轉移的模式可以有效避免因進城務工等轉移類型引發的鄉村空心化等問題。

2滯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滯后的根源是對鄉村地區的“過度保護”，一些地方從節約投入的角度出發，認為鄉村地區的所有現象和行為都可以成為旅游活動的吸引物，“臟、亂、差”的旅游環境、缺乏專門治理的旅游接待設施等容易讓旅游者望而生畏，這顯然背離了鄉村旅游的開發初衷；城市化程度不足還會給鄉村居民帶來身份上的“優越感”，思想上的“固步自封”使其很難關注自身的文化素質和責任意識方面存在的問題，不愿意接近或者是純粹出于利益角度的粗放式旅游經營行為很難獲得旅游者的認可。同時，這種滯后效應使得鄉村旅游難以實現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農村地區社會分工不充分，農民就業環境很難得到改善，有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作用就無從談起。

3過度城市化。鄉村旅游開發中的過度城市化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1)破壞鄉村地區的聚落結構和生態景觀

在經濟特征和自然環境、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鄉村存在著種種居住方式和形態特征。這些特征是鄉村地區聚落形態的特色和精華，而不少地區在旅游開發過程中，臆想旅游者的消費心理，新建或改建一些與當地鄉村聚落景觀差異很大的接待設施。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將古建筑推倒和盲目改建的現象，導致了個性化的“鄉村性”向同質化的“城市性”演變的現象。

(2)鄉村地區民俗文化舞臺化、娛樂化傾向加劇

豐富的民俗文化資源盡管是鄉村旅游開發的一大亮點，但事實情況是，不少地區一直缺乏科學的開發思路。鄉村旅游“急功近利”的開發套路使得許多旅游地盡可能地用舞臺化的形式、娛樂化的方式把當地文化呈現給游客，這種人為的文化表現形式使游客與當地社會隔離開來。這種做法積極的一面是使游客對鄉村居民和文化的探究壓力減小，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當地文化；消極的一面是讓旅游業蒙上了文化優越的色彩，表現的內容也多是鄉村文化的膚淺形式。

(3)商業化帶來了鄉村居民的邊緣化

根據巴特勒旅游地生命生命周期理論，鄉村旅游在進入發展階段后，政府政策的傾斜、游客量規模的增加吸引了大量的投資者。從利益相關的角度看，政府、投資者、居民成為鄉村旅游開發中的三方利益主體。在這一博弈環境中，地方政府的初衷容易被市場化的運作路徑所左右，投資者由于資本話語權會始終保持較強的談判能力，鄉村居民多處于一種邊緣化境地。鄉村居民主體地位的模糊，產生了兩方面的后果，一是商業化帶來了居住成本的增加，不少環境優美的鄉村地區，旅游開發之后的顯著變化是地價攀升或房價飛漲，鄉村居民往往無力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二是鄉村地區淳樸的文化氣息開始被外來文化所浸染，鄉村社區的文化和價值觀開始發生變異，傳統鄉村景觀與現代文化景觀不協調等問題日益凸顯。

(4)鄉村地區出現了逆城市化的傾向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過度發展的必然結果，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人口過于密集、環境惡化、地價房租昂貴、生活質量下降等引起人口向環境優美、地價房租便宜的郊區、衛星城等鄉村地遷移。鄉村旅游成為承接這種轉移“任務”的載體。鄉村居住環境的優勢、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加大了城市景觀對鄉村景觀的影響，這種“侵蝕行為”使得不少鄉村的“城市性”特點越來越明顯。

五、鄉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調控對策

(一)科學規劃開發區域。營造鄉村氛圍

鄉村旅游規劃與開發要樹立“區域——城市——鄉村社區——鄉村旅游地”的多元開發維度，從“資源——產品——市場”的互動層面來規劃開發區域。參與鄉村旅游規劃的人員應包括旅游地理、經濟管理、人文歷史等學科背景的專家構成，本著保護第一、開發第二的指導思想編制旅游總體規劃或概念性規劃。在此基礎上，鄉村景觀資源應由景觀園林、建筑等專業人員來完成規劃的空間設計和景觀布局。鄉村旅游的景觀應從體驗的角度出發，通過個人體驗的作用使“景”與“觀”和諧統一，營造一種天然意趣、田園詩化的獨特鄉村氛圍。

