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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朱靜等（2009）對湖南錫礦山礦區內冶煉廢水、尾沙壩的滲濾水、某采礦點的礦坑水以及鄰近河流的水質化學基本特征以及金屬離子和非金屬離子含量和污染特征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所有水樣中Sb濃度在4581-29423μgL-1之間，平均值為10068μgL-1.在河流中，銻的含量從上游到下游逐漸降低，表現出正相關性。

Fu等（2011）對錫礦山所處地區周邊自然水體調查研究發現，自然水體中Sb濃度范圍為7.3-163μgL-1，遠高于我國自然水體背景值。張國平（2005）對貴州丫他金礦附近河流采樣測定結果顯示，金礦附近河段中Sb濃度達129-363μgL-1，平均濃度為206μgL-1，為當地河流背景濃度值的644倍，所幸Sb濃度很高的河水僅限于從礦山到丫他鎮的丫他河段，出了該河段后水體與者樓河匯合后很快降至7.6μgL-1，并且在下游由于其他河流的匯入Sb濃度繼續降低，降至1.4μgL-1。

2大氣中的Sb污染

未受污染的大氣中Sb濃度很低，僅有痕量甚至超痕量的銻。而關于Sb在大氣中污染問題研究的很少，目前已知的大氣中Sb的來源主要是礦物燃料（煤、石油等）的燃燒。排放量較高的省份包括貴州、湖南、河北、山東、安徽等。行業貢獻率最高的是工業和電力部門，分別占據總排放量的47.2%和39.9%。同時研究發現中國燃煤大氣銻排放受燃料類型影響，銻排放主要來自原煤燃燒，占總排放量的87.5%。垃圾焚燒也會引起大氣Sb濃度上升。Zhao等（2009）研究發現，醫療垃圾焚燒后飛灰中Sb濃度達22.8-197mgkg-1。

篇2

二、數據說明及描述

(一)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1995－2012年重慶市經濟與環境污染指標的數據，選用工業廢水排放量(water)、工業廢氣排放總量(air)、工業二氧化硫排放總量(so2)、工業煙(粉)塵排放量(dust)以及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solid)等五類環境污染指標數據。由于統計年鑒中國知網上沒有直接給出1995年重慶市人口的數據，本文使用重慶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和201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的平均數近似替代重慶市1995年總人口。以上的經濟、環境、人口數據均來源于重慶市統計年鑒。

(二)數據描述

通過觀察五類污染指標的1995－2012年間的時間變化趨勢，筆者發現:

(1)在2000年之前重慶市的工業廢氣排放總量維持在較低的水平，然而在2000年之后，重慶市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快速增加，一直到2009年達到頂峰，之后逐漸減少;

(2)二氧化硫污染物總體上呈現先減后增的“N形”趨勢，二氧化硫污染物總量在2002年之前一直呈減少之勢，之后一直增加，直到2006年又呈減少之勢;(3)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煙(粉)塵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就總量而言，除個別年份之外基本呈遞減的趨勢。生的污染物的排放量，更能體現經濟增長的效率和環境代價，可體現經濟增長的質量，所以本文使用該指標來分析重慶市經發展經濟過程中付出的環境成本。單位GDP所產生的二氧化硫、工業粉塵、固體廢棄物、廢水、廢氣呈遞減的趨勢，說明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環境成本在逐步減小。每萬元GDP產生的五類污染物逐年下降有，可能是因為GDP的增長速度快于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長速度造成的。

三、計量模型與實證結果

根據以上的回歸模型，可以看出重慶市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會使重慶市工業廢氣增加約0．91個百分點，工業粉塵的排放量減少約1．65個百分點，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減少約3．91個百分點，固體廢棄物排放減少約0．53個百分點，廢水的排放量減少約1．74個百分點。這表明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逐步深入，外來投資的增加使得重慶市的環境有所改善，主要體現在經濟的增長使得重慶市的工業粉塵、二氧化硫、固體廢棄物、廢水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相反，經濟的增長使得重慶市工業廢廢氣的排放量較大的增加。另外，本文通過利用五類環境污染指標與GDP關系圖的分析可以得出:

(1)重慶市廢氣排放量與經濟增長呈倒U形關系，并且在人均GDP達到24000元時，廢氣排放量達到最大值，超過24000元，廢氣排放量逐漸減少;

(2)重慶市工業粉塵排放量與經濟增長大致呈U形的關系，并且在人均GDP為28000元時達到最低的，超過該值，粉塵排放量則逐漸增加;

(3)重慶市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大致呈N形的關系，并且分別在人均GDP為9000元和15000元時，工業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量分別達到極小值和極大值;

(4)重慶市人均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廢水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呈反向變動，即隨著人均GDP值的增大，人均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廢水排放量逐漸減少。

四、結論

本文運用重慶市1995－2012年間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數據，通過建立計量模型，研究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本文得到如下結論:

(1)重慶市在發展經濟的進程中，經濟增長的質量不斷提高，即每萬元GDP產生的五類污染物的數量逐漸降低;

篇3

根據近10年來的全國的環境統計年報、農業部環境監測中心農業環境質量監測數據庫資料及有關普查，可以將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污染問題總結為以下三類：

首先是現代化農業生產造成的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已接近極限，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水平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化肥年使用量4637萬噸，按播種面積計算，化肥使用量達40噸／平方公里，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噸／平方公里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還存在各種肥之間結構不合理等現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僅導致農田土壤污染，還通過農田徑流造成了對水體的有機污染、富營養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目前，東部已有許多地區面源污染占污染負荷比例超過工業污染，對太湖、杭州灣富營養化的成因分析表明，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的污染源主要來自生活污水和農田的氮、磷流失。其中太湖面源污染物對TN的貢獻率已超過1／3，對TP的貢獻率接近1／3。農藥年使用量約130萬噸，只有約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使全國9.3萬平方公里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脅到人群健康。2002年對16個省會城市蔬菜批發市場的監測表明，農藥總檢出率為20％～60％，總超標率為20％～45％，遠遠超出發達國家的相應檢出率。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伴隨型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化肥和農藥已經使我國東部地區的水環境污染從常規的點源污染物轉向面源與點源結合的復合污染。

因為大棚農業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劇。近20年來，我國的地膜用量和覆蓋面積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過60萬噸，在發達地區尤甚。據浙江省環保局的調查，被調查區地膜平均殘留量為3.78噸／平方公里，造成減產損失達到產值的1／5左右。隨著中西部農業現代化的進展，這類污染也在中西部糧食主產區普遍出現。

其次是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規模迅速擴大。但在“新鎮、新村、新房”建設中，規劃和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普遍未能跟上：大部分城鎮只重視編制城鎮總體建設規劃，忽視了與土地、環境、產業發展等規劃的有機聯系，規劃之間缺位或不協調，農村聚居點則缺少規劃，使城鎮和農村聚居點或者沿公路發展，形成馬路和帶狀集鎮，或者與工業區混雜。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則因為基礎設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例如，每年產生量約為1.2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量超過25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浙江省環保局2002年進行的調查表明，農村聚居點的環境質量除了大氣污染指標外，其余已經顯著劣于城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在與日俱增。

第三是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

農村工業化是中國改革開放20年間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縣域經濟發達的浙江、江蘇等東部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受鄉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這種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反積聚效應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污染治理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COD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50％以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污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

