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6 16: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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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省居民文化消費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安徽城鄉居民文化消費雖呈現出增量趨于加速、產品趨于豐富、服務趨于多層等良好態勢,但也存在與全省城鄉居民對文化消費日益增長的期求,以消費拉動文化發展的需求,統籌城鄉發展、推進文化強省建設的要求不相適應等狀況。
(一)在消費總量上,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
居民人均文化消費支出是反映居民文化消費水平高低和居民文化生活質量的綜合性指標。根據國際經驗,當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時,文化消費會快速增長,人均GDP接近或超過5000美元時,文化消費則會出現“井噴”。據統計,2013年安徽全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19038.87億元,人均GDP已超過5000美元。理論上分析,居民文化消費應進入快速增長的“井噴”階段,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從統計部門的數據來看,2012年和2013年安徽城鎮居民的文化消費支出占全部消費比重均超過7%。2012年,居民文化消費總體增速為9.24%,小于12.1%的經濟發展速度。
(二)在消費水平上,存在區域間、城鄉間和群體間的不平衡
一是區域間文化消費不平衡。安徽各市間城鎮居民文化消費水平差距較大,從文化消費支出占消費性支出比重來看,2012年占比最高的蕪湖市達到9.02%,比最低的淮北市高3.47個百分點。2013年安徽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支出達到2411.16元,最高的馬鞍山市(3719.26)是最低的六安市(1361.57)的2.73倍。在公共文化資源擁有方面,2012年阜陽市公共圖書館圖書總藏量56.46萬冊,居全省第12位,僅相當于全省總藏量的2.49%,約為合肥市的1/10;而其人口數卻占全省總人口數的14.9%(常住人口數約占全省的12.8%)。二是城鄉間文化消費不平衡。農村居民人均文教娛樂消費支出明顯落后于城鎮,2013年蕪湖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是2456.06元,其農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為610.84元,僅是城鎮的1/4。三是不同群體間文化消費不平衡。需要引起關注的農民工、下崗職工、殘疾人等弱勢群體文化消費水平堪憂。安徽是農民工輸出大省,農民工能享受的文化服務偏少,業余文化生活總體單調,文化消費能力、消費時間、消費頻率等方面問題較多。
(三)在消費結構上,新興文化消費發展不夠
文化消費結構是指城市居民文化消費支出中各項消費資料的種類和比例關系,是反映一定時期內城市居民文化消費狀況的重要標志。文化消費結構一般被分為較低層次和較高層次兩種,前者是指娛樂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消費,后者是指發展性、知識性和智能性的文化消費。從近幾年的文化統計年鑒可看出,安徽居民文化娛樂用品消費遠低于文化娛樂服務消費,具體表現為看電視、聽廣播、閱讀報刊雜志和上網是主流文化休閑娛樂方式,而涉足欣賞藝術演出、創意手工制作、繪畫、收藏等文化活動的居民相對較少。從全省來看,城鄉居民的文化消費品種還比較單一,消費層次整體不高,新興文化消費發展力度有待增強。(四)在消費供需上,有效供給矛盾突出制約安徽居民文化消費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較為嚴重的供需矛盾。從供給來看,近年安徽實施了文化惠民工程,不斷增強文化產品供給能力,但安徽文化消費產品總量供給不足的問題并未根本解決,如一些鄉村文化站、農家書屋、活動中心雖然硬件設施較為齊備,但存在著圖書種類少更新慢、文化產品單一陳舊、文化活動匱乏等問題。目前,安徽縣級電影院屏幕總數較少,全省不到一半的縣有數字影院,遠未滿足縣城及周邊農村消費者的需求。從需求來看,部分文化產品超出了居民文化消費能力,特別是一些高雅的文化消費,如音樂、舞蹈、戲劇、美術、藝術品收藏等,在價格上都高于普通民眾的心理預期。文化產品還存在結構性矛盾。政府推進文化消費的政策大多都集中于廣播電視、書報雜志等傳統文化產品,對新興的文化消費需求呼應不夠,對特殊群體文化需求重視不夠。
三、推動安徽文化消費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加大產業扶持力度,增強文化產品供給能力
安徽文化產業發展要堅持以政策引路、用政策激勵、靠政策支持,在認真落實中央政策的同時,借鑒經濟社會改革發展經驗,研究制定具體政策,各市按照省里的規劃,出臺高水準、有特色的地方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和促進服務業發展政策措施,在文化產業政策法規、公共服務平臺、投資融資體系、人才培養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強文化產品的供給能力,要進一步發掘安徽豐厚的文化底蘊,提倡創作體現徽風皖韻的原創性作品,制作既體現安徽特色又適合新媒體傳播的文化精品,分類打造面向市場、面向全國的一流文化產品品牌、文化節慶品牌和文化園區品牌。同時,應加快文化產業園區建設,皖中、皖南等文化產業先發地區,可整合現有文化產業資源,實施大項目帶動戰略,以實現產業集聚效應,推動產業做大做強。皖北地區城市應根據各自優勢,建好文化產業園區、文化產品基地和文化旅游項目等文化載體,重點打造淮北洪莊文化創意產業園項目、淮南志高動漫基地、亳州老子文化生態園、蚌埠星宇文化創意產業園、宿州神游天下動漫產業園等重點項目。
(二)發展新興文化業態,培育多元文化消費主體
在安徽當前的經濟條件下,擴大文化消費,一是要特別重視適應數字化、網絡化發展的新形勢,培育新型業態。扶持計算機網絡和手機等新型傳播載體帶來的新媒體、新業態,力爭形成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互相融合、共同發展的格局。二是圍繞建設動漫大省的目標,著力發展動漫產業。謀劃并建設以合肥、蕪湖兩個國家級動漫基地為龍頭,輻射帶動馬鞍山、池州、淮南、蚌埠等動漫產業集群點的動漫業發展新格局。三是加快產業融合發展。積極推動文化產業與工業、農業、旅游、體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產業產品的附加值。四是通過開展文化課堂講座、藝術鑒賞培訓以及在媒體開辟文藝評論專欄等形式,有效提升百姓的文化品味。五是加大宣傳,尤其要加大對文化品牌的廣告宣傳力度,重視文化形象包裝,激發消費者旅游、購物、經商的熱情,引導人們轉變文化消費觀念,提升生活文化內涵,釋放文化消費新活力。
(三)健全公共服務體系,優化文化產業發展環境
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主要目的是完善文化消費的支撐平臺,滿足人們最基本的文化需求,進而幫助人們提升文化層次。同時,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則,加強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公共文化服務向廣覆蓋、高效能轉變。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務具有公益性,它決定了必須建立起同政府財力相匹配、同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相適應的投入保障機制。同時,還要積極引導社會力量通過資助項目、興辦實體等形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讓服務多元化、社會化。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性,決定了必須堅持向城鄉基層傾斜。繼續實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解決城鄉、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同時,要抓住新型城鎮化建設這一契機,把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納入城鎮總體規劃,與土地利用、交通建設等相互銜接,建設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
一個國家或民族強大與否,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不僅取決于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同時更取決于文化的影響力、凝聚力、感召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亟須通過先進文化建設,將億萬群眾的創造力、向心力凝聚成一種強大的合力,為其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這種巨大的精神需求為文化產業的勃興,提供了無比廣大的發展空間。因為先進文化是文化產業之魂,而文化產業是先進文化的實踐基地和傳播途徑,是它的血肉之軀,二者相互依存,息息相關。面對國際社會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不同民族、國家也紛紛依據新的特點改變自己的文化發展策略。由于我們多年來在實際工作中存在著人為地把文化產業和意識形態對立起來的傾向,成為了阻礙文化產業發展的瓶頸。黨的十六大報告根據當前的特點,將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統一到社會效益的原則下。文化事業與產業分立,通過提高文化事業的產業化、市場化、國際化程度,雄厚文化事業基礎,重視經濟效益,文化產業又成為經濟基礎的組成部分。這種改變,是根據意識形態新的特點和規律做出的與時俱進的重大理論創新,也為文化產業的勃興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當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地迅猛發展,提供了以前人們難以想象的變革世界、開拓世界的嶄新手段和無窮力量,極大地影響了人類生產、生活、消費等諸多方面,也為文化的開發、傳播、消費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我國五千年文明史,文化積累深厚,文化類型極其豐富,文化資源難以估價。但由于地域、交通、傳播等多方局限,價值大多沒有完全體現出來,甚至有的瀕于消亡。而以數字技術革命為代表的高科技進步,為激活文化資源實現空前規模的產業整合準備了條件。現在許多發達國家在完成了通信、傳媒、信息產業的第一次制度創新后,正在進行第,文化內容的填充,發展與信息產業相關的文化產業,正在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制定知識經濟時代的國家發展戰略,以及進行制度創新的核心內容。在這方面,我國匯入世界潮流也正當其時。我國在“十五”期間擬投入40億元開發軟件產業,傳媒業正在成為我國第四大產業,文化產業與信息產業對接更有了現實可能性。
