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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

在我國，正式提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時間并不長，學術界和實務界對于如何更好地建設公共文化服務也都處在不斷地摸索之中，因此在建設過程中不免存在著許多問題。

（一）公共文化服務法律法規不健全

當前我國關于公共文化服務方面并沒有專門的統一立法，只是在相關法律中有一些關于公共文化服務的條款，或者是位階較低的法規、規章中有相關規定。前者比如《文物保護法》中規定政府有職責保護文物，并且提供設施進行展覽以供公眾欣賞；后者如文化部頒布實施的《鄉鎮綜合文化站管理辦法》、國務院頒布的《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條例》等。應該說，《文物保護法》是我國目前文化領域效力層級最高的法律，但是該法的內容主要著重點在于對文物的保護，更多的涉及到行政機關的審批和監管，真正規定將文物作為公共文化服務產品供給公眾的條文并不多，比較典型的就只有第40條第1款“：文物收藏單位應當充分發揮館藏文物的作用，通過舉辦展覽、科學研究等活動，加強對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文化和革命傳統的宣傳教育。”隨后的第2款則又是關于文物收藏單位舉辦展覽應該如何報行政機關審批的規定，可見這樣的規定，其著重點還是在于行政機關的監管，而非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的提供。單純依靠如此孤立的條文，而缺乏相關配套保障措施的法律規定是難以支持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相反，位階較低的《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條例》、《鄉鎮綜合文化站管理辦法》的法規規章對于公共文化服務所需的各項要素規定較為完善，但是由于效力較低，覆蓋范圍有限，難以發揮足夠的作用。因此，目前我國關于公共文化服務法律建設還是比較滯后，與當前我國正在積極發展公共文化產品無法相適應。尤其是，無論是法律，還是法規規章，規定內容的側重點更多地是硬件設施的建設和保護，對于如何鼓勵各方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建設仍然處于法律空白地帶。然而，能否激勵各方力量共同參與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對于該項工作的成效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制度不完善

隨著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各級政府也都加大力度建設文化基礎設施，努力為公眾提供更為豐富的文化服務和產品。然而目前的供給現狀卻存在著兩大問題：一是有效產品供給不足；二是產品供給不均衡。公共文化服務是否真正起到應有作用，是否能深入公眾心中，其有效性是最為核心的衡量指標。換言之，政府在努力建設創造的公共文化產品能否契合公眾的真實需求關系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成敗。然而，我國當前的公共文化產品在此方面卻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有學者曾對此進行問卷調查并且最終得出結論：農村各類文化資源整合利用不夠，村文化活動室的總體利用率不超過30%。一方面，政府在努力積極投入資金建設相關文化設施；另一方面卻是相關設施并沒有真正讓老百姓受益，或者沒有契合百姓需求。雖然說公眾的需求是多元而又富有個性的，眾口難調，政府很難完全滿足。但是政府還是應當多一些實際調查，盡量提供一些一般性的而且公眾參與熱情較高的文化產品。

（三）公共文化服務專業人才匱乏

結構合理的人才隊伍是支撐公共文化服務事業發展的重要環節，我國文化產業人才隊伍建設較為落后，無論是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難以滿足當前公共文化服務事業發展的需求。長期以來，我國都較為忽視文化產業專業人才的培養，尤其是高端復合型人才，比如既懂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又懂市場運作規律的文化資本運營人、文化產業經營管理人等。不僅如此，我國文化事業人才管理機制缺乏創新，導致隊伍建設不合理等問題。在我國，文化服務單位一般都是事業單位，而受制于編制、待遇等因素，許多單位吸引不到需要的人才，甚至還造成了人才隊伍的流失。另外，由于受到編制、經費的限制，有些傳承傳統文化的機構亟需建立可是卻無法建立，比如戲曲研究機構等，這對于具有特色的文化產業以及特色人才的培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三、完善公共文化服務法律保障機制

物質水平的提高會不斷催生人們對于文化消費的消費欲望。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不管是在城市地區，還是在農村地區，民眾的文化消費欲望正不斷地被激發出來。因此，加快推進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已經迫在眉睫，而該體系有序推進并取得成效必須有賴于健全、合理的制度做支撐。

（一）制定《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完善文化法律法規建設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是一項系統性建設工程，在這個龐大的體系下又可以細分成圖書館、博物館等相對獨立的子系統。反觀我國目前的立法現狀更多的便是基于各個子體系進行單獨規定，各自為戰，彼此之間缺乏共享合作機制，致使資源無法得到充分整合利用。同時，當前這些法律法規效力層次普遍較低，不利于進行全國性的推廣運用。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制定一部全國性的法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將公共文化提供服務的各個環節、各項制度統一納入給予規范調整。制定統一的法律能夠對各級政府建設公共文化服務給予更多的約束，尤其是在經費的投入以及資源的配置方面能夠更加趨于合理。與，同時，必須要有獎勵性規范相匹配的健全的監督評估機制。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務評估機制能夠有效地監督各主體積極實施履行職責，尤其是能夠加強對服務型政府的監督，促進政府打造的公共文化產品能夠更為有效地同公眾的需求進行銜接。評估制度能否真正發揮功能很大程度取決于評估報告的效果，因此確立獨立、公正的評估主體尤為關鍵。對此，筆者認為可以由高校或者科研機構來承擔相關的評估事項，同時嚴禁政府或者其他團體進行不正當的干預。

（二）完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制度，提高服務質量

目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制度主要存在著有效供給不足和供給不均衡兩大問題。出現有效供給不足情形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實證調研，只是一廂情愿地提供文化服務，沒有切實考慮到當地民眾的真正需求。而造成供給不平衡的原因主要在于地區經濟水平的差異。據此，筆者認為應當要從以下兩方面加以改進。首先是健全公共文化投入機制，優化財政支出的結構。政府財政部門嚴控“錢袋子”，對每項文化事業經費的支出應當做到物盡其用，項目要在充分調研論證的基礎上實施，同時對于經費開支必須公開透明，接受公眾的監督。例如，清理并整合重疊、交叉的補助項目；將長期固定的、年度間補助額度不變的項目列入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體制性補助。其次要統籌協調地區、城鄉差異，促進公共文化服務的均衡。在支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除了還應繼續加大資金投入外，關鍵還要加強對已投入資金建造設施的評估和維護。

篇2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監獄大多建于山區或城市的遠郊，交通不便且相對封閉，因此監獄就是一個小型社會，其正常運作需要諸多資源的支撐，當前監獄的運營經費大多源于自身創收，在押犯人數的激增加重了監獄負擔，老弱病殘罪犯醫療費用及普通罪犯基本飲食費用的超支加劇了監獄財政緊張的現狀，使得監獄無法籌集足夠的資金去改造相關場所和設施，其改造罪犯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對罪犯進行思想改造，使其重返社會，是監禁刑的最終目標，然這一目標非監獄以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它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監獄僅在其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監獄不應該也沒有能力去承擔改造罪犯、使其重返社會的全部責任。

據有關部門提供的數據顯示，我國監獄在押人數從1979年的62萬人增至2002年的154萬余人，[1]20年間增長了25倍之多。從假釋情況來看，在押犯的假釋比例非常低，據有關資料顯示，全國在押犯假釋的比例，1984年至1991年為0.55％至1.62%;1992年至1997年為2.27％至2.9%。

2001年“嚴打”前后，假釋率又有所下降，2000年假釋率僅為1.63%。[2]筆者在四川省某監獄調研時發現，該監獄2004年在押犯為1573人，法院最終裁定假釋罪犯3人，假釋率為0.19%;2005年在押犯為1541人，法院最終裁定假釋罪犯2人，假釋率僅為0.12%;2006年在押犯為1567人，法院最終裁定假釋罪犯6人，假釋率僅0.38%，該監獄為四川省重刑犯監獄，其在押犯的刑期大多在10年以上，如此低的假釋率使監獄的在押犯人數呈逐年上升趨勢，極大的加重了監獄的負擔。

實踐中假釋適用率如此之低有多種原因，但最根本的是對假釋制度缺乏深刻認識。假釋制度的鮮明特點是倡導教育刑而反對報應刑，其目的是通過社會化的行刑手段來教育犯罪人，鼓勵罪犯主動進行改造，及早回歸社會。假釋制度的優點是在沒有觸動原判刑罰的基礎上對刑罰執行方法的變更，本質上屬于刑事執行的一種靈活性措施，這種措施既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又有利于國家降低執行成本，在法律層面也沒有對刑事判決的既判力造成沖擊。但是，實踐中習慣將假釋看成是國家對服刑罪犯的一種恩惠，將其作為對表現好的服刑罪犯的一種獎賞。對假釋的這種片面認識，導致只求對假釋有所體現，并不追求努力運用和發揮這一制度優越的行刑效果。

從立法層面上看，刑法針對假釋條件的規定過于籠統，缺乏量化，特別是“假釋后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規定，是要求執法者對罪犯假釋后的行為做出預斷，且預斷的基礎是罪犯獄內的日常表現行為，該行為具有較大的迷惑性，此超前的判斷方式存在諸多風險，使監獄部門和人民法院在適用假釋時十分謹慎。

在操作層面上，罪犯假釋后，通常由其居住地公安機關統一監督，由公安機關交給犯罪分子居住地或者工作、勞動地的基層組織進行監督考察。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人口流動性空前增大，治安形勢嚴峻，警力普遍不足，公安機關無暇顧及對假釋犯的監督管理。同時我國農村和城市的基層組織的社會管理功能若干年來呈弱化趨勢，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和社區矯正組織沒有普遍建立和發揮作用，加以就業安置的困難較多等因素，導致對假釋罪犯的監管十分不力，假釋罪犯再犯罪現象時有發生，加之相關部門將假釋人員的再犯罪率作為衡量監獄改造績效的重要指標，使得監獄部門不敢輕易適用假釋。上述事實清晰的傳遞一個信息，即假釋罪犯出獄后的表現優劣是衡量能否擴大適用假釋的重要砝碼，假釋罪犯出獄后，直接面臨的問題就是社會化改造，如若監管體系不健全，就會導致撤銷假釋，重新收監的惡性循環，從某種意義上講，假釋裁定生效確定之后，繁重的考察監督工作才開始。臺灣刑法學家林紀東先生認為，要把假釋制度運用好，有賴于事前精密的審查和事后適當的管束。[3]因此，完善假釋制度，擴大適用假釋的關鍵不僅僅在監獄內，更重要是在社會中，構建行之有效的假釋監管體系就顯得格外重要。

二、假釋監管體系的運行

根據我國《刑法》第85條規定：假釋考察機關是公安機關。被宣告假釋的犯罪分子，應遵守下列規定：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服從監督；按照監督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遵守監督機關關于會客的規定；離開所居住的縣、市或者遷居，應當報經監督機關批準。這些規定既是假釋犯在考察期間內應遵守的行為規范，同時也是公安機關對其監督考察的法律依據。原則上，罪犯在假釋后需接受公安機關的有效監督和社會的良性改造，但目前針對假釋罪犯的監管卻事與愿違，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機構設置失當，監管缺位