與鄉鎮企業存在類似污染問題的是近些年來在人口密集地區尤其發達地區蓬勃發展起來的集約化畜禽養殖。居民消費能力強和農牧業的發展空間受到限制而必須提高單位土地面積的產出率，使集約化畜禽養殖場快速發展。如對環境影響比較大的大中型集約化畜禽養殖場有80％分布在人口比較集中、水系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諸多大城市周圍，而整個西部地區僅占總量的1％左右，據國家環保總局2002年對全國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的規模化畜禽養殖業污染情況調查。因為這些地區可資利用的環境容量小（沒有足夠的耕地消納畜禽糞便，生產地點離人的聚居點近或者處于同一個水資源循環體系中），加之其規模和布局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沒有注意避開人口聚居區和生態功能區，造成畜禽糞便還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時，在污染排放強度上并不低于工業企業的集約化養殖場，其污染危害更加嚴重：不僅會帶來地表水的有機污染和富營養化污染以及大氣的惡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糞便中所含病原體也對人群健康造成了極大威脅。另外，農村由于污水灌溉和堆置固體廢棄物，大量承受了工業污染的轉移，導致了土壤的重金屬污染以及延伸的食品污染。

由于我國農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建立，環境污染不僅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中國農村有3億多人喝不上干凈的水，其中超過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導致的飲用水源水質不達標；中國農村人口中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從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對于基本排除在醫療保障制度之外的農民，這是極大的威脅。

總之，在農村現代化進程加快的今天，對農村環境污染，如果沒有及時采取相應對策，將嚴重阻礙農村的社會發展和農民的福利改善。

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本質和成因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是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二元社會結構的產物。所謂“二元社會結構”，是指在整個社會結構體系里，明顯并存著比較現代化的和相對非現代化的兩種社會形態，這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國，由于長期存在的分割城鄉的戶籍制度以及“剪刀差”經濟發展戰略，二元社會結構的表現更為突出。在二元社會結構下，農村的環境保護長期受到忽視，環保政策、環保機構、環保人員以及環保基礎設施均供給不足。現代化進程中污染問題的加重，一方面是由于發展方式不當：過于注重經濟目標，因此在農業集約化生產、鄉鎮企業發展之初基本不考慮環境約束；另一方面是由于經濟與社會未能協調發展：社會發展落后于經濟增長，而農村包括基礎設施、管理體系等在內的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供給制度缺失，導致農村極易“小污成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具體來說，可以將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成因總結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視程度不夠，加之農村現代化的特點以及農村環境污染的特點，導致目前的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二是居民在空間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農村原有的具有強大環境自凈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納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環境自凈能力成害。

不僅如此，農村的各類環境污染也呈現出與城市污染迥異的特點。以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污染為例，其具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排放主體的分散性和隱蔽性。與點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隨流域內土地利用狀況、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氣候、天氣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間異質性和時間上的不均勻性。二是隨機性和不確定性。例如，農作物的生產會受到自然的影響（天氣等），因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溫度、濕度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化學制品（農藥、化肥等）對水體的污染情況。三是不易監測性。這是指對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過高，只能對受害地監測，很難監控排污源等情況。

我國的環境管理體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防治上的，對農村污染及其特點重視不夠，加之農村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滯后于農村現代化進程，導致其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上不僅力量薄弱而且適用性不強。目前，我國的農村環境管理體系呈現以下特點：環境立法缺位、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并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例如，目前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的總量控制制度只對點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對解決面源污染問題的意義不大；對諸多小型企業的污染監控，也由于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而未建立農業和農村自然資源核算制度。資源家底不清，對自然這樣的利用動態缺乏真實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國生態環境趨于惡化的一個基本原因。

另外，農業技術的選擇缺乏環境政策制約機制，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幾乎失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改革是以減少農技推廣經費和鼓勵自我創收為特點的。由于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農技推廣系統不得不從事與業務無關的經營活動以獲取收入，包括賣化肥和農藥等。由于激勵不相容，導致一些推廣人員對指導農民提高農藥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積極性，以致化肥、農藥不合理施用情況一直在加劇。

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須注意到，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由于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盡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導致在農村聚居點的污染治理設施建設上存在一種悖論：根據亞當·斯密的“市場大小決定分工”理論，可以推出“市場大小決定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基礎設施市場化建設和運營的最小規模”。農村聚居點和小城鎮由于單體市場規模小，其基礎設施建設和運行難以進行市場化運作，因而必須依賴財政資金。而鄉鎮和村一級行政組織普遍財源不夠，連應付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都不夠，更難以估計污染治理基礎設施。這種悖論造成了農村聚居點污染日趨嚴重并將繼續嚴重。

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篇4

當腐敗水平較低時，收入差距較小，這有助于拉動國內消費需求，但不利于出口規模的擴大，在改善當地環境的同時擴大了進口品的需求，從而進一步改善了當地環境;反之，腐敗水平上升會導致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國內內需不足，促使企業擴大出口規模從而惡化了當地環境，同時，內需不足一方面會直接減少國內市場對進口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國內市場競爭更為激烈，促使一國采取貿易保護而減少進口，進而惡化了當地環境。

2．腐敗通過作用于結構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當腐敗水平較低時，收入差距較小，伴隨人們收入的增加，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會整體優化，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結構，減少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出口，從而改善了當地環境;反之，腐敗水平上升會導致收入差距拉大，廣大低收入群體的存在不利于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進而致使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商品技術含量較低，附加值較低，從而惡化了當地環境。

3．腐敗通過作用于技術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一方面，當腐敗水平較低時，用于進口技術和設備的資金就較多，這有利于促進當地環境技術的提升，進而有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反之，隨著腐敗水平的上升，用于進口技術和設備的資金就會減少，這不利于促進當地環境技術的提升，進而阻礙了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另一方面二是當腐敗水平較低時，用于研發支出、教育支出、健康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的資金就較多，也有助于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這些有利于促進研發水平、人力資本和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對外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進而有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反之，腐敗水平的上升會降低用于研發支出、教育支出、健康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的資金，也不利于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阻礙了研發水平、人力資本、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

4．腐敗通過作用于環境規制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伴隨著人們收入的提高，人們對于環境規制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當腐敗水平較低時，外貿企業所面臨的激烈市場競爭會促使政府通過提高環境規制而提升社會福利，并且通過行賄以左右政府降低環境規制的概率較低，這些有利于對外貿易改善環境。相反，當腐敗水平較高時，外貿污染企業會加大行賄力度，提高政府降低環境規制的概率，因而不利于對外貿易改善環境。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設:當一個地區腐敗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會改善當地環境質量，當腐敗達到一定水平后，對外貿易會加劇當地環境污染。

