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全球化，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兩大趨勢。盡管如英國全球經濟問題專家阿蘭·魯格曼所言，目前“''''全球化’一詞已經被濫用”注釋①，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在國際經濟領域，全球化的腳步已勢不可擋。在經濟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中國如何以一種積極的姿態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決定了在新的世紀里中國能否產生強大的國際競爭力，能否真正地振興并立于世界之林。在此，我將以“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對策”為題展開討論，請老師批評指正。

一、經濟全球化的含義

“經濟全球化”這個詞，至今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學術界對何謂經濟全球化，大致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剝削的全球化，甚至認為經濟全球化突出地表現為世界經濟的美國化；二是認為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經濟一統天下，生產要素等經濟技術資源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其中，第一種觀點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因此我認為其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客觀性和公正性；第二種觀點既全面又最接近實際情況，其表現就是當今世界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逐漸融入了全球化的經濟浪潮。

我認為，對經濟全球化的理解應該從生產力運動和發展的角度出發，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歷史過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圍內各國、各地區的經濟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融合成統一整體，即形成“全球統一市場”；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圍內建立了規范經濟行為的全球規則，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了經濟運行的全球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經濟一統天下，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因此說，經濟全球化就是指生產要素跨越國界，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各國、各地區相互融合成整體的歷史過程。注釋②

二、經濟全球化的產生原因及特征

經濟全球化的產生可以追溯到西歐資本主義的興起和近代市場經濟的建立，而經濟全球化進程顯著加快以致被人們所感知并為之震撼，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事情。尤其是上世紀的最后20年，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全球化的浪潮更是洶涌澎湃。注釋③

（一）經濟全球化的產生原因

1、世界各國經濟體制的趨同為經濟全球化發展掃清了體制上的障礙

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只有選擇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加快本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提高本國經濟的運轉效率和國際競爭力。封閉經濟由于缺少外部資源、信息與競爭，而呈現出經濟發展的靜止狀態。計劃經濟體制則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不充分、不對稱和激勵不足等問題，而導致資源配置與使用的低效率。所以，不管是傳統的封閉經濟，還是起源于前蘇聯的計劃經濟都不約而同地走上了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道路。由此而造成的各國在經濟體制上的趨同，消除了商品、生產要素、資本以及技術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進行流動的體制障礙，促成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2、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信息技術的進步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創作了物質基礎

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有著重要的物質技術基礎，這就是代表當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術。信息技術的進步，降低了企業的遠距離控制成本。對于一個現代企業來說，其經濟的活躍程度，表現為企業的經濟活動半徑，是與其所有權控制的成本呈負相關關系的。遠距離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體技術的發展與因特網的誕生，使這種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從理論上來講，對于任何有能力進行全球擴張的企業，它的活動范圍都可以達到全球各地。

3、微觀經濟主體的趨利動機，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基本動因

商品與要素價格在全球不同地區的差異，被人們稱之為“區位優勢”。區位優勢的客觀存在，為企業在全球范疇內的“套利”活動提供了空間。于是，便有了對外投資、技術轉讓以及企業生產過程的分解與全球配置。在這種微觀主體世界范圍內的套利活動中，跨國公司逐漸扮演了主角。這是因為跨國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所有權優勢，使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其獨有的知識產權、技術訣竅、管理戰略以及資金實力：一方面，利用發展中國家低成本的生產要素，將產品銷售到價格更高的市場上進行套利；另一方面，將巨額剩余資本轉向資本稀缺、投資回報率高的發展中國家進行資本套利。而內部化優勢，又使得跨國公司能夠將生產和銷售活動按照最有利的區位優勢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將每一個分支機構及其所聯系的企業在職能專門化的情況下，組成一個一體化的網絡，通過在世界各地的生產、銷售等活動而服務于母公司的發展戰略。這樣做的結果是，國際范圍的分工與協作實際上變成了跨國公司內部的分工與協作。當跨國公司利用優勢而大舉進行全球性套利活動的時候，其客觀的效應便是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發展。

4、世界范圍內商法體系的趨同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提供了相對統一的法律制度環境。

眾所周知，主導世界的兩大法系是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近年來，兩大法系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互相融合與趨同發展；另外，隨著貿易一體化、投資一體化的發展，國際經濟組織的統一立法活動深入開展，這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創造了統一的法制環境。

（二）經濟全球化的特征

1、貿易自由化

國際貿易障礙逐步消除，貿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國際貿易量迅速增長。國際貿易手段、商品標準以及合同樣式逐步統一和規范。WTO多邊貿易體制框架使得世界貿易進一步規范化。

2、生產全球化

跨國公司日益成為世界經濟活動的主宰力量，其商品生產環節分布于不同國家，并因此使相關各國間的經濟關聯程度提高。

3、資本流動國際化

跨國公司的發展、各國對外資管制的放松以及由投資基金和養老保險基金高速成長導致的國際游資的形成，使得資本流動性進一步加大。

4、金融活動全球化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首，各國相繼放松金融管制，推進金融自由化，放松了外資金融機構進入和退出本國金融市場的限制，拆除了不同金融業務的隔離墻，加快了金融業的整合。自由寬松的法律與政策環境，加上計算機、通訊和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促進了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從而形成了時間上相互接續、價格上相互連動的統一國際金融大市場。

5、市場經濟體制全球化

當今世界除個別國家外，都在為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而努力，這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統一的經濟體制基礎。

6、各國商法體系的國際化

如前所述，經濟全球化的產生得益于兩大法系的趨同發展。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世界各國商法體系的國際化。

三、經濟全球化的利弊分析

經濟全球化是利是弊、利大還是弊大的問題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有一點已為大家所公認，即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要清醒地認識到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是不可阻擋的，回避經濟全球化只能帶來更大程度上的落后。面對經濟全球化，既要很好地把握它帶來的機遇，又要趨利避害，規避它帶來的風險。具體來說，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利弊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有利因素

1、可以充分地利用外資

大量外資的進入，有助于解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建設過程中遇到的資本嚴重不足的問題，因此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以中國為例，中國外資依存度（外資投資存量與GDP的比重）1985年僅為1.55％，從1995年起保持在20％左右（1997年為24.4％）。另據資料表明，截止到2001年10月底，我國共批準外商投資企業384894個，合同外資7319.1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3858.77億美元，極大地解決了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瓶頸。

2、資本的進入帶來了實用技術、管理經驗和企業創新精神

以實用技術的進入為例，自1994年以來，加拿大北方電信、美國IBM、英特爾、太陽微、寶潔、杜邦、諾基亞、愛立信、松下等知名公司都相繼在中國成立研究中心、技術開發中心或實驗室。

3、資本的進入有利于我國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通過購并當地企業實現的外資進入有助于傳統產業結構改造和促進產業競爭，對我國現階段國有企業建立現代法人治理結構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4、外資進入有助于解決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

根據“區位優勢”理論，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全球內配置生產要素資源。發展中國家由于人口眾多，存在勞動力超額供給和勞動力成本普遍偏低現象，外資進入得以安排大量的工資低廉的過剩勞動力從事有效就業，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發展自己具有國際分工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和產業。

5、經濟全球化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的完善,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化和金融深化

6、資本的進入有利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轉型

資本進入帶來了市場經濟的博弈規則和慣例，大大縮短發展中國家從二元經濟向現代化經濟轉型的時間，能夠加快現代經濟制度的形成。實踐證明，一個國家越開放，其經濟轉型的進度越快。

（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弊端

1、大量外資的進入容易造成債務負擔，可能引發國際債務危機。如1995年墨西哥爆發了重大的國際債務危機。墨西哥經濟與美國經濟聯系緊密，自1994年2月以來，美國連續6次提高利率，造成了數百億美元從墨西哥等國抽走流向美國，極大地損害了墨西哥的金融和經濟穩定。

2、外資進入對民族資本和民族工業沖擊較大

由于跨國資本“無國籍”和無民族認同感，它不可能完全取代民族資本的功能。因此，外資的過度進入有可能擠垮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因而可能損害經濟的長遠發展。

3、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矛盾日益尖銳

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多屬于夕陽產業，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生產要素資源的同時，把夕陽產業帶進了發展中國家，給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4、跨國資本的進入增大了金融市場的投機性和風險度，容易給短期投機資本沖擊較虛弱的發展中國家國內市場造成可乘之機

最明顯的例子如上個世紀末發生在東南亞的國際金融危機，使許多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匯市、股市輪番暴跌，金融系統乃至整個社會經濟受到嚴重創傷。據估算，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因匯市、股市下跌給東南亞國家和地區造成的經濟損失就達1000億美元以上。受匯市、股市暴跌影響，這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

5、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充滿了動蕩和起伏

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圍內各國之間經濟緊密聯系在一起，發展中國家國內經濟穩定與否，不僅取決于國內因素，還要受到國際因素的巨大影響。因此，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充滿了變數。

6、經濟全球化加速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這種不平衡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繼續擴大。聯合國有關統計資料表明，富國與窮國人均收入的比例，1960年是30：1，1990年增加到60：1，目前已擴大到74：1。全球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占有全球生產總值的86％。

7、經濟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

跨國公司大量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以多種形式影響著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各個國家的經濟。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家們因此擔心，當前權力正從政治家手中轉向大公司的董事會會議室。但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往往不是規則的制定者，所以在國家經濟的讓與方面，發展中國家受到的損害較大。

四、中國應對經濟全球化的對策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20年對外開放的結果，中國經濟已深入地融合于全球經濟之中。面對經濟全球化的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中國應以積極參與、合作的態度對待經濟全球化，趨利避害，以促進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為應對經濟全球化，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內中國應該著重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建立健全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經過改革開放20年來的努力，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已經初步形成，但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基礎作用還須進一步加強。首先，要加快政府部門職能轉變。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和規則，真正實行政府與企業職責分開，政府只負責保證經濟總量平衡和重大經濟結構的布局與協調，以及為企業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其次，要加快國有企業體制改革。從根本上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科學、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和富有生機、活力的經營管理體制，提高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第三，要進一步完善市場體系，創造開放、公平、競爭、有序地多元市場環境。

（二）確立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開放型國際貿易體制

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與我國現行對外貿易體制相關的外匯、金融、投資等體制已經進行了較大的改革，但是還有很大的局限性，與經濟全球化的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突出的表現就是開放性不夠。我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面對經濟全球化，我國必須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以WTO的多邊貿易體制為框架，以國際貿易慣例為參考，盡快建立起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開放型國際貿易體制。首先，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宏觀調控體系。其次，深化企業改革，建立國有民族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第三，規范進出口管理，完善進出口商品經營管理體制，建立競爭性的投資和貿易體制。第四，強化商會職能，維持良好的國際經濟合作和貿易秩序。

（三）研究和實施與國際經濟接軌的經濟結構調整戰略

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生產和生產力的分配也在國際范圍內進行更大的動態的調整，國際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世界經濟已經進入以經濟結構調整為主的發展時期。我國制定經濟發展計劃和產業規劃時，必須做出與國際經濟規則相適應的經濟結構戰略調整。其中要著重加大產業間的結構調整力度，努力提高工業和服務業比重。

（四）健全和完善與國際接軌的法律保障機制

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體制根本轉變、逐步實現法治的時期，因此健全和完善與國際接軌的本國法律保障機制的任務還很艱巨。加緊修補和完善我國有關涉外經濟法規，建立公平合理、有序競爭的法律體系，營造良好的投資和貿易的法制環境是我國今后一段時間的重要工作。

（五）積極開展區域經濟合作，以區域經濟一體化迎接經濟全球化

當前，我國尤其應該注重與亞太地區國家的區域合作，注重加強與APEC的經貿聯系。要善于從戰略的角度去分析，把進入區域化的APEC作為我國進入全球化的一個“試驗場”和“練兵站”。

綜上所述，面對經濟全球化這把“雙刃劍”，中國應該采取切合本國實際的開放步驟和措施，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是應對經濟全球化的唯一正確選擇。

文章注釋：

注釋①：[英]阿蘭·魯格曼《全球化的終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

注釋②：美國全球化理論權威、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院長約瑟夫·奈用曾說過“中國與歐洲的絲綢之路是早期的全球化”。對此，本文認為，“絲綢之路”僅僅代表了簡單的商品貿易，并沒有實現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另外，當時尚未建立起世界范圍內的經濟運行的全球規則。因此，經濟全球化只是近年以來才出現的現象。

注釋③：在“全球化”起源及發展階段的劃分上，學界存在“一階段論”、“二階段論”和“三階段論”三種不同意見。本文采“二階段論”。相關研究見蓋世金，張立：《“全球化”問題研究綜述》，載《西安政治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

參考資料：

1.《論經濟全球化的本質》作者：劉吉原載《文匯報》2001年2月20日

2.《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社會主義》原載《求是》2001年第1期

3.《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影響和對策》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王誠

篇2

③甲國出口肉類比出口糧食優勢大 ④乙國出口肉類比出口糧食優勢大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 對比甲乙兩國的勞動生產率可知，甲國在生產糧食與肉類上與乙國相比，生產糧食與乙國效率接近，占有優勢，而生產肉類遠遠不及乙國，故甲國出口糧食比出口肉類優勢大，①正確，③錯誤；乙國生產肉類是甲國的兩倍，而生產糧食與甲國差不多，故乙國在生產肉類上占優勢，④正確，②錯誤。該題選B項 。