從近年司法實踐的角度看，將假釋的監管機構定位為公安機關有失當之嫌，這也是我國刑事執行主體多元化所帶來的弊端。公安機關肩負著打擊犯罪和維護社會治安的重任，在治安繁重的地區，警力不足成為普遍的現象，其已無足夠的精力對假釋人員進行監管，況且對假釋罪犯的監管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公安機關對此相對陌生，在技術層面也難以勝任。我國地域遼闊，公安機關是按行政區域分級設置，一個派出所管轄地域很大，人口相對較多，加之警力的不足，不可能安排具體人員對假釋犯進行監管，有些假釋罪犯甚至在出獄后便下落不明，假釋演變為“真釋”，被宣告假釋的犯罪分子，生活在相對自由的社會環境中，有些罪犯所在的地區交通不便，公安機關不可能隨時了解他們的活動情況，假釋罪犯無人監管的現象己屬司空見慣。

（二）銜接機制缺失，幫教不力

我國刑法第85條規定，罪犯假釋后，由其居住地公安機關統一監督，由公安機關交給犯罪分子居住地或者工作、勞動地的基層組織進行監督考察，也就是說，有關單位或社區基層組織對假釋罪犯的監管具有協助義務。在假釋罪犯出獄接受社會改造的過程中就產生了兩個銜接環節：首先是法院與假釋罪犯所在地的公安機關的銜接；其次是公安機關與司法行政機關以及單位、社區矯正組織或農村基層組織的銜接。其中任何環節銜接松懈都可能造成假釋罪犯脫管、漏管現象的發生。筆者在對開展社區矯正試點街道調研時發現，有些假釋罪犯從被宣告假釋之日起到社區正式接收之時，其間己經過幾周甚至幾個月，還有些假釋罪犯完全和社區矯正管理部門失去了聯系，這反映了交接制度上的不健全，法院與公安機關，公安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在工作銜接上不到位，在平時的管理上出現空檔，銜接機制的缺失不利于對假釋罪犯的監督和改造。

銜接機制缺失的另一表現是有關假釋罪犯接受的配套措施不健全。目前，我國監管機構對假釋罪犯主要著力于規范其行為，防止其重新犯罪，對于假釋罪犯再社會化的問題考慮較少，且缺乏具體的應對措施。實踐中有些精神病、老弱病殘假釋罪犯無人接收，原因各異。有些老弱病殘假釋罪犯因沒有家屬，出獄后生活無著落；有些老弱病殘犯人雖有家屬，但家屬或因不愿承擔醫療費用或因犯人所犯罪行惡劣而不愿接收；還有些家屬將自己家人的身體疾病歸責于監獄部門，更有甚者通過上訪等途徑請求國家賠償，此類型假釋罪犯雖然所占比例較小，但社會影響較差，嚴重損害了刑罰執行的權威性。上述這些情況的出現給假釋罪犯的監管帶來很多困難。司法實務界的相關人員指出，社會保障的機制的不健全是出現上述情形的根源之一，應對措施的出臺有賴于民政、司法、公安、勞動保障各部門的通力配合。

由于假釋罪犯長期與社會脫離，心理上與社會產生了疏遠感，加之缺乏必要的社會幫助和心理干預而難以適應社會，這就需要有相應的幫教組織協助假釋罪犯進行就業安置。而罪犯所在單位（或原單位）、社區、街道的基層組織等，尚未普遍建立起完善的監管機構。少數地方雖然建立了社區矯正組織之類的機構，但對于開展對假釋罪犯的安置幫教工作卻不甚重視，假釋罪犯普遍存在文化素質偏低，法律意識淡薄的特點，加之自身仍在服刑期內，犯罪標簽化比較明顯，這些都給幫教工作帶來困難。

三、假釋監管不力的深層原因

假釋監管體系運行不暢，監管不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值得關注的有兩個方面：

（一）多元刑事執行主體弱化了監管職能的行使

完整的刑事法律體系理應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和刑事執行法，但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理論與實務界關注的焦點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制定與修改，刑法以修正案的方式去彌補法律的滯后性，刑事訴訟法為了全面修訂而顯得炙手可熱，唯獨刑事執行方面既沒有出現統一的法典，也沒有形成熱議的局面。刑事執行包括監禁刑和非監禁刑的執行，我國于1994年制訂了《監獄法》，該法對監禁刑的執行進行了初步的規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相關的司法解釋中，對刑事執行做了一些規定，但這些規定分散而粗略，且帶有明顯的部門利益色彩。律出多門導致我國刑事執行主體多元化。多元化的刑事執行主體呈現“三足鼎立”的格局：監禁刑由司法行政部門執行：非監禁刑的管制、剝奪政治權利、徒刑緩刑以及監禁刑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假釋、保外就醫、暫予監外執行等，由公安機關執行；罰金、沒收財產由人民法院執行。同為刑事執行，卻由具有不同職責和特質的國家機關去履行，這在本質上是混淆了矛盾的一般性與特殊性，必然會造成職能的弱化和效率的低下。

監禁刑由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執行，而同為監禁刑執行變更的假釋卻由公安機關執行，姑且不論公安機關是否有足夠的警力去履行這項職責，單從職責分工的角度分析，就難以給出滿意的答案，如上文所交代的，多年的司法實踐已經暴露了公安機關在假釋罪犯監管方面存在的問題，試想如若履行一項國家職能的主體都存在適格的問題，更何談其他諸方面（罪犯原所在單位或社區基層組織）的配合與協助。刑事執行主體的多元化，割裂了同類事物的內部聯系，使得假釋工作環節增加，銜接出現了較大的疏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對假釋罪犯監管職能的行使。

假釋作為刑罰執行的變更措施，雖然與監禁刑的執行在場所與方式上略有不同，但聯系相當緊密，從對象上看，監禁刑和假釋的對象都是被判處徒刑的罪犯，其心理特征具有相似性，且作為司法行政機關的監獄局具有豐富的監管與改造罪犯的經驗，某些監獄的技術性勞作能培養罪犯的再就業技能，這些對于假釋罪犯的監管都具有借鑒意義。

（二）犯罪標簽的負面效應

犯罪標簽的負面效應是導致假釋罪犯監管不力的另一深層原因。犯罪標簽理論，又名標簽論，是西方犯罪學的一種理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越軌并不是個人行為的固有性質，是他人運用法律規則懲罰“犯規者”的結果，而所謂越軌者只是一個被貼上犯罪標簽的人，越軌行為只不過是被人如此標定的行為。[4]對標簽理論做出第一次系統論述的HowardS.Becker對此作了如下生動的描述：社會群體通過制定法規用在那些與該法規發生摩擦或相背離的具體人身上，并稱他們為“局外人”[5]，也就是說“罪犯”或“越軌者”所以具有的這種“身份”，并不是由其本身固有的特性決定的，而是由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看法決定的。由此可見，犯罪標簽是社會大眾將對于一種行為的評價外化于某些群體之上而形成的，這種評價本身就包含著隔離和排斥的情緒。

對于假釋人員來說，“假釋罪犯”這種稱呼本身就是一種標簽，假釋罪犯仍在服刑期內，加之社會大眾并不了解罪犯被假釋的前提，所以犯罪標簽的效應就愈加明顯。誠然，我們不能忽視犯罪標簽所具有的約束與預防的正面效應，但其負面效應卻給假釋罪犯的監管帶來很大的困難。首先從社會大眾的角度看，人們習慣于將假釋罪犯曾經的犯罪行為歸結于其惡劣的品行和道德，雖然他們己受到了懲罰，但是人們卻不容易接納他們，社會對假釋罪犯的歧視心理仍大量存在，很多人不愿意從事假釋罪犯的安置幫教工作，安置幫教群體不穩定且文化水平不高，薪水偏低，大多數假釋罪犯又無一技之長，諸多因素使得假釋罪犯很難重新就業，沒有穩定的收入和生活來源，致使一些假釋犯重新犯罪。其次從假釋罪犯自身的角度分析，當假釋罪犯被貼上含有負面印象的標簽后，假釋罪犯會逐漸產生對標簽的認同，會產生標簽所包含的負面印象的自我圖像。被標簽者成了被他人描述的那樣，或者說標簽強化了假釋罪犯的負面自我印象。社會中，一個人對自我的認識及其所采取行動的態度是受到諸多因素影響的。人們對自我的認識往往是通過他人，通過“鏡中我”，即從他人眼中看到自我，他人對自己的態度就影響了人們對自己的看法及自己的行動。假釋罪犯通常是在其原居住地或者工作、勞動地的基層組織接受監督改造，熟人社會的這種排斥和抵觸情緒使得假釋罪犯產生自暴自棄之感，不僅給監管工作帶來壓力更有甚者會導致假釋罪犯重新犯罪。

四、假釋監管體系的重構

筆者基于對我國假釋監管現狀的考察，遵循刑事執行的規律，嘗試著對我國假釋監管體系進行重構，下文主要從兩部分對其進行重構，即假釋監管機構、人員以及具體的監管措施。

（一）假釋監管機構和人員

關于假釋監管機構的設置，我國學術界目前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公安機關執行比較合理。理由是現行刑法的規定和1997年全國公安機關開始大力推行的社區警務改革思路相一致，即派出所社區民警的工作重點由打擊和處理向防范和管理上轉移，派出所不再承擔刑事案件的偵破和打擊、處理的考核指標，這樣他們有充裕的時間做好本職的防范和管理工作，包括對緩刑犯、假釋犯、管制犯等非監禁刑的考察監督。[6]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我國應當徹底改變現行的刑事執行主體配置，如建立一個專門機構負責對緩刑、假釋等非監禁刑的執行。[7]

筆者對上述兩種觀點不敢茍同。我國目前尚處于經濟和社會的轉型期，犯罪呈高發態勢，社區建設還很不完善，社區矯正組織的發展存在資金短缺和運作不暢等諸多問題。據有關資料顯示，在上海這樣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社區中的社工隊伍建設仍處在初級階段，一名社工要幫教100個人，且工資水平相對較低，沒有形成穩定的隊伍，由此可見，社區及其矯正組織很難在短期內發揮應有的功效，而新設的假釋監督機構需要長時期的磨合才能真正發揮其監管和改造之功效，如若在此階段讓公安機關完全退出假釋的監管體系，將會使監管的強制力大大減弱，這樣很可能出現部分假釋罪犯抗拒監管、拒絕改造的情況。基于上述理由，筆者認為對假釋監管機構改革應遵循“專門機構領導，社會力量配合，公安機關輔助”的原則進行。具體建議如下：

1、設立假釋監管的三級管理機構

即在司法部監獄管理局中設假釋管理委員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局）的監獄局中設省級假釋管理委員會；市、縣司法局中設司法執行處（科）及司法執行員。假釋管理委員會具體負責指導、監督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以及假釋監管工作的實施，協調相關部門之間的關系，其組成人員應為司法行政機關有關領導和監獄管理部門的有關領導。在假釋罪犯原來所在單位或居住地街道居民委員會、社區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建立具體的監督組織，制定相關監督考察制度，明確責任，把假釋罪犯的監督改造工作落到實處。