二、實證研究

1．模型設定、變量測度和數據說明對于環境污染水平的測度

現有文獻一般用單一或幾個環境污染指標或綜合環境污染指數來衡量，多數文獻是采用單一或幾個環境污染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本文借鑒多數學者的做法，采用人均工業廢氣、廢水、固體廢棄物排放量來測度。對于經濟規模的測度，本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環境庫茨涅茨曲線(EKC)假說認為，當一個國家經濟規模較低時，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環境惡化程度隨經濟規模的增加而加劇;當經濟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后，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又由高趨低，其環境污染的程度逐漸減緩，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即環境污染和經濟規模之間呈倒U形關系，因此，為了驗證該假說，我們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平方。對于產業結構的測度，本文用第二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般理論認為，在一國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工業化往往需要利用大量的資源，消耗大量的能源，加劇了環境污染，但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時，經濟增長方式會逐漸轉向集約型增長，產業結構也會升級，此時第二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會趨于下降，第三產業比重會迅速提升，從而會改善環境質量。對于技術進步的測度，本文借鑒許和連和鄧玉萍(2012)的做法，采用資本勞動比來衡量技術進步。資本勞動比較高意味著技術效率較高，能夠提高技術進步速度和減污技術能力;并且，資本勞動比上升往往意味著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產品的資本技術含量也將隨之增加。一般理論認為技術進步使得企業采用清潔生產技術進行生產成為可能，因此會減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環境。這里需要對資本進行計算，我們使用“永續盤存法”。勞動力投入量用各地區年末就業人數來衡量。對于環境規制的測度，本文采用環境污染治理投入和排污費收入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般理論認為，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政府也將提高環境規制，加大環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和懲罰力度，進而改善環境質量。對于對外貿易的測度，本文采用進出口總額來衡量。一方面，對外貿易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先進的技術，使發展中國家了解國際環境標準和國別標準以及國外消費者的環境偏好，當這些被發展中國家消化吸收后可以改進其自身的生產方式，推動改善環境管理，加強環境措施和提高環境標準。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一般有著比較低的環境規制，對外貿易會使發展中國家成為“污染避難所”，促使發展中國家降低環境規制以維持或增強國際競爭力，出現所謂向底線賽跑的情形，從而惡化了環境。總之，對外貿易會通過規模、結構、技術和規制等多種渠道對環境污染產生影響，是否改善或惡化環境取決于這些渠道作用的綜合結果。對于腐敗的測度，本文采用每十萬地區總人口中貪污賄賂和瀆職侵權人數來衡量。腐敗往往會通過扭曲一國環境政策、降低環境管制力度、阻礙環境治理投入、減少環境技術的研發投入和引進投入等渠道加劇一國環境污染。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的測度，本文采用各地區的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方面，外資流入把“綠色”節能技術或“清潔”技術傳播到發展中國家，并通過技術示范和溢出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生產率，節約要素資源稟賦投入并改善環境質量，即外資的技術效應降低了環境污染;另一方面，外資看重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程度高的加工制造業，且發展中國家地方政府競相降低環境規制吸引外資致使環境惡化，即外資的結構效應和環境規制效應加劇了環境污染。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環境的影響尚不能確定。上述變量的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各地區的統計年鑒和《中國檢察年鑒》。

2．內生性問題

如果這里直接對計量模型進行回歸可能會因解釋變量的“內生性”而導致估計偏差，內生性來源于幾種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釋變量一階滯后項作為動態項，該項易和隨機誤差項存在相關關系;二是各地區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高速增長，即更多的環境污染通常會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又能夠進一步吸引外資流入，并且經濟增長也能夠帶來更高的貿易開放度，因此，更多的外資流入和更高的貿易開放度可能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可見，即使回歸結果表明外資、對外貿易與環境污染關系顯著，也不能斷言兩者對后者有加劇作用，這里最小二乘法已經不能一致和無偏地估計系數，因此本文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實證分析。

3．實證結果分析

腐敗對于地區對外貿易環境污染效應的影響。表明，沒有引入腐敗變量時，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但并不顯著。在模型2中引入了腐敗這一變量，回歸結果顯示腐敗通過扭曲環境政策、降低環境管制力度、阻礙環境治理投入、減少環境技術的研發投入和引進投入等渠道加劇了環境污染。在模型3中進一步引入了對外貿易和腐敗的交互變量，發現該交互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腐敗水平的增加通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和環境規制加劇了對外貿易的環境污染，這也說明對外貿易惡化環境是有條件的，而其中一個條件是腐敗水平較高。中的回歸結果還可知，由于加入了對外貿易和腐敗的交互變量，對外貿易的回歸系數由不顯著的正數變為顯著的負數，這說明控制腐敗對對外貿易的環境污染效應后，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這可能是由于中國貨物出口和服務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貨物出口中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和服務出口中的新興服務出口比重均大幅增加，2009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和新興服務出口比重分別為31．4%和43．3%，出口商品結構升級降低了環境污染;還可能是由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每年平均花費一百多億美元進口了大量的技術和設備，促進了技術進步，加上中國的研發水平提高、人力資本增加和金融發展，提高了對外貿易技術外溢的吸收能力從而進一步改善了環境質量;并且還可能是由于對外貿易增加了中國的就業人數，提高了人均收入，從而致使人們對清潔環境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國環境標準提高，導致環境污染下降;最后還可能是由于國外綠色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等因素，使中國污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僅為2．72%)，并且仍有下降的趨勢，從而致使環境污染下降。上述這些效應超過了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環境污染規模效應。中的回歸結果顯示對外貿易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對外貿易和腐敗交互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數，兩者方向相反，所以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是否加劇將取決于腐敗水平。本文依據回歸系數計算出對外貿易加劇環境污染的腐敗水平臨界值約為2．97，也就是說當腐敗水平低于2．97時，對外貿易會降低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對比2009年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腐敗水平可以發現只有北京、上海、河北、江蘇、安徽、江西、山東、廣東和四川的腐敗水平低于臨界值，對于這9個省市而言，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而全國其他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腐敗水平均高于臨界值，這意味著這些省市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這也證實了本文的假設，即腐敗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改善了當地環境質量，而當腐敗達到一定水平時，對外貿易加劇了當地環境污染。進一步從區域角度來看，2009年東部地區的平均腐敗水平約為2．89，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平均腐敗水平分別約為3．64和3．91，說明在我國三大區域中只有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而中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下面會進行穩健性檢驗，即分別基于東中西部地區數據進一步驗證該結論。還可知其他變量與環境污染的關系。經濟規模與環境污染成倒U型曲線，說明EKC假說在中國成立，符合預期;產業結構降低了環境污染，這可能是由于第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調整在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轉變，在由污染產品向清潔產品的方向轉變，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已初見成效;技術進步、環境規制變量均改善了環境質量;而外商直接投資可能由于結構效應和環境規制效應大于技術效應，致使其加劇了環境污染，但這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因為本文采用實際利用外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而中國各地區的實際利用外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均太小，2009年最高的地區也低于10%，各地區平均值僅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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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農業生產污染也叫農業面源污染。農業的迅猛發展，農藥、化肥、農膜的不合理使用，種植業復種指數較高，大棚等設施栽培不斷擴大，使土地板結，有機質減少，土壤肥力下降。畜禽糞便、養殖場污水得不到徹底處理就排放水體；秸稈綜合利用率不高，農村勞力逐步缺乏，部分地方焚燒秸稈或堆扔入溝河，使河流富營養化程度變高。農用殘膜散落在田間地頭、樹枝、隨風飄揚，秸稈、畜禽糞便堆放在房前屋后、路邊，不但造成對土壤、水源等自然生態的污染，可能的細菌、微生物繁衍傳播，影響城鄉廣大居民的身心健康，也嚴重丑化著農村整體形象。

1.1.2人居生活污染主要來自于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造成的農村環境污染廣大農村地區廚房炊事用水、沐浴、洗滌用水等這些用水分散，目前沒有任何收集處理的設施，基本是隨著雨水的沖刷，隨著地表流入河流、湖泊、溝渠、池塘、水庫等地表水體、土壤水和地下水體，對于農村水環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也對村內生活環境造成一定的污染。農村生活污水造成的環境污染不僅是農村水源地潛在的安全隱患，還會加劇淡水資源的危機，使耕地灌溉得不到有效保障，危害農民的生存發展。生活垃圾多數地方沒有處理或者處理效率低。除政府投資試點的垃圾集中清運村能夠實現使用垃圾池對瓜果皮、爛菜葉、紙屑、包裝袋（盒）等日常生活垃圾集中進行存放集中處理外，大多數村依然存在生活垃圾和廢棄雜物隨手倒在自家門口、村沿街溝渠、河灣、池塘等，亂堆亂放現象嚴重。一到起風的日子垃圾到處亂飛，造成河流污染、蒼蠅亂飛、臭氣熏天的惡性反應，嚴重影響村容村貌及村民生活健康。

1.1.3工商業污染隨著經濟發展，廣大農村地區逐步出現了一些淀粉、面粉、造紙等加工企業，個別地方還有采礦業、冶煉業、水泥生產，一些污染較大的企業從大中城市遷移到農村。鐵礦企業的廢石和尾礦砂已成為影響農村地區生態環境的主要因素；同時，工業煙塵、粉塵的排放嚴重影響了周圍村莊的生活環境。一些地方采礦過度、經營粗放，造成礦區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嚴重破壞了農村生態環境。一些工業行業、企業的各類廢棄物、垃圾和污水形成了新的農村環境污染。

