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人文地理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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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文地理學的含義[1]

人文地理學是研究地表人文現象的分布、變化和發展的一門學科。人地關系是該學科的理論基礎和核心內容。它與自然地理學被并列為地理學的兩大支柱。人文地理學包括的分支學科有經濟、城市、人口、部落、旅游、社會、文化、政治、軍事、民族、行為、感應地理學等等。

2．人文地理學的發展歷程

人文地理學發端于19世紀的德國地理學家李特爾和拉采爾，當時稱為人類地理學。由于他們過分強調"地對人的控制"，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環境決定論的泥坑。20世紀20年代，法國地理學家韋達 白蘭士及其學生白呂納提出"人地相關論"稱其學說為人文地理學。他們的觀點成為人文地理中"或然論"的理論基礎。本世紀20年代始，地理學注意的重點逐步轉向社會科學，離開了單純的地球科學，探討地理學新起點的各種學說競相爭鳴。各種學說的共同點都與環境決定論相對立，都拋棄了以往那種"自然為因，人生為果"的命題，從人本主義出發，探討人地關系。

3．當代人文地理學研究

3.1 研究的主要內容[2]

人文現象的分布、擴散和變化雖然受到自然環境的制約，但是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尤其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制度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文地理學可以說是地理學中的一門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人文地理學經過長期發展已形成一個較完整的學科體系。"空間"和"地方"是人文地理學的兩個核心論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人文地理學在理論、方法以及研究內容等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代人文地理學的基本理論主要涉及空間、全球化、城市化、人口、遷移、文化、景觀、發展和地緣政治等，其內容主要包括：（1）社會經濟發展的全球化特征與地區差異之間的關系；（2）人類與其周圍生活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3）不同空間尺度，包括世界、國家、地區和城市的政治、經濟演化特征與趨勢；（4）與民族、種族、性別、年齡、階級等因素相連的社會特征及其對空間發展的影響。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盡管當代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仍存在一些問題和薄弱環節，但在現代社會發展中，人類的作用和科學技術的作用日趨明顯，使得地理學人文化的趨勢加強。人文地理學地位的提高，將可能使地理學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3.2 研究的主要方法[3]

幾個世紀以來，哲學家們已經提出了以下的研究方法：（1）意識形態觀念學。尋求知識的社會或政治的支持理由或目的。（2）認識論。知識是如何獲得的？有關我們如何認識世界的假設（我們認識了些什么？我們是如何認識的？）（3）本體論。支持理論或觀念體系的一系列特定的假設（什么可以被認識）。（4）方法論。一套可以應用于進行調查研究某種現象的計劃和程序。人文地理學是研究社會、空間、地方和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方法論。

4.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趨勢：

4.1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綜合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綜合表現為以人地協調發展為目標，以區域為主要研究對象，實現資源、人口、環境、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這克服了以往拼盤式或形式綜合的缺點，體現了當今地理學走向統一的趨勢。

4.2 加強了對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研究

加強對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研究，并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如商業地理學、旅游地理學、文化地理學、行為地理學。其中旅游地理學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迄今為止，已在旅游資源分類與評價、旅游客源市場與游客行為、游客空間結構、旅游開發與規劃、旅游地形象設計與營銷、生態旅游與持續發展、旅游影響等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少數研究成果同國際水平相比已無明顯差異，如旅游地綜合個案研究、旅游資源分類和評價、旅游環境容量、國內旅游者行為規律、主題公園的研究等。

4.3 密切關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4]

如對農村工業化的研究。中國鄉鎮企業高速增長以及對農業發展的帶動，是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中的一種獨特現象。相關研究包括鄉鎮企業影響因素及環境，農村工業化差異，產業聯系與農村工業發展，外向型農村工業的省際差異分析等。其它新興領域還包括企業發展的地理學研究，農村鄉、村級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建設的研究、城市感應空間的研究等。

4.4 理論研究逐漸加強

中國地理學的理論建樹不多，人文地理學與自然地理學相比，理論研究又較為薄弱。中國與西方國家在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價值判斷、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具有滋生新理論的土壤，但我們的理論建設卻滯后了，這與重實踐輕理論的大氣候有關，也與人文地理學一開始就表現出與國土規劃相結合的特點有關。可喜的是，相當一部分學者在地理學的理論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

4.5 服務于決策和管理的應用研究仍然是人文地理學發展的支柱

地理學中人文地理學屬應用性較強的學科。80年代以前，人文地理學的決策支持系統在我國主要集中在農業發展、工業資源的開發、重大項目的選址等領域，隨著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思想的興起，區域可持續發展調控與決策，區域產業結構和布局，區域經濟戰略和區域政策，城市和農村發展等成為人文地理學應研究的熱點。

4.6 研究技術的多樣化

地理學包括人文地理學都經歷了從個別地理知識的記載到地理現象歸納解釋，從定性文字描述到定量化地揭示地理現象發生發展規律的過程，從最初的多元統計與線性規劃的應用，到后來系統科學、灰色描述在人地相互關系，社會發展因子相關分析等方面的應用，到今天GIS技術在城市規劃、區域發展、資源開發方面的大量應用，人文地理學研究技術手段的豐富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認為當代人文地理學也正在從經驗科學走向實驗科學，從宏觀進人微觀。

5. 結束語

中國現代的人文地理學理論與方法論是在后通過傳教士、外國學者和歸國留學生傳入中國的。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受前蘇聯自然科學體系的影響，人文地理學逐漸被經濟地理學取代，直到1979年才提出復興中國人文地理學。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空間最廣闊的大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社會經濟也日新月異。與此同時，原有的社會制度、歷史遺存文化、社會結構形態等也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國家的發展。中國需要發展人文地理學，而且中國也具備了人文地理學發展的肥沃土壤。

參考文獻

[1] 王興中，劉永剛．人文地理學研究方法論的進展與"文化轉向"以來的流派[J]．人文地理，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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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教學過程中巧妙的滲透人文歷史知識

中學生是思想比較獨立的個體，如果在地理教學中強行的灌輸人文歷史知識，不但起不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反而會讓學生對地理學習產生厭倦的心理，結合中學生的心理需求，教師應該以更加自然的方式進行人文歷史知識的滲透，在學習地理知識的時候，可以根據相關的知識有聯系性的講述一些歷史人文故事和史實。比如，在學習關于洋流的知識的時候，教師就可以據此講解一些關于人口遷移的事件，歷史上著名的“三角貿易”的故事，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歐洲的努力販子利用的正是洋流，才能夠將那些黑人販賣到美洲，在整個販賣人口的交易過程中，人販子很好的利用了地理中的洋流知識，還能夠順利的到達和返航，可見地理知識在歷史事件中也是存在的。另外在講到地球的自轉和公轉的時候，可以適當的講解一下關于發現地球自轉的、公轉的歷史故事，讓學生對這些知識背景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地理教學的合理巧妙的滲透歷史知識對學生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作用，提升地理教學的有效性。

三、結合教材內容，對當代的人文歷史知識進行學習

在地理知識的學習過程中滲透人文歷史知識，并不是僅限于古代歷史知識的滲透，對于現代的一些發展狀況，學生也應該進行了解。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要讓學生對西方的一些歷史文化知識有所了解，對當地的一些人文知識有一定的研究，比如，在學習農業地域類型的時候，教師可以首先帶領學生分析我國各地區種植的主要作物，根據不同地區種植的作物的生活習性可以判斷出當地的氣候狀況，之后教師可以讓學生進行有效的拓展學習，了解一下西方國家的重要農業類型，比如水稻種植業一般集中在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等地區，商品谷物農業一般集中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俄羅斯、烏克蘭等地，混合農業一般分布在北美、南非、新西蘭等地，根據不同地區的農業種植特點，教師可以讓學生對當地所屬的氣候類型進行判斷，了解當地的文化習慣以及生產類型，能夠有效的幫助學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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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學的準備工作是案例教學中最重要的步驟。教師可以課前準備充分的案例，讓學生看到教師對案例教學的重視，從而也提升學生在案例教學中的學習積極性。充分的案例可以激發學生的討論積極性，也讓學生有了一個討論的環境。學生可以在討論的過程中，掌握本節課所要學習的地理知識，與同學分析本節課的地理知識，進行深入的理解。例如：在學習《區域差異》的時候，教師就需要提前準備多個國家的氣候、海陸位置、緯度位置等。學生就可以在課堂上利用教師準備的案例進行充分的討論，增強對于地理知識的認識，加強地理學習的能力。

2、案例討論的引導工作

學生在進行案例討論的時候，教師就需要在旁邊對學生進行引導，讓學生在正確的思路下進行討論，不會偏離本節課的學習目標。案例討論的時候，教師還可以將學生分成小組，讓每個學生都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學生還可以在講臺上進行發言，增強學習地理的積極性。但是，在案例討論的過程中，肯定會有一些學習成績不好的同學羞于發言。教師對于這些同學就應該加強鼓勵，讓學習成績不太好的同學進行發言，同時讓學習成績好的同學帶動著學習差一點的同學進行討論，增強學習不太好的同學的自信心。讓案例教學深入到每一個學生中。例如：在學習《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的時候，就需要討論哪些措施符合了哪幾個原則，這才需要學生進行積極主動的討論。學生在討論的過程中，不自覺的就會提升對于地理知識的認同感，明白案例教學非常適合高中人文地理的學習。而且，學習差一點的同學的學習積極性也會得到提升。學生在討論的過程中，還應當注意保持課堂紀律，讓討論的話語不能影響其他班上課。

3、案例教學的總結工作

學生在經過緊張激烈的討論中，肯定會產生對于知識的看法。但是沒有經過合理的總結，這些知識也不會成為學生自己真正學到的知識。所以，教師在課堂上就需要在課堂上對學生案例討論的結果進行總結，并且及時的對小組討論的結果進行討論；教師還需要在整個討論結束的時候進行總結，總結本節課的知識點，讓學生明確本節課的難點與重點。例如：在進行《中國可持續發展之路》討論的時候，教師就可以根據學生討論的結果進行總結，也可以讓學生自己試著進行總結。教師就可以總結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主要從：人口、資源、環境、穩定戰略中進行總結。這樣有條理的進行總結，可以讓學生對地理的知識構建知識網絡，提升地理學習的能力。

二、案例教學的特點

案例教學的特點有自主性、探究性、實踐性三個特點。所謂的自主性就是在案例教學中學生占據著最大的學習自主性，探究性就是學生在案例教學中能夠與同學進行知識的探究，實踐性指的就是講地理知識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并從日常生活中獲取地理知識。這三個特點最大程度的概括了案例教學的優點，案例教學可以讓學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得到發展，可以讓教師的教學更為高效。學生可以通過案例教學，深刻的理解人文地理的學習方法，并從教師的教學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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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9682（2011）06－0063－02

在高等師范學校地理科學專業中，“人文地理學”是面向21世紀人才培養的主干課程，是本科二年級學生的必修課，側重于研究人類活動的空間差異、空間組織和人類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其研究領域包括人口地理學、文化地理學、聚落地理學、旅游地理學、政治地理學、行為地理學等，廣義的人文地理學還包括經濟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內容與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涉及人口問題、城市與區域經濟發展、人類活動行為等重大問題。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地矛盾愈加突出，人文地理學的理論知識在解決人類面臨的諸多問題方面，地位日益凸顯。

“人文地理學”具有極強的社會性和實踐應用性，因此在授課過程中，應理論聯系實際，給學生提供參與實踐的機會，充分體現學生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提升學生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鑒于此，我們在傳統的“人文地理”教學的基礎上，融入專題討論課和實踐活動課，收到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一、人文地理教學設計

突破傳統的人文地理教學模式，設計了三大板塊。除了傳統的以教師為主體的課堂講授外，特別突出了以學生為主體的討論課和實踐活動課。

1．課題講授

采用啟發式教學，主要講解人文地理學的基本知識、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

2．課堂討論

包括兩部分內容：①人文地理學的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在各分支教學中的應用；②運用人文地理學的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解釋現實生活中的人文地理現象。

3．實踐活動

通過調研的方式，包括觀察、考察、問卷調查等，學以致用，培養學生將學科知識用于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訓練學生的專業技能。

二、“人文地理”討論課的設計

1．專題討論――基本方法、基本理論在各分支教學中的應用

人文地理學［1］前三個章節主要講解人文地理學的研究主題、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且貫穿于后面的各分支章節，具有以線帶面的知識結構體系特點。各分支內容講授前，將學生分為若干小組，每組負責一個分支章節：人口、農業、工業、聚落、語言、宗教、旅游、政治、人類行為。每個小組運用已學習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并參考相關文獻，通過組內討論，分析各人文地理現象的起源與分布（文化區）、遷移與傳播（文化擴散）、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文化生態）、景觀表現（文化景觀）等。

講授過程以學生為主體，教師扮演提問質疑的角色，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知識思考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加深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對人文地理學知識體系的認識也得以升華，同時也鍛煉了學生的表達能力，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在講授宗教地理學這一分支章節時，根據知識的前后聯系，教師列出如下討論提綱（表1），采用啟發提問式教學，既打破了為講宗教而講宗教的課堂枯燥乏味的尷尬，又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思維，活躍課堂氣氛，提高教學效率。

