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農戶投資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調查結果的分析

(一)農戶的基本情況

1戶主年齡。對戶主年齡進行調查的目的在于與第二項文化程度相結合，共同分析年齡與文化程度對農戶投資決策的影響。調查發現戶主以男性為主，占85.4％，平均年齡在40.5歲，最小為24歲，最大為62歲；24-30歲的占22.9％，31～40歲的占37.5％，41歲以上的占39.6％。調查中還發現24～30歲的戶主，80％以上外出打工，31-40歲的戶主外出打工因受年齡和文化技能限制，只有30％外出打工。41歲以上的戶主基本上都沒有外出打工的經歷。

2戶主文化程度。在被調查的戶主中，文盲占21.9％，全部集中在41歲以上的戶主；小學文化的占52.1％，主要集中在31歲以上的戶主；初中文化的占18.6％，主要集中在31～40歲的戶主，24-30歲的戶主有一部分，高中(中專)文化的占7.4％，全部集中在24～30歲的戶主。由此可以看出，戶主年齡越年輕，文化水平越高，戶主年齡越大，文化水平越低。戶主的年齡和文化程度對家庭的投資行為有很大的影響，一般來說年輕人和文化程度較高的戶主接受新興事物要快些，具有一定的進取和冒險精神。

32007年全年家庭純收入。2007年湖北省農村人均純收入為3997元，調查戶人均純收入為37896.76元，與湖北省農村人均純收人大致相當。但是，如果按調查戶所處地理環境分為平原區、丘陵區和山區，則他們之間的純收入的差距是比較明顯的。平原區的調查戶人均純收入為3396.70元。丘陵區的調查戶人均純收入為3201.83元，山區的調查戶人均純收入為2873.65元，這說明地理環境對農戶的投資行為以及收入有重要的影響。

(二)投資行為分析

1投資意愿和投資計劃。當問及調查戶是否有投資意愿時，回答有的占87.5％，這說明廣大農戶還是很渴望進行投資的，希望得到投資援助的占44.8％。為什么有87.5％的農戶有投資意愿，而希望得到投資援助的只占44.8％。調查發現，除了少數農戶有自身積累外，大部分并不具有現實的投資能力，自身沒有投資能力而又不希望得到援助的原因有二，一是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投資計劃，這類農戶達76％，或者有明確的投資計劃，但不能預測投資期及投資的成本和收益，怕萬一投資失敗，難以還債，所以穩健起見，想依靠自身的積累；二是有意愿不一定有機會，83％的農戶想拓寬增收渠道，但就是苦于難以發現和利用機會，部分農戶說，如果有機會，只要有把握賺錢，他們還是愿意得到投資援助的。

2在目前的農產品價格下，對土地投資的意愿。愿意對土地投資的占26％，將減少對土地投資的占37.5％，保持現狀的占36.5％。上述調查結果表明，有74％的農戶不愿對土地增加投資。原因之一是土地調整比較頻繁；對土地的投資一般在當年很難見成效，土地調整頻繁使農戶對土地經營的短期化行為嚴重，不愿意增加對土地的投資。二是目前農戶對土地的投資已經處于臨界點了，再增加投資，產出并不一定會相應增加。三是農業的比較效益低，同樣的投入如果用在其他方面，可能效益更大。四是農村中的“四荒”地已經不多，剩下的“四荒”地投資的成本很高，更何況“四荒”地目前的產權不明晰，投資后怕收不回來。調查還發現，2007年與2006年相比，投入到土地上的勞動數量普遍減少，減少的農戶占92.7％，增加的為0，不增不減的占7.3％，減少的勞動力大部分是外出打工，其余的在本地或外地經商和跑運輸。

3對糧食生產方面的物質投資。認為種糧有利的占2.1％，認為種糧無利可圖，盡量少投入的占26％，認為別無門路，只能投向糧食的占52.1％，認為生產資料價格太高，資金有限，無力投入的占19.8％。第一類情況的農戶只有2戶，他們都是子女在城鎮上班或務工經商，老人在農村種糧供他們的口糧，所以他們愿意在種糧方面多投入，而且他們也有實力投入；而第二類的農戶，一旦有其他投資機會，也必然會減少對糧食生產的投資；第三類和第四類農戶的情況也正好說明農業的比較效益低下，挫傷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而且兼業化現象也多發生在他們身上。

42007年家庭總投資的變化。回答增加的占26％，回答減少的占52.4％，回答不增不減的占19.8％。調查發現，在增加投資的原因中，認為消費減少的占71.9％，認為是貸款增加的占11.5％，認為是收入增加的占16.6％；這說明大部分農戶是在勒緊褲帶增加投資。增加投資的目的中，用于解決吃、穿、住問題的占19.8％，此類農戶一般是剛剛解決溫飽問題或者正在努力解決；用于應付開支的占47.9％，此類農戶一般溫飽問題已經解決，但子女較多，家庭開支大，必須有不斷增加的收入來源來應付；用于增加財富的占32.3％，這類農戶一般已經步入小康，或正在奔小康。在影響投資的因素中，把“不了解行情，不知投向何處”放在第一的占23.9％，把“不愿增加投資，怕風險”放在第一的占25.3％，把“農產品價格較低，農用工業品價格高”放在第一的占22.5％，把“無資金可投和缺乏技術指導”放在第一的占28.2％。其實大多數農戶認為這四種因素都會影響投資。很難對他們進行排序。

5家庭收入來源和用途。家庭收入的來源反映了農戶的就業結構和投資結構；而收入的用途可以反映農戶的支出結構和投資意識。調查發現，收入主要來源于種植業的占51％，主要來源于畜牧業的占7.29％，主要來源于林業的占3％，主要來源于漁業的占11.5％，主要來源于工業和建筑業的占6.25％，主要來源于服務業的占11.5％，主要來源于打工的占9.37％。這說明除了部分年輕的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于打工外，大部分農戶的收入主要還是來源于農業。

三、調查后的思考

1大力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農民的文化素質不僅直接影響農民的投資行為，還會對其他經濟行為產生重要影響。文化層次較高的農戶，其投資意識一般較強，而那些文盲和半文盲的農民，有了收入就用來改善生活，投資意識不強。而且文化素質的高低還會影響農民的消費習慣和休閑時光的打發，而這些也會影響農戶的投資行為。同時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也易于接受和掌握新技術，培養一定專長，為農戶從事兼業行為，開辟增收渠道創造條件。

2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培育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的實質是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土地兩權分離后的關鍵是農戶是否真正擁有使用權，因為這是農民能否對土地具有長期經營思想和對土地進行中長期投入的重要前提。然而，盡管中央明確提出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權三十年不變，但實際上在不少地方，農戶承包的土地經常處于變動之中。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的做法使農戶不愿也不能對土地的經營進行長期規劃和穩定投入。所以，目前必須明確農戶對土地擁有經營決策權、收益分配權和必要的處置權。通過承包、租賃、股份等形式，來確定集體和農戶之間的契約關系，盡量避免土地使用權的頻繁變動；其次就是培育農村土地流轉市場，是土地逐步向種田能手和專業戶集中，并盡可能延長使用期限，以加深農戶對國家土地制度相對穩定的預期，從而樹立長期經營的思想，對土地進行合理投入。

3提高農業的比較利益，增強農戶積累。要使農業部門和農戶自身的積累成為農業投資的主要資金來源，有兩個條件必不可少：(1)農產品銷售收入高于農業生產成本；(2)農業投資的收益率必須高于至少不低于社會平均的投資收益率。在這兩個條件中，第一個條件是根本的。因為農產品銷售收入高于農業生產成本，是保證農業投資收益率達到較高水平的基本條件。但在中國目前的GDP分配格局下，工農產品價格之間存在著不利于農業部門的剪刀差。

篇2

 

一．問題的提出

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是我國政府從2003年開始對中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就學實施的一項資助政策，中央財政負責提供免費教科書，地方財政負責免雜費和補助寄宿生生活費。在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實施“兩免一補”政策對盡快實現我國義務教育的普及,解決貧困家庭中小學生上不起學的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農村反貧困的一項重要舉措。四川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大省，有14個世居少數民族，是全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唯一的羌族聚居區和第二大藏族聚居區，其中有少數民族人口429萬，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總面積的62.9%。由于歷史、文化、自然等多種原因，四川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農村貧困問題突出。截止2009年底，四川省有民族自治地方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20個畢業論文格式，占四川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的55.6%。四川民族地區貧困人口約135萬人，占全省農村貧困人口的30%。近年來國家為加快西部民族地區反貧困的步伐，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其中“兩免一補”政策是一項重要的舉措。這項政策實施6年多來對民族地區貧困農戶反貧困起到了哪些作用，具體在哪些方面對貧困農戶產生了影響,影響程度如何及怎樣使政策更加完善，為此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研究。

二．“兩免一補”政策實施對四川民族地區貧困農戶反貧困的影響評價

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投資是一種極為有效的人力資本投資方式，它有利于提高人力資本存量，增進個人和社會福利，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中國學術期刊網。”[4] 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有效形式，其實施必將對四川民族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的勞動力文化素質的提高、就業能力的增強、收入的增加等方面產生影響，進而加快他們脫貧的步伐。

（一）貧困農戶家長教育觀念增強

家長的教育觀念大概包括兩方面：一是與家長培養子女的目標和終極目的有關，包括人才觀(家長對什么是人才以及希望子女成為什么樣的人才的看法)和生育觀(家長培養教育子女的動機)；二是與親子關系和教養方式的選擇有關，包括兒童觀(對兒童及其發展的認識)和教子觀(對教育子女內容和方式的看法)。[5] 家長的教育觀念指導和約束著他們的教養態度和行為，并通過教養態度和行為影響著子女的個性發展。同時，家長的教養觀念自身也受到社會文化、家長自身的經歷、家長的文化水平及其所學的文化知識的影響。尤其是社會文化，它直接影響家長在教育上的價值取向，并在其教養態度和行為上表現出來。

圖1 教育觀念轉變對貧困農戶脫貧影響流程圖

“兩免一補”政策在四川民族地區實施后直接影響到貧困家庭家長的教育觀念，貧困家庭家長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學校讀書，民族貧困地區適齡兒童享受到了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失學率降低、升學率提高。隨著入學兒童的增多畢業論文格式，貧困家庭的整體文化程度得到提高，進而提高了勞動力素質，這樣有利于提高勞動力的就業能力，從而幫助貧困農戶加快反貧困的步伐。（見圖1）

（二）小學、初中學生入學人數顯著增加

2005年四川省教育廳和省財政廳共同制定了本年度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學生的“兩免一補”工作實施總體方案，“兩免一補”總投入4.1億元。在“兩免一補”政策的驅動下，四川省民族貧困地區的小學入學人數由2004年的122395人上升到2005年的153826人，初中入學人數由56990人上升到78115人。（見圖2）

圖2 2004年―2008年四川民族地區小學、初中、高中學生入學人數

資料來源：《四川省統計年鑒》，2005年―2009年

對比分析四川民族地區小學、初中、高中入學人數可知，小學入學人數、初中入學人數顯著增多，但是高中入學人數增加并不明顯，因為高中階段不是義務教育，因此“兩免一補”政策不覆蓋高中階段的教育，家庭困難的子女在完成小學、初中教育后迫于經濟壓力一般難以繼續升學。

（三）貧困農戶教育支出成本降低，可支配收入增加

四川民族地區在實施“兩免一補”政策以后，小學生每生減負約200元、初中生340左右元。按我國2004年公布的絕對貧困線農村人均年收入882元計算，分別相當于農村絕對貧困人口人均收入的22.6%和38.5%；如果加上寄宿生生活補助費，這個比例還要提高，這對貧困家庭帶來了直接經濟影響。具體而言，“兩免一補”資金按標準落實到貧困家庭，即直接承擔了貧困家庭的教育支出，減輕了農民負擔。同時又減少了貧困家庭的總支出畢業論文格式，使其可支配收入增加，這樣就使得貧困家庭的低收入狀況得以改善，有機會將這些多出的資金投入到其它經濟活動中，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見表1和表2）