1.2農村環境污染的主觀成因1）農村居住環境改善緩慢，村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規模小、配臵不均、經濟性差，偏遠鄉鎮的村衛生廁所普及率幾乎為零，排水、污水處理等設施基本空白。一句話，政府給予農村的關注和投入還遠遠不夠，農村行路難、用水難、環境差的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2）從農村居民自身來講，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進步與生態環境建設的滯后存在著較大距離。農村比較富裕的物質生活同農民生活質量、居住環境存在距離。傳統的圈廁、畜禽放養“、三大堆”等，對群眾生活質量、居住環境造成直接的影響，同富裕的物質生活不相符。舊的陳規陋習與日益發展的現代生活氣息之間存在反差。經濟觀念的轉變同某些方面一些道德失衡之間存在距離。經濟的發展與經濟觀念相互促進，但某些方面經濟失衡，甚至自家門前雪也要別人來掃，而屋內卻窗明幾凈。

2甘肅農村環境污染凸顯上升趨勢

2.1人居污染直線上升據統計，甘肅農村每年產生生活污水約10多億t，而96%的村莊沒有排水渠道和污水處理系統，生活污水隨意排放。農村生活污水有以下特征：①面廣、分散。村莊分散的地理分布特征造成污水分散，難于收集。②來源多。除了來自人糞便、廚房產生的污水外，還有家庭清潔、生活垃圾堆放滲濾而產生的污水。③增長快。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農村生活方式的改變，生活污水的產生量也隨之增長。④處理率低。據調查，每個農民年均產生約220kg生活垃圾、500kg糞尿和1.3t生活污水，由于很少有生活污水處理設施，污水隨意排放，滋生蚊蠅，傳染疾病。人居垃圾以生活垃圾和廚房垃圾為主。據估計，人均生活垃圾產量0.86kg/d（濕基）。甘肅省多數農村所有垃圾未經分類收集，少數村雖有垃圾池，但是垃圾收運轉運體系尚未建立，收運轉運嚴重滯后，生活垃圾棄置在路邊、房前屋后的空地、洼地、池塘邊、河岸邊。進入垃圾池的垃圾收運轉運不及時，普遍存在池滿溢出現象。一些村莊已基本處于垃圾的包圍之中，給當地村民的生活及健康帶來極大的影響。隨著農村生活條件改善，人居垃圾種類數量直線上升。

2.2畜禽養殖污染處理不夠甘肅省畜禽糞便年產量約4400萬t，由于多數養殖場沒有綜合利用的糞便污水處理設施，堆放的糞便、污水不僅污染了空氣和水體，而且傳播病菌、危害農田生態。大部分畜禽養殖戶沒有較為標準的糞污處理設施，生產的糞污多用編織袋裝袋后堆放在道路兩旁或其他公共場所，或直接堆放于任意空地；部分養殖戶生產污水隨意排放，并沒有做到有效、合理利用，反倒影響了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周圍群眾對此反響強烈。此現象，在甘肅省中東部人口相對密集地區尤為明顯。

2.3農業面源污染日趨加重有關監測資料顯示，甘肅省遭受各類污染的農田面積已超過86.67萬hm2，每年因此造成經濟損失2600多萬元，而全國因耕地污染每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農業面源污染不僅造成有害物質在農作物中累積，威脅著城鄉群眾的身體健康，而且制約著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隨著近年來農業集約化程度的提高，化肥、農藥、地膜的使用量逐年加大，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質進入農業生態系統，造成一些地方農業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日趨加重。農業生產中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導致部分農產品中農藥殘留量、重金屬和硝酸鹽等有害物質超標；地膜的廣泛應用帶來的“白色污染”給農業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另外農作物秸稈和畜禽糞便等農業生產殘留物綜合利用水平不高，秸稈的焚燒和糞便隨意排放，不僅浪費了大量寶貴的生物資源，而且造成了空氣、土壤和地下水等的污染。據了解，在甘肅省農村，除一些企業固定排放污染物帶來點源污染之外，農民、農業自身帶來的生活垃圾，種養業、化肥農藥等面源污染，通過地表徑流和農田滲漏，嚴重影響了耕地質量。

3農村環境與生態農業的辯證關系

生態農業是農村環境綜合治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生態農業能最大程度地從源頭上減少農業生產帶來的各種環境污染，包括對秸稈的循環再利用，減少化肥、農藥等外來無機質的投入，對畜禽糞便的處理再利用等。但不能徹底根除這種污染，如農用殘膜、難以開展生態農業生產的分散農戶的種養業都會持續帶來農業污染。關于農業生產造成的污染，要立足于發展高效農業的同時，通過開展生態農業建設是控制其污染的有效途徑。通過加大先進農業生產技術的科研攻關力度，積極推廣先進的耕作技術，實現農業產業結構合理化、生產技術生態化、生產過程清潔化、生產產品無害化。大力發展農村循環經濟，推行清潔生產，積極推動鄉鎮企業結構調整，鼓勵發展技術含量高、物耗少、污染輕、效益好的產業和產品，把產業結構調整和推廣清潔生產工藝、實用治理技術、發展環保產業結合起來。

4大力發展生態農業，開啟農業環境污染治理之旅

4.1生態農業內涵生態農業，簡稱ECO（eco-agriculture的縮寫），是按照生態學原理和生態經濟規律，因地制宜地設計、組裝、調整和管理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系統工程體系。它也是農、林、牧、副、漁各業綜合起來的大農業，又是農業生產、加工、銷售綜合起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現代農業。

4.2生態農業模式2002年，農業部向全國征集到了370種生態農業模式或技術體系，通過專家反復研討，遴選出經過一定實踐運行檢驗、具有代表性的十大類型生態模式。根據甘肅省的實際，草地生態恢復與持續利用生態模式及配套技術、生態種植模式及配套技術、生態畜牧業生產模式及配套技術、設施生態農業模式及配套技術4種模式適合于甘肅省示范推廣，其中以循環生態農業模式更適合當下推廣。而目前比較常用的有復合生物系統循環模式，秸稈直接還田循環利用模式，種養結合循環生產模式，農業廢棄物再生循環利用模式，本文在此進行介紹和推介。

4.2.1種養模式利用玉米秸稈開展養畜，主要采取將玉米摘除棒穗后進行黃貯或連帶棒穗進行田間收獲玉米秸稈，粉碎后用作青貯飼料；或將玉米秸稈進行塑料袋青貯和窖式青貯，成為青鮮的飼料；或將玉米秸稈加工壓縮成營養成分高的“畜餅干”。通過“飼料—養殖—沼氣”模式，“過腹”還田。目前全省建成青貯氨化池4萬多個，建設秸稈養畜示范縣10個、示范村77個、示范戶1.5萬戶。秸稈養畜加強了種植業與養殖業的結合，實現了農業生態系統內的物質循環利用，促進了畜牧業增效和農民增收。4.2.2畜禽糞污循環利用模式將畜禽糞污處理再利用，集能源、環保、資源為一體的畜牧循環經濟模式。甘肅省定西市隴西縣探索建立循環經濟生態園，以肉牛、肉羊良種繁育、科學種植養殖示范、生態能源循環利用示范為主，通過“向農民收秸稈做牛羊飼料，用牛羊的糞便制沼氣，再用沼氣池產生的沼液沼渣當有機肥料，在陽光聯棟溫室里種植食用菌、反季節蔬菜和花卉”的循環生產，實現“節能、環保、無污染、零排放”的循環生態平衡。生態園一年向周圍農民收購5000多t秸稈，僅這一項，為周邊農民增收100多萬元。