司法部的假釋管理委員會負責全國范圍內假釋監管領導和協調工作；各省級假釋管理委員會從總體上負責該區域內假釋監管工作，制訂本區域內的總體監管計劃，對基層假釋監管工作進行檢查和指導：市、縣司法局的司法執行處（科）及司法執行員是假釋監管工作的直接執行者，其職責是接受假釋罪犯的報告和匯報，對假釋罪犯進行說服和教育工作，協助其解決工作、生活和其它方面遇到的困難等，遇有重大情況或無法解決的問題，及時向省級假釋管理委員會匯報。在各市、縣司法局內設司法執行員有充足的人力資源。據司法部統計，截止2005年，我國司法所工作人員發展到99800人，比2004年增加3850人，平均每所2.4人，司法所隊伍的學歷構成也有明顯改善，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6萬人，占隊伍總數的66.3%。[8]從如此豐富的司法資源中，選聘一批業務素質高且具有豐富基層司法實踐工作經驗的人員擔任司法執行員，充分發揮他們的地利和人和優勢，完全能夠做好假釋監管工作。

2、完善社區矯正組織，建立一支多方參與的社區矯正隊伍

我國的社區矯正建設還處于初級階段，其對假釋罪犯再社會化的改造功能尚未真正發揮出來，在社區矯正執行人員的配置上，沒有廣泛利用社會力量，沒有把志愿人員、刑釋等人員納入進來，對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的力量還沒有挖掘。

加強對矯正對象的分類與分層管理，采取形式多樣的矯正手段。由于社區矯正對象的社會經歷、犯罪經歷、家庭狀況、性格特征、所犯罪行各不相同，因而，每個被矯正對象的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也不一樣，要因人制宜地進行分類指導教育、矯治，針對不同的犯罪人群、犯罪類型、犯罪的危害程度采用不同的社區矯正方法。對被矯正對象分別進行個別輔導，以解決被矯正的精神、情緒、認知和行為方面的問題，確保社區矯正的有效性。

但在實踐中要處理好社區矯正組織和假釋管理委員會的關系。在社區矯正組織的建設尚不完備的情況下，對假釋犯罪的改造援助工作應由假釋委員會負責。而在社區矯正比較完善的情況下，對假釋犯的改造援助工作應主要由社區矯正組織和相關社會團體負責，假釋管理委員會指導協助。如向社區矯正組織提供假釋犯的相關資料和信息等，假釋管理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則放在對假釋犯的監管上面。由此，社區矯正組織和假釋管理委員會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假釋犯再社會化的工作。

3、建立和公安派出所的橫向聯系

各市、縣的司法執行員和公安機關及其派出所相關負責人員建立良性溝通機制，如可以將本轄區假釋罪犯的日常活動在同級公安機關備案，遇有假釋罪犯抗拒監管和拒絕改造的情形，公安機關適時介入，對其加以強制性約束和指導，這樣可以對假釋罪犯形成一種軟性約束，使其安心接受監管和改造。

（二）假釋監管的具體措施

1、細化對假釋罪犯的監督條件

將假釋監管條件分為一般條件和特別條件。一般條件是對所有的假釋犯都一體適用的條件，特別條件也是選擇性條件，由假釋委員會根據罪犯的個別情況選擇適用。綜合國外的立法經驗，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對我國假釋罪犯監督措施的設定應在立法中以列舉的方式加以規定，假釋監督的一般性條件應當包括：不得從事犯罪活動；遵守國家法律、法規；按時向司法行政機關匯報；遷居或暫時離開居住地應得到司法行政機關的批準；服從司法行政機關和相關人員的監管：從事正當、合法職業；不得吸食和使用，不得賭博：按規定參加社會公益勞動：有能力的，應當對其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

假釋監督的特別條件可以包括：不得出入某些特定場所如娛樂場所、競技場所等；不得過量飲用酒精飲料；不得服用和其它易使人形成癮癖的物品，如海洛因、大麻等；盡量避免與有犯罪記錄的人交往，與共同犯罪中其它成員接觸應得到假釋監管機關的批準。

2、增設對假釋罪犯幫教方面的規定

對假釋罪犯的幫教，在他們重返社會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許多假釋出獄者重新違法犯罪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出獄初期衣食無著、居無定所但又得不到合適的幫助，于是鋌而走險，重新犯罪。關于對假釋罪犯幫教的內容，主要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幫助無家可歸者尋找棲身之所，或在一定時期內向其提供居住場所；(2)協助假釋罪犯尋找一份正當合法的工作：(3)向假釋罪犯提供職業、技能方面的訓練；(4)為假釋罪犯提供心理輔導和咨詢；(5)向暫時沒有工作而又無其它生活來源的假釋罪犯提供一定的生活救濟；(6)協助假釋罪犯解決在重新適應社會過程中所遇到的其它一些問題。

假釋監管體系是假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合理的構建及良性運作是假釋制度保持生命力的關鍵所在，將符合條件的犯罪人員納入社會化的監管體系，不僅減輕了監獄部門的負擔，也迎合了全球行刑社會化的趨勢。在立法和司法實踐層面，我國假釋監管體系還存在非常大的缺陷，其完善過程不可一蹴而就，它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讓罪犯在相對人性化的環境中接受改造，使其盡快的回歸社會，是刑罰執行應堅持的方向。

注釋:

[1]參見上海市監獄管理局社區矯正工作課題組：《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區矯正工作》，載《中國監獄學刊》2004年第1期。

[2]參見郭建安：《社區矯正制度：改革與完善》，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14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頁。

[3]參見林紀東著：《監獄學》，臺北三民書局1978年版，第89頁。

[4]參見謝勇著：《犯罪學研究導論》，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頁。

[5]HowardS.Becker，outsiders:“studiesinthesociologyofDeviance”，NewYork:TheFreepress.1963.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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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袁翠清楊興香作者單位：山西大同大學政法學院

非婚同居現象的發展

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和發展為婚姻家庭制度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現代社會的多元化也帶來了婚姻家庭制度特別是婚姻觀念的多元化。一方面，世界各國已經建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護婦女和兒童利益的婚姻制度。文明、健康、民主的婚姻家庭制度成為發展的主流。但另一方面，對婚姻的個性化理解、個人主義的膨脹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等都對現存的婚姻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戰。未婚先孕、非婚同居、離婚率大幅上漲、人工生育子女的地位、空巢家庭……凡此種種，都是人類社會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我國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建立以后，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特別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方面，婚姻家庭領域還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傳統，另一方面，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在自由化、個性化影響下產生的種種新的婚姻家庭觀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非婚同居問題。近年來，隨著經濟及社會的不斷發展，非婚同居現象在我國普遍存在于青年人及老年人中，成為游離于法定婚姻之外的一種兩性結合方式。非婚同居是指沒有配偶的男女，沒有辦理結婚登記而同居生活，它包括了事實婚姻。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實行之后，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男女，如果沒有補辦結婚登記手續，則不再承認其婚姻的效力，因此，將1994年2月1日以后出現的無配偶男女同居，稱為非婚同居，不再使用“事實婚姻”一詞。非婚同居關系的構成要件有三:(1)欠缺結婚法定形式要件。(2)同居關系的男女或者以夫妻名義，或者不以夫妻名義。(3)男女雙方公開同居生活。我國傳統的婚姻家庭觀正面臨著挑戰，非婚同居作為一種新的婚姻及家庭形式正朝著蔓延的趨勢發展，而我國現行法律在調整此種新現象時的欠缺，帶來了許多社會及法律問題。第一，非婚同居現象大量增加的趨勢，使一些西方國家開始改變其傳統的做法，對非婚同居進行法律上的調整。而我國法律尚未明確解釋非婚同居關系，也未界定其內涵與外延。第二，非婚同居者所生子女為非婚生子女，我國法律沒有相關制度調節非婚生子女同其生父母之間的關系，這樣極大地危害了非婚生子女的人身及財產利益。第三，非婚同居與婚姻關系的效力不完全相同，婚姻關系的效力不僅包括夫妻間的各種財產關系，而且還包括夫妻間的各種人身關系，而非婚同居配偶間的關系主要是財產關系，雙方幾乎不享有人身方面的權益，但我國法律未規定非婚配偶雙方的個人利益和財產利益及相互關系的問題，在實踐中引起了許多糾紛。第四，非婚同居與婚姻關系不同，其間接效力指非婚同居作為一個穩定的生活共同體，基于一定事由的發生而與第三人之間發生的權利義務關系。我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在第三人剝奪非婚同居配偶的生命時，另一方如何提起侵權損害賠償訴訟等問題，給實踐司法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因此，在非婚同居日益被人們自愿選擇的今天，越來越多的糾紛發生在同居當事人之間，如不及時加以解決，會給社會帶來不安定的消極因素，因此，我國法律有必要借鑒兩大法系國家關于非婚同居的相關法律法規，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非婚同居法律制度。

設立非婚同居法律制度之法理學探討

中國傳統社會中，個人是家庭的個人，從屬于家庭的地位，而現代社會經濟及制度的發展將個人從家庭中解放出來，個人有了自己獨立的空間和選擇。因此家庭不再擁有獨立的資源和發展機會，并喪失了曾經擁有的自治、自給、自足及協調能力。家庭傳統功能及角色的轉變，并不意味著個人處于放任自流狀態。于此同時，國家取代了家庭的地位，即通過對一切資源、生存及發展機會和信息的控制，通過分配上述資源、機會及信息來控制每一個人，進而控制每一個家庭。當代中國法律應是一種個體與秩序平衡價值觀的體現，與此相適應，法律以個體的身份及國家的秩序職責為內容，法律作為統治和治理手段，在維護個體身份利益的同時，時時不忘對社會秩序利益的追求。非婚同居雖然是個體追求性利益的私事，但基于當代中國個體與國家的特定關系，這種“私事”必須服從國家對秩序利益的維護。我國在走向開放的過程中，除進行自身立法活動外，自然會受到西方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的影響，不可避免地引進、移植或借鑒一些西方法律制度。例如，大部分西方國家在憲法中都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公民依自身意志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利益，不受國家及他人的干涉（有些學者將其稱為私生活權）。在這種立法理念背景下，家庭生活是私生活，與別人及國家無關。導致家庭法成為完全性的私法，國家不可對這種私法給予任何的干涉，否則就是違法。因此在西方國家，當事人利用上述“私生活權”規避社會道德及法律的現象普遍存在。由此可見，法律想要將一種社會行為進行合理的規范，就必須首先有明確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須根據特定經濟基礎的特征及發展水平來確定，否則此法律在現實中行不通。我國法律欲將非婚同居進行合理規范，達到維護社會整體秩序的目的，應理性地引進西方國家的制度，即引進的法律制度必須與中國社會特定的經濟基礎相適應，否則這種引進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使問題變得更糟。中國也可以制定自己獨特的非婚同居法律制度，但這個過程必須有一個正確的法律價值取向的指導，在此基礎上制定出一種符合中國經濟基礎要求，并能促進經濟基礎發展的全新的法律制度。綜上所述，結婚自由、非婚同居作為權利，在給權利主體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必須接受法律控制和調整利益的功能，只有這樣，法律才能使各種利益主體的利益趨向平衡與穩定，實現法律的正義價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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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不明確

財產權要求主體明確，即便是共有，也要求要有明確的主體。主體不明確，直接導致法律關系模糊，權利責任不清，造成剪不斷理還亂的混亂局面。比如“農村集體”這個概念，“農村集體”由誰來行使權利?是村委會還是本村農民整體?現實的做法是由村委會代表“農村集體”行使主體權利，但很少承擔責任。這樣的機制直接導致在城鎮化進程中，本應作為農民的既得利益，卻被鄉、鎮、村組織侵占。我國農村集體所有權主體的不明確，是立法上的缺失和法律解釋的模糊是造成的。