2．學以致用――理論聯系實際，運用所學知識解釋人文地理現象。

地理學是一門實踐性、應用性很強的學科，人文地理學尤其如此，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文地理學在解決人地矛盾中的作用日益彰顯。例如目前人類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人口眾多與資源短缺的矛盾、區域經濟發展與環境承載力的矛盾、甚至全球政局變動等，人文地理學都將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在人文地理學的學習過程中，應重視理論聯系實際，培養學生觀察、思考、分析問題的能力。一方面教師要注重挖掘與社會經濟、日常生活等密切相關的人文地理現象，另一方面鼓勵學生自己發現問題，從中挑選具有代表性的問題引導學生運用所學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進行課堂討論，并予以點評。達到學以致用、鞏固所學知識、開拓思路的教學目的。

該類問題需要綜合運用所學的相關地理知識，有一定難度，教師在設計問題時，要考慮到學生的學習能力，難易適中，同時討論過程中，教師應予以適當提示。由于這類問題與社會經濟發展、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也是運用、整合人文地理概念和理論的重要途徑。表2列出了部分討論主題。

三、人文地理實踐教學活動設計

人文地理學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實踐教學是觀察、認識、研究人文地理事象的重要手段，是人文地理教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是深化地理知識、形成科學的地理思維方式的重要途徑，具體模式有觀察、考察、社會調查等。高師人文地理實踐教學必須做好以下工作：

1．確定合適的實踐調研課題

確定研究課題是保證實踐教學效果的關鍵。首先，課題的難易程度應在學生能力允許的范圍之內，既要達到深化課堂內容的目的，又能保證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能夠順利完成。其次，選題要密切聯系社會經濟發展實際。應用性是學科發展的動力和靈魂，也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一把鑰匙。因此選題應側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或亟待解決的問題。再次，選題要考慮學生的興趣。教師根據當前熱點問題、教材內容及以往經驗提供若干可供選擇的實踐調研課題，此外還應鼓勵學生提出自己感興趣的研究主題，并幫助學生進行可行性論證，集思廣益，擴大學生選題范圍，完善實踐教學內容。

2．做好實踐調研前的準備工作

前期準備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保證實踐教學效果的重要保障。一般前期準備工作包括思想動員、收集相關資料、編寫實踐教學計劃、實踐教學指導書等環節。實踐教學是以學生為主體的自主性學習過程，其教學效果主要取決于學生積極、嚴謹的學習態度，因此對學生進行思想動員、端正學習態度、認識到實踐教學的重要性是保證實踐教學得以順利進行的前提。實踐教學前還應通過對相關資料的收集對目的地的自然、人文、社會地理環境有一個初步的認識和了解，為編寫實踐教學計劃、實踐教學指導書等提供背景資料。實踐教學計劃、實踐教學指導書應包括實踐教學任務、路線、范圍、實施方案等內容，以便提高實踐教學效率和教學質量。

3．調研資料的后期整理

通過對調研資料的整理、分析、判斷得出結論，培養學生分析人文地理問題的能力，訓練學生的地理探究能力，并初步具備一定的地理科研能力。調研資料后期整理三部曲：建立數據庫、數據的統計分析與空間表達、撰寫調研報告。針對研究目的和方法選擇合適的軟件如EXCEL、SPSS、ARCGIS等數據的統計分析和空間處理軟件，對數據進行整理分析和制圖，并將數字語言轉化成文字語言，進一步歸納人文事象的時空變化規律，撰寫調研報告。

4．實踐教學效果評價與反饋

及時評價實踐教學效果，是完善實踐教學體系、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的重要措施。實踐教學效果評定應包括學生在實踐教學過程中表現出的實踐能力、觀察和分析問題的能力等。為此構建了實踐教學效果評價體系。體系包括三大板塊：一是專家點評，即每一小組推選一名同學針對調研內容、方法、結論等現場演講，由3～5名教師組成專家團進行點評；二是選出優秀調研報告，在教師的指導下進一步補充、修改，撰寫成科研論文，在相關雜志發表；三是依據學生在實踐教學過程中的表現、個人成績和小組成績等因素綜合評定每位學生的實踐教學成績。此外，應及時了解學生在實踐教學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積極聽取學生的意見和建議，逐步完善實踐教學的內容體系。

例如，結合經濟地理部分的學習內容，確定了“三峽廣場與解放碑商圈商業業態結構比較分析──以零售業業態為例”的調研課題。根據調研內容和目的，確定以走訪式調研方法為主，通過對兩個地區商業空間分布和發展態勢，確定調研范圍和路線，實地調研、資料分析和撰寫報告采取小組分工與協作的組織方式。

通過調研分析得到如下結論：①三峽廣場與解放碑商圈商業業態行業結構趨同度高；②解放碑商圈商業業態層次結構高于三峽廣場商圈；③級差等級地租對兩商圈商業業態空間分布產生顯著影響，從商圈核心向出現：百貨商店、專賣店――超市、專賣店、小型商店――便利店、一價店、倉儲超市的業態變化特征；④三峽廣場應根據級差等級地租進行商業業態空間結構調整；⑤解放碑商圈有條件發展為大型購物中心。以上結論對兩大商圈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人文地理學討論課和實踐活動課是對傳統人文地理教學的重要補充，充分調動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參與教學活動的積極性，深化了對所學知識的理解，而且整個過程鍛煉了學生查閱資料、獨立鉆研、語言表達、科學研究、團結協作的綜合素質。

參考文獻

1 趙 榮、王恩涌、張小林等.人文地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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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學在東西方都是古老的學問，無論《禹貢》還是《奧德賽》，都反映了人類先民的地理意識。地理學又是復雜的：從橫向上看，這一學科存在著文化區域的差異①；從縱向上看，該學科從近代以來發生了巨大變化，產生了眾多的分支學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類與環境的關系為研究對象，因而與環境史學的聯系十分緊密。人文地理學一直處于發展變化之中③，依筆者的專業和目前的學識很難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擬選取某一方面來具體認識它與環境史學的聯系。在選擇過程中，我們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國人文地理學大師阿·德芒戎的思想上。這么做的考慮，是出于德芒戎對20世紀史學或歷史學家的不容置疑的影響。這從法國年鑒派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創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書中可窺見一般。布羅代爾在開列需要感激的名單時，第一個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學時的老師阿爾貝·德芒戎，我們從布羅代爾對地中海周圍山區的描寫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筆下的“利穆贊地區的山地”④的影子。鑒于地理學對于環境史學的貢獻以及環境史學同年鑒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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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國地理學家、近代地理學區域學派創始人赫特納(1859—1941)在論述西方地理學史時指出：“若是我們也把中國的地理學，我們的文化區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學，牽連在一起，這對于理解現在的科學，至少是現在的地理學，恐怕沒有多大的幫助”。[德]阿爾夫雷德·赫特納著：《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王蘭生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6頁。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國還被翻譯為“人生地理學”或“人類地理學”，盡管譯法各異，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學”法語詞為Gé0graphie humaine，德語詞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關于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變化，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學問題》，葛以德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25--248頁。

的學術傳承關系①，我們認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開列的地理學家名單中加上阿爾貝．德芒戎，應該是恰當的。②

一、定義問題

人文地理學是當前西方學界基本區分的地理學兩大類別之一，另一類是自然地理學。《大英百科全書》2002年版則將地理學分為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和區域地理學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學包括了人口地理學、經濟地理學、文化和社會地理學、城市地理學、政治地理學、醫藥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等，因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解釋人類的分布及其特點，這屬于人口地理學的范疇。但是不對以下問題予以重視，就不能理解人類的分布：人類如何滿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謀生，屬經濟地理學范疇；人類的文化、社會價值觀、勞動工具等，屬社會和文化地理學范疇；人們在城市和大都會的聚居，屬城市地理學范疇；人們的政治機構，屬政治地理學范疇；人們的健康和威脅他們的疾病，屬醫藥地理學范疇；當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進而成，屬歷史地理學范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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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學者認為環境史的學術淵源之一是法國的年鑒學派，參見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沒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對人文地理學的如此繁雜而又密切聯系的分支領域，我們怎樣才能認識和把握它呢?對于人文地理學問題，阿．德芒戎于20世紀初所做的論述，被視為是“指明了正確的道路”①。從德芒戎的論述中我們了解到，雖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類習俗的差異，但是直到18世紀以前，“對那些被我們現在歸人人文地理學名下的事實，即地球表面上人類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種單純的描述……實際上它們只是一堆未經整理、未加解釋的，也就是沒有科學性的雜亂無章的知識。科學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主要起始于18世紀進行的發現航行和殖民活動所導致的我們對地球知識的增長：主要由科學家或具有科學好奇心的探險家進行的航行。”②對于人文地理學的定義，德芒戎強調不能泛泛地認為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和自然環境的關系的，因為“它包括不了整個關于人類與自然環境關系的研究內容……這些關系中有許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學者所能研究的，它們屬于別的研究部門。”③于是，他將人文地理學界定為“研究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的關系的科學”④。他之所以用“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概念取代“人類”和“自然環境”概念，是因為他認為，首先，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會人。“我們不再把人類作為個體來考慮。通過對個體的研究，人類學和醫學可以取得科學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學就不能。人文地理學所研究的，是作為集體和集團的人：是作為社會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環境這個詞組比自然環境的含義更廣；它不僅包括可以表現出來的自然的影響，還包括一個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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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見“阿爾貝·德芒戎”，載[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0頁。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3--4頁。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5頁。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7頁。

于形成地理環境，即整個環境的人類自身的影響。”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定義以及他所運用的定義邏輯對于我們如何界定環境史學富有啟發意義。

環境史學自誕生至今，對于它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是研究和闡釋人類社會歷史的一種新的史學理念和視角，在學術界尚存歧義②。近30年來，在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環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斷，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體地研究和詮釋環境史，因而關于環境史的定義是見仁見智③。在美國，雖經多次討論，學者們基本上認定環境史就是研究人類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史，但是對于“人類”、“環境”等具體內涵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明晰和豐富的過程，對此，大家的理解還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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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6--7頁。

② 譬如沃斯特傾向于認為“環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學科，而是對歷史及其核心問題的廣泛的、新的再想像”，見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3頁；包茂宏在介紹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環境史的發展時認為又誕生了眾多的次分支學科，見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

③ 邁克爾·威廉斯在“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聯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紹了納什(Roderick Nash)、比爾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關于環境史的定義，參見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中還進一步介紹了貝利、克羅農和麥茜特等人有關環境史的定義，參見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麥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羅農、克羅斯比以及她本人關于環境史的解釋，見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紀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環境史研究的農業生態史模式，認為環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強調環境史學日益擺脫了初期的道德訴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標是為了加深我們對歷史上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理解，即在時間長河中人類如何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反過來，人類又如何影響自然環境，并產生了什么結果。在沃斯特心目中，這個自然僅指非人類世界。這一世界在原初意義上并不是我們人類所創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會環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類之間相互作用的舞臺)和人工環境(the built environment，無處不在，成了“第二自然”，這完全是一種文化的表現)①。應該說，沃斯特關于環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環境——非人類世界。沃斯特的有關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20世紀90年代初以前的美國環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個時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關于環境史的理論還是有著不同的聲音和爭論，其中最突出的，是喬爾·塔爾等人認為環境史研究應該包括城市或人工環境，并提出人工環境通過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而成為地球環境史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論斷②。當然，沃斯特本人的這方面的思想也在發展變化③。

筆者認為。上述爭論的關鍵在于如何認識影響著非人類世界的人類，以及人類到底怎樣并在哪里影響著自然環境等問題。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辨析“人類”概念的內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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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見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頁。

對于歷史研究中的人類概念的認識，我們應該回到的原點上來。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①。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是考察人類歷史開始點的總體假說。馬克思提出從人類社會整體出發的假說后，具體考察歷史的出發點是“現實的人”。“現實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體社會環境之中，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社會環境的統一構成了“人類社會”②。環境史學中的“人類”，也只能是結合著現實的社會環境，并進行對象性實踐活動的現實的人。其內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會組織程度的人的群體或集團，可以簡稱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會人”；其外延是由人類的生活活動、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等各類實踐活動構成的環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種設施組成的人工環境，以及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組成的社會環境。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是人類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人類社會是整個自然界中的人類子系統。與此相對應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氣圈、水圈、土壤一巖石圈和生物圈所構成的自然子系統，即環境史學中所運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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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頁。

② 參見蔣大椿：《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歷史觀的發展》，《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頁。

至此，我們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義邏輯來對環境史學進行界定。環境史學包括不了人類子系統和自然子系統各自內部或相互關系的全部內容，其中有許多方面肯定不是環境史學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統具有自己的結構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規律進行演化。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可能屬于地理學、地質學、生態學等學科的范疇。環境史學則是研究由人的實踐活動聯結的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互動過程的歷史學新領域。

這樣來辨析，就可以明了環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問題了。作為環境史學中“互動”一方的“自然環境”不包括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但是互動的另一方——“人類社會”囊括了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人類正是通過連續不斷的實踐活動，在利用與改造自然環境的過程中創造著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或者在創造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過程中實現了對自然環境的利用與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環境逐漸地改變了模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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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環境又被稱為原生環境或第一環境；被人類活動所改變了的原生環境，如被綠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氣和水體、被破壞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環境、次生環境和“人工-自然環境”等稱謂。

轉貼于 二、研究對象問題

長期以來，不同學科的學者都有興趣于人類與環境之關系的研究，各自對這一“關系”的具體把握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環境史學與人文地理學在這一問題上同樣如此。