4.2.3生態保護型發展模式把現代化技術與傳統農業通過合理的投入，使農業生態系統維持在理想的狀態并能保持良好的物質能量循環，從而達到人與自然協調發展。如千畝果園清潔生產生態化模式，重點抓生產無害化和廢棄物資源化兩個關鍵環節，以點面結合防治面源污染。通過推廣生態肥、配方肥、有機肥和病蟲草生態控制、秸稈資源化利用技術，優選農業投入品，修建農業投入品廢棄物收集池，將農作物秸稈、有機垃圾等混合發酵生產有機肥，從而解決農業投入品和秸稈廢棄物造成的污染問題。又如“一池六改”，即：沼氣池、改廁、改圈、改廚、改院、改水、改路為主的家園清潔模式處理人畜糞便；以聯戶污水處理系統和垃圾物業管理為模式，解決垃圾、污水污染問題，實現了家園清潔，提高了農民生活質量。

4.2.4秸稈多項利用近年來，隨著中部廣大地區地膜雙壟溝播技術推廣，秸稈數量直線上升，除為養殖業提供飼料以外，還造成了農村環境的大面積污染，房前屋后、道路兩旁堆積如山，甚至焚燒，煙霧繚繞。秸稈的再利用和處理是當務之急。利用處理主要有4個方面。1）秸稈飼料化。通過青貯、黃貯、秸稈加工壓縮、氨化和微貯等技術處理，讓秸稈過腹還田。2011年，全省飼料化利用秸稈量750.77萬t，約占秸稈資源總量的45.97%。河西、中部、東部、南部飼料化利用率分別為60.03%、39.83%、35.94%、41.66％。秸稈處理技術推廣多年、也相當成熟，但由于農村生產關系變革、勞動力變得越來越短缺的情況下，具體實施起來困難不少。關鍵還是要實行訂單農業、發展農業合作社、疏通銷售渠道、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找到有效處理利用的切入點，做到處理全覆蓋、不留死角。2）秸稈肥料化。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生產有機肥，以生物發酵和無公害化處理的有機物質為基礎，配以各種作物所需的營養元素和生物菌劑，經科學配伍，制成具有農藥效果的多功能新型肥料。通過引進秸稈有機肥生產工藝，建立加工企業，對秸稈進行肥料化處理。二是秸稈粉碎直接還田，也是近年現代農業研究出來的一項新成果，要不斷示范推廣，完善機械處理工藝。秸稈肥料化不但能讓廢棄秸稈變廢為寶，還可有效降低化肥的使用量。3）秸稈新能源化。近年秸稈沼氣、氣化、固化成型、高效爐灶炕等利用得到較快示范推廣，秸稈能源化利用在綜合利用中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顯現。筆者認為，通過引進秸稈固化生產工藝，加工生產固化秸稈新能源、替代煤炭等農村傳統能源有較大的發展前景，也有生態價值。4）秸稈還可作為食用菌基料、工業原料（造紙、板材、建材）等多種用途，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引進和研發。

4.3其他農業污染的生態治理

4.3.1農膜農膜的使用量逐漸上升，但廢棄農膜的污染也相當嚴重，農膜的回收利用是農村環境治理工作的熱點問題。殘膜治理工作有兩個方面，一是建立社區殘膜回收站，組織人員對農用殘膜進行收集并及時上交加工場進行處理；二是加大對可回收利用農膜的研制開發和對廢棄農膜的再加工利用研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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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各鄉鎮政府把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實行產業結構調整發展第三產業，招商引資等作為增加當地財政收入的良策。而在發展鄉鎮企業的同時，往往是靠山吃山，有煤挖煤、有石采石，興辦小高爐等，這些企業往往技術含量低，能耗高、污染重，不惜以犧牲環境代價獲取經濟利益。更有甚者個別鄉鎮領導不經考察，盲目引進一些淘汰落伍、能耗高、污染重的項目，甚至對一些企業實行重點保護。這些措施雖然在短期內見到了經濟效益，但由此帶來的污染也不容忽視，甚至釀成重大事故。2008年8月河南民權縣磷肥廠利用高砷硫鐵礦制酸嚴重污染大沙河水的特大污染事故就是一個例子。不僅污染沿河土地，對下游居民飲用水也是一個威脅。

3.農民盲目濫用農藥、化肥等生產物資造成環境二次污染。農民為提高農作物產量而過度使用化肥、農藥等，不僅造成資源浪費，給農民帶來經濟損失，而且導致環境污染。據最新統計，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化肥年使用量達40tkm2，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tkm2的安全上限。而且，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農藥年使用量約130萬噸，只有約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使全國9.3萬km2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脅到人群健康。

二、農村環境污染成因分析

1.環保意識淡薄農民環保意識淡薄是環境污染不斷加劇的思想根源。長期的傳統農業耕作方式，環保知識的缺乏，造成廣大農民環境保護意識比較差，認為環境污染與己無關。只顧眼前效益，不顧長遠利益，更不考慮生態環境，無節制地使用農藥、化肥等，重而加劇了農村環境污染惡化。

2.農村環境缺乏科學規劃和管理

在農村加快經濟發展和城市工業化向農村轉移的過程中，一些鄉鎮政府一味講發展，缺乏長遠的科學規劃。企業布局分散、生產和排污混亂無序，即使采取了治理措施，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效果。甚至有相當一部分化工、電鍍等污染企業分散在鄉鎮、村莊、居民集中區，盡管近年來監管力度不斷加大，“三廢”污染有所減緩，但由于沒有合理的規劃和有效的治理，污染問題仍很嚴重。加之農村生活廢水無序排放，各種垃圾隨意丟棄等都形成較大的環境安全隱患。

3.農村環保法律缺失

目前，國家有關農村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仍不健全，河南省尚沒有一部關于農村環境保護的地方法規或規章，關于農村環境保護的法律規定分散在其他多部法律文件之中。其中，相當一部分內容屬于原則性規定，概括性強，實踐中難以操作。如針對有關畜禽養殖污染和面源污染等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由于現行法律中的一些規定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不強，給農村環保執法和環境問題的解決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三、農村環境污染治理措施

1.加強環保法制宣傳，提高農民環保意識

環境保護重在全民參與，而在農村仍有相當一部分人對環境保護法知之甚少。各級政府要通過組織各種群眾喜聞樂見的科普宣傳和活動，廣泛宣傳環保法律知識，讓農民掌握基本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加強鄉鎮干部、鄉鎮企業負責人的環保教育，使鄉鎮領導干部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使鄉鎮企業負責人正確處理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明確責任，自覺減少、控制污染。

2.要堅持統籌規劃、合理布局、科學管理

政府和有關部門要充分考慮農村當地的生產和生活，制定科學合理的規劃，嚴格按照生態功能區或環境要素，劃分生產和生活區，對不同區域實行相應的環境標準并嚴格監管。合理布局工業企業，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建設工業園區進行集中生產、集中治理。統籌建設工業廢水、生活廢水集中處理系統和農村生活垃圾處理設施，保護農村飲用水質衛生安全和農村環境衛生。

3.完善農村環境保護法律法規

農村環境污染點多面廣，情況復雜，單純依靠環保專項行動解決不了問題。只有加強法律制度建設，將農村污染治理納入法制化軌道，才能在農村環境保護工作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各地政府應結合本地實際，在建立農村環境保護防治法的基礎上，制定農村污染防治的實施細則和辦法，使農村環境管理走向法制化、標準化、長效化。同時，還要注重與現有法律文件的整合與完善，解決相互間的矛盾和沖突，提高法律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

參考文獻:

[1]王燦發.環境法學教程[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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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水環境的污染