表1 2004年四川少數民族地區中小學生上繳學費標準 單位：元/人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初一 初二 初三

書本費 85 80 92 96 95 96 180 120 80

篇3

1.跨區縣項目如何拆分填報統計報表？

答：為滿足分區縣核算需要，從2009年定報起嚴格執行跨區縣項目拆分填報的規定。拆分時按以下辦法處理：

（1）將跨區縣項目拆分到涉及的各區縣。

（2）《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基本情況》（201-6表）中“項目建設地址代碼”填寫投資額所占比重較大的居（村）委會。

（3）其他指標數據按比重分劈。

2.具有多個審批文號的億元以上新開工項目如何填報審批文號？

答：若億元以上新開工項目有多個審批文號，只需填報一個文號。按照優先選擇的順序依次為發改委、建委、規委、國土局、環保局等相關審批文號。

3.農村合作建房是否應計入經濟適用房統計？

答：按照《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報表制度》中關于經濟適用房統計的定義，農村居民在村委會的組織下利用自有土地合作建房，因未納入政府經濟適用房建設計劃，無法拿到市建委核發的經濟適用房產權證明，所以不應計入經濟適用房。

4.如何劃分農戶建造經營性用房的投資性質？

答：若農戶建造經營性用房（如旅游景區內建造住宿用房），且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1）有營業執照即具有工商部門登記的注冊類型；（2）不利用自有宅基地；（3）計劃總投資超過50萬元時，可計入農村非農戶投資，否則計入農戶投資。

■ 科技及中關村統計

1.科技項目表填報的項目是否需要正式的項目立項書？

答：嚴格意義上，科技項目表填報的項目均應有項目（課題）立項書，如果沒有正規的項目（課題）立項書，但有較為固定的研究人員和財務上相對獨立的專門開支和核算，也應填報項目表。

2.關于臨時和外聘人員是否計入本單位科技活動人員？

答：臨時和外聘人員如果是直接從事或參與本單位科技活動，包括參加本單位科技項目（課題），以及從事科技活動管理和為科技活動提供直接服務，且全年累計從事科技活動時間超過制度工作時間10%以上，同時其勞務費（含工資）是由本單位發放，則應計入本單位的科技活動人員，其勞務費（含工資）應計入本單位的科技活動經費支出。

3.如何計算“發表科技論文篇數”？

答：發表科技論文是指在學術刊物上以書面形式發表的最初的科學研究成果。具體包括在全國性學報或學術刊物上、省部屬大專院校對外正式發行的學報或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以及向國外發表的論文。科技論文應具備以下三個條件：（1）首次發表的研究成果；（2）作者的結論和試驗能被同行重復并驗證；（3）發表后科技界能引用。注意：只統計本單位科技人員為第一作者的論文。

4.產品銷售收入中的系統集成收入如何界定？

答：系統集成收入以系統集成商與項目委托單位簽訂協議或合同時所涉及的合同金額為準。例如，某生產手機的企業從外單位購入的手機配件200元，整臺手機賣1000元。那么系統集成收入就應填1000元。

■ 房地產價格統計

1.非正常銷售的房屋如何填報？

答：非正常銷售房屋是指未按照市場價格進行銷售，如低于市場價格銷售給關系戶和以成本價格銷售給內部員工等。

樣本單位存在非正常銷售房屋時按以下方法處理：

（1）非正常銷售房屋“規劃住宅面積”分類與正常銷售房屋分類一致時，從正常銷售房屋中選擇樣本；“上期交易面積”和“上期交易金額”包括非正常銷售房屋部分。

（2）非正常銷售房屋“規劃住宅面積”分類與正常銷售房屋分類不一致時，分別從正常銷售房屋和非正常銷售房屋中選擇樣本；分別計算、填報正常銷售房屋和非正常銷售房屋“上期交易面積”和“上期交易金額”。

2.房屋銷售中既不屬于高檔住宅又不符合普通住宅標準，但建委批準用途為住宅的房屋如何填報房屋類別？

答：對于房屋銷售中既不屬于高檔住宅又不符合普通住宅標準，但建委批準用途為住宅的房屋中140平方米及以上的住宅計入“其他住宅”；屬于普通住宅標準的按照層數分為多層住宅和高層住宅。

3.實際建設房屋用途與批準用途不一致時如何填報房屋類別？

答：按照房屋實際建設用途填報。

4.房屋租賃和物業管理中“上期交易金額”是按合同金額填報還是按業主實際繳納的金額填報？

答：房屋租賃和物業管理均按照合同簽訂的金額填報。

5.房屋租賃和物業管理中樣本交易單價月租金標準如何確定？

答：如果合同中有月租金額，則按照三個月的平均數填報；如果合同中沒有月租金額，則將合同中的租賃金額總計按照租賃時間平均分配至各月，計算平均月租金填報樣本交易單價。

6.跨年度項目的項目編碼如何確定？

答：分三種情況處理。

（1）上年項目11月份銷售完畢，次年該項目不再填報，其編碼可為其他項目使用。

（2）上年項目12月份仍有銷售，次年該項目繼續填報，項目編碼與上年一致。

（3）本年項目年度中銷售完畢，項目編碼本年度保持不變，次年其編碼可為其他項目使用。

■ 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主營業務統計

1.外貿企業經營的未進入我國境內流通的商品是否計入企業的商品的購進或銷售？

答：外貿企業在轉口貿易中，從境外購進的商品，僅在免稅區停留或未進入我國境內就直接被銷往境外，盡管未在我國境內流通，但由于這部分商品的購銷金額已納入企業財務核算，其商品購進或銷售應包括這部分商品的購銷金額，分別計為進口或出口。

2.批發和零售業商品購進、銷售、庫存統計指標“商品庫存總額”與財務指標“存貨”的區別？

答：“商品庫存總額”指企業取得所有權的庫存商品金額。對于商品流通企業，即批發和零售業企業，庫存商品主要指外購或委托加工完成后驗收入庫、用于銷售的各種商品。財務指標“存貨”反映企業期末在庫、在途和加工中的各種材料、商品、在產品、半成品、包裝物、低值易耗品等。“存貨”的核算范圍大于“商品庫存總額”的統計范圍。

3.住宿和餐飲業企業是否填報財務表（E103-2表、E603表）中的增值稅？

答：如果住宿和餐飲業企業在進行住宿或餐飲經營活動的同時，也進行商品銷售或其他產生增值稅的經營活動，財務核算中設立了增值稅賬目，則應填報“增值稅”，否則，不填。

■ 財務狀況報表

1.如何填報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企業的財務指標“主營業務應付工資”？

答：“主營業務應付工資”指報告期內企業應付給與主營業務直接有關人員的工資。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企業根據會計科目“應付工資”中本期轉入“主營業務成本”、“營業費用”、“管理費用”科目的貸方發生額歸納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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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村信貸需求層次分析綜述

需求跟進型的經濟決定金融理論認為：真實經濟的增長對金融機構和金融資產產生額外的需求,金融部門為滿足經濟增長需求而跟進的金融服務促進金融發展。即現代金融機構的建立,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形成以及相應金融服務提供的水平和數量是由真實經濟對金融的需求所決定的。因此,金融服務是經濟發展催生的,也體現出金融服務領域的消費者主權。所以現階段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直接取決于農村經濟發展狀況,農村金融需求對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的安排有著重要的影響。要提高農村金融水平,首先要正確認識農村地區的金融的有效需求。【6】

隨著農業經濟的不斷發展，新農村建設的深入推進，農村借貸需求從整體來看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史清華對山西745戶農戶的調查發現, 2000年與1996年相比,發生借貸行為的農戶比例由29. 6%上升到40. 7%。朱守銀通過對安徽亳州的217戶農戶的調查也發現,農戶借貸的發生率由1999年的31%上升到2001年的51. 3%,農戶借貸資金規模由1999年的27. 8萬元上升為2001年的69. 7萬元,農戶借貸次數由1999年的1. 57筆/戶上升到2. 05筆/戶。

各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農村產業結構的差異等原因，農村信貸需求體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性和層次性，針對性的農村信貸需求調查在各地展開。在以往的農村信貸需求層次性分析中，普遍采取以信貸需求主體的不同層次分析的基礎。收入是影響信貸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金融論文，不同收入水平對信貸的需求規模、條件等都會有所不同。如何廣文、李莉莉(2005)曾將農戶信貸需求的層次性分成貧困農戶、一般種養殖農戶和專業型農戶三個類型。對目前我國農戶的多層次性信貸需求特征進行剖析,進而為信貸產品的開發提供了指南和方向；還有些以行業為標準將主體劃分為按種植業、養殖業、漁業、餐飲及旅游業等分析；此外還有以組織結構標準進行分析的，如將需求層次劃分為農戶、農村經濟聯合體、農村企業、政府機構等主體（楚爾鳴，2007），對各主體的融資次序進行調查分析；以及微觀主體構成按規模和特點可分為下列五個層次:地方骨干型企業包括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一般民、私營企業;專業經濟合作組織;專業戶、種養大戶和普通農戶。由于上述經濟主體的所有權、經營規模、產品及運行模式不同,在經營活動中具有各自的特點,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個性明顯,層次性強烈。另外根據農戶的貧富狀況又可以分為貧困戶、溫飽型農戶和市場型農戶。不同層次經營者對金融需求的形式、特征和滿足金融需求的手段與要求是不一樣的。（人民銀行鹽城市中心支行課題組，2008）。主體的層次性對應著需求層次性,在數量、方式、時間上也有著明顯的特征，因此，基于主體層次性的分析是目前主要的分析方法。基于資金用途或信貸需求動機的分析中，王雨舟（2004）將農村信貸需求層次從資金用途上劃分為生產性信貸需求、消費性信貸需求、農業綜合開發性信貸需求等。生產性信貸需求主要包括農業生產向規模化、專業化、多元化和產業化發展而產生的金融需求；消費性信貸需求主要是農戶因修建房屋、醫療看病、婚喪嫁娶、子女教育而產生的信貸需求；農業綜合開發性信貸需求主要是農村扶貧、農業綜合開發、農村基礎設施和小城鎮建設而產生的信貸需求。周立(2004)以同一區域的農村內部為出發點,認為同一區域的農戶之間對金融需求也存在差異。

與基于需求主體的層次分析不同，基于需求動機的層次分析其觀點在于對信貸的需求是為了滿足某種目的，基于目的性考察信貸的需求進而設計信貸的供給模式將更有利于提高信貸供給效率，提高信貸的有效供給。此外由于不同類型的需求主體在需求動機上往往有交叉重疊，基于需求動機的考察可以避免不同需求主體的相同動機分析。立足于需求動機，結合需求主體的層次性，全面把握農村信貸需求特征，從而為農戶信貸產品開發和服務拓展提供更好的理論指導。

二、馬斯洛需求理論在農村信貸需求層次性分析中的適用性

1、馬斯洛需求理論的介紹

亞伯拉罕.H.馬斯洛(Abraham.h.maslow)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研究表明,人有一系列復雜的需要,按其優先次序可以排成梯式的五個層次:①生理需求。包括對食物,水,空氣和住房的需求等,它們是人們最基本的需求。②安全需求。是指對于安全穩定,無憂慮和一個有結構的,有序的環境的需求。一般表現在安全的工作條件,公正和明確的規章、規定、工作保證,輕松自在的工作環境,退休和保險計劃等。③歸屬需求。是指對社會交往、感情、愛情、友誼的需求,包括在工作中的交往、協作等機會和發展新的社會關系的機會等。④尊重需求。是指人們需要從別人那里得到尊重,也需求自尊,包括獲得能產生成就感和責任感的機會。⑤自我實現需求。指一種最充分地發展個人的真正潛力,以一種最高程度的個人方式表現個人的技能、才干和情緒的愿望。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包括四點基本假設:(1)已經滿足的需求不再是激勵因素。人們總是在力圖滿足某種需求,一旦一種需求得到滿足,就會有另一種需要取而代之;(2)大多數人的需要結構很復雜,無論何時都有許多需求影響行為;(3)一般來說,只有在較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之后,較高層次的需求才會有足夠的活力驅動行為;(4)滿足較高層次需求的途徑多于滿足較低層次需求的途徑。【2】

