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政治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首先，布坎南指出“經濟人”與國家理論的困境：經濟學以“經濟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為唯一的工具，而作為政治學的國家理論則以國家代表社會利益作為分析的出發點。這兩個學科的分離，使對經濟行為的分析和對政府行為的分析分屬于兩個不同的概念體系。布坎南指出，國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沒有無所不知和正確無誤的天賦。因為國家仍是一種人類的組織，在這里做決定的人和其他人沒有什么差別，既不更好，也不更壞，這些人一樣會犯錯誤。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話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理論一遇上“經濟人”這一現實問題便陷入難以解決的困境。為此，布坎南指出“我們必須從另一方面是利己主義和狹隘個人利益所驅使的經濟人，另一方面是超凡入圣的國家這一邏輯虛構中擺脫出來，將調查市場經濟的缺陷與過失的方法應用于國家和公共經濟的一切部門”。這樣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個共同的出發點：經濟人——當人們必須在若干取舍面前進行選擇時，他們將更愿意選擇那種能為自己帶來較多好處的方法。這背后始終包含著人們對這一選擇的費用和收益的計算，不管這一費用是明晰的還是模糊的。而將這一前提用于對微觀經濟和對政府行為的分析時，就會發現它所導致的后果大相徑庭。布坎南正是從這里開始了對政府行為的分析。h鮽??????/p>

在這一基礎上，布坎南將政府的模式歸納為三種完全不同的類型：

第一種被稱之為慈善的專普摺U庵終隕緇嶗約豪媯⑶野牙孀畬蠡慈褡畬蟾＠魑約旱惱吣勘輳彼摯梢員3忠恢志緣娜ㄍ皇莧魏臥際2伎材先銜庵幟J街淮嬖謨詮娣毒美礪壑校捎謁懦蘇我蛩厝綣慚竦淖饔茫雜美捶治鑫鞣焦藝木瞇形誒礪凵媳厝皇腔拿模質抵幸慘歡ㄒ允О芏嬤鍘?/p>

第二種模式被布坎南譬喻為“擁有獨立利益的巨物”。在這一種模式下，政府的目標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財政收入，以滿足官員的生活和權力需求等，一些不發達國家的政權就屬于這種模式。對此布坎南分析，盡管這是政府權力膨脹的一種極端形式，但它至少說明有必要對政府的經濟行為給予法律上的約束與監督。

篇2

2經濟法實質正義經濟法更多地強調一種“補償”

由于在社會發展中，有的人飛黃騰達，有的人身無分文，造成社會極大的貧富差距，這樣會對社會的秩序形成很大的威脅，那么美國的羅爾斯針對這種情況提出了兩個原則，即是“平等自由原則”、“機會公平與差別原則”。其一，平等自由，區別于絕對自由，社會廣大群體享有最基本的自由，平等地享有基本權利，平等地履行義務。其二，機收稿日期:2015－01－22作者簡介:顧寧博(1982－)，女，河南禹州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經濟法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會平等，社會的工作機會面向廣大群體，但是并不排除優勝劣汰，只是機會平等的基礎上的擇優錄取。差別原則是其中的精髓，由于自然條件的不一樣，每個人的發展情況不一樣，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別，產生社會等級和貧富懸殊。但是為了確保社會的長久發展，差別原則是最好的選擇，給予處于底層更多的補償，讓他們得到滿足的基礎，能夠維護社會秩序，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對于每一個階層都是有利的。那么經濟法的實質公平，強調一種有差別的公平。給予弱勢群體更多的關注與幫助，讓他們享有更多的機會與權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賦予弱勢群體更多的權利，其中更多是救濟成分，即是有很多的傾向，但是不能徹底根除這種現象，只能在一定程度得以緩解，這就是經濟中“優勝劣汰”的理念。再者是矯正其中不平衡的經濟關系。比如資本家更多是剝削者，那么工人是受剝削對象，再者商家的壟斷性質與消費者之間的不平等關系。根據以上不平等關系，經濟法做出調整。在保護工人的利益方面的法律有《工傷保險法》等，并且對工人的最低工資額以及最高工作時間等等做出規定，更多地開始關注工人的利益。商家與消費者之間，搭建了許多橋梁，比如消費者協會，目前，商家的服務更加人性化，日趨完善。經濟法實質公平的最終目的是維護市場秩序。在整個市場中有太多錯綜復雜的關系，比如生產、交換、銷售。其中關系到整個社會的運轉，那么它們也相應地形成了整個社會的總體框架，在這個整體環節中又分布著不同環節，每一個環節都像是生物鏈上的環節，都不可缺少，只有把這其中的每個環節銜接好，才可能使得社會順暢運轉，否則一環有問題，整個社會就會處于癱瘓狀態。在這其中，公平就是聯系他們的環扣，那么這也反映了秩序是軀體，而公平是靈魂。

3經濟法遇到的困難

(1)市場調節與國家干預的矛盾。如果放任市場自由發展，很可能造成生產過剩，資源浪費，直至引發經濟危機。國家干預過多也會違背市場規律，致使計劃指令過多，市場呆滯，不利于經濟的長遠發展，不論是選擇哪一種都會對人民和國家造成危害，在這其中存在調節的必要。