據有關統計,我國每年文化市場消費可達4800億元,而現在我們的文化產品市場實際份額只有1800億元,國際文化資本看好我國的廣闊市場。2002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500億美元,成為世界引資第一大國。這些資本雖然大多投在加工制造、金融、電信和農業,但隨著資本形式在新時期發生的重大變化,有的已從單一的貨幣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今年我國將在市場經濟和旅游業比較發達的城市,允許美日德三國投資旅游業,上海將和美國某公司合作,共同設計興建和經營國內首家世界級環球影城主題公園等。這些當然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帶來機遇,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通過合資、參股方式大量注入國際文化資本,甚至徹底購買、兼并國內較有實力或前景的文化產業,我們的版權經市場轉換可能為外國所有。另外,他們通過雄厚財力和優越條件,吸引國人為其打工,按照好萊塢等國外模式“包裝”中國題材文化產品,再以本土化打入中國市場,贏得巨額收入的同時,也勢必將國外文化價值觀滲入國內。面對國家文化安全的巨大考驗,我們應在啟動“搶救和保護中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工程”的基礎上,盡快制定中國文化資源保護法。而這些只有通過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來完成。從國內民間投資來看,其份額已接近國有經濟投資。如果將這部分資本吸引轉移到文化產業中來,必將使其能量得以釋放。可見文化產業的確立,也為國內外資本增值開辟了新的渠道,也從根本上消除了文化產業的資本瓶頸制約。
文化資源一旦與科技等產業融合嫁接,就會顯露出巨大經濟意義,成為一種新經濟資源進入經濟開發中心地帶,實現關聯度極高的拉動效應。文化產業在美國已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0%,在英國的平均發展是整個經濟增長率的近兩倍,在日本已達到其汽車工業的產值。這種新經濟資源的轉化和實現過程,就是通過文化作為要素在其它產業的滲入融合,或發生漸變,實現優化升級,或發生質變,成為新的產業形態和產業分支,使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調整,打破行業界限完成重組。以新的內容和賣點進入以網絡業為主的科技產業市場,誕生了信息文化產業;以新的產品和服務進入旅游市場,形成了旅游文化產業;將游戲與娛樂注入到教育中,改變舊的知識傳播方式,創造了新型的教育娛樂產業;加大體育健身的娛樂開發力度,實現體育娛樂產業質變;以文化品位、設計、策劃進入城市規劃、建筑、裝潢、廣告、環衛環保、標志制作、汽車美容、美容美發、形體塑造、大眾攝影、環藝、工業設計等為主的形象領域,甚至餐飲、花卉等服務業,完成文化與物質的互動。從更深層次說,經濟制度的變更,經濟戰略的提出,經濟結構的調整,經濟發展方向和方式的選擇,都有文化因素在發揮著驅動作用。從這種意義上說,文化產業是經濟的新的增長點,因此,積極發展文化產業具有深遠的意義。
文化產業就是在文化與經濟的相互交融大潮中崛起的,它的崛起對現代經濟發展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積極發展文化產業,確實是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客觀需要。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如果說農業經濟時代的發展依靠的是自然力,工業社會的發展依賴的是資源、資本和技術,那么,隨著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的來臨,經濟增長模式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知識和信息即“文化力”取代資源、資本和技術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構成了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經濟學家約瑟夫•奈認為:“在信息時代,資本、自然資源,甚至土地不見得是財富。今天投資驅動型(investmentdriven)經濟已經走到盡頭,我們必須轉向創新驅動型(innovationdriven)經濟與知識驅動型經濟的領域。它需要新思維、新知識來推動。”經濟學家米切爾·J·沃爾夫則在《娛樂經濟》中指出:“文化、娛樂——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實在的汽車制造、鋼鐵、金融服務業——正在迅速成為新的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輪”。可以肯定,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文化產業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還會日益增大,文化產業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會愈益凸顯。因此,我們必須跟上世界經濟和文化的步伐,大力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
現代經濟是一種“高技術”與“高文化”聯姻的知識經濟,更是一種高度“人文化”的經濟,從產品設計到生產流程設計,從企業的戰略管理到品牌形象管理,從對客戶需求的全面的人文化服務到對企業團隊精神的全面文化建設,無不充滿了現代人文精神。傳統的“人文科學”已經通過“人文設計”滲透到經濟生活的各個角落,我們甚至已經找不到沒有文化標記的產品、不借助文化影響的銷售、不體驗文化意義的消費。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經濟已經開始在總體上以“文化意義”為基礎了,現代經濟活動、社會活動與文化活動的界限已經不那么清楚了,現代文化產業越來越成為以知識為基礎的信息服務業的主體。
現代文化產業強調“在世性與神性追求的雙贏”,這首先是指在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同時,突出物質產品和服務的“人性化”與“個性化”特點、提高物質產品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含量;其次則是強調經濟發展中的“人文關懷”與“和諧理念”,反對因單方面發展經濟而破壞人類的自然生存環境和損害弱勢國家與群體的利益,反對掠奪性開發、提倡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第三是強調經濟發展中的文化份量和本土文化特色,提倡保持文化的生態平衡,反對為了暫時的經濟利益而損害文化的保存和發展,防范民族國家在現代化過程的短視行為和負面效應。“在世性與神性追求的雙贏”,其主旨在于破除物質與精神的隔膜、協調現世與未來的關系、平衡人類行為與自然演化的沖突,走出經濟或物質中心主義,走出人類中心主義,最終達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與人類精神不斷升華之間的和諧共存。
文化產業是在文化與經濟的相互交融中崛起的,我們應該將文化積淀與文化資源不斷轉化為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產品、轉化為富有商業價值的文化精品,把文化資源優勢盡快轉化為經濟優勢,從而使我們民族由文化大國向文化強國過渡。我們應該積極發展文化產業,努力增強我國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這不僅是我們社會主義小康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也是使中華民族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為未來世界文化的形成與繁榮做出應有貢獻的根本。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出現了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的文化對歷史短暫的文化的交流逆差,譬如美國文化的強勢輸出導致包括中華文化在內的歷史悠久的文化在交流上出現了暫時的逆差。這種情況在中國入世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將變得愈發嚴重。這說明,文化資源的優勢并不能自然地轉化為經濟的強勢。這其中有許多規律性的東西還需要深入地研究,我們應該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盡快扭轉這種狀況。
二
文化從非產業化的社會活動向產業化的經濟資源轉化,這是現代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特征,對整個經濟計劃和管理提出了新的問題。作為世貿組織的成員,中國政府應該將自己放在文化全面開放的交往平臺上,按照世貿規則調整和重構中國的交往理念、制度形態和法律文化,提高中國文化的核心競爭力;用競爭促發展的眼光和文化生態主義的思想范式充分發揮“后發現代化國家”的后發優勢,為經濟全球化下的中國文化建設與文化產業發展提供強大的制度原動力與思想智性支撐。
所謂文化的全面開放,首先是強調“地球村”理念下積極的文化交往與對話,學人之長、為我所用,不斷實現外來先進文化的本土化;其次是適時適機地挖掘民族文化資源,在強大的外部文化參照下,不斷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文化的全球化趨勢、世界文化市場的全面開放是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沒有文化的開放與融入,要使中國經濟完全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中來是不可能的,況且,封閉與保護對任何國家與民族來說都是暫時現象。
所謂“后發優勢”,是指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上的后發國家可能通過產業政策的調整,越來越與先進國家處于同樣的發展起點上。我們應該在這種思路下重新理解中國這樣的“后發現代化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意義,尤其是在中國已經走完五年的WTO過渡期以后,通過產業政策的調整,為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準確定位,合理安排我們有限的社會經濟資源。作為世貿組織的正式成員,中國政府將按照國際通行規則辦事,遵守多邊貿易原則,實行市場準入,增加貿易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對外國公司和企業實行國民待遇、執行非歧視政策;中國政府必將改革一切與世貿組織原則不相適應的規章制度和交往理念,立足于制度創新,在世貿規則這個新的平臺上整合與確立自己的文化管理理念和文化產業政策,即:站在歷史、現實和未來的三維空間所構筑的文化平臺上,全方位推進中國的文化產業化過程,實施全方位的文化開放政策。只有在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制定清楚了,文化產業發展起來了,所謂的“后發優勢”才有可能發揮出來。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與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實力的巨大落差是毋庸置疑的事實,這包括生產總值、市場占有量、產業結構、研發投資、科技含量、產品與服務質量等的落差。有差距并不可怕,關鍵在于對待差距的“態度”是什么。因此,中國發展文化產業應該著力提高其核心競爭力,而非加強政策性保護;我們應該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用發展著的指導新的文化建設與經濟實踐。