包括鉆井污水（含大量重金屬超標的鉆井液），采油污水（含大量驅油劑），洗井污水以及處理人工注水產生的污水等。這些污水若得不到有效的處理，無序排放會對水體造成嚴重污染。而且油田大量抽采地下水，會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地表下沉、水資源極度匱乏。此外我國沿岸分布著幾個大油田和石油化工企業，跑、冒、滴、漏的石油數量很可觀。海洋鉆井平臺、海岸的濱海油氣田采掘由于設計缺陷或操作失誤、地震等自然災害引發原油井噴、采掘井壁坍塌、管道破裂、儲油罐體原油泄露等。它們都在影響著我國的海洋環境。海洋原油泄漏會對當地的漁業造成巨大損失，魚類、鳥類等生物大量死亡。從低等的藻類、到高等哺乳動物，無一能幸免，對海洋生態環境有巨大的破壞，被稱為海洋環境的致命殺手。

2對土壤和空氣的污染

通常情況下，石油通過兩種途徑對空氣和土壤造成污染：一方面是在石油開采和運輸過程中需求安裝各種輸油管線，這些管線一旦滲漏就會污染地下水源和周圍的土壤。長期以來，石油中含有的各種有害物質，包括各種總烴、酚類都會滯留在土壤中，使得土壤中芳烴的含量增高10-100倍。這些有害物質不但阻礙植物根系的呼吸與吸收，引起根系腐爛，影響農作物的根系，還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周邊的土壤毒化、堿化，最終導致土壤廢毀，不能種植任何農作物；另外一個方面的污染表現在石油開采過程中的大量油氣揮發會嚴重污染空氣，各種油氣揮發物含有大量有毒氣體，這些氣體經常太陽光照射后，溫度升高，與空氣產生一些化學反應和物理反應，生成光化學煙霧，嚴重破壞臭氧層，對空氣造成嚴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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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腐敗作用于對外貿易環境污染效應的影響機理分析

1．腐敗通過作用于規模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當腐敗水平較低時，收入差距較小，這有助于拉動國內消費需求，但不利于出口規模的擴大，在改善當地環境的同時擴大了進口品的需求，從而進一步改善了當地環境;反之，腐敗水平上升會導致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國內內需不足，促使企業擴大出口規模從而惡化了當地環境，同時，內需不足一方面會直接減少國內市場對進口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國內市場競爭更為激烈，促使一國采取貿易保護而減少進口，進而惡化了當地環境。

2．腐敗通過作用于結構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當腐敗水平較低時，收入差距較小，伴隨人們收入的增加，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會整體優化，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結構，減少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出口，從而改善了當地環境;反之，腐敗水平上升會導致收入差距拉大，廣大低收入群體的存在不利于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進而致使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商品技術含量較低，附加值較低，從而惡化了當地環境。

3．腐敗通過作用于技術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一方面，當腐敗水平較低時，用于進口技術和設備的資金就較多，這有利于促進當地環境技術的提升，進而有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反之，隨著腐敗水平的上升，用于進口技術和設備的資金就會減少，這不利于促進當地環境技術的提升，進而阻礙了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另一方面二是當腐敗水平較低時，用于研發支出、教育支出、健康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的資金就較多，也有助于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這些有利于促進研發水平、人力資本和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對外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進而有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反之，腐敗水平的上升會降低用于研發支出、教育支出、健康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的資金，也不利于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阻礙了研發水平、人力資本、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

4．腐敗通過作用于環境規制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伴隨著人們收入的提高，人們對于環境規制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當腐敗水平較低時，外貿企業所面臨的激烈市場競爭會促使政府通過提高環境規制而提升社會福利，并且通過行賄以左右政府降低環境規制的概率較低，這些有利于對外貿易改善環境。相反，當腐敗水平較高時，外貿污染企業會加大行賄力度，提高政府降低環境規制的概率，因而不利于對外貿易改善環境。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設:當一個地區腐敗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會改善當地環境質量，當腐敗達到一定水平后，對外貿易會加劇當地環境污染。

三、實證研究

1．模型設定、變量測度和數據說明

對于環境污染水平的測度，現有文獻一般用單一或幾個環境污染指標或綜合環境污染指數來衡量，多數文獻是采用單一或幾個環境污染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本文借鑒多數學者的做法，采用人均工業廢氣、廢水、固體廢棄物排放量來測度。對于經濟規模的測度，本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環境庫茨涅茨曲線(EKC)假說認為，當一個國家經濟規模較低時，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環境惡化程度隨經濟規模的增加而加劇;當經濟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后，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又由高趨低，其環境污染的程度逐漸減緩，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即環境污染和經濟規模之間呈倒U形關系，因此，為了驗證該假說，我們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平方。對于產業結構的測度，本文用第二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般理論認為，在一國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工業化往往需要利用大量的資源，消耗大量的能源，加劇了環境污染，但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時，經濟增長方式會逐漸轉向集約型增長，產業結構也會升級，此時第二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會趨于下降，第三產業比重會迅速提升，從而會改善環境質量。對于技術進步的測度，本文借鑒許和連和鄧玉萍(2012)的做法，采用資本勞動比來衡量技術進步。資本勞動比較高意味著技術效率較高，能夠提高技術進步速度和減污技術能力;并且，資本勞動比上升往往意味著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產品的資本技術含量也將隨之增加。一般理論認為技術進步使得企業采用清潔生產技術進行生產成為可能，因此會減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環境。這里需要對資本進行計算，我們使用“永續盤存法”①。勞動力投入量用各地區年末就業人數來衡量。對于環境規制的測度，本文采用環境污染治理投入和排污費收入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般理論認為，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政府也將提高環境規制，加大環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和懲罰力度，進而改善環境質量。對于對外貿易的測度，本文采用進出口總額來衡量。一方面，對外貿易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先進的技術，使發展中國家了解國際環境標準和國別標準以及國外消費者的環境偏好，當這些被發展中國家消化吸收后可以改進其自身的生產方式，推動改善環境管理，加強環境措施和提高環境標準。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一般有著比較低的環境規制，對外貿易會使發展中國家成為“污染避難所”，促使發展中國家降低環境規制以維持或增強國際競爭力，出現所謂向底線賽跑的情形，從而惡化了環境。總之，對外貿易會通過規模、結構、技術和規制等多種渠道對環境污染產生影響，是否改善或惡化環境取決于這些渠道作用的綜合結果。對于腐敗的測度，本文采用每十萬地區總人口中貪污賄賂和瀆職侵權人數來衡量。腐敗往往會通過扭曲一國環境政策、降低環境管制力度、阻礙環境治理投入、減少環境技術的研發投入和引進投入等渠道加劇一國環境污染。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的測度，本文采用各地區的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方面，外資流入把“綠色”節能技術或“清潔”技術傳播到發展中國家，并通過技術示范和溢出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生產率，節約要素資源稟賦投入并改善環境質量，即外資的技術效應降低了環境污染;另一方面，外資看重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程度高的加工制造業，且發展中國家地方政府競相降低環境規制吸引外資致使環境惡化，即外資的結構效應和環境規制效應加劇了環境污染。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環境的影響尚不能確定。上述變量的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各地區的統計年鑒和《中國檢察年鑒》。

2．內生性問題

如果這里直接對計量模型進行回歸可能會因解釋變量的“內生性”而導致估計偏差，內生性來源于幾種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釋變量一階滯后項作為動態項，該項易和隨機誤差項存在相關關系;二是各地區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高速增長，即更多的環境污染通常會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又能夠進一步吸引外資流入，并且經濟增長也能夠帶來更高的貿易開放度，因此，更多的外資流入和更高的貿易開放度可能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可見，即使回歸結果表明外資、對外貿易與環境污染關系顯著，也不能斷言兩者對后者有加劇作用，這里最小二乘法已經不能一致和無偏地估計系數，因此本文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實證分析。