(2)效益與公平的矛盾。無規矩不成方圓，經濟法的制定是為了規范人們的行為活動，從而維護人們的合法利益。確保實現公平正義，那么公平正義需要道德與法律的雙方面保障。但是也有人認為經濟法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從而確保社會的正常運轉，進而為經濟的騰飛奠定基礎，即是效益。這反映了目的與操作方式的不同，所以在具體實施中要把握好方向，在進行的過程中要把握一個度。

(3)管理的主導者是國家，服務是面向人們。那么在經濟法的具體實施中起主導作用具有決定性作用，重點體現在實施的主體。

(4)經濟與行政也存在矛盾。經濟法規范著經濟管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與行政起著沖突。

4如何保證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及實現機制

(1)首先是要秉持正義理念，然后根據利益與責任的差異進行進一步分配，在這執行過程中，堅守兩點，也是最基本的，其一是主體作用，由于主體承擔的責任，以及所有的利益不同，那么除了基本權利與義務之外，還有一些別的權利與義務，其二是根據主體不同進行差別對待，使弱勢者得到更多的幫助，讓他們感受這個社會的溫暖，充滿感激，對于社會也是一種成就。

(2)更好地服務于市場。究其本質而言，經濟法的最終服務對象是經濟，經濟是國家的基礎，要想處于世界前列，必須發展經濟，沒有經濟基礎，發展將無從談起。

(3)在社會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有，無法可依、執法不嚴。既然制定了經濟法，就應該切實貫徹下去，否則就是名存實亡。貫徹的過程，可能會出現很多問題，這里存在執法的問題，只有執法嚴格，才會保障人民的合法權益，讓人們對法律不僅產生一種敬畏的心理，還有信賴。堅決打擊不法分子，維護人們的合法利益，有利于肅清經濟活動中的不正當關系，使得經濟順暢運轉。

(4)經濟法不僅體現在權利與義務的分配，還有實施相關的政策。這關系到市場與國家的關系，任由市場自由發展，很可能造成利益最大化，拉大社會貧富差距，不利于社會的長足發展，這也是資本國家的經濟危機根源所在。只是由國家宏觀調控，很可能影響經濟發展規模與速度，對經濟造成阻滯影響。需要兩者進行合理結合，從而互相彌補缺陷，促使經濟的飛速發展。

(5)既然設置了一系列法律，自然離不開監督，那么根據社會發展需求，相應地設置一些監督部門，監督權利的落實情況以及法律的運行真實情況，根據其中的問題適時做出應對，使經濟法真正得以貫徹落實。

篇3

2、南非體育發展研究：政治經濟的變化

篇4

西方經濟學家將財政學視為一門關于公共部門的政治經濟學，旨在描述和分析公共部門的經濟活動。他們所說的“公共部門”，指的是與私人部門相區別的另一個經濟部門。這里的“公共”，主要就是政府。這對于我們很有借鑒意義。將政府作為一個經濟部門，有利于提高政府各項經濟行為的效率，按照市場規則來規范政府，同時又加強了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所以研究市場經濟下規范的財政理論不必冠以中國兩個字，也無須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語。因為財政是為國家服務的，而經濟體制又制約著財政的存在形式，所以不論是任何國家、任何經濟體制，它必然要經歷市場經濟下的財政這一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

二、財政存在的必要性1.從政治、經濟的角度認識財政存在的必要性財政的發展與政治經濟的發展是緊密聯系的。財政是國家憑借其政治權力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只要國家還存在，財政就必然存在，即使說法可能會有改變，其含義仍然是相同的。政府掌握著一系列可使用的政策工具，財政是其中的一種，它具有其它政策工具如直接控制、管制、控制企業、貨幣和債務政策等無法比擬的優勢。另外，財政作為一種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手段，必然要受到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所以財政一端與經濟聯系，一端與政治聯系。

2.市場經濟下財政存在的必要性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達到最佳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效率”。問題在于，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畢竟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狀態，在現實生活中完全競爭市場所需的必要條件不可能同時完全具備。而只要缺少一個條件，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就有可能出現運轉失靈。導致市場運轉失靈的基本原因在于價格信號并非總是能充分地反映社會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成本。尤其是共用品的價格市場不能決定，所以只能由政府來為其定價。此外市場還存在著其它一些失靈情況。下面首先來看共用品理論。

（1）共用品理論共用品是市場機制發生失靈的一個重要領域。西方經濟學認為經濟分為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私人部門提供的產品叫做私用品，公共部門提供的產品叫做共用品。共用品不限于物質產品，更主要的是指各種公共服務，既包括無形資產也包括精神產品。由于私人部門只追求利益及大化，這些產品的公益性較強，所以私人部門一般情況下是無法提供的。

共用品理論對于市場經濟下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有很重要的意義。它賦予政府提供的共用品以價格。使得等價交換的原則最終適用于共用品，將公共服務與個人納稅等價起來。使得有效利用資源這樣一個私人經濟原則運用于共用品經濟中。