(二)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權能不完整

土地權益作為物權的一種，享有絕對權力的主體只有國家和集體兩種，而廣大農民和市民只享有土地權益中的用益物權，而沒有處分權。即用益物權人對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比如土地承包經營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地役權等等。集體土地所有權權能的不完整，直接導致集體土地流轉機制不暢通。作為財產權的一種，沒有處分權的物權直接導致財產性收入偏低，這也是城鄉二元制體制帶來的弊端。

(三)土地征收和補償制度不完備

現行法律體系框架下，國家作為土地征收唯一權利人在土地征收過程中，征地權力過于集中，征地目的過于寬泛，征地程序不夠嚴謹，征地范圍過于寬松，征地監督缺乏機制，特別是征收補償標準沒有隨著國民經濟發展而適時調整，標準明顯偏低，加之被征地農民的安置和社會保障工作不到位，導致社會矛盾累積甚至激化，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特定個人為了社會的公共利益做出了犧牲，就應該給予他們公平合理的補償。在我國，土地征收補償僅僅按土地生產性收益對被征地農民進行經濟補償，是一種不完全補償，明顯有失公平，這是直接導致農民財產性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農村土地管理制度不嚴謹

我國人口眾多而土地資源有限，農村土地中耕地面積已經不能再觸及底線，城市建設用地越來越少，而地方各級政府出于對GDP的片面追求，屢屢超常規征用土地，甚至是耕地，造成土地流失嚴重。土地大部分被開發成房地產和工業園，造成GDP增長結構問題和“土地財政”依賴兩個難題。而在新農村建設中，分散的宅基地管理與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相背道而馳，且農村宅基地房由于沒有完全產權而不能自由轉讓，這也是直接導致農民財產性收入缺少渠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農村土地流轉機制不配套

土地流轉即土地使用權流轉，是指農戶在保留承租權的前提下將土地權益中的使用權轉讓給其他農民或經濟組織，從中收取適當流轉費用而實現土地財產性收入的一種契約。目前，我國農村青壯年大多外出務工，農村家庭有效勞動力減少，大量土地閑置甚至拋荒，加之閑置的未利用建設用地，造成土地利用率較低。針對上述問題，如何建立一套土地科學管理，合理使用的法律機制，解決土地權益調整相關問題，為農業發展注入新的動力，為新型城鎮化進程掃清障礙已經迫在眉睫。

二、土地權益之法律調整原則

“有效益的增長、有質量的城鎮化、有節奏的改革”預計將成為下一階段中國經濟的三條關鍵線索;則有望成為連接這三條線索的重要切入點。歷史經驗表明，有什么樣的土地條件，就會有什么樣的增長方式，也就相應有什么樣的城鎮化模式。［2］我們有理由相信，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土地權益調整應由法律手段主導，運用法律手段調整土地權益關系需要確立基本原則。

(一)土地權益法定原則

土地權益應該由法律明文規定。我國立法中應規定與土地相關的各種所有權及其權益，特別是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及其權益。這是運用法律對土地權益進行調整的基礎和首要原則。

(二)土地權益共享原則

該原則是指對土地權益收益的分配應當綜合考慮國家、集體、個人等多方主體的利益，實現收益的普遍與合理分享，這也是法律公平公正價值的體現。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土地作為推動這一進程的重要因素，確立土地權益共同分享的原則意義重大。

三、土地權益之法律調整方法

土地權益法律關系是指市場主體之間對土地及土地權益的實現與分配在法律層面的各種關系之總和。現行調整土地權益的主要法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物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及散見于各種法律法規中的土地相關規定。從法律層面來講，對于土地權益調整有民事、行政、經濟、刑事等方法。

(一)土地權益之民法調整

民法調整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針對的是平等主體。土地權益本身是一種財產權，民法調整土地權益主要是通過確認財產權來保護土地權益主體的。但由于土地權益各主體地位的不對等，特別是個人土地權益的不完整性，導致民法調整土地權益能力有限。

(二)土地權益之行政法調整

行政法律關系圍繞行政職權行使過程展開，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廣泛存在容易侵犯行政相對人的權益和造成相同案件，不同裁量的不公平現象。而抽象行政行為要先經行政復議才可訴訟的制度設計，為行政相對人維護權益增加了難度。比如土地征收補償標準，非經國家立法調整，其標準是不會輕易改變的。很明顯，行政相對人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處于弱勢，而行政法調整土地權益只能是一種通過限制公權而保護私權的一種土地權益保護方法。

(三)土地權益之刑法調整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刑法調整土地權益法律關系只針對土地相關犯罪行為，體現在打擊土地相關犯罪上，從某種角度講，刑事方法是一種事后懲戒的土地權益保護方法。

(四)土地權益之經濟法調整

經濟法強調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相結合，注重經濟權益的保護和經濟利益的總體平衡。事實上，土地權益關系的核心就是收益權，即土地權利主體對土地產生的利益參與分配并受益的權利。由于土地是我國農民的基本生產資料和基本生活保障，且流轉途徑有限，加之農村社會保障功能的覆蓋面不足，導致農民對土地的依賴度過高，已經嚴重影響到土地有序流轉，進而影響新型城鎮化進程。如何在土地流轉和土地權益保護二者之間找到平衡點，也就是國家在協調土地流轉過程中如何宏觀調控以及制定好相關保障機制，為深化掃清障礙。綜上所述，土地權益之法律調整是一個系統工程，要綜合運用各種法律手段，各部門要盡職盡責，特別是土地執法部門，要管好土地，依法管地。在立法技術、執法過程和法律監督各環節創新機制，確保土地權益在法律層面的全面調整。

四、完善土地權益之法律調整相關措施

時至今日，距離農村家庭承包制改革已經30多年了，城鄉差距正在逐漸拉大，為了讓廣大農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使農民與城市居民權利平等，對城鄉二元體制進行實質性的改革都是必需的。在十召開以后，首要的、具有關鍵性意義的體制改革無疑是城鄉一體化的改革，其中包括城鎮化的推行、土地確權、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戶籍一元化等等改革與發展措施。這是關系到“以人為本”原則得以貫徹的大事，也是確保農民分享包括土地權益在內的改革紅利的大事。

(一)完善土地確權，加強土地管理

調整土地權益，必須保護好農民的土地權益:首先在立法層面，要明確界定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歸屬，給權要給的完整，確權要確的及時。不完整的財產權在對抗第三方時終會顯得蒼白無力，不完整的財產權在享受權益時也會大打折扣。其次盡快完成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權證證書制度，由國家正式進行確權，用制度的落實彌補法律的模糊，讓農民親自掌控屬于自己的合法權益，防止第三方以任何形式侵占農民的合法土地權益。具體措施如下:1．借全國經濟普查之機，搞清土地現狀，為土地立法提供數據支撐;2．確認發放農村房屋房產證和宅基地使用權證，為農村房產流通掃清障礙，開通農民財產性收入主渠道。3．確認發放農村土地(承包地，自留地，林地，山地，灘地等)使用權證，為土地有序流轉鋪平道路。

(二)調控土地流轉方向，實現土地有序流轉

土地本身的特殊性決定了它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調控土地在一二級市場的流轉方向，遵循土地利用的社會利益本位，實現土地有序流轉，其意義不言而喻。遵照契約精神，按照合同原則，鼓勵農民有序流轉土地權利，集中優勢發展各類專業大戶或農村專業合作社等多種形式的規模化經營，真正做到農地農用，有序流轉。具體措施如下:1．優先向關系國計民生的農業生產專業大戶提供用地，確保農地農用。2．倡導農產品深加工公司加農戶的集約化生產模式，努力提高農業生產附加值，提高農民收入。3．國家有計劃對農村專業大戶和農村專業合作社提供資金支持和稅費減免，甚至是財政補貼，調動農業生產積極性。

(三)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確保土地合理使用

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與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各種矛盾逐漸顯現:國家與集體土地所有權與個人土地權益之間的矛盾;國家對土地宏觀調控與地方財政對土地依賴之間的矛盾;土地資源有限與土地資源浪費之間的矛盾;城鄉差距拉大與共享改革成果之間的矛盾。通過法律對土地權益的配置與調控，削弱政府對土地利用與收益的權力，賦予個人更多土地權益，優化產業結構，豐富經濟發展模式，集約化用地，提高土地使用率，在符合國家土地宏觀調控目標的基礎上，合理使用土地，逐步縮小城鄉差距，讓農民享有土地帶來的更多財產性收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果。具體措施如下:1．土地管理部門應注重宏觀調控，重點控制用地方向，減少審批環節，間接提高用地效率。2．土地管理部門應注重事后監管，嚴厲打擊圈地行為和不按審批用地性質用地行為，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機關，讓土地不法者產生敬畏，不敢違法用地。

(四)調整土地收益分配，切實做到權益共享

十報告提出，“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怎樣提高農民的土地財產性收入，讓農村土地權益最大化，是的重要內容。當上述措施都還不足以保障這一目標實現時，就只有運用稅收這一宏觀經濟調節杠桿來調整土地權益分配。具體措施如下:1．針對現行土地管理制度將農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體系之外，那么在利益分配的最后環節可創設土地增值收益補償稅來保障農民土地權益。2．開征房產稅，增強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以此來反哺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農民。

(五)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淡化土地養老模式

我國農村居民養老保障模式單一，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家庭和土地的養老保障功能越來越弱。失地農民怎樣養老?他們為國民經濟發展付出了最寶貴的生產資料土地，理應由國家統籌納入社會養老保障體制一并解決這一社會問題。農村土地流轉機制要想加快，就必須通過各種途徑宣傳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引導農民積極參加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至2009年試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以來，截至2013年3月底，全國城鄉居民參保人數達到4．86億人，其中領取養老金的老年居民達到1．33億人，有12個省整合新農保和城居保，制定實施統一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有13個省級和1572個縣級行政區提高了基礎養老金標準，全國月人均養老金水平78．6元，基金累計結余2504億元，其中個人賬戶基金累計結余2200億元。［3］就目前而言，規范農村養老保險金相關的運行機制，最大程度的保障老年農民的利益，是新型城鎮化建設和保障社會和諧所必須做到的。具體措施如下:1．降低個人繳存比例，努力提高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覆蓋率。2．逐步統一城鎮養老保險和農村養老保險，為經濟二元制破冰探索可行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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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法律體制有可能為世界資源的開發和經濟利益的分配找到和平的出路，因為法律制度作為民主的基礎，為人們所共同接受。中美之間意識形態最主要的對立，表面是民主，實質是法治。因為民主的形式多種多樣，但民主的核心卻只有一個，那就是法律制度。非選舉制、三權分離國家不一定非民主。但非法治國家則不可能民主。美國利益集團關心中國法治，因為法治為突破中國經濟鋪平道路。美國民眾關心中國法治，因為他們相信法治保障生命、自由和財產。選舉制國家中，利益集團操縱意識形態，必須首先操縱民眾的認識。指責中國缺乏法治，是博取民眾廣泛認同的捷徑。而缺乏法治的證據之一，是完全用政治代替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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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工園區規劃環評法律制度運行中的現實困境