3．實證結果分析

腐敗對于地區對外貿易環境污染效應的影響見表1。從表1可知，模型1的回歸結果表明，沒有引入腐敗變量時，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但并不顯著。在模型2中引入了腐敗這一變量，回歸結果顯示腐敗通過扭曲環境政策、降低環境管制力度、阻礙環境治理投入、減少環境技術的研發投入和引進投入等渠道加劇了環境污染。在模型3中進一步引入了對外貿易和腐敗的交互變量，發現該交互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腐敗水平的增加通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和環境規制加劇了對外貿易的環境污染，這也說明對外貿易惡化環境是有條件的，而其中一個條件是腐敗水平較高。從模型3中的回歸結果還可知，由于加入了對外貿易和腐敗的交互變量，對外貿易的回歸系數由不顯著的正數變為顯著的負數，這說明控制腐敗對對外貿易的環境污染效應后，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這可能是由于中國貨物出口和服務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貨物出口中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和服務出口中的新興服務出口比重均大幅增加，2009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和新興服務出口比重分別為31．%和3．3%，出口商品結構升級降低了環境污染;還可能是由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每年平均花費一百多億美元進口了大量的技術和設備，促進了技術進步，加上中國的研發水平提高、人力資本增加和金融發展，提高了對外貿易技術外溢的吸收能力從而進一步改善了環境質量;并且還可能是由于對外貿易增加了中國的就業人數，提高了人均收入，從而致使人們對清潔環境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國環境標準提高，導致環境污染下降;最后還可能是由于國外綠色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等因素，使中國污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僅為2．72%)，并且仍有下降的趨勢，從而致使環境污染下降。上述這些效應超過了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環境污染規模效應。模型3中的回歸結果顯示對外貿易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對外貿易和腐敗交互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數，兩者方向相反，所以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是否加劇將取決于腐敗水平。本文依據回歸系數計算出對外貿易加劇環境污染的腐敗水平臨界值約為2．97①，也就是說當腐敗水平低于2．97時，對外貿易會降低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對比2009年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腐敗水平可以發現只有北京、上海、河北、江蘇、安徽、江西、山東、廣東和四川的腐敗水平低于臨界值，對于這9個省市而言，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而全國其他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腐敗水平均高于臨界值，這意味著這些省市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這也證實了本文的假設，即腐敗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改善了當地環境質量，而當腐敗達到一定水平時，對外貿易加劇了當地環境污染。進一步從區域角度來看，2009年東部地區的平均腐敗水平約為2．89，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平均腐敗水平分別約為3．6和3．91，說明在我國三大區域中只有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而中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下面會進行穩健性檢驗，即分別基于東中西部地區數據進一步驗證該結論②。從表1還可知其他變量與環境污染的關系。經濟規模與環境污染成倒U型曲線，說明EKC假說在中國成立，符合預期;產業結構降低了環境污染，這可能是由于第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調整在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轉變，在由污染產品向清潔產品的方向轉變，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已初見成效;技術進步、環境規制變量均改善了環境質量;而外商直接投資可能由于結構效應和環境規制效應大于技術效應，致使其加劇了環境污染，但這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因為本文采用實際利用外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而中國各地區的實際利用外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均太小，2009年最高的地區也低于10%，各地區平均值僅為3%。

4．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而中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的結論，本文構建以下模型:lnEPit=C+β0lnEPit－1+β1lnVGit+β2lnVG2it+β3lnISit+βlnTEit+β5lnEIit+β6lnTit+β7lnCOit+β8lnFit+μit該模型中的變量含義與上述模型相同，我們分別基于東中西部地區的動態面板數據，利用系統廣義矩估計克服內生性，運用Stata11．0軟件進行回歸，結果見表2。從表2可知，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在10%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原因可能有以下幾方面:一是東部地區的出口貿易中高新技術產品和新興服務出口比重高，出口商品結構升級降低了環境污染;二是東部地區的研發水平、人力資本和金融發展水平高使得東部地區進口的技術得到了較好的消化和吸收，使得進口的設備得到了較好的利用，進而促進了技術進步，并且也使得該地區較好地吸收了對外貿易的技術外溢，進一步改善了環境質量;三是較高比例的東部地區生活、生產所需的一些污染嚴重的產品是通過進口非本地區生產滿足需求，這降低了環境污染;四是東部地區通過對外貿易大幅提高了該地區的人均收入，致使當地人們對環境質量要求增加，促使該地區制定更高的環境標準，導致環境質量改善。上述這些效應超過了東部地區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環境污染規模效應。中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也在10%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原因可能有以下幾方面:一是中西部地區承接了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由于自身的產業結構水平不高致使中西部地區的出口貿易中高耗能、高排放產品和傳統服務出口比重高，出口商品結構水平低下從而加劇了環境污染;二是中西部地區雖然也進口了不少技術和設備，但由于研發水平、人力資本和金融發展水平較低，這些技術和設備并沒有得到好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并且也使得對外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吸收有限，致使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質量的作用很有限;三是中西部地區生活從而生產所需的一些污染嚴重的產品并不是通過進口滿足需求，而主要是本地區生產，這加劇了環境污染;四是中西部地區通過對外貿易提高人均收入的程度有限，當地政府更多著眼于通過對外貿易增加國內生產總值，當地的人們更多地希望在進出口企業就業以增加收入，對于環境質量的要求普遍不高，環保意識低于東部地區，促使中西部地區制定的環境標準低于東部地區，進而使環境質量改善有限，這也使東部地區的一些無法滿足該地區環境標準的企業搬遷到中西部地區，更加劇了環境污染;五是中西部地區出口貿易增加所引起的規模效應也加劇了環境污染。綜合上述分析，中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從表2可知，腐敗等解釋變量以及東部地區產業結構的符號和顯著性與表1的回歸結果相同，而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符號與表1的回歸結果相反，即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加劇了環境污染。這說明中西部第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依然是以粗加工為主，更多地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這些產品往往附加值低，能耗高，污染高，可見中西部地區要實現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以改善環境質量。

篇9

（二）人們日常生活造成的室內環境污染室內環境不同于外部環境，它相對封閉，空氣不易流通，比室外空間更容易造成空氣污染。人們長時間處于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會進行大量的日常行為活動，如日常的做飯、開吸油煙機、開空調，甚至來回的行走都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各種可吸入顆粒物，也會滋生一些病毒、細菌，如果房間不能及時地通風或排污，這些廢棄物就會不斷累積，從而形成一定規模的污染物，到達一定程度后就會嚴重威脅到人們的身體健康。

（三）裝修材料對室內造成的污染有時人們日常活動并不是污染物的主要來源，在房屋的建造、裝修過程中總是會用到大量的建筑材料和裝修用品，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都包含多種對人體有害的物質，如裝修時用到的油漆等涂料就含有大量的苯化合物。室內用于裝飾的地毯，以及各種室內塑料用具，都或多或少的含有苯系物以及聚乙烯等有毒化合物，各種辦公用品也含有許多高致癌物質，如果不加以監測和清理，就會形成數量龐大的污染物，長期處于這種環境中就會造成嚴重的身體健康問題。

（四）室外污染物進入室內造成的污染室內環境具有一定的封閉性，但也有很多時候有著和外界的具體交換。如果對開窗通風的時間和位置選擇不好，就有可能造成室外污染物進入室內。目前我國的工業化程度日益提高，對于空氣質量的損害也與日劇增。室外有著工廠排放的大量污染物，在開窗通風時就有可能使大量的有毒有害氣體流入室內。此外，室外活動歸來的人們如果不注意對衣服、鞋襪等物品進行及時清洗，也有可能將室外的污染物帶入室內，從而加劇室內的環境污染。