(二)重塑鄉村文化形象。凸顯鄉村優勢

在鄉村旅游開發中，注意保護好“鄉村性”的優勢是避免過度城市化問題的前提。為此，首先要依托鄉村既有的空間布局對鄉村進行規劃和建設，防止破壞鄉村“原生態”特質的粗線條模式。其次，要積極采取各種措施保護鄉土文化、鄉間民俗在旅游開發中的“神秘性”。城市化的旅游規劃往往是一類“公園化”、“廣場化”、“舞臺化”的模式。在鄉村旅游開發和發展進程中，消除和避免這一現象的根本途徑是從鄉村旅游地的地脈和文脈出發，本著生態循環、文化保護、永續利用的指導方針，來開展鄉村旅游的規劃和設計。

在開發過程中，應從當地眾多的旅游景觀中發掘出最能代表地方文化的文化景觀并從中提煉出主題，以主題為基礎進行特色分區。通過對不同區域的非具象和抽象的規劃設計，用具象的形態生動地表達出特定的景觀形象。在鄉土建筑風貌的塑造中，建筑風格應結合當地鄉土建筑特色，避免不合理的異域文化侵蝕鄉村聚落景觀的原始風貌。

(三)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延伸旅游效應

鄉村地區在確立了旅游開發的主體地位之后，合理設計和調整產業結構是必須要考慮的重要命題。首先，加快轉變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促進綠色農業、無公害農業的推廣。其次，科學調整農村地區的產業結構類型，地方政府要在招商引資過程中設置“門檻”，強化基于環境保護的產業準入制度。鄉村旅游是當地產業鏈條的主體，如摻雜其他工業元素，特別是污染嚴重、能耗高的工業項目很容易失去本真，從而產生“一損俱損”的局面。第三，結合新農村建設的政策要求，合理推進農村地區的城鎮化建設，政府應把一些小城鎮按旅游集鎮的風貌進行控制，使其本身就成為旅游吸引物之一。同時，依托這些農村小城鎮發展旅游商貿流通業，如農副產品的深加工、旅游紀念品的生產與銷售等，使小城鎮成為承接鄉村旅游一體化發展的中轉站。

(四)合理布局和完善旅游開發的產業要素

鄉村旅游開發的初期階段，重點突出三方面的功能特性，即居住功能、農業生產功能和旅游接待服務功能。旅游引發的鄉村城市化，其實質是旅游產業的城市化。旅游是綜合性很強的產業，除了產品體系服務功能外，還包括支撐體系服務功能，如游客的休息坐臥、游客安全保護、標識導引服務等。產業要素的完善應立足鄉村實際，例如針對游客住宿問題，鄉村社區應充分利用現有民宅，改善用電、用水及衛生等基礎設施條件，建造一些農家客棧以滿足游客住宿之需。另外，鄉村旅游地的不斷發展會使其功能組成日趨多樣化，比如一些商務、會務活動可能進入旅游地，這些設施的空間布局與要素體系建設要進行科學論證、有序開發。

(五)建構鄉村旅游開發中的資本和人力資源平臺

篇10

近五年來，湖南高校旅游管理專業的招生、就業的調研結果顯示，湖南省共約50所高校開設有旅游管理專業，雖然畢業生一次性就業率在85%以上，但畢業三年內，對口就業流失率也在85%以上，這就是說，旅游的大學生畢業三年后留在旅游企業工作的不到10%。主要通病是缺乏職業意識、專業能力，眼高手低，不愿意從基層做起，而學生到旅游景區去實習，時間長達半年，但多數學生只能在景區售票，對這個行業缺乏全面的實踐把握，這種情況也降低了畢業生就業的熱情。據初步估計，目前中國實際需要旅游專業人才達800萬人，每年缺口至少200萬，今后每年還將以20萬的速度遞增[1]，因此，培養新型的專業人才是高校面臨的共同問題。