隨著工業化進程加快，我國出現了大規模的化工業“造園運動”，已建成和在建的化工園區數量和規模龐大，但參差不齊。規劃環評制度在實際中也暴露出自身的不足，不能有效地從源頭上規制化工園區的環境風險、推動化工園區循環經濟發展。“先審批后環評”現象嚴重。規劃環評的根本作用在于源頭預防。我國《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第10條規定:編制專項規劃，應當在規劃草案報送審批前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這就要求工業園區專項規劃的環境影響報告書應當在決策審批前完成，為決策提供依據。在實際生活中，“先審批后環評”現象嚴重，違背了規劃環評的立法初衷，不能發揮規劃環評在前期介入和預防的作用。循環經濟理念并未被納入到規劃環評之中。我國現行法律并沒有把循環經濟理念納入到規劃環評之中，這使得規劃環評的實施缺乏先進的理念指導，難以從根本上規制環境風險，實現可持續發展，缺乏規劃環評制度保障的循環經濟則容易淪為口號。化工園區規劃環評缺乏替代性方案。我國《環境影響評價法》規定，化工園區專項規劃需要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專項規劃環境影響報告書的內容包括對環境可能造成影響的預測、評估以及相應的減輕和預防措施，但并未規定替代性方案。對于行政機關的風險決策而言，最優方案的產生一般包括三個環節:一是分析和考慮實現既定風險規制目標的各種可選方案及相應手段;二是評估每種方案實現目標的有效程度;三是挑選能最大限度實現目標的方案。通過定量分析的方式，將各種方案的風險值計算出來，在精確計算和評估的基礎上，分析每種方案實現目標的有效程度和成本，然后通過成本收益的方法分析來選擇最優方案。沒有選擇就沒有比較，缺乏替代性方案，只能對單一方案進行審查，在單一方案的基礎上進行修補，不能保障行動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審查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無法實現最優選擇。規劃環評的公眾參與程序缺乏可操作性。我國《環境影響評價法》雖然對專項規劃的公眾參與做了程序要求，要求規劃的編制機關在規劃草案報送審批前，通過舉行論證會、聽證會或者其他形式，征求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對環境影響報告書草案的意見，對公眾意見采納與否的說明也須一起送審批機關審查。但對公眾具體怎么參與并沒有明確規定，例如，報告書草案如何公布、何時公布，公眾如何查閱報告書，公眾提出意見的期限，規劃編制機關如何反饋等并沒有具體規定。公眾參與程序具體規定的不足使得其缺乏可操作性，我國規劃環評的公眾參與難以真正實現，公眾的環境知情權、參與權成為空談。環評報告書審查過程流于形式。化工園區專項規劃在政府正式批準前，應當由政府指定的環境行政機關或其他機關的代表和專家組成審查小組，對環境報告書進行審查，并提出書面性審查意見，最終的審查意見將成為決策的重要依據。審查小組是行政部門主導下的臨時性工作機構，缺乏獨立的法律地位。在行政部門的主導下，審查小組難以起到中立審查的作用，審查效果不容樂觀。這就使環評報告書的審查缺乏有力的外部監督，審查過程難免流于形式，難以起到實質的約束作用。

三、完善化工園區規劃環評的對策

強化審批機關的責任，保障規劃環評的早期介入。規劃環評的重要意義在于決策之前的早期介入，對環境影響進行綜合評估，確定最優的規劃方案，為決策提供依據。現實中“先審批后環評”的做法違反了程序性要求，應當強化違法審批的責任。從法治的角度而言，環評作為一項法律程序，其作用在于規范人們的行為。“先審批后環評”的做法違反了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本身就失去了法律意義，因此是無效的。這就迫使行政部門為了順利通過環評而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辦事，法定程序并不能保證制定出來的規劃具有絕對的實質正義性，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能保障規劃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促進規劃環評發揮有效的作用，推動化工園區循環經濟發展，達到預防環境風險的目的。將循環經濟指標納入到規劃環評之中。規劃環評和循環經濟追求的目標具有一致性，應當把循環經濟的先進理念應用到規劃環評中，建立規劃環評的循環經濟指標評價體系，預防環境風險，建設循環經濟化工園區，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構建循環型社會。在環境影響報告書中加入替代性方案。化工園區專項規劃環評環境影響報告書中并未規定替代性方案，路徑選擇的單一性制約了決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環評報告書中加入替代性方案，可以為決策者提供多種選擇方案，以進行最佳決策，最大限度地降低可能產生的不利環境影響，防止不可逆轉的環境問題產生。從成本收益的角度來看，決策前制定替代性方案的成本遠低于環境問題產生后的補救成本，況且就實際情況而言，替代方案的制定并不需要增加太大的成本，因此，從總體來說，在環評報告書中加入替代性方案是利大于弊的。在規劃環評中加入替代性方案，是平衡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理性選擇。完善公眾參與制度。法律以保障利益為主要目標。化工園區的建設會對周邊居民的環境和健康產生直接影響，公眾作為利益方當然有權利要求參與到環評決策中來，以維護自身利益。環評決策是一種風險決策，對未來的影響進行預測是相當困難的，所以，應將規劃環評定性為科學判斷基礎上的價值判斷，而非單純的科學事實判斷。規劃環評應成為一個風險溝通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公眾的意見得到了表達，雙方進行了溝通，增進了對于決策的認知和理解。無論公眾意見最后是否被采納，都是經過討論的結果，這就增進了公眾對于政府決策的接受度，增強了政府的公信力。在項目前期決策中征求公眾意見，可以相應減少后期對抗式參與的數量，對于預防環境至關重要。我國現有的環評公眾參與最大的不足在于缺乏程序性保障。因此，應建立信息公開制度，向公眾及時有關規劃環評的信息，拓展信息的渠道，讓公眾及時了解信息。同時，建立信息反饋機制，及時反饋公眾的環評意見，搭建風險溝通和決策的平臺。完善環評審查機制。現有的規劃環評審查機構缺乏獨立的法律地位，審查過程受到較多制約，審查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受到影響。筆者認為，應從法律層面賦予審查機構獨立的地位，在環保部下設一個環評審查委員會，各省、市建立地方環評審查委員會，成員由各級環保專家組成，由其獨立、統一地行使審查規劃環評職權。中央、地方實行垂直統一管理，人事、財政獨立管理，保證其作為審查機構的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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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公司治理是指連接并規范所有者、支配者、決策者、執行者以及使用者相互關系的權、責、利關系合理匹配的制度安排。從本質上講，公司治理結構是企業所有權安排的具體化，是有關公司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這些安排決定了公司的目標、行為，決定了公司利益相關者中在公司治理關系中的地位。股東、經管階層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實際控制權的影響最終表現為對其利益實現程度的影響，而公司會計活動的結果，具有直接調節各利益相關主體利益的作用。因此，在公司治理中，會計目標的實現與公司治理目標具有內在的關聯性。一方面，會計功能的發揮與控制目標的實現有賴于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另一方面，由于會計信息在公司治理中具有反映、控制和監督的功能，會計行為可以在公司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在維護企業所有者和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方面，會計法與公司治理的目標是一致的。中國企業股份制改造以來，法學界對會計法律制度的研究雖然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從公司治理的視角研究會計法律制度卻明顯滯后于我國公司治理的實踐，已有的成果也局限于公司治理結構缺陷的角度研究公司的會計行為，這種研究方法由于規范分析方法的缺失，其研究會成果對公司治理與會計立法并無多大助益。本文在分析國外有關會計目標理論的基礎上，會計目標模式與公司治理模式之間的互動與對應關系進行了歸納和評析，并對我國會計法律規范的完善進行了初步構想。

二、會計目標的價值基礎與公司治理模式的選擇

會計目標是公司治理模式選擇的基礎，也是從法律經濟學視角研究會計法律規范的邏輯前提。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環境和法律制度背景下，人們對于會計目標的價值基礎就有不同的的認識。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兩大法系國家關于會計目標價值基礎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息，其中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派學說之中，即受托責任學派和決策有用學派。盡管兩個學派的觀點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關于會計目標價值基礎的理論觀點，對兩大法系國家公司治理模式的影響是深遠的。

(一)受托責任學派與內部治理為主導的“德日治理模式”

受托責任學派形成于公司制盛行之時。該學派認為，由于社會資本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必然造就資本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委托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受托經營者應當對委托者盡忠誠、勤勉的義務，會計目標就是向資源的提供者報告資源受托管理的情況。此種理論觀點稱之為“受托責任觀”。在德日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主導會計目標價值的理論基礎即是“受托責任觀”。由資本市場的欠發達，德日企業的融資主要依賴于銀行貸款，銀行是主要的會計信息使用者，會計目標的定位必然要傾向于銀行。在德日模式下，公司治理主要依靠內部控制機制對管理當局進行監控，會計的基本目標主要是反映經營者受托責任履行情況的信息。

(二)決策有用學派與外部治理為主導的“英美治理模式”

決策有用學派是在證券市場規模日益擴大化和規范化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在該學派看來，會計目標就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其決策的會計信息，因此認為會計信息是資源利用決策的基礎。在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系國家，主導會計目標價值的理論基礎即是“決策有用學觀”。由于英美國家具有高度發達的資本市場，投資者必須通過資本市場以股票或其他證券買賣的方式來決定自己的投資方向，社會資源分配主要通過資本市場進行，其會計目標必然定位于決策有用觀。在英美模式下，公司治理主要依靠外部控制機制對公司經理層進行監控，會計就以為公司經營者的經營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為基本目標。

三、對會計目標與公司治理關系的法律經濟學評價

(一)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公司的法律經濟學價值

如上所述，受托責任學派把會計目標定位于為公司股東的投資決策需要，決策有用學派則把會計目標定位于公司經營者的經營決策需要，兩者實際上都只是客觀反映了現代公司的產權特點，而對其他利益主體的關注是不充分的。從法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會計目標如果定位于單一的主體，則構成對效率價值與公平價值的雙重擬制，從而在根本上動搖公司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公司不僅僅是股東和經理層的事業，而且需要關注各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在市場經濟體制中，這些利益相關者彼此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平等交易的契約關系。在這組合約安排中，公司作為他們之間合約的連接點，將這些利益相關者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因此，公司治理在承認和保護股東利益的同時，還要權衡和調節各種利益沖突。

“效率”指資源的有效使用與有效配置，“公平”是指獲取收人或積累財產的機會公平。效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沒有效率或效率低下，生產力就不可能發展，產品與勞務的供給就不可能充裕，公平也就失去了實現的物質保障。但一個公司為追求效率而不顧公平，它就因無法贏得包括利益相關者在內的廣大投資者的信賴而維持公司的高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國家是重要的利益相關者，會計目標的確定也要受制于現行的公法制度框架，滿足國家宏觀調控的需要。

因此，在進行價值選擇時，我們不能效率與公平絕對化，而應該在肯定公司治理機制奉行效率優先價值取向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兼顧公平的價值要求。

(二)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特征與會計目標定位的路徑

1、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特征:一是資本市場不發達。企業的經營活動并不是完全以資本市場為導向，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資本市場都不會在企業資本籌集上發揮主要作用，企業大量資本的取得，仍大都采用直接投資的方式，只有少部分資金從資本市場籌集。在我國市場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交易的不規范是普遍的存在的;二是股權高度集中。在資本市場完善的情況下，股東可以“用腳投票”來對公司的經營不善及時作出反映。然而，我國目前的證券市場還只是企業的融資渠道，通過資本市場對經營者實行外部約束的機制還沒有形成;三是內部人控制嚴重。董事會本應在監督經營者方面起重要作用，但我國目前大多數上市公司的董事會存在著董事會地位模糊的現象，董事會在公司治理中發揮應有作用的機制缺乏必要的保障。