二、對室內污染的監測措施及處理方法

（一）完善立法以及各種標準環境監測工作是依照法律法規，旨在為社會提供公正的質量監測報告，維護社會環境的工作，加強對環境質量的監測少不了一個評估與監測標準，而相關部門就應制定先關的法律依據以及相應的監測標準，為室內污染物的監測工作提供有效的依據。目前主要的依據是《環境監測質量管理規定》和《環境監測管理辦法》，有時過去的法律條文和監測標準會跟不上建筑行業發展的步伐，相關部門應根據社會的發展變化不斷完善和更新監測標準和監測條例。

（二）對可能造成污染的污染源進行監測在室內可能造成污染的各個污染源進行實時監測，同時對室內存在的各種污染物進行充分的了解與調查，從而確定污染物的類型。在確定污染物的具體的類型之后，就可以利用先進的檢測技術與監測儀器，對造成這種污染的主要污染源進行重點監測，進而分析出各種污染物對室內的污染程度，了解到具體的污染源頭，做到“統籌兼顧、重點治理”，著重對主要的污染源進行監測和處理。例如裝修建材對室內環境的污染較重，衛生部出臺了《木質板材中甲醛衛生規范》，加強對主要污染源的控制。

（三）對室內空氣質量的監測室內環境中占比例最大的就是空氣，所以對室內空氣質量的監測必不可少。人們可以根據相關部門制定的空氣質量標準，對房間進行空氣質量監測，也可以根據實際需要或室內環境的具體情況靈活運用。一般對空氣質量的監測主要包括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甲醛、苯化合物、二氧化氮以及可吸入顆粒物等等。在獲得相關數據后，按照有關部門的規定和技術人員的指導，對空氣質量進行客觀評價，根據監測結果判斷是否達標，提供具體的結果報告，為制定和修改環境質量監測標準提供依據。

（四）妥善做好通風換氣工作通風換氣可以說是保持室內空氣質量的最直接的方法。通風換氣可以有效的調節室內大氣的溫度與壓力，促進空氣的流通，加強室內污濁空氣的擴散，促進新鮮空氣的流入。另外，通風還能降低氡濃度。通常情況下，在通風20-30分鐘后，室內的氡濃基本可以達到平衡。但同時也要注意給室內合理的通風換氣，盡量避免工廠及鬧市街區的下風向，這樣只能造成空氣質量的惡化。

篇10

2苯和苯系物包括苯在內的低聚苯是裝潢材料的加工原料，且在加工中沒有別的不使用苯的替代技術。低聚苯是劇毒的強揮發物，正常人吸入低聚苯后會在較短的時間內發生癌變反應、心血管和呼吸系統的病變。經動物實驗后發現，3306mg/kg（大鼠經口）、48mg/kg（小鼠經皮）和大鼠吸入LC5010000ppm7h三種試驗劑量均可使老鼠致死。此外，攝入低于上述劑量的低聚苯也可能對心血管或肝、腎等臟器帶來嚴重的損害。

3氨氣氨氣是室內裝修污染的污染源之一，是一種具有強烈刺激性氣味的氣體。建筑物的混凝土外加劑會造成氨氣污染，有的建筑單位為了縮短工期，使用了高堿混凝土，這些混凝土中含有大量的氨類物質，隨著環境溫度、濕度等的變化，這些物質會還原成氨氣，并從墻體中緩慢釋放，進而造成室內空氣中氨的濃度不斷增高。氨氣對人體的主要危害在于它會削弱人體的免疫能力。氨氣被人體吸入后，會與人體血液中的血紅蛋白結合，進而破壞血紅蛋白的輸氧功能，長期大量吸入氨氣會出現流淚、咽疼、聲音嘶啞、咳嗽、痰中帶血、胸悶和呼吸困難等一系列呼吸道疾病。

4氡氡是室內裝修污染的污染源之一，是一種無色的放射性、惰性有害氣體，具有易擴散、易揮發的性質。氡對人體的危害為使人乏力、脫發、白血球水平下降等，還會導致人患肺癌的概率增大，是目前除吸煙外，導致人患肺癌的第二大誘因。建筑材料中的花崗巖、磚、砂石和水泥等材料極易釋放氡。

5總揮發性有機物甲醛、低聚苯等都屬于揮發性有機物，揮發性有機物并不都是有害的，但在動物實驗中證實了大部分揮發性有機物具有毒性作用。揮發性有機物常用“VOC”表示，總揮發性有機物常用“TVOC”表示。無毒TVOC的成分主要為各種烴，但在自然狀態下的揮發性有機物中，純凈的烴類非常少見。攜帶了功能團的鹵代烴等是家裝中毒性較大的氣體，而烴類的最小成分自由基在家裝安全中也常被提及。自由基可與大部分細胞的細胞膜信息受體結合，進而影響受體的靈敏度，同時，還能與信息素結合，擾亂人體的內分泌系統。有研究證明，自由基能擾亂的合成過程，造成男性不育或喪失。

二、造成室內裝修污染的原因

造成室內裝修污染的主要原因有以下3點。

1低端市場催生的廉價材料部分銷售終端和餐飲終端需要每半年到一年裝修1次，這些裝修的要求是外表華麗、價格低廉。為了滿足這一市場的需要，“工裝”概念被提出，大量的廉價材料被不具備社會責任感的企業開發并投入市場，而這些材料在表面上與高檔材料無差異。

2無證、無資質的施工隊伍從某種角度上講，并不是家裝客戶花較多的錢就可實現高檔、無害的裝修。很多無證、無資質的施工隊伍逃脫了行政監管和法律監管的控制，唯利是圖。這些裝修施工隊伍在收取了高額的裝修款后，依然選擇“工裝”的形式裝修，甚至選用假冒偽劣材料裝修，導致很多出高價裝修的房屋的TVOC及其他揮發物超標。

3缺少有效的市場監管機制2011年，騰訊網進行的一次調查中發現，在三、四線城市中，已完成工商注冊，但沒有在住建部備案的室內裝潢施工單位占全部施工單位的95%以上；在一線城市中，已完成工商注冊，但沒有在住建部門備案的室內裝潢施工單位占到了50%以上。此外，在我國沒有注冊和沒有備案的施工單位比比皆是。因此，市場在呼吁政府推出行之有效的市場監管機制。

三、解決室內裝修污染的對策

為了有效控制裝飾、裝修材料中的有害物質，凈化建筑裝飾市場的環境，提高室內環境質量，可采用以下對策。

1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通過立法的方式可使室內裝修污染物的防治控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應從源頭抓起，政府部門要加強裝飾、裝修材料質量標準的細化工作，各級質量技術監督部門應將建筑材料的環保性能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并加對大建筑材料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各級的工商、質量技術管理監督部門應加大聯合執法的力度，在流通領域開展有效的監督管理。

2建立健全裝修隊伍的準入機制應建立健全裝修隊伍的準入機制，不斷提高施工人員的環保意識，嚴禁不具備裝修資質的企業從事裝修行業，組織施工單位負責人學習國家相關的法律、制度。同時，還應向各個建筑單位宣傳室內裝修污染的危害，促使他們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

3研發和采用綠色裝飾材料應利用市場競爭機制，淘汰一批落后的裝修材料，積極開發推廣綠色環保的裝修材料。綠色裝修材料的特點包括安全、無害、低能耗、技術先進和工藝清潔。在各種黏合劑的配制過程中，盡量不使用甲醛、鹵化物溶劑或芳香類碳氫化合物，不含汞及其化合物，并加大對裝修中綠色裝飾材料的開發力度，比如水性涂料、天然織物墻紙等綠色的裝修材料。

4簡化裝修模式，增添綠色植物家居裝修應以實用、簡約為主，過度裝修會引發污染的“疊加效應”。綠色植物可起到凈化室內空氣的作用，比如蘆薈、常春藤、龍舌蘭、月季和玫瑰等，這些植物可吸收室內裝修產生的有害物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