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為例。德芒戎從他的人文地理學定義出發，對人類社會和地理環境的關系這一抽象問題進行了具體闡釋，由此構想了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確定了其范圍和界限。他認為，從這種關系中產生的問題包括四大組，即：1)人類社會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2)人類社會對利用自然資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斷演進，即文明類型的演化；3)隨著自然條件及被開發利用的資源而變化的人類分布；4)人類從最簡單到最復雜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強調，這些就是人文地理學專有的內容；人文地理學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這一廣闊的領域。不過，從他之后的學科發展來看，不僅人文地理學本身研究的問題隨時展在進一步拓寬，而且他界定的內容也并非只為人文地理學所專有。譬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環境史學同樣致力于對人地關系的思考與研究。

在抽象意義上，環境史學是“關于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歷史，是關于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各種關系的歷史”②。而如前所述，環境史學家對于相互關聯的“人類”與“環境”涵義的認識是逐漸明晰和不斷豐富的。從目前歐美環境史學家關于環境史研究對象和內容的種種規定來看，我們認為沃斯特關于環境史的三層次分析模式比較典型：

第一，對自然本身的理解，因為在各個歷史時期自然是充滿生機并發揮作用的；這包括自然的有機體和無機體，當然少不了人類有機體，因為人類是自然的食物鏈中的一環，他時而是子宮，時而是胃，時而是吃客，時而又被吃，時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時而又是一種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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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8頁。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會經濟領域，因為它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這兒我們關注的是工具和勞動、從勞動過程中產生的社會關系以及人們所設計的從自然資源中獲取產品的各種方式。一個被組織起來在大海捕魚的村社與一個在高山牧場養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別角色和季節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決策的權力，無論是環境方面還是其他方面，在一個社會內幾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對權力結構的探尋是該分析層次的組成部分。

第三，獨特的人類經歷的象征一一純粹的精神或思想層面，其中，感知、倫理、法律、神話和其他意識結構成為個人或組織與自然對話的組成部分。人們不停地描繪他們周圍的世界，界定資源是什么，判斷哪些行為會導致環境的退化，應該被禁止，并且對他們生活的目的做出選擇。①

這三個層面即三組問題，是沃斯特構建的環境史研究綱要，他自己認為“這個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筆者大體上贊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構，因為其他學者提出的分類大都是這一基本框架內的局部調整。因此，我們可以在這一框架的基礎上比較和認識環境史學和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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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3頁。

就沃斯特的環境史綱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對象來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對象，可歸結為人類在利用自然資源基礎上的生活、生產、居住和遷徙等問題。這些問題同樣為環境史學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個層面與之聯系最為緊密，而這一層面正是目前環境史研究的重點所在。已出版的關于歷史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行為對環境影響的著述大都屬于這一層次①。由此我們可以領會二者間的關聯和環境史的學術淵源。然而，環境史學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之間又有著顯見的不同。這突出表現在它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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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納德·沃斯特著：《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萊夫·龐廷著：《綠色世界史一一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涉及的問題止于人類對環境的利用、利用方式與地域的變化等。這些問題所折射的有關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觀念，基本上是一種單向的認識，即局限于人類在不同的時空中對自然環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種“可能論”(possibilism)的論點，這種論點是他的老師、法國人文地理學的奠基人維達爾·白蘭士于20世紀初提出來的。“可能論”認為，自然環境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圍的可能性，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來利用這種可能性，因此人在與環境的關系中是一種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力量。“可能論”雖然是一種與“環境決定論”相對立的人地關系觀，但它與決定論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認為，人類處于一方而環境處于另一方，兩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確定一方對另一方的作用或影響。可能論與決定論的這一共同之點被稱為“人類與環境之間關系的亞里斯多德學派的觀點”①。這類論點的提出和持續，與直到20世紀初的科學發展的大背景密切相關。“當時發展中的科學方法還是以探索簡單的、單線的因果關系為標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類推，而尚未認識到形成當今科學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和反饋過程。”②這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文地理學家在探求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規律及原因時，做出的大都是與線性科學相一致的簡單的、直向的解釋——要么強調環境對人的決定性作用，要么側重人對環境的改造與適應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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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納德·L·哈迪斯蒂著：《生態人類學》，郭凡、鄒和譯，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

② 唐納德·L·哈迪斯蒂著：《生態人類學》，第2頁。

③ 當然，人地關系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有關這一問題的思想、理論在人文地理學領域是不斷豐富發展的。繼環境決定論和可能論之后，又出現了“適應論”、“生態論”、“和諧論”等。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第40--42頁。

環境史學恰恰要從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止步的地方起步。它從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與利用開始，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事例來探討人類如何受到了自然環境的影響；反過來，人類又如何影響了自然環境，并產生了什么樣的結果等問題，以此來再現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歷史。環境史研究使得歷史學對人地關系的認識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歷史觀層面，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達到了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新認識。一方面，環境史學不同于政治史、經濟史、社會文化史等史學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環境因素在歷史解釋中的地位，認為“環境”是歷史中的一個活躍要素，而不只是人類活動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發展進程等都與人一樣具有創造歷史的能力。環境史非常明確地將自然要素納入歷史寫作的范疇，從而拓寬了歷史研究領域，豐富了歷史思考。這正如海外中國環境史研究專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論述人與疾病雙向互動的關系時所指出的，“對這種社會與自然間因果回饋循環之發現和闡明，正是環境史相對于其他歷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環境史學反對將人與自然割裂的機械自然觀，強調世間萬物的有機聯系，證明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始終不斷地發生的是相互的作用，兩者之間的分野是不明確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這顯然是一種關于人地關系的雙向認識，因而有別于上述人類與環境之關系的亞里斯多德學派的觀點。當然，環境史學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雙向認識也是隨其研究的發展而逐步明晰的。歐美環境史學大體上經歷了一個從片面狹隘的污染或災難史到全面寬廣的環境史的轉變，其研究日趨成熟，標志就是認識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動機的影響②。這反映了環境史家從對緊迫的環境問題的關切轉變到對人類與環境關系史的全面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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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頁。

② 參見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國環境史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與工業污染等問題成為研究的焦點，彼得·布林布爾庫姆、比爾·拉金和勞倫斯·布里茲等人先后發表了諸多專題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關的研究從污染史拓展到環境史，其中戴爾·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環境、技術與社會》是這方面的佳作。波特認為：“泰晤士河與倫敦的關系并非自然與人類文明之間的簡單對照。一千多年來這條河與這座大都市共同將自然的作用與人類創造的事業調和起來。人因為對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們的建筑物和周圍的鄉村發展了城市。人們通過堤岸、碼頭以及他們對清潔水的需求和廢棄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為一項公共工程，展示了技術在以文化價值觀、社會組織和制度為一方，以自然環境為另一方之間的調節作用……當然，技術作為一種分界面，其本身受環境條件和使用技術的社會的態度與習慣的制約。它充滿了變數。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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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爾庫姆的有關著述是空氣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約克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倫敦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紀蘇格蘭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將現代氣候研究與歷史檔案研究融合起來的佳作；而《大煙霧：中世紀以來倫敦空氣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書影響了許多后繼的環境史家。比爾·拉金和勞倫斯·布里茲的著作則是關于英國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參見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會的‘建構’，并且它還要因應意外的氣候、、流沙和這一地區可資利用的原料的質量而作變更。”①波特的研究從一個具體的方面既展示了人類如何塑造了自然環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響和改變人類文明中的作用。這是一種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雙向互動觀，它凸顯了環境史學的目標，即“認識人類如何受自然影響，又如何影響自然，以及影響的結果。”②

環境史學的這種雙向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今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研究的學科發展的態勢。20世紀中后期，不僅地理學本身在努力克服過去只重視研究“地”對“人”或“人”對“地”單向作用和影響的局限性，開始全面地研究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誕生了數門以“人類一環境系統”為研究對象的新興交叉學科，如環境科學、人類生態學和地球系統科學等，它們一致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整體性并對其進行綜合研究③。環境史學從環境科學和生態學等學科汲取了大量的養料，其中生態學尤為重要。生態學研究生物與環境的相互關系，這些關系集中體現在環境對生物的生態作用、生物對環境的生態適應以及生物對環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環境史學受到了生態學的巨：大影響，較某些前輩學者而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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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參見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著：《人類一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性》，第6--32頁。

④ 1866年，德國動物學家E·海克爾首先把生態學定義為“研究有機體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詳見周鴻編著：《人類生態學》，第1--2頁。

史學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將人類與自然的互動視為一條‘雙行線’(two-way street)”。①這一分析非常適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與環境史學關于人地關系的認識所作的對比。

與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不同相聯系，環境史學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學作為地理學中研究地表人文現象空間分布與變化規律的學科，其目的是要“闡明各國、各地區人文現象的分布規律，著重說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樣的人文活動，并探討其形成的原因，預測其發展的趨勢。例如，為什么當前世界上有的國家工業高度發達，有的國家工業依然處于極端落后的狀態。”②這顯然是對地表各種人文現象的空間分布與空間結構作客觀的描述與探討。德芒戎對法國農村聚落的類型、法國北部與美洲的聯系、北海的漁業和漁港、尼日爾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問題的研究即是如此。與之相比較，環境史學作為歷史學中研究人與自然關系史的新領域，除了要探尋人與自然關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為了比較和反思人類對自然的歷史認識和態度，尤其要檢討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對待自然的種種方式。環境史學要通過具體的實證研究，來探討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不同人群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比較各個時期不同類型的文明中人們關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價值觀方面所存在的差異，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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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潤田主編：《現代人文地理學》，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頁。

來認識人們對待他們周圍環境的不同態度及由此導致的不同結果。由于歷史上自然曾以各種各樣的災變對人類有悖于自然規律的開發活動予以了報復和懲罰，因而透過各種各樣的災害而揭示人類對自然的毀滅性開發和戕害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探尋人類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類文明健康發展的途徑，必然是環境史學的主要任務。由此，環境史學持有鮮明的批判立場。它反對竭澤而漁式的發展觀，提倡網開三面式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并試圖通過對人類與自然關系史的反思和評析，來尋求人類與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環境史綱的第三個層面突出地反映了這一訴求，《塵暴》一書則是他從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環境問題的典范。沃斯特認為，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發生的塵暴，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文化將人對自然的敬畏與謙恭蕩滌殆盡，并以人類對自然的極端狂妄與自負取而代之。它與北美大陸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約束的環境倫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①，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國家不要迷信和盲從美國的生產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國的覆轍②。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國際背景之下，他的這一“盛世危言”是發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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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高國榮：“對環境問題的文化批判——讀唐納德·沃斯特的《塵暴》”，《世界歷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頁。

② 沃斯特著：《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頁。

與沃斯特的作品一樣，歐美環境史學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飽含著對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的機械自然觀、科學與理性崇拜、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等內容的分析與思考。如麥茜特的《自然之死——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該書從性別的視角描述了人們關于自然概念的變化，并對這種變化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麥茜特將以往科學史中許多被忽視的問題突出出來，尤其是通過對科學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發現在產生近代科學革命的16、17世紀之際，“一個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為其中心的有機宇宙形象，讓位于一個機械的世界觀，這里，自然被重新建構成一個死寂和被動的、被人類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類怎樣將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機的自然觀如何轉變為機械的、死寂的自然觀的歷史過程，從而加深了對人類“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壞生態環境的歷史根源的認識。像這樣的對現代文明及其對自然之態度的評判，正是環境史學有別于人文地理學的重要之處。

因此，從研究對象來看，環境史學與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聯系的基礎在于二者都在探討人與環境的關系，區別的原因則在于它們對這種關系的認識和研究目的的不同。從這種聯系與區別中，我們可以更好地界定環境史研究的對象與側重點，以把握不同時代學科發展變化的脈絡。今天，環境史學已表現出更全面地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變化，并合理地解釋有關問題的能力，但環境史不能自詡解釋了所有的問題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應被視為“至今所有的編年史的邏輯發展的一個頂峰”。②因為歷史學研究的問題像任何其他學科一樣，也是變化的、不斷發展的，并需要多樣化的解釋。人類行為如此復雜，以至不能靠簡單的因果分析來解釋。同樣，對人類與環境的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應采取簡單的、一對一聯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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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麥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吳國盛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頁。

② [美]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態學研究》，第112頁。 三、方法原則問題

關于人文地理學的方法原則，德芒戎是這樣規定的：

第一原則 不要認為人文地理學是一種粗暴的決定論，一種來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論。人文地理學中的因果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具有意志和主動性的人類自身，就是攪動自然秩序的一個原因……第二原則 人文地理學家應當依靠地域的基礎進行研究。凡是人類生活的地方，不論何處，他們的生活方式中，總是包含著他們與地域基礎之間的一種必然聯系。使人文地理學不同于社會學的，正是這種對地域聯系的考慮……第三原則 為了全面地說明問題，人文地理學不能局限于只考慮事物的現狀。它必須設想現象的發展，追溯過去，也就是求助于歷史……

德芒戎規定的人文地理學的方法原則對環境史研究同樣具有啟發。盡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學思想在對人地關系的認識上是單向的，但他關于“人文地理學中的因果關系非常復雜”的提法依然值得我們注意，而他將人類看成是影響自然秩序的一個原因，由此而否定環境決定論，這種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環境史學家所重視。由于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萬年之久，其中的因與果事實上乃是相互糾纏和滲透的。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人類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綱要的第一個層面“對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對人類有機體的理解。