積極發展文化產業,就必須不斷進行觀念創新:
第一,要改變“中國是一個資源貧乏國家”的傳統觀念。僅從自然資源的角度看,中國是一個人均占有資源極度貧乏的國家,但是如果從人文資源的角度看,中國卻具有五千年不間斷發展的文明及其豐富的文化遺存和極具特色的文化風俗,這些文化資源將會越來越具有經濟開發的價值。僅以旅游業為例,中國的歷史文化古跡越來越成為國際性的旅游吸引物,其潛在價值無法估量。在“文化經濟”時代,中國將再一次有資格成為“資源大國”。
第二,要改變單純從“物質生產”角度評價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傳統習慣。因為僅僅從物質產品總量的角度已經無法估價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準。就一些傳統產而言,特別是已經出現生產能力過剩的產業,應該以“下游化”的觀點重新設計未來的發展,而對于那些代表發展方向的高科技產業,應該逐漸轉變為以文化內容作為其價值主體來加以估價。
第三,要改變對文化創作、傳播、接受活動的“非生產性”的看法。由于許多產業越來越依靠文化符號為其生產附加價值,文化活動從創作、制作、傳播到接受都已經具有越來越大的經濟價值,其依賴國家支持的“事業”性質將越來越淡化。
第四,要徹底改變以前在文化認識上的單一的“意識形態觀念”,真正確立新型的“文化經濟”理念。對文化產品的屬性,要從承認單一的精神品性轉變為承認精神品性和商品品性兩種屬性;對文化的功能,要從強調單一的意識形態轉變為強調意識形態功能和經濟功能兩者兼備。與此同時,也要注意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文化完全市場化的誤區。發展文化產業毫無疑問地要立足于市場,生產文化產品和提供文化服務的許多行業要參與市場競爭、接受市場選擇,但是由于市場固有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的市場需求都是合理的;因此,積極發展文化產業的同時,必須處理好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的關系,文化中那一部分無法、也不能完全推向市場的文化事業,如義務教育、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圖書館、博物館等等,不能簡單地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道路。國家要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業,加大對科研機構、藝術院團、重要文化遺產和文化項目的扶持力度;要通過制定文化產業政策,健全文化市場體系,完善文化市場管理機制,促進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的提高,在始終把社會效益與社會全面進步放到首位的前提下,努力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的最佳結合。
二、雜技產業化思考
雜技的產業化發展,是雜技事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趨勢,雜技產業的經濟效益也只有具備了雜技事業的文化內涵,才具有它的市場價值。藝術就是反映生活,豐富和提高人們的道德素養和審美水平。市場是客觀存在,不在客觀的檢驗著每一個市場行為。雜技藝術的市場行為是他的基本功能,沒有市場,中國雜技藝術就市場被淡化,突顯了他的事業性、公益性。隨著市場的變化它要求者雜技藝術按市場的規律去發展,在完成他的事業性、公益性的同時,創造經濟效益。雖然目標和方式有所不同,但都是以雜技作為載體,產業化程度越高,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就越大。全國有200多個雜技團體;一年有上億元的國家財政投入,產品銷售世界150多個國家,是中國年創匯最多的藝術產品,在中國的文化產業中雜技占有一定的份額。近幾年在藝術創作方面主題晚會成為創新的主流,各團都投入人力、財力,少則幾十萬,多則上百萬搞主題晚會。但是,創作是需要很多硬件條件的,是有很大風險的。例如:近年來雜技舞臺產生了很多優秀作品如:《天鵝湖》《西游記》《金色的西南風》《成吉思汗》《敦煌神女》等精品。據說有的投資上千萬,但是全國僅有極少數觀眾能看到了這樣的精品演出,絕大多數觀眾是看不到的。這就導致了因優秀作品的產量不足,廣大觀眾看不到真正意義上的高水平演出而造成的市場資源的浪費,同時,造成優秀作品資源使用率的浪費。因此,從創作、演出、營銷、廣告,人才、物流等方面,形成市場規模,人才合理流動,作品、市場信息資源共享是非常必要的。
另一方面因盲目開發所造成的創作成本的浪費,無形中增加了票房成本,產銷倒掛。如果我們把這些優秀作品“拷貝”成幾個甚至十幾個,即會形成一個大的市場,就可以通過運營公司進行市場運作。可以授權某團演出你的作品,可以按合同給某團排演你的作品;也可以把你團的B角演員拿出來與某團合作,把自己的作品權,演出權、服裝設計、音樂創作等等,打包委托給運營公司,方法很多,渠道也很多。這樣可以保護好自己的權利,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相反按傳統的演出市場,再好的精品,再大的團體,在一個劇場演出,一年能演出多少場?有多少觀眾可欣賞到如此精品的雜技藝術,有多少票房的收入。這就沒有辦法進行市場化運營,因為它的規模不夠大,不具備產業結構。規模制勝,是市場經濟的不變法則,如果我們能加強合作,資源共享,降低成本,互惠互利,完全可以取得雙贏的局面。
因此,發展雜技產業應該整合全國雜技團的資源配置,打破地區、部門、行業、所有制界限;利用現代化的傳媒手段提高市場占有率,尊重市場,相信科學,創立真正的品牌。建立公開公平、競爭有序的健康市場;吸引企業家參與雜技產業,以市場為中心,以資本和業務為紐帶,運用聯合、重組、兼并等方式,發展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文化創新能力的大型雜技產業集團,提升雜技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
三、促進資源轉換
以市場為中心,以大眾的消費的需求為出發點,將雜技藝術資源與產業化發展資源進行轉換,向資源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
1.整合資源,促進企業間合作
競技是雜技市場最熱門的消費形式。如果一場比賽具備了這三個因素,就會吸引“眼球”。因此我們說競技的市場優勢就在于競技的勝負、競技的獎金、競技的明星陣容。投資商們正因為這種“眼球”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策劃市場,投資項目。而另外一個意義上說競技雜技的目的,就是讓傳統雜技在舞臺藝術的基礎上開辟競技(比賽)市場,汲取競技的刺激性、規范性、娛樂性和商業性等。因此從長遠的角度,來運籌雜技事業發展的大問題,從而創造一個全新的競技市場,與舞臺雜技藝術形成犄角之勢。
在藝術與競技、技巧與形式的轉換中,將優美的精神享受與驚險的感官刺激;人體的極限展示與身體的極限挑戰融為一體,相互借鑒,互為轉換,相輔相成;使雜技藝術越來越貼近大眾,貼近市場的需求。在項目之中策劃項目,利用已經取得的市場優勢,迅速擴大影響,是做品牌的最好方法。我們就是需要這種商業化運作模式。好比是農產品的“深加工”,往往都是低投入,高回報的。文化產業的最佳模式,就是形成“產業鏈”,在一個大的產業、項目下,深入挖掘,在策劃上下功夫,研究其內涵和外延所能構成關連的因素,研究其項目市場的“延伸”,其消費群體的心理、情趣、需求及延伸部分,形成一個產業鏈,產業鏈的下游越長,縱橫點越多、消費群體的可連帶消費點越多,就是一個成功的項目策劃。
總之,競技(比賽)雜技以舞臺雜技為根本,競技的運作模式,包括為競技(比賽)的需要,所必要的內容和形式的創新,都是為了雜技事業、雜技產業發展的需要,必將承擔起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核心作用和直接載體的責任。
2.資源轉化為資本
要使雜技產業市場盡快活躍起來,盡快的策劃出好的項目,帶來資金的投入,就要積極發展各專業協會、俱樂部、學校、組建雜技的廣告公司、投資管理公司、無形資產經營公司等雜技文化經營企業,擴充市場,增加流動,轉變主體、調整結構,完善市場體系等環節,配合國有雜技事業單位轉企改制。吸引社會各界力量參與雜技文化企業(團體)的經營管理,在產業的資本結構上,形成國有、民間、境外資本共同投入的多元投資、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格局。以國有大團為龍頭骨干,多種所有制企業并存、競爭的雜技產業市場新局面。全力打造雜技文化品牌,將雜技產業和文化產業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拓展雜技文化的內涵和外延,提升雜技產的品質。那些對體育產業、文化產業有興趣的投資商,贊助商一定會對雜技產業產生興趣,只要有政策支持,政府扶持,為他們提供投資、策劃、運營、炒作的空間,就會有一大批懂藝術、善經營、有實力,能盈利的企業家進入我們的雜技產業市場。他們以企業家對雜技藝術的獨特理解、對市場敏銳的捕捉能力、對運營方式的超常想像能力;用商業化的手段,控制演員的工資,壟斷演員的買賣,操控傳媒渠道,甚至壟斷整個賽事活動;借助傳媒的優勢炒作市場。比如,假借超乎尋常的比賽獎金,炒作賽事;制造天文數字的轉會合同,炒作演員;刺激觀眾胃口,使其一夜之間成為大明星、成為品牌。競技雜技未來的市場運作,將緊密地與商業活動結為一體,拓展雜技市場。走社會化、職業化、產業化道路,推進群眾娛樂健身運動,成為融策劃、投資、制作、傳媒多方參與的開放性的市場平臺。
3.促進雜技產業增值產品發展
雜技產業無形資產的開發和利用是雜技產業市場價值的核心部分。競技雜技的興起,在無形資產的開發運營方面打開了市場,給那些有消費需求的投資企業,提供了商機。雜技產業的無形資產應包括演出、比賽、大型活動及相關團體、協會、俱樂部的冠名權;標志、專利、轉播、肖像權;一切不具備實物形式可經營、使用、轉讓的權利。演員的出場費、轉會費、場地廣告等都可成為企業傳播商業品牌的廣告載體,并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而成為無形資產。無論是專業水平的雜技比賽,還是群眾性的娛樂健身活動,只要市場運作得好,炒作得力,每個演員都有可能成為團體乃至產業的明星,有名星演員才可能有明星團隊,才可能成為年輕人追逐的偶像、企業傳播商業信息的載體。因此,從某個角度來說,演員個體的成敗直接決定了一個團體甚至產業的無形資產的市場價值。
雜技界的明星還沒有利用自身的知名度做商業廣告的,這與影視界、體育界及其他藝術界明星相比落后很多。國內的廣告策劃方面也是處于起步階段,還停留在美女模特、明星代言上,與國際廣告巨頭還有差距。因此沒有人來我們雜技界談廣告代言也是暫時的。但是,我們要做品牌,就要自己找市場,要做扎扎實實的工作。具體來說就是要找到一個適合于雜技表現的載體(產品),就像“奈克”找到了籃球,而后才能定位于“喬丹”一樣。隨著雜技產業的市場化運營,雜技賽事活動的電視傳播范圍的不斷增大,明星效應,也必然形成一種無形資產。因此,把雜技演員包裝成為明星,吸引企業商家的關注,必將給雜技產業的各級組織、團體、演員、企業、媒體、廣告及商帶來市場效益。