點撥 經濟全球化不等于經濟一體化：（1）經濟全球化，指商品、勞務、技術、資金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和配置，使各國經濟日益相互依賴、相互聯系的趨勢。它要求在國際范圍內實現資源的全球化配置，強調國際合作與協調，目前還處在不斷深入發展的進程中。（2）經濟一體化的實現需要在一體化區域內消除阻礙貿易與生產要素流動的各種障礙，在區域范圍內設立機構，形成共同的內在管理機制，制定共同的制度規范，為市場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證和持續一體化的動力。

例2 下表是1980年、1996年世界不同類型國家進出口依存度表，據此判斷正確的是（ ）

A. 國際貿易總體發展緩慢 B. 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強

C. 區域集團化削弱 D. 各類國家發展水平差距縮小

解析 從表格中的數據信息可知，1980年到1996年，不論是高收入國家還是中等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低收入國家，它們的進口依存度都在提高。這說明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體觀了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強，A、C、D項觀點錯誤。故選B項。

點撥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市場經濟的影響

（1）利：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有利于我國吸引外資，彌補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有利于引進技術和設備，實現技術發展的跨越；有利于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培養高素質的管理人才；有利于發揮比較優勢，開拓國際市場。

（2）弊：部分產品進口增加，對國內產品形成較大壓力；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國外對我國設置的貿易壁壘有增無減，貿易保護糾紛此起彼伏，增大了我國經濟運行的風險；同時少數國家借經濟全球化之機，向我國推行自己的價值觀、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這些都給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

[ 世界貿易組織]

例3 2014年，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13周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

①既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

②將進一步加強我國與世界各國（地區）的經貿聯系，為我國的對外開放擴展新的空間

③將有助于我國推進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④對啟動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起決定作用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解析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啟動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將起到積極建設性的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作用，故④錯誤，本題正確答案應為A項。

例4 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中，最重要的是非歧視原則，下面各項理解正確的是（ ）

A.世界上各國無論大小一律平等

B.非歧視原則強調各成員國實行無條件的多邊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

C.非歧視原則已在實際中得到了很好的實施

D.非歧視原則適用于國際社會的各個領域

解析 非歧視原則只適用于世貿組織成員國之間的貿易交往中，在實際中，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仍存在嚴重的歧視現象，故C、D兩項錯誤。A項是不正確的理解，B項正確反映了該原則的內容。選B項。

點撥 我國怎樣應對“入世”帶來的挑戰： （1）要有規則意識和利用世貿組織規則的本領。（2）要有經濟安全的防范意識。（3）要有應對別國反傾銷和反別國傾銷的策略。（4）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5）創立與世界接軌的技術和質量標準，突破“技術壁壘”和“綠色壁壘”。（6）要重視信息化發展，努力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數字鴻溝”。

例5 2012年10月，某跨國公司關閉其蘇州工廠，將生產線向越南、柬埔寨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導致該廠與我國300多家代加工企業的合同被解除。這給我們的啟示是（ ）

A.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經濟安全構成極大威脅

B.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跨國公司投資的方向

C.企業應從代加工向自主創新、自創品牌轉變

D.對外開放戰略應由“引進來”轉向“走出去”

解析 抓住材料中的關鍵信息點：“勞動力成本更低”“加工企業”，說明單純靠加工這種初級階段的粗放式發展，企業難以為繼，只有創新才有出路，所以選C項。A項中經濟全球化有利有弊，說“構成極大威脅”不合實際，材料也沒有體現，材料沒有體現是發達國家，D項不合題意；對外開放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材料也沒體現，D項錯誤。

篇3

第一，國際商事仲裁所解決的爭議范圍非常廣泛。在國際民商事領域，仲裁最初適用于海事爭議，以后逐漸擴及到貨物買賣及其運輸、保險、支付中所發生的各項爭議。本世紀60年代以后，由于在國際上興起了各種引進外國資本的形式，仲裁又擴及到合資經營、合作經營、合作開發等領域。與此同時，國際性的服務貿易、商事、租賃、咨詢、工程許可、融資、銀行、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的轉讓等民商事活動日益頻繁，由此而發生的爭議也逐漸采用仲裁的方法加以解決。

第二，世界各國關于仲裁的國內立法日趨統一。各國的經濟貿易體制盡管千差萬別，但在仲裁制度方面是趨于一致的。特別是在1985年6月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制定的《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對市場經濟各國的仲裁立法產生了巨大影響，許多國家按照示范法的規定代替了原有的仲裁立法，有的國家甚至以示范法為藍本只對其稍加修改而直接移植使用。從1985年到現在十幾年間，世界上有二十多個國家修改或制定了仲裁法，掀起了仲裁立法的。

第三，有關仲裁內容的國際公約逐漸增多。一國仲裁機構的仲裁裁決能否得到外國的承認和執行，直接關系到案件當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是影響國際商事仲裁發展的現實問題。因此國際社會首先從統一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入手，聯合國在1958年6月制定了《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統一了對外國仲裁裁決的承認條件和執行程序。該公約組織截止到1998年9月己有145個締約國，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實踐，該公約已經成為國際私法領域最成功、影響最大的國際公約之一，也為全球化貿易做出了重要貢獻。仲裁領域比較重要的公約還有1961年的《歐洲國際商事仲裁公約》，1965年的《關于解決各國和其他國家的國民之間投資爭端的公約》，1975年的《美洲國際商事仲裁公約》。

篇4

第一，國際商事仲裁所解決的爭議范圍非常廣泛。在國際民商事領域，仲裁最初適用于海事爭議，以后逐漸擴及到貨物買賣及其運輸、保險、支付中所發生的各項爭議。本世紀60年代以后，由于在國際上興起了各種引進外國資本的形式，仲裁又擴及到合資經營、合作經營、合作開發等領域。與此同時，國際性的服務貿易、商事、租賃、咨詢、工程許可、融資、銀行、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的轉讓等民商事活動日益頻繁，由此而發生的爭議也逐漸采用仲裁的方法加以解決。

第二，世界各國關于仲裁的國內立法日趨統一。各國的經濟貿易體制盡管千差萬別，但在仲裁制度方面是趨于一致的。特別是在1985年6月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制定的《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對市場經濟各國的仲裁立法產生了巨大影響，許多國家按照示范法的規定代替了原有的仲裁立法，有的國家甚至以示范法為藍本只對其稍加修改而直接移植使用。從1985年到現在十幾年間，世界上有二十多個國家修改或制定了仲裁法，掀起了仲裁立法的。

第三，有關仲裁內容的國際公約逐漸增多。一國仲裁機構的仲裁裁決能否得到外國的承認和執行，直接關系到案件當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是影響國際商事仲裁發展的現實問題。因此國際社會首先從統一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入手，聯合國在1958年6月制定了《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統一了對外國仲裁裁決的承認條件和執行程序。該公約組織截止到1998年9月己有145個締約國，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實踐，該公約已經成為國際私法領域最成功、影響最大的國際公約之一，也為全球化貿易做出了重要貢獻。仲裁領域比較重要的公約還有1961年的《歐洲國際商事仲裁公約》，1965年的《關于解決各國和其他國家的國民之間投資爭端的公約》，1975年的《美洲國際商事仲裁公約》。

篇5

南北之間貧富差距的加劇

經濟全球化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擴大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可以說，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面臨著一種尷尬的境遇，無論其是否對全球經濟開放國內市場，結果都將是處于一種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凡是作出了自由結構調整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條件惡化、社會不穩定性增加”；而“另一方面，凡是拒絕滿足其全球化要求的國家，則被忽視而處于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帶，從而最終被驅逐出國際圈”。

隨著發展中國家被世界貿易體系和資本的快速流動逐步邊緣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全球財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性也在擴大。“最近9年來，世界174個國家中的前15名與后15名的收入差距從60倍擴大到了74倍，而這種差距在60年代僅為30倍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占有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86%、出口市場的82%、外國直接投資的68%，而最窮的1/5人口在這方面所占的份額僅為1%。”全球經濟體系正在被日益劃分為受益于全球化經濟浪潮和在其中蒙受巨大損失的兩類經濟實體。

為什么經濟全球化拉大了南北之間的貧富差距?這與全球資本流動的本質有關，這也是有關全球資本自由流動的理論與實際之間的矛盾所在。根據貨幣主義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觀點，資本應該能夠流向世界的各個角落，自由流動使資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資本自由流動自動地把資本引向最有收益的地方。從理論上講，自由的資本市場通過此種方式給所有國家都帶來利益，因此據稱，商品自由流通和資本自由流動提高了所有參與國的富裕程度。然而，“就像相對成本優勢定律沒能給各國帶來什么好處一樣，資本自由流動也未能幫助各國實現‘最佳’投資。最具收益的投資不是給所有人，而只是給投資者帶來利益。”當發達國家企業希望在某個發展中國家獲得較高收益時，它們的資金就流向那里。然而這種“更好的”投資是以當地工人惡劣的工作條件和社會福利的削減為代價換來的。事實是，通過經濟全球化富裕起來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資本所有者。而受沖擊最大的卻恰恰是那些缺乏技術的非熟練工人，他們幾乎將被全球市場無情地排斥。

發達國家社會內部貧富分化的加大

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全球化破壞了二戰結束后30年之內逐步形成的勞資妥協的社會契約。從1980年代開始，伴隨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開始將自己從社會關注中分離出來，這種變化標志著一種令人吃驚的倒退——重新退回到一種過度剝削的狀態。“就象19世紀一樣，失業和貧窮重新出現，并且成為社會的結構特征；社會不穩定和社會排斥天天都在增長；資本收入在上升，而勞動收入在下降”。

當前的經濟全球化時代，是“資本勝利的時代”，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隨著以往進步的社會政策的失敗和工會力量的衰落而進一步加劇，即使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亦是如此。

近一二十年來，美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狀況在逐步加劇(參見表1)，其中的原因比較復雜，而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的原因有：經濟全球化刺激了技術的進步，而技術的增殖增加了經理層和高技術工人所得到的工資溢價，加大了與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斷加劇的美國國內的低技能工人與發展中國家的工人之間的激烈競爭削弱了美國勞動力市場中低技能工人的議價能力。

經濟全球化對于收入分配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收入分配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因為人們的生活主要依靠于他們的相對和絕對收入水平，同樣它的重要性還在于對于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的深遠影響。”

表1英國勞動力兩端的收入分配(%，占整個勞動力市場收入的百分比)

年代

收入最低的1／5

收入最高的1／5

1975

5.6

40.7

1980

5.3

41.1

1985

4.8

43.1

199O

4.6

44.3

1995

4.3

46.1

資料來源：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1999)CountryProfile:UnitedStatesofAmerican,1999-2000,p.26.

為了說明經濟全球化及其主導思想新自由主義對于收入分配的具體影響，可以采用一種二元的方法論：一方面利用經濟理論來推論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變化，另一方面則回顧新自由主義進程開始加速以來收入分配所發生的實際變化。

在全球范圍內和大多數國家中，高收入國家和高收入群體往往不均衡地占有更多的資本、土地和技術；而低收入國家和低收入群體往往不均衡地擁有較多的勞動力。“假如某種社會變化導致了對于資本、技術等報酬的提高，這將會增加這些資產在不同家庭之間的集中度，并有可能使收入分配變得更加不平等；而假如某種變化導致了對于勞動力報酬的提高，或減少了財產的集中度，則將有可能使收入分配更趨于平等。”

經濟和社會政策往往通過以下方式影響收入分配，如國家調控主義者的政府政策，通過影響匯率，實施進口限制，調控

利率、工資率、要素流動等，往往使要素的報酬無法像在一個自由市場的環境中那樣反映要素的稟賦。而新自由主義政策放松或取消了這些限制，于是產生了一種更接近于自由市場自發狀態的形勢。

在工業發達國家，二戰后廣泛實施的以上這些限制，曾普遍地抑制了對于富裕階層的報酬，從而提高了對于那些擁有的資源主要是勞動力的階層的報酬；對于商品和勞務流動的限制也提高了對于非熟練工人的報酬，保護他們免受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在發達國家中對于資本流動的限制也傾向于降低資本的利息率和利潤率。但隨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這些限制逐漸放松或被取消，其結果勢必會破壞原有的收入分配狀況，使之日益不平等。

從1980年代中期以后，許多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都發生了變化，并完全扭轉了二戰后許多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變得日益平等的趨勢。在許多經合組織國家，收入不平等開始逐漸增加，其中“最大的增加發生在美國，瑞典收入不平等逐漸下降的趨勢又開始逆轉，而在英國，維持近一個世紀之久的接近穩定狀態的收入分散的狀況正逐漸讓位于一種收入分配急劇集中的狀況。”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貧富分化的加劇可以通過許多標準來加以驗證，基尼系數是一個用來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聞名指標。這一時期，幾乎每一個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都上升了。以英國為例，“據英國國家統計局2000年的統計數據，基尼系數從1995-1996年的0.33，擴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測量貧富差距，人們還經常用另一種叫做“五等份”或“十等份”的方法，即將人口分成五等份、十等份，看每10%或20%的人口層在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非凡是比較最高收入的10%或20%人口和最低收入的10%或20%人口，看他們占有總收入比例的差距。從198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早期，四分之三的經合組織國家中，10%的最高收入者和10%的最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比率都在增加。“在瑞典，最高的20%的家庭收入與處于底部的20%的家庭收入之間的比率在1980年至1988年間從4.5上升到5.5；在美國，1989年人口中1/5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是1/5的最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的10倍，而這一比率在1967年為7倍；在英國，這一比率從1980年代初期的4倍上升到1991年的接近6倍。”