2、馬斯洛需求理論在農村信貸需求層次分析中的適用性

馬斯洛理論認為金融論文，人在不同的階段需求會有所不同，體現一個由低層次需求到高層次需求的漸進過程，也是一個從物質需求到精神需求的漸進過程。該理論比較客觀、準確地揭示了人類需要產生的客觀規律，被廣泛用于各行各業。同樣在農村信貸需求中也適用。

農村信貸需求主要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產品需求、服務需求以及關系需求。產品需求是信貸需求中的最基本的需求，主要包括信貸規模、信貸條件以及信貸渠道等方面。信貸市場作為一個特殊商品的市場，產品的需求是最主要的需求；服務需求是高一級層次的需求，包括服務環境、服務態度、服務獲得的便利性等方面。但由于信貸市場的特殊性，也往往會與產品需求相結合；關系需求則應被看做是信貸需求中最高層次的需求，客戶在購買了稱心如意的產品、享受了舒適的服務基礎上，如果能同時擴大社會關系網，獲得穩定的關系，將能夠獲得最大的滿足感。因為“關系”對一個客戶的價值在于獲得社會的信任、尊重、認同，是一種情感上的滿足感。信貸需求中的關系需求則是指客戶通過信貸需求獲得穩定的關系，獲得最大程度的社會認同感和自我滿足感。

在農村信貸需求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產品需求也可以利用馬斯洛需求層次分析法來進行分析。農村信貸的需求主體主要有農戶和企業組成，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金融論文，將需求層次劃分為金字塔式的3個層次：生存性信貸需求、發展性信貸需求以及特殊性信貸需求。由于兩大主體有所不同，我們分別來進行分析。對于農戶而言可將改善住房條件、傳統農業需求作為生存性需求;將子女教育需求、生產經營需求作為發展性需求;將看病、婚喪等其他需求作為特殊性需求。【3】對于企業而言，結合企業成長周期理論，可將企業有效信貸需求動機劃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的生存性需求，如交易需求，主要存在于發育期和成長初期。第二層次的發展性需求，如企業擴張，主要存在于高速成長期和成熟期。第三層次的特殊性需求，如投資需求，屬較高層次需求，是個性化需求，大多存在于成熟期企業。【4】

基于需求層次理論的農村信貸需求分析以各階段需求動機的不同，進而需求特征的差異對各階段的需求進行深入分析，由于信貸提供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信貸需求，形成信貸有效供給金融論文，因此在對不同層次信貸需求把握的基礎上設計的信貸供給模式，無論是從規模大小、用途以及信貸條件等方面都更能適應農村對信貸的需求。如針對農村多元化的信貸需求，金融機構可對信貸產品進行分級，形成不同種類的信貸產品體系，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根據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層次不同，分級為生存性信貸、發展性信以及特殊性信貸3級，以此形成能夠適應不同需求特點的信貸產品體系，實施不同級別的準入門檻、信貸流程、風險控制、管理制度等，使信貸支持區別對待、有的放矢，從而不同的農村信貸需求均能獲得滿足。

三、結論

農村信貸市場存在 “三層重疊邏輯”的典型特征:第一層是農村經濟弱質低效、分散閉塞的特征，它是農村經濟中最基本的決定力量;第二層是農村信貸供給，它基于農村經濟的特征，從而也就決定了它的主體結構和政策取向，正是由于農村信貸供給是基于農村經濟特征而不是基于農村信貸需求，從而產生了諸多難以調解的矛盾;第三層是農村信貸需求金融論文，它基于農村信貸供給，供給什么就只能需求什么，正是由于這種需求是基于供給而不是基于農村經濟發展，從而產生供給抑制型供需缺口和非均衡就是必然的。【11】

因此，如果能夠基于農村經濟發展來分析農村信貸需求，金融機構的信貸供給基于農村信貸需求，利用農村信貸的有效供給來服務于農村經濟發展，則可以進入經濟與金融良性互動與循環。而在此過程中，農村信貸需求的分析起到重要作用，立足于農村經濟發展特點，針對農村信貸需求的層次性特征，需求層次分析理論為農村信貸需求分析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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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新軍.基于需求角度的農村信貸供給體系重構[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8.11.(60-63)

4.刁欽義.山東中小企業有效信貸需求差異性分析及對策研究[J].金融發展研究.2008.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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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雨舟.農村信貸供給與資金需求的差異性及整合建議[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4.12(13-15)

篇5

1978年以后，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對畜牧產品需求不斷提高，東遼縣畜牧業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2011年，東遼縣畜牧業總產值175081萬元，占農林牧漁總產值的57.7%，與1978年改革開放相比增長16.8倍，雖然畜牧業發展的速度不斷加快，但是目前畜牧業的發展速度遠遠滿足不了人民日常生活對高質量畜牧產品的需求，可見，東遼縣畜牧業向產業化和區域化發展有著巨大的提升空間。

1.東遼縣畜牧業的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后，東遼縣畜牧業得到了快速發展，特別是近幾年，畜牧業的產量連年增長，其中禽類增長速度最快，2011年比2010年增長4268090只，是2010年的1.24倍；肉雞是禽類增長速度快的主要原因，2011肉雞總產量是12505980只，比2010年同比增長了7892730只，是2010年的2.71倍；豬的總產量從2001年465932頭增長到2011年755737頭，增長了61.7%；牛的總產量從2001年341164頭增長到了2011年598642頭，增長了57%；羊的總產量從2001年41991頭增長到2011年57359頭，僅增長了0.73%。

2009年東遼縣，全縣畜牧產品肉總產量就已經突破10萬噸，2011年東遼縣畜牧業產片肉總產量是142882.92噸，比上年增長了22923.82噸，豬肉產量是34078.3噸，牛肉產量是51781.39噸，禽肉產量是55950.88噸，其中肉雞產量是40883.61噸，蛋雞產蛋量是46016.09枚。2011年同上年相比，每種畜禽的產肉量和產蛋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這跟東遼縣加大對畜牧業扶持力度有這莫大的關系。

2011年東遼縣農林牧漁業總產值是303384萬元，其中畜牧業總產值是175081萬元，占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57.7%，是2001年畜牧業總產值的3.58倍，農業總產值是115811萬元，是2001年農漁業總產值的2.85倍；林業總產值是7121萬元；漁業總產值是1691萬元。在2001年的時候，東遼縣畜牧業給人均帶來的收入是450元，而到了2011年畜牧業帶給的人均收入增長到了3500元，所以大力發展畜牧業是養殖戶希望看到的，也是增長東遼縣經濟的一項重要的措施。

2.東遼縣畜牧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2.1資金投入不足和良種繁殖能力差

吉林省糧食產量由年產不足1000萬噸上升到2500萬噸水平，這和國家大力支持吉林省農業也不開，但是吉林省在農業方面對畜牧業的投入資金和給予的政策都不能很好的提高畜牧業的發展。

2011年，東遼縣畜牧業的繁殖能力是仔豬年413760頭、仔牛79353。但在選購牲畜幼仔的時候，很難購買到提抗力強，產肉量高的幼仔，目前東遼縣牲畜幼仔繁殖大部分依靠散戶農民的養殖，所以沒有完善的良種繁殖體系。

2.2疫情防治無體系

在冬春和秋冬兩個季節交替的時候，是疫情的高發期，也是牲畜幼仔銷售的好季節，但由于無合理的防疫體系，在收購和出賣的時候，使病毒進入養殖區域，致使疫情爆發；另一個疫情防治關鍵就是畜禽死后尸體的處理方式不夠規范，是導致疫情爆發的重要原因。

3.東遼縣畜牧業發展對策

3.1國家應加大對畜牧業的投入

中國應該加大對“三農三牧”的投入力度。增加農牧業的投入，是提高農牧業基礎、發展現代農牧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新牧區的迫切需要。當前要抓住經濟發展較快和財政增收較多的時機，推動國民收入分配切實向“三農三牧”傾斜，提高對農牧業和農村牧區的資金投入。我國農牧業基礎設施非常簡陋，是制約農牧業發展的瓶頸，必須加大投資力度，加快建設步伐，提高農牧業綜合生產能力，努力向現代農業方向發展，提高農牧業收入水平。

從東遼縣幾家規模化養殖場來看，每家規模化養殖場的貸款也就30多萬元，而貸款利息高達9-11%，對于一家規模化的養殖場來說這點錢，和場子的實有資產比起來簡直是微乎其微，但為什么用養殖場作為資產去銀行抵押，而貸不到錢呢？原因是多數銀行受“家有萬貫，帶毛的（資產）不算”等傳統觀念的影響，使得養殖戶在銀行當中貸不到錢。

3.2合理運用“以草以飼興牧”這一理念

“以草以飼”是近幾年提出的一種養殖理念，用小草來代替現有喂養畜禽的糧食，這樣以來能節約大量糧食，也能降低養殖的成本，而且吉林省是玉米種植的大省，每年都剩余不少秸稈，在農村是廢棄物，垂手可得，取之不盡。東遼縣是全國商品糧生產基地縣，全縣糧食總產量每年在84萬噸左右，年農作物秸稈126萬噸，荒山草坡11萬畝，每年草量可達30萬噸，這種前提下東遼縣更適合運用”以草以飼”這一理念。

目前我省“以草以飼”并沒有推廣開，因為養殖戶受原有的思維影響，怕畜禽吃了草做的飼料，不能正常生長導致出欄期延后，所以東遼縣應加大對“以草以飼”這一理念的宣傳，挨家挨戶進行系統化的指導和講解，從而為農戶帶來更大利益。

3.3建設沼氣池使資源循環利用

沼氣池在南方的農村里，已經得到了普遍的運用，但是在吉林省沼氣池貌似還不太流行，農戶還不太了解沼氣給農業、畜牧業帶來的利益，雖然一次性投資大，但沼氣池給農戶帶來的利益是長遠的。

建立一個8m3地下水壓沼氣池需要投資3000元左右，農戶修建一個沼氣池每年可生產350-450m3的沼氣，可以滿足3-5口之家農戶的炊事用能，每個農戶每年實用沼氣可節約生活用能開支600元左右，所生產出的沼肥（沼液、沼渣）是優質的有機化肥，用于農業生產每年可節省農藥、化肥開支500元左右，而且農戶平時飼養的畜禽的糞便也得到了很好的處理，沒有沼氣池，畜禽的糞便對環境的污染日趨嚴重。

4.結論

畜牧業在東遼縣的今后發展中有這重要的地位，因為東遼縣主要的經濟發展就是以農業為主，而畜牧業恰恰是帶動東遼縣農業發展的關鍵。由于東遼縣的地理位置因素，導致東遼縣幅員內，自然資源不夠豐富，旅游、礦產都不能和其他地區相比，所以今后要想帶動東遼縣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要合理的利用這片土地資源，發展畜牧業，隨之帶動其他附屬產業的大力發展。 [科]

【參考文獻】

[1]2001年——2011年東遼縣統計局.統計年鑒.

[2]2001年——2011年東遼縣畜牧管理局工作報告.

[3]2011年東遼縣牧業管理局，“未來五年發展規劃”報告.

[4]2001年——2011年東遼縣牧業管理局 牧業生產情況統計表.

[5]張守莉.吉林省發展精品畜牧業的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吉林：吉林農業大學，2004.