（2）市場失靈的其它方面微觀經濟領域的失靈一是外部效應。即某些個人或廠商的經濟行為影響了他人或廠商。卻沒有為之承擔應有的成本費用或沒有獲得應有的報酬。由于市場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所以對于帶來外部效應的物品或勞務的供給不是過多就是不足。其原因在于私人邊際效益同社會邊際效益或成本是不一致的，所以政府應當對外部效應進行矯正。二是不完全競爭的存在。不完全競爭是指某些壟斷行業的存在阻礙著競爭。當一個企業可以通過減少其所出售的物品的供給量，從而使的物品的出售價格高于該種物品的邊際生產成本時，就發生了所謂“壟斷”。壟斷者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辦法是將其產量確定在邊際效益等于其私人邊際成本的水平上。這會造成社會凈效益的損失。如果能通過政府部門的干預，強迫壟斷者增加產量，使價格降至同社會邊際成本相等的水平，便可因此獲得失去的那部分損失。所以政府有責任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保護有效競爭，排除壟斷對資源有效配置的扭曲。

宏觀經濟領域的失靈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方面的失靈，不僅表現在微觀經濟領域，宏觀經濟領域同樣存在著市場失靈的現象。從微觀上考察，資源配置的效率是可以運用帕累托效率準則來評判的。但是，若將該準則推廣到宏觀，則有些不夠用了。宏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效率即宏觀經濟效率的評判，還需要借助于其它的指標。這就是就業、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而自發的市場機制并不能自行趨向于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適度的經濟增長。市場機制在實現宏觀經濟水平方面的失靈主要表現在收入分配的不公和經濟的波動與失衡。為此，唯有政府擔負起對宏觀經濟的管理職能，經濟才有可能獲得穩定的增長。

三、市場經濟下財政職能的界定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首先應以市場對經濟的調節為主，以達到資源最充分有效的利用。在市場機制能夠完全解決好的領域，政府就沒必要再介入。只有當市場發生失靈時政府才應該介入其中，不過政府介入的最終目標仍是為了維護或確保市場的正常運作，使經濟中資源配置的效率達到最大化。而政府干預市場最有效的一種手段便是財政。那么財政的職能也應該界定在市場機制失靈的范圍內。財政的收支范圍是根據政府職能范圍而確定的。因此這里實質上界定財政的職能就是確定政府職能范圍的大小。它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資源配置職能。也可以稱其為提供共用品的職能。因為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主要是體現在共用品的提供上。共用品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不能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否則就會發生休謨早在1740年就指出過的所謂“公共的悲劇”。其次財政履行資源配置的職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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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碳經濟語境中的綠色政治變革

1.推行全球民主。綠色政治用基層民主代替了代議制民主，其主要將分散化、自給自足的社區經濟體結構作為了經濟基礎，由于此民主存在較強的分散化，所以對低碳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礙，不適用碳減排。為此，全球民主成為主流。全球民主指的是以全球范圍為基準，貫徹落實少數服從多數的決策機制。對于碳減排這一全球性公共品而言，必須在全球范圍內實施科學的民主決策。當面臨市場失靈與世界政府缺失的現象時，只有獲得全球大部分人的認可，事情才會水到渠成。現階段，全球民主決策機制存在一定的操作困難性，甚至有一些地方存在難以跨越的障礙。不過，若以邏輯角度上分析，全球民主是目前唯一可以讓整個世界的人都出于對人類整體利益的考慮而積極的節制、掌控自身欲望的有效機制。所以綠色政治應將此當做需要完成的政治理想去實現，而具有較強操作性的路徑及方法會在該理想實現過程中潛移默化形成與不斷完善。

2.強化創建德治基礎力度。綠色政治始終將法治作為基準，實際在懲治引起污染問題的人機規范政府行為過程中，都應采取法制手段。生態保護與法治基礎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斷健全法制是促進低碳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前提保障。但若低碳經濟只有法治基礎還是不夠的，相應的德治基礎也不可少。這里所提到的德治，不是法治、人治，主要是通過政治制度的否定之否定而形成的一種治理模式，將個體的道德與群體的民主進行了有機的結合，致力于促進人類朝著和諧的社會生態方向邁進。該治理模式中將自覺作為了理性的結果與自由的基礎，個體特別是領導者個體的品德是保證群體自覺的個體間彼此教育、彼此學習機制形成的關鍵。所以領導者良好品德與其他核心素質的“綠色化”這一德治中的重點部分，是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當前，應將微觀層面中領導者個體品德及素質納入到宏觀層面中政治動員機制的核心要素范疇，以使宏觀政治學、公共管理學范疇中的綠色政治和微觀領導學、管理學范疇中的“綠色領導者”科學合理的集于一體，從而形成完善的基于綠色領導模式的體系。