西方社會中這種勞資妥協的破壞，貧富分化的加劇，經濟與社會的分離，意味著“全球化正在導致一種沙漏社會模式的形成，在這樣的社會里，大部分人都將掉入社會底層。”越來越多的人生活水平下降，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凝聚力瓦解。發展中國家社會內部貧富分化的加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工程加大了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只有新的經理和領導精英才從這種發展中受益。‘第三世界’的大規模貧困并不能被克服，充其量在大規模貧困中創造出幾個富裕的小島罷了。”

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普遍影響適用于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影響都有進一步加劇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貧富分化的傾向。經濟全球化刺激了資本流動性的加大，許多研究表明，外國資本的滲透往往加重了發展中國家的收入不平等，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外國資本的進入和滲透在發展中國家產生了一小批本土的高收入精英階層，他們治理著這些投資并且擴張著非正式的經濟部門，而由這些投資所產生的就業往往是相對低工資的工作崗位，由此扭曲了東道國的階級結構。可以看到，當前國際市場的發展正日趨迎合經理階層、職業白領和高技術工人，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國際資本的進入，這些群體的收入也大幅增長，并逐漸拉大與國內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別。第二，由這些投資所獲得的利潤往往回流出東道國，而不是再投資于東道國，這抑制了發展中國家國內的資本積累和形成。第三，東道國為了迎合外國資本，往往營造出更受國外資本青睞的政治和經濟環境，而限制了國內勞工獲得較高工資的能力。

在發展中國家，新自由主義和其所引領的經濟全球化對于收入分配的影響根據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經濟類型而有所變化，一般可以將發展中國家分為三種經濟類型：制造業產品出口的生產國，許多亞洲國家屬于這種類型；初級農產晶或礦產品的出口國，大多數非洲國家屬于這種類型；進口替代型的工業化國家；許多拉美國家屬于這一類型。在以上三種經濟類型中，新自由主義政策對于進口替代型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的影響最大。在許多進口替代型的產業部門，新自由主義很可能會導致工資和就業崗位的減少，這對于城市就業機會和收入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城市收入分配狀況的惡化將不可避免。所以，新自由主義對于拉美國家中收入分配的沖擊是最大的，由此造成的貧富分化的加劇在這一地區也最為明顯。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始于1980年代中期，貿易、金融、投資等領域相繼自由化，并于1990年初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這一自由化改革期間，墨西哥社會的家庭總計收入的基尼系數從1984年的0.43上升到1992年的0.475，其中大部分增長發生在1989年后。而工薪收入者的基尼系數從1984年的0.419緩慢上升到1989年的0.443，然后急速躍升到1992年的0.519。”按照國際通常標準，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就算警戒狀態。在墨西哥，導致這種收入分配狀況急劇變化和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由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所推動的大規模的國外資本的流入。這種解釋也支持了以下這樣一種觀點：即從一個發達工業國家向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在這個例子中分別指美國和墨西哥)，同樣降低了這兩個國家中的大多數非熟練工人的相對工資。

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為了降低勞動力成本和減少對產業工人的保障，拉美各國政府都設法削弱工會的權力，勞方在與雇主談判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拉美各國勞動力市場的地位也變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大多數勞動者的命運注定是低工資或長期失業，由此導致拉美地區的社會貧困現象大量增加。“在80年代債務危機發生后，窮人和就業不足者占到了大多數拉美國家人口的30%-50%。”與此同時，拉美各國內部的貧富分化也在加劇，“70年代智利工人可以得到國民收入的50%，到1989年只能得

19%。阿根廷1975年貧富收入之比為1：8，1991年為1：16，1997年為1：25。”“全球化的富人和區域化的窮人”問題的出現與解決的思路

可以說，經濟全球化在那些能夠從全球化經濟中受益的人與不能從中受益的人之間，在那些能分散全球化帶給其風險的人與那些不能分散其風險的人之間，已經形成了潛在的沖突根源。經濟全球化將世界居民分化為全球化的富人和區域化的窮人，“有些人以全球為家，而另一些人則被束縛在其居住地”，那些以全球為家的權力精英們“憑借著極其尖端的信息技術、空中旅行和多處居所而自由地做跨洲來往和溝通。”這一部分國際性流動群體很大程度上“已經割斷了他們與當地社會的聯系，變得無拘無束”，而“通過減少對國際性流動性群體的約束，全球化會使團結社會力量的凝聚力松懈，并加劇社會的分裂”。喬治·卡斯特尼德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墨西哥社會的分析很令人深思，他認為，“一條新的正在很快分裂的墨西哥社會的裂縫正在形成。這種分裂把與美國經濟接近的墨西哥人與那些不與美國經濟接近的人分開……將那些即使沒有處在墨西哥社會的邊緣，但處于全球性資本、商品和服務流動邊緣的人，與那些被融入全球性流動的人相區分。”

經濟全球化既在全球范圍內帶來了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平等問題，同時又使一個民族國家政府在使用調控手段縮小貧富分化、減小財富分配不平等時面臨著新的挑戰。傳統上，一個國家往往通過再分配機制來縮小其社會內部的貧富分化，減小經濟不平等以及相關的社會不平等。其中一種很重要的手段便是轉移支付，轉移支付是為那些貧困人口或者近期沒有得到工作機會的人提供的社會保障和失業救濟。“轉移支付是有很大平均作用的因素，它主要流向低收入的家庭。”轉移支付的費用主要來自國家的稅收，而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民族國家在“經濟基地”的競爭中為了獲得資本的青睞，往往采取減稅政策。而另一方面，資本流動性的增強，也使得它逃稅的能力增強，“資本流動性的增加侵蝕了一部分重要稅費”。國家對資本的征稅越來越困難，以德國為例，“1986-1996年德國對資本收入實際征收的稅從24%下降到了15%”。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許多國家為了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紛紛采取緊縮政策，這使得用于向貧困人群提供保障和無償或廉價公共服務的公共開支在逐漸縮減-，社會福利的標準在不斷降低，勞工所承擔的社會保險計劃的稅收負擔不斷加重。“甚至在美國，全球化的壓力也促使其減少社會保障方面的賦稅和轉移支付份額一這些措施本來旨在抵消全球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對此，丹尼·羅德瑞克經過分析研究得出：“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在社會計劃中支出資源的能力；使得對資本征稅更加困難；而勞工所負擔的稅收的份額在增大。”“全球化已使政府更難于提供社會保障——而這是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所以，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在縮小社會貧富分化、減小社會不平等方面的調控能力在弱化。

以往所倡導的勞資妥協、縮小貧富差距的歷史局面是在國家的調控干預下實現的，但現在，這種妥協正隨著全球化的經濟擺脫這種調控國家的干預而受到破壞，而這正在嚴重削弱著社會凝聚力。當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造就了一個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而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個不能為失敗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體系，很輕易被絕望的行動所破壞。”對此，不同的學者開出了各自的藥方，以緩解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狀況。

篇6

(一)生產活動全球化。生產活動的全球化主要表現為傳統的國際分工正在演變成為世界性的分工：1國際分工的內容發生變化。國際分工從傳統的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分工逐步發展成為以現代工藝、技術為基礎的分工；從產業各部門間的分工發展到各個產業部門內部的分工和以產品專業化為基礎的分工；從沿著產品界限進行的分工發展到沿著生產要素界限進行的分工；從生產領域分工向服務部門分工發展。2國際分工的形成機制在變化。即由市場自發力量決定的分工，向由企業，主要是由跨國公司經營的分工和由地區經貿集團成員內組織的分工發展，出現了協議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為國際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內容為產品型號的分工，產品零、部件的分工和產品工藝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產網絡。5世界性的國際分工使各國成為世界生產的一部分，成為商品價值鏈中的一個環節。它有利于世界各國充分發揮優勢，節約社會勞動，使生產要素達到合理配置，提高經濟效益，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

(二)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形成。1國際貿易對世界經濟拉動作用增強。它表現為國際貿易增長率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增長率。如以1990年為100，世界貨物出口值指數從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產指數從86上升到107；世界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同期從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間，世界貿易出口量年均增長率為6％；同期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2服務貿易發展迅速。世界服務貿易額從1985年的3809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億美元，在國際大貿易(貨物與服務)中的比重同期從163％上升到188％。3國際貨物貿易交換品種多樣化。在世界貿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貨物從1980-1981年的11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種。在發展中國家出口貨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開始超過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貨物種類從1980-1981年的6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種。4發達國家同類貨物相互交換增加，主要的經濟貿易大國一般既是某類商品的主要出口國，也是該類商品的主要進口國。5國際貿易趨同化。它表現為：電子化貿易手段普遍使用，EDI(電子數據交換)已在國際貿易中廣泛使用，其他如電子商務(EC)，電子貿易撮合(ETM)，電子資金轉賬(ETF)等已在許多國家開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為國際貿易商品的共同標準；貿易合同標準化。6世界貿易組織建立，多邊貿易體制正式確立。1995年1月1日誕生的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世界貿易進一步規范化，世界貿易體制開始形成。作為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組織和法律基礎的世界貿易組織，以其法人地位對所有成員方都有嚴格的法律約束力。因此，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標志著一個以貿易自由化為中心，囊括當今世界貿易諸多領域的多邊貿易體制大框架已經構筑起來。

（三）各國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國際化進程加快。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的大銀行根據《巴塞爾協議》的要求，開始了大規模合并、收購活動，以提高效益。如法國里昂信貸銀行買下了大通曼哈頓銀行在比利時和荷蘭的附屬機構。德意志銀行、巴克萊銀行和國民希敏寺銀行也吞并了一些歐洲其他國家的小銀行，以擴大在歐洲的網絡。為了提高本國銀行的競爭能力，很多國家對于大銀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態度，1993年以來，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內的大銀行之間至少發生過25次合并。2地區性經貿集團的金融業出現一體化。歐盟統一大市場建立后，銀行、證券公司和投資基金等金融機構可在歐盟內經營不受國界限制的保險和投資業務；美國和日本的銀行則可通過收購、兼并等形式加緊滲透歐洲市場，歐洲的金融市場將演變為真正的國際金融市場。3金融市場迅猛擴大。到1995年，外匯交易額已上升為世界貿易額的60倍，全球外匯日交易額已超過12萬億美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國際信息的網絡化，外匯市場的資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從一個市場轉移到另一個市場。

(四)投資活動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資規范框架開始形成。其主要特點如下：

第一，投資成為經濟發展和增長新支點。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額與年均國際貿易額的比例在縮小，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增長率高于國際貿易年均增長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貿易額為41，14571億美元；同期，世界各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為2，56535億美元，二者之比為160∶1，差距進一步縮小。1991-1996年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貿易額年均增長率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主體多元化。據統計，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已從1985-1990年年均1，55578億美元增長到1996年的3，46824億美元。同期，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45005億美元增長到2，94732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932％下降到849％；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0554億美元增長到51469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從1，41930億美元增長到3，49227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從1，16744億美元增長到2，08226億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中的比重從822％下降到596％；發展中國家從24736億美元增長到1，28741億美元，所占比重從174％上升到369％。第叁，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并行，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與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發達國家中主要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同時也是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國家。1995年，德國、法國、瑞典、英國、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荷蘭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占當年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國家占當年世界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3％。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1985-1995年，有20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國際借貸資金流動量增長很快，證券股權投資迅速發展。1993年流動金額為8185億美元，1994年增加為9534億美元，1995年增加為12，584億美元。與外國直接投資一樣，證券股權投資依然偏向于少數新興市場國家，1995年亞洲就占了流向新興市場的外國證券股權投資凈流量的53％。此外，外國證券股權投資的來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興市場的這種投資35％以上來自美國，15％來自日本，11％來自英國。近幾年來，香港特區和新加坡的投資者也向新興國家進行這種投資。第五，投上日程。90年代以來，保護和促進投資的雙邊投資條約數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簽署這種條約1330個，涉及162個國家，在5年里條約數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國政府共對外國直接投資管理體制進行了約600次調整，其中95％是放松對外資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個國家的112項立法變化中，106項屬于趨于自由化或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的立法。國際社會為達成國際性的投資協議開始行動。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第一次將投資問題納入多邊貿易的體系，并達成《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出現通過協商建立一個綜合性多邊國際直接投資框架的行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第九次會議對未來多邊投資框架進行了探討，并已達成協議。