[6]劉麗紅.吉林省發展現代畜牧業的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吉林：吉林農業大學，2006.

篇6

關鍵詞農產品供應鏈;雙邊投資;合作社;不對稱納什談判

中圖分類號F3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5）01-0152-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1.021

根據農業部對我國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的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公司+農戶”型供應鏈是目前采用率最高的模式[1]。然而，考慮到雙方現實地位不平等、農業經營活動具有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由此帶來的機會主義行為等問題，我國“公司+農戶”型供應鏈的現實運行呈現出典型的不完全契約特征。一方面，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戶擔心進行專用性投資后可能會面臨被對方“敲竹杠”（hold-up）的風險，因此在事前就會表現出種植投資不足;另一方面，公司憑借自己的優勢地位可以對農戶施加影響而獲得超額利潤，因此也缺乏必要的銷售投資意愿，雙方的合作將陷入了“雙輸”的囚徒困境[2]。針對“公司+農戶”型供應鏈現實運行中存在的問題，本文結合我國專業合作社迅猛發展的現實，嘗試通過數理模型構建和分析，對“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在提升雙邊投資意愿、增進農戶和公司收益等方面具有的優越性進行理論證明，從而為我國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的制度創新提出政策建議。

1文獻綜述

長期以來，“公司+農戶”型供應鏈運行中可能出現的契約失效、組織解體等問題是學術界關注的研究熱點。Lowe和Precket[3]認為農產品供應鏈的管理要比其他類型供應鏈的管理更為困難，因為有著更長的提前期、更為不確定的供給和需求。Yu等[4]指出，若在公司和農戶間的契約中僅僅含有價格條款，將不能保證雙方交易的公平，也不能保證供應鏈長期穩定運作。Hirschauer和Musshoff[5]證明，如果公司和農戶間的契約機制不能懲罰違約者，那么設計的契約事實上是無效的。Federico等[6]對英國乳制品供應鏈開展的實證研究表明，由于乳制品企業與農戶的市場地位失衡，加之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外部競爭壓力，使得農戶的利潤空間縮小。

事實上，農產品供應鏈種植和銷售環節往往需要資產專用性很強的投資。例如，種植過程中的農產品、化肥農藥、農用機械設備等投資具有專用性，而銷售過程中的儲藏設備、保鮮處理等投資同樣也具有專用性。Grossman和Hart[7]、Hart和Moore[8]建立的GHM模型中指出，如果一方在簽約后進行專用性投資，那么將存在被對方“敲竹杠”的風險，進而導致其投資激勵的不足。只有通過有效的產權或其他恰當的合同安排，才能提高交易事前和事后的效率。葉飛等[9]發現，傳統的“保底收購，隨行就市”價格機制并不能很好地協調“公司+農戶”供應鏈，在此基礎上他們設計了一種能增強供應鏈穩健性的“B-S期權定價+生產協作+保證金”協調機制。近年來，隨著農戶組織化程度的加深，許多學者通過實證分析研究了合作社在改善農戶市場地位、促進農戶增收中的作用。Barrett等[10]運用固定效用回歸模型處理了五個發展中國家訂單農業發展情況的面板數據后認為，公司傾向于與合作社中的農戶合作，而且加入合作社的農戶收入往往高于其他農戶。羅必良等[11]認為，進行農業產業化經營的農戶，雖然實現了規模化生產但同時也增加了其資產專用性程度，從而面臨更大的市場風險，通過建立合作社提高農民的市場地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

浦徐進等：投資激勵視角下農產品供應鏈治理結構優化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年第1期

2問題描述與假設

種植環節投資（例如優化種植技術、購置先進種植設備等）和銷售環節投資（例如改進包裝技術、購置保鮮容器等）共同決定供應鏈的最終產出，我們假設種植投資將影響合格農產品的產量，而銷售投資將影響銷售價格。參考Xie et al.[12]的研究，當種植投資為ef時，合格農產品產量為a（1+ef），其中a為基礎產量，種植投入成本為12βfe2f，βf為種植成本系數;當銷售投資為er時，市場銷售價格為p=p（1+er），其中p為基礎銷售價格，銷售投入成本為12βre2r，βr為銷售成本系數。另外假設cf和cr分別為單位農產品的種植成本和銷售成本，并且為保證種植并銷售農產品有利可圖，我們有k=p-cf-cr>0。

下文用下標“f”、“c”、“e”分別代表農戶（farmer）、合作社（cooperative）和公司（enterprise），用不同的字母上標代表不同的模式，其中“ef”（enterprise+farmers）表示“公司+農戶”型供應鏈，“ec”（enterprise+cooperative+farmers）表示“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

3模型構建與分析

3.1“公司+農戶”型供應鏈（ef模式）

在傳統的“公司+農戶”型供應鏈中，處于強勢地位的公司往往對于收購價格w具有主導權。此時農戶和公司的利潤函數分別為：

πeff=（w-cf）a（1+ef）-12βfe2f

πefe=[（1+er）p-w-cr]a（1+ef）-12βre2r

公司和農戶之間進行的是Stacklberg博弈，公司首先確定對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和銷售努力投入;隨后農戶根據公司的決策來選擇自身最優的種植努力投入。我們將利用逆推歸納法對公司和農戶的決策進行推導：

Maxw，erπefe=[（1+er）p-w-cr]a（1+ef）-12βre2r

s.tMaxefπeff=（w-cf）a（1+ef）-12βfe2f

求解上式可以得到：

eef*f=a2p2+aβrk-βfβr2βfβr-a2p2

wef*=cf+βf（aβrk+a2p2-βfβr）a（2βfβr-a2p2）

eef*r=ap（ak+βf）2βfβr-a2p2

πefe的Hessian矩陣為-βra2pβf

a2pβf-2a2βf，由于銷售投資肯定為正數（eef*r>0），故2βfβr-a2p2>0，同時-βr

另外，由于種植投資也肯定為正數（eef*f>0），因此可知a2p2+aβrk-βfβr>0。

將wef*、eef*f、eef*r代入πeff和πefe，可以得到博弈均衡時的農戶和公司利潤分別為：

πeff=[βf（aβrk+βfβr）2-（2βfβr-a2p2）2]2（2βfβr-a2p2）2

πefe=βr（ak+βf）22（2βfβr-a2p2）

事實上，公司為了和農戶開展長期合作，往往要求農戶期初預交一定金額的保證金F。在這個無限次重復博弈中，公司的觸發策略為：若上一階段農戶選擇履約，則下一階段繼續與農戶簽訂農產品購銷合約;若上一階段農戶選擇違約，則沒收保證金并終止與農戶的合作。如果某期農戶選擇違約則其可獲得一個高于πeff的超額利潤πhf（πhf>πeff），但之后就一直不能和公司合作，只能自己進行銷售而獲得較低的利潤πlf（πlf

農戶選擇始終履約時的利潤現值為：

πefkf=πeff+δπeff+δ2πeff+…=πeff1-δ

而農戶選擇違約時的利潤現值為：

πefbf=πhf-F+δπlf+δ2πlf+…=πhf-πlf+πlf1-δ-F

比較農戶選擇始終履約與違約情形時的利潤現值，可以得到：

πefkf-πefbf=F-（πhf-πlf）+（πeff-πlf）1-δ

很顯然，當保證金金額滿足F>Fef=πhf-πlf-πeff-πlf1-δ時，農戶將在“公司+農戶”型供應鏈中選擇始終履約，Fef為此時保證農戶履約的保證金閾值。

3.2“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ec模式）

由于合作社在財政投入、稅收減免、金融服務、項目承擔、人才培養等方面享受一定的扶持政策，同時在用地、用電、運輸等方面也有相應的優惠，許多公司為了套取國家的相關政策紅利也在積極組建合作社。因此，這些所謂的“合作社”都是公司所掛的另一塊牌子，屬于 “空殼合作社”。在這些所謂的“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中，公司依然獨享利潤而農戶卻沒有得到實質性幫助，本質上還是前文分析的“公司+農戶”型供應鏈。

而在真正的“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中，合作社是農戶聯合行動的產物，農戶支付給合作社固定的服務費用g（g>0），而合作社的交易成本為c，合作社的交易成本包括制度運行的成本，其中包括信息成本、談判成本、起草和實施合約的成本、界定實施產權的成本、監督管理的成本與改變制度安排的成本等。合作社規定資本留存率為s（0≤s≤1）（也就是農戶將自身收益以s比例上交合作社），作為發展再生產和建設本地基礎設施的滾動發展資金。合作社代表農戶利益與公司進行批發價格談判，農戶通過集體行動獲得了一定的話語權和自我選擇權。此時農戶、合作社與公司的利潤函數分別為：

πecf=（1-s）（w-cf）a（1+ef）-12βfe2f-g

πecc=s（w-cf）a（1+ef）-12βfe2f+g-c

πece=[（1+er）p-w-cr]a（1+ef）-12βre2r

不對稱納什談判是指考慮博弈參與雙方不同的議價能力并滿足個體合理性、可行性、弱帕累托最優性質等六個公理時的納什談判，此時決定的唯一談判解被稱為不對稱納什談判解（Asymmetric Nash Bargaining Solution），即：

u=arg Max（u1，u2）（u1-d1）τ（u2-d2）1-τ，τ∈[0，1]

其中，u1和u2表示參與者1和參與者2的效用，d1和d2表示參與者1和參與者2的談判破裂點，而τ和1-τ分別表示各自的談判能力。有時出于計算簡便的考慮，也可以用對數形式來表示不對稱納什談判解，即：

u=arg Max（u1，u2）τln（u1-d1）+（1-τ）ln（u2-d2），τ∈[0，1]

在下文中，我們假設此時合作社相對于公司的談判力為τ（0

Maxws（w-cf）a（1+ef）-12βfe2f+g-cτ?

[（1+er）p-w-cr]a（1+ef）-12βre2r1-τ

求解上式等價于考察規劃：

Maxwτlns（w-cf）a（1+ef）-12βfe2f+g-c

+（1-τ）ln[（1+er）p-w-cr]a（1+ef）-12βre2r

對上式求關于w的一階導數并令其等于0，可以得到：

τsas（w-cf）a（1+ef）-12βfe2f+g-c-

（1-τ）a[（1+er）p-w-cr]a（1+ef）-12βre2r=0

容易得到達到談判均衡時的批發價格為：

wec*={τs[（1+er）p-cf-cr]a（1+ef）-12τsβre2r

+12（1-τ）sβfe2f-（1-τ）（g-c）}/sa（1+ef）+cf

將談判確定的批發價格wec*代入農戶與公司的利潤函數，隨后農戶和公司之間進行關于種植投資和銷售投資的Stacklberg博弈，與前文的分析方法類似，我們可以得到：

eec*f=βrak+a2p2βfβr-a2p2

eec*r=ap（ak+βf）βfβr-a2p2

將wec*、eec*f、eec*r代入πecf、πecc和πece，可以得到博弈均衡時的農戶、合作社和公司利潤分別為：

πecf=（1-s）τβf（aβrk+a2p2）+（βrak+βfβr）ak2（βfβr-a2p2）

-（1-s）（1-τ）（g-c）+sgs

πece=（1-τ）（aβrk+a2p2）βf+（aβrk+βfβr）ak2（βfβr-a2p2）

+（1-τ）（g-c）s

πecc=τsβf（aβrk+a2p2）+βr（ak+βf）ak2（βfβr-a2p2）+τ（g-c）

分析合作社利潤的表達式可知，當c>sβf（aβrk+a2p2）+βr（ak+βf）ak2（βfβr-a2p2）+g時，合作社的利潤將為負值。這說明，交易成本是制約合作社發展的主要因素，當交易成本過高時，合作社將面臨組織崩潰的困境。因此，降低交易成本是合作社實現高效運作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與前文進行的重復博弈分析類似，公司為了和入社農戶開展長期合作，依然要求入社農戶期初預交一定金額的保證金F，其余假設與前文相同。