一、工學結合的實踐教學模式的核心內容

工學結合實踐教學模式構建的核心內容是以職業經理人為目標導向，以“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為載體，兼顧理論教育有先進性和產業實踐的創新性，培養符合現代旅游產業發展需要的、具有一定的職業素養和人文精神、具有必備的管理意識、實踐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畢業后能直接進入管理崗位的經營管理人才和復合型專業技術人才。它區別于高職的技能型定位，也不同于旅游碩士的研究型定位，也就是說在應用型高校旅游管理專業教育層次上，將旅游管理專業人才培養從“理論型”學者變成“實用型”專家，通過我們的工學結合實踐教學模式的運行機制，把在校學生“催熟”成為一個“具有責任心、專業性，具有管理能力及職業精神”的“準職業經理人。”這些內容的最終落著點是培養旅游行業的職業經理人。其中:(1)旅游管理專業酒店管理專業方向:培養酒店中、基層管理者;(2)旅游管理專業旅行社管理專業方向:培養旅行社經理、優秀導游員;(3)旅游管理專業景區規劃與管理專業方向:培養景區中、基層管理者和規劃專業人才[2]。

工學結合實踐教學模式實施過程中達到一個目標:即實現學校、學生、企業三贏的目標。通過校企合作，能進一步擴大并加強旅游院校與各地旅游企業的合作，真正做到“雙需、雙贏、互動”，共同發展。旅游企業為學校提供實訓條件，為畢業學生提供就業機會。實訓結束后，全面評估考核每個學生的實踐技能及工作表現，并從用人單位的角度提出期望目標。學校結合實訓指導教師的意見及學生的自我評估調整培養方案，做到因材施教。對在實訓過程中出現的帶有共性的問題，則通過調整教學內容、改革教學計劃來解決。同時學校成立專業指導委員會，聘請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及旅游企業的管理專家對教學改革與建設提出意見并直接參與學校專業課程設置及專業教學改革。學校為旅游企業培訓員工，提供管理咨詢，幫助企業開展市場調研，共同開發新產品等。此外，旅游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有計劃地向旅游院校提出研究課題，這些研究課題可以包括不同的層次:一是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二是企業根據對市場的分析提出的對旅游新產品的研究開發;三是為了保持旅游業可持續發展而需要的前沿性研究課題。

二、旅游管理專業工學結合實踐教學模式的實施對策

1.構建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雙需雙贏”實踐教學模式建設方案，建立穩定的校外實習基地。旅游產業背景下，業態表現是多元的。不同類型的旅游企業如酒店、旅行社、旅游景區、旅游車船公司、休閑娛樂公司等，有其不同的經營特點和管理規律，它們在經營和管理上有著很大的差別，因此，用“旅游管理”這一專業的知識結構培養和塑造的旅游專業學生，難以達到不同類型的旅游企業。專業管理人才能力的需要。為此，我們細分為酒店管理、旅行社管理和景區規劃與管理三個專業方向，分別與不同類型的旅游企業建立工學結合教學實習基地，以培養適應旅游業不同類型企業的職業經理人。目前旅游管理專業在衡陽市有八個掛牌的實習基地，學生的大部分實習能在校外實習基地完成。同時在珠海、桂林、長沙和張家界各建立了一個實習基地。轉貼于

2.工學結合、校企聯姻，加速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一是聘請企業著名高管或旅游局領導為專業老師，講授專業課。近年來我們已經聘請了謝儒生(耒陽市主管理旅游的市委正縣級干部)、黎才發(常寧市主管理旅游的副市長)、尹同君(衡陽市物價局局長)、彭幼平(衡陽市旅游局局長)、危小明(衡陽市旅游局副局長)、鄧衡午(雁城賓館總經理)和李清河(蔡倫竹海風景區管理委會主任)作我們的專業課教師。二是試行大學生導師制，外聘企業精英當職業導師，如2009年我們就聘請了譚曦(園林工程師，衡陽市園林綠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雁峰區桂竹山莊總經理)、鄧衡午(高級經濟師，雁城賓館總經理)、陳冬平(副研究員，鳥類專家，江口鳥洲自然保護區管理委員會主任)等旅游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為學生畢業論文的副導師，指導學生的畢業設計。為此，我們進行了旅游管理畢業論文的改革。針對目前旅游管理專業人才培養存在重理論、重企業日常業務和管理實踐操作，而忽視了旅游產品的營銷管理和營銷策劃的現狀，我院首先在2006級畢業生中啟動了畢業設計這一教改創新模式。這一模式主要是參照理工科院校的畢業設計思路，針對旅游管理專業的特點提出的創新式實踐教學活動。它主要是利用本專業的學科帶頭人、外聘導師與優秀學生組成策劃團隊，結合旅游專業特點，與某一旅游企業合作，通過市場調查，運用所學專業知識，針對旅游企業及市場現狀，設計出一套切實可行的產品營銷方案，為旅游企業開展旅游產品營銷活動提供思路和決策依據。當今社會對人才的要求已不僅僅是要掌握大量的理論知識，還要有較強的動手和創造能力，尤其對企業而言，迫切需要那些能夠直接參與或較快適應企業經營活動的高素質人才。旅游管理專業要想滿足社會對這種應用型旅游職業經理人的需求，僅僅依靠課堂教學是難以完成的，所以畢業設計作為一種重要方式被引入旅游專業的畢業實習過程，其作用也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而畢業設計恰恰是針對旅游管理專業的特點所提出的一項將社會實踐與理論知識相結合的活動，既可以使學生加強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又可以增強他們的實際動手能力，使旅游學生更好地具備了旅游企業發展所需求的素質。