(五)跨國公司作用進一步加強。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蓬勃發展。第一，跨國公司的數目劇增。據統計，1996年跨國公司已達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屬企業已達到276，659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基地的最大跨國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國資產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在它們的外國附屬企業中擁有17萬億美元的資產(控制了約1/5的全球外國資產)。第叁，跨國公司開始結成新型的"戰略聯盟"。面對競爭壓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資領域的開放，越來越多的企業，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采取各種辦法參與全球化經濟的活動，通過各種形式結成聯盟。通過兼并與收購在國外建立自己的生產設施，以保護、鞏固和增強自己的競爭能力。1988年到1995年間，全球跨國兼并與收購總額增加了一倍，達到2290億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國兼并與收購的規模超過10億美元。與此同時，一些跨國公司以協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強聯合。1995年締結了近4600項這樣的協定，而1990年只有1769項。1990年以來，跨國公司之間在核心技術(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強了戰略性研究與開發伙伴關系。第四，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規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在其國家貿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現了無國界經濟。

(六)經貿文化、人才出現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個體化為特征的多媒體網絡正在覆蓋全球；出現了經濟生活和貿易文化的全球性趨同現象；"國際人"開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發展目標形成。為了在經濟競爭中取勝，"國際人"正在成為各個國家、各大公司的首選目標，培養"國際人"、尋找"國際人"已成為世界性的人才戰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國際人"戰略。他們認為，國際人應具備以下10個基本條件：積極肯干，但是不蠻干；人際關系融洽，不以自我為中心；興趣廣泛，知識豐富；外語出色，樂意結交外國人；行動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適應并愛上異國他鄉；意志剛強，富有忍耐性；深謀遠慮，但不優柔寡斷；安排、處理好家庭生活關系；身體健康，精神煥發。此外，綠色主義、環保哲學，共同反黑、掃黃、打白(毒)和反腐敗，共同致力于發展與和平，共同把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均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二、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貿易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傳統的衡量國家之間經濟貿易權益的概念與統計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一)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依存與互動加強。

1.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經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進一步加強。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發達國家之間貨物、服務、資金、技術和市場高度融合，而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上述關系也在加強。

2.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傳遞障礙在減少，互動性加強。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強下，對外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在各國之間的經濟傳遞中的作用在加強。8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對外貿易與投資逐漸變成雙向傳遞渠道，發達國家把經濟發展與衰退通過對外貿易與投資傳遞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波動也將影響到發達國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機震動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國引發的金融危機并未使發達國家幸免。

(二)經濟全球化迫使人們的概念在創新。1大國際貿易概念出現。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外經濟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慮貨物貿易，還要把貨物貿易與直接投資、金融、服務、技術綜合考慮。因為，貨物貿易與投資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已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兩個支點。2將大國際貿易概念與本國經濟的調整優化、改革開放密切地結合起來；"貿易立國"、"貿易為本"的傳統信條已讓位于"經濟接軌"和"市場融合"。3變被動接受經濟全球化為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經濟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結果，是大勢所趨，紛紛主動改革本國經濟體制，發展開放性經濟，推行貿易、投資和金融自由化，為跨國公司創造投資條件，并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和活動。4變單邊制裁為求得"雙贏"。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另一國單方面采取"貿易保護"、"貿易摩擦"、"貿易制裁"等以鄰為壑的措施，已開始由自我保護的工具變成了雙刃劍，在制裁別國的同時也會使自己受到傷害。其上策是通過談判，達成互惠互利的協議，促進雙方的經貿發展，取得"雙贏"。

(三)經濟全球化使國家受到沖擊，相互協調成為時代主旋律。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傳統的國家內容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原本是一國獨有的權利，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擁有的權力。各國的經濟活動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條約、協定、規范和慣例來運作；跨國公司在各國經濟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國家對產業政策的干預作用在減弱。在國家存在的情況下，出現了讓與，但它是以對等為原則的。當今世界各國都是擁有的獨立國家。共享是讓與的前提，沒有共享也就不會有讓與。經濟全球化迫使各國把二者結合起來，出現了相互協調，使它逐步成為各國處理對外經濟貿易關系的基石。隨著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結束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和運行，協調管理貿易政策在國際上和各國貿易政策中開始成為主流。

(四)經濟全球化要求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一體化。20年來，面對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特別是產業內部貿易的增長，新貿易理論將產品差異、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等工業組織理論引進傳統的比較優勢框架，為國際貿易理論分析做出了貢獻。但它仍然假定企業只在某一個區位生產商品和服務，將對外直接投資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時，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公司)理論成功地解釋了不同類型跨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創造的各類貿易流動，但仍是以單個企業為依據的投資分析，未推廣到國家層次。80年代初以來，經濟全球化要求把貿易與投資理論結合在一起分析貿易與投資利益與效益，出現了新的理論分析，其理論模式主要集中于縱向或橫向一體化。在這些理論分析中，產品增值鏈活動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進行，在不同的國家可以進行完全相同的生產加工。在貿易與投資一體化理論中，企業行為被分為兩大類型：

第一，總部行為。總部行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務，以及信譽、商標等甚至可以無償轉讓給遠方生產區位的服務，這類行為有時被簡化概括為研究與開發。

第二，實際生產行為。實際生產行為又可再分為上游生產(中間產品)和下游生產(終極產品)。所有這些行為都被假定為具有規模收益遞增效應。由于總部服務的運輸成本極低，企業可以將生產行為從總部分離出去，但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企業將某些生產行為集中在某一區位。在貿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兩國均衡框架，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之間不存在任何差異。企業在兩個國家進行活動時，可以將總部行為安排在母國進行，但其實際生產或轉移到東道國進行(縱向一體化)，或者既安排在國內，又安排在國外進行(橫向一體化)。因此，現在的企業不僅通過價格和質量進行競爭，而且還通過生產的組織進行競爭。這些理論模型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單個企業的經營活動決定了國內、國際經營企業的總格局。這一問題屬于理論分析中的國際化生產部分。一旦國際化生產活動分布格局形成，國際貿易的格局便隨之確定。貿易與投資理論的一體化表明，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單純的貿易行為來衡量國家之間的經濟利益。

(五)經濟全球化對表明國家之間經貿權益的傳統概念和統計方法提出了挑戰。1傳統的對外貿易差額概念未能反映經濟全球化下國家之間實際的貿易利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之間的經貿利益出現了幾種變化。第一，在產業內部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大量增加下，按總貿易和專門貿易劃分的國家之間的進出口掩蓋了國家之間在產品價值上的實得；第二，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商品直接出口，變相地進入了東道國的國內市場，因此，母國公司在東道國國內的投資和商品、服務的銷售收益應計入母國的經貿收益；第叁，在一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情況下，把該國進出口貿易額作為該國的貿易利得，更加失實。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下，在計算各貿易國的貿易收益時，上述幾個現象不能忽略。2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滯后于經濟全球化的現實，應予修正。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制度來源于美國，并逐漸成為世界貿易各國的貿易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原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對之都有相應的條款和協定。在國際貿易局限于產業間和投資不普遍的情況下，按原產地進行統計基本上可以反映貿易國的貿易利益。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按原產地統計則會出現兩種誤差。第一，未能如實反映跨國公司在全球的大規模的直接投資活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全球化經營，它們生產的零部件、產品的進出口，按價值鏈、資本所有，理應屬于母國，但卻計入東道國的貿易統計。第二，原產地規則以貨物貿易為主，未包括服務貿易等，因此，原產地統計在不能真實反映貨物貿易的同時，也不能全面如實地反映國與國之間的大貿易關系。

(六)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的機遇。

第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和資本外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1997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1996年接受了129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對外投資了510億美元，二者都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它們在獲得世界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從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個最不發達國家在1996年的資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優化。由于資本的流入、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活動和本國產業結構的改造，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結構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從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發達國家把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予以考慮和解決。發達國家日益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下，它們的經濟穩定和發展有賴于發展中國家。在債務解決、地區經濟一體化和聯合國的改革等問題上不得不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權益。

第四，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改革。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構成了嚴峻的挑戰。1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達國家構筑以其為中心的國際經貿基礎。在此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將會受到更大的削弱。2發展不平衡在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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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濟全球化的含義（Economic Globalization）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相互依存、相互聯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圍的有機經濟整體的過程。

2、經濟全球化是商品、技術、信息、服務、貨幣、人員、資金、管理經驗等生產要素跨國跨地區的流動，也就是世界經濟日益成為緊密聯系的一個整體。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

（來源：文章屋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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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和新的世界性經濟運行機制的啟動，跨國公司、全球金融機構、世界性經濟組織等成為主要角色先后登場，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強。全球范圍內的組織國際聯合、控制資源流向、影響經濟生活、引導文化潮流、操縱信息媒體，深刻地影響著國家的社會生活，也對傳統的權力運作帶來了挑戰。哈貝馬斯認為，全球化的經濟超出民族國家的調控能力，迫使人們去尋找替代方案——如把迄今民族國家所承擔的社會福利職能轉讓給跨國機構。對于政府來說，全球化既是機遇，又是挑戰。

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為政府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國家間的相互依賴性既有利于用規則貿易取代強權貿易，從而給予發展中國家自我保護的手段，也將為國際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機會。由于在客觀上要求分工的深化與市場規模的擴張，全球化也推動著生產從國內區域間分工向國際分工發展，推動著銷售從國內市場向國際市場擴張。在追逐規模效益與分工效益的過程中，跨國公司通過投資活動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協調其生產與經營活動的格局，推動產業內貿易和公司內貿易的高速發展。大量的國際資本流向哪個地區，就會加速哪個地區的發展。同時，全球化也為各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平等的機會，各國都在力爭創造良好的環境，加速自身發展。因此，全球化無疑拓寬了政府活動的空間和領域。

另一方面，全球化對我國政府管理體制提出了挑戰。作為發展中國家和典型的后發型國家，中國要成功地實施跨越式發展戰略，在全球化競爭中立穩陣腳，關鍵是要建立一個得力的政府，求真務實、具有強烈責任感的政府，放眼全球、目標遠大、應急有策、精干高效、運轉靈活的政府。但現有政府管理體制仍舊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政策的可預見性和法規的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難植入。從依法治國的理念載入憲法到有法必依成為行政主體的自覺行動，中國的歷程十分漫長。另一個嚴峻的事實是：有法不依、無法可依甚至知法犯法的情況在實踐中依然大量存在；憑經驗辦事、按首長的指示辦事、看上級的臉色辦事、搞“暗箱行政”等情況在一些地方還屢見不鮮。內部法規大于國家法律，造成壟斷經濟，即“權力經濟”，其主要表現為：市場準入，壁壘限制；長官意志，一言九鼎；行業壟斷，為所欲為；法規體系薄弱，程序性法規匱乏。這些表現都與全球化不相容。

第二，政府的實際運作方式還不夠規范。在政企關系上，我國政府還未完全從企業活動中超脫出來，權力性干預和管制依然過多，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滯后，實質性的審批范圍過大。在市場機制的培育上，我國政府的依法管理還很不完善，對經濟的干預依然過寬，缺乏現代的公共服務觀念。在管理隊伍上，我們還亟待建立一支懂得并能駕馭現代市場經濟、有效進行宏觀調控的政府人才隊伍。在管理手段上，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將受到挑戰：跨國公司可能通過多種途徑繞過東道國政府的控制，可能根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環境、法律透明度的高低和勞動力用工制度，隨時轉移生產和投資。這決定了中國在全球化環境中深化行政改革、建立全球化高效的服務型政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要求政府從傳統的行政命令方式轉變為行政指導方式，從剛性行政轉變為柔性行政。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管理變革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公共行政理論研究處于空白狀態，實踐中也一直遵循政治行政一元論(政治與行政不分)和古典的官僚制度(韋伯的科層制理論)。結果，政府往往以政治的方式對待行政(如政策制定)，以行政的方法對待政治(如資源分配)，并由此導致了一些問題和一定程度上的制度性腐敗。更為重要的是，傳統公共行政理論認為：政府應該提供所有的公共產品，這一理念是導致政府擴大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的重要價值原則；同時，政府是外在于市場的公共權力機制，這一觀念造成了政府與市場的脫節，使得政府運作缺乏市場效率，市場運作缺乏公共支持。

相比之下，新的公共行政理論是融合了公共理念與市場理念、以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ness，即經濟、效率和有效性)為目標的管理改革模式。它極大地突出了市場理念和公眾的重要地位。

在強化市場理念方面，新理論將政府納入整個市場體系中加以通盤考慮，詳細評估政府的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公共職能對市場供求的影響；認為應該將公共服務視為重要的市場領域，將政府管理看作是市場機制與公共機制的結合；討論政府在注重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資金運用的市場效率，把政府服務的質量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崇尚和推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社區化和社會自愿服務，強調在不同的服務機構間引入競爭機制和市場檢驗。這樣，政府就不再是單一的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其管制和審批部分的權力將大規模釋放甚至取消。而信息資源的公開程度和提高貿易政策、法規透明度的要求，使政府內部機構變革成為必然。

在政府與公眾關系方面，新理論強調顧客取向、以服務對象為中心，并通過建立企業化政府來提高政府的能力與效率，使公眾獲得更多高質量的服務。在實踐中，全球化使政府與公眾的關系開始發生變化。投資來源的“非本國化”、經營活動的“非本土化”、交換的“電子信息化”以及國際民間組織力量的日益“自治化”，都使公眾和公民社會在社會生活中的自治式運作能力、承受各種風險的自主能力大大加強。這對政府管理提出的要求是：加強對社會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不再從管理主體的角度考慮如何管制被管理者，而是站在社會與公眾的立場上考慮政府如何為公眾服務、對部門內部的組織結構進行改革。