3.依靠國際制衡。當前，因為沒有世界政府與低碳環境這一公共品，所以實際中唯有在理性的全球民主基礎上方可獲得，但該民主離不開各國、各區域的理性國際合作。綠色政治運動參與者早就深刻的意識到了環境問題是全球性的，并且還清楚的看到國際利己主義帶來的阻礙，因此國際合作過程中明確要求摒棄國家的部分等思想。現代綠色政治最注重的手段大都是對國際組織作用予以不斷的強化。但是，從國際政治實情上看，所有國際組織，就算是聯合國也無法做到代替各國行使。在目前的世界格局狀態下，要求各國將自身的授予國際組織，最后的結果必將是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會以國際組織的名義對發展中國家的更多進行干涉，甚至于剝奪，從而帶來明顯的不公正現象。如此一來，自然生態危機不僅得不到有效的解決，同時還將導致嚴重的社會生態危機。所以加強各經濟體間的國際制衡是目前唯一行得通的手段。各國只有在高效的制衡下，所提供的決策才具有科學性、合理性，實行理性的國際合作。應促進世界多極化，產生一系列經濟體政治體之間較強的相互制衡，以公正的態度認真對待各國的權益與責任，這不僅是整個世界在低碳經濟中朝著理性國際合作邁進的前提，還對國際綠色政治發揮重要的支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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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體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須堅持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來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問題，不僅是因為政治經濟學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理論基礎，而且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中國經濟發展狀況越來越接近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來說，由于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同時又發展出大量的私人資本，并且公有的生產資料也采取了資本的形式，市場與資本疊加，使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更加接近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進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結論。因而，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分析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具有現實性和有效性。但是，我們不能將中國經濟完全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這是因為中國不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業和農村土地集體公有制，而且我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始終起著主導性作用。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實踐表明，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同時又必須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從理論上來說，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從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于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體制性根源。自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一系列問題：對外貿易增長乏力、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失調、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源生態危機等等。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問題都具有供給側的性質。因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符合實際的。但必須深究的問題是，產生供給側問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產生問題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為重要。因而，改革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特別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通過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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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經典巨著《資本論》的核心理論之一，這一理論深入地闡釋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社會總資本是單個資本的總和。“各個單個資本的循環是互相交錯的，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而且正是在這種交錯中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社會總資本的運動不僅包含著保障生產消費的資本的流通，還包含著保障個人消費的一般商品流通。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考察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為核心，即如何實現價值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和實物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貨幣形式轉化為物質產品和服務）的問題。

社會總資本在一定時期內執行的結果即為社會總產品。馬克思將社會總產品按用途分為生產資料部類Ⅰ和生活資料部類Ⅱ兩大部類，按價值構成分為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剩余價值m三大部分。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實現條件I（v+m）=IIc

簡單再生產是積累的一個現實因素，是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含著擴大再生產的巨大潛力。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馬克思認為，同樣的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實現條件I（v+m）>IIc

擴大再生產是對簡單再生產的發展與擴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實現對生產資料部類和生活資料部類的等價交換，即擴大再生產過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二、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說明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是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條件。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客觀經濟規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同樣適用，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不難發現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由于市場調節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難以保障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需要國家進行干預和調控。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從而確保以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的宏觀經濟正常運行的問題。面對我國當前產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協調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經濟問題。為保障總供給和總需求二者之間的平衡，國家進行了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難以解決長期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缺乏強制性難以產生有力的調控效果；錯誤地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動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故而要正確地處理好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從我國當下的經濟實際來看，從供給端發力迫在眉睫。

以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來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相應地，宏觀調控方式的選擇也要依據馬克思的相關經濟理論和所處的經濟大背景以及實際進行。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就需要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在尊重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好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實施宏觀調控要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政府應該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基點，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并且宏觀調控手段實現的全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不僅僅是指價值量上的機械相等，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一種集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和國際收支平衡為一體的整體平衡，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的宏觀調控目標。

三、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指導宏觀調控的現實意義

（一）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依據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指出的要想使社會生產順利進行，就必須保證全社會的總供給和總需求實現動態平衡。參照這一政治經濟學原理，有助于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實現資源合理配置，進一步提高生產資料的有效供給，便于實現社會生產的協調發展。社會宏觀經濟的合理運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這一原理蘊含著豐富的理性邏輯演繹體系。通過這一系列的邏輯演繹體系得出要以“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協調社會經濟運行狀況，這種理性邏輯演繹體系有助于把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現象簡化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這對于我國宏觀調控的安排與布局都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為我國的宏觀調控提供了方法論層面的指導。形成了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智慧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體制，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和當代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的成果，同時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需要對我國宏觀調控的理論體系進行研究。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結合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經驗，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體系。與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機制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卻以私有制為基礎，尋求資產階級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長。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作為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延伸和發展，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無源之水，只有把馬克思的經典經濟理論貫徹落實到我國的經濟社會實踐中來，才能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創新性發展，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三）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

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由規模速度型逐步轉為質量高效型；經濟發展動力由依靠資源、勞動力逐步轉為創新驅動。必須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概念是對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全新認知，也進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以及落腳點。供給側改革盡管意味著宏觀著力點發生調整，但并不代表全盤顛覆所有經濟改革的舉措，而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更明晰、更具體的表達方式，從而有助于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放出來。這些舉措既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普遍原則，同時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使得市場經濟的長處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都得到了充分發揮。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了我國的國民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消除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結合的障礙，形成了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環。