人類是生態圈中頗為獨特的物種，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創造者①。因此，人類既具有自然稟賦，又具有社會與文化屬性。人類的捕食、生殖、與其他生物爭奪生存資源以及對自然環境的依賴等基本生物功能，屬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體力和許多器官的功能上沒有什么優勢可言，人甚至比許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適應環境。但人有思想意識，有發明創造能力，并組成了一種社會和不斷完善這個社會，這是人的社會與文化屬性。人的這種屬性的形成從根本上改變了他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人類為了得到足夠的資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質材料等)來維持生存，可以發明各種手段和方式從不同的生態系統中去獲取，這使得人類成為了惟一能夠威脅以至于摧毀自己生存所依賴的環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進入了陸地所有生態系統，并通過技術的使用來支配它們的生物②，因此，人類必然會對自然生態系統產生全面的干預和極其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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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著：《人類-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發展》，第49--54頁。

② [英]克萊夫·龐廷著：《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第20頁。

即使如此，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人類的所作所為仍不得不受自然環境的制約和影響。這是因為大自然有著自己的節律和功能，人類的作為必須符合自然的規律，否則將會受到大自然無情的懲罰。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最終要歸結到一點，即地球能否承擔和接受人類的發展速度，或人地關系是否統一這個問題。一方面，地球上的資源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類將從自然索取的物質消耗以后，又會將廢棄物歸還自然。人類與自然之關系的本質即在于相互之間進行的這種物質、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換。由于人類社會在不斷發展，不同時期人類的技術水平、組織規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類與環境之間的交換關系在不同的時期也有著很大的不同，總的來說經歷了人類從誕生之初的完全依賴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壞與藐視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時強調保護與親近自然等階段。這一歷史進程表明：人類與環境的關系是既對立又統一，并在對立統一中前進和發展的。今天，人類社會的問題已成為如何遏制人自身種種的超越了各類生態系統能力的需求，以緩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種種壓力的問題。由此我們必須加強對人與自然關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諧及其消極后果的認識與研究。

由于人與環境的互動以及由此引起的問題總是發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間之上，并往往會超越領土、領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體污染、沙塵暴、酸雨等，這樣，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應當依靠的地域基礎，也是環境史研究應當依靠的基礎。

德芒戎特別強調人文地理學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關系，不能離開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說到：“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現象的全貌，最好從特殊的、局部的現象開始去觀察這個區域內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確某種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類的結合而產生的有活力的東西。這樣，我們就不得不回到對世界認識的起點，回到我們的物質存在的直接基礎上。人們常常要在對組成一個區域面貌的各個特征進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類和環境結合在一起的那些關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認識方法也可以為環境史學所遵循。環境史研究同樣要回到“對世界認識的起點”上來，這即是要加強對自然環境的原貌的認識。因為自然環境在不斷地變化，今天我們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氣候條件遠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環境的原貌，我們才能找到衡量其變化的基準或坐標，弄清其變化的幅度。這也符合關于歷史記載的出發點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②當然，自然基礎或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是相對的，其時間斷限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是有別的，這由文明出現的早晚而決定。即使在同一國家，由于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區的初始狀態，有的早就被破壞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見到。③這樣，在具體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據具體情況而選取不同的地域單位。明確地說，環境史學除了繼續運用傳統的國別研究單位外，還要加強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這是一種方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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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1頁。

② 在馬克思、恩格斯筆下，自然基礎包括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見：《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頁。

③ 此處得益于中國文物研究所的景愛先生的指教，謹致謝意。

至于如何確定所研究區域的范圍，則要視研究的問題而定。區域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以小見大，化整為零，而是為了獲得對一個區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關系的全面了解和認識。這就要求對某一區域的環境問題進行綜合性的研究，將涉及到的自然、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諸因素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尤其要注意聯系社會文化環境來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因為它們往往是通過人類社會的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和精神文化來體現相互作用的。這樣，突破學科界限，將自然和人文社會科學各相關學科的知識體系、理論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體的研究過程，是環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們看到，環境史研究具有跨學科性質；環境史學家尤其需要運用生態學、生物學、林學和地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知識來理解自然界在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但反過來，作為地理學家的德芒戎則強調入文地理學必須“求助于歷史”。他說道：“人類在時間中發展，為了理解這種發展，歷史的證明和自然規律的認識對我們同樣是必要的。”①這一思想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歷史研究在一切學科研究中的基礎地位。這也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在環境史研究中應如何處理歷史學與其他需要借鑒的學科的關系。環境史學的跨學科性質并不意味著歷史學的學科特征的泯滅，因為其本質上仍然是通過對有關問題的史料的發掘、整理和解釋來再現人與自然的關系史，并理解其現；伏。環境史學家也不必成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他們要做的只是跨越學科邊界，熟知其他學科(特別是自然科學)的術語、理論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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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3頁。

理解歷史上的環境問題。①不僅如此，由于環境變遷具有長時段的、深層次的社會歷史根源，這一變遷本身及其對人類社會歷史的影響并不是計算機模型或實驗室的實驗可以完全地模擬或實驗出來的，因而就愈發需要深入有關的歷史變遷之中去梳理、歸納和認識，從而為現在和未來提供有意義的啟示。此外，如前所述，環境史學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學乃至其他研究自然與人類關系之學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當自然科學或別的什么學科的婢女。環境史研究者不要東施效顰，而要清楚自己與自然科學家的不同。這樣，環境史學應是以歷史學為基礎和主體的跨學科研究。環境史學家要做的是在固守歷史學陣地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拓寬知識結構，擴大史料收集的范圍，并提高處理各類資料的能力。

今天，人類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遠離了自然，卻又越來越劇烈地干預了自然。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至少是地球表層的生態系統，已經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來愈深刻地融人了人類活動的意蘊。同時，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彌散于諸如技術體系、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文化意識、宗教信仰以及風俗習慣等各種人類事象之中，成為社會分化和文明演進不容忽視的動力之源。”②因此，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現時代，我們認識和研究自然環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參與了人類社會的演進歷程，人類社會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樣干預和影響了自然環境，以探索人類文明發展的新途徑，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而貢獻史學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國際史學界已表現出對環境史研究的濃厚興趣。從中國環境史學的發展來說，筆者認為，我們應擯棄中國世界史學界對國外研究成果進行宏觀中文話語處理的一貫做法，弘揚并改造中國學術界歷來重視災害史研究的傳統，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就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開展精細深入的理論建設和問題研究。我們既要研究他國以及世界性的問題，更需要研究中國自身的問題，并在研究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論框架，實現學術創新，以對國際環境史學和中國史學的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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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周秀慧（1963-），女，漢族，山東安丘人，碩士，教授，研究方向為地理科學與區域規劃學，南京郵電大學地理與生物信息學院，江蘇南京210023

1引言

信息化的時展是21世紀的標簽，網絡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促使傳統的教學模式發生巨大的變革，大力發展網絡教學模式，能夠有效地將老師和學生融合在一起，共同學習，共同分享學習成果，能夠真正的將“互動式”教學方式充分地展現出來，利用當前網絡信息化的優勢，是未來教育產業的必然趨勢，網絡教學模式不僅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還能夠豐富我們的學習環境。

2研究現狀

最早的計算機輔助教學模式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后期，初步階段主要是通過計算機的仿真功能、運算快速以及圖形動畫幫助老師解決一些教學方面的難題。第二個發展階段是90年代中后期時，逐步由輔助教學模式轉變為輔助學習，在該過程中主要強調“以學生為主”的教學理念，這一階段實現了信息技術和計算機教育的同步發展。第三個發展階段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計算機教育逐漸被替代，主要強調營造全新的教學模式，已成為信息技術教育的發展時期。當前，國內的教育事業不斷向前發展，網絡教育現已成為高等教育的主旋律。教育部為了加快學校的網絡化課程建設，不斷加大投資力度，已在全國各地、各地區建立了師生交流、網上作業、輔導解疑以及網上測試等網絡學習系統，教育部承諾將花費五年到十年的時間成功實現信息技術網絡化課程的全面普及，徹底改變傳統教學模式，成功構建網絡化教學模式。

3人文地理課程網絡教學模式的開展

人文地理學科學習內容廣泛，涵蓋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及人文地理之間的構成，知識需求量較大，課程介紹時需要的內容資料必須充分，因此，僅靠老師課堂上教授的知識，不能夠滿足教學的真正目的。人文地理學課程開展網絡教學模式不僅能夠滿足課堂本身需要的知識內容，還能夠幫助學生建立起自主思考、自我學習、交流協作的學習能力。

3.1明確課程學習目標，提高學生學習技能

學校的教學不會拘泥于形式，而是通過教學實踐明確教學目標，讓學生知道所要學習課程的真正意義。學習目標主要包括技能、情感以及知識三個組成部分。人文地理學課程的教學促使學習者能夠在學習的過程中明確人文地理學的學習內容，通過網絡化的教學模式能夠培養自己的地理學習興趣以及學習能力，學生必須學會適應網絡化的教學模式，方便自己形成地理審美情趣，增強對地理環境和人類之間關系的正確認識。

3.2將人文地理學課程和信息技術有機結合，提高學生的學習素養

在人文地理的教學過程中，課程本身和信息技術的緊密結合能夠打破書本的限制，豐富課堂知識，不會使得學生感到枯燥乏味，能夠極大地拓寬信息獲取的范圍，使得每一個學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培養自我學習素養。開展網絡化教學模式，在課堂中能夠提升學生對于學科的資料收集、信息分析以及學習使用的能力。網絡教學模式能夠打破空間、時間的限制，使得學生能夠在有限的時間里學到更多的地理知識。

3.3培養學生協作學習的能力，增強網絡教學的實踐性

老師通過分析學習內容，明確人文地理課程所需的學習內容。依據該課程的相關內容做成課件，將問題利用課件展示出來，老師和學生們一起探討，共同學習，不僅能夠激發學生們對于地理知識學習的興趣，還可以提高網絡教學模式的教學質量。有效地促進學生的學習行為，促進學生形成自己的地理知識體系。網絡化的教學模式是一個為學生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的過程，在課程中學生們可以互相通過聊天室、電子郵件、留言簿以及視頻會議等進行學習上的交流。此外，網絡化的教學模式能夠給同學們營造一個專業化的學術氛圍，讓學生們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盡情地開展人文地理知識的探索。

3.4網絡教學模式下學生學習成果的展示

網絡化的教學模式下，學生的學習成果不再像以往只能通過作業表現出來，現在的方式更加多元化，例如：報告或者論文的形式等。網絡化的教學模式對學生和老師而言，都是一個開放式的教學模式，因此，老師只需要在課堂中指導學生，讓學生成為自己學習的主人，對自己所學習的知識設置不同的研究課題，讓學生們分組展示自己的學習成果，能夠有效地調動學生們學習地理知識的積極性，培養學生們對于知識概念的理解和掌握，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培養與他人協作的精神。

4結束語

采取網絡化的教學方式，不僅提高了學生們對于人文地理知識的學習熱情，同時培養了學生們自主學習的能力，有效地改善了當前枯燥乏味的教學環境。在具體的課程開展過程中，仍然需要老師的引導，這樣學生們才能夠盡快地適應網絡化的教學模式，為了增強網絡化教學模式的開展進度，必須要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共同努力，共建新時代的新教育模式，從而促進教育事業的飛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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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會地理學的視角

明代地理學家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中，有一段文字專論浙江風俗，他將全省十一府分為三個區域：“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寧、紹、臺、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閭閻易于富貴，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氣所鐘，猛烈鷙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接著，他又分析了縉紳與眾庶之間的階級關系，杭、嘉、湖“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金、衢、嚴、處“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寧、紹、臺、溫則“閭閻與縉紳相安”。在征引了前揭這段記載后，譚其驤先生認為：“這就是近世西方所謂社會地理學。”①

社會地理學(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學諸分支學科中，社會地理學的起步較晚。20世紀初，法國近代地理學創始人維達爾·白蘭士(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曾提出或然論和人對環境的適應與選擇觀點，認為：“自然為人類的居住規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類對這些條件的反應或適應，則按照他自己的傳統的生活方式而不同。”②這一觀點奠定了社會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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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譚其驤：《與徐霞客差相同時的杰出的地理學家——王士性》，原載《紀念徐霞客論文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95頁。

②(美)普雷斯頓·詹姆斯(Preston E．James)著：《地理學思想史》第九章《法國和英國的新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82年7月，第232頁。參見：(英)羅伯特·迪金森(Robert E．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學創建人》，葛以德、林爾蔚、陳江、包森銘譯，葛以德校，商務印書館，1980年11月，第237—241頁；楊吾揚著：《地理學思想簡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第58—64頁。

的理論基礎。①國外的社會地理學自20世紀60年代初才開始發展起來，逐漸成為人文地理學中的一門新興學科。中國大陸的社會地理學起步較晚，及至90年代，才隨著人文地理學的逐漸恢復而受到關注。沈道齊、張小林指出：“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后，社會轉型加快，社會問題愈加突出地顯示出來，人文地理學者在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中意識到需要開拓新的領域。于是發展出社會地理學，建立中國社會地理學的理論框架與內容體系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并出現了較快的發展勢頭。”②