在這種背景下，政府管理的變革要立足于國際化競爭，以建立現代公共管理的思維模式為理念，動員全社會力量，建立以政府為核心的開放主體體系，從而最大限度地謀取社會公共利益。這要求政府具備：(1)全球意識，即開放的公共管理理念；(2)服務和效率意識，即提供高效、公平的服務，更多地吸引外資；(3)風險意識和責任能力，正確地把握參與國際分工與競爭的主動權；(4)應變和整合能力，及時調整管理戰略，有效地整合各種因素及利益多元化引起的沖突與矛盾，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而參與全球競爭。(5)現代化的管理手段，即推進“電子政府”建設，實現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科技行政。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政府管理變革的取向

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如何進一步發揮政府在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政府如何運用市場法則來進行公共事務管理、提高公共行政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乃是目前面臨的現實而又緊迫的問題。借鑒西方國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論與實踐，中國政府管理應當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轉變：

(一)從以權力為中心向以規則為中心的轉變

以權力為中心的運作方式，隨意性和無序性較大、公開度低，容易導致暗箱操作、違法行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權力是凌駕于一般公民權力之上的，行政權力支配一切。而在全球化時代，社會環境瞬息萬變，社會需求多元化，政府難以繼續試圖向社會提供壟斷。政府應該“轉向一種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務提供(劃槳)分開的體制”，“選擇把自己局限于政策和指導從而把‘實干’讓給他人去做”，從而有所為、有所不為。這要求政府必須嚴格依法行政，政府運作的基本規則應從以往運用行政權力進行強制性干預，轉變為通過制度供給引導服務對象按照政府規范實施行為，即由權力行政轉向規則行政。

(二)從管制行政向服務行政轉變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將不再單純地限制市場主體的活動，而應以多種多樣的形式參與和干預經濟生活。它在理論上也不再僅僅采取單純的管理性行政，更應當實施滿足社會和公眾需求的服務性行政。

在西方，各國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最終選擇了服務職能，實現了由過去重管理輕服務、“以政府為中心”，到開始注重公共服務、“以滿足公眾需求為中心”的轉變。在中國，政府管理變革離不開國際公共行政發展的宏觀背景和時代的特殊性，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入世的特殊要求。它們預示著政府職能結構的中心將由行政管制的職能逐步轉向公共服務的職能，意味著政府施政需要符合公眾的意志和愿望、重新設定政府與公眾的地位和關系，也表明了政府行為的公眾取向和“顧客”中心。

(三)從全能行政向有限行政轉變

全能主義政府實際上就是無限政府。并且，政府取代了社會自治，通過計劃手段操縱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這不僅在理論上缺乏科學性，而且在實踐上也難以取得預期效果。從公共行政科學化的角度來說，政府職能應該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原有的“包攬一切”轉換到“做市場不能做的事情”，彌補市場的不足。也只有從無限政府轉向有限政府，由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由微觀管理轉向宏觀管理，由單一的行政手段轉向經濟、法律、行政手段綜合并用，才有可能實現政府職能的根本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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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0.2［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08-0078-05

前言

最近5年，國內房地產市場出現了快速發展，房價出現了大幅上漲。最近兩年，國內證券市場出現了股權分置改革之后的一輪波瀾壯闊的牛市，資產價格出現大幅度上升。在房地產和證券市場出現了資產價格泡沫的跡象。而在這個現象之后，是全球成本推動通脹和人民幣強烈升值預期的背景。本文通過分析資產價格泡沫背后的經濟全球化對于資產價格泡沫全球化的聯系，力圖理順當下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的原因和邏輯。

一、全球資本流動加大金融風險

經濟全球化不但帶來的是資源配置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也帶來資本流動的全球化。而資本在現代金融體制安排和信息技術的幫助下，其流動性也大大增加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銀行國際貸款的增加便遠遠快于國際貿易的增長。在1979～1982和1990～1993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年份中，即使世界出口貿易由于經濟衰退而出現了下降，國際資金流動的增長也未受到影響[1]。大量的資金不但在不同國家之間也在外匯、證券、信貸、衍生品等不同市場間快速流動。與此同時衍生品市場交易規模迅速擴大。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1991～2005年全球有組織的交易所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未清償合約總額從35,212億美元增加到238,805億美元，增幅達578％。股指與貨幣衍生品合約交易規模在今年一季度增長25%達到429萬億美元。

國際資本流動從80年代開始出現飛速增長，最開始主要是因為石油美元的大量積累并流入國際金融市場，其次是同時期各國金融監管逐步放松，而金融創新不斷出現以及金融市場發展迅速[1]。1997年12月13日國際貿易組織達成了《金融服務協議》，進一步要求成員國開放金融市場，促進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在這種背景下，最近幾十年來發生的全球和區域金融危機都和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和沖擊有著密切的關系。例如1994年的墨西哥貨幣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等等。

二、亞洲經濟崛起和泡沫的聯系

另外一個方面亞洲經濟體最近30年來的經濟出現高速增長，這些國家通過結合發達國家的科技和FDI資本，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而產品大量出口發達國家，國內的生活消費水平也大幅度提升。而這個過程中一個明顯差異是這些發展中國家都有著遠高于發達國家的儲蓄率。這個特性主要是由于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還有就是東亞文化傳統的影響。在東亞經濟快速崛起的過程中，全球GDP比重向儲蓄率高的國家傾斜，使得全球儲蓄規模不斷提高，使得全球的利率得以保持一個較低的水平。也有利于壓低全球的通貨膨脹率。目前世界各地（除了南美和中東極少數國家）通脹率都保持在個位數，這幾乎是金本位制度結束之后少有的黃金年代。而長期利率的持續走低使得股票市盈率不斷提高，還使得大宗商品、不動產、收藏品以及幾乎所有帶有投資屬性的物品價格出現飛漲。而同時普通消費品和工業品價格保持相對穩定。泡沫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悄然滋生和蔓延。這樣的過程能否繼續持續下去？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能否繼續快速提升？而這些國家的儲蓄積累過程隨著經濟增長和社會制度的完善也最終會轉向消費釋放的過程。而仔細考慮這樣一個長期的國際宏觀環境，我們發現中國即使由于一些制度變革反應出獨特的特征和時滯，卻仍然只是這一持續幾十年的大經濟循環中的一朵浪花，從來也難以脫離全球化經濟浪潮從而擁有獨特的經濟周期。

三、美元政策是全球泡沫的根源

而從最近幾年來看，國際資本的快速大規模流動則和美國政府在2000年網絡股泡沫破滅之后為維持經濟增長所采取的低利率政策以及布什上臺后實行的弱勢美元政策有密切的聯系。其實質是美國政府為了緩解國內經濟的壓力，包括國外巨額債務和進出口赤字，采取弱勢美元的政策。流動性的根源必然是貨幣發行量過多，而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其發行量的過多必然導致流動性從美國境內向全球范圍內擴散。因為石油貿易到目前為止，主要的結算貨幣仍是美元，所以美元的持續貶值自然會引起石油價格的不斷攀升。而同時期世界經濟增長情況良好，亞洲新興市場特別是中國的石油需求不斷增加，使得這種價格上升有了一定程度上的需求面支撐基礎。而石油作為基礎能源和石油化工鏈的原料，價格的大幅上漲對工業生產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直接帶動了其他能源和資源品的價格上漲。使得通脹的壓力不斷向下游傳導。而國際金融資本也在商品期貨價格的大幅上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由能源和資源品上漲帶來持續的成本通脹的壓力緩慢向下游滲透的過程逐步改變人們的通脹預期。而這種預期的改變和不斷加強會帶來更多的資金保值和增值的需求，使得證券和房地產市場的投資需求不斷被釋放。而同時期全球經濟增長處于良好的上升周期。所有的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長持續超過美國，而美國經濟在美聯儲2000年后一系列擴張政策之后也避免了大幅度衰退，保持了較好的增長。對于歐美國家而言，中國全面加入全球貿易體系之后涉及各個方面的中國廉價商品充斥美國和歐洲市場，極大的遏制了通脹的出現。同時加上良好的經濟基本面和不斷釋放的消費需求，這一切都顯的無比美好。對于美國的消費者而言，經濟增長穩定，就業率維持高位，而同時又有大量的來自中國的商品降低生活成本。自然對于未來的樂觀預期不斷加強，房地產市場的需求被快速點燃。導致2000年后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的出現。而實際上，全球經濟一體化不但加強了各國的金融市場聯動性，還表現在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基本面受到國際市場的影響明顯增大。《經濟學人》列舉的42個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低于2.2%。經濟強勢周期保持一致。

在全球范圍內流動性過剩的背景下，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幅度增大。以香港股票市場的短期波動為例，明顯受到美國市場和日本市場的影響很大，而反映本地實體經濟基本面變化的能力越來越小。2007年國內證券市場2月27日的突然大幅下跌，緊接著全球金融市場也發生大幅的波動，應該和日元套利借貸資金大幅平倉有很大的關系。因為日本金融市場利率一直保持很低甚至是負利率水平，而日元匯率相對比較穩定，這導致了極低的借款成本。所以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中短期資金，特別是很多高風險高流動性的投機資金大部分來自于日元借款。這些資金的成本和日本利率以及日美匯率變動緊密聯系，美元的匯率變動實際上從多層次多路徑影響國際流動性的發生、流動和變動趨勢。

四、證據一：全球證券市場聯動性明顯

從歐洲各國股市最近幾年的走勢以及漲幅來看，表現出較明顯的相關性和趨同性。其結果是通過全球化投資和資產配置來分散風險也變得更加困難。從下表1中可以看出，各國股票市場的整體周期一致性很強，歐美發達國家股市升幅表現也比較接近。亞洲新興市場之間升幅也相對接近。從最高點位出現的時間來看，澳洲、香港、韓國市場之間聯系緊密。全球范圍內經濟基本面之間聯系的日趨緊密以及金融資本流動全球化和高速化，使得資產價格之間的聯系密切成為自然而然的結果。中國雖然目前金融市場相對封閉全球聯動性不強，但是由于經濟基本面已經全面和國外聯系，并且金融開放已成趨勢，同時香港作為金融聯動傳導中介作用也越來越強，金融市場未來受到國際影響也會越來越明顯。

五、證據二：全球房地產市場的泡沫

另外一方面，泡沫的全球化過程中泡沫不僅僅簡單的被約束于證券市場一個部門內，而會向各個部門滲透。在全球流動性過剩的環境下，任何帶有投資屬性或者可以發展出投資屬性的行業和部門都會受到流動性的沖擊。

房地產需求主要分為現實消費需求和投資性需求。其中前者較為穩定，主要和人口結構、收入增長聯系；后者主要和價格預期、利率環境和房地產政策聯系緊密。對于一個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而言，投資性需求是一個必要而且有益的組成成分。出于投資性需求而購置的房產實際上在房地產供求過程中起到了劑和蓄水池的作用。在沒有出于投資性需求而購置的房產的情況下，一旦供給和需求不能嚴格匹配（現實中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二手房邊際購買者面對的將是具有剛性需求的自住者，房地產邊際成交價格都會出現劇烈的上下波動。另一方面，投資性購房者的存在也有利于租金市場水平保持相對低廉，也有利于租金市場保持充足的流動性。而在一個持續的價格上漲預期中，投資性需求逐步放大并且表現堅挺。但是當投資性需求在整個需求結構中比重超過合理范圍，投資風險就開始累積。同時剛性的消費需求由于房價過高而被抑制。這個過程實際上損害了低收入階層的利益而有利于高收入階層。由于投資性需求主要受到人們對于價格趨勢的預期影響，而人的預期是非常容易波動和逆轉的。所以當投資性需求成為需求的主要力量時，市場價格波動會變大，相應的投資風險也會增大。

從全球房地產市場來看，1997年到2007年間，除了日本和我國香港之外，全球絕大多數地區房價漲幅都達到了100%以上。其中英國房價指數上漲幅度超過190％，美國超過120％。全球房地產和房地產信托基金經歷了一個連續7年牛市。過去5年發達國家樓市總值由30萬億美元升至超過70萬億美元，增幅相當于世界各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2]。相比之下，上世紀20年代后期美國股市泡沫產生的市值增幅只相當于其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55％，90年代后期全球股市泡沫增幅相當于世界各國國內生產總值的80％。1997-2005年全球房價漲幅最大的是南非，達244%；第二位的是愛爾蘭，達192%；第三位是英國，漲幅達154%；第四位是西班牙，漲幅145%。而從2006年開始，美國房地產開始出現價格下滑情況，2006年夏全美現房銷售在38個州出現下跌，其中9月份更是創下了36年以來的最大跌幅。在歐洲，房價同樣出現了下跌的情況。據法國全國房地產聯合會公布的數字，法國平均房價2006年7月份下降0.3%，8月份下降了1.1%。而在西班牙，從2005年開始房價增長就已經放緩。今年以來的次級債務危機，更加影響了人們對歐美經濟以及房地產市場的信心。房地產價格上漲趨勢預期有可能被全面逆轉。中國房地產市場從1998年住房改革以來，由于宏觀經濟環境和壓抑以久的住房需求價格也出現了全面巨大的上漲。伴隨著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升，大量的資金涌入房地產開發行業和房產投資領域。以2006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為例，上榜的前100名富豪中有41位出身房地產行業或者參與房地產行業，可見該行業的熱度以及利潤集中程度。觀察現實中國房地產市場情況，以上海為例，雖然房地產供給每年的存量相對于每年成交量很小，只能滿足幾個月的成交。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已售出房產的空置率比較高，通過供給需求缺口判斷房地產真實供求情況時必須區別考慮消費需求和投資性需求。一旦價格趨勢的預期被逆轉，以往的投資性需求購買的房產可能一夜之間成為供給方，引起房地產價格較大的下行壓力。