政治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探究論文

摘要：本文從供給側改革和供給學派的理論差異入手，從社會商品部類的平衡角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角度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探究，從而得到了立足于實際，發展中高端生產力、提振科技創新的結論。以期能夠由遠及近的保證我國市場能夠繁榮穩定。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治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3-0-0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依舊放在解放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進結構調整與產業轉型，減少低端生產或無效供給，發展振興有效的中高端產業供給能力，在維持供給結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的前提下，盡全力提高商品的生產能力。經由政策手段、科技創新、實業經濟等措施，以解決我國供給側現存問題。

一、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不同

1.西方供給學派的現有觀點

西方供給學派片面性的強調供給可以創造需求，意圖從單純的供給方面推動經濟政治的發展[1]。增加供給和生產動力，最終使用的手段就是減稅政策，通過振興人民儲蓄理財的積極性。西方供給學派的思路不能說完全錯誤，但是過分突出稅率在經濟中的錯誤，特別是注重供給側而對需求側市場的忽視，只能說是一種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例如在今天如果生產大量的機械打字機，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獵奇者之外的市場存在的[2]。

2.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現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預的基礎上，在考量社會需求的前提下，保證供給方面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完整性，從而發揮政府經濟部門在市場調控和生產資料配置上的領導作用，從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調的情況下發揮長效的經濟振興作用。

二、社會總商品部類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會總產品能夠分為兩類：其一為能夠進入或必須進入生產消費之中的生產資料商品，其二為進入個人消費領域的生活資料商品[3]。在商品部類的平衡性上，生產資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產資料，生活商品則必須向生產商品提供消費資料，其中的平衡關系是社會生產消費的基礎。舉例來說，工人需要買菜做飯來維持工作，生產出的商品換得工資來進行買菜做飯。這之間的比例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生產率不變的前提下，擴大生產需要雇傭更多的工人，從而使得工廠能夠消化更多的生產資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業維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讓工人能夠消費更多的消費商品。如果生產緊縮，或是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率大幅度躍進，就會出現供給擁塞的情況，這時的工廠倘若進行人力優化，工人失業或薪水降低，同樣也會降低消費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規模的供給擁塞現象。為了避免這種鏈式經濟反應，需要保持平衡穩定的供給側和市場需求之間的比例關系。馬克思在社會總商品再生產理論的宗旨思想就是部類比例平衡。為了維持市場處于出清狀態，控制再生產和部類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才能夠使經濟進入穩定發展階段[4]。

大的消費生產部類進入平衡階段，也就意味著各個細分部類也進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證在各個小類之中的生產和需求達到了平衡，這樣才能夠維持整個社會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之間的正常運轉。如果某些小類出現了產品過剩，另一些小類出現了產品不足的現象，對整個社會都是一種嚴重的生產資料浪費，甚至會影響經濟的平穩運轉。

部類供需不平衡是我國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產能失衡是過去經濟飛速發展所遺留下來的合理問題。但是如鋼鐵、煤炭、石化方面產能嚴重擁塞，重工業領域產能過剩非常嚴重，因為技術問題，生產效率也較為低下。但是一些輕工業、新興產業的產能仍然不足，民生經濟無法得到足夠的生產資料，發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蘇聯就面臨著國防與民生經濟的嚴重失衡，并且最終導致了社會的巨大混亂。這種最深層次的產品部類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角度的改革

社會主義經濟是存在計劃特征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部分干預下的自主經濟。當前世界，除朝鮮、香港與美國外，全部國家或地區都使用帶有政府管控調節的市場經濟進行發展。從社會主義的本質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和調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產力為目標，提高生產資料的配置效率和產出結構，提升全要素的生產率，適應當前社會不斷發展的人民需求和國家福利。

篇8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中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場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與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保持了相當大的連續性。以新建企業為例，目前新建企業所需行政審批事項與程序，盡管比計劃經濟時期有所減少，但基本框架幾乎未發生變化（李郁芳，2001）。事實上，行政審批本身就是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條件之一。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政府在催生市場、掃除市場化改革障礙方面的作用無可替代。有學者認為，“特許式改革”是廣東市場化改革的特點。事實上，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指導思想下，“特許式改革”貫穿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各個方面。事情常常是這樣進行的：先由企業或改革項目的實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級政府及中央有關部門申請，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層層審批、特許后方可實施某項改革。這種以行政手段強制性推動改革的方式，客觀上必然強化政府的審批制度，使大量本應由市場本身實現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過程，如企業上市、市場準入等，需要通過層層的政府審查、批準程序方可實現。這樣，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在形式上發生了變化，由計劃經濟時期直接指揮微觀經濟活動，轉變為目前通過審批標準來控制微觀經濟運行中的融資、市場準入等關鍵性環節；然而，政府行政審批的實質仍與計劃經濟時期一樣，是政府企圖控制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工具。

我國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與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有本質區別。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其目的是彌補市場失靈，保護市場機制；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其功能卻是保持政府在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權力。換句話說，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起源，應被理解為保持政府的微觀資源配置職能，不需要尋找“市場失靈”或“帕累托最優”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質上的區別可以歸結為行政審批制度“為誰服務”的問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是政府為市場服務的工具；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則是使市場機制服從政府意圖的工具。