一個地區當前文化產業發展狀況是對過去的積累,是該區域產業發展狀況的具體表現。可以反映某地區域文化產業當前競爭力,可以體現包括該地區文化產業規模和文化產業資源條件兩個方面的指標。產業規模方面本文主要選取5個指標: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地區GDP的比重(X1)、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第三產業的比重(X2)、文化事業從業人員占地區第三產業人口比重(X3)[2]、固定資產投資中文化產業固定資產的比重(X4)、旅游外匯收入占GDP的比重(X5)。制約產業發展的條件主要包括初期的生產基礎、人力資源、基礎設施。由此,本文選取3個指標來度量區域文化產業發展的資源條件:每萬人人口擁有文化事業機構的數量(X6),受教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X7),運輸、通信、批發零售、餐飲住宿等行業在第三產業產值中的比重(X8)。本文按照不同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分類,將各級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權數加權求和,再除以總人數,得到平均受教育年限,計算公式為: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力資本水平)=(大學本科以上文化人口×15+高中文化人口×11+中專及初中文化人口×8+小學文化人口×5)/總人口。
1.2文化產業未來競爭力系統
一個地區產業的長遠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當地政府的支持力度、產業自身的成長能力和市場潛力。由于欠缺有關文化產業方面政府撥款的統計數據,本文用政府財政預(決)算中教育經費支出(X9)這一指標來反映地區政府對文化產業發展的投入水平。文化產業成長的市場潛力與當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習慣密切相關,也體現在產業發展的自身動力上。相關的指標可以選擇:居民在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等方面的消費支出在總消費中的比重(X10)、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X11)、文化產業發展系數(X12)。在這里,文化產業發展系數=文化產業發展速度/地區生產總值發展速度。
2文化產業發展競爭力評價的實證分析
基于以上指標,本文采用甘肅省十四個地州市2012年數據利用SPSS軟件來構建因子分析模型。各類指標數據分別來源于《甘肅省發展年鑒》《甘肅省教育年鑒》以及甘肅省文化產業經營管理中心的相關統計數據。
2.1因子分析模型的建立
簡化眾多的指標變量是因子分析法的最大優勢。這一方法可以篩選處理重復的信息,根據由方差貢獻率大小來決定各綜合因子的權重而不是主觀賦值,使得評價結果唯一,且更為客觀合理。方差越大的變量越重要,越具有較大的權重,說明該因子對研究產生的結果越重要;相反,方差越小的變量所對應的權重也就越小,重要性越低。設有N個樣本,P個指標,數據資料陣為:X=(x1,x2,…,xp),其中,xj=x1jx2j…xnj()T,j=1,2,…,p,因子分析就是將p個觀測指標綜合為m(m<p)個新的綜合指標,即:X1=a11F1+a12F2+…+a1mFm+ξ1X2=a21F1+a22F2+…+a2mFm+ξ2……Xp=ap1F1+ap2F2+…+apmFm+ξp上述也可表示為:X=AF+ξ,其中矩陣A=(aij)稱為因子載荷陣。也就是因子分析法中要找出的公因子。式中的ξ為X的特殊因子,在實際中往往忽略不計。先觀察所得到的因子在哪些變量上的載荷大,在哪些變量上載荷小,然后對于載荷大的變量描述其本身的內容以反映因子的含義。本文所采用的因子分析法是在綜合簡化原來提出的所有變量的基礎上,盡可能合成幾個既能充分反映原來的變量所反映的信息,又能使少數變量之間互不相關的綜合型變量(即指標)。通過從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中提取主因子成分,并明確解釋各主要因子的經濟意義,以此來解釋影響甘肅地區文化產業競爭力的主要因素,并針對性的制定各個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策略。另外,為了消除指標間的量綱、數量級或數據變化的差異帶來的影響,需要對樣本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一般按下式進行:X''''ij=Xij-X珔jSj.其中,Xij代表原始數據,珔Xj代表原始數據均值,Sj代表標準差,X''''ij代表標準化后的數據。這一步由SPSS軟件完成。
2.2KMO檢驗和Bartlett檢驗
常用的測度因子分析模型有效性的兩個統計指標是KMO檢驗和Bartlett檢驗(如表2所示)。KMO值反映樣本的充足度,一般介于0到1之間。KMO值小于0.5,說明樣本過小不適合進行因子分析,越接近于1說明越適宜進行因子分析。這里的KMO值為0.690,大于0.5。同時,Bartlett指標用于檢驗相關矩陣是不是單位矩陣(原假設相關矩陣為單位矩陣),如果是則不適合因子分析。這里Bartlett球形檢驗的P值為0.003,與原假設相逆,證明相關矩陣不是單位矩陣,說明可以進行因子分析。綜上所述,通過以上兩項統計指標的檢驗表明本文研究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2.3因子分析的結果
由于指標較多,為了消除評估指標的多重共線性,避免因賦予主觀權重而使評估結果的準確性、客觀性受到影響,本文中提取的公因子數目按照主成分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或等于85%的原則確定。經測算后本文得到的5個主因子的累計方差貢獻率為87.765%,表示這5個主因子解釋了原來所有變量絕大部分的信息。其中,第一主因子F1在X10(文化產品市場需求),X11(消費能力)和X12(產業增長動力)上有較大載荷,這些指標體現的是文化產業的發展潛力,因此可以命名為潛力因子;代表發展資源條件的X7(人力資本)和X8(基礎設施)在第二主因子F2上有較高載荷,可以稱為資源因子;代表產業發展現狀的X1、X2(生產規模)和X4(固定資產投資)在第三主因子F3上有較高載荷,可以稱為規模因子;第四個主因子F4在X6(文化產品資源)和X9(政府扶持力度)上的載荷較大,而這兩個指標代表的是政府興建成立的文化事業單位的數量以及政府財政支持當地文化產業發展的力度,因子稱為支持因子;最后一個主因子F5在X5(旅游外匯收入)上的載荷最大,稱為旅游因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X12(文化產業發展系數)在5個主因子中的載荷都比較高,說明各地區文化產業發展速度是影響地區現有產業水平和未來發展前景的關鍵因素。
2.4各因子得分及綜合排名
依據因子分析模型及計算方法,利用回歸法估計出因子得分,將5個公因子的得分進行加權求和,得到甘肅十四個地州市文化產業發展競爭力的綜合得分ZF并進行排序(表4,表5),其計算公式為:ZF=41.4%F1+23.4%F2+14%F3+12.5%F4+8.7%F
2.5甘肅十四個地州市競爭力評價及分析
從甘肅十四個地州市文化產業各因子綜合得分來看(表5),蘭州市文化產業競爭力遙遙領先,其次慶陽市競爭力排名第二,甘南藏族自治州綜合排名為14名,倒數第一。從表中同樣可以注意到,除蘭州、慶陽、酒泉、平涼四地之外,其余各地文化產業競爭力因子綜合得分均為負數,說明其文化產業競爭力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產業發展總體競爭力較弱,競爭力要素優勢發揮的作用不明顯。再從決定綜合得分高低的各個主因子具體得分及排序來看,甘肅省十四個地州市文化產業發展優勢各不相同。在文化產業發展潛力方面,蘭州市排名第一。作為省會城市,居民相對較好的收入水平和對教育文化娛樂消費的較高要求決定了其文化產業發展的市場需求潛力巨大[4]。資源因子方面,酒泉、平涼、天水排名前三。應該是得益于其絕對優勢的文化事業機構和圖書館(博物館)數量,電視電臺節目產出量以及莫高窟、月牙泉、崆峒、麥積等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和自然風景區在旅游產業方面的推動貢獻。而排名第四位的慶陽市,由于得天獨厚的民間民俗文化資源加之中國香包刺繡之鄉、道情皮影之鄉、民間剪紙之鄉、窯洞民居之鄉、周祖農耕文化之鄉等一系列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和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的建設,在文化產業資源優勢上也非常突出[5]。規模因子方面,蘭州市因為經濟總量的絕對優勢而占據第一,酒泉和白銀分別排在第二、三兩位。分析其原因應該在于:第一,酒泉市利用豐富的資源優勢,近年來以項目建設大力推動文化產業發展。敦煌文化創意產業園、酒泉酒文化博覽園、玉酒泉文化產業園、草圣故里文化產業園等一批重要的投資金額較大的文化產業項目相繼開工或建成使用,極大地促進了地區文化產業規模的擴大。第二,白銀市地處黃河上游,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內蒙古高原交匯處,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經過多年的改革發展,已基本形成了涵蓋文化旅游、歌舞娛樂、藝術展演、網絡服務、動漫游藝、音像制品、圖書報刊、印刷復印、藝術培訓、古玩字畫、廣告傳媒等業態的文化產業體系框架,且已經具備一定的產業規模[6]。支持因子方面,定西、慶陽在蘭州之后排在第二、第三位。從統計數據來看,定西、慶陽兩地三年來政府財政支出中文化教育經費支出增速明顯。從兩地近年來的文化產業支持政策來看,也反映出政府在政策引導,經費扶持方面有較大作為。除前面所述,慶陽地區政策支持建立各種產業示范基地以外,定西則專門建立每年500萬元的市級文化產業發展專項基金,制定出臺了支持文化企業發展的土地、融資、財稅等政策,動員各級力量,加大文化產業招商引資力度。這些措施推動了文化產業各項工作逐步進入規范化推進的軌道。最后,旅游因子方面,受影響旅游業發展的自然資源的影響,酒泉、平涼、天水因其得天獨厚的自然景區資源和歷史文物資源居于前列。但從各指標的載荷影響來看,基礎設施資源條件對這一因子的影響也比較大。嘉峪關雖然在旅游自然稟賦上并不居于前列,但其在交通、餐飲、商貿零售方面的較好優勢仍然助推其在這一因子上排名第一。臨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在各項因子的排名上均處于較后位置。兩地在旅游因子的得分上略為靠前,說明此兩地文化產業發展的關鍵優勢還是在于旅游業方面。然而文化產業資源中人力資本與基礎設施的落后,加之財政支持力度較低,是直接導致兩地排名最后的主要原因。
二、鉆石模型
“鉆石模型”是由美國哈佛商學院戰略管理學家邁克爾•波特提出,用于分析一個國家某種產業是否在國際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他認為,決定一個國家的某種產業競爭力的有四個具有雙向作用的因素: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產業和支持產業的表現和企業的戰略、結構、競爭對手,它們共同構成了鉆石體系:波特的鉆石體系四大要素之外還存在兩大變數:政府與機會,機會無法控制,政府政策的影響也不可忽視。這六個因素互相影響、相互加強,共同構成了一個動態的激勵創新的競爭環境,是一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來源。
1.生產要素
生產要素是基礎要素,也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先決條件。波特將要素按等級劃分為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影響外包的基本要素包括地理位置、自然資源、氣候和人口統計特征等。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和資源的易得性,基本要素的重要性逐漸下降,而高級要素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波特認為與自然稟賦不同的是,高級要素是個人、企業和政府投資的結果,主要包含通信技術、人力資源和資本等。
2.需求條件