3.在校企合作辦學的目的上實現學校、企業、學生三羸的目標。為了與簽約企業建立緊密良好的實質性合作關系，開展深度合作項目，我們堅持“邊合作、邊總結、邊完善”的原則，發揮教師積極性，要求教師與企業掛鉤，實行“一教師一基地”實訓基地建設模式，深入挖掘校企合作潛力，尋求校企合作結合點，設計學校、學生、企業三贏的合作模式，并且定期開展校外實習基地建設水平的評比工作，對合作層次較高、合作內容較深、合作成績突出的基地，獎勵基地建設教師。通過教師與基地掛鉤、基地建設與教師獎勵掛鉤等制度，激發了教師參與工學結合的積極性，極大地提高了校外實訓基地建設水平，拓寬了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4.教學(或學習)+科研+實踐的模式。對學生而言，實行“學習+科研+實踐”模式，積極推進學生學研結合、學社結合。為經濟建設服務，是產學研結合的目的。為此，應積極推進學生學研結合、學社結合，鼓勵學生加強研究性學習，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充實和提高技能。具體做法: 一是學研結合建設旅游素質拓展中心。二是鼓勵學生參加社會實踐活動。三是成立公關旅游協會、組織社團，開展各種旨在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活動。對教師而言，實行“教學+科研+實踐”模式。具體做法: 一是鼓勵教師參加社會實踐，結合經濟發展實際，充實教學內容。三是鼓勵教師參加社會實踐，提高科研質量，為教學服務。

5.建立旅游專業學生素質拓展中心。這對于提高學生的專業素養十分重要。為此，湖南工學院旅游專業專門成立了旅游專業素質拓展中心。該中心制定了學生素質拓展計劃和管理措施，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建立相對穩定的院外學生實習、實訓基地，將知識、能力、技能有機結合，注重對學生綜合素質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培養。這既拓寬了學生的知識面，又適應了旅游行業對人才的需要。

6.改革教師培養和使用機制，打造“雙師型”隊伍。2006—2010年共引進博士教師4名;派出專任教師到相關企業掛職者9名。在繼續注重理論知識的同時，更要注重職業性特色，增強適應性，提高質量效益。

7.圍繞實踐課程內容改革，加強教材建設。近年來，我院教師主編了六部旅游管理學教材，其中《旅游政策法規劃》教材已入選十一五高校規劃教材，《旅游文化學原理》科學出版社出版。目前我院陳國生教授承擔教育部十二五規劃教材《旅游文化學》和教育部首批旅游專業碩士生教材《旅游社會學》的主編任務。

8.緊扣職業經理人培養目標，以“合作共建”思路創新實踐教學。實踐教學基地的優勢，是實踐教學基地建設所要追求的目標。因為實踐教學基地建設的水平高，有利于提高教學質量，形成專業優勢和特色，為此，湖南工學院以“合作共建”基地的形式建設了衡陽地球村旅游規劃與設計公司、好運來旅行社、神州之行旅行社等控股型基地;桂竹景區(省級現代生態農業示范點)、耒陽市蔡倫竹海風景區和耒陽大皮江生態旅游山莊等合作共建基地;神龍大酒店、雁城賓館、珠海昌安酒店集團等實踐教學基地。如桂竹景區是湖南工學院旅游研究所和桂竹旅游有限公司共建的基地，根據雙方簽署的合作協議，旅游研究所和桂竹旅游有限公司共同建設桂竹景區，景區將負責硬件設施開發、建設等方面，院校將參與規劃、管理、營銷、服務培訓等軟件建設。這種合作共建”基地的形式在湖南尚屬首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