可見，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還帶有計劃經濟的烙印。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與政府的公共選擇有關。具體說，目前在我國政府的公共選擇規則方面，有三個問題使當前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長期延續：

1.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構。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領域或“政治市場”上，“個人是嚴格按經濟人的方式行動的……當人們改變角色（即從市場交易主體變為公共選擇主體——引者）時，并沒有變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場與國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347。）也就是說，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獨立的利益主體。在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下，政府部門在履行管理職責時可以運用行政權力收取各種管理費用，并與本部門的收入和個人利益發生了聯系。這就在客觀上推動行政機關和公職人員謀求更多收費項目，獲取更多審批權力。正由于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果與審批所帶來的收益有關，行政審批由政府的監督、管理職能演變為政府官員追求本部門利益以及個人獎金或福利的行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棄行政審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廣州市清理出的1050項審批項目中，各部門自報要求保留的有949項，占90.4％，自報取消審批的只有10項，僅占0.95％（注：李郁芳.關于政府審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規模膨脹。公共選擇學派認為，由于政府官員的名譽、地位、權利、酬金經營與其所在的政府機構的規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員必然千方百計地擴大政府機構，爭取更多的職能和預算。這就在兩方面要求行政審批的加強：第一，膨脹的政府規模需要更多的行政開支，在現有“吃飯財政”的狀況下，財政難以滿足政府機構膨脹的要求，導致相當多的地方政府因財政困難而發不出工資，迫使國家不得不默認行政機構審批收費。第二，擴大政府規模必然要求為新增加的公職人員提供工作機會，擴充政府行政審批項目是“因人設事”的簡便辦法。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規模持續膨脹，從1979年的505萬人增長至2001年的1104萬人，在國有單位職工總數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參見，中國統計年鑒（2001）［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對政府的行政審批造成較大剛性壓力。

3.政府官員的“設租”和“尋租”。如果說審批收費還是政府官員以合法的理由獲取個人利益，那么“設租”就是以非法方式獲得個人利益了。尋租理論中的租金是指一種由政府官員帶來的非生產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們“尋求租金”，就像利潤的存在刺激人們“尋求利潤”一樣。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制度在許多領域制造了壟斷租金（即“設租”），而那些企圖進入這些產業獲取壟斷租金的人會通過游說、賄賂、雇傭官員的親屬等方式去討好、接近官員，以便通過行政審批獲取租金。在這里，行政審批變成了權錢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審批權力的政府崗位則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肥缺和爭奪對象。這同樣使行政審批制度形成長期持續的剛性。

可見，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政府官員出于個人利益而選擇的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審批的這種性質，產生了與西方國家行政審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產業準入問題上，我國的行政審批缺席為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入某產業制造了障礙；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卻是要取消或削弱進入障礙。當然，在西方管制理論中也有關于利用進入限制來防止新企業的“過度進入”而引起“過度競爭”的討論，但這種討論的目的同樣也是要弄清“過度進入”是否會偏離帕累托最優，與我國行政審批制度企圖控制市場機制的精神實質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逆向選擇效應

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阻礙了企業的產業進入，這種阻礙是通過逆向選擇實現的。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逆向選擇效應，與常規的逆向選擇有區別。常規的逆向選擇，主要特點是當事人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迫使信息劣勢方對信息優勢方采取一個武斷的評價標準，低于此標準即停止交易；這使得高于此標準的信息優勢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從而形成類似于“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效應。而對于政府行政審批制，即使政府審批部門與申請進入市場的企業之間是信息對稱的，同樣會出現逆向選擇現象。產生這種奇特現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員為尋求審批收費、租金等自身利益，無論政企之間是否存在信息不對稱，也必須為企業制定一個武斷的審批標準，以便從企業那里獲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這就將產生阻礙企業進入市場的逆向選擇效應。下面我們利用信息經濟學根據具體說明這一問題。

假定存在欲進入市場A的企業i，它預期進入市場后將獲得利潤R；但如果企業i選擇進入其他市場，可獲得平均利潤S，即企業i進入市場A的機會成本是S。假定S是一個常數且R＞S，即企業i進入市場A后將獲得高于平均利潤的利潤率。這一假定意味著，由于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對市場A的進入管制，使市場A出現了高于平均利潤的壟斷租金R—S，吸引新企業進入該市場。但企圖進入該市場的企業未必就能夠得到壟斷租金R—S，因為企業i在進入市場時必須接受政府有關部門的行政審批，這種行政審批將使企業i的成本增加W個單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個方面：政府審批機構的收費；因行政審批而耗費的時間；尋租過程中的成本。由于這些成本純粹是在進入過程中遭遇行政審批而產生的，因此可視為進入成本。政府審批機構為了自身利益，將選擇一個符合自己收益的審批標準，這個標準將使企業i付出進入成本W。在這種情況下，企業i是否選擇進入市場A，將取決于R—S是否大于W，即進入市場后獲得的壟斷租金是否足以抵償進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不進入；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進入。