關于社會地理學，以往曾有論著做過一些界定。譬如，英國R．J．約翰斯頓主編的《人文地理學詞典》就指出：社會地理學是對“有關空間中的社會關系以及支撐這些關系的空間結構的研究”③。臺灣學者認為：“依地理觀點來研究社會現象的學問稱為社會地理學。人類的社會生活，各地各有其特質，研究其特質之所以造成的理由，乃至于因區域不同而產生的差異性，是社會地理學主要課題。社會生活與人口、聚落、經濟、交通乃至于政治、文化等問題相關，故社會地理學內容自與人文地理學內容難分。因此有人認為社會地理學為人文地理學之新名詞，但社會地理學之與人文地理學，在研究立場上有別，將人類生活當做社會現象加以研究的傾向而言，前者較后者更強。”④《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中列有“社會地理學”條，大陸學者李旭旦認為：“社會地理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研究各種不同社會集團的區域分布，分析比較社會類型及其形成過程。社會集團具有不同類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代表了對不同自然環境的一種反應。”⑤李旭旦還指出：早期的社會地理學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地理、聚落地理與城市地理等方面，除此之外，還研究各種社會集團如游牧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等的地理分布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社會地理學后來的發展側重于聯系解決社會實際問題⑥。李潤田主編的《現代人文地理學》一書列有“社會文化地理學”一章，其中有關社會地理研究方面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社區的地理研究；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包括社會關系的區位研究和社會問題的地理研究等)。其中所涉及的社區與環境、社區的中心與邊界和社區空間結構及其影響等，實際上的內容即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這已不是當代社會地理學研究的內容了。不過，以不同的標準劃分出各類社區，以及通過對社區的對比分析，凸顯不同社區的獨特性，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鑒作用。目前，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均已發展成為獨立的學科⑦，社會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集團方面。對此，吳傳鈞認為，中國社會地理學要“研究社會集團的空間活動，地域性的行為地理，生活水平的研究與犯罪地理學”等。李劍如認為，當代社會地理學是一門“研究社會集團的空間類型、空間結構、空間過程以及各種社會問題及其地域集中性的科學”。沈道齊、張小林認為：社會地理學是一門研究人類活動空間地域特征及其規律的學科，它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探討中國社會地理學的性質、對象與任務；社區地理研究；社會問題地域集中性的研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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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2頁，“法國地理學史”條；第432—433頁，“維達爾·白蘭士，P”條。

②沈道齊、張小林：《中國社會地理學綜述》，載馬戎、周星主編《田野工作與文化自覺》上冊，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59頁。

③柴彥威等譯，柴彥威、唐曉峰校，商務印書館，2004年1月，第653頁。

④石再添：《社會地理學》，載沙學浚主編《地理學》，見《云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一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第118頁。

⑤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9月，第215頁。

⑥1987年金其銘、董新編著的《人文地理學導論》也列有“社會地理學”，基本上承襲了上文的觀點。

⑦日本廣島女子大學助教授堤正信所著《集落の社會地理》(溪水社，1985年3月版)，雖以“社會地理”為名，但實際上研究的就是聚落地理。

⑧參見沈道齊、張小林：《中國社會地理學綜述》，載馬戎、周星主編《田野工作與文化自覺》上冊，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62頁。

綜上所述，迄今為止，社會地理學的理論框架與內容體系尚未完全定型。社會地理學有時也被稱為社會文化地理學，一般認為，用地理觀點來研究社會文化現象的學科，即稱為社會文化地理①，這說明社會地理學與文化地理學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②。社會地理學的出現，為人文地理學增添了活力，擴展了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視角，從而逐漸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新興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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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其昀譯：《人生地理學發達史(續)》(《地理雜志》第3卷第4期)，將“文化地理”稱為“高深的社會地理”。

②(英)R．J．約翰斯頓主編《人文地理學詞典》曰：“經歷了80年代整個人文科學的‘文化轉向’，社會地理學和文化地理學開始混合為很少有知識連貫性的學科。”(第653頁“社會地理學”條)

二 學界以往對社會地理現象的關注

歷史社會地理在歷史地理學中至今尚未占有一席之地③，但這并不等于說以往就沒有學者注意到這方面的內容。人類生活廣泛受環境影響，古往今來，有關這方面的觀察和記錄相當不少。晚清民國時期，不少西方地理學著作被翻譯、引進中國，這對于中國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張其昀譯有法國白呂納(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學發達史》，自民國十八年(1929年)九月起，連載于《地理雜志》第二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三卷第一期④，“人生地理學”亦即人文地理學。白呂納是社會地理學奠基人維達爾·白蘭士的弟子，根據白呂納的看法，人文地理學是“研究各種人類生活，如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等，與自然地理學之各現象之相互的關系”⑤。人地關系自古以來就已存在，人地關系論自然成了學界關注的焦點。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之相互關系，成為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理論和研究的中心課題。自然對于人類是主宰?還是影響?抑或是相關?這是人文地理學家分歧的焦點。主宰說者，認為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社會具有絕對的勢力，“人者地之產物耳”；影響說者，認為社會活動的演進原因多多，地理因素只是眾多原因之一而已。而主張相互關系論者，則認為人類受地理環境的支配，而地理環境亦受人類的影響⑥。白呂納虔奉其師維達爾·白蘭士的地理哲學，他的主要學術思想除了揭示人力足以改變環境的具體觀念外，還認為人類之適應環境，其能動性實與其他生物迥然有別。一般生物對于環境的反應完全是機械被動的，而人類對于環境的反應則相當靈活和主動，“人類具有心靈的智慧，其心理因素，亦為決定人地關系的主要條件之一”⑦。

在西方人文地理學說的影響下⑧，當時出版的地理學著作，對于人地關系均相當重視。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國人文地理》⑨共分三卷，分別為“民族篇”、“民權篇”和“民生篇”。該書關注中國各地的物產盛衰、人類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國家強弱等，尤其重視禮俗與民生(如實業、商業等)，對于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類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風俗由于人為，然亦必因其氣候、地勢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齊，民族性質之開閉，與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古來設軒輶之采，以覘列國之風，則禮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除了關注民俗外，該書亦簡要概述了漢族的派別(各類人群)，對客家、福老、福州鄉民(即俗傳的三把刀)、墮民、九姓漁戶和畬民等，均有涉及。當時，“社會地理學”的概念已在中國得到介紹，如1933年布魯諾(白呂納)原著、諶亞達譯述的《人文地理學》中，即有兩處較為詳細地論述了“社會地理學”的豐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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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關歷史社會地理總體上的理論探討，主要有：王振忠：《社會史研究與歷史社會地理》，《復旦學報》1991年第1期；吳宏岐、王洪瑞：《歷史社會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第33卷第3期，2004年5月。

④民國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有白菱漢著、張其昀譯的《人生地理學史》，收入何炳松、劉秉麟主編“社會科學小叢書”。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世界書局出版有布魯諾原著、諶亞達譯述的《人文地理學》。此處的“白菱漢”、“布魯諾”均是“白呂納”的異譯。

⑤張其昀譯：《人生地理學發達史》，載《地理雜志》第2卷第5期，第46頁。

⑥胡煥庸：《西洋人文地理學晚近之發展》，載《地理雜志》第2卷第3期，民國十八年(1929年)五月版。

⑦陳正祥：《現代地理學之觀念與方法》七《法國地理學派及其特色》，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81頁。

⑧晚清時期有三部較有影響的人文地理學譯著，即日人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學》(1906年)、世界語言文學研究會編輯部譯《最新人生地理學》(1907年)和凌廷輝的《人生地理學》(1909年)。參見：鄒振環著《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10—211頁。另參見：郭雙林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

⑨北平，建設圖書館，民國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

張其昀除了譯介白呂納的著作外，自己也有不少相關的著述。如《江浙二省人文地理之比較》一文①，對于浙江寧波商人和江蘇洞庭商幫等皆有論述。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張其昀出版《中國人地關系概論》一書，全書分四章，分別為“平原地帶”、“丘陵地帶”、“高原地帶”和“高山地帶”。該書“以中國之地勢為經，氣候、水利、人口、資源、實業、交通、都市、民族、國防等項為緯，就本國地理之基本智(知)識作系統之說明”②。其中，對于各地人群與地理環境之關系多所關注，如曰：“徽州茶葉品質最優，徽州六邑，地狹人稠，即在豐年，米糧僅敷三月之食，幸賴茶葉所得，以為挹注。徽州茶商散布全國，有‘無徽不成鎮’之語。”③又如，“海濱之民習于波濤，帆影足跡交于南北兩洋，寧波商人其代表也”④。張其昀對于人地關系的描述方法，與王士性對浙江的分析可謂一脈相承(只是在更大的范圍上廣而言之)。至于更細致的研究，早在民國十七年(1928年)和二十五年(1936年)，張其昀就分別出版《本國地理》兩種計五冊，后于1957年稍加刪節，總名之曰《中國區域志》甲、乙二編。其中，有不少內容與社會地理相關。張其昀認為：“區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乃治地理學之正軌也。《禮·王制》篇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雖陳言，而卓然為一天然區域(National region)之定義。”⑤“天然區域”是《中國區域志》的核心概念，根據他的定義：“大凡地理環境相同之處，其生活狀況亦必大同小異，若此之地，謂之天然區域。”⑥在接受西方地理學理論的同時，張其昀也努力發掘人文地理學的本土資源，進一步詳細闡述了“天然區域”的內涵：

地形與氣候，為環境之二大要素。先知一地之地形氣候，則于其地之風土人情，思過半矣。蓋水道之緩急，視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視乎氣候而定；而農田之肥瘠，又視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長，與氣候有關；礦產之采掘，與地質有關；而職業之分布，又與物產之分布有關。貿易之盛衰，系乎水陸之交通；人煙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陸轉輸，貨物集散之點，又必有都會之興起焉。凡大都會皆有其經濟之基礎，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風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趨勢，可以往復推尋者也。由此觀之，地理事實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釋與明晰之系統焉。不特須知其然，而且須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見其所以然，故于當然之事實，亦覺豁然貫通，見之愈為明切。是以欲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地理，必須認明天然區域，而不當囿于省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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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理雜志》第2卷第5期。

②張其昀著：《中國人地關系概論》，“史地叢刊”，該書為當時的教育部委托國立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編輯，大東書局，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

③《中國人地關系概論》第一章《丘陵地帶》，第23—24頁。

④《中國人地關系概論》第一章《丘陵地帶》，第25頁。

⑤《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五輯，1958年1月，第62頁。

⑥《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2頁。

⑦《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2頁。

《中國區域志》一書，不囿于省界，而根據地形、氣候、物產、人口、語言、交通、風俗和歷史等種種要素，“參伍稽考，分析綜合”，將中國分為黃河三角洲、大湖區域、大江三角洲、東南沿海區、珠江三角洲、嶺南山地、海南島、云貴高原、西南三大峽谷區、四川盆地、秦嶺漢水區、陜甘盆地、黃河上流區、山西高原、海河流域、東北二大半島、關東草原、白山黑水區、塞北草原、外蒙高原、準噶爾盆地、塔里木盆地和西藏高原二十三個“天然區域”。在“導言”中，張其昀就以安徽省為例，說明“天然區域”及其內部的諸多要素。他認為安徽省的天然區域，明顯可分為三區：北部屬于淮水流域，中部屬于大江流域，東南一小部分，屬于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氣候各不相同，生計亦迥然有異，如“安徽之東南部，山多田少，生計艱難，故壯者多行役四方，徽州商人，到處有之”。他并且認為，“徽州之徽港，與浙江之婺港、衢港，同為浙水之上源，分隸二省，非通論也。吾人研究地理，要當注意天然形勢，應分則分，應合則合，觀其會通，而明其大綱，庶不至有重復割裂之煩，與源委不清之弊也!”①揆諸實際，皖南的徽州與浙江的淳安等地，不僅同屬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異，可見張其昀的說法的確頗有見地。

《中國區域志》一書，非常注意各“天然區域”內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風俗”。所謂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產，譬如“徽州六縣，山多田少，即在豐年，米糧亦僅敷三月之食，幸賴茶葉之所得以為挹注。徽茶為徽州出產之王，徽州各縣幾至無家無茶園茶場，一至立夏(五月六日)，家家籌備摘茶，總計茶戶、茶工、茶商、茶販，徽州人民之生計，有十分之九與茶業有關。我國綠茶品質以徽州婺源縣為最優，紅茶以徽州祁門縣為最優。婺源北鄉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為名貴。上海出口綠茶，箱上大字多標名‘鄣山某茶’，藉其名貴以召外人重視。徽州雖屬安徽，但徽州綠茶非由蕪湖出口，而由杭州運至上海出口，祁門紅茶由江西九江出口，水運有關于商業，于此可見。徽州茶占全國產額四分之一，徽州六邑每年產茶四十萬擔，每年以最低山價之三十元計算，即有一千二百萬元。上海綠茶外銷市況，幾視徽州產額之豐歉為轉移。江浙兩省，民間日用之茶，尤以徽茶為最盛行，即北平、天津、漢口、廣州各大埠，茶葉店肆，類為徽州茶商所設……”②因此，徽州的風俗及民生，“因山多田少，生計艱難，壯者傭于四方，善識低昂，故亦有以貨殖為恒產者”③，“徽州人素以善于經商見稱，挾其土產茶葉，遠游全國，各省商業，殆無不有徽幫者”④。盡管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茶業經營只是徽州民生所賴的一個方面，“無徽不成鎮”局面的形成，亦不僅與徽商的茶業貿易有關，但《中國區域志》重視