此時農戶選擇始終履約時的利潤現值為：

πeckf=πecf+δπecf+δ2πecf+…=πecf1-δ

而農戶選擇違約時的利潤現值為：

πecbf=πhf-F+δπlf+δ2πlf+…=πhf-πlf+πlf1-δ-F

比較農戶選擇始終履約與違約情形時的利潤現值，可以得到：

πeckf-πecbf=F-（πhf-πlf）+（πecf-πlf）1-δ

因此，當保證金金額滿足F>Fec=πhf-πlf-（πecf-πlf）1-δ時，農戶將在“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中選擇始終履約，Fec為此時保證農戶履約的保證金閾值。

4結果比較與數值仿真

根據上述模型分析結論，我們對“公司+農戶”型供應鏈和“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的均衡結果進行比較分析。

4.1種植投資意愿和銷售投資意愿的比較分析

觀察eef*f、eef*f和eec*f、eec*r的表達式，我們容易發現有：

eec*f-eef*f=βrag+a2p2βfβr-a2p2-a2p2+aβrg-βfβr2βfβr-a2p2>0

eec*r-eef*r=ap（ag+βf）βfβr-a2p2-ap（ag+βf）2βfβr-a2p2>0

因此，相比于“公司+農戶”型供應鏈，“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的種植投資意愿和銷售投資意愿均將得到提升。這說明，由于“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中農戶和公司的地位更為平等，合作社能夠形成對于公司的制衡力量，這就大大降低了農戶進行種植投資可能面臨的“敲竹杠”風險，農戶的種植投資意愿得到提升。當農戶加大種植投資后，合格農產品產量將會提高，這反過來又會激勵公司提升銷售投資意愿來獲得更多的利潤。

4.2農戶利潤水平與資本留存率的關系分析

滿足雙邊投資都為正數的約束條件（a2p2+aβrg-βfβr>0，2βfβr-a2p2>0）我們將基本參數假設為：βf=10、βr=90、α=2.5、p=8、cf=0.2、cr=0.1、c=1、g=0.4，在合作社談判力分別為τ=0.2、τ=0.5和τ=0.8時，令資本留存率s在區間上[0，1]上連續變化，繪制農戶利潤水平與資本留存率之間的關系見圖1。

圖1農戶利潤水平與資本留存率的關系

Fig.1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rmers’ profit with

the capital preservation rate

觀察圖1，我們可以發現，“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的農戶利潤水平與合作社談判力正相關，與資本留存率負相關;當合作社具有相對較強的談判力時，即使合作社規定的資本留存率較高，農戶利潤水平依然能夠高于“公司+農戶”型供應鏈。這說明，隨著合作社談判力的增強，農戶經營收入的提升空間將得到進一步擴大，合作社可以收取較高的資本留存用于未來發展。

4.3農戶、公司利潤水平與合作社談判力的關系分析

假設資本留存率s=0.5，其他基本參數的假設與前文一致，令合作社談判力τ在區間[0，1]上連續變化，繪制農戶、公司利潤水平與合作社談判力的關系如圖2所示。

觀察圖2，我們可以發現，“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的農戶利潤水平與合作社談判力正相關，而公司利潤水平與合作社談判力負相關;存在一個合理的合作社談判力區間τ∈[τ1，τ2]，能夠使得農戶和公司利潤水平都比“公司+農戶”型供應鏈時得到Pareto改進。這說明，渠道權力更為平等的“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對于農戶和公司雙方都是有利的，此時雙方建立的利益聯結紐帶將更為鞏固和穩定。

圖2農戶、公司利潤水平與合作社談判力的關系

Fig.2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fit of the farmers and

the enterprise with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the cooperative

4.4不同類型供應鏈下農戶保證金的比較分析

假設資本留存率s=0.5，合作社的談判能力為τ=0.5，而πhf=55，πlf=10，其他基本參數的假設與前文一致，令農戶的貼現系數δ在區間[0，0.8]上連續變化，繪制“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與“公司+農戶”型供應鏈下保證農戶履約的保證金閾值如圖3所示：

圖3不同類型供應鏈下農戶保證金的比較分析

Fig.3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armer’s guarantee fund

in two different kinds of supply chain

觀察圖3，我們可以發現，“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下確保農戶履約而所需繳納的保證金閾值顯著低于“公司+農戶”型供應鏈。這說明，合作社作為中間組織介入農戶和公司的交易后，能夠有助于提高農戶違約成本，降低農戶違約風險;而農戶有了合作社作制度保障，也不用像以前那樣向公司繳納高額保證金。

5主要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通過構建數理模型，對“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和“公司+農戶”型供應鏈的運行結果進行了比較分析，研究發現“公司+合作社+農戶”型供應鏈是一種更優的治理結構，能夠同時提升種植投資意愿和銷售投資意愿，并降低農戶繳納的保證金金額，從而實現農戶和公司利潤的Pareto改進。因此，我國未來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的制度創新必須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壯大為基礎，這不僅有助于提升供應鏈各環節的投資意愿，更好地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也有助于讓農戶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并最終實現“三化同步”的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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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Arrangement Optimiz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from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Incentive Perspective

PU Xujin1，2FAN Wangda1

（1.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12， China;2. Jiangsu Food Research Base，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12， China）

篇7

    一、農民權益受侵害的表現

    由于我國原來實行的是,它在一定時期對農村生產力的提高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其自身的缺陷如經營規模小、土地條塊分割等,農業難以形成規模經濟,與國際競爭漸漸處于不利地位。因此,農村土地流轉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必然。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與農村經濟及個體企業的增多,農民不再專業務農,一些農村勞動力開始轉向其他產業,農村的產業、就業結構發生了改變,而非農業的收入與農業相比是比較客觀的,因此土地流轉使無力或無心經營土地的農民可以轉出土地。此外,目前的三農問題亟待解決,土地流轉可以促進農民增收,為三農問題的解決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因此,農村土地流轉是大勢所趨。但在土地流轉中也出現了一些對農民權益侵害的情況,具體有以下幾方面:

    (一)操作不健全侵害了農民利益

    目前的土地流轉的操作還很不規范,個別干部自以為是,認為自己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濫用行政權力,強行流轉,或私下與承租者達成交易,對農民的土地承包權造成了很大的損害。且在手續上沒有正式規范的合同,僅以口頭協議或承諾,對往后的糾紛埋下了隱患。

    (二)擅改土地的農業用途農民合法權益無保障

    一些干部為了招商引資,在沒有得到農戶同意的情況下擅自與投資者簽訂土地包租合同。有的濫用權力,隨意變更承包合同,把農民的土地強行收回轉讓與出租,且租金非常低廉。而一些投資者在受到損失時會拖欠農民費用或消失,農民無法得到應有的利益,此外由于租賃土地的期限較長,投資者有的建造了固定建筑物,徹底改變了土地的用途農民的長遠利益得不到保障,這些都使農民的合法權益受到了極大的侵害。

    (三)政府行政干預侵害農民利益

    目前我國各地的土地流轉正在興起,呈現快速增長的勢頭,這是農村經濟發展的結果。但土地流轉可能會使某些人得到一些利益,個別基層干部有時會議行政手段干預。據相關調查顯示,政府干預的土地流轉占到了四成之多,而有村級組織干預的近六成。這原本該由農戶自主、自由的,但基層的行政干預剝奪了農戶應有的權益,使農民的合法權益經濟利益受到極大侵害。

    二、農民權益受侵害的原因

    (一)土地產權不明

    我國的土地產權制度還很不完善,存在著缺陷。一個健全的產權應由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組成,但我國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但對土地的主題、農戶使用權的保護等相關問題沒有做出明確規定。這就使基層政府濫用行政手段提供了可乘之機,理論及法律的難點與缺陷為鄉鎮政府、村級干部的侵權提供了便利,鄉、鎮、村基層組織常常以土地所有權者的身份自居,做出土地流轉的決策,而不考慮、尊重農民的意志, 無視農民的合法利益,而實踐中農戶亦無力抗拒各級所謂的土地所有者對土地流轉中收益權的恣意分享。這些都損害了農戶的合理權益。

    (二)相關法律法規未建立完善

    目前,我國對土地流轉的相關法律法規尚未建立完善,對流轉的范圍、條件、主體、收益分配等都沒有明確的規定,這很大程度上對土地流轉的健康發展產生了障礙,且成為農民權益受侵害的原因之一。由于法律法規的缺失,使得個別基層干部濫用職權,大鉆法律漏洞,以土地流轉為名,中飽私囊,大大侵害了農戶合法權益。也使土地流轉處在價格不確定、效率不高的怪圈中,對土地流轉的正常運行帶來了障礙。

    (三)政府職能未轉變

    由于受原來計劃經濟時代的影響,政府職能還未完全轉變,但在目前的市場經濟下,這種情況已不能適應經濟的發展。此時,政府主要是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在一定情況下進行調控。但在農村土地流轉中,政府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對該管什么,不該管什么沒有明確的定位,造成行政混亂。也為一些基層干部、投資者謀取私利、非法轉讓、擅變土地用途創造了條件。

    三、對農民權益保障的對策

    農村土地流轉是農村經濟發展的產物,是為了農戶更好地生活。面對土地流轉中的問題,今后的土地流轉要堅持自愿、效率及公平的原則,對農民的合法權益要保障,為了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使得土地流轉健康發展,今后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及土地政策

    今后要對相關土地政策及法律法規進行建立完善,并對承包權進行明確規定,農民在承包期內的土地權益不會因其是否主要從事農業而改變動放棄的除外,任何單位或個人都不得以任何手段讓農戶失去承包土地。土地政策中也要對農戶的土地權利進行規定,使農民擁有占有、使用、收益與處分的權利,這將是土地政策繼法律法規在不斷完善中需要解決的重要方面。

    (二)完善土地流轉市場

    由于目前土地流轉中沒有統一規范的組織及協調機構,土地流轉效率低下、秩序混亂,因此要建立土地資源優化、低成本高效益、規范化的流轉市場來解決。這就需要建立土地流轉中介服務組織,讓農戶了解并與之交易,這樣可以使談判等費用得到合理的下降,而中介機構要培育其農戶的信任,把農戶的土地集中并推進農民土地租賃市場。這可以由土地管理部門牽頭,建立如土地流轉委托中心等中介機構,由他們直接負責接受農民委托,并把要求流轉的土地資料存檔,建立土地流轉交易信息網絡,及時登記匯集可流轉土地的數量、價格等,動員相鄰地塊的農戶自愿流轉或調換土地,進而使可供調整的地塊成片化,以提高土地流轉的成功率促進土地市場的完善發育。

    (三)政府要做好職能定位

    在今后的土地流轉中,政府要找到合適的定位,做好服務工作,改變過去以行政手段進行干預的做法。農戶應是土地流轉的主體,在市場經濟下要遵循自愿的原則,一些地方政府不能濫用職權,以替農戶流轉或管理為借口去分享地租,損害農戶利益。但這不代表政府就放開,不用做好相關的服務。基層組織在土地流轉中要做好資格審查、資料管理、監督、合同簽證等服務工作,并做好與中介、投資者等的協調以及做好土地長期規劃,為流轉創造條件。

    (四)弱化農村土地保障功能

    目前土地是農民的最基本的生產要素,還有社會保障的功能。在此功能沒有弱化的條件下,農戶很難愿意放棄承包權,有時候農戶寧可荒廢土地也不放棄,這就對土地的規模經營及農村經濟的發展帶來的阻礙。因此,要改變土地作為農村社會保障的過渡形式,它難以充分盡到保障的功能。所以,今后政府要下氣力在農村建立起養老、醫療等保險保障、最低生活等救濟措施等保障體系來全面保障農戶,使農民可以享有與城市市民一樣地權利及社會經濟發展的帶來的益處。