2、我國公司會計目標定位與路徑選擇

根據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特點和會計立法的現狀，我國公司會計目標應該定位為:會計人員在依法享有會計權利的前提下，有效地履行義務，創造出既忠實于會計現象又對社會有著較高利用價值的會計信息。從長期看，“決策有用觀”是會計目標的必然選擇，但“決策有用觀”是建立在完全有效的證券市場假設基礎上的。而在中國當前的會計環境下，證券市場剛剛發展還很不完善，由于市場機制不完善，市場會計信息使用者對真實的會計信息需求嚴重不足，公司治理結構存在障礙，會計信息失真是當前我國會計市場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應更強調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即定位于“受托責任觀”為主。隨著中國會計環境的健全，資本市場發育成熟，并在社會經濟中具有全面影響時，再逐步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再定位于“決策有用觀”。

四、完善我國會計法律制度的基本構想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會計制度改革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會計立法也取得了豐碩成果。然而，隨著公司股份制改造和公司治理實踐的逐步深人，會計立法的滯后與不足也逐漸顯露出來。為規范公司治理，我國會計法律制度急需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完善。

(一)會計監管體系

會計監管模式可分為行業自律、政府主導以及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相結合三種模式。筆者認為，在我國目前的經濟環境下，我國的會計監管體系應該包括會計監管立法體系和會計監管執法體系。會計監管的立法體系解決的是會計監管的法律建設問題，它是實現會計監管的手段和工具;會計監管的執法體系需要從會計監管活動中各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來體現，它主要包括會計監管主體、會計監管對象以及會計監管范圍等問題。如上所述，這種“三位一體”的會計監管體系框架是由我國公司的會計目標與公司治理模式決定的。

(二)會計監管體制

由于我國現行會計法確立的是政府主導型監管模式，因而會計監管體制主要涉及到會計監管權的設定和分配。由于我國目前實行的是多頭監管體制，會計法律規范之間沖突嚴重，極不利于公司會計目標的實現，有必要進行改革和完善。筆者認為，監管體制的改革和完善必須解決以下幾個問題:明確會計主體的法律責任，建立訴訟機制，實行民事賠償責任追究制度;統一會計立法，加強會計法律規范之間的協調性;明確監管主體之間的權責，建立責任追究機制等。

(三)法律責任制度

目前的法律對于會計、會計監管中的法律責任雖然已經有了許多規定，但是無論從立法上還是從實踐上看，主要還存在以下問題:一是會計人員的民事責任缺位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二是司法會計制度不適應改革的需要;三是有關監管者的法律責任規定不夠明確。這些問題，應成為進一步完善我國會計立法的重要內容。

(四)會計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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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證券市場自建立以來，在近20年間獲得了飛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據中國證監會2009年8月25日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7月底，我國股票投資者開戶數近1．33億戶，基金投資賬戶超過1．78億戶，而上市公司共有1628家，滬深股市總市值達23．57萬億元，流通市值11．67萬億元，市值位列全球第三位。證券市場作為我國資本市場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現我國市場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同時，由于監管、上市公司、中介機構等方面的原因，中國證券市場。這些問題的出現使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備受困擾，證券市場監管陷人困境之中。因此，完善我國證券市場監管法律制度，加強對證券市場的監管、維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一、我國證券市場監管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監管者存在的問題

1．證監會的作用問題

我國《證券法》第178條規定：“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依法對證券市場實行監督管理，維護證券市場秩序，保障其合法運行。”從現行體制看，證監會名義上是證券監督管理機關，證監會的監管范圍看似很大：無所不及、無所不能。從上市公司的審批、上市規模的大小、上市公司的家數、上市公司的價格、公司獨立董事培訓及認可標準，到證券中介機構準入、信息披露的方式及地方、信息披露之內容，以及證券交易所管理人員的任免等等，凡是與證券市場有關的事情無不是在其管制范圍內。而實際上，證監會只是國務院組成部門中的附屬機構，其監督管理的權力和效力無法充分發揮。

2．證券業協會自律性監管的獨立性問題

我國《證券法》第174條規定：“證券業協會是證券業的自律組織，是社會團體法人。證券公司應加入證券業協會。證券業協會的權力機構為全體會員組成的會員大會”。同時規定了證券業協會的職責，如擬定自律性管理制度、組織會員業務培訓和業務交流、處分違法違規會員及調解業內各種糾紛等等。這樣簡簡單單的四個條文，并未明確規定證券業協會的獨立的監管權力，致使這些規定不僅形同虛設，并且實施起來效果也不好。無論中國證券業協會還是地方證券業協會大都屬于官辦機構，帶有一定的行政色彩，機構負責人多是由政府機構負責人兼任，證券業協會的自律規章如一些管理規則、上市規則、處罰規則等等都是由證監會制定的，缺乏應有的獨立性，沒有實質的監督管理的權力，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律組織，通常被看作準政府機構。這與我國《證券法》的證券業的自律組織是通過其會員的自我約束、相互監督來補充證監會對證券市場的監督管理的初衷是相沖突的，從而表明我國《證券法》還沒有放手讓證券業協會進行自律監管，也不相信證券業協會能夠進行自律監管。在我國現行監管體制中，證券業協會的自律監管作用依然沒得到重視，證券市場自律管理缺乏應有的法律地位。

3．監管主體的自我監督約束問題

強調證券監管機構的獨立性，主要是考慮到證券市場的高風險、突發性、波及范圍廣等特點，而過于分散的監管權限往往會導致責任的相互推諉和監管效率的低下，最終使抵御風險的能力降低。而從辨證的角度分析，權力又必須受到約束，絕對的權力則意味著腐敗。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監管者也是經濟人，他們與被監管同樣需要自律性。監管機構希望加大自己的權力而減少自己的責任，監管機構的人員受到薪金、工作條件、聲譽權力以及行政工作之便利的影響，不管是制定規章還是執行監管，他們都有以公謀私的可能，甚至成為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工具，而偏離自身的職責和犧牲公眾的利益。從法學理論的角度分析，公共權力不是與生俱來的，它是從人民權利中分離出來，交由公共管理機構享有行使權，用來為人服務；同時由于它是由人民賦予的，因此要接受人民的監督；但權力則意味著潛在的腐敗，它的行使有可能偏離人民服務的目標，被掌權者當作謀取私利的工具。因此，在證券市場的監管活動中，由于監管權的存在，監管者有可能，做出損害投資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所以必須加強對監管主體的監督約束。

(二)被監管者存在的問題

1．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和治理機制的問題

由于我國上市公司上市前多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股權過分集中于國有股股東，存在“一股獨大”現象，這種國有股股權比例過高的情況導致政府不敢過于放手讓市場自主調節，而用行政權力過多地干預證券市場的運行，形成所謂的“政策市”。由此出現了“證券的發行制度演變為國有企業的融資制度，同時證券市場的每一次大的波動均與政府政策有關，我國證券市場的功能被強烈扭曲”的現象。證監會的監管活動也往往為各級政府部門所左右。總之，由于股權結構的不合理，使政府或出于政治大局考慮，而不敢放手，最終造成證監會對證券市場的監管出現問題。

2．證券市場中介機構的治理問題

同上市公司一樣，我國的證券市場中介機構的股權結構、治理機制等也有在著上述的問題。證券公司、投資公司、基金公司等證券市場的中介機構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雖然也成長起來，但在我國證券市場發展尚不成熟、法制尚待健全、相關發展經驗不足的境況下，這些機構的日常管理、規章制度、行為規范等也都存在很多缺陷。有些機構為了牟取私利，違背職業道德，為企業做假賬，提供虛假證明；有的甚至迎合上市公司的違法或無理要求，為其虛假包裝上市大開方便之門。目前很多上市公司與中介機構在上市、配股、資產重組、關聯交易等多個環節聯手勾結，出具虛假審計報告，或以能力有限為由對財務數據的真實性做出有傾向性錯誤的審計結論，誤導了投資者，擾亂證券市場的交易規則和秩序，對我國證券市場監督管理造成沖擊。

3．投資者的問題

我國證券市場的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離理性、成熟的要求還有極大的距離。這表現在他們缺乏有關投資的知識和經驗，缺乏正確判斷企業管理的好壞、企業盈利能力的高低、政府政策的效果的能力，在各種市場傳聞面前不知所措甚至盲信盲從，缺乏獨立思考和決策的能力。他們沒有樹立正確的風險觀念，在市場價格上漲時盲目樂觀，在市場價格下跌時又盲目悲觀，不斷的追漲殺跌，既加劇了市場的風險，又助長了大戶或證券公司操縱市場的行為，從而加大了我國證券市場的監督管理的難度。

(三)監管手段存在的問題

1．證券監管的法律手段存在的問題

我國證券法制建設從20世紀80年展至今，證券法律體系日漸完善已初步形成了以《證券法》、《公司法》為主，包括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自律規則四個層次的法律體系，尤其是《證券法》的頒布實施，使得我國證券法律制度的框架最終形成。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證券法律制度仍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首先，證券市場是由上市公司證券經營機構、投資者及其它市場參與者組成，通過證券交易所的有效組織，圍繞上市、發行、交易等環節運行。在這一系列環節中，與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規應當是應有俱有，但我國目前除《證券法》之外，與之相配套的相關法律如《證券交易法》、《證券信托法》、《證券信譽平價法》等幾乎空白。其次，一方面，由于我國不具備統一完整的證券法律體系，導致我國在面臨一些證券市場違法違規行為時無計可施；另一方面，我國現有的證券市場法律法規過于抽象，缺乏具體的操作措施，導致在監管中無法做到“有章可循”。再者，我國現行的證券法律制度中三大法律責任的配制嚴重失衡，過分強調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而忽視了民事責任，導致投資者的損失在事實上得不到補償。以2005年新修訂的《證券法》為例，該法規涉及法律責任的條款有48條，其中有42條直接規定了行政責任，而涉及民事責任的條款只有4條。

2．證券監管的行政手段存在的問題

在我國經濟發展的歷程中，計劃經濟體制的發展模式曾長久的站在我國經濟發展的舞臺上，這種政府干預為主的思想在經濟發展中已根深蒂固，監管者法律意識淡薄，最終導致政府不敢也不想過多放手于證券市場。因此在我國證券市場的監管中，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被弱化。

3．證券監管的經濟手段存在的問題

對于證券監管的經濟手段，無論是我國的法律規定還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均有體現，只不過這種經濟的監管手段過于偏重于懲罰措施的監督管理作用而忽視了經濟獎勵的監督管理作用。我國證券監管主要表現為懲罰經濟制裁，而對于三年保持較好的穩定發展成績的上市公司，卻忽視了用經濟獎勵手段鼓勵其守法守規行為。

二、完善我國證券市場監管法律制度

(一)監管者的法律完善

I．證監會地位的法律完善

我國《證券法》首先應重塑中國證監會的權威形象，用法律規定增強其獨立性，明確界定中國證監會獨立的監督管理權。政府應將維護證券市場發展的任務從證監會的工作目標中剝離出去，將證監會獨立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執法委員會。同時我國《證券法》應明確界定證監會在現行法律框架內實施監管權力的獨立范圍，并對地方政府對證監會的不合理的干預行為在法律上做出相應規制。這樣，一方面利于樹立中國證監會的法律權威，增強其監管的獨立性，另一方面也利于監管主體之間合理分工和協調，提高監管效率。