地理環境、物產與生活方式之間的關系，卻極富啟發意義，在以往的地理學著作中，也是別開生面的。

除了徽州外，張其昀對各地其他人群的分析，亦頗耐人尋味。如對山西風俗，他指出：“儉，美德也，亦山西人最顯著之風俗也。蓋晉省山岳重疊，天寒地瘠，可耕之田甚少，物料須仰給于燕豫秦中，又苦于舟楫不通，是以堅忍儉嗇，憂深思遠，此乃環境之影響，不得不然。農夫夏秋在野，冬春在礦，商賈勤貿易，婦女勤紡織，可謂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也。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吝嗇迫隘，而好儲蓄。即家鉅萬，亦務多積聚，淡泊自安，毫無奢華。……山西人善治生，其節財之法，往往為他處所罕見。……山西人最善經商，亦受地理環境之影響。蓋土瘠民勞，每遇兇荒則負擔赴外境，謂之赴熟，無安土重遷之習慣，一也。晉人善治生，多藏蓄，計較分毫，長于理財，二也。河東有鹽鐵之饒，貿易遍于各省，其商人‘任重而道遠’，皆能忍耐，處事有恒，三也。”⑤自明代以來，山西商人聞名遐邇，成為執中國商界之牛耳的兩大巨擘之一。以往雖然也有不少著作論及山西的自然環境與從商習俗形成的關系，但此處張氏較為全面的分析仍有其獨到之處。又如，對于江南風俗，張其昀認為亦深受風土之影響：

(一)郊無曠土，阡陌如繡，有古井田遺意。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數十家或數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地方自治，素稱修明。至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不但冠于中國，即在世界各國亦無其比。

(二)東南財賦之區，男女皆能自立，地饒多利，俗尚紛華。崇棟宇，豐庖廚，嫁娶喪葬，浮侈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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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3頁。

②《中國區域志》乙編第七章《東南沿海區》，第106—107頁。

③《中國區域志》甲編第四章《東南沿海區》，第171—172頁。

④《中國區域志》乙編第七章《東南沿海區》，第111頁。

⑤《中國區域志》甲編第十四章《山西高原》，第349—351頁。

(三)“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穎異之材，挺生是邦，喜文藝而厭凡鄙，出自天性。布衣之士，率能摛章染翰，其格甚美。

(四)水土柔和，語音清切，春秋佳日，游侶如云。吳人善詼諧滑稽，談言微中；又多閑情韻事，此皆交際頻繁之故也。①

上述的分析，與王士性、張瀚和謝肇淛等人的記載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或許我們并不滿足于類似的描述，甚至有的學者可以“科學”地認為這樣的描述失之“籠統”②，但由此亦不難想見學界對于社會地理的關注可謂不絕如縷，未曾間斷。只是中國大陸自建國以后近30年，因人文地理長期遭受冷落③，故而對社會地理之關注亦遂乏人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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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區域志》甲編第三章《大江三角洲》，第142—143頁。

②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認同這樣的觀點，但基于社會地理現象本身的紛繁復雜，許多情況下并無絕對明確的界限，數量統計固然“科學”，但“籠統”有時較之絕對的“科學”，或許更能大致概括和揭示社會現象的總體特征。

轉貼于 三 歷史社會地理學的研究內涵

歷史社會地理是研究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變遷，研究地理因素對社會文化現象的影響，以及社會風尚的區域特征，等等。參照當代社會地理學的框架，我以為，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內容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歷史時期社區的地理研究

社區是包括人口、地域及社會關系的社會實體。換言之，社區既是一群居民，又是一個地理區位，同時它還代表著一種生活方式。社區的數量眾多，其分布可以說是無所不在④。此前有關社區的研究，絕大部分來自社會文化人類學方面，他們主要關注的是當代社區的現狀⑤。實際上，歷史時期的社區研究⑥，亦可借鑒當代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早在1948年，就已指出，社區研究與歷史是相通的，他認為：“社區分析的初步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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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參見譚其驤《歷中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載《歷史地理》第十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④參見：蔡宏進著《社區原理》，臺灣三民書局，1985年6月，第1—26頁。在中國大陸，劉君德、靳潤成、張俊芳編著有《中國社區地理》，“中國人文地理叢書”，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

⑤關于這一點，參見王銘銘所著《社區的歷程——溪村漢人家族的個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社會學人類學論叢”第三卷，1997年4月；《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6月。

⑥歷史學界對“社區”的研究，也出現了一些論著，如喬志強認為：“簡言之，社區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區性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社會，社區可分為農村社區和城市社區兩大類型。另外，少數民族也屬于一個特定的社區。”(喬志強主編：《中國近代社會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25頁)。張研曾發表《試論清代的社區》(《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她認為：“社區兼有社會和地理的空間概念。清代的社區可以說就是清代的區域社會。這種區域社會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鄉族及保甲、里甲、坊廂等形式聚居其中、進行各種社會活動、產生各種互動關系而共生共存的社會地理空間。清代的社區與其他時代的社區一樣，存在或重疊、或交錯、或平行的多種形態，如法定社區、自然社區、專能社區、政治社區、經濟社區、精神社區、民族社區等。多種形態的諸多社區構成了清代社會。……”關于這方面的討論，詳見張研著《清代社會的慢變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另外，卞利也有《社會史研究的典型區域——明清徽州社區解剖》，載《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顯然，他們有的是將“社區”當作“區域社會”的代名詞，有的將之當成“地區”的代名詞。不過，也有一些學者是將“社區”視作其內居民具有高度認同感和凝聚力、范圍適中的區域，以此為視角，研究社區內的人群、空間、文化、組織和認同等問題。如鄭振滿《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莆陽江口平原的例證》 (載《史林》1995年第1期)、陳春聲《鄉村神廟系統與社區歷史的演變——以樟林為例》(載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725—761頁)等文，雖未對“社區”下直接的定義，但其內涵大致如此。王振忠《明清揚州鹽商社區文化及其影響》(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參見王振忠著《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4月，第120—157頁)、《明清以來漢口的徽商與徽州人社區》(“中國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紀”學術研討會，臺灣暨南大學，2001年12月)二文，則直接而具體地將“社區”視作居民、地理區位和生活方式的結合。

在一定時空坐落中去描畫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在這一層上可以說是和歷史學的工作相通的。社區分析在目前雖則常以當前的社區作研究對象，但這只是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歷史材料充分的話，任何時代的社區都同樣可作分析對象。”①也就是說，社區研究的對象是現代社區還是歷史時期的社區，主要看資料的情況來決定。而從資料的角度來看，在歷史時期，有的地區保留下來的民間檔案文書相當豐富。比如說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國的徽州文書，數量就相當之多，其中就包含了相當豐富的鄉村社區研究資料(我將這些資料稱為村落文書)②，它的詳細程度，在某種程度上講甚至不亞于當代社會文化人類學者實地調查獲得的資料。因此，運用這樣的資料來研究歷史時期的社區，顯然是可行的。當然，與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社區研究相比，歷史社會地理更注重對歷史資料的運用和解讀，特別重視對基層鄉土文化的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經過歷史承繼積淀而形成的鄉土文化及其在異地的擴散和傳播。

2．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

在歷史社會地理中，如果說社區研究側重于對人類生活空間的探討③，那么社會現象則側重于對社會生活方式的研究④。“生活方式是技藝的綜合，是人群主動地求適應于地理環境的表現。生活方式的特殊、穩定和持久與否，大都要看地理環境之是否特殊與穩定”⑤。社會地理學將人類的生活方式導入地理學研究，“它指的是一個人類集團的成員學習到的傳統品質——即人類學者所用的術語‘文化’，生活方式意味著一種民族的制度、風俗、態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復合體。維達爾指出，同樣的環境對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義：生活方式是決定某一特定的人類集團將選擇由自然提供的那種可能性的基本因素”⑥。生活方式的范圍很廣，如衣食住行、婚喪禮俗、休閑娛樂以及各類社會現象等。關于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主要應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1)人群研究：社會地理以人和社會為中心，特別關注社會群體類型。在歷史時期，社會群體在一定社會范圍內形成，并由具有共同價值取向及行為準則的人們構成相對穩定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方式。由于他們對于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適應，故而在空間上表現為不同的分布類型⑦。因此，對于社會現象的研究，最重要的便是人群研究。社會地理的人群研究，主要是研究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影響。

1994年業師鄒逸麟先生主編的“區域人群文化叢書”⑧，在叢書前序中，我們首次提出了“區域人群”的概念。所謂區域人群，是指歷史上特定時期具有明顯區域特征、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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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第92頁。

②參見拙文《清代前期徽州民間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間日用類書為例》，“中國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2002年10月)論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2002年10月，待刊；《徽州村落文書的形成——以抄本二種為中心》，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史料館主持國際合作項目“歷史檔案的多國比較研究”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近世東亞的組織與文書”)論文，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2004年11月，待刊。

③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水津一朗所著《新訂社會地理學の基本問題——地域科學への試論》(大明堂，1980年6月版)，即以“生活空間”為其主要研究內容。

④日本社會地理協會(Japanese Association of 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所編的《社會地理》雜志，英文直譯即作“社會生活的地理”(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該雜志于1947年創刊。

⑤(法)梭爾：《論生活方式》，載梭爾著、孫宕越編譯《人文地理學原理》，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四輯，1957年4月，第95頁。

⑥《地理學思想史》第九章《法國和英國的新地理學》，第232頁。

⑦參見左大康主編《現代地理學辭典》，商務印書館，1990年7月，第726頁。

⑧該叢書由王振忠策劃并任副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有《紹興師爺》(王振忠著)、《徽州朝奉》(王磊著)、《山西票商》(安介生著)、《八旗子弟》(劉小萌著)、《鉆天洞庭》(馬學強著)、《蘇州狀元》(胡敏著)、《蘇州梨園》(李家球著)、《香山匠人》(李家球著)、《寧波商人》(林樹建著)、《兩淮鹽商》(韋明鏵著)、《揚州瘦馬》(韋明鏵著)、《維揚優伶》(韋明鏵著)、《秦淮粉黛》(劍奴著)和《九姓漁戶》(劍奴著)等。

社會產生不同程度影響的人群，他們不僅有著縱向遺傳和橫向衍播的民俗傳承，而且，其名稱又是歷史時期約定俗成的。如徽州朝奉、紹興師爺、鳳陽乞丐和山西票商等。有關區域人群，我們主要研究了地理環境與區域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區域社會心態、風俗習慣及其社會影響等①。

近年來，對漢族人群的研究，學界出現了不少富有學術價值的成果。譬如，喬健、劉貫文、李天生所著的《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臺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9月版)，通過為時兩年的田野調查，在收集大量第一手文獻的基礎上，對山西樂戶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認為：“樂戶被排除于宗族組織之外，因而在親屬關系、祖先觀念及祖先崇拜上與農民迥異。同時在道德與價值觀念上、人際關系上、生活習慣上、婚姻與家庭以及宗教信仰諸方面都有獨特的理念與行為。”②這是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結合，研究區域人群的一個成果。這部專著相當扎實，對于我們研究歷史社會地理頗有啟發③。又如，陳支平所著的《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認為：民系至少應當具備地域條件、人口因素、相對完整的社會活動體系，以及相對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這四個要素。他將福建的漢人分成福州人、興化人、閩南人④、閩北人、客家人和龍巖人六個民系，并對各個民系的分布、各個民系之間的相互交融、漢人民系與少數民族的血緣文化融合、福建漢人各民系的人文性格及福建漢民整體上的人文特征等，均做了深入的探討。特別是其中從社會經濟史角度著眼，對福建漢人各民系人文性格方面的探索，有頗為獨到之處，是目前所見歷史學界對人群研究方面的一部力著⑤。美國學者韓起瀾(Emily Honig)所著的《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 hai，1850—1980)⑥，“涉及中國的原籍族群的社會建構和社會含義”，也是有關區域人群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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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區域人群”的基本概念此后似乎為學界所認可及沿用，除了筆者執筆的《歷史人文地理》(鄒逸麟教授主編，科學出版社，2001年4月)社會文化部分之外，胡兆量、阿爾斯朗·瓊達等編著的《中國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八章《中國歷史區域文化人群》，吳宏岐、王洪瑞合撰的《歷史社會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一文，也基本上采用了這一概念。

②《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第8頁。

③與喬健等人的研究差相同時，音樂史學者項陽也著有《山西樂戶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該書“從對歷史上樂籍最為集中區域之一山西省所存樂戶后人的實地考察入手，以樂籍制度、樂人為主脈對中國音樂文化傳統進行梳理”，據說，作者對山西樂戶的關注也是從1994年開始，他對山西十多個縣市的幾十位老樂人及其后代進行了調查采訪，掌握第一手的寶貴資料。但兩部書的作者似乎都沒有提及對方的研究，很可能是在不同的領域中分別進行的研究。