持續的國內需求能夠促進技術革新和提高產品及服務質量,是產業發展的動力。我國作為GDP第二大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作為改革的前沿陣地,珠三角、長三角等一些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高于其他地區,如信息化建設,這就為承接文化產業外包提供了基礎。
3.相關及支持性產業
文化產業的上下游產業和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會促進文化產業的提升,如信息產業的發展。從表2可以看出,2012年我國電視節目和廣播節目的綜合覆蓋率基本上實現了全面覆蓋,2010-2012年的家庭計算機擁有量和移動電話普及率均有顯著增加,比率超過了80%,彩色電視機擁有量超過了100%,但是2012年互聯網的普及率僅為42.1%,平均接入網速是1.6兆/秒,在全球120多個國家中排名96位。雖然我國信息產業存在不足,但這是由我國東西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的,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信息化普及率就很高。另外,我國文化產業中的電影產業近幾年發展迅速,上海電影節和北京電影節的舉辦吸引著全世界電影人的到來,也成為了我國與國際合作的平臺。2014的上海電影節為了推動更廣泛、更多元的業界合作,將合作洽談的重點從促進國際合作,到促成項目完片,并進一步拓展到覆蓋電影策劃、拍攝、制作、發行等階段的全方位資源對接;溫哥華電影學院與上海大學合辦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以合作辦學為契機,籌建環上海大學影視制作園區,同步打造上海電影人才教育高地和高端電影后期制作基地,這些都為承接文化產業外包提供了有利條件。
4.企業戰略結構與競爭
企業有效的經營管理能使企業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而競爭可以迫使企業不斷進行創新。另外,產業集中的地區如產業園等,產業集群發展相對比較成熟,產業鏈也相對完整,形成了規模效應,因此這些企業成本較低,承接外包就具有一定優勢。例如中關村高科技園區內的中關村創意產業先導基地、大連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國家動畫產業基地、上海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內的張江文化科技創意產業基地等,這些園區內高新技術產業發達,高校、科研機構、高科技企業聚集,科技與文化相結合的智力型人才眾多,有利于文化產品創新和承接外包業務,也會進一步對當地經濟產生拉動作用,提高人民生活質量。
5.政府
政府的作用是提供企業所需的資源,創造和優化產業發展的環境,如發展基礎設施、出臺相關政策和開放資本渠道等等,政府的支持會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以加入WTO為標志,我國文化產業全面融入世界市場。2002年十六大明確提出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此后,中央頒布各種政策扶植文化產業發展,并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支柱型企業。政策降低了服務外包優惠政策門檻,加大了政策覆蓋的范圍,簡化了申報核準程序,為加快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礎。在電影行業,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征求意見稿),鼓勵企業承接境外電影洗印加工、后期制作業務。各個省市也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措施,對承接外包業務的企業給予增量獎勵、通訊補貼、房租補貼和貸款補助等等,并且市級財政每年從預算中安排相應資金,保障各項鼓勵服務外包發展的政策措施的落實。這些政策極大地提高了企業承接外包項目的積極性,推動了我國產業升級。
6.機遇
機遇和政府一樣,同屬于外生變量,是不可控因素,如技術革新、戰爭、外匯匯率的重大變動等等。在經歷了次貸危機后,世界各國都在努力恢復經濟,而我國受危機影響較小,政治和社會環境穩定,經濟繼續保持著較快的發展,國際影響力也逐步擴大,奧運會、世博會的舉辦使得我國的國際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這有利于外包產業國際市場的開拓,歐美等國家面對我國龐大且穩定的市場,更愿意發包給我國企業。此外,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不僅市場潛力大,而且人力成本相對偏低,政府在企業培訓外包人才方面也出臺了優惠措施。目前我國大力進行文化產業結構調整,著重發展文化創意、影視制作、動漫等行業,這都為承接外包業務提供了機會和良好的環境。
產業組織理論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形成至今,已逾八十載。不管是芝加哥學派強調“完全競爭”的“行為主義”。還是奧地利學派強調市場競爭行為、新制度經濟學,都不曾離開產業組織理論中SCP理論范式,即“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范式。這一理論范式被廣泛用于分析多個行業,但是運用該理論分析文化產業,還鮮有涉及。本文以安徽文化產業為例,從產業組織理論的視角管窺文化產業發展的現狀。
文化產業是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近年來,安徽文化產業發展較快,連續五年保持30%以上增幅,明顯高于全國22%的增長速度。2008年,安徽文化產業增加值超過汽車工業,達到260億,領跑行業增加值,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然而,從規模上看,安徽產業規模還較小,占GDP比重也較低,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一、文化產業的市場結構
根據2004年國家統計局頒布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劃分標準,文化產業結構維度分為核心層、層和相關層。核心產業層主要包括新聞業、出版發行業、廣播電視業、電影業、演藝業等,產業層包括網絡業、文化娛樂業、文化旅游業、會展業等,文化用品的生產與銷售、文化設備的生產與銷售、相關文化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等構成相關產業層。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6年全國文化產業核心層增加值為2038億元,占整體文化產業增加值的42%;層增加值為874億元,占18%;相關層增加值為1920億元,占40%。可見,以新聞出版、出版發行和版權服務、廣播影視服務和文化藝術服務等為主構成的“核心層”仍是產業發展中的主體力量。以文化產品生產和銷售為主的相關層所占比重較大。安徽文化產業還處于發展時期的以核心層為主導的格局,同全國總體水平類似,層和相關層與核心層發展不夠協調。
對文化產業市場結構的分析,可以從文化產業的三層九大類入手。本文選取文化企業個體進行研究。一方面,文化產業有實力的個體是帶動文化產業集群的龍頭,起著示范的作用;另一方面,各類文化產業差異較大,而每個行業總有比較成功的一兩家企業可做代表。這種視角有其缺憾性,卻是一種極好的觀察文化產業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的方式。文章選取衡量文化產業市場結構的四個主要指標:行業市場集中度、區域集中度、差異化程度、進入壁壘。
1.行業市場集中度不高
常用的集中度測量方法有4家廠商集中度比率(CR4),8家廠商集中度比率(CR8),以及赫希曼一赫芬德爾指數(HHI)。CR4測量4家最大廠商總的市場份額(常常按照收入),CR8測量8家最大廠商總的市場份額。根據經驗法則(ruleofthumb):如果CR4≥50%(CR8≥75%),產業是高集中度的:如果CR4=34%~49%(CR8=51%~74%),產業是中度集中的;如果CR4≤33%(CR8≤50%),產業是低度集中的。由于文化產業統計工作標準不一,這里采用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經不確切的線性推算,估計出安徽文化產業2008年營業收入總額約為930億元。通過計算。安徽省文化產業集中度比率CR4=12.38%,CR8=13.91%。不管是CR4還是CR8的比率值,都表明安徽文化產業的集中度是比較低的。因此,安徽文化產業目前仍然處于低集中度的競爭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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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計算方法本身就有缺陷,主要是沒有估計最大的4家或8家廠商的規模不一致的情況。同時,由于文化產業統計工作剛剛開始,統計類別、統計指標等還沒有完全統一,所以,對不等規模廠商比較敏感的HHI(產業中所有廠商市場份額平方的總和)計算法就難以實施。但是,CR4和CR8仍可大致反映當前安徽文化產業狀況,這就要求安徽文化產業在政策、制度層面利用多種手段,積極引導培育龍頭文化產業,在已有示范基地和企業的基礎上,再打造一些文化航母。
2.區域集中度較高
區域集中度是文化產業在區域中的空間格局。安徽省文化產業區域發展極不平衡,省會和經濟發達的市占文化產業的較大比重,而欠發達市以及縣及縣以下地區,文化產業尚未發展起來。以2007年廣播影視收入為例,省級廣播影視收入為16.76億。占全省廣播影視收入的62.39%;市級收入為7.15億元,占26.61%;縣級收入僅為2.95億元,占11%。作者選取幾個文化產業尚可的市分析。發現各市文化產業發展差別較大,更遑論縣及縣以下地區了。
邁克爾·波特研究世界許多國家產業政策后,有這樣一段評論: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常見的錯誤做法是,為了提高效率,做大做強企業,鼓勵甚至強行實行國內合并……這在文化產業中也是常見的。政府為了增加文化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比重,可能會無意中強行合并、扶持、上馬一些文化產業,放大文化產業在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并投入過多財力與精力發展文化產業。這導致經濟發達、人力資源豐富、政治文化處于重要地位的地區獲得過多的政府資源,從而導致文化產業區域失衡。文化產業是一個非常廣泛的領域,由于不同的區域擁有不同的地理區位、投資實力、文化傳統、人力資源和制度體系,所以不同的區域就適應發展不同的文化產業。與區域發展文化產業有關的資源要素主要包括:地理資源、資本資源、信息資源、物力資源、人才資源和制度資源。這要求政府在進行投入時,要更多地考慮地區差異性,發展特色產業。
實踐也已自發地證明了文化產業發展的這一規律:黃山利用豐富的地理文化資源發展旅游業;安慶利用傳統文化資源發展黃梅產業,僅第五屆黃梅藝術節,貢獻收入就超過5億元,同時帶動旅游等相關產業發展;蕪湖利用豐富的信息和物力資源發展動漫產業;宿州則在文化傳統和地理資源上做文章,發展馬戲表演業和奇石產業。相信經過文化產業發展初期的沖動后,區域發展將會趨于合理與平衡。
3.差異化程度將繼續加大