六、大宗商品市場的超級牛市――成本推動通脹

而大宗商品市場在差不多同一時期也出現了一輪超級牛市。美國原油價格從1998年的低點每桶10.35美元上漲到最近超過100美元一桶。由于全球石油貿易成交額巨大，石油價格的暴漲吸引了巨量的投機性資金聚集在石油期貨市場。有數據顯示，2000年進入能源市場的對沖基金只有30億美元，到2005年達到了900億美元，到2007年則遠遠超過1000億美元[3]。油價的大幅上升有石油供需基本面和地緣政治的影響，但是另外不可忽視的巨大推動力量是流動性過剩帶來的投資性和投機性資金。以紐約輕質原油期貨持倉結構來看，非商業性多頭頭寸占多頭總頭寸的比例經常不超過20％。在美國次級債危機爆發之后，由于美國和歐洲房地產市場受到打擊，投機者將更多資金轉入能源期貨市場，使得石油價格一度逼進100美元/桶大關。但是從另外一方面考慮，由于通貨膨脹和美元持續走弱的因素，實際上目前的油價只相當于1980年的30美元左右，但是由于人民幣和美元聯系緊密的匯率制度，使得高油價對我國實際形成比較大的通脹壓力。

有色金屬的超級牛市中，LME場內銅現貨價格從2001年10月份的每噸1,352美元上漲到2007年最高時每噸8,788美元，漲幅高達5.5倍。金屬鎳的價格從1998年底的3720美元到2007年5月的5.4萬美元，漲幅達到13.6倍，而其他金屬也漲幅巨大：鉛8.5倍、鋅5.1倍、錫3.9倍。鋁1.8倍。與之相應的是，有色金屬礦產企業獲利豐厚，盈利出現井噴增長。以A股上市的有色金屬企業為例，馳宏鋅鍺06年凈利潤比05年同比增長接近700％；鋅業股份2006年凈利潤達到2.4億元，比2005年的633萬元升幅達到3700％，而同比主營業務收入只增長了100％，可見凈利潤的增長主要來自產品價格的上漲；中金嶺南2006年凈利潤同比增長318％。另外差不多是同時期，國際市場黃金現貨價格1998年8月最低為252.35美元/盎司，上漲至2007年11月達到845.80美元/盎司，漲幅近235％。而這個價格距離1980年的歷史最高價格850美元/盎司只有咫尺之遙。另外，鐵礦石價格1999年見底之后，目前漲幅超過2倍，煤炭價格漲幅超過3倍。

大宗商品價格暴漲的背后是美元持續走弱，導致美元計價的商品價格飆升；另一方面則是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需求增長。而大宗商品價格上升會通過成本推動型通脹向全球各經濟體的產業鏈的不同層次傳導。而通脹預期也促使資金從銀行流向地產和股市尋求保值。

七、國際和國內藝術收藏品市場的非理性繁榮

有趣的是，除了伴隨著流動性過剩出現的證券市場、房地產市場和商品市場的牛市之外，國際藝術品市場的走勢也和流動性密切相關。在日本升值泡沫和美國科技網絡股泡沫發生的同時，藝術品市場在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也出現瘋狂的情況。伴隨著美國科技網絡股泡沫，90年代后期美國紐約藝術品市場則出現泡沫化大崩盤。從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間，藝術品價格連續10年保持快速上漲，世界藝術品市場整體規模擴大了10倍，累積漲幅超過300％。而2007年，最頂尖的當代藝術品價格飆升超過50%。

從中國國內的情況來看，最近幾年中國藝術品市場成長及演變的速度令人吃驚。從雅昌藝術網編制的當代中國畫100家指數來看，2004年該指數仍處于1000點左右，之后出現快速上漲，2007年最高達到6635點。隨著市場拍賣成交價格不斷上升的是流入藝術品市場的短期投機性資金大幅增加。市場上的短期投機資本至少占總資金的50%以上，甚至一段時間內達到70-80%左右。同時市場以及媒體上充斥著關于浙江游資大舉進入藝術品市場的消息。另外，民生銀行還推出了國內首只藝術品理財產品“藝術品投資計劃”1號。該計劃為非保本浮動收益型，投資門檻最低100萬元，投資周期兩年，主要對象是中國當代書畫，預計收益年回報率38％，上不封頂，其中客戶優先收益率為18％。對于書畫這類藝術品投資，一般來說都有比較長的投資周期，而為期兩年的短期投資工具的出現，并且年回報率高達38％，不能不反映出市場的極度火爆和泡沫化的程度。另外一個例子是在2007年香港蘇富比2007年秋季拍賣會全球首次預展上張曉剛創作于1992年的油畫作品《創世篇―― 一個共和國的誕生》，估價高達1170-1950萬港元了解，而在1994年廣州嘉德春拍會上，該畫成交價僅僅只有2.53萬元人民幣，13年時間增值近500倍。

國內紅木市場價格近些年來也出現價格大幅上漲，在海南省，海南黃花梨的木板價格已漲至9000元/公斤，并且市面上出現有價無市的情況，而四至五年前每公斤只需要1,000～1,500元。同樣，越南黃花梨木，小葉檀木等價格近年來也出現大幅度的漲幅。考慮到海南黃花梨木具有非常長的生長周期而且國內早已禁止砍伐，同時作為奢侈品的需求隨著經濟增長和國民財富積累不斷增加，這些都帶來了巨大的供需缺口。但是價格短時間內出現如此劇烈上漲無疑和流動性過剩帶來的尋求保值增值的巨量資金的流入有密切的關系。

八、危機的一次預演――次級債務

最近發生的次級債危機則是這些長期累積的矛盾的一次爆發，考慮到美聯儲對房價大幅下跌引發金融危機的表現出極大擔憂而采取全面嚴陣以待的策略，這次危機而是否會轉為全面的泡沫的破滅，目前下定論仍為時尚早。近日美聯儲做出一個承諾，將在必要情況下無限量注資，阻止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在年末高于設定的4.5%的目標水平，防止隔夜貨幣市場流動性枯竭。但是即使全球這一次可以安然度過次級債危機而經濟增長沒有受到大幅度影響，那些過去累積的經濟中的泡沫和失衡因素仍然存在。和2000年科技網絡股泡沫破滅時候美聯儲采取的政策一樣，這些措施只能延遲泡沫破滅的時間，而無法徹底解決導致經濟失衡的因素并徹底化解泡沫。美國房地產市場仍然在高位運行，導致次級債務危機出現的各方面因素依然存在，只是在這過程中充當了巨大推手的投行和對沖基金們損失慘重，恢復元氣尚需時日。不過眾所周知，金融記憶往往短暫的讓人吃驚。對于泡沫的助推者來說，有基本面的環境和土壤，忘記痛楚并開始在新的領域制造泡沫是必然的結果[4]。

從次級債危機的影響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經濟全球化下泡沫容易向全球范圍擴展，截止2007年8月31日，歐洲央行累計向市場注資6,400億美元，美國央行注資超過1,400億美元；從已經暴露的虧損和央行注資規模來判斷，歐洲受到的損失比美國更大。美國次級貸款的風險通過次級貸款證券化和相應證券的銷售向全世界投資者轉移，而歐洲的保險機構和其他投資者正是這些產品的主要購買者。與此同時開展國際化業務的各大金融機構也普遍陷入次級債危機。花旗和美林首席執行官先后辭職。這種風險的轉移還影響到加拿大，澳大利亞和亞洲國家甚至金融市場開放程度比較低的中國。住宅市場是典型的本地市場，其資產的流動性也非常低。住房抵押貸款資產證券化可以把風險合理的分散，有利于這個行業的發展和資金的流動，但是這個過程中也帶來了風險全球化的危險。而仔細分析背后的根源，次級債危機的根源仍然是美元流動性過剩。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貨幣不同，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其流動性過剩必然導致全球流動性過剩。而美元的特殊地位非常容易誘使美國政府在遇到國內經濟問題時利用美元政策化解矛盾，由于美元全球流動和沉降形成的巨大蓄水池效應，美國超量發行貨幣在快速“解決”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的同時，很難引起全球經濟短期明顯的變化，但是這個過程使得風險和泡沫在全球不斷積累。隨著這一過程的進行，美元政策對美國國內經濟的拉動作用會越來越弱，而世界經濟波動對其敏感性會不斷增加。這種風險累積最終的釋放過程容易帶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過程，而美國國內經濟的衰退很可能是危機爆發的最后導火索。

九、不斷累積的泡沫風險和現實

新興市場國家由于高速的經濟增長環境，在初期會表現出對這種全球性風險較好的抵御性，但是由于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體系健全程度和風險管理水平都落后于歐美國家，所以一旦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爆發，新興市場國家也難以避免會被卷入。雖然可能危機爆發的時間會延后，但是受到的損失和危害卻可能更大。具體的可能損失程度的估計取決于風險暴露程度即對于泡沫的介入程度以及金融體系的開放程度。中國由于金融體系開放度很低，受到的影響會相對較小，而且會表現出一定的時滯。不過，一旦出現這種危機時，由于人民幣保持堅挺會帶來巨大規模的資金流入沖擊，可能會出現泡沫向中國集中快速涌入然后導致泡沫破滅的情況。

而這一次泡沫全球化表現的淋漓精致，不論是房地產市場還是股票市場，風險溢價都處于歷史低位，風險和收益匹配出現明顯偏差。基礎貨幣同比增長水平處于歷史高位[5]，指望流動性繼續保持超高速增長是不現實的，即使出現其結果也是導致泡沫快速擴張使得未來的泡沫破滅更加劇烈。全球經濟狀況處于最好的時期而且已經持續多年，而我們的理性告訴我們“沒有一棵樹會永遠上長”。信貸獲得極為容易，日元利率仍然處于相當低的水平。目前這一狀況有一點變化，日元和美元匯率的走勢以及預期使得提高了日元借款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的成本，不過總體來說，國際市場上的資金成本仍然處于相當低的水平。如果考慮到通脹的壓力和預期，這一點更是明顯。雖然過去幾年，來自中國市場的低價商品極大的降低了全球通脹的壓力，但是目前國內通脹的壓力向終端商品的傳導的跡象已經越來越明顯，這將引起全球通脹壓力的明顯增大。

最近的次級債務危機的影響，國際市場的流動性過剩情況出現了大幅度逆轉。但是考慮到中國貨幣政策環境和國際的對比，以及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趨勢。國內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不會馬上出現逆轉。未來出于對境外資金大規模涌入的擔心，流動性過剩的情況還有可能出現突然加劇的情況。從2007年10月開始，中國開始嚴格約束信貸規模。這種行政手段的信貸收縮的實際效果以及對流動性的收縮效應仍需時間觀察。而不斷進行的大規模IPO對于證券二級市場的流動性收縮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007年底幾乎全球所有的資產都普遍出現價格高估和經風險調整后收益為負的情況[5]。希望通過轉移資產配置來避免風險并且獲得投資收益的策略也很難實現。而且全球目前信貸的影響范圍更廣，相關衍生品市場的復雜程度比過去更高，使得對于風險暴露程度的估計和一旦發生危機時損失程度和范圍的預期變得非常困難。這也使得和良性泡沫共舞而不受到傷害的美好愿望變得難以實現。

[參考文獻]

[1]張亦春，鄭振龍.金融市場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美）約翰•卡爾弗利.泡沫、從股市到樓市的繁榮幻象[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67-99.