不過，除上述壟斷租金、機會成本和進入成本因素外，企業i是否進入市場A，還需要考慮企業進入市場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過低，則企業將無法獲得足夠的壟斷租金甚至虧損，它還是要選擇不進入。而成功的概率則與企業的預期收益R有關，因為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是，高收益的項目蘊含著高風險（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業i存在連續多個投資項目，每個投資項目有兩種可能的結果：成功或失敗；成功的項目產生收益

從（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越高，企業i的進入成本越高，則企業i所選擇的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隨著政府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企業要進入市場將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審批收費和尋租成本，耗費更多的時間，這就要求企業在進入市場后能夠獲得更高的利潤或壟斷租金來加以補償。也就是說，只有那些擁有高收益項目的企業才會進入市場。只有低收益項目的企業，隨著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將因為不合算而逐漸被淘汰出局，放棄進入市場的嘗試。但在市場經濟中，高收益就意味著高風險和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實際效果將是越來越多的低風險企業選擇不進入市場，而越來越多的高風險企業選擇進入市場，從而企業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將因此而逐步下降。這就是的形成機制。可見，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在這里導致了“高風險的企業驅逐低風險的企業”，因此具有逆向選擇效應。在這種體制下，優質企業有可能因為進入成本過高而不愿再與審批部門糾纏，放棄進入市場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擁有高風險項目的劣質企業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繼續向行政審批部門“公關”。顯然，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這種效應，在提高了企業進入市場的難度的同時，也使進入市場的企業的質量發生了下降。從長期來看，這是極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要解決企業產業準入問題，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失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審批制是不可缺少的。問題是我們目前的行政審批制不僅沒有彌補市場失靈，反而在制造市場失靈，亟需通過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轉為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工具。在這方面，西方國家為我們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藍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審批制長期持續的深層次原因尚未解決的情況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經驗不現實。目前要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需要對政府本身進行改革。

1.重塑政府機構及官員的利益結構。據施蒂格勒對美國管制收費的研究，1969年美國的反托拉斯司、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關稅委員會等基本不收費，其他管制機構的收費也很低，僅占總開支的0.022％—0.229％不等。這些費用只能彌補一些變動成本和手續費，政府官員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財政撥款。這種利益結構足以保證官員不把審批收費作為“創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就是官員的利益結構的改革。政府官員的收入只能來源于財政撥款，不能與審批收費掛鉤。如果做到這一點，就可大大消除審批項目的沖動。這就要求通過財政撥款適當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收入水平。

2.縮減政府規模。如果政府規模持續膨脹，財政開支就難以滿足提高政府官員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設事”的現象也難以避免。如果僅僅取消審批事項，而機構和人員編制不作相應調整，行政審批制早晚會卷土重來。所以，縮減政府規模也是改革行政審批制的一個必要條件。目前我國的困難是事業單位規模、人員膨脹，占用的財政開支過多，使財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員收入水平的能力。這就形成了一個鏈條：要改革行政審批制，需要縮減政府規模，而后者又要求縮減事業單位規模，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和事業單位市場化改革。

3.建立制約政府行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審批制度，說到底是要約束政府行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強制力和內在的擴張沖動，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難以奏效，前述廣州市的審批項目改革就是例證。所以，改革行政審批制還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約機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場和政府之上的力量。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審批制納入法治的軌道，真正做到依法審批，才能從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審批項目的擴張。因此，必須盡快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實現政府行政審批的法制化，進而為實現法治社會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1］丹尼爾·史坦博.管制與市場［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李郁芳.關于政府審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3］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BAUMOL,W.J.,ANDR.D.WILLIG.Fixedcosts.SunkCost,EntryBarriersand

篇9

（一）產品市場1.供給假定本國是一小國開放經濟，本國有m+1個生產部門，生產m+1種可貿易產品，以第1種產品X0為計價單位，產品X0僅使用勞動要素以規模收益不變技術進行生產，投入產出系數是1。勞動供給足夠保證產品X0的供給，勞動力在本國可以自由流動但是不能跨國界流動。

（二）政治市場貿易政策的制定過程包括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給定其他利益集團的捐獻計劃和政策的預期決策規則，每個利益集團決定對每個投票人的捐資額度，以最大化集團成員的聯合福利；第二階段，根據利益集團的捐獻額，投票人按多數制進行投票以最大化捐獻額和社會福利的加權值。接下來，我們將通過逆向歸納法求解均衡貿易政策。

二、結論

篇10

1.北京市

北京市制造業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區制造業增加值的29.86%。制造業30個產業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個產業依次為：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醫藥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這10個產業的增加值占北京市制造業增加值的78.73%，其中前4個產業占53.68%。

2.天津市

天津市制造業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區制造業增加值的27.39%。制造業30個產業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個產業依次為：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金屬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塑料制品業。這10個產業的增加值占天津市制造業增加值的78.58%，其中前4個產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占55.99%。

3.河北省

河北省制造業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區制造業增加值的42.75%。制造業30個產業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個產業依次為：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紡織業，農副食品加工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這10個產業的增加值占河北省制造業增加值的74.39%，其中前4個產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紡織業）占53.67%。