    參考文獻

    [1]周慶.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農村土地流轉經營思考[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2005,(02)

篇8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農村金融深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基礎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如何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設是關鍵，尤其是要建立適合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產權制度。我國進行了一系列農村金融體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農村金融發展狀況來看，改革并未收到預期效果，其突出表現為:農村資金大量外流，農村金融市場競爭缺失，農業保險發展嚴重滯后。原本給農村“輸血”的金融機構卻演變成從農村“抽血”的主力軍，同時，農村中非常活躍的非正規金融卻不斷受到打壓。如何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提高農村金融資產質量，化解農村金融風險，深化農村金融，成為人們日益關注的問題金融論文，尤其是金融生態成為近幾年來的研究熱點。

一、農村金融生態的基本理論

在新制度經濟學的諸多基礎理論分支中，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和C．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以及在傳統新制度經濟學基礎上擴展而來的法經濟學，是對農村金融生態運行最具解釋力的理論。

（一） 農村金融生態中的交易費用理論。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然而現實的農村金融生態中，農村金融生態主體———農村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農戶、農村企業和縣鄉政府等)都是有限理性的，并且因為有限理性的存在導致兩者之間信息不對稱、不完全。信息不對稱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交易費用大幅增加。當農村金融生態主體發現進行金融交易的費用太高或超過收益時，就會選擇停止交易。在放貸之前，農村金融機構必須要調查農戶的信用狀況和經濟狀況、借款用途或投資項目的可行性;貸款進行時，要發生談判、簽約費用;貸款發生后，放貸者要跟蹤借款項目的實施情況和監督借款投向等。而且農戶以小額信貸居多，單位產品金融機構要付出更多的人力與物力。龐大的信息費用構成了金融交易中的巨大成本。當這種費用成本過高時，交易將無法進行。

制度的有效運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費用，制度的作用旨在節約交易費用，人們對制度進行選擇與改革的動因也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在農村金融生態中，作為金融生態主體的金融機構與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之間的交易行為是在特定的金融制度結構安排下進行的，不同的金融制度結構安排會產生不同的金融主體行為，農村金融信用環境的相對落后使得與農業金融支持相關的制度安排無法實施，即推廣農業金融支持的制度成本極高，導致農村金融生態主體資金供給缺乏，而由于農村金融發展的路徑依賴，一旦農村金融生態主體的資金供給缺失，農村金融發展就會無所適從，反過來也影響農村金融生態主體的發展，整個農村金融生態惡化也就在所難免，信用缺失的背后是信用制度的缺失，由此引致農村資金來源與資金需求之間的制度缺失，也是農村金融制度的供給和制度需求出現失衡，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對制度的需求源于經濟主體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下無法獲得潛在的利益，制度供給則是經濟體系出現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在目前的中國農村金融市場上，并不存在良好的農村金融生態的制度均衡，突出表現為農村金融生態主體的制度供給不足和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制度需求過剩金融論文，這種制度供需的失衡是制度變遷的強大動力，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相互作用決定了制度變遷的路徑論文格式范文。

（二）農村金融生態中的制度變遷理論。

制度變遷理論是科斯傳統新制度經濟學體系的核心部分，林毅夫首先提出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概念，他認為誘致性制度變遷指的是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創造，它由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與此相反，強制性制度變遷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實行，從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歷史來看，強制性制度變遷一直居主導地位。上世紀50年代，信用合作社在政府推動下開始興起;60年代，國家指定當時的人民公社接管信用社;80年代，信用社劃歸中國農業銀行管理;90年代，又實行行社脫鉤，實行在國家管理下的自主發展的合作金融發展模式。然而，合作金融的框架雖已確立，但遠未達到農民廣泛參與的合作金融宗旨。從表象來看，政府對農村金融市場的管制是規范農村金融市場，維護農民切身利益和降低金融交易風險的一些必需的制度安排，事實上這種強制性制度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廣大農戶的投資沖動，大大減少了農村金融市場的金融交易數量，導致了農業金融支持的弱化，政府是金融生態環境中的關鍵因素之一，政府行為是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中的一股獨特而重要的力量，對金融生態主體的影響往往是根本性的。

制度因素作為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變遷受諸多因素影響，也直接決定了農村金融生態運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后，農村金融領域一改計劃經濟時代農村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單一的局面，農村金融生態主體逐漸多樣化，如四大國有銀行尤其是農業銀行開始在農村開展商業化經營金融論文，國家建立了農業政策性銀行等，在農村并未逐步建立起一個基本上能夠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有效服務的農村金融體系。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落后的小農經濟，典型的茍元結構購統竅綬指釷溝門褰鶉謚貧戎禿笥諗寰濟發展的矛盾日益尖銳，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中的農戶，農村企業和農村政府從非正規金融生態主體中尋求金融產品和服務實為無奈的選擇，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勃興也就水到渠成。因此，農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成為農村經濟金融改革進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趨勢，農村非正規金融或者民間金融的迅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正規金融制度供給的不足，但帶來的新問題是民間金融缺乏制度的規范而可能隱藏金融風險。

二、關于農村金融制度創新的思路

建立高效的農村金融體系是農村金融制度變遷的落腳點。要跳出農村金融供給制度陷阱，必須加強農村金融制度創新。

（一）完善農村產權制度，促進農村金融發展。沒有抵押物，成為中國農民貸款難的最主要原因，長久以來，中國農民最大的資本———耕地，以及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因為沒有與城市一樣的產權，均為抵押禁區。因此，促進農村金融發展，應從完善農村產權制度著手:一是賦予農民完整的財產權。建議將農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改革為土地使用權，由國土部門發給土地使用證，使之具有土地的收益權、買賣權、抵押權和繼承權。而農村房產也應該與城市房產一樣擁有完全產權，可以自由流轉，尤其是對城市居民的流轉。二是培育農村土地流轉市場。一方面要完善農村土地市場的交易機構。健全農村土地使用權市場運作的立法、執法和仲裁，保護農村土地市場的正常運作。在進一步明晰產權的前提下，允許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合法的自由交易。三是完善農村土地使用權相關法律制度。盡快出臺農村土地產權方面的相關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明確規定農村土地使用權可以抵押、出讓、繼承出租、人股等流轉形式。四是建立農村房屋產權制度。修改現行農村房屋產權制度，使之可以進入市場，完善房產權屬登記、發證、流轉制度。要建立城鄉統一住宅市場，使農民住房資產資本化，可用于抵押或交易變現，改善農村融資難的現狀。目前對國有和私有的物權、產權邊界已經比較清晰，唯獨對于集體物權、產權界定、計價、流動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確定，導致巨額的物權不能定價、流通，置身于經濟貨幣化的進程之外金融論文，成為顧拉溝淖什，帶來一系列問題。因此，必須加快農村各類可流轉資產權益的確權、頒證制度，使農民與農村的資產可以有較好的表證。完善市場化流轉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轉平臺和機構，建立有農村特點的物權、產權價格形成機制。要逐步建立農村生產要素計價、流動、配置體系。長期以來，我國產權制度按照國有、私有和集體三種方式界定。因此，必須加快農村各類可流轉資產權益的確權、頒證制度，完善市場化流轉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轉平臺和機構，建立有農村特點的物權、產權價格形成機制。

（二）引導農村非正規金融的適度發展，構建符合國情的農村金融體系。首先要正視和承認非正規金融在農村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改變對其持有的漠視和敵視的態度，并認真研究其特有的發展規律。民間金融不完全等同于非法金融，要尊重民間金融，客觀認識民間金融，注意學習和研究民間金融，依法對民間金融進行合理的引導和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正規金融和民間金融的合理競爭和良性互動。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都曾通過使民間金融購戲ɑ溝姆絞嚼垂娣睹竇浣鶉冢并取得了較好的成效，我們要積極鼓勵正常的農村民間金融活動，給民間金融以合法的空間，以使規范意義的信用合作擁有溫床和土壤。

三、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結構的建議

完善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的基礎性工作是搞好農村地區的產權建設，農民財產權的建設與發展是農村金融發展的基礎，無產權則無金融，只有做好這個基礎工作才能使我國農村金融生態可持續發展論文格式范文。但是我們不能等到農村的產權有了徹底的改革之后才發展農村金融，而是在現有的體制條件下不斷改善農村金融的生態結構。

篇9

    二、研究回顧

    在看到非正規金融對農村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前提下，更多學者認可二元金融共生的農村金融市場結構。張杰(2003)認為我國傳統的合作制金融為社員服務的功能逐漸轉變為追求利潤，導致了制度變遷中非正規金融的再次出現與快速發展，并成為農村金融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林毅夫、孫希芳(2005)認為非正規金融在農村地區能夠長期存在的根源在于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諸多國外學者提出的金融抑制現象對該問題確實有較大的影響，但并不是根本所在。錢水土、陸會(2008)通過對農戶貸款來源的實際調研，發現非正規金融的貸款比重遠遠大于正規金融，而農戶擺脫流動性約束是非正規金融機構能夠長期與正規金融機構并存的主要原因。并得出結論認為非正規金融更適合農戶借貸特點，適應農村經濟模式的要求，正規金融的發展應該借鑒非正規金融發展的經驗。這一觀點與Allen等(2005)對中國非正規金融組織在經濟發展中具有明顯促進作用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他們認為不應盲目的對非正規金融加以限制，甚至強迫其“正規化”，而應該促進非正規金融的健康成長使其逐漸從“地下”走到“地上”，更好的為經濟發展服務。而對于如何走到“地上”這一關鍵問題，大家的研究各有特色，姜旭朝、丁昌鋒(2004)認為成本優勢和信息優勢是非正規金融得以發展的基礎，而隨著其自身經營范圍的擴大和參與人員的增加，其組織特征出現由“互助”到“過渡”最終到“贏利”的轉變，此時就能夠實現非正規金融組織向正規金融機構的逐漸轉變。胡金焱(2004)強調政府在非正規金融組織走向“地上”過程中的作用，認為政府政策的根本著眼點在于引導、利用非正規金融促進農村經濟的穩定發展，并對非正規金融制度中某些不確定性進行監管，降低其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和社會危害。而徐璋勇、郭梅亮(2008)提出對于非正規金融的認識不能從政府的邏輯出發，應該充分認識其在農村存在的社會性基礎和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劉孝紅、巴曙松(2009)更加認可重“實”輕“形”的漸進性的農村會融體系改革，注意發揮國家政策的協同效應和社會資金的引導功能，該研究與李銳、朱喜(2007)的研究具有相同的著眼點，都是強調了農村地區資金供給對經濟發展及社會福利改善的巨大作用。王華峰(2006)認為非正規金融是與農村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一項自發性金融制度安排，并不是正規金融在農村發展過程中的一項過渡性制度安排。因此，應嘗試找出兩者合理共存的“臨界點”，而本質在于促進農村經濟、金融的發展。趙巖青、何廣文(2008)認為基于“聲譽效應”建立的民間金融組織對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影響，然而其缺乏完善的法律行為約束，從而不可能完全替代正規金融機構發揮作用。因此與正規金融機構的“合作”就具有重要意義(Ayyagari，2007)。

    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各自的優勢，并進一步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增進社會福利也就成為新的著眼點。從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對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的共生形式進行研究，探索一個二元共生、優勢互補的農村金融市場，使其更好地為農村發展服務就具有比較強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三、二元共生市場結構下參與主體的行為分析

    在二元共生的農村金融市場體系里，參與資金融通的主體主要有三個：農戶、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因此，在理性人的假設條件下，其選擇是否進行資金借貸，以及借貸多少的行為都是為了最大化自身的期望收益。

    (一)農戶的行為選擇

    假設1：農戶進行生產時的資本投入均為借入資本，且不考慮勞動投入。

    