[3](美)吉姆•羅杰斯。熱門商品投資[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5：97-147．

[4]（美）羅伯特•門斯切.市場、群氓和暴亂――對群體狂熱的現代觀點[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 1-38．

[5]（美）杰米•格蘭森.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泡沫 [J] ．VALUE，2007,（11）：72．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Bubble of Globalization

Pan Deng，Xu Zhe

篇10

正確認識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家經濟實力的評估原理，不僅有利于中國堅持韜光養晦的戰略，而且有利于以客觀事實回應“中國”，從而既在正確認識自己中繼續切實地發展，又能在一些國際事務中爭取主動。

一、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力評估的新問題

中國的綜合國力持續增強，尤其表現在經濟方面。2004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3.6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9.5％；按美元計算以1.6493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七位；進出口貿易總額1.15萬億美元，增長35.7％，由上年居世界第四位又上升為第三位；全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606億美元，連續多年位于世界吸收外資數量之首。

但是，在不同國際比較排名方法中，中國的位置是不同的。根據WEF的報告，2003年中國的商業競爭力指數在世界102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46位；根據IMD的報告，中國2002年的國際競爭力在世界最具競爭力的4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31位。1盡管中國已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但根據對國家制造業的微觀競爭力排名，中國在多項指標上落后于美國、日本，接近于俄羅斯和印度。如2003年中國的集群發展狀態在27位，品牌擁有狀態在第24位，企業創新能力在第22位等2。此外，根據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HDI），2002年中國排名第96位。根據世界銀行的人均GNP排名2002年中國在127個國家和地區和中排名第73位。這些不同排名方法中地位相差巨大的原因顯然在于這些方法本身的不同。總體來說，單項指標分析方法對于準確判斷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相對地位是有局限性的，且容易引起誤解。

“經濟強國指數”研究試圖通過經濟強國指數國際比較的方法較清晰和較綜合地反映中國的相對國際經濟地位，同時分析中國綜合經濟實力提升中仍然存在的問題。這一研究的結果表明，9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強盛指數（EP-III）從199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2年的第9位，2008年將達到第6位。從1990年到2008年，經濟強盛指數美、日、德、英、法的增長幅度分別為13.4%、11.6%、16.4%、14.1%和13.0%，平均為13.75，而中國則高達57.1%，為前面五個國家平均增長幅度的4.2倍。3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迅速提升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客觀事實。這是我們更進一步的研究的前提和基礎。

盡管綜合的經濟強國指數評估比單項指標的排名更好反映了中國的經濟實力，但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家實力評估又產生一系列新的復雜問題。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時代。這一歷史性的巨大變化深刻地影響了現代各國國民經濟的運行方式，也深刻影響了國民經濟各項指標的統計意義。正是這一原因，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各項經濟指標的新的含義，特別是在中國國家經濟實力和財富積累上這些指標的真實含義。

1、客觀認識國家的貿易競爭力。在分析國家的貿易競爭力時，有必要把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相區別，把三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相區別。由于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貿易方式與出口主體的多樣化，一個國家的出口規模及其增長率并非這個國家國際競爭力的直接標志。在中國，外資企業是出口的主體，這種出口是外國資本、技術、標準、品牌、銷售網絡等與中國勞動力相結合的產物，除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出口更多體現的是廣義外國生產要素的競爭力，而不是中國的競爭力。從貿易方式看，加工貿易基本上是外國生產要素與中國廉價勞動力的結合而采用“中國出口”的形式，產品優勢與銷售渠道作為國家國際競爭力的兩大核心因素都屬于外資。在這里，“中國出口”已經只有國家的地理意義，而模糊了國家的國民意義和生產要素的主體意義。1985－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平均增長速度為36.2％，高于全國外貿平均增速20.3個百分點。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全國的54.83%。如果按全部外資企業62.5%外資計算4，中國出口競爭力的34.27%來自外資。2004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全國總額的比重為57.1%，按同樣比重計算，中國出口競爭力的35.7%來自外資。2003年，我國加工貿易出口已占出口總額的55.2%，而外商投資企業占全國加工貿易出口總值的78.7%。即中國總出口的43.44%是外資利用中國加工出口實現的。5嚴格地說，只有完全意義上的中國資本（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生產出口產品而形成的一般貿易，才直接體現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而其他形式只是部分地體現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2、準確評估出口結構與國際分工地位。中國產業結構進步和國際分工地位是不能直接用出口產品結構或國內產業結構來衡量的。這是因為，出口結構是外資企業生產與國內企業生產的綜合表現，包括加工貿易在內，都不能直接體現國內產業的結構進步。“兩頭在外”的發展戰略發展了外貿，擴大了就業與外匯收入，但對國民經濟的結構進步影響較小。加工貿易所帶動的國內產業發展與技術進步是有限的，不能在中國形成結構進步的“出口導向”作用。當然，如果各類企業的出口，包括合資企業的出口也可能形成對國內一部分產業的拉動作用，但這只有當我國有競爭力的出口產業在國內有較強前向聯系時才能實現。簡言之，我們需要注意中國存在著的“有出口而無產業”的現象。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機電產品出口占全國機電產品出口的比重高達68.9%，用同樣的估計法62.5%的競爭力來自外資，則外資企業中機電產品總出口的25.8%是中資貢獻的；加上中資企業本身貢獻的31.9%，那么全部機電產品出口的56.9%能力來自于中國資本。2004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為27.9%，若以上一年我國全部高新技術出口中77%來自外商投資企業計算，那么中資企業的高新技術出口只有總出口的6.42%。如果仍按外資在全部外資企業中占62.5%計算，那么在外資企業中外資對高新技術出口的貢獻為總出口的13.42%,中資對高新技術出口的貢獻占總出口的8.06%，加上中資企業高新技術出口，則屬于中國資本在高新技術上的出口能力的只有總出口的14.48%。6

3、定量分析外資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對引進外資效益的評估不能以全部外資企業的GDP或出口等來衡量。在三資企業的全部經濟貢獻中，外資需要獲得與其投資比例相對應的收益，這一部分既不構成中國社會的財富積累，也不增加中國居民的福利。有必要定量分析外資在什么比重上分享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只有這樣才能對中國從外資中所得到的效益有更具體的認識。截止2003年末實際使使用外資金額中，40%為外資企業，17%為中外合作企業，42%為中外合資企業，合作開發、外商投資股份制企業和其它為1%。假定在中外合資企業和中外合作企業等幾類中，中外資各占50%，則在全部三資企業中中國資本約為實際使用外資總數的60%；再假定中外資收益比同投資比，即外資對中資之比為10：6，則可得所有三資企業贏利的62.5%為外資的收益，僅有37.5%為中資的收益。而且利用外資從合資走向獨資正在進一步減小外資的積極作用，2003年當年，實際使用外資中獨資占比已高達62.40%，這將進一步增大外資的相對收益比重，并減弱吸收外資對國內技術進步、改造國有企業等直接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簡而言之，外資企業的經營績效與宏觀上外資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不能把外資企業的績效直接等同于外資對國民經濟的貢獻。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工業增加值占全國的27.22%，但當年涉外稅收總額僅占20.86%。7外資企業在中國獲得了社會與公共服務，甚至更優惠的服務，理應繳納相應的稅收，但這一數字說明并非如此。

4、辨證看待外資流入的結構提升與國民經濟的風險。我國吸收外資已經進入了一個結構上升期，這既是外資水平提高的新階段，也是國民經濟結構進步困難的新階段。我們有必要在看到外資結構提升中問題的另一面。在現代知識型服務業中，中國與國際的相對水平差別更大，因而由這一領域開放所可能帶來的現代服務業外資壟斷的可能性也更大。由于現代服務業在現代經濟中的地位及其高增加值，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也將更為深遠。在這一方面，尤其需要高度關注的是金融業、信息服務業與各類知識服務業。研發機構進入中國反映了外資對中國市場整體長期發展前景的認同，從而采取了從產品開發到生產制造的全面進入的發展模式。研發機構進入中國有利于中國知識型勞動力的發展，從長期看將有利于中國研發力量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研發機構的進入也加劇了國內外資企業與國有、私營企業的人才競爭，增加國內企業的人才壓力。特別是從知識產權角度看，外資研發機構在國內的發展，將形成更多適合于中國市場的知識產權與核心技術，使外資企業相對于中資企業具有更為明顯的競爭優勢，增大國內企業走科技創新發展的難度。研發機構的技術創新和新產品開發，往往是得到知識產權保護、以專利技術為載體的成果，這就加大了外資與中資企業的技術差距。現代技術越來越少采取技術人員個人經驗和知識的形式，因而國外研發機構在中國科技人員身上所產生的“學習效應”是不能高估的。中國企業與外資企業在技術上的差距，將因為研發機構的進入而進一步擴大。這是我們面對外資研發機構進入中國所必須考慮的。這是一個關系到國家經濟安全乃至更廣義上的國家安全的問題。

5、深入評判外資企業的技術含量對中國技術進步的影響。外資企業的技術含量不等于中國引進外資取得的技術進步。在外資對中國技術進步作用的評價中，必須注意“有產業而無技術”的現象。獲得技術溢出效益是吸收外資的一大目的，對外資技術溢出的評價是外資效益評估的重要環節。技術優勢是外資進行高新技術產業國際投資的主要優勢，這就決定了外資必然是在控制核心技術的前提下使用當地的低成本勞動力。對東道國來說，企圖通過引進高新技術產業來提升本國的產業結構與技術水平，這一目標的實現要求合資雙方簽訂技術轉讓的合同，而強制又是不允許的。在一批技術含量較高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以后，我們仍然必須保持頭腦清醒：中國并沒有通過吸收外資直接有效地大量獲得技術，遠不如現有產業結構進步本身所顯示的那樣獲得了技術。關于外資對我國技術進步的作用是不能直接用外資企業的技術水平來衡量的。

6、冷靜思考中國的制造能力與國際分工地位。中國已經或正在成為“世界工場”，即整個生產經營全過程中的加工場。國際分工地位本質上是一個關于一國在國際分工中相對有利性問題，這一問題需要從結構與數量兩個方面來看。從結構方面看，需要關注國民經濟結構是否會陷入長期無法改變的落后狀態，是否會陷入國際分工價值鏈低端而難以提升的不利處境。由于對外開放與參與經濟全球化，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參與度深化了。盡管相對于封閉條件產業結構有了顯著的進步，但在世界經濟整體中仍然處于低層次地位。由于經濟全球化的加深，貿易結構與生產結構已經不再是一國國際分工地位的準確表現。在跨國公司的投資下，一批先進產業在本國發展起來，使人們不容易看到本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實際地位，看不清由本國資本、本國技術主導和控制的產業水平。如果誤把跨國公司技術控制下的生產看作為本國產業結構的進步和技術進步，就會忽略其中正在擴大著的技術差距，忽略外資技術控制的風險。這種風險正是在開放中不斷積累著。在生產跨國化的今天，進出口貿易及其產品結構事實上并不是中國產業結構的真實反映，而在很大比重上只是跨國公司全球生產布局的表現。近一、二十年來，國際產業實現了大轉移，這種轉移是一個歷史機遇，中國抓住了這一機遇發展起來。同時，它也必然是一種階段性的變革，一次轉移所帶來的國際產業分布格局將延續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因而中國在這種重新布局中所形成的分工地位將延續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從而也就潛伏著國際分工地位的歷史性風險。

7、重新認識勞動密集型產業分工與中國在國際經濟體制中的地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既發揮了中國的優勢，但同時又使中國處于國際經濟體制中的不利地位。一方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可替代性很強，市場與分工地位很不穩定。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存在著的體制偏向決定了發展中國家的不利性。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摩擦中的不利性根源于國際自由貿易的體制偏向，這一體制的性質就決定了不利于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擴大市場在體制上沒有限制，而發展中進口國卻無法建立新產業成長的抵御機制；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因發達國家進口國的就業問題或傳統產業保護而成為敏感問題，并設立了體制約束，而發展中國家因從未建立起來的新興產業從而既沒有統計事實可以說明市場擾亂、產業損害和就業影響，也沒有相應的社會政治力量去維護其成長的必要條件。中外雙邊貿易摩擦是國際產業轉移的結果，因為中國承擔的是生產、制造、出口，兩頭在外，而發達國家承擔的則是研發、銷售和服務等，從而表現在出口階段的貿易摩擦必然集中在中國。我們有理由指出，限制中國產品出口是與全球化下的國際產業布局相背離的。

二、國家經濟實力評估中的幾個觀念性問題

在以上評估國力的分析中，還需要進一步分析幾個重要的觀念問題。

首先，外資數量是不是發展的成就的直接指標或國力提升的指標。外資數量的迅速增長無疑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成就之一，不僅標志著中國更高的開放度，而且意味著著GDP的增長。但是，外資流入中國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認同，對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認同，對中國投資環境和市場前景的認同，表明國際資本更加肯定在中國經營的贏利性，但是外資數量本身卻不是中國發展成就或國力提升的直接標志。這一點也與中國開放的階段相聯系。在打破封閉經濟為首要任務的改革開放之初，外資本身就是改革與開放的成果。然而在制度的封閉障礙已經被打破的今天，外資的意義卻不是外資的數量所能反映的了。

相關的問題是外商獨資企業是否中國國力的一部分。在分析中國綜合國力的時候有沒有必要將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相區別，這不僅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而且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如果我們只是從經濟的空間存在上講，這一區分是沒有必要的；如果我們從全球經濟增長發展上看，這一區分也是沒有必要的。但是開放效益評估這一主題本身就是關于本國國民在開放中的收益問題，這一主題決定了必須將企業和生產要素的國民屬性加以明確，否則就離開了主題的要求。外資對國民福利的貢獻是通過稅收（當然還有就業、技術外溢、對競爭機制的促進等）實現的，但是“國力”作為國家創造財富的能力可以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在地理意義上國家的產出，另一種是在要素所有權意義上的產出。很明顯，前者是GDP，后者是GNP。目前更通行使用GDP使人們忽略了后一種意義上的產出。事實上，只有后一種意義上的產出才是一國國民能夠支配和享用的財富，才有福利的意義。與GDP相比，GNP更直接反映了一國生產要素的財富創造能力，更直接體現國民福利的增長。用GDP而不是GNP看中國國力，其中的巨大差異導致了對中國國力與財富創造能力的嚴重高估。本國要素的收益是本國國民福利的直接體現，而外國要素的收益則是外國國民福利的體現，即使這些要素存在于本國甚至其將收益進行再投資也沒有改變其國民屬性，因而也不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這一分析不在于把外資看作異已力量在觀念上予以排斥，也不在于因為外資可以隨時撤走（內資也可能流出），而在于從福利經濟學意義上明確國民財富與國民福利的真實性。