④關于閩南人，林再復著有《閩南人》一書，臺北，三民書局，1985年修訂再版本。

⑤除此之外，還有不少著作也與人群研究有關。譬如，徐杰舜主編《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這部書將漢民族的人文地理劃分成華南、華東、華中、華北、東北、西北、西南七個人文地理區，概述了各區的族群及其文化。黃淑娉主編的《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研究廣東漢族的不同民系和群體的文化以及少數民族文化，對廣東漢族三民系(即廣府、潮汕、客家)的體質特征、文化特點、族群心理、廣東語言和宗族制度等，都作了詳細的研究。黃淑娉、龔佩華另著有《廣東世仆制度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對廣東的世仆作了系統的探討。人類學的研究，特別是國內近年來對漢族的研究，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反映各地人群社會文化風貌的通俗著作也層出疊現。如：《剖析“上海人”》，“閑話中國人系列”，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年2月；《品評“廣東人》，1995年lo月；《說道“山東人”》，1995年10月；《放談“東北人”》，1995年lo月；蔡棟編《南人與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北人與南人》，中國人事出版社，1997年12月；余秋雨等著《東西南北人——中國人的性格與文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12月；方方、葉兆言等著《閑說中國人》，三聯書店(香港)2002年11月。此外，還有《人文中國》、《城市季風》、“都市人叢書”和《粵人眾生相》等。雖然是通俗作品，但它與歷史地理學界以及社會文化人類學界開展的對漢族人群的研究之學術傾向，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中的文字多出自作家之手，雖然間或不乏一定的學術水準，但也有不少是以極端的個案來揭示人群的特征和性格。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8月。

關于區域人群的研究，與社會經濟史、人類學關系密切。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區域人群的產生、變遷及其社會影響，與各地的社會經濟結構密切相關①。而從社會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看來，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民族，應當加強對漢民族人群的研究②。當然，歷史社會地理在研究各地人群的人際、群際關系時，始終應當加強對其地理背景的分析。我以為，今后應當重點發掘族譜、民間文書以及民間三集成(歌謠、諺語、民間故事)、竹枝詞、文集、筆記等資料，研究各種人群的淵源流布(包括人群由來、分布、地理環境背景)、特征(群體性格、心理差別)、經濟(謀生方式)、文化(社會規則、家族家庭、衣食住行、婚喪禮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迷信禁忌)和語言(方言、俗諺、民間歌謠)，對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展開多層面、多角度的研究。

(2)風俗地理：主要研究民間生活的空間形式③，也就是用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民俗的形成、發展、演變、分布規律和區域特征。具體而言，諸如民俗事象的地理分布，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城市文化與時尚變遷等等，都是風俗地理研究的對象。其中，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在現代民俗地理著作中被稱作是“鄉間民規民俗地理”，主要是研究鄉土社會中形成的諸多習俗慣例。對于這樣的課題，歷史民俗地理的研究，可以利用現存的大批日用類書加以探討。譬如，徽州、紹興、海門、湖南及上海等地都遺存下了不少日用類書，他們分別反映了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是不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環境下的產物。利用這樣的資料，可以研究歷史時期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關于風俗地理，以往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亦多有涉及④，而各種斷代的風俗史、民俗史、社會生活史，也與風俗地理有相當大的關系。但歷史社會地理并不刻意于人為的分區，更注重從人群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討。

(3)社會變遷：社會變遷是指因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引發的各類社會變動現象，舉凡社會形態、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關系、社會組織、生活方式、風俗時尚等一切社會現象所發生的變動，都可以歸入社會變遷的范疇。這方面的研究與社會史、社會學關系密切，只是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更偏重于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加以分析。

由于此前歷史社會地理尚未在歷史地理學中占據應有的位置，而社會地理研究的范圍又相當廣闊，作為一門尚待建立的分支，上述芻議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我個人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研究的粗淺認識。該一分支的最終確立，需要更多扎實的實證研究，需要更多學者的參與和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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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前蘇聯，社會地理學被列入社會科學系統，將它作為社會經濟地理學的一部分，主要以人為主體研究人們生活和社會生產的空間過程與組織形式，包括人們的勞動、生活、休息、個性的發展與生命再生產的條件。參見左大康主編《現代地理學辭典》，第725頁。日本學者奧田義雄所著《社會經濟地理學論考——現代における世界像の把握》(大明堂，1969年)，第一編即包括對社會地理學本質和體系的考察。(第1—41頁)。

②對于漢族人群的研究愈來愈受到多方面的關注。譬如，在民族學界，20世紀80年代開始，等人多次強調要加強對漢民族的研究，此后，漢民族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參見宋蜀華、滿都爾圖：《中國民族學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華南的社會經濟史學者通過與人類學者的對話和交流，逐漸發展出一種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這一點，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人群研究，有著重要的啟發。

③高曾偉主編：《中國民俗地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頁。在日本，田村榮太郎所著《江戶·東京風俗地理》(雄山閣，1965年1月)四卷，以豐富的史料及珍貴照片、地圖，對東京的地理、歷史風俗、城市發展和城市景觀變遷等，均作了揭示。

④較早的如曾昭璇先生的研究，其成果最初是以講義的形式出現，參見其后來正式出版的一些論著，如：《嶺南史地與民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人類地理學概論》，科學出版社，1999年9月。此后的歷史文化地理論著亦多涉及，茲不贅列。

篇8

在初中地理課中，人文地理知識占據了重要的一部分。如何掌握和學習這部分內容，對學生進行人文素質教育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本文從初中地理課程中選取人文地理知識中的幾個方面闡述了人文地理知識滲透學習的重要性。

一、從疆域和行政區劃的學習，讓學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國的自然地理概況

中國幅員遼闊，面積廣大，以960萬平方公里陸地面積成為世界上第三大國，自然環境各異，南北溫差較大，山脈河流較廣，全國按照地理位置特點劃分為34個省級行政區。通過這些內容的了解和學習，可以讓學生對祖國的山河和自己所處的位置有個更準確的認識。

二、從人口和民族的學習，培養學生熱愛祖國和家鄉的美好感情

我國除了土地面積大外，還有另外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人口多。我們在學習中都了解到，中國僅用占全球7%的耕地養活了占全球21%的人口。并且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共同聚居的國家，貴州省就是一個漢、苗、侗族、布依等多個民族共同居住的地方。在學習的過程中，讓學生對我們的祖國和家鄉有更深入的了解，培養學生熱愛祖國和家鄉，各民族團結相處的美好感情。

三、從農、工、商各行業的分布特點學習，樹立學生的遠大理想

中國的物產資源非常豐富，因為各地域條件的不同，主導產業也不一致。農業是我國的國民經濟基礎，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工業水平的提升以及沿海地區商業經濟的繁榮，使我們在農、工、商各行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通過農、工、商各行業地域的不同分布特點，可以讓學生對各行業的特點有個初步的認識，并樹立遠大的理想，為祖國的美好建設而努力學習。

四、從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學習，增強學生的環保意識

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環境隨之下降。如何改善目前的惡劣環境保持可續的發展，是這節內容學習的重點。通過這些內容的掌握，可以增強學生的環境意識，教育學生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

篇9

中圖分類號：G642.3

文獻標識碼：C

1 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開設情況

教育部于2012年將原來的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簡稱資環）專業分地理與城鄉規劃和自然地理與資源環境兩個新專業。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是針對我國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而形成，其屬于交叉學科專業，主要是將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理念貫穿于城鄉規劃和管理之中。因此，各高校對資環專業進行調整，使得開設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院校，既有綜合性大學、師范院校，又有理工院校、地礦類院校、財經院校，同時也就形成了多學科背景的態勢。

1.1全國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開設情況

通過網絡、會議材料等資料，按學科背景將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分成地理類、理工類、和經濟管理類等三大類，見表1所示。

針對表1中代表性高校的課程開設情況初步分析，各高校專業核心課程中均涵蓋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經濟地理，70%的高校開設城市總體規劃、城市詳細規劃及城市規劃原理課程，其余的理論課程據各學校實際情況各略有差異。各高校實踐課程開設中，總體課程比例占總課程的24%-35%。相對于理論課程，各高校之間實踐課程的呈現明顯差異化。首先，實踐課程的種類各異，主要有課程設計、課程實習、野外實習、綜合實踐、實驗分析、上機練習、生產實習、社會實踐、畢業設計（論文）等；其次，在專業學科背景相同的情況下，課程的開設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分析其原因可能涉及到各高校的專業優勢、實踐條件及師資條件的不同；最后，雖然實踐課程開設存在一定的差異，但還是可以將實踐課程大致分為規劃設計類、地理信息類、自然地理類、資源評價類、區域分析類。

1.2廣西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及相關專業的開設情況

依托網絡調查和資料收集，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在廣西的開始情況如表2所示，其中與人文地理城鄉規劃專業相關的專業在廣西的開設情況也列入表2中。從表2可知，一是廣西開設該專業的本專科院校數量較少，使得該專業在廣西機遇和挑戰并存，關鍵在于如何發展優勢辦出特色，培養適應廣西城鎮化發展的實用人才。二是城市規劃專業對該專業造成了很大的沖擊，城市規劃屬于工科專業，而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屬于理論分析性的理科專業。因此，本專科院校的規劃專業都會對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造成一定的影響。

對表2中高校的課程開設情況進行分析。首先，前兩所學校的理論課程存在一定差別，廣西師范學院增開建筑初步與建筑設計、素描建筑繪畫技法等課程，廣西財經學院增開管理學、區域經濟、環境土地規劃等課程。其次，在實踐課程方面，均以實驗室為主的實踐課類別，課程包含了城市總體規劃、控制性詳細規劃、修建性詳細規劃課程。欽州學院地理科學（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方向）的專業課程以資源環境為重心，其特點一是偏向理論教學，二是以地理學和海洋學課程為主，三是實踐課程數只有氣象水文野外、地質地貌野外和植被土壤野外實習三門。而表2中后四所學校均是工科背景的城市規劃專業，綜合分析四者的人才培養方案，明顯具有較強的實踐操作性。其既包含了規劃和建筑學的理論知識，又囊括了美學、計算機輔助及規劃的實踐課程，且本科院校學制5年，有足夠的時間將整個專業教育完善，使學生出校即具備一定的實踐操作能力。

2 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實踐課程建設分析

2.1廣西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實踐課程與全國代表院校的異同

上述分析對比可知，該專業的核心課程設置基本一致，都會設置總體規劃、修建性規劃等規劃類核心課程，并輔以其他支撐課程。但是廣西院校的實踐課程種類數比較單一，一般以課程設計、上機練習和畢業實習為主，缺少野外實踐調查等實踐課程。人才培養計劃多以理論課程及其配套的計算機輔助實踐課程為主，沒有讓學生深刻體會到規劃前期調研工作的獲取方式及重要性，也就是說大部分教學停留在感知層面。

2.2財經類院校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實踐課程異同

對比全國財經類院校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首先該專業的所屬二級學院的歸口各異。其次，從人才培養計劃來看，財經類學科背景的院校略微刪減了地理類、理工類的院校的地理類課程，增加了管理類課程，從人才培養定位上來講，特點在于懂理論懂技術還要懂管理。而廣西開設該專業的兩所學校，一所為師范類院校一所為財經類院校。同樣在人才培養上存在這種差異。最后，對比實踐課程，因受學校學科背景的影響，在相應實踐課的軟硬件及師資配套上略遜于綜合性和理工類院校。因此，實踐課程在財經類院校相對薄弱，基本以規劃類和地理信息類的實踐課程為主，且開設的課時量也略少于其他類別的院校。

篇10

在飲食文化研究方面，有關飲食的象征性意義以及不同群體對其的解讀得到了廣泛的討論。首先，飲食承擔著某種物質意義。Cook認為，飲食是“嘈雜的（noisy）”，他引用Stassart和Whatmore的話指出，“一只雞、一顆洋蔥和一磅面粉不會用相同的方式向消費者‘訴說’它們的故事”[10]。其次，飲食承擔著社會文化意義。如Jackson等指出，飲食從生產到消費的整個過程中，其社會文化意義經歷著不斷的發展和重塑，并認為飲食在商品鏈中以產品的形式傳遞了動態發展的社會文化意義。一方面，飲食能夠作為社會差別的標志，反映人們的社會身份。例如Cohen和Avieli在闡述人們的飲食習慣和用餐禮儀時，指出對于西方人來說，運用餐具盛放食物和食用食物是一種文化習慣和文明行為。另一方面，飲食被認為是地方的象征，反映了人們關于“我來自哪里”的身份界定，人們對飲食的選擇，反映了他們對某個地方或者該地方所承載文化的情感傾向。例如，Collins指出，對于韓國人來說，泡菜是他們身份的象征，米飯是他們最基礎的食物，肉則象征著財富。同時，飲食能夠作為人們體驗其他地方習俗和文化的途徑。例如，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越南和其他亞洲國家，餐廳往往會把活魚活獸養在水缸或者籠子里供顧客選擇，這種行為在當地文化中象征著食物品種多樣、質量優良和新鮮。而西方的游客卻會拒絕食用這些“新鮮的”食物，因為他們認為這些還會動的動物是不能吃的。因此，人們對飲食的選擇取決于他們對這種飲食的象征意義解讀，即取決于飲食與人們的溝通，但這種溝通時常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群體中形成某種落差和誤解。