根據2004年國家統計局的分類標準。文化產業分為核心層、層和相關層三類,除相關層外,主體部分即有九類。這說明文化產業外延涵蓋較廣,文化產業之間差異較大。文化產業差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水平差異繼續加大。整個文化產業分類較多,各個種類業務相異,它們正逐漸整合文化產業市場,文化業態逐漸成形,水平差異漸漸加大。安徽文化產業發展的趨勢是各產業資本實力和業務能力逐步加強。大型的文化產業集團正逐步形成。小的同質文化企業生存空間逐漸縮小。如果沒有創新能力,這種水平差異會進一步加大。比如安徽新華發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到2008年已經實現銷售收入48.12億元,集團資產從2002年成立時的15.7億元增長到30億元。其整合了全省的發行資源。建立了500多個經營網點。通過對中小發行企業的擠壓與自我發展,域內發行企業很難再與其爭鋒2010年1月18日,安徽新華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這是全國發行業主板首發上市第一股。上市首日,公司市值突破160億元,成為全國公司市值第二的文化企業。隨著規模效應和先人效應逐步顯現,這種水平差異可能會越來越大。
二是垂直差異進一步加大。觀照文化產業的每一個種類,通過積極的價值拓展、跨行業的產業鏈擴張,文化產業的單個行業也呈現出多層次、立體化的經營模式與發展空間,垂直差異進一步加大。一方面,有的文化產業本身就是某一強勢產業的資本與價值延伸;另一方面,通過不同的運作手段。強大的文化產業可以兼并、開發新的產業。前者如2002年起才涉足文化產業的安徽省首批“全國文化產業示范基地”的安美集團,其主業是房地產開發及其相關行業:后者如成立于2005年的安徽出版集團,現在已經形成了集圖書、報刊、電子音像及網絡、數字出版物的編輯出版、印刷、復制、發行、物資供應與經營等業務于一體,兼營商品進出口、內貿、醫藥、房地產開發等新興業務的大型文化產業集團。2010年還成功重組中國文聯直屬出版單位——中國文聯出版社、大眾文藝出版社和中聯影視中心,并就動漫產業發展與北京萬方幸星數碼科技公司達成合作協議,邁開了跨地區、跨行業發展的新步伐。一些文化產業如果不進行積極的創新發展,終歸會在強勢文化產業的發展、整合、兼并中遭市場淘汰。
差異化對于文化產業的影響有別于其他產業。“創意產業(文化產業)如電影、電視、圖書、雜志、報紙以及唱片業,由于差異化而興旺。”產品差異化會增強顧客對產品品牌的忠誠度,如果沒有差異,一般顧客就會像對待稻谷、石頭一樣,不會關心由誰生產,只是在需要的時候購買即可。文化產業的創意會把顧客牢牢地吸引在身邊,以報刊產業為例,有的報刊讀者忠誠度非常高,有的卻被讀者棄之如敝履。就差異化而言,合肥報業市場上的《新安晚報》、《安徽商報》、《合肥晚報》、《江淮晨報》、《市場星報》(2010年5月由《安徽市場報》更名),差異化就比較小。相較西安、成都、鄭州、武漢發展水平相當的省會城市報業市場,合肥報業創意差異化不夠,這可能是造成合肥沒能出大報的因素之一。
4.行業進入壁壘逐步交由市場主導
近幾年,國家與安徽省都頒布了相關的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有力促進了文化生產力的解放,也使文化產業市場逐漸活躍起來。行業進入壁壘交由市場主導將是發展趨勢。
進入壁壘是文化產業新公司進入行業所遇到的障礙。規模經濟(economiesofscale)意味著新的進入者要達到已有文化公司的水平,會比較困難;范圍經濟(economiesofscope)使已有的文化公司常具有多產品的經濟形式,也會對新進入者造成影響。同時,如果已有的文化公司在稀缺原材料和其他資源上形成壟斷,也會提高新公司的進入壁壘。
但是,從前述市場集中度分析可知,安徽文化產業仍處于自由競爭階段,新的文化公司進入文化產業并未有大的壁壘障礙。特別是政府在公共政策和法律層面上,都極大地釋放了文化產業發展的空間。
(1)政策法律壁壘逐漸降低,文化產業逐步交由市場主導。文化產業是和意識形態緊密聯系的一個產業,其發展也受到一些制約。比如文化產業的核心構件出版傳媒,以往管理部門比較多,準入條件非常高,這極大地限制了出版傳媒產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近些年,國家頒布了《外資投資圖書、報紙、期刊分銷企業管理辦法》等規定,對出版傳媒行業牽涉文化安全較少的發行、印刷等領域放開。這一方面表明國家對開放出版傳媒的態度,另一方面也解放了出版傳媒業的文化生產力,促使整個行業快速發展。安徽省自2005年以來,先后下發《安徽省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意見》、《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安徽省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綱要》及《關于支持文化體制改革、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規定》等文化產業發展政策,在強調政府主導的同時,也逐漸形成了開放的市場發展心態和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過去政府主導型文化產業模式,現在逐步變為政府政策引導、發展交由市場來決定的模式。這樣。政府就有更多的精力來發展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滿足公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礎設施。
(2)文化產業資本壁壘逐步提高。以往文化產業往往是國家主管主辦,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發展,很多文化產業都步入快速發展的快車道,產業規模越來越大。對同質產業的兼并與收購也逐漸增多,在形成文化產業巨無霸的同時。新進入公司的資本壁壘被無形中提高。同時,現階段正處于文化產業改革的轉型過渡期,很多文化企業靠政府貼現或采購發展壯大,這在無形中也構成了新的文化公司進入的資本壁壘。比如現在文藝院團的改革,不僅投入不減,政府每年支出經費還在逐年增加。這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民間文藝團體的進入與發展。
二、文化產業的市場行為
市場行為是文化產業公司在一定的市場結構下,為在市場上獲得更大的抵御風險能力、更好的盈利能力和更強的競爭力而采取的各種戰略行為。
1.不斷延伸產業鏈,提升整體盈利能力。企業發展和市場成熟的一個標志是公司產品的多樣化,文化產業的創意性特征更拓展了產業的外延范圍。文化企業產品多樣性不僅可以提升整體盈利能力,而且也可以提高企業抗市場風險的能力。以傳媒產業為例,其盈利來源就包括發行收入、廣告收入、投資收入、品牌經營收入、資本運作收入等多個方面。安徽文化產業中已產生規模效應的文化企業,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構建了較好的產業鏈。以報業為例,2005年安徽省報紙營業收入中,非主業收入達到1572.2萬元(見圖1)。相信隨著對傳媒產業品牌經營、資本運作等的重視,非主業收入會進一步大幅提高,從而使整體盈利能力得以提高。
2.產業資本不斷壯大,經濟實力越來越強。從整體上看,安徽文化產業年增加值都在30%以上,2008年達到260億元,整個文化產業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成了典型的經濟發展支柱產業(見圖2);另一方面,文化產業個體也得到較好發展
安徽新華發行、安徽出版集團、安徽日報、安徽電視臺等一批實力強大的文化單位經過體制改革的洗禮,都釋放出巨大的發展能力,經濟實力不斷提高。
3.集聚效應逐漸體現,規模經濟效應凸顯。文化產業集群是文化企業在地理上的相對集中,通過自發形成與政府規劃,文化企業、文化產品供應商、服務商、相關產業、相關機構形成一個群體,分工協作,提高各個企業的競爭實力。安徽以合肥為中心,逐步形成皖南、皖中、皖北三大文化產業板塊。比如合肥高新技術開發區內的“合肥國家動漫和服務外包產業基地”,甫一交付就引來數家企業,剛交付的兩棟樓已進入60多家動漫企業,僅剛起步的2009年就實現動漫產值1.5億元,服務外包4億元。
4.民營文化產業發展迅速,融資渠道廣泛多元。安徽文化產業破除行業壁壘,降低了行業門檻,吸引了大量社會資本進入,目前民營文化產業已經占全省文化產業總量的一半以上。安徽省20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民營文化企業占了17家。
三、文化產業的市場績效
如果單純從文化企業來看,利潤當然是公司市場績效的關鍵衡量標準。但以經濟學視野考量,文化產業市場績效的衡量遠比此復雜。經濟學從社會的角度并且從配置效率、利潤率水平、生產效率、技術進步、公平、文化目標等多個維度進行衡量。當然,衡量文化產業市場績效的最重要指標,是產業的利潤率。按照經濟學的觀點,持續高額利潤率的出現并不是在高度競爭性市場結構中的企業,而是存在于高壟斷性市場結構中的壟斷企業或者進行創新的企業。所以,要形成高額利潤回報率,就要建造幾艘文化航母,增強其綜合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
2009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達8400億元,比上一年增長近10%,產業發展潛力很大。同年,宋城集團收入劇增、華誼兄弟成功上市,顯示出文化產業這座“金礦”巨大的市場價值和吸引力。但是,安徽文化產業尚處于發展的初始階段,產業發展更多依靠行政力量來推動,市場沒能發揮最大作用,這就容易造成市場失靈。所以,在考察文化產業市場績效的重要指標——利潤率的同時,這一階段更要關注文化產業的技術進步、資源配置和市場的規模結構等指標。
1.技術創新對文化產業的貢獻程度越來越大,特別是一些依靠高科技的產業,比如動漫產業。文化產業想發展,必須要有創新、創意,這也是文化產業之所以也稱“創意”產業的原因。安徽文化產業的同質化現象比較突出,要發展動漫,幾個城市都一擁而上;要發展旅游,各地都爭相投入……沒有根據當地的文化、地理、歷史條件,創造性地發展文化產業。其次,文化產業對人才的倚重遠遠大于其他行業,技術創新型人才甚至成為一個企業存亡發展的關鍵。第三,創新性管理也是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一環,如果一個文化產業沒有創新性的管理模式,致使員工發生諸如“連跳”之類的事件,就不僅是不發展的事情了,還是害人害己之事。
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能否在發展中更好的融合,其內容是重要的決定因素,二者在融合中能否形成充滿創新元素的,極具吸引力的體育文化產品,對于二者融合的深度與廣度具有極大的影響,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國內的體育項目,還沒有一個形成較大影響力與競爭力的拳頭產品,很多體育項目產品,不僅相對的層次較低,缺乏創新的特色,更重要的是缺乏吸引力與感召力,其產品的包裝層次也較低,缺乏應有的競爭力,在很多的情況下其誠信度也不高。如在職業足球與籃球等項目的發展中,雖然文化產業與相關的體育產業的結合越發的緊密,但是從整體的管理水平和核心內容上來看,還沒有形成核心的競爭力,文化產業與相關的體育活動項目還存在著諸多的融合阻力,在體育活動的內容方面,文化產品的創新缺乏一些具有活力和創新性的體育文化產品作為支撐,這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二者的彼此融合,尤其是近些年來,通過文化出版與影視作為平臺的體育行業的相關宣傳,更多涉及的內容是有關體育行業的負面新聞,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體育產業在公眾中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對于文化產業與體育產業的長遠發展都是極其不利的。還有一些文化產業的平臺如報紙等在很長一個階段缺乏有影響力的體育方面內容,長此以往極大的影響了相關文化產業的經營與發展,一些文化行業舉步維艱,有的甚至關門大吉,這也在一定成度上影響了文化產業與體育產業的彼此融合。
1.2、二者在人才方面也存在著融合阻力