    (二)正規金融機構的行為選擇

    假設2：正規金融機構在預測自身的期望收益時，不考慮非正規金融機構的行為。

    對于正規dylw.net 寫作論文金融機構而言，令表示貸款總量，貸款的總成本為(包括前期審核、后期追蹤及監督等成本)，并且。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使其無法對借款者的信用度及還款能力進行客觀評價，也無法連續追蹤貸款的投資去向及項目的變化狀況，所以，正規金融機構在判斷借款人的還款概率與投資的成功概率時，只能借鑒以往的經驗，依據過去的平均還款概率與平均投資成功率來進行。因此，其期望收益為：

    

    而在農戶與正規金融機構之間存在明顯信息不對稱以及農業投資受諸多客觀因素影響的情況下，正規金融機構對于農戶還款的概率判斷以及憑借經驗對農業投資成功概率的判斷不可能都顯著大于0.9甚至是趨近于1。因此，對于正規金融機構判斷農戶進行投資獲得成功且如約還款近似一個必然事件的條件要求過于苛刻，且在現實中很難實現。所以，在通常情況下。由此可得，在多數農村地區，正規金融機構的期望收益與其發放的貸款數量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這也就說明了為什么在某些地區正規金融機構不放貸款或者少放貸款。

    (三)非正規金融機構的行為選擇

    假設3：非正規金融機構在估計自身期望收益時，不考慮正規金融機構的行為，但是會參考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即。

    對于非正規金融機構而言，由于其對貸款對象的了解是完全信息，因此，其選擇貸款的對象均是信用度較好、能夠確定還款(投資失敗也會盡力償還)的農戶。所以，本文假定其面對的還款概率為

    

    從非正規金融與農戶之間的完全信息看，一旦農戶發生故意違約行為，此信息將迅速在該非正規金融機構能夠影響的范圍內擴大，從而使該農戶不僅僅在經濟層面(抵押品、未來資金借貸等)出現損失，而且其在某個地緣或血緣范圍內將再無個人信用 可言，因而使該農戶的其他非經濟行為也將受到極大的制約，甚至出現難以立足的窘境。因此，農戶從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進行投資時，制定決策往往比較謹慎，多投資于風險相對較低的產品，并且一旦因為客觀因素使投資發生損失時，農戶會盡力彌補損失，全力歸還貸款以維護自己的信用和聲譽。所以，即使在農戶投資失敗時，由于多種抵押及還款形式的存在以及農戶維護個人“形象”的行為使真正能夠轉嫁到非正規金融機構的損失是一個較小的數，同時非正規金融機構貸款的利率水平普遍較高，因此，在通常情況下是普遍存在的。從而說明當非正規金融機構將資金全部貸出時，其期望收益最大。由此可見，自身資金規模是限制非正規金融機構進一步發揮自身優勢，獲得更多收益的最大障礙。

    通過對農戶、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行為選擇的分析可以看出，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均有各自的優勢與劣勢，兩者都無法單獨占領農村金融市場。

    四、福利最大化的模式選擇

    (一)福利最大化

    本文對社會福利的定義借鑒Detragiache(2008)的研究，社會總福利為期望總產出減去信貸總量與檢測成本。從而，本文認為借貸利率高低，是否違約等因素僅僅影響社會總財富在各經濟主體之間的分配，而不會影響社會總福利。假設F(*)表示社會總福利、表示投資失敗后的平均虧損率，由前文所述可得，社會總福利的表達式為：

    

    (二)競爭與社會福利最大化

    當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之間為競爭關系時，兩者之間僅從自身的優勢出發采取策略，即正規金融機構發揮自身的利率優勢與資金規模優勢，而非正規金融機構發揮自身的信息優勢。對比前文所述的正規金融期望收益最大化與非正規金融期望收益最大化的一階條件，可以看出，在以競爭形式共生時，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是其競爭優勢，而當降低時，看似正規金融機構在利用自身優勢參與競爭，實際上對于那些最大化期望收益一階條件能夠實現的正規金融機構來說，其期望收益不斷降低；而對于那些本來就缺乏貸款意愿的機構來說，其貸款數量與貸款意愿會進一步萎縮。因此，導致正規金融機構提供的貸款數量無法滿足社會福利最大化要求的貸款數量；而對非正規金融機構來說，其貸款數量是否能夠滿足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取決于其資金規模。當，即非正規金融機構的資金規模大于社會福利最大化要求的貸款數量時，非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數量可以滿足社會福利最大化要求的，而超出部分甚至可以通過必要的轉換彌補正規金融機構留下的缺口。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在浙江、江蘇、福建等東部沿海省市的某些地區，非正規金融機構可以獨自承擔起滿足當地資金需求的重任，而正規金融機構的資金供給功能趨于薄弱。反之，在那些非正規金融規模相對較小的地區，由于受制于資金規模上限的影響，社會福利最大化要求的非正規金融資金供給水平無法得到滿足。由此可見，在以競爭形式共生的情況下，正規金融機構貸款意愿低，貸款數量少的特征并不會改變，其貸款數量不可能滿足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要求；而多數地區的非正規金融機構因為受其資金規模限制，難以滿足當地經濟發展對資金的需求。因此，在競爭性條件下，正規金融機構難以充分發揮增進社會福利的作用，而只有在極少數非正規金融非常發達地區，非正規金融機構可以滿足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要求。所以本文認為，在非正規金融機構發展規模并不足以獨自支撐當地經濟發展需求的廣大農村(尤其是內陸地區的農村)，二元金融以競爭形式共生對于社會福利的增進未必具有顯著的效果。

    (三)合作與社會福利最大化

    在這里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能夠進行合作的基礎在于各自擁有明顯的劣勢與優勢(見表1)，且各自的優勢均為對方的劣勢所在。因此，這樣的比較優勢使雙方存在合作的可能性。而通過分析各自的比較優勢可以發現，組織特征是其產生優勢的根源，而一旦一種組織形式經過轉化或者逐漸演變之后，喪失了其本質特征，那么其存在的優勢也就逐漸喪失了。因此，本文所說的合作是指保持雙方各自的本質特征，相互利用對方的優勢彌補自身的劣勢以謀取更高收益的一種聯合。雖然本質在于追求更高的利益，但是前提為保持由組織特征所帶來的比較優勢。對非正規金融機構來說，在合作之前完全信息使其可以以較高的利率進行借貸，此時，利潤率是反映其完全信息價值的最重要標準；而合作后，由于貸款利率及組織形式等一系列問題的改變，使利潤率難以成為合作前后進行對比的依據。所以，合作帶來的利潤總量的前后變化是反映其信息價格的最主要因素。當合作帶來的總利潤大于競爭時，非正規金融機構更加傾向于“分享”信息以謀求合作②。同樣，對于正規金融機構來說，當在合作與競爭兩種選擇中進行博弈時，總利潤③(總期望收益)的變化對其有同樣的影響。

    

    當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進行合作時，為了能夠使合作具有長期存在的可能性，雙方首先需要保證的是各自所擁有的比較優勢的穩定，而合作的過程為正規金融機構可以從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完全信息，而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正規金融機構的“幫助”，突破自身在資金規模上的限制。而這種資金規模的擴大與前期部分學者提出的當非正規金融規模突破某個“臨界點”時，其經營風險、信息優勢等特點將喪失的問題存在較大的區別。其主要原因在于，在正規金融機構幫助下的規模擴大僅是資金規模的擴大，參與者數量與原始狀態相比也僅僅增加了正規金融機構一個個體④，而該個體本身發揮的還是資金供給功能。所以，與過去學者研究的依靠參與者人數增加、地緣范圍擴大提高資金規模的擴大形式存在明顯差別。從而認為非正規金融機構突破資金規模上限后其組織優勢，目標函數、預期收益形式等問題與競爭時保持一致是合理的。因此，本文認為在維護二者比較優勢不變的基礎上，首先，應該認可非正規金融機構作為一個社會團體的合法組織地位，使其擺脫長期的“灰色”身份；其次，在保持非正規金融機構信息優勢的基礎上，由正規金融機構對非正規金融機構進行引導，“幫助”其合理發展，從而使其能夠長期“扎根”于農村，充分發揮對經濟發展的支持作用；最后，以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為主力，刺激農村經濟發展，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

    1.基于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分析

    當 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以上述的合作形式共生時，雙方可以相互借鑒對方的優點彌補自身的弱點。

    

    其次，對非正規金融機構來說，由于正規金融機構對其進行“幫助”，因此，能夠有效擴大其資金規模上限，從而也使其貸款規模能夠滿足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要求。所以，合作可以有效地使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突破發展“瓶頸”，提供滿足社會福利最大化所要求的資本數量。

    雖然合作能夠促進社會福利最大化所要求的資本被兩個參與主體提供出來，但是，應該看到，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并沒有涉及dylw.net 寫作論文利潤在各個參與者之間的分配，而對于合作雙方來說，追求自身期望收益最大化才是根本目標，因此，社會福利最大化與自身收益最大化之間存在潛在的沖突。所以，需要對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是否具有穩定性做進一步研究。

    2.合作的穩定性條件

    為了探討二者合作的穩定性，本文建立以下博弈模型，假設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共同提供滿足社會福利最大化要求的資本總量，因此，任何一方提供(0，)數量范圍內的資本時，其期望收益水平均不小于0。同時，本文假定雙方均有兩個行動策略即合作或者不合作，且當采取合作策略時，一旦發生損失由于總資本中包括雙方的資本，所以雙方提供的資本承擔相同的虧損率。同時，當正規金融機構采取合作的策略時，其向非正規金融提供資金“幫助”，并使其貸款總量能夠滿足社會福利最大化所需要總資本，而提供給非正規金融機構的資金的回報率與一般貸款利率相同，為。當采取不合作策略時，停止對非正規金融機構的資金“幫助”，從而變為與其競爭。同樣，當非正規金融采取合作策略時，其向正規金融機構提供信息支持，并對其提供的“資金幫助”給予與非正規金融機構自有資本同樣的“待遇”，而采取不合作策略時，同樣轉變為競爭。所以，在不同的策略組合里雙方具有不同的期望收益。

    分析可知，當正規金融機構選擇合作時，非正規金融機構選擇不合作的期望收益大于選擇合作的期望收益，因而在理性人假設下，非正規金融機構選擇不合作；如果正規金融機構選擇不合作，非正規金融機構根據不同策略下帶來的期望收益，仍然選擇不合作。因此，不合作是非正規金融機構的占優策略。類似的，不合作也是正規金融機構的占優策略。所以，在這樣一個完全靜態博弈中，(不合作，不合作)是唯一的納什均衡。從而，如果試圖在單一期內構建一種以市場為主導的能夠滿足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的合作方式，那么這種合作方式顯然是不可能穩定存在的，即雙方均有背叛的動機。而在多期內，由于懲罰機制的存在，任何一方的“背叛”行為都會在未來遭受到對方背叛的懲罰。因此，假定δ為正規金融機構的貼現因子，θ為非正規金融機構的貼現因子。滿足下面條件，給定非正規金融機構選擇合作，正規金融機構將不會選擇背叛：

    

    

    由(11)式可以看出其表達式大于0。可以判斷θ∈(0，1)，符合貼現率值域的要求。

    由此可見，當δ、θ滿足上述兩個條件時，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均有積極性進行合作，同時，也有積極性懲罰對方的“背叛”行為，而由于短期背叛行為帶來的利益在長期內顯得微不足道，所以滿足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策略(合作，合作)是每一個階段的均衡結果。因此，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可以穩定存在，且(δ、θ)為合作的穩定條件。同時，也應該看到，對于一個微觀的農村金融市場來說，穩定條件并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數值。顯然，對于雙方來說，開始合作之后“背叛”成本越高，合作就越穩定，因此，也就更加突顯出穩定條件(δ、θ)背后對于監管及相關懲罰機制的要求。

    結合前文對正規金融機構期望收益最大化的假設與分析可知，影響正規金融機構的行為決策及其貼現因子δ的最主要因素在于社會平均投資成功率P(S)⑥，所以，將δ對P(S)求導可得：