2、飲食的文化經濟研究

近年來，標志人文地理學發展最顯著的特性便是重新強調商品文化，即經濟和文化的融合。由于現代飲食產業通過將食品的生產和消費與飲食文化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可以說是一種商品文化的表現形式。國外人文地理學關于飲食的商品文化研究涵蓋了整個飲食產業鏈，從飲食的生產、運輸、零售和消費的各個方面探討飲食所起的社會文化作用和人地關系。關于飲食生產的研究往往將飲食與農業及其相關的問題聯系在一起，探討食品種植和生產的影響因素，及其過程中體現的人地關系。這些研究指出，食品農業受到食品貿易政策和替代食品經濟（alternativefoodeconomy）的影響，食品市場的“質量轉向（turntoquality）”強調了對全球同質化食物的摒棄，而轉向對更加“本土”和“自然”的食物的消費，這一趨勢影響了食物的種植和生產。同時，Marsden指出，在獲取食物的過程中，人類具有通過社會活動定義自然的力量，將“文化”嵌入農民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農業生產活動、農業經濟，以及農民的日常生活、道德、環境認同和性別認同等問題的研究中。近年來，地理學者們開始從對飲食生產的關注轉為對飲食消費的探討。一些地理學者指出，空間、地方以及消費行為、消費循環和流通是經濟地理學重構的核心。在此背景下，與飲食的零售和消費相關的商品鏈得到了一定的關注。例如Cook和Crang探索了商品喚起的“雙重商品拜物教（doublecommodityfetishism）”地理知識，改變了地理學家對“產品如何、為什么和在哪里生產”的無視狀態，這些地理知識意味著消費者的權力在復雜的全球飲食文化的流通過程中顯得越來越衰弱。同時，由于地方飲食能夠很好地體現城市的地方性并成為城市的地方品牌和文化遺產，而且越來越多的人以尋求新奇的飲食體驗為旅游動機，體現城市地方特性的飲食便成為了識別和營銷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方面，因此旅游中的飲食消費引起了越來越多學者的興趣。例如Mak等指出全球化在對地方飲食體系構成了威脅的同時，也成為了為旅游目的地飲食產品再造的重要動力，推動了旅游目的地傳統美食及其特殊性的重構。Cohen和Avieli指出人們在旅游目的地的飲食消費行為是相當復雜的，并受到了以往的飲食經驗、新鮮感和安全感等方面的影響，認為游客對目的地飲食同時具有吸引和排斥的情感。總之，有關飲食文化經濟問題的探討是現階段國外人文地理學視角下的飲食文化研究最為核心和重要的方面。

3、飲食的文化政治研究

在商品文化研究盛行的背景下，有關飲食的文化政治研究主要關注飲食作為一種商品，在商品網絡中體現的政治問題。在食品的生產方面，Winter指出，西方的飲食再政治化源自1980年代對共同農業政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的批判，從而使農業和農村都受到開放和沖突政治的影響。與此同時，對食品遠距離運輸的抵制、倫理消費和道德經濟的出現，使消費者更加希望能夠清晰獲得食品的一切生產信息。這些道德消費者往往抵制壟斷的跨國企業生產的食品，而傾向于購買平等交易的食品和本地生產的有機食品和健康的肉類，并支持本社區的農業活動，人們的這種行為使本國政府和主要的食品零售商接受了較大的挑戰。對于研究食品農業的地理學者來說，這些趨勢使他們的研究從時間（通過記憶和忘記）、空間（通過連結和分離）、可見性和非可見性的視角探討食品農業體現的道德經濟以及個人和集體責任。而由于環境主義以及社會學科對自然—社會聯系的關注，將飲食和自然環境聯系在一起探討其社會作用也是飲食農業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在有關食品銷售過程的研究中，Redclift關于口香糖的著作《口香糖：味道的命運（Chewinggum:thefortunesoftaste）》指出，雖然生產口香糖的原材料來自墨西哥，但是它到達美國之后，才被賦予了“出生證明”。同時，在貿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居住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島高地森林的生產口香糖的貧窮人口，其利益的新生產和交易規則的實施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在整個商品網絡中，口香糖反映了權力不平等的地區政治經濟對口香糖生產和消費的影響。而另一些學者則探討人們日常飲食消費活動中的政治因素。Smith和Jehlicka通過對波蘭和捷克共和國居民的飲食傳記研究，發現飲食是中東歐社會（尤其在社會主義系統崩潰之后）人們感知以及將自己放置于（或感覺自己存在于）戲劇般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動蕩中的最直觀方式，同時指出，該地居民的飲食消費行為反映了他們對自治權的差別性對待、反抗和承擔，認為西方（發達）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完全支配了中東歐，也不存在文化霸權現象。這些研究關注的焦點集中于飲食業的商品鏈、商品流或者商品網絡中所反映的道德和責任問題，強調了食品所處的商品網絡中蘊含的壓迫和抗爭。

4、飲食與認同的相關研究

關于飲食與認同的研究中，最為突出的是飲食所喚起的地方、種族或民族認同現象。以往研究表明，人們的飲食習慣和口味偏好能夠產生和維持他們的種族或民族認同，因為人們往往將美食和某種菜系與某個種族、民族或者國家聯系在一起。可以說，決定“吃什么”是維護種族或民族認同和地方認同的核心舉措。在有關飲食和認同的研究中，學者們運用飲食探討種族認同的發展和維持以及女性、漂泊人群（diaspora）、移民、流離失所者、被奴役的人群和貧困人群的文化身份認同，研究的主題往往涉及到非白種人（邊緣種族）如何被賦予異域風情的標簽或妖魔化，邊緣群體的飲食歷史如何被忽視、挪用或者被占主導地位的族群邊緣化，以及這些被壓迫的族群如何抵抗。例如，Ray[36]指出，一些白種人作者將某些食物與非洲僑民相聯系，并使之成為黑人身份的表征，這事實上是從白種人的視角重新解讀黑人的身份，并給食物貼上了種族的標簽；Williams-Forson關注食品的失實描述（misrepresenta-tions）與女性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雞肉在塑造黑人女性身份認同（包括種族認同和性別認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人們的飲食生產和消費行為反映了他們對文化和種族同質化的抵抗。例如，一些非裔美國人在食譜寫作中，往往會斥責美國白人對黑人食品的負面描述，并尋求根除烹飪種族主義（culinaryracism）的方式。除此之外，學者們還把飲食與移民的懷舊（nostalgic）情懷相連結，移民不僅運用故鄉飲食修復在遷入地的孤獨感、疏離感和對故鄉的懷念，還利用遷入地資源與故鄉飲食創造出了屬于他們自己的飲食文化，以克服記憶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分裂。這些移民所創造的飲食體系，被稱為懷舊美食（nostalgicgastronomy），因為它通過遷入地的食物再現了移民遷出地的飲食文化，體現了移民對故鄉的地方認同和情感依戀，以及在遷入地形成的鄉愁。除此之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們的飲食行為反映出的并不是對某個具體地方身份的認同，而是一種“世界主義認同（cosmopolitaniden-tity）”。例如，Duruz分析了生活在倫敦和悉尼兩個多元民族購物街區附近的兩名婦女（一個是英國人，另一個則是擁有英國血統的澳大利亞人）的飲食生活傳記，指出這兩名婦女的描述是連續卻存在差異的，反映了她們對想象的“亞洲”、“歐洲”和“世界”的認同。

二、人文地理學的飲食文化研究趨勢

從上述研究內容可以看出，隨著經濟和文化的全球擴散，關于飲食文化的人文地理研究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對飲食的全球進程及其凸顯的新型、動態的人地關系，飲食文化和飲食活動對空間的塑造，以及飲食空間意義的關注。這些研究趨勢不僅體現了地理研究的“文化轉向”和“空間轉向”，還凸顯了人文地理學對“人”這一主體的進一步關注，強調了人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具體來說，人文地理學的飲食文化研究趨勢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強調飲食全球化及其帶來的影響

受到人口跨地方遷移的影響，飲食開始跨越地理邊界移動，使得飲食的全球化現象越來越普遍。隨著這一現象的普遍化，文化帝國主義和麥當勞化帶來的“全球味道（globalpalate）”和“全球菜系（globalcuisine）”，即飲食同質化現象，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一方面，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同質化也因此顯著地影響了地方的飲食形象和認同（一個地方飲食景觀的總體形象），并剝奪了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地方感，成為了切斷食品與地方之間的紐帶，或“地方味道（tasteofplace）”[50]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被認為是飲食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影響因素。在文化全球化帶來飲食文化霸權和麥當勞化的同時，世界文化理論（worldculturetheory）和“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理論則提供了一個“雙向”的視角，強調了全球和地方的交纏生產并再生產了地方的社會文化空間和人們的文化認同。全球化的另一個重要的表征是“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現象，使文化、身份認同和特定地方之間的聯系顯得越來越弱，文化的全球互連則越來越普遍，其通過說明文化認同不再拘泥于民族國家以及將地方作為文化的載體，強調去文化和去地方（化），以及文化的重構和地方重構。一方面，對跨國主義的關注為飲食研究開辟了新的空間，使學者們開始考慮跨國移民在生活中如何購買、準備和消費飲食，認為人們對熟悉的飲食產品的消費，讓跨國移民們將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重新生產為理想的、反映自己民族的家園。另一方面，跨國主義的框架能夠用于解釋人們動態變化的飲食行為和體驗。跨國主義將文化和經濟結合在一起，很好地描述了移民日常生活中的飲食行為及其對飲食的社會文化解讀。同時，飲食產品的意義在跨國流通過程中是動態變化的。總之，對于全球化和跨國主義背景下的飲食文化研究往往著眼于飲食的差異性意義解讀、商品文化和人們的復雜認同，凸顯出飲食在全球流通過程中的意義變化以及對人們認同的塑造作用。

2、關注飲食的意義以及人、飲食、物質環境和社會之間關系的探討

大衛•哈維在課堂上提到，“我常問那些地理系新生，他們剛才那頓飯是在哪兒吃的。回憶制作這頓飯的所有原料可以揭示它對各個社會關系和生產條件的依賴”。從這句話可以看出，飲食是我們生活世界的隱喻，有著豐富的社會文化意義。人們在吃的過程中往往會通過各種感官對食物及其包含的文化意義進行感知，并或多或少地與他人發生社會聯系，也就是說，吃是一個生理的和社會的過程，該過程使飲食具有物質的和社會的雙重意義,是一種包含了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間聯系的文化現象。同時，飲食可以被理解為文化溝通系統的一個標志，并可以豐富飲食和飲食文化生產的“象征性”方面。在近期的飲食地理研究中，人們飲食行為的社會和文化意義被廣泛探討。例如，PeterJackson運用社會和文化地理學的視角探討了飲食的文化意義。首先，他認為印度飲食在英國的流行響應了英國市場對“亞洲時髦（Asianchic）”的熱情，并指出有關物質文化的文化地理研究必須重新關注文化物化（cultur-almaterialism），而不僅僅只是解讀其象征意義。而后，Jackson在他的著作《變化的家庭，變化的食物（ChangingFamilies,ChangingFood）》中將飲食研究延伸至家庭中，探討飲食與家庭結構和人們家庭生活的關系，指出人們日常的飲食行為變得更復雜，并且人們更加關注飲食過程中體現的社會不平等，而不僅僅是為生活健康的問題。

3、從探討飲食和飲食文化本身的地理學研究，轉向對飲食空間問題的探討

新文化地理學強調文化的空間性，并將文化視為空間過程的媒介，指出文化應該被理解成一種媒介，人們通過這種媒介把物質世界的平凡現象轉變成由這些現象賦予意義和價值的世界。在現實中，空間的隱喻（metaphor）就是文化。人們之所以能夠從某種事物的空間形式中感受到某種文化力量，正是因為人們理解了這種空間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義。這一趨勢反映在飲食文化研究上，便是人文地理學開始對飲食空間研究進行關注。在國外飲食研究中，餐廳、食物市場、超市、廚房等公共或私人的飲食空間都是其常用的研究對象，其中的空間實踐和人們的地方情感和身份塑造問題更是被廣泛探討的話題。

三、研究展望

段義孚說“也許世界上再沒有其他文明如中華文明一般重視烹飪的藝術和飲食所帶來的愉悅感”，中國文化是“飲食中心文化”。然而，我國與飲食相關的地理學研究卻相對比較缺乏，僅有的研究主要著眼于飲食文化的區域分化及其形成原因、飲食景觀、飲食消費行為的時空分布等方面，個別研究開始關注人們在城市飲食空間中的感知，及其在該空間中形成的復雜地方感，與國外相關研究有著顯著的區別，難以與前沿的地理學思潮對話，也難以為國際飲食地理研究提供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理論與實證研究貢獻。因此，本文在回顧國外飲食文化研究內容和趨勢的基礎上，對國內飲食文化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1、從“時間—空間”的角度關注飲食體系所表征的人地關系問題

從時間—空間的維度來說，關于飲食的研究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同樣的食物對于不同的群體蘊含著不同的意義；二是，人們在不同的時間對飲食意義的解讀會產生差異。但是，國內相關研究對上述問題的討論尚淺，因此，需要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相互交纏的維度探討國內不同尺度地方的飲食體系所反映的社會文化問題，以及動態、差異的人地關系。

2、關注飲食所反映的跨地方問題

對于我國來說，最為顯著的社會背景是人口跨越較小規模地方邊界的遷移，例如省際遷移和城際遷移，以及人口從鄉村流向城市。這些流動的群體如何用飲食來表征自己割裂的地方認同和身份認同，又是怎樣用飲食來適應新的生活？同時，人口的跨地方遷移或多或少地使遷入地的社會空間產生改變，形成新的飲食空間。這些空間如何被社會生產，如何在城市中聚集，是否形成動態的社會邊界，又是否成為人們跨文化認同和文化沖突的焦點？為響應國際飲食地理研究的發展趨勢，凸顯中國特色飲食地理研究，并對我國城市中的跨地方問題作出更好的解釋，對上述問題的探討有必要成為國內飲食文化研究關注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