目前促進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融合的人才隊伍建設方面依然存在著諸多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的更好融合,其中在眾多的問題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市場需要與實際培養的人才相脫節,現有的人才隊伍不能滿足二者相互融合工作的需要,產業的融合急需懂業務、富于創新的人才隊伍,而這樣的情況,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解決的,需要在人才培養方面加大力度,不斷提升人才隊伍的素質才能更好的解決面臨的諸多問題,克服在產業融合中存在的現實阻力。
2、體育與文化產業相互融合的有效策略
2.1、凸顯各自優勢、相互借鑒促進產業融合的有效實施
在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過程中,要深入挖掘兩種產業自身所具有的優勢,凸顯各自存在的優勢,要在文化產業的發展中凸顯其文化的特色,加快其平臺的建設,為二者的融合創設良好的融和條件,在文化產業平臺的建設中,要加強國內媒體的創新平臺建設,以充滿活力與創新的文化平臺,來吸引包括體育產業項目在內的各種展示活動,讓相關的體育活動通過文化產業的創新平臺,促進體育產業做大、做強,推動相關體育產業的蓬勃發展,要把二者的資源進行有機的整合,下大力氣促進二者的有效融合,在發揮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各自優勢的基礎上,通過彼此經驗的相互借鑒,推動二者的更好發展。
2.2、在融合中深化管理改革推動二者健康發展
現有的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的管理機制更多的是針對個自的產業發展而制定的,隨著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的不斷融合,原有的管理體制與管理機制很難適應新的融合與變化,因此,改革現有的管理體制與管理機制,是相關的管理職能部門刻不容緩的任務,這就要求相關的主管部門要與時俱進,根據新的產業融合形勢制定與之相適應的相關管理制度,改革現有的阻礙產業融合發展的機制,在不斷創新管理模式中,推動產業融合的健康發展,要突破原有的行業分割壁壘,協調產業融合的相關工作,加速產業的融合與改造,要不斷的協調產業配置,促進資源共享,推動產業的深化管理,促進文化產業與體育產業的協調發展。
二、文化產業概況
文化產業的發展代表著一個國家文化的實力,文化產業具有經濟性與時代性,文化產業的發展符合時展的方向,滿足了社會發展的需求。文化產業是指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包括與文化相關的所有產業。文化產業的內容包括精神內容與物質內容。
(一)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中存在的不足
1、體育產業缺少自主品牌。
體育產業在發展過程中未能形成自主品牌,制約著其發展,影響著其創新。現階段,體育產業自主品牌較為欠缺,開發程度不足,僅有的CBA體育產業,作為核心的競爭品牌,在國內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在國際上卻未能形成相應的影響力,國內體育產業的文化內涵不明確,主要是由于職業賽事的水平偏低,體育產業未能營造發展的氛圍,缺乏必要的規范與有效的管理,從而其綜合競爭力較弱,最終體育產業不能得到快速的發展,不具備規模性。
2、傳播平臺欠缺。
體育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其傳播的平臺欠缺,平臺資源有限制約著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的高效融合。在現代社會發展中,文化的發展與傳播要依靠必要的媒體才能促進其發展,提高其影響力,體育產業要通過媒體傳播,才能讓人了解其內容,一旦其傳播存在限制,將影響其實效性。目前,體育產業在傳播過程中,由于技術、資金、人員等相關資源的不足,未能對其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影響了體育產業的傳播,其傳播的平臺資源有限。體育產業在傳播過程中,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優質的平臺少,制約著其影響力的發揮,讓社會公眾不能對體育產業進行及時、有效的了解,從而體育產業的品牌未能得到推廣,嚴重制約著二者融合的步伐。
3、人才匱乏。
在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過程中,需要大量高素質的人才,但目前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中相應的高素質人才欠缺,人才培養模式落后,不能滿足發展的需求,在人才隊伍中普遍存在,不懂文化知識或不懂體育內容,專業的體育與文化人才、管理人才、策劃人才等嚴重匱乏,嚴重影響著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人才作為融合發展中最為關鍵的部分,人才的有效利用,才能為發展提高保證,為發展提供動力,進而指導其合理化、科學化發展。同時,隨著文化產業與體育產業的發展,其研究人員較為欠缺,缺乏理論依據。
(二)促進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對策
1、實現產業創新。
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要實現產業創新,通過創新提高其競爭力,從而促進產業的持續發展。產業創新能夠豐富其內容,增加其功能,二者的融合發展,要促進文化產業的創新與體育產業的創新,使其具有多樣性、娛樂性與創新性。體育產業可以創新其產品,通過產品的多樣性滿足文化的需求,并通過豐富的、多樣的內容使其更具娛樂精神。隨著社會的發展,體育項目逐漸增多,不斷創新的內容在人們的生活中逐漸出現并快速發展,如:滑雪、瑜伽等,諸多的體育項目內容,不僅緩解了工作與學習的壓力,同時帶動了體育用品的發展與創新,隨之體育產業也得到相應的發展,通過內容與形式的不斷創新,逐漸增加市場占有率,進而實現體育產業的發展,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最終保證二者的高效融合,為二者融合奠定堅持的基礎。
2、構建合作平臺。
隨著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日益發展,并逐漸成熟,二者融合發展需要廣闊的平臺。文化產業的平臺相對強大,要通過合作為體育產業提供合作平臺,實現資源的共享,讓體育產業逐漸步入主流的平臺,進而對其進行有效的宣傳與推廣。體育產業發展過程中,要促進體育自主品牌的形成與推廣,形成品牌效應,并不斷創新具有時代特點的運動項目,根據文化產業發展的經驗,利用其發展的平臺,進行宣傳,逐漸提高品牌的知名度。文化產業與體育產業可以在諸多項目開展合作,打造個性化、獨特化的產品,滿足人們的需求,帶動體育產業的發展,促進文化產業的豐富。
3、健全協調機制。
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需要健全的機制,才能促進二者的協調發展,并為其營造良好的環境。體育部門與文化部門要建立健全相關的規章制度,并制定相應的政策,為二者的融合發展提供保障,根據二者發展的實際情況,調整其政策,實現其協調發展。規章制度的建立,要具有科學性、前瞻性與高效性,進而達到協調發展、資源共享、規范管理與良性競爭。與此同時,國家要制定法律法規,加強立法建設,為二者融合發展,提供法律保障,并采取必要的鼓勵政策,調動二者融合發展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實現多方面、多角度的融合與發展。
4、培養高素質人才。
人才是每個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在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時期,要注重高素質人才的培養,實現綜合性人才、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從而滿足二者融合發展的需求。隨著產業的逐漸完善,產業需要大量高素質、高效率、高標準的人才,對人才的要求逐漸提升,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的發展同樣需要專業的人才,對其進行深入的了解與研究,才能實現二者的融合發展。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可以通過人才的交流與學習,對人才進行定期的培訓,逐漸完善其知識結構,同時,在融洽的氛圍中進行高效的學習,將為二者的融合發展培養出相應的管理人才、策劃人才與創新人才等[3]。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文化與經濟、文化與科技的關系,也必須重新認識馬克思提出的精神文化生產力的問題。經典作家有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發現,這就是大生產力觀和精神生產力理論。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豐富性,從而生產的某種新的方式和生產的某種對象就會產生,“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頁)
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物質生產力以物的形式——物質產品或物質成果表現出來,而工具則往往代表著這一時代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在工具上,無疑凝聚著人類精神上、理論思維上掌握自然界的能力。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來看,隨著社會分工的日益精細,社會生產便日益明顯地區分為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兩大部分。社會分工促成了物質生產者與精神生產者的分化,兩種生產力因而在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內在特征的生產力形態。物質生產力主要面對人同自然的物質關系,具有實用的、基礎的、物質形態的主導品格;而文化生產力則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產力”。馬克思將語言、文學、技術能力等歸于其中,使其顯現出更偏重于人類社會人文關系的特征和品格。當代不少學者將之稱為文化力。顯然,馬克思區分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生產力,表明了他對社會生產力這兩個方面的各自特征的區別把握和分類描述。
但是兩種生產力又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馬克思還看到了二者之間的多重聯系,看到兩種生產力之間相互交融、共為一體的特征。一方面,文化生產力具有其精神生產的獨特性,它是社會意識、社會心理等精神方面的文明發展的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識形態特征。同時,在文化生產力中,生產主體以其“對象化的獨特方式”,將自身強烈的主觀因素,諸如思想、意志、情感、愿望滲透于全部文化生產過程。所以,馬克思把語言、文學、技術能力歸入這種“精神方面的生產力”。而另一方面,文化生產力是不是就完全不具備非意識形態的物質性的特征呢?不是。文化生產力其實具有明顯的物質性。文化生產同其他生產一樣,也具有一般實踐活動的特征,即由實踐主體通過勞動,將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為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生產的過程也表現為一個物化的過程。它也要改變物質的現實形態,獲得物質的新的存在形式。像文學藝術這類最富精神性的生產也有一個物質的技術的制作過程,即由實踐主體通過特定方式的勞動,改造某種材料而造成一個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產品必須具備物質的依托方式。如文學作品,必須經過作家的物質性(紙、筆、電腦等)寫作,經過編輯、出版、印刷、發行等等環節,才能以書籍這種物質形式存在下來。繪畫、雕刻也要通過對一定的物質媒介的加工制作,才能以一定的形態承載其藝術內涵。黑格爾在《美學》中指出,在藝術創作中有一個純然技巧的方面,很接近手工業。一個藝術家必須具有這種熟練的技巧,才能駕馭外在的材料。