其次，什么是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對外開放發展到今天，當我們不只是考慮擺脫貧困，而是以建設經濟強國為目標的時候，必須高度關注開放型體制中的國家安全問題。要從國家經濟安全高度解決對外開放中的體制與結構性問題。必須高度關注中國各地區發展中的惡性競爭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在區域發展競爭中各地關注的是本地的發展，更多是數量型增長和就業問題的緩解，而難以關注國家整體結構問題，或者只是名義上引進了較高等級的產業，而實際上因其外商獨資而中國仍然只有廉價勞動力得到利用的意義。因此，必須高度警惕高速發展下掩蓋著的國家安全問題。在這里，國家安全問題的特點表現為另一種意義上的“貧困化增長”，即外資總量發展、GDP持續增長和產業結構進步，但同時國民所獲得的利益卻十分有限，相對于跨國公司所代表的發達國家快速財富積累而言中國的增長中隱含著相對貧困化，土地、勞動力和資源的粗放式投入下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和相對貧困化的。同時，由于各級地方政府沒有關注國家整體產業結構進步與安全的職能和能力，而地方政府又是引進外資的主體，且在引進外資中忽視質量，使國家在整體上處于嚴峻的產業風險之中。國家對外承諾的開放底線被打破，地方政府追求的外資數量正在積累著國家整體上的結構風險。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經濟是相互依賴的。中國依賴于發達國家的資與技術，而發達國家也依賴于中國的廉價產品。但是必須指出，這種相互依賴并不是對稱的。正如經濟學上分析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的區別一樣，盡管買賣雙方相互依賴，但在不同的市場上各自的地位并不相同。在發達與不發達的相互依賴中，發達國家仍然可能以較高的勞動力價格生產并取代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產品，盡管因此而使其相對利益減少；但發展中國家卻沒有可能獲得資本和技術實現發展。這就是發展中國家在相互依賴中的弱勢地位和發達國家的強勢地位。同時我們也看到經濟全球化中的不平衡。

第三，如何正確估計對外開放成就與國內條件的關系

26年來中國國力持續增長是改革開放的共同成就，二者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對經濟增長與國力提升起了積極作用。從經濟增長產生了要素投入上看，外資流入增大了我國增長的要素總投入，特別是緩解了我國資本短缺現象。但是外資流入的作用也是要通過國內要素的投入才能實現的，正是國內的體制改革為國內閑置生產要素增大投入后創造的條件才使外資可能發揮作用。土地在中國長期不作為生產要素而無償作用或低效使用，土地批租的改革使土地作為生產要素投入，農業土地的工業化使用大大提高了生產率。農村及中西部勞動力長期閑置，數千萬流動人口到沿海外資企業打工很大程度上是新投入生產的勞動力。因此，外資企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事實上是中外生產要素共同投入的結果。如果從機制體制上講，國內更重要的增長因素則是體制改革所釋放的巨大能量。

理論上將外資與內資相區別，說明其共同作用，目的并不在于排斥外資，而在于正確認識中國靠自身力量所取得的發展成就，進而對如何更好地利用自身力量發展自己制定更切實有效的戰略與政策。中國要實現和平發展，就需要更好地利用好國內的資金、市場，實現科技進步，推進涉外體制改革。只有從整體發展成就中更清晰地看到由國內條件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為和平發展進行戰略調整。相反，如果我們不區分國內資源與國外資源，就可能繼續不適當地把外資外貿作為發展的基本立足點。

第四，外資引進有沒有成本。外資對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確實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在分析外資對中國經濟中的貢獻分析中仍然必須考慮到中國為利用外資而付出的成本，而不能只看外資企業的產出，而不看中國為利用外資而作出的投入，從而更客觀地計算利用外資的成本：

地方政府積極引進外資的原因之一是相當一部分成本不是由其本身承擔的。相反還可以從外資的引進中獲得本地的收益。因此必須針對目前國內的模糊認識客觀分析利用外資的成本。第一，我國向外資提供的稅收政策優惠。外資企業與國有和民營企業稅收的差距本質上應視為中國付出的成本，因為稅收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條件，外資企業得到了不低于國內企業的公共產品，卻提供相對較少的稅收，其差額就是中國引進外資的成本。第二，地方政府在土地批租上對外資的讓利。由于政府積極引進外資，對外商提供土地的價格并不是由市場決定的，而往往是包括政策的優惠的低價。第三，由外資企業導致的環境污染、資源破壞的外部成本。在外資饑渴癥下，地方政府往往放棄對環境與資源長期成本的關注，同時也有不少是對外資缺乏監管的結果。第四，外資企業損害勞動者權益的社會成本。我國的社會正在加速進步，但一部分外資企業違反勞動者生存發展的要求，嚴重損害勞動者利益；從經濟學意義上講事實上是在低于合理價格的水平上使用中國勞動力。我們必須高度關注中國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問題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在一些情況下，政府職能已經等同于一個經營工業園區的公司，這個公司以土地、政策優惠、城市品牌為資源，以外商為客戶，以外資為拉動增長的手段，以GDP為營業額，以地方財政收入為利潤。在拉動經濟的同時犧牲社會利益，并導致國民財富流失。

三、開放的目標追求與增強真實國力的核心戰略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經濟發展階段的推進，發展目標必然也不斷提升。與改革開放之初擺脫貧困，沖破舊體制束縛相比，現在我們已經有可能在一個新的高度確定自己的發展目標了。這種目標的提升要求我們重新審視與對外開放相關的一些基本問題。

1、財富積累與相對國力。從數量方面看，我們必須高度關注國民財富積累和綜合國力提升的相對速度問題。對外開放的效益是相對的，當我們取得了發展與增長的同時，外國資本也獲得了收益；當我們解決了就業和溫飽時，外國資本獲得了財富的積累。無數微觀例子和宏觀的分析都證明，投資國比東道國獲得了更多的財富積累，窮國在發展，但是在與富國差距拉大的情況下實現的。服務業的國際投資特別是專業服務和現代服務的全球化，包含著顯著的財富積累差距的擴大。專業服務和現代服務是以智力為基礎的產業，是高增值的產業，也是以發達市場經濟規則為基礎的產業，在這一領域中發達國家擁有顯著的優勢，這一領域的全球化意味著發達國家更大的專業服務市場，從而更快的財富積累，意味著發達國家靠腦力勞動，發展中國家靠體力勞動的國際分工體系的強化，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進一步增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財富增長速度確實很快，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因為體制改革釋放的潛在生產力和閑置生產要素投入生產過程外，財富的增長一部分來自于不流通要素的流通（對外土地批租），一部分來自于嚴重壓低新增勞動力的收入（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從國外流入的生產要素有激活國內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但其本身及其所創造的財富的外商國民屬性并沒有變化。

2、現行增長與發展指標缺陷的性質與原因

在全球化條件下對中國真實經濟實力的正確評估的問題，產生于統計指標并沒有適應經濟全球化變化而變化。可以說，今天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用封閉經濟的理念、方法和指標在統計開放經濟或曰全球化經濟，從而不能正確體現國民經濟發展的確切情況。

GDP是基于政治和地理意義上的國家，或者說是以關稅區（包括一國的自由貿易區）意義上而言的產出，而不是以該國國民作為生產要素所有者主體意義上而言的產出。從統計意義上看，這可能只是一個GDP與GNP的差別問題，但從國家經濟實力評估看，卻是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問題，二者對中國發展的意義是不同的。建立新的指標體系的原則是：堅決排除不具有實際國民福利與增長發展意義的指標（如外資數量），準確分離因經濟全球化造成的指標變異（如GDP），采用更加真實反映能體現國民福利提高的新指標體系（如外資企業的稅收，外貿的增加值）。

3、深化涉外經濟體制的改革。

開放效益損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國目前的宏觀管理模式，即“區域發展導向型”市場經濟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地方政府具有較高政策權力，在謀求發展成就的過程中，隨意進行政策加碼，不斷降低土地價格。對地方政府來說，土地資源的成本為零（雖然開發需要成本，但批租完全可以收回），而且50至70年的批租收益可以立刻獲得，這就有了強烈的引資動力。政策的隨意性還嚴重增大了官員腐敗的可能性，對國家的政治體制形成深刻的腐蝕作用，這里有巨大的社會成本。

就業創造是中國的首要問題，在地方政府的許多外資項目中，一個重要目的是創造就業。但是，由于引進外資在整體上處于各地相互競爭的狀態中，因而降低工資成本成為競爭的重要手段。雖然政府并不直接決定外資企業的工資，但這種競爭性的體制本身就為以勞動力成本作為首要競爭手段創造了條件。在中國農村不斷釋放出過剩勞動力的情況下，中國勞動者也就處于十分不利的談判地位。可以說，我們地方政府為外資項目的競爭行為沒有有效保護中國勞動者的合理收入水平。

提高對外開放效益的核心戰略之一，是深化涉外經濟體制改革，消除惡性競爭利益外流的體制原因。在我國地方政府強烈的發展需求下，國家體制安排的重點不應是繼續放權，而是加強統籌協調，控制事關國家長期利益的重大政策，如土地資源控制政策。地方政府的發展條件應當更多靠改進本地的市場條件和政府服務來實現，而不是靠更大的優惠政策。

4、培育稀缺要素

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力增長服從于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國際利益分配規律，那就是生產要素國際流動大大增強，但生產要素的所有權沒有變化，國際分工合作的收益分配由各國投入要素的相對稀缺度所決定。在這一過程中，以相對很不稀缺的一般勞動力為主參與國際分工的國家必然處于不利地位。這是中國上述不利性的根源。

普拉卡什和哈特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一系列導致要素、中間與最終產品以及服務產品市場的經濟活動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統一整體，并使跨國界價值鏈在國際循環中地位不斷上升的過程。”8費希爾認為：“全球化是在商品和服務跨國界交易及國際資本流動數量和形式不斷增加、在技術擴散廣度和速度不斷提升基礎上所形成的日益加深的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9因此，全球化經濟與知識經濟的新要素結構，要素國際流動的增強。

要素收益服從稀缺度的規律是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機制。以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分工體系決定了以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利益分配，由不同要素國際組合形成的國際生產要求實行以要素為基礎的分配結構。要素價格取決于該要素的稀缺程度，微觀經濟學的這一基本概念完全適合于經濟全球化下國家間利益分配的分析。

國際分工發展史表明，體現先進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要素始終表現出其較高的稀缺性。新的生產力總是要以新的生產要素為支撐的，而生產力發展的永恒需求和內在動力使新的生產要素表現為稀缺。生產力發展的需求決定了后進國家對體現先進生產力要素的強烈需求，從而使這種生產要素因其更高的稀缺性而在國際分工中居于有利地位。

中國在全球化經濟中的要素地位是中國在全球化分工中利益分配地位的基礎。全球化經濟要素流動的本質與基礎性特征決定了，開放經濟通過要素的流入（或流出，但當前中國主要是流入）實現了各種生產要素在本國的組合。由于這種組合，傳統意義上的國際分工概念再次發生了變化。上世紀后半期以產業的國民差異為基本特征的國際分工深化為以產品的國民差異為基本特征的分工，90年代后大發展的經濟全球化又形成了以生產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分工——不同國家所有的生產要素在一個國家組合，形成某一產業，生產出某類產品并出口。貿易結構不再是國際分工的標志，生產要素的國際差異才是國際分工的基礎與核心。在這個意義上，分工可稱為“要素分工”。其實“分工”（divisionoflabor,或internationalspecialization）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意義，更多深化為“合作”或“參與”，即各國以某一種或幾種特定生產要素參與全球化經濟下的國際化生產。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一種更深刻的internationalspecialization，可稱為“要素合作”型的國際專業化。

根據上述要素分工與收益分配原理，中國要改變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相對不利地位，必須高度重視高級生產要素的培育。要從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要素結構上規劃全面培育高級稀缺要素。要加大人力資本和科學技術的投入，不斷增加適合知識經濟要求的生產要素。要積極推動全球化的經營戰略，不斷擴大在跨國經營和國際市場經營的人才，開拓國際市場網絡，發展跨國企業以適合于經濟全球化競爭的要求。

（2005年8月31日）

1WEF，《WorldCompetitiveness2003-2004》。

2世界經濟論壇(WEF)《2002－2003年全球競爭力報告》。

3參見張幼文、黃仁偉等著《2004中國國際地位報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張幼文、徐明棋等著：《經濟強國》、《強國經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關于這一估計中用62.5%的依據見下文。

5根據商務部《2004中國外商投資報告》的數據計算。

6根據商務部《2004中國外商投資報告》的數據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