二、產業市場優勢

在京津冀地區制造業30個產業中，市場占有率較高的10個產業依次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22.15%），醫藥制造業（14.04%），食品制造業（12.44%），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11.70%），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10.71%），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10.71%），金屬制品業（10.68%），專用設備制造業（10.28%），飲料制造業（10.20%），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9.94%）。前9個產業市場占有率均在10%以上。

1.北京市

市場占有率較高的前10個產業是：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5.81%），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5.79%），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5.63%），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5.46%），專用設備制造業（4.15%），食品制造業（3.91%），醫藥制造業（3.79%），飲料制造業（3.53%），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3.10%），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2.95%）。其中，前4個產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市場占有率均在5%以上。

2.天津市

市場占有率較高的前10個產業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5.82%），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4.62%），醫藥制造業（4.28%），金屬制品業（3.97%），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3.09%），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3.04%），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2.98%），橡膠制品業（2.95%），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2.82%），家具制造業（2.80%）。只有一個產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市場占有率超過5%。

3.河北省

市場占有率較高的前10個產業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5.15%），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6.66%），食品制造業（6.19%），醫藥制造業（5.97%），非金屬礦物制品業（5.92%），農副食品加工業（5.22%），飲料制造業（4.67%），造紙及紙制品業（4.64%），金屬制品業（4.45%），橡膠制品業（4.15%）。其中，前6個產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食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農副食品加工業）市場占有率均超過5%（見圖1）。

三、產業競爭優勢

1.北京市

競爭優勢系數（單位投入所獲得的市場份額，以全國同行業為1）較高的產業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1.3824，全國第二），煙草制品業（1.3962，全國第五），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1.3223，全國第七），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1.2849，全國第八），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0460，全國第九）。

2.天津市

競爭優勢系數較高的產業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1.2791，全國第一），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1.4470，全國第二），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1787，全國第三），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3768，全國第四），農副食品加工業（1.1875，全國第四），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1.3389，全國第六），金屬制品業（1.0844，全國第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1.0705，全國第六），醫藥制造業（1.0349，全國第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1.3123，全國第七），通用設備制造業（1.1367，全國第七），飲料制造業（1.0362，全國第十）。

3.河北省

競爭優勢系數較高的產業是：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1.9880，全國第一），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1.5902，全國第二），食品制造業（1.3282，全國第二），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2305，全國第二），橡膠制品業（1.1308，全國第三），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2010，全國第六），農副食品加工業（1.1662，全國第七），通用設備制造業（1.0204，全國第八），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1.0082，全國第八），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1.0428，全國第九），家具制造業（1.0188，全國第九），煙草制品業（1.1708，全國第十），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1.0157，全國第十）（見圖2）。四、綜合分析及結論

1.總體來看，對京津冀地區制造業貢獻最大的是河北（總產值占京津冀地區41.14%，增加值占42.75%），京津的貢獻不相上下（總產值，北京占29.01%，天津占29.85%；增加值，北京占29.86%，天津占27.39%）。分產業來看，對京津冀地區制造業貢獻較大的產業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這4個產業創造了京津冀地區制造業產出的一半（總產值的53.30%，增加值的51.49%）。其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河北貢獻最大（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區65.14%），北京次之（20.31%），天津最小（14.55）；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天津貢獻最大（59.28%），北京次之（37.21%），河北最小（3.51%）；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北京貢獻最大（40.13%），河北次之（30.75），天津最小（29.12）；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北京貢獻最大（46.93%），天津次之（31.15%），河北最小（21.92%）（見表1）。

2.京津冀三地比較，制造業30個產業的市場占有率之差異，天津市最小，河北省最大，北京市居中。在制造業30個產業中，北京市市場占有率最大的產業是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5.81%），最小的產業是化學纖維制造業（0.14%），極差為5.67%，標準差為1.72%；天津市市場占有率最大的產業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5.82%），最小的產業是化學纖維制造業（0.31%），極差為5.51%，標準差為1.25%；河北省市場占有率最大的產業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5.15%），最小的產業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0.25%）（見表2）。以上表明，京津冀制造業30個產業市場占有率之分布特征：天津市較為集中，河北省較為分散，北京市介于天津市與河北省之間表明天津的制造3.京津冀制造業整體競爭力（=規模優勢×市場優勢×競爭優勢），河北最高，天津次之，北京最低。京津冀制造業中，北京和天津以機電制造業最具競爭力；而河北則以資源加工業最具競爭力，其次是輕紡制造業（見圖3）；京津冀機電制造業中，北京和天津均以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最具競爭力，其次是北京的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京津冀資源加工業中，河北以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最具競爭力，其次是非金屬礦物制品業；而天津的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京津冀的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均有一定競爭力。京津冀輕紡制造業中，河北的農副食品加工業，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造業，食品制造業及紡織業具有較強競爭力（見圖4）。

摘要］基于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從產業規模優勢、產業市場優勢和產業競爭優勢等三個側面對京津冀三地制造業產業競爭力進行實證分析，在此基礎上對京津冀三地制造業產業競爭力進行了綜合分析。

［關鍵詞］制造業；產業優勢；競爭力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