馬克思的大生產力觀念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馬克思肯定了生產力中包含著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兩種生產力,這就一方面從根本上否定了那種機械的、庸俗的舊唯物主義的物質決定論或經濟決定論,另一方面也否定了那種孤立的、片面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精神決定論。
其次,文化生產力的觀念表明,文化是一種生產,而且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成為大規模的社會生產。它天然地具有社會生產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換、消費等基本環節,具有市場條件下經濟運作的全部過程,而不僅僅是某個藝術家的內在的獨創的心理活動。多年來我們對馬克思精神生產、藝術生產的研究一直忽略了馬克思提出這一理論的歷史背景,而對之作了一種純粹精神的、美學的研究。而馬克思提出的精神生產或藝術生產必然含有商品經濟時代特別是當時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時代的生產的全部特征。當代文化生產已不完全是個體性的生產方式,而日益成為一種巨大的復雜的社會化大生產。隨著傳播媒介的高速發展和信息時代的來臨,文化生產已日益成為當代經濟生活的一部分,成為復雜的現代化大生產的一部分。像電視、電影、出版、音像、文藝演出、工藝美術、體育比賽,乃至廣告、信息、傳播、娛樂等產業,已越來越發展為龐大的產業集團,成為經濟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成為許多國家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再次,文化藝術作為一種精神方面的生產力,必然內含著自身獨特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它有自己獨特的發生、發展史,有形成自身的歷史過程,有對精神生產者的精神創造能力的內在要求,也有對生產對象的內在要求。同時,它還受到生產條件包括物質技術水平的限制。因此,藝術家不能只關心藝術的精神層面,也要關心藝術生產的方式和工具。生產工具與生產技術是文化生產力內涵中的重要內容。在當今的文化生產力中,文化生產所達到的科技化和社會化程度,是判定其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數。世界經濟中文化與經濟的一體化趨勢
從二戰以后,人類開始進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時期,這就是發展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智能生產力時期。這一生產力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文化與經濟嶄新關系的建立。如果說以資本主義工業大生產是以經濟生產與文化藝術的對立、分離為特征的話,那么智能化生產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經濟化”和“經濟的文化化”,以及由之產生的當代文化經濟一體化趨勢。面對這一趨勢,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文化的經濟功能和經濟的文化含量。
今天,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它已成為世界經濟中的支柱產業之一。據報道,20世紀90年代,國際旅游已同汽車工業、石油工業一樣,成為當代世界經濟的三大支柱產業,而且正以迅猛發展的勢頭成長為全球效益最大的行業。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等高科技及其相關產業的迅猛發展為標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識經濟或文化經濟時代的到來。1997年世界500強企業中,科技、文化、信息產業越來越多。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計算機信息產業,在1997年世界經濟和產業發展中獨占鰲頭,數家企業躋身世界前10強。近年風靡世界的好萊塢電影《泰坦尼克號》創下十幾個億美元的票房價值。美國《讀者文摘》已發展成年收入25億美元的國際性大企業。據稱,美國的視聽產品已經成為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換匯產業。文化產業已成為世界經濟的新的增長點,也將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
所謂經濟的文化化,是說現代經濟發展中文化的、科學技術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來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農業經濟的時代,全社會95%以上的人在為基本的生存條件——糧食而工作,而在發達國家僅有2%—3%的人口從事農業,便可滿足社會的需要。從日本的就業人員構成比來看,其第三產業就業者占總人數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九十年代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美國經濟學家約翰·肯德克在1980年“美國競爭力大會”上對1929—1980年的美國經濟做了數量分析。他測出,在這期間美國生產力的增長中,40%是由知識和技術創新獲得的,有12%是由勞動力的知識文化素質的提高獲得的。在工業發達國家,高科技、高文化大量進入企業,使當代產業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經濟中的科技、文化知識因素已日益躍居重要地位。腦力勞動者的數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國“白領”職員與“藍領”工人就業結構比已為5∶4,到1980年,美國第一產業即農業和礦業中的從業人員僅占總比例的29%,第二產業即各種制造業降到31.6%,而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已上升到65.5%。即使在第一、第二產業中,科技管理人員也超過直接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員。無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自然要將重心轉移到服務、知識、信息等第三產業方面。
經濟文化化的更深一層的意義,在于它代表著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人們的社會需要不斷提高。在基本的物質需要滿足的基礎上,人們更多地關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即使物質層次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地與文化結合起來了。今日的主流經濟學已在大力關注知識、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總之,文化與經濟的一體化已成為當代世界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趨向。文化與經濟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輔相成,形成一個有機的發展過程。
認真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生產力和文化產業
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我國文化建設一直采用計劃經濟下由國家統一規劃、統一領導、統一步調的“事業型”模式。現在看來,這種國家財政撥款的文化投資遠遠滿足不了當代文化高速發展的需要。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正式采用與世界多數國家一致的核算方式,即用國民生產總值來核算國家經濟發展的程度,按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來劃分各個行業。而文化作為第三產業的一個重要部分,開始了由“事業模式”向“產業模式”的重大轉變。這場變革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文化觀念,將文化與現實經濟聯系在一起。
我國文化市場的建立、發育和文化產業的發生、發展具有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相應的文化產業機制和文化發展規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有了持續高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與之相應的文化產業發展則相對滯后。與發達國家甚至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產出仍有很大差距。這一方面表現為對文化產業已成為當代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的地位認識不足,沒有從根本上轉變“事業型”的傳統思路和行政機制;另一方面,對文化與經濟的長遠協調發展認識不足,沒有看到文化滯后對今后經濟發展的嚴重制約。現實迫切需要并呼喚新的文化發展的總體戰略、管理方式、產業機制和市場運作體系。另外,經濟流通的世界化和當代傳媒的高度發展,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要求我們批判地借鑒其市場運作的方式,以適應并掌握當代世界文化交往的經濟規律,并制定自己的文化安全策略,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市場與文化產業體制。其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會表現出日益高漲的文化需求。這種需求,一是規模巨大,數量驚人。我國當代社會對文化產品的需要無論在數量上、強度上、實現方式(規模、途徑、媒介)上都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需求的多層次多方位。從普通市民到文化人士,從大眾娛樂到藝術精品,各種不同層次的文化消費者表現出對不同種類的文化產品的強烈需求。三是一輪接一輪的文化時尚表明了文化需求的迅速轉換。很明顯,這種全社會日益高漲的大規模、多層次、快節奏的文化需求,單靠原先文化事業的“統管”模式已根本無法滿足,它歷史地要求與之相應的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的運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