2．證券業自律組織監管權的法律完善

《證券法》對證券業自律組織的簡簡單單的幾條規定并未確立其在證券市場監管中的輔助地位，我國應學習英美等發達國家的監管體制，對證券業自律組織重視起來。應制定一部與《證券法》相配套的《證券業自律組織法》，其中明確界定證券業自律組織在證券市場中的監管權范圍，確定其輔助監管的地位以及獨立的監管權力；在法律上規定政府和證監會對證券業自律組織的有限干預，并嚴格規定干預的程序；在法律上完善證券業自律組織的各項人事任免、自律規則等，使其擺脫政府對其監管權的干預，提高證券業自律組織的管理水平，真正走上規范化發展的道路，以利于我國證券業市場自我調節作用的發揮以及與國際證券市場的接軌。

3．監管者自我監管的法律完善

對證券市場中的監管者必須加強監督約束：我國相關法律要嚴格規定監管的程序，使其法制化，要求監管者依法行政；通過法律法規，我們可以從正面角度利用監管者經濟人的一面，一方面改變我國證監會及其分支機構從事證券監管的管理者的終身雇傭制，建立監管機構同管理者的勞動用工解聘制度，采取懲罰和激勵機制，另一方面落實量化定額的激勵相容的考核制度；在法律上明確建立公開聽證制度的相關內容，使相關利益主體參與其中，對監管者形成約束，增加監管的透明度；還可以通過法律開辟非政府的證券監管機構對監管者業績的評價機制，來作為監管機構人事考核的重要依據。

(二)被監管者的法律完善

1．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完善

面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治理機制出現的問題，我們應當以完善上市公司的權力制衡為中心的法人治理結構為目標。一方面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減少國有股的股份數額，改變國有股“一股獨大”的不合理的股權結構；另一方面制定和完善能夠使獨立董事發揮作用的法律環境，并在其內部建立一種控制權、指揮權與監督權的合理制衡的機制，把充分發揮董事會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的積極作用作為改革和完善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2．中介機構治理的法律完善

我國證券市場中的中介機構同上市公司一樣，在面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的歷史和國情時也有股權結構、治理機制的問題。除此之外，在其日常管理、規章制度、行為規范、經濟信用等方面也存在很多缺陷。我們應當以優化中介機構的股權結構、完善中介機構的法人治理結構為根本目標，一方面在法津上提高違法者成本，加大對違法違規的中介機構及相關人員的處罰力度：不僅要追究法人責任，還要追究直接責任人、相關責任人的經濟乃至刑事的責任。另一方面在法律上加大對中介機構的信用的管理規定，使中介機構建立起嚴格的信用擔保制度。

3．有關投資者投資的法律完善

我國相關法律應確立培育理性投資者的制度：首先在法律上確立問責機制，將培育理性投資的工作納入日常管理中，投資者投資出問題，誰應對此負責，法律應有明確答案。其次，實施長期的風險教育戰略，向投資者進行“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的思想灌輸。另外，還要建立股價波動與經濟波動的分析體系，引導投資者理性預期。投資者對未來經濟的預期是決定股價波動的重要因素，投資者應以過去的經濟信念為條件對未來經濟作出預期，從而確定自己的投資策略。

(三)監管手段的法律完善

1．證券監管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善

我國證券監管的法律法規體系雖然已經日漸完善，形成了以《證券法》和《公司法》為中心的包括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自律規則四個層次的法律法規體系，但我國證券監管法律法規體系無論從總體上還是細節部分都存在諸多漏洞和不足。面對21世紀的法治世界，證券監管法律法規在對證券監管中的作用不言而語，我們仍需加強對證券監管法律法規體系的重視與完善。要加快出臺《證券法》的實施細則，以便細化法律條款，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并填補一些《證券法》無法監管的空白；制定與《證券法》相配套的監管證券的上市、發行、交易等環節的相關法律法規，如《證券交易法》、《證券信托法》、《證券信譽評價法》等等；進一步完善法律責任制度，使其在我國證券市場中發揮基礎作用，彌補投資者所遭受的損害，保護投資者利益。

2．證券監管行政手段的法律完善

政府對證券市場的過度干預，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原理是相違背的，不利于證券市場的健康、快速發展。因此要完善我國證券市場的監管手段，正確處理好證券監管同市場機制的關系，深化市場經濟的觀念，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涉。盡量以市場化的監管方式和經濟、法律手段代替過去的政府指令和政策干預，在法律上明確界定行政干預的范圍和程序等內容，使政府嚴格依法監管，并從法律上體現證券監管從“官本位”向“市場本位”轉化的思想。

3．證券監管其他手段的法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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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職法律專業的定位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及職業分工的細化，社會對高等技能人才的需求日趨增加，法律專業作為高等職業教育的一個分支學科建立和發展起來。高職法律專業與其他專業相比，在歷史沿革和專業發展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伴隨著我國1999年開始高考擴招，法律專業如雨后春筍在各高職院校開設，這樣的繁榮景象一方面反映出社會對法律人才的需求急劇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學生對這個“高大上”專業的向往。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呼和浩特職業學院（以下簡稱呼職院）開設了法律專業（包括法律事務和法律文秘專業）。高職院校培養的法律專業學生與本科院校不同，后者更側重理論知識的培養，而高職院校對法律專業的定位主要表現在：1.法律高職的教學內容與社會生產、管理、服務及生活緊密聯系，側重應用。法律高職的專業要根據社會需求定位，社會對法律職業需求什么崗位，就設置什么專業，如經濟法律事務、司法文秘、法律英語等專業的設置，就充分體現了“應需而設”的特點。2.法律高職教育比較注重學生實際工作能力的培養，學生在畢業后能較快適應法律職業的需要。所謂法律職業，是指各種與法律有關的工作的總稱；又指專門從事法律工作的人員，即法律職業者。換言之，法律專業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專業，因此，我們對學生職業能力的培養至關重要。正如張衛平教授所言“從法學教育觀念上來講，一直比較注重理論方面的教學，注重灌輸理論知識，在法學教育人才的培養上，沒有把培養具有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實用人才作為培養目標”。

二、高職法律專業畢業論文的設置目的

畢業論文對于大多數文科專業來講，是檢驗學生學習成果的一種方式，是學校提高專業教育水平的參考要素之一。在以培養實踐能力和操作技能為教育理念的高職法律專業中，學生撰寫畢業論文的過程也是寫作能力和分析技能提升的過程。以呼和浩特職業學院法律專業為例，我們在大學三年級時往往會給出學生一個寫作論文的大致范圍，讓學生根據自己的學習興趣進行選擇，并擬定具體寫作目標。在論文題目范圍的設定上，我們往往偏重于對具體的或有爭論性的問題進行擬題。對學生而言，寫作過程中首先需要通過各種平臺和媒介尋找自己論文的基礎支撐材料，然后根據具體寫作目標進行甄別和思考，最后形成論文寫作的大綱和思路。這是一個 “溫故而知新”的過程，學生在形成思路的過程中既能復習以往學到的知識，還能通過自己的分析得出自己對該問題的認識和觀點；同時，學生的專業寫作水平和文書寫作水平在這個過程中也得以反饋。綜上所述，在高職法律專業設置畢業論文這個環節是有必要的，應將畢業論文的寫作同高職教育的培養理念和方案緊密結合，以期能最大程度地反映學生的綜合能力和實操技能。因此，畢業論文的寫作過程既是對學校、學生學風的檢驗，也會對學生將來的職業道路養成產生深遠影響。

三、呼職院法律專業畢業論文存在的問題

自2007年指導呼和浩特職業學院法律專業學生畢業論文至今，我發現學生在論文的選題、寫作和答辯中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中涉及到學生的態度、能力、論文的形式、論文的內容等多個方面，具體如下：

（一）在給定的題目索引里，學生畢業論文題目、題材選擇過于集中，論文題目選擇重復率高

很多學生在選擇寫什么方面的論文時并未仔細思索自己是否有興趣并擅長或有能力創新，而是選擇一些成熟甚至陳舊的內容，理由是這樣的文章多已成型，觀點表述上不會出現大的風險且答辯的時候能夠對答如流。這樣會導致一屆甚至連續幾屆的畢業論文中“青少年犯罪的產生原因及預防措施”“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等論文題目的“上鏡率”很高。

（二）論文的內容陳舊、缺乏新意、沒有創造性，科研精神缺失

論文格式不規范，甚至有的學生在出了兩稿后論文的字體、行間距等基本規范問題仍未改正。有的學生在論文中的引例缺乏代表性，引用的法律規范內容存在滯后性，論文的內容在邏輯結構上不成體系，參考文獻不規范。只有很少的學生能在畢業論文中提出對一個法律問題的自我認識或對現行法律法規如何完善提出建設性建議。

（三）學生對待畢業論文的寫作態度不端正，出現學術不端和學術失范的行為

學生提交的畢業論文中，有的抄襲他人作品，但未做標注或說明，有的將幾篇文章進行拼湊形成自己的論文，最為嚴重的是有的學生全文搬用他人作品。這些問題的背后隱藏的是誠信缺失、學風不嚴謹、不求勤奮上進與求真務實、缺乏銳意創新等道德層面的問題。這樣低水平的復制式論文寫作完全與論文答辯的設置背道而馳，對學生的價值觀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四）學校和教師在就業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下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學生的論文失范行為

學校雖制定了畢業論文答辯的管理文件，但針對學生的失范行為缺乏必要的懲戒措施。很多學生雖知抄襲論文的做法不正確，但這樣的行為不會給自己帶來什么影響，照樣答辯畢業。因此，法律專業學生“不守法”的論文失范現象與有效的懲治機制不健全不無關系。

（五）學生論文寫作中資料查找途徑單一，論文缺乏有力基礎支撐

大部分同學在畢業論文寫作時通過網絡進行資料檢索，甚至直接將要寫作的內容從百度等搜索引擎中全文下載“引用”，對資料的真實性及原始性缺乏必要的甄別和考證。學生在資料搜索方面存在知識欠缺問題，缺失學習的主動性。

四、呼職院法律專業畢業論文的改進對策探析

針對上述問題，并結合當下國家對法律實踐型人才的需求，建議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改進：

（一）深化對畢業論文存在意義的探析，改進畢業論文的寫作，確立符合實踐需要的目標

職業院校的法律專業的特點決定了它和本科院校在專業設置和授課內容上的不同，實踐技能的側重培養使我們對學生在理論層面的知識要求程度要低一些，在畢業論文中的映射就是我們在對畢業論文的形式進行設計的時候也應該偏重于對學生實踐能力的考察。目前，我們的論文題目索引給定的題目并未表現出這一特點。因此，在課程改革和完善過程中就需要大家集思廣益重新確立論文題目庫，給出學生偏實踐性的指引。其實，除了現有的畢業論文寫作方式，我們還可以運用調研報告或法律建議書等方式對學生進行結業考察。換言之，學生在最后一年的學習中，可以利用假期時間或實訓單一或組成團隊針對感興趣的法律問題進行調研，然后形成5000字左右的調研報告或法律建議書。這個過程既能使學生全程參與也能體現出學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針對學生的調研報告或法律建議書教師可以在答辯或交流過程中與其進行溝通并給出成績。