    

    由(12)式可以看出，正規金融機構的貼現因子δ與平均投資成功率P(S)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從正規金融機構的行為選擇出發，其更意愿在社會平均投資成功率越高的地區與非正規金融機構進行合作，此時合作的穩定性條件更加容易實現。而由于P(S)的大小直接反映的是與當地氣候、地理特征、經濟發展條件等客觀因素的狀況，所以dylw.net 寫作論文，在那些生產條件更加優越，農業科學技術更加發達的地區，正規金融機構的合作熱情更加高漲，而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在大力推動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今天，東部地區的步伐明顯快于中西部的原因。同樣，結合前文對非正規金融機構期望收益最大化的假設與分析可知，影響非正規金融機構行為決策與貼現因子θ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資本規模，所以，將θ對求導可得：

    

    由(13)式可見，非正規金融機構的貼現因子θ與資本規模存在正相關關系，即在那些非正規金融機構規模相對較小的地區，其合作的穩定性條件更加容易實現，該條件同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些地區非正規金融機構擁有較強的合作意愿。資金規模較小的非正規金融機構更加希望通過合作突破“瓶頸”，而對于這些地區的社會福利來說，合作同樣為其帶來必要的改善。

    五、結論與建議

    通過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首先，在多數地區，正規金融機構缺乏放款的意愿，而非正規金融機構常受制于資金規模的限制，使農戶期望收益最大化下的資金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在二者各自擁有得天獨厚的比較優勢的同時，二元金融共生的市場結構將一直存在。

    其次，當二元共生的市場結構長期存在時，在競爭形式下，正規金融機構的期望收益會進一步減少，而非正規金融機構仍然將受制于資金規模的限制，難以更好地發揮作用。因此，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作為理性人，在各自期望收益最大化下的行為選擇無法滿足社會福利最大化對于資金投入的要求，所以競爭難以對農村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及經濟的發展帶來明顯效用。

    再次，在合作形式下，當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各自保持由其組織特征帶來的比較優勢時，雙方之間存在可以相互合作的基礎。但是，這樣的合作關系 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可以實現，即文中的(δ、θ)條件。

    最后，通過對(δ、θ)條件的進一步研究可以發現，對于正規金融機構來說，其更加傾向于在自然條件較好，農業發展基礎更加堅實的地區與非正規金融機構合作，顯然東部地區的農村就成為其首要選擇；而對于非正規金融機構來說，在資金規模相對較小的地區，其合作意愿更加強烈，且合作條件更容易實現。由此可見，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在合作的地域選擇上可能會產生沖突之處。

    本文提供以下政策建議dylw.net 寫作論文：

    第一，政府在對農村金融市場參與主體進行引導時，應“重實質、輕形式”，保護市場參與主體對社會福利的積極作用。同時，建立必要的監督體系與懲罰機制，提高參與主體的“背叛”成本，提高合作的穩定性。

    第二，合理、正確引導非正規金融組織的發展。應該借鑒一些漸進性的方式，更能體現實地特征，甚至可以允許在某些地區采取一種“非正規金融→過渡性金融→準正規金融→新型正規金融”的轉變路徑。

    第三，通過不同方式促進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的合作。在中西部及部分東部自然條件較差，非正規金融發展滯后的地區，政府應該從地區實際需求出發，以需求為導向，通過相關優惠政策的實施，推動兩者的穩定合作以提高社會福利水平；而在東部沿海及部分西部自然條件優越，非正規金融發展速度較快的地區，政府更應該充當監督者的角色，以供給為導向，依靠市場的功能對兩者的發展進行引導，強調社會福利的增進與農村經濟的發展，而不是某種“形式”的實現。

    第四，結合實際，適度推進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建設，避免“多而同”的模式。在推進農村金融體系改革的過程中，應該時刻注意地區間的差異，從實際出發來解決農村經濟、金融發展中的問題。

    *感謝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當然文責自負。

    注釋：

    ①農村地區多數正規金融機構利率平均上浮比例為20%～60%，以6.06%的一年期貸款利率計算，農業貸款利率為7.27%～9.69%。

    ②除利潤總量的增加，合作后非正規金融機構還可以在組織結構、身份、政府政策等方面得到認可和相應的支持，這種潛在“收益”也對其是否選擇合作有重要影響。

    ③本文的分析是以期望收益對其進行衡量，因此，在總收益的改變中已經包括了由于完全信息的使用所帶來的資金安全性的提高(、提高)等問題。

篇10

 

郯城縣位于山東最南部，耕地總面積116.7萬畝，全縣糧食作物種植面積穩定在160萬畝，主要以小麥、玉米、水稻為主，經濟作物面積46萬畝，其中蔬菜26萬畝，銀杏10萬畝，杞柳10萬畝，初步形成了南糧菜、北瓜柳、西銀菜、東桑牧的區域化、規模化種植格局。在生產上積極探索適度規模化經營發展新方式，全縣規模化經營面積達36萬畝，占總耕地面積的35%，推動了全縣農業持續穩定發展。郯城縣連續五年被評為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糧食總產、單產位居全國前列。

1.發展現狀

多年來，該縣堅持以農民增收為核心，積極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初步統計，全縣承包小麥、水稻、玉米等糧食作物面積10畝以上，銀杏5畝以上，杞柳5畝以上，蔬菜3畝以上的專業戶達到2.6萬戶，聯合體3000多個，占農業總戶數18%左右；經營面積約16萬畝，占全縣耕地面積的14%。開展適度規模經營，有利于新技術、新品種的推廣普及，使農作物普遍獲得增產，商品率和經濟效益提高。據調查規模經營農戶人均收入6820元，分別比全縣人均純收入高出1460元，增收達32%。

該縣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已從單一的家庭經營走向多元化規模經營。部分鄉鎮村逐步從單一的、分散的家庭經營發展為協會、合作組織或股份合作經營、公司承包租賃經營等多種類型，經營主體不斷拓寬，企業、協會、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等成為規模化發展的主體。二是經營范圍逐步擴大，經營空間不斷拓展。三是經營規模逐步擴展，規模間距不斷擴大。每個經營戶種植業面積由最初的5畝、10畝擴展到20畝、50畝以上，部分企業的生產基地達到萬畝以上。

2.發展措施

2.1規范土地合理流轉，培植種植大戶。鼓勵外出務工打工的農戶可以采取轉包、轉讓、出租入股的形式將承包土地流轉集中到其他人手中，擴大種植規模。港上鎮四村村民劉紹連、歸昌王恒峰將村里外出打工的土地通過土地流轉的形式進行承包，實現土地適度規模經營，面積達到1600多畝，與縣種子公司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成為種子繁育基地，通過幾年發展成為遠近有名的種糧大戶，2003年劉紹連被評為全國十大種糧標兵，2007年劉紹連、王恒峰獲得全國種糧大戶榮譽稱號。

2.2建立科技示范園，探索農戶利益聯結模式，促進適度規模經營的發展。

該縣以農業龍頭企業為依托，積極探索現代農業發展的新模式，精心打造“千畝萬元”精品農業園，走出了一條市場牽龍頭、龍頭帶基地、基地連農戶、產業化經營、工廠化管理、外向型發展的新路子。郯城勝亞蔬菜公司通過合理土地流轉，建成“千畝萬元”精品農業園2800畝，年產各類無公害蔬菜3000萬公斤，其中建立了1600畝自屬式基地，年創產值1624萬元，平均每畝10150元，農民人均增收2150元。

在農業龍頭企業基地發展上探索出三種基地生產模式：一是公司自屬式生產基地。就是企業一次性投入資金，通過租用部分農戶承包地，建立了自屬式生產基地。這種模式，既實現了基地集約化經營，又改變了以往“一家一戶、提籃小賣”的落后生產方式，流轉出土地的群眾，既收到了穩定的土地租金，還可以幫助公司進行生產，成為公司的“車間”工人。二是合同式生產基地。勝亞公司建立自屬式生產基地的做法，讓農民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利益，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紛紛要求將土地承包給公司，自己到基地當“工人”，但由于資金、人員等條件的限制，企業一時難以建立更多的自屬式生產基地。該縣積極引導幫助，建立了“公司+協會+農戶”模式的合同式生產基地，幫助種植戶成立了種植協會。公司與農戶簽訂合同，負責提供種子、技術與管理模式，并制定收購保護價，在市場價高于保護價時按市場價收購，在市場價低于保護價時按保護價收購；協會負責組織協調與基地拓展；農戶負責種植管理，從而保護了公司與農戶的利益。目前全縣已形成各類種植協會400余家，建立合同式基地2萬畝，入會農民達4000多戶，農民平均每季畝純收益1500余元，每年兩季畝收益3000多元。三是建立股份制生產基地。該縣探索實行了土地入股分紅制度，讓愿意流轉土地的農戶以土地為股本，成為龍頭企業的小股東，年底按照股份進行分紅。目前，全縣入股土地達到了1200多畝，涉及農戶1000多人，入股土地平均每畝收益1000多元。

2.3大力推廣區域化種植，加快了種植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步伐。縣委、縣政府出臺鼓勵政策，不斷加大投入，鼓勵種植業發展走區域化生產、規模化經營的路子。全縣形成特色鮮明的優勢農產品生產區域，促進了種植業適度規模經營。以黃山、沙墩、李莊為區域形成了10萬畝的杞柳生產帶。在這三個鄉鎮聚集了全縣90%以上的柳編加工出口企業；新村鄉專業銀杏生產鄉鎮通過成立協會、農民專業合作社以及依靠綠源銀杏公司的帶動，每年新增銀杏GAP（即《中藥材生產質量管理規范》）采葉基地1000畝。論文大全。同時為促進農民種植積極性，公司與基地農戶簽訂了5年長期保護價收購合同，向積極發展標準化采葉基地的農戶提供每畝1500元的低息貸款和免費技術服務，并派國外專家現場指導生產、答疑解惑，現已建成生產銀杏葉的規模經營基地3000畝，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正逐步增強，該企業現已發展成為國內最大的烘干銀杏出口企業，公司產品外銷率達100%，帶動了當地銀杏生產的適度規模經營。

3.種植業適度規模經營存在的問題

3.1單體規模不大，經營水平不高。該縣是糧食主產區，單體經營規模大部分在10畝至50畝之間，100畝以上的只有作物規模經營面積的5.7%，規模經營水平不高，效益較低。

3.2發展緩慢，沒有建立完善的發展體系。該縣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起點低，一直處于低水平的摸索過程，大多是農民自發的優化組合，沒有形成完善的模式，缺乏引導與規范。

3.3發展不平衡。從全縣整體來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聚集地規模經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糧食生產鄉鎮相對落后。論文大全。

4.推動種植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的建議

4.1制定出臺一個引導種植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的政策文件，包括種植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的條件、扶持措施、發展原則、發展目標等內容。

4.2建立健全土地使用權合理有序流轉機制。土地規模經營是以土地的相對集中連片為前提的，在穩定的基礎上實現土地的適當集中，必須培育完善的土地流轉機制。做到尊重群眾意愿，兼顧公平效率，既不能不顧客觀條件強制推行，也不能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放任自流，無所作為。論文大全。要建立土地投資補償機制，對農戶在承包期內投入的勞動，還未完全得到回收的，要給予適當補償。

4.3政府要加大對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扶持力度，對達到一定規模經營的農戶或企業提供便利條件，通過減稅或免稅促進農戶或企業的發展。

4.4大力培育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和農業龍頭企業的發展，實現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積極引導和鼓勵發展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組織，通過在自己經營的土地上增加投資、輪作、套種、復種等經濟技術手段，實現規模經營。著力培育對農戶有較強輻射和帶動能力的“龍頭”組織或龍頭企業，特別是以加工、流通為主體的“龍頭”組織，積極幫助建立企業與農戶利益聯結方式，實現適度規模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