（二）強化學術道德建設，凈化校園學習環境，建立誠信校園

學術道德建設的強化路徑可以在新生入學之初的教育培訓中體現，也可以在日常課程中潛移默化地滲透。學術道德的建設和學校的學習環境息息相關，誠信校園建立后，大家都自覺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誠信做人、誠信做事。長此以往，心存僥幸的同學就會為自己的不誠信行為感到羞恥，從而糾正存在的學術失范問題，憑借自己的能力和實力完成大學期間的最后考核。

（三）建立失信論文懲治機制，保障畢業論文設置目的的實現

學生自我誠信機制的建立和完善任重道遠。除此之外，對于學校而言，應該出臺管理文件，對于在畢業論文環節態度不端、行為失范的學生進行教育、糾正和懲治。就業率的確能體現出學校的成績，但我們給社會培養和輸送的應該是優秀的人才，優秀不僅體現在技能上，還體現在職業道德上，職業道德又會受到在校期間的道德體系的影響。因此，通過對論文中存在嚴重學術問題的學生給予延遲畢業或重新組織答辯等形式的懲治是有必要的。一個完整科學的懲罰和有效糾正機制的建立能夠為失范行為的約束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四）發揮指導教師的督導和示范作用，引導學生以正確的態度和方法完成論文寫作

教師，身肩“傳道、授業、解惑”之大任，為人師表者必先正其身。因此，教師的學術良知和學術創新是學生的一面鏡子。近些年來，職稱評審條件高門檻及的高難度導致在學界出現了諸多學術失范行為，這對于教師和學生都產生了負面的影響。換言之，教師學術聲譽的重建和學術責任的承擔能夠對學生起到示范作用。另外，學生分配給導師之后，導師要能夠時刻起到督導作用，無論從論文題目的遴選還是論文邏輯的架構以及論文內容的創作上都需要認真對待、實時關注，出現問題要及時糾正，逐漸引導學生以正確的態度和方法完成畢業論文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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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事登記法律制度的歷史考察

何謂商事登記，目前各學者的表述有所差異，有的認為是一種法律行為，有的認為是商事管理制度，有的認為僅僅是一種活動，但這些表述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差異也僅在于以不同的角度作為出發點。因此，我們可以說，商事登記是指商事籌辦人或商人為設立、變更、終止商人資格，而依商法典或商事登記法及其他特別法的規定，向商事登記主管機關核準登記公告的法律行為。

商事登記法律制度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期。中古時代，意大利及地中海沿岸商事繁榮，形成了一定規模的行會組織，他們自己訂立法律，保護自身的利益，商事登記規則便也逐步健全。若欲取得商人資格，除其身份取得商人行為的承認和接納外，還必須把商人名稱、營業牌照、商業經營人及學徒等事項登記于行會成員的清冊中，事實上，這就是早期的商事登記制度。

我國的商事登記制度從其本質方面考察，早在漢代就存在。漢朝設市令長，主管市場事務，其職責之一就是掌管市籍。在南北朝和清初都有類似的規定，但這些規定僅僅是有名無實的，與西方商事登記制度的歷史演進具有天壤之別。中國古代的商事登記制度根植于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自然經濟基礎之上，顯然不同與西歐商事登記制度。可見古代中西方商事登記法律制度在原動力、社會功能和價值等方面均是不同的。

2商事登記法律制度的價值分析

任何一項法律制度的產生、發展都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價值取向。法律必須具有一定的內在道德性，即法律必須符合一定的社會特定歷史時期普遍的價值準則，并與人類社會最低限度的價值觀念保持一致。商事登記法律制度亦然。

2.1效率價值

在法律上，效率被解釋為通過對某些行為的規制，限制一些自由，從而獲得更大的自由，使法律關系和法律行為流轉快速化，以實現最大價值的目標追求。我們知道，營利性是商法的核心理念，商法的終極性價值是實現商主體的營利，進而實現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對于商主體來說，只有在較短的交易周期內，實現交易次數的增多、交易成本的降低，即只有在交易迅捷的情況下，商主體才能實現自身的營利。

商事登記作為交易的前置程序，必然在制度設計上體現效率這一商法的價值。從社會整體角度來看，商事登記并沒有增大商主體的交易成本。商事主體設定、出資履行、組織變更合并、增資減資以及解散等方面信息的登記和公告，是有助于相關交易主體便利地獲取交易信息，從而大大降低交易主體獲取信息的成本支出，也為商事主體迅速作出交易決策、降低交易風險創造了條件。各國的商事登記制度無不體現出效率這一價值取向。例如法國《關于商事及登記的法令》中規定：法院書記官在收到申請的5個工作日內應進行登記。這種具有確定性的時間標準無疑是有利于保護商事交易的效率。瑞士、比利時等國的形式審查主義，也完全符合商事效率原則。因此，商事登記法律制度通過公權力強制性的限制，有效防止在“自由竟爭”中由于商人的逐利本性而可能引致的信息披露的缺失性與虛假性，從而不僅在局部上保證了市場秩序的穩定，也為整個社會商事交易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基礎保障。

2.2安全價值

安全是人類所需要的社會性狀，當然也是法律所追求的一種價值。“商事交易，固貴敏捷，尤須注意安全，如果只圖敏捷，而不求安全，則今日所為的交易，明日即可能發生問題，甚至于遭受意外的損害。”商事登記法律制度中的登記、公示、外觀主義、嚴格責任主義等都是確認交易順利、安全、可靠的基本原則之一。各國商事登記制度通常以強行法規范規定商事登記為一種要式法律行為，要求商事主體必須以書面的形式和法定的格式將商事經營的內容和事項登記注冊，使交易相對人對商事主體的情況有所了解，提高交易的安全性。

效率與安全都是商事登記法律制度所追求的價值，但這兩者常常發生矛盾，但正如前述，法律在反映社會生活的同時，還必須按照一定的理想模式來塑造社會生活，反映立法者、執法者及守法者期望追求的價值目標，當法律所追求的多個價值目標出現矛盾時必須作出最終的選擇。但從效率與安全這兩個價值目標來說，在兼顧安全價值的前提下，安全因服從于效率，以實現商主體商事交易營利性的終極目標。

3商事登記法律制度若干問題的思考

3.1商事登記中主體資格與營業資格分合問題

關于商事主體資格和經營資格的分合問題，如今主要有兩種立法例：“統一主義”和“分離主義”。前者是指商事主體資格的證明和營業能力的證明合二為一的立法模型，而后者是指將核準登記視為商主體取得主體資格的程序，而營業執照的簽發作為取得營業資格的程序，同時建立兩個相對獨立的證明體系。我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和《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第3條均規定，“經登記主管機關審核，準予登記注冊的，領取《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取得法人資格”。可見，營業執照的頒布被賦予了雙重功能：即證明企業主體資格的取得和營業資格的取得。但這種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中都是不可取的。

（1）按照現代商法理念，核準是登記機關依法對商事主體資格合法性予以確認的程序，營業登記是企業在獲得商事主體資格后，要進入特定領域從事經營活動時必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獲取營業上的許可的程序。對于商主體資格的取得問題，雖然各國對取得的標準不同，但都認為商主體必須經過登記才能具備主體資格，在取得主體資格之后尚不具備經營資格之前，商主體已經是合格的民事主體，而在取得了營業資格之后，商主體除了能夠享受普通民事主體所能夠享有的權利，還能夠從事那些只有商主體才能夠從事的活動。因此，如按我國的規定，商主體在核準登記之后，沒有領取營業執照就將被視為沒有取得民事主體資格，那么登記的意義將不復存在。

（2）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時，由于主體資格依附于營業執照，主體資格也就隨之消滅，那么處于清算階段的企業就不能再認為是法人了，也就不能以企業財產對外承擔責任，民事訴訟資格也相應地消滅，相對人也只能對企業的開辦者或者股東提訟。按我國的相關規定理應做這一理解，但這卻恰恰與我國實踐做法相矛盾。

從本質上說，核準登記與注銷登記都旨在解決某一私法組織的主體資格問題，屬于私法范疇較為適宜。而營業執照在法律意義上是一種準入制度，是國家通過實施各種法律和規章制度對商市場開放程度的一種宏觀的掌握和控制，體現出很強的公法性。因此，商事登記的立法指導思想應該從商事登記由統一主義走向分離主義。任何商事主體都具有營業資格和主體資格，有主體資格并不必然具備營業資格，喪失營業資格并不必然喪失主體資格。

3.2不實登記效力問題

不實登記是指商事登記中登記與事實不符的情況下登記事項是否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普遍效力。日本《商法典》第十四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而登記不實事項者，不得以該事項的不實對抗善意第三人。德國《商法典》第十五條第三款規定：對應登記的事實已經進行不正確公告的，第三人可以對在其事務上應對此種事實進行登記的人援用已經公告的事實，但第三人明知不正確的，不在此限。從德日等國商法典可以看出，對于不實登記，原則上不實部分不能對第三人產生對抗效力，但對善意第三人也作了例外規定。事實上，這是商事交易外觀主義的立法反映。依外觀主義，一個法律行為一旦作出以后，為了交易的安全原則上不允許撤銷。在商事登記中，商主體進行了商事登記并作了相應公告之后，對于登記和公告反映出來的事項和內容是否存在，相對方很難知曉，而往往僅根據公告內容作出選擇。但正如前文所述，這里又涉及到商法對安全和效率價值的取舍問題。如果商法一味追求行為外觀主義而不注重行為人的真實意思，就很有可能極大損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對第三人而言，各國都區分了善意和惡意，規定不實登記對善意第三人有利時，不作對第三人不利的解釋，但惡意第三人并不能享有這一優待。

3.3商事登記豁免問題

何謂商事登記豁免，學界并沒有嚴格的定義，主要是指對哪些主體，哪些行為要進行商事登記，這就涉及到對商事主體的確認標準。由于各國的歷史傳統、商業習慣等的不同，采取的標準也不相同，但行為標準和職業標準則時各國都承認的。所謂行為標準，也即營利標準，主要包括目的的營利性、行為的有償性、受益和盈利的分配性三方面；所謂職業標準是指商事主體持續的或反復的從事營利，并以從事該行為為業，偶爾的經營行為，不是商法上的經營行為。因此，很多國家對必須履行登記的商人做了一些限定。日本《商法典》第八條規定：本法中有關商業登記、商號及商業賬簿的規定，不適用于小商人。德國《商法典》也同樣規定了一些豁免登記的對象，主要包括：任意商人（從事農業、林業及其從屬業的經營者，以及小商人）以及自由登記商人（包括律師、會計師等）。我國臺灣地區則對沿門沿街叫賣者、于市場外設攤營業者、農林、漁、牧業者、家庭手工業者、由主管機關所定的小規模營業者免于商事登記。

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2005年頒發的《個體工商戶分層分類登記管理辦法》第十六條指出：“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依照國家有關政策法規對農村流動小商小販免予工商登記，對農民在集貿市場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區域內銷售自產農副產品免予工商登記。”這樣的規定在現階段具有合理性。對流動小商小販以及指定區域內銷售自產農副產品的農民強制規定履行登記程序、同時進行實質審查，顯然不符合實際